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1888年英国浸信会的「下坡争议」（Downgrade Controversy），是近代教会史上最悲壮的信仰战役。以查尔斯·司布真（Charles H. Spurgeon, 1834–1892）为代表的正统派，与以英国浸信会联会（The Baptist Union of Great Britain）为代表的温和派之间的决裂，揭示了当「合一」凌驾于真理之上时，教会必然走向衰亡的铁律。

　　本文中的「温和派」（Moderates），指个人可能相信正统教义，但在教会制度与纪律执行上强调「和平、合一、包容」，拒绝将核心教义作为纪律与按立的约束性标准，「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启2:19）。司布真所对抗的并非几位自由派牧师，而是一个没有明确信仰告白、且以「良心自由」为名拒绝执行纪律的教会体制。这一模式导致正统信仰逐渐被重新解释，直至被驱逐。这提醒我们，教会作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摩太前书3:15），必须以严格的信条守护其核心教义，否则内部妥协会导致全面崩塌。

  1. 《哈佛的警钟》揭示了温和派妥协的起因：学术精英背离教义边界。
  2. 《司布真的警钟》揭示了温和派妥协的本质：为合一牺牲真理。
  3. 《普林斯顿的警钟》揭示了温和派妥协的手段：用程序摧毁认信。
  4. 《主流宗派的警钟》揭示了温和派妥协的终局：全面崩溃的空壳。

一、缺乏信条的巨人

　　19世纪下半叶，英国浸信会处于其历史的巅峰：

  • 拥有约2,000座教堂，25万会员。
  • 司布真的大都会会幕教会（Metropolitan Tabernacle）是世界上最大的教会之一，主日聚会人数常超6,000人。
  • 他创办的「牧师学院」（后来的司布真学院）向各地输送了大量传道人。

　　然而，繁荣之下潜伏着致命的危机。与长老会不同，浸信会联会并没有强制性的信仰告白，而是建立在松散的「浸信会原则」之上，强调「良心自由」和「会众自治」。这种设计在神学共识尚存时运行良好，但当德国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ism）和达尔文主义入侵时，联会发现自己缺乏将异端驱逐出境的法律依据。当「怎么信」变成了私人问题，而「怎么受洗」成了唯一共识时，真理的堤坝实际上已经溃决。

　　塞缪尔·考克斯（Samuel Cox）是联会前主席，他在1877年出版《救赎与审判》（Salvator Mundi），公开质疑永恒刑罚，推崇普救论倾向。然而，联会拒绝采取纪律行动，理由是：「联会是建立在浸礼而非信条的基础上，我们不能审判一个人的神学观点。」这就是温和派的核心策略：以「包容」名义拆除信仰防线。在浸信会联合会中，一些人开始持有四个主要的教义错误：

  1. 圣经不是无误的；
  2. 基督的赎罪不是代赎性的；
  3. 地狱不是永恒的（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
  4. 最终每个人都会得救。

二、下坡争议的爆发

　　司布真敏锐地意识到：一个容忍谬误的共同体，最终必然会排斥真理。1887年3月，司布真在其杂志《剑与铠》（The Sword and the Trowel）上发表了著名的《下坡》（The Down Grade）系列文章，指出了教会具体的滑坡轨迹：

  • 第一步：放弃圣经无误教义，将其视为包含错误的文学。
  • 第二步：否认代赎，将其贬低为「血腥的神学」，代之以道德感化论。
  • 第三步：否认基督神性，最终滑向自然神论和无神论。

　　他写道：「异端的过程从来不是突变，而是渐变。今天你妥协一点圣经权威，明天你就会妥协基督的神性……滑坡的尽头，是彻底背弃基督教信仰。」（《剑与铠》，1887年3月）

　　以温和派为主的联会领袖并未正面回应神学质疑，而是转移焦点，利用程序正义来打压实质真理：

  1. 他们要求司布真提供具体的异端牧师名单，否则就是「诽谤」。
  2. 他们指责司布真「缺乏爱心」、「多疑」、「破坏弟兄和睦」。
  3. 他们声称神学差异只是「措辞上的不同」，本质上大家都是爱主的。

　　这与普林斯顿争议中，温和派指责梅钦「好战」如出一辙：当真理无法被反驳时，攻击真理捍卫者的态度成了最佳策略。

　　整个过程中，司布真拒绝点名批评，而是选择发表一般性的劝诫。他的理由是深思熟虑的：问题不在于个别牧师，而在于联会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再将福音派教义作为团契的基础。如果联会不能在其章程中确立对真理的委身，点名几个牧师又有何用？司布真是在警告即将到来的神学自由主义，他所关注的许多问题，至今在不同教派中仍然存在。许多宗教机构中都存在「使命漂移」（Mission drift, or mission creep）的现象。

