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王明道传》

　　「神啊，祢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祢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祢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祢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诗六十六10-12）

　　受试验和熬炼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银子在火中被熬炼的时候，因为它没有知觉，当然不知道痛苦。人受熬炼的时候便痛苦万分了。但不经过那种熬炼，便不能成为像纯洁的银子那样清高的人生。神怎样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呢？祂「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又「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这三件事没有一样是容易受的。我们都知道当雀鸟落在捕鸟人的网罗中的时候是什么滋味。它们不但立时失去了自由，而且受到捕鸟的人的支配，它们不但再不能自由飞翔，就是想随时走几步也办不到。它们被人捉住，被人拘禁在笼中。它们的祸福安危完全操在人的手中。它们恐惧战兢，它们啼叫哀鸣。神就是这样试验我们，熬炼我们。我们又知道背负重担的时候是什么滋味。重担把一个人压得呼吸困难，压得筋酸骨痛，压得无力走路，压得不能动转。他满心希望有人来解救他一下，满心希望卸下那百斤重的担子。神就是这样试验我们，熬炼我们。至于有人坐车轧我们的头，那更不是我们所能设想的事了。我们的头不是钢制的，也不是铁打的，被人坐车轧在上面如何能受得住？但神若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祂就必定会保守我们，使我们的头不致被人轧碎，甚至连破都不会破。虽然如此，痛苦和羞辱却是不能免的。如果有人用手打我们的头，用脚踢我们的头，我们除了感到痛苦以外，一定会觉得羞愧难当。有人坐车轧我们的头，那更是无可比拟的羞辱。使一个人趴在路上，让别人坐车从他的头上轧过，这比韩信胯下受辱真强不了多少，至于那是怎样痛苦，就更难想像了。神使我们被试验、受熬炼到这种地步真可说是无以复加。但我们不必灰心失望，不必怨天尤人。祂使我们经过这一切苦楚，不是要使我们受损失，乃是要使我们蒙福祉。祂使我们受尽「苦中苦」，不但要使我们因此尝到「甜上甜」，而且要使我们因此成为「人上人」。写诗的人述说完了以上的几种苦况以后，便接着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经过水火不但是最痛苦的事，也是最危险的事。但因为经过水火是出于神的旨意，便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结果不但未曾遭遇危险祸害，而且要因此「到丰富之地」。受这种试验和熬炼的时候实在是极不好受，但如果我们知道那种试验和熬炼要给我们带来多么大的福气，便能快乐着忍受了。写诗的人为要帮助那些正受试验和熬炼的人们，便把他自己的经验叙述出来。我希望我这段见证也能给许多在试验和熬炼中的圣徒带来一些安慰和勉励。现在让我述说一下神怎样使我经过水火，然后到丰富之地。

　　前一章我提到1920年的秋季再回到保定烈士田学校继续教读的事。在未曾由北京赴保定的前几日，因为看见母亲和姐姐都离神很远，心里愁苦得很。虽然很久就想帮助她们，但竟什么都作不了。到9月7日的晚间，因为次日就要离家往保定去，心中极为难过，便在我自己的屋子里哭泣。正在哭的时候，姐姐进来了。她看见我哭，便也哭了。我对她述说，我因为看见母亲和姐姐都离神极远，所以心中难过，并且劝勉她一些话。姐姐承认自己的罪，并且用诚恳的话告诉我说她愿意悔改，拉着我的手哭泣了许久。我那时心中高兴得不能用言语形容。

　　次日（9月8日）乘早车往保定，继续在烈士田学校任教职。10日耳内肿痛，以后一日比一日更重，到18日痛得不能再忍，只好请假离保返京调养。在京停留十六日，与姐姐谈道，加以劝导。姐姐有很好的表示和觉悟。这件事使我的心中得了极大的安慰和喜乐。10月4日离京返保，次日销假上课。上学期我曾在校中进行创办学校基督教青年会，这个学期筹备开正式成立大会。从外表上说，这个学期中似乎有非常的成就，但自己的内心即是空虚软弱到极点。心中常抱悲观，工作也感觉无力。此外还有一件事也使我心中愁苦，就是我双目近视的程度日见增加，心中总惧怕一直增加下去，前途将不堪设想。本来我在十四岁的时候，因为双目近视，就配了近视眼镜。到十八岁那年，因为近视的程度加深，又换了镜片。一年后近视又加深，换第三次镜片。我心中思念，如果就这样快的加深下去，再过几年，虽然不至完全失明，离瞎也就不算太远了。

　　但那时候最使我痛苦的就是自己的心灵贫乏，作工无力。看见教会的黑暗腐败，也不免令人灰心丧气，同时也常因此更觉得使命紧要，责任重大。在那时的日记中记着说：

　　「今日之教会为何等之教会？今日之信徒为何等之信徒？罪恶丛薮，魔鬼奴役而已！圣洁乎？早偏染污秽矣！嗟夫！嗟夫！世界此后果将无真理矣乎？果将无正义矣乎？吾绝对信神之公义永远存在；是则世界绝不能长久隶于魔权之下。吾深知神必正选召可蒙召之人，出而为真理与罪恶战争也。生乎？死乎？吾无所惧。吾将应召而前往矣！」（1920年11月6日日记。）

　　「余自知将来作改革之工，必遇众多且甚巨之困难。故欲成功，乃多有忍耐受迫之能力。感谢神，使余今在校中又能习此课程。」（1920年11月14日日记。）

　　「吾主耶稣以三十年之预备，至德行身心完备之境。及其出也，秉圣灵之感力，承天父之美旨，讲道而有权，驱鬼而奏效，奋斗三年，卒奠天国不拔之基。今日神仍时时召人赓续此业，惜世竟无人愿牺牲其所恋慕，用此修养之工，成父旨而救迷人！余也何德，竟获父召。预备前程，共当以耶稣修养之功为模范乎？勉之哉！父佑尔矣。」（1920年11月19日日记。）

　　1月20日我所创立的烈士田学校基督教青年会成立。我以创办人兼会长的地位主席开会。除本校师生以外，到会有来宾四十多位。有南关一位牧师、西关一位牧师、城市青年会一位干事演讲。下午二时五十分开会，五时毕会。我那一日从早到晚，无片刻暇，东奔西走，力尽筋疲。那天的日记中写着几句话说：

　　「凡余本圣灵指引所为之事，皆使余于事过境迁之后恒有快乐。而余顺情欲所为之事，皆使余于事后生种种之悔恨苦恼。感谢神，借此诲余至深。」（1920年11月20日日记。）

　　11月21日晚间我同校中新来的一位同人谈话。他和我谈到罪的问题。我心中十分恼怒。我想，像我这样好的一个基督徒还有什么罪。我承认我年幼的时候犯过许多的罪。但我这时候已经成为一个极高尚优美的基督徒。我不需要人再同我谈到罪的问题。那位同人看明白了我的意思，他便同我谈到种种隐藏的罪，也谈到神眼中最可憎的一样大罪，就是骄傲。他说，「有些信徒很热心，也很殷勤作工，但他们并不是要借此荣耀神，乃是荣耀自己。」他这些话刺透了我的心，也正说到我的病源和病状。那天我听他谈话，先是忿怒渐渐我钦佩他的高论，最后我深深受了感动。约在十点钟的时候，我从他的宿舍里走出来，回到自己的宿舍里，跪在床前，在神面前承认懊悔自己一切的罪恶。起来以后，写了一篇祷告文。到午夜将近一时方才就睡。那篇祷文说：

　　「在天之恩父钦，仆诚罪人。仆虽蒙父之选召，且沐父之厚恩，然抚衷一思既往，殆全为罪所缚束，作魔鬼之奴役。仆心不诚，仆目不洁，仆身遍染污秽罪恶。仆未爱人，仆未靠父，仆只为一自私之人。仆身负罪担至重，厄仆将死；仆乃自命为义人，仆犹终日碌碌，以求满足肉体之欲望，以求此世虚浮之幸福，以求人之赞誉。凡此皆为父所深憎，仆竟一一躬蹈。仆今懦弱无力，仆所望者惟望天父之援手。仆今诚恳以自己之身心完全奉献于天父之前，并将一切罪恶在父面前吐露。先求父以吾主基督之宝血涤仆一切罪染，再求父下赐父之灵感于仆心中；使仆今后自绝于罪如死，此后生活皆秉圣灵而生，凡蒙父悦者皆当勉行，否则概行弃掉；且助仆战胜魔鬼之凶焰，助仆圣洁，助仆完全，助仆爱人，助仆爱父，助仆有决心，助仆有毅力；使仆今后之生活非一己之生活，乃在父中之生活；使仆不为己生，乃为父生，乃为人生。更求父以父之灵感提携训诲，凡父行于仆身者仆无不甘心乐受。仆愿今后或生或死全为服属天父之人。惟祈父以灵迪仆导仆，今日如此，永远如此。仆心所愿。」（1920年11月21日夜11时37分写。）

　　那天晚间我也把我在自己身上所看见的一切罪恶都写在那篇祷告文后面：

　　「我心我目污秽不洁。
　　「我嫉人恨人。
　　「我爱自己千百倍于爱人。
　　「我在人前之祈祷多虚伪而不真实。
　　「我虚伪。
　　「我捐纳尽为弋人之称誉。
　　「我祈祷为自己太多，为人太少。
　　「我努力所成之工大半为求人之赞誉。
　　「我聚会、祈祷、礼拜，多无诚心。
　　「我骄傲自恃，且轻藐他人。
　　「我不公正。
　　「我言语虚伪、自夸、放荡。
　　「我爱世俗过于爱真理。」

　　当那时候我信主已经六年半有奇。在那六年多的时期中间，因看神多方的恩待，已经有相当的进步。我每日必定祈祷读经。我勉力参加礼拜堂中一切的聚会。我奉献我每月入款的十分之一为神的工作使用。我谨慎我的口不说污秽的话。我竭力追求敦品励行，不苟言笑。我没有一样不良的嗜好。我在财物上十分清廉。我没有同任何异性人发生过不正当的关系。我极忠心于我的职务。我体恤我的母亲。我和我的姐姐相敬相爱。我热诚为学生们服务，帮助他们。我领了不少学生加入教会。那时候认识我的人除了有部分嫉妒我的人以外，大多数都尊敬我，信任我。我母校的校长在他写给别人的信中称我为 a promising student，（一个有希望的学生）。我执教的学校校长当我教书满了一年以后对我说，若不是你入学读书，千万不要应别处的邀请，一定要回到我们学校来，我们十分的需要你。」这一切的事都使我自豪自庆，使我志得意满，使我自视为天之骄子，人中俊杰。

　　我以自己与教会中的信徒、领袖、长老、牧师相比，觉得我比他们强得很多。因为我清楚知道有许多信徒和教会的领袖品格卑鄙得很。从外面的一切来说，不但在信徒中少有像我这样好的人，就连教会的领袖中间像我这样清高的人也实在不可多得。我拿自己和别人比较，觉得我自己好得无比。但那天晚间，情形即完全改变了。那时候，一切的人都在我眼前消失了，只有我自己赤裸裸的站在神的面前，祂的荣光照亮了我的眼睛。我看见了我里面所有的一切污秽邪恶。我开始承认别人所犯的种种罪恶在我心中，一样都不缺少：只是别人的罪恶显露在外面，我的罪恶隐藏在心里而已。我那时开始明白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撒上上六7）。我在神面前惭愧得无地自容。我在神面前战兢恐惧。我越祷告，越觉得自己卑微、污秽、邪恶、可憎。我那天跪在床前祷告并没有出声音，也没有流眼泪，但我在神面前自卑直到尘埃。从那天的经验里我明白了，无论多么好的人一被神的灵光所照，立时会觉得自己污秽邪恶到极点。我那时觉得如果不是藉着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那一切的罪，我便丝毫没有希望能进到神的面前。那天我在神面前重新奉献，愿意以后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愿意一生忠诚事奉神。

　　我祷告以后又写完了那篇祷告文，将近夜间一点钟，我才上床就寝。从那天以后，我的人生逐渐发现奇异的改变。我开始觉悟，以前认为好的事在神面前竟有许多是可憎的，是错误的。有一篇日记可以作一个例子：

　　「救人之工原不必假助于物质，更何有于金钱？即使有需金钱之处，所作之工只须合乎父旨，父必预备一切。余今远父而行已道，为名而创办青年会，实非必要之事，亦未取决于父旨。今乃又以无益之铺张，致耗巨款，既负债矣，自不能不图偿还，故今乃大行募捐。此时觉深受圣灵之责，心甚后悔，然错已铸成，予余以莫大之教训。前路若何？余求父示而已。」（1920年12月9日日记。）

　　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曾经参加学校青年会的工作，好几次为会务向人募捐。因为常听见看见募捐的事，竟以为是很合理的。到了1920年11月20日开烈士田学校青年会成立大会的时候，我们向校方借款，购买了一大批食品，招待赴会的来宾与校中的教员和学生。成立会开完以后，便同着几位学校青年会的职员到教会中一些人家去募捐，用以偿还那天所借的款项。那时忽然蒙圣灵的教导，发现这样募捐是不合理的事，并且发现创立学校青年会虽然也有为帮助学生的意思，但为求自己的名誉荣耀也实在是我心中一个重要的动机。这时深深为这件事自责，但又不能将青年会解散，以致弄得骑虎难下。因此才写了这一段日记。

　　那年12月初，在保定有一个谣传，说驻保的一部分军队将要哗变抢劫。又传说那些军人抢劫的主要的对象中有一个就是西关的福音园。（福音园是保定长老会的大院子，里面有大礼拜堂，男女学校，男女医院，和几座西人居住的楼房。）这个消息一传开，全教会都大起恐慌。西国人找出几支大枪来又从男医院中选出几位护士和护生，从男学校里选出几个年长的学生，教导他们练习打枪，预备在福音园遭受攻击的时候抗拒那些变兵。我那时候蒙圣灵的感动，想起圣经中所说「凡动刀的心死在刀下」的教训，深觉得基督徒绝不可用刀枪杀人。又想起主耶稣的教训说，「有人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便起来反对这练习打枪的事。我主张传道的人根本就不应当预备这种杀人的器械。在全教会那主张练枪自卫的时候，我一发表这种主张，立时便惹起多人的反对，那些提议练枪自卫的西国人尤其不服。我本着圣经同他们辩论，有非常大的能力，他们竟不能驳倒我。

　　此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当「圣诞节」前许多日子，教会筹备开庆祝会我参加唱诗班。班中共八个人。四音合唱，每一音有两个人。唱正品副品的是女校的教员和女医院的护士，唱上品下品的是男校的教员和男医院的护士。我唱的是上品。经过了多日的练习以后，我们预备二十五日上午在礼拜堂的聚会中唱过以后，下午在城内淮军公所开一个大规模的庆祝会。我从前参加唱诗班，无论什么性质的聚会都肯出席，但这时我忽然醒悟过来，知道唱赞美诗是为歌颂神，如何能到一个普通演剧集会的场所、为娱世人的耳朵而演唱？那与作优伶唱戏有什么分别。我有了这种觉悟以后，便决意退出唱诗班，不参加淮军公所的集会。可是八个人中忽然减去一个人，势必使那次的演唱受到影响。这件事使全班的人都不快活，尤其是西国琴师更大不高兴。那时心中起了一场剧烈的交战。感谢神，祂率领我得了胜，那一日的下午我不顾一切人的反对，竟没有参加那次集会。

