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课:圣经概览
第二课:旧约是如何怎样形成的
第三课:新约是如何怎样形成的
下载讲义(勘误:视频和录音大约23’40″处关于雅各书作者的介绍有误,正确内容请看讲义。)
方言是一个令不少信徒困惑的问题:有人天天用「方言」祷告,有人却避讳不提;有人把「方言」视为圣灵的工作,有人却认为是邪灵的圈套;有人把「方言」当作复兴教会的法宝,有人却认为是肉体的情绪。许多弟兄姊妹追求方言,都是源于爱主之心,渴望能更真实地经历圣灵的大能,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这份渴慕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更需要敬畏地根据圣经仔细查考、审慎分辨,把信仰扎根于神清楚启示的真理之上。
本文根据圣经和各方面的研究结果得出结论:现代流行的「方言」大都是一种人为习得的「舌音」,虽然具有缓解压力的效果,但与各种异教和世俗文化中的「舌音」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既不符合圣经的记载,也不属于圣灵的恩赐。本文并不是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也不否定真实的灵恩经历,而是盼望帮助弟兄姊妹用圣经检验个人的经验,对圣灵的工作有更整全的认识,从而使属灵的生命扎根于真道、健康地成长。
目录
旧约曾提到「受感说话」(民十一25- 29;撒上十5- 13;十九20-24),但却是当时的听众都能听懂的希伯来语先知启示,并非新约所说的方言。在新约中,《马可福音》提到了「新方言」(可十六17),但并没有具体的解释;《使徒行传》描述了方言的现象,《哥林多前书》则教导了处理方言所引起的问题。
《使徒行传》记载了三次有代表性的方言现象:
由上可见,「说方言 Speaking in tongues」是一种圣灵的恩赐,能使人不必学习,就可以「说起别国的话」(徒二4),用「众人的乡谈」(徒二6)来「讲说神的大作为」(徒二11)、「称赞神为大」(徒十46)、「说预言」(徒十九6),是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来二4)。但方言若无人能翻译,容易破坏聚会秩序、导致骄傲自夸,所以保罗教导的原则是「不切慕、不禁止」:「你们要切慕作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林前十四39-40)。
使徒时代之后大约一千八百多年,历代教会文献很少提到方言的现象,大都把方言理解为某种人类的语言,而不是神秘的舌音或狂喜状态。第二世纪的教父爱任纽指出,方言就是说外语的能力,第三世纪的教父特土良提到当时仍然存在翻方言的恩赐。1265年,著名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指出:方言的恩赐是为了宣教而提供的说不同语言的能力,主耶稣没有说方言,因为祂的使命是对犹太人;现在的信徒也不用说方言,因为教会本身已经在说万国的语言(Summa Theologica, 问题176)。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等神学家都认为这些记号性的恩赐已经随着使徒时代的结束而终止了。但在近代教会史上,确有一些人曾在特殊情况下说起别国的话来。比如:一、1890年,加拿大宣教士古约翰在河南宣教,由于中文进步缓慢、备感挫折;有一天多伦多的弟兄们为他竭力代祷,他当晚得到语言恩赐、从此打破语言障碍(《古约翰小传》)。二、1965年,吴勇长老前往中美洲千里达布道,发现当地都是广东华侨、语言不通;他竭力祷告,当晚得到语言恩赐、用粤语讲道(《不灭的灯火》)。

