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论近代文化哲学之偏弊

一、世界灾祸之厉阶

　　语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个民族的灾祸，往往起因于少数学人之哲学思想。回顾近代的历史，文艺复兴运动，乃号称为人类历史上一个所谓精神解放，个性自觉的大运动。文艺复兴时代的哲人学者，和中古黑暗时代斗争的结果，一方面使个性奔放，光芒万丈，形成自由民主的政治；一方面使理性之力，颖而出，造成科学文化的发展；但可惜因其以人为本位，到了十八世纪，由于启蒙运动勃兴，理性主义(谓人性有其‘无穷之完全性’)，以及功利主义(谓人类行为,乃为追求幸福快乐)之风靡一时，支配人心，流弊所至，遂摧毁心灵，成为无神论与唯物论之厉阶。当时启蒙运动健将之一的休谟(David Hume)，承陆克(John Locke)‘经验主义’之余绪，首倡怀疑论，力斥旧日超自然的信仰，否认人类心灵之存在，其说震憾基督教世界。氏之代表杰作，‘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现虽被尊为世界的名著，殊不知当休氏执笔这时(廿三岁开始撰述，廿六岁脱稿)，实尚为一血气方刚，学养未熟的青年。纵其才气横溢，得天独厚；然休氏立说的偏激不全，即由休氏本人在此书发表十年后，便自加修订一点而观，当可不言而喻。

　　人类通病，每喜夤缘时会，趋时求誉。当时欧洲学者，此呼彼应，习非成是，不知“一切认识，虽曰始自经验，但非穷于经验”(语本康德)；且又迷信‘理性万能’(注一)，自炫‘人性万能’(注二)，从而否认灵魂之存在，无视上帝之权威，遂为‘唯物论’，与‘无神论’张目，而成今日世界祸乱的厉阶。

二、现代文明之病根

　　当休谟思想猖狂泛滥，不知所届这时，法儒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不愿随波逐流，阿时取誉，特于一七五Ｏ年为文应徵，痛诋时人(注三)，认为当时学者，实乃“一群退化的动物”，“在科学哲学发展之处，即为道德堕落之所，”“人类智慧发达之结果，适足助长奸诈的罪行，其所造之所谓‘文化’，非仅无益，且反有害，不仅无价值之可言，且将令欧洲社会之祸乱，与日而俱增。”

　　二百年前卢氏的话，验诸今日的情势，正可谓“不幸而言中”。吾人生逢世变，检讨既往，深察时弊，诵氏之言，实不禁发生无限的怆感！英儒吉特(Kidd)在其所著‘西方文明之精义’一书中，论近代文明哲学之流毒，有言曰：在伦理方面，彼解释人类行为者，除个人在团体中之自利外，不复有其他更高尚之原则；既以个人自利为最高原则，便仅着眼于现实，宗教道德，自属无用。由于功利主义之发展，更进而有唯物史观，以所谓经济原素，为支配历史之主因，人类一切制度，一切信仰，皆由经济条件为其决定。是唯物史观者，不过功利主义之变本加厉而已！

　　尤有进者，世人谈马列主义者，类都仅重皮相的观察，注意其唯物辩证法。殊不知马克思主义，虽披上了黑格儿(Hegal)辩证法的外衣，其实却是陆克(Locke)经验主义的偏差。奥国哲学家史鹏(O. Spaan)之言曰：马克思主义乃是经验主义的‘变种’。英国的经验主义，在政治方面，固奠定了近代民主的基础；在经济方面，却助长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经验主义‘变种’的结果，在政治上，却形成了独裁的极权主义；在经济上，则成为唯物的共产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根源，实在还是英国的经验主义。国际共产党虽以反对资本主义为号召，而不知共党自己思想的根源，却与形成资本主义的经验主义是同一个系统，而且变本加厉。更露骨的讲，今日世界问题的症结，却还在现代人文主义的文化哲学的本体。

三、文化失调之恶果

　　人类文化，有两方面的关系，一为人类对外物之控制(创一27)，一为人类对上帝的责任(创二17;出廿3～6)。乃人类受了魔鬼的试探，便无视上帝的诫命，自以为聪明，自此为上帝(创三4～6)。妄想“造塔通天”，“传扬己名”，目中无神，自立‘人极’！卒至“变乱言语”，“分散全地”(创十一4～9)。人类既自绝其生命福乐之根本与中心，文化遂成跛行的发展，世界亦永无康宁之希望。今日各国比赛‘火箭’‘衡星’，要和月球交通，在神看来，无非重蹈‘巴别塔’的覆辙，势将加重人类之灾祸。(注四)纯从物质方面来看，现代文明，固有长足惊人的发展与进步；从精神方面来说，人类的道德观念，灵性生活，却和物质文明的发展，科工技术的进步，适呈相反的退后衰颓的病态。此乃人类文化失调之基因。由于文化之失调，不但社会生活，日趋动乱不安；而人类思想能力，也日趋机械化，瘫痪化。人心既为形役，“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壹五19)；而人类心志自由独立之本性，亦随之消沉，对于魔鬼试诱的恶势力，便日渐失去其抗拒的能力。故今日人类，就文化言，是在一种跛形的状态；就灵性言，更陷于一种完全瘫痪的苦境。无怪世界灾祸，横决泛滥，莫之能御──现在实存主义者(Existentialist)，虽欲恢复此独立自由，期挽人类浩劫；惟以其昧于“真理使人自由”(约八32)之经验，且尤无视上帝的律法，势将导世界人类趋于无政府的，虚无疯狂，自杀之末路。此义言之长，余已另撰专书，详加论列。(注五)

四、人类心灵之堕落

　　圣经说：“人种的是甚么，收的也是甚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六7～8)语云：“履霜坚冰至，非一朝一夕之故。”又云：“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可知今日世界灾祸之由来，当必有其历史的因缘，尤必由于人类自身有其可乘之弱点。质言之，这便是我们人类离神叛道之罪恶，人类道德心灵之堕落。“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罗八20)“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壹五19)，“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祗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不能服从“上帝的律”(罗七18～23)。德儒倭鉴(Rudolf Christopher Eucken1846－1926)，早岁深嗜哲学，晚年忧心世道；深感人类宗教灵性生活之堕落，力辟唯物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谬妄，认为人类之责任与权利，端在致力精神与属灵的奋斗，以克制人类之邪情与恶欲，此乃人类最神圣之斗争。(注六)

　　人类正面临空前危险的大黑暗时代，却正是我们应该惩前毖后，彻底警觉痛悔的大反省时期。我国自新文化运动以后，国人醉心西洋文化，崇拜世俗学者，陆克，休谟，杜威，罗素……深入人心，几成偶像；曾不知履霜坚冰，竟成今日空前国难之厉阶。此非作者过甚其词，盖思想之为物，其潜在的力量，磅礴泛滥，往往一发不可收拾。卢梭的‘民约论’，竟酿成了改变近代历史的法国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复造成泛滥世界的共产运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非古成己，标新立异；徒快一时，以博时誉；却种下了民族国家空前惨烈之祸根。深望今之学人，痛定思痛，反躬自省，探索国家灾难之根源，世界祸乱之厉阶；以及近代文化哲学之病根，人类心灵堕落之危机，与其自身应负的罪责，慎勿重蹈十八世纪哲学家的覆辙，成为卢梭当时所指摘的“道德堕落的退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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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一)当时法国百科全书，即认为一切思想学问之总汇；伏尔泰(Voltaire)氏称之为‘理性世纪’之代表。
　　(注二)说本英儒培根(FrancisBacon)。氏创归纳法，以为探求知识之工具，谓人有‘无限之完全性’(InfinitePerfectibility)其所倡导之科学方法，实为近代科学进步之利器；惜其经验哲学，为休谟所变质，从而流为怀疑主义，反对超自然论，否认心灵存在，实非培根之本意。因培根倡导科学方法，原无可非，其本人且曾力斥无神论之谬妄！另详拙著：世界名人宗教观，第一章。
　　(注三)氏应狄雄学院悬赏征文，题为DiscurseSurLesSciencesetlesArts,1750获得奖赏，一举成名。氏谓‘科学哲学……均为道德最大之敌，又为奴隶之源。’卢氏本人生活潦倒，虽亦颇多可议之处，然吾人实未可以其人而尽废其言。
　　(注四)经云：“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三36)此乃世界灾难之根源。今我国忧世之士，因痛诋近代物质文明之病态，惜其境界，乃不能超越‘人文主义’；对于人类和上帝的关系，对上帝的责任，则根本茫然，根本漠视。此其罪尤，实与唯物无神论者，五十步与百步；无怪无由止息“上帝的震怒”。此‘人类灾祸’，所以无法消弭，抑且有增无已也！
　　(注五)拙著：⑴TheSpirituslDeclineoftheWest；⑵‘总体辩道学’卷贰、卷肆。
　　(注六)参看拙著：“世界名人宗教观”第一章，倭氏在哲学上，虽反对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惜在神学上，倭氏对于基督教义之认识，仍未能摆脱‘自然主义’之桎梏，此乃一般学者之通病，容当以专书论列。

