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子吟》 – 第 3 页 – 高贵林国语教会

一、进化论是尚未被证实的假说

　　前面几章已经提到，自从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后，进化的思想像野火一样迅速在思想界、科学界蔓延，对《圣经》所启示的创造论提出空前的严重挑战。虽然《圣经》的历史性已被考古学的证据充分证明，不少人仍把进化论当作科学真理，认为创造论不符合科学，是无法接受的。进化论成为许多知识分子接触、接受基督教信仰的阻拦。在谈论信仰时，不能不涉及创造论和进化论的论战。

　　有关这方面的专著中，潘柏滔博士所著的《进化论──科学与圣经冲突吗？》对进化思想的发展史、达尔文进化论的证据、基督徒对进化论应有的态度等都有详尽、全面的论述，资料丰富，分析中肯，值得认真阅读。由于创造论和进化论涉及面很广，本章仅就我自己在思考过程中，认为比较重要的层面加以阐述，与大家分享。

一、进化论是尚未被证实的假说

　　进化论被写进很多书里，不少学校也在课堂上宣讲进化论。人们自然会认为进化已是事实（The fact of evolution），认为进化论是科学定律。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进化论不是科学规律，它只是达尔文基于他观察到的一些现象而提出的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并没有被证实，目前正受到严重的挑战。

　　上一章谈到，科学研究（尤其是实验学科）的对象所必备的一个条件是为重复性。宇宙、生命、人类的起源是已完成的事情，无法重复，故已超出科学研究的范畴。宇宙是进化来的、还是由神创造的这一问题，科学无力作答。对此，进化论学者和创造论学者都有相当的共识。

　　亨利‧莫瑞士博士（Henry M. Morris）指出：「最近再版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序言里，英国进化论领导人之一的生物学马修斯（Mathews）教授承认：『相信进化与相信特殊创造完全一样——两者都被信者确定为真，但至今却没有办法能加以证实。』」¹

　　所以，进化论只是一种假说，一种没有被证实、也无法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加以证实的假说。这一点是首先需要澄清的。

《游子吟》

三、基督教信仰超越科学

　　基督教信仰与科学既有接触点，又处于不同的范畴和层次。神创造了宇宙并赋予它规律，科学的任务就是发现和认识这些规律。在这一点上，信仰和科学有相关性。另一方面，科学是认识宇宙的规律，是属于物质界、形而下的层面；而信仰是要认识创造宇宙的这位神，属于灵界、形而上的层面。也就是说，信仰是高于和超越科学的。笔者将从几个侧面来阐述这一观点。

《圣经》中的科学预见

　　《圣经》不是一本科学专著，乃是一本论述神的创造、神对人类的救赎和神的国度，神所默示的巨著。然而，《圣经》中确有许多关于科学的预见，远远地超前于人类的认知，日益为现代科学所证实，令人惊叹、折服。神并非刻意借《圣经》向人们传授科学知识。《圣经》中的科学预见乃是创物主在启示人们时一种自然的流露。正如诗人所赞歎的那样：「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祂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诗19:1-2）。莫琴博士（Jean Sloat Morton）在《圣经中的科学》¹⁰、余国亮博士在《物理学家看圣经》¹¹等书中，对此都有集中的论述。我仅举几个例子以飨读者。

　　地球的形状、浮动和转动　　现在大家都知道，地球是一球体，悬浮在宇宙中，不停地自转和绕太阳公转。但古代的看法则完全不同，古代人们认为地球是平的，四周被大水围绕，只要一直往前走，一定会走到大地的边缘；同时，当时认为地球是被支撑和固定不动的，太阳系的所有星辰都以地球为中心旋转。地球是如何被支撑的呢？印度人认为在地面之下，有力大无穷的四只大象支撑着，大象则站在象征力量的乌龟的背上，乌龟又趴在首尾相衔的眼镜蛇上面。至于眼镜蛇又被何物托住，就不得而知了。巴比伦人则把地球当作海上浮着的一座空山，并相信地球内部十分黑暗，是人死后的住处。这些观点现在看来十分幼稚、可笑，但古代能提出如此的假说已是相当杰出的了。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第一个提出地球是圆的这个观念是希腊人。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哲学家兼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就说地球是圆的，但他这种概念，源于他认为圆球在所有几何形体中最完美，而没有任何客观的事实根据。其后，亚里斯多德提出了地球是球形的第一个科学依据：月食时月面出现的地影是圆的。公元前三世纪，希腊天文学家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第一次算出地球的周长。1522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Magellan Ferdinand）领导的环球航行，证明地球确为球形。¹²《圣经》〈以赛亚书〉第40章22节明确写道，「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祂铺张穹苍为幔子，展开诸天为可住的帐棚。」「大圈」一词在希伯来原文中，是指一个立体的球面而不是一个平面的弧形，《圣经》清楚地启示了地球的形状。〈以赛亚书〉写成于公元前七世纪末到八世纪初，先于毕达哥拉斯的假说二百年，早于麦哲伦的航行两千多年。

　　地球静止不动的「地心说」观点，直到哥白尼于公元1549年提出「日心说」后才被动摇。十七世纪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方可解释地球之所以能悬浮在太空，乃是地球和太阳之间引力相互平衡的缘故。哥白尼的「日心说」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奠定了现代天文学的理论基础。然而，关于地球的悬浮和转动，《圣经》早就指明了。〈约伯记〉是《圣经》中最古老的经卷之一，成书的具体时间难以考证。书卷的主人翁约伯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历史人物。不少学者认为〈约伯记〉的成书时间要早于摩西五经（成书于公元前1400年左右），也有学者认为此书写于以色列民族被掳回归之后（公元前六世纪）。不管怎样，〈约伯记〉起码比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早两千年以上。〈约伯记〉早已指出地球是悬浮在太空的，「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伯26:7-8）。

　　由于地球的自转，才有白昼之分，这是几百年前人们才懂得的事情。而成书于公元一世纪的《新约圣经》，对此早有暗示。主耶稣谈到何时再来审判世界时就提示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去取一个，撇下一个」（路17:30-36）。两个人在田里干活，是指白天；两个人在一个床上是夜里；女人推磨多在清晨又是傍晚。为什麽耶稣再来的时刻既是白天又是夜里，既是清晨和傍晚呢？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时刻，在全球不同的地方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是中午，在美国却是午夜，在其它地方可能是早上或傍晚。主耶稣这样说，明确地启示人们：地球是不断转动的，神的救恩是普世的，神的审判是全球性的。

　　地球的风向系统　　太阳的照射和地球的旋转是形成地球风向系统的两个主要因素。乔治‧哈德里（George Hadley）于十七世纪第一次提出空气在赤道与两极迴流的理论。赤道的空气受热上昇，两极的冷空气因此会向赤道移动；赤道上昇的热空气流向两极，受冷后下降，如此循环反覆不已。这种风向模式被称之为「哈德里窝」。到十九世纪，科里奥利斯（G. G. Coriolis）发现，一个在旋转体表面移动的物体的运动方向，会向右或向左偏斜，被称之为「科里奥利斯旋转力」（The Goriolis Force）。其后费瑞尔（William Ferre）证实科里奥利斯旋转力也适用于地球的风向系统，即费瑞尔定律：由于地球的自转，北半球的风向右偏斜，南半球的风向左偏斜。哈德里窝是由太阳的直射和斜射引起，费瑞尔定律则因为地球的自转。这两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地球形成了东南、东北季风带，南、北回归线无风带，南、北西风带等一套复杂的风向系统。

　　然而，早在公元前，《圣经》就指明这个风向系统了。传道书1章6节写到，「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风往南刮，又往北转」是指哈德里窝（赤道——两极回流）；「不住地旋转」即指费瑞尔定律；「而且返回转行原道」说明这样的风向是有规律的。这一节经文仅二十一个字，却高度准确地概括出地球风向系统的主要特点。

　　水文学　　水文学研究水的蒸发、凝结和化为雨、雪下降等现象，是关于水循环的科学。这种水循环的理论直到十六、十七世纪才被接受。为水文学理论作出贡献的伯罗（Pierre Perrault）和马利奥特（Edme Mariotte）发现，法国塞纳河的流量与雨量有密切关系。后来，天文学家哈莱（Edmund Halley）的资料也支持水循环的理论，认为雨、雪的下降和水的蒸发是彼此制衡的。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圣经》已明确地记载了水循环的理论：「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传1:7）。何等隽秀、优美的诗歌语言，简洁、准确的科学描述！

　　气压　　压力是物质所给予每个接触面的重量。空气是气态物质，有重量，也必然产生压力。物理学家伽利略在十七世纪，从观察中已猜测到空气有重量。他的学生托里拆利（Torricelli）于公元1643年，用实验证明空气确实有重量。他把一支真空的唧筒插到井里，井水可顺唧筒上升，但不能超过三十三英尺的高度。他想是井水上面的空气的重量所产生的压力把井水压入唧筒的；因空气的重量是一定的，所以产生的压力也是一定的。他用比重比水约重十三倍的水银做实验。他取一支48英寸的玻璃管，玻璃管一端封闭，一端开口，将水银注满玻璃管，然后将开口一端倒插入水银槽中。此时，玻璃管中的水银下跌了18英寸，留下18英寸的真空，水银柱的高度保持在30英寸。这样，他不单证明了空气有重量，而且证明空气的压力所产生的重量相当30英寸水银的重量。第一支气压计就这样诞生了。

　　早在托里拆利数千年前，《圣经》就指出空气有重量了。「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祂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伯28:23-25）。「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诗62:9）。显然，《圣经》中启示的空气有重量，既有道德方面的喻意，又有真正的科学内涵。

　　洋流及海洋航道　　从古至今，多数人都以为海洋是不流动的「一潭死水」。其实，海洋是一个循环流动系统。底层海水的流动被称之为洋流。直到二十世纪，人们仍认为海洋深处没有洋流存在。后经一系列研究，证实南大西洋海底有洋流存在。但因缺乏直接证据，仍被怀疑。60年代中期，科学家们借助于现代摄影技术，发现海洋深处有涟漪和被冲刷的现象；透过涟漪，观察到洋流冲击海底沉积物的现象，海底洋流的存在才被最终证实。

　　美国科学家毛瑞（Matthew Fontaine Maury）是海洋航道的发现者。他从航海志中详细研究海上的风向和洋流情况，从中归纳出横度大西洋的理想航道，成为日后国际公认的航道的基础。毛瑞所著的《海洋物理学》，仍是当今研究季风与洋流相互关系的基本教科书之一。是他第一个指出，由于季风和洋流的相互作用，使海洋成为循环不息的系统。

　　富有启迪意义的是，毛瑞关于海洋航道的灵感是来自《圣经》的启示。有关毛瑞生平的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次毛瑞卧病在床，每天晚上由他儿子读《圣经》给他听。有天晚上当他儿子读到〈诗篇〉第8篇第8节，「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祂的脚下」时，他猛然联想到海底航道问题，他说：「如果上帝说大海中有航道存在，那麽我病癒后，一定要把它们找出来。」毛瑞于1873年去世。毛瑞的故乡维吉尼亚州于1923年在首府Richmond为他建立纪念碑，碑文载明毛瑞的灵感源于《圣经》。

　　电磁波　　1820年，哥本哈根的物理学教授奥斯特发现，如果让电流从一支悬挂的磁针旁通过，磁针会转动。他的发现传到巴黎后，法国物理学家安培（Andre Marie Ampere）立刻想到电流与磁铁应是同等的。他用实验证实了他的想法：两条通电的导线会因它们电流方向相反或相同而吸引或排斥。安培的实验又启发了英国科学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他想，既然电流有磁性作用，磁铁也应该产生电流。经过十载的努力，他的实验成功，为日后电动机和发电机的问世奠定了理论基础。

　　1864年，数学家马克斯韦尔（James Clerk Maxwell）用数学证明，任何电或磁的改变，都会向空间放出能量，此能量以波的形式传递，其中电的方向与磁的方向相互垂直，而它们又都与前进方向垂直，并证明它们在真空中传递的速度等于光速，此波被称为电磁波。1887年，赫兹（Heinrich Hertz）用震荡电路放射出电磁波，支持了马克斯韦的光电理论。1896年，意大利人马可尼（Marchese Guglielmo Marconi）首次用人造电磁波传递信息，建立了第一座无线电发射和接收电台。

　　在古代，人们对电、磁的知识是相当贫乏的，直到1749年，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才提出闪电是电荷流动的假说，并于1753年做了他那著名的风筝实验，藉连接风筝的铜线把云层中的电荷引进实验室。可是远在三千多年以前，《圣经》就预言了无线电通讯的科学成果：「你能发出闪电，叫它行去，使它对你说：『我们在这里』」（伯38:35）？那个时代的人描述电磁波，惟一的可能是闪电；事实上，闪电所放出的电光就是电磁波！〈约伯记〉的这句经文，也可解释为用电和磁来传递信息。比马可尼早数十年，摩尔斯（Samuel Finley Breese Morse）于1844年成功地藉有线电报传递了信息。人类首次用有线电报所传递的话是《圣经》中的一句经文，「谁不知道那是耶和华的手作成的呢」（伯12:9）？

　　随着科学的深入发展，人们发现〈约伯记〉38章第35节这句经文包含着更深的意义。电磁波可用电子加速的方法制造，也可由原子内部的电子发出。原子核所含的质子数，决定了核外电子轨道的半径；在不同半径的轨道上运行的电子所具有的势能各不相同，激发电子由一个轨道跳到另一轨道时，所放出的电磁波的波长也不相同。分析其波长，就知道是什麽元素了。科学家们正是通过分析其他星球所放射的电磁波，来了解该星球有何种元素的。

　　另外，红移现象（Red Shift）告诉我们，当一个星球远离地球而去的时候，它所放射到地球的可见光的波长会变长，即向红光方向移动，反之亦然。这样，测定其电磁波波长的变化，我们便可知道该星球是以何种速度离开或接近地球了。所以，物体所发射的电磁波，不仅可以告诉我们它们是谁，而且告诉我们它们正向什么方向运动。

　　想想电磁波在宏观和微观上的这种「指示」功能，再来读〈约伯记〉38章35节这句经文，「你能发出闪电，叫它行去，使它对你说：我们在这里」时，神的智慧是多么令人赞叹啊！

　　割礼　　割礼是《圣经》中记载的仪式，男婴出生后第八天，要割去生殖器的包皮，作为以色列民族与神建立誓约的标记（创17:10-13）。《圣经》记载了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为儿子以撒行割礼，「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创21:4）。割礼不仅有属灵的意义，要除掉以色列人及其后裔心中的污秽，而且在医学上也是有益的。包皮垢菌与女性子宫颈癌的发生有密切关系。有人统计过，非犹太妇女得子宫颈癌的机率比犹太妇女高近百分之十。

　　但是，割礼为何要在出生后第八日进行呢？《圣经》没有解释理由，只说是神的吩咐。直到近年，这个谜底才被揭开。本世纪50年代初期，科学家在食品中发现一种物质，被称为维生素K，可以防止婴儿出血，因为维生素K可以促进血凝素在肝脏合成。维生素K可由人体小肠内的细菌合成。由于新生婴儿小肠内的细菌不多，缺乏维生素K，血凝素含量相对减少，故易引起出血。科学家们进一步研究，婴儿在发育过程中维生素K的合成情况时，发现婴儿出生第三天，血液中血凝素的浓度只有正常值的百分之三十，而第八天达到百分之一百一十，然后再降回到正常的浓度。考虑到三、四千年前那种缺医少药的远古年代，婴儿出生第八天是行割礼的最好时机。神对世人的爱是这样地无微不至。