　　当12月20日至25日的那几天，全教会都在那里忙碌预备庆祝「圣诞节」，我的心中却有着剧烈的战争。有两段日记叙述了那种情形：

　　「嗟！嗟！务此何为？东奔西走，席不暇暖，而所为者世俗耳，物质耳。歌以求悦人之耳，饰以求炫人之目，聚会点缀亦不过以求人之欢心。一生之光阴即使皆耗于此，又何尝能救一人之灵魂？此于天父前殆懒惰之恶仆耳！明道乎，知，起，行！」（1920年12月23日日记。）

　　「余今后知凡属于世俗者，其中果无快乐之可言也。自朝至暮，碌碌曾无少暇，然又何曾荣耀天父，帮助人类？所为者盖虚幻而已！匪独虚幻，且又有若干之苦恼也！今后于此等父所不悦之事当无复为之矣。」（1920年12月24日日记。）

　　过了两天，在日记中又写着说：

　　「数日来，余觉心中有非常之能力及感动，发奇伟之思想，悟经中之真理，有阐道之能力，觉心灵中之能力大见增加。今晚思之，殆有真实之信徒为余代祷乎。」（1920年12月26日日记）。

　　从11月21日晚间我与一位同事谈话得着帮助以后，我便常到他屋子里谈话。这位同事以前曾在某处长老会受过洗，以后在北京信心会又受了浸。他同我谈到他的经历，引起了我极大的惊异。我从小就常随着母亲到礼拜堂聚会，以后又接连着约有十年之久在教会学校读书，再后又在教会学校教书一年多。在这极长的时期中，我只知道受洗是撒一点水在头上。我看见过许多人这样受洗。我从来就未曾听说过在水里受浸这件事。因此我一听见这件事，便觉得十分惊奇。我问他为什么要在水里受浸。他告诉我说主耶稣和门徒都曾这样作了。我回到自己的宿舍用心查考圣经，便发现不但圣经里是这样记载着，而且我也曾多次读过这种记载。可是奇怪得很，那么许多年就从没有想到过「圣经里所记的受洗是在水里，为什么现今教会里受洗都是撒一点水在头上？」这一个问题。从有了这一番新的觉悟以后，便感觉到自己应当照圣经上的方式在水里受一次浸。同时我又想起当我十四岁那一年在伦敦会的礼拜堂里受洗的时候还说过一次谎。当我与十几个同学站在礼拜堂的台前要受洗的时候，我们的牧师在我们面前读了一遍使徒信经，然后问我们是否信这些事。我们当然点头说「信」。其实我们根本不明白他所念的那些话都是什么意思，他也从来没有为我们讲解过。我一想起那段经过，越使我感觉到虽然按着教会的规矩说，我是已经受了洗；但按神的真理说来，我实在是没有受过洗。我经过了几天的祈祷和查经，决定要在水里受一次浸。我既有了这种觉悟和心志，当然要同学生们谈起。这样一来，便惹起长老会当局的反对。有两位长老在早礼拜的时候讲了许多的话，驳斥我的主张。其中一位说，「圣经固然是我们应当信的，但我们信它的时候必须挑选那些好的去信。有些不好的却不可信。好比我们吃鱼，只能挑它的肉吃，绝不能连骨带刺都吃下去。」他又说，「信道固然要紧，但我们既活在世界上，就应当看世上的事比信道更要紧。人在世界上就不能完全。」另外一位在讲道的时候说，「耶稣受洗确是在约但河里，但那并不是祂全身都下到水里去，乃是耶稣半身站在水中，施洗的约翰用手捧一把水撒在祂的头上。」他又引出证据来证明这件事说。「某处天主教堂有一张古画，画着耶稣立在河里，约翰用手捧水撒在祂的头上。」他们想这样讲可以消除我要受浸的意思。谁想到这种错误的讲解反倒更坚固了我受浸的决心。因为这些讲法不但不能证明受浸是不对的，反倒适足以证明受浸是毫无错误的真理。

　　几次与我谈道、给我不少属灵的指导的那位同事，因为他的见证，在12月20日被学校驱逐出校，离保定赴北京。我送他到车站登车，心中非常钦佩他那种为道受逼迫不肯屈服的精神。当我与他握别的时候，我告诉他说，「我也准备牺牲」。我也请他替我介绍一个人为我施浸。29日他所介绍的朱鼎臣先生由北京到保定与我见了面。我便准备不久到河里去受浸。

　　1921年1月2日，我把我要受浸的决心告诉了校中的主任教员王君，又告诉他说有几个学生也要与我一同去受浸。王君劝我千万不要受人的迷惑。我一时软弱，竟疑惑起来，又恐怕失了地位，非常失意的从他的屋子里走出来。我去找到三个我最器重的学生，和他们一同祈祷谈话，心志又坚定起来。那天晚间十点钟，校长与王君来我的屋子里与我谈话，告诉我说，如果我受浸，便请我立时离校，愿意受浸的学生也必须退学。校长又告诉我说，学校实在不舍得我走。他劝我再好好考虑两天，然后决定。如果我能回心转意，不去受浸，他们十分欢迎我继续在校中教读。但如果我坚持要去受浸，那便只有立时离校了。我们三个人谈话直到夜间十二点钟。次日我在日记中写着说：

　　「甚矣此试炼之不易受也！既信又疑。意既决，又趋趄不前。愿牺牲，又顾惜地位，且惧前途之难行。继又思之，诸事托父，余又何虑。且背十字架而从主，又为理之所当。若手扶犁而后顾，又焉能入神之国，转思去后声名则狼籍，前途又不堪，入学之望亦归泡影，生计亦将不可问。又思凡事皆在父之手中，旧人既与基督同死，新人将在主而生，又何庸顾虑自己之前途哉？且基督明言为义受迫者有福，为人诬毁又何虑哉？凡余所行果皆合于父旨者，则行可矣，复何疑为？父乎，祈尔助仆顺服至终，仆愿以一己完全奉献。」（1921年1月3日日记。）

　　那时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照着所看见的真理毅然决定的去受浸。这样一作，立时就要遭遇三种困难：第一是当时就失业；第二是名誉受损失，我向来是顾脸面，爱名誉的，如今在一个学期的中间被人辞退，真是一件耻辱的事；第三是前途要遭遇毁坏。我已经得到母校校长的允诺由伦敦会资助我入大学，入神学。校长又对我说，如果他能作得到，还希望将来送我到英国去留学。但如果我受了浸，在伦敦会那方面看，我便成了一个叛徒，当然他们不会再资助我读书。以我家庭中的情形来说，如果自费读书，连一年也办不到，更不用说十年八年了。这三个困难一个比一个严重。我实在不敢再往下想我受了浸以后的前途是多么黑暗，多么可怕了！

　　第二条路就好走极了。只要打消受浸的意思，这三种困难立时便可以完全消失。我可以照常留在校中教书，将来又可以照着我所希望的，由伦敦会资助我入大学，入神学，还可能到英国去深造。不过我已经明白了受浸的真理，若不照着去行，便是不顺服神。我那时刚刚在神面前认过罪，并且应许神要完全奉献，完全顺服。现在这一条命令摆在面前，正是要试验我肯不肯顺服，能不能顺服。我如何能因为有那几种顾虑便退缩不前呢？在这进退两难的情形中，我正像蚂蚁在热锅上一样，真不知道如何走才好。

　　忽然一个意思来到我的心中说，「受浸既是合乎圣经，当然要去作。不过时间不妨延缓几年。等到我从英国留学回来，在教会中任了要职，那时有了地位，有了权柄，有了声望，再要受浸又有谁能拦阻我。那时不但我自己可以受浸，还可以领许多人受浸，岂不是两全其美么？」一想到这里，我的心中得了短时间的平安。可是不多时以后，另外一个思想又来到心中，说，「神所要的就是顺命。『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如今我既知道受浸是圣经中的真理，却因为逃避困难不敢去作，便是悖逆神。一个悖逆神的人还谈什么读神学？还谈什么为神作工？这样一件摆在面前的本分，都因为逃避苦难不敢去作，如何能希望被神使用？」一想到这里心中又不安起来，觉得还是必须立时受浸，绝不可迟延。这两个意思在我心中交战，就如同两个人角力一般。最后我觉得仍是必须顺服神的命令，不能再计较自己的利害、损益、安危、荣辱。三日、四日这两天度过了一次大战争的生活。

　　1月4日下午日头将落的时候，校长到我的屋子里来，讯问我到底如何决定。我述说了我的心志。他拿出一包钱，送给我作返京的路费，请我当时出校。我告诉他当时不能出校。因为保定到北京每日的三次火车都已经开过去了，就是我迁到客栈里去住，这样短的时间，我也来不及清理我的东西并交代校中的事务。我告诉他说当晚出校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最后他允许我次日出校，但请我应许他那天晚间不要让学生们到我的屋子里来。他的意思是怕我鼓动学生也去受浸，我对他说我可以应许他不招请学生来，但如果他们要来看我，同我话别，我却不能阻拦他们、不许他们进来。 那日晚间，学生们已经听见校长逐我出校的消息，他们踵趾相接的到我的屋子里来。我同他们讲道，勉励他们。那时我觉得我充满了能力。几日间的惧怕忧虑完全消失。我同他们读圣经上的话：「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太十六25 ）我对他们说，「学生们，我今日为主耶稣舍弃的不过是少许的好处，我的主必要补还我许多倍。」我说这话的时候并不知道祂要补还我什么，也不知道祂要怎样补还我。感谢神，祂竟使那天的话成为预言并且完全应验了。那天晚间我把前两三日从茶食店里买来的云片糕取了出来，分给学生们吃，作为临别的纪念。延到子夜一时方才就寝。

　　次日早晨在早礼拜的时间，校长报告说，校方因为王明道先生要受浸，已经请他离校，如果学生中间也有要去受浸的人，就可以立时退学。当时有五个学生声明退学。其中四个决定受浸，另外一个学生并没有想受浸，不过他觉得和我一年多的时间同心走天路，现在我被驱逐出校，他如果还留在那里，似乎对不住我。他为安慰我、对我表同情的缘故，便自动退了学。这个学生就是与我相交二十九年之久，现在仍然与我一同事奉神的石天民先生。

　　对于长老会驱逐我出校的事，我一点不怪责他们。他们为他们自己的教会打算实在不能不使我去职。除了为受浸以外，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些信心会的传道人和信徒曾有一度在长老会乡间的几处教会中惹起过扰乱和纠纷，使那里的教会受了许多损害。保定长老会因为要为我施浸的那位朱先生正是信心会的传道人，当然怀了极大的戒心。这也是他们不能不逐我出校的一个原因。 我们六个人在5日下午二时二十分携带行李离了学校进到城里，住在西街天和客栈。那时候我的心中又起了疑惑和惧怕的意念，忐忑不安，痛苦万状。次日下午一时与朱鼎臣先生偕同五个学生一同出了保定西门，要找一块有水的地方受浸。及至出到城外，我们便遭遇困难了。因为那天正是小寒，而且在五六天以前下了两天大雪。（12月30日降雪约半尺厚，31日又降雪。）遍地都是皎洁的白雪，河里都结了极厚的冰。我们无法找到小许的水。可是我们不失望。我们信神必给我们预备适宜的水可以受浸。我们便沿着护城河向南走。果然不久看见河上有一座桥，桥的下面有一道水闸，上面的水从闸上流到闸下，像一个小瀑布的形状。下面的水因为不断受到冲激，不能凝结成冰，便成为一个小水池子的样式。当时我们便停在那个水池旁，站在雪地上祷告，以后朱先生下到水里去，我和四个学生也脱下棉衣，穿着单衣下到水里去。那个不想受浸、不过因为同我共患难而退学的学生石天民，一看见我们下到水里，忽然也决定受浸，同我们五个人一齐下到水中。我还记得我从水中一上来，我的长发立时变为冰棍，我身上的单衣服才一脱下，就变成像薄板一样坚硬。那天我有一篇祷告文记在日记中：

　　「天父钦，仆今遵父之旨，效吾主基督之范，受浸归入吾主之死；亦愿偕吾主而复生。仆更诚信仆之旧人已完全没于此水中，仆罪得赦，仆心获安，仆之身体灵魂已为吾主宝血所买赎；仆之身心一切非复己有，乃全归于天父。今后惟当顺服至死。愿天父之恩旨成于仆身。仆心诚愿。 」（1921年1月6日日记。）

　　「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 （耶一4-5）

　　「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祂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祂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惟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 （加一15-17）

　　是不是所有被神使用为祂传话的人都是神从他们在母腹中的时候分别出来的？我们不敢回答。但这里有一位先知和一位使徒确是这样被神分别出来的。耶利米听见神这样告诉他，保罗清楚的晓得他是神把他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想想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话，「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便知道神拣选耶利米不但是指他在母腹中的时候，而且是在他尚未成胎以前。神这样重看祂的先知，设立祂的先知，差遣祂的先知，作神的先知是何等荣耀，何等有福的事啊！

　　正是因为耶利米知道他是神所拣选、所设立的先知，所以他才那样勇敢刚强，把神要他讲的话都放胆讲了出来，威吓胁迫都不足使他畏惧退缩；他不怕众百姓，也不怕民中的首领和祭司，甚至不怕犹太的君王。也正是因为保罗知道他是神所拣选、所设立的使徒，所以他才那样「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他先作使徒的。」正是因为他知道他是神所拣选、所设立的使徒，所以他才能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么？我若仍旧讨的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加一10）。虽然我不敢说神的工人是否都从母腹里被分别出来，我却敢说神的工人都必须先受神的差遣，以后才能为神作工。因为我看见经上的话明明的说，『然而人未曾信祂，怎能求祂呢？未曾听见祂，怎能信祂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罗十14-15）

　　耶利米和保罗都知道神把他们从母腹中分别出来。我回想这半生的经过，也清楚晓得我今天作神的仆人不但清清楚楚的奉了神的差遣，而且神也曾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我越回想这四十几年的经过，越知道这件事是真确无疑的。我从年幼身体就很软弱，很少有一年不患病。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很少有一个学期不请病假，从小到十八岁，极重的病生过四五次。当我三四岁的时候，患过一次极重的痢疾，在伦敦会的医院住了一些日子。最后医生告诉我的母亲说，「这个孩子已经没有指望了。」我的外祖母和母亲都主张立时把我接回家去。她们的意思是说，既不能好，就让我死在家里，绝不让我死在医院里。我还模糊记得外祖母抱着我坐轿车回家的情形。说也希奇，回到家中以后竟慢慢好转过来。八九岁的时候又患过一次大病。起初是头的半部肿了起来，以后越肿越大，一直到皮都肿得发亮，难过极了。去过几次医院，医生竟束手无策，最后他们留我住医院。母亲本不愿意她的孩子住医院，但因为没有办法，只得依从医生的话，陪着我住在医院中。虽然住了医院，病势仍不见转好。大家都惧怕起来。母亲特别怕这个病会害了我的性命。说也希奇，有一天忽然从一边的耳朵里流出大量的脓来，从那时候肿就渐渐的消失，病就渐渐的转好，再过了些日子就出院回了家。十五岁的时候又患了一次大病，多日不能吃东西，发极高的热，有几天发热到不省人事。母亲并没有医学常识，也不知道该作什么，只是看守着我。说也希奇，病就那样重起来，后来也就那样好起来。十八岁那年所患的病更严重了，神却一次又一次的行了奇事，保全了我的性命。现在回想起来，若不是神奇妙的保守，那几次病中的任何一次也可以使我丧了性命。何况我自幼家境贫寒，营养不足，每次患病的时候母亲除了焦急以外，什么医药护理的常识都没有呢！以我那样软弱的体格，处那样贫困的家境，再患了那样严重的疾病，若不是有神特别的选召和保守，我真不知道怎么能活到今天。

