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诗篇九十篇1～2)“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是住人手所造的殿。……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使徒行传十七章24～28)

　　“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罗马书十一章33～36)

　　“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越过了；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以弗所书一章8～22)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有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歌罗西书一章15～18；二2～3；8～9)

第一章 绪论

──人文主义能救世吗？

一、基督圣道之障碍

　　基督圣道，不是人文的哲学体系，也非人造的自然宗教；而乃为救世的福音，生命的大道，乃是上帝拯救人类属天的启示，奇妙的作为，丰盛的恩典。基督圣道，始自太初，直贯永恒；在人群历史进展的行程里，乃是上帝启示的导体，以及人类新生，道德改进，文化创造之动力，实和人类有不可须臾或离的关系。主耶稣基督，乃是真神，又是真人；“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西一17)他自亘古到永恒，乃是宇宙历史的中心和主宰；他乃是世界人类独一的救主，他要救世人出死入生，得到丰盛而永远的生命；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用其永世的权能，统治万邦，要予世界人类一个新的方向，新的目标和新的生活方式；要除旧布新，复兴万事，要根本再造世界，创造‘基督的族类’，建立‘圣洁的国度’(彼前二9)。人类最后的盼望，要确确实实的看到听到那坐在宝座上的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以前的事过去了……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启廿一3～5)

　　我们受主大命，奉召宣道，乃有极重无比永远荣誉的盼望，应当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向着这一个崇高的目标迈进。我们宣道的目的，最基本的固在救个人的灵魂；但是我们既是上帝的儿女，基督的肢体，又是世界之光，应当在这邪恶悖谬的世代哪明光照耀(腓二15)；故其相庆而至的结果，必使整个家庭生活，乃至整个民族生活，都要得着复兴更新的力量。基督不但是我们的生命，且又是改造社会，修明政治，复兴文化，协和万邦的动力。我们宣道的工作和方针，乃是总体性的，我们一方面要‘抢救灵魂’，一方面还要‘道化世界’；我们一方面应散播福音种子，一方面还要扫除福音障碍──清除“荆棘”，扫去“石头”，驱散“飞鸟”，使福音种子不为“荆棘”“挤住”，不因“石头”“枯干”，不被“飞鸟”“吃尽”(太十三3～9)。质言之，我们应当攻破人文主义“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十4～5)

　　魔鬼一贯的战略，乃在试诱人类，离间‘神’‘人’，使人不信神的存在，不信神的诫命；从而与神斗智(创三4～6)，自立‘人极’(创十一4)，以人为本，作万事的尺度，成为拦阻福音的障碍，并与神对抗的“坚固营垒”。初期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165-220A.D.)尝警告世人说：“耶路撒冷和雅典，乃是两个中心，一则以‘神’为本，一则以‘人’为本，二者不可混淆。”(参阅氏著On the Prescription Against Heretics7)马丁路德更强调说：“血气之伦的理性(Natural Reason)，乃是魔鬼的新妇(The Bride of the Devil)。”(查林前二章十四节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是则人文主义，堪称为‘血气之伦的理性。’)路德此言，实更足令圣徒警惕！

　　查人文主义，既为“魔鬼的新妇”，故始终为基督福音之劲敌；徒以魔鬼扮成“光明天使”，迷惑世人，致不觉其面目可憎，遂信其“虚空的妄言”为其“掳去”，而无由自拔！(西二8)世人仅知反对新派神学，世俗主义(Secularism)，无神主义，而不知凡此实均为人文主义所结之恶果；而共产主义尤为人文主义最高发展之形态。奥国哲学家史邦氏(O. Spaan)谓：马克思主义，乃为英国经验主义之变种。尤属鞭辟入里，慧眼独至的名论。盖人文主义，既以‘人为万事的尺度’，实无啻以人为全知与万能，则又何怪其尊党如神，从而‘神化自我’，‘神化制度’，以为‘领袖无误’，欲以极权暴力统治天下，妄冀建立地上的天国。故人类问题之症结，乃是在人，乃在以人为本，以致辱没圣道，而不‘尊神为圣’(太六9～13)；而基督圣道之主敌，厥为人文主义。宣道学家克雷默氏(Dr. Hendrick Kraemer)，于其所著，‘基督圣道与人文世界’(The Christian Messageina Non-Christian World)一书中有言曰：“基督教与人文主义之会战，第一次乃在欧洲，由神兴起保罗与希腊罗马人文主义相抗衡，已打美好的胜仗。中国为东方人文主义的堡垒，将为基督圣道与人文主义第二次大会战之战场。”此实应值中国圣徒之深思与警惕。

二、科学文化之真源

　　但是，人文主义和科学文化，未可混为一谈，我们攻击人文主义，并非因噎废食，要完全废弃文化，反对科学，视为凡俗污物，不应沾染过问，此乃十七，十八世纪教会敬虔派的谬见。(详见拙著‘总体辩道学’卷肆，文化篇)我们更非为摧残人类文化，而正为挽救文化，为人文科学求一个永固不拔的磐石的基础，开一个无穷丰富的活水的源泉──那便是万有所本，万有所依，万有所归的真神上帝及其全备的启示。人文主义者的根本错误，乃在本末倒置，把车放在马的前面，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以知求信’，缘木求鱼。

　　照柏拉图的说法，人类的知识，乃是内在的，他以知性为真理的基准，以人心偕登上帝的宝座；从而使真正的‘实在’(Reality)，成为一种虚妄的幻想，使哲学成为己性之奴隶，而永不能窥见宇宙人生之本相与真源。(参阅Emile Cailliet: Christian Approach to Culture, PP.5,18-19,29,131-135)人本哲学，自柏拉图，亚理斯多德以至康德，率都以人的知性为本，不以神放在首位，作为基准；而以为宇宙之真理，可凭自求，无需上帝的启示。这才使人类与上帝，失去应有的宗教关系，对于上帝亦根本没有正确的认识；(参阅Etienne Gilson: God and Philoso[hypp.1,34]）而人类文化，亦遂与上帝脱节，失其真源，成为无根之木，‘瓶中之花’，从而发生没落解体之危机。不幸教会方面，也有这种重大偏差，初则有游斯丁(Justin Martyr)，想和斯多噶学派(Stoics)妥协；继则有俄利根(Orinen 185-254)居伯良(Cyprian 3rt Cent)，想和新柏拉图派调和。到了中世纪，这种合流的企图，益趋强化，经院派天一斑教学者如阿奎那(Thomas Acquinas)等，复想求天启示和人知的协调。阿氏虽信圣经是上帝的启示，但他却一反奥古斯丁之道，重走亚理斯多德的老路，要用理知来证明信仰，证明上帝之存在，圣经之正确；且竟谓圣经的解释，必须根据传统，使上帝的启示来迁就教皇乃至教父的意见。是无形中又是以人为本，把教皇拥登上帝的宝座，从而助长了人文主义之气焰！(另详拙著：‘总体辩道学’卷贰，哲学篇)

　　近代西洋哲学，都囿于亚理斯多德的经验主义，乃是承文艺复兴运动之余绪，以希腊思潮为主流；到了改教运动以后，加尔文始揭起革命之旗帜，反对传统的希腊思潮，纠正这一个本末倒置，辕辙背驰的偏差，谓人当先认识上帝，始能认识自己。惜教会学者，未能发扬加氏之说，争取文化学术的领导权，致造成今日积重难返之局。上文曾指了，基督教并非文化之敌，而事实上，且正是创造优美文化的动力。教会史权威学者斐理夏夫氏说：“基督圣道，以其教义之崇高，性质之超凡，实为欧美民族新生之动力，文化之保姆，而其推助西洋科学文化之发展，尤有其无可否认之影响，无可磨灭之史实。”(Philip Schaff: History of Christian Church, Vol.Ⅱ 267,625-6)加尔文虽反对传统的人本哲学，但他对于文化学术，不但未加漠视，而且还有重大贡献。教育史权威葛勃莱氏(EdwardP.Cubberly)在其所著‘教育史’(History of Education,P322)中说：“今日世界之进步，文化学术之发展，当归功于神学家加尔文建设与领导的雄才与睿智。”加氏本人，对于学术，也非常重视，他尝说，“没有一个良牧，不是一个学者。”事实上，改教运动以后，欧洲各国──德、荷、英、法、瑞士各国的文化，均见发展。照加伊蔼氏(Emile Cailliet)说，当时法瑞各国，每一个改正宗教会，必须办一个学校。在法国首先注重高等教育者，乃为蓝慕思氏(Pierre Ramus)，是一位基督教哲学家。十九世纪法国著名教育家，都是基督教徒；首倡公立学校者，乃为当时的大政治家和史学家，计佐氏(Francis Guizot)也是一位虔诚信徒。(参看：Emile C Ailliet: The Reformed Traditionin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France, Theology, I,349,1965)美国的教育，乃由清教徒兴办。当时的著名学府哈佛耶鲁，均为教会主办，故均有神学院。现在不全有名无实，且已为人文主义者所占领，成为反基督教之“坚固营垒”。一九六六年秋，该校校长浦赛氏(Dr. Nathan M. Pusey)在神学院开学典礼中，亦坦白检讨，承认此点，呼？该院师生应恢复原有之信仰。(并承以其讲稿寄赠著者)。

