弁言──
这几篇短文，除第‘叁’篇外，乃应香港‘圣文社’之嘱而撰，原系问答式，旨在帮助一般青年，祛疑起信，每篇仅限数十字至数百字，故所论不得不力求简短浅明，俾易领悟。兹特增订，谨附篇末，以饷读者。
力生附记
一.基督教的天道观
问：儒教的‘天’，和道教的‘道’，是否即基督教的‘神’？
他们这种观念，便日趋变质。上焉者，成为一种空幻虚无的‘泛神论’(Pantheism)和‘理神论’或作‘超神论’(Deism)；下焉者，便敬拜天地山川，以及各种受造之物，流为一种迷信邪灵，崇拜偶像的低级宗教观念和神秘思想。从而使民智日蔽，民德日堕；民族衰微，此实厉阶！(参看拙著⑴TheFallacyofPantheismandthePersonalityofGood-Gordon,1959;⑵‘原道’第一章；⑶‘圣道通诠’──第三章‘基督教的天道观’)
二.基督教的宇宙观
问：何谓基督教的宇宙观？
答：关于基督教的宇宙观，可分三点，简要解答：
一、从宇宙的创始说──上帝是造物之主，万有都本乎上帝，都是藉着他造的(罗十一36;西一16)。基督教的宇宙观，反对无神论，进化论和创造论；相信上帝乃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创一1；尼九6;诗九十1～2；徒十七24)。天地万物不是永恒的，也不是上帝之内蕴的表现，而乃是上帝造化的产品。基督教的上帝，乃是一位超乎自然的造物主。他不藉任何先存的事物，而乃从无中创造万有；“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卅三9)“他在万有之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西一16～17)这乃是一种颠扑不破的真理；一切否认上帝创世的学说，绝对不能改变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来源；而且自相矛盾，根本不能自圆其说。基督教的创世论，相信上帝乃是一切物质和精神的世界的创造者；以宇宙万象之伟大奇妙，万元出于‘偶然’的道理，必然出诸一位自有永有，全智全能的上帝──造物之主。
英国金斯爵士(Sir James H. Jeans)，乃是一位善以科学阐明哲学的学者，在其所著“奥秘的宇宙”(The Mysterious Universe)一书中说：“从上帝创造宇宙的内证看，这一位‘宇宙大建筑家’，乃是一位‘绝对精确的数学家’。……倘使宇宙是一个思想的宇宙，则宇宙的创造，必出诸一种思想的动作，……最近科学原理，使我们不能不信，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乃在时间空间以外；正如一位画家作画，亦在其画之外。”还有一位对于光学，声学，电学，磁性学，动力学有卓越贡献的英国大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凯尔文爵士(Lord William Thomas
英国科学促进会会长卡本德氏(W. B.Carpenter)，尝抨击妄用科学来反对圣经的科学家说：“当科学越过其领域，侵占了神学的职权，妄拟从其皮相的观察，来解释宇宙的奥秘，那便是越俎代谋。假如以为自然的定律是自动的，否定那位创造这些定例的大主宰与全能者，那便是最不科学最不合理的武断；因为一切管理和证实宇宙现象的法则，便是那位统治万有的大主宰运筹安排的结果。……一切科学的任务，只是对于造物主如何施展其奇妙作为的一种考察和研究。一切最高的定律法则，只是上帝藉着各样事物表现他作为的结果。一切宇宙的现象，从最简单和最微小的，到最伟大的作为，都应以上帝为其本源，为其主因。”(参看同上拙著第卅一,卅二页)
三、从宇宙的目的说──上帝是历史之主，万有都归乎他，都是为他而造；他还要领他的儿女进到荣耀里去(罗十一36,西一16;来二10)。宇宙万有，不仅都是经其运行，靠他掌管；而且还要照其安排，完成其目的。(参看L. Berkhof: Systematic Theology,一Ｏ六页)基此而论，基督教又不同‘理神论’(或作自然神教Deism)。理神论虽信神创造宇宙，为万有之源，超乎世界而存在；然却以为神意乃超乎自然法之外，不信上帝过问世事。照他们的看法，宇宙仿佛一架庞大的机器，照着一种呆板的定律，机械地自己运行；每一个人，每一样东西，仿佛机器里面无机的轮齿。殊不知照基督教的道理，上帝和世人之关系，却以舵师之与航船；这一个宇宙，乃由一位大主宰，用他的智慧在掌管统治，完成其目的。他乃是历史之主，整个人类历史的行程，乃是以主耶稣基督──人类救主，荣耀再临为指归。在这邪恶悖谬的世代，虽有离道反教之事；然而到了时候，那‘不法的人’，主必用他降临的荣光废掉它；那日天必不有响声废去，地和其上的物，都要被烈火烧尽；而他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率领他们进入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那时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号哭，疼痛，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参看帖前四16～18;帖后一6～10,二3～8;彼后三8～13，启廿一1～8)。
总之，基督教的宇宙观，从宇宙之创始言，反对无神论，进化论，和创化论；从宇宙的统治言，反对泛神论；而从宇宙之目的言，则又反对超神论。大科学家牛顿尝对宇宙观，作严正的表示说：“证诸天文系的奇妙安排，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必是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的作为。……宇宙间一切有机无机的万象万事，都从永生真神的智慧大能而来；他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他在这无量无边，井然有序的大千世界中，凭其旨意，创造万物；运行万物，并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上帝。……万物之新陈代谢，如果否认系出诸上帝大能的运行，实在无法理解。”他在其所著‘基本原理’(Principia)一书的结论中说：“宇宙万物，必有一位全能的上帝在掌管统治。”牛氏虽为著名科学家，同时却又为一位精通圣经的学者；他对圣经研究，兴味之浓，并不在科学之下；而其对于‘但以理’和‘启示录’两部深奥奇妙的书，尤其有深入独到的研究。牛氏鉴于宇宙之奇妙神秘，深深感到造物主的庄严伟大，实在不可思议；以是在他平常谈话的时候，从不敢妄称耶和华的名，在提到他圣名之前，必先肃然静默，以示敬畏之心。(参看上引拙著第二章,廿六,廿七页)是则牛氏信神之笃切，事神之敬虔，尤足令世人深思反省！世人必先有正确的宇宙观，才能有合理的人生观，才能乐观进取，荣神益人，而复有荣耀的盼望。(参阅拙著‘圣道通诠’──第四章)
三.基督教的人生观
关于这个问题，中西哲人，各种宗教，探讨甚深，绝非这篇短文，所能详论。作者正拟撰‘论人生’一书(为拙著‘圣道精义’之一卷)，兹所论列，仅发其凡；疏略之处，读者谅之。
一、儒家的人生观
关于宇宙万物，以及人类之由来，儒家否认上帝创造之说，认为乃是阴阳二气所和合化生。易言之，乃是本乎自然。例如易？辞下说：“天地捆蕴，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书经易经，虽有“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和“大哉坤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诸说；但天的观念，非常含混，究未可与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的有位格的上帝，等量齐观。(详见拙著‘原道’第一章)宋儒复将天地阴阳理气之说，加以推演，谓‘太极’乃万物之始，又谓太极本于‘无极’，无人能穷其源。他们复以‘太极’乃万物之始，又谓太极本于‘无极’，无人能穷其源。他们复以‘太极’为理，谓理与气混合，初无先后之分，气分阴阳，均有理运乎其中。由于阴阳二气的动静，而天地分；天为阳，主乎动；地为阴，主乎静；男女由此殊，明暗由此异，生死由此分，而尊卑智愚贤不肖，亦由此判。人得天理之全，物得天理之偏。(参看：贾玉铭神道学卷二，九九页)
