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三自」

  1950年以前,西方宣教士首先提出中国教会应该实现「三自」,意思是:

    1. 自立:由中国信徒治理、牧养教会;
    2. 自养:由中国信徒负担教会的费用;
    3. 自传:由中国信徒传讲福音。

  1950年以后,「三自爱国运动」所提倡的「三自」却是一种政治运动,意思是:

    1. 自治:教会的内部事务独立于国外宗教团体,但必须接受本国政府的控制;
    2. 自养:教会的经济事务独立于国外政府和宗教团体,但实际上倚靠本国政府的供养;
    3. 自传:完全由中国传道人传道、解释教义,但必须适合本国政治的需要。

  进入二十一世纪,许多信徒已经不太了解「三自」的历史,以为今天的「三自」和五十年代不同,盖了许多教堂、印了许多圣经,看起来非常兴旺,所以难免产生以下问题:

    • 三自的讲道比家庭教会更正规吗?
    • 在三自信主的信徒重生得救了吗?
    • 海外教会可以与三自合作吗?
    • 家庭教会应当与三自和解吗?
    • 信徒可以固定去三自聚会吗?
    • 信徒可以偶尔去三自听道吗?
    • ……

  以上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但却没有一刀切的简单答案:正如并非所有的家庭教会信仰都纯正,也不是所有的三自教会都是自由派。在作出具体的判断之前,首先要认清「三自会」的新派神学背景,其次要对「三自」的三个层面进行具体分辨;既不要对「三自会」有错觉,也不要对「三自教会」里的弟兄有误解。

三自会的「神学思想建设」是新派神学

  1998年底,「三自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的领袖丁光训先生(1915年9月20日-2012年11月22日)出版了《丁光训文集》,开始推动「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丁先生在金陵协和神学院多次强调「谈神学不应该脱离政治,有时神学是精细的政治」(《丁光训文集》第1页)。他的文章清楚地表达了「神学思想建设」的新派本质:

  • 《谈基督徒一个思想深处的问题》(一九九六年在五个宗教东北座谈会上的发言)

时至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许多外国传教士来到我国,他们之中不少人急于吸收中国人信教,把因信称义和天堂地狱联系在一起。我国不少人也因为上天堂心切,跟著接受,因信称义的信息就变了样:上帝不问你有没有仁义的行为,不问你是自私了一生还是为了大众服务牺牲,只问你生前信了还是没有信如果生前信,那么不管你多么自私害人,卖国卖友,死后还是进天堂享永福,而如果生前不信,不管你为别人为社会作过多大的贡献,死后必送入地狱,那儿有永远不灭的火。他们鼓吹道德无用论,说上帝看不中人的善行。他们就是这样否定了福音的伦理道德内容,把上帝说成为一位自私的(信我就好,不信就恶)不分是非善恶的上帝。这当然不是《圣经》的上帝观。现在我国基督教有越来越多的信徒觉得这种只讲信不讲行的观点难于接受。像一位牧师一封来信告诉我说:『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再宣讲不信的人死后下地狱的话。』原因很简单,他看到不少没有接受基督福音的人,像张思德、雷峰、焦裕录等等,表现出舍己为人的品格,为他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是高尚的,我们怎么忍心说他们今天是在地狱里呢?」(《丁光训文集》286页)

我相信,基督所彰显的上帝是一位爱的上帝。在上帝其他一切属性之上和之先,是他的爱的属性。这一上帝观不允许我把他看得如此残酷粗暴,竟然会把千千万万的人一一送入地狱永火。我们一个大城市里仅仅一个妇产医院一天二十四小时就会把多少新的生命迎入人世,父母的喜悦是难于描述的。上帝明知世人中的大多数生前不会成为信者,却每时每刻仍旧在把新的人创造出来。如果其中大多数几十年后等待著他们的是地狱永火的话,这就不是爱的上帝了,这更像是我国民间信仰里令人害怕的阎罗王了。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受到了这种信仰的影响,才会这样去想像我们的上帝?科学家爱因斯坦指出,从惧怕的宗教发展而为道德的宗教是宗教演化史上前进的重要的一步。」(《丁光训文集》287页)