　　《圣经》中关于科学的预见，从天文到地理，从陆地到海洋，从动、植物到人类，涉及面广，丰富多彩。以上我仅举出几项大家所熟知的事实作为例子。每当我读到、想到、讲到这些例子时，内心都一次又一次地深深被激动。像地球的浮动和转动，地球的风向系统和水的循环都是极为宏观的现象，非高踞于地球之上，不得窥其全貌。电磁波的特性、血凝素的功能也只有物理学、医学发展到今日方能阐明。然而，几千年前，人们既无飞机、雷达，也不能发射卫星、飞船，更不知细菌、维生素、电、磁为何物。在那个时代写下的《圣经》，怎么能如此清晰、准确地揭示这些自然现象的本来面目呢？这再次无可辩驳地说明《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话语，使我们清楚地知道，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自然科学家研究灵感的源头。

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发展

　　十七世纪的英国是现代科学发展的温床。英国为什么能在短短的一、二百年内，科学突飞猛进，远远超前于其它国家呢？人们从社会、经济、政治、实验方法等诸方面寻找原因。现在多数研究者认为，基督教信仰是促进英国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基督教一神观是现代科学的思想基础　　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一元论世界观及由此产生的理性主义，中世纪在西方思想界占统治地位。一元论的世界观在理智方面抹煞造物主与被造之物的差别，认为人的理智的实能部分与神的理智相同。因而高举人的理性，认为人的理智和思想可以洞察宇宙万物的奥秘，是衡量一切真理的标准。人可以通过自己的默想，在理智中设立大前题，然后以此前提推演出去，用以解释各种事物，这叫演绎法（deduction）。他们注重理智思维，忽视人对事物的观察分析。

　　按此世界观、方法论，亚里斯多德认为宇宙由五十五个同心圆球组成，最中心是地球，向外分别为水、气、火、天空星体等圆球。每个圆球都有灵性，神在所有的圆球之外，对各圆球产生吸引，因而带动宇宙各圆球运转。中世纪的教会及科学界，普遍接受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认为神是终极因，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¹³在理性主义的束缚下，以实验、观察为主要手段的现代科学不可能得到发展。

　　公元1543年，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转的日心学，并得到天文学家伽利略和开普勒从实际观察中得到的资料的有力支持，推翻了地心说。从此，经验主义的治学方法开始抬头，强调观察外界事物的重要性，在观察的基础上思考、分析、发现规律，即所谓归纳法（induction）。经验主义哲学拉开了现代科学的序幕，伽利略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怀疑主义，只相信经验过的东西，不承认因果关系确实存在，认为科学只是经验的归纳，无法预测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休谟（David Hume）是代表人物。

　　此外，随着亚里斯多德宇宙观的被推翻，神是终极因的观点，也和地心学一起被许多人抛弃了。人们开始站在纯自然的立场，不再追求自然定律的终极因（why），而只是描述和形容自然规律（how）。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人文主义）开始在知识界占上风，认为一切事物皆由物质组成，提倡物质的永恒性，否定其被造性；强调真理的可经验性，摒弃时、空之外的任何客观实体；高举人的理性，相信人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认为宇宙乃机缘巧合的产物，否定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自然主义否定神后，在宇宙和人类起源问题上留下的空缺，为日后进化论的崛起提供了适合的土壤。（详见第六章）

　　然而，基督教坚持一神的世界观，相信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人是按神的形像造的，人可以凭借由神所赋予的理性去认识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进而认识神、荣耀神。也就是说，人可以从观察大自然开始（经验），借着归纳和演绎（理性）提出假设，然后再用实验来证实、修正或推翻这种假设。有人称此为经验的理性主义。很明显，当今实验科学所采用的方法，正是源于基督教倡导的理性经验主义。¹⁴

　　科学研究有一个大前提，即相信宇宙万物是按一定的规律运作的，这种规律不随时间、地区和研究者而改变。这一前提被称之为自然划一原理。这一原理也是直接来自基督教的一神世界观。无神论演绎不出这一原理，使宇宙此起彼伏的多神论也无法使自然规律在整个宇宙和谐统一。过去在欧美占支配地位的基督教信仰，为科学研究建立了大前提，提供了正确、有效的方法论，使现代科学孕育于西方成为历史的必然。

　　基督徒是发展现代科学的中坚力量　　按照《圣经》的教导，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护持者，人是神按自己的形像造的。基督徒相信，因神赋予的理性，人有能力接受神的启示去认识宇宙，进而认识神、荣耀神；同时，神要人治理环境、管理各种鱼类、飞禽、走兽（见〈创世记〉第一章）。只有对所要管理的对象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当好神的管家。为了认识、荣耀神，为了不负神的重托，一大批虔诚的基督徒以极大的热忱献身于自然科学，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各现代学科的奠基人。现代科学发展初期，英国社会的基督徒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而在英国早期皇家学会中，基督徒的比例却高达百分之九十！

　　牛顿是这一大批基督徒科学家的杰出代表。这位英国科学家二十七岁即出任剑桥大学教授，发明微积分法，确定运动三定律，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在光学和天文学也有颇多建树。后被推为皇家学会会长，并被加封为爵士。他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又是虔诚的基督徒。牛顿的父母是虔诚的清教徒。但他出生前三个月，父亲病逝。面对这个濒于死亡的早产儿，他母亲向上帝祷告：「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听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撒上1:11）。所以牛顿从小敬畏神。牛顿成长过程中留下的最早记录，就是他在课堂笔记的空白处记下的祷告。牛顿常常到花园祷告与默想；苹果掉在地上，使他想到了万有引力。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曼纽（Manuel）说：「近代科学源自牛顿对上帝的默想。」¹⁵牛顿身为杰出的科学家，又常常公开表示自己的信仰，加上不擅交际，故遭到许多无端攻击。「当时宗教分子攻击他有一流的科学，却有三流的神学；科学分子攻击他有一流的神学，却有三流的科学；政治分子攻击他的科学、神学、人际关系都属三流；有人看他孝顺母亲又终身未婚，就中伤他心理不健全，现今还有人说牛顿有恋母情结；有人看他对学生好，就说他有同性恋。」¹⁶这些攻击使牛顿几乎发疯，也造成了他漫长的信仰动摇期（1698-1707）。直到英王任命他为英国皇家协会会长，攻击才消失。牛顿于1727年谢世，他晚年写道：「不管任何环境，要守住耶稣基督救赎的真理和最大的诫命——爱人如己。」¹⁷　　

　　波兰天文学家兼数学家哥白尼经二十几年研究，发表《天体运行》（De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巨著，首先提出日心学，奠定了现代天文学的基础。哥白尼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早年学习神学和医学，一生悬壶行医，后又担任牧职传道。支持证实哥白尼的日心说的天文学家伽利略和开普勒也都虔信神。伽利略虽遭到天主教教廷的迫害，他本人仍相信《圣经》，相信〈日心说〉与《圣经》并不矛盾。开普勒是基督徒，曾在神学院进修两年。当开普勒经过长期努力、终于发现了行星运行三大定律后，他将荣耀归给神：「我感谢祢，造物主和上帝，因为祢已在祢的创造中给了我这份喜乐，我在祢手作成的工中喜乐。现在，我已完成我蒙召应作的工作。在其中我已尽用了祢赋予我心智的一切才能。以我狭窄的心智对祢无限丰盛的理解，我将向那些将要读到我的话语的人彰显祢的工作的伟大。」¹⁸

　　电解原理发明人法拉第虔信《圣经》，并是伦敦一教堂的兼职传道人，每周讲道多次，遗留至今的讲章有一百五十篇之多。他临终时，别人问他在想什么，他说：「我心灵很平静。」并引用《圣经》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提后1:12）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发现作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开尔文（William Thomas Kelvin），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一次，有个学生问他一生中最大的发现是什么，他没有说是第二定律，却说：「在我生平的发现中，最有价值的，是认识了主耶稣基督。」¹⁹

　　化学家波义耳（Robert Boyle）在他的科学论文中再三强调，科学研究的整体目标，是要显示《圣经》和自然规律的合理性及和谐性。他本人研读原文《圣经》，对基督教护教学甚有研究。在美国发行的第一本印地安语《圣经》是由他资助出版的。波义耳二十八岁后前往牛津，他与有「清教徒之父」之称的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建立了深厚友谊。针对当时有人以为对神虔诚就必须反对科学的谬误，他们宣称：「人得救的条件不是要反对什么，而是接受上帝白白的恩典。只要你肯，仍然可以在科学里爱上帝、敬拜上帝。」在波义耳的牛津科学阵营里逐渐聚集了一批杰出的基督徒科学家，并由此形成了「英国皇家科学会。」²⁰　　

　　瑞典博物学家林奈氏（Karl Von Linnaeus）对现代植物学的发展有极大贡献，尤以植物分类法闻名。他将自然界分为动物、植物、矿物三大类，再细分为纲、目、科、属、种，成为现代自然分类法的基础。林奈氏一生敬畏上帝。据说某日他外出散步，偶见一艳丽夺目的花朵，深感上帝创造的奇妙、伟大，便立即跪下，感谢造物主的恩典。

　　法国化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是世界公认的微生物学的创始者。他发明消毒法，对人类医疗卫生贡献极大。又在防治瘟蚕病、促进法国蚕丝业的发展立下丰功。他对上帝和福音都有坚强的信心。他说过，「如果承认上帝的存在，这一个信心实比一切宗教的神迹更为超奇，不可思议。如果我们有了这种信心，这种悟性，那便不能不对上帝下跪，肃然敬拜了。」他常在实验室里，一面工作，一面祷告。在巴斯德的时代，有人认为生命可以由物质产生，即「自然发生论」。出于他对神的信仰，他不相信物质可以产生生命，相信只有神才是生命法则的作者。经潜心研究，他发明了消毒法，证明了腐烂物质不能产生生命。年老时，他回母校讲演时说，他一生面对极大反对、却能节节胜利的两个原因是：「信心，相信神的启示……信心是一条绳子，维系你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与你内心的呼召，成为一个和谐的关系。热心（enthusiasm），这是最好的字，由En及Theo合成：En是里面，Theo是神。真正持久的热心是因为上帝住在我的心里。」²¹　

　　法国另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英年早逝，离世时仅三十九岁。他十六岁时就完成了有关投影几何的名著，并先后发明计算器、晴雨表和水压机等，为旷世天才。然而，科学上的重大成就却无法满足他灵性的需求，他甚感痛苦，遂研读《圣经》。一天晚上正读到〈约翰福音〉第17章时，神忽然向他显现，当年领以色列出埃及的伟大先知摩西所见的荆棘中的火焰，充满整个房间，同时上闻主声：「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非哲人之上帝，非学者之上帝。」使之顿时开悟，单靠科学、哲学，不能通神。面对真神后，他大获平安、喜乐。他将神的启示笔录、缮正，缝于襟内，终其一生，未告诉任何人。直到他去世时才被发现，现珍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帕斯卡悟道之后，尽弃骄淫之气，谦卑自律，判若两人。后著《沉思集》（Pensees），为主证道，脍炙人口。他在《沉思集》中写道：「有两种人会认识上帝，一种是身处尊贵或卑微，内中常存谦卑的心；第二种是，只要真理，不管反对的人。」²²

　　到目前为止，在人类历史上，能先用数学推导物理现象的存在、尔后由后人证明其正确性的，只有四位：牛顿、哈密顿（William Rowan Hamilton，曾推导出「光在双轴晶体的折射会呈现圆锥状」）、马克斯韦尔和爱因斯坦。前三位是虔诚基督徒，第四位相信有上帝。²³

　　以上只是部分实例。在现代科学发展初期，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基督徒科学家还有很多。从现代科学的方法论的建立到基督徒的实际参与，基督教对现代科学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人甚至称基督教是现代科学之母。现代科学发展史清楚表明，那种认为基督教与科学对立、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的观点，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笔者也为自己因无知而曾持这种本末倒置的观点而暗自红过脸。

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逐渐认识神

　　有人常问，像上面提到的那些著名的基督徒科学家，是否因为出生在基督教家庭而信主的？按手头现有的资料，笔者不能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其中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受到家庭的熏陶而信主的。笔者认为，这些朋友所提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这些科学家因家庭的影响而信基督教，他们的信仰是否只是自然而然地随大流而已？此种观点可以理解，但不全面，也不尽符合事实。

　　不少基督徒的后代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成为基督徒的，有的始终没有成为基督徒。知名学者林语堂先生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他小时也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但成年之后，他对中国圣哲思想极为爱好，逐渐疏远了基督教。经过几十年的艰苦跋涉，最后才又回到主耶稣的怀抱里。他在《信仰之旅》的绪言中说：「我获得宗教，走的是一条难路，而我以为这是唯一的路；我觉得没有任何其他的路是更妥当的，因为宗教自始至终是个人面对那个令人震惊的天，是一种他和上帝的事；它是一种从个人内心发出来的东西，不能由任何人来『给与』。」²⁴他在该书的最后一章「大光的威严」中写道：「那种在大马色路上炫花了圣保罗的眼的光，现在仍在世世代代中照耀，没有暗晦，而且永不会暗晦。这样，人的灵修于借赖耶稣基督而上接上帝的心灵。」「如果人用心灵和诚实来崇拜上帝，形式只是一种用来达到同一目的的工具，各人各有不同。形式之有无价值，全视乎它们能否领导我们达成和基督建立友谊的目标。」²⁵

　　张文亮博士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记录了许多科学大师经过长期、认真、甚至痛苦的寻索，才归向基督的动人故事。「化学之父」波义耳的父亲是爱尔兰最有权力的李察（Richard）大公爵。在英国内战中，他的父亲、哥哥先后死去。他发现，政史革命死了那么多人，却未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仅仅是为了几个热血沸腾的口号。他从此变得反叛、苦毒和愤世嫉俗。后在布朗医生的启发下，二十八岁才成为基督徒。法国科学家帕斯卡二十三岁以后，在《圣经》的启示下，方冲破理性主义的束缚，实现了信仰的飞跃。曾任英国科学皇家学会会长的斯托克（Sir George Gabriel, bart. Stockes）是牧师之子，常因信仰受他人责难，所以他上学后就开始反对父亲的信仰。但因信仰而使他常问自己的话「在时间无穷的列车里，我将置身何处？」却挥之不去。在他成名以后，正是这句话使他降服在耶稣面前。他曾与无神论者休谟（David Hume）力辩，也曾向造访的达尔文（Charles Darwin）传福音。「热力学之父」开尔文是十岁就上大学的天才。十六岁时，他读到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的心路历程：「这位德国的科学家从小就以天才著称，但是愤世嫉俗，与世格格不入。……后来，他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内心深处在寻找必须的永恒。于是，他不再看地上的人、事，转而研究天上的星辰运动，因此宣告神的作为在那里！」这个短短的见证，把开尔文引上信仰之路。从此，他把科学和信仰紧密结合起来。他不仅力挽狂澜，决不随声附合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常在自己的研究报告中提到信仰。发表热力学第二定律时，他引用《圣经》的话：「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诗篇102:26），表示自然过程中熵的增高。他二十八岁发表热动力理论时，在报告中写到：「上帝在这个时代还行神迹吗？是的！科学知识来自上帝，放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能够了解。过去，祂把异象放在先知的梦中，现在祂把知识放在人的心中，使人能建立理论以说明这个世界的真实。人的理解心智，是上帝创造的。」²⁶