第二章 论西方心灵没落之危机

──现代西洋哲学之逆流

一、实存主义之概念

　　‘实存主义’(Existentialism──或译作‘存在主义’，和‘自觉存在论’)乃是一个比较新的名词，亦为现代人面临文化解体时，一种哲学的逆流。这种学说，本来非常晦涩难解，非但常人不易领会，甚至倡此说者，亦自己承认，他们彼此之间，亦未必互相了解。可是说也奇怪，这种思潮，却竟此唱彼和，风行一时。推究其因，不外二端：一则，实存主义，乃是一种‘危机哲学’(Philosophy of Crisis)，也是一种‘反抗哲学’(Philosophy of Reaction)，或又可说是一种‘虚空哲学’(Philosophy of Meaninglessness or Nothingness)。人们自下而上在这个动乱、紧张、烦恼、苦闷、恐怖险恶，朝不保夕的时代，对于世界，对于人生，都觉毫无意义，毫无希望，或则要找刺激，或则志趣消沉，故易受此种思想的诱惑。这正如东方佛教，虽大众未必明其教义，却有一种魔力，令千千万万的‘善男信女’为之着迷。(事实上，此说确有与佛教禅宗，互相暗合之处，另详拙著Zen-Existentialism一书)二则，世人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赛五三6)“一切不虔不义的人”，既无“爱真理的心”，而且“阻挡真理”，他们“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或“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故此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徒虚谎。”(参阅罗一18,21;林前一21;帖后二10～11)世人对于福音真道，掩耳不听，格格不入；对于异端邪说，则趋之若鹜，乐此不疲，兴言不听，不禁忧心如焚，欲哭无泪！

　　甚么是‘实存主义’，诚如上文所言，由于其本质的晦涩难解，非但不易以一个简明的定义；而且他们彼此立场，也各有不同，以致立说纷歧，莫衷一是。或为有神论的，或为无神论的，或为折衷论的，未可一概而论。大体上说，(查‘有神论的实存主义者’，所言之神，乃为一种‘哲学的神’，等于无神)自我神化，自求解脱的无神的假宗教(A Religion Without Good)旨在使人从无意义的世界和人生中，豁然顿悟，跃入(Existential leap)一种众醉独醒的，自有自主，‘自我超越’，‘自我神化’的‘真我’境界。

二、实存主义之特质

　　实存主义，虽有不同的立场，甚至分‘有神’‘无神’，两大宗派；但从其立论的精神来分析，仍可找到其异曲同工的特质。

　　其一，人间中心论──实存主义，乃为人文主义之流派，故强调人本主义(Arithropologism, HomocentricTheory)，以真正之实在，乃为人生，宇宙万物，皆为人而存，皆为我而设，万有都是本于人，而归于人。这显为一种‘自我神化’论，因为祗有上帝是“自有永有”，“万有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参阅罗十一36)

　　其二，绝对自由论──万物既是为‘人’为‘我’，故以人乃一种绝对自主自动之物，人生之本质，乃为绝对的自由；从而反对一切制度、组织、社会、国家、法律、权威、道德、教会、乃至上帝！因为他们既‘自我神化’，当然至尊无上，有我无神！

　　其三，极端主观论──人既绝对自由，故人类生存，不受外界任何律法仪文的束缚；生存本身，即为律法；惟一之立法者，乃为其自身。凡属客观的真理，上帝的启示，均在其否认之列。

　　其四，反对唯理论(Irrationalism)──他们反对理性，菲薄科学，重视直觉，认为真正自我，不能作为理性的知识的对象；人生之本质，不在理性之内，乃是超乎理性之上，故人生奥秘，不能用逻辑的法则，科学的方法，庸俗的理性，加以窥测阐明。
　　其五，自我超越论(Self-Transcendence)──人非常住不变，乃在息息‘转化’(Becoming)之中，故人乃为无常不定的历史(Restless History)，每一分钟，他乃超乎其自己，所谓存在，乃是一种不停的自我超越，自我推进的现象，不可执着于常相。这乃与佛教的精义，异曲同工。

　　其六，悲观虚无论──他们鉴于人类文化之没落解体，世界局势的动乱悖谬，因此对文化的价值，世界的前途，发生极大的怀疑；甚且认为人生乃完全虚空，没有意义，于是流为一种悲观虚无主义，尤以无神的海德格和萨脱尔为甚。

　　其七，真实人生论──他们把人生分成两种境界，一为真实的(Authentic)，一为虚妄的(Unauthentic)。后者浑浑噩噩，随俗浮沉，出卖自己的自由，以致自失主宰，心为形役，受制于外在的规范，呆板的律法，而丧失人生之真义。故事实的人生，须自作主宰，自负其责，自创其法，自由自在，凭其自力，永远超越。

三、实存主义之先驱

　　实存主义，虽为近代哲学的新思潮，但是，任何哲学，都有其历史的根源。实存主义，当然亦不能例外。它的根源，可以远溯诸古希腊刻于亚波罗(Apollo)神庙中之台尔弗格格言(Delphic maxim)，那就是‘认识你自己’(Know Thyself)。这和佛教‘明心见性’之意可相会通。但限于篇幅，我们不想作冗长的历史的叙述，兹谨略学一二。其一为丹麦哲学家寇克迦(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一般学者，都以其为实存主义之先驱。最初用‘存在’(Existence)一名者乃为寇氏，故氏被尊为‘存在主义之父’。氏体弱多病，工愁善感；三十余年以前，有‘丹麦疯子’(Mad Dane)之称；今则几被奉为‘天之骄子’。寇氏思想，不循庸俗的唯理主义，鄙弃一切系统成规。氏不仅反对传统的科学哲学思想，且复反对有规律的庸俗生活斥之为束缚个人，绞杀自由和捆绑人类之‘死墙’(Deadening Wall)。氏又反对唯理主义，谓知识乃为一切捆绑之根源；人首贵能内省，庶能自作主宰。(此与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可谓异曲同工)氏谓人生首要原则，乃在‘转化’，舍弃有限之老我，成为无量之新我，冀达无穷的‘绝对我’(Absolute Self)之境，此即为人类永远得救得救之盼望。氏为一极端主观的个人主义者，以为一切在个人以外者均为有限的，暂时的，外表的，相对的；以是厌恶组织，反对社会。氏谓人生有三种不同境界：其一为审美的，以唯理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为代表。他们的思想作为，祗求自我的满足，对于人生大道，不甚关心。其二为伦理的，以法利赛人为代表，仅想靠遵守呆板的律法，来克制其罪行。其三为宗教的，此方为真正的人生态度；但欲达此境界，非藉伦理律法，端赖豁然顿悟(Existential leap)。故凡一切足使人受捆绑束缚之物，如组织，制度，国家，教会，庸俗生活，知识学问，客观标准，和一般通例，均为氏所反对。

　　其次是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他提倡超人哲学，反对上帝，反对基督圣道，反对近代文化，反对理性知识和伦理道德，故亦被认为实存主义之先驱。尼氏乃是一个反常的人，他有两种矛盾的性格，彼此冲突，时常自相争战。他想突破这种矛盾，成为超人，自成主宰，但终苦不能，以是内心没有平安。他的思想，可分三大时期。第一时期，他深受叔本华悲观厌世哲学的影响。第二时期，他崇拜科学，妄想藉科学使人成为其命运的主宰，达成人生最高的理想。第三时期，他放弃科学万能的妄想，转而崇拜权力和英雄，认为‘超人’乃是‘权力意志’(Willto Power)的化身。他认为祗有强权，没有公义；人不可存‘恻隐之心’，千千万万无用的蠢才，应加消灭。他的伦理思想，完全悖性灭理，反对‘除恶行善’，而主张‘贬善扬恶’。(参看氏著Beyond Good and Evil)因此，他极力反对基督教，主要理由，乃是他认为报复，恼怒，仇恨，奸淫……都是‘善’；而基督教却认为‘恶’。他对基督教罪恶，悔改，赎罪，恩典一切教义，尤有反感。他以虎豹灿烂的斑点，乃是美丽，因为凶恶的象征。他以道德为虚谎，否认一切文化的价值；因此反对一切律法，规范，认为最高的价值，祗是‘虚无’，故又提倡虚无主义。尼氏生平专以亵渎上帝，讥嘲基督，诋毁圣道为快，因此得了一种奇疾，常常头痛欲裂。三十五岁以后，即退休独居，四十四岁得疯狂症，卒至不治而死，此又足为渎神者鉴！

　　尼氏和寇氏的思想，虽是完全不同──为强烈的无神论者，一则仍自鸣信神；其实在他们的内心里，却有彼此相契暗合之处。第一，他们都反对理性主义(Rationalism)，都反对庸俗的逻辑思想；他们认为人生的奥秘，不能用常理来测度解释。第二，他们都是人本主义者(Anthropocentrist)，以人为至上；认为真正的存在须求诸人，人生的真义，不用外求。第三，他们都是极端反社会，反制度的主观主义者(Subjcetivist)；他们主张极端的自由，谓人当自主自在，不受一切法律和命令的束缚，存在本身即是律法，人当自作主宰，自创律法，方有真正人生的意义。以是二氏均被认为实存主义之先驱。

