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于2010年6月，作者吴宗素（1930-2020年）是三自会创始人吴耀宗先生之子，信仰可能与其父相似，晚年移居美国。本文发布于此，仅作为三自内部人士的见证，供读者参考。
正文
近年来，有不少教内教外的朋友问我：「你的父亲吴耀宗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在国内，他是基督教会的先知，是三自爱国的旗手；在国外，他是不信派，是出卖教会的犹大，双手沾满了基督徒的鲜血。你应当将你所知道的，客观真实地写出来，让后人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他究竟是个历史人物」。言之有理。
父亲的同辈人大部份业已凋零，和他有过接触，和他共事合作过的人己经不多。作为其子，也到了垂暮之年，我应该不为亲者讳，不为尊者讳，尽量客观地，如实将我所知道的写出来，备后人评价。一个人讲话写文章，难免会渗杂个人的观点立场感情，敬请读者垂察。
当今的世人，大多对父亲己不甚了了。他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但却是一个留下深刻痕迹的历史人物。1949年中共政权成立后，父亲是笫一届政协常务委员，是宗教界首席代表。以后担任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又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笫一任的主席，发起并推动三自运动。他也是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后改名福利会）的副主席。总会是宋庆龄用自己的基金一手创建，自任主席。（宋和父母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参加保卫中国大同盟，就和宋经常往来。 母亲是医生，同时也在宋领导下投入难民救济工作，担任战地救护笫十六支队的队长。49年，中共攻打上海前夕，国民党要对宋庆龄下毒手。宋隐藏躲避，有病就派车来接母亲前往。49年开国大典，观礼券严格控制，一票难求，宋庆龄送来票两张，让母亲和我得以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从1949年起，直到79年逝世，这段时期的父亲，备受各方争议。这篇纪念父亲的回忆，只是他生平零星片断记录——但也许是重要突出的片断——根据我作为亲属平日的观察及公开发表的文章和书刊，而最主要的还是父亲本人的日记。父亲从十几岁就开始写日记，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几日，虽然略嫌简略，但数十年如一日，从末间断，毅力可见一班。 父亲去世几天后，上海统战部宗教处就派人来要求暂借父亲的日记。 国家组织来借，岂有拒绝之理。 四十几厚册日记就被取走，借条也不留一份。我退休后，想对父亲的生平经历和思想有较多的暸解，要求将日记归还家属。 多年来，不断去信查问，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通过关系交涉，如石沉大海，从来没有正式答复。间接得到的回话简洁干脆：名人的日记属于国家的财产，不能归还。退而求其次，要求一份影印复本，也不可得。
我国已与世界潮流接轨，成为世界大家庭一员。根据法理，日记是私人财产，百年之后，应归家属所有并保管。美国总统的日记归家属所有，蒋介石的日记归家属所有，父亲的日记亦应按惯例归还家属，况且当政者有暂借的承诺在先，岂能轻言寡诺，失信于民。此事悬而不能决，徒呼奈何。法治的真正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幸而我还保存一份父亲亲自整理的大事记。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为了应付检查交待，重新翻阅全部日记，将重要事件摘要抄录。 此外，曾任父亲秘书多年的计瑞兰，打算为父亲立传 ，也从不同角度作了较详细的摘录，还有父亲文革时几十页的检查交待，可惜只遗留了一部份。 这些弥足珍贵的资料，就成为本文的基础依据。
接受基督教
父亲怎样接受改变他一生的基督教？ 这个问题不少人都有兴趣探索。1919年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学生运动。中国的知识界在「新思潮」或「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提出打倒孔家店，提倡民主和科学救国。 这时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在此前后，都出现反宗教反基督教的思潮。
就在这个吋代背景下，毫无宗教家庭影响的父亲接受了基督教。 他在「自述」中是这样写的：「我从小就关心社会状况，关心国家大事，以救国救人为己任。」
我认为「关心国事，以救国救人为己任」是一条红线，贯穿父亲的一生，也是他几次重大思想转变的深层动机。
救国的途径多种多样：可以教育救国，可以科学救国，可以实业救国，更可以革命救国。但是父亲却认为基督教可以救自己个人，也可以救国，救人和救国可以并行不悖。使父亲谮然泪下的，是艾迪那几句话：「要救国，必先正其心，而正心之法，惟有信仰上帝之慈爱与能力」。
接受基督教，从怀疑到信仰，是父亲一生重大的转变。父亲得救重生的经验，在以后的演讲和文章中经常提到，表达虽有不同，但精神却如一。几十年后的1947年7月，他写了「基督教与唯物论 ， 一个基督徒的自白」刊登在《大学月刊》，对象是教会外广大的读者。此文一开始就介绍了自己信教的经验，相当生动、形象、深刻，那就是「登山宝训」给他的震撼力量。
「是三十年前一个春天的晚上，我在一位美国朋友的家里，初次读到马太福音里的『登山宝训』。像闪电一般，这三章书好似把我从睡梦中震撼起来。我睁开眼睛，我看见一个异像，我看见一个崇高伟大的人格：尊严、温厚、深刻、锐利——他把握了我的灵魂，他几乎停止了我的呼吸。回到寓所以后，我快乐，我欢呼，我感动到流涙，我不由自主地对这个异像说：『主，你是我的救主！』」。（见《黑暗与光明》笫76页）
有人说他是「现代派」，我同意。有人说他是「社会福音派」，我也基本同意。
有人说他是「不信派」，就要打一个问号，大大的问号。我无意卷入这场神学世纪之争。我只想说，世界是个多元化的世界，宗教是多元化，基督教也是多元化，个人具体的信仰真是千差万别。我们理应有宽广的胸怀，能够尊重、包容不同政治、宗教、伦理的差异。唯我独信，称与自已信念略有差异者为不信，是出自偏狭的宗派观念。对这些人，只有感到惋惜遗憾。
父亲领洗成为基督徒之后的几年，他写道：「我成了一个狂热的基督教宣传者。我自己的确得到安慰，有了希望，关于宇宙和人生的许多问题，似乎都得到了解决。这样，基督就成为我的救主。我在青年会、教会、学校作了许多演讲，为我的经验作见证」。
两年后，父亲作出决定，辞去海关的职位，参加北京青年会的工作。海关是个「金饭碗」，投考的人极多。1908年，该校第一次招生，报名者多达八百余人，最后仅录取二十余人，父亲亦是其中之一，当时他只有十六岁。父亲最初分配在广州海关，后调牛庄（今营口）。四年后，调到北京总税务司署，月薪是150大详，两个月后又调升至180大洋。1920年3月，他得到一笔两千多大洋的酬劳金，七年发一次，以资奖励。就是靠了这笔奖金，使他能够在1921年成婚。母亲杨素兰是一位医师，当时，女子学医是凤毛鳞角。她也是基督徒，是广州圣公会的教友。我的舅舅杨明新亦任职海关，父母这段一南一北的姻缘，就是他一手力促。
离开海关的这个决定震动了亲友，因为很大程度影响了家庭的各个方面。海关薪水高，条件好，而青年会月薪只有一百大洋，而且还是特别照顾。亲友都感到惊奇，感到突然、惋惜和无法理解，甚至反对。父亲的三姊斡明这样说：「你的两个兄弟刚去世，遣下三个侄子在读书。两个妹妹尚末毕业，父亲已经七十多岁，谁来供养？」
海关的上司也尽意挽留：「我们培养人材，只希望为海关服务，请你再三考虑。如果你家庭有困难，不妨调回广州，就近照顾。」 但是这都没能改变父亲的决定。 他对毋亲说：「耶稣为了救世人，被人钉上十字架，我去青年会是为人牺牲服务」。到了青年会后， 收入大大的减少， 北京和广州老家的家庭负担也大大加重。母亲虽然是个医师，但从广州初到北京， 人生地不熟，一时难于打开局面。病人多为亲朋好友，诊断治疗很多都是义务性质，并不收费。经济的拮据导致父母不时发生龃龉。结婚后的第三年，1924年父亲留学美国，次年母亲亦自费赴美。为了筹划川资，变卖了红木家具，又向朋友借款五百元。母亲去美半年后，负债已达美金二千三百馀元。当时这不是一个小数，父亲在餐馆打工十五小时，工资仅得六元。
父亲辞去海关，转去青年会的决定，完全是因为他信仰了基督教。他在日记中冩道：「今日心中颇覚愉快，因得上帝之引导幚助，使我胜过一切困难，得办多年心中志愿之事，以后当尽心尽意尽性为彼忠仆。」父亲的书房里挂着一条幅「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6；33），「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8：32），「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路加17：33）。这是父亲最服膺的几段经文，由燕京第一任中国人校长吴雷川手书，作为父亲的座右铭。也许就是这几段经文，父亲追寻、顺从主的旨意，献身教会。（吴雷川，前清翰林，燕京大学笫一任中国人校长。） 父亲在海关工作认真出色，一帆风顺，可谓前途无量。他离开海关后，由低他一班的丁贵堂接替他的职位，丁以后一直做到总税务司。以父亲的学识和能力，担任这个职位是没有问题的。
父亲在税专上学期间有两位同班挚友，徐寳谦和张钦士。他们三人被称为「税专三杰」。徐张两位更早信仰基督教，税专毕业后，没有去海关工作，直接参加了青年会。
他们对父亲加入教会和日后参加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徐寳谦学识修养都很优秀，冩了大量的宗教指导的文章。他自美国留学归来后，曾在燕京大学，讲授宗教哲学。抗日战争期间他从上海潜赴内地。1944年在一次旅行中，让位给一位带孩子的妇女，自己爬上车顶，翻车丧生。
父亲的决定，不是一时的冲动。牺牲了名，放弃了利，为了信仰，为了理念，这样的取舍，能做到的人并不是很多。
唯爱主义
唯爱主义，英文原为(Principle of Reconciliation)，应正确译为「和解主义」。父亲和唯爱主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江文汉用「唯爱」和「求真」来总结父亲的信仰。姚西伊在一篇探讨父亲唯爱主义的论文中，认为父亲是「中国唯爱主义最有深度的思想家和立场最鲜明的领导骨干之一」。父亲1921年加入这个组织，以后曾担任中国分社的主席。唯爱社（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简称F.O.R.）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中国分社大约有二百人左右，会员大多为西教士，中国人只有三十五人，有父亲、徐宝谦、吴雷川、应元道等人。这个组织虽不大，但参加的中国人都是饱学之士，能量却相当大。
唯爱社的目标是实现一个「爱的社会」，相信「爱」是人类生话最高的原则，是建设理想社会的唯一动力。「这个爱是无条件的爱，爱一切的人，连仇敌都在内」。这个组织反对一切战争，认为战争永远不能介决问题。父亲自认为是甘地主义和托尔斯泰主义的崇拜者。
1931年，他担任了《唯爱季刊》中文版的编辑，后改为双月刊，一共出了十七期。唯爱主义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影响不算太大的一个派别。父亲为何热衷于有点极端的信仰？用父亲自己的话来说，「唯爱主义（和平主义）是耶稣爱的教训的最高表现」。日本侵略中国，给父亲极大的震撼。日本侵略军极其残暴，对国人烧杀掠夺，无所不用其极。抗战初期，父亲还想用甘地式的非暴力方式来抗日，认为「基督之根本精神为爱，而爱的方法与战争的方法，又绝对不能兼容」。因此，他提倡用非武力的运动来对付侵略，不买日货，不在日本银行存款等等，如同甘地号召不买英国生产的布疋，用土法织布自给自足一样。
说到甘地，必须提他对父亲深刻的影响。甘地在英帝殖民主义统治下，提倡用非武力的不抵抗主义争取独立，最后成功地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当，改写了二十世纪世界的历史。父亲读到《甘地自传》最后几页，记载甘地在医院患病时的情况，不禁「为之唏嘘流涕，掩卷数次，乃能卒读」，并决定将之译成中文。1933年译毕。他在「译后」这样写：「这本书所给我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除了《新约圣经》里面的『登山宝训』以外，我不记得有那一本书曾使我那样受它的感动。他象征人类的爱，他显示了活的上帝」。
1938年父亲去印度参加世界基督教宣教大会之便，去Wanda 访问了甘地，并把《甘地自传》中译本亲手送给他。日记中这样记载：「甘地住处为一小房，只系腰带，不穿衣服。饭后甘地照例步行，甚健步，余等追赶颇费力」。事后这样回忆：「我们面对着他，就好像面对着一座高山，感觉到宁静、超脱，又好像在尘世的溷浊中，呼吸到上界的清新空气」。
最使父亲敬佩的是什么？「甘地的所以不朽，不是他的政治见解，而在于他的精神与人格。他的精神与人格是什么呢？让我引他自传中几段话来说明：『我一般的经验，使我确信，除了真理以外，没有别的上帝，而实现真理的方法，就是唯爱』」。「天地可废，真理不灭，人格永存。」这是发表在1948年”甘地不朽”一文中的几段话（《黑暗与光明》157页）。父亲用了最美好的词句来纪念甘地，表达了他对甘地极高的崇敬。
中国和印度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众的开化启蒙亦相似，然而和平主义在印度成功了。在中国，父亲为之摇旗呐喊，成效不彰，没有开花结果。原因之一，就是印度面对的是英帝国主义，政府虽然凶暴，但法制不失为主导，法制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所以甘地以赤手空拳，再接再厉，终能取得印度的独立。南非亦然。而中国人民面对的是特别凶残的日本帝国，无法无天，情况完全不同。在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没有司法审理独立的专制独裁统治下，甘地的和平主义、唯爱思想，能够成功的希望也就微乎其微了。｜
甘地被尊为圣雄。1945年被剌身亡，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今日回顾他的言行着作，仍然有着震撼人心的感染力。他伟大的人格，坚忍不拔的毅力，超时代的精神，依然为许多有志改革的仁人志士引为楷模。父亲和他的思想有很多共同点，自然引起共鸣，一拍即合。
1965年9月23日，文化大革命前夕，三自15周年座谈会上（根据纪录稿），父亲说：「1935年是我一生的转折点」。「1935年，我是什么情况？当时中国有个唯爱社，西方传来的。圣经有爱仇敌的教训，我当时是唯爱社的主席。我当时出现人格分裂的现象。圣经唯爱是真理，抗日救亡也是真理。我不知是由于理智还是出于直觉，我一面在抗日救亡，同时又在编《唯爱双月刊》」。
最终，民族大义压倒了唯爱主义，父亲开始从和平主义转向抗日救亡。 父亲思想的转变在江文汉「吴耀宗 一 中国基督教的先知」（见《回忆吴耀宗先生》），姚西伊《吴耀宗唯爱主义初探》等许多文章中，都有详细的分析叙述。
1937年，父亲辞去了唯爱社主席的职务，但和唯爱社仍然保持着联系。1948年，父亲认为：「一个人可以用唯爱主义的信仰来提倡世界和平，但是如果认为世界和平可以完全用爱的方法取得，那实在是一个空想」。1957年，他进一步宣布，他已不再是一个唯爱主义者了。有些人认为父亲反复多变，抛弃了自己的信仰，是个实用主义者。我认为父亲并不是这样的人。凡是在那个时代生话过，略有民族感，又能忧国忧民，都能理解父亲的转变。这不是见风转舵，不是见利忘义。父亲是个思索者，有自已深沉的理念，可以为之舍身。如今要否定多年来宣扬的真理，去服从另一个真理，就是否定自我。否定自己的过去，这是非常痛苦的，「觉今是而昨非」需要大智大勇。 这个转变的过程，对父亲来说，是个斗争的过程，缓慢的过程，经过好多年才完成。以后，他仍然认为爱是基督教的核心、真谛，但不是无原则的爱。爱是要分是非，分善恶，不能「唯爱」。
抗日救亡，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对不抵抗的言论应和者廖廖。《唯爱》杂志常有读者来信，讨论质疑唯爱主义在抗日斗争中的可行性，其中不乏基督教内活跃的思想家和积极份子，如谢扶雅、檀仁梅、姜漱寰、蔡咏春等。
父亲的妹妹吴柏庄，回忆父亲三十年代在广卅青年会的一次演讲，主题是抗日战争中国人应有的态度，亦即是唯爱的立场。演讲不到结束，听众已陆续散去，表示不能认同父亲的立场观点。最后只剩下几个人和父亲讨论。
「唯爱」和「斗争」，针锋相对，水火不能相容，是奉行阶级斗争的当政者的大忌。49年以后，父亲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屡次提及这段历史，作为自我的检查。这是他的心病，是他的「尾巴」。六十年代，曾企图对他进行批判清算。「唯爱」就是批判重点中的重点。 难以理解的是，父亲在「自述」中，对影响他最深，历时最长的重要思想，却落墨不多。是否会在失落的下半部的自述中以专题交待，则不得而知。
父亲和社会主义
父亲从小就有较强的社会正义感，「以救国救人为已任」，对社会不公平、不公正、贫富悬殊的现象，深恶痛绝。1919年6月，他参加了青年会在北京西山卧佛寺举行的夏令会后去附近游览。看到那里有一个百余人开掘的小煤矿，工人劳动的条件极其恶劣艰苦，每人每天仅得一元左右。此情此景深深触动父亲的思想，日记中如此记载：「令人心酸，永永不忘」。从那时起，甚至更早，就萌生改变这个不合理社会的思想。
父亲两次留学美国，抗日战争期间，又多次去美国及欧州各国开会和演讲，对资本主义国家有较深刻的认识。 1929年，美国经济大恐慌对父亲思想有决定性的影响。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并末伤元气，经济不景气是在没有外来侵略的条件下发生的。这就证明了这是资本主义「内因」带来的，是先天的不足。资本主义大量的生产可供全人类的需要而绰绰有余，但是它的分配不是根据共享，因此造成社会和国际间的动乱。一方面是劳苦大众在水平线下挣扎；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穷奢极侈。这就引起了阶级斗争，市埸恐慌和国际间的冲突。因此，制度的转变，转变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就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 这是他1934年一篇文章的主旨。
1939年，父亲在华东大学夏令营演讲：「凡是稍能用客观思想的都不得不承认：末来的世界，必定是一个世界上所谓社会主义，就是生产工具的社会化。废除私有制度，不为利润而生产，却为人民大众的需要而生产。这样的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政治是真正的民主，而不是现在由资产阶级统治的民主」。又说：：「这样一个理想在苏联是初步实现了」。
父亲认同这种社会发展观，是出于对劳苦大众的同情，是出于建立一个共劳、共有、共享、共治大同世界的理想，同时也是基督教的理想。这种认识的形成和发展，远在同共产党有实质接触之前。1934到1936，是中国共产党经历长征最困难的时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很快取得政权，认为父亲认同社会主义是投机，恐怕不符合事实。父亲的社会主义思想，不是一时的决定，而是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而成形。可以说，他认同社会主义，首先是理论上认同这个制度，这是第一性（平等、博爱、自由）；而为实现这个理想的政党和政策则属第二性，是次要。
父亲并非不了解苏联三十年代残酷清党的事实，但是他认为这些过激的迫害行动，是由于国内外反动势力所导致引起的，不能由此怀疑否定这个终极美好的社会制度。 同理，我们49年后历次运动的偏激做法，也是能够理解的，个人有委屈冤情，要以「小我服从大我」的态度来对待，社会会越来越好。
与周恩来三次会晤
1938年，父亲笫一次在汉口和周恩来见面，也许也是第一次和中共领导人正式会晤。当时国共已开始共同抗日。周恩来和吴玉章还亲自驾临父亲下榻的招待所。中共尚未取得政权之前，为了统战，还能屈尊礼贤下士。
