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1930年代，美国主流宗派内部爆发的「基要主义—现代主义争议」（Fundamentalist-Modernist Controversy），常被描述为正统派与自由派的正面冲突。但真正决定其走向的，并非当时人数有限的自由派，而是自称维护合一、反对分裂的温和派。他们并非在教义上支持自由派，而是在制度上拒绝为真理划界，最终成为促成自由化的关键。主流宗派的自由化过程揭示：教会既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3:15），就不能以和平取代真理、以中立替代认信；当认信失去约束力、属灵分辨被视为不合一时，根基已经开始崩塌。

　　本文中的「温和派」（Moderates），指个人可能相信正统教义，但在教会制度与纪律执行上强调「和平、合一、包容」，拒绝将核心教义作为纪律与按立的约束性标准，「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启2:19）。

  1. 《哈佛的警钟》揭示了温和派妥协的起因：学术精英背离教义边界。
  2. 《司布真的警钟》揭示了温和派妥协的本质：为合一牺牲真理。
  3. 《普林斯顿的警钟》揭示了温和派妥协的手段：用程序摧毁认信。
  4. 《主流宗派的警钟》揭示了温和派妥协的终局：全面崩溃的空壳。

一、温和派：自由化的制度推手

　　20世纪初的神学争议，背景是德国高等批判、达尔文进化论以及宗教经验主义思潮系统地挑战圣经无误、童女生子、基督神性、替代性赎罪、身体复活与历史性神迹等核心教义。自由派将这些视为「前现代神话」，主张以道德理想、宗教经验和社会福音加以取代。但是，自由派很少通过公开否认信条而获胜，真正的路径是借助温和派的包容政策，在制度允许的空间内逐步取得神学院、教会的主导权。整体过程在各个宗派中呈现出相似的三个阶段：防御、转折、重组（分离或驱逐），历时二三十年。

　　在这个过程中，温和派为了推动「普世教会合一」而刻意稀释教义，认为教义是合一的障碍；又被自由派的社会正义愿景吸引，认为只要大家都在服务社会，神学上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虽然这些宗派的制度不同，结局却相似，表明原因并不在制度本身，而在温和派「厌恶冲突、崇拜合一」的共同误区：

  1. 爱心与真理对立：将「坚持教义」等同于「缺乏爱心」，将「包容谬误」等同于「属灵成熟」。
  2. 崇拜合一：认为组织机构的统一高于教义的纯正，把纪律视为不合一的根源，用程序正义取代属灵分辨，只要程序合规，便默许神学方向的偏离。
  3. 认信降格：认为教会无权判断教义对错，传统信条不具约束力，使其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防线功能。