四、实存主义之宗派

　　实存主义者，立说纷殊，未易概论；强为类别，可分两派：一为有神论者，一为无神论者，兹分述之。

　　⑵有神派，在法国有马塞尔(Gabriel Marcel)，氏为天主教徒，谓吾人不能从科学对人生得到甚么亮光。倘使我们把他人看作一个无位格的‘他’，或无位格的人，则我们自己也变成了‘他’，而没有真实存在的意义。真实的存在，须使此无位格的‘他’，成为一个超越的有位格的‘你’。但人类因有血肉之体，他的超越，乃是有限的，所以当以爱神之心，仰望一位完全的绝对的‘人’(Person)，或‘你’(Thou)。马氏思想和海德格有两大不同，其一乃在他们的‘自我超越’论。海氏仅从世界的角度而看，马氏则就与神的关系而论。质言之，马氏的自我超越论，乃是谓人当以神的意志，思想，与行为，作为吾人的意志，思想与行为；否则，没有人的存在可言。神既是绝对的，他的爱是完全的；倘使我能和神性有分，则我的生命必能格外丰富；如是神亦不再是‘他’，而成为‘你’。其二乃在他们对于生死的观念。海氏乃为宿命论者，虚无论者，故仅以失望的勇气，面对死亡。马氏则以死亡为生命的完成。生命乃超过‘存在’，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结。马氏的思想，虽较海氏似胜一筹，可惜仍不脱主观主义的毛病。因此过重人的哲学和自由，而漠视神的主权和启示；他的思想，亦不以圣经的真理为依归。此派在德有耶斯柏氏(Karl Jaspers)，氏虽信有神，但是他的神，乃是一位‘哲学神’，而且他以为真正存在的人，既是绝对自由的，便应离神而独立，不能受神的干预，所以也有强烈的人本主义的，意志自由的，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的色彩。准斯而论，所谓‘有神派’，实与‘无神派’，并无本质的不同。

五、实存主义之批判

　　平心而论，实存主义，既为对于传统哲学的反抗，自不无若干可取之处。第一，乃在其反对庸俗的唯理主义和科学主义。第二，乃在其反对幼稚天真的乐观主义。第三，乃在其反对法利赛人式的律法主义。第四，乃在反对康德以后的认识论和不可知论，以及黑格尔的所谓‘绝对理念’和‘理想世界’；寇克迦氏且斥黑氏为伪妄亵渎，洵可促哲人学者之反省。第五，乃在其重视人生之意义，谓宜分辨其虚妄与真实，不可随俗浮沉。

　　惟是，他们立说，重在神化固有之人性，其本质非但未脱人文主义的窠臼，抑且变本而加厉。第一，基督教虽亦反对唯理主义，但其反对之理由与立场，完全不同；倘使高抬‘自我’，以‘自我’为万法之基准，则将陷于极端的主观主义，甚且趋于荒诞背理。第二，基督教固亦反对幼稚的乐观主义；但实存主义的虚无哲学，却将令人类趋于悲观厌事的绝境。第三，基督教固反对法利赛主义，律法主义；但实存主义者，因噎废食，反对一切权威、制度、律例、组织、规章、社会、国家、教会、乃至上帝，势将令人类陷于无政府的黑暗状态。第四，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尤其是不可知论，固属不当；但如不信真神之启示，圣经之真理，则仅以群盲扪象，水底捞月，仍无由认识宇宙人生之本体与奥秘。第五，人生虚妄与真实，其关键乃在其是否皈依生命之主，重生得救，得着更丰盛，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永恒与荣耀的生命。“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翰三16;十一25～26)此乃生命之大道，亦为存在之真谛。离开了他，没有生命之可言，亦无存在之意义。实存在主义，却不信基督，辱没真神；以为人类之背道堕落，乃在其出卖‘自我’，而并非悖逆上帝；乃在其放弃绝对自由，而非在违反神的诫命。于是以为真实的人生，乃在求自我之神化(萨脱尔之说)，人类之所以自觉有罪，乃在其不能完全与神平等(海德格之说)，不能遵照魔鬼之言，完全达到‘便如神’之愿望(创三5)，实属亵渎伪妄！

　　总之，实存主义，乃为西洋哲学之逆流，亦为人类在其面临文化解体，绝望无路之时的垂死挣扎，而且还可能是一种末世的预兆！从好的方面看，这乃是他们开始憬悟，人类智慧，并非俱足；科学技术，亦非万能；而宇宙人生的真理，尤非人智所能穷其究极。这种废然而返的态度，本可因势利导，促其悔改，皈依救主，信奉真道；惟是属血气的自然人，不能领会上帝圣灵之事(林前二14)，尤以人类本性，受罪侵蚀，已经败坏，不但“故意不认识上帝”(罗一28)，且还敌对上帝，不信上帝的启示，遂衍成此种虚无的哲学。诚如经云：“这些人是无水的井。”(彼后二17)虽曰陈义高深，却无生命活水。“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作败坏的奴仆。”(彼后二19)而且他们这种转变反抗，究其实际，乃是换汤不换药，仍是没有摆脱人文主义，但是他们仍是竭力强调个人有绝对自由，萨脱尔甚且因此要宣告上帝的死刑！这显然乃以人为本位，人为至上，不仅落入他们所反对的人文主义的陷阱，而且变成一种最激烈的自求解脱，自我神化，敌视上帝的假宗教。这乃是西方心灵堕落的危机，尤为魔鬼所施的最后的毒计！在这个动乱，紧张，苦闷，烦恼，恐怖危险，朝不保夕的时代，这种反制度，反组织，反社会，反国家，反法律，反权威，反道德，反教会，乃至反上帝的思想，势将导世界人类趋于无政府的，虚无疯狂的末路。这乃是人类自杀的哲学，世界末日的警号！(详见英文拙著The Spiritual Decline of the West; Zen-EXistentialism一书)

第三章 论中国学人思想之病态㈠

一、无神论的思想保姆

　　中国学人，在思想上犯了一种极严重的病态，便是不信上帝，亵渎真神；或虽侈谈上帝，乃仅凭其私意揣摩，却绝对不敬畏上帝，使一位至圣至善，全知全能的真神，成为一个哲学的名词，抽象的符号，从而把鬼神并称，以神人同位。更奇怪的，他们又自相矛盾，一方面对流行的唯物无神论，深痛疾恶；一方面却以各种的理论，否认上帝的存在；或则妄想“开除上帝的名额”，“放逐精神元素的灵魂”；(以吴稚晖先生为代表，详见下文)或则力介“自然主义的宇宙纲和人生观”，否认“超自然的主宰”，“不信灵魂不朽之说”；(以胡适先生为代表，详见下文)或则企图“消散上帝和灵魂”等观念，认为“没有分别存在之价值”。(以钱穆先生为代表,详见下文)，易言之，他们一面反对唯物无神论，一面却做了这种思想的‘俘虏’，并且不自觉地，做了这种思想的‘保姆’；发生了他们自己所反对的意料不到的恶果。作者尝检查我国中学文学国文读书，其所选当代名流学者的论文，往往富有唯物无神的思想，甚至正中书局出版的，亦无例外，使青年学生，先入为入，思想中毒，实和国家教育方针，根本冲突；而当局竟习焉不察，不以为非。言念及此，忧心如焚。兹谨忠实地叙述以上各家自己发表的言论，以为作者所见的注释与佐证。

二、吴稚晖氏的无神论

　　其一，是党国元老，‘一个新信仰的宇宙与人生观’的著者，吴稚晖先生──当时胡适之捧他老人家为人生观大论战战线上的‘押阵大将军’，领导‘科学的人生观’的先锋。吴氏说：“人便是外面祗胜两支脚，却得到了两支手，内面有三斤二两脑髓，五千Ｏ四十八根脑筋，比较占有多额神经系质的‘动物’。生者，演之谓也，如是云尔；所谓人生，便是用手用脑的一种动物，论到‘宇宙大剧场’的第亿垓八京六兆五万七千幕，正在那里出台演唱。”“我以为动物植物，皆止有其质力的交推，有其幅射的反应，如是而已。譬之于人，其质构而为如是之神经系，即质力生如是之反应。所谓情感，思想，意志，等等，就种种反应而强为之名，美其名曰心理，神其事曰灵魂；质直言之，曰感觉，其实总不过质力之相应。”读者注意！吴老先生说：人祗有‘质力’；一切情感，思想，意志，都不过是‘质力’的反应，仅勉强“美其名曰心理，神其事曰灵魂。”所以他老人家索性发表谬妄的主张说：“那种骇得煞人的显赫的名词，上帝呀！神呀！还是取消了好……开除了上帝的名额！放逐了精神元素的灵魂！”(注一)呜呼，吴氏此种极端唯物的祗认‘质力反应’，否认‘精神元素’，‘开除上帝’，‘放逐灵魂’的激烈无神论和‘灭灵论’，便是今日无神共党逼害教会，改造洗脑，种种政策的理论根据和指导原则啊！而更离奇的，一个反共的政党政府，却尊他为党国元勋！殊令人欲哭无泪！愿我党局，早日悔改，反共复国，始有希望。