至于人类的本质，以及人性的善恶问题，孔子仅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和‘有教无类’的说法；初未绝对主张性善。一般人都以为儒家主张性善之说，其实未必尽然。儒家的荀子，且曾力倡‘性恶’之论。他认为刑政礼法之兴，乃所以防微杜渐，正足以证明人性之为恶。特孟子强调：“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人无不善，水无有不下；”复由于孟子在儒家地位之重要，及其辩才之无凝，以是都奉孟子为正宗，而视荀子为异端。
儒家人生之大道，乃“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而明明德，止至善的层次，则在“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以‘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生当尽其在我，以生为乐；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孔子虽亦言‘天命’，他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但是他对于最根本的“性与天道”，却存而不谕，“不可得闻”，堪称舍本逐末。所以儒家学者，大都认为“天道远，人道近；”“未知生，焉知死。”他们的人生态度，祗是乐天知命，注意现实。他们的工夫，乃在存心养性，明德修身。他们虽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顶天立地的宏愿；却终不知天国的奥秘，永生的大道。他们虽也有一套‘浩气长存’，‘精神不死’的道理，用以自慰；却因孔子自承“未知生，焉知死”，终不能解决人类生死的大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儒教的缺陷。
二、释家的人生观
释迦根是一位无神论者；他以为“上天下地，惟我独尊”。佛家以人生乃是三界流转，六道轮回的产品，尤为因缘和合的幻相。所谓“法我俱无，五蕴皆空。”譬如一张椅子，乃是各种质料和合的形相，一俟破旧解体，便根本没有椅子的存在；而人生亦复如此。这岂非是一种否认灵魂存在的强烈的唯物论！
关于人类的本性，一般而论，虽曰众生皆有佛性；其实乃有
两种说法。他们一方面说：“众生皆有佛性；”(涅磐经)“众生心性本净”(大集经)；“心性之净，如水中月”；(宝积经)“心性本净”(文殊大师利品经)。但另一方面，又说：“心是恶缘”(八大觉经)；“心为五根之主，较毒蛇猛兽，更为可怕。”(遗教经)而小乘诸经，也指无明惑业，乃为万恶之根。由此可知，佛家主张，心有二门，一直一妄；前者虚净，后者邪恶。
佛教的基要信仰，有所谓三大‘法印’：㈠诸行无常；㈡诸法无我；㈢涅磐静寂。他们以宇宙万象，乃是虚幻无常，人生又为宇宙幻相之一种；我之为我，无非幻觉。人类虽曰人人都具佛性，人人俱足光明；却由于先天的孽缘，又复由于后天六尘的障蔽，有情众生，由于无明不灭，终是不离生死烦恼的痛苦。故佛教认为人生最大的目的，务在转迷开悟，解脱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之迷情，转开大悟之心眼；得大菩提，证大涅磐。
佛教既属无神，根本不信他力，乃是重在自觉。故严格言之，佛法非宗教，乃哲理，此可以他自己的话为证。天台智者大师解‘六即’，开宗明义，便说：“理即是佛。”太虚法师尝谓“人成即佛成”。即释迦菩提树下所大彻大悟者，亦祗“窥见人生之隐，生死轮回之秘；”质言之，乃是一种人生哲学。佛教的人生哲学，认为“迷界之果报皆苦！如吾人之身，苦多乐少；生老病死，时时刻刻，无不为无常所变迁，是为苦谛。迷之因，由于烦恼，此烦恼恶业，能集起未来之苦果，是为集谛。灭此苦果，归于涅磐，是为灭谛。入此灭谛，必先修佛道，是为道谛。”(参看蒋维乔：佛教浅说)所谓涅磐之道，共有三十七品，不外是一种行者制御内心之法；其中如八正道(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尤为富于伦理色彩的修行法。
佛教认为宇宙本性，是一个真如法界：祗以有情众生，无明不灭；业力发动，便生出‘情器世间’的五蕴(色，受，想，行，识)，六大(地，水，风，火，空，识)。宇宙万象，不外便是这些‘情器世间’种种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交织相感的因果作用。他们认为，人天福乘，不离因果，三界流转，六道轮回；人类有八万四千烦恼，生老病死，俱不离苦。佛教这种看破人生的空苦哲学，姑足唤醒世人的迷梦；但是他们所向往的，只是一个迷离扑朔的‘真如’，而不是‘真神’；他们所归趋的，只是一个诸趣圆寂的‘涅磐’，而不是‘永生’，殊不能令人遗憾！
三、道家的人生观
道家对于造物主，也没有确切的认识，对于宇宙万物和人类的本源，祗是说：“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德经一章)“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
道家对于人类的本性，以及善恶的认识，乃是超过了一般世俗的见解。他们认为善恶的标准，非由人为；而认为天下之至善，端在归真返璞。故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道德经第二章)又曰：“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同上第十八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廿五章)又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云云，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第十六章)人生的目的，厥在复归天命，始能合乎常道。一切人为的礼法刑政，都是虚伪险恶，故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狗；”(第五章)从而主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第十九章)又谓：“道常无为，而无不焉；”(第三十七章)“为学日增，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种‘无为’‘复命’的道理，自较庸俗的人文主义者的境界为高明；可惜空谈‘无为’，却未必能‘无不为’。人类只有信奉‘无所不能的上帝’，才能逾越神人间“隔断的墙”，只有凭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及其救赎的大功，始能“拆毁”此墙，“将两下合而为一”，使神人复和，方能真正“复命”(参看弗二12～19)。
