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残年忆史》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当时的基督徒被歧视，被批评，被斗争，被逮捕，被拘押，被劳动改造，被群众监督。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捕的人虽然关在监狱里不得自由，倒还衣食、起居有点起码的规律和保证。但是在监狱外边的圣徒们，由于当时遍地的红卫兵无法无天、无恶不作，不但衣食住行毫无保证，甚至性命都可能随时丢掉，倒像是没有被捕的反而比被捕的苦难更重！

　　这苦难甚至于波及到信徒的子女。比如说，王长新弟兄曾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捕，被释放以后，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又全家被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他的三个孩子也必须跟着一块儿去。我的二儿子和隔壁小孩有一次吵架，我见到就劝他们说：不要吵了。这时，那个小朋友的父亲出来了，满脸严肃，问是怎么回事。我说：小孩吵架，都是小事。没想到，他脸色一沉说：别看小孩子吵架，说小事，就是小事，说大事，也就是大事。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工人，他的儿子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后代，我是一个「反革命」，我的孩子是反革命分子的后代；反革命的孩子，竟敢跟工人阶级的儿子吵架，这就是有造反的心理。类似这样的情况太多太多了。

　　另外，我的大儿子在他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班主任带领着全班同学，对他，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孩子进行批判。这不是我个人独特的经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被斗争，受了伤甚至死于文化大革命当中的，也时有所闻。

　　神让中国的弟兄姊妹经过那一段火的试炼是神的恩典，有神的美意。箴言17:3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惟有耶和华熬炼人心」，现在回想起来，我才觉得经过那一段火炼，神就是要把人熬炼成精金，才好为神所用。

更新的信心

※拆毁自义，炼净旧造

　　神炼净了的就是我们的老我、旧人旧造，并拆毁人一切的自义。人免不了有旧造当中的名、利、私欲、贪婪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个人的经历，当年我奉献的时候，自己觉得还挺单纯的。我放弃了去爱丁堡大学留学的机会，放弃了教授邀我合著论文的机会，把寡母弱弟交托给神，自己去边疆传道。那时候，我想在边疆建立一个聚会的地方，然后把福音传开，甚至原来有一个想法是死在那里，因为我身体不好，觉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也许自己过不了33岁。可是，如前所述，当面对一些类似这样的问题——是工作为先呢？是工人为主呢？是在神的真道上有所持守呢？还是为了工作可以放下一些原则呢？——旧我的渣子就显出来了。先前我曾不时暗暗地骄傲，认为有些年长的传道人各有失误，我还可以为主作些见证。实际上肉体当中没有良善，我被捕以后，很难靠主刚强得胜，很难靠着祷告将母亲交托。为了赶紧出来看母亲，审讯的时候虽然心里不同意，但政府怎么定罪名就怎么接受。我觉得这也是自己的一个失败。我想其他的人也经过这样的熬炼，我们常以为我们奉献得很完全了，但还是经不住一些试炼，甚至于试探，所以我说在那段熬炼当中炼净渣子。那段时间是神让我经历了软弱、失败，更深地看见自己内心里还有很多需要神怜悯的地方，需要圣灵的工作让自己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心意更新而变化。

　　后来我看到在提摩太前书1:15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其中「是」字是现在时态的，也就是说，保罗说自己「现在是罪魁」。他不仅是说自己以前逼迫、残害基督徒的时候是罪魁，而且是在自己已经被主用了一生、写了多少经卷、到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仍旧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想，这是他经过了多少千锤百炼才会认识到的。下面他接着说：然而，我蒙了主的怜悯，是主要在我这样的罪人身上显明他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荣耀归给神！——我觉得经过水火，可能有很多人会认识到自己的内心，认识到人的肉体之中毫无良善，因为这种缘故才更加仰望主，靠着主的怜悯工作。神也用了这样一些自觉软弱、无能、无力的人，才显明了祂的作为。

※回到主前，仰望依靠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灰心。1950年代我被捕以后，还能够靠着主和神亲近。劳动改造期间，主日的时候在田地做农活，我就一边锄地，一边看着天，心里面唱诗，祷告说：「主，我还是和普天之下的众圣徒一起敬拜神的，虽然见不着他们，但是在七日的第一日早晨我还是和众人一起敬拜神的。」那个时候是这样一种敬拜神的心情。