　　其次，我们攻击人文主义，并非反对科学。且正相反，近世科学的发展乃是基督教发展的结果。贝提耶夫(N. Berdyaev)在其名著‘历史的意义’(The Meaning of History,P.113)中说：“余深信，祗有基督圣道，是近代科工发展之母。”现代学人，根本昧于圣道之真谛，亦不知科学之意义，每把基督圣道视为科学之敌，且欲消灭圣道而甘心。殊不知近代科学，乃是改教运动之产物。盖基督圣道上帝创世的真理，实为激起近世科学家探索宇宙奥秘之动机。质言之，基督圣道，实为自然科学发展之本源；则反对圣道，无啻拔本塞源，摧残科学之根基。

　　一则，上帝是全知的，绝对没有错误的，造化之妙，乃表彰上帝的智慧，述说上帝的荣耀(诗十九1～6)。英国科学会于一八六五年发表宣言，认为上帝的话，一方面写在圣经上，一方面写在自然界。故自然世界，乃是有理性的，不是盲目的；自然之奥秘，乃是可知的。古希腊哲学家，虽信上帝是理性的，但不信他是全能的，以为上帝以外，尚有‘物质’。如戴理斯(Thales)亚那芝曼德(Anaximander)赫拉颉利图(Heraclitus)等，以为物质本身，自始有其生命，有其活力，故主‘物活论’(Hylozoism)。此不仅抵触‘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之说，且以为自然现象，非人和神所能了解。故此种哲学，使自然科学在古希腊不能发展。基督圣道之上帝观，不仅说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且以上帝是全知的，绝对无误的，此乃科学家信心之根基，深信上帝所创之自然世界，必是一个可知的，理性的秩序与体系。与此信心，故有现代自然科学之发展。

　　二则，自然世界，既是可知的，理性的，故有加以精心探究的必要。改教运动者，认为自然世界，乃是一部可读之书，可听之道，世人对于自然世界，应当加以不断探究，藉以深知上帝的踪迹，上帝的思想，上帝的智慧，上帝权能，上帝的荣耀(诗十九1～6)。本着这个信念，故大科学家，相继产生，穷其精力，探究自然之奥秘，奠定近代科学的基础。初则有培根,牛顿……(Bacon, Newton, Beechman, Boyle, Harvey)；继则有戴维，凯尔文……等(Davy, Kelven, Faraday, Joule, Maxwell)，都是虔诚的基督信徒，且为科学界杰出之士。(参看拙著㈠：‘世界名我宗教观’及㈡‘科学家的信仰’二书)

　　名哲学家怀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说，“研究自然的结果，祗能令人相信宇宙之合理性。”(见氏著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P.18, MacMillian,1946)核子专家卜拉德博士(Dr. Wm. G. Pollard)说：“在非基督教国家的环境里，不能产生真正的科学。”(参看氏著：Chance and provdence: God’s Actionina World Governed by Scientific Thought, Scribner, 1958)又米苏里大学数理系主任哈德斐博士(Dr. Charles Hartfield)说，“自然世界，并非盲目的，乃是有秩序的；而在此秩序之后，便是上帝；世人当用实验的方法，进而研究，在自然现象中，找出其规律，制成理论的体系。”

　　基上所述，可见基督教的上帝观，实为科学家信仰之基础；而近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实乃为基督圣道弘扬之结果。故基督圣道，并非科学文化之障碍，而实乃科学文化之真源。(参看上文所引N. Berdyaev: TheMeaning of History, P.113)现代人不知认其为‘母’，乃反误以为‘敌’，处心积虑，反对圣道。此乃科学的自杀！

第三章 没有规范和动力的道德

──人文主义之虚妄㈡──道德的论证──

经文

　　“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马太福音五章14,16,20)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诚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马太福音廿二章37～39)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么？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街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祗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若我去和所不愿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六章3～6;七章18～25)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上帝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腓立比书二章1～3,1～5)
　　“因为上帝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虔敬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上帝，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提多书二章11～14)
　　“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分。”(彼得后书一章3～4)
　　“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上帝，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犹大书24～25)
　　“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约翰一书三章2～3,6;五章1～8)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与羔羊。……他们在上帝宝座前，书夜在他殿中事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启示录七章9～17)

一、道德之基准

　　一般人文主义者，除极少数人如荀子等主张‘性恶论’外，大都主张‘人性本善’，不信‘原罪’。然而究竟何谓‘善’呢？他们却又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在通常哲学的著作里，有所谓‘价值论’(Philosophy of Value)或称‘规范论’。

　　主张价值‘主观论’的说，价值的标准，以时而变，因地而异，是非善恶，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标准。他们复以为由于人群社会文化的进步发展，价值观念，亦须随之更张。往昔以为是者，今可非之；今日认为是者，将来亦可非之，绝难有永恒不变的标准，以是否认客观价值论。

　　主张客观价值论的，则认为价值必有客观的标准。时代与环境的变化，并不能改变价值的本质。譬如公路上的电杆，近者似高大，远者若矮小；其实完全一律，初无高低大小可分。倘全凭主观,定价值的标准,则必流为‘道德相对论’(Moral Relativism)；从而使是非善恶，毫无准则，结果成为‘道德虚无论’(Moral Nihilism)。此种思想，现在流行欧美各国，美其名曰，‘新道德’(New Morality)或‘环境伦理学’(Situation Ethics)，实为社会动乱，人心陷溺之厉阶！

　　但主观论者，又复申辩，谓价值不能离去主观的愿望，倘客观价值不能实现主观的愿望，则根本失去价值的意义。且价值标准，如果一成不变，势将阻止社会的进步和改良。如詹姆士氏(William James)说：宇宙不是定命的，恶之存在，所以予人类道德一个推动的因素；绝对完美的世界，乃是一种呆板的不进步的无生气的状态。人类倘使相信一位至圣至善的上帝，为其主宰，实无啻毁灭人类自由的意志以及道德的责任。

　　客观论者答曰：真正的价值，不能以主观愿望之实现为衡量之标准。且人之愿望，如无客观真理为基准，则不但地价值之可言，且可令‘人欲横流’，惟利是图；无视公义，不可收拾。至客观价值标准，并非令人抱残守缺，守株待兔，而乃为一个无穷完善之崇高的目标，正为引起人类向往迈进之动力。詹姆士之论，以恶之存在，为人类社会改进之因素，反以至圣至善，万福之源，万善之本的上帝，是进步的障碍，则无啻教人崇拜罪恶，诚为千古奇谈！

　　惟此无穷之善，其标准究何在乎？倘仍以人为衡量之尺度，而不以神为敬畏之对象，则人之自义，在神面前，“都像污秽的衣服”(赛六四6),我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太五20)则所谓主观客观，乃仅五十步与百步，初无本质上的分别。故人当敬畏耶和华，认识至圣者，以神的公义圣洁为向往追求之目标，庶能止于至善，与神性有分(彼后一4)，作天国子民。

　　再从第二个问题来讲：

　　一为‘他律说’(Heteronomiacl Theory)──主是说者，有英哲霍布思等，他们的中心思想，认为“我当受我以外的法则所控制”。善恶的标准，道德的价值，不是从自己的天性而来，须有外界之标准，例如国家之权威与法令，宗教之信条与教义，以及社会之风俗与习惯，均可资为道德之藩蓠，行为之规范。