道家既以人生真正的幸福，乃在清净无为，归真返璞，契合自然，回复自然的本性；所以他们认为人类只有归顺天真，才能臻于至善；而人之为善，只是作伪。道家“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的主张，就其反对人在自负自义一点而言，固此儒家的哲学远为高超；而与基督教的道理若有暗合之处。但是基督一面警告世人：“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太五20)一面却批示一条明确的道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太六33)要世人法天父，要和“天父一样的完全”(太五48)。而道家却只教人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他们对于自然的认识，乃是一种块然混然，不可明状的境界。质言之，他们的意境，虽是高超；但他们的认识，却是模糊，这样便使人失去了崇高的目的和价值；而流为一种委天任命的放浪形骸的浪漫主义和虚无主义。
道家对于生死的看法，也和儒家不同。庄子丧妻，鼓盆而歌；其门徒死，孔子遣子贡前往慰问，见其吹笛而歌，归告其师，孔子叹曰：道家乃求世外之乐，非求今世之乐，乃为造物主的门徒，以生为大患，而死为解脱。道家以天地自然为父母，死乃应父母之呼召而回家；生则劳，死则息；生为奴役，死则自主。世人囿于小我，不见其大；故于生死寿夭，戚戚顾虑；以生为乐，以死为悲；因寿而庆，因夭而伤；而在道家则以为都是无关宏旨；“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相传彭祖为上古颛顼之玄孙,老而不衰,寿至八百)人生的盼望归宿，乃在与万物合一，与天地并生。道家生死达观，意境超迈，自是不同凡响。(参看庄子:逍遥游)可惜他们对‘道’的认识，只是一种不可言说的观念，水底捞月的空想：弃其量，乃是一种虚幻的泛神主义，而没有认识有位格的三一真神，故不能予世人以永恒不朽的泛神主义，而没有认识有位格的三一真神，故不能予世人以永恒不朽的生命。降及后世，遂流为一种修性炼丹的邪术和方士的迷信。
四、西洋哲人的人生观
关于西洋哲人的人生观，详细论述，须待专书；兹仅略举一二，以概馀。
其一是乐观派──例如古希腊赫拉克利图(Herakleitos)以道为宇宙人生常住不变的法则，万有均由其统御指导，以是人生必能臻于协和，止于至善。氏又以善恶乃是对立的，相对的，而且乃是相反相成的。无恶则不见其善，无善则不见其恶；二者相反成成，以是人类生活可以达到协和美满之境。又如斯多噶派哲学家克理安德氏(Cleanthes)和克利斯普氏(Chrysppos)以为世界乃是神的肉体，故乃尽善尽美，毫无瑕庇；人类的恶行，适足促成善的实现。正如一幅图画，其阴影乃所以烘托光辉的显现。复如伊壁鸠鲁学派(Epicurean)，认为道德之目的，厥为自得其乐；哲人的天职，当择善求乐。求乐之道：一为欲望之满足，一为不羁于外物；前者为物质之享乐，后者为内心之安和；人类真正的幸福和快乐，乃在后者而不在前者。伊氏安贫乐道，尝谓“吾苟得水与与面包，其乐已无殊于神矣！”复次，如德国哲人赖布尼兹氏(Leibnitz)所谓世界乃为神按其无上的理性而创造，以是必为至善；所谓恶的存在，乃仅对善恶的比较而言，其实适足以增益善的光辉。这些学者，虽有乐观的人生，惟于人生的善恶，却是没有绝对的标准。从而流为一种‘道德相对论’(Moral Relativism)，此乃今日‘新道德’(New Morality)运动之厉阶；而所谓‘新道德’，实即为‘不道德’之别名！
其二为悲观派──首倡此说者，为赫祺西亚氏(Hegesias)，氏本属居仁尼学派(Cyrenaic School)，居氏原为乐观派，谓“善即幸福，即是快乐；人之修德，惟在求乐。”惟赫氏过趋极端，乃反其说，谓欲求乐，当先避苦；但快乐与痛苦，终相为伴；以是世间终无极乐，人生自无常乐。欲求真乐，惟有自杀！此种自杀哲学，后由辛尼加(Seneca)之阐发，益趋变本加厉；竟谓“自杀乃人生最善之发明”。当时罗马人，风气所趋，竟视“自杀为人类的特权”。又如叔本华(Schopenhauer)，谓芸芸众生，无明不灭，均被盲目意旨所支配，终为痛苦烦恼所困扰；欲求解脱，厥宜灭身息命，绝灭生活意旨，进入一种绝对空无的境界。叔氏对印度哲学，佛教思想，推崇备至，视为无上崇高之妙理，故其人生观，实乃不脱佛教涅磐论的窠臼。
其三为改良派──此乃是一种天真的进化论。他们认为自然的灾祸，人间的邪恶，均不难藉人的努力，如科学的进步，教育的发展，加以消除。人生的境界，由于人类创造的空运，不断追求，不断推进可以日趋改善，而臻于至善。人类之痛苦烦恼，并非无法消除，人类祗须抵制罪恶，向上迈进，自可谋社会之安宁，人类之乐利。倡此说者，实繁有徒，限于篇幅，无由列举。例如美国的詹姆士氏(William James)谓宇宙不是定命的，恶之存在，所以予人类道德意志一种除恶为善的推动的因素。绝对的完善的世界，只是一种呆板的，不进步的，无生气的世界。从而诋毁基督圣道，谓人类倘使相信有一位全能的神作其主宰，实在无啻毁灭人类自由的意志，和道德的责任，则所谓人生，将毫无意义，质言之，詹氏认为人类社会改进推动的因素，乃是人间的罪恶，而不是完知全能，至圣至善万福之源，万善之因的上帝。循其说而演绎之，则人类不应信奉崇拜上帝，而反当歌颂赞美罪恶了！这诚为千古之怪论。而我国新文化运动的首领胡竟引狼入室，请他的路人杜威(John Doway)来华公开讲演贻害国家民族！实属不幸。(见下文)
五、中国学者的人生观
中国学人的思想，一方面承袭了中国儒释道各教的窠臼；一方面深中了西洋近代思想的流毒，所以他们的人生观，都不足为人遵奉的主臬。前者，可以现在所谓‘人文教’的宗师钱穆(宾四)先生和唐君毅先生为代表，可称为中国型；后者，可以吴稚晖先生，和胡适之先生为代表，可称为西洋型。限于篇幅，兹略陈之。
先说西洋型──其一为当年胡适之先生所捧为人生观大论战的“押阵大将”党国元老吴稚晖先生，他领导所谓“科学的人生观”，代表一种极端的唯物论；认为人生并没有甚么灵魂和精神，只是一种机械的“质力的反应”。质言之，人类和动物，并无甚么本质上的差别。因此他认为必需“开除上帝的名额，放逐精神的元素，”否认灵魂的存在。(参看拙著‘原道’第一七七页)其次，为前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所谓名满中外，望重士林，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首领胡适之先生。胡氏的人生观，乃是自然主义的，无神主义的，实和吴稚晖先生异曲而同工。他认为“宇宙万物的运行，皆是自然的；”“好生之德的主宰”只是一种“假设”，“是不能成立的。”他认为“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和别的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他又“不信灵魂不朽之说，也不信天堂地狱之说。”“生命本身，不过是一件生物学的事实，有甚么意义可说。生一个人，和生一只狗，一只猫，有甚么分别！”质言之，胡适先生的‘人生观’，根本不是‘人生观’乃是‘狗猫观’，‘兽道观’！(参看拙著‘原道’，一七八－一七九页)现在举国上下，正在协力反对不合天道人道的无神主义和唯物主义；而对于这位鼓吹无神的，唯物的‘兽道观’的学者，竟惑于其在学术界之所谓声望，为其建造铜像，正不能不为中国思想界悲叹！中国教会，应大声疾呼，鸣鼓攻之！