　　但是自从1950年代中期以后，十几年来好像越祷告信徒苦难越重，越祷告教会越发荒凉。那时我几乎丧失了信心。本来以赛亚说「耶和华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我说耶和华的耳朵就是发沉了，不然为什么我十多年的祷告神就是听不见呢？特别是在1966年八月底，大夫证明我因吐血可以休息一周，但是红卫兵仍然把我揪了去批判斗争。那天在危急忙乱中我是穿着制服短裤被带走的。他们叫我站在一张桌子上，要高举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的是「反革命传教士边云波」。边云波三个字是横写或是倒写的，名字上面打着红色的X号。红卫兵命令我把牌子举得最高最高，同时两腿站直，低头到最低最低。这种姿势任何人都难支持，何况一个吐着血的人！每当体力不支、膝盖不由自主地弯下来的时候，有个红卫兵就抡起一条木棍子，专打我的膝盖。每打一次我只好努力站直，但不久膝盖又弯了下来，就再被打直。后来两个膝盖鲜血直流，再打时腿实在直不起来了，我几乎要倒下去。这时主持批斗会的人宣布散会，叫人把我架到一个黑屋子里去。

　　神知道我没有恨那些苦待我的人，甚至能「求父赦免他们」。但是我向神有抱怨：为什么不把我留在监狱里？监狱里总还不至于受到这种毒打侮辱！很久以后我才渐渐想到：主耶稣受难前曾被彼拉多带出衙门，彼拉多向众人说：「看这个人！」（约19:5）那时主耶稣的头上是荆棘冠冕，脸上是唾液血迹，紫色的袍子包裹着满身的鞭伤血痕。「看这个人」四个字，使我再也不敢向神讲理了。

　　我虽然不敢再向神讲理，但是我没有信心，觉得很可能一直挂着个反革命的牌子劳动改造，一生就这样下去了。所以那期间我和妻子耀轩说：咱们离婚吧，这样好解除你的一些负担，也让孩子少受牵累；我甚至还想申请去边疆劳动早些死去。但耀轩责备我说：你这种想法符合圣经吗？谢谢主，神赐给我这么好的一位妻子，帮助我逐渐从软弱中走了出来。

　　1970年代初，我心灵里忽然响起了一首经文诗歌：「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必不离开你（赛54:10）。」就在那个时候，报载肯定要接班成为国家主席的林彪，竟突然叛国出逃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我真是看到世上的事情翻来覆去、千变万化，但是神的慈爱永不离开我。那时我回到主前，才发现没有向巴力屈膝的，还有七千人呢！此后灵里的力量就刚强起来了。

　　1970年代末，没有圣经，那时我就默默地思想过去所背下来的经文。文革刚刚过去，有了圣经了，我就用录音机录成磁带给信主的弟兄姊妹，让他们给家里的孩子们听。因为这些孩子经过了那一段的挫伤摧残，灵里比较软弱。就这样，我慢慢地重新开始了事奉。

更新的爱心

※活出主道

　　1980年代，信徒们逐渐地从几十年的恐怖、惧怕当中清醒了过来，觉得应当按照主的教导，抵制罪恶，活出神的道来。我觉得当年弟兄姊妹们的心灵光景，是跟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差不多的。就像彼得一样，主被兵丁带去之后，他怕得不得了，一个小女子问他，他都不敢承认主名；而五旬节后，他被捉拿，被监禁起来，甚至于恐吓他不许再奉拿撒勒人的名传讲福音，但他回来之后还是非常喜乐，与弟兄姊妹一起同声祷告，其后是照样传扬福音。