1901年,美国堪萨斯州伯特利圣经学校(Bethel Bible School)的女学生、投身于循道会圣洁运动的欧兹曼(Agnes Ozman)经过长期祷告追求,突然开始说「方言」,成为五旬节运动(Pentecostalism)开始的标志。据说她三天不能讲英语,只能说汉语、写中文。不久,这个学校其他的人也开始说「方言」。到1906年,所谓的洛杉矶阿苏撒街复兴运动(Azusa Street Revival)使五万多人有了说「方言」的经历,使五旬节运动蔓延到全世界。追随者认为「方言」就是「舌音」或「卷起舌头的灵语」,而「说方言」是受圣灵、甚至是得救的证据,以致造成了许多教会的冲突和分裂。
二战之后,理性主义渐渐没落,后现代社会的人们热心于追求各种灵界经验,教会的风气也渐渐改变。1960年代开始的灵恩运动(Charismatic movement)不再坚持「方言」是「受圣灵」的证据,而是认为用「方言」祷告、唱歌可以带来许多属灵的益处,聚会也变得更有秩序,所以广泛渗透了日益灵性软弱、缺乏良策的主流教会,联合教会、福音派圣公会、信义宗、长老会、循道会和天主教等宗派都出现了大量说方言的信徒和教会。灵恩运动继续推崇五旬节运动的「方言」,吸引了全世界至少四分之一的基督徒(皮尤研究中心资料),给普世教会造成了极大的困惑。他们的音乐敬拜形式促进了「方言」的流行,重鼓点、强有力、重复节奏和切分节拍的音乐,使信徒放松理性、进入自我催眠,享受情绪的放松。
从流传下来的图片可见,欧兹曼所写的「中文」只是涂鸦,她所说的「汉语」也没有证据说明有人能听懂。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五旬节运动和灵恩派所谓的「方言」并非圣经所说的「别国的话」,只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舌音 γλωσσολαλία/Glossolalia」。

