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从清教徒的神学院堕落为一位神论（Unitarianism）的堡垒，并非被异端强行攻取，而是通过内部长达一个世纪（约1700–1820年代）的渐进妥协。这一过程揭示了一个致命的规律：在「理性、包容与和平」的名义下，正统信仰若缺乏明确的认信标准（Confessional Standards），必将被重新解释，直至被驱逐。正如诗篇11:3所警戒的：「根基若毁坏，义人还能做什么呢？」哈佛虽然有敬虔的开端，但却缺乏具有严格约束力的教义宪章来规范其董事会的任命。这种设计在清教徒共识尚存时运行良好，但是，当神学分歧加剧，而教义认信不再具备排他性权威时，所谓的「学术中立」便迅速演变为对异端的单向开放。这提醒我们，教会作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3:15），必须以严格的信条守护其核心教义，否则内部的妥协必将导致全面的崩塌。

  1. 《哈佛的警钟》揭示了温和派妥协的起因：学术精英背离教义边界。
  2. 《司布真的警钟》揭示了温和派妥协的本质：为合一牺牲真理。
  3. 《普林斯顿的警钟》揭示了温和派妥协的手段：用程序摧毁认信。
  4. 《主流宗派的警钟》揭示了温和派妥协的终局：全面崩溃的空壳。

一、清教徒的根基与隐患

　　哈佛大学成立于1636年，是北美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其建校宪章与早期规章明确宣告了其神学目的：「让每一个学生都认真考虑，他人生的主要目的是认识神和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哈佛学院法》，1642年）。早期哈佛的神学立场毫无疑问是严格的改革宗：

  • 三位一体与基督神性：作为信仰的不可动摇的基石。
  • 人类的全然败坏与唯独恩典：反对当时流行于欧洲的亚米念主义。
  • 圣经的无误权威：作为所有知识的最终裁判。

　　这一立场体现在1648年的《剑桥纲领》（Cambridge Platform）中，该文件由哈佛早期领袖参与起草，明确采纳《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神学框架，体现了早期清教徒对真理的忠诚。

　　但是，哈佛大学的治理权由两个机构行使：

  1. 董事会（Corporation）：由校长、财务主管和五名成员组成，拥有极大的行政权与补选权。
  2. 监督委员会（Board of Overseers）：由殖民地官员及周边教会牧师组成。

　　这一结构的致命缺陷在于：它依赖于一种文化共识，而非书面的教义认信。当清教徒共识在17世纪末因英国宽容主义和启蒙运动影响而消退时，谁有权决定哈佛的神学方向？答案变成拥有投票权的多数派，而非圣经真理本身。这与普林斯顿长老制的失灵类似：程序化维护体制，却无法守护教义核心。

二、温和派以「反教条」为名的妥协

　　真正的危机并非来自公开否认基督的异端，而是来自那些自认正统、却拒绝划清界线的温和派，他们优先「和平」而牺牲真理。本文中的「温和派」（Moderates），指个人可能相信正统教义，但在教会制度与纪律执行上强调「和平、合一、包容」，拒绝将核心教义作为纪律与按立的约束性标准，「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启2:19）。

　　哈佛董事会采用自我补选机制，意味着由现任董事挑选继任者，无需宗派总会批准。18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理性派」牧师进入董事会。他们的共同特征是：

  • 个人信仰可能仍属正统，但强烈反对将信条作为强制性标准。
  • 推广一种新的治学态度：反对「人为信条」对圣经的束缚；主张在「非核心教义」上保持宽容；强调理性的光照与道德的实践，高于教义的精准。

　　这种态度正如后来普林斯顿的温和派，他们拆除了防波堤，却天真地以为海啸不会到来。结果是，教义被渐进稀释，异端通过「包容」的名义合法化。

　　波士顿第一教会牧师兼哈佛董事查尔斯·昌西（Charles Chauncy, 1705–1787）是这一转变的典型。他早年被视为正统，但极度反感大觉醒运动中的「狂热」。为了对抗复兴运动中的加尔文主义，他逐渐转向强调理性。他在初期并不公开否认地狱或三位一体，而是主张「为了和平，不要谈论这些有争议的教义」。这种「神学沉默」是自由派渗透的标准策略。直到晚年，他才公开主张普救论。当一个人拒绝用明确的信条来约束自己的神学时，最终会走向异端。

三、1805年事件与制度性失守

　　1721年，英国商人托马斯·霍利斯（Thomas Hollis）捐资设立了霍利斯神学教授席位，章程明确要求教授必须是「正统信仰者」（Orthodox），且明确指向加尔文主义的核心教义。然而，这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逐渐被董事会解释为「正统」是指「广义的新教精神」，而非具体的教义内容。这种对法律文件的重新解释，是所有自由化机构的必经之路。1805年，霍利斯神学教授职位出现空缺，成为哈佛历史的决定性分水岭，其性质等同于1929年普林斯顿神学院的重组。

　　当时监督委员会中的正统派杰迪狄亚·莫尔斯（Jedidiah Morse）极力推举正统派候选人杰西·阿普尔顿（Jesse Appleton）。莫尔斯清楚地看到了危机：如果哈佛首席神学教席落入一位否认三位一体的人手中，哈佛将不再属于基督。然而，虽然自由派候选人亨利·韦尔（Henry Ware Sr.）公开对三位一体和人类全然败坏持怀疑态度，但他言辞谨慎，得到了温和派的支持。在这场争夺中，决定胜负的并非激进派，而是那些温和派。他们的理由听起来很熟悉：「避免教会分裂」、「尊重学术自由」、「反对宗教审判」、「韦尔是一位温和、有爱心的人」。