　　无论在监狱里，或监狱外，总有些人就用他们的生活行为来见证主的道，比如说王明道太太。和她同一牢房的人受了暗示，对她进行许多的虐待，尤其一个女杀人犯，特别厉害，抓住她的长头发把她往墙上撞，要她否认主名，或说诬蔑主道的话，王太太就是不肯，所以吃了很多的苦。那段时间以后，那个犯人忽然病倒了，别人都不管她，只有王太太以爱报恶，给她端水还喂她吃饭，甚至将别人探望自己时送的糕点也送给她吃。后来这位曾经苦待、迫害王太太的犯人受了感动，听到福音后也表示愿意信主。类似这样的见证还有许多。像袁相忱、谢模善、林献羔、杨心斐等人，在监狱里面不怕被虐待，并以爱心对待虐待他们的人，坚守真理，以行动护卫了真道。

　　监狱外面的弟兄姊妹，也遭受了很多红卫兵的逼迫和苦待，他们靠着主所加给的力量，本着神的爱来对待过去曾经苦待他们的那些人。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的秋天，红卫兵斗争北京的一位张庆生弟兄。红卫兵让他跪在地上，骂他，对他拳打脚踢。有个红卫兵竟从炉子上提来一壶滚开的热水往他的头上浇去。他的妻子在旁边看着实在忍不住了，就趴在张庆生弟兄的身上，用她自己的身体掩护他的头。张庆生的妻子本来就有心脏病，这时候病情危险，只好送到医院，但是没有办法医治，她就死去了。张庆生弟兄虽然活下来了，但满脸都是烫伤的疤痕。到了文化大革命末期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时间要清算文革当中一些违法犯罪活动，大家可以检举不法事件。有人就说：「张庆生，你的妻子是被开水烫死的，你现在可以说话了。」但是张庆生弟兄说：「人已经死了，当然，她是为了救我而死的，我也不是不爱自己的妻子，不过人死了，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按着圣经的教导，我们应当爱仇敌，应当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所以这件事情，我就不再提了。」

　　并且，弟兄姊妹在工作上也做了美好的见证。197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大家是吃大锅饭，有一句话说：「干不干，都吃饭。」所以大家上班也不准时去，下班也不准时走，迟到早退。工作时也是闲闲散散。唯独那些真正的基督徒，该几点上班，就几点去，该几点离开，才几点离开。不说闲话，不做闲事，不看闲书，专心工作。无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受了多少的难为，现在还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当时南开大学有位教授陈恩临弟兄说：现在有些单位里，真正工作的，只有那些无辜受了难为的基督徒！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时候，烟台的苗树滋老先生给尼克松总统写过一封信，那封信大概是这样说的：您到中国来访问，促进中美友好，我作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非常欢迎您，我知道美国有很多人都相信耶稣基督，是基督徒，您是基督徒吗？您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吗？您重生得救了没有？希望您做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当然，这封信没能到尼克松总统的手里，而是到了公安人员的手中。过了一段时间，公安人员就拿着这封信来找苗老先生。公安人员问他说：「你写过这么一封信吗？」

　　苗老先生说：「是，我是写过这么一封信。」

　　「你为什么写这么一封信？」

　　「尼克松总统到中国来促进中美友好，我作为一名中国的老百姓表示对他的欢迎啊。」

　　「你表示欢迎还可以，你和他传道干什么？你问他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重生得救的，你说这些话，觉得合适吗？」

　　「哦，这或许是不合适。」

　　我相信苗树滋老先生写这封信，其实不是给尼克松总统的，而是给公安人员的。或许他心里想，这封传福音的信，可能至少会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公安人员看到，而且当时以这样的方式传福音，是会给公安人员留下深刻印象的。感谢主，当年有一些人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传福音啊！

※寻找亡羊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许多弟兄姊妹在信仰上冷淡了下来，甚至外表看着跟不信的人没有差别。文革后期，有一些人被主的爱激励，就想到过去同蒙恩召的弟兄姊妹应当在去而不返之前归回羊圈，重新回到主面前，于是就去找以前一同热心聚会而后来竟冷淡下来的弟兄姊妹们。