二、主流宗派的溃败与突围

1. 美北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PCUSA）
  • 防御： 20世纪初的美北长老会表面上仍保持认信传统，以《威斯敏斯特信条》为正式标准。面对高等批判与进化论的冲击，许多牧者与长老在个人信仰上仍坚持正统。但温和派逐渐在总会取得主导地位，主张以「宽容」处理神学分歧，避免纪律行动。
  • 转折： 1924年《奥本宣言》（Auburn Affirmation）的发表，成为关键转折点。该宣言否认总会有权将童女怀孕、基督身体复活等基本教义作为按立的必要条件，并以「良心自由」之名为自由派神学提供制度保护。大量温和派虽不完全认同自由派立场，却支持宣言、反对「教义专断」，从而拆除了认信防线。
  • 重组： 1929年，普林斯顿神学院被重组，正统派教授被边缘化；1936年，梅钦（J. Gresham Machen）因坚持认信原则而被逐出宗派，温和派在关键时刻选择了制度统一而非守护真理。1936年，正统派被迫成立「正统长老会」（OPC）。此后，美北长老会迅速自由化，与美南长老会合并后，1960年代约425万人，2024年降到约104.5万。
2. 美南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PCUS）
  • 防御：与美北长老会不同，美南长老会在20世纪初仍保持较强的认信，明确以《威斯敏斯特信条》为规范。这一背景使其在相当长时间内成功抵御自由派的正面冲击。
  • 转折：然而，到了20世纪中叶，温和派逐渐取得主导地位，主张在不否认信条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文化化」、「当代化」的诠释。纪律程序被弱化，神学院对高等批判采取开放态度，认信开始从「规范」退化为「传统」。
  • 重组：1973年，当教义与权威问题累积到临界点时，认信派被迫分离，成立「美国长老会」（PCA）。美南长老会与美北长老会合并，1960年代约425万人，2024年降到约104万。
3. 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es）
  • 防御：公理会拥有深厚的清教信仰遗产，但由于强调地方自治，拒绝任何跨堂会的教义约束，制度性防御本来就很薄弱。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面对高等批判和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哈佛与耶鲁神学院深受自由派影响。许多地方堂会仍坚持正统教义，但却缺乏统一纪律机制，无法有效抵御神学渗透。1920年代初，宗派内部出现警告信号，如1921年，一些瑞典移民教会因神学分歧而撤出，但温和派强调自治与宽容，避免正式干预。
  • 转折：1931年，公理会与神学上更为自由的基督徒教会（Christian Church, Disciples of Christ）合并，组成公理基督教会（Congregational Christian Churches）。合并文件刻意避免明确认信语言，仅以模糊的「基督徒团结」原则取代具体的教义标准。这标志着制度性转向，温和派以「合一高于教义争议」为由，支持这一包容政策，从而拆除了认信防线，允许自由派观点在神学教育和事工中扩散。
  • 重组：1961年进一步与福音改革教会（Evangelical and Reformed Church）合并，形成联合基督教会（United Church of Christ，UCC），彻底自由化。正统派在这一进程中被边缘化，许多正统堂会选择独立或加入其他宗派，而留下来的机构在信仰上被掏空。UCC在成立初期会友约219万人，2024年已降到约70万。
4. 荷兰改革宗体系（Dutch Reformed Tradition）
  • 防御：20世纪上半叶，北美荷兰改革宗，尤其是基督教改革宗教会（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in North America，CRCNA），以《三大合一信条》（比利时信条、海德堡要理问答、多特信经）作为规范性认信标准，讲道、要理与教会纪律高度系统化，对高等批判、新正统与自由派神学保持明确警惕。在这一时期，宗派在神学与制度上相对稳固。RCA（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的认信约束力较弱。
  • 转折：1960年代起，温和派在总会与神学院中逐步取得主导，强调对信条进行当代化诠释，在制度上允许多种解读并存。CRC 神学院（Calvin Seminary）逐步接纳历史批判方法，信条仍被保留在章程中，但其在按立与纪律中的约束力被弱化。女性职分与圣经权威问题成为关键转折点，认信从规范退化为传统。
  • 重组：1996年，认信派认为宗派已不再以信条作为纪律性边界，被迫分离成立URCNA。原宗派在伦理与公共神学上持续自由化，从1990年代初的约 31 万人降到2024年的约 18-19万。而20世纪初就开始自由化的RCA从1950年代的约 30 万人降到2024年的约8万。
5. 循道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 防御：自由派神学在20世纪初已广泛进入循道会神学院。著名自由派讲员福斯迪克（Harry Emerson Fosdick，1878-1969）虽并非卫理公会牧师，却在循道会讲台上受到欢迎，反映出整体风向。部分正统派牧者提出异议，但制度层面始终未形成有效回应。
  • 转折：1920年代，主教团与总会中的温和派选择不对自由派神学进行正式审查，强调「爱、合一与使命」高于教义争议。社会福音逐渐成为事工重心，而信条被视为历史遗产而非规范。
  • 重组：教义问题的长期回避并未带来真正合一。相反，在神学与伦理议题上持续分裂。1960年代，循道会会友约 1100 万人，2023年下降到约500万人，最终促成四分之一的 Global Methodist Church 分离。
6. 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
  • 防御：20世纪初，圣公会的争议集中在主教权威与《三十九信条》的地位。面对高等批判和现代主义挑战，许多主教和牧者仍坚持正统教义，如圣经无误和基督神性。但温和派主教强调「教会宽广传统」（broad church tradition），在制度上拒绝将核心教义作为严格的纪律标准。1910-1920年代，自由派开始对信条进行象征性或文化性解读，正统派试图通过总会和委员会提出异议，但缺乏统一行动。
  • 转折：1920年代中后期是关键转折点。总会和主教会议中的温和派选择不对自由派观点进行正式审查或纪律行动，而是以「包容与合一」为名，提供制度保护。例如，1923-1925年间，温和派反对「教义专断」，允许高等批判进入神学院和讲台，拆除了认信防线。自由派逐步通过主教任命和委员会取得主导权。
  • 重组：1930年代起，通过委员会任命与主教体系，自由派在神学教育、教义解释和事工上占据主导。正统派虽长期留在体制内，却被边缘化，部分正统派于2000年代被迫分离，成立如北美圣公会（Anglican Church in North America, ACNA）。原宗派在名义上延续，却在信仰上被掏空。1960年代会友约350万人，2023年下降到约154万。
7. 美北浸信会（Nor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 防御：美北浸信会的自由化，首先于1910–1920年体现在神学教育领域，尤其是芝加哥大学神学院等机构。正统派领袖如威廉·贝尔·赖利（William Bell Riley）等人试图推动以《新罕布什尔信条》作为教义共识的明确表达。但温和派强调「浸信会自由传统」，反对任何具有约束力的认信标准。
  • 转折：1922年总会讨论是否以明确方式界定基本教义。温和派最终推动通过一项刻意模糊的声明，宣称圣经「包含」神完全的启示，却拒绝列举或界定具体教义内容。1923年象征性地重申《新罕布什尔信条》的价值，但明确声明其不具强制性，为自由派神学提供了合法生存空间。
  • 重组：随着差会与机构逐步落入温和派和自由派联盟，正统派的奉献资金被用于支持不认同其神学立场的事工。1932年，正统派成立「一般浸信会协会」（GARBC）作为防御性联合体；1947年，部分温和保守派另组「保守浸信会协会」，原宗派宇1972年改名为「美国浸信会联会」（ABCUSA），明显自由化。1982年会友约160万人，2023年已降到约 110万。
8. 美南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SBC）