这次见面由父亲首先提出，不可否认，中共也在争取各个方面的合作和支持。对父亲有兴趣的，还包括美国传教士毕范宇（Francis Wilson Price， 曾任蒋介石顾问，49年前主持上海国际礼拜堂，51年「北京会议」上作为帝国主义份子笫一个遭到控诉。)，邀请父亲为蒋介石从事基督教文字工作，还有民主同盟的罗隆基(民主同盟主要负责人)，举行家宴邀请父亲入盟，都为父亲拒绝。
父亲有比较坚实的国学根底，英文能自由表达无碍，又有较强的活动能量。一年前，他刚从美国归来，那是应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和太平洋宗教学会之请，去美国巡回演讲。他在短短的八个月中，马不仃蹄，在44所大学，作了123次演讲，听众达二万五千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呼吁美国人民及国际力量对日本进行制裁。回到上海后，父亲又和胡愈之、王任叔等发起「星二座谈会」，参加者有郑振铎、许广平、赵朴初等。在一次会上，胡愈之介绍了刚看到的斯诺新着《红星照耀中国》。他们当即计划尽快出版译书。胡愈之、郑振铎、许广平和父亲等20人，就出资组织「复社」进行译印，中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随后，「复社」又出版了《鲁迅》全集。这就是和周恩来见面前夕，父亲的活动概况。
像父亲这样活跃的社会活动家，思想又倾向社会主义，正是周恩来理想的统战对象。 这次会面是由龚澎居中安排（龚澎、龚普生姊妹都曾在燕京大学就读，和基督教青年会有很密切的关系，对父亲亦有充分的暸解）。日记这样记述：「是日，报载徐州已经失守。周恩来分析了抗战形势，论述了国共合作和中国革命的前途，苏联清党问题，还谈到中国共产党对宗教信仰的态度。他着重指出：马列主义是无神论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意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对这次谈话，父亲最后只有澹澹的六个字：「谈话颇有意味」。
在1941，1943随后的两次见面，父亲是以基督教徒的立场来暸解中共对各种问题的观点，特别是对宗教的政策，所以才有基督教和马列主义大同小异的交锋。共同点就是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社会；分岐点就是有神和无神，就是唯爰和暴力。
第二次在1941年12月15日，在重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珍珠港事变后几天，那时父亲从上海到四川讲学。当日，周恩来着重谈了统一战线，只要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团结起来，就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在国际上，也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德日的法西斯统治和侵略。
笫三次在1943年5月25日，也是在曾家岩，国共内战一触即发之际。那天谈得最长，中午时，兴犹未尽。周留父亲用了便餐，又临时在会客室搭了个铺让父亲略事休息，然后再继续谈。周详细回顾了党的历史，说：「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的认识也有个发展的过程，共产党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但能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但愿我们的朋友，不要看到一些问题，就对党丧失信心。」
谈到宗教问题，父亲表示，马列主义和基督教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共同点，尽管在有些根本问题上有分岐，但无关紧要，最后是可以一致的。但是周听完后，表示不能同意这种意见。他坦率地表示；「不同的世界观并不妨害我们为了争取和平、民主而共同努力。你多年来为抗日和民主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在目前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对每个人都是考验，希望我们能继续合作。」 九十九与一，不是绝对的数字，只是形象地表达大同和小异。廿多年后的1960，父亲对当时的统战部长李维汉和付部长张执一也讲过同样的话。
临别时，董必武送父亲一张书单，包括《共产党宣言》和《列宁传》等五、六本。可以说，自此之后，父亲和中共的合作进了一步，对周恩来特别敬重，认为他有极大的魅力，将伟大与平凡溶为一体。
以上是1949前父亲和周恩来三次会面较详细的回忆。1979年，上海文汇报向父亲约稿缅怀周恩来。此时，父亲病重，已不能执笔，只能口授，由我代笔，最后经父亲过目首肯。文章大字标题「立场坚定 旗帜鲜明 艰苦朴素 平易近人」系报馆编辑所加。 纪念文于79年3月5日见报。半年后，父亲便与世长辞。上述回忆取材自该文。
回顾过去，父亲和周恩来求大同存小异的共识，对「同」的理介并不尽相同。父亲要的是一个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的理想社会；而中共的蓝图，却是要建立苏联模式的全能社会。至于「小异」，说小也不小。最后那百分之一的分岐，父亲认为无关紧要，最后是可以一致的。但是周却委婉地反对这种提法，意识形态世界观，绝无妥协调和余地。中共这个立场倒是始终如一，一直延续到今日。
创办《天风》杂志
1941年爆发了珍珠港事变，父亲正在四川等地讲道演稿，无法返回上海，逗留成都达四年之久。（在此期间，我们不通音讯。母亲在日军占领下的上海，面对险恶的环境，独立支撑，内外兼顾，维持一家生计，确实非常艰辛。)
1942年，他发起出版《天风》杂志。在「我为什么要创办《天风》？」的创刊词上，清楚表明了他的基督教立场。「这是因为此时日寇在我国大后方横冲直撞，人心震动，我感到应当为国家出一点力」。他又接着说：「本刊是一个基督教的刊物。基督教对社会生活的基本主张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一个主张的基础就是上帝为父，人类是兄弟的信仰。现代民主主义大部份是从这种信仰产生出来的。把这一个富有革命性的信仰，应用在现在的中国问题上，使它能够变成转移危局，救赎人生的力量，这就是本刊的使命」。他那时相信，基督教是革命的，是可转移危局的。
顺便一提。父亲常看的国外杂志中，很重要的一种就是美国出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这本杂志是用基督教的立场观点来点评时弊。49年后，国外杂志已几乎完全仃止进口，但父亲还继续订阅了好多年。他就是想把《天风》办成这样一份有影响的刊物。可是，由于教内复杂的背景，《天风》始终没有被广泛接受，甚至遭到贬斥和责难。
《没有人看见过上帝》
父亲能够认同辩证唯物论，认为和他的宗教信仰没有冲突，还要追溯到他的宗教哲学思想。严格来说，父亲并不是一个神学家，他是一个基督教社会活动家，但有他独特的宗教指导思想。
1943年2月，在成都，他开始写《没有人看见过上帝》，总结归纳他多年来对宇宙、对上帝、对真理的思考探索。父亲认为「这本书是我的代表作，是我的精心创作」。有些宗教研究学者认为，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赵紫宸的《基督教哲学》和父亲的《没有人看见过上帝》是最能代表中国神学思想的三本书。
这本书的书名，来自《约翰福音》一章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祉祂表明出来」的前半句。上帝无所不在，并且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是生活在人世间最完全的人，将上帝具体表明出来。这是书名的由来。但是以为本书所讨论，单单是耶稣所表现的上帝，一定会很失望。
这本书系统地阐述了父亲的上帝观，主要是企图调和唯心论和唯物论。物换星移，四时更迭，国家的兴亡，制度的替换，人事的沉浮，在一个基督教徒看来都是上帝的旨意在运行。上帝就是弥漫在宇宙，贯沏着宇宙的那些定律，那些真理。所有符合客观环境的，也可以说是真理。
一个唯物共产主义者，也相信有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支配着自然和社会的发展，不过不叫这个支配力量是上帝。尽管各方面所用的语言不同，但都承认这个客观真理。这就是基督教和唯物主义的交汇点，这就是双方的共同语言。什么是信仰？信仰就是对宇宙和社会定律的认识并为之生活。
一个基督徒受到迫害，进入斗兽场之前，可以毫无惧色，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一个共产党人身陷囹圄或临刑就义，能不为时势所动摇，就是对历史必然性坚定的信仰。表面上，两者的见解完全不同。但相信宇宙间有一种力量，按一定的法则去铸造历史，引导人生，却是一样的，不管我们称它作「上帝」或「辩证法」。在这个层面上，唯心和唯物就难以界定了：水火不兼容，你死我活的两大派观念也可以冰消瓦解了。辩证法讲对立的统一，质量的互变和否定的否定。如果辩证法是真理的话，这两者也许会有一天出现一个新的综合、新的统一。
以上讲的只是父亲上帝观「横」的方面，用宗教的术语，就是「内在」的上帝。一个基督徒还有一个「纵」的方面，相信有一个上帝，或称作「超然」的上帝。宗教家将它人格化，感情化了。人们藉着宇宙内所接触到，体验到的许多现象和事实，能够对它有所认识。它是绝对的真理，而人们的认识是相对的。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可以对它有较全面，较深入的认识，但仍不可能认识它的全部、它的本体。这就是上帝的绝对性和人认识的相对性。真理只有一个，无须调和。唯心、唯物只是人对这个绝对真理相对的认识，一个侧面的认识。
论到「横」和「纵」，「相对」和「绝对」的关系，父亲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以上提到过吴雷川为父亲写的条幅，有这样一段：「凡要救自已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2006年，父母的墓从北京迁往上海。父亲这段座右铭就刻在墓碑的背后。) 从字面上看，语言很简单，却使人似懂非懂，而父亲却将这句话当作座右铭。他写道：「这是圣经里最值得玩味的一句话」。「要救自己生命，是「横」的看法，因为他只看到表面的、目前的、个人的需要。但结果适得其反，即「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我」就是「真理」。这是「纵」的看法。把人生这些因果关系看作是上帝的作为，从而解释上帝的性质。这就是「内在」与「超然」联合起来的上帝观」。
总而言之，父亲认为唯物论只有「横」的方面，没有「纵」方面；而基督教的上帝观却兼把事物「纵」的方面和「横」的方面综合起来，将唯物论纳入基督教，作为基督教的一部分，因此，「基督教比唯物论更为优越」。1943年这本书里表达的思想，就是他能够和共产党合作的理论基础。
父亲的这种宗教哲学观也许太不落俗，也许太过超前，不能为一般人所接受。他早就预料到：他的论点「对于一个正统的唯物论者和一个正统的宗教信徒，同样是一个荒谬绝伦的异端」。至于父亲的理论是否有它合理的成份，就要经受历史的考验了。但他至少没有媚俗，没有刻意取悦大众，敢于逆流而进，就难能可贵。
1947年，父亲在《大学月刊》上发表「基督教与唯物论一一一个基督徒的自白」。文章开宗明义就提到他三十年来思想上两次巨大的转变。笫一次，他接受了基督教；笫二次，他接受了反宗教的科学理论，把唯物思想同宗教信仰打成一片，然后谈到他所理解的唯心论和唯物论，结论是「两者各有所偏，各有所长，可以互相补充」。糖醋排骨是美味佳肴，却是由糖、醋和盐调和起来的。父亲写道：「即使我是『调和真理』，如果我能给大家端上一盘糖醋排骨来，我也就满足了」。
《大学月刊》是一份左倾杂志。编者写了一个按语，客气委婉地指出：整篇文章是形而上的观点，不曾科学地正面处理问题的本质；真理是不可调和也不必调和。这个观点可以代表正统唯物论的看法。而一些正统宗教界人士的反应就强烈得多，根据该文父亲对圣经的解读体会，直指他是「不信派」。
父亲去世后，有许许多多纪念他的讲话和文章，但没有人提，或不敢提他这个重要思想。这个思想也的确过于敏感。最高层的内部指导文件指出，美化宗教，渲染宗教，把宗教的思想来补充社会主义，试图调和宗教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其结果只能是使科学社会主义倒退到信仰主义。所以，同宗教作斗争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中共的意识形态自命为绝对真理，有很强的排他性，反对调和唯心唯物，是49年前，49年后一贯的政策。如果60年代，企图清算父亲的计划得逞，唯爱主义是批判的重点，调和唯心和唯物也是批判的重点。
《吴耀宗小传》一书中， 有关《没有人看见过上帝》是这样写的：「耀宗先生所以要写这本书，是为了向基督教内外的知识青年传扬基督教的真义」，「目的是引领青年归向基督教，这一点是任何人也无法抹煞的」。
这样的陈述并不符合父亲的原意，而且大大歪曲了原书的精神。作者不可能没有看过原作，也不可能不领会此书的要点原意，只是调和唯心唯物的命题是个忌讳，太过敏感，不得不刻意回避，但又不能不提，于是煞费苦心，用含煳其词，似是而非的说词来误导读者。
国共内战
父亲从不讳言，在上世纪廿十年代，他是反共的。1951年，他写道：「二十几年前，我是反对共产党的。当时我在北京青年会工作，每逢遇到『左倾』的学生，我要用基督教的道理来劝阻他们，希望他们放弃错误的思想」。
他认为，唯爱主义肯定个人人格的尊严，而共产主义为了大众的利益，个人的价值可以完全牺牲，把人看作工具或手段。他又说：唯爱主义要求目的和手段的一致，而共产主义认为什么手段都是对的，只要它能达到目的。
1935年是父亲思想的转捩点。由于积极参与抗日救亡，和中共有了更多的了解。当时的普遍与论认为，国民党执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的政策，而共产党是坚决抗日的，父亲就由反共逐步转变为同情接近。
1945 年，日本投降后，蒋管区的形势非常恶劣：贪污腐化、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骨」、民心思变。中国需要一个制度的转变，而建立一个共劳共享共有、平等自由的社会，基督教就显得无能为力，「已失去了改造社会的钥匙 。」
还清楚记得，母亲当时每日行医所得，我的责任就是尽快拿去街口小贩处兑换成银元，不然物价上午一个样，下午又是一个样，大幅贬值。此时，中共大力宣传《新民主主义论》和《共同纲领》，要结束一党制，建立一个平等民主自由，没有剥削的新社会。这个美丽的憧憬，的确吸引了许多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父亲对中共就由同情接近，进一步转变为合作拥护，认同中共的政策。这种转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并不在基督教界。
父亲什么时候开始反美？ 至少不在1945年。那年罗斯福总统逝世，成都召开隆重的追悼会，父亲是五、六个讲员之一。他认为罗是个伟大的人物，抗日战争帮过中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在日后的检查中，却说自己美化了美国的民主，有祟美亲美的思想。这是不实的自责自贬。
反美也不在1947年。「沈崇事件」发生后，(现在有一种传言，「沈崇事件」也是无中生有，是为了煽动反美情绪而泡制出来。沈祟至今依然健在。）父亲在《天风》撰文，呼吁不要反对、仇视美国，因为美国是我们的朋友，中国的基督教机构和活动，得到美国教会和广大人民无量数的援助。对于美国这种友谊，我们只有感激，只有佩服。
父亲也说过；「中国的教会在过去一百多年当中，在人材和经济方面，得到西方教会大力的培养与支持，这是我们非常感激的。从物质方面来说，我们需要这种帮助；从精神方面来说，我们也需要这种帮助，因为基督教会，是一个普世的教会，一个普世的教会需要物质的互助和灵性的交流。」以上这些话，1949、50年收录在《黑暗与光明》文集时，己遭删除。又有关西方教会支助这段话，在52年出版的《基督教革新运动学习手册》中，也完全消失。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共当时也并不反美。请看1943年，抗日期间，《新华日报》7月4日美国国庆节的一篇纪念文章：「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她没有强占中国的土地，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国民性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中共反美，父亲反美，应该始自国共内战开始，国民党成为人民的公敌，而美国却站在国民党一边。尽管反美表面上声色俱厉，大多数人内心深处，对美国仍然怀有好感。
父亲反美，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由于美国政府拥蒋反共的政策。他有很多美国朋友，也认识很多美国传教士，但并不认为他们都是帝国主义份子。他认为，基督教最初传到中国来，除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以外，是完全出于传福音这种纯洁的动机。从外国到中国来的宣教士，主观上要服务中国人民，没有宗教以外的企图；基督教可能被利用，任何一种宗教，任何一种主义，任何一种学说，任何个人都可能被人歪曲利用。
中共高调反美，私底下却陈仓暗渡。1949年，中共行将解放南京之际，自称为中共最可信赖的朋友，马克思主义忠实同志的苏联，竞指示其大使馆随南京政府迁往广州。与此相反，一向出枪出钱支持国民党与共产党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却留在南京不走。中共大感不悦，遂精心安排，派燕京大学校友黄华，前往友好接触美大使司徒雷登）前燕大校长），并热情邀请他北上，在燕大「度过其生日」。司徒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毛泽东宣称我会被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 这件好事，由于美当时总统杜鲁门的反对，终成泡影，不然，恐怕以后的很多历史都要改写，甚至朝鲜战争都有可能避免。邀请被拒，中美和解的良机，转眼即逝。毛泽东一个大转变，就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一边倒，倒向苏联。(注：参看林孟熹的《神州梦碎录——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
1945-1949
1945年日本投降，到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父亲依然非常活跃忙碌，各种活动频频，兹举其荦荦大者。1945年，昆明学生反对内战游行，遭军警杀害。父亲被邀在成都的声援大会上发表演说。
1946年3月，在华西大学发表「我的宗教信仰」，讲基督教与社会主义没有冲突。第二天，反对的标语贴满全校，说父亲领了延安的津贴，说他歪曲了耶稣的教义。一部分学生，为了说明真相，将讲词公布。记录立即被撕去。贴了两次，撕了两次。过了几天，那些学生扬言要打父亲、沈体兰和加拿大人文幼章。他们就躲到郊外。最后，幸而平安无事。
1946年5月，父亲回到阔别了五年的上海家。1946年6月，上海数十个人民团体推举了一个十一人组成的代表团，以马叙伦为首，去南京请愿，呼吁国共双方及美国马歇尔大使停止内战。在上海车站，有十万群众送行。到了南京下关车站，代表团被暴徒包围，马叙伦、雷洁琼等人被打，受伤最严重的是圣约翰大学学生代表陈震中。在危急关头，代表团秘书罗叔章把父亲推入外宾餐厅，幸免于难。最后，由冯玉祥出面解围。给马歇尔的英文备忘录就是父亲起草的。回到上海几天后，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到我们家表示慰问，对那份备忘录非常重视。
1945一1949年，父亲进一步投入民主运动。我们在上海静安寺的家，是民主人士经常的集会场所，其中有罗隆基、章乃器、章伯钧、沈钧儒、黄炎培、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等一大批。1957年反右派运动，除了个别人士被预先通风报信打招呼外，这批为中共摇旗呐喊，作出了很多牺牲，左倾的民主人士，几乎一网打尽，大部落水。 1946年8月4日《基督教的使命》（天风复刊词），父亲这样写：