　　和我相识多年的黄良裔兄，文革期间断了联系，文革还没有过去，他来看我。我现在还记得他围着围巾遮着半边脸来到我的家里。我说：「有什么事吗？」他说：「没有什么，就是看看你平安不平安。」那时候信徒之间彼此不敢多说什么，黄大哥说：「我不坐下了，我就看看你怎么样。」我们站在那里说了几句话，他就用手指着自己的心，问我说：「好吗？」我就往天上一指说：「好！」然后他说：「那就很好。」就那么几句话，也算是灵里很宝贵的交通了。因为当时你去看望人，是很困难的，有些人也不敢轻易地去看望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现在生活在比较安逸的环境当中，蒙了神多少的恩典，你去看望过需要安慰的弟兄姊妹们没有？

　　在北京有一位石大哥，我们以往常在一起祷告聚会，非常亲切。后来，经过了一段苦难，到了1980年代就有人说，这位石大哥已经变了，不可靠了，绝不能接近他。但是我和妻子耀轩姊妹为他祷告，左思右想，总觉得这位石大哥是我们的弟兄，这个弟兄是有主的生命的，应当去关心他。但是这个想法传出来以后，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纷纷地反对，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绝不能去看这个人。甚至有位姊妹，特意从北京到天津来劝我们说：「你们要是去看这个人，是自投罗网啊。」后来，我们就只好为这件事情祷告，再也不和其他弟兄姊妹讲了。但是，我们祷告来，祷告去，反复思想，总觉得应当去看看这位老大哥，也许我们不知道他本人经历了多少的辛酸路程呢。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到北京去看望这位大哥。

　　那天早晨，我们六点以前就赶到了天津火车站，坐上了第一班去北京的车，到了北京才不过是早晨八点。其他任何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没有去找，直接去找石大哥。费了很多的周折终于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在那里，谈了半天多，但别的事情可以谈，关于主的话石大哥是一句也不谈。快到晚饭的时候，我们就要告别了，临走以前，我拿出一本圣经来说：「石大哥，我就留下一本圣经，作为一个礼物，作为一个纪念，你有空的时候也可以看一看。」石大哥略停了一下说：「我不要。」我说：「为什么你不要呢？」他说：「你的石大嫂现在没有在家，她若是回来以后发现这本圣经，一定会马上把它烧掉的。」我说：「今天你说过，石大嫂还要好些天才会回来呢，这几天你也可以看一看，等她回来以后再说啊。」他说：「那我也不要，你还是把它拿回去吧。」我一次、两次、三次请他收下这本圣经，他就是不肯收下。后来我就说：「石大哥，我们这么多年没有见，为什么这本圣经你都不肯留下呢？」想不到他说：「我再三地不要，你再三地要把这本圣经留给我，让我觉得你是别有用心。」（「别有用心」就是觉得我好像是在试探他，在表面上表示关心他，实际上是要把他所讲的、所做的，对于接受圣经的表现，去向别人汇报！）当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了，我说：「石大哥，我只是想把这本圣经留给你作个纪念，我也希望我们这些年轻的时候一起读经、祷告、唱诗、敬拜的弟兄姊妹们，在年老的时候都归回羊圈，重新再蒙神的恩典；除此之外，别『无』用心。」当时，我就看到石大哥从挂着毛巾的架子上，拿了一条毛巾，遮在脸上，好像在擦汗，其实我知道，他是在擦眼泪。后来，他就说，你非要让我留下，好，我就留下吧。那本圣经就是这样留下的。

　　以后，我们再次去看他的时候，还是没有告诉别人。这样三四次的拜访之后，就谈得越来越多，谈到主的道，谈到我们如何回到主面前来。后来，很感谢主，石大哥回到主面前来，也和我们谈了一些知心话。最后几乎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接纳了石大哥。1988年底，王明道先生的夫人，那时她已经双目失明了，还亲手给石大哥织了一条毛裤，寄到天津交给我们，并且嘱咐说：「春节前务必要把它送交给你们的大哥。」那年年底我是痰中带着血，和妻子耀轩姊妹，从天津到北京，赶在春节前把毛裤给石大哥送去的。我对石大哥说：「这是一位失明的长辈特意给你织的毛裤，并且叫我们一定在春节前送给你的。」石大哥忍着泪说：「我知道这是谁织的……」