　　不可否认，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少有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冲突，不会有太多的理性挣扎，比较容易接受基督信仰；也确有人是在这种环境中「糊里糊涂」地成了基督徒的。然而很难想像，那些有高度智慧、理性、逻辑思辨能力、在科学上取得非凡成就的基督徒科学家，会在信仰上采取人云亦云的轻率态度。事实上，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到，他们一面努力搞科学研究，一面严肃地思考、寻求信仰。他们的信仰不是盲从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知道所信的是谁，知道为何要信。

　　英国当代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霍顿（John Houghton）在谈到自己的信仰时，这样说过：「有了很强的历史证据，加上千千万万基督徒的见证，也不能说服我。因为我要亲自去体验、证实我可以与神建立的个人关系。那么，我需要的是怎样的证据呢？很少有人像使徒保罗，突然看见属灵的事实如刺眼的光芒，照亮了整个信仰的心田。多数人走向信仰的过程比较长远，就像人与人的关系一样，一见钟情到底比较少，多数人是逐渐地认识到神的真实的。所以我个人的论点包括历史的证据，历代教会的经验，再加上我个人的体验，都是贯穿一致的体系。有了信仰的观点，历史的基础是否重要呢？有人认为关系不大，他们觉得信心可以胜过历史而独存。但大多数的基督徒，连我在内，却认为必须有历史的根基，否则信仰不能成立。正如使徒保罗在初期教会就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林前15:14）。』历史的基础与信心的经验并驾齐驱，相辅相成，缺一不可。」²⁷这番话颇能反映历代基督徒科学家们在信仰问题上所持的严肃、审慎和执着的态度。

　　此外，不少科学家是在科学研究中认识神、完成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的思想飞跃的。

　　英国科学家虎克（Robert Hooke）因制造第一台显微镜、第一台真空抽气机、第一只水银温度计、第一座天平等等，而家喻户晓。但虎克的信仰之旅却很有传奇色彩。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岛上的牧师，家境贫穷。加之，他是天生残疾，从小就在苦中挣扎。他不理解，像他们这样为上帝全然摆上的家庭，反而得不到神的眷顾！他二十岁时写道：「我要逃避上帝，如同逃避瘟疫一样。我恨上帝，我要对上帝说：我是无法被祂感动的一位。」十年后的一天，他把一只被捏死的跳蚤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啊！我不禁赞赏跳蚤的美，」事后他写道，「跳蚤毛的结构、排列次序，不只是一种艺术的美，我看到一种神圣的美，一种信仰的美。」借着一只跳蚤，这个自称是「圣灵的绝缘体」的人，回到了上帝面前。²⁸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则称他是在研究相对论时找到神的。他曾经说过：「无限超越的灵，在这些细小的细节上启示祂自己，而我们甚至可以用我们脆弱微小的头脑来了解。我的宗教信仰即由对祂诚心的崇敬而构成的。我深深地相信有一种难以理解的宇宙显明的、超越的理智力量的存在，这种感受构成我对神的观念。」不过，他的神观带有泛神论的色彩，不是基督徒敬拜的、有位格的上帝。

　　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对现代科学进步有重大贡献。米勒（Francis Trevelyan Miller）在《爱迪生传》（Thomas A. Edison）中说：「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没有一个『舵手』，没有一个引导的力量，爱迪生决不会有一个科学的和数学的精密头脑来领悟宇宙的奥祕。天体行星在一定轨道上转动不息，千万年如一日；种种造化的奇妙，生活的繁殊，以及动物、植物、矿物的神奇不可思议，使爱迪生相信宇宙间必然有上帝。」爱迪生自己说过：「我认为每一个原子必由某种智慧所掌管，所以能千变万化，成了造化之妙。这种智慧乃是从一个比我们更伟大的能力而来。上帝的存在，在我是几乎可以用化学来加以证明的。」他虽未皈依于任何正统的信仰，但敬畏上帝。他在自然的实验室曾写了一篇座右铭，其中说：「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的、充满万有的、至高至尊的上帝的存在。」

　　赫乔父子威廉（William Herschel）和约翰（John Herschel）都是大天文学家。威廉发现了双星和天王星，约翰发现了五百多个星云。宇宙的奇妙使他们敬畏神，他们常说宇宙是神精巧杰作的证据。证据是那样明显，以致威廉认为，不信神的天文学家的神经一定有点问题。²⁹

　　曾任牛津大学大气物理系系主任、现为英国国家气象局兼太空中心国家地球观测计划董事会董事长的霍顿博士，深有感触地写道，「我多次提及神启示的两本书：《大自然》及《圣经》。《圣经》特别借着耶稣启示神自己。对我来说，最能激发敬拜之心的经验是同时默想这两种奇妙的启示。当我翻阅一页页的彩色天文图片，看着那些通过望远镜或太空船拍摄的行星和星云，或者欣赏那从太空实验室或同步卫星自动相机所拍摄的色彩变幻的地球时，我看见宇宙的浩大和太空运作之精妙。我的理性饱受激荡，同时我的感情和想像力也受这些科学观察的激动，我不得不感动惊叹和谦卑。」³⁰

　　1999年7月20日，美国阿波罗十一号太空人阿姆斯特朗（Neil A. Armstrong），和同事们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太空博物馆（National Air-Space Museum,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欢聚一堂，并接受戈尔副总统颁发的蓝利金质奖章，表彰他们三十年前首次登月谱写的人类历史新篇章，把人们又带回难忘的六十年代。对那一段太空研究发展史，在韩伟等著的《科学理智与信仰》（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9年）一书中有精彩描述。下面的三段记载就摘自该书。

　　1961年4月12日，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Yuri A. Gagarin），驾驶载人飞船沃斯托克一号（Vostok 1），用八十七分钟成功地绕地球的轨道运行一圈后，太空时代宣告开始。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挟太空优势之威，在联合国会议上的蛮横态度使美国大为震惊。朝野一致努力，美国的太空事业迅速发展。

　　1968年12月下旬，美国阿波罗八号的三位太空人首次冲破地球的引力进入月球轨道，然后又冲破月球的引力回到地球，为登月铺平了道路。圣诞节清晨，他们在太空中轮流朗诵〈创世记〉第1章1-10节。美国邮政局为了纪念这次飞行，曾发行纪念邮票，邮票图案中央赫然印着四个字「In the beginning God……（起初，上帝……）」。1969年7月20日19时56分，阿波罗11号的太空人阿姆斯特朗的左脚踏上月球，实现了人类登月的梦想。他和另一位太空人艾德林（Edwin E. Aldrin）在月球表面漫步两个多小时，艾德林在月球上通过卫星转播站向人类发出呼吁：「无论你在何处，请暂时停下来，向上帝表示感谢吧！」他们朗诵了〈诗篇〉第8篇的诗句：「我观看祢指头所造的天，并祢所陈设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祢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祢竟眷顾他？』」然后将〈诗篇〉第8篇留在月球上。

　　1971年7月31日，阿波罗15号的太空人施高特（David R. Scott）和欧文（James B. Irwin）第四度登月，并驾驶耗资近四千万美元的月球车在月亮上探测六十七小时，搜集了大量资料，被誉为「首次真正的月球探险」。正处在事业巅峰的欧文上校在完成此次飞行后，突然向太空总署递交了辞呈，进入神学院学习。后来他到各处传讲神的福音，他说：当我们飞向月球时，「身后的地球最初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海洋、白云、和山脉，美丽极了，就像圣诞树上的装饰。但四个小时后，地球却小得像篮球，不久又缩小成为棒球、乒乓球……这时我才突然发觉自己是这样快地离开地球，内心的感触真是无法形容。……神既然应许我安然返回地面，是要我与各位共享一件事情：神多么伟大，人多么渺小，祂也充满了爱。我有独特的权利看见神奇妙的创造，因此神在我身上有特别的旨意，要我对男女老少传讲：神爱世上每一个人，甚至将祂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³⁰

　　前面曾提到的美国水星计划及双子星计划的总执行者勃克博士（Walfer F. Burke），在美国第一位太空人格林被发射到太空的那一周（1962年2月），仍在带领教会的查经班，因为当时他正担任教会主日学的校长。在肯尼迪角主持太空船发射后第二天，他便搭飞机回到圣路易斯城，当天晚上仍带领查经班不误。对此，他说：「说实在的，我现在把如何为主而活的事情，看得比我参加月球登陆计划的工作更为重要。」

　　在回答记者关于科学与信仰的关系的采访时，他说：「我个人认为太空时代确给予人许多好处，它是加强我属灵生命的一大因素；现在我每天读经更勤，以前我常有『到底有没有神』的问题，现在所想的已变为：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目的？我如何才能为基督做更好的见证？在我和许多科学家的交往中，还没有见到一个纯粹的无神论者。自从我们进入太空后，我觉察到许多同事们更加深了他们的信仰，很少有一天不听到人们谈及灵性问题。在以往数月里，我意识到太空人员有一种心灵的觉醒，现在他们自由地谈论属灵的事情，有的甚至告诉我，他们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这是我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³²

　　近年来，关于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重新为人们重视，很多人开始相信宇宙不是永恒的，是大爆炸的结果。支持大爆炸理论的一个重要证据，是科学家发现了存留至今的大爆炸所产生的微波辐射。为了协助解开宇宙起始之谜，美国太空总署特别设计了宇宙背景探险号（Cosmic Background Explorer, COBE）人造卫星，专门用以测量此种微波辐射。这个卫星从1989年11月开始工作。其后两年提供的资料表明，宏观宇宙每一个方向的背景温度完全一致，均匀到万分之一开尔文（Kelvin）！

　　1992年4月，从诺贝尔奖得主群集的美国著名的劳伦斯伯克利（Lawrence Berkeley）实验室又传出惊人的信息，太空物理学家史莫特博士（George Smoot）发现，COBE卫星所搜集的三亿六千万个测量数据中，只有万分之三的差异！有人称此发现为「若非有史以来最大的发现，便是世纪性的创举！」史莫特自己则公开宣称：「我们所找到的是宇宙诞生的证据，」「这好像睁开眼睛看到神一样。其中的秩序如此精美，如此均衡雅致，使我们想到宇宙的背后必然有其设计，」「神可能是它的设计者。」世界第一流科学家称此发现为「神的手笔」（the handwriting of God）。美国著名史学家博汉（Frederic Burham）也发表评论说：「现时这最先进的发现，使『神创造宇宙』这一观念，成为近百年来最受推崇的设想。」

　　不难看出，科学家对神的认识也经历着曲折的过程。二、三百年以前，实验科学处于萌发时期，科学家们从事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认识神、荣耀神。他们把科学研究看成是「适合礼拜天作的」神圣活动。他们的灵感来自于对神创造的探知的渴求。牛顿、开普勒这些科学大师在谈到他们的成功时都说，他们只是「思想神要他们想的事」，是「追随上帝的思想」而已。虎克给牛顿的信中写道：「发明的灵感，有时就像圣灵的气息一样，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也不知它往哪里去。它忽然来了，吹经我们多年努力、熟悉的窗口，进入我们意想不到之处。发明有时就需要这种幸运的一触，这种偶然巧合的一推。在千头万绪缠绕的中心，忽然看清那位大创造者的本意。我知道我做的每一件事，无论是蓄意或不经意的，都是在上帝的影响下，因此我们更该竭力地去做。」³³为着认识神而从事科学研究，在研究中更认识神；在与神的亲密关系中得到灵感，使科学研究不断有所发现、有所进步，因而更敬畏神。《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1:7，9:10）。耶和华是宇宙万物和自然规律的创造者，是生命、真理、智慧和知识的源头。敬畏、亲近祂，可以得到更多的灵感和洞察力。认识、追随这位至圣者的人，是有真智慧的人。上述科学大师们，用自己的科研实践和心灵更新，为这句经文作了很好的注释。

　　当现代科学取得瞩目的成就后，有人再度骄傲起来。随着人文主义世界观的抬头，达尔文的进化论风靡全球。科学界不少人开始抛弃神，反对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强调宇宙的永恒性，视人是这永恒宇宙的主宰。人们再次利用科学研究向上帝争权，将科学研究与敬拜神相分割，相对立，陷入无知、迷惘之中。

　　当科学家有重大发现时，会受到各种奖赏和称赞，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但同时也应该想到，他们只是发现了这些规律，而并非创造了这些规律。崇敬规律的发现者而冷漠规律的创造者，是很不符合常理的。比方说，有一位造诣极高的画家，画了一幅美妙绝伦的画，并将它精心裱帧，装入镜框，挂在客厅的墙上。一天一位客人在客厅见到此画，为之倾倒，立即叫亲朋都来欣赏，大家都赞不绝口，并热烈地祝贺这位客人竟然有幸发现此画。但此画出自哪位画家之手却无人问津，以为该画也许是自然形成并自己挂到墙上去的。我想，没有人相信这个比喻在生活中会真正发生，因为太不合逻辑。但是，一些很有理智的科学家在科学与神的关系上所持的观点，却正是这样不合逻辑、不合理性。

　　当科学再度向纵深发展时，复杂、浩瀚、精妙的宇宙，使不少人不得不再一次去思考、面对宇宙背后的设计者。这在天文物理学界尤为突出。加拿大天文学家罗斯（Hugh Ross）说，「我和很多研究宇宙特征的人谈过话，也读过许多有关的书籍和论文。其中，没有一人否认宇宙不多不少是为适合生命而斧凿出来的。天文学家很自然地倾向独立和抨击一切信仰。只要有机会否定，他们就会把握。但宇宙的精凋和细琢，证据确凿，到如今我还未听过任何异议。」他列举了许多天文学家有关的谈话。³⁴

　　因发现宇宙背景辐射而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彭西亚（Arno Penzias）说：「天文学带领我们看到一件独特的事件，那就是：一个从无有中被造出来的宇宙；这宇宙有精密的平衡，供应着容许生命存在的条件；同时，这宇宙背后是有一个根本计划，也可以说是一个超然的计划的。」

　　宇宙学家罗夫曼（Tony Rothman）在一部著作的结论中写道：「当中世纪的神学家，用亚里斯多德的观点定睛仰望夜空时，他们看见是天使使宇宙和谐运作。今天，现代宇宙学家则像爱因斯坦一样，他们凝视着同样的天空，却看见上帝的作为透过大自然的常规表露出来，而非透过天使……当我们面对宇宙的规律和美丽，以及自然奇妙的巧合时，我们很容易有一种冲动，要用信心跨过科学进到宗教去。我肯定很多物理学家曾这样想过，我只希望他们会坦白承认。」

　　英国天文学家戴维斯（Paul Davies）逐渐从无神论转而承认：「物理学定律本身似乎已是非常高明设计的产品」；「对我来说，强有力的证据说明背后必有玄机……好像有人把大自然的数字精调来创造宇宙……这设计给人的印象实在是震撼性的。」

　　原宣称「宇宙就是一切」、毫不犹豫地反对基督教的英国天文物理学家荷尔（Fred Hoyle）现也无奈地说：「一位超智慧者在玩弄着物理、化学及生物学。」天文物理学家基福（Robert Griffiths）则风趣地说：「如果我们要找无神论者辩论，会到哲学系去，物理系派不上用场。」

　　科学的发展，并没有使每一个科学家认识神。但确实有一批有成就的科学家，在研究中看到神的伟大而真正谦卑下来。

　　天文学家开普勒说：「我们天文学家们是至高无上之神在大自然方面的代理人。大自然提供我们研究的机会，并非让我们自命不凡，而是为了荣耀神。」³⁵⁴热力学家凯尔文说：「人类承认自己所知的有限，是科学最关键的原理。」³⁶