「基督教是主张自由平等的，是主张沏底民主的，因此，它应当是进步的，革命的；只有进步的，革命的基督教，能够真正表现耶稣基督的精神。基督教对这时代的使命，就是要把现在以人为奴隶，以人为工具的社会，变成一个充分尊重人的价值的社会，使人类不必再因利害的冲突，阶级的对立，而演成分裂斗争的现象。」
「从基督教的观点来说，『内战』也好，『内乱』也好，也不管是谁先打谁，我们不赞成中国人自相残杀。」父亲又写道：「我们还是非常同意马氏（马歇尔）的见解，那就是：中国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第三方面人士的努力。」
父亲的「自述」（检讨）只引用了最后一句，说明他当时还受基督教和平主义的影响，还受当时流行的「第三条路线」思想的影响。然而，回顾父亲半个多世纪前所写的文章，我们仍然可以得到启发和鼓舞。「要把现在以人为奴隶，以人为工具的社会，变成一个充份尊重人的价值的社会」，在廿一世纪的今天，不是仍然有它现实的意义？遗憾的是，父亲并没有能将自己服膺的价值观，始终不渝，坚持到最后。
1947年5月，父亲在浙江大学作了两次演讲。第一次讲题「学潮与时局」。以后发表在《求是周报》，题目改为「世界往那里去」。兹节录演说的结束语。「世界往那里去？世界将走向更平等、更自由、更民主的一个共劳、共享、共治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不再有人吃人，主人与奴隶，不再有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分。最后，将要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也就是我们基督教所谓的天国！」鼓掌达两分钟之久。由于学生的要求，次日又作了「社会的基本问题」。发表在《求是周刊》和《大学月刊〉时，题目改为 「学生运动与目前政局」。其中有这样的几个片段：「学生运动不是为了学生自己（鼓掌），而是为了整个国家、社会（鼓掌）」；「学生不讲话，恐怕石头也要喊出来了（鼓掌）」；「学生运动是正义与黑暗的斗争，民主与不民主的斗争。但政府是不会了解的，所以他们对付的方法就是打、是逮捕、是木棍、水龙头、机关枪、手榴弹。五二0那一天，据说军警密布，五道或六道。对赤手空拳的学生如临大敌，这真是千古笑话（掌声笑声大作）」。全篇讲话不长，据现场记录，被打断二十次，「鼓掌」，「热烈鼓掌」，「鼓掌甚久」，「掌声雷动」。结束时，热烈鼓掌达一分钟之久。
当年，社会腐败、民不聊生，青年学子，苦闷彷徨，看不到出路，父亲理想的大同世界、平等民主、共享共治，给学生很大的鼓舞。又父亲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当时的学生运动。如果他有幸活到八十年代，是否也会以四十年前同样的热情来迎接学运，同样鄙视武装到牙齿，十倍百倍凶残的军警？
父亲一生作过无数次的演说，无论中英文，均有独特的见解，有挑战性的内容，有分析，有说服力，有感染力。1936年，父亲赴美，在旧金山作了一连串的演讲，题目为：「我为什么作基督徒」，「基督教的信条」，「宗教与社会改造」等等。他的日记这样记载：「演讲极受欢迎。最后一次长时间之鼓掌」。
1947年7月，父亲随同一个23人的代表团到挪威首都奥斯陆参加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会后又即到英国的爱丁堡参加青年会代表大会。这个会议的主题是「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父亲是三个被邀发言者之一。发言的最后一部份，强调了要用基督教的方法看问题，强调了基督教意识形态方面的优越性。发言受到广泛的好评。那是中共夺得政权的前两年。12年后，美国基督教协进会的一个刊物《中国公报》把这篇发言中关于基督教优越性这段话重新刊登出来，题目是「十二年前的吴耀宗」。十二年前，父亲是基督的精兵，十二年后，是中共忠实的同路人，反差如此强烈。
1948年4月，父亲在《天风》发表「基督教的时代悲剧」一文，提的问题非常尖锐：现在是一个剧变的时代。几千年来的历史是人吃人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目前我们面对一个社会性的革命，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要推翻的是资本主义，它造成经济的不平等，引起了两次世界大战。要建立的是一个自由平等，没有阶级，劳动共享的新世界。16世纪马丁路得所领导的宗教革命，也就是工业革命，产生了资本主义。基督教和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息息相关，相依为命。以美国为首的新十字军反苏反共，要维持保护的是少数人的特殊利益。中国基督徒的处境是可悲的。如果只是逃避现实，只是宣传个人兴奋式的宗教，从要求解放的群众看来，基督教也只能是人民的鸦片，将会受到历史无情的审判与清算。
父亲一贯认为基督教是革命的，可以改造人，可以改造社会，建立一个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的理想国。但是，恨铁不成钢，今日的基督教已不能担负起先知的角色，如果不是革命的绊脚石，充其量，只能以基督的精神服务人群，把耶稣基督胜利的福音介绍到彷徨苦闷的心灵里去。
该文发表后，有五种英译本，广泛在国外传播，引起了传教士很大的不满。他们指《天风》反美反基督教，以停止津贴为威胁，向父亲提出了「自行辞职」的要求。父亲是该社社长，为保持《天风》的生存，他在48年5月辞去了一手创办起来的《天风》社长之职。
1948年底，他去钖兰参加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召开的亚洲领袖会议，作了四次系统演讲，题目是「上帝与真理」，「基督与道路」，「天国与历史」。在此前几天，有人（可能是沈体兰）通知我们家属，父亲已上了笫二批80人的黑名单。因此，会议结束后父亲就留在香港。49年2月，经由龚澎和乔冠华的安排，父亲和一大批民主人士，秘密搭船经平壤到东北，最后到了北京。
一个月后，去捷克布拉格参加由苏联一手操纵的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各界精英尽出。6月回京参加新政协的筹备会。回上海后，忙于和教会人士交换意见，商讨如何面对新的形势。8月再去北京开新政协。
新政治协商会议
宗教界代表八人，基督教界就占了五席：刘良模、邓裕志（代表男女青年会）、赵紫宸、张雪岩和父亲。父亲还是宗教界的首席代表。有人撰文说，父亲「自封」为宗教界代表。代表的产生，是由上而下，领导提名经协商产生。从来就不是由下而上，按比例选举出来。各种大小会议的组织、各级官员的任命，莫不按此原则，历来如此。代表又都必须首先认同当时的路线、方针、政策，各种决议才能保证一致通过。这就是具有特色的选举文化，这就是国情。据当时的要求标准，代表应是抗日、反蒋、认同社会主义、能同中共合作。要在基督教界，宗教界物色像父亲这样的领军人物，平心而言，还不太容易。
会后，父亲「感到一种不可形容的喜乐和欣慰，以后可以在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团结的气氛中生活」。当他听到毛泽东讲「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父亲激动得热泪盈眶。
父亲以兴奋的心情迎接新的时代。这是他二十多年来就预料期待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和他的信仰完全没有冲突。但是对大多数的教会人士来说，应当承认，他们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在无神论共产党的统治下，感到彷徨、等待、无奈、甚至惧怕。
三自革新宣言的由来
在没有开始叙述之前，也许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简单回顾一下中共对宗教的态度。中国共产党脱胎于苏联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敌视一切宗教的基因。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认为，基督教是压迫人民的工具，因此对宗教大张挞伐。根据《大英百科全书》，斯大林在二十及三十年代掌权期间，东正教会遭到血腥残害。到了1939年，国内幸存的东正教会主教仅余三、四个，全国只有一百座教堂仍然能够公开礼拜。
笫二次世界大战，德军长驱直入，推进到莫斯科的近郊。斯大林动员全国人民起来抗敌。为了争取民心，团结仍然存留的数百万信徒，当局仃止打压宗教。东正教教堂一时增至二万五千多座，神职人员有三万三千人。1959到1964年间，赫鲁晓夫执政，反宗教活动卷土重来，批准认可的教堂锐减到一万。父亲去过苏联多次，一般都是路过，参观过农庄、工厂，也目睹了五一节壮观的节日游行，可都是浮光掠影。他看到的只是开放的橱窗，对宗教的实际情况，恐怕没有多少真正的了解。他在世界和平大会上，见到过的东正教全俄教长阿列克谢，就是深受国家安全部器重，从事对外发言的喉舌。
中共自1921年成立之日起，作为苏共的一个支部，萧规曹随，不可能有较为开明的宗教政策。 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建立了正式苏维埃地方政府。1931年11月7日（苏俄国庆日），共产党人在江西、福建交界的瑞金县召开了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宣布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通过了「宪法大纲」。在宗教政策方面规定「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提供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的自由」。
然而，父亲对中共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却深信不疑。马克思主义虽然认为宗教有一天会消灭，但是从发展来看，这一天还是非常非常遥远。共产党本身不是也要消亡吗？这是理论的依据。从目前的现实来看，中共最高领导人，一再信誓旦旦向他保证信仰自由的政策，岂能言而无信？况且现在更是白纸黑字写在《共同纲领》里。
遗憾的是，从1940年就开始宣传，作为《共同纲领》依据的《新民主主义论》，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很快就变成废纸一堆。毛泽东后来说，社会主义革命，从1949年建国后就开始了。 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是革命的对象。民主党派，基督教不可能是无产阶级，当然也是革命的对象。革命就要斗争，斗争的手段可能不同，可能是和风细雨，也可能是急风暴雨。总之，以《新民主主义论》，《共同纲领》那些原则理论，如果继续运用到社会主义阶段，就会犯大错误，很多人，甚至包括久经考验的老干部，思想认识都没有能够及时转变，只有遭到淘汰。
父亲真心实意想使基督教恢复耶稣福音本来的面目，成为新中国建设中一个积极的力量。他同时也要保护教会，纠正城乡执行宗教政策的种种偏差。1949年，父亲在北京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就请公理会的王梓仲等人，收集华北五省有关宗教政策落实的问题，单就华北五省，就有160多件。1950年4月新中国成立半年后，在他的推动下，组成了一个「基督教访问团」去各地访问，主要是宣传「共同纲领」安抚教会人心，同时将了解到问题，向政府当局反映。
团员有邓裕志、刘良模、涂羽卿、崔宪详、吴高梓等，代表不同教派。在济南，山东省人民政府的一位付秘书长出来接待，对代表团的工作，不表示合作。地方当局既然不肯协助解决问题，代表们不得己，只有前往北京，把所暸解到情况，各地教会面临的困难，向周恩来当面汇报，希望中央政府下令保护基督教的活动，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次及随后的几次会晤就导至以后产生的三自革新宣言。
应该指出，和周恩来会晤之前，代表们，包括父亲，丝毫没有心理准备发表「革新宣言」，一心只求中央政府下保护令。「宣言」完全是周「教育和启发」的结果。虽说是”教育启发”，但却有很重的份量，指出必由之路。问题的根源和起因，并非在于执行政策的偏差，而是人民群众对这个洋教的误解。因此，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肃清帝国主义的力量，改变人民对它的印象。根源是在教会本身。最后，偏差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再也不提了。应当说，周的”启发”就是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父亲是属于能理解的，积极贯沏，认真落实；而很多教会领袖，包括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却不甚理解，只是无可奈何，勉强随大流。
「宣言」是在周恩来三次接见代表，由父亲执笔，七易其稿，在1950年7月28日，最后确定，《人民日报》9月23日全文发表。1950年10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父亲的《怎样推进基督教革新运动》一文，毛泽东次日指示胡乔木：「昨日《光明日报》上吴耀宗的文章，可以广播，《人民日报》应当转载。」（见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有人说，三自爱国思想是父亲等教会领袖早就有的，周恩来只是鼓励了他们把三自思想付之于行动罢了。的确，三自的原则天经地义，无可非议，中国人的教会，就是应该由中国人来办。
父亲早在参加青年会工作时，就认同诚静怡、刘廷芳、赵紫宸等人提出的三自本色原则。他在「自述」中写道：「五四运动和反基督教运动对我们青年的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触动。我们有一个思想，就是基督教要革新。怎样革新呢？第一是要使基督教这个洋教中国化，使教会变成本色教会。…….. 」「因为我们要革新教会，我们当然也要革新青年会，我们不满洋人把持的独断独行的作风，我们主张采取一种由全体干事参加的会务会议的民主制度。结果总干事美国人格林勾结董事部，借口经济困难，将全体干事解雇，以后另行改组。那时候我已准备去美国留学，后来如何发展就不清楚了。」这段「自述」说明，早在1920年代初期，父亲就有「三自」的思想，就有「革新」的行动。
但是，据官方宣称，当年的三自是旧三自，和今日的新三自有本质的区别。后者超越了本色化，其特征，一是反帝，割断和西方教会的一切关系；二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认同社会主义，适应新中国。因此，基督教、天主教内任何的革新，都不可能是教徒自发的运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解放后的三自。说「周恩来只是鼓励了他们（教会领袖）把三自思想付之于行动罢了」的人，并不是不知道这个区别。故意淡化周恩来决定性的作用，只是为了突出彰显三自一贯独立自主，不受任何组织的干预和影响。再有，当年教会领袖带着去见周恩来的那一百多条意见，在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父亲的检查中，都说成是有「片面性」，是某些人的「阴谋」，似乎偏差并不存在，宗教政策执行贯彻得顺利完美，给他提供材料的人是「别有用心」。
思想改造-美帝文化侵略
1950年6月爆发了朝鲜战争。北朝鲜称之谓「祖国解放战争」，中国称之谓「抗美援朝」，西方谓之「韩战」。事实的真相，由于档案的解密，己经大白于天下，但在中国国内仍然鲜为人知，仍然是个敏感的禁区。 北朝鲜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动了战争，这就是历史的真相。朝鲜的金日成，以中共为师，要解放全朝鲜。经过密切协商，斯大林最后同意朝鲜领导人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的统一，「由中国出来支撑局面并争取战争胜利」。
这是一个蓄谋已久，计划周详的方案。6月25日凌晨，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发动突然袭击，挥师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准备不足的南韩 军队，毫无招架之力，一败涂地。三天之后，韩国首都汉城(今首尔)就失守。值得指出的是，朝方事先并没有知会中方详细的作战方案和具体的开战日期，中方和美方几乎同时得到情报。就这样，匆忙参战，牺牲了几十万人，实际上只是为苏朝两方火中取栗。
以后，美军仁川登陆，战局逆转。社会主义阵营的最高领导斯大林，指示中国介入。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70%是正规军）跨过鸭绿江，正式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苏联令中美爆发直接冲突，从中渔利，自己却置身事外。它所援助中朝的军事物资，并非无偿。中国欠了苏联数十亿美元，苏方不断催讨，1965年才还清债务。
中共利用「抗美援朝」，通过铺天盖地的不实宣传，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运动，（耸人听闻的「细菌战」就是子虚乌有，为政治宣传而泡制出来的），要求人民群众捐献飞机大炮，要求青年学子踊跃参军，保家卫国。这段历史事实，在大陆依然讳莫如深，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依然蒙在鼓里，被愚弄至今。
1950年10月26日，也就是志愿军入朝参战七日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的指示》开展「三仇」教育，指出「全国人民对美国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国仇视，敌视和蔑视的态度，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使亲美恐美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指示的要点就是「三仇」：对美国要仇视，敌视和蔑视。这是宣传的口径，也要将指示落实到全国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最早成立的三自就冠以「抗美援朝」三自革新。)
这就是紧接而来的基督教三自革新和控诉运动的时代背景，充分说明了这些运动是积极配合了中共的方针和政策，是中共所直接领导的。父亲和三自爱国运动的成员只是主动或被动地执行落实这个指示。
控诉运动对中国基督教有深远的负面影响。这是一个由上而下，并没有广大基督教人士的心理准备和实际要求的运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冻结了中国的公私财产，受影响最大的是依赖美国津贴的教会、教会学校、医院及救济事业。为此，政务院在 51年召集这些基督教单位的负责人到京参加全国会议以求解决这个困难局面。会议要求与会者控诉美帝国主义，表明愿意割断和美帝的关系。这是个大是大非，严重的立场问题。这些负责人如何表现？且看沈德溶的回忆《在三自工作五十年》（1951年，父亲请沈担任《天风》主编。三自成立后，兼任办公室主任。以后是上海三自主席）。
「当时，全国性的负责人都编在第一小组，我作为《天风》的主编也参加第一小组。周力行（上海宗教事务处处长）也在笫一小组。会上，我亲眼看到各教派的头头对于『控诉』这件事顾虑重重，不敢表态。有的平时口若悬河，此时却噤若寒蝉，有的则虽发言却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小组会已开到笫三天，局面仍没有打开，周力行不得不声色俱厉地推动大家起来控诉，这使某些人确实感到了压力，不得不认真考虑自己何去何从。当然，也有人对周力行的正言厉色耿耿于怀，以至于后来对人说控诉运动是周力行逼出来的要说『逼』也是有的，但那是当时『大形势』的『逼』，在抗美援朝的大形势下，基督教界还要抱着帝国主义的大腿，不转到人民这边来，行吗？」