　　美南浸信会是自由化「差点得逞但未遂」的唯一案例，其经验是：1）温和派路线是可逆的；2）复兴需要付出分裂的代价；3）复兴必须配合明确的认信文本；4）恢复认信只是复兴的开始。

  • 防御：20世纪中叶，自由派与新正统神学在美南浸信会六所神学院中逐步取得影响力。南方浸信会神学院（Southern Seminary）等机构的教授开始质疑圣经无误，温和派领袖大多采取回避策略，强调「不要在神学上分裂」，拒绝将教义问题制度化处理。
  • 转折：1979年，正统派领袖Judge Paul Pressler与牧师Paige Patterson发起系统性的制度改革。他们的策略不是退出另立宗派，而是通过年会选举主席，逐年改变董事会构成，从而控制神学院任命，最终于2000年修订《浸信会信仰与信息》，明确写入圣经无误。这一进程历时近20年，在温和派与正统派之间引发激烈冲突，导致部分温和派教会离开。
  • 回归：正统派的复兴，使美南浸信会成为20世纪少数通过制度悔改而避免全面自由化的宗派。这从反面印证：问题不在制度本身，而在是否愿意为认信付代价。然而，美南浸信会目前仍是一艘结构松散、内部多元的巨轮，不但要对抗外部的世俗化，还要处理内部的道德丑闻（性侵案处理不当）和政治化带来的危机。2006年会友约1,630万人，2024年降到约1,272万，显示守住认信只是开始，持续的属灵争战仍在进行。
9. 路德会（Lutheran Church）
  • 防御：美国路德宗内部长期存在不同移民背景、认信强弱不一的群体。20世纪中叶，自由派神学主要渗透进认信相对松散的团体（如后来的ALC与LCA）。而密苏里路德会（LCMS）则通过严格执行《协同书》（Book of Concord）的约束力，对高等批判保持高度警惕。
  • 转折：1970年代初，LCMS旗舰机构圣路易斯协和神学院（Concordia Seminary）在温和派院长蒂特延（John Tietjen）领导下，试图引入历史批判学。1974年爆发了著名的「协和神学院流亡事件」，面对总会正统派主席普劳斯（J.A.O. Preus II）对教义纯正性的强制要求，90%的教授和80%的学生以学术自由为名集体出走，成立了「流亡神学院」（Seminex）。
  • 重组：与美北长老会的溃败不同，普劳斯和正统派并没有向温和派妥协，而是立即重组神学院，任命新的正统派教授。那些出走的人士后来成立了AELC，并于1988年与ALC、LCA合并为自由化的美国福音路德教会（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ELCA），成立时约520万人，2024年已降到约250万。这次外科手术式的分裂，使LCMS损失了约10万名信徒和大量知识分子，但却成功地在制度层面清除了自由主义神学的温床，保住了神学院与宗派的认信根基，使得LCMS成为今日美国极少数仍然坚持圣经无误、认信严谨的大型主流宗派。