　　因用油滴实验证明电子的存在和其所携带的电荷，而获诺贝尔物理奖的米立根（Millikan）说得更加清晰，「人的宗教性是与生俱来无法逃避的。因为宇宙超过科学知识的范畴，非人类智慧所能窥测。这人类智慧不能窥测的范畴便是宗教的领域了。……人类智慧有限，不能完全明白宇宙终极的奥祕。……真正的现代科学，应当服从上帝、学习谦卑。」³⁷霍顿博士形象地把科学与信仰（《大自然》与《圣经》）喻为人的双眼，「当我们将神的两种启示揉合一起来看事物，好像用两只眼睛看见的立体感，新的深度和真实就出现了，新的属灵境界也显而易见了」。³⁸科学的功能使人们从敬拜受造之物的迷信中醒悟过来，转而敬拜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之主。

　　有人说，科学的终点就是信仰的起点，此话富于哲理。美国国家航空及宇宙航行局（NASA）、太空研究院的创始人泽斯爵博士（Robert Jastrow），在《神与天文学家》（God and the Astronomers）一书中说过一段令人铭心刻骨的话：「对于一个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个故事的结局像是个恶梦。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当他攀上最后一块石头时，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³⁹

基督教信仰的超越性

　　何谓科学主义？　　有人会想，如果按我前面论及的科学与信仰的关系，每一个科学家都应成为虔诚的基督徒才对，为什么现实并非如此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问题的答案是，科学至上的科学主义世界观，是阻碍一些科学家认识神的一个重要原因。什么是科学主义呢？何天择博士在《人从哪里来》一书中，对科学主义这样描述说：「将科学局部的知识视为人类全部的知识，将科学有限的范围视为唯一的境界，将科学相对的学说视为绝对的真理，并以为在科学之外的其他学问都没有研讨的价值。以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一切问题，所以高唱『科学万能』。这便是科学主义。」⁴⁰笔者认为这是很中肯的。

　　现代科学的发展对人类进步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无可置疑、有目共睹的。不幸的是，自从人们在科学研究中开始抛弃神后，科学家对神这个造物主的崇拜，便逐渐演变为对受造的科学规律和受造的人的理智的崇拜。人把自己当作宇宙的主宰，把科学方法看成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成了二十世纪的新宗教，被无数人盲目地顶礼膜拜，视为神圣不可侵犯。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如果一个科学家举办讲座，听众不管是否听得明白，都无条件地接受；而且，往往越听不懂越是自叹不如：这道理太高深了，这个科学家的知识太渊博了！从不对科学所讲的东西置疑。相反，如果是一个神学家讲道，无论他讲得如何清晰易懂，如何有根有据，人们也会疑云满布，百般挑剔。

　　科学主义的产生除了摒弃神这个主因外，也有认识论、方法论的根源。前面已经谈过，现代实验科学的主要方法是演绎法和归纳法。归纳法以观察、实验开始，从大量数据中找出规律来。演绎法虽以假设开始，却一定要以观察、实验的数据加以验证。因此，在科学研究中，始终十分重视实证，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如果把这种重实验数据的研究方法，不恰当地由物质世界扩展到灵性世界、由研究被造的自然界扩展到探知造物主时，就成了谬误。

　　科学的局限性　　科学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科学（尤其是实验科学）的局限性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科学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可以重演的（Reproducibility）、被动的（Manageability）和可以量度的（Observability）。我们得到的实验结果必须可以不断地重复。如果我们公布一个新发现，而他人无法在相同的条件下得到相同的结果，这个新发现是不会得到公认的。但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如辛亥革命），个人一生中只发生过一次的经历（如初恋）和业已完成的事情（如生命的起源）都无法重演，因此不能用科学加以研究。

　　所谓被动性是说，当研究者改变一个实验条件，被研究的对象一定要作出相关的反应，这样，我们才能发现各事物之间的联系。如果，无论我们如何改变条件，对研究对象或无动于衷或乱变一通，研究工作就无法进行。神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中，而且远远高于人，所以我们不能用科学方法去研究神。

　　另外，被研究的对象一定可以量度，如长度、大小、重量、强度等等。一次和一位朋友谈到此点时，我说：「爱是无法用科学方法研究的，因为爱无法量度。」他立即反驳说：「爱是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的！据说科学家已经发现，当人表现爱时，会发出一种波。」我说：「至今为止，我尚不知道爱可以用波来测量。即便真是如此，这恰好证明了我的论点：只有可量度的东西，科学才能研究。」对方听后先是一愣，尔后哑然失笑。研究对象的限制，使科学研究不仅是有范围的，而且范围是狭窄的。科学研究得到的知识只是人类知识的一部分。

　　其次，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中性的。科学成果，如化学物质、细菌培养、原子能等，既可造福于人类，又可成为人类互相残杀的武器。而且科学发展使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枯竭等问题日趋严重。

　　第三，科学研究对灵性世界鞭长莫及。在第一章里我已谈到，和物质世界一样，灵性世界也是一个客观实体。灵界中有神，有灵界的受造物天使和部分天使堕落后变成的魔鬼撒但等邪灵。灵界存有的智慧远远高于人类的智慧。科学中有一条「铁律」：证明、研究者，一定要大于或等于被证明、研究的对象。相对于灵界，人类既无量度标准可用，其智慧又远所不及，科学只有望洋兴叹。「神是个灵，所以拜祂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祂」（约4:24）。心灵和诚实是认识神的惟一途径。

　　第四，科学无论如何发展，也无法解决人心和道德问题。纵观人类历史，科学事业一直在向前发展，近二、三百年尤为显著。但是人的道德水准并没有随科学发展而相应地提高。相反，科学愈发达，人心愈诡诈，道德愈沉沦。

　　当今的美国就是例子。难怪在美国太空事业取得辉煌成功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就职典礼和国情咨文中多次大声疾呼：「我们固然在征服外太空方面需要更大的抱负，同样地，我们也需要征服我们的内太空——人类的内在心灵。」尼克松是受人尊敬的、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不幸的是，他因水门事件下台，在内太空征服战中败阵下来。然而，征服内太空的必要性是随时可见的。

　　一篇文章曾谈及纽约的公共汽车问题。在上、下班的高峰期，公共汽车十分拥挤，等车的人拼命想挤上车；一旦上车后大都堵在车门口，希望方便下车。为了使更多的乘客能上车，司机请车门口的乘客向空着的中间移动，但不管他如何劝说，毫无功效。司机不禁长叹，「我们已经可以把人送上月球，却无法让人从车门口向车中间挪一步……」。

　　第五，科学研究的结论并非总是客观、可靠的，因它们必然为科学家的道德水准和信仰体系所左右。由于各种私利的影响，科学界作假的事屡屡发生。虽然被揭露的仅是少数，但这类丑闻仍常常曝光，中外科学家皆不例外。更重要的是，从假设、实验方法到对数据的取舍，得出结论，无不受到科学家信仰、世界观的影响，甚至扭曲，没有人能够超脱。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宇宙常数，是著名的例子（详见第六章）。

　　科学与神迹　　科学是研究神的正常作为；当神不按祂所造的自然律行事时，神迹就发生了，科学就无能为力了。因此，有人将科学和神迹对立起来，但这是大可不必的。有神就必有神迹。其实，自然规律和人自身，就是我们看惯了的神迹。按《圣经》记载，大洪水之后，「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创8:20-22）。正是神的这个恩典和应许，从那时起，除主耶稣再来时将要发生的普世性超然现象外，别的神迹都在有限的时、空中发生；在绝大部分的时、空中，自然规律照常运行，科学研究才成为可能。

　　人类与上帝　　上帝是独一无二的造物之主，人类是受造之物。人类的科学研究只是探测神所「授与」的宇宙，无法直接了解神，因祂可以介入宇宙，也可以超越宇宙。科学研究可以看到神的作为，但不能见神自己；可以知道有神，却不知神的特征（一神、多神？自然神、泛神还是与人类密切相交、有位格的神？）和旨意。这些只能从神的特殊启示——《圣经》中才能明白。在认识神的过程中，划清造物主和受造物的界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人类处在四度时空中。一度一条线，两度一个面，三度是立体，多一度就多很多内涵。神在几度空间呢？有科学家推算，宇宙的空间可能有十一度到二十六度之多。五度空间现在就难以想像了，十一度、二十六度更无从想起，何况神还在二十六度之外呢！所以，神与人之间的差距之大，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的。然而，人们常常抹煞神和人的区别。要不，人要升到神的位置，甚至比神还高，对神品头品足，妄加评论，要把神圈在人的理性的圈子内，否则不能信祂；要不，把神拉下来和人一样高，认为人做不到的事，神也做不到：因为人不能童女生子、不能死而复活，所以耶稣为童女所生并从死里复活就根本不可能。然而，一个简单的真理是：人是受造物，必须伏在自然律下面，不能超越；神是自然律的创造者，是可以随己意改变、超越祂所造的自然律的。如果能回到自己受造的本位、谦卑地仰望神，那人们离认识神就不会很远了。

　　实证与信心　　「拿出证据来！」不信神的常常理直气壮地这样说，「我是搞科学的，如果有充分的数据说明有神，我就信！」大家习惯于「眼见为实」；搞科研的人更强调实证。所以，对五官不能感受的神的真实性总是心里存疑。这些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即便是实验学科，定律也并非仅仅是数据、资料的归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两个前设并不是基于实证，而是后来才被证实的。数学是极为严谨的学科，但数学的很多公理的前设都是未经证明，甚至无法证明的。如果要求首先证明这些前设，数学研究就不可能进行。更重要的是，所有实验科学的共同大前提是「自然划一原则」（Principle of Uniformity of Nature），即，自然规律是宇宙性的、不变的。这个原则早已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没有这个原则，一切科学研究都不能进行。但这个原则是未经证明、也无法证明的。帕斯卡说：「如何证明人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死？如何证明明天太阳一定会再度升起？这种深入我们下意识的，就是一种说不出的信心。」自然划一原则正是源于基督教的独一真神的信仰，源于人们对神的信心。所以，没有信心，寸步难行。我们对神的信心不是盲目的。《圣经》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来11:1）。信心是一种确据。我们信神的确据就是：《圣经》都是神的启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历史事实，以及千百万基督徒的生命见证。有了这种确据，我们就可以产生信心飞跃，相信那「看不见」的神。

　　理性与灵性　　人不仅有感性、理性，更有灵性。人是有灵的活物。神是个灵，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拜祂。神是要用灵性去悟的。很可惜，人们常常不是用灵性提升理性，反而用理性压抑灵性。有时，有人的心灵已悟到圣灵的启示，要相信耶稣，但理性马上泼冷水：「别头脑发热！想清楚了再说！」基督教信仰并不排斥理性，是包含理性、超过理性的。有人坚持说，要弄明白了才信，看见了才信。殊不知，在信仰问题上，逻辑恰恰相反：信了才能明白，信了才能看见！因为，「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林前2:14）。「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林前2:10-11）。不信耶稣时，我们都是属血气的。「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祂，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记印」（弗1:13）。每个相信耶稣的人都因得到圣灵进住，成为属灵的人。许多基督徒都见证说，信耶稣后，过去很多无法弄清楚的问题都烟消云散了。一位理论物理学博士走过了超越理性的信仰路程后，他在一本书里谈到一个生动的例子。外太空有一种奇特的现象。人们在太空船里回头望，可以看到耀眼的太阳；如果转头向前看，不是片灿烂阳光，而是异常的黑暗。因为外太空没有粒子，不能将阳光折射或漫射到人们眼里。但是，如果你相信外太空的黑暗里充满了阳光，马上就能看见：只须把手伸出船舷，手就闪闪发光。如果你什么也不做，非看见才相信黑暗中有光，那就永远看不见！⁴¹

注释

《语文》初中课本第五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页103-106。
刘大卫著，《自然科学与信仰》，台北：雅歌出版社，1996，页21-28。
张文亮著，《科学大师的求学、恋爱与理念》，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6，页73-74。
金新宇著，《科学与基督教》，香港：宣道出版社，1990，页10-12。
周功和著，《基督教科学观》，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93，页82。
有作者认为，拉普拉斯这样说，并不表示他是无神论者；拉氏认为神是超越的，人们不可能在一般物质性的运作中直接看见祂的显现（参见Roger Foster and Paul Marston著，《问得好》，孙述寰、詹正义译，美国：活泉出版社，1997，页45）。本文不是探讨拉普拉斯是无神论者、自然神论者，还是其他；而是指出：他认为人单凭自己的智慧和理性，就可以认识整个宇宙。
韩伟等著，《科学理智与信仰》，台北：宇宙光出版社， 1989，页238。
海弗来著，刘家玉译，《科学家相信神》，台北：中国主日学协会，1980，页79。
同8，页79-80.
Jean Sloat Morton. Science in the Bible. 1978. 陈永成译，《圣经中的科学》，台北：中国主日学协会，1980年。
余国亮著，《物理学家看圣经》，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
崔振华主编，《天文博物馆》，中国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页38。
同5，页52.
潘柏滔著，《进化论——科学与圣经冲突吗？》，美国：更新传道会，1987，页234-235。
张文亮著，《我听见石头在唱歌——科学大师的求学、恋爱与理念（二）》，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8，页79。
同15，页83.
同15，页87.
C. B. Kaiser著, Cre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91, p.127.
同11，页179-180.
同3，页134.
同3，页90-93.
同3，页39.
同15，页179-180。
林语堂著，《信仰之旅——论东西方的哲学与宗教》，胡簪云译，香港：道声出版社，1991，页14。
同24，页258、259。
参见3、4
John Houghton著, Does God Play Dice?──A Look at the story of the Universe. InterVarsity Press, 1989. 钱锟译，《宇宙：神迹或机遇》，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92，页73-74。
同15，页32-35。
同11，页179。
同27，页143。
这段话引自6，页242-243。一位读者曾来信说，地球比月亮大，因此在月亮上看地球一定比在地球上看见的月亮更大，不可能像棒球、乒乓球那么小。的确，月亮的半径只有地球半径的四分之一稍长，其体积只有地球的五十分之一。所以，在月亮上看到的地球一定远比棒球、乒乓球大。我查对后，发现引文没有引错。再仔细阅读，引文没有说在月亮上，而是在飞行途中看地球像棒球、乒乓球那么大；如果当时太空船离地球比月亮与地球的距离更大，就有可能。因为现不知飞船的轨道，所以无法澄清。希望将来有机会了解。但笔者衷心地感谢这位读者的细心和认真。
同8，页81-82。
同15，页35。
Hugh Ross著, The Creator and the Cosmos. NAV Press, Colorado Springs, 1995. 李柏基译，《混沌初开——从科学观点论创造》，美国：中信出版社，1998，页61、104、134-139。
同11，页179。
同15，页57。
同11，页179。
同27，页144。
Robert Jastrow著，《上帝与天文学家》，唐兴礼译，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页93-94。
何天择著，《人从哪里来——进化论与创造论初探》，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2，页9-10。
李清义著，《飘浮的苹果》，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5，页98-100。