次说中国型──这可以钱穆，唐君毅二氏为代表。钱唐二氏和吴胡二氏，立说异趣；他们反对唯物思想，强调天道人道，他们也谈神，灵魂，甚至天堂地狱之说，而且忧心世道人心，珍视宗教价值；表面看来，较诸吴胡，似胜一筹。惟是他们既标榜‘人文教’，他们的境界，只限于人文，在他们心目中，自是“天道远，人道近。”他们虽“风闻有神”，却没有“亲眼看见神”(伯四二5)。“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罗一20～30)所以他们一方面把神视作平常，不必敬畏；一方面又以为神虚无渺茫，无从认识，因此也无从相信。于是把一位自有永有，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有位格的三一真神，我们的‘生命之主’，和‘自然’，和‘宇宙’，和‘真如’，和‘涅磐’，和‘天’，和‘地’，和‘道’，乃至和‘己性’‘我心’，混为一谈，等量齐观；使真活的上帝成为一种抽象的符号，哲学的名称。如果他们真信有上帝的话，他们的上帝乃是照他们自己的形象所构成的概念。此皆古今中外的学者所同有的偏差；因为他们的灵眼未开，未受天启；一切未从圣灵重生的自然人，自“不领会上帝属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林前二14)作者皈主以前，创办大学，曾聘二氏，分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堪称志同道合，对二氏敬业乐道的精神，向所敬爱，历年为其恒切祈祷，每至涕泪纵横，雅不欲对其所见，加以深论。兹公就其著述，略叙其要，以见其对于人生了悟之境界。
钱穆先生论‘人生之路向’说：“中国儒家的人生，不偏向外，也不偏向内。也不偏向物，也不屹然中立。他们只说尽己之性，然后可以尽物之性，而赞之化育。他们有一个辽远的向往，但同时也可以‘当下即是’。乃是一种“现前享福的人生观。有福的人生，只要足踏实地，安稳向前。”“因此儒家不走宗教的路，也不想建立一个上帝”(力生谨安：上帝乃自有永有的造物主，断不容被造物来把他“建立”，如果说“建立一个上帝”，那等于说作一个四方的圆形，此于事理，万不可通；且又以人为‘造物主’而以神为‘受造物！’，乃为亵慢上帝！)他们只说性善，说“尽己之性，如此则上帝便在自己的性分里。”(力生谨按：中庸说：“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曰“天命之谓性”。可见人若不知天(神)便不能尽己之性，譬如一人，若无镜子，便不能照见其本相之鬼恶与否。钱氏号为儒家宗师，何竟不明此理，背其所信。关于此理，余另有专书论之。)因此钱氏反对基督教，认为“由于精神之向外寻求，而安排了一位上帝，创立宗教，完成教会组织。”(力生谨按：上帝乃造物之主，非由人“安排”；基督教乃是上帝的启示，非由人“创立”，不是“世上的小学”；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不是人间的组织。)“然而上帝和宗教，也曾向人翻脸，也曾回过身来，阻挡人生，吞噬人生，禁止人生之向前！”(力生谨按：上帝仅向罪人掩面，却从不“禁止人生向前”，上帝乃是人类生命福乐之源；他是我们的牧者，“一生一世，必有他的恩惠慈爱随着我！”(诗廿二篇)上帝乃‘生命之主’，何至“吞噬人生”)钱氏又论“人生目的和自由”说：“一切人生目的，既由人自由选择，则目的与目的之间，更不该有高下是非之分。爱散步，便散步；爱看电影，便看电影；”甚至说：“自杀寻死，也是人生的自由，”“你看电影也好，自杀也好，全是你的自由，别人无法干涉，而且也不该干涉。报力生按：儒家主张“人皆有是非之心”，何以“不该有是非之分”；又谓：“非礼勿视，”是则电影不可滥看；又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可见自杀不是大德。钱氏在该文中又说：“人类分别善恶的标准，也只有根据人类所希望获得的人生自由量之大小出发；”“恶只是次一肩的，便是不很好。……恶本是文化人生中的事，没有最好的可挑，只好挑次好的，没有次好的，只好挑不好的。当其没有次好的以前，不好的也算是好的。……人到了吃不饱，穿不暖……人类社会开始回复到自然人生境界线上去，到那时，人吃人也竟可能不算得是恶！还是一种人类自由的选择呀！”(以上俱钱著‘人生十论’)诚如钱论,“恶本是文化人生中的事”，
而不是伦理道德中的事，甚且以“人吃人，不算得恶，”则不仅与“饿死事小”，“明明德，止于至善”的教训与道理，在相径庭；而且催毁了一切是非善恶之绝对标准，以及伦常礼仪的崇高精神，而彼杀人“吃人”，残民以逞的共党，也正大可援引钱氏之说，曲目辩护；而钱氏“自由选择”之说，将成为‘不择手段’，为非作恶的护符！则钱氏对其自己所倡导的‘人文教’，又将何以自圆其说？倘使他的教义大兴以“自杀”乃是“人生的自由”；“吃人”也“不算得恶”，则恐不但无‘文’，且将无‘人’了！此岂非宣告‘人文教’之破产！
其次，唐君毅先生在其近著‘哲学概论’第四部人道论中说：“在旧约中，述说上帝每创造一物之后，都说上帝看来，如此是好的；人最初亦即生活于乐园之中。直到现在，传教士仍时以人之有机体构造之灵巧，及种种万物之足以养人，来证明上帝之存在，及其对人之恩典，与此世界原始之善。譬如说，人与生物，皆生于地球，今假定地球，如再近太阳一百里，则人类与生物皆将热死；再远一百里，则人与生物皆将冷死。……又人与生物之有机体之构造如此灵巧，其中如丧失一部，人亦即不能存在。……此岂不证明上帝造世界之原始之善。此上所论上帝之一名，如改换为自然，结论仍可以一样。即自然中所生出之人与生物，能与其所在之地球之气候环境等相和谐。”(一一二九─一一三Ｏ页)他把“上帝”当作“一名”，故可“改换”为“自然”，认为“仍然一样”。是则宇宙万物，既无造物之主；世界人类，亦无生命之主，一切都是块然混然，‘自然’的产品！失诸毫厘，谬以千里；这便使他的人生哲学发生偏差；把人生的本末，根本“颠倒”。(语本唐氏)第一，他这一个颠倒，乃在‘天’‘人’之际，重人道而不重天道。他不但把天道人道，等量齐观，认为“天人之际，相对相望，相辅相成，相依并进；”而且认为“天道不足，须由知人道以知天道；人生除一切知天道之事外，仍另有其立人道之事实之本身，以补天道之所不足。”(氏著哲学概论，一Ｏ四四──四五页)殊不知即依照孔子的教训，天道乃为人道之本，“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其二，他的颠倒，乃在混淆‘生’‘死’之道，“敬死者”，而不敬真神。他把生命之主，复活之主，道成肉身，永生神子，耶稣基督，列在‘死者’行列；所不同者，仅在其“情在于下万事”，“故孝子贤孙，以其诚敬，祭其祖宗，则其祖宗之鬼神之情得其寄；一乡之人，以其诚敬，祭其乡贤，则乡贤之鬼神情得其寄；天下之人，以其诚敬，祭仁心悲愿及千万世之圣贤，即圣贤之鬼神之情得其寄。而凡一家之人，一乡之人，一国之人，天下之人，一切足以直接间接上应合乎死者生前之所愿望者，亦皆足以成死者之志，而遂死者之情，足以慰其在天(力生按：恐非“在天”之灵。是皆非徒文学上渲染及姑为之说之词，皆为彻通幽明死生之道路之实理与实事，而为吾人之直下依吾之性，顺吾之情之所知，而可深信而不疑者也。”因此，唐氏主张“敬死者”，“敬鬼神”。(力生按：他把公义圣洁的永生真神和鬼并称)人“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人类崇拜的对象，乃为死人，不是永生真神。其三，他的颠倒，乃在昧于‘祸’‘福’之辩，并斥罪人悔改，皈依救主，乃为一种“人生观之高级颠倒”。唐氏认为“视人之生命心灵与精神所求之无限无穷之真理美善神圣之价值，皆全部推让于超越而外在之天国或上帝或神，而为人之自性中所本来无有者，此乃原于人之将其自性中本来具有之无限无穷之价值，皆全部推让于超越而外在之天国或上帝或神，而为人之自性中所本来无有者，此乃原于人之将其自性中本来具有之无限无穷之价值，皆全部推让于超越而外在之天国上帝与神而生之颠倒见。”“而不知由自觉其内在之光明之源泉，直接求超化其内在之黑暗，以自开拓其光明，此即为一高级之颠倒。”这乃显然是一种扬己抑神的强烈的‘自我神化’思想(Self deification)，或变相的无神主义。其四，他的颠倒，乃在昧于‘恩’‘义’之分，‘圣’‘罪’之别；徒尚慈悲，不讲公义，要使天堂地狱，互相妥协。唐氏说：“西方有诗人柏来克者，尝作诗名天堂与地狱之结婚，盖谓此人间，即天堂与地狱结婚之所。？谓天堂如父，地狱如母；地狱生子，还以天父为姓，以住人间。然天父若不能如佛之住地狱，而起大悲，又乌能能生子？唐氏藐视基督圣道，妄事讥评，而对圣经，却不先研究，毫无常识。