三、胡适先生的无神论

　　其次，是前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之先生的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他说：“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是如此的，正用不着甚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作者按：这与吴稚晖先生‘开除上帝名额’的意思，正复相同)根据于生物的科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残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作者按：此正和他所反对的唯物无神共党，异曲同工)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的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可以用科学道德方法寻求出来的。”(注二)胡氏这种皮相之论，一般大学青年，类能道之。培根说：“稍有哲学的人，便趋向无神论。”吾人虽未敢以培根的话，来奚落胡氏；但胡氏当时，确尚是一位血气方刚，未届‘三十而立’的青年，却已当了中国文化运动的首领，影响了中国民族的命运！胡氏又在基所著‘胡适文选自序──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我不信灵魂不朽之说，也不信天堂，地狱之说，”(此乃最强烈无神唯物论)“故我说：我这个小我，会死灭的。死灭是一切生物的普遍现象，不足怕，也不足惜。”(注意！胡先生说，死是“不足惜的生物现象”，他这句话对于那等草菅人命的共党，有何等重大‘暗示’的作用)胡先生又在其‘答友人问人生有何意义’的信上说：“生命本身，不过是一件生物学的事实；有甚么意义可说。生一个人，与生一只狗，一只猫，有甚么分别！”(注三)循胡此说，人既与狗猫无异，则那些？狗人类，蔑视人性的共党，便从胡氏得到理论的根据！胡氏这种思想──如：否认“好生之德的主宰”，否认“道德礼教的永久价值”，认为“人之死，是不足惜的生物现象；”“人之生，与狗猫有甚么分别；”诚无啻以万物之灵，沦为禽兽，是不仅和他生平所提倡的以承认人类尊严指归的自由主义，大相迳庭；而且尤予今日奴役人类，亵渎上帝的共党，一个重大的启示和鼓励。吾人忠恕论人，敬爱胡氏，此当绝非胡氏当年著书立说之目的。惟失诸毫厘，谬以千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学人言立，可勿戒慎！胡氏今已作古，与草木同腐。经云：“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林前十五50)“智慧人在那里，文士在那里，这世上的辩士在那里？(林前一20)胡氏已随其所信的‘神灭论’永远灭亡；彼盲从胡氏者，盖勿憬悟！

四、钱穆先生的无神论

　　其三，是现在香港新亚书院院长钱穆(宾四)先生，在其所撰‘湖上闲思录’中，论‘道与命’的见解。据其自述，这一本书，乃是他在无锡太湖之滨江南大学时，“徜徉湖山胜处”时写的；他写这书的动机，照其自叙，“并不曾想如我们古代的先秦诸子们，儒墨道法，各成一家言，来诱世导俗；也不曾想如我们宋明的理学先生们，程朱陆王想承继或发明一个道统，来继绝学而开来者；也并不曾想如西方欧洲的哲学家们，有系统，有组织，有严格地，精密地，把思想凝练在一条线上，依照逻辑的推演，祈望发现一个客观的真理，启示宇宙人生之奥秘；”而事实上他所论的却在在涉及宇宙人生的重大问题，未可以其为“闲思”而等闲视之！钱先生在其论‘道与命’一章中，一则曰：“上帝吧！灵魂吧！本体吧！究竟还是绝难证验。”财则曰：“向来中国人思想并不注重在探讨宇宙之本质及其原始等，而祗重在宇宙内当前可见之一切事象。”三则曰：“就可见之事象论，祗是一变动，祗是一易。这一变动便是有为，但此有为却是莫之为而为，因此并不坚持上帝创物之说：而且此一变动，又是像无所为而为，故中国人思想，更不推求宇宙万物之目的。”四则曰：“造是自无造有，化是自有化无。同时在造，即是同时在化；同时在化，亦即同时在造。现象后面不论本体，生命后面，不论灵魂。因此在中国思想里，也不坚拒灵魂与本体之说。祗是为认此三者，已内在于一切事象之中了。”五则曰：“道是无乎不在，而又变动不居的。道即物即灵，即天即人，即现象即本体；上帝和灵魂和本体的观念，尽在此道的观念中消散了，再没有他们分别存在之严重价值了！”(注意！他说：‘上帝和灵魂……消散了，没有分别存在之价值了！’)最后说：“每一物之动，祗在理与义与命之中，亦祗在仁与生与道之中，冲突克伐死亡灾祸，是自然；从种种突克伐死亡灾祸中，见出义理仁道生命来，是人文。但人文仍还是自然，不能违离自然，而成为人文。”(注四)钱先生为当今‘人文主义’(Humanism)之导师，其言论文章，为时人所重。但钱氏上论，稍加透视，实在是‘不可知论’(Agnosticism)，‘实证主义’(Positivism)，‘现象主义’(Phenomenalism)，泛神主义(Panthism)，‘自然主义’(Naturalism)，和‘无神主义’(Atheism)诸种思想的幅辏。钱氏思想型类，论者虽谓与胡适相对垒，然就其“消散上帝和灵魂”认为“没有分别存在之价值”，各点而论，实在和胡适先生，异曲而同工，殊途而　　同归，都是彻头彻尾的自然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

　　钱氏思想，所不同于吴胡二氏者，乃在其披上‘道’的外衣。但是世人论‘道’，因不信上帝的‘特殊启示’，随从人间的‘虚空妄言’，以是终病空疏。就我国圣哲而言，孔子虽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警悟；但是“夫子之性与天道”，毕竟是“不可得闻”的哑谜。(注五)老子论‘道’，意境超迈，绝不同孔子庸俗；曾面斥孔子“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孔子退语其门徒，对老子有“乘风云而上天”之感。足徵其对老子的心折。而老子“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主张，尤为对当今‘人文主义’，和一切凡俗宗教的警告！但究何谓‘道’，老子所给世人的答案，也祗是‘道可道，非常道’的玄妙观念，落到一个‘水底捞月’的空想。再从太平洋哲人的思想而言，如赫拉颉利图斯(Heraclitus of Ephesus, C.535-457B.C.)对于‘道’(Logos)的观念，也祗是一种神秘的泛神论。又如亚拿萨哥拉(Anaxagoras, 500?-428B.C.)则以‘道’(Logos)，为介于神和世界之间的指导原则，甚至费鲁(Philo Judaeus, 20B.C.)对于‘道’，虽有一套精微的哲学理论，其实仅是牵强附会，拟以柏拉图的唯心论(Idealism)，附丽于希伯来的一神论(Monotheism)始终是在暗中摸索，水底捞月；终未明白“道成肉身”奥秘的真理。“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约一1)这乃是上帝的最高启示。“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国”把“没有人看见的上帝”，藉着主耶稣基督，永生的神子“表明出来”，这尤为上帝神迹的最高表现。(注六)这乃是“从前许多先知义人和君王……没有看见，没有听见的。”(太十三17;路十24)“祗有上帝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道理(林前二9～10)。如果仅凭人类有限的理智来推论思索，其结果祗是缘木求鱼，至多落到一个“不可知论”的境界。这可证人文主义之根本虚空；亦难怪一切世俗的哲学家对于基督圣道，要望洋兴叹，废然而返了。这乃是作者数十年来饥渴慕道的实际经验，并不是徒作理论的争辩。(注七)

五、作者的期望与祈祷

　　吴稚晖，胡适之，钱宾四先生，道德文章，国人共仰，余亦深慕其为人。(注八)上列各节，仅为客观叙述诸氏自行发布的言论思想，用他们自己的话，自证其妄与矛盾，初未加以主观的批评。(以语批评，当待专书)而正相反，我写本文的目的，乃正是因为私衷之敬慕，愿本基督的爱，为“福音的奥秘”，对盲从诸氏的国人作见证。(惜吴稚晖氏已于前年在台逝世，闻者所遗骨灰，已照其遗嘱，抛投东海，随其所倡的“开除上帝”“放逐灵魂”的灭灵论，永远灭亡。胡氏亦忽以心脏病，与世长辞，一去不返，永远沉沦！逝者如斯，更可焉不信者之殷鉴！)诸氏均为思想上反共之首领，尤负中国学术文化之重任；但可惜正如经云：“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罗八20)不仅作了其思想的‘俘虏’，(歌罗西书二章八节说：“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而且不自觉地使‘唯物论’和‘无神论’，得到了他们理论的维护。(详见上引文)此我国学人，痛定思痛，探本穷源，对国难之由来，世变之厉阶，所应负之责任；在上帝之前，应有之反省也。