　　二为‘自律说’(Autonomical Theory)──主是说者，有德国哲学家康德等。他们主张服从自己理性的命令，和自由意志的抉择；认为意志的自律，乃是道德的标准。康德尝谓，自律乃‘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之特征。‘实践理性’之所判断，乃为至高无上之命令，乃为一切道德之根源。道德的判断，超乎一切经验，和一切权威之外；道德律乃本我之良心，为我自己所定之法则，乃我以其为道德律而遵守之。此种自律，方为至善。若其由于后天的经验，或为追求一己之幸福，或以慑于上帝的诫命与审判，然后守法行善，此非善的真谛。

　　‘自律’‘他律’，各有所长，亦各有所偏。从‘自律说’而论，这乃是一种绝对主观的自义的骄傲。古今圣哲，都想凭其自义，‘明明德’，‘致良知’，以期‘天人合德’，‘止于至善’；殊不知人类从始祖犯罪以后，都与上帝为敌，人的旨意，和神的旨意，乃水火不容，不能合一，所谓‘天人合一’，‘心安理得’，仅为讳疾忌医，自我陶醉的空想，尤为自负自义，惟我独尊的骄傲。事实上，人当反躬自省之时，每有‘内疚神明’之感，古人亦有‘十手所指，十目所视’之诫，可证有一高于‘自律’之律，而不容吾人否认。尤有进者，倘以自己的理性，为无上之命令，则其祸所及，可使人成为独裁暴君，希特勒史太林等之祸国殃民，即为此种哲学之流毒！故在神的前面，自义乃是一种罪恶。

　　再从‘他律说’而论，所谓国家法纪，社会习惯，乃至教会的仪规，倘使不以‘上帝的律’(罗七22)和上帝的道为依归，不以上帝的圣洁公义为标准，则其与自义‘自律’仍是五十步与百步，初无轩轾。社会学家苏鲁根说，一切宗教，道德，和哲学的价值，都非绝对，而应求其超越向上，以天国的崇高道德价值为基准；否则祗见灾祸危机，相逼而来，动乱纷扰，永无穷期。

　　(见P.A.Sorokin著：⑴The Crisis of Our Age及⑵Manand Societyin Calamity诸书)

　　现代人类，目无真神，悖逆神道，徒以‘人为万事的尺度’，或则高唱‘自律’或则强调‘他律’，其弊所及，一方面有‘道德的虚无主义’，使人放荡不羁，毁法乱纪，且复反国家，反社会，反组织，反纪律，反教会，乃至有反抗上帝和除减上帝的运动。另一面，则有‘政治的极权主义’，剥夺一切自由，否认人之尊严，绞杀人之心灵，否认神的存在，使人成为工具。美国先贤宝威廉氏(William Penn)尝说，“人苟不愿受上帝的统治，则必自取其祸，受暴君的奴役，”今乃不幸而言中。

二、道德之动机

　　芸芸众生，惶惶终日，其所营求，莫不为己。上焉者，仅思何以利吾国；次焉者，仅思何以利吾家；下焉者，仅思何以利吾身。曾不思天下最大之敌人，于己最不利，最有害之物，即为其自身‘爱己’，‘利己’之私念；尤不思举世纷扰，动乱不安，天谴人祸，纷至沓来，战争恐怖，日见严重，凡此灾难痛苦，实皆人类钩心斗角，自相纷争，自种自招之罪果。古圣先贤教民之道，大率勉人去利尚义，利民济世。如曰：“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曰“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礼运大同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尤为士大夫所共同向往的境界。

　　这种道德教训，可再加引徵；篇幅所限，姑止于此。究其大旨，无非都以仁民爱物，渡世济众为止境；而却无“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的教训(路十27;太廿二37)。圣贤立教，均重爱人。他们以为“天道远，人道迩”，故以博爱济世为道德至高之目的，人类应有的天职。他们崇奉这对象为‘人道’，乃是假借的符号，抽象的名词，其实‘上帝’就是‘人道’。故他们把爱神敬神，视为无足轻重。他们纵不否认上帝，却并不荣耀上帝(参阅罗一21)。失诸毫厘，谬以千里，人文主义的道德哲学，这才发生重大的偏差以及严重的流弊。

　　第一，他们行道的动机，既非荣耀上帝，故根本不知上帝的分义和圣洁。虽曰‘止于至善’，实乃自负自义。老子说：“大道发，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道德经第十八章)。我国人文主义宗师唐君毅先生亦承认“中国儒家的社会文化中，所以特多伪君子。”(见氏著：‘人生之体验续编’，五九，六一页)此乃废弃大道，不求神荣，不肯认罪悔改，但求自负自义的结果。查旧约所记，约伯为人，完全正直，且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但乃病于自义，及后遭遇试炼，约伯始承认：“我从前风闻有你(上帝)，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伯一1～8;四二5～6)以赛亚先知“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便呼叫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赛六1～5)人非见神，终不能认罪；此乃侈谈行道，自负自义的人文主义者，首应深切反省悔悟者也。

　　第二，他们行道的动机，既非为求上帝的荣耀，故他们的目标，乃在贯彻他们自己的理想，实现地上的王国，而非为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例如，马克思抄袭恽司丹莱(Gerrad Winstanley)的陈说，把世人的罪孽，推在私有财产制度上面，认为正本清源之方，端在推行共产主义，始能除去罪恶。(参看C.H.Sabine:”The Works of G. WInstanley”诸书)马氏从而发明一种‘经济宿命论’(Economic Determinism)，说人类生活都是由物质环境所决定，毫无自由，亦毫无责任之可言。照此学说，则资本家仅是‘命运之神’所支配的木偶，不是主人；则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命运，绝对无能为力，连马氏本身，亦是同样受‘命运之神’的操纵，无法改造革命。但马氏却要推行其道，号召世界，掀起革命运动，认为此乃神圣的使命，道德的责任。殊不知马氏自相矛盾。倘使共产革命是可能的话，则共产革命，便绝不可能；甚至马克思本人，亦不可能出生，因为他也是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一种道德行为，和革命运动，建立在这种自相矛盾的思想之上，而且还要付绝大的代价，要毁灭三分之二的人类，使其贯彻，岂非是人类莫大的不幸！

　　第三，人类行道的动机，既非为求神荣，又非为求神国，则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遂成为现代人之道德信条，以追求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为道德的无上任务。英国人文主义协会(British
　　老亚当：“我为甚么要献身利民呢？”
　　人文教主：“因为这对整个社会是最有益的。”
　　老亚当：“但整个社会和我有甚么相干呢？”
　　人文教主：“因为整个社会之福，便是你切身之利。”
　　老亚当：“哈哈！这真是笑话奇谈！”(仍为‘切身之利’)说着便转身抢了一位寡妇的皮包，大笑而遁！

　　最后人文教主非常后悔，他没有想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耶十七9)他应当先警告那人，这种行为，如被警察逮捕，会有不幸后果的。(参看前引Dr. Clark H. Pinnock之讲稿)这一段对话，足令人文教主觉悟，如果人不悔改，人性不改，如果没有“我向你犯罪，惟独得罪了你”(诗五一4)的根本警觉，如果心灵里没有听到上帝“你应当……”的至高无上的道德命令，如果没有敬畏上帝，遵行超乎人的，至圣至善的上帝的律法之心，如果没有“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太六33)纯正崇高的动机，则其他道德动机，都不足令人真切悔改，弃邪归正，离恶行善的，而所谓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乃是自欺欺人的空谈！

　　第四，由于人类行道，没有纯正崇高神圣的动机，其结果非但趋于功利主义，还要流为道德的虚无主义。例如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氏。他崇尚功利，不讲伦理；且竟认为传统的道德观念，完全建立在迷信上面，世人以为某种行为得罪了神，于是有一种罪恶观念。他认为现代科学昌明，世人应能自己思想，不必再怕圣经的教训，而应对传统的道德律根本加以怀疑。罗氏认为“道德律的善恶，须视其能否令人快乐以为断。”因此罗氏提倡性交自由，伴婚制度；认为传统的贞操观念，伦理思想，祗是剥夺人生应享的幸福，没有遵守的必要。他又主张对杀人凶犯，应加优待，正如医院处理病人一样，应使其减少痛苦。这种主张，无啻鼓励行凶杀人。罗氏的道德哲学，实乃‘贬善’‘赏恶’，‘诲淫诲盗’。(详见拙著：‘驳罗氏反教之谬论’，及罗氏‘Why