《游子吟》

二、神只存在于缝隙之中吗？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神只存在于未知领域之中，即当人们面对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时，需要把神抬出来作挡箭牌；随着人们认知的增加，未知领域越来越小，神存在的空间也随之减少。当人们完全认识宇宙时，就再也不需要神了。人们常常以牛顿的一个故事作为例子。牛顿能用万有引力定律，准确地算出月亮绕地球转动的运行轨道，但他不能解释地球为什么会自转。他写信给剑桥大学老师的信中说：「地球为什么能自转，我不能用万有引力推算，所以要用神的手去转动它。」（神创造一切，牛顿的话并没有错，但一直受到嘲讽和曲解。）随着科学的进步，抬出神来解释未知之事的机会越来越小了。几年前一位颇有名气的科学家在牛津大学演讲时说：「宗教是不必重视的，宗教已渐渐被科学推翻了，科学方法证明极有效能。」医学的进步，使得求神治病的人越来越少。有人说：「药物的效力可以等于大量的祷告了！」这种认为人类仅凭自身的智慧和努力就可以认识宇宙的观点被称为「天真实在论（naive realism）」。周功和牧师写道：「天真实在论认为科学理论是绝对客观的，认为人类可以站在绝对客观的立场观察宇宙；且观察所得即为绝对正确的宇宙真理。这种理论已为近代物理所推翻。」⁵

阿基米德和拉普拉斯的宣称

　　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常常暴露出人的骄傲。「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把地球举起来！」两千多年前阿基米德大声地这样宣告说。他的依据是杠杆原理。但他尚不懂得动能和位能互变的原理，否则便不至如此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被确立之后，不少人以为宇宙的一切都可以用物理公式来表示。十九世纪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Laplace）即为一代表人物。他认为，给定了方程和初始条件，宇宙的一切都是可以预测的。据说，有一次当他把一本天文学著作献给拿破仑大帝后，拿破仑问道：「神在你的学说里还有什么位置呢？」他回答说：「皇上，我不需要神这种假说！」⁶ 二十世纪初，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确立了相对时空观。除光速保持不变外，时空的一切量度都会随观察者的运动速度和参照系的不同而改变。此时，拉普拉斯的豪言便显得浅薄了。

勃克感言

　　首次登月成功是人类科技史上一件值得庆贺的划时代大事。此时又有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报纸上鼓吹说：「这次登月成功证实《圣经》〈创世记〉的记载，也成为神话。……证明了人类合作的力量，人类高度的智慧，提高了人类的地位，确定了人类更高的价值，人类从此开始可以无愧地说：我们不只是万物之灵，更是宇宙的主人。」⁷

　　相比之下，美国太空计划的一位关键人物、美国水星计划及双子星计划的总执行者华特·勃克博士（(Dr. Walter F. Burke）的头脑，却冷静得多。他说：「我喜欢用尝试征服的字眼，而不单用征服一字，人将永无完全征服太空的一天，只要想想离开我们最近的恒星的距离。你若在基督降生时，就以每小时一百五十万哩的速度旅行，到今天为止，你还没有到达那里。再想想约翰·格林的飞行，他飞行的最大高度为一百五十哩，而我们地球的直径为八千哩，因此，我们第一位航天员所飞的高度与地球的大小相比，不过是刚离地而已。」⁸　　

　　我曾更直观地画了一个图，将地球缩小为一个直径十厘米的球，格林的最大飞行高度仅离开地表一点八毫米！勃克的结论是：「不论人已有的这些太空发展，人想在他的一生中跨越我们自己的银河的机会，极为微小。就是以光的速度飞行，需要十万年去跨越地球所属的银河，而我们知道太空中有无数的银河存在着。这种由速度乘时间而得的距离，简直大得难以想象。如果把星际间的距离和人的寿命相比的话，人以一生的时间也不可能在宇宙间走得很远；换言之，人活得还不够长，旅行得还不够快去侵犯神的宇宙。以现有的知识看，人只能在一小部分的太空里作有限的探索而已。」⁹　

　　人们原以为，当我们对宇宙的认知越多时，未知的领域就相应地越来越少。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惊异地发现，我们对宇宙的知识越来越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变得更多！现仅以几件事为例。

人能造一个活细胞吗？

　　本世纪五十年代的生物学基本还是宏观生物学。一提及生物学，人们立即想到捕蝴蝶、采花草。电子显微镜的应用，使人们可以研究、观察到细胞的各种结构和变化；六十年代，生物学发展为细胞生物学。到七十年代末期，由于基因重组等技术的问世，人们已可以在分子水平研究各种生命现象了。分子生物学的崛起，为生物学、医学、农业带来革命性变革，生物工程已成为若干前沿学科之一。有人预测，二十一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尽管生物学的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但人们仍无法造出一个活细胞来。不少人认为，人造活细胞是遥遥无期的。1998年初，Ian Wilmut等用克隆（clone）的方法，用成年羊的乳腺细胞复制出小羊桃莉（Dolly），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复制人」的呼声震耳不绝。Dolly的诞生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然而，「日光之下无新事」，它没有创造什么，只不过是将现存的细胞重组而已。更有甚者，正当人们为复制人可能引起的社会伦理、道德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时，近日却传出年龄仅一岁多的Dolly已出现衰老症状的消息，给复制工作投下了阴影。

光的本质

　　三百年前，牛顿根据他长期研究的结果，认为光由粒子组成。虽然与牛顿同时期的荷兰科学家海更斯（Huygens）的实验，证明光由光波组成。但因牛顿名气很大，科学界没有重视海更斯的学说。

　　1801年，杨多马（Thomas Young）发现，光穿过两条狭缝会发生干扰现象。光的这种衍射现象强烈地支持光是波的理论，但那时光波性质仍未被充分认同。

　　1864年，数学家马克斯韦尔（Clerk Maxwell）从理论上证明光是一种电磁波；1887年，赫兹（Hertz）在实验室中成功地用震荡电路放射出电磁波，证实了马克斯韦尔的理论。此后，欧洲大陆的科学家才接受了光的电磁理论，牛顿的光粒子学说被认为是错误的，光波学说高于一切。

　　到十九世纪末期，光电效应的发现又对光波学说提出挑战。当光撞击一个金属面时，会把金属面的电子打击出来，这叫光电效应。电子流的强弱，取决于入射光的强弱和波长。当入射光的波长大于某一个值时，则无论怎么增强光的强度，也不能产生电流。光电效应只能用粒子学说来解释。因为光子的能量与它的震动频率成正比，只有频率大于某个值的光子，才有足够的能量击打电子，使之脱离金属面而形成电流。同时，入射光越强，表示入射的光子越多，打击所产生的自由电子也越多，故电流越强。所以，光电效应与光波理论不符。

　　1900年，普朗克（Max Planck）推出量子光学。这种认为光是由量子（Quanta）组成的理论，才解释了光电效应。于是，人们对光的认识又翻了个儿。到底光是粒子还是波，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现在科学家承认光有两重性，既是粒子又是波。光的反射和折射既可用粒子学说，也可用波动学说来解释；光的衍射现象只能用波动学说来解释；光电效应则只能用粒子学说来解释。

　　光是如此重要，又如此奇妙，令人感叹不已。人们目前对光的性质只能用颇为矛盾的两重性来解释。但光的这种两重性已被科学界凭信心接受。笔者联想到，我们读《圣经》时，也同样面对很多难解的地方，比如，道成肉身的耶稣，既有人性又有神性，既是人又是神。我们是否也可以像科学家接受光的两重性一样，谦卑下来，凭信心接受耶稣的神、人两重性呢？耶稣一再宣称，称祂自己是光、是世界的光！真是太美妙了。

非线性三体系统的可测性

　　我一位研究物理的同学告诉我，目前在自然科学界兴起的一个热门研究方向叫「浑沌」（chaos）。这一研究揭示出，一些极简单的系统，有惊人的复杂性和不可测性。自十八世纪以来，很多科学家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研究由太阳、地球和月亮组成的三体系统的稳定性问题，但至今未得到答案，对这样一个体系，有两种对立的见解。一派以庞加莱（Poincare）为代表，认为其系统是不可预测的。另一方则以拉普拉斯（Laplace）为首，他说：「如果我们知道宇宙每一颗粒子，在某一特定时刻的准确位置和速度，便可以计算出宇宙的过去和未来。」这是一种机械唯物论，认为整个宇宙都是受机械律支配的。现在科学的发展和量子力学的确立，证明庞加莱的观点是正确的。

　　任教芝加哥大学的著名物理学家卡达诺夫（Kadanoff），1991年在《今日物理学》（Physics Today）上发表的一篇通俗文章中写道，当我们考虑一个简单的非线性三体系统的运动时，如果仅仅忽略了银河系外一个电子对该系统的影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后，这个简单系统的行为也将变为不可预测！

　　我的同学极为感慨地说：「考虑到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自身，我们所掌握的科学武器，面对这类问题时，人类显得多么有限！多么苍白！多么脆弱！我们必须承认，科学是有限的，在无边无涯的未知世界中，我们始终只是一个稚童。在深奥无比的宇宙中，上帝才是原动力、创造者和主宰！」

人体特异功能

　　大约在1979年，报载四川省有一个叫唐雨的孩子可以用耳朵认字，但后来又说是弄虚作假。但到了1980年，北京又传出小学生可以用手认字的消息。而且，北京大学生物系和心理系正在对北大附小的学生进行有关的测试。联想到1965年我曾看到的一则关于一个苏联孩子可以隔着玻璃板摸字的报导，我虽对用手识字一事十分狐疑，但仍抱着开放的心态，专门拨出了一天的时间到北大的测试中心去，想看个究竟。

　　我去的那天，主持测试的是一位我认识的学长。说明来意后，他热情地邀我参加测试。测试工作十分严谨、细致，有防止作弊的各种有效措施，全备科学研究的特点。主持人介绍说，小学生们用手识字已有三种不同的等级。直接把字、画握在手上识别是初级的；把字、画先放入一个密封的塑料盒，然后用手隔着塑料盒识别的是中级；用手识别已曝光、但尚未冲洗的照像底片是最高级的。他问我要测试哪一级。我说，只要能亲眼见到初级识别，就心满意足了。于是他分派了两个男孩子给我。我分别把一张看图识字的画片放到他们手中，然后用一个厚布套子从他们的左胳臂一直套到右胳臂，使之无偷看图片的可能。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寸步不离（连厕所也没敢上）。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其中一个男孩儿说他识别出来了。我问是什么？他说：「一条蛇！」我追问一句：「真的是一条蛇吗？」他有点含糊了：「让我再想想！」于是他又闭目聚精会神地想了片刻，说：「是一个人在游泳。」我不放心地问：「确实了吗？」他说：「没错儿！」于是我动手取下大套袖，从他手中拿过图片。果然，是一个人在游自由泳！游泳者的左臂已向后划出水面、正上举要挪到前方。弯曲的胳臂和手腕真与蛇的形状相仿。难怪他一开始说是一条蛇呢！我惊诧莫名。

　　这时另外一个男孩儿说他也认出来了。他说他手中的图片是一个孩子在打羽毛球，白衣白裤，戴着红领巾。我问：「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他毫不犹豫地说：「男孩儿！」除了性别以外，图片上的图像与他的描述完全相符。这个打羽毛球的小孩儿，在后脑勺露出一支很短、扎着头绳的小辫，是个女孩儿。这个学生误认为是个男孩儿。但我已相当满意了。真可谓，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了。

　　到晌午时分，被测试的学生们都陆续回家了。我见一个女孩子还坐在测试中心，一脸的不高兴。原来她平时识别中级的图片又快又准，那天却一次也没有识别出来，因而非常失望。我兴致勃勃地鼓励她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别灰心。来，我让你摸一个初级的。」于是从房间的另一端的一张桌子上，随手拿了一张图片放在她手里。她两手紧紧握住，高举过头，仅仅几秒钟，她就对我说：「有了！」「什么？」我问道。「一匹马。」「什么马？」「斑马。」结果是一匹深棕色的马，不是斑马。由于投影关系，马的身体有明、暗、深、浅之分，被她认为是斑马。但她能识别出是一匹马（是驴也无妨），就完全满足我的要求了。

　　测试中心的人告诉我说，我一个同学的女儿是摸底片的高手。于是我打电话给我同学，她热情邀我到她家吃晚饭。饭前我对她女儿说：「青青，听说你摸字摸得挺好。今天表演给我看看吧！」她面有难色。她母亲告诉我，现在很多人不相信特异功能，认为孩子们在弄虚作假。我安慰青青说：「我相信这是真的。再说，又是在自己家里，给叔叔表演一下有什么关系呢？」她同意摸一个中级的。我把一个火柴盒的火柴倒出来，把一个东西放进火柴盒里，让她隔着火柴盒摸。不一会儿她就说：「是一个小男孩的照片，还戴着红领巾。」我不禁脱口而出：「对呀！那是我小学毕业时的照片！」

　　手何以能识别图像呢？我问了很多被测试的孩子，他们的说法基本一致：当手接触到图片后，只要闭目凝思，脑子里就会闪现出各种图像，像放卡通片一样，变幻无常。如果其中一个图像在脑子里频频浮现，这就是手中那图片的图像了。这是孩子们识别的实际过程。但这些过程是如何发生呢？为何手一接触到图片（有时，其间还隔着盒子），大脑就会浮现出图像呢？看来，手似乎具有与眼类似的功能。但眼有视觉细胞、晶状体、视网膜、视觉神经等一整套精密、完善的组织结构，而手又是如何完成这个「看」的过程呢？测试中心的工作人员说，只要稍加训练，使孩子们学会集中自己的意念，大约三分之一的小学生都有这种识别功能。这也许不叫特异功能，而是人普遍具有的一种「第六感官」。

物质是由物质组成的吗？

　　二十世纪初叶，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动摇了牛顿时代的绝对时空观，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大大地深化了一步。尽管相对论的一些论点仍超越人们的常识，不易于理解，而到二十世纪中叶，量子力学提出的论点，不仅常人不着边际，连爱因斯坦都难以接受。

　　前面提到的杨多马的双狭缝实验中，如果把光源减弱到一个光子、一个光子地射出，双狭缝后面的感光胶片仍得到干涉条纹。一个光子怎么可以「同时」经过两个狭缝呢？于是哥本哈根学派的物理学家波尔（Bohr）等的结论是，一切物体皆由能量波组成；只有在物体被观察的那一瞬间，才从能量波凝聚为有本体的物质。

　　比如，我们看一个物体时，光波被所看之物表面的电场反弹到我们眼里，在视网膜上凝聚成光子，方产生视觉。又如，一个物体只有在被触摸的那一瞬间，才由波动凝聚成由原子组成的实体，从而产生触觉。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感受是幻觉，因为能量和物体都是真实的，且能互变（爱因斯坦的著名公式E＝MC²，E：运动物体具有的能量，M：物体质量，C：光速），但总觉得够玄的。

　　1927年海森堡（Heisenberg）发现「测不准定律」（uncertainty principle），表明微粒（如原子）的位置和速度不可兼得，越准确地测出其位置，则越不准确地知道其速度，反之亦然；因此微粒的动态无法用方程式精确计算，只能用概率加以预测。因为，测位置的误差与测速度的误差的乘积等于一个常数。换句话说，如果测一个粒子的速度很准确（误差趋于零），则测位置的误差就会趋于无穷大，根本不知道这个粒子在哪儿！这种看似「不科学」的量子力学，使科学更加符合实际，从而更加科学。