　　“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行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故意不认识上帝……因此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罗一20～32)深愿我国学人，共凛人类覆亡之惨祸，在真神之前，虚心谦卑，从这一节圣言，得蒙光照；及时悔悟，皈向真神，信从救主，共证圣道；成为护道术教的首领，承受“永不朽坏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彼前一4)这是作者对中国学人忠诚的期望，并常在神前恒切的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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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一)见人生观论战集；乃稚晖文存。
　　(注二)见氏著‘科学与人生观’。
　　(注三)见‘胡氏文存’卷九。查胡氏此种思想据其在所著‘社会不朽论’一文中说，乃是在他十一岁时读了梁时范缜‘神灭论’的影响，范缜认为“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形容亡而神有。”愿系一种否认灵魂存在的唯物论和无神论，而胡氏却奉
　　为圭臬，以之教导青年。
　　(注四)见“人生”二零四期。
　　(注五)参看拙著“原道”第一章。
　　(注六)参看拙著“原道”第五章。
　　(注七)参看拙著⑴“原道”第六章；⑵“救世之道”。
　　(注八)就私交而论，余与吴钱二氏，还有一段因缘，当余忝长江南大学，特礼聘吴稚晖先生任董事长，而以戴季陶先生副之；钱宾四先生为文学院院长，我当时且曾抱有发扬中国文化之宏愿，我在就任讲演中，尤特强调此点，列为江大文学院重大使命之一。我当时思想的境界，也是一个强烈的人文主义者。

第四章 论中国学人思想之病态㈡

──林语堂对圣道之错觉

　　自林语堂先生自美返国，在港公开讲演发表谈话以后，教会同道，对于林氏信仰，深表关心。因为林氏虽已自称‘皈主’，但对圣经，却仍多不信，如此自相矛盾，势将‘以伪乱真’，狼蒙羊皮，(太七15)，残害教会，尤以林氏声望之大，深恐千万国人，可能被其绊倒！(太十八7)在欧美各国，虽有异端邪说，但福音派有坚强阵营，可与对抗。基督教在我国，则尚在萌芽时代，实经不起异端的攻击。

　　作者虽远游异邦，对于此事，“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参阅约二13～17)特撰此文，敬质林氏。惟以篇幅所限，不拟谈神学上的基本问题，也不想为道作系统的辩护；乃仅就林氏在港有言论，(参看:①灯塔一二一期，刘翼凌先生与林氏的促膝谈。②圣经报二十卷七期，吴明节撰‘有关林氏的信仰问题’)加以客观的分析，一在澄清同道的思想，尤在希望林氏能悬崖勒马，真正回头，皈依救主，同蒙神恩。披肝沥胆，语拙意诚，尚乞林氏鉴其愚衷，予以亮察。

一、关于圣道之认识

　　林氏自称其“一直没有失去基督教信仰，严格说来，不能算是浪子。他这句话，正如一般不信的人，想对基督教表示好感，却正显出其对基督圣道，无清楚认识。果真林氏没有失去信仰，则以林氏文笔之隽永，他数十年来的著作，天大可为主作美好的见证，其影响可能在英国学者卢益世之上。(查卢氏C.S.Lewis初甚反教，后卒皈主，著书证道，曾被誉为‘怀疑者之使徒’。)且林氏既著‘FromPaganToChristian’一书，自称为‘异教徒’，今又何以说‘不是浪子’，没有失去信仰。此乃自相矛盾，或以为基督教和异教，并无本质上的分别，是可证其对基督圣道，并无正确认识。其次，林氏在那篇谈话中，又对一般传道人，表示极大的反感。一则曰‘大不佩服’，再则曰“如坐针毡”；对一位同情无神论的蒋梦麟先生，则反十分推崇，说“蒋梦麟的自传是很有价值的”，亦可见其信仰，实大有疑问。(查蒋梦麟先生曾在稚晖先诞辰百周年，特撰文颂扬吴氏。而吴氏生前曾主张“开除上帝的名额”，“放逐精神元素的灵魂”，把人当作无灵魂的“比较占有多额神经系质的动物”，乃是一位强烈的无神论者，[参看本书第三编第三章]蒋氏竟对其十分向往，该文题为“一个富有意义的人生”──载于一九六四年三月号‘传记文学’，转载于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台湾‘联合报’复次，照林氏表示，他虽“对于耶稣的道是极其钦佩”，但另一方面，他认为“保罗把许多事位杂到一块，有很多是与耶稣的道无关的。”这乃是学哈那克(Adolf Harnack)的故技，妄想割裂圣经，强分所谓‘耶稣的基督教和保罗的基督教’。这乃是‘新神学家’‘射人先射马’的战术。这些学者，仅以耶稣作他们的护符，一面可利用其名，盘据教会，作渗透破坏的工作，“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彼后二1)；一面挟耶稣以自重，便可向保罗开刀。殊不知这种手腕，祗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稍有头脑者，便可知道，倘使保罗的教训是“拉杂”的，“无关”的，则使徒行传中有关保罗蒙召传道，受神启示的记载，必属虚妄，则该书作者所写的‘路加福音’亦未尽可信；如路加福音不可靠，则其他福音，当亦有问题。更严重的，新约里面，大多为保罗书信，则无啻以神圣的圣经，视为“拉杂”，则非但圣经失去其权威，且不能作为我们信仰行为独一可靠绝对无误之准则。林氏不仅摧毁他自己信仰的根基，而且成为诋毁圣道，亵渎上帝的叛徒！退一万步说，徜使林氏仅信耶稣的教训，则林氏对于主耶稣明明白白实实在在一再提示的‘复活’和‘地狱’二事，又　　何以说“不能相信”。这等于指摘耶稣乃是‘大言欺世’，‘危言耸听’！至林氏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曾告诉那个悔改的强盗，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今日已在乐园，何来复活下到阴间”云云，不仅无圣经和神学的常识，且复张冠李戴，不合逻辑。今之学者，藉口‘科学’，反对圣经；却从不先作客观忠实的研究，而仅牵强附会，以图曲护成见，实属最不科学。

　　关于基督圣道的本质与奥秘，余已著书数十种，加以阐释，在此短文，我不想亦不能作神学上的讨论。且查林氏对于神学素有反感，兹姑仅引一二非神学家的见证，略作说明。例如：谢林(Friedrich W. J. Schelling)在其所著‘启示哲学’(Philosophieder Offenbarung)中说：“基督教不是空洞的学说，乃为客观的事实，其最主要的实质，乃为基督所完成的救恩。”拿破仑晚年为基督作见证说：“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乃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可以对其他宗教的创教主说，‘你们既不是神，也不是神的代表，你们祗是虚谎的教士，你们和邪情恶欲，不能分离，你们的结局祗是和凡人一样，同归于尽。’外邦宗教，乃是人为作品，那些自向自夸的教主……他们对于人类的灵魂，将来的命运，上帝的属性，以及宇宙的创造，都和我们一样的茫然无知。……其基督教乃是神的启示，不是人的智慧(不是像林氏所说的所谓“真知灼见”)。耶稣降世，乃是要启示天上的奥秘，他乃是来拯救灵魂。……他的福音，不是仅具最圣洁的道德，而复有最奥秘的道理，乃是眼睛未曾看见，理智不能测透的真理。人生乃是一个谜，我究竟是谁，究从何来，究将何往？宇宙也是一个谜，他是怎样造成的，他的结局如何？都是无法解答。但基督教对于这些奥秘之事，绝不逃避不谈，均有明确答案。……圣经里有无穷的宝藏，有无上的宝训；有奥秘的力量，能感人之心，能慰人之灵。圣经不是死书，乃是活物，且有一种大能，顺之者生，逆之者亡！……”(参看拙著‘世界名人宗教观’第十四章)

　　基督圣道，不是玄学的空想，哲学的思辩，而乃是上帝的大恩大爱的启示和运行。上帝是爱，但爱非静止的属性，而乃为一种无处不在，永恒无量的能力，时时运行在人心中。上帝是天父，但是上帝的父性，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尊称，而乃为一种无所不能，再生再造的大能，要使人类悔改皈向，回到他的怀抱，成为他的儿女和后裔。故基督圣道，乃是一个历史的实在，藉着圣灵的大能，他在历世历代的人群社会中，有伟大的动力，足以感化人心，改造社会，推动世界，实现天国，洵为一种动力的宗教，活泼长存的救世的真道。(参看拙著‘圣道通诠’第一、第十章)

二、关于基督之位格

　　林氏“认为别人都看重大的，好的，惟独耶稣看重犯罪的，微小的，这乃是世界上没有人能及的地方。”故此他“认为耶稣高过苏格拉底，高过释迦牟尼。”林氏这种说法，虽算尊重耶稣，但是“祗凭着外貌肉体认识基督”(林后五16)。这乃是有关主耶稣位格的一个重大问题，余已另撰专书(圣道精义──‘基督论’，详加论列。主耶稣固为真人，但又是真神。基督教所以和凡俗宗教，不可同日而语，乃在主耶稣的神性。倘使主耶稣不是道成肉身，则基督教便失去其超凡的特性。林氏一向不爱神学，笔者姑暂避此不谈，兹特引一位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勒(John Stuant Mill)的话，以作见证。密氏尝谓除了他夫人之外绝不信仰任何宗教；但在其临终不久之前，他写了三篇有关宗教的论文，其中一篇，是论神。他说：“基督乃是道成肉身上帝的化身，故能令人敬拜。乃为无可否认的史实，一切怀疑批评，是心劳日拙。……”(参看PHilip Schaff氏著：‘教会历史’卷一，四三六页，及‘基督论’二八Ｏ──二八五页)密氏认为基督耶稣乃是一位空前绝后的人物，耶不仅崇高伟大，仍不确当；因为他的位格，乃是无比的，不能把他和历史上任何人物相提并论。福音书里所记的那位富贵双全的少壮官员见了耶稣称他为“良善的夫子”，耶稣却反质他说：“为甚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报马太十九16～17)可见耶稣不可和人相比，即称他为最良善的圣人，仍是没有认识他的位格，因为他乃是至圣至善的真神。