　　基督徒在世为人之道，先要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太六33)，“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其次要爱人如己。”(太廿二37～40)基督徒‘修身’‘尽己’，‘学道爱人’的工夫，绝不在其他宗教之下；但其间有一个基本不同的特点，便是先要以爱上帝为起点，要以“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为首要。语云：“本立而道生”，这一个本末之分，非常重要；否则舍本逐末，必落虚空；失诸毫厘，谬以千里。中国人常说‘敬天爱人’，但事实上，天的观念，根本模糊，何有可敬之对象，更无敬畏之实意。(另详拙著：‘圣道通诠’第三章‘基督教之天道观’)空言‘爱人’，不务其本，卒至口惠而实不至，故人文主义者唐君毅先生亦承认“中国儒家的社会文化中，所以特多伪君子。”

　　基上所述，人文主义者，既不知人性之败坏邪恶，尤不知上帝之圣洁公义；故其人生，既不能有超凡入圣，舍己爱人的襟怀；而其行道，亦不能有纯正崇高，敬神事神的动机。此亦基督圣徒，对弘道救世应有之深刻认识也。

三、道德之实践

　　古圣教民之道，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明明德于天下。近代人文主义者，鉴于人心之陷溺，提倡‘道德重振运动’，其志固可嘉，其效则殊鲜。诚以人类自始祖犯罪堕落以后，已失其与上帝的关系，不但灵性堕落，天良泯灭，心地昏暗，灵眼失明，不能认识上帝，行善毫无能力；且复受制于魔鬼的权势，作了罪恶的权仆，“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创六5)因为“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立志为善由得我，祗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盖所谓‘人性本善’，乃属幻想，我们肉体里面，有一个犯罪的律在支配我们，叫我们不能顺从上帝的律(罗七18～24)。虽想‘诸恶莫作’，却是‘明知故犯’；虽欲‘众善奉行’，却苦‘力不从心’。所以人类的问题，尚不在应否行善，而尤在如何行善；不仅要有行善的心愿，而尤须具行善的力量。

　　人文主义哲学家，如康德之流，不明此理，误以道德为宗教的基础，妄想以道德代替圣道的地位，此乃本末倒置，拔本塞源，势将令道德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故所谓‘道德重振运动’，乃是一种舍本逐末的空想。譬如一轮汽车，里面已无汽油，或则电池已经无电，则无论如何发动和‘重振’，其结果势必徒劳无功。现在教会里面，还有些‘社会福音’派，藐视圣灵；空言‘行动’，侈谈服务，已成为变相伪装的人文主义，使圣道名存实亡；而他们也忘其传道之圣职，竟作了野心政客无神论者之工具。

　　基督圣道和其他人文宗教，有一根本不同的特点。其他各教，相信人性本善，力能自救，乃是一种牖民劝世的自救教。而基督教，则不是劝世的空谈，乃为救世的神恩。照基督教的道理──即真神的启示，罪恶已令人类陷于一种万劫不复的境况。仿佛一人，犯了滔天大罪，已经被判死刑；同时又患毒癌，祗是等候死亡。“罪的工价乃是死”，(罗六23)陷于这种境地的人，如果要他们努力行善，造福人群，必先赦免他的死罪，同时医治他的死症；否则都是空谈。然而这乃正是世人实际的惨境和逼切的需要。第一，他必需有人救他，使他罪蒙赦免，出死入生。其二，他必需有人医治他们背道的病，和败坏的心灵。关于第一点，他需要主耶稣基督，神惟一中保，替他赎罪，使他脱离罪状，免受死刑。关于第二点，他需要圣灵的大能，使他重生，成为新人，脱离败坏，成为圣洁，和上帝的性情有分。这二者乃是世人出死入生，

　　称义成圣，缺一不可的条件；亦为其修己达人，不可独等的起点。

　　基督教之伟大，乃在其救赎工作之完备。一个国家的元首，虽能有赦罪之权，但却不能保证罪人脱离罪性，不再犯罪。凡俗教主，虽有牖民劝世的宏愿，且有一套嘉言良箴，伦理教训；但却没有行善的能力，终难达成‘知行合一’‘天人合德’的理想。主耶稣基督则与国家元首，凡俗教主，不可等量齐观。他名叫‘耶稣’，意即‘救主’，“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太一21)他一方面，拯救罪人，使其得免罪愆和应处的刑罚(死亡,罗六23)，从而出死入生；同时复能拯救罪人，免于堕落，脱离罪恶的权势。世人既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正中‘平原枯骨’，根本无从谈行善，所谓‘希圣希贤’，乃是徒托空想。故基督教信仰的对象，非仅是‘圣洁的基督’，而尤为‘被钉的基督’(林前二2)。这乃是上帝自己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作我们的救赎，替我们舍身赎罪，代死十架，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这乃是上帝本其丰盛的怜悯，无限的大爱，要救世人脱离罪状罪孽，得免极大死亡。一般世俗的学者，以及教会‘新派’，指摘正统的基督圣道，以为不应该以基督不应得的死刑，来使世人得不应得的赦免；认为十字架的道理，实太不近情理。殊不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赛五三5)这乃“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彼前三18)这不是人文的哲学思想，而乃是人所测不透的上帝的奥秘，乃是上帝的大恩大爱，至高无上之表现。上帝是爱，不愿世人沉沦；但上帝又是圣洁公义，万不以有罪为无罪，而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他在肉身显现，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的罪作挽回祭(罗三23～25;腓二7～8)，这才使我们因信称义，出死入生。这乃是上帝最高的智慧，恩义两全的办法，而又为世人得救唯一的法门。(关于基督救赎之功,另详拙著‘基督论’及‘救恩论’等书)

　　罪人最初的需要，固为罪的赦免；但其最终的目标，乃要成为圣洁。罪蒙赦免，固为得救的根本；但心意圣洁，乃为得救的果效。由于圣灵大能的工作，信徒得救以后，生活必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要照主的荣形彻底更新，“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与上帝的性情有分。”(彼后一4)到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因为他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誉里(约壹三2;西三4)。这乃是真正‘天人合德’的境界，而凡俗教徒，祗能作虚空的幻想。

　　这种奇妙的救恩，虽是要到末世显现，如今虽尚不得看见，但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前一5,8)因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来十一1)此非空洞的说教，而有如云彩的见证。(来十二1)基督教化民成俗，兴国淑世的奇功，尤为不可否认之事实。兹略述之。