以上是沈德溶的观点，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教会人士对控诉的被动、顾虑、彷徨。控诉运动，对父亲来说，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他早就认为基督教应该从资本主义的桎梏下解脱出来，恢复基督教的本来面目。1948年他发表的「基督教的时代悲剧」就表明了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但对其他教会领袖和广大教友来说，控诉来得突然，难以接受。
1965年9月23日举行了三自十五周年座谈会，发言的有陈见真、戚庆才、吴高梓、涂羽卿等人，都异口同声承认，当年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认识不足，对控诉运动有抵触情绪；从1951年起，虽然人事经济组织上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但思想感情上依然藕断丝连。教会领袖的这些话，反映了大多数教徒，教牧人员的真实思想。
控诉运动不但清算了崇美亲美，反苏反共的思想，也批判了「超政诒」，「爱仇敌」，「基督教立场」等表现。(2005 年，为归还父亲日记事，在北京约见当时国家宗教事务局付司长张剑。他清楚表明，基督徒就是有基督教立场，表明中共对此提法己有转变。至于父亲日记，还是重申是国家财产，不能归还。) 总之，一切有违社会主义原则的都不宜宣讲了，一切不符合当时方针政策的证道，都可能与帝国主义挂钩。会众中又安排了耳目，随时注意新动向。运动后，教牧人员往往感到无所适众，言行小心谨慎，只求政治正确，避免讲创世记，避免讲启示录，避免讲「爱」。很多教徒都不上教堂了。他们说，平日己有太多的政治学习，不想再去教会上政治课了。
在控诉运动中，父亲的确认真贯彻政府的意图，出了大力。他要洁净教会，用耶稣基督的革命精神，来建立一个崭新的，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基督教会。运动中，具体操办的得力人员是刘良模，韩文藻，沈德溶，施如璋，李寿葆等。他们都是隐蔽在青年会里的「左派」，自称是基督徒，实际上是秉承上面的指示，起到拆毁教会，而不是建立教会的作用。名义上，各个小组带头领衔的都是各教会的头面人物，实权则掌控在「左派」手中。如上海的学习与控诉这个至关重要的委员会，就是以陈见真挂帅为主席，真正的执行者是付主席刘良模、李寿葆和秘书长沈德溶。
控诉要求深入到各个教会，不留死角。过程是依照中共过去运动的典型模式：工作组根据掌握的材料锁定斗争对象 一 发动群众 一 检举揭发 一 控诉斗争。控诉统一了思想（反帝和接受党的领导），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来代替原有的、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领导。各地三自革新会就在这个基础上成立起来。自从成立之日起，全国各地基督教三自，就在中共这个全能政权牢牢掌握之中。
在控诉运动中，刘良模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刘是我们上海「青庄」的邻居（「青庄」 乃青年会同仁住宅之小区也。邻居还有江文汉、李寿葆、施如璋、黄培永(已故，陈崇桂女婿)、蔡昭修、计瑞兰（原父亲秘书）、张仕章、董显光等，早期还有陆干臣。) 刘是青年会事工组主任，抗战时热情宣传，指挥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而闻名，后赴美。1949年秋回国后，就参加第一届政协。周恩来问他今后工作去向，外交部还是青年会。刘让组织决定。周遂安排他回青年会从事基督教工作。刘良模对教会并无感情。他的组织关系在中央，控诉运动后，他就一直在上海政协上班。
对控诉运动，官方的评价可以用罗冠宗的几句话来表达：「控诉运动的重大意义，就在它揭露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利用传教运动进行侵略的严重罪行，使中国基督徒受到很大的教育，是一次重大的政治觉醒」。运动的目的是「要对美帝养成仇视，敌视，蔑视的态度」，「对美帝表示不共戴天」，这个目的是否达到？表面上看来，这个因政治需要而煽动起来的运动，似乎进行得轰轰烈烈，全国敌忾同仇，但是，时机气候一变，当年领导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包括三自的领导，纷纷将自己的子女送往美国这个帝国主义的大染缸，很少例外。控诉美帝是成功还是失败？当今广大的人民群众，崇美亲美的思想是多了还是少了？有目共赌。至少，
开放后的中国已经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了。也许，对美的评价，还是43一45年期间《新华日报》的言论比较客观中肯：美国是个特别可爱的国家…..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源于…..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美国的民主政治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
肃清美帝文化侵略与燕京大学
在中国十三所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有比较浓厚的宗教气氛，得益于校内的宗教学院。宗教学院的学生和大学的学生同吃同住，可以交叉选课。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又是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开设陶渊明选读等课程。宗教学院学生（都有大学毕业学历）必须参加一个团契进行指导，在实际活动中取得经验。
49年中共取得政权后到52年院系调整，燕京这片世外桃园基本上是风平浪静。学生中有十几个团契，每个团契大小不一，人数从几人至十几人或更多，兴趣多样化，有的偏向严肃问题的探讨，有的侧重交谊，有的兴趣在圣乐歌咏。团契活动可在宗教楼或教授家中举行。这十几个小团契又组成一个大团契，选出负责人协调组织活动。团契不分宗派。很多同学都有宗教家庭背景，其中不乏知名教会领袖的子女。和我先后同学的就有涂羽卿之女涂长松、崔宪祥之女崔应琦、宋尚节之女宋天真、宋天婴、凌贤扬之女凌文廉等。当时在校人数不过千人左右，可见基督徒学生比例之高。杨绍唐之子杨安溪是福音团契的负责人之一。该团契与公会派的大团契虽然都在一座楼内活动，但并无很多的联系和往来，却和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关系密切。他们虔诚友爱团结，但确实对政治没有兴趣。我有两个经常参加他们活动的朋友，就多次劝我不要留恋世俗，很多很多的迹象表明，耶稣即将笫二次再来。
1951后基督教的革新控诉运动，在校内并末引起多少漪涟。礼拜照做，宗教活动照常。一年一度的亨德尔「弥赛亚」神曲 的公演是校内及北京市的盛举，一直持续到51年底。有几次，大学部和宗教学院的同学对我说：「你的父亲走得太快，我们跟都跟不上」这些话间接地，多少反映了社会上基督教正在进行的，翻天覆地的变化。1951年，来了一群农民装束打扮的校外人士，一连数周主领礼拜晨更。小小的宗教学院礼堂挤得满满的。他们就是山东马庄来的耶稣家庭代表，以敬奠瀛为首。他们介绍了「家庭」公社式的生活，一切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享，灵性交流，友爱互助，看来己具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式，也是人间天国。他们在燕京备受尊敬，似乎给中国基督教提供了改革和前进的样板。我参加过多次活动；活动充满激情，主要内容是引领会众追求圣灵充满讲方言，认为这是灵性的最高境界。朝战爆发后，各教会外援断绝，陷入困境，而「家庭」却依然能够自养、自立、自传，不受影响。
赵紫宸把他们请到燕京来交流，可能是为了探讨中国的基督教如何本色化，本土化。万万料想不到，一年以后的1952，中共中央统战部协同全国三自，就派出强大的工作组，对耶稣家庭采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最终连根拔除。 耶稣家庭是中国教会史重要的一页。在动乱的中国社会，的确吸引了不少人，其中不乏知识分子，甚至高级知识分子。由于采用了科学种田，产量较高，和附近农村的凋蔽形成鲜明的对照。1949年是「家庭」的全盛时期，在城市中，在山东以外也有很大的发展。
49年后，耶稣家庭的成员奉公守法，最早签名拥护三自革新，人数为各宗派之冠，又组织医疔队支援抗美援朝，平时捐献济贫抗灾，为政府在农村培训医务人员，模范事迹屡次受到表扬，又有《天风》正面、肯定的报导。《天风》是三自的机关刊物，它的立场态度代表了三自的立场态度，也代表了父亲的立场态度。如何转眼间，「人间天堂」就成为革命的对象，成为「人间地狱」（沈德溶语）？
有人臆测认为，耶稣家庭的神学思想属于基要派，与父亲的思想格格不入，因此，顺理成章，父亲决定整肃这个过时、落后的组织，使之适应新社会云云。不用讳言，在神学思想层面来说，的确存在差异，但是父亲，包括三自决策层，一贯宣称要尊重各教会的传统教义和信仰，没有能量，没有理由，自作主张去整治一个当时极有社会威望的组织，况且这个组织竭诚拥护三自和抗美援朝。在五十年代初期，父亲唯恐不能团结教会的大多数，包括反对他的宗派。认为父亲因神学思想不同，对耶稣家庭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是不符合事实的。
新政权成立后，中共执行的是全方位一元化的统治，要将全国各种大小组织，都置于其绝对的控制下。1951年，燕京宗教学院就在这种思想的指寻下，受到全面的整顿，现在轮到了耶稣家庭。燕大和宗教学院被整顿撤消，师出有名是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而耶稣家庭呢？考虑到52年前后，农村正在积极推行合作化运动，要将农民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同时加强党的领导。耶稣家庭这个党领导真空，影响又很广泛的宗教组织，怎么可能被容忍存在？被取缔是迟早的事，过得了合作化，过不了人民公社。如果只是神学意识之争，何必采用阶级斗争运动的手法？何必劳驾中央宗教事务处处长何成湘亲自出马？很明显，这是由上而下的决定和行动，由三自出面，由左派沈德溶具体执行而已。最后，「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耶稣家庭的统治和利用」 (《天风》语)。敬奠瀛后被判刑十年，庾死牢狱。所公布的所谓罪行，并无反对中共领导及社会主义制度，不足以上纲上线。而大灶小灶伙食不平等，包办婚姻，木板体罚等，充其量只是封建作风。上述情况在革命队伍中亦屡见不鲜，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冠之以革命的需要。两位美国英国传教士朋友，亦无证明是帝国主义所派遣，从事破坏或情报工作。而耶稣家庭却成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利用，被彻底解决。
耶稣家庭一案有没有可能也是阶级斗争岁月中，另一起冤案假案错案？有没有可能，像胡风，刘少奇等许许多多的铁案一样，得到重新审查改正？可惜，当今已经很少有人为了社会正义公道，甘冒风险，挺身而出，为弱势群体讲话了。基督教的三自领导，迄今为止，也尚未有面对现实，自省的觉悟和勇气，再加上当年的执行者，现在依然在位，大权在握，不可能否定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
再回来谈燕大的三反五反。在此之前，燕园基本上依然是书声朗朗。有过几次政治大课，请左派名流来主持，但参加者自愿，没有点名，没有小组讨论，会后可以纷纷议论。
对基督徒学生震动较大的是社会发展史：团契中开始讨论创造论还是进化论。当然不可能有标准答案，但却刺激人去思考这个新社会中无法迥避的基本问题。总而言之，从解放后到三反，平心而论，宗教政策在燕大执行得还比较好，没有刻意刺激教徒的宗教情绪：饭厅里可以看到低头谢饭，圣诞夜可以看到一波波报佳音的队伍，还公开宣称，基督徒也可以加入青年团。 人们有个乐观的错觉：燕大有较高的学术水平，51年就成为国立，毛泽东还题了校匾，可以长命百岁了。没想到这只是急风暴雨来临前的宁静。
大规模运动开展之前，青年团委在外语楼组织了一个辩论会：「美国人开办燕京是不是文化侵略？」。来的学生不多，冷场了好一阵子，无人发言，最后由团委几个干部读了准备好的讲稿结束。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就是如今活跃在海外，发表大量离经叛道言论，当年的团委书记阮铭。三反五反本来是个经济领域的运动，移植到教会大学就变成肃清美帝文化侵略的运动。
这个运动蓄谋已久，势在必行，只是建国伊始，为了收揽和稳定学术和教育界知识分子的人心，暂时不动声色。如今利用抗美援朝所掀起的反美势头，在教会大学深入批判崇美思想。北京中共市委派出张大中进驻燕京领寻运动。张大中的直接领导是蒋南翔，中共中央委员，团中央书记，以后任清华大学校长，对知识分子执行极左的迫害政策。
张大中曾在燕大就读，是个职业学生。进驻燕大时，是北京市委委员，团中央委员。他在2006年撰文回忆当年的情景（摘要）：
「当时中央有个文件，部署在全国各高等学校进行思想教育运动，宣传『马列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当时不叫『思想改造运动』。我是北京市委和团中央委派进驻燕大直接指挥工作组。针对当时学校里『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我们就针锋相对地搞『抗美、反美、蔑视美国』。这个运动的背景就是『抗美援朝』。当时把所有跟美国有关系的人都梳理了一遍，重点批判了陆志伟、张东荪和赵紫宸。虽然批斗得很厉害，但没有组织处理，生活上得到一定的安排，不像『反右』那么厉害。工作组还动员陆志韦的女儿上台控诉。消息传到美国，在华人中引起很坏的反响。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很难再全面地考虑美国人办燕京大学的学术贡献这些方面，都是尽量从揭发角度看美国人在燕京大学做了什么坏事。这样的做法，现在看来是粗暴的。」
张大中坦率的回忆，能够面对事实，实事求是，值得肯定。有勇气进行反省自责的人并不是很多。这段回忆也勾划出历次(以前以后)运动的经典模式：党绝对的领导，锁定斗争重点，发动党团员积极分子，罗织罪名 (可以断章取义，可以歪曲夸大，可以捕风捉影)，动员知情人，亲朋好友，同事师生，甚至子女出来揭发诬陷，上纲上线，用口号和大字报来煽动起群众的仇恨，批判斗争 (批判对象不得解释反驳，否则就是反攻不老实)。
基督教界开展的控诉运动，亦是照此模式进行。陆志韦最不能承受的，就是爱女陆瑶华也上台批判父亲。这是工作组得意之作。以后论功行赏，陆瑶华「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以陆瑶华的出身和教育背景，以后谅也不会有太平日子过。
陆志韦、赵紫宸都是基督教界的代表人物，也是三自革新运动的发起者，也是我所敬佩的学者。他们简朴平易，人品学问俱佳。陆赵两人从来没有敌视新政权，他们对49年以后的变化，都采取同情合作拥护的态度。一身正气的陆志韦，曾经面对军阀、汉奸、军警，横眉冷对，大义凛然。1948时局急变，已经是校长的陆志韦，拒绝「迁校」，留京迎接解放。他鼓厉学生参军参干，主张人民政府接管燕大。他又是第一届政协委员。这一切并未能使他免被整肃，他终于作为美帝文化侵略堡垒的代理人而被清算。
燕京宗教学院院长，作为美帝代理人的赵紫辰也同遭厄运。赵紫宸对中国神学思想和神学教育方面有巨大的贡献。他是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代表亚洲地区的副主席。虽然他不是一早就认同社会主义，但中共进驻北平后，他写了很多长信向西方报导中共治下的新气象。他是新政协的基督教代表，也是三自筹备委员会的委员。像赵紫宸这样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理应受到礼遇，对中共的形象有百利而无一害。然而为了要根除教会所办的教育、医疗、慈善等机构，削弱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这些机构的负责人都作为美帝的代理人而受到勐烈的斗争和批判。在势不可挡的洪流冲击下，玉石俱焚。赵紫宸作为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份子，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批判。神学院院长不能当了，圣公会的圣职被革除了，中国的基督教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1954年举行的全国会议上，赵象征性地被安排为三自常务委员。在燕京期间，因为父亲的关系，赵先生常请我吃饭，但不谈当前的政治，不谈当前的基督教控诉。然而，先生努力探索在新形势下，教会何去何从，却显而易见，如何本色化似乎是他关心的重点。
运动开始后，一部份燕大学生，主要是生物系的党团员，调去宗教学院开展工作。我也被调去协助查阅中英文资料和作会议记录。一个年岁较大的宗教学院于姓学生，查出隐瞒历史及国民党员身份，最后在全校大会宣判后，作为潜伏特务，当场被捕。不记得参加过赵先生的批判斗争会。他的问题似乎是和香港圣公会会督何明华的关系，基督教立场和《用爱心建立团契》一书。赵的圣职是何明华所按立，又担任反动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副主席，帝国主义代理人即由此而来。（何明华，Bishop R.O.Hall，英国人，在香港任主教43年，一生服膺社会福音改良主义，建立了中国华南地区圣公会主教教区。抗日期间，领导教会为救济难民出过大力。1956年出访北京，与中国政府保持良好关系，被誉为「粉红色的主教」。）
基督教立场，当年等同反动立场。立场只有一个，就是人民的立场。赵先生立意要将宗教学院作为燕大的一部分，长期延续，说成是和共产党争夺青年。至于《用爱心建立团契》更是胡乱上纲上线。志愿军在朝鲜浴血奋战，对美帝要仇恨，而此书却要人讲爱心，岂不是对抗美援朝唱反调？这些指控，今日看来，幼稚可笑，当年却是非常严肃严重。陆、赵两位受人尊崇的学者，在大庭广众，遭到无理羞辱，令人难以接受。
张大中的回忆坦承运动粗暴的方面，但依我看，运动的真正目的与意图仍不便与人道。运动前，燕京宗教学院基本上是赵紫宸的天下，他是决策者，是中心。他的几个得意门生也是他心目中将来的骨干和接班人。欲要全盘彻底改造宗教学院，将其变成党所能控制领寻，又有一支信得过的队伍，就必须打倒赵和他忠实的追随者。蔡泳春和所谓的几个「爱徒」被认为是赵的骨干，长期被「挂」起来，没完没了地检讨交待，既不作结论，又不分配工作，身心俱疲俱灰。
赵复三当时是北京基督教联合会主席，被北京市委派来协助领导学院的运动。应该说，他对运动的开展、最后的处理，都有决定性的发言权，最后，被结合进学院新的领导班子，担任关键的教务长要职。此后，学院就受党全面的控制和领导。赵复三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期间，由抗日、反蒋而参加了革命。解放后，身不由己，从事基督教工作，以后官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过了没有几年，由于对反右、大跃进、反右倾，讲了一些真话实话，被认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文革时又被断定是「长期潜伏的美蒋特务」，隔离交代。期间，「大哥自杀、二哥碎尸、母亲孓然一身、孤苦病死」。文革后的1989年，赵率团赴法开会，爆发了「六四」。他不能认同当局用暴力镇压学生，决定滞留海外，潜心治学。近年来，作了很多反省反思，「觉今是而昨非」，重新认识基督教的价值。对52年这段往事，作为当事人、见证人，却始终保持沉默。