「方言 γλῶσσα/glossa」原文在新约中一共出现过50次,在和合本圣经中有七种译法:
由上可见,圣经中的「方言」是指某个国家或地方的语言,所以也被译为「别国的话」和「乡谈」,还可以代表「各方」、「多方」,并非人所不能理解的「舌音」。「方言」是众使徒最先得到的恩赐,是初期教会众所周知的大事,《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与保罗同工多年,怎么会用同一个重要的特殊名词来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意思呢?保罗对哥林多人说:「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作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林前十四21-22),表明「方言」是向不信的犹太人说话,并非「卷起舌头说话」或无意义的「舌音」。更重要的是,这段经文引用的是以赛亚书二十八11-12「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这是审判的信号。因此,五旬节的方言神迹既是对万民的祝福,表明福音临到外邦,也是对拒绝弥赛亚的犹太人的审判。这从侧面证明,方言在救赎的历史中具有特定的功用,并非建造教会所必需的永久恩赐。
被五旬节运动和灵恩运动中称为「方言」的舌音,已被众多的研究证明是人为习得的,与流行于各种异教的舌音并无不同,怎么能归功于圣灵的工作呢?六十年代以后舌音在众教会中的流行,是典型的后现代现象,原因是现代人盼望缓解焦虑、信徒急于证明圣灵的工作。
二战以后,许多信徒认定舌音就是方言,纷纷见证「说方言」对灵命成长大有果效,能使冷淡的教会起死回生、火热兴旺,舌音成为遍及基督教各大宗派的现象。为此,教会内外有许多人对舌音进行了研究,摘选若干典型研究如下,作为参考:
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凯雷.梅(L. Carlyle May)指出,舌音广泛存在于异教之中,包括佛教徒、印度教徒、摩门教徒、穆斯林、神道教徒、伏都教、通灵者和二战之前的摩门教。舌音可以使巫师的祈福、驱鬼、占卜、巫医行为更具有权威性,也能使人有资格成为部落酋长。伴随着说舌音者,总会有个翻译者,以增加发言者的可信度(A Survey of Glossolalia and Related Phenomena in Non Christian Religions,1956年发表)。
美国人类学家乔治·詹宁斯(George J. Jennings)也指出,舌音遍布于许多民族、文化和宗教中,比如:北美印第安人的乌羽玉教(Peyote cult)、北美海达族(Haida)、南美的查科族(Chaco)、南美的库兰多治疗师(Curandero)、海地的伏都教(Voodoo cult)、特立尼达的桑戈教(Shango cult)、埃塞俄比亚的扎尔教(Zar cult)、非洲的通加萨满教(Thonga shamans)、苏丹的丁卡族(Dinka)、苏丹的萨满教、婆罗洲的达雅族(Dyaks)、格陵兰的萨满教、西伯利亚的萨满教和西藏的喇嘛。(An Ethnological Study of Glossolalia,1967年发表)。
多伦多大学语言学家萨马林(William J. Samarin)发表了迄今最权威的五旬节运动舌音评估报告。他通过对五年内各国大量录音的研究,得出结论:这些舌音并非真正的人类语言,因为音节串并没有形成单词或语音结构,声音单元之间并没有系统的关系,无法用于交流。根据语言分析,萨马林将五旬节运动的舌音定义为「无意义、但有语音结构的人类说话,说话者自己认为是一种真实的语言,但与任何现存或死亡的自然语言都没有系统的相似之处」(Tongues of Men and Angels: The Religious Language of Pentecostalism,第2页,1972年出版)。
美国人类学及语言学家费利西塔斯·古德曼(Felicitas Goodman)发现,舌音其实反映了说话者母语的模式(Phonetic Analysis of Glossolalia in Four Cultural Settings,1969年出版)。她研究了美国、加勒比海和墨西哥讲英语、西班牙语和玛雅语的五旬节运动团体,并与非洲、婆罗洲、印尼和日本的异教舌音进行了比较,考虑了声音、音节、短语、节奏、重音、语调等因素,得出的结论是:五旬节运动的舌音与其他宗教的舌音毫无区别,实际上是一种无意识或有意识的习得行为。(Speaking in Tongues: A Cross-Cultural Study in Glossolalia,1972年出版)许多研究者也发现,舌音类似于婴儿学语,是语言衰退为不连贯的元音和辅音。只要弱化正常语言中的发音停顿、抑扬顿挫,任何人都可以发出被灵恩派接受为「方言」的舌音。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心理学系的研究团队对60名无信仰的大学生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被告知是学习一种伪语言(pseudolanguage),在听了60秒的录音样本后,有20%的人可以立刻流利地说舌音;经过适度的训练以后,有70%的人可以流利地说舌音。(Glossolalia as learned behavior: An 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Nicholas Spanos等于1986年2月发表)
博茨瓦纳大学的研究团队指出,当崇拜者发出舌音时,感觉就像受到毒品的影响,会在头脑中引起狂喜、甚至失忆的感觉。(Glossolalia: Divine Speech or man-made language?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gift of speaking in tongues in the Pentecostal Churches in Botswana,2015年发表)
学术界通常把与舌音相关的现象区分为三类:1、xenoglossia(超自然地使用异国语言);2、glossolalia(现代五旬节与灵恩运动中常见的舌音,语言学研究大多认为是为非语义的语音串);3、泛指的 ecstatic speech(宗教性狂喜或入定状态所生之言语)。大多数语言学与人类学研究认为,现代灵恩运动中的舌音在结构上并不符合自然语言的语义与语法体系,但个别声称说别国语言的个案仍有待更严格的证据验证。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研究报告指出,舌音并没有直接影响大脑表达语言区域的活动,因此并非有逻辑的语言。但研究发现额叶功能明显减弱,表明大脑放弃了自我控制,而控制运动和情绪的左尾状核活动也明显减弱。(The measurement of regional cerebral blood flow during glossolalia: A preliminary SPECT study. Psychiatry Research: Neuroimaging. 2006年11月22日发表)。

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研究报告指出,舌音会使祷告者的皮质醇(cortisol)和α淀粉酶(alpha-amylase)发生变化,但不能确认是否会对健康产生积极影响。(Salivary Alpha-Amylase and Cortisol Among Pentecostals on a Worship and Nonworship Day.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Biology,2013年3月7日发表)