　　法国法学权威孟德斯鸠说：“基督教虽重来世的福乐，但对今世人类的幸福，亦有重大的贡献。世人以为宗教统治的力量，不如法律，其实不然。基督教影响之大，尤无空间的限制，乃放诸四海而皆准。”(详见氏名著‘法意’L’Espritdes Lois’)拿破仑见证说：“圣经所载，均为史实。十字架愚拙的道理，乃是一种神秘伟大的力量，至今仍在率领并支持圣徒与世界争战；且何时失败，便何时得胜；愈遭逼迫，愈见复兴。”华盛顿说：“离开了上帝与圣经，便无法治国平天下。教育经济，均属枝叶；惟有上帝圣洁仁爱启示的真光，才是促进社会福祉，改善人类德性之动力。”威尔逊总统说：“人凭自力，无法行善，人类道德和德性，乃是人类皈依基督，顺服上帝所得之善果，尤为基督救赎，使我们与上帝恢复和好的恩功。”(参阅拙著‘圣道证言’)著名史家吉朋氏(Edward Gibbon)虽对基督教没有好感，但在其名著‘罗马的衰亡’一书中说：“基督圣道，乃是上帝旨意和理性的宣示，故能传扬普世，适应万邦。欧美各国之进步，乃为皈依基督之结果，此乃公允史家，不能否认之史实。”爱尔兰著名史家赖盖氏(Wm. E. H. Lecky)在其‘欧洲伦理学史’中说：“主耶稣在世传道，仅短短三年，但其影响人心，改变人性，效力之宏，实远胜世间一切道德之劝勉，竟令英国否极泰来，且免革命流血之惨祸。”查此等史家，并非信徒，益徵基督圣道新民兴邦之功，即不信者亦未可否认。此不但文明国家为然，即在荒蛮落后之区，亦有惊人奇迹。例如，太平洋斐济群岛，土人残酷不仁，杀子献祭；但自一八三五年卡复德(Calvert)教士前往宣教以后，仅五十年，全岛教堂林立，以往杀子献祭的石坛，竟改为受洗皈主的水池。又如碧开恩岛(Picairn)，因一八八七年飘流在该岛的英国叛兵，荒淫醉酒，互相残杀，成为人间地狱。后有一水兵亚力山大，忽于行箧中觅得圣经一册，读后立刻悔改，且献身传道，竟使岛民感化。二年来后，有美艇访问此岛，发现此岛没有讼案罪犯，法院无公可办，牢狱门可罗雀，几如世外桃源。此种事例，史不绝书，不胜枚举，然即此已足证明基督福音确是一个历史的动力，不仅能？醒灵魂，改变人性，亦能移风易俗，新民兴邦，推动世界，实现天国，洵为上帝救世的大能(罗一16)；在人群历史进展的行程里，乃是上帝启示的导体，文化创进的动力，以及道德改进，人类新生的力量，与凡俗宗教，不可同日而语。
　　英哲柏拉德莱有言曰：“道德之可贵，乃在其能动，使理想得以实践，否则道德仅为幻想。”而吾国圣贤，教民立国之道，甚至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所以不能实践，终成幻想，在国民实际生活上，不能发生振颓起废之作用者，则实因缺乏道德实践推动之大力。夫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道德本身，仅为理想，(何况其所谓理想，亦非完善，参看上文)以力量付之道德，推动道德，从而使之充实美备，止于至善，初不能求之自我，而端赖救主的宏恩，圣灵之大能。是则‘重振道德’，改造人心，当以皈依救主，复兴教会，为务本之要道。盖‘救赎’与‘伦理’，二者乃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而‘救赎’乃为其本，‘伦理’仅为其果。“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太七17～18)。故惟有救赎的宗教，始为真正伦理的宗教。人文主义者，空谈伦理，不求‘救赎’；不先‘重生’，而望‘成圣’；不先悔改除罪，妄想‘存心养性’，是直等于希望坏树能结好果。岂非‘舍本逐末’，‘缘木求鱼’。“上帝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林前四20)人文主义者坐而论道，纵无“上帝大能”(林前二1,5)；此其所以祗是徒托空言，苦难实践，而终不能有裨世道人心，挽救人类厄运也。

第四章 没有上帝和启示的宗教

──人文主义之虚妄㈢──属灵的论证──

经文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堕落？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堕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要一同聚集前来，那些抬着雕刻木偶，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无知识。……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么？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的上帝，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上帝，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反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人论我说，公义，能力，惟独在乎耶和华。人都必归向他，凡向他发怒的，必至蒙羞。”(以赛亚书十四章12～15;四五章20～24)
　　“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上帝而行。(约翰福音三章13～20)
　　“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二章4～10)
　　“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藉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藉着福音，把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提摩太后书一章9～10)
　　“上帝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藉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希伯来书一章1～3,二章1～3)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上帝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彼得后书一章16～21)

一、人文教之幻想

　　人文主义，虽有各种派别，(参看第一编二～四章)但有一个共同的基点，那便是都以人为本位。以‘人为万事的尺度’，以人为万能，以人为俱足；不但无需上帝的恩助，且以上帝为人类朝代的障碍。人文主义者崇拜理性，以理性拥登上帝的宝座，他们以为凭他们‘格物致知’的结果，便能穷宇宙人生的至理，明“修、齐、治、平”之大道。平心静气而论，许多古圣先贤，教主哲人，以及圣君贤相，革命首领，悲天悯人，不无弘道救世的宏愿，坚苦卓绝的精神；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空言无补时艰；他们努力的结果，不但劳而无功，焦头烂额，而且还治丝益紊，变本加厉。这不是我们的苛论，而是世界实际的现状。这乃是有目共睹，无可否认的事实；祗要稍读报纸，稍有常识者，类能道之。是则，人文主义者，允宜离开其象牙之塔，用其勇气和诚实，来面对现实。接受考验，而真切反省。

　　人类究竟能否自救？人文主义究竟是否为救世之道？当此世界危机，空前严重；人类浩劫，迫在眉睫之际，凡真有心世道者，对于这个几千年来人类的基本重大问题，应加深切而忠实的检讨。若从科学的发展而言，我们并不否认，近代人类的生活，确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但是我们若从心灵方面而说，则不仅人类道德日趋堕落，每况愈下，而且世界局势，埃不安，大有朝不保夕之势。二十世纪的世界人类，虽夸耀其光华灿烂的文明，但对于人类的根本问题，却没有答案，祗好乞灵于悲观哲学，以求逃避现实，麻醉心灵。而数千年来，人类歌颂赞美的人文教，所予人类乐观的盼望，祗是落到一个虚空的幻梦。

　　圣经指示我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来十一1)任何健全的哲学，若想存立而颠扑不破，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不能仅恃空洞的理论，而须经得起事实的考验。人文教每好高谈科学，注重实证；但是他们的教义，是否可信，却是“拿不出证据来”。(语本胡适，查胡氏当年常以“拿出证据来”一语来标榜他自己，难倒其敌人，现在却要用他自己的话来考验他)。一般人文教主，除少数人如荀子主性恶外(但此派仍以人为本位，并无实质上不同)，大都相信人性本善，且有其‘无限之完善性’，以为祗要‘日新又新’，便能‘止于至善’，创造‘黄金时代’，实现‘地上天国’。但是中外古今，无情的事实，却都证明：“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习惯行恶”，“不能行善”，正如豹不能改变其斑点(耶十七6;十三23)。语云：“人心不古。”这一句妇孺皆知的普遍的口号，即明确批示我们，人类道德发展的历史，乃是‘江河日下’，走下坡路，并不是“日新又新”，走上坡路。现在“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帖后二7)世人“终日所思，尽都是恶，”(创六5)他们故意不认识上帝，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上帝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参阅罗一24～32)；实已恶贯满盈，正如洪水以前的日子，和挪亚时代一样，上帝的愤怒，已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已屈完全毁灭的前夕！

　　史家汤恩倍氏说，人类既背负‘原罪’的包袱，无由摆脱，则所谓改善人性，乃是不符事实的空想；六千年的历史，乃为铁的证据。今之视昔，亦犹后之视今；不知来，视诸往；以往一切人为救世法，既未足挽救世运，可知人类的救法，不是在‘人’，人类惟一的盼望和救主，惟在主耶稣基督。(参阅汤氏名著‘历史研究’，及‘文明的试炼’及拙著‘原道’第七章及‘圣道通诠’第九章)观此，可知人文教主一切乐观的想法，实均为无可证验的虚构，不能作为吾人信仰之根基；此则悲观论的人文主义者，亦未尝否认，实无待吾人之深论。但人文教主，既标榜‘人文’，不能不以‘人’为敬拜的偶像，以是不肯废然而返，信仰真神，皈依救主；祗能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其不可信而信之；祗能迷信早经历史事实证明绝对无望之‘人’；祗能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虚妄之上，建造其空中的楼阁，实属自欺欺人，可哂亦复可悯。此乃为史家客观的证言。