　　若看我幼年的时候身体那样软弱多病，绝不信我能担当今日那样繁重的工作。许多人看我常常每日讲道两次，每次连领诗带讲道总在两个小时左右，而且能接连十天半月，绝不会料到我在幼年是那样软弱多病的。连我白己也惊奇我怎么能有这样充足的精神和力气。这只能承认是神在我身上有特别的选召和使命。此外还有一件事，也是神特别的恩赐，就是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从我国的北部到南部，东部到西部，无论怎样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水土，不同的饮食，我的体健都不受什么影响。我曾在严冬到过零度下三四十度的东北北部，我也曾在盛暑到过天气最热的闽粤。我能吃北方的面粉，我也能吃南方的大米，我还能吃关外的高梁米饭。我喜欢吃中餐，我也吃得惯西餐。软水和硬水，淡水和咸水，都不影响我的肠胃。至于旅行的时候，除了乘船航海、遇见风浪的时候我感觉晕船以外，其他别的交通工具我都不感觉什么不便。许多人一到外乡就不服水土。还有许多北方人吃不惯大米，许多南方人吃不惯面粉与杂粮。又有许多人视舟车旅行为畏途。许多人新换地方睡不好觉。如果我有这些情形中的任何一样，在神的工作上就不免受到相当的影响。

　　神使我生长在北京，说了满口的标准国语，也是祂特别的预备。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国语能通行各地，为各地的人所容易听懂。这一件事与传道的工作实在有极大的关系。有些人说我口才好，他们说得不对。我并不是有口才的人。常和我在一处的人能证明我平常说话的时候并不流利爽快，甚至有时还有少许的口吃。我最不会为人排难解纷。如果教我去作这种事，我会因着我所说的不适宜的话使他们的纠纷更加扩大。我平常说话除了口齿清楚、声音宏亮以外，别的并没有什么特长，惟独到了讲道的时候，就如同改换了一副唇舌一般。我在这件事上明白恩赐和口才是不同的两种东西。这种恩赐当然也是随着神的选召而来的。

　　我不是一个长于文学的人，诗、词、歌、赋，我一种也没有学过，一种也不会作。神却使我能用浅近的文字把祂的道证明出来。许多人常说到「腹稿」。意思是没有下笔写文稿以先，在心中已经起了一篇稿子。我从来不会起「腹稿」。只是在心有所感的时候拿起笔来写下去，随写意思就随着出来。我讲道也是如此。我很少在讲道以前用几小时坐在那里，翻开几本书，拿着一枝笔、一个本子，预备一篇讲章，然后在开会的时候到讲台上去讲。我讲道的时候常是先从神得着一个信息，带着这个信息到讲台上去，用平日所熟悉的经言和平日所谙达的事理，把这个信息传给听众。我并不是故意自谦，我说的是真话，如果神把祂给我的恩赐拿去，我立时就成为一个一无所有、一无所能的人。

　　再说我年幼的时候所处的环境是那样恶劣污浊，所接触的人是那样卑鄙邪荡，又没有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再加上寡母那样放任宠爱，无论是谁，也不会不成为一个坏到极处的人。（这些事我在上一章中已经详细说过不少了。）神竟行奇妙的事，把我从罪恶的深坑里救拔出来，用祂儿子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一切的污秽，藉祂的灵重生了我，使我成了祂的一个儿子，又选召我，使我为祂作工，并且立我作今日世界上和教会中的一个守望的人，吩咐我为祂的福音劳苦，为祂的真理作战，把祂的真道证明出来。想到这一切，真使我不能对祂的选召有丝毫的怀疑，也不敢在祂的面前有少许的怠惰。

　　神开始呼召我是在我十五岁那一年。那时我正怀着极大的野心，抱着极高的志愿，想要作一个大的政治家。当我十四岁那年秋季的一个晚间，我同领我信主的那个同学在校院中散步谈话。他忽然问我立志将来作什么事业？我那时年岁很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回答不上来。我告诉他我并没有什么志向，将来走到哪里就算那里。他告诉我说那样不行。他说一个青年人必须有志向。他把先哲的教训讲给我说，「为学莫先于立志」， 「有志者事竟成」。他既勉励我立志，我当然要听从，于是我开始思想这个问题。当我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又想到人生的归宿了。我的朋友教导我敬畏神，也引领我信耶稣，但他却没有帮助我清楚明白神的救恩和来生的应许，因此我仍是度着没有来生希望的生活。我怕死，我不愿意想到死。但当我想到未来的事业的时候，又不能不想到身后的事了。我切望能得着一条不死的道路。但这条路却找不到，那样我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了。我定意要在未死以前干一番大事业，好在我去世以后留下大名，正如俗语所说，「虎死留皮，人死留名。」我既下了这种决心，便开始思想作什么事业可以得最大的名誉。最后我决定要作一个良好的政治家，因为我从历史和新闻纸上都看出来，大政治家所得的名誉是远超过作其他各种事业的人的。

　　过了不久，我忽然想到我没有作政治家的可能性，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一个高亲贵友可以把我拉上政治舞台。凭我一介寒士，如何能有作大政治家的希望呢？一想到这里，我的大志又受了极大的打击。可是不久我读到了美国著名的总统林肯的传记，知道这位举世闻名的大政治家出身也像我一样的寒微。他在青年的时代作过店伙，驶过渡船；愿意读书却无力购买，借了别人的书来，藉着取暖的火当作灯光去读。那样的一个苦孩子最后竟成了历史上一个极伟大的人物。我当时就想「林肯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那个穷孩子能作举世闻名的大政治家，我怎么就不能呢？从那时起，林肯就成为我心中所崇拜的英雄。我也买了一张林肯的像片挂在墙上。我自命为将来东方的林肯。我又买了不少中外大政治家的像片，把它们贴在一张大纸上，挂在我床旁的墙上。我自信只要我不早死，我一定能作中国的林肯。那时候我用功读书，热心信主，敦品励行，事事都是为要达到我将来作大政治家的目的。

　　我开始立志要作政治家是我十四岁那年秋季的事。第二年的前半年间，在我心里开始感觉有神的呼召，要我为祂作传道的工作。这种呼召一临到，立时招来我的反抗。我想我既要作大政治家，如何能去传道呢？作大政治家是最荣誉的事，传道是最卑微的事。要我舍弃作大政治家的心愿，去作传道的事工，那真无异乎下乔木而入幽谷。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使我无论如何不愿意传道，就是我看见大多数的传道人都是一些不成材的人。有些给西人教官话的先生，教了几年华语，渐渐就传了道。还有给外国传道人作饭的，打杂的，洗衣服的，看堂的，因为常听道，学会念几段圣经，唱几首赞美诗，讲几句半通不通的道理，慢慢也传了道。又有些在教会学校中读书，三年留两次级的学生，学医不成，入师范也够不上，只好入学道院读两年圣经，以后到教会里传道。我自视并不是这种不成材的学生。我从入学，每次考试必定名列前茅。我在高小和中学读书的那几年，常是藉着得奖金读书，母亲只给我一些钱买书和零用就行了。我想以我这种天资明敏可成大器的人才，去作传道的工作，岂不是大材小用么？使我与那些我所鄙视的人并列，实在是我所不甘心的事。因为有了这种种的思想，我便坚决的拒绝神的呼召。

　　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很热心信主的青年。我每日早晨起来以后，和晚间就睡以前，必定祷告。我每日至少必定读一次圣经。就是在每学期大考的时候，我也不间断祈祷和读经的功夫。我参加礼拜堂中的每一个聚会。那时候教会的学校都是强迫学生赴礼拜堂聚会。所以学校开学的时候，每次聚会，礼拜堂中大多数的位子都是坐了学生。但一到暑假和寒假，学生们都像雀鸟逃出樊笼一样，谁也不肯再到礼拜堂中来聚会。因此礼拜堂中的位子一到假期大多数便都空闲了起来。我却在暑假、寒假中照样参加礼拜堂中所有的聚会，并且是「风雨无阻」。虽然我在每次聚会中并不能得着多少好处，但我认为一个好基督徒绝不可不参加礼拜堂中的聚会。我也参加本校学生青年会的聚会和工作。那时我在学校中可称是最热心的基督徒。可是越热心，我里面越清楚听见神的呼召，祂一定要我去为祂传道，我却坚决的推辞。那时我向神祷告说，如果神有一百条命令，九十九条我都愿意遵行，只有这一条我实在无法顺从。要我舍弃作大政治家的野心，去作那被人轻看的传道工作，无论如何我是不能顺从的。

　　从十五岁到十八岁的春季，三年多的时间我和神相争。神一定呼召我事奉祂，我坚决要作大政治家。这种战争使我心中痛苦得不能形容。我不让步，神更不让步。有些时候我不思想我的前途，心中便得着暂时的平安。但每一想起来，心中便发生极大的战斗。一次在校中有几天特别的讲道，一位热心的传道人讲到青年基督徒应当立志传道。我是最喜欢聚会的学生，那一次我却惧怕起来。只因为那时候全校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参加聚会，又因为我是校中最热心的学生，也绝不能不去参加。如果不是这样，我真要想法子逃席了。两三次的讲道使我心中的战争又剧烈起来。那三年多的时期中，心中经过了许多次剧烈的战争，苦痛得不能形容。

　　十八岁的夏季我应当从中学毕业。（那时还是旧制的中学，一共四年。）我想入大学的时候必须选择所要学的科目。我再不能迟延。我必须决定我的前途。因此在那年的春天，我决定仍照我几年来所抱的志愿，准备作政治家。我预备从中学毕业后入大学攻读政治。我服膺「人定胜天」那一句话。我认定只要我决志作大政治家，便一定能作到。我用我一向倔强的作风来对付神。我作了一件「以卵击石」的愚事。

　　那年（1918）3月中旬生了一次大病。先是身体乏力，头觉晕眩，后来发热卧床，不思饮食。这场病经过一个多月才好起来。5月7日病痊返回学校。20日又患病，勉强支持了两三天，后来再不能支持，便在23日再回家养病。病情是一日比一日沉重。但因为争取虚荣的缘故，抱病参加6月3日至7日的直晋两省教会中学联合考试。那时已经卧病十几日之久，实在连起床都办不到，却冒着性命的危险，从东城家中乘人力车到西城校中去赴考。五天的考试，只考了两天便再不能起床，病也因此更加严重起来。当我的病最严重的时候，我的心恐惧起来。我恐怕我的病再不能痊愈。我怕死，但我那时离死期已经不远。我恐惧，我失望。我懊悔不应当抗拒神的呼召。我想作大政治家的野心到这时候不得不放弃了。我知道我抗拒不了神。我明白「人定胜天」是一句狂人的妄语。我那时在万分痛苦与绝望中向神发出无声的祷告说，如果我的病不能痊愈，我承认我应该死；但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再不敢抗拒神了。那时我的病已经严重到极点，吃了许多药都丝毫没有效用。一位伦敦会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的姐姐说我的病已经没有盼望了。不料神行了大事，当我那无声的祷告达到祂耳中的时候，祂很奇妙的医治了我的沉疴。神藉着这两次的大病征服了我，消灭了我作政治家的野心。到6月下旬，病好了起来。6月27日学校开毕业会。校方因为我的成绩一向优良，允许我和别人一样毕业。中学四年的学业算是告了一个段落。

　　大病方痊，身体非常的软弱。认识我的人大多数都劝我好好休息一年。但我不愿意慢了学业，坚决继续读书，因此在9月中旬便继续着入了学。

　　当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北京一带只有两个教会立的大学，一个是北通县的协和大学，另一个是北京城内的汇文大学。汇文是美以美会单独设立的，协和却是长老会、公理会、伦敦会几个公会合办的。我是伦敦会的学生，从萃文中学毕业以后，应当升入协和大学。可是正在那年的秋季，几个教会已经决定开始把两个大学合办，地址不在通县，却在北京。通县协和大学的旧址改为璐河中学。那时中学是四年制，大学部是六年制。一二两年称为预科，三年至六年称为本科。我从中学毕业，当然是先入预科。

　　新的大学成立了，本科校址在东城盔甲厂，预科就在原来的汇文校址。最奇特的事就是新的大学英文名字叫作Peking University，（汇文大学原来的英文名字，）中文的名字尚未定出，半年多之久就没有校名。预科既在汇文校址，而且与美以美会的汇文中学在一处，美以美会便把两班预科的学生都算作汇文学校的学生。我们协和的预科生当然不甘心被人唤作汇文的学生。我们便声述我们并不是汇文的学生，乃是新合办的大学的学生。

　　1919年的2月间，协和与汇文两校的学生为校名大起争执。汇文的学生坚持用汇文大学的名称。协和的学生认为两校是合办性质，并不是协和合并在汇文里面，绝对不能承认汇文这个校名。到4月11日，我听说决定将两个名称并用，称为「协和汇文大学」。不料几天以后汇文方面又生波折。5月8日我们听说汇文的学生结队抬了「汇文大学校」的匾去挂在本科的校门上面，因此协和的校友那天晚间在东城青年会开同学会，到会的有协和的肄业生与毕业生多人，大家的主张极不一致。我那时是预科一年级的学生，班次最低，年岁也最幼，却发言到四五次之多。那天的会议中，毕业的校友多主张让步息争，容汇文的学生暂时悬挂几十日汇文的匾额，到暑假时再斟酌适宜的新名，结果到底通过了这项决议。

　　大学既悬了汇文大学的匾，汇文中学便改称崇文学校，而且把我们一、二、两年级预科的学生都算在崇文学校里面。那时正是五四运动的那一年。学生们提倡抵制日货，维持国货。5月12日，学校的早礼拜完毕的时候，崇文学校国货维持会选举职员。我们协和方面的几十个学生当时不能走出，便坐在讲堂里看他们的举动。不料我们中间有一个同学被选，他竟不敢推辞，我当时便鄙视他胆怯。接着我也被选了。我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便立时站起来说，「我不是崇文学校的学生，我是在这里寄读的。你们没有权柄选我作崇文学校的职员。」当时惹起崇文学校学生的忿怒，会毕以后他们便辱骂我，攻击我。我决定无论遭遇什么窘迫危害，绝不能屈服在强权之下。不料我这种忠诚不仅触犯了崇文的学生，就连协和方面的校友也有许多人认为我多事，对我表示不满意。我当时竟弄得腹背受敌。但我定意无论如何绝不妥协。我宁可退学，也绝不向若强权低头。我定意坚决反抗这种不合理的举动。当日下午我往西城见我母校（萃文）的金校长请求他替我筹划。十四日我再偕同两位萃文的同学往见金校长讯问。他告诉我们说要等到下星期一董事部决定。我们只好回去再忍耐些时候。