目前,舌音在医学上被归类为一种「非神经性语言障碍 non-neurogenic language disorder」(Non-Neurogenic Language Disorders: A Preliminary Classification. Psychosomatics,2018年1月1日)。当人放松思维和舌头、发出无意义的声音时,通常都会感觉释放、舒服,甚至陶醉、安息。任何人在身心痛苦时发出唉哼,都可以宣泄情绪、缓解放松,只是肉体的反应,并非圣灵的充满。托马斯·杰斐逊大学和罗耀拉大学的研究者指出,瑜伽、冥想等异教活动都有改变多巴胺水平的功效(A Neurotheological Approach to Spiritual Awakening,2018年9月1日发表)。
许多研究与实际个案都显示,大多数人初次发出舌音的时候,都可能有减压和满足的效果,但却会越来越不过瘾,越来越追求更高亢的情绪。部分个体会把舌音体验当作情绪或心理调节手段,可能形成依赖性的行为。但所有的研究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样本偏差、文化背景、实验设计诱导效应等),并不能因此断言所有的现代方言现象都不是圣灵的恩赐。我们应当谦卑承认圣灵运行的奥秘性,按照圣经进行具体分析,如:是否能被翻译(林前十四13)、是否造就教会(弗四11-16)、是否符合秩序(林前十四32-33)、是否高举基督(约十六13-14)、是否合乎真理(林前十二3)。
方言并不是得救的凭据,属灵生命的重点也不在于是否说方言,而在于是否信靠基督、是否遵行神的旨意。即使有人坚持使用方言,也应当按照圣经的教导,顺服聚会的秩序,用真理彼此造就。本文并不否定合乎圣经的灵恩经历,但也必须诚实地指出:有些人因为坚信舌音就是圣经中的方言,所以花样百出地把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强解为保罗鼓励信徒说舌音,加上各种难以考证的灵验见证,在信徒中间制造了许多迷思。以下尽可能地回应和澄清。

今天,我们若在教会中看到一些姊妹用头巾或小帽蒙头,可能会觉得有点特别;若看到外国姊妹用薄纱蒙头,可能会当作异邦风俗。实际上,基督徒蒙头礼(Christian head covering)并非某地的风俗,而是使徒保罗的教导:「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林前11:5-10)。蒙头是谦卑和顺服的记号,不但蒙在姊妹的头上,也蒙在弟兄的心里;不但教导女人应当顺服,也提醒男人应当谦卑。
但是,当我们读完《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以后,更多的疑问却接踵而来:

实际上,在教会两千年的历史里,有一千九百年都在遵行蒙头礼,人本主义和女权运动盛行之后,才出现了反对蒙头的潮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教会对于使徒保罗的教导并无疑惑,蒙头始终都是教会的主流。

教会从使徒时代开始,妇女一直都用蒙头来表示谦卑和顺服。主后530年左右的教会文献指出,第一任罗马主教利奴(提后4:21)根据使徒彼得的指示,命令妇女必须蒙头才能进入教会(《教宗名录 Liber Pontificalis》卷1第6页)。这表明,蒙头并非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个别建议,也是罗马教会遵循使徒彼得的要求所颁布的命令。正如保罗所说的:「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林前11:16)。
初期教会的史料表明,爱任纽(130-202年)、亚历山大的革利免(150-215年)、特土良(155-240年)、罗马的希坡律陀(170-235年)、俄利根(185-254年)、该撒利亚的巴西流(330-379)、安波罗修(340-397年)、屈梭多模(350-407年)、耶柔米(340-420年)、奥古斯丁(354-430年)、狄奥多勒(393-457年)等早期教父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过蒙头的意义。主后380年左右安提阿教会的礼仪手册更是明文规定,在教会聚会、尤其是圣餐时,妇女应当蒙头(《使徒宪章 Apostolic Constitutions》卷2第7章)。这证明罗马、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北非在整个初期教会时代都普遍实行蒙头礼,并非第一世纪或哥林多教会的个别文化现象。

从使徒时代一直到1983年,罗马教会(Roman Catholic Church)一直遵行蒙头礼,历代教宗最推崇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对此有专门论述。1983年以后,虽然梵蒂冈在各种属灵原则上日益迎合世俗,但许多信徒和教会仍然坚持蒙头。


东方教会(Eastern Christianity,如东正教会 Eastern Orthodox Church、东方正统教会 Oriental Orthodoxy、东方亚述教会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继承了初期教会的蒙头礼,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叙利亚、亚美尼亚、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基督徒妇女在教会普遍蒙头。