　　现代学者，仗着所谓‘历史探究’的美名，把主耶稣基督硬放在他们平庸的‘自然主义’的模型里；全凭主观，不照圣经，把一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永不改变，永远活着的“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人类救主，在‘历史的耶稣’的名义下，夷落到仅和我们有程度上差别的历史人物和世间凡人，使他可以适应他们肤浅庸俗的自然主义，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但是他们这位不照圣经，徒凭人意，杜撰虚构的‘耶稣’，因为学者主见不同，言人人殊，却是得不到一个统一的概念。甚至他们的同路人许怀彻氏(Albert Schweitaer)，也对此深感痛心，他很沮丧地说：“我们以为可以把握耶稣，使他住在我们的时代；但他却非常奇妙，令我们无法捉摸。”(参看氏著TheQuestfortheHistoricalJesus)这乃是现代凡俗的新神学家莫大的悲哀，亦可证若凭肉体外貌认基督，是不会认识他的。(参看拙著‘基督论’第九章)

三、关于圣经与科学

　　林氏认为“耶稣的道很好，永不息灭。”但他却又说他的道“与物理化学可并行不悖。吾人是现代人，很从事可用自然科学解释。”以是他“不信超自然的作用”，对于圣经真理，祗是部分接受，他祗服膺主耶稣登山宝训一类的教训，认为有“真知灼见”。殊不知基督圣道，乃是真神的启示。天地要废去，他的话，却不能废去，乃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万古长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甚么。(参看太廿四35;诗一二九89；约三27、31)不幸林氏中了‘新神学’的毒，囿于‘自然主义’的俗见，仍未能摆脱‘人文主义’的桎梏，不信圣经超凡的真理。

　　现代学者，下八世纪启蒙运动以后所谓经验主义的科学的宇宙人生观的影响，丢弃了任凭超自然的因素，一味遵照那呆板不变的自然力和自然法，来机械地解释整个宇宙现象，以及人类的宗教灵性问题；高抬科学，使其登上神的宝座；为求基督教和自然主义的科学原理互相合一，竟不惜削足适履，曲解圣经，致令基督圣道，根本变质，名存实亡。(参看拙著‘原道’第三章)这些学者，自炫新进，其实却正自暴其无知与落伍。因为照英儒培根的意见，那些对科学哲学，仅习皮毛，造诣不深之人，祗能看到万事的次因，而汉有认识上帝，体会圣道之奥秘！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大学(M.I.T.)名誉董事长汉义博士(Dr. Vanneva Bush)去年在‘幸福’杂志(Fortune)发表专论说，“世人崇拜科学，这乃是十八世纪迷信自然律的恶果，其实科学定律，今是昨非，并非一定不易之真理。且科学的观察，弃其量也仅能窥见宇宙机械的作用，而绝不能穷宇宙人生之奥秘。故氏忠告近代学者说，欲明真理，应当谦卑，不可仅凭科学，而须仰赖信心。”英国科学会曾由六百余名科学界杰出之士，发表宣言，说“我们认为上帝的话，一方面写在圣经里，一方面与在自然界；方式虽属不同，彼此却无冲突。……物理科学，未臻完善，尚在不断进步之中；目前吾人有限的理解力，仿佛对着镜子观看，还是模糊不清，现代许多自然科学家，对于圣经，不加研究，徒凭其不完善的定律，和一知半解，怀疑反对，此种态度，实堪痛惜……。”法国天才科学家巴斯喀氏(Blaise Pascal)，以科学哲学，都不能阐释人生奥秘，遂转而研读圣经，某夕于极大荣光中听到上帝的声音对他说：“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不是哲学家的上帝，不是学者的上帝。”遂五体投地，皈依救主。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又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十四6,八31～32)愿神光照林氏，使其从自我的虚骄中，理智的桎梏中，十八世纪自然律的束缚中，以及人文主义的新神学异端中，释放出来，得到真正的自由。请申论之。

四、关于信仰与理智

　　林氏自负是有思想的人，气焰万丈，把有纯正信仰的基督徒，都看作是些无知的人；甚且斥“保罗是拉杂”，骂“加尔文是该杀！”凭此二语，可证林氏并未悔改，乃是“狼蒙羊皮”(太七15)，来残害教会，林氏不知徒凭思想，不能明白真理；信仰和理智，也并不冲突。奥古斯丁说，有些事，是先知后信；但有些事，却须先信后知。信仰不是迷信，健全的信仰，乃是合理的，有可信之实底和确据的(来十一1)。惟合理的信仰，亦非全凭人的理解。不可知论者史宾塞(Herbert Spencer)说：“我们的心智和思想，都是有限的。至高的真理，乃是弥漫于宇宙的大能，那是绝对不可思议的，非人智所能窥测的。”(参看氏著First Principles P.P.45,46,74,75,110)自所谓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发表其名言“我思故我在”(Cogito Eago Sum)以后，近代哲学，变本加厉；排斥信仰，反抗神学；谓学问之道，首贵怀疑，一切知识，惟有求诸自我之理性。这不仅使人类远离真神，而且‘自我神化’，自立‘人极’，以自我知性为真理的基准。殊不知宇宙万象，绝不是孤立的，不是单独为其本身而存在，而乃超越其本身，与整个宇宙万物，有息息相通，不可分离的关系，并且须照创造宇宙万物的造物主的旨意而存在，并非‘我思故我在’。以是哲学家的任务，当追溯宇宙万物之根源和目的──那便是上帝。故真正的哲学，合理的思想，应以上帝为起点。世俗的哲学，乃是‘内在的’，‘人本的’，建立在歪曲的宇宙观上面，否认宇宙和上帝的关系，以是不能认识造化的本源，窥测真理的整全。他们的起点，乃根本错误，不信上帝和基督，而乃高举人类，神化自我,谓人乃有其‘无限的完全性’(Infinite Perfectibility)，以为‘人定可以胜天’，可以主宰世界。此种以人为本的离神叛道的人文主义的哲学所贻的恶果，遂使人类文化和上帝脱节，成为‘无根之木’‘瓶中之花’(语本Dr. D. E. Trueblood)。降及今日，遂呈凋零没落，分崩离析之险象，使人类面临空前之危机。林氏既对人文主义失望，却不知人文主义所以失败的症结，而步笛卡尔辈之后尘，未免自相矛盾，至少未探其本，此又可证林氏自称‘皈主’，并非真切。(参阅本书第一,第二编)

　　上帝在‘创世’、‘救世’、‘启示’三件大事上，都取主动；人类祗有‘信受’。上帝的生命是无穷的，智慧是无限的；人的心智，无论如何高超，总不能测度上帝的奥秘。(参看约伯记三十八章──四十一章)。神人之间，没有阶梯，可以攀登；祗有一道浩瀚无限不可逾超的鸿沟。人类终是人，无法通神。汤朴威廉主教(Wm.Temple)说：“高深的教育，仅能使人提高境界，譬诸一梯，能助人爬得高一些；但却无法超脱其自我中心的观点和本位，”故不能纠正‘人本’哲学的偏差。人能认识上帝，不是凭其智慧，或逻辑的推论，而须仰赖上帝的启示。人类对行而下的‘器’，可凭官感，加以探索；但对于行而上的‘道’，则不能凭肉体官感加以捉摸实验。这并非说，吾人不应运用理智，不应发展思想，而乃是说，人类须知人知的有限，人知的不足。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太十一25)奥古斯丁说：“人类所以不能了悟真道，即因其自我骄傲的本性，作了其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我们到上帝面前，首须去其虚骄。不幸‘现代人’却‘夜郎自大’‘敝帚自珍’，仍是带了他的地位声望学问才干到上帝面前去，与上帝‘分庭抗礼’。例如惕立赫(Paul Tilich)的所谓‘神学’，有人把它比作一根火柴之光，他在暗室之中，燃起萤光，沾沾自喜，那些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也都趋之若鹜，而却不知打开门窗，“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林后四3～4)，岂不可悯。那些以理智而废信仰的人，以及凭着才学在上帝面前自夸的人，实徒见其浅薄无知而已。林氏予智自雄，气焰万丈，不仅斥“保罗是拉杂”，甚至骂“加尔文是该杀”；殊不知“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罗一22)，徒令上帝“在天上发笑！”(诗二4)，甯不可怜。