　　往往是「半瓶水」摇得最响，有深厚造诣的科学家常常最谦卑自律。因为他们站在最前沿，直接面对浩瀚无际的宇宙，深切知道人的渺小、有限。只有站在中间、后面的二流、三流或不入流的科学家才不知「天高地厚」！牛顿说，他是在海边沙滩上玩耍的孩子，有幸拣到几个好看的贝壳。爱因斯坦则说，他只在真理的海洋边徘徊，一无所获。他还说，他一生最大的感受之一是：科学在神的奥秘面前不过是儿戏！人徒凭自己的理智要完全认识宇宙是不可能的。基督徒相信，「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申29:29）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我们是无力认识宇宙的。退一步说，即使有一天人们认识了宇宙的一切现象，又怎么样呢？是不是我们就再也不需要神了呢？不是的。神不仅是宇宙的创造者，也是宇宙的维护者，「常用祂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来1:3）正像一切律法必须由权威制定，并在权威的监督下才得以贯彻、执行一样，神所创造的宇宙，一切规律也只有在神的护持之下，才得以正常运作，否则，宇宙早就分崩离析了。人即使可以认识宇宙，却绝无力维持宇宙。所以，无论科学如何发展，人类永远需要神。

《游子吟》

一、科学与信仰水火不容吗？

　　现代科学与信仰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也是涵盖深广的课题。但就科学与信仰的关系而言，大体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信仰绝对对立、排斥，水火不容；第二种观点认为信仰可以存在于科学还无法企及的地方；第三种观点是基督徒的观点，认为基督教信仰既超越科学，又不与科学相悖。此外，有人以为科学与信仰完全互不相干，离开实验室时把科学留在那里；从教堂出来后，信仰也随之留在教堂里。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严格地说，此种信仰并非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必完全贯穿于人的整个思维和行动过程。我将不对此种观点多费篇幅。作为一个崇尚科学的知识分子，我原在科学与信仰方面有过长期的挣扎。本章拟就对前三种观点，在我曾困惑和思考过的一些层面上，作些剖析和论述。

一、科学与信仰水火不容吗？

　　不少人认为，科学是基于事实的，是客观、真实、可靠的，而信仰则是出自心念，是主观臆测和不可靠的。因此，追求科学者必须扬弃虚无飘渺的信仰；虔信上帝的人则无法搞科学。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两者尖锐对立，不能兼蓄包容。持这种观点的人有两条强有力的依据。第一是中世纪的教会对天文学家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迫害，表明信仰对现代科学的阻碍作用。第二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一个相信进化论的人，怎么可能接受神用泥土造人的说法呢？我过去视这种观点为天经地义，现在却有了新的看法。

　　教会对哥白尼等人的迫害被当作教会因循守旧、反对科学的佐证，深深地印在许多人心上。大陆《语文》课本中有一篇文章《哥白尼》，是我国一位著名老科学家写的。文中说：「哥白尼的学说不只在科学史上引起了空前的革命，而且对人类思想的影响也是极深刻的。哥白尼推翻了亚里士多德以来从未动摇过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地球转动的学说，从而在实质上粉碎了上帝创造人类、又为人类创造万物的那种荒谬的宇宙观。」文章的结尾是，「科学终于以伟大的不可压抑的力量战胜了神权。」¹文中的观点在我国知识分子中是颇具代表性的：日心说对地心说的胜利，就是科学对基督教信仰的胜利。哥白尼、伽利略受到压抑和迫害是事实，但从这一事实中导出的这种结论却有待商榷。对这些事实的经过及诱发因素，作较详细的了解和公正的分析，有助于澄清问题。

　　日心说的确历经了漫长的时日。地心说是古希腊学者亚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首先倡导的。由于他有许多「理由」，所以地心说雄踞西方科学界、思想界一千多年，直到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 1473-1543）发表《天体运行》一书才受到挑战。在哥白尼思想的影响下，第谷（Tycho Brahe, 1546-1601）在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哥白尼式的地心说：地球以外的行星都绕太阳转；但太阳及其行星都绕地球转！第谷的助手、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用归纳法分析第谷二十年积累的资料，提出了「行星运行三大定律」，支持了日心说。同期，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Galileo, 1564-1642）用自制的望远镜观察星体，看到许多前人未见的现象，也支持日心说。但是，直到牛顿（Isaac Newton, 1642-1727）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日心说才从理论上被确立。²

　　庄祖鲲博士在《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发展》（载于《海外校园》第二期）一文中，对日心说与地心说争论的实质，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哥白尼是第一个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转的「日心说」的天文学家，但他本人并未遭受什么迫害，因为他有意在临终前才将他的书印妥出版。长时期以来，人们以为他这样做是怕受教会的迫害；近代历史学家却发现，哥白尼真正担心的对象不是教会，而是那些持亚里斯多德宇宙观、坚信地心说的天文学家。事实上，极力鼓励哥白尼出版著作的人士中就有一名枢机主教和一位基督教（新教）的天文学家。身为波兰裔天主教徒的哥白尼，则在书的开端将此书献给当时的教皇。

　　第二，真正受到迫害的是伽利略。他于1610年用望远镜的观测结果来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后，当即受到其它大学教授的围攻和教廷的警告。但因他的一位朋友继位成为教皇乌班八世，他便有恃无恐地于1632年出版了他的巨著。结果他被定罪，被软禁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一座别墅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十年。庄文指出，伽利略被定罪的主因并不是日心说（对此他事先已私下取得了教皇的默契），而在于他对教廷权威的挑战。他坚持认为神同时用《圣经》和大自然启示祂自己，因此《圣经》中有关自然现象的经文应从科学观点重新解释，从而大大激怒了一直拥有解释《圣经》的最高权威的教廷，被定罪就在所难免了。

　　与伽利略同时代的人中，有人攻击他是异端；后人中也有人以为伽利略支持日心说，表明他认为《圣经》有错误。伽利略本人对此都有明确的回答。他说：「我们知道真理不会相互抵触，所以如果物理学的理论是正确的，所得的结果必定由正确地认识《圣经》得到印证。」他又说：「有人指控我的发现是暗示《圣经》有错误，我却认为我在物理上的精确研究，更印证《圣经》的准确性。……只有相信《圣经》是绝对真理的人，才有勇气对世界上任何伟大的理论提出挑战！」³

　　我个人认为，伽利略受迫害的主因是否是日心说并不十分重要。当时地心说被科学界和教会人士普遍接受。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并非是《圣经》的启示，而是来自天主教的教义，是当时人们坚持的理性主义思潮的结果。《圣经》中根本没有关于所谓地心说的论述，连一点这方面的暗示也没有。所以，伽利略的受害与基督教信仰和《圣经》无关，乃是当时统治教会的人的失误。与伽利略同时代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同样公开支持哥白尼观点，但他却未遭到任何迫害。因为他住在马丁路德领导的「新教」（即基督教）的势力范围之内，天主教鞭长莫及。伽利略和开普勒的不同境遇，是很能为基督教信仰在哥白尼、伽利略事件上的无辜申辩的。所以，日心说对地心说的胜利，是正确的科学观对错误的科学观的胜利，是正确的科学观对天主教教义中的错误的胜利，而不是科学对基督教信仰的胜利。

　　毋容讳言，一些科学家歧视、误解基督教信仰和《圣经》，确与一些神学家的失误有关。除了哥白尼、伽利略事件外，金新宇博士在《科学与基督教》一书中还列举了一些例子。比如，爱尔兰主教乌雪（James Ussher, 1581-1656）根据《圣经》中人类的家谱推算说，神造人发生在公元前4004年，但《圣经》中并没有这样说；当避雷针被发明时，一些教会曾予以反对，认为这是不敬，打雷时应敲教堂的钟；1870年当莱特主教（(Milton Wright）访问美国一所基督教大学时，对该大学校长的「我相信在未来五十年内，人能像鸟高飞天上」的预想大为震惊：「能飞翔天空的只有天使，请你千万不要再提此事，不然你就会亵渎神了！」但三十年后，正是莱特主教的两个儿子发明了飞机，在美国北卡州的上空飞行。……金新宇指出，过去一些教会领袖对科学缺乏认识，怀有成见，以为科学是反对《圣经》的，因此科学与基督教之间便有了不必要的鸿沟。⁴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逐渐接受了人文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他们高举人的理性，认为人是宇宙的主人，否定造物主的存在；他们崇尚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哲学，以为科学是认识真理的唯一方法；强调真理的可经验性，摒弃一切于物质世界以外的客观实体，不承认任何超然的力量。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孕育下，达尔文的进化论迅速崛起，在短短的时间内席卷整个科学界、思想界。他们以这种世界观、方法论向基督教信仰和《圣经》提出严重挑战，酿成了科学与信仰两军对垒之势。

　　「五四」运动时期，先驱者们把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引进中国的同时，把「科学主义」也引进了中国。至此，我国许多知识分子都把科学当作认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被科学证明了的才可信；一切不能被科学证明的皆可疑；所有不合科学的，不是假的就是错的。他们虽然欣赏《圣经》的道德准则和基督徒的品德，但因神的存在及神迹奇事无法被科学验证，故不能接受基督教信仰。

　　由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期，一系列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的支持，《圣经》的历史性、无误性，至今不可动摇。可是，在进化论和创造论的对峙中，迷惑者、困惑者却不乏其人，笔者就曾是其中之一。如果进化论是真理，《圣经》必为谬论。如果进化论是科学，创造论必然反科学。如果唯有科学才可靠、可信，基督教信仰必然不可靠、不可信。这是我过去深信不疑的逻辑推理。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当人们对进化论的立论、根据作一番比较深入的了解后，就不难发现进化论一直面临着理论上、实践上的许多难题，并不是科学真理，只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假说。现代科学的许多重要发现都支持创造论而不利于进化论。这些，在第六章〈进化论与创造论〉中将详细讨论。

　　如果不是因一些神学家的失误和一些科学家的武断，越过自身的领域和能力彼此干预的话，科学和信仰不会如此尖锐对立。神借着大自然和《圣经》启示祂的奥秘，科学则是研究神为大自然制定的各种规律。从根本上说，科学与《圣经》应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我们所熟知的大科学家，如牛顿、焦耳、欧姆、法拉第、孟德尔、巴斯德、马克斯韦尔、普朗克、爱因斯坦等等，不是虔诚的基督徒，就是有神论者。在当今各个领域的杰出学者、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也不乏虔诚的基督徒。根据2009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统计，美国有33%的科学家信神，18%的科学家相信超自然力量。这不是在搞「名人效应」。因为事实上，也有不少著名的科学家仍不信神。但这些统计数据清楚显示，科学家是可以相信神的。

　　所以，认为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水火不容的观点，虽有一定事实依据，而且在当今的知识界相当流行。但此种观点流于表面，并未触及事物的本质。

《游子吟》

七、选择

　　杰出的剑桥大学学者魏思科（Canon Westcott）的话，可以作为这一章的小结：「实际上，把所有的证据集合起来，我们大可以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比基督复活有更充分、又更多样的证据。除非你先存成见，认为这一定是假的，不然，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使我们认为祂复活缺乏证据。」¹⁹

　　复活的证据是如此充分、确凿，但有的人仍不信耶稣的复活。原因何在呢？我个人以为，那些对耶稣复活的事经过深入、详尽的研究、了解后，仍不相信复活的人，并不是证据不足使他们不能相信，而是由于理性、意志和道德的原因，他们不愿意相信。道德层面将在以后的章节里论及，这里只探讨一下有关理性和意志的原因。

　　有人认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不符合科学，纯属无稽之谈，因而根本不重视复活的证据。这种态度本身恰恰不是科学的态度。法兰士（R. T. France）在《认识主基督》（Jesus The Radical）中指出：「如果你认为，任何凭我们已有的知识，至少在原则上不能用自然科学解释的事情，都不可能发生的话，那么你已经采取了一条不合科学的思想途径，就是在没有任何其他可能解释的时候，拒绝证据所清楚指出的结论。」²⁰我们学自然科学的人都有很多事与愿违的经历。在研究前我们有一套假说、设想，但实验的结果与我们的设想不合时，于是我们怀疑结果是否有误。但如果反复实验都得到同样的结果时，我们只好接受这些结果，开始考虑如何修正、甚至推翻我们原先的假设，以合理地解释实验资料。如果仅仅因为不喜欢资料可能导致的结论，而置实验资料于不顾，依旧坚持自己的假想，那么，我们就失去了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的起码品格。对耶稣的复活一事所应持的态度也是一样的。再说，耶稣死而复活的真伪是无法用自然科学逻辑来验证的。我在第一章已谈到一些关于科学与神的关系（在第五章〈现代科学和基督教信仰〉中还将详细讨论）。自然科学是研究宇宙的自然规律的；所有的受造之物（包括人类）都须伏在自然律之下。但作为自然律的制定者、维护者的神，当然是超越其上的。祂可以按祂所创造的自然律办事，也可以不按其律行事，这是完全顺理成章的。如果耶稣也受限于死人不能复活的自然律，祂就不是神，而是与我们无异的人了。神自己宣称：「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么」（创18:14）？耶稣也明确地对门徒说过：「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可10:27）。道成肉身的耶稣是人也是神，祂有超然的来踪去迹，是理所当然的。祂的出生顺乎自然，祂的成胎却是超然的；祂的死是自然的，祂的复活却是超然的。正是超自然的童女生子、死而复活，充分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

　　基督教信仰是有许多事实为依据的。孟沃伟（John W. Montgomery）说：「基督教不必靠神学，单靠历史考证就能成立。」²¹所以，基督教信仰并不排斥理性思辩。然而，信仰是超越理性的。信心是理性与信仰的桥樑。只有在理性的基础上，借着信心飞跃，才能确立信仰。离开信心，只凭理性是不能认识神的。耶稣的复活虽然已有极充分的事实依据，但毕竟不像数学、物理公式那样得到绝对的证明，因为多数人没有亲眼见过复活的耶稣。所以，人们必须在充分证据的基础上，踏出信心的一步，才能接受复活的真理。可是，很多人企图用理性代替信心，以为只要证据充分就能信。事实是，离开信心，信仰就无从谈起。对耶稣行的同一神迹，人们的反映却完全不一样：有人信祂是神，有人不信，还有人诬告祂。耶稣复活后，要门徒到加利利见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祂；然而还有人疑惑」（太28:16-17）。见到了复活的主，仍然疑惑！痛哉！惜哉！哀哉！法兰士（R. T. France）说得好：「当历史的证据需要一种超然的解释时，我们就面临一个十分困难棘手的抉择，就像耶稣所行的神迹，以及祂神迹性的诞生所带给我们的问题一样。就是这个基本的抉择，将拥有信心的人与世俗的思想划分开来。」²²

　　法兰士还指出：「从雅典的哲学家到今日的世俗思想家，一直有许许多多的人拒绝相信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不是因为证据不够（它们已经够明确了），只是对有些人而言，再多再好的证据都无法让他们愿意照着耶稣所要求的，重新调整他们的世界观」²³大卫华生（C. K. David Watson）说过：「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不信的原因，是他们不想信。」²⁴尼采（F. Nietzsche）也坦陈：「我们反对基督教不是因为论证的理由，而是一个好恶的选择。」²⁵是的，你如果接受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你就可以接受《圣经》中的一切神迹。你就必能放弃无神论，把神引入这个世界。那么，宇宙就变得有目的、有意义，人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也就有了明确的答案。这样，你就必须彻底地重估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这岂止仅是「调整」，简直是大破大立、脱胎换骨！而这正是许多人不能面对的事。认识自己进而否定自己，是十分困难和痛苦的。可是，只有修正错误才能把握真理。我们应该有在事实面前降服、在真理面前低头的勇气，应该有按认定的真理重新塑造自己的决心和毅力。无论是科学的追求者还是信仰的探索者，诚实、公允、执着、坚韧都是必备的品格。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又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11:25-26）。我们愿意自觉地经历痛苦、磨炼而踏上永生之道呢，还是甘心昏昏然、舒舒服服地坠入永远沉沦呢？这是一个永生和永死的根本选择。耶稣一直将这项选择放在我们面前，无人能回避。祂一生的所作所为是如此，祂的复活尤其如此。