殊不知惟独天父上帝，才是‘恩’‘义’兼备，他爱世人，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众生之罪，被钉十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代受地狱之苦；但第三天复活，使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不受地狱永刑，反得永生福乐。我们本为可怒之子，死在过犯之中，却因信奉他的名，就有权柄作上帝的儿女叫我们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参看约三16;一12;腓二6～8;弗二3～6)唐氏认为：“人如何可致自身之清净，由邪以成正生，由枉生以成正生，此其道无他，即去一切人生之颠倒见，颠倒相，而拔一切颠倒性之根，以使人之具无限性这心灵生命之自体，复其正位。”但如何去其颠倒，“复其正位”，唐氏并未提出有效的办法，而却说：“去其一切颠倒，实难乎其难。”此乃自证其乃“虚空的妄言”(西二8)。诚以壮士不能自学其身，罪人深陷罪中，力难自拔其“颠倒性之根”；祗有圣父自己道成肉身，为我们舍身，流出宝血，洗净罪孽，才能使众生“因信称义”，“去其颠倒”，“复其正位”从“可怒之子”，成为“神的儿女”。关于此义，须待专书，兹勿深论。惟有一言，不胡不警告世人者，诚如唐氏所言：“由人生之颠倒，以观人生，实大皆为邪生而非正生，亦枉生而非直生。此亦即人生之所以可厌，可悲，可怜之故。”“人生于世，实无往而不可自陷于颠倒，而实亦时时处处，皆生活于种种颠倒之中，……于颠倒者视为正，则此本身，实已是颠倒；面世之学者，更多不能免此！”“人之欲免于颠倒者，乃恒才出于此，又入于彼；前门拒虎，后门进狼。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危微之几，一念而天旋地转，上下易位，诚哉其难也，至于人之颠倒相，亦至繁而至迹，愈强而愈烈。”此当为人类应知废然而返，向神认罪悔改之时机。惜唐氏仅知其病，不肯求医，明知“去其颠倒，实难乎其难”，反斥知病求医，悔改皈主者，为“高级颠倒”；把他自己“颠倒”之见，偏“视为正”。卒至以伪乱真，以是为非，以祸为福，敬鬼渎神；重人道，薄天道；甚至以地狱与天堂合流，以地狱与天堂，可以“相代，相错杂，而更无一念知其分别。”是乃因罪恶侵犯人生，所生之根本颠倒相。此诚如英儒柏克莱氏(Berkeley)所云“哲学家(唐氏)撒尘天际，自陷迷罔，”反斥他人“陷于颠倒”。郎布罗梭尝举“无数西方天才的生活，来证明天才与疯狂同根，”“此诚古今天才……哲学家之悲剧！”(以上所引俱见唐著人生之体验续编)作者有爱唐氏，雅不欲与其有所论辩，(以语论辩，当待专书)兹仅引其自道之言，以自证其言之乖谬，不能自圆其说，而“自陷迷罔”，从而促其反省，平心检讨耳。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终至成为死亡之路。”(箴十四12)“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太七13～14)人生的大道，“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太十一25)，愿今之学者，谦卑痛悔，始能“去其颠倒”，认识真道；找到生路，认识天父。日夜祷之！
六、基督教的人生观
1.人类的本真与原罪
人类的生命，从何而来，究将何往，可说是人生最应探究的大问题，而芸芸众生，却类都对之不求甚解，甚至以为无关痛痒，漠不经心。而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宗教家和科学家，虽著书立说，汗牛充栋，惟他们的思辩和假说，却都不能提供圆满的答案。圣经里面记载：“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创一26)这乃是我们的造物主自己的启示和见证，乃是对这个问题最可信的答案。我们从他而来，还要回到他那里去。我们人类，本有上帝儿女之尊荣与自由；宇宙万物，莫与伦比。乃近代进化论者，‘认兽作父’，竟把人类当作猿猴的后裔，以神子的尊荣，沦为一般的畜类。而事实上，我国学者，如胡适之先生等，确实教导国人，把人类当作“动物之一种”，“与狗猫并无种类的不同”。(见上节引)事之荒谬，孰逾于此；乃我国人，犹复尊若圣贤，台湾犹为他建造铜像，宁不可怪！这并非我们仅从宗教立场，固事抨击胡氏；即近代著名科学家，如培根，牛顿，赫胥黎，凯柏勒(Kebles)，汉勒台(Faraday)，凯尔文(Kelvin)诸氏，皆已一致斥进化论之谬妄。而达尔文本人，到了晚年，也读经后悔，恨不得收回其著作。诚如赫胥黎说，人与禽兽，各有其截然独立，无可混淆的分界。(经云：‘各从其类’创一21)氏又谓人与猿猴之隔，乃无限量，仅就灵性道德而言，人类乃永居万物之上。进化论者，虽遍游寰宇，欲觅一动物，可列于人猿之间，以为媒介，却终不可能；此即所谓‘缺少之环’(Missing Link)。实足证明，圣经记述，信而有征；‘各从其类’，无可混淆；人兽分际，永难泯灭也。
人类之本真，原有上帝的形像。此所说的上帝的形像，乃是指上帝的公义，圣洁，仁爱，良善的本相而言。析言之，人类在堕落犯罪之前，乃原有灵性，有智力，有天良，有道德，有宗教信仰，此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特性。人类的受造，奇妙可畏；即就躯体而言，其五官百体，已令人不可思议。(参看诗一三九14～15)上帝在伊甸园中向始祖显现，后向众先知显现，最后藉主耶稣基督在肉身显现，都是人体，而不藉其他物类(而不像神怪小说，有猪精，猴精，蛇精……各种奇形怪相)，当有其无限神圣奥秘的深意。故人类虽有肉体，但恶的根源，非在肉体；人之大患，并非“为吾有身”；(道德经十三章)而人的身体，亦非如佛家所说是甚么因缘和合的幻相，更非三界流转六道轮回的产品；而乃是“圣灵的宝殿”，“公义的器皿”。所以人类不当妄自菲薄，咒诅其身。语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何况这乃是我们天父的形像。诺斯底派(Gnosticism)，以物质为万恶之源，认为我们这属地的身体，乃是痛苦烦恼的根源，因此认为脱离肉身，乃是人类得救的要道，实为一个严重的异端。基督徒乃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的灵，魂，身子，乃都蒙保守，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我们这卑贱的身体要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参腓三20～21;西三4;帖前五23;约壹书三2)使徒约翰所写的福音，虽是强调主耶稣的神性；但他的书信，却有另一个任务，乃在斥责那否认“主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约壹四2)，乃是敌基督者。(详见拙著‘基督论’)
关于人性善恶问题，世人论辩，不得要领，乃以不知问题的关键，在始祖之堕落，人类既是照上帝形像造的，始祖堕落以前，其本性乃是纯善，其仁爱，圣洁，公义，良善，概与上帝相似。上节所举的有些学者，认为“人类自性中本来具有无限无穷美善神圣之价值”，应指始祖没有堕落以前的境况而言。那时人类的灵性肉体，相洽无忤，灵命健全，绝无不良的情欲；在伊甸园中，与神交契，同居同行(创二15～16)，真是“顶天立地”，‘俯仰无愧’；不必藉裙遮体，不必躲避神面(创三7～8)，那时真是名副其实，实为万物之灵，全地万物，亦归其掌管统治(创一28,二19)。但是，从始祖堕落以后，便自惭形秽，‘赤身裸体’，要编造“无花果叶的裙子”，(老子所斥的‘仁义智慧’，以及凡俗的礼仪宗教，便似这裙。)以求遮蔽其丑恶；结果却是无用，还是“躲避耶和华的面”，不敢正视圣洁的真神，终至被逐出伊甸，丧失乐园(创三7～8,28)。这不是神话寓言，而乃是人类最惨烈的悲剧，最严重的问题；这乃是人类本性，善恶圣罪；人类命运，祸福生死，分辨的大关键。乃世之学者，昧于此点，徒作性善性恶之争辩，以及‘明性见心’，‘归真返璞’之空想，又何怪其心劳日拙，无裨世道。