　　5月19日，各校为国事开始罢课。那一学期就没有再上课。6月3日学校提前放了暑假，我们也就都离校返家。二日得着消息说，协和方面预科一年级的学生，秋季将转到济南齐鲁大学读书。我心中作难起来。因为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母亲和我且是相依为命。那些年在北京上学，住校的时候最少每周必须回家一次。母亲需要常看见我，我也需要常看见母亲。如果到济南去，最少需要半年才能回来一次。母亲不能离开我这样久，我也不能这样久离开母亲。特别是母亲那些时候身体不好，前一年的秋季有好几次患病。还记得前一年（1918）的9月30日是一个星期一，那时校中每星期一放半日的假，住校的学生可以自由外出。我在午间十二时半由校回家，才到家门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及至进门以后看见母亲病趴在床上。我当时心中难过极了，急忙打电话请姐姐回家。因为按校规我当日晚间必须回校，只得请姐姐在家住一夜服侍母亲。次日正值孔子诞辰，学校放假一日，我便回家侍候母亲。到晚间因为姐姐已经回校，我也必须返校，但又不能把患病的母亲独自留在家中，左右为难，急得哭泣，很久，挨到八时半方才返校，并且告诉母亲，无论如何明日必定回家看视。次日身体虽在课室里，心即回到家中，一直思想不知母亲的病到了什么地步。别的同学听讲功课，我却低着头哭泣。后来向学校当局请假，请求许可我每日下课以后回家服侍母亲。校方很慷慨的给了我四天的假。我真如同奉到恩赦一般，一下课便急忙奔回家中。接连着几日，每天下课便回家服侍母亲。我四日的假满了，母亲的病也好了。不料又过了几天，母亲和姐姐都患了病。一家只我们母子三人，我如何能安下心去在校读书。但再告假回家，又觉得实在不好再开口。勉强忍到晚饭的时候，实在不能再忍下去。这时不但请假没有把握能否得到允许，并且也没有地方去请假。在万分无奈的时候，竟大着胆于私自走出了校门，回到家中，去服侍母亲和姐姐。我从悔改信主以后，从来不肯犯一次校规，那几天竟接连着有三次下午私自出校，直到母亲和姐姐都痊愈了。不料因为那些时候心中焦急，身体疲劳，吃不饱，睡不安，每日以泪洗面，心身都受了打击，到母亲和姐姐都好了以后，不满三天，我又病倒了十几天之久，请假回到家中调养。那时候母亲再服侍我。母亲既离不了我，我也离不了母亲。我如何能到千里以外的济南去读书呢？

　　六月至八月间度过了极辛酸的几十天。这时候大学本科的门前已经挂起了「燕京大学」的匾额。我想越过预科二年，考入本科一年级。我去讯问我母校的金校长，可否许我考试一下。金校长嘱我去见本科的科长，同他商量。不料我去了许多次，始终见不着科长一面。写了信去，也得不到片言只字的答复。我那时候已经不敢希望能得到许可，我只希望科长给我一个回答，说一个「可」或「不可」，好使我死了心。不料竟连一两个字的回答都得不到。我苦痛，我激忿。我没有料到远涉重洋奉基督的名来服役中国教会的西国宣教士竟这样对待一个渴望上进的青年基督徒学生！

　　考入本科的希望已经完全没有了。到遥远的济南去，又不忍得离开母亲。我本不舍得耽误一年的光阴，不料现在入学的事情已经完全绝了望。这时候我苦痛得想要求死。我几乎得了精神病。在8月20日那天我在日记中写了一篇悲叹的话：

　　「怀志不遇，屈原有离骚之赋；积郁莫明，阮籍为穷途之哭。志者不遇，百世恒同；事与愿违，古今何异。予学昧蹲鸱，才同芥骆；自问何幸，竟获睹人生真际；匪敢自饰，亦略窥圣贤门径。艰阻困厄，沧桑数历，险诈奇幻，世变饱经。每自顾昂藏七尺，辄不忘万里鹏程。 帝恩隆眷，幸未陨越；魔诱屡至，岂敢或忽。方期猛进长趋，遽料阻难横起；正欲努力奋斗，何意逆境中阻。只身难跨二舟，去取讵能两顾？踌躇三月，徘徊九旬。既不能伤亲心，又实难舍前路。孰轻？孰重？何去？何从？终则取难舍易，遂至履险去夷；势既由不获已，情又何求人知。境可悲矣！心更痛哉！而今而后，如我何人？悠悠苍天惟独叹！自策自励，匿述销声；孜孜潜进以待时。洒泪独泣，望九天霾云变色！．抚衷自痛，悲一身良遇皆失！壮志难驯，贾生徒殁；苦心不显，屈子竟沉！奈何天里，胡竟绝夫有志者？无情世上，悲境偏逢苦心人！抚今思昔，怆然欲绝！瞻前顾后，抑郁兴悲！呜呼！已矣！苦衷人不意今逢厄运！噫嘻！悲哉！黑云中何日重睹光明？往事勿计，来日何堪？郁郁往迹何意竟成今日之恨？茫茫前路，敢云不效穷途之哭！甘耶？苦耶？匪余敢计；成乎？败乎？任其所之竭思尽虑，以求余力之所至；引领宁望，惟希帝旨之云成。」（1919年8月20日日记）。

　　感谢神，在最黑暗痛苦的时日当中，祂用祂的话安慰了我。22日早晨读经得着经训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罗十四8）23日早晨读经得着神的应许说，「我要以永远的慈爱怜恤你。」（赛五十四8）「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赛五十四10）。

　　入学的门是关闭了，只好暂时找一点事作，以后再等候机会升学。按我的本领和名誉说来，是不愁找不到事作的。（那时认识我的人大多数都看重我）。说来也希奇，无论怎样托人，竟找不着一个位置。转瞬已经到了8月底，前途竟看不见一点曙光，我悲哀，我失望。我痛苦到了极点。8月26日晚间，我到我的朋友家中去。（这位就是起初领我信主的朋友）。他劝我不要这样难过，又劝我出外换换环境，到通县去游玩两日，因为那时直晋两省基督教教育会正在那里开会，在那里可以会到不少熟识的人。我因为既不能入学，又找不到事作，觉得不愿意见人，所以就不想去。但他竭力劝我去一次，我就答应了，便在次日往通县去，只在那里停留了一天半。他们次日下午散会，我也和大家一同返回北京。不料因着这一日半的游玩，竟得到一条出路。事实的经过是这样！：

　　我在通县的时候，一位相识三四年的朋友听说我还没有找到事作，便替我介绍一个小学教员的工作。地址是在离北京约三百里路的保定，工作是教初等小学学生，待遇是每月薪金十二圆，未结婚的人却只能领八成，就是九圆六角。我当时因为这个工作各方面都对我不适宜，因此便推却了。但那位朋友对我说，「你不如考虑一下，再作答复。今天是28日。他们可以等你到月底。最晚请你在31日给他们一个答复。」我允诺下来，但我考虑了几天，始终认为这个工作无法接受。我既不能到一千里以外的济南去读书，又如何能到三百里以外的保定去教读呢？教初等小学也是我所不能忍受的。我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就曾尽义务帮忙教过萃文初等小学的学生。如今我是一个读过一年大学的学生，且是一个成绩优良、心怀壮志、想作大事业的青年，如何能低头到这种地步，去教初等小学呢？第三，他们的待遇也实在苦得很，十二圆钱还要打八折。九圆六角钱可够作什么用的呢？如果我去，至少我必须每月回一次家看看母亲，一次往返的路费需用四圆钱，每月的饭食也需用四圆钱，下余的一圆六角钱，只够理发、洗浴、买块肥皂、寄几封信的用途。不用说不能有一点积蓄，就连买几本书、做一件衣服的钱都没有，这比留在自己家里实在强不了多少。我无论怎样考虑，也认为无法接受这个工作，因此我在8月31日的晚间写了一封回信，告诉他们说我不能去，然后拿着这封信到街上去付邮。

　　当我走到街上信筒旁边把信送到信筒的入口处，信的大半已塞入筒口中，但还未曾撒手的时候，我藉着路旁的灯光看了一下信筒上的收信时刻，我看见上面的字写着说，「下次再开，上午七点。」我心中想道，「应许人至晚31日答复，不料到底这封信在31日未曾赶上邮班。日期是已经误了，与其让它在邮筒里放一整夜，不如先把它拿到家中去，明晨再送。」想到这里，我便把这封一大半已经塞入信筒口中的信又抽了回来，无精打彩的走回家去。那一夜愁苦叹息。自己心里思想道，「我的境遇怎么竟这样不幸呢？入学的门关闭了，想找事又找不到。好容易遇到这仅有的一个机会，又是这样各方面都不适宜。神这样待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次日早晨我的心意忽然转变过来。我定意走这一条我所不愿意走的路。我想，到保定去总比困处在家中还好一些。我撕了昨晚所写的信，另外写了一封信寄到保定去，接受他们的邀请。

　　9月11日早晨离了北京，乘京汉路车到保定去。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北京到远方去。起身以前，母亲因为我离家远出，流下泪来，我自然也哭了。午间到了保定，下了火车，和接我的人一同到了西关福音园烈士田学校内。当我进到那个院子的时候，看见那小的院落、小的房屋、乡间装束的小学生，样样都使我心中懊丧。我感觉无限的凄凉。我见了校长以后，他告诉我说，因为介绍人提到我的经历和学识，他决定拨一位教高小的教员去教初小，改请我教高小和中学一年级学生的功课。因为那时候校中方才增设中学一年级，所以中一是全校中最高的一班。此外他也对我破格优待，薪金不打八折，却十足的付给我十二圆钱。这两件事的改变，使我心中得了不少的安慰。特别是他请我教中学一年级和高小的功课这件事，鼓起我很大的勇气来。次日上课，讲完功课以后，便以道勉励学生。那天的日记上我写了几句话：

　　「生平之志，助人向善耳。今以立志修身之道为各班学生言之，俱表乐受之意。使予而能导此数十青年，俱在此极短时间之内化为高尚有志之青年，余之此行不虚矣。」（1919年9月12日日记）

　　当我在校读书的时候，阅读谢庐隐（洪赉）先生传略，心中便十分羡慕谢先生的人品道德。我看到他在苏州博习书院和上海中西书院任教职的事，如何训导学生，关心学生，又如何与学生交往，以德行感化学生，心中就想到如果我有一天作了教员，也要效法谢先生的榜样。及至我在保定任了教职，便效法谢先生那样在课堂里、在私人谈话中，常常以敬神作人的大道教导学生。最先是讲完功课就对学生们讲道。那时候我讲的道与今日大不相同。我不明白救恩和生命的道，只是教导学生敬神、爱人、立志、进德而已。虽然那样，因为我是出于诚意和热心，所以也很能使学生受感动。后来我觉得不如每日单有一个聚会，使那些愿意听道的学生自动参加，因此便和几个学生商议，每晚成立一个祷告会。

　　11月12日晚8时20分，这个聚会开始了。从那时候起，除了教会或学校晚间有会、或有特别事项以外我们每晚都有聚会。我有时对学生们讲祈祷读经，有时讲立志进德，有时讲认罪悔改，有时讲处世作人，有时讲服务牺牲，有时讲卫生保身，有时讲孝亲敬老，有时讲诚实圣洁，有时讲齐家救国，有时讲舍己爱人，有时讲贤哲格言，有时讲名人传记。我那时候就是不会讲生命的道理。并不是我不信，乃是不清楚了解。我信耶稣为我赎罪代死，也知道不藉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神面前去。对于来生的道理我不十分明白，所以我也就不能讲。我信全部圣经，我也信它里面一切的记载都是真实的。可是除了圣经中那些宝贵的教训以外，我没有对其他的记载发生太多的兴趣。我信耶稣复活，但我却不明白祂的身体是否复活了。我信圣经里所记载主耶稣和先知、使徒们所行的神迹，但有人用捏造的话语来曲解这些事迹，我也听不出来是不对的。我只记得在中学的时候听一位明老太太对我们讲过一次主耶稣再来的应许，那时我也确信。不过以后就再没有多听人讲过，我也再没有留意。

　　我在校中除了授课以外，竭力在各方面领导学生，栽培学生。有一些学生很受感动，接受了我所给他们的指导，可是在同人中间我却遭到攻击。第一个原因是我和他们同处不来。每天我们五位教员在一间小屋里吃饭，他们四个人谈话中间总是喜欢说些淫词妄语、不干不净的话。我听见的时候觉得实在刺耳。但他们都是旧有的教员，我却是新来的人，而且年岁比他们小得多，当然我无法干涉他们。我只能在他们说那些污秽言语的时候，不作一声，低头吃自己的饭。因为我听不惯那些话，心中既不舒服，面部也一定会有不愉快的表情，于是便招来他们的厌恶和歧视。有一次我实在不能再听下去，便忿然离席而出，这更招来他们的恶感。我在日记中记着那天的情形，有这一段记载：

　　「星光皎洁，银河在天；院宇寂静，万籁无声。一斗室中，灯光明亮，一少年方与生徒十一人谈讲贞洁问题，迫切恳挚，言之娓娓；谓欲胜污秽之罪染，最大之力源即得自圣洁之上帝。此言者盖彼诚恳叮嘱众生之一语也。少年以晚餐时闻同人之污秽淫语而忿然出，故斯时心中之痛恨污秽，宛如冰不容火。校中就眠铃既鸣，彼乃徘徊院中，观各室中学生之作日记者，则嘱毕事熄灯。少顷，返彼所居之斗室中方就椅而坐，瞥见桌上方来之家信，乃启而读之，则慈母所书告平安之信，嘱自行谨慎，爱护身体。少年反复读之，心中攸易一种感想。视时表，已将十时，乃挥笔作记。少年者谁？日记之记者也。」（1919年11月21日日记。）

　　又过了一些日子，我实在不能再和他们一同吃饭，我便提议我自己在宿舍中单独吃饭。我有一个很充足的理由提出这个意见，因为我那时期正实行素食。（我实行素食有一年半之久）。他们每餐总要吃些肉，我却一点肉都不入口。每次吃饭我总请厨役为我单预备素菜。当我实在不能再听他们那些淫词妄语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说，「我们既不吃一样的饭，就没有在一处共餐的必要，不如我自己在宿舍里单吃好了。」

　　同人们对我起恶感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嫉妒。一般作教员的只是每日教自己所当教的几门功课，对学校和学生其他的事向来是不闻不问的。校中的事都由一位主任教员管理，最大的事由校长主持。（学校那时没有校长，暂时由一位老年的西国牧师代理。）校中的秩序和清洁、学生中间的纠纷和事务，若不是那位主任教员分派别的教员作，是绝没有人肯过问的。我在那时心中火热得很，不问有没有人分派我作，只要看见有可作的事，便挺身去作。这样一来，主任教员得了一个有力的助手，当然非常高兴。但其他几位教员讥诮我，说我卖弄殷勤，讨好校长。他们自已不过问功课以外的事，也不许别人过问。我只为学校和学生设想，未曾想到招来他们的嫉妒。他们对我常和学生往来、领学生聚会，更是不免发生误会。他们不明白我愿意以道栽培学生的心意。他们以为我是要拉拢学生，建树自己的势力，因此多方攻击，肆意诬蔑，常给我一些难堪。我有时也不免因此灰心难过，但一看见学生们那样乐意受教，心中便得了安慰。