「(在引用太25:31-45之后说)可见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上帝不是问你曾经信或不信,他是看你对贫困无告的人们抱什么态度。这就是说,上帝关心的是伦理道德。我们的上帝的心胸是那么宽广,那么富于爱心,他不会因为有些人没有信他,就把他们抛入地狱。这是一段十分重要的经文。我国基督教至今有人不重视这段经文,读到这段《圣经》轻轻翻过。我国四十多年无数人们在努力从事的正是拯救贫苦无告的人们的一项大工程,要使他们摆脱贫困,进入小康、再进入富足,这不正是同这段《圣经》相一致的吗?」(《丁光训文集》288页)

  • 《调整宗教观念的呼唤》(1998年9月4日《人民政协报》)

「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起,金陵神学院一直是一所接受较多新思想的基督教高等学府。它一直被认为是『新派』,通过它的出版物、教师和毕业生,它的确向中国基督教灌输了新的血液。可是近几年来,它的这一作用越来越少,而教会里一些非常落后的神学观念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占领了学院的阵地。试举一例,基督教中有人热衷于渲染天地末日将临,这一渲染也进入了金陵。说什么爱滋病蔓延,说明这是上帝对人的惩罚,是耶稣再来和世界毁灭的预兆。如此等等,这种宗教观念似乎不涉及爱国主义,但事实是,如果天地末日就要到来,那么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三自爱国,建设祖国,……等等从何谈起?接受这种宗教观点的神学家对祖国祸福怎么还有一点感情?」

要利用今天的有利政治条件,促进宗教观念本身的变革,使我们的变化不仅仅停留在政治发言和表态上,而表现在淡化宗教中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东西,同时强化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东西。我们各教都可以探讨,那些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东西,有的立即排除,有的逐步排除,而将那些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新观念加以发扬光大,使宗教面貌一新。」

  • 《老的神学思想要有所调整有所更新》(1999年3月5日《人民政协报》)

「老的神学思想得有所调整,有所更新。那些过去从信仰引申出来的某些不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东西,应当不讲,至少应当淡化,同时要尽可能从信仰引申出有益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今天正在提倡的神学思想的调整。试举一例:圣经中有不少段落都讲上帝关心、爱护、祝福整个人类,包括其中信基督的和不信基督的。这是正常的宗教信仰。但是教会里有些人以信仰纯正自命,强调信与不信的矛盾对立,说信的人可以得救,死后可以上天堂,不信的不得救,死后下地狱。据此,他们就极力传教,劝人信教。这就使基督教变成信教与不信教群众对立的宗教,这就和社会主义不相适应。正在建设中的中国自己的神学必然不能容纳大肆渲染信与不信矛盾对立,破坏中国人民大团结的神学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下面一段话给我们不小的理论支持:『随著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发生了变革,这就是说,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马、恩全集第7卷240页)。我们期望几年之后,中国基督教的神学面貌可以焕然一新,能较好地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国际基督教中也能起到光和热的作用。」

  • 《一个中国基督徒的上帝观》(一九九三年十月于马尼拉在菲律宾协和神学院的演讲)

「今天,当我说耶稣基督启示了上帝的时候,我主要指的是他启示了上帝的爱。过去我曾热衷于肯定耶稣的神的性格,现在我感到更重要的是肯定上帝像基督那样的爱的性格。对我来说,爱是上帝的第一属性。上帝是爱。」(《丁光训文集》107页)

「我把无神论者和我们自己都看为上帝创造工程里的半成品,我们都在变化过程中。我认识不少无神论者,他们正在真诚努力建造一个更合乎人道的社会。他们对上帝的否定实在是对人群的肯定,他们的无神论是对宗教界人士所泻染的错误的上帝观的批评,这一批评每每是值得我们同情的。他们否认其存在的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呢?这个上帝是专制的宙斯,他因为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取得火种从而提高生活质量而用锁链把他锁在山上。这个上帝是专制的阎王,他派遣差役把人间犯了错误的人投入地狱永火作为惩罚。讲人道主义的无神论是人们寻求人生高超意义的一个方式。为了发展高超的信仰,他们可能是我们的同盟者。我们大可和多种人道主义者联合,来反对一切降低人的尊严和阻止人的解放的种种偶像崇拜。」(《丁光训文集》109页)

「上帝期待着新人类的出现,并在为此工作着。他们出于自由意志,愿意与上帝合作创造真善美以及一切有价值的事物。上帝的爱不带强迫性,它通过教育、劝说和和圣化开展工作。在上帝的创造进程中,世界和我们迄今为止都是半成品,通过这一进程,世人由被动地服从命令转变为自愿地回应爱的召唤,也就是说,从必然王国进到了自由王国。」(《丁光训文集》112页)