人类犯罪的结果，不但灵性堕落，天良泯灭，心地昏暗，灵眼失明，不能认识上帝，不能施行公义；受制于魔鬼的权势，作了罪恶的奴仆；“终日思念，尽都是恶”(创六5)“都是情欲的事，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加五19～21)；而且地也受了咒诅，长出荆棘蒺藜，人类必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妇人怀胎，生养儿女，也必多受痛苦(创三16～19)。“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壹五19)“受造之物，受了败坏的辖制，服在虚空之下，失去了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罗八18～22)无由自拔。佛教所说的苦谛，固为千真万确之事；可惜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徒见人类病态之浮表，而未找到病症的根源，故其救法，祗是扬汤止沸，而未釜底抽薪。
人类犯罪最可悲的结果，乃为死亡。“罪的工价乃是死”。(罗六23)这死亡的意义，不如一般哲学家宗教家所了解的那样简单，这不仅是肉体的死，归入尘土，而且又是属灵的死，和上帝的生命，脱离了关系；这不仅是一次的死，而且还有更严重的第二次的死！(创三19～24;来九27;启廿一8)道家看破了生死大关，以生为大患，死为解脱；以生则心为形役，死则安息自由，重归其天地自然的老家；但这仅是一种泛神哲学的空想。近人习于‘精神不死’，‘浩气长存’的旧说；又复惑于西洋学者所谓‘大我’，‘社会我’，“精神我”种种的俗见，以为人类祗须立言立德，则‘琴亡乐存’，不必恐惧死亡，无需追求‘永生’。而且以为虽死犹生，迷即是悟，无明即真如，烦恼即涅磐；甚至以为“天堂地狱，可以结婚生子。”(语见钱穆：人生十论；唐君毅：人生之体验续编)但是这些‘自我陶醉’的设词，仅是一种灵魂自杀的安眠药；这种讳疾忌医，麻醉心理，自慰自误的办法，终不能挽救人类永远沉沦的命运。
2.人类的重生与永生
世人唯一“出死入生”(约五24)的得救法门，端在皈依已经征服罪恶和死亡权势的生命之主，耶稣基督。这并非基督教偏狭的门户之见，而乃是一个颠扑不破的是，因为基督“已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头一个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林前十五20～22,45～49)基督徒“不是从血气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约一13)我们本为可怒之子，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放纵肉体私欲；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弗二1～6)所以基督徒，虽在世上，却是充满天上的生命，和我们的救主，联为一体；不再为己而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林后五15)；而要把天上丰盛的生命与恩典，藉着上帝的能力，运行在人群社会之中。好叫失丧的世人，也能‘出死入生’，得着上帝的生命与恩典。
基督徒“乃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二9)基督徒在世为人之道，先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太六33)；“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其次“要爱人如己”。(太廿二37～40)基督徒‘修身’‘尽己’‘学道爱人’的工夫，绝不在其他宗教之下；但其间有一个根本不同的特点，便是要以‘爱神’为起点，要以求他国和他的义为首要。语云：‘本立而道生。’这一个本末之分，非常重要；否则舍本逐末，必落虚空。中国人常说“敬天爱人”，但事实上，‘天’的观念，根本模糊，何有可敬之对象，更无敬畏之实意。空言‘爱人’，不务其本；结果乃口惠而实不至。近人虽强调“立人道，以顺引地道，而上承天道，是一极高明而道中庸，至简至易的圆成天地之教；”但卒自承这个至简至易的“圣贤之道，圆成之教，”其中乃有“更大的艰难”；而且认为“中国儒家的社会文化中，所以特多伪君子，由是而此整个社会文化中之一切人之精神，即可互相索挂拉扯，而同归于瘫痪麻木！”(见唐君毅‘人生之体验续编’五九──六一页)是可见‘知行合一’，乃是中国几千年来儒家所向往而不能实践的大悬案。诚以“人生有穷愿无穷，圣贤人格，无论升到如何境地，其所体现的毕竟不可能是天道或神的整全，毕竟只是其部分”，这是牟宗三先生所谓‘圣人的悲剧’！(详见‘人生’，二二四期，陈拱撰“圣人之于天道”。)
基督徒鉴于这种“悲剧”，自当人溺己溺，悲天悯人，为天国的奥秘作见证。基督徒在灵命上，虽有属天地位，欲非遗世独立，愤世嫉俗；而乃入世而超世，超世而入世，心超世人外，身居世人中(约十七15～16)。基督徒要作“世上的鉴，世上的光。”(太五13～14)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乃与基督同钉十架，“和他一同埋葬，罪身已经灭绝，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罗六3～11)他已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是与上帝的性情有分。”(彼后一4)这乃圣灵默化的奇工，乃是因为主在信徒里面，信徒在主里面，主我同化所变成的荣形(林后三18)。这样我们才能“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上帝无瑕疵的儿女，愿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有见证的力量(腓二15)。但这绝非自负自义，存养修练的工夫，更非矫情造作，外表的改化；一个真正亲眼见过上帝，与上帝有密切灵交的圣徒，必定在圣光里面照见其自性之败坏，从而绝对谦卑，能够虚己舍己。这所谓虚己舍己，并非佛家灭身息命的空无遁世主义，亦非如尼采所讥评的所谓‘奴才道德’。一个基督徒，愈能虚己舍己，便愈能奉献身心，亦愈能顺从圣灵，愈能得到圣灵的大能，配作上帝公义的器皿，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使基督荣耀的国度，降临在人间。
但是“基督的国，不属这世界”(约十八36)基督教认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凡事都是虚空(传一2)。这不是佛教的空苦主义，因为我们相信在日光之上，有荣耀国度，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启廿一2)。基督徒不贪恋尘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得无比。”(腓一23)量这不是厌世悲观，亦非遁入涅磐；亦非如道家之以天地为父母，与万物合化的泛神主义。基督教相信灵魂不灭，身体复活，相信永生。这个肉体，乃是暂时寄居在尘世的帐棚，“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劳苦，等到它拆毁了，必得上帝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林后五1～6)“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林后四18)许多无神论者，不信灵魂不灭的真理。例如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氏(Voltaire)，生前诋毁圣经，认为必随科学进步而消灭；殊不知他自己的寓所在他死后却作了推售圣经的书屋。而当其临终之时，面临死亡黑暗的恐怖，尤惊惧战栗，发出了“上帝拯救我，耶稣拯救我；上帝怜悯我，耶稣基督怜悯我”的惨绝人寰的悲鸣！此正足为今日拒绝福音，不信圣道，狂傲自负的哲学家之殷鉴！