　　11月30日是一个星期日。午饭后看见两个学生起了冲突，要去见那位主任教员。恰好他不在校，我便把他们叫到我的屋子里来，讯问是什么事情。那个小学生说，「他打了我」。那个大学生说，「他骂了我」。我让他们都坐下。我开始劝导他们，并为他们说了一个很感动人的故事。（那个故事曾深深感动过我）。我一面说，一面看他们的脸，发现他们实在受了感动。及至我讲完以后，请也们再说他们的事。不料那个小学生竟先站起来说，「先生，今天的事是我的错处。因为我先骂他，所以他才打了我。」那个大学生也站起来说，「先生，错处在我。无论如何，我比他大，我不应当打他。」我一看他们都认了错，便劝他们握手和好。两个人哭着吵着进到我的屋里，一小时后竟笑着说着走出去了。并且那个小学生就从那一天起，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变。 我因着几个月来在学生中间工作，思想起了极大的变动。我从前渴慕作大政治家，虽然因着十八岁的重病，不得已放弃了那种野心，但我并未曾甘心接受神的呼召。这时候我却开始看见传道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多么伟大。我心中想，就是作一国的总统，也不能使人这样从心里改变，弃恶向善。但现今我在这些学生中间作了几个月谈道的工作，就有不少青年人的生活有了奇异的改变，这种工作是何等有价值呢？以前几年之久抗拒神的呼召，但在教读的几个月中，心思竟渐渐转移过来，开始羡慕为神作工了。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使我愿意为神作工，就是在大学预科那一年，屡次看见教会中种种背道的事：说谎作伪、利己损人、恃强凌弱、谄富轻贫、我虞尔诈、斗角勾心。我开始发现，社会中种种的罪恶在教会中也是无一不有。在保定教书的几个月中，也看见了一些使人痛心的事。我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是在伦敦会的范围内，在大学预科的一年所见闻的多是美以美会中的情形，到保定教书又是在长老会里面。这时我的眼界比从前宽了不少，同时也越多看见各教会的黑暗腐败。因此屡屡感觉到教会实在需要一种改革，而且这改革教会的使命就在我的肩头上。这种感觉也使我渐渐转变，愿意终身为神作工。

　　到了1920年的春夏之交，我的心已经完全转变过来：无条件的降服在神的面前、愿意接受神的呼叫。回想在中学读书的时期，三年多之久抗拒神的呼叫；在大学预科的一年内，作政治家的野心是放弃了，但仍是不甘心完全接受神的呼召。及至在保定教了一年书之后，因着神在各方面所给我的训练、光照、呼声、觉悟，才整个的顺服。也就在那年夏天正式改了名字，不再叫「永盛」。而改叫「明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愿神用我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祂的真道。」这里的「明」字是证明的意思，不是明白的意思。这个名字虽然是我在二十岁的夏季所改的，这个心志在我里面即已经存得很久了。当我十九岁春季在预科一年级的时候，日记中屡次记了这种感想，现在把它们录在下面：

　　「学当自不欺暗室始。慎独之功既纯，然后见道愈真，行道愈笃；入圣入贤，明道新民，基于是矣。可不勉哉！」（1919年3月21日日记）。
　　「世衰道微，人心日危，举世污浊；明道新民，当匪异人任。」（1919年3月21日日记）。
　　「我生之志向无他，惟欲明道耳。」（1919年3月28日日记）。
　　「明道，明道；明道之责，匪异人任。」（1919年6月13日日记）。

　　在那个时期还有一段感怀记在日记中：

　　「民德堕落，人心日下。今日世界所亟需者，一有德、有力、有志之人心改革家也。昨课英史时，闻徐师之言曰，『今日中国所急需者，一卫斯理约翰其人也，然其人为谁乎？此班内或有其人也。』吁，有其人乎？有其人乎？吾思之，吾重思之，曰，『有』。」（1919年5月11日日记）。

　　既决意完全接受神的呼召，便预备继续入大学读书，以后再入神学。我母校的校长英国人金修真先生，曾有一次同我提到，在他回国的时候如果有机会，也许能为我筹一笔款，将来送我到英国去留学。我那时兴奋极了。我计划再读四年大学，三年大学神科，再到英国去读三年神学。十年以后，我便可以作一个大牧师，作一个大布道家。哪知道神的话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赛五十五8-9）祂看见我选择的道路不是祂要我走的。祂预备使我走一条更美的道路，就继续在我身上进行祂的美旨。6月间因为本年入学仍有问题，经过多日的祷告，决定答应烈士田学校的邀请，继续教读一年，到明年秋季再入学读书，因此当年九月八日又离京赴保。不料就在这一个学期未毕的时候，神就在我的身上作了一件奇妙的事，不但完全改变了我的道路，也完全改变了我的思想、信仰与人生。这一切的经过要留在下一章再说了。

1948年9月24日

　　「祂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但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但说：『撒但哪！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么？』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亚二1-5）

　　柴放在火中，过不了多少时间便被焚烧成了灰烬。一根柴从火中被抽出来未被焚烧，这是何等幸福的事！这根柴如果有知觉，它应当怎样感谢那把它从火中抽出来的人呢！先知撒加利亚看见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但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责备撒但，并且告诉他说，约书亚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撒迦利亚又看见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但神的使者却使他脱离罪孽，穿上华美的衣服，而且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从这段记载里，我们能看出来约书亚是一个遍体污秽的人。撒但与他作对的时候，意思是说，以他这样污秽的一个人还配站在神的使者面前作大祭司么？如果约书亚是一个圣洁无疵的人，撒但便没有理由可以与他作对。但现在约书亚那一身的罪孽便给撒但一个最好的理由，使他下手攻击他。神即斥责撒但，不容许撒但攻击他，并且对撒但说，「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么？」那意思是说，约书亚是我从罪恶的烈焰中抽出来的。我拯救了他，我拣选了他，我不容许你与他作对；他遍体污秽，但我能使他变为洁净：我要脱去他身上所穿污秽的衣服，而且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戴上洁净的冠冕。神接着也就这样作了。撒但再不能攻击约书亚了。

　　大祭司约书亚是神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当我回想我蒙神拯救、蒙神选召的经过的时候，便觉得这个名词「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用在我身上也正合适。我也是神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这根柴已经与其他的柴一同放在火里了，神却行了奇事，把这根柴从火中抽出来，使他没有和其他的柴一同化为灰烬。这是神奇妙的作为，这也是我极大的幸福！柴没有知觉，我却有知觉，我想到我所得的福分，真不能不欢欣雀跃；我想到神奇妙的作为，又不能不感激涕零。我不敢埋没神的恩惠和荣耀，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

　　我的出身是十分寒微的。大约很少有人像我的身世那样可怜。我不知道我的原籍是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我的祖父叫什么名字，作什么事业；我更不知道我原籍的家中还有没有什么人。因为父亲早去了世，母亲向来不问这些事。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名叫王子厚，他在壮年的时候来到北京，在美以美会所办的同仁医院中服务。那时西医才来到中国不久，除了西国的医士以外，中国根本没有西医，更没有医学校。我的父亲与另外两位先生就在西国医士手下连帮忙带学习，渐渐就作了教会医院中的中国医士。父亲在三十多岁才同母亲结婚。结婚以后生了我的长姊，以后又生了一个女孩，只有三岁左右便生病去了世。再后生了一个男孩，没有活多少时候也死了。母亲的第四个孩子也是男孩，因为难产死在母腹中。我是母亲所生的第五个孩子。母亲姓李，名文义，十几岁的时候便在北京伦敦会所立的女学校读书，那已经是七十年前的事了。

　　主后一千九百年，中国发生了一次极可痛、极可耻的事变。那年是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岁次庚子。慈禧太后因为听信一些无知的官吏的话，奖励义和团，仇杀外国人和基督徒，惹起一场大祸，结果联军入京，两宫西狩。次年七月，清政府与各国联军订立辛丑和约十二款。当乱事正炽的时候，全城的外国人都避入东交民巷使馆界内，北京各教会的信徒也随同逃到那里。父亲母亲带着他们的女儿——我的长姊——也和大家一同到那里避难。当时清兵与义和团包围使馆界，用枪炮向界内攻击。父亲有一次登上梯子，从墙上往外看视，下来以后告诉母亲说外面的义和团与官兵的数目极多，早晚会攻进使馆来，那时里面的人说不定要遭遇什么痛苦残杀，与其被人戕害，不如早日自尽。过了不久，有人通知母亲说，父亲在肃王府花园内自缢。母亲急忙走到那里，看见父亲的尸身趴在地上，颈上有一条印子，当时就草草将他埋葬在那里。那时我还未曾生出来。母亲和父亲结婚六七年便居了孀，那时她只有一个几岁的女孩，和一个尚未落生的胎儿。

　　1951年「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九种「义和团」一书中，北京美以美会汇文书院教习鹿完天先生亲笔所记「庚子北京事变纪略」一篇里，有关于父亲去世的两段记载：

　　「一点钟，角声又起。四面枪炮环攻甚急，约有两点钟之久，人不见面，枪火如电，两军赖之。四点钟，仆与同仁医院掌院曹君咏归对谈时，伦敦会教友，帮办同仁医院事务王子厚先生过内宫门向仆而言曰，『事急矣，我辈必死于今日矣，奈何！奈何！』仆与曹君正式对曰，『汝独不信天主乎？圣经曰：杀尔身体，不能杀尔灵魂。汝独忘之乎？且汝发此言，不但扰乱汝之神明，且适以煽惑他人之心。今而后尔其慎之，勿多言。』伊垂头丧气而走。」

　　「五点钟，忽报王子厚在西花园花神庙自缢殒命矣。仆亲谒往视，见伊立正垂手舌出口外，悬于门楣。即命人扶之而下，身已僵矣。遂送信与伊之家属，并医院掌阮曹君，同来看视。即时于该处掩埋。呜呼！王君子厚，精明强干，年富力强，今忽致此，是果天命，抑以人意乎？未可知也。此二十六日之大概情形也。」（本书《五十年来》是1950年9月初版的。1951年从「义和团」第二册第404及405两面中发现了这两段记载，才知道父亲去世的情形和日期，这次再版时特将这两段加入。鹿君在这段中所说的日期是阴历五月二十六日，阳历是六月二十二日）。

　　父亲死后不久，战事的情形日见严重，避难的人们已经由御河东面撤退到河西。阴历六月二十九日（阳历七月二十五日）母亲在避难的地方生了我。那时没有地方去请接生的人，给我接生的是我的外祖母。她看见我生下来是一个肥大的男孩，十分欢喜，当时她就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铁儿」。我年幼的时候大家便叫我「铁儿」、 「铁子」。我从前并不十分喜爱这个乳名，但及至我蒙召为神作工以后，读到神对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便开始了解这个乳名的伟大。我觉得我的外祖母给我起这个名字实在有神的美意。我落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一个月零三天。我生下来便是孤儿。我不但没有见过父亲，就连父亲的像片也没见过，因为那时候的人本来就很少照像，仅有的几张像片在乱事中也都遗失了。幼年丧父的孩子多是境遇艰苦，生下来就成孤儿的孩子当然更苦。但感谢神，我那时的苦正好给我造成今日的幸福与快乐。生活在艰苦中并不是不幸，生活在优良的境遇中有时正是最大的不幸呢！

　　乱事平定以后，避难的人都从东交民巷出来。有些人回到自己的家里，还有些人已经无家可归。父亲在世的日子是在同仁医院服务，也住在医院里。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当然不能再回到医院，需要另觅居所。当时租到东城乾鱼胡同一所小房栖身。（这条胡同后来改名为甘雨胡同）。父亲已经去世，母亲虽然幼年在伦敦会的女校中读过几年书，但没有作事的能力，同时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和一个吃奶的男孩，当然更不能作什么事。幸好不久从教会方面领到清政府所发几百两银子的赔偿金，使用这笔钱维持生活。过了几年，因为我们的房主年终急等用钱，向母亲声明，打算把这所小房出卖，如果母亲不买，他使卖给别人。母亲因为手中还有一些钱，便把房子买下。当时这所房子只有南房五间，北房两间，还有北面四间棚子，是冬天养花用的，没有窗子和门，也没有隔断，只是有灰顶而已。又过了几年，母亲手中的钱越用越少，便把外院两间北房和两间南房出租，可以得一点租金，补助家中生活的钱用。这时候家中的生活逐渐艰苦起来。母亲带着我们姊弟二人，每日吃玉米面或其他粗粮度日。母亲又最不喜欢作饭。因此我们时常一天只吃一顿饭。饿极了的时候就在街上买几个烧饼充饥。母亲到年老的时候还常说，她宁可忍饥，也不愿意作饭。她又告诉我们说，我的二姐就是因为每日总不能按时吃饭饿得生了病而夭折的。可是母亲并不懒惰，她从早到晚总不肯闲坐片时。她喜欢洗衣服，喜欢作针线活，喜欢打扫屋子和院子，喜欢看报，惟一不喜欢作的事便是作饭。我在幼年的时候吃的饭本来不好，又不能按时候吃饱，当然身体会受到极大的亏损，屡次患病。所幸的是有几年外祖母和我们住在一处，时常替母亲照料我的饭食。母亲后来还对我说，你小的时候亏得外祖母常照应你，不然，恐怕也饿出毛病了呢！

　　四间房子的租金那时只有一圆几角钱，当然不够三口人的开支。过了几年，母亲接受别人的建议，把四间棚子加上隔断与门窗，成为四间小房子，也租出去，借此增加一些收入。过了几年，母亲又用手中余存的一点钱，在里院东面添盖了两间灰房，在外院西面添盖了一间灰房，也分租出去。这时全院的房子共有十四间，除了我们自己、和外祖母、姨母两家以外，院中尚有八家邻居。全院子的面积不过只有四分六厘大小，上面有十四间房，住了十家人，全院人口的总数常在三十名上下。收入的租金是增多了，但是困难也随着增加起来。我们常常遇到刁顽无理的邻舍，因为知道我们全家既没有势力，又没有成年的男子，便欺压我们，或是不交房租，或是聚众赌博，或是撒野骂街，或是作些暗昧不法的事。母亲既是房主，不干涉呢，惹出事来，房主要负责任；干涉呢，他们毫不服从。母亲的性情又急躁暴烈，同邻居交涉事件，说不上几句话，便气得不得了。因此只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受不了的时候就气得生病。想不租邻舍呢，除了租金又没有收入。租了邻舍呢，便受他们的难为。可怜的寡母孤儿，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度了多年的生活。我在幼年的时候不会了解母亲的爱，也不会体贴母亲，不过却知道帮助母亲过日子。自己年幼，不能作什么事；但看见一些穷人到街头倾倒垃圾的地方拾取碎煤，便也取了一个筐子或是簸箕，跑到本巷几家大公馆门外倾倒秽土的地方拾些碎煤，拿回家中去生火炉，这样便减少家中一笔买煤的开支。这种工作一直作了好几年之久，到我入学以后还继续这样作。早晨拾过碎煤以后，再拿着书包往学校去。直到十二岁住校读书的时候，才停止这件工作。每到冬季的时候，屋子里只生了一个煤油桶改制的火炉，连作饭带取暖。身上的衣服既单薄，还要在冰天雪地中到巷里去拾煤，手脚都冻得裂了大口子，疼痛得很，甚至一到冬天手都不能写字。

