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际关系的基督教道德，我们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基督并没有在这方面倡导任何全新的道德。新约的黄金准则「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译注：参见《路加福音》第6章31节），实际上是总结了每个人内心一直都知道是对的事情。真正伟大的道德教师，从来不引进新的道德观念，只有江湖骗子和怪人才会这么做。正如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1709-1784年，英国著名学者）所说：「人们需要被提醒的次数，比需要被教导的次数更多。」每一位道德教师的真正工作，是反复不断地将我们拉回那些我们急于回避的古老简单的原则，就像把一匹马拉回它拒绝跳越的栅栏，或者把一个孩子拉回他想要逃避的功课。

　　第二点需要澄清的是：基督教没有、也没声称自己有一个详细的政治计划，要把「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应用于某个特定的社会。它不可能有这样的计划，它适用的是所有时代的所有人类；只适合某个时代或地区的具体计划，对于另一个时代或地区未必适合。而且，无论如何，基督教不以这种方式发挥作用。当它告诉你要喂饱饥饿的人的时候，并不会给你上烹饪课；当它告诉你要读圣经的时候，并不会给你上希伯来文、希腊文、甚至英语语法课。它从来没有打算取代或废除一般的人文学科和科学：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位导演，可以给它们分配合适的工作；它是力量的源泉，只要它们被它所用，它就会赋予它们新的生命。

　　人们说「教会应当领导我们」。如果他们所说的意思是正确的，这句话就是真的，如果意思是错误的，这句话就是假的。他们所说的教会，应该指全体委身的基督徒。当他们说教会应当领导我们，应该指某些基督徒——那些碰巧有合适才能的人——应当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并且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应当是基督徒，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应当致力于实践「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如果我们其他人也真的乐意接受它，那么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解决我们自己社会问题的基督教解决方案。但是，当人们要求教会来领导时，大多数人的意思当然是希望神职人员提出一个政治纲领。那是愚蠢的。神职人员是教会内部接受特殊训练的一批人，专门负责关于那些将活到永远的受造物的事务；而我们却叫他们从事一项完全不同的工作，他们在那方面从未受过训练。这项工作实际上应该由我们、由平信徒（译注：圣公会把教会中神职人员之外的成员称为「平信徒 layman」）来承担。例如，将基督教的原则应用于工会主义或教育，应该由基督徒工会人士或基督徒校长来做：正如基督教文学应该由基督徒小说家和戏剧家来写，而不是由主教们聚集在一起，试图在业余时间创作戏剧和小说。

　　尽管如此，新约虽然没有详细描述，但却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提示，告诉我们一个全面的基督教社会将是什么样子的。也许它提供给我们的，比我们能接受的更多。它告诉我们，那里将没有游手好闲的寄生虫：如果人不工作，他就不应该吃饭（译注：参见《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章10节）。每个人都要亲手做工，更重要的是，每个人的工作都是生产有益的东西：那里不会制造愚蠢的奢侈品，然后再用愚蠢的广告劝我们购买。那里没有「赶时髦」或「摆架子」，没有装腔作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教社会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左翼社会。另一方面，它始终主张顺服——主张人人顺服和尊重合法任命的行政长官，孩子顺服父母，妻子顺服丈夫——这一点恐怕很不受欢迎（译注：参见《罗马书》第13章1节，《以弗所书》第6章1-2节，第5章22-24节）。第三，那是一个其乐融融的社会：充满歌声和欢乐，把忧虑和焦虑视为错误。礼貌是基督教的美德之一；新约讨厌所谓的「好管闲事」的人（译注：参见《提摩太前书》第5章13节）。

　　如果存在这样一个社会，并且你或我参观过之后，我想，我们会带着一种奇怪的印象离开。我们会觉得它的经济生活非常社会主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是「高级的」；但它的家庭生活和行为规范却相当老套——甚至可能是仪式化和贵族化的。我们每个人都会喜欢其中的一部分，但恐怕很少有人会喜欢全部。如果基督教是人类机器的总体方案，这些反应是我们应该预料到的。我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偏离了总体方案，我们都想证明自己对于原始方案的修改就是方案本身。你会一次又一次地在关于真正基督教的事物中发现这种情况：每个人都被其中的一部分吸引，并想挑出那些部分、放弃其他部分。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得更远；那就是为什么那些为截然相反的事物而战的人，都可以说自己是在为基督教而战。