三、致命的投票

　　1887年10月28日，眼见联会无意悔改，司布真决定退出浸信会联会。他在声明中写道：「如果你明知一个联盟容忍致命的错误，却仍留在其中，你就成为了这些错误的同谋。我不能继续留在一个拒绝捍卫真理的联盟中。」

　　1888年1月18日，联会在伦敦城市圣殿（City Temple）召开大会，不是审判异端，而是审判指出异端的人。联会起草了一份「共同声明」，表面上肯定了三位一体和圣经权威，但其措辞经过精心打磨，含糊到足以让自由派也能良心平安地签署。更重要的是，这份声明不具备任何约束力。

　　随后，大会对司布真发起了「谴责动议」，指责他误解了弟兄、破坏了合一。投票结果令人震惊：2,000票赞成谴责司布真，仅7票反对。这2,000人并不都是自由派，其中大多数是神学保守、但性格软弱的温和派。他们为了保全联会的面子和虚假的和平，选择了牺牲那位最忠心的先知。这一投票证明：温和派是自由派最有效的帮凶。

四、历史的验证

　　司布真的警告不幸言中。在他去世后的几十年里，英国浸信会联会迅速全面自由化，失去了神学影响力：

  • 1920年代：许多联会牧师公开否认童女怀孕。
  • 1970年代：开始全面接受高等批判。
  • 2000年代：对同性恋议题的接纳导致其会友人数崩塌式下跌。

　　最悲哀的是司布真亲手创立的司布真学院（Spurgeon’s College），这本是一所为了对抗自由化、培养坚定加尔文主义讲道人的学院。司布真去世后，学院归属联会，逐渐放弃了其创始人的神学立场。1930年代接纳非加尔文主义教师；1950年代取消学生签署信仰声明的要求；20世纪末神学立场彻底多元化。2025年7月，这所历史悠久的学院因财务不可持续而关闭。学院的没落揭示了一个属灵规律：当一所神学院失去了对纯正教义的「排他性热诚」，最终连维持自身生存的生命力也会丧失。 所谓「适应时代」的改革，最终被时代所抛弃。

五、警钟为谁而鸣

　　教会「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弗2:20）。但正如诗篇11:3所警戒的：「根基若毁坏，义人还能做什么呢？」，教会只有具备以下三大功能，才能确保根基不被毁坏：

  1. 信条：用信条式的认信标准（Confessional Standards）明确界定核心福音真理和不可妥协的教义，作为教会纪律与按立的标准。真理不但需要被宣讲，还需要被界定与守护。
  2. 分辨：教导信徒不但清楚真正的福音，还能分辨别的福音。属灵分辨力的丧失，比信仰词汇的丧失更加致命。
  3. 纪律：用严谨的纪律维护教义的纯正。只有信条具有约束力时，异端才不能躲在「包容」、「合一」的幌子下存续。教义约束力是教会防御异端的最后一道防线。

　　1888年的悲剧告诉我们，教会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咆哮的异端，而是微笑的温和派。温和派认为「分裂」是最大的罪，「教义模糊」是谦卑的表现。他们为了维持机构的完整，不惜牺牲机构存在的目的。司布真在最后的岁月里极度孤独。他写道：「我被2,000人谴责，但我宁愿被2,000人谴责，也不愿与那些不敢捍卫真理的人为伍。」历史学家指出，那2,000张票中，大部分人心里知道司布真是对的，但他们不敢站出来。正如埃德蒙·伯克所言：「邪恶得胜的唯一条件，就是善良的人袖手旁观。」

  1. 必须建立明确的信条防御：「我们相信圣经」这句口号在19世纪就已经失效了。因为自由派也说相信圣经，只是解释不同。教会和机构必须有详细的、排他性的信仰告白（Confessional Standard），并要求领袖严格签署。
  2. 警惕「温和派」的话术：当有人说：「爱比教义更重要」、「不要搞神学争论」时，这通常是滑坡的开始。真正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林前13:6）。没有真理的爱，是杀人的毒药。
  3. 治理权不能交给温和派：历史的教训是惨痛的，将教会治理权交给那些神学正确但软弱怕事的人，与交给自由派一样危险。危机时刻，温和派总是会倒向自由派一边，因为他们更害怕冲突。
  4. 分离是忠心的最后形式：当体制已经决定容忍致命的错误时，分离不是搞分裂，而是为了忠心保存真理的火种。司布真的退出，虽然当时看起来是失败（失去了联会的资源），但却为后世留下了不妥协的榜样。

　　「根基若毁坏，义人还能做什么呢？」司布真用生命回答了这个问题：不要试图修补已经腐烂的根基，要在真理的磐石上独自站立，直到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