　　我在幼年的时候知识开得很早。会说话以后就喜欢读书。常常拿了一本书去问母亲那个字怎样读，这个字怎样讲。母亲未多教我念书，我却不断的问她。就这样问来问去，普通的书就都能读了。那时我所读的书有三字经、百家姓、十字文、名贤集、天路历程、续天路历程、正道启蒙、新旧约全书等，还有没有别的书，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这几本我却记得最清楚。那时候有一种画报，每日出一张，售铜元一枚，母亲订阅了一份。我也每日详细的看。并且自己也模仿着出一种画报，弄一张纸，画几个人，编造一段新闻。那时所订阅的画报到如今还存着几份，自己所出的画报却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我从幼年的时候不但喜欢读书，也喜欢常常思想，想到世上许多的问题。这许多问题中最使我感苦闷的就是「人活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人将来要往哪里去？人死去以后还有什么没有？」我也问过一些人。他们给我的答案总是「人都要死」。至于死后如何，他们的解释便不一样了。有些人说「死了，死了拉倒。」（拉倒是北京土话，意思是完结无事，什么都没有了。）又说，「人死如灯灭」， 「气化清风肉化泥」。还有人说，「人死了以后灵魂要到阎王那里受审判。好人可以上天堂，坏人即被小鬼用铁链锁着，押到地狱里去，受种种的苦刑。」还有人说，「人死以后要照着他生前所行的转生为富人或穷人，转生为走兽或飞鸟，昆虫或水族。」在这些回答中我觉得第一种比较可信。但这部给我带来了极大的苦闷。「死了拉倒」，这怎么好呢？我想我现在家庭寒苦，身体羸弱，满希望将来境遇好转，能享点幸福，可是最多七八十年以后就要离开世界，那时「一死拉倒」，什么都没有了，都消灭了，那是多么苦阿！我不甘心这样「拉倒」。我要寻求一条生路。我必须趁着我还活着的时候解决这生命的问题。我不记得我开始想到这些事的时候确实是几岁，但我知道那是我未曾入学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总在我六岁至九岁之间。

　　我有一位舅父，是母亲的长兄。他是一位忠厚长者。他的头脑里装满了各种小说，各种故事。他每逢到我们家中来，我们就请他为我们讲故事。有一次我问他说，「舅父，有没有方法可以不死呢？」他回答我说，「有」。这个答案给我带来无限的希望与安慰。我请他告诉我怎样可以不死。他告诉我说，不死的方法乃是入山求道，远避红尘，舍弃名利，禁绝享受，在山洞里打坐，饮草叶上的露水，在山中挖掘灵芝草作食物吃下去。在山中修炼的日子一久，便可以渐渐成仙，那样就可以不死了。

　　我听见这个消息以后，乐得心花怒放。我恳求舅父带我入山修行。舅父对我说，入山求道需要弃绝世上一切的享受与名利，你舍得不要这些么？」我回答说，「我什么都舍得。我要脱离死。如果有什么方法可以使我不死，叫我作什么我都肯作。」但舅父却推诿搪塞，不肯带我入山。我渴望我快些长大成人，那时我自己可以入山求道。在那几年中我因为抱了这个希望，心中得了不少的安慰。

　　大约是在九岁的时候，母亲送我入了伦敦会所设立的萃文初等小学。在入学以前母亲给我起了一个学名叫「永盛」，取意是永久昌盛。我除了小时候的乳名以外，母亲还在我几岁的时候给我起过一个名字叫「德胜」。 「永盛」已经是我第三个名字了。萃文初等小学校址在崇文门内米市大街路东，伦敦会大门内。那时全校有三十多名学生，只有一位老师。还有老师的一个儿子，那时在医学校读书，我们称他为大师哥，并这位大师哥的一个朋友，他们二人也帮助老师教一些功课。那个小学半像私孰，半像学校，主要的是背诵四书五经，同时也有小学的算术、历史、地理、修身、国文，等等的课程。老师是徐质臣先生，年纪约有五十多岁，文学不错，管教学生相当的严厉，学生都很怕他。我一入学，老师便叫我念论语、背论语。过了不多日子，老师便特别赏识我，用心栽培我。他在我身上抱了很大的希望。我也真使他高兴，每次考试便取中第一名。这使老师更兴奋起来了，逢人便夸奖这个得意的学生。不料过了一年多，我竟因骄傲而不知用功读书，一味的喜好玩耍。老师因此发起急来，有一日叫我请我母亲到校中来。他当着我对我母亲说，「王太太，你这个儿子实在是一个聪明有希望的孩子，可是近来他竟不用心读书。我不能看着他这样荒废下去。现在我要加紧的管教他，你这作母亲的也要在家中督促他。我们两下一齐夹攻，一定要催促他上进。」我听见这些话，知道老师生了气，便再不敢不好好读书。我的这位严师成全了我。这样的严师今日到哪里去找呢？就是能找到了，又有几个学生肯服从他们呢？

　　读完了论语，又读孟子，接着便是大学、中庸。有别的年龄大些的学生读诗经和书经，老师却叫我读完了四书读左传。同时我们也念小学的各种教科书。两三年在小学肆业，老师在我身上费的心血真是不少。可叹两年以后我在高小上学的时候，听见这位恩师去世的消息，因为年幼不敢见生人，更不敢到办丧事的人家去，竟未曾赶到这位恩师的家中去送殡。到今日想起来还觉得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入学读了两年书，读到秦始皇与汉武帝求长生不老的药物都未曾得着，最后他们都没有免掉一死的记载，使我的心又感到极大的失望。我想以这两位帝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都不曾寻到长生不老的方法，我一个平民还有什么希望呢？我再问我的舅父，他承认他是诓哄我。他告诉我入山求道、成仙不死的说法不过是他同我说着玩而已，并不是真有这桩事实。我这时便再陷入苦闷当中。我怕死，但我知道迟早不免于死。我求长生，但我知道不会得到长生。我悲观，我失望，没有人给我带来安慰与喜乐！每逢读书或玩耍的时候也是兴高采烈，但一想到人生的归宿，就感觉苦痛万分。有一次读到一首古诗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觉得古人正说着了我的心事，心中便兴起无限的感触与悲伤。

　　我年幼的时候所处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母亲中年居了孀，又只有我们这一女一子，自然是珍贵得像两个眼珠子一般，向来不舍得管教责罚，因此把我们这两个孩子放任得骄纵异常。及至母亲听说我们两个人读书的成续都非常良好，更加欢喜且高兴，也更不舍得管教了。请问，小孩子如果没有人管教，是多么危险的事呢？再说租住我们院中的那些邻居罢。五家人是住一间房子的，三家人是住两间房子的。其中有小贩，有车夫，有理发匠，有厨司务，有作听差的，有当兵的。这些人在经济方面最好的也不过仅能维持温饱。在知识方面最高的也不过仅能认识一些字，在道德一方面那简直就不用说了。说谎、骂街、赌博、吸烟、偷窃、吃私、闹殴、行淫，什么坏事都作。一个在大户公馆里作厨役的男子，每天晚间回家的时候筐子里装满了主人家中的米、面、油、肉。一个车夫带着三个儿子，一面拉车，一面作贼。一个中年的妇人每夜在她住的屋子里聚赌抽头。一个青年的女子每当她的丈夫不在家中的时候便招引一些不规矩的男子来，在她屋中说笑打闹。一个儿妇给她的婆母作饭，趁婆母看不见的时候故意把痰吐在锅里，以后把食物盛在碗里送给她的婆母吃。有两间屋子里曾住过一对夫妻，那个妻子非常可恶，动不动就罚她的丈夫在地上长跪。过了些年，在这两间屋子里住了另一对夫妻，那个丈夫却把他的妻子掐打得遍体鳞伤。一个少妇租了一间房子独居，每过几日就有一个衣冠整齐的男子来住一夜便走去，日久方知道是一个阔少勾搭上一个女仆作他的外家。另一个中年男子租了院中两间房子，平日总倒锁房门，只是每周同一个青年女子来住一两夜。他们告诉房东说，他们夫妻都在外面作事，只在星期日休息。过了不多时候，那个男人以诱奸罪被控，我们才晓得他是一个公司的职员，租房与他的表妹幽会，被他的舅父告发。二十多年来，我们这所小小的院落中住过各式各样的人，发生过各式各样的事。我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长大起来的。我们那个小院落差不多可以说是北京城下流社会的一个小小的模型。孟子的母亲为怕她的儿子薰染坏了，便好几次迁居。如果我的母亲也这样作，凡是不良的邻舍都不租进来，那样，我们的房子只好都空闲起来，我们一家人也只好都不吃饭了。

　　我年幼的时候也时常跑到外面去玩，不过不敢跑得太远，只在胡同里跑跑跳跳。有时向母亲索取一两个铜元，跑到东安市场杂耍场里去看小戏。回来以后便拿些黑墨或红颜色涂在脸上，拿了一把木制的刀在胡同里乱喊乱跳，并且常常在胡同内的地上辊来辊去。那时我们隔壁住了一家有钱的人，他们家中至少有二十多个仆人，两三辆四轮马车，五六匹高大的洋马。我就常同那些车夫在一处玩耍。那些人的嘴污秽不堪，什么坏话都说。他们看见我辊在地上，便大声叫「好！」我就更起劲的辊起来，常常一连辊十几转，直辗到力尽筋疲、遍身是土才罢休。院子中的邻舍是那种人，胡同中常接触的又是这种人。母亲不能管，也顾不得管，因为她需要在家中作衣服，洗衣服，作家中的事，乐得叫我出去玩耍，免得搅扰她作活计。在这样一种污秽恶劣的环境中长起来的孩子，还能希望他好得了么？

　　我十二岁那年的春天，从走读的初等小学升入高等小学，并且开始住在校中。在学业方面稍微进步了些，在品德上却更坏了许多。全校有三四十个学生，其中有几个比较好些的，但大多数的同学都是以大欺小，恃强凌弱；至于思想污浊，言行卑劣，更是极平凡极普遍的事。我从前在邻舍中间所见所闻都是那些未受教育的人所作的坏事所说的坏话。及至住校以后，我便开始看见听见那些受教育的人所作的坏事，所说的坏话了。有几个大同学待小同学像残暴的主人待买来的奴隶那样凶狠。有几个大同学表面对人很客气，待人的手段却毒辣异常。有一个大同学每逢在全校熄灯就寝、老师查过宿舍以后，便开始对小同学述说一些淫秽的事情，这些事是我在邻舍中间所未曾听见过的。我那时候的人生既没有信仰，又没有志向，当然就随波逐流的下去。如果不是神施行奇妙的拯救，我实在不能想像今日我要坏到什么地步了。

　　我的身体不好，力气又小，和同学们动手总是我吃亏的。但我会动嘴说他们，骂他们。别人因为我这样作，便动手打我，我既没有力量还手，便只有挨他们的打。但是他们的武力并不曾使我屈服。才住校的时候我在全校中年岁最小，班次也最低，在大同学的手下吃了不少苦头，受了不少委屈。但我的心和我的口却总是在那里反抗，从没有一日屈服。那时我也稍稍读到几本武侠小说，心中总羡慕能学到一身武艺，好在将来抑强扶弱，解救那些受欺压的人。记得有一次大同学领着，小同学随着，大家都把头发推成平头式。我却留着我的分头，坚决的不肯推短。又过了些日子，大同学又领首叫全校的同学都把头剃光。没有几天全校三四十个学生头发都剃得精光，只剩下我还留着长头发。他们大家劝说我，威吓我，一定叫我随着他们剃光。我始终不肯屈服。最后几个大同学向我发气说，「你不剃，我们会在你睡觉的时候用剪刀把你的头发剪得长短不齐，看你到那时候剃光不剃光。」我回答他们说，「好罢。你们谁敢这样作，我就用剪刀戳瞎他的眼睛。」结果我竟保守住我的长头发，没有人敢动它一下。过了不多些日子，一些剃光头发的同学又把头发养长了。那一场为头发而起的战争，我到底完全得了胜利。我从小就有一种特别的性情，凡事不愿意附和人，无论什么事，自己不看清楚了，绝不随着别人去作；但在看清楚以后，无论什么阻力也阻止不住我。我的身体软弱，但我的意志却不软弱。我曾抗拒过许多人，我也曾抗拒过神。许多人被我胜过了，神却胜过了我。这件事我以后要详细的述说。在我里面有两种极不同的个性，一个是保守性，一个是急进性，在一些事上我十分保守，在另一些事上我却积极的急进。我认为不可更改的事，无论如何不能有丝毫的更改。我认为应当更改的事，便要更改得干干净净，旧的连一丝一毫也不肯留下。为了这两种个性的存在，使我从小到大触犯过许多人，吃过许多苦头，同时也使我得到许多胜利和成功。

　　住校的学生平日是不许离校外出的，只有每星期六正午十二时到下午六时可以随便外出。每到那一天我一下了课便急忙跑回家中，母亲已经买来许多食物等待着我。吃过东西以后便跑到东安市场去玩，再回家吃过晚饭以后返校。因为吃的东西不但太多而且太杂，当夜肚子里便难过起来，次日便受一整天的苦。可是到下星期六回家还是照样的吃。母亲实在爱我，她自己不肯吃，不肯花，只是给儿子享受。她作得虽然不很得当，但她对儿子的爱即大得无比。我劝告作母亲的爱儿女要爱得适宜，不要弄得「爱之适以害之」。我更劝作子女的要明了父母的爱，记念父母的爱。我的母亲今日已经不在了。我仍想为她作一些事，使她得一些快乐，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写到这里我流泪，我哭泣，我想再回到几年前去，但是事实不许可了。你们有父母在的人，千万及早尽孝，不要等到有一日空空叹息着说，「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呀！

　　家中院子里的环境坏，学校内的环境也坏。家中没有人教导我怎样作人，学校中也没有。校中的老师只是督促着学生用功读书。虽然有修身这门功课，但我们也照国文那样念，并未曾将「身」修得稍好一些。只有一位老师很留意我们服装的整齐清洁，并我们谒见师长的时候当有的礼节。每日早餐以后，全校的学生都排队往礼拜堂去参加早晨礼拜。这位老师便在校门口一站，无论哪一个人脸洗得不干净，或是衣服的钮扣未曾扣好，都要受斥责的。我每到冬天因为手冻破了的缘故，很怕洗手洗脸。有一天早晨在校门口被那位老师看见了。他斥责我说，「永盛，你的脖子上的泥，快可以种麦子了。还不赶快回去洗洗。」（脖子是北京的土话，意思就是颈项。）我立时满面惭愧的回去，洗得干干净净，从那日以后每天必要好好洗脸、洗颈项。那位老师也教导我们无论走到那里遇见师长必要肃立鞠躬。直到现今我在路上遇见我从前的师长还是照样肃立鞠躬。我在幼年的时候所受的良好的训练只有这样一点。其他作人的种种功课，都是在十四岁信主以后才留心学习的。 我从小的时候就常由母亲带着到礼拜堂中去聚会。（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伦敦会的会友。）入学以后更是每日都有聚会。及至住校以后，聚会的机会更增加了。每星期聚会至少在十次以上。从星期一至星期六，每天早晨男女两校的学生都到礼拜堂参加半小时的早礼拜。每星期三下午有一次祈祷会。星期日上午有主日学，大礼拜，下午有勉励会，晚间还有学校青年会的聚会。除此以外，每周还有三四堂的圣经课程。礼拜堂所有的聚会，全校的学生都必须参加。圣经课程与其他的课程一样的考试，一样的算分数。为了分数的缘故，学生们都死记所学的圣经，考试完毕便再不过问了。所学的也全是圣经中历史方面的记载，圣经中的真理是向来没有人过问的。聚会虽然都必须到，但并不考试所听的，因此学生们到礼拜堂去，有乘机预备功课的，有偷着看小说的，也有在礼拜堂里睡觉的。讲道的人所讲的根本也没有什么能力和兴趣，我们又心被油蒙，因此聚会便成了学生眼中最讨厌的事。开学的时候，每到聚会，总是坐得满满一堂，其中十分之七八以上都是学生。但一到暑假、年假，除了几十个老教友以外，学生们来聚会的可说是寥如晨星。我一直到十四岁的春季，从礼拜堂中不但什么也没有得着，而且看聚会是一件最令人头痛的事。