注释

Josh McDowell著，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California, USA, 1972. 韩伟等译，《铁证待判》，美国：更新传道会，1990，页320。
Charles Colson著，Kingdoms in Conflict.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Michigan, USA, 1987. 陈咏编译，《当代基督教与政治》），台北，校园书房，1992，页44。
同1，页112。
同1，页114，引自William F. Albright, The Elimination of King “So”, The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No. 171. Oct., 1963, p.113.
同1，页260，引自Robert M. Horn, The Book Speaks for Itself. Downers Grove, IL 69515 InterVarsity Press, 1970, p. 424-426.
同1，页265，引自,Fenton John Anthony Hort and Brooke Foss Westcott.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Original Greek. Vol.i, New York, 1881, p.53-54.
同1，页265，引文同4，页106.
同1，页264，引自Gleason Archer, A Survey of the Old Testament. Chicago: Moody Press, 1964, p.6, 22.
同1，页259，引文同注5，页427-428.
J. R. W. Scott著，Basic Christianity. InterVarsity Press, England, 1958. 谢志伟译，《真理的寻索》，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90，页41。
诺特（H. W. Knott），《名人字典》，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Vol. vii, New York, 1937.
同1，页262-263，引自Frederic G. Kenyon, The Bible and Modern Scholarship. John Murray, London, 1948, p.28-30.
同1，页261，引文同5，页425.
Frank Morison, Who Moved The Stone. Faber & Faber LTD., London, 1962. 胡务实译，《历史性的大审判》，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80年。
同1，页265，引文同6，页55-56.
John W. Montgomery著，History and Christianity. InterVarsity Press, Illinois, 1965. 陈咏译，《历史与基督教》，台北：校园团契，1977，页3。
同15，页34。
C. K. David Watson著，My God Is Real. The Church Pastoral Aid Society. 张妙怡译，《光明的挑战》，香港：证道出版社，1974，页41。
Paul E. Little著，Know Why You Believe. 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of USA, 詹正义、区秀芳译，《你为何要信》，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92，页55。
R. T. France, Jesus The Radical. InterVarsity Press, 1989. 黄吴期馨译，《认识主基督》，台北：校园书房，1990，页170-171。
同15，页4。
同19，页170。
同19，页171。
同17，页96。
同2，页34。

《游子吟》

六、复活之事至今无法推翻

　　柯伯里（John Singleton Copley）是十九世纪英国最有名的法律权威，曾任英国首席检察官、上议院议长、剑桥大学校长，被英皇赐名为林贺思公爵（Lord Lyndhurst）。他去世后，他的亲属在一些文件中，找到了他谈及自己基督教信仰的详尽记载，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清楚明白那证据是什么，有关复活的证据至今尚未被人所攻破。」¹³　信仰和反对基督教的人都知道，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的基石。所以，复活的真实与否，一直是双方交锋的核心所在。但耶稣复活的史实一直屹然耸立，无人能够推翻，两千年前如此，中世纪亦然，上个世纪是这样，如今也仍未变。柯伯里的话，同样切合今天的实际。

　　律师莫理逊（Frank Morison）认为耶稣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但不是神。他认为用复活这样喜剧性的童话来结束耶稣的一生，是破坏了耶稣的形像。他立志要将耶稣在世最后几天中的事完全追记下来，以正视听，还耶稣英雄本色。他本打算尽可能删去有关神迹的一切记录，并准备对耶稣复活一事绝口不提。他认为自己是个律师，有足够的判断力，能把耶稣复活这个骗局和迷信揭穿，以便一劳永逸地推倒基督教信仰。可是，他详尽研究的结果，与他的初衷相悖，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观点，接受了耶稣复活的事实。他的著作《历史性的大审判》（Who Moved The Stone?）是一本畅销书，第一章的题目是「一本写不出来的书」。¹⁴

　　利特尔敦（Lord Lyttelton）是文人兼政治家，曾任英国国会议员和财政部长，他曾追述他与他一个做法官的朋友韦斯特（Gilbert West）一段往事。他俩年轻时都深信《圣经》是一本欺骗人的书，并决意要揭发其中的虚伪。利特尔敦立志找出大数人扫罗从未变成使徒保罗的证据，韦氏则从事印证耶稣不曾复活。他们分头研究了相当长的时期。结果，二人均因为竭力找寻证据想推翻基督教信仰，反而在证据面前放弃了偏见，悔改归信了基督。当他们碰面时，都觉得有些腼腆。他们没能按预想的计划因揭发了虚伪而欢呼，却彼此由衷地庆贺认识了神所启示的《圣经》。后来韦氏写了一本书《由历史及考证资料看耶稣基督之复活》（Observations on The History and Evidences of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在该书的扉页上，韦氏引用了一句古语：「对真理未曾下过研究工夫者，实不宜信口随意批评。」¹⁵

　　孟沃伟（John Warwick Montgomery）1931年出生于纽约州，195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康乃尔大学，继而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韦登堡大学、芝加哥大学及法国Strasbourg大学获硕士、神学士、哲学博士等学位。历任文学、神学和法学教授，著作甚丰。他在《历史与基督教》（History and Christianity）第一章中写道：「在这本书内，笔者准备不厌其烦地再提出这些问题：耶稣是谁？祂自称是谁？有何根据？本章与第三章将讨论耶稣的生平、身分及其使命的历史实录，以作为第三、四两章的背景，因为在后两章内，我们将要讨论耶稣基督的神性，祂如何从死里复活，以证明祂实在是祂所自称的那一位。这些讨论的题目难免会引起面红耳赤的争论，因为这关系到人生哲学的检讨与批判。虽然如此，我仍乐于与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些问题，因为笔者在康乃尔大学攻读哲学时，就曾面对这些难题，结果变成了基督徒。诚如剑桥大学教授鲁益师（C. S. Lewis）所说，我是在『拳打脚踢』满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历史的证据硬拖入主的国度里。从那时起，我对基督教的认识越深，就越觉得其宇宙观实在是完美无瑕，叫人经历越多，就越满足。因此我如今乐于向各位郑重推荐。」¹⁶

　　孟沃伟提及的鲁益师于1898年生于爱尔兰，在一个学院读了一年书以后，全靠自学，却在牛津大学首次获得三重学位，1954年出任剑桥大学教授。他是一个拥有独特恩赐和逻辑头脑的基督徒作家，其作品畅销全球，享誉世界。年轻时，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但后来神将他「团团围困」，《圣经》的历史可靠性使他不得不降服在神的面前。他在描述自己如何抛弃无神论、归向基督时，有如下自白：「1926年初，我所认得的无神论者中之最顽强者，在我房间内和我对坐烤火。他对我说：『福音书的历史性看来十分可靠。』『奇怪得很』，他接着说：『弗锐瑟（Frazer）笔下那位受死的神，好像真正曾发生过的事。』读者必须先认识我这位朋友（自那次以后，他没有再对基督教表示任何兴趣），才能想像他这句话给我何等非同小可的当头棒喝。我悚然大惊：倘若这位犬儒中的犬儒，刚硬者中的刚硬者，尚且不能觉得『安全』，我还有何地可站，难道真的没有逃脱的余地了吗？」¹⁷「我所最不期望的，是祂的无情步伐。可是，它却偏偏临近我。我最惊怕的东西，最后也来临了。就在1929年3月一主日，我在神前跪下祷告，承认祂是真神。也许那天夜里，全英伦最勉强不过的悔改，就是我的悔改了。我当时并不觉得这是最光荣重要的事，现在我却认为是了。圣灵居然谦逊地，接纳一位像我这样的人。浪子终于脚踏实地回家去了。这个浪子，一个游荡、挣扎、愤恨，还游视每个方向、想逃之夭夭的人，究竟是谁愿意大方地接纳他呢？所以，『强迫人入教实在被不法之徒滥用得太多了，这使一般人对入教产生误解和拒绝。事实上，这恰好显示神的恩典是多么长阔高深。』」¹⁸

《游子吟》

五、学者、专家的证词

　　也许有人会认为，像耶稣复活这样的事，在两千年前科学不发达时，人们比较容易相信；在社会高度文明的今天，恐怕就没有什么人会真正相信了。事实并非如此。两千年前，保罗第一次到希腊的雅典布道，宣扬主的复活，立刻受到人们的讥笑。其实，何止是雅典人、犹太人呢。正如前面讲到的，连耶稣的门徒一开始也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今天，不仅成千上万的基督徒相信耶稣的复活，其中包括各个领域的一批杰出的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而且，不少著名的、严谨的史学家、法学家也完全接受耶稣复活的史事。麦道卫（Josh McDowell）在《铁证待判》（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中，斯托得（John R. W. Stott）在《真理的寻索》（Basic Christianity）列举了很多例子，现我仅引用几例。亚诺（Thomas Arnold）教授是英国著名学者、牛津大学的现代史教授，曾著有十三册罗马史。他在一本著作中写道：「有关我们的主耶稣，其生、其死及其复活之事，我们所见之证据是十分可靠的，我们用平日决定好坏的标准，来评论这些证据的好坏。世间有成千上万的人都将这些证据仔细研究过，他们从事审查时态度慎重，如同法官面临重大的审判案件一样。我个人也曾如此做过，不为说服别人，而是为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借用研究其他时期的历史时所用的考证法，来考查、衡量耶稣的门徒及后人所写的记录。我相信在人类历史当中，没有一件史迹的每一个细节，曾像神所赐的大神迹，也就是耶稣死后由死里复活一样地，这样被一个公正的学者所彻底研究过。」⁵

　　达林公爵（Lord Darling）曾任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在一次私人宴会中，当客人谈论到一本论及耶稣复活之事的著作时，他一本法官之态度，庄重地发言道：「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心，比方说，要能相信耶稣的教训和祂所行的神迹。但在全然相信之前，我们也当先有所怀疑，我们应对一些问题的关键重加思考，如耶稣是否就是祂所宣称的那一位？这必须决定于祂有没有复活一事上。对耶稣复活一事，我们不但要有信心，也要能找出证据来印证我们的信心。这些证据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可以是直接的证据，也可以是间接的证据。我们把这些证据放在世人面前，好叫世上一切有智慧的人都能在观察之后，都很肯定地下一判断说，耶稣的复活故事实在是真的。」⁶

　　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尼克里（Armand Nicholi）曾在1968年著文介绍安德生博士（J. N. D. Anderson），说安氏是「国际有名的大学者，尤以善用历史证据闻名」，曾任英国伦敦大学高等法律研究所所长，也是当今国际法理学权威。安氏说过：「这些证据乃是基督教信仰的历史根基，能被用来引证新约《圣经》中一切有关耶稣其人、其训的可靠性；它不但可以用来证明耶稣的死这件事实及其意义，也能证明历史上的那座坟确实是空的，使徒们确实见过耶稣复活。这种证据在为我们行走信心旅途时，打下最稳固的一座根基。」⁷

　　著名的生理学家艾伟博士（Dr. A. C. Ivy）曾任依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化学系主任、美国生理学协会会长。他的证词是：「我相信耶稣肉身复活一事，也许你们认为这是私人的事，但我却不以为耻，要让世界知道我信这事，且能用理智为自己的信仰辩护……。一百多年前许多与耶稣复活一样难解的事实，如今在我的图书馆内都有科学资料可以证明，但对耶稣的复活，我不能以同样的方法来求证。然而根据现今已有的生物知识和历史证据来看，一个真正相信科学哲理的人，他可以怀疑耶稣肉身复活这件事，他们却无法否认这件事曾经发生过。若需要否认，他们则首先要能证明这件事未曾发生过。我只能说现代的生物学还不能使一个已埋过三天的尸体，重新复活起来。按照我个人研究科学的态度来衡量，若根据现今生物学的知识来否认耶稣复活一事，实在是缺乏科学态度的一种表现。」⁸

　　弗来明教授（Ambrose Fleming）曾被选为英国最杰出的科学家、法拉第奖章获得者，他在其著作《神迹与科学──论耶稣之复活》（Miracles and Science──The Resurrection of Christ）一书中肯定地指出，福音书中所记的神迹，没有一处是科学家无法接受的。他向知识分子们挑战，要求他们诚实审查，如果「……经过诚心的追寻之后，他们必能发现基督教并非建立在虚构的小说或幻觉上，也不是如彼得所说：『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建立在有历史根据，有实可考的事件上，不论这些事看来多么神奇，它们实在都是在世界历史上所发生过的、最伟大的几件事迹。」⁹

　　克拉克爵士（Sir Edward Clarke）在致梅克西（E. L. Macassey）牧师的信中说：「我以律师的眼光对第一个复活节早上发生的事作过深入的研究，所找出的证据十分完备。我过去在高等法院判案时，我们能根据一些比耶稣复活的证据微弱许多的证据来定案。只要看证据，我们就能定案，一个诚实的见证人是不用精心雕饰或费心装饰其供词的。福音书中所提供的证据就是这类的证据。作为一个律师，我自然毫无保留地相信，它们是由一群可靠的人对见到的事实所作的见证。」¹⁰

　　葛林尼夫（Simon Greenleaf, 1783-1853）曾任哈佛大学法律系教授，并在大法官史陀瑞（Joseph Story）去世后接续成为同校的荣誉教授。诺特（H. W. Knott）在美国《名人字典》（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¹¹第七卷中称：「由于史陀瑞和葛林尼夫两位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才能成为美国法律系中的佼佼者。」葛氏从使徒们的言行及当时所面临的险恶环境来论证耶稣复活的真实性，精辟入里：「使徒们所传扬的最伟大的真理，就是耶稣已经由死里复活，唯有人在认罪、悔改，相信祂后，人类才有获得救恩的希望。他们会在四处异口同声地传扬此一教义，实在有些令人不可思议，因为他们当时身受逼迫，且面临人心所能面临的最大恐惧。他们的主在不久之前，被民众法庭以罪犯嫌疑处死，他们的宗教被世人认为是来推翻世界的，世间每个国家的法律均下令阻止其门徒传扬福音。全世界的领袖均起来攻击他们，世界不肯容纳他们。即使他们想以最善良、最和平的方法来传扬福音，他们仍不免要招人的蔑视、受欺压、遭毁谤；人们迫害他们，鞭打他们，将他们下在监里，施予酷刑甚至遭受惨死。但他们依然热心传扬此一信仰，面对苦难，他们却不惊慌，反倒喜乐。当他们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时，却有更多持此信仰的人站出来，以最大的毅力与决心继续完成未完之责。在世界的战争史中，我们找不出有这种以英勇、忍耐与不死之决心编成的军队。他们经常有外来的动力向他们挑战，使他们必须重估自己信仰的根基，并需证实自己所信的真理与事实。如果耶稣不曾由死里复活，他们不可能会再确定自己所信的是真的；如果他们不能肯定这些事件，他们不会持久拥有这样的信心。如果人有办法在这件事上如此欺骗他们，世间必然也有其他的动力能使他们回转发现自己的错误。若他们所信的是错误的，却不肯返回，那么他们终生所遭遇的，不但是人在外表所能承担下的最大不幸，他们的内心也要承受极大的苦闷与罪恶感。他们对未来的和平将无法再存希望，没有良心平安的见证，没有荣耀的盼望，也得不到人的尊重。在今生没有喜乐，来世也无福乐。……但使徒的行为证明他们并不是这样的。若使徒们必须隐瞒以上的种种行为，这显然与他们的本性有所不合，因为他们从生活上显出与常人无异，与我们一样，他们也被同样的动机所左右，会因同样的希望而生出活力来，会为同样的喜乐所感，也会为同样的愁苦所困；会因惧怕而心情紊乱，也会被类似的感情所困扰；他们更与我们一样为试探、疾病所困。但他们的作为却表现出他们对人类具有深刻的了解，如果他们的见证不实，世界再没有理由要促使他们作这些虚伪的事。」¹²