赵紫宸先生的晚年悲苦凄惨，被人揶揄藐视，像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前的情形。一代学人，满腹经纶，一生贡献给基督教，宣扬爱的福音，落此下埸，哀哉！在文革肆虐的1972年，全国一片恐怖，赵先生转辗托人通过我和父亲联系。在2月25日一信中有这几句话：「暮年情况，除安度外，尚觉无事能作。尤因耳聋，只常静坐。好友陆志韦、胡经甫均已不在。来看我的人十分稀少，几至于零，宋张载说『生我顺事，殁我宁也』，七年来未与兄通信， 笔扎虽停，思念不已。」 又说：「弟在文革中备受前曾作牧师和男女青年会干事与工友的斗争。所谓『基督教爱国会』即是一武斗、全武斗、半武斗、部分武斗、变相武斗的机关。今日思之，依然不寒而栗」。抄录至此，眼前浮现出一帮子我所认识的人，披的是基督教的外衣，干的是伤天害理的勾当。
这次运动是以彻底摧毁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和正义感为目标，是随后大规模整肃的预演。反右、文革斗争的惨烈，远胜于此。运动后，基督教也元气大伤。父亲对燕大所发生的一切，只是通过我的去信，略知一二。通过其他的渠道，父亲听说，赵紫宸问题严重。 赵紫宸和父亲1930年代相识后即一见如故。虽然他们的神学思想不尽相同，但在以后的数十年中，却能相互切磋，互视为良师益友。49年以后，文革前后，父亲每次进京开会，必定抽空驱车前往拜望（还有卢广绵和关锡斌，（管易文）。卢曾任辽宁青年会干事，留学美国，是中国合作社专家。关曾任岭南大学宗教主任，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后参加新四军。）。赵晚年写了七万字批判美国世界级神学家尼勃尔（Reinhold Niebuhr）的文章，就是这几次见面的结果。父亲和赵先生都曾深受尼氏自由主义的影响。批他，主要因他反共。
赵紫宸受批判以后，他的几位得意门生也受到无休无止的审查，身心俱疲。51年应赵邀请由美返国充实神学院师资的蔡泳春，情况更恶劣；批判后，不分配工作，没有工资收入，生活完全无着。1951年11月30日，党中央发出内部文件《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指出，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和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过的知识分子，都成为整肃重点。陆、赵、蔡等人都附合上述标准。北京卫理公会的郑汝刚，也是解放后从美回国，先受批判，后被捕判刑。上海的基督教青年协会总干事涂习卿也在此时遭到清算。
涂羽卿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博士，回国后任沪江大学教授、圣约翰大学校长，解放前夕，受聘为青年协会总干事，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涂是个有强烈民族感的正直学者，爱国也爱教，是三自的创始人之一，曾协助父亲为宣传中共的宗教自由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又动员他在美国行医的女儿和女婿回国服务。只因他有留美的背景，又有个美国人妻子，52年的运动，劫数难逃。根据中央文件精神，他也属被清算之列。他被无中生有，指控为和帝国主义有不可告人的关系，大会小会轮番批斗，迫他交待。令他痛心的是，迫害他的为首份子，竞是他三十年代沪江大学的学生，青年会送去美国留学的李储文。士可杀，不可辱，他曾跳楼自杀 而未遂。自杀是绝望、无声的抗议，此事反映到华东局，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发话了，青年会那帮左派打手才不甘心地暂时停止斗争。自此之后，涂仍然回到他喜爱的教学工作，奔走往返于沪宁线，心情也较舒畅。基本上离开了青年会这个是非之地，但名义上，他还是总干事，所有重要文件，派人送来要他签名，为了对外制造一个假像：青年会依然存在，而且照常运作，宗教自由政策执行顺利。青年会是教会的外围组织，它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不是教会，但比一个教会，一个宗派，有更深的影响，也受到国际社会密切的关注。
这样的安稳日子过了没有几年。文革一开始，青年会和三自就将大字报送到学校，指控涂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代理人，是埋伏在中国基督教内的特务。他被隔离审查，因无法忍受侮辱，又曾割颈动脉，企图自杀。以后迫害逐步升级，关入专门囚禁重要政治犯的少管所。尼克松访华后才获释，但精神已经失常，1975年含冤谢世。涂先生至死，名义上，仍然是青年协会的总干事，三自常委，全国政协委员，不了解内情的局外人一直以为他有名有权，受到尊敬重用。
1979年举行平反悼念仪式，我代表父亲前去参加。涂家拒收四个人所送的花圈，认为他们是迫害涂先生的元凶，送花圈完全是假仁假义。这四人是李储文（涂专案组组长）、李寿葆、施如璋和另一人。2006年，我见到罗冠宗，提起涂羽卿一案。罗只是轻描澹写地说：「这是文革的荒唐事」。需要一提，上述四人，反美运动中，冲锋陷阵，但时机一到，他们率先将子女送往国外，主要是美国。这种现象岂不发人深思？
平反只是一纸组织文件，并无任何实质意义。受害者已经含冤而逝，基督教事业已经受到打击，目的已达，而冤狱的制造者却没有受到惩罚，没有受到道义的谴责，没有半点良心不安。他们以革命的名义行事，是忠实执行组织的指示，有功无过，越凶越狠功越大。论功行赏、重用、提拔。在那些年月，能据高位者，泰半都是这种人。嗣后，左派打手之一的李寿葆就掌控了青年协会的实权，也实际掌控了全国各地的青年会，因为协会是各地分会的统一领导。一年前，李只是协会的驻京联络员。和谁联络？如何联络？青年会是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的团体会员，而民青联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统战组织，李寿葆的兄弟李寿琪是共青团的重要干部。其中的关系脉络也就清楚了。
在女青年协会，李寿葆的夫人施如璋如法泡制，排挤了国内外都有威望，但有留美背景的邓裕志，取而代之，当上了女青年协会的总干事。文革以后，又扶植了儿子李亚平为男女青年协会付总干事（我曾亲眼目睹，文革期间，李亚平在父母的纵容下，对住在楼下的江文汉拳打脚踢。江当时是全国青年协会的副会长，正在接受「左派」的审查）。至此，男女青年协会就成为李施的囊中物，名副其实的家天下。
邓裕志是父亲同事中我很敬重的一位。她一生贡献给社会，和父亲共同创立和推动了三自爱国运动，是三自的副主席。1995年，我曾去探望她。她一人独居，孤苦落寞，无权无势，年老多病。说到每次向协会要车看病，都受到刁难，哽咽落泪。邓的骨灰存放龙华公墓，无人祭扫，无人过问，完全受到冷落。
2006年，父母的骨灰从北京迁葬到上海郊区青浦的福寿园基督教墓地。我希望邓裕志也能在此长眠，与父亲为邻。解放前她所创办的劳工夜校的学员，积极支持，福寿园也表赞同。可惜邓的一位远亲表示异意，未能实现。
涂羽卿、邓裕志是父亲推动三自的得力助手，和父亲有多年很深的私交，对他们的经历、表现、人品、能力，再清楚不过，如今落难，也爱莫能助。父亲给我的信只说，涂和赵紫宸一样，「问题严重」。三反五反，涂竟是只「大老虎」？实在无法理解。现在，父亲的羽翼已被剪除，什么时侯轮到他本人？
父亲也没有概念，全国各地的教会和基督教机构的负责领导人，在这次运动中有多少遭到批判斗争清算，他们的大多数，和陆、赵、涂一样，多少都吃过洋面包。这是削弱清除中国基督教影响的第一个战役。全国13所基督教大学和慈善机构，包括最具盛名的协和医学院，同遭厄运。燕京大学寿终正寝了，北京大学是燕园的新主人。基督徒学生想借间教室作团契活动也不获许可。
将外国人办的学校团体，收归为国人自办，此乃天经地义，理直气壮。如果采用和平的手段，团结大多数人，同样可以嬴得人民的拥戴。然而当时奉行阶级斗争的哲学，目的是清除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则又当别论。
王明道–倪柝声
接下来被开刀的是北京王明道会堂和上海倪柝声的聚会处。北京是新政权的首都。王明道总发表些不太合调的讲道和文章，早就为当局所不满。经过安插在教会内的卧底线民，掌握了内部的虚实，1955年8月逮捕了王明道。他所主领的会堂也随之受到严重的打击。在教会内部进行检举、揭发、交代、批判等无情的斗争，受影响者一大批。
王明道一向不和执政的当局合作，在敌伪时期如此，在国民党时代如此，对共产党的政权也如此。王明道也猛烈攻击父亲和三自教会负责人为现代派、不信派，认为没有团结的基础。他又自恃没有帝国主义的联系，从来就是自治、自养、自传，不参加三自也奈何他不得。应当承认，父亲并不赞同福音派的神学思想，但是作为一个三自的领导人，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可能扩大三自的群众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包括反对自己的人。
1954年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父亲在7月24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王明道等五人拒绝出席会议」。会议召开前夕，父亲就派陈见真、陈祟桂、谢永钦、崔宪详和竺规身五位德高望重的教会领袖登门造访反对他最激烈的王明道，争取他参加会议，王拒不开门接见。
王明道有强烈的宗派立场，但不应该成为政治迫害的理由。他对社会采取不合作，「出世」的神学思想和讲道，却很容易被解读为对社会主义的对抗。他的言行，在一个依法治国的社会，不足以入罪。日本侵略者放过了他，国民党放过了他，在中共治下却全军覆没。王明道出狱后，神情恍惚，极可能是遭受过高压的精神折磨。2004年我在上海衡山宾馆和丁光训见面，谈到一些我所见到听到的教会情况，也谈到父亲文革时的遭遇，他听得非常认真，不时提问，似乎对这一切并不太知情。午饭前，我提到王明道问题。事过已经半个世纪，各界各阶层都作了一些回顾，对过去所作的过头事，为和谐、为团结，作了一些改正补救，深受欢迎。王的基督徒会堂有广泛的群众基础，55年所经历的打击，就有扩大化的现象，至今积怨颇深，误会犹存。三自是否有勇气采取主动，高姿态，配合有关方面，做些补救工作，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阻力为助力。丁院长表示这个意见很及时，有意义，但一定有人不赞同，让我在吃饭时提出。
那天是两会常委会议，在场的有二十余人。我先谈到，这次回沪是安排将父母骨灰从北京迁葬上海，计划下葬时简朴低调，只请为数不多的亲友参加 (其后两会插手，问题变得相当复杂，这是后话)。当我提到王明道时，果然不出丁之所料，立即有人起立，无礼打断我的发言，质问道：「你在那里聚会礼拜？」，言外之意，我受了他们的影响，为王明道张目。话不投机，和这种心态的人，无法平心静气，坦率交换意见。
本文无意探讨王明道现象，但值得提出的是，现在从依法治国的观点回顾过去，王明道的判刑监禁，是否有商榷的余地？毛泽东治下的三十年，崇尚暴力斗争，几乎无案不冤，无案不假，党内党外，莫不如此。王明道一案有没有可能也是这些冤假错案的重演和翻版？
总之，通过对这个有广大群众基础的会堂的沉重打击，中国基督教的影响又进一步被削弱。 北京的王明道会堂和上海的倪柝声聚会处，一北一南，都是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当政权在那里尚未有足够的控制时，可以容忍它们的存在，但只是时间问题。北京的会堂解决后，下一步就是上海的倪柝声。
打击聚会处是以倪柝声的生活作风和他经营的「生化药厂」为突破口，来缩小聚会处的影响。由于聚会处没有公开反对三自和社会主义，甚至有较好的关系，所以倪遭到清算后，聚会处仍然生存下来。父亲在1950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基督徒聚会处倪柝声、唐守临、张愚之约，至又一村晚饭，说其教会三万余人已签名于革新宣言」。12月29日的日记：「基督徒聚会处送来签名三万余」。父亲当时的心情相当欣慰，没有想到这是一份假签名。
反右前后
1955年11月，父亲又和邓裕志，陈见真主教，以全国人民代表的身份去山东访问，了解基层教会的情况及困难，为他们排难解困。在短短的一个月内走访了七个县市，向省，县各级政府有关负责干部指出有些地方的教产被干部学校、部队占用，违反了宗教政策的落实。
1956年11月，又和邓裕志去安徽视察，访问了九个县市，发现不少农村教会的聚会尚未恢复，教产被机关团体随意借用占用。有些地方的干部还禁止信徒奉献，没收圣经、赞美诗。
此外，父亲还访问了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代表团的任务，除了了解教会的情况外，主要是传达《共同纲领》、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所到之处都受到基督教同道的热烈欢迎。父亲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盼望我们来，就像大旱之年望云霓。这也许不是一句夸张的话。」父亲南北奔波，风尘仆仆，都是为了落实宗教政策，解决偏差。他的努力，到底有何成效？大多数的情况是，反映了，没有下文，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只能「提请注意纠正」而已。
父亲原来认为大局一旦恢复正常，这些困难都会迎刃而解，逐渐消除，悲观失望都是「杞人忧天」。事实上，大局早已恢复正常，但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逐步深入，教会遭遇到的困难却每况愈下。父亲一厢情愿，认为共产党会认真执行《共同纲领》和宪法规定的自由权利，实在对共产党没有足够的认识。他到处宣传《共同纲领》，实在是误导广大善良的教徒。1955年视察期间所发现的不正常情况，都反映在57年鸣放时在全国政协所作《关于贯彻宗教政策的一些问题》发言。
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阶级斗争的弦始终是绷得紧紧的，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其间，只有两个比较宽松的间歇：55-57，60-62。但是，这两次间歇只是急风暴雨式，更激烈斗争的前夕：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
要保护教会，纠偏只是一个方面，而且是比较消极的一面。教会必须发展，必须建设。经过五年来控诉帝国主义，摆脱西方国家的控制，三自的理念已被接受。有「破」还要有「立」。1956年应当说是政治气氛比较宽松的一年。毛泽东在党内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此前后，又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几年中，教会的信徒人数有所增加，各地举行了培灵会、布道会、退休会，并且祝圣了新的主教牧师。56年3月，父亲在三自委员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基督徒根本的使命，就是为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作见证」，提出了「三大见证，十项任务」的宏图大略，「把中国的教会建设成一个同伟大祖国相称的教会」。
三大见证是：教会实现三自的见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见证；保卫世界和平的见证。
十大任务是：
- 加强团结，拆除各教会之间的壁垒，拆除与广大人民之间的壁垒;
- 健全本教会的组织机构，以达到健全机构，加强领导，确立制度，改进工作;
- 成立自养促进委员会，考虑中国教会自养需要，成立自养促进委员会;
- 组织自传工作的研究会，设立一个常设机构推动自传工作;
- 加强基督教出版工作，要大力鼓励着作，出版为信徒所欢迎的书刊，出版一种能够满足信徒灵性要求并对教牧人员的工作有帮助的刊物;
- 增购图书资料，就神学、教会历史、教会事工等方面进行研究;
- 有计划地培养更多教会工作人才，神学院开办专修科、函授科，使现有的教会工作人员有进修学习的机会;
-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 为世界和平事业努力;
- 深入推动爱国主义学习。
这个报告呈现了中国基督教发展的远景规划，提出了努力的方向，在教内得到很好的回应，特别5，6，7等几项任务。这是父亲最后一次所作有关教会自49年来的总结和前瞻，体现了他心目中基督教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制度：一方面认同配合这个新社会的方针政策，一方面基督教又可以存在、建设和发展。然而这个宏图大略，受到一浪高一浪阶级斗争的冲击，根本无法实现，尚未抽芽发枝，就早已胎死腹中。
这是笫一个宽松时期，以反右运动而告终。第二次宽松是在大跃进失败后的62年。父亲又提出基督教的建设和发展要「快马加鞭」。他请金陵神学院院长丁光训负责培养大学毕业生从事高级神学的研究。他又和江文汉长谈，要制定一个基督教出版的五年规划。他说，中国的神学书藉实在太少了。过去出版过受欢迎的可以考虑重版，也要组织力量有系统地把基督教的经典着作翻译过来。江也草拟了详细的规划。父亲此吋兴奋积极。
不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都遭到灭顶之灾。上述这些规划都成了泡影，以后直到现在，再也没有人提起。在两次宽松期间，民间迸发出活跃的思想，畅所欲言的局面。父亲56年的报告，62年「快马加鞭」的思想，就是这期间的产物，以后都作为「问题」而受到清算。
1957年3月8日，父亲根据在各省市视察调查的结果，在全国政协作了《关于贯彻宗教政策的一些问题》发言，指出全国若干地区还未恢复礼拜，起因可追溯到土改。教会的房产被侵占，宗教生活受到干涉。有些干部对信徒的宗教感情不但不尊重，反而采取粗暴或侮辱的态度。有的借口生产阻止信徒参加宗教活动，有的把信徒的圣经和赞美诗拿走……也有些干部给教会制定一系列的「禁令」，例如不准奉献，不准建礼拜堂，不准发展信徒等……有的教会负责人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属会去探访或工作，也受到阻碍。他又指出，在贯彻宗教政策方面还有一些「无形」的问题，那就是：有些机关和学校，认为宗教信仰是一个缺点，是落后因素之一。原因是：有些人对宗教抱有成见和这个成见所造成的对宗教信徒的岐视，也由于当时大量出版批判宗教的出版物。
这是指57年前后，国家大量印发了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批判宗教的小册子，在教会中引起了不安。父亲在会上指出：这些出版物的内容有不少部份是「片面的、主观的、不符合事实的、一笔抹杀的」。以上种种原因促使「对宗教的成见和歧视」。对宗教的成见和歧视，应该说，从49年新中国成立起就开始了。媒体对宗教，对基督教很少或基本上没有正面的报道，对历史人物（如孙中山）也刻意不提他们的宗教经历，书店也不出售宗教书藉，包括圣经。另一面，在全民中，从儿童开始，就灌输「宗教是迷信，是鸦片」的观念，岂能没有成见，没有岐视？
这篇发言反映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讲了真话，讲了实话，在宗教人士中得到很多的好评，表示「快慰」，表示「谢意」，表示「兴奋」。沈德溶在父亲的《小传》中这样写道：「现在(指《小传》出版的1989年)，时隔三十二年之后，我们重读耀宗先生的这篇发言，对于他所反映的当时的情况和提出的意见，仍然感到十分亲切，有些三十二年之前发生的偏差，直到今天在一定程度上还继续存在」。
(《小传》的原作者是父亲的秘书计瑞兰女士。沈德溶仗势将原稿取去，略加修改，用自己的名义发表，完全不提计瑞兰。上述这段评说不知是计的原意，还是沈的想法，至少沈表示同意。我曾请年近九十的计瑞兰，重新回顾《小传》，那些部份是经过沈后加的，改动的。出乎意料之外，计竞然连这本书也没有，因为《小传》会引起太多令她难过，令她气愤的回忆。)
这篇发言是3月8日所作，三个月后的6月8日，就拉开了轰轰烈烈反右斗争的序幕。发言是呜放的一部份，略为上纲上线，即是「替教会说话为名，挑拨党群对立为实」的毒草。近年编辑出版的三自文献，都没有收入这篇发言，不知是否因为揭露了阴暗面而有意回避。
受到父亲发言的启发，陈崇桂也以宗教界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政协的鸣放，发言题为「保护宗教信仰，尊重宗教信仰」，结果成为基督教内的大右派，以73岁高龄送去劳改六年，等于是死刑的宣判。1963年宣布摘帽，同年去世。