　　总起来说，我从开知识到十四岁的春天，一直就是混混沌沌的过生活，没有信仰，没有目标，没有希望，没有轨道。虽然也有思想，也求出路，但始终找不着一条光明的大道，也没有领路的人引领我。除了读书的成续良好并个性很倔强以外，在什么事上也没有与别人不同的地方。什么坏的意念也存过，什么坏的话语也说过。在行为一方面确是没有犯过什么明显的大罪，一个缘故是年岁还不，另一个原因是我生来就胆量小，不敢惹祸，面皮薄，最怕丢人。我的家境贫寒也与我有很大的好处，因为一切用得着花钱去犯的罪，我根本没有力量去犯。如果我再迟十年或二十年才悔改信主，那就难说会坏到什么程度了。

　　神在我的身上施行拯救是在我十四岁那年（1914）。那年春天，校中一位年长的同学来找我谈话。这位同学的品行与爱心早已在我的心中留下良好的印象，所以他来找我说话的时候，我很容易接受。他先领我认识神，又教导我怎样敬畏神，他也领导我祈祷，领导我读圣经，领导我每日自省，作日记。他最先送给我的一本书是谢洪来先生编的《修学一助》，我读了以后，得着很大的帮助，此后便继续购读谢先生所译旧的别种书籍。我的心境和人生在那几个月中有了极大的变化。我开始明白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责任。我开始恨恶一切的罪恶不义。我开始羡慕圣洁良善的人生。我对祈祷和读经发生了兴趣。我不满意于我自己那不像样子的人生。我对同学们所说的不好的话、所作的不好的事发生恨恶的心。我开始自动参加礼拜堂的聚会。我在那一年的「复活节」在伦敦会的礼拜堂里受了洗。受洗以后我认为我已经是一个正式的基督徒。我定意要作一个好基督徒。领我信主的那位同学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其中有一样就是每逢他看见我有错处必定很严厉的责备我，因此我非常的爱他，同时也非常的怕他。我在那一年暑假从高小毕了业，暑假后升入中学一年级，他是在中学四年级。我们又同学一年之久。到1915年他从中学毕了业，我们便分离了。（那时中学只有四年）。

　　我是在1914年春季改变了的。我极清楚的知道我的改变，但我不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我常常希奇自己怎么会在那一年那样彻底的改变了。那时候如同有人给我换了一颗心。那一年以前和那一年以后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以前我说各样的坏话，作各样的坏事，心中一点不觉得惭愧难过。但从那一年以后就完全两样了。每逢说了坏话，作了坏事，心中就痛苦自责。有不少次在夜静的时候，自己走到后院没有人的地方，解开衣服，自己用拳打自己的胸膛，直打到痛了以后，心中才觉得舒服一些。从那年以后，自己为自己的罪流过许多眼泪，发过许多叹息的声音，在神面前认过许多次的罪。多次立志，也多次失败。许多次倒下了再起来，起来了再倒下。有时胜过了试探，便喜乐高兴；有时为试探所胜，便懊丧悲伤。我知道自己不好，但我愿意好；我愿意好，我却好不了。那种经验真苦痛极了。从一方面说，自那一年起我有了信仰，有了作人的目标，有了向上的心志，不再糊糊涂涂的过日子，是一种良好的现象；从另一方面说，我心中不住的争战，我终日挣扎在善恶两种势力之下，又实在苦痛得很，似乎还不如从前混混沌沌的过生活更舒服些。

　　当领我信主的那位同学还在校中的时候，他时常督责我，管束我，不许我说不好的话，不许我作非礼的事，我也很乐意接受他的督责管束。但到他毕业离校以后，我的景况就不同了。我的心仍是愿意作一个圣洁的人，我却管束不了我自己。我虽然屡屡自恨自责，但总没有很大的功效。我巴不得我的朋友再来管束我，事实却不可能了。感谢神，祂成全了我，祂藉着另外的一些人督责我，管束我，不过这些人不是我的朋友，乃是恨我、与我为敌的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我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校中收进几个有钱的新学生来。那几个学生中有人的父亲是作官吏的，有人的父亲是大商人。因此他们不但很会挥霍金钱，而且行为污浊放荡。他们的嘴整日的说些淫词秽语。他们的手中有大量诲淫的小说。其中有的人甚至患着性病。有些本来比较好些的同学也受了他们的坏影晌。我每次听见看见他们的恶言恶行，便心中痛苦激忿。但大家都是同学，谁也没有权柄管束谁。有一次我实在不能缄默了，便去见一位主任教员，（因为我们的校长住在通县，每周只来校中一两次，所以一切校中的事都归那位教员管理。）请他设法管束这几个坏学生。万没料到那位教员竟对我说，「为了维持校中的收入，对学生的品行不能十分认真，否则把那些坏学生都革除了，收不进学费来，学校如何能维持呢？」我听见这些话以后，气忿极了。我同那位教员大声争辩。（我因为热心信主的缘故，那时很有勇气。）我说，「与其开办这种误人子第的学校，倒不如干脆关了门。」我又说，「以信基督的人办教会的学校，竟这样放任学生为恶，真失了基督徒的体统。」没有想到正在这时候，有那几个坏学生中间的一个人也来见那位教员。他听见我在那里大声争辩，他并没有进门，却把我所说的话部听了去。他去报告了他们一伙的那几个同学。从此他们便恨我入骨，常想向我施行报复。他们尽力寻找我的错处。他们给我起各样的绰号。他们叫我「道学博士」，叫我「法利赛人」。只要我说了一句错话，或作了一件错事。他们便攻击我，指摘我，说，「基督徒也说这样的话么？道学博士也作我们这些税吏和罪人所作的事么？」他们对我极尽攻击侮辱之能事。我那时四面受敌，当然痛苦得很。不料神却藉着这些与我为敌的恶人把我管束得像笔杆一样的直。在我还未离开中学以前，因为迁移到新建的校舍，校长也从通县移入新建的房子，管理比从前认真得多。那几个坏学生有的受了惩罚，有的被革除，有的自己退了学。我的人生却因着那一度仇敌的攻击，渐渐的上了轨道，在中学毕业以前，已经成了一个很像样子的青年人。他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却藉着他们成全了我。神的作为真是奇妙阿！

　　我在那几年中，除了从领我信主的那位同学得着许多帮助以外，还从一位始终未曾见过面的良师得了许多帮助，那就是全国基督教青年协会书报部的干事谢洪赉先生。从我读了谢先生编的《修学一助》以后，我就竭力购买谢先生所编译的书。只要一听说谢先生有基么新书出版，便立时寄邮票到上海去购买。谢先生所译著的书对青年基督徒的信仰与品德都有极大的帮助。谢先生笃信圣经中的要道，而且十分注重青年基督徒的生活。谢先生所译著的书，意思和话语都极浅近，却十分合于实用。他所说的话都可以作青年人的针砭药石。从他的作品里能看出他的为人是怎样敬虔可爱。我从他得的帮助真无法估计。可惜我不但未曾与谢先生会过面，连一封信也没有写过。当谢先生因肺病逝世的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我好似失去了亲人那样惆怅了许多日子。当我在1925年6月到杭州的时候，在24日到西湖九里松去凭吊谢先生的坟墓，只看见了谢先生的墓碑。这位恩师毕生竟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学生。今日我这样注重实际的基督徒生活，大约也受到谢先生的影响不浅。可惜今日青年协会不但再不出版谢先生所编著的那一类的书籍，反倒出版许多毁坏青年人信仰的文字。三十几年的时期，青年协会的情形竟改变到这种地步。我追意那位从未晤面的良师，我叹息今日青年会的败坏。

1948年5月31日

　　这些年来有时因着需要，在讲道、著作、或与人谈话的时候，引证一些我自己悔改信主的事迹，或我以往受磨炼、遇试探的经过，常听见人告诉我说他们藉着这些见证得了激励和安慰，因此近几年来就有意写一篇自述，好使更多的人得着帮助。但因为事工繁忙，总没有得机会着手。

　　三年以前，有一位青年圣徒也对我提出这种建议，并且再三劝我及早着手，他又为此特意送我一束稿纸。我被他的热诚所感，应许他到我足五十岁的那年一定要写，他却建议早日进行。我采纳了他的建议，便在一九四八年五月间开始着手。那年五月末写完第一章，在灵食季刊第八十六册中刊登。以后继续着写，每期在灵食季刊中发表。到今年七月初，一共写了七章。今夏略加整理，把1947年冬季所写的一篇「追念母亲」加在一处，刊印成单行本。我从1900年出生，到今日整整是五十年。便给这本书起名为「五十年来」。

　　写自述最要紧的事就是真实和全备。好事与坏事、长处与短处、优点与缺点、成功与失败、都必须毫无隐讳。按人的常情说，人都喜欢述说自己的长处、优点、胜利与成功，却不愿提出自己的短处、缺点、罪恶与失败。如果存这种心理去写自述，不过使自己得一点像过眼的云烟一样的虚浮的荣耀。神的大能和作为却不能在他的身上彰显出来，人也不能因此得着极多的益处。这种自述并没有多大的价值。

　　常见世上的人为别人写传记，总是述说那个人的人格如何完美，品德如何高尚，从幼到老总没有作过不好的事，他时时想为社会谋幸福，处处可作人类的楷模。人都是喜欢自夸，也喜欢别人夸奖他，所以他们这样作并不是希奇的事。令人感觉希奇的，乃是基督徒也这样作。常见一个基督徒为另一个基督徒写传记或行述，述说那个人作孩童的时候就孝敬父母、友爱弟兄，读书的时候循规蹈矩、敬师好学，为人作事永远是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对待亲友始终是宽大慈爱、体恤同情；他一生没有作过羞辱神、损害人的事，也没有一件事不可作别人的模范。我们读了这样的一篇叙述，会想这个人是世界上最高尚圣洁的人。可惜写这篇文章的人忘了述说一下这么完全的一个人怎么还需要信耶稣？有一位圣徒说，「信耶稣的没有一个好人：好人根本用不着信耶稣。」她说对了。世上就没有一个好人。可惜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认识自已的真面目，虽然遍体疮痍，身无完肤，却仍自认为好人。如果一个基督徒为别人作见证，说他是一个完全人，我便知道说这话的人不只不认识他所夸赞的人，他也不认识人类的真面目，他根本也不明白圣经中的真理和神奇妙的救恩，不然，他绝不会把一个人形容得那样完全；再不然，就是他不愿意说实话，或是不敢说实话。

　　有人认为提到别人的罪恶与缺点便是侮辱人。这实在是一种属世界的看法。我们展读圣经，便看见神藉着祂的仆人记载别人的事迹，都是连长处带短处、连成功与失败，和盘托出。全部圣经的著者除了路加以外都是以色列人。他们写他们列祖的事迹，写他们本国伟人和民族英雄的事迹，都是秉笔直书，毫无隐讳。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他们最早的三代祖宗，写圣经的人把亚伯拉罕因惧怕称妻为妹的事，和他听妻子的话纳妾、以致妻妾相争的事，都源源本本的记载在圣经中。写圣经的人也叙述了雅各说谎欺骗父兄的事，并他的妻妾相争，和他的长子流便与父亲的妾乱伦行淫，并他的十个儿子谋害幼弟的事。写圣经的人也叙述了他们国中第一个王扫罗，因为屡次犯罪，不肯悔改，以致惨死战场，又被敌人把他的首级割下，把他的尸身钉在伯珊城墙上的事。大卫是以色列人的贤君，也是他们民族的英雄，神的名因他得了荣耀，以色列人因他蒙了大福，但他所犯约两样可耻可憎的大罪－－奸淫与杀人－－都被记载在圣经中，以后他家中因他犯罪所招来的一大串羞辱痛心的事也都被叙述出来。写圣经的人并未因尊重他们本国的祖先、贤王、和民族英雄，便隐藏这些事迹。

　　若是我们再读一下先知书，便看见他们是怎样宣布了以色列全国人的罪恶。他们大胆斥责本国君王和官长的罪恶、祭司和先知的罪恶、贵族和平民的罪恶。说出了没有人敢说的话：「首领为贿赂行审判，先知为银钱行占卜，祭司为雇价施训诲。」 「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 「他们双手作恶。君王徇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结联行恶。他们最好的不过是蒺黎，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 「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玷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白，都倚靠虚妄，说谎言；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他们抱毒蛇蛋，结蜘蛛网，人吃这蛋必死，这蛋被踏必出蝮蛇，所结的网不能成为衣服，所作的也不能遮盖自己。他们的行为都是罪孽，手所作的都是强暴。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意念都是罪孽；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这路的都不知道平安。」除了圣经以外我们能否再找着别的书籍里面有这样坦白严厉斥责本国的官吏与人民的话语呢？

　　我们再来读新约，便发现主耶稣的使徒是那样坦白诚实的叙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朋友、同学的罪恶和失败。十二个使徒中的犹大为得三十块银钱出卖他的恩师，最後自缢身死身子仆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这件事真是使徒们的羞辱，但他们一点都不隐讳的把这件事记在圣经中。彼得是使徒中的优秀分子，他一连三次不认主的失败经过，不仅被记载在一本福音书中，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个人都详细叙述了这件事。保罗在他所写的书信中宣布了他自己的罪状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他再进一步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些话都是人不肯说、不愿意说的，使徒们却很坦白勇敢的说了出来。他们不顾自己的颜面，也不怕别人的讥说笑骂。除了基督的门徒以外，在世上还找得出来这样真诚坦白的人么？

　　我们要问，「为什么写旧约的先知们能这样一反常情，说人所不肯说，道人所不敢道，把自己的祖先和全国人所爱戴尊崇的君王、伟人、英雄 、并本国人民所犯的罪，都毫不隐讳的宣布出来呢？」又为什么写新约的使徒们能这样不顾自己的颜面，叙述自己与同学的劣迹和失败呢？惟一的答案就是，他们写书不是出于私意，更不是为要彰显自己的长处，也不是要借此荣耀什么人。乃是因为他们从神得了一种使命，把神要他们写的都写出来，使读圣经的人都能借此得提醒、受戒。他们写了古人和他们本身的长处，为要使人效法；他们也写了古人和他们自己的罪恶与失败，好使人受警戒。只要能使读的人得益处，需要写好事就写好事，需要写坏事就写坏事。先知弥迦责备当时那些先知说，「论到使我民走差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接着他又说，「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同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使徒保罗也毫不畏惧的教训圣徒说，「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他又对帖撒罗尼迦的圣徒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作见证的。我们作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作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作见证，也有神作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各人，好像父母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祂国得祂荣耀的神。」保罗把他自己一切的事都诚实坦白的陈述出来，好的就说好，坏的就说坏。他不因为怕人轻看，便不敢说他已往的罪恶；他也不因为怕人说他骄傲，便不敢说他所有的美德。他的心中已经完全没有自已。

　　只有公正无私的人敢说自己和别人的短处，也敢说自己和别人的长处，也只有公正无私的人配说自己和别人的短处，也配说自己和别人的长处。他们说别人的短处不是出于仇恨和嫉妒，他们说别人的长处也不是出于奉承和谄媚；他们说自已的短处不是出于虚情和假意，他们说自己的长处也不是出于骄傲和自夸。也正是因为他们公正无私，所以他们的话才有权柄和能力。正因这缘故，神使用了这些先知和使徒作祂手中合用的器皿，并用祂的灵感动他们，启示他们，使他们写成了这一部宝贵的圣经。