《游子吟》

四、耶稣复活的历史印痕

纪念主日

　　在耶稣受难、复活前，犹太人及耶稣的门徒皆守安息日（一周的第七天，即星期六）。这是神在西乃山所立的十诫之一：「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作；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出20:8-11）。以色列人历尽艰辛，出埃及、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后，再次重申守安息日，除了重申上述诫命外，还说：「你也要记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申5:15）。以色列人被掳回归后又立约遵守安息日：「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尼10:31）。到耶稣时代，犹太人已守安息日一千多年。他们对在安息日不可作的事有极详尽的规定，如果一个人在安息日那一天衣服上带一枚针都是犯罪，可见犹太人对安息日的严格和一丝不苟。但耶稣受难后，祂的门徒和信祂的犹太人，就突然改守安息日为守主日（一周的第一日，即星期日）。必有一件重大事件发生了，才可能改变犹太人的传统习惯。这个重大事件就是耶稣的复活。因为耶稣是在星期日复活的。人们守主日就是纪念耶稣的复活、升天。这一习俗一直持续到现在。

圣餐和洗礼

　　圣餐和洗礼是基督教的两项重要仪式，它们都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使徒保罗谈到圣餐的意义时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祂来」（林前11:23-26）。洗礼是耶稣复活后在加利利向门徒显现时颁布的大使命。「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祂；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16-20）。洗礼是表征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祂的死么？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祂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罗6:3-4）。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圣餐和洗礼就毫无意义。这两项仪式坚持近两千年，沿袭至今，是耶稣复活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之一。

十字架的荣耀

　　从十一世纪开始，欧洲基督徒数次挥师东进，要夺回被伊斯兰教徒占领的圣地巴勒斯坦。这些军队以十字架命名，即有名的十字军东征。直到现在，有些国家以十字架作为国旗的标志，有名的国际卫生组织红十字会，亦是以十字架命名的。十字架被高高地树立在教堂之上，印在救护车上，甚至被人挂在胸前。若耶稣被钉死后没有复活，十字架只意味着黑暗、死亡、悲哀。正是主耶稣的受死、复活，完成了神救赎人类的计划，耶稣极大地被荣耀，十字架才会代代相传，被人们当作荣耀、胜利和神圣的象征。

教会的兴起

　　基督教会的兴起是耶稣复活的直接结果。早期教会所宣扬的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基督教不是从一套教义开始的，乃是从传扬耶稣的复活开始的。没有耶稣的复活，也就没有基督教。基督教是植根于耶稣复活这一历史事实的客观信仰，这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根本区别。有人说，耶稣的空墓是基督教的发祥地。据说，曾有一个谣传流遍亚洲某地，宣称佛祖释迦牟尼的一根遗骨被发现了。于是这遗骨被供奉起来，并举行盛大游行。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充塞条条街道，向游行的队伍致敬。一位基督教宣教士目睹那些虔诚佛教徒俯伏在地向遗骨膜拜，感慨万分地说：「如果耶稣基督有一根枯骨被发现，会怎么样呢？基督教就立刻崩溃了！」此话精辟深刻，入木三分。基督徒知道自己的主已复活升天了，因此少有去敬拜耶稣的遗物或空墓的。不久前传说有人发现了耶稣埋葬时的裹尸布，一时成为焦点。各路专家纷至沓来，作了各种精细的考查、分析，莫衷一是。我个人认为，不管那是不是耶稣的裹尸布，都无关宏旨，在历史和神学上也不会有多大意义。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升天了，别的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行笔至此，笔者不禁联想到一件趣事。近期，佛教的活动有了新的变化，有的地方也开始开展类似基督教团契的唱诗、查经活动。基督教有圣诞节，庆祝耶稣降生；佛教也开始倡导佛诞日，庆祝释迦牟尼诞辰。尤有进者，据报载，台湾现已决定将农历4月8日佛陀诞辰增定为法定纪念日，与母亲节合并，放假一天（见《世界日报》1999年8月31日报导）。尽管佛教的活动与基督教日趋类同，但有一点是无法攀比的：基督教有复活节，佛教绝不可能有佛活节！

《游子吟》

三、《圣经》预言的应验

　　耶稣降世为人，传讲天国道理、受死和复活这一事件，是神预定的救赎计划。在《圣经》中，神借着众先知多次晓喻人们。据学者估计，仅预表耶稣基督的死，旧约《圣经》至少提到三百三十三次，新约提到一百七十五次以上。主耶稣自己也多次对门徒说，祂将在耶路撒冷受难、并第三日复活。除了诗篇第33篇外，对主耶稣将遭受的苦难，描写得最详细的是〈以赛亚书〉第52章第13节至第53章第12节这段预言。麦道卫（Josh McDowell）在《铁证待判》（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列举出旧约中论及主耶稣之被卖、受审、死亡及埋葬的二十九项预言，如「祂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赛53:7）；「哪知祂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祂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祂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赛53:5）；「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诗22:18）；「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诗22:16）；「因为祂将命倾倒，以致于死，祂也被列在罪犯之中」（赛53:12）；「祂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赛53:12）；「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诗69:21）；「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摩8:9）；「我的神！我的神！为什幺离弃我」（诗22:1）；「又保全祂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诗34:20）；「人还使祂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赛五十三9）；等等。这些预言由不同的作者写成于公元前1000年到500年之间。〈诗篇〉第22篇是以色列君王大卫的诗，成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而〈以赛亚书〉则是先知以赛亚于公元前七、八世纪写成。读新约后就知道，这二十九项预言在二十四小时中，完全无误地应验在耶稣一人身上。

　　有人认为预言应验在耶稣身上也许出于巧合，因为有些预言也应验在肯尼迪、马丁路德 . 金等人身上。的确，在其它人身上，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两件应验的预言。但是，几十项预言全部应验在一个人身上，除耶稣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美国丹佛市的基督教维克多出版社（Victory Publishing Co.）曾公开「悬赏」：如果谁能在耶稣以外，在全世界古今人物中，找到一个所有关于弥赛亚预言中的一半（不是全部），均已应验在其身上的，该社乐意奉送一千元美金做奖金。从概率学看，预言应验在耶稣身上绝非巧合。所以，至今无人能领取这份奖金。

　　有关主耶稣的这些预言的描写之细腻、生动、应验之准确无误，简直到了令人瞪目的程度，以至于许多虔诚的基督徒也极为惊叹地说：在读这些预言时，人们几乎要以为先知以赛亚就站在十字架底下，看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因此，有人又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些预言在耶稣身上的应验提出质疑。一种看法是，耶稣及其追随者正是以旧约的预言为蓝本，刻意导演耶稣受难的剧情，以表明其预言的准确。这种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即使耶稣及其信徒们想这样做，没有罗马人、祭司、法利赛人的配合，这台戏是无法演出的；而罗马人、犹太人决无配合之可能。再一种观点是怀疑这些预言本身的真实性。也就是说，会不会有人在耶稣受难以后，按祂受难的情节，假冒以赛亚先知的名义写出这些「预言」呢？或者说，旧约《圣经》中的这些预言，是否真的写于耶稣受难以前呢？对这一质疑，长期以来找不到有力的反证。在死海古卷发现前，我们拥有的最古老的旧约希伯来文手抄本——马所拉经卷（Masoretic Text），是公元后十世纪抄写的（详见第二章），因而无法肯定这些经卷中，有关耶稣的预言的确写成于公元之前。但死海古卷的发现把问题澄清了。死海古卷中有希伯来文的〈以赛亚书〉抄本（参见第四十五页）。专家们把1QIsa^b抄本中的53章（即集中预言主耶稣受难的一章）与马所拉经卷仔细对照，发现两者几乎没有差别。该章的一百六十六个字中，只有十七个字是有疑问的；在这十七个字中有十个字是拼法有别，对书中意思并无影响；余下七个字中，有四个字是文体的改变，如连接词的增减等；其余的三个字可并成「光」字，被加在11节中，但对全文意义亦无甚影响。死海古卷各经卷写于公元前299年至公元后68年各不等。但其中〈以赛亚书〉被确定写于公元前125年左右。这表明从死海古卷到马所拉经卷，历经千年不左，抄经家的精确程度令人肃然起敬；更重要的是，这清楚地表明：关于主耶稣受难、复活的预言，确实写于公元前而不是耶稣受难之后，是真正的预言。预言在耶稣身上的完全应验，是耶稣按上帝的计划受死、复活的强有力证据。

《游子吟》

二、历史考证

当事人的见证

　　耶稣复活的史事，最详尽地被记录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四卷福音书中。马太和约翰是耶稣亲自选召的十二个门徒中的两位；路加是一位医生，但与使徒保罗的关系极为密切；马可则长期追随使徒彼得。在第二章里我们已详细论证过整本新、旧约《圣经》的历史性、可靠性和无误性。所以，四福音书是当事人见证的最重要文献。

　　福音书中关于空墓的记录，虽在细节上有些差异或冲突，但基本情节却是彼此相符的。这说明福音书的作者，被耶稣复活这件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所深深地震撼和激励。他们集中注意力在复活的基本事实上，而不是一些细枝末节上。即使在今天，对一件在公开场合中发生的事件，如车祸、银行被劫等，目击者的笔录一定不会完全相同。四福音书中的这些小差异，说明作者并没有刻意去统一每一个细节。相反地，如果这四部独立著作的描述完全一致，那才令人怀疑是彼此抄袭的呢！

　　福音书描述耶稣复活的笔触是非常朴实无华的。他们忠实地记下了当时发生的事情，毫无夸张、渲染。第二世纪曾出现一卷〈彼得福音〉（Gospel of Peter），谈到在耶稣复活时，天上有大声音，有天使下降，封墓石自己挪开，一个会说话的十字架跟着头高达云霄的耶稣走出坟墓，等等。四福音书中却完全没有这种编造的宗教传奇色彩，显得更为真切、可亲、可信。另外，四福音书一致地记载说，是妇女们首先看到了空墓。在当时，妇女的见证在犹太律法上是不被接受的，没有人会相信。连门徒们最初也拒绝相信妇女的见证，认为是胡言乱语。所以，尽管妇女首先见证空墓对传扬耶稣复活不利，但福音书中仍如此记载。唯一的理由只能是事实原本如此，四福音书的作者们完全忠于事实。

　　除福音书外，新约《圣经》中的〈使徒行传〉中，详尽地记录了复活后的耶稣，在大光中向保罗显现，使保罗悔改认主的始末。使徒保罗本人则在〈哥林多前书〉中，为主耶稣的复活提出强有力的见证。此卷书是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期间，写给位于希腊半岛南部的哥林多城教会的，成书期间约在公元55年。如果主耶稣是在公元30年左右受难的话，保罗写此信时，距耶稣的受难、复活仅二十多年。他在信中写道：「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如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矶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林前15:3-8）保罗在见证复活的主显现时，特别提到耶稣曾在加利利，一次显给五百多位弟兄看；而且在他写这书信时，五百多位弟兄中的多半还健在。这是何等有力的见证！如果保罗在此信中所谈有不实，早就被人揭露了，此信不可能留传至今，脍炙人口。试想，如果有人公开发表文章，编造说在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去世的某知名人物，死后又复活了，他的文章一定会受到猛烈的抨击和令人嗤之以鼻。〈哥林多前书〉被收入新约《圣经》正典，至今广为人们所颂读、喜爱，是见证耶稣复活的巍然挺立的历史丰碑。

史学家的记载

　　在第三章讨论耶稣的历史真实性时我们谈到，尽管非基督徒史学家留下的记载不多，但仅有的记载是十分肯定、可靠的。关于耶稣复活的史料亦是如此。一个犹太人在罗马的边陲省分巴勒斯坦被钉死，在罗马新闻界是微不足道的，恐怕连见报的资格都没有。直到几百年后，当基督教如火如荼地席卷全世界时，史学家才猛然惊醒、回首。所以，除了当事人的见证外，史学家关于复活的记录不多，但已有的记载却相当确凿。

　　著名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在《犹太古史》记载道：「这时犹大地出现一名叫耶稣的智者（如果我们能这样称呼祂的话），祂能行神迹与奇事，又是许多喜欢追求真理之人的导师。跟随祂的人除了犹太人之外，也有不少是希腊人。这人就是基督，但罗马巡抚在我们民间领袖的怂恿下，判钉祂十字架。起初就爱祂的那群人，一直没有离弃祂，因为祂在死后第三天又复活了。众先知曾预言祂的复活，及许许多多有关祂的神迹奇事。基督徒就是从基督得名的，直到今天仍未完全绝迹。」³

　　他勒（Thallus）是生于撒玛利亚的史学家，是外邦人中最早提到基督的，其作品多在主后50年左右写成。可惜原著已失传，只能从他人的作品中窥测一、二。公元221年左右，基督徒作家犹非利加纳斯（Julias Africanus）在评论他勒作品时说：「他勒在其所著的史书第三卷中，把耶稣受难时，遍地都黑了的情况解释为日蚀，照我看来似乎不合理。」4　这个评论是十分中肯和重要的。第一，耶稣受难正值犹太人的逾越节当天或除夕。犹太人的历法也是一年有十二个月，像中国的农（阴）历一样，是依月圆、月缺计算的：月亮绕地球转一圈为一个月，月亮绕地球转十二次便是一年。阳历则以地球绕太阳转一次为一年。阴历一年与阳历一年差十一天，须用闰月来补足。世界通用的公历是阳历。有资料认为，以色列人住在埃及期间可能用阳历，但离开埃及后，便改用阴历。出埃及那一个月定为正月（相当于阳历三、四月），逾越节在正月十四日；那天晚上，是一年的第一个圆月之夜（这是犹太人的宗教历法）。此外，他们还有一种方便农作、以宗教历的第七月（相当阳历的九、十月）为正月的民事历法（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圣经》启导本第178页的「以色列人古代宗教。民事历、节期与阳历对照表」）。圆月时，地球应位于太阳和月亮之间，并在太阳与月亮的连线上，故在地球上可以看到反光的全月。日蚀的发生是因为月亮恰好位于太阳和地球之间、并在前两者的连线上，此时月亮是以背光面对着地球，我们看不到月亮（所谓新月期）。当月亮开始遮住太阳时，我们就看到太阳出现一个弧形的缺，当月亮全部遮住太阳射到我们眼中的光线时，就是日全蚀。耶稣受难时正逢满月之日，把祂断气时遍地变黑归结于日蚀，是不符合天文学常识的。

　　其次，福音书中详细记载了耶稣受难时遍地变黑之事。「那时约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初，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祢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路23:44-46；另见太27:45-50；可15:33-41）从犹非利加纳斯的这一段评论可以看出，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黑暗降临大地之事在当时是家喻户晓的，以致不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人，必须要想方设法，用自然现象来解释黑暗发生的原因，企图抹掉这一神迹。不信者的这种解释，虽与科学知识相悖，但却成了耶稣受难、从死里复活的史实的极佳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