三、属灵版图的重构

　　1960年代至今，美国人口翻倍，但主流宗派的人数缩减了60%-80%，比单纯的人数下降更触目惊心。主流宗派自由化之后的萎缩，常被其内部解释为「世俗化大环境」、「年轻人不再信教」。但数据与历史轨迹显示，这种解释只说对了一部分。事实是：会众并非凭空消失，而是分流到四个方向，每一条路径都映射出自由化宗派的属灵后果。

  1. 少数迁移到保守认信宗派或独立教会：在自由化早期与中期，一部分信徒、牧者与堂会主动转入明确坚持圣经权威与正统信仰的保守宗派或独立教会，如：长老会分离出OPC、PCA、EPC，路德宗会分离出 LCMS、NALC，循道会分离出Global Methodist Church，浸信会分离出GARBC，1920年代出现独立教会运动。这部分人具备强烈认信意识、家庭信仰传统或牧者引领，但人数有限。
  2. 大多数流向非宗派或低认信教会：他们对自由化宗派去超自然化、削弱圣经权威感到不适，却未被训练成认信基督徒，更重视敬拜体验、个人见证、实用讲道及儿童青年事工，因此转向大型非宗派教会（non-denominational churches）。这些会众寻求「至少得讲圣经」的属灵满足，但在认信与分辨上沿袭温和派逻辑。
    • 第一波灵恩运动：1900-1930年代，从Azusa Street复兴开始，兴起于主流宗派属灵枯干期，提供「圣灵充满、方言、医治、异象」的经历。大量流失会众被吸纳，成立独立新宗派，如五旬宗（Pentecostal Holiness Church）、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它反对自由派去超自然化，但在认信、分辨与纪律上延续温和派逻辑。
    • 第二波灵恩运动：1940–1960年代，以Assemblies of God、Church of God为核心，比第一波制度化，礼拜体验与圣灵彰显优先，信条仍非约束性，分辨力与纪律薄弱。采取渗入策略，通过差会、神学院和联合事工进入主流宗派，吸收流失会众而不必离开原宗派。
    • 第三波灵恩运动：如Vineyard与Charismatic Renewal Movement，将灵恩经验带入传统长老宗、路德宗、美南浸信会等敬拜场域，以内部更新方式吸纳会众，信徒无需离开原宗派即可体验「圣灵恩赐」，热情与属灵经历取代制度化认信约束，延续温和派「重经历、轻认信」的逻辑。
    • 非宗派独立教会：1930年代至今，最初由自由化宗派流失会众建立，强调圣经权威、个人经验与灵性复兴；1960–1980年代迅速扩张，成为主流宗派会众的重要去向；1980年代以后与灵恩运动、新福音派结合，形成「经验优先、认信非约束」的教会生态，延续温和派逻辑。
    • 新福音派：1940–1950年代，回应基要主义退缩与自由派渗透，强调文化参与与公共宣教，取得教育与出版成就。许多自由化宗派会众短期涌入体验活力，但认信边界被刻意弱化，纪律与分辨功能不足。
    • 新正统派：1920–1960年代，强调神的启示与道德更新，却拒绝圣经无误原则。温和派的包容态度使其通过神学院、讲道和出版渗入主流宗派和新福音派，延续温和派逻辑。
  3. 下一代离场：在自由化宗派中长大的第二、三代信徒在教会接受的是去教义化、去超自然化的教导，认为信仰主要是「伦理、包容、关怀、社会责任与个人感受」。当社会提供更激进、更一致的道德与意识形态版本时，「自由化的基督教」就变得完全多余。如果教会不再宣讲独特、权威的真理，下一代自然会问：「我为什么还需要教会？」这正是主流宗派在 1960–2020 年代出现断崖式代际流失的根本原因。
  4. 剩余结构空壳化：少数人在统计上仍属于宗派，但信仰已经空洞化，不再受信仰教义约束。他们将宗派视为文化身份、社会网络或公益平台，很少参与敬拜、主日学或教义教导，对核心信仰内容持不可知或象征性理解。这类「名义会友」掩盖了真实的属灵空洞，也使宗派高层误以为自己只是规模变小，不知道自己在试图迎合现代人的过程中，反而失去了现代人对生命终极答案的渴求。