不信救主的人，与上帝的生命，早已隔绝，乃是行尸走肉，虽生犹死(创二17;太八12;提前五6)。他们以为一死即可了事；殊不知死亡并不是人生的终点，死后必有审判(来九27)。世人无论其如何博学能文，辩才无碍，仍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第一次肉体死了以后，还要进入第二次的永死，在火湖里受永远的痛苦(可九47～48;路十六24;帖后一8～9;启二11;十四11,二十6,廿一8)。感谢天父，因他无限的慈悲和测不透的智慧，他竟降世为人，代死十架，“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三16～17)主耶稣基督乃是生命之主，他明明向世人宣告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十一25;并参看约六47～56)他非徒托空言，他确确实实，照他预言，在第三天复活，并“用许多凭据，活活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徒一3)；这乃是“可信的凭据”，所以“上帝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徒十七31)。他是信实的主，断不能背乎自己。“他口所出一切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反回。”(赛四五23)“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诗一一九8～9)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竟对他望望然去之(参看约六60～66)，甚至以为愚拙(林前一18)。
由于近代科学的发展，学者惑于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浅见，对于身体复活的真理，提出严重的驳议。他们的理由，以为人死以后，身体分化，各种成分，便分别进到其他动植物以及人体之中，安有再行归回，恢复原形之理。此可以马新托虚(Macintosh)为代表。(见氏著：Theology As An Empirical Science, P.77)马氏之说，实属一知半解，浅薄幼稚；自鸣科学，其实并不科学。因为照近代科学的研究；我们现在活着的身体，其构成的原素，如氢、氯，氧，碳，以及磷，碘，钙，铁……各质，乃是时刻新陈代谢，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约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原素，不能存留到一年以上。(见美国华府Smithsonian研究所报告)易言之，即从纯物质的观点来说，即使我们活着的身体，也是年年不同，时刻分化；然却没有使我们解体；而我们自我的意识，仍始终保持，何况复活乃超经验的超科学的，是上帝的所行的神迹。
还有些学者，讥评‘身体复活’，以为未免注重肉体，过于庸俗，不如‘精神不死’，义理高超。殊不知经云：“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林前十五50)这种复活的身体，乃是不能朽坏的，不能毁灭的，乃是荣耀的，满有属天荣光的，是富有新的能力的完善的灵器；(这在主受难之前，曾向彼得，雅各，约翰，于登山变形时显现──太十七1～8；受难以后，又用许多凭据，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徒一3)这乃是上帝‘新创造’的结果；乃是主耶稣基督征服罪恶，征服死亡，配作独一救主，且已完成救赎大功的印记；也是基督教超越一切自然自然宗教之特徵；不能同‘精神不死’那一类‘自我陶醉’的空谈，相提并论。
基督乃是“生命之主”，基督信徒，既与基督一同复活，就不怕目前的艰难，亦不再介意目前的痛苦，而恒属望“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罗八18)；并“求上面的事，不思念地上的事，因为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西三1～4;并参看林前十五50～54;帖前四13～18)世界虽然有苦难，但是基督“已经胜了世界”(约十六33)。我们“是属上帝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约壹四4～5,五4～5)照他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弗一10)，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林前十五52)；而且天必大有响声废去，地和地上的都要烧尽。(彼后三10～13，现在原子战争，一触即发，此事当不在遥)那时“万物都要复兴”(参看赛六五17～25;徒三21)，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弗一3～23)，万口都要颂主，万膝都要跪拜(腓二10～11)，上帝要带领他的众子进入有义居在其中的新天拳地(来二10;彼后三13)，并擦干我们的眼泪，和我们享受望远的荣乐(启廿一1～8)。这乃是人生的大奥秘，乃是用七印严封的书卷，天上地下，无论何人，哲学家和宗教家，都无法可以展开窥测，祗有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洗净了世人的罪孽，战胜了世界，和吞灭了死亡，基督耶稣，永生神子，万王之王之王，万主之主，才配展开(启五章)。而感谢上帝，这一个历世历代所隐藏的生命的奥秘，已藉着圣灵向信他的圣徒显明了！(林前二章;西一26)愿神开恩，使本书读者，转迷成悟；皈依“生命之主”，信奉“生命之道”，得到永远的生命，具有荣耀的盼望。衷心祷之！
四、基督教与唯心论
──论基督教与唯心论之判别
问：“基督教是否唯心论？”
答：唯心论肇自柏拉图。柏氏认为绝对的实在，乃是观念；而物质的世界，仅为实在不完全的投影。真正的‘实有’(Being),不是物质，乃为‘观念’。物质生灭无常,非真实幻(Non-Being)；而观念则超越时空，永恒不变。及后柏克莱(Berkeley)就认识论方面，加以阐发；康德以后，此说益趋发展。他们以为物质不能离知觉而独存；万有之形式，乃由心意而产生；人类可仅凭先天的纯粹思考，认识万有。一般人鉴于基督教反对唯物论，以为基督教乃是唯心论；这种见解，不仅‘似是而非’，而且失诸毫厘，谬以千里，请分论之。
第一，一则荣归真神，一则万法唯心──宇宙万有，乃由上帝创造，有精妙伟大的计划，并非空幻的‘观念’。“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扬他的手段；”(诗十九1)自从造天地以来，藉着所造之物，可以知道上帝的永能和神性(罗一20)。唯心论者，以为‘万法唯心’；否认真神之创造，误以‘观念’为‘实有’；殊不知人的‘观念’，往往入主出奴，今是昨非；并非超越时空，尤非永恒本质。只有上帝的道，安定在天，万古长存。(参看上文基督教的宇宙观)万物都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荣归真神，直到永远(罗十一36)。