1517年宗教改革以后,许多重要的新教领袖都呼吁妇女在公共敬拜中蒙头,包括:马丁·路德(1483-1546年)、威廉·丁道尔(1494-1536年)、约翰·加尔文(1509-1564年)、约翰·诺克斯(1514-1572年)、约翰·班扬(1628-1688年)、约翰·卫斯理(1703-1791年)、约翰·达秘(1800-1882年)、查尔斯·司布真(1834-1892年)等等。1530年的《奥格斯堡信条》明确宣告信义宗遵行蒙头礼(The Augsburg Confession, Article28:54-55),改革宗、圣公会、长老会、摩拉维亚弟兄会和循道会也都遵行蒙头礼,许多重洗派(如弟兄会、胡特尔派、门诺会、阿米什人)的妇女连日常生活中都用头纱蒙头。



到了十八世纪,欧洲、美洲、中东和北非的基督徒妇女普遍在公共场合和教会蒙头,样式则因地而异。由于基督教信仰是社会的主流,蒙头礼逐渐从教会的规矩发展成社会习俗。在公开场合没有蒙头的妇女会被当作妓女或淫妇,欧洲甚至有法律把已婚妇女露头当作不忠的证据。

进入十九世纪以后,人本主义兴起,一些新派学者好像比初期教父更了解使徒时代的文化背景,推测保罗的教导只是针对古代哥林多文化,与现代女性无关。尽管如此,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基督徒妇女仍然普遍蒙头(Dictionary of Christian Antiquities,卷1第761页,1880年出版)。但随着工业革命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妇女头饰的意义逐渐发生了变化。到了十九世纪后期,欧美中产阶级和上层妇女流行的头饰从代表谦卑的头纱变成炫耀身分的华丽花帽(Ornate Bonnets),而许多普通信徒则在教会逐渐用帽子代替头纱蒙头。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人本主义成为西欧和北美文化的主流,西方社会开始反对妇女在教会里蒙头,认为蒙头是歧视、压迫女性,新派神学也推波助澜。一战以后,女士帽(Ladies’ Hats)成为1920-1960年代的流行时尚,从顺服的象征变成了时尚配饰。二战前后,西欧和北美教会的蒙头立场随着社会的潮流和人事的变迁,越退越后:

二战以后,蒙头的问题在西方(西欧和北美)教会引起了25-50年的争论。六十年代是最大的转折点,随着第二波女权运动(Second-wave feminism,1960-1980年代)的发展,社会风气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大部分西方教会都在政治正确的压力下放弃了蒙头礼,同时也在各种属灵原则上不断妥协、退让。
十九世纪之前的教会对于蒙头的教导从来都不疑惑:蒙头是表示谦卑和顺服的标志,也是提醒弟兄的见证。而十九世纪开始的新潮解经,却充满了自由神学的色彩,实质是高举人的荣耀、迎合人本主义的思潮。1999年,当代美国神学家小史普罗(R. C. Sproul Jr)指出:「教会在过去三十或四十年里已经拒绝了蒙头礼,不是因为新的解经亮光,而是因为世界的压力」(Covered Or Uncovered,前言)。2012年,他更加尖锐地指出:「直到五十年前,每位妇女在每个教会都蒙头……在过去五十年里发生了什么?是女权运动!」(Should Christians Only Sing Psalms in Local Churches?)

二战以后西方教会逐渐放弃蒙头礼的过程,反映了教会在世界的压力之下灵性软弱、妥协退让。但华人教会普遍忽视蒙头礼,却另有复杂原因:

主耶稣严厉责备没有心灵和诚实的行为和礼仪,但却肯定十诫、圣礼以及所有仁爱公义、圣洁光明的律法,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难道教会可以因为存在假冒为善、有名无实的现象,就因噎废食,干脆摔碎十诫石版、废弃圣礼纪律?姊妹若对蒙头之礼尚有疑虑,请认真、深入地思索以下问题:


今天,末世的乱相越来越明显,苦甜光暗、善恶是非越来越混乱,包括男女的角色、尊卑的观念、处境的神学等等,以致许多牧者都不敢忠于圣经的教导,反倒为不肯遵守经训的人提供许多网开一面的解释。信徒近百年来到底为何开始拒绝蒙头的教导?教会是否「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启2:5)?笔者的指导牧师(Mentor Pastor)提醒信徒思考以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