※亲密无间

　　1940年代末期，当年教会有一个大的复兴，但是宗派林立，彼此不合。甚至于彼此都是信主的人，在街头见面却形同路人。这是以前各宗派领导人制造的信徒之间的隔阂。19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的时候，弟兄姊妹只要看到对方还是信主的，靠主还可以站住，就觉得非常亲切，也不分哪个公会宗派，也不分大群小群。过去不讲话的、见面甚至理都不理的弟兄姊妹们，到了1970年代末，看见对方还能够坚守主名，不仅在路上看到很亲切，甚至于登门拜访；有时候抱着对方的肩膀，眼里都含着眼泪，泣不成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心灵里的感情非常地亲近。感谢主，经过文革这么一段患难和苦难，信主的弟兄姊妹亲密无间了！现在环境似乎好多了，没有那么多的困难和压力了，难道弟兄姊妹就不能在主内切实相爱、同心合意吗？难道非得有苦难的经历，非得有艰难的路程，非得再有一次文化大革命，然后才会想起来彼此相爱吗？求主光照我们、保守我们，若我有说重的地方，求主怜悯，也请饶恕我这个在你们中间的弟兄。

1955年以后，神的忠仆纷纷被捕

※「王明道反革命集团」[3]

　　在逮捕王先生以前，先是由吴耀宗等三自会的人批判王明道先生反对三自会，然后就说王先生反对三自会就是反对政府的领导。这样便由信仰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逮捕王先生的时候，和王先生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人，除了看门的冯起以外，全都被逮捕了。本来我是长期住在王先生那里的，但我因为大嫂病故当时正在天津料理家事，所以没有同时被捕。然而北京市内，和王先生几乎同时被捕的有王绍武、王长新、游约伯、吴以遵等数十人。以后全国各地，又有许多牧者、传道人（包括我个人在内），甚至是一般信徒被捕。在这些人被捕前后，几乎都是由那些「三自」人士批判、控诉、揭发他们的「罪行、罪恶」，然后政府就根据「三自」人士控诉的内容，对被控诉的人定罪、逮捕、判刑。所以让人们看起来并不是政府逼迫教会，而是「根据民意」才逮捕「罪犯」的。

　　这些「王明道反革命集团」里的人，有的和王先生根本没有来往、没有见过面。这些人，只因为赞同王明道先生的看法，就被定为反革命，或者受到一些难为。比如有一位刘扬芬老弟兄，他亲自和我说过，当时他在南方，有一次开会批判王明道先生，他觉得没有办法批判，所以就不发言，不说话。过了几天大家就问他：你对王明道是怎样的一个看法。当时，他毫无思想准备，仓促中说了一句话：王明道「弟兄」如何如何。话一出口，大家哗然：王明道已经是反革命分子了，你一上来就称他为王明道弟兄。就这么一句话，羣起而攻之，他就受了很大的难为。

• [3]反革命集团意为反政府集团。

※「倪柝声反革命集团」

　　继北京的王明道反革命集团之后，在上海又掀起控诉「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倪柝声先生因为经办了生化药厂，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定为不法资本家，被逮捕后判刑两年，1955年被定为反革命之后改为二十年的刑期。聚会处的一些同工被定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因此纷纷被捕，比如说南方的陈恪三，天津的夏希灵，还有初立鹏等很多的弟兄。

※甚至一些参加三自会的人

　　另外有些参加了三自会的人，也被捕了。例如昆明神召会的谷怀空牧师，虽然参加了三自会，到了肃清反革命的时候他却被捕了。

　　这样的批判、逮捕延续了数年。例如昆明的杜忠三、施传清等人是1957年被捕的，吴维僔（以巴弗）是在1950年代末期被捕的。前后被捕的人数无法统计，并有许多人殉道。例如俞成华弟兄（他曾翻译了《馨香的没药》和《与神同在》），在1956年肃清反革命时期，当众人批判他的时候，被主接去了。张谷泉弟兄，因为不肯妥协参加「三自会」和新神学派合作，在新疆被逮捕，1956年在监狱里被主接去。赵西门弟兄的妻子文沐灵姊妹，也是1950年代在新疆被捕，死在狱中。恩典院的创始人张周新、陈善理夫妇，1955年和王明道先生同时被捕，后来在狱中被主接去。还有一些人在监狱里，或监狱外，因为不肯参加新神学派所领导的三自会，都被加上反革命的罪名，加以迫害，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当时信徒面对的困境