陈祟桂是重庆神学院院长，三自副主席。三十、四十年代，陈是活跃的福音派布道家，一生为教会鞠躬尽瘁。1951年他列席政协会议后，说毛主席是我国空前未有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我们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最完整和最美满的体现。他以后参加了民盟，听过刘少奇讲共产党员八个条件后，在自传里写道：「我深受感动，立志要努力追求，争取做到那八个条件」。应当承认，49年之前，陈没有宣讲过社会主义，但是49年后却努力认同这个新政权。陈崇桂的转变有些仓促，但是他的认真努力，却显而易见，然终未能取信于当政者。当局仍然对他下毒手，令人不禁心寒齿冷。
陈发言的基调和父亲在那次会议上的发言《关于贯彻宗教政策的一些问题》，如出一辙，都是由衷之言。在当年12月，三自常委会上九位全国知名基督教领袖的联合批判发言中，陈却被指谪为诋毁三自，挑拨各宗派基督徒的大团结。
批判完全是强词夺理，不提陈发言中那点不符事实，抓住片言只语，扣帽子、打棍子、无限上纲上线，上反党之纲、上反社会主义之线：「党和人民推举你作全国政协委员，……让你住大洋房，……北京一般人家一冬只有半顿煤，你要了二十顿硬煤……你却如此恩将仇报，…..这到底是为什么？….. 」 批判稿又接着挖苦讽刺说：「他能够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幌子下来拐弯抹角从根本上攻击社会主义建设；他能在恶毒诬蔑的同时还能装出宽宏大量的样子。我们不能不说，陈牧师真会作文章，真是会讲反党反人民的话。」……甚至在一次三自常委会上，陈没有发言也上升为「与三自爱国运动的对立，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这些批判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是历次运动斗争惯用的手法，显然不是父亲，不是赵紫宸，不是涂羽卿的讲话口气；他们也没有能力写出这样水平大批判。陈崇桂是三自副主席，基督教界重量级的右派，必须有教内对等的高层领导出面压阵。由父亲带头的九位教会领袖有陈见真、吴贻芳、江长川、丁玉璋、赵紫宸、涂羽卿、刘良模及施如璋。最后一个签名的施如璋是左派的核心、笔捍子，就是批判稿的操刀人，幕后的指挥。稿成以后，分送各地签名。在当时高压的政治气氛下，批判稿送来，岂能不签，岂敢不签。九位之中，除个别左派外，有几个不是违心行事? 在那个年代，不斗右派就是同情右派。同情右派就是右派。耐人寻味的是，教会领袖中有从不过问教会事工的吴贻芳，却没有神学院长丁光训和秘书长李储文。他们两位在反右运动中，有决定性的发言权。
迟至1980年，国务院宗教局局长萧贤法才宣布陈祟桂被错划右派。此案由中共一手导演，三自几位知名人士都被利用来打头阵。如果他们那时依然健在，得知这个宣布，对当年所作所为不知作何感想？冤案虽然得到改正，但人己含恨而逝，打击宗教的任务已经达到。父亲根本无意也无权将陈崇桂划为右派。两人的发言基调相同，都是在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以基督教的立场指出问题，提出改进的意见。父亲提意见，丝毫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用心。父亲也清楚，根据一贯的表现，陈崇桂的发言也丝亳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用心。即使两篇发言不尽相同，那只是「量」的不同，并非有「质」的差异。岂能认定自己的发言是「鲜花」，而陈的是「毒草」？何况陈的女婿黄培永(我们青庄的邻居)是父亲推行三自的得力助手。有人臆测，如同王明道案，说父亲必欲除陈而后快，因为他们的神学思想并不相同。事实并非如此。作为三自的领导人，父亲只想扩大三自的团结面，而基要派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陈先生被选为三自的副主席，就表明他是个受到重视的代表人物。1961年，陈尚未摘帽平反，父亲就在基督教笫二届全国会议上，建议他当常务委员。
陈崇桂如为何被划右派？为何迟至1958年初才宣布？此中实情，难为人知，除非当事人问心有愧，敢于起来揭发。 58年初才宣布，也许可以这样解释。57年，反右达到高潮，58年初，反右「补课」，补划了一大批 「漏网右派」。陈很可能属于「漏划」之列。
陈祟桂、赵紫宸、王明道、倪柝声都是中国教会最具影响代表人物。经过49年后历次运动，赵、王、倪相继被打倒，声名狼藉，他们所代表的燕京宗教学院、基督徒会堂、基督徒聚会处先后遭受到致命的打击。陈祟桂是硕果仅存。
长期以来，赵紫宸是燕京宗教学院的灵魂，对学院的发展、人事安排、课程设置，都是决策人。然而中共在学院内并无左右大局的影响。因此，52年的运动，不但要批判赵的思想，还要彻底肃清他在学院的影响，树立党全面的领导。运动后，学院改组，赵复三进驻，担任关键的教务长，最终完成了革命的目的。
陈崇桂的重庆神学院是否也有相同的命运？如果说燕京宗教学院有点似象牙塔，培养高级研究人员，那重庆神学院却面向教会、针对基层，有更广泛的影响，也更为当局所不容。醉翁之意在陈祟桂，也在他所领导的学院，重庆神学院当时的情况如何？陈崇桂被划右派是否与神学院有关，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
陈的发言即使比较尖锐，即使批评了三自，即使批评的层面较广，包括教育、卫生工商业，但都在框架之内。不是谆谆许诺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何一转眼就是言者有罪，滔天大罪？领导人，统治者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言而有信」。不论是「阴谋」也好，「阳谋」也好，反右「诱捕」的技俩最卑鄙，最无耻。(反右中，根据公开的材料，有55万知识份子精英落难，但解密资料显示，实际右派为317万多，中右143万多。）
全国基督教挖出了多少右派？父亲并无所知，三自也许也是并无所知，似乎也没有人会认真做调查统计。每个学校机关单位都有权决定右派，而且都有指标，能多不能少。 在阶级斗争的年月，有人落井下石，有人为了自保，自愿或被迫，彼此揭发批判斗争，但父亲似乎并未深深卷入。据我所知，父亲参加控诉只有两例：一是1951年6月10日在上海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罪行；一是联名签署对陈崇桂的批判。 57年10月14日，青年会要求父母参加对张仕章的说理斗争会接受教育。他们都没有发言。张是我们「青庄」的邻居，是父亲多年青年会同工，从事文字工作，有多种译作。张也是中国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和父亲的思想非常接近，远在成都时就有不少合作。张被青年会「左派」锁定为右派，以后欎欎而终。
此后，父亲尽失教会内的支持者。表面上依旧捧着他的，只是几个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激进左派。他自己也已经岌岌可危。57年反右运动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进行彻底的整肃，全国一片肃杀。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几乎全部沦为右派。具有双重身份的左派，纷纷由后台走上前台。从此，民主党派就被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仅有的一点自主权也全盘被收回。基督教也不能例外。
那时父亲才六十出头，「上面」 认为他已是年逾古稀，可以在家多休息，不必每日来上班，有事会向他汇报，婉转请他「靠边站」。又长期跟随父亲工作的秘书计瑞兰被调，离开了他。抗战期间，父亲羁留成都时，计就开始协助父亲工作。她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对父亲非常尊重敬仰，现场记录，下笔成文，不用修改。她工作诚诚恳恳，极其认真负责，父亲去各地巡视，计都随行。但她不是教会中人，也不属左派。调离的借口是「政治不够可靠」。父亲身为三自主席，竟然未能留下和他合作多年，得心应手的秘书。其后，上面派来了几位信得过的人接替计的工作。父亲高度近视，行动看书写字都有所不便。我在家时，也经常为他念中英文杂志。文化大革命前的那位秘书，就是当今的三自会长曹圣洁女士。秘书的职责之一，就是跟踪父亲的思想动向。
父亲最受信任的时候应该是在1955年前后。1955年6月在赫尔辛基开完了世界和平大会后，郭沫若因有其他安排，传达的任务就交给了父亲。他单枪匹马到南方各地传达，随行的只有一个专为他配置的警卫。传达和大精神，虽然对象主要是统战人物，不牵涉到重大方针政策，但能让他全权处理，也看到中央对他的重视程度。
57年以后风风雨雨，父亲接待外宾一如既往，但在三自内部的日常工作，我怀疑他已没有多少实权，没能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些怀疑并非毫无根据。文革之后，父亲疾病缠身，我代表他在家接待人民来访，回复人民来信。有些人事变动，如58年大跃进期间，三自精简紧缩，人员下放工厂劳动，承诺的条件没有兑现等等，父亲竟然毫不知情。三自的实际运作是在少数左派手中。三自的秘书长是李储文，办公室主任是章润媛（李的夫人）。一夫一妻实际上掌握了三自的大权。父亲日记（摘要）中最早提到李是在1947年4月。父亲去英国爱丁堡参加世界青年会代表大会，代表还有梁小初（青年会总干事）、黎照寰（公谊会主席，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及李储文等。李当时是瑞士日内瓦世界青年会的中国代表。大会后，李取得总干事Tracy Strong 的同意，邀请父亲到瑞士休息十天。
1954 年4月日记记载：三自筹委会笫二次全体会议，宗教事务处罗竹风处长作报告，父亲任主席，李储文作「自传」报告，陈见真作「自治」报告，崔宪祥作「自养」报告。李当时己渐露头角，以后就顺利当选为三自秘书长。
李储文还是上海国际礼拜堂的主任牧师，讲道很受欢迎，人际关系亦处理得圆滑恰当。国际礼拜堂位于上海市中心，建筑颇有特色，环境优美，是上海教会的橱窗，是访华的基督教人士必到之处。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破坏国际礼拜堂，同时也抄了李在教堂内的住家，赫然发现李的共产党证，而且是三八式，中央委员级的资深党员。另有一说，李不堪迫害，向批斗他的红卫兵公开表明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此说我认为并不足取信。一个老资格党员，如此经不起考验？受了些许委屈，就供出党内最高机密？何况当时党员身份并非就是可靠的护身符，党员挨斗并不罕见。这只是一个无关大前提的细节。父亲得知后，关于李只讲过一句话：「他在任何险恶的环境下都能打开局面」，这句话还是李对父亲不无自豪地概括他自己。
东窗事发后，教友议论纷纷，十余年来，为他们施洗，为他们证婚的，竟是一个无神论的共产党员。李不能再从事基督教工作了，很快就走马上任，转入外事部门。最后官至香港回归前的新华社副社长，亦即地下共产党政府的第二把手（第一把手是许家屯），相当于副部长的级别。
人们不禁要问，像李储文一样隐埋得深，又占高位，以消灭宗教为己任的共产党人，对教会所起的作用，是建设，还是被坏？值得商榷的还有，在立国后的建设时期，以这种对敌的斗争手法，用于内部人民团体是否依然适当合理？
毛泽东在反右成功后，马不停蹄，接着开展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驱使全国人民日夜苦干，从事只有破坏，没有结果的劳动。58至62年间，一场大饥荒，全国饿死三、四千万人。我们都亲历了这次的灾难，但是父亲却无视现实，继续歌功颂德，为59年开国十周年写了粉饰太平的《光辉灿烂的十年》。他认为解放前后，一个是地，一个是天。有人问：三年自然灾害也是天吗？父亲说：也是天，一步一步会登天的。
大跃进也大大冲击了教会，特别是农村和中小城镇的教会。去教堂崇拜的人数急剧减少。中共(三自)乘机压缩现有的教会。1958年上海原有208处教会，合并成23处，大批教会工作人员受到精简，下放工厂劳动。依然能够留下任职的是经过挑选，信得过的一小部份。教堂减少了，有利于管理和控制。面对现实，教会只有联合礼拜一条出路，与原来所属形形色色的宗派脱钩，人事经济及圣工由联合礼拜委员会全面安排。此时，各宗派的全国性机构虽仍挂牌，但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了。
58年大跃进期间，中共认为宗教先天就是剥削阶级的衍生物。阶级消灭了，宗教失去了靠之依赖的土壤，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大跃进却创造了这个契机。父亲60年3月12日的日记提到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及副部长张执一见面。李指出；宗教起源于对自然的无知及社会的压迫。此两条件若不存在，宗教亦消灭；现在宗教影响日益减少，宗教工作者要有心理准备，适应目前的环境和形势。这番话明白无误地传达了中共计划提前消灭宗教的企图，事先对父亲通风报信。看来父亲并没有真正领会这个暗示，他当即表示：「余作为宗教工作者，可以接受马列主义百分之九十九，其余一点有神与无神，对我亦无矛盾。有形式的宗教可能消灭，但宗教本身是永恒的」。
父亲以后还在《天风》撰文，认为「中国基督徒享受着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消灭宗教先在中小城市开展。已经消灭宗教的地区被封为「无宗教区」。浙江温州做得最彻底，被树为标兵，是各地学习的榜样。在开放改革后的1981年7月，曾任华东宗教事务局局长的罗竹风，一个有原则性，值得敬佩的共产主义者，在一次内部工作会议上坦承：共产党过去有两次试图消灭中国的宗教，笫一次在大跃进年代，笫二次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沈德溶在《在三自工作五十年》中写道，1958年夏天，长期负责宗教工作（政务院宗教处处长）的何成湘就问沈能否在全中国搞一个「无宗教活动之国」？何以后就去了温州。后来温州发生对宗教的「左」倾错误，看来同何此次温州之行有关。何是中共宗教方面最高层的领导，消灭宗教这样重大的国策，绝非何心血来潮，一时冲动的思想，没有中共中央的决策，何绝不敢如此放言，并且着实贯彻。
要消灭基督教，也必定要消除基督教代表人物的影响，如同要取消美国资助的燕京教会大学，必须斗争打倒陆志韦校长，不管他对中共新政权的建立有多少的贡献。同样，作为代表人物的父亲此时已开始受到批判。
60年4月父亲参加中央宗教事务局所组织的宗教参观团，去了沈阳、怃顺、鞍山、长春等地，以后又去了西安、成都。一路上有局长何成湘带领陪同。所到之地，父亲都会见教会人士，并讲了话。60年5月29日的日记有这样一条记载：「何局长对余此次在各城市的讲话牵涉马列主义极不赞成」。父亲的日记都非常简略，「牵涉到马列主义」和基督教两者没有基本的冲突矛盾 能够理解，这是父亲一贯的基本思想，但「极不赞成」四个字出自一个中央宗教部门最高领导之口，份量却很重，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这成了以后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
沈德溶在《在三自工作五十年》中回忆：「吴耀宗当时因基督教受到大跃进的冲击，很有意见，时时流露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对于副食品紧张等问题也有不满。 何成湘在视察结束前，曾在重庆组织过对吴的批判。」
我认为父亲上述的不满，如果属实，也是情理之内一般的牢骚，不至于大动干戈。要害是日记所提的「牵涉到马列主义」。一般认为，唯心和唯物势不两立，马列主义和基督教水火不相容。但是早在三十年代，父亲就认定，这两者只是真理的一个侧面，不但不矛盾，而且相反而相成，可以互补。49年后，马列独尊，父亲依然宣扬他的调和论，目的是为了减轻信徒对无神论的敌意和恐惧，完全出自一片好意，但是对方并不领情、不赞同、不认可父亲的观点和用意。在意识形态上，所有的宗教都是中共的敌人，这是它本性所决定的。它不能和任何一种宗教共存。马列是绝对真理，而宗教是迷信，是毒害人思想的鸦片，岂能相提并论？
从大跃进到1962年，毛泽东的好学生柯庆施主政上海，执行毛的极左路线。柯是个承欢媚上之徒，是「四人邦」的祖师爷 (张春桥就是他一手提拔重用)，62年，文革前去世。在柯坐镇上海期间，开始打压宗教。教会内部要教牧人员进行本身属性的辩论。说是辩论，其实就是要宗教工作者承认是不事生产社会价值的剥削阶级，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这次辩论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和不满。最后就不了了之。
柯同时就着手整肃父亲，在小范围内进行批判。我曾设法了解真相，知情人并不否认，但都语焉不详，讳莫如深，也许认为这一页并不十分光彩，只说，父亲在多次讲话中，对党的领导少提，或提得不够。这真是莫须有的借口。其实要打倒父亲真是轻而易举，罪名俯拾皆是。
又据邓裕志（女青年协会总干事）透露给计瑞兰（父亲原秘书），班禅十世的问题解决后，当局就要严肃批判处理父亲的言行。1961年班禅十世在各地参观访问后，对人民公社提出质疑，并反映执行民族、宗教、统战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讲了真话，写了「七万言书」给中央。为此，被撤销了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受到勐烈批判，被囚秦城监狱九年多，几乎丧命。
1962年1月，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会上总结了「三面红旗」「「大跃进」的失误（饿死三千多万人，损失一千多亿人民币），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后，退居二线，让位给刘少奇。刘强调国民经济建设，澹化阶级斗争，带来了毛统治下第二次相对宽松日子，对父亲的清算才草草结束，最终未能得逞。然而这次短暂的春天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冬。几个月后，毛泽东重弹路线斗争，重提阶级斗争。毛刘两人执政思路方针的差异矛盾，直接导致了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1962年10月以后，统战、民族、宗教的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开始受到批判，统战部长李维汉也被点名，消灭宗教成为中共党内的主导思想和行动。就在1965年9月23日，文革前夕，父亲主持召开了三自爱国运动十五周年座谈会，他开宗明义宣布：「为庆祝三自15周年，眼往前看，不要只往后看，不必作扦查，眼光放远大」。但是那天发言的教会老前辈有陈见真，戚庆才、吴高梓、涂羽卿，无不自责自贬，父亲也大批自己过去的「唯爱」思想和崇美亲美。(独缺左派发言。) 带有这种心态、这种精神面貌，这批基督教会的精英还能有什么作为？还能为基督教开创怎样的未来？(以上几位发言者，在文革中都受到斗争迫害，无人幸免。)
发言基调唯一不同的是尹襄。她大谈参加「四清」（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的体会，形势一片大好，农村阶级斗争非常激烈尖锐；教会牧师、长老、义工等负责人，有的是逃亡地主、富农、右派、开猪肉店进行剥削的，等等。她又大谈农村教会的歪风邪气：祷告医病，不许信徒抗旱，因为旱灾是耶稣的惩罚，……。总之，建国十七年来，农村教会依旧一片漆黑，一无是处。「四清」中，阶级斗争回潮，「迫、供、信」盛行，冤假错案不计其数。这是文革的前奏。尹襄是三自的大左派。父亲随后说：「尹襄从火热的斗争中刚刚回来，讲了一段话，给我们呼吸了一些新鲜空气」。
父亲旋即有机会去农村了解「四清」的实况，那是上海政协组织的参观团，对五十余位各界民主人士进行教育。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正副社长、团委书记都是阶级敌人，斗争的对象。父亲对此表示了怀疑，如果农村干部的绝大多数都是坏的，那么农业生产又怎么能连年获得较好的收成呢？有人试图解释，不知是否能使父亲信服。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紧接「四清」而来，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生命和财富的损失难以估量，人性中最丑恶、最残酷的一面都浮现出来。文革如狂飙突起，来势凶勐，没有人能预料到会如何发展。