五、关于圣灵与启示

　　林氏说：“我个人的意见，第一、不可把圣灵看作太神秘，人有良知，当夜阑人静的时候，抚心自问，就会发现良心。……第二、不可把圣灵看作物质的，他不是有形的，祗可意会，不可言传；……第三、不可把灵魂看得太机械……”于此可知林氏根本缺乏关于‘圣灵’的认识，显见其未重生得救，尚“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弗二1)但否认圣灵之位格，不知圣灵乃是三一真神之一位；且竟把人的灵魂与圣灵混为一谈，严格言之，他乃是亵渎圣灵。(查主耶稣说,亵渎圣灵之罪,今生来世,终不得赦免！马太十二31～32。)主耶稣关于圣灵的教训，于此不克详引，他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约三5～6)又曰：“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约十四16～17)从林氏所发表的关于圣灵的谈话，显见他尚未认识圣灵，自不能接受圣灵；易言之，他仍然是一位属血气的自然人，自不能领会上帝圣灵的事，以及上帝奥秘的智慧(林前二8～14)。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乃是一个出死入生的严重问题，因为体贴肉体的，乃是与上帝为仇，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八5～9)。“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世人乃属首先的亚当，是出于地，乃属土，属血气的；基督徒乃属末后的亚当，是出于天，是属天的，属灵的(林前十五45～50)。基督徒乃是上帝的儿女，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约一12～13)。鸭生的，是鸭，能游水。鸡生的，是鸡，不能游水。这乃是简单明了不容争辩的事实。一个未蒙天父怜悯，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得救重生的人，不能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不得与上帝的神性有分，既没有活泼的盼望(参阅彼前一3;彼后二5)，也没有新生的样式(罗六4)；则其所言所思，也不曾体贴圣灵，而仍与上帝为仇。

　　林氏既未得到圣灵，所以他仍是照自然人的逻辑，人文主义的想法，说：“我个人不信超自然的作用，我们每天遭遇很多事情，今天以为对，明天或不以为对，思想得多，头脑不易承受，就把那些问题，堆在一边，会一天忽然想通，便可称之谓启示。”这乃以人的思想代替神的启示，乃是一种极危险的偏差。新神学的根本错误，便是以哲学代替神学(无怪林氏一再表示他是不爱神学的人)，以世人凡俗的理性，代替上帝奥秘的智慧。“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竟索性否论圣经的权威，甚至怀疑上帝的存在。质言之，他们不信属天的启示，“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西二8)他们以‘人为万事的尺度’，乃是遵奉人文主义始祖诡辩派的创始者卜洛泰哥拉(Protagoras 480-410B.C)的教条。诡辩派不信真神，不信神迹，并且以为是非善恶，无绝对的标准，祗能以人为衡量的尺度，故以‘人’为最大的神迹。可谓目中地神，唯人独尊。雅典政府，以卜氏立说荒诞，马他驱逐，氏遁往西西里，溺死海中。此乃不信乾之悲惨下场，愿神怜悯，不叫林氏随之沉沦；亦勿令世人被林氏“虚空的妄言，世上的小学”(西二8)所惑，随其灭亡！

六、关于人性与救恩

　　林氏又说：“人之初，性本善，是对的；人有慧根，或称良知，为物欲所蔽，祗要如大学所说的日日更新，人是可以上进的。”此其立说，乃是否定原罪，标扬儒道，亦复维护第五世纪柏拉纠(Pelagius)自救论的异端。柏氏不信罪恶对人类有任何主观的内在影响，以是认为人可不藉恩典与助力而能自发自动，用其自力，转离罪恶，归向义路。柏氏此说，当时曾痛遭奥古斯丁之驳斥，在第三次大公会议，被斥为异端。不幸到了施莱马赫(Friedrich E. D. Schleiermacher)，又把之种异端，变本加厉，致令‘新派’教会，不传福音，灵性冷落，见证无力，言之痛心。施氏号称新派的鼻祖，彼凭其主观意识，否认圣经权威，歪曲救恩真理；从而破坏了上帝救世的计划，不信‘因信称义’，不信重生成圣，不信圣灵工作，诸种基本教义。他以为自亚当开始，人类本其内在的力量，循着正常的历史轨道发展，都是自然的，既不藉任何超自然的力量，也无圣灵工作之余地。他根本否认圣灵的位格，所谓圣灵，乃是一种教会的神圣生活。人生有善恶两律，所谓人类得救，祗是善律得胜。施氏这种杜撰的‘救世论’，其实并非其创见，实乃附和康德的见解；不但未合圣经的真理，且复不符历史的定律。史家汤恩培氏(ArnoldToynbee)说：“人类未经救赎的本性，实不能望其有何进步。证诸以往数千年的史实，人的本性，既没有显著的差异，则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不知来，视诸往；当亦不能发生任何重大的改变。”又说：“人类因为没有摆脱其始祖‘原罪’的包袱……以是从其在科学技术上，有辉煌的成就，但在属灵生活上，却是惨烈的失败！”(参阅氏著Civilizationon Trial, P.P.248,261-2)此乃汤氏从人类历史中研究分析所得之结论。故戴维四氏(DavidR.Davies)说：‘汤氏历史研究’一书，简直可改称为‘原罪学’(TheScience Original Sin)，并谓：“六千年人类历史，对人类启示了一个历史定律，便是人类一切努力，结果祗是心劳日拙，人类沉沦的命运，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参阅氏著Down Peacock’s Feathers)我国圣贤教民之道，未尝不善；惟与国民实际生活，不能互为表里，抑且背道而逝。及后王阳明，颜习齐，虽先后倡‘知行合一’，‘践履务实’之说，亦终不能挽救人心，纠正时弊。降及今日，人心陷溺，民德日堕，一切志士仁人之努力，革命改造之运动，卒难振颓起废，根治民族之重疴。(详见拙著‘原　　道’第七章)人性败坏，不能自救，古今中外之史实，已俱明证，复何容疑。

　　主耶稣基督降世，不仅是我们信徒个人出死入生的转机，而且还是整个人类否极泰来的关键。盖基督耶稣降世，乃是上帝进入人类历史，再造新的人类──‘基督族类’(参阅彼前二9)，是乃人类历史上最剧烈的革命，使失败堕落的人类历史，从毁灭的厄运中，得到复苏的转机。这乃是本上帝测不透的无限丰盛的慈爱及其无穷奥秘的智慧，绝非杨世俗学者，所能了悟。古今圣哲，想用人的办法，凭其自义，‘明明德’‘致良知’，以期‘天人合德’‘止于至善’；殊不知人类自始祖犯罪堕落以后，与神为敌，人的意志和神的意志，水火不容，绝难合一。所谓‘天人合一’，‘心安理得’，祗是‘讳疾忌医’，‘自我陶醉’的空想，尤为自负自义，不肯悔改的罪恶。盖所谓人的‘良心’，并非神的公义，不可作为是非善恶绝对可靠的标准。现在‘新神学家’，提倡所谓‘新道德运动’，认为不必遵守上帝的诫命法律，祗须因时因地制宜，行其心之所安所爱，甚至‘诲淫诲盗’，亦不以为非。此乃摧毁公义，维护罪行，以非为是，‘称恶为善’(赛五20)，势将令人类社会堕入黑暗恐怖的深渊，陷于万劫不复沉沦毁灭之厄运。此当为夸耀良心者，亟应幡然憬悟，根本悔改之最后关头！(参看拙著‘圣道通诠’第十二章)林氏犹自夸其良知，乃自证其没有悔改，所谓‘皈主’，乃为自欺欺人。