　　还有一点。古希腊的异教徒、旧约中的犹太人和中世纪伟大的基督教教师都给了我们一个忠告，但现代的经济体系则完全不遵循。所有这些人都告诉我们借贷不要取利（译注：参见《利未记》第25章36-37节）：但借贷取利——我们称之为投资——是我们整个体系的基础。这未必说明我们错了。有人说，当摩西、亚理斯多德和基督徒一致主张禁止利息、或者他们所说的「高利贷」的时候，他们无法预见到股份公司的出现，只是想到私人放债人，因此，我们不用在意他们的话。在这个问题上，我并没有最终的发言权。我不是经济学家，我根本不知道投资体系是否应该对我们今天的情况负责。这是我们需要基督徒经济学家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不告诉你：三个伟大的文明都一致、或者乍看起来一致地谴责作为我们整个生活基础的那个东西，我就是不诚实的。

　　再讲一点，我就可以结束了。在新约说每个人都必须工作的经文中，给出了一个理由，这样「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译注：参见《以弗所书》第4章28节）。慈善——即周济穷人——是基督教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绵羊和山羊的可怕比喻中（译注：参见《马太福音》第25章31-46节），人是往永生还是永刑里去，似乎都取决于它。今天，有人说慈善应该是不必要的，我们要做的不是周济穷人，而应该创造一个没有穷人需要周济的社会。他们说，我们应该创造这样的社会，这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有人因此认为，你现在就可以停止周济穷人，那他就已经与整个基督教道德分道扬镳了。我不相信一个人可以确定我们应该给予多少。恐怕唯一安全的准则，就是给予超过我们所能付出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舒适、奢侈品、娱乐等方面的支出，达到了与我们同等收入者的普遍水平，那么我们可能就给予得太少了。如果我们的慈善根本没有让自己感到拮据或不便，我就应该说它太少了；应该有一些我们想做、但因为我们的慈善支出而不得不取消的事。我现在说的是一般的「慈善」，你自己的亲戚、朋友、邻居或员工中的具体情况，就像是上帝迫使你注意的事，可能会要求得更多：甚至会严重削弱和危及到你自己的生活。而对于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来说，慈善的最大障碍，不在于我们的奢侈生活、或者对更多金钱的渴望，而在于我们的恐惧——对于不安全感的恐惧。我们必须经常意识到，这是一种诱惑。有时候，我们的骄傲也会妨碍我们的慈善；我们倾向于炫耀自己的慷慨，在小费、请客的花费上超支，而在那些真正需要我们帮助的人身上，却花费不足。

　　现在，在我结束之前，我将冒险猜测本章对读者产生了什么影响。我的猜测是，其中有一些左派人士非常生气，因为没有朝那个方向走得更远一点；而另一些持相反观点的人，则因为认为走得太远而生气。如果是这样，那么在为基督教社会绘制蓝图的过程中，我们就会遇到真正的障碍。在讨论社会道德这个主题时，我们大多数人并非真心想了解基督教的观点；我们讨论它，只是希望从基督教那里获得对自己派别观点的支持。我们正在到一个能为我们提供主人或法官的地方寻找盟友。我也一样，本章中有一些我原先想省略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不从远处兜一个很大的圈子，否则这种谈话就不会有任何结果。除非大多数人真心渴望，否则一个基督教的社会不会到来；除非我们成为彻底的基督徒，否则也不会真心渴望。我可以重复「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句话，直到声嘶力竭；但在我爱人如己之前，并不能将它真正付诸行动：我无法学会爱人如己，除非先学会爱上帝；我无法学会爱上帝，除非先学会顺服祂。因此，正如我之前警告过你的，我们被逼向更内在的东西——从社会问题被驱赶到宗教问题。因为最长的弯路，正是最近的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