1966年8月23日父亲的日记这样记载：「红卫兵进入国际礼拜堂，捣毁与宗教有关的用具。男女青年会同工自动在青年会大门口焚烧圣经。夜九时在青年会开群众大会，揪出牛鬼蛇神七人。要我向群众低头认罪」。「自动」者，非受他人胁迫命令之谓也。廖廖数语，难掩父亲哀伤之情。
这是一次全国性，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各地的红卫兵，一个月内对所剩不多的教会进行毁灭性的破坏。对神职人员集中进行批斗，有的地方甚至将他们在操场上列队，逐个要他们承认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要他们宣布放弃信仰，否则当场拳打脚踢。父亲不久就被勒令到银行公会地下室写扦查。他当时73岁，以前上下班有车接送，现在每日要走一段路去挤公车。原有的工资停发，银行存款遭到冻结，每月只发生活费几十元。我在学校也是牛鬼蛇神，饱尝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每月生活费仅有12元，一家的生活非常困难。父亲的健康本来就欠佳，眼看天天恶化。1967年6月1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因上下午写捡查，久坐木凳，又要用脑，甚感疲劳」。两年多内，先是在隔离室昏厥，被训斥一顿后，勉强支持认罪，不久又一连昏倒两次。1969年1月13日的日记：「为了照顾我的年令，小分队王同志叫我不要上班，有事通知我，但这并不意味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问题没有解诀」是个紧箍咒，令人始终带有负罪感，时刻惶惶不安，永无宁日。
在此要加一段小插曲。根据姚民权《大形无象，大声稀音》一文：「1969年初冬，有一个名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小分队的机构，将上海二百余位传道人和教会领袖集中到香港路原银行公会大楼内，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实则审查一批『前朝元老』和新的『阶级敌人』，吴高梓、谢颂三、涂羽卿等都被隔离关押。1970年冬批斗就多了，偶而吴耀宗也被请到会场。有一次小分队队长在批斗高潮中为了要高举伟大红旗，突然话锋一转：『吴耀宗，你看看你领导基督教三自运动，现在揭出这许多藏污纳垢的反动事实，你说说，到底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还是你基督教的圣经伟大？』我是一个小组的副组长，列坐前排，听到这刁钻促狭的问话心头一揪，极感憎恶，也为吴先生的命运担忧，或声誉全毁，或痛受斥骂，两者必遭其一。此时我听到吴耀宗轻声缓慢地说：『宏文四卷，指导世界革命，我一直认真细读深受教益。但对我个人信仰而言，心灵中觉得圣经教训更伟大』。简洁的两句话真是『于无声处闻惊雷』，小分队的淫威一下子没了落场，他们只得以连呼『万岁』，结束这场批斗会。」
很多善良的好心人，包括父亲在内，都以为红卫兵冲击教会是一时冲动的越轨行动，违反了共产党一贯的信仰自由的政策。以后得知，这是有计划，由上而下的统一布署。随后又得知，「四人帮」的军师张春桥曾宣称：「我们在一夜之间消灭了上海地区所有的宗教，彻底摧毁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反动文化堡垒」。再不久，江青在大会上宣布：「在中国，宗教已进入了历史博物馆」。人们又以为这是「四人帮」少数极左派背离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殊不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和手段，只是49年后历次运动的继续延伸，是登峰造极的表现。再往前推，也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的整风肃反运动。同样地，「限制、利用、消灭」宗教是中共一贯的战略方针。49年以后，对宗教一次次的打击，逐步的收缩，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利用文革，「毕其功于一役」。
其实，毛泽东本人早就给父亲打过招呼，放过空气。1964年12月召开三届人大，27日大会闭幕集体摄影后，毛泽东与前排的常务委员逐一握手。同父亲握手时，毛询问了父亲的健康，表示关心，又语重心长地说：「你的那个上帝现在不太灵了」。最高统帅一言九鼎，短短几个字却有极大的份量，暗示基督教在中国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快要寿终正寝了。
（根据父亲日记的记载，父亲和毛泽东有过五次对话。笫一次，1950年6月21日，《革新宣言》发表后，毛：「你们的宣言甚有力量，应多征求签名，必有人反对。」笫二次，1951年10月1日国庆节天安门上，毛：「你的工作（革新宣言）作得好。」笫三次，1952年10月1日国庆节晚天安门上看烟花，毛戏言：「你们（当吋和佛教的赵朴初并立）没有打架吧？」 父答：「没有，我们团结得很好」。笫四次，1953年2月7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上，毛与父握手，说「讲得好，有分析。」（指父亲早一日的发言）。笫五次，64年人代，即上述文革前的一次。）
也是64年，代表中共立场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发表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文章中指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应该积极领导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还应当紧密结合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依靠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马克思主义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促进宗教消亡」。此文明白无误表明，已经到了用舆论和行政等手段消灭宗教的时候了。
父亲有先得风气之利，又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竟然未能洞察中共的意图，还在宣扬「快马加鞭发展基督教」，实在难以理解。69年父亲从集中交代检查「解放」出来，并不是他的问题已经解决，也不是对他特别宽宏大量，而是另有难以明言的原因。
还在他每日写检查并接受批判的时候，已经陆续有来华访问的外宾，点名要见父亲。66年10月父亲接待加拿大的文幼章，72年11月招待美国的陆慕德，同月以父亲的名义宴请美国的鲍威尔(原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笔)，12月参加接待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团十三人，其中有鲍乃德。接待的任务就是宣传文化大革命防修反修的必要性、及时性。在父亲所有的涉外活动中，为了保证宣传口径符合要求，陪同出席的有施如璋、李储文、刘良模等几位左派。
73年2月5日父亲笫二次会见文幼章夫妇，谈话五个小时，内容为文化大革命及基督教问题。 文幼章 （James Endicott） 是生于四川的加藉传教士，45年12月为声援昆明的学生运动，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曾任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及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他和父亲有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在成都同住一座小楼，朝夕相处。父亲去世后，文幼章写了一篇悼文说，对他的影响，父亲超过了任何一个中国人。他对父亲极度信任，对父亲正面评价文革的观点，对中共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诚意，深信不疑。回到加拿大后，以中国通的身份，全盘批发这些论点。打倒「四人帮」后，文革的真实情况逐步浮现出来，文幼章的诚信度大打折扣。
文革要消灭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也要肃清这些代表人物的影响，父亲厄运难逃。先讲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小插曲。李寿葆是三自的实权左派，52年斗争排挤了涂羽卿后当上了青年协会的笫一把手。他是我们青庄的邻居，平时有不少往来。母亲过年过节做了年糕，总要和他们分享。文革一开始，他的儿子李亚平跳入我们的小花园，破坏母亲喜爱的玫瑰花。母亲就去李家说理，李寿葆指着母亲，恶狠狠地说；「你们的吴耀宗完了」！ 为此，母亲以后一直耿耿于怀。这句话不可能是一时的失言。 李一向对父母亲尊重客气有加，如今说变就变，没有内部高层放言要打倒父亲的讯息，大概不敢绝情至此。(其实，大跃进期间，笫一次打算整肃父亲时，李寿葆、施如璋就是幕后推手，跃跃欲试。) 其后，父亲打而不倒，李又笑脸相迎，若无其事。1989年父亲逝世十周年纪念会的主持人就是李寿葆，令人看了很不是滋味。(李、施和父亲共事合作十余年，但从来没有写过一篇文章，没有讲过一次话纪念父亲。褒也不是，贬也不是，难了。) 这种人可以前恭后倨，也可以前倨后恭，全都决定于对方是得势，还是失势。这种人是变色龙，是功利主义者，四人帮时代讲四人帮的话，打倒四人帮后又痛批四人帮。只要中共掌权，他们就可以稳坐不倒。他们名义上虽是青年会或基督教的工作人员，却对教会毫无感情，关心的只是执行中共「限制、利用、消灭宗教」的基本方针。了解这点，就能明白，1966年8月23日，为什么青年会同工会「自动」在大门口焚烧圣经。
文革中，父亲受批判，扣发工资，隔离写检查。他到底有什么问题？手头上有一份1967年10月上海统一战线大批判有关父亲的部分。
「基督教头子吴耀宗思想反动，一贯来企图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宗教失去的阵地，到处叫嚣，到处放毒，胡说宗教仍有其真理，上帝与马列主义没有矛盾，宗教对人没有麻醉作用，还有益处，宗教消灭不了，等等。」
「1960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在重庆召开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时，到会的同志对吴耀宗在各地参观访问时散布的大量的系统的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谬论，极为愤慨，因此决定在即将召开的全国四教会议上对吴耀宗进行批判，并要适当处理。」
上述引言从另一个角度给何成湘「极不赞成」这句话作了注解，也是上海的柯庆施企图整肃父亲的佐证。最后可能由于毛泽东下台刘少奇上台，大气候的转变而未能实现，只在小范围内进行批判。上述两段批判材料多少透露了背景条件，企图整肃并非空穴来风。
撇开文革式的语言，这些批评指责，的确是父亲的基本思想。他的确认为基督教和马列主义都是真理，是绝对真理的不同侧面；的确认为基督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可以起积极的作用；的确认为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是永恒的，比社会意识形态有更强的生命力。
（在教会遭遇困难的时期，有不少人忧心忡忡，问到中国教会的前景，父亲常说：「我从不为此担忧。你们看生长在石缝中的松树幼苗，只要它们有生命力，就可以把坚硬的巨石崩开」。） 又，这些指控并非捕风捉影的谩骂，而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造反派不学无术，不可能归纳出这样简洁、有水平的要点。给造反派提供「炮弹」的，就是多年来和父亲共事合作，非常了解父亲思想的左右。
当时，父亲的心情不舒畅是能够理解的。他对家人沉默寡言，不轻易流露他的喜怒哀乐。我们只能从他的日记中，侧面了解一二。1964年，他受到政治的压力，遇到各种难处，精神上感到压抑，只有对上帝的完全信赖，给他力量克服困难，使他有内心的平安。3月5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夜在室内步行时，得一思想 一 Have faith in God. Thy will,not mine, be done.」（完全交托上帝。求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得以成全）。
同年3月11日，他又写道：「昨夜心神不安，经长时间祈祷，心境复归平静。听到的启示：信靠上帝，一切的事都将对你有益。你求告我，我就答应你，把又大又难的事告诉你，我还要你作许多工作，我将保护你，给你力量」。
1973年8月1日父亲终日无小便，急送医院。医生为他插了导尿管，晚上痛不能眠。前列腺肥大，当时有两个解决方案：一是开刀根治，一是保守疗法装人工膀胱。父亲坚决要求开刀，但医生担心父亲有心臓病史，说服他用人工膀胱，在下腹开个小孔，用导管排出小便到一个橡皮袋。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决定。且不说行动不便，不能入浴缸洗澡。最大的问题是膀胱和体外空气接触，极易感染，每日要用药水冲洗，所有器皿要用高温消毒。一旦感染绿脓杆菌，就会引发高烧。我教学工作之余，就是安排他的护理。从此，他去北京开会，我都得请假陪侍在侧。
1974年7月筹备召开全国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读上海代表名单，父亲也是代表，，但身份不是基督教界代表，而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这段广播使人一时感到纳闷。和平理事会是由苏联一手操纵，中苏交恶后，中共就与和大不再有任何往来。以和大理事的身份参加人大，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当时万万没有想到，文革早已消灭了宗教，何来宗教的代表？基督教完了，父亲的历史任务也跟着告终。如果父亲还有一点可利用的价值，那就是他国外有广泛的人脉关系，还可以从事统战工作，以「和大」理事的身份，继续误导国际上像文幼章般的宗教信徒。)父亲从1949年开始参加在布拉格举行的笫一届世界和平大会，直到中共退出，一共参加了十五次，是参加次数最多，跨越时间最长的代表。)
这次人大，没有宗教界的代表。 父亲参加北京小组的讨论会。四届人大反映了党内激烈的斗争，也反映了中苏两国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一切安排非常神秘，不能有半句外露。代表赴京日期更是绝密。代表从宾馆到人民大会堂，全部经过地下通道，地面上不露任何痕迹。就是那次会上宣布了宪法的新版本：「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没有任何说明解释。
在一般文明国家的宪法里，宗教信仰这一条可以单列，也可以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并列，因为这些都是基本人权。没有必要再加上「有不信宗教的自由、有不参加游行示威集会的自由、有不发表言论的自由」。尤其是在以无神论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加上「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更显得画蛇添足。
最令人费解的是，「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却不提「有宣传有神论的自由」，意味着今后传教，有组织的、无组织的、公开的、不公开的、在教堂内的、在教堂外的，都是违宪。这个提法倒和1931年在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过的「宪法大纲」一脉相传，规定「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之自由」。
新宪法有关宗教的条文，引起了教徒强烈的反应和不安。父亲也感到彷徨了。父亲写了一份书面发言，提交北京小组会上讨论。「红卫兵砸烂了教会，取消了宗教组织，这同毛主席的教导是否符合？共产党知道宗教有它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但不主张用行政命令来取消宗教。红卫兵对宗教采取的措施引起了还有宗教信仰者的不满。我曾经接到许多人民来信，问我对现时的宗教政策如何解释。我把他们的信转去有关部门，但结果是得不到答复」。又问：「没有宗教活动，何来宗教自由？」 这样的意见有何回应，有何结果，不言而喻。
无产阶级革命步步深入之日，也就是宗教步步萎缩之时。这就是毛泽东治下三十年，中国基督教的现实。
「四人邦」倒台后，中央来人和父亲联系，鉴于国内外需要，希望在三自大楼重新挂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的招牌。父亲回答说：「不恢复礼拜，我就不同意挂牌子。」
最后的时日
1979年父亲的健康日趋恶化，大半时间都在医院渡过，写字讲话都有困难，写了几十年的日记再也不能持续，只能口授几句，让我代笔。那年夏天，上海市基督教三自委员会举行文革后笫一次会议。父亲闻讯后，非常激动，坚持要去参加。那天，他坐在轮椅上，已不能言语，由我推着慢慢绕场一周。
出席者全体起立鼓掌，有的还噙着泪水，当时的气氛的确非常动人。父亲看着三自诞生，又含辛茹苦一步步带过来，只希望通过它，建立起一个他理想中的教会。为三自，父亲贡献了他的后半生，三自是他情之所系。
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打倒，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开创了一个朦朦胧胧，不同于前三十年的新纪元。
同年9月2日，上海市中心的慕尔堂，经历了十三载的凄风苦雨，恢复主日崇拜。父亲又是坚持要去，医生没有同意，两周后他就溘然长逝。
父亲的追悼会非常简单。由当时的上海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承宗宣读悼词，没有家属发言，没有好友致词。讣告只发至有限的范围，但闻讯赶来参加的人很多，他们是来缅怀父亲，也是为了渲泄积欎多年对信仰的情怀。来悼念的也有登门为父亲理发的师傅，有文革前为父亲开车的司机，他说：「我曾为许许多多的首长开过车，只有吴先生平等待我。」
但是不知谁为追悼会立了一条很奇怪的规定：花圈只准放置灵堂之内，不能超出范围。可是当时花圈涌入，室内无法容纳，只得重新安排，将几个，十几个毫无关系，亳不相识的人合并一起，联名合送一个花圈。张承宗所念的悼词由施如璋起草，初稿送交我提意见。父亲不是爱国爱教的典范？为什么只强调父亲的政治经历，少提他的爱教活动？经我指出后，才作了些许补充修改。追悼会尽量澹化父亲作为基督教的代表人物，缩小他的社会影响，显而易见。
父亲火化后的骨灰暂存上海龙华公墓。1993年我收到沈以藩主教生前一信，代表基督教协会征求我们的意见，拟在父亲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将骨灰移葬宋庆龄陵园。宋的陵园在上海虹桥路，占地百余亩，环境优美，内有上海前副市长金仲华，京剧演员周信芳等各界名人，墓上均有半身铜象（不少人是历次运动中被迫害致死）。我回信说，这是很好的安排，但是基督教重视家庭价值，希望母亲的骨灰能同时合葬。后接三自来信：经上级研究，母亲的政治级别不够，无法同意合葬，这个计划就此作罢。在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仍然承传着浓浓的封建等级意识。尔后，罗冠中代表两会建议合葬北京市郊黑山扈西北旺的基督教墓地（在颐和园西北约半小时的车程，交通十分不便）。父母亲有半个世纪在上海工作生活，安葬上海应是首选。既然无法安排，不得不同意北京方案。