　　著名社会学家苏鲁根氏，亦谓人类以往之努力，轰轰烈烈之革命改造运动，从未实现他们向往的理想社会。盖人类一切社会制度，均无绝对尽善之价值，祗有仰遵主耶稣两千年前的教训，“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太六33)，人类庶能脱离其颠沛苦难，战乱相寻之厄运。理想社会的建设，不能枝枝节节，仅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作浮表的粉饰；而当先从根本上求价值观念的更张，纯化与提高，以上帝代替物质，以心灵代替物欲，庶能神人和好，奠定社会国家和平康乐的根基。控社会之病根，乃在低级的人文的官感文化之发展，脱离了崇高的神圣的天国的理想；挽救之道，惟在求一切文化道德价值与天国的大道相合一。(参看氏著:⑴ The Reconstruction of Humanity ⑵ The Crisis of Our Age诸书)人文教主妄想建地上的天国，开万世的太平，其志固可嘉，其道实虚妄。盖此种自我陶醉的幻想，不仅经不起历史事实的考验，且尤昧于人类病根之所在；苟乃讳疾忌医，势必加重病势，卒至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是整个人类，将陷于万劫不复之绝境；则其结果，非但不足救世，实反贻误苍生。尤有进者，“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弗六12)魔鬼一天在这世界，掌管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我们一切世俗的改造革新的企图与努力，非仅无益，且反有害。诚如苏鲁根氏之言，“适足为魔鬼利用，成为人类惨遭毁灭之厉阶。”(参阅氏著Manand Society in Calamity及拙著‘圣道通诠’──‘基督教之社会观’诸书)此种属灵的奥秘，人文教主，实尤茫然，故其对文化，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不能有属灵的悟性与异象，仅凭“血气争战”，不用属灵武器，自不能攻破魔鬼“坚固的营垒”(参阅林后十3～5)，而反为魔鬼所乘而不自知。他们祗是迷信人文，而不知‘道化人文’；粉饰承平，不图其本；扬扬止沸，不抽其薪；无怪此败坏邪恶的世界，变本加厉，人类既倒之狂澜，终无挽救之望也。

二、人文教之逆流

　　以往的人文主义者，大都主乐观进化论。他们崇拜‘理性’，把‘理性’拥登‘上帝’的宝座，以为格物穷理，人类可探索宇宙人生之奥秘，解答人类一切的问题。同时又以为读书便可明理，理性愈发展，教育愈发达，道德便愈高尚，文明便愈进步。尤其如英国哲学家罗素之流，更迷信科学万能，以为由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进步，已发现生理可以影响心理，故人类的本性，亦必随科学进步而改善。质言之，人类可藉科学方法，使其更有智慧，更为仁慈，更形良善；从而可有优美的人生及优良的社会。(详见氏著：⑴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⑵ What I Believe诸书)但事实证明，人类的理性，并不一定能为善，甚且适足以济恶，助长许多不合理性的事；理性的发展，并不能保证道德的进步，且罗氏自己的哲学，诲淫诲盗，实乃自证其妄！降及今日，人类道德的堤防已经溃决，酿成泛滥之局。人文教主，既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亦势必陷于人海的洪流怒潮之中，与一般世人，同遭灭顶之祸。

　　所以，自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传统的人文主义，遂发生一个逆流，使许多学者，对于人文教，发生怀疑失望。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学者史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著‘西方没落’一书，洛阳纸贵，传诵一时。他认为这个世界，已无真正生命；近代文明，必倒在它自铸的刀锋之上。可惜史氏虽有正确的诊断，却未具救治的良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国人文主义学者，如唐君毅先生，亦认为“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与西方二十世纪的人文主义，均祗能在现代文明之偏弊之压抑下，在种挣扎之状态下来求生存，因为东西两方的人文主义，都同样遭受许多文化上的重大威协。这些重大威协的本原，本来是人类造出来福利社会的。但今天人类已无法主宰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于是那些创造出来本来是为福利社会之东西，遂变成了人类社会的重压。”(参看唐氏‘世界人文主义与中国人文主义’──‘人生’二一七期)唐氏所论，其实与西方学者所说的‘文化失调’，乃属异曲同工，并无创见；故其虽自称他所号召的人文主义不同西方的人文主义，但终无法自拔于人文的窠臼。因此，唐氏仍不能根本了悟人类何以“没法主宰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以及现代人何以“遭受到许多文化上重大威协”之厉阶。质言之，他不知人类之祸根，乃在人类悖弃了宇宙万物的主宰，自绝其生命福乐之根源；而复不自度德量力，妄想喧宾夺主，自作‘主宰’，当然要感‘蚁力难负’，“变成了重压”。殊不知人类之救法，固不在西方，亦不在东方，而乃在知所自返，皈依救主，敬畏天地万物，文化历史的主宰，回复其生命福乐之本源。人文教主，昧于此中大义，仅见世界祸乱之浮表，偏弊之外形，不知探本穷源，废然而返，为罪自责，皈依救主，“尊主为大”；却反变本加厉，在恢复“人的主体性”，“使人自己变大”，以为这样不但可“主宰人所创造的东西”，而且“可以通于天心，接于上帝；”更妄以为“天心上帝，也不能超越而外于大人圣人之心。”(见同上唐文)这种自比主宰，自我神化的‘大人哲学’，实乃是一种变本加厉的，更强烈的人文主义。

　　现代西方哲学，也发生一个逆流。例如丹麦哲学家寇克迦氏(Soren A. Kierkegaard)，他不但反对西洋传统的人文哲学，且复反对有规律的庸俗生活，斥为束缚个人，绞杀自由，捆绑人类之‘死墙’(Deadening Wall)。氏又反对理性主义，谓理智乃为一个捆绑之根源；人贵自省，自作主宰；人生首要原则，乃在‘转化’，舍弃有限之‘老我’，成为无量之新我，以期达到无穷的‘绝对我’(Absolute self)的境界，此乃人类永远得救之盼望。寇氏这种天真的自我‘转化’论，要从‘有限’转成‘无限’，变成‘超绝’和上文所述唐氏的‘自己变大’的幻想，也正不谋而合。考始祖亚当，所以落入魔鬼彀中，受其试诱，反抗神旨，擅食禁果，亦正由于这一念之差，要想“转化”，“变大”，以为这样，便能“如神”。孰知这便一失足成千古恨，从此便“躲避耶和华的面”；(参阅创三1～8)反而失去原有神的形像(创一27)，永远不能“如神”。以是中西古今的人文哲学，无论其如何演变，却都一脉相承，不能改变始祖亚当，‘魔鬼哲学’之本质。(另详拙著‘圣道通诠’──‘基督教的哲学观’)

　　寇氏原被讥为‘丹麦疯子’；但是现在他几成为‘天子骄子’，他的思想，几已形成一种主流。这种思潮，虽系对近代西方人文主义失望反抗的逆流，但是寇氏本人及其信徒，毕竟都是‘自然人’，不能脱离亚当的老根，所以不能真切悔悟，尤其无由领会上帝属灵之事(林前二14)。他们思想的出发点，仍是以‘人’为本位，抑且变本加厉，以人为至上，不仅落入他们所反抗的人文主义的窠臼陷阱，而且变成一种最激烈的，自求解脱，自我神化，以及反社会，反国家，反组织，反纪律，反权威，反道德，反教会，乃至反上帝的思想。

　　现代人文教之逆流，概可以‘实存主义’为代表。他们看到传统的理性主义的失败，尤复凛乎现代文化的危机，一方面把他们向所崇拜的理性的偶像，从宝座上打下来；一方面又发出紧急的信号，呼？世人要振起‘信心之翼’，飞腾起来(Existential Leap)，超越自我，把他们的新信仰，完全寄托在绝对主观的直觉上面，不要理性，不论善恶，不问信仰的对象，不求上帝的启示，(且复否认上帝的位格或存在，认为是得救的障碍)全凭一种主观的经验，以求发展无穷的‘绝对我’，超越的‘主体性’，以为这样便能脱离世界纷争的旋涡，人类动乱之灾，从而摆脱一切的烦恼。他们认为这样乃是在此烽火连天，紧张烦恼，恐怖危险的苦难世界中，惟一无二的‘太平梯’，慈航普渡的‘救生艇’，以及绝处逢生，永远得救之‘真法门’。殊不知这乃是一种逃避现实，遁入空门，把头藏在沙土之中，不看四周危险的‘鸵鸟政策’，绝对不能解决问题，丝毫不足救苦济难。此与佛法脱却三界迷情，归入静寂涅磐之旨趣，完全相同，是一种自我陶醉的‘禅道’，虚空神秘的哲学。(详见英文拙著The Spiritual Decline of the West; Zen-Existentialism；并参阅前 引Dr. Clark H. Pinnock” Is Humanism Possible？”一九六六年二月在哈佛大学讲稿)
　　西方学者，现被这种神秘主义所迷惑的，实繁有徒。例如阿尔杜赫黎氏(Aldous Huxley,氏乃进化论者老赫胥黎之孙)，他抛弃了祖传的自然主义的信仰，乞灵于各种麻醉药品，沉溺于神秘哲学，转而皈向‘禅道’，自鸣已获‘顿悟’。(参看上篇)他的弟兄友良赫胥黎氏(Julian Huxley)，虽亦对传统的自然主义，表示失望，主为不足解决人类问题，但是他的思想，仍是不能摆脱人文主义的窠臼，乃至自然主义的本质，以是把它套上一件神圣的宗教外衣，对于一位天主教学者戴廷氏(Teilhard de Chardin)所倡的异端，特感兴趣，以为人类的将来，可以进化到一种属灵的境界(Noussphere)，届时便能与神交契，得享天国的福乐。此与上文所述唐君毅先生“通于天心，接于上帝”的‘大人哲学’，正是异曲同工。这不仅是痴人说梦，且尤为离经叛道，抵触圣经的教训。圣经明明指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三23;六23)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本为可怒之子；”(弗二1,3)祗有接待耶稣，“信他的名的人”，才有“权柄作上帝的儿女，”(约一12)“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约三3)“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林前十五50)义和不义，光明与黑暗，既不能相通(参阅林后六14～18)，凡不肯悔改，不肯相信的，都要受地狱的永刑，何能与神交契，享天国福乐。这不仅是千古的奇谈，空前的异端，而又为世界人类在其面临文化解体，绝望无路，垂死挣扎之时，魔鬼迷惑世人所施的毒计。这乃是人类离道反教，藐视救恩，自我挣扎，误尽苍生，使其永远沉沦的假宗教。