　　我在信心、爱心、敬虔、顺服、各方面，都还不及古代的先知和使徒。除了神和我的主以外，没有人知道我的缺点和失败，像我自己知道得那样清楚。但我有一个心志，愿意作一个像古代的先知和使徒那样的人。所以当我拿起笔来写这篇自述的时候，我呼求神保守我的心和我的手，不要写出一句不合神心意的话来；同时我也呼求神赐给我能力和勇气，把祂要我写的完全写出来，不要有任何顾忌，不要因为怕受人的轻视，便不敢写自己的罪恶和失败，也不要因为怕受人的误会，便不敢述说神在我的身上所显的荣耀。

　　当我执笔写这篇自述，提到我在家中所经过的试炼的时候，我的心中经过一度的交战。北京有一句俗语说，「家丑不可外扬。」家庭中这些误会、猜忌、争吵、不安，并不是光荣的事，尤其是这些事牵涉到疼爱我、抚育我的慈母，并我同胞的姐姐。按人情说，这些事不但自己不当述说，纵使有人提起来，自己也应当竭力遮掩。但我既是神的仆人，就不当再顾到人情，却应当像先知那样接受神的使命，「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又当在神面前作忠心的管家，按时分食物给家中的人。绝大多数的读者既都有家庭，当然也就都有家庭中的试炼和痛苦。这些人需要有人给他们一些指导和安慰。但很少的人肯说、敢说自己在家庭中受痛苦的经验。神曾特别藉着家庭中的试炼修理我、造就我、琢磨我、雕刻我，使我从苦难中得了益处，这种宝贵的经验绝不可不写出来，好使许多在家庭中受试炼的圣徒得着劝勉和安慰。至于别人要怎样批评我、论断我，我就完全不在意了。

　　我写这篇自述的时候，已往所写的日记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从我十四岁春季信主的时候起我接受我的朋友的劝告，开始每天写日记，连今年一共写了三十七册。有些事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模糊不清，还有些事差不多已经遗忘，但在我展开日记的时候，便都清清楚楚的重新显在眼前。 在我这五十年的生活中，经过了极多的艰难、困苦、打击、试炼；我生下来就是一个孤儿，年幼的时候过着极艰苦的日子，身体软弱多病，常受同学的欺凌；十九岁的时候因为反抗不合真理的事，中途辍学；教读的时候为信仰被学校当局驱逐出校以后，在家庭中过了三四年苦痛的日子，受许多人的讥诮笑骂；二十五岁开始工作的时候，又曾一度受热心事奉神的人的误会反对；结婚以后，在家庭中遭遇了许多试炼苦痛；一九四二年日本人在华北操纵各教会、组织「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的时期，又遇到严重的恐吓威胁。每次遭遇艰难打击的时候，都是感到痛苦难过；但及至事过境迁，回头一看，才知道患难中不但充满了神的恩典，而且每经一次患难，便有一步长进。神藉着种种的艰难、打击，先催迫我进到祂的面前，得着了祂的救恩，接受了祂的选召，以后又除掉了我的渣滓，磨去了我的棱角，增加了我的信心，而且帮助我学习了顺服和许多宝贵的功课，更使我明了别人所受的痛苦患难，知道怎样能帮助他们。我以前若不经过这许多患难，绝不会到今日这种地步，也不会得这么许多恩典。到今日我更明白为什么神所使用的人必须先经过长时期的磨难和试炼了。神的话真是可信的。经上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又说，「耶和华阿，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

　　自1900年7月25日到今天，整整是五十年。回忆这五十年来，真是完全生活在神的恩典中。在我的身上没有一件事不是显明神的慈爱、信实、大能和智慧。神对我不是渺茫无凭的，乃是千真万确的。我惊奇像我这样败坏不堪的一个孩子，怎么竟蒙了神的拯救？更使我惊奇的，就是祂怎么竟在基督里选召了我，又把这种伟大崇高的使命和责任放在我的肩头上？这真是一件奇事！我怎配得这样大的恩典呢！

　　想到神的恩惠和选召，真不能不欢欣雀跃，从心中涌出赞美和感谢来；再想到自己的失败和缺点：爱心不足、意念不洁、言行不谨、事神不忠、辜负神的恩典的地方太多，真不能不深深自卑，求祂的怜悯和复兴。如果我们的主暂时仍不回来，愿神使我在五十岁以后的时光中，不但能继续为祂作工，而且能活出更合祂心意的生活来。在我结束这篇序言以前，我愿意和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同声欢呼说：

　　「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

1950年7月25日，北京

本文原刊于2016年《神国杂志》46期，作者恩雨是生熙安牧师（1887-1943年）次子。

王叔王明道

　　在北京史家胡同会堂，他不愿人称他为牧师，只许称他为先生；长辈或同辈人直呼他的名字，而年轻人则称他为伯伯或叔叔。我父亲比他年纪大，所以我称他为「王叔」——就是王明道先生。

　　王叔和我父亲是至交。尽管在世上他们见面的时候不多，但是在灵里，他们却心心相印。特别是在抗战沦陷期间，他们都有和日本敌伪拒不妥协、坚持真理、奋勇斗争的经历。因此，他们在最艰难的时期，常书信往来，彼此代祷，互相勉励。当得到我父亲被敌伪杀害为主殉道的讣电，他不顾千里之遥，连夜南下，赶赴我的家乡参加并主持我父亲的葬礼。在下葬前，他用「耶和华看祂圣民之死极其宝贵」为题，传讲重要讯息，四千多送葬的人都受到极大的激励。

　　王叔曾多次到我的家乡青岛的教会领奋兴会，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在北京的聚会。我在北京读高中及报考大学期间，几乎每星期六都要去史家胡同会堂参加两天的聚会，饱飨灵粮，留宿在小会堂楼上，主日晚上才回学校。感谢神，因此我多有机会耳闻目染，聆听教诲。记得那时，正是王叔拒绝参加日伪一手制造的「华北基督教团」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他在神面前祷告、默想、思索。我见到他穿着睡袍，在饭厅和卧房之间来回踱步，有时小声，有时大声地唱他亲自翻译的「求主领我免走差」、「全路程我救主领我」等诗歌。在主日聚会时，则多讲「要刚强壮胆」，「坚固你们的心」等信息。在这争战终于取得胜利的时候，他心中无限欢喜，但是王婶刘景文反复提醒他说：「这不是你有什么本事，若不是信实的神帮助你，你能有什么胆量和智慧？」开始时，王叔似乎有些不以为然，但是后来大声欢呼赞美信实的神。

铁柱胜长刀

　　王叔生在1900年，他的父亲曾任清朝的小官吏，住在北京东交民巷。那时正值义和团之乱，要杀与洋人有交往的人，他的父亲胆小，一闻风声竟上吊自杀了。之后王叔才来到世间，所以没有见过他的父亲。他母亲为他起乳名叫「铁子」，又称「铁蛋」或「铁柱」，惟恐她这遗腹子丢失了。因此王叔以为自己也遗传有胆怯的基因，故常用主的话勉励自己，随时提醒自己。

　　记得有一次在主日讲道，以「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耶利米书1:18）为题，不知感动和激励了多少弟兄姊妹。当日本军官配着长刀气势汹汹地来找他，命令他参加日本军管的「华北基督教团」时，他勇敢地拒绝了。当日军通知他再去面谈时，他包好衣物准备入狱，使日本特务机关长不禁伸出大拇指来，赞扬他「大大地好的」，因而不再强迫他的教会参加「华北基督教团」。他安全回到史家胡同会堂，和弟兄姊妹一同大声赞美神。

　　王叔是个完全把自己献在祭坛上，竭尽心力为主工作的人。他常常终日伏案写作，或在房中来回踱步思索。他定期准时出版《灵食季刊》，写稿、校稿、译稿、审稿和发行工作，事必躬亲。每当季刊发行时，忙碌异常，我们常参加帮助分拣、包扎，由他或者石天民先生亲自送邮。在那个人们贪爱世界，追求名利财富，而生命的田园遍地荒芜的年代中，《灵食季刊》成为供应全国（包括海外中国人）基督徒的生命食粮。（文章都收集在《王明道文库》中。）

千山万水，为主燃烧

　　他常外出讲道，外出时史家胡同会堂的讲台则由他的同工石天民和徐弘道两位负责，杨绍唐牧师也常来传讲信息。当他回来以后，每主日讲台则由他亲自负责，传出紧扣时代的系列信息，常常成为连续十几天的奋兴会。有一年曾举行连续18天的奋兴聚会，能够容纳四五百人的会堂每日都挤满了会众，大家如饥似渴地聆听神的话语，得到极大的鼓励和帮助。

　　我曾经根据他的自传统计，从1925年至1948年，前后23年中，他南北奔波于全国24个省，在外地领聚会共计110个月，在2650天中，他讲道5300次；有八年期间每年离家在外讲道达六个月以上，其中最多的一年是1935年，外出竟达八个月以上，在205天中，讲了410次道。那时交通落后，没有飞机，甚至没有足够的铁路或公路，行路极其困难。有时得骑马或驴，有时得坐轿，或人背着过河，而更多的是步行，为主的福音流血流汗，充满圣灵的能力。1936年在江西庐山上主领全国传道人退修会，他是带着病去的，发烧华氏101.5度以上，体弱得不能起床。但是他请人把他抬进会堂，躺着向会众讲道，连续七天传讲信息，最后被人抬着下山。他的刚强和对主的忠心成为主众仆人的榜样。

　　王叔非常认真对待他所传讲的信息，常告诫自己，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要「事事为别人设想，处处求荣耀主名。」对待圣经真理一丝不苟，身体力行，严格遵守神的话语。他年轻时受感动要奉献自己一生事奉主的时候，反复诵读主的话。在圣经讲到受浸的真理时，他发现施洗约翰在约旦河中为耶稣施浸时，主耶稣是亲自从水里上来的；传福音的腓利为埃提阿伯的太监施洗时，也是在水中施洗的。他反复读罗马书第六章，有关受浸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真理后，与石天民一起，虽值北方寒冬腊月的大年初一，也敲开河中冰块，入水受浸。他说﹕「我们要使我们的信仰和生活，完全和圣经中的真理相符合，不减去什么，也不加上什么。」他非常敬佩卫斯理那种能坚持真理，敢于冲破传统的束缚，回归圣经的精神和行动；他更赞扬施洗约翰无私无畏，坚守真理，忠于神的托付，敢于斥责罪恶。他明白这也是他的时代使命。

选择入狱

　　1955年，因为他不与不信者为伍，不肯参加「三自爱国运动」，于一天深夜被捕。由于事情来得突然，毫无思想准备，他靠自己就软弱了：想到他最亲爱的老母亲（注：指岳母）无人照顾，心灵受不了这种刺激与压力，急于想出来，恢复自由，因此屈服下来，承认他反对参加「三自」是错误的，因此和妻子一同被释放。

　　尽管他的身体得到自由，心灵却受到神极大的责备。那时我刚好陪母亲去北京看病，到他的家甘雨胡同8号去看望他。记得我们和王婶刘景文坐在长桌的一端，他坐在另一端，王婶毫不客气地当着我们的面，批评他的错误，他红着脸一言不发，最后说：「我体贴老肉体，只想到怎样能够早出来，却没有好好祷告，靠圣灵作刚强的人。」

　　那天我母亲讲了一些劝勉他的话就离开了。两个月后，听说他们夫妇带着衣物去派出所，承认他过去所说的是谎言，要求重新关押。这样他被判劳改20年，妻子刘景文被判15年。

　　记得是1979年秋，哥哥和嫂嫂两位一同回国来看我们。那时中国还只有少数几个大城市允许海外人士旅游。我陪同他们到有关部门办理入境签证，他们告诉我要去山西阳泉，我感到突然。嫂嫂附在我耳边告诉我，王叔在那里劳改，要去看他。那时阳泉本来是不在开放之列的小县城，没想到竟然得到批准。他们去了劳改农场，要求见王先生，劳改场却拒不同意，推说是上级的决定。我的哥嫂二人理直气壮地问他们：「王明道先生是世界知名的传道人，我们海外成千上万的基督徒都关心他，为他祷告。他究竟犯了什么法，你们是根据什么法律，把他关押劳改了二十几年？请你们告诉我们，我们好向海外基督徒有个交待。」于是，他们答应向北京请示。

被骗出狱

　　1980年初，王婶从上海到南京我们的家中来看望我母亲，住了近一个月。她们多有交通，互相述说神的恩典。一天，她的儿子王天铎忽然来到我家说，山西劳改农场有电报来，通知家人去接他爸爸出狱。于是天铎北上阳泉去接他的父亲，王婶则回上海等待王叔回家团聚，我们也都欢喜地等候好消息。可是没过几天，王婶来信说，因为劳改农场不肯讲明，他究竟为了什么罪名被关二十多年，王叔坚决不愿不明不白地出来，所以天铎独自回来了。

　　后来等到王叔出狱以后，我去上海看他。他告诉我，他是被骗出狱的。原来，王叔坚持要求说明他被关的原因，不肯再打电报让家人来接。一天，劳改场管理人员命令他去打扫一处监狱大门外的空屋，他打扫干净后，门警却拒绝让他回去，把他的行李扔出狱外，告诉他那屋就是他的临时居所。他知道上当了，住在那里，既没有粮票可买食物，又没有暖气可以取暖，也没有人可以追问。被逼无法，只得拍电报让儿子再来把他接回上海。他说：「我曾失败软弱过，但是圣灵光照我、责备我，使我认识自己。在劳改场的二十多年中，虽然多有试探和试炼，但是我靠主得胜。过去我靠着自己胆小如鼠，现在靠着主胆壮如狮。我虽然有失败，但是我是彼得，我不是犹大。」

　　1989年8月，我和妻子同来美国，途经上海，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那时他和王婶患白内障都已经完全失明。弟兄姊妹为他第90个生日祝贺，我们也去参加聚会。饭后，王婶闭着眼弹琴，王叔闭着眼带领我们唱了许多首诗歌，都是他亲自编译在《基督徒诗歌》里的。接着，他以「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为题，讲述神爱带领的经历，并以动人的小故事「母亲的爱」，阐明神爱我们的心。他虽然失明，但心灵的眼睛明亮，传讲信息还是那么思路清晰，出口成章，充满爱主、事奉主的热诚。最后，他用英文独唱「信徒精兵歌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四节后，在恳切的祷告声中结束了令人难忘的聚会。

仿效王叔

　　以上是我对神的仆人王明道先生的点滴回忆。许多同时代的老人，现都已陆续作古。据我所知，曾亲身经历王叔教诲的人，恐怕只有边云波和我尚存于世。我们都在叹息，神仆人的佳美脚踪实在应当留下来，成为后辈的激励和榜样。正如保罗所说：「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作了……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帖撒罗尼迦书1:6-7）

　　现今年轻的基督徒们，实在应当了解过去主所重用仆人的事迹，多受激励，多受栽培。边老弟兄和我商量，趁我们尚未见主前，记录一些片段回忆，为后人提供和补充一点中国教会现代史的资料。愿主赐福给一切愿意踏着前辈圣徒美好脚踪，打那美好的仗的肢体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