四、警钟为谁而鸣

　　教会「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弗2:20）。但正如诗篇11:3所警戒的：「根基若毁坏，义人还能做什么呢？」，教会只有具备以下三大功能，才能确保根基不被毁坏：

  1. 信条：用信条式的认信标准（Confessional Standards）明确界定核心福音真理和不可妥协的教义，作为教会纪律与按立的标准。真理不但需要被宣讲，还需要被界定与守护。
  2. 分辨：教导信徒不但清楚真正的福音，还能分辨别的福音。属灵分辨力的丧失，比信仰词汇的丧失更加致命。
  3. 纪律：用严谨的纪律维护教义的纯正。只有信条具有约束力时，异端才不能躲在「包容」、「合一」的幌子下存续。教义约束力是教会防御异端的最后一道防线。

　　温和派的失败，并非因其教义不够正统，而在于其不愿为教义付代价。许多温和派领袖在个人信仰上仍然正统，却拒绝公开争辩，默认模糊语言与双重解释，导致会众逐渐失去分辨力。同时，自由派通过教育、出版与社会事工体系，绕过讲台，系统性地重塑宗派文化。当教会宣称「合一高于真理」、以「包容」重新定义忠心、将认信视为次要时，历史已经给出结局。圣经的呼召不是中立，而是「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犹3）。若根基毁坏，任何制度与规模都无法挽救教会的生命。美国主流宗派的自由化，并非遥远的历史，而是眼前的镜鉴。

  1. 不要将「避免分裂」等同于属灵成熟：历史反复证明，真正摧毁教会的，往往不是分裂本身，而是以和平之名长期容忍谬误。当「不要争论」、「影响不好」成为压制教义讨论的理由时，根基已在悄然松动。
  2. 认信若不具约束力，等同于没有认信：许多教会与机构在章程中仍保留信仰告白，却同时声明其「仅供参考」、「不用于纪律」。这正是20世纪温和派所走过的老路。认信的功能不是装饰历史，而是界定讲台、教导与按立的边界。
  3. 神学教育决定教会的未来方向：自由化几乎无一不是从神学院开始。若教会在牧者训练、会众教导上不讲分辨力，只强调技巧、心理学、社会议题或学术自由，那么未来的讲台走向可想而知。
  4. 程序不能取代属灵分辨：合乎程序却背离真理的决定，仍然是悖逆。长执同工若只问「是否合法」、「是否合规」，而不问「是否忠于所信之道」，治理就已从守望堕落为行政。
  5. 正统若不愿付代价，终将失守：历史中最令人警醒的，并非自由派的激进，而是温和派的沉默。

　　「根基若毁坏，义人还能做什么呢？」圣经给出的答案不是退让，而是持守；不是中立，而是忠心。愿今日的教会在根基尚存之时悔改警醒、站立得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