三、人文教之厄运──世界末日之徵兆

　　宗教的真谛，乃是真神特殊的启示，不是人文的哲学的思辩；乃是上帝伟大的救恩，完备的救法，不是世人虚妄的自救的空想。就启示的内容说，概有三点：其一，乃为对‘神’──使人认识真神之三位一体，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圣洁公义及其无比的荣威。其二，对‘人’──使人认识人类原罪之深重，已完全败坏，绝对无法自救。其三，对‘道’──使人认识上帝救恩之伟大奇妙，与绝对可靠，完全有效。就救恩之计划言，概分四部：其一，为旧约──主要的乃为圣父上帝预备救法。其二，为四福音──主要的乃为圣子上帝作成救法。其三，为使徒行传和书信──主要的乃为圣灵上帝推行救法。其四，为启示录──则综论救法之最后归趋。(参看拙著‘圣道通诠’第六章──‘基督教的宗教观’)

　　故真正的宗教，乃是神找人，神救人；乃是上帝道成肉身，自天降世；乃是属天的，属灵的。凡俗的宗教，乃是人找神，人救人；乃是自我神化，人想变神；乃是属地的，属世的，自然的，人文的。神学家史脱郎氏(A. A. Strong)说，一切外邦宗教的著作，乃莫衷一是，无一贯系统；独有基督圣道，则一脉相承，前后贯通，一幕一幕，引人入胜。(见氏著：Systematic Theology P. Makhazan-Masihi‘永生之道’, Nov.15,1950)

　　但是，由于人文主义的逆流，人类心灵的没落，现代宗教哲学以及‘新派神学’的思想，正在朝这个谬误的虚妄的方向发展，力求高抬‘人’的地位，亵慢上帝，甚至还要宣判上帝的死刑。此诚为人类妄想‘自救’，结果乃反‘自杀’的悲剧，尤为世界末日的徵兆。兹略述之：

　　其一，为德国哥丁根大学神学教授，戈迦登氏(Friedrich Gogarten)，他说人类统治的领域，将日形扩大；而上帝权力的范围，则将日见缩小。将来的上帝，并非全能，此乃历史发展必然的趋势云。

　　其二，为前哈佛各大学教授，各哲学家怀海德氏(Alfred North Whitehead)。他的思想，迹近佛学，以为宇宙万物，流转变迁，异常不定，所谓人生，仅为因缘和合之产品，不可执着于常相。他说宇宙既在不停的推动创进之中，上帝亦必非完全，应当和我们世人一同向着完全的境界进展。这显然把‘造物主’和‘被造物’混为一谈，毫无神学的常识。现在他的门徒哈德雄氏(Charles Hartshorne)，根据怀氏哲学，创为一种新奇神学，以为神既非完全，乃在不息的变化发展的程度中，故巧立名目，提倡一种所谓‘程序神学’(Process Theology)。

　　其三，为罗宾生‘主教’(Bishop John Robinson)，他学魔鬼装成光明天使的故技，藉‘对神虔诚’(Honest to God)的美名，大倡亵渎真神的邪说。扬言圣经里面高高在上的上帝，已不复存在。他说这种上帝的观念，乃是真正信仰的障碍；一切关于‘道成肉身’，‘童女怀孕’等基要信仰，统统都是‘神话’，应当加以扬弃，最重要的，乃是在求‘自我的超越’。这乃是否认上帝，‘自我神化’的法术，旨在藉其‘主教’的地位，利用圣经里的神学上的术语，偷天换日，张冠李戴，牵强附会，混淆真道，使惨败的人文教，穿上神圣的宗教外衣，而使基督圣道，名存实亡，成为一种伪装的人文主义。至关于上帝的启示，基督的神性，神圣的诫命，以及救赎赦罪，重生，复活，各种要道，尤均遭其厌弃；所谓福音，实乃人类自救的别名。罗书出版以后，英国著名日报(如Manchester Guardian, London Daily Mails)，均予攻击，说罗氏的著作，非常危险，不宜再膺主教的高位。但其书却不胫而走，亦可证人心之败坏！曷胜痛心。

　　其四，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谷渴死氏(Harvey Cox)，谓在此科工高度发展的时代，人已能自负其责，应自作主宰，那种‘天父上帝’和‘最高真神’……等观念，祗能用于古老的社会，不复适用于今日；故‘上帝’一名，应暂废止，容另为其一新名。这乃是宣宾夺主，神人易位，妄想以人来创造上帝，亵渎之罪，其何以逭！

　　其五，阿泰瑟(Thomas J. J. Altizer)等一群企图杀神的激烈‘神学家’，为求宗教世俗化和‘人文化’，且竟扬言“神已死亡”，渎神叛道，莫此为甚！阿氏提倡一种‘无神的基督教’，在其所著‘基督教的无神主义’(The Gospel of Christian Atheism)及‘东方神秘主义与圣经末世论’(Oriental Mysticismand Biblical Eschetalogy)诸书中说，神圣与亵渎，宜不分轩轾，而‘涅磐’与天国，乃名异实同。甚至说“为求人类解脱，应使上帝死亡，”“诛灭上帝，正为救世工作，”这尤为高举人类，辱没真神的异端邪说，复使我们看到‘人文教’变本加厉的狰狞面目！

　　但撒但的计谋，却异常狡黠。为求掩盖其憎狞面目，这些谋杀上帝的假先知，便强词夺理，编造一套奇论，利用各种美名，欺世惑众。一则曰为求社会之进步，文化之发展；再则曰为求人类之自由，故竟称其邪说乃为解放人类之‘福音’。一般世人，既昧于宗教之本质，尤不知圣经之真理，遂竟受其迷惑。诚如经云：“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希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林后十一13～15)凡那“不信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启廿一8)“从前不信上帝，亵渎上帝的，都是非信徒；现在则竟是‘基督徒’，而且还是‘名教授’，‘神学家’，‘大主教’。这更应验圣经预言，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太廿四24)从这一个预言的应验，我们一方面发“挺身昂首”，(路廿一28)益坚信心，因为上帝的话，决不落空，主耶稣财来，必在目前。一方面，我们复当提高警觉，须知人文主义，已渗透教会，向选民进攻。最近发展的‘无神的’新宗教运动，以及‘杀神的’新神学思想，乃是人文教最后演变的形态，乃是人类恶贯满盈，离神叛道之最高表现，亦为魔鬼毁灭人类之最后恶计。昔马丁路德尝说，当德国埋葬其最后一个教牧的日子，亦是埋葬其整个国家的时候。现在人文教主，中了魔鬼的诡计，要想诛灭上帝，埋葬上帝；殊不知上帝乃为人类生命之主，万福之源，如果杀害上帝，实乃自残命根，自限灭亡。质言之，这乃是人类的自杀运动！