1997年1月基督教三自和协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丁光训退了下来，由罗冠宗、韩文藻两位老左派分掌三自和基督教协会。会议结束后的1月4日，漫天鹅毛大雪，万木萧瑟，父母落葬于北京西北旺。参加仪式的只有丁光训等两会的负责人共二十人左右，没有党政干部，没有教会群众，非常简朴。
那天除丁光训外，我也发了言，题目是《追求真理不计较利害》，那是1949年1月父亲一篇文章的副标题。针对一些人的非议，我首先说明，为什么请佛教人士赵朴初为墓碑题词。赵老和父母的友情可以远溯至三十年代，他的诗词学问、道德修养为我们所敬仰，此事与佛教无关。又碑上刻有「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到自由」。（文言文为「尔识真理，真理释尔」。）这是父亲最服膺的几段经文之一，由吴雷川手书，悬挂在书房作为父亲的座右铭。最后一段说，父亲从青年时代起就有改造社会，造福人群的抱负。49年前后，他曾多次指出，基督教对社会的使命是「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基督教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是民主主义的基础」。我又强调说：这些理想今日仍有积极的意义，我们还有很多见证要做。《天风》杂志要去我的发言稿，但是没有发表。
九年后的2006年，我们参观了上海郊区青浦县的福寿园人文纪念公园。该园环境优美，管理良好，其中辟有基督教墓区，我们决定将此作为父母最后长眠之地。小小一方墓穴，容下两个骨灰盒。简朴的墓碑只刻 父母生卒年月日，无行述，无下款。落葬之日，打算低调进行，只举行简短的家庭宗教仪式，邀请父母生前友好及他们的第二代参加，自由发言，缅怀父母的行事为人。
三自及协会闻讯后，要求共同主办，最后竟完全取而代之，反客为主，为己所用，扩大了墓地，否定了我的碑文（从不明说反对的理由），并邀请各级领导参加揭碑仪式。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王作安还专程从北京赶来致词。给人一个错觉，似乎是两会在一手操办。纪念活动的消息不迳而走，墓园附近的教会希望参加。我表示欢迎，两会坚决反对，理由是不易掌控。我半小时的发言，评价了父亲的一生，《天风》只字不提。
和两会争执最多，未能达成一致的，就是碑文的内容及措辞。最后就以马太福音16章25节一段经文来替代：「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父亲认为这两句话是世界上最深刻、最辨证、最耐人寻味的一段话。「我」就是真理。
次年（2007）我们家属用原定的碑文，不知会两会，立碑墓前：
「父亲1918年信奉了基督教，认为找到了道路、真理、生命，于是放弃了优裕的海关职位，献身基督教事业。父亲的信仰有深刻的民族内涵：他积极参加抗日运动；他要使中国的教会独立，遵循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父亲的信仰也有深刻的社会内涵：他为之奋斗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的社会。」
但愿「有民族内涵和社会内涵的基督教信仰」，能概括父亲曲折，然而是丰富多采的一生。
真理？ 道路？
父亲一生不断追求真理，探索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找到了没有？茫茫人海，芸芸众生，有几个人敢说他掌握了，找到了？只要能以此作为人生奋斗目标，不为私利，孜孜以求，就是一个高尚的人，值得尊敬的人。
父亲是否最终实现了他的理想抱负？请先读几段1992年6月4日丁光训给我的来信：
「我们有些人有这样一个印象，不知你认为是否符合事实，请见告：吴耀宗先生是一位革命者，对祖国和祖国教会的改造素来有他的抱负。在我国解放前以至解放初期，为了把他的抱负付诸实现曾经进行了极动人的努力和斗争。但可不可以说，从五十年代后半起，他越来越受到『左』的牵制，后者既来自党政部门，又来自教会内部的『左派』，可否说，正由于此，吴先生解放之后从事工作的心情，大体上说来，是不舒畅的，因为他的志愿没有得到教会同事们很多同情？我有上述的假设，因为我认为我比较能从神学上理解他认为『三自运动』的发展并不符合吴先生的理想，我甚至发觉，他当时左右就有人事实上是实现他的理想的障碍。」
在此，想再摘引信中一段话，虽与父亲无直接关系，但却反映了1992年前后，
丁光训关注考虑的问题。「国内教会信徒增加很快，但因五十年代就开始的『左』的路线， 我们没有能培养新的教牧人员，今天青黄不接，十分严重，现在急起直追为时已晚，而且仍有阻力。当前 church and state relation 中，『取缔未经批准的聚会点』 是个critical issue，我们正力争对宗教自由有个尽量广涵的理解。」
丁光训对父亲的思想和改革教会的设想途径，应有较深的认识。1951父亲同刚从瑞士回国的丁在北京青年会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以后，为三自，为神学院工作，他们有很多的接触，丁对父亲的观察基本符合实际。
父亲是否最终实现了他的理想？
父亲想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崭新的基督教，可惜根本没有适当的土壤让这棵幼苗健康成长。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敌视一切宗教，认为这是麻醉欺骗人民的毒药，从来就不承认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起到积极有益的作用。父亲的理想完全是一厢情愿。
父亲想象中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剥削 、共劳共享、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的大同世界。可惜这些理想只是中共夺取政权前连篇累牍的宣传手段。执政后的现实，和这些理想完全背道而驰，而且从来就不曾将上述的理想作为奋斗的目标，甚至将要求实现这些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曾经为中共出过大力的「民主」人士，残酷迫害。可悲的是，父亲并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治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三十年，是一个集封建、独裁、专制为一体的时代。他经历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跃进」，他身受「文革」不人道的斗争，但他依然为之歌功颂德，还认为以后会一步一步「登天」。
父亲从基督教立场退让了一大步认同马列主义唯物论，认为两者是绝对真理的两个侧面，可以互通互补，没有矛盾。但是执政的中共并不领情，认为父亲调和的哲学观点比之赤裸裸的唯心论更危险、更有害、更有欺骗性。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九十年代，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编了《宗教工作基础知识》作为宗教工作者的必读材料，指出：「美化宗教，渲染宗教，把宗教的思想来补充社会主义，试图调和宗教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其结果只能是使科学社会主义倒退到信仰主义」。所以同宗教作斗争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上面这段话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中共官方立场：斗争是绝对的战略，容忍是相对的策略。父亲在《没有人看见过上帝》一书中阐说的哲学神学思想，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不可能会得到认可赞同，难怪在父亲的大小纪念会上，没有人提起这本他自认为是精心的代表作。没有将这株毒草鞭挞示众，已经是网开一面，非常客气了。
父亲又相信中共会认真恪守宗教信仰自由的诺言，对内这样讲，对外也是这样讲。《共同纲领》和《宪法》不是白纸黑字，明确规定？最高的领导人不是信誓旦旦，加以保证？岂能言而无信？然而建国不到十七年就两次企图消灭宗教。父亲还以为这是某些人没有正确执行毛主席政策的偏差，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共「限制、利用，消灭」战略的必然发展和结果。
父亲也热情歌颂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认为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必由之路，因为社会主义是民有民治民享，一切都是以人民为出发点。1950年《黑暗与光明》再版时，又附录了狂热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报导和图画。他绝没有料到，在他逝世后的第三年，苏联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和东欧五个社会主义国家，未经外战、内战，内部自行解体，这只是由于人民憎恨暴虐统治的结果。这个付出了极大代价的社会实验，最后以失败告终。可以说，真正的社会主义，从来未曾在世界范围内，在任何一个国家实现过。
1949年解放前，父亲的理想抱负，解放后实现了多少？也许有人会说，中国的教会彻底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影响后，现在不是完全独立自主了？的确，西方国家文化侵略的遗毒是根除了，中国的基督教是否就能自治、自养、自传？过去中国的教会受到外国的控制，现在，在一个威权政党的统治下，全国各行各业，大小机关单位，无一不受这个政党绝对的领寻，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岂能例外？说「三自是独立的」只是对外的宣传，并非事实。这只是理想，是难以实现的理想。
三自的各级机构是谁在维持？三自的工作人员是国家干部，按级别领取国家的薪酬。全国各个神学院是否由地方教会所支撑？难怪各神学院章程开宗明义，笫一句就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三自代表团频频出国访问经费来自何方？没有政府官方的资助，三自寸步难行。三自之中，自养是关键，如果经济还要仰人鼻息，就根本谈不上自治和自传。所谓「政教分离」的内涵是，宗教不能干涉政治，但是政治却要干涉宗教，要全面彻底干涉。基督教要摆脱西方的控制，又要摆脱以反宗教为己任的中共，实行名符其实的三自，真是任很重，道也很远！
最后，简略回顾父亲的一生。父亲生活在十九世纪末和廿世纪的中国，那个时代的中国，有内忧、有外患、民不聊生、贫富悬殊，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当时有理想的知识分子满腔热情，都有抵抗外敌，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新中国的共同理想。一个有爱国情怀 的基督徒是否应该置身潮流之外？
1910年，17岁的父亲，在日记中写下这几句：「晚读国耻小史，满纸血泪，读毕，不禁掷书三叹」，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他又是从小就立志要「以救国救人为己任」。 父亲在二十和三十年代，曾经是中国最活跃的「唯爱主义」代表人物。以后逐步发现，在敌忾同仇的抗日战争中，唯爱主义的应和者寥寥，唯爱主义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经过长期的思考斗争，民族主义超越了唯爱主义。又二十年代后期，父亲在美留学期间，就接触了马克思思想，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基督教的理想并行不悖，是世界各国必经之路。因此，他也拥护支持为社会主义理想牺牲奋斗的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以为他们要实行的也是平等、博爱、民主、自由。遗憾的是，终其一生，他至死也没有认识到苏共中共这两个政党实际执行的，与这些普世价值观，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父亲的真知灼见主要反映在三十、四十年代的著作中。那是他思想最活跃、著作最多的丰产时期。他对基督教独特的体验，基督教对社会的责任和使命，至今仍然有生命力，有现实意义。反映在他文章中对平等、民主、自由、博爱执着的向往，还是铿锵有力，现在读来依然感到新鲜，有启发，有感染力。
他一生有过多次重大的转折，在他思想的每个阶段，都曾受到很多的批评、指责、攻击、谩骂和诬陷，他依然理直气壮，勇往直前，为他所认为的真理，大声疾呼，竭力宣扬。这种无畏的精神值得敬佩，从他的演讲和众多的着作中，可以看到他思想有因可寻的轨迹。
49年后，父亲被改造、被扭曲、被异化，不由自主丧失了自我，失去了那种为真理奋不顾身，为民请命的正义感。文章发言只是为中共政策涂脂抹粉，歌功颂德，未能始终不渝，保持昔日「横眉冷对千夫指」那样的气概，这是父亲的不幸与无奈，也是中国一代文化人，全国人民的不幸与无奈。
有人问，如果你父亲能多活十年，亲眼目睹89年血腥镇压「六四」，他会不会像四十年前那样满腔热情支持学生运动？「学生运动不是为了学生自己，而是为了整个国家，社会」，「学生不讲话，恐怕石头也要喊出来了」，「学生运动是正义与黑暗的斗争，是民主与不民主的斗争」……。，他还能这样理直气壮地大声疾呼吗？ 我认为，根据当时父亲的心态，他已不可能作出这样的回应了。 1976年4月，人民群众自发齐集天安门，藉悼念周恩来，以花圈、诗歌表达反专制，反独裁的情怀。市民兴奋地传播信息，转抄诗词。动手镇压前夕，上海市委来电要求父亲这些统战对象，次日听完电台联播后，等待新华社记者的采访。父亲即时的反应就是：「这是匈牙利事变的重演。邓小平幕后操纵，是中国的纳吉」，完全是当时官方媒体的翻版。
但是，也应当同时指出，就在「四人帮」肆虐最猖狂的日子，父亲也曾在小范围内公开说过当时最为犯忌的话：「张春桥有野心，他想当总理。」毛泽东时代对中华民族最大损害之一，就是道德沦丧，造就了人们的双重人格，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但是父亲透明诚实，光明磊落，拥护就是真拥护，反对就是真反对，始终心口如一，怎样想，就怎样说，就怎样写。甚至在文革倒行逆施的岁月，我也没有听到他有过半句不满的怨言。历次运动都牺牲了许许多多无辜的人，父亲身边长期共事合作的同工，也一个个中箭落马，遭到清洗。他都默认了，认为，这些运动的大向是正确的，偏激难免，伤害难免，美好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步步建立起来的。
有人认为父亲投机。以上已经分析过，父亲在三十年代初就从理论上接受社会主义，远在中共掌权之前。一切投机者，一则为名，一则为利，毫无例外。我所知道的父亲绝不是这等人。他完全是为了一个理想，一个信仰而奋斗，生活极其简朴，淡泊名利。1955年开始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工资前，一直领取青年会微薄的薪酬；我们所用的家具非常陈旧；我们的住房（我就在那里出生），至今已有上百年历史（属青年会）；对饮食父亲亦无苛求。如以追求名利为目标，当初又何必放弃海关厚禄？
有人说，父亲是新中国基督教三自的领军人物，功莫大焉。也有人说，幸亏有了吴耀宗，在中共的统治下，得以保留了基督教的火种，才能有教会今日的复兴。也有人认为，父亲本人残酷迫害教会，亲自下令强迫教会实行联合礼拜，将牧师送去劳动，成千上万的教徒被关、被杀，造就了大批的殉道者……。
不管是正面的肯定，或是反面的否定，都过高评估了父亲49年后所起的作用。官方宣传和学习材料的论点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独立自主办教会的主张，得到中国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中爱国教徒热烈的拥护……。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要使中国天主教、基督教摆脱帝国主义影响，割断与外国教会的联系……。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启发下，吴耀宗及其他爱国教徒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没有党的领导，中国的基督教徒不可能自发产生三自爱国运动……。关键词是：没有党的领导，不可能自发产生三自爱国运动。
请再读一读国家宗教局副局长王作安2006年11月4日在父母迁葬上海福寿园仪式上的一段话。「中国基督教走上三自爱国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自主选择，有没有吴耀宗先生都会发生。」 对以上的引言，我的解读是，教会摆脱帝国主义影响，割断与外国教会的联系，奉行独立自主的原则，接受中共的绝对领导，将教会纳入这个全能社会的政治体制是历史的必然，得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而父亲成为发起人，纯属偶然。没有吴耀宗，也会有李耀宗、有韩耀宗、有罗耀宗。形势的发展，不会因父亲推迟或加速，他的影响和控制实在有限。
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三自革新宣言》起，历次的运动，「控诉」，教会和教会大学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到教会合并，消灭宗教……中共都起着主导领导的作用。父亲只是被利用来冲锋陷阵，摇旗呐喊。「反右」 后，除了对外统战，他已没有多少可利用价值，委婉请他主动靠边。再往后，「大跃进」时己成为革命的对象，故尔，没有理由过份强调父亲正面或负面的作用。历经风雨，他打而不倒，如今，在一定场合下还要对他纪念一番，吹棒一下，宣扬他作为一个基督教代表人物和中共合作，接受中共领导的典范，要求教徒群众向他学习，但是，另一方面，却刻意尽量缩小他在国人中的影响。他49年前大量充斥平等民主博爱这些普世价值的文章，49年后肯定基督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积极作用、发展基督教的言论，如今都成了受批判的糟粕。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而这个运动还是受到周恩来的启发、教导和支持的。
我曾经诚心期待父亲的文集会在国内得到重印出版，但在这种形势下，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了？（两会十年前就已提出重印选集，当然是经过删改的选集，然而虎头蛇尾，至今完全没有了下文。）难道还能期待《天风》杂志登载我怀念父亲、客观评估父亲的发言？
2003年秋，我有机会访问上海的华东神学院，曾和学生们交谈。吴耀宗的名字对他们来说如雷灌耳，但对他的经历和思想竞毫无所知。图书馆里的索引，父亲名下竞然一本书也没有。这也难怪，华东神学院成立不久，而《没有人看见过上帝》，《黑暗与光明》等父亲的代表作早已绝版，从未重印，更不必说散见在早期杂志里父亲的文章了。这就是当今的现实。
本文的标题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有意」是指父亲一厢情愿笃信社会主义制度，认同这个政党，义无反顾；一贯拥护中共各顶政策，无怨无尤。「无情」是指革命的洪流，冲垮了中国的教会，父亲本人最后也厄运难逃。这个政权，无情无义，俨然将他作为革命对象来清算，岂不使人心寒。最终能够全身而去，
没有身败名裂，已是不幸中之大幸。 这是历史，是记忆，也是现实。作为历史和现实的见证人，我有责任，凭良知，忠实展示真相，和遗忘作斗争。
父亲是个思索者，是个理想主义者，「以救国救人为己任」，以基督教的立场走上了这条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归路，并没有得到多数同胞的认同，反而遭到教内教外，从左从右不少的否定和反对，不禁令人唏嘘叹息。父亲是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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