  • 《降生与超越》(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的神学演讲)

「一个人能够有罪恶意识,承认自己是罪人,并不意味他是弱者。正因为他看到了上帝的高,才意识到自己的低,而这个低正是超越的起点,说明他听到了超越的呼召,接受了超越的挑战。罪恶意识就是意识到并不是一切都很好,它应当升华而为忧患意识,就是忧天下之忱。只有以这个为出发点才能谈改善和提高。这就是说,感觉到心灵里的空虚,认识到罪恶的实在,害怕人生的虚度,淘望摆脱空虚感、无意义感,这一切不一定就是消极颓废的,这一切正是超越现状,让生命得到解放和实现的前提。」(《丁光训文集》第265页)

  • 《中国的神学群众运动》(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在东京立教大学的演讲)

「一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小学生初学识字,读的就是《三字经》,它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了解了中国知识界的这一背景,那就容易理解,中国基督徒在承认人的罪性和有限性之余,为什么不愿意走得更远,无视人身上的上帝的形象,或无视圣灵在世界上的运行,以致轻易去接受『全然败坏的公式』,或者同意尼采把人类看作『地球表皮上的一种疾病』。」(《丁光训文集》第25页)

  • 《来自解放神学、德日进神学和过程神学的启发》(一九八五年)

「现在有的基督徒传起道来,或者写起文章来,把亚当在人们身上的烙印说得那么深,比基督的恩惠的烙印还要深。保罗不是这样想的。德日进特别强调基督的恩惠。我们整个人类同基督的一体,大大超过人类同亚当的一体。基督给人类的好处大大超过亚当给我们的害处。恩强于罪,新亚当的恩强于老亚当的罪。福音的信息是上帝的爱,是基督的恩典。原罪不是福音。原罪已经伏在基督的原恩之下。」(《丁光训文集》第202-203页)

  • 《在加拿大一所神学院的讲话》(一九八五年三月)

「中国基督徒最近几十年的经历使我们容易倾向于这样看待人类。如果基督是一个满圆,我们就是或长或短的圆弧。我们都是半成品。绝对和相对之间并不是断开的。(《丁光训文集》第53页)

  以上摘录表明,三自会「神学思想建设」的本质,是借助政治的力量,把三自教会的信仰改造成西方的自由神学,并且「不讲、淡化和排除」一切不适合当前政治需要的内容。例如:

    1. 不讲「信与不信」的界限。
    2. 淡化「罪、因信称义」,提倡「因爱称义」。
    3. 排除「末日审判、基督再来」。

  《丁光训文集》被三自会誉为「中国神学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内容确实非常复杂:掺杂了人本主义的人生观、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自由主义的神学观,混合了英国怀特海的过程神学、法国德日进的进化神学、拉美的解放神学、美国的普救论和西方的新纪元思想。其实只要对比一下《认识神》,丁先生与真正神学家的差距就一目了然。他的思想没有一样源于中国,却被三自会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考」(《天风》1999年第1期),并作为三自神学院的必读教材。因此,我们应当谨慎分辨三自传道人的生命和信仰,不能只听他们所讲的,还要搞清他们所「不讲、淡化和排除」的;不能只看学历,更要确定呼召。

三自会的「基督教中国化」是政治化

  丁光训先生去世后,新的国家领导人开始强调「宗教中国化」。 2014年8月,国家宗教事务局指示:「基督教要与中国社会相适应,就要实现从『基督教在中国』向『中国基督教』的转变。从此,「基督教中国化」正式成为三自会的主要使命。2017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徐晓鸿主席发表了《从中国基督教历史看其适应主流文化的本质》,清楚地说明了「基督教中国化」的政治化本质:

最彻底的中国化应该是宗教教义的中国化。基督教中国化应走的路是在教义的诠释、教规的修订、神学的思考和形式的表达几个方面。其他的基础性工作还包括汉语圣经的重译、《基本要道》的新编、《要道问答》的充实等。所以,在『化』字上,我们还有许多功夫可做,特别是在神学思想上,必须吸纳中国的文化传统,借以形成中国化神学的表达,这将是重中之重。

基督教中国化从根本上讲包含政治上认同、社会上适应、文化上融合三大要素,三者缺一不可,而政治上认同则是首要的中国化不是简单地吸纳点中国元素,而是更深层次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虽然有神无神的差异可以放下,以达到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但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拥护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不能变的,三自爱国运动的开展实际上也是政治认同的选择