第二，一为永存史实，一为哲学思辨──基督教与世俗的哲学，根本殊科；而‘唯心论’，则为一种纯哲学的见解。基督教不是主观的玄想思辨，乃是无可否认的永存不变的史实。圣经乃是福音，乃是历史，其中心为耶稣基督人类救主的降生；乃为上帝有形有体的进入人类的历史，上帝为历史的主，人类历史的行程，乃以主耶稣荣耀再临为指归。
第三，一为‘生命之道’，一为‘空中楼阁’──基督教虽亦有其哲学；但基督教哲学，不是人类内蕴的(Immanent)先天的知识；而乃是万古长存的‘生命之道’，系由上帝藉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特殊启示。基督教虽不完全否认理性，亦有其思想的体系；但这乃是圣灵所默示的，乃是超凡的，神授的；而唯心论乃是人类纯主观的意识与理想。他们所企慕的所谓‘永恒的本质’(Eternal Essence)，乃是绝对主观的虚构的‘空中楼阁’；他们的思念，终必归于幻灭(林前十三8～10)。
第四，一则本乎信仰，一则出自理智──基督教，本乎信仰(Faith)；唯心论，乃出自理智(Reason)。前者为启示的知识，后者则为自然的知识；前者以神为中心，后者则以人为本位。奥古斯丁，认为宇宙人生的真理，只能从神而来；柏拉图，康德和一切唯心论者，则以为可以由人自求。此乃为基督圣道与人文主义这根本异点。
第五，一则绝对无误，一则今是昨非──基督教既为真神启示的真理，乃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的，无误的；唯心论，则为人类的理想，乃是相对的，有限的，不能自拔于谬误势力的辖制。语云：“今是昨非，”“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即其明证。且人类自始祖犯罪堕落以后，人类良知良能，均已失常；苟非藉圣灵之工，重生更新，实无由了悟真理，明白真道。
第六，一以神为主宰，一以人为偶像──基督教“愿人都尊你(神)的名为圣”(主祷文──太六9～13,路十一2～4)。以神为宇宙万物的主宰；唯心论者，则愿人都尊‘我’为名为圣。例如黑格儿，他强调‘绝对理念’为形成历史的终极因素。此绝对理念，往往可藉伟大人物的心志来具体表现；而以理想的普鲁士王国为人类历史的归趋；是乃离弃上帝，以‘个人’和‘制度’为崇拜的偶像。神学家樊惕尔氏(Cournelius VanTil)尝谓基督教乃教人敬拜上帝，事奉真神；唯心论，则乃诱致世人崇拜人类；二者乃根本异趣，不能混为一谈。其言实获我心。(见氏著Chris-tianityandIdealism序言)
第七，一重客观启示，一重主观经验──基督教重客观启示；唯心论则为纯主观主义。号称新神学鼻祖的施莱马赫(Friedrich E. D. Schleiermacher)，妄倡所谓‘宗教的唯心论’(ReligiousIdealism)，重视主观的经验与情感，漠视圣经的真理，教义和神学；从而要和科学哲学妥协，把耶稣基督视为一个‘新的受造物’，一个‘理想人’；不信圣经是上帝超自然的启示。施氏这种学说，显属抹煞真理，离经叛道；为害教会，流毒殊深。(详见拙著‘基督论’)症结所在，即为基主观的‘唯心论’。
基上各点，我们可以断言，基督教不是唯心论。(参阅拙著‘总体辩道学’卷贰)
五、基督教与人生之关系
问：“有人说宗教是保守落伍的，有人说宗教是奴化思想的，我们信仰宗教，思想会不会被毒害？”
答：
㈠先从文化的发展说──自启蒙运动以后，世人迷信科学，受了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毒害，盲目反教，诋毁圣道。我国自新文化运动以后，国人鹜新趋时，如醉如狂；追求西化，反对宗教；以为宗教乃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一切宗教，均将随科学进步而淘汰。(详见一九二二年反基督教大同盟宣言)近代学者，例如杜威(JohnDewey)则以救恩的教义，乃是一种愚民的思想；宗教则为阻挡社会进步最大的障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
“只有初习科学，一知半解的人，才趋向无神论；造诣稍深者，便能体会宗教的道理。浅学之士，祗能看到万事的次因，以致不能深入；必深思博学之人，始能探本求穷源，彻悟主宰天地万物的真神上帝。”又说“如果否认上帝，便是摧毁了人类的尊严。因为但重肉体，人类便成行忆尸走肉，与禽兽无异。人类所以为万物之灵，不仅在有肉体，乃在其有灵魂；如果否认了灵魂，人便失去了上帝的形像，直同下等的动物。其次，人类所以会有超越的境界，非常的力量，过人的忠勇，乃因在其坚信上帝的保佑与眷爱；如果否认了上帝，便根本阻抑了人性向上的发展。所以，无论从何点来说，无神论实为荒谬之谈，只是使人自毁其尊严，无由超脱人类之弱点，提高其德性。”又说：“从世界历史来看，任何宗教，任何法制，都不能和基督圣道，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因为祗吸圣经才能使国家社会蒙受最大福祉，无疆之庥。”(参看拙著“世界名人宗教观”第二章，十六──十七页)
㈡次就历史的确证说──教会历史的权威斐理夏夫博士(Philip Schaff)，也说：“基督教本为上帝的启示，乃系属天的圣道，原与文化殊科，非同一物；但以其教义之崇高，理想之超迈，实为欧美民族，新生动力，文化之保姆；而其推动西方科学文化发展的影响，尤为无可磨灭的史实。”(参看氏著教会历史卷二，二六七，六二五，六二六页)复据斐氏考证，斯干的那难亚半岛诸国，在未信圣道之前，迷信邪神，寺庙林立，祭坛遍地，每逢‘究节’(JuulTime)，须以九十九人，献为活祭！人民嗜好杀好战，僧恶和平。且以流血为荣，忍耐为耻；视仇恨为美德，仁恕为罪恶；淫乱成风，廉耻扫地；人沦禽兽，无恶不作。但是信奉圣道以后，数十年间，便成文明之邦。(同上书卷四，一Ｏ九页)，英国十八世纪，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德堕落，在当时欧洲，乃为最无希望的国家，但以受卫斯里宗教复兴运动之赐，英国非仅得免革命流血的惨祸，且其政治社会，科学文化，国民道德，均呈突飞猛进之象，此即反对宗教的唯理主义的史家赖盖氏(Lecky)亦终未否认之史证。而现在英国教会冷落，成年人百分之九十，青年人百分之九十九，不到教堂，因之，其国运亦日见衰微，这尤为一个有力的反证！
㈢再就信徒的生活说──许多圣徒，或则卫道护教，百折不挠；或则赴汤蹈火，视死如归；或则沉潜坚毅，作惊人发明；或则轰轰烈烈，建丰功伟业，都有坚强的意志，过人的魄力，动心忍性，超绝常人。而反对基督教的尼采本人，则由于其思想偏激，中年时起(三十以前)，即常患剧烈头痛病，精神失常，一八七九年(三十五岁)以后，便离群索居，其所著收，如(Ecce Homo)等，竟以“我何以如此通达？”“我何以如此聪明？”“我何以写这些好书？”为各章标题，自鸣其超越整个人类，不同凡夫；语多狂妄，神经变态，卒乃不治身死，此正为敌基督者，(氏著有Anti Christ一书)之悲惨下场，宜作世人之殷鉴！(查崇拜尼采的特勒，亦患高度的神经病，实属无独有偶，终亦辱国杀身，自趋灭亡。)
基上所论，则基督教，非但绝不保守落伍，奴化思想，毒害人民；且反有新民兴邦，推进文化发展之功。至于那些异教邪道，圣经对之，早有严重警告，自当加以明辨；不可与基督圣道混为一谈，盲从迷信。(详见拙著㈠‘总体辨道学’卷叁，卷肆㈡‘圣道通诠’第七，第八，第九章)
基督、使命与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