七、关于慕道的态度

　　林氏不承认他是‘浪子’，而且说他“一直没有失去基督教信仰”(见上文)，他不做礼拜的理由，以为不是在他不信，而是因为传道人不好。这真是算能‘自圆其说’，善尽其‘推诿’的能事了。他说：“许多宗教的道理使我受不了，尤其用赏罚为引诱或恐吓的说法，我不大佩服。有些人讲道，讲来刻板陈腐，令我听了如坐针毡，因此阻碍我去做礼拜。后来我在纽约一家长老会的礼拜堂听了David Read牧师讲道，他可讲得简单(真理本来就是简单的)，生动，而又高明的见解，引人入胜，所以我从此就常常去听他讲道。”在这里我们有几点须提出检讨：其一，一个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他的心必切慕上帝，如鹿切慕水(诗四二1)；亦必像才生的婴孩，爱慕灵奶(彼前二2)。林先生倘真有信心，纵使想‘因废噎食’，但必因灵里饥渴，欲罢不能。然其竟能一隔数十年，不做礼拜，不爱听道，即可反证他必非一个有生命有基督徒。其二，“如果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林后四3～4)同样一篇福音信息，“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林前一18)同样的福音种子，有的落在路旁，被飞鸟吃尽了。有的落在土浅石头地上，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的落在荆棘里，荆棘长起来，把他挤住了。有的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了，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太十三3～8)。大布道家司布真(Charles H. Spurgeon)某日为大雪所阻，偶赴一小教堂听道，当日有一青年传道人用手指着会众，引以赛亚书四十五章金句，叫人悔改。司氏听了，并未有“如坐针毡”之感，也未发该传道人年轻幼稚，而有“不大佩服”的藐视心理，乃竟因此悔改，皈依救主，献身传道。其三，“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雅四6)老子尝面斥孔子，曰：“去子之骄气与多欲，色态与淫志。”何况到上帝面前，我们自更应以‘谦卑束腰’，‘战兢恐惧’。以赛亚见了万军之耶和华的荣光，便承认他是不洁污秽的罪人，说：“祸哉，我灭亡了！”(赛六1～5)约伯为人完全正直，远离恶事；但自亲眼见主以后，便在尘土中懊悔，厌恶自己(伯四二5～6)。我们明道起信，不是单纯的理智问题，同时尤为一个道德问题；不在头脑里的了解，而尤在心灵上的忧伤痛悔，向神认罪(诗篇卅二及五一)。英国名相葛拉斯顿(Gladstone)，学问道德，举国共仰。萨理斯伯莱主教(Bishop Salisbury)，尝当众宣称其为伟大圣徒；彼于青年时代，得免堕落，即因受葛氏德行之感化。但葛氏在神前祈祷，却自承其为“一个可怜的罪人”。借问林氏，究自比葛拉斯首相何如？其四，因此我们到教堂去的目的不是去听‘名人演讲’，也不是去听牧师讲道，而乃是用心灵诚实去敬拜上帝(约四24)。今林氏仅以某牧师讲得“生动高明”，从此常去听他讲道，其动机似在“拜人”交非拜神，是又何怪不能领受神恩。在欧美各国，这种‘听道人’无虑千万，类多仅具“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提后三5)，对于救恩真理，完全茫然，至多对登山宝训之类的教训，一知半解；他们虽赴教堂礼拜，满口颂主，但却把主关在门外，不肯开门(启三20～23)；根本未开心门，和主没有生命的关系，没有得救重生的经验。这些‘基督徒’，乃是‘虽生犹死’；无怪他们所信的“基督教”，亦‘名存实亡’了！其五，吾人并不否认传道人刻板陈腐之病，但如谓讲神的“赏罚”乃是“引诱恐吓”，则主耶稣申斥文士法利赛人，连着说“有祸了……有祸了……”，声色俱厉，情见乎词；又复强调“永生”“永刑”，以示“赏罚”(参看马太廿三,廿五章)，试问林氏，将何以自解？岂非辱没救主，亵渎圣灵。诚如林氏之言，“真理本来就是简单的”，永生永刑，乃为属灵的真理。譬诸饮食，受之则生，拒之则亡；又如电钮，开即见光，闭则无光。永生永死，亦乃决于一心，深愿林氏，勿蹈犹太人之覆辙，因“这话甚难”，而对主厌弃，望望然而去之(约六43～68)。亦勿以传道人之“刻板陈腐”加以藐视，因噎废食，以生死大事，视为儿戏！人生七十古来稀，林氏已逾古稀之年，仰蒙神恩，精神胜健；不要以为这乃是因你“摄生有道”，“做事有兴趣”。须知“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上帝对那位以为靠他自己可以安享余年的财主说：“无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灵魂！”这非“恐吓”林氏，乃是确有之事。惕立赫氏(Paul Tillich)曾亲口对我的同事某教授表示，他退休以后，要到东方去研究‘禅道’，以为和他的‘神学’，可互相发挥。近年鼓吹‘上帝死亡’的‘神学家’，颇推崇惕氏，某晚和惕氏长谈，说他们有此思想，发功惕氏，惕氏受宠若惊，兴高采烈，相约明日继续谈论，孰知当夜上帝便结束他的生命！林氏今既一息尚存，应知格外珍重，可能现在即是上帝在等待救你灵魂的时候。因为上帝说：“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林后六2)

八、关于人生的旨趣

　　林氏说：“我无论作文做事，都有天然兴趣，越做越起劲。对过去的事，无论其为错误失败……都不去追忆，不后悔。过去那些无谓之事，不去想它，更不惋惜慨叹，身体自然会好的”云云。此亦似是而非，有可议之处。其一，忧愁可分两种：一为“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二为“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林后七10)其二，保罗虽有“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之言，但彼乃先有大马色途中弃暗就明，出死入生的奇妙经验(徒九1～21)。他之丢弃万事，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以认识基督为至宝，乃有崇高无比的目标(腓三7～14)。其三，真正的喜乐平安，乃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不是“天然兴趣”。真正的喜乐平安，乃是因为“做事有天然兴趣”；但在下文，他又说居礼夫人，虽亦和他一样做事有兴趣，却“竟是一位身体孱弱的人”。可见其说前后不符，自相矛盾。喜乐平安，和身体康健，并无绝对必然的关系。‘暗室之后’作者蔡苏娟姐妹，虽困居暗室三十多年，吃尽痛苦，历经折磨；但她“却能从患难中找到平安，祈祷中得到喜乐，黑暗中得到亮光。”她的书已译成三多种文字，可说风行天下，使千千万万人从她的见证得到安慰。(参看拙著：‘信心的试炼’)其四，林氏说：“人生快乐莫如兴趣”；“所有科学进步，都在乎好奇心，好奇心就是趣。”这种人生哲学，也有极大流弊。现在美国少年，因受‘好奇心’的驱使，追求‘兴趣’，恣意放浪，尽情狂欢，已经成为对社会国家严重的威协。林氏久居美国，当已深知，无待赘述。其五，基督徒作事为人，不是出于“天然兴趣”；而乃深信“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腓二13)“离开了主，就不能作甚么。”(约十五5)基督徒的人生观，须求‘荣神益人’，故当为主而活，要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上帝，不要效法世界，而要察验何谓神的善良纯正可喜悦的旨意。(参看：罗六13，十二2；林后五15；加二20，六14)以期“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六10)

　　本文之作，非在辩难；特以敬爱林氏，尤为主爱激励，在恒切祈祷中深感林氏灵性之危机，‘人溺己溺，’不忍其惑于新说，随从异端，中人诡计(弗四14)，随之沉沦！爰就林氏在港发表之言论，根据圣经，略加衡校。林氏倘如其言，真已‘皈主’，自当不以为忤。吾人最感快慰的，乃在其能看到人类的失败以及对上帝的需要。林氏说：“我观察二十世纪物质上的进步，和那些不信神的国家所表现出来的力量相联系。”“人文主义以为理智可改造世界，这是错误的……因为人不能单受理智支配。”惟察其所发的言论，林氏非仅仍“受理智支配”，而且还是“予智自雄”，于此吾人愿“以上帝的慈悲”，为林氏进言，俾其真能摆脱‘理智’的桎梏，超越‘人文’的境界，而同蒙天父的救恩，同尝天恩的滋味。其一，基督圣道，并非凡俗宗教，亦非哲学思辩。诚如他说人类需要“与一种比本身更伟大的力量相联系”，并“建立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但这不可由人自拟条件，而须依照上帝的救法。(即使两国联盟，二人订约，亦须由双方商议，不可由一造决定。何况救赎计划，乃由上帝取主动。)人类和上帝之间，乃有一道不能逾越的“中间隔断的墙”，必须藉着永生神子，救主耶稣所为我们完成的恩功，靠着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使两下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弗二12～16)且此救赎大功，早已由主作成，当他在十架之上，为世人流血舍命以后，“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圣徒复活……即百夫长等，见此情形，也极其害怕说，这真是上帝的儿子了”(太廿七45～54)。从此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得坦然无惧入至圣所，朝见上帝(来十19～23)。这乃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乃是那本七印严封的书卷，无论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的，祗有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上帝的羔羊，能以展开，因为他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参阅启示录五章)林氏既说，人文主义之误乃在以为理智可改造世界，自当同意理智更不足救世，勿再自负不凡，自以为有思想！其二，林氏既知人文主义之不足救世，但一个人文主义者，要想突破人文的境界，而变成基督徒，却并非思想转移的问题，而乃是生命改变的问题。这种改变，并非仅在头脑里装入一些新的理论概念，或如其所谓“牧师生动高明的见解”；而乃在信仰主耶稣基督，由其救赎的恩功，使我们从失丧的地位救拔出来，得着一种新的生命。这不是外表的‘改换’(Change)，而乃是“老亚当”和“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易位’(Exchange)；人老我的桎梏中释放出来，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使我们与神有分，和上帝发生新的关系，恢复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活出基督的荣形，使我们的人生进入一个新的天地，而有新的意义，新的目标和新的使命。其三，由上二义，可知人之得救重生，乃是本乎神恩，不是出乎自己(弗二8)。“我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祗在乎神的大能。”(林前二5)余前撰‘原道’一书，见证主道，此为余皈主后之处女作，义理粗疏，论证简略，孰知由于神的大能，若干高级知识分子，例如林氏所相识的文化教育界先进袁同礼先生，去岁在华府临终之前，竟因读此书而蒙恩得救，赞美主名。可见人之得救，不在人之高言大智，亦非在“牧师高明的见解”。做基督徒和其他教徒不同，必须真切悔改，诚心扳依，靠着主的宝血，神的怜悯，始能出死入生，有活泼的盼望，得天国的基业(参看弗二13;彼前一3～4)。愿神怜悯，使林氏真切悔改，出死入生；兴起林氏，得着真的亮光，明辩道的真伪；从而为纯正福音，作中心见证，为基督圣道，作护道干城。恒切祷之。

　　“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那里，文士在那里，这世上的辩士在那里；上帝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么？世上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林前一18～21)
　　“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林前十三8～12)
　　“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荣，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彼前一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