「中国的基督教必须让人知道,自己是不同于西方的基督教,是认同自己国家和道路的基督教。当代中国基督教可以说又走到了极为关键的十字路口,做出正确的政治选择,这一点非常重要。

  2017年12月,《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提出了五大任务,但「教义教理的中国化诠释」却进展缓慢。如果说丁先生是借助政治力量、有技巧地推广他的新派信仰,新一代的三自会则是一无技巧、二无信仰,只会生硬地执行政治任务:

  • 2019年11月26日,中国基督教协会吴巍会长在政协座谈会上承认:「在推进工作中,我们发现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人才匮乏,缺乏一批既具备良好传统文化修养,又有较高神学造诣的人才,致使教义教理的中国化诠释等基础性工作进展缓慢;二是一定程度上存在基督教全国两会高度重视,一些基层教牧人员重视不够、认识不到位,部分基层基督教两会和教会积极性不高、观望不前、敷衍推诿的现象;三是简单化地生搬硬套,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和圣经经文简单并列,挂在墙上,贴进橱窗,只作表面文章……」
  • 2020年9月23日,徐晓鸿主席在《中国基督教发起三自爱国运动70周年总结》中承认:教会人才总体缺乏,成为办好教会的短板.…..为推动基督教中国化经典的释译、信仰与教义的诠释和研究,亟须充实具备良好中国文化知识储备及较高神学造诣的人才。」
  • 三自会「教义教理的中国化诠释」所需要的人才,既要符合政审要求,又要具备神学造诣,还要掌握「不讲、淡化和排除」的技巧,难度确实很大。这从千呼万唤出不来的《新约导论》可见一斑:
    1. 2010年12月20日,中国基督教神学院校教材编写研讨会拟定了《新约导论》教材的编写大纲和进度,给八位神学院教师分配了编写任务。
    2. 2011年12月29日,全国神学院校教材《新约导论》编写组第三次研讨会宣布:「《新约导论》教材初稿已基本成形。」
    3. 2015年1月27日,两会神学院校教材统稿会再次宣布:「《新约导论》的初稿已经基本完成。」
    4. 2019年11月26日,吴巍会长在政协座谈会上报告:「《新约导论》即将完成。」
    5. 2021年初,两会在《中国宗教》季刊上誓言:要在2021年「完成《新约导论》并举行相关培训。」
    6. 2022年初,还没有听到说法……

区别对待「三自」的三个层面

  通常所说的「三自」包括三个层面:1、三自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2、三自教会(被三自会控制的教会);3、在三自教会聚会的信徒。对这三者需要区别对待:

  1. 三自会并不是教会,而是官方设立的世俗组织,致力于用爱国代替爱神。从丁主席的「精细的政治」,到徐主席的「政治认同」,三自会为政治服务的宗旨从来都没有变。他们执行官方的宗教政策,控制教会的信仰、人事和财务,目的是改造和限制教会,阻止教会政教分离、单靠基督,实现真正的「自治、自养、自传」。在政治气氛宽松的时候,基层三自会对教会的控制可能比较开明,但并不代表三自会的宗旨有所改变。
  2. 三自教会的情况,因时因地、各不相同。越是大城市的教会、越是高层的领袖,受到的控制越紧,而基层的教会则相对容易抵制或脱离控制。有些教会是被掳巴比伦的百姓,在外邦人中挣扎求生;有些教会是不守本位的童女,失去了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有些传道人口里尊崇神,心却远离祂;有些牧者在夹缝中事奉,竭力持守真道。但是,只要是寄人篱下、仰人鼻息,虽然暂时有些好处和方便,终究要付出妥协和说谎的代价。在多年「不讲、淡化和排除」的审查与自我审查之后,许多三自教会的讲台只剩下「人文关怀、伦理道德、心灵慰藉」,靠仪式维持气氛、借感情笼络关系,用公益慈善代替作光作盐,从金灯台沦为易碎的花瓶。即便如此,在「宗教中国化」的大环境下,也难免遭遇各种拆毁。
  3. 在三自教会里聚会的信徒,有些是因为软弱、有些是出于无知、有些是缺少选择、有些是委曲求全。虽然神也「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但在「基督教中国化」人人过关的压力下,忠心的信徒很难继续虚与委蛇;是去是留,恐怕迟早都要按照三自会的要求「做出正确的政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