　　最终，董事会无视霍利斯捐赠条款中关于「正统」的要求，任命了亨利·韦尔。这一任命标志着正统教义不再是哈佛的任职资格。否认三位一体者首次占据了当时美国最重要的首席神学教席。正如历史学家佩里·米勒（Perry Miller）所描述：「1805年的投票，不是关于学术自由的投票，而是关于哈佛灵魂的投票。温和派以为他们在保护和平，实际上他们在出卖真理。」

四、全面转向与正统的退出

　　1805年事件后，正统派意识到体制内部改革已无希望。1808年，为了保留正统神学训练的火种，正统派联合成立了安多弗神学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为了对抗自由主义而进行的重大分离，与1929年梅钦离开普林斯顿创立威斯敏斯特神学院遥相呼应。安多弗神学院吸取了哈佛的教训，要求所有教授每五年重新签署一次严格的信条声明（Andover Creed），以防止神学滑坡。

　　随着正统派的出走，哈佛彻底失去了制衡，迅速走向公开的一位神论：

  • 1816年：哈佛神学院正式成立，宣称「非宗派」，实际上成为一位神论的大本营。
  • 1819年：威廉·埃勒里·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发表著名讲章《一位神论基督教》，公开拒绝三位一体（称其「不合理性」）和基督代赎（称其为「血腥的屠宰场神学」）。
  • 1825年：美国一位神论协会成立，哈佛成为其神学中心。

　　哈佛的自由化不是圣经权威的直接倒塌，而是对全然败坏教义的厌恶和理性的偶像化。他们主张理性是判断启示的最高准则，认为如果一项教义（如赎罪、地狱或三位一体）不符合感性与理性，就应当被重释。基督教被简化为一种高尚的道德生活，基督从救赎主降格为道德榜样。

　　哈佛的自由化迅速波及新英格兰的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es）。　　1818–1820年的德德姆案（Dedham Case）是公理会自由化进程中的关键法律转折点。当立约信徒（经过认信、正式加入教会圣约、有权领圣餐的信徒，通常坚持加尔文主义的正统立场）与投票会众（居住在教区内、为教会缴纳税款的所有男丁，不一定有个人信仰，许多人深受一位神论影响）在牧师任命上产生分歧时，马萨诸塞州法院判决法律仅承认与行政教区结合的实体，正统信徒因守护真理而被迫放弃教堂、基金及圣餐器皿。此案开启了合法的掠夺先例，导致新英格兰近百座公理会教堂随同哈佛转向了一位神论，迫使正统派彻底意识到：温和派主导的程序正义已沦为拆毁真理根基的武器。

五、继续世俗化：从一位神论到多元宗教

　　一位神论本身也无法持久。因为它建立在理性而非启示的基础上。到了19世纪中叶，连一位神论也被更激进的思潮所取代。

　　1838年，哈佛毕业生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哈佛神学院发表《神学院致辞》，公开宣称要抛弃「历史性的基督教」，主张「神性内住」的泛神论。尽管当时的一位神论教授感到震惊，但他们发现自己无法反驳爱默生。因为一旦拒绝了圣经的无误性和绝对教义，他们就没有任何逻辑基础去阻止进一步的滑坡。

　　到了19世纪末，哈佛神学院开始教授比较宗教学，强调「宗教经验」而非客观真理。今天的哈佛神学院使命声明中再也找不到「耶稣基督」的独特地位，而是沦为多元宗教对话的世俗平台。教师来自基督教的各种教派、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锡克教等， 学生则来自超过35种宗教传统（包括无宗教）。

六、警钟为谁而鸣

　　教会「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弗2:20）。但正如诗篇11:3所警戒的：「根基若毁坏，义人还能做什么呢？」，教会只有具备以下三大功能，才能确保根基不被毁坏：

  1. 信条：用信条式的认信标准（Confessional Standards）明确界定核心福音真理和不可妥协的教义，作为教会纪律与按立的标准。真理不但需要被宣讲，还需要被界定与守护。
  2. 分辨：教导信徒不但清楚真正的福音，还能分辨别的福音。属灵分辨力的丧失，比信仰词汇的丧失更加致命。
  3. 纪律：用严谨的纪律维护教义的纯正。只有信条具有约束力时，异端才不能躲在「包容」、「合一」的幌子下存续。教义约束力是教会防御异端的最后一道防线。

　　哈佛的转向不仅是美国高等教育史的转折点，更是后来所有宗派自由化运动的预演，向今日教会和神学院发出了有耳当听的警钟：

  1. 必须建立明确的信条防御：「我们相信圣经」是不够的，因为自由派和异端也都声称相信圣经，只是解释不同。教会和神学院必须明确：我们如何解释圣经？哪些教义是不可妥协的？哈佛的失败在于没有要求董事会成员签署详细的信仰告白。
  2. 警惕「温和派」的话术：摧毁哈佛根基的，不是外部的无神论者，而是内部那些认为「神学界线不重要」的温和派。当有人说：「我们应该包容不同观点」、「爱比教义更重要」、「我们不应该论断」时，就要警惕。没有界线的包容，最终会包容一切谬误，并驱逐唯一的真理。
  3. 治理权不能交给温和派：捐赠者的意图（如霍利斯）若没有忠心的活人来执行，就是一纸空文。教会机构的董事会必须由那些经过严格教义考核、并愿意为真理付代价的人组成。
  4. 分离是忠心的最后形式：当体制内的改革已经无望，当「包容」已经成为对真理的压制时，分离不是失败，而是忠心。安多弗神学院和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建立证明：为了保存真理的火种，义人必须从毁坏的根基上撤离，另立根基。

　　「根基若毁坏，义人还能做什么呢？」答案是：在毁坏发生之前，用神的话语和严格的信条加固根基；在毁坏已经发生之后，勇敢分离，为真理作美好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