　　查史记殷王本纪有云：“帝无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尝辱之；又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后猎于河渭之间，暴雷震死。”愿这一段历史，作为今日人文教主的殷鉴，庶不复蹈殷王无乙之覆辙。当主耶稣再临之时，不仅有“雷震”，世界且必有空前的大灾难。“那时日头变黑，太阳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堕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都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阵临。”“地上的君王，臣宰，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罢。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忿怒，因为他忿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参阅赛二12～22;太廿四21～31;启六12～17)现在“外邦争闹，万民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要挣开他们的摁绑，”甚至要宣判上帝的死刑(参阅诗二)；并且妄想“要升到天上，……要与至上者同等。”(参阅赛十四12～21)曾不思“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要在怒中责备他们”，“用铁杖打破他们”(诗二)。综合政治，军事，道德，文化，宗教，各种因素，以及最近世界局势的推移，显然可知“上帝的怒气快要发作”，那震动天势，大而可畏的日子快要来临，此当为世上君王，人文教主，“应当省悟”之时，以免在“道中灭亡”。(参阅诗二)因为上帝本其无限的怜悯，“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后三9)而且“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林后六2)我们既已仰蒙救赎的宏恩，脱离黑暗的权势，在这末世预兆已经显明之时，尤应当把这救世的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太廿四14)，唤醒人文主义者的迷梦，叫他们和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

第五章 结论──唯一救世之法门

经文

　　“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甚么。……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祗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上帝是真的。上帝所差来的，就说上帝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约翰福音一章1～5,9～13;三章27,31～36)
　　“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四章8～12)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使徒行传十七章30～31)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原来上帝的忿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所以上帝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他们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罗马书一章1625)
　　“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希奇的那日子。”
　　“我劝你们，人不拘用甚么法子，你们总不要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那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祗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之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7～10;二章3～8)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启示录三章20～21)

一、人类问题之厉阶

　　综上所论，可知人文主义，乃完全虚妄，不能救世；因为它：⑴乃是无可证验的‘信仰’，没有可靠的确据；⑵乃是不能实践的‘道德’，没有行道的动力；⑶乃是敌对上帝的‘宗教’，没有真神的启示。此非吾人固作苛论，而乃是从人文教主自己的供词，所归纳的结论。盖人文主义者既不信上帝是造物之主，和生命之主，又把‘人’当作一些盲目的机械的物质和因缘凑成的产品，则又何能希望这种无知盲目之物，负起神圣重大的使命。要他(或它)有目的有计划地建立千禧年的黄金时代和理想世界呢？这不仅是痴人说梦，实尤为自相矛盾。甚至他们的同路人，一个无神的著名心里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ued)也说，“人并非其自己家里的主人”，则又何能冀其作“万事的尺度”，宇宙的主宰，和世界的救主呢？

　　再从以上各章的论证和分析来说，世界当前各种问题的厉阶，乃在人文主义。世人但知反对‘世俗主义’(Secularism)，为人欲横流，道德堕落而‘痛心’；殊不知世俗主义，乃为人文主义必然产生的恶果。世人但知反对共产主义乃为人文主义登峰造极的形态。世人但知反对新派神学，为教会衰落，‘灭神运动’而‘焦心’(约二17)；殊不知这又是人文主义最后叛道反教的表现！

二、人类空前之危机

　　现在人类历史，已发展到它的末期，人类的病症，已深入膏肓；人类一切自救的企图，事实证明，早已成为泡影；人文教之虚幻和失败，照着名史家的社会学家的分析和诊断，尤为无可否认之事实。盖人类真正的危机，乃在人性之根本败坏，而且坏到极处(耶十七9)。一切政治社会问题，仅为人类罪恶所结的果子。故救世之道，首当务其根本，不在粉饰其表，改良环境；而在人类根本悔悟，求神“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诗五一10)此乃正本清源，最彻底最有效的真正革命运动。

　　惜人文教主，昧于此义，不知釜底抽薪，祗是舍本逐末，扬汤止沸；故终劳而无功，且复治丝益紊，使人类危机，益趋严重。而世人由于其本性不可克服的虚骄，非仅不肯悔悟，且复讳疾忌医，千方百计，要想苟延残喘，作最后的挣扎。魔鬼遂利用世人之弱点，用度春苦闷好奇的心理，制造各种惊人的口号和怪论，以期吸引群众，蛊惑世人。现在藉口近代科学文化的进步，说人类已届‘三十而立’的成年时期，应当给他自由，让他自立自主，用不到上帝的帮助与干涉。基督教乃是一根‘拐杖’，应当所它丢弃，让人挺身前进。传统的上帝观念，乃为古旧思想，不合时代潮流，为求人类自由，文化发展，社会进步，应当宣告上帝死刑！传统的人文主义者，尚知‘杀人’为滔天大罪；现代的人文主义者，竟以‘杀神’为‘顺天应人’的义举，真正救世的要道！如此悖性灭理，丧心害义，可谓罪大恶极，无以复加，正如一个狂人，已临到悬崖绝壁的境地！须知上帝乃人类生命之主，万福之源，今日人文教主的‘灭神运动’，实乃拔本塞源，自绝命根。此不仅为千古未有之异端，实尤为魔鬼所施的妖术，所设的陷阱，洵属人类空前的危机，将令世界人类永远沉沦，万劫不复！

三、人类最后之抉择

　　世人本如迷途之亡羊，由于人文教之根本偏差，益令离弃真神，背道而驰，偏行己路(赛五三6)。现在世人的境况，不仅‘谬以千里’，而且已临‘悬崖绝壁’；亟应悬崖勒马，迷途知返。但是离开了上帝的启示，世人根本不能得到亮光，自己无从认识真理，无从认识上帝，无从认识世界，甚至无从认识其本性。所谓‘明性见心’，乃是自欺欺人的空想。祗有真切悔改，信奉圣道的人，其人生始有正确的起点，正确的方向，光明的前途，荣耀的盼望。祗有相信主耶稣，承认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赎罪的恩功，方能使我们‘归真返璞’，重回天家，投入天父的怀抱，与神和好，以尽其至高无上的孝道。(孝敬父母,仅为孝之起点;敬爱天父,始为孝之终极)世人但求与人和好，殊不知必先与神和好，才能根本调整人和人的关系，而实现和平康乐的世界。(参看拙著‘圣道通诠’第八章，‘基督教的社会观’)因为上帝“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弗一10)

　　基督耶稣降世，乃是上帝进入人类历史，再造新的人类(基督的族类)；这乃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的革命，使失败堕落的人类，从行将毁灭的厄运中，得到复生的转机；进入一个更新的阶段，升入一种更高的境界。故基督耶稣降世，不仅是我们个人起死回生的转机，而且又是我们不可救药的，“要从道中灭亡”的整个人类，否极泰来的关键，洵为真神救世莫大的宏恩！惟我们得救固是本乎神恩，但却也是‘因信’(弗二8;约三16;罗一17)这一个‘信’，乃是我们的‘抉择’。上帝的伟大救恩，固是白白得来，但是我们若是深闭固拒，不肯接受，则必“随流失去”(参阅来二1～4)。我们的‘信’，我们的‘抉择’，乃是一种最剧烈的人生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起点；乃是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出死入生’的经验。这乃是我们对己，对人，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对人类，对‘人文主义’完全失望，在绝望无路之时，因信心而需要上帝大能的拯救，出自心灵深处的要求；乃是挣断了一切罪恶的死亡捆绑的绳索，从‘老亚当’，从‘旧世界’，从‘人文教’，从“虚空的妄言”，从魔鬼“坚固的营垒”，和一切黑暗的权势中彻底的解放！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箴十四12，十六25)这一条死路，便是数千年来，世人习非成是，以为是正路的人文教。世界人类，随波逐流，盲目附和，现已临到灭亡之边缘。生死祸福，决于一心；凡我圣徒，均应本‘人溺己溺’之心，‘已达达人’之愿，“不以福音为耻”，起而发“旷野的呼声”，把救世的“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唤醒世人，转迷成悟；皈依救主，信奉真道；离弃灭亡的绝路，转向永生之大道。愿神怜悯，打开读者的心眼，得蒙福音的光照，同获天国的基业。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