※「五教合一」的活动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认为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都是宗教，所以倡导五教联合。1958年，天津成立了一个五教联合的飞跃塑料厂，促使所有的和尚、尼姑、道士、神父、阿訇、修女、牧师们等人，天天都要在一个车间里劳动，延续了多年，直到1966年后文化大革命时代，甚至发动了互相批判斗争，迫使各宗教的「宗教职业者」放弃信仰。1980年代初期，北京燕京协和神学院（和当年其他的神学院一样，都是三自会领导的神学院），要在北京举办一个五教的联欢会，而且院长要求所有的神学生都要参加那个联欢会。大多数的学生都随波逐流：院长叫去，那就去吧。但是有三个学生觉得心里不平安，不应该去，而这又是院长的命令，所以他们就问每一位燕京神学院的老师：我们到底是该去，还是不该去？但是没有一个老师敢回答，没有一个！这三位同学，都为此困惑，这是他们中的一位亲自和我说的。所以，神学生尚且如此困惑，一般的信徒当然就更加困惑、迷茫了。

※信徒难有交通

　　当时海内的信徒已经和海外的弟兄姊妹断绝了联系。但是同在海内的信徒，也很难和其他信徒有交通来往。有些信徒被逮捕、劳动改造，他们当然不容易和其他信徒谈话、沟通。但是在监狱外边的，即或在过去是很亲密的弟兄姊妹，彼此也不敢多讲什么话。那时，有些弟兄姊妹，本来和我很熟悉，但是我被捕释放以后，在街上见面都不敢说话。有一位老弟兄，过去曾经请我到他家里去吃过饭，我被捕释放以后，在一条很窄的小胡同里对面碰见了他。那条胡同窄的连三个人都不能并肩行走，他往我这边来，我往他那边去，但是他低着头，装作没有看见我，就这么擦肩而过。我一点也不怪那个老弟兄，我知道他有他的难处。这就是当年我们那些信徒们的处境。不过有时候能悄悄地说上一两句话，就会让人深受感动！

※「大联合」

　　1958年前后三自会实行「大联合」，削减礼拜堂约90%以上。这也是由吴耀宗、丁光训推动的。他们表面上说不能像以前那样宗派林立，一个城市里的各个教会要联合起来不再属于哪个公会宗派，实际上是借着这个大联合，消减了大约90%到95%的礼拜堂。例如上海在大联合以前，共有一百多个教会（甚至有人说接近二百个），但在大联合以后仅剩下了十六个礼拜堂（不是扩建的，只是原有的礼拜堂点）。又如天津，大联合以前约有几十个教会，大联合后只剩下了山西路、东门里、昆纬路三个礼拜堂。北京原来大约有几十个教会（有人说将近百十个），但大联合后只剩下了崇文门、宽街、珠市口、缸瓦市等不到十个礼拜堂点。这就是当时三自会所实行的「大联合」的所谓「成果」。

　　还不仅是这样，在所余无几的「联合礼拜堂」中，也很少有信徒再去听政治演讲式的「讲道」。丁光训的追随者曾说：像雷锋这样的好人，虽然不信主，你怎么忍心说他下地狱呢[2]？大家想一想，这句话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我们首先得弄清楚，他们所指的，不是雷锋一个人的问题，他们还有更深的用意：有些名人，例如高居在国家领导地位的那些人，他们不信耶稣，但你忍心说他们会下地狱吗？有一个小姊妹，她住得离我们很近，当时很多人都不敢上我们家里来，但是她的年龄和我的孩子差不多，所以有一段时间她就常上我家来玩。有一天，他们要搬家走了，我觉得应当去看一看她的父亲，她的父亲在三自会里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但却是重生得救的信徒。那天正好那个小姊妹也在那里，我就跟她说：我们信不信主是决定我们要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事，所以要好好地信主，好好地爱主啊。我以为这是很正常的和信主的人讲的话，没想到那位小姊妹的父亲却对我大加称赞。他对女儿说：「你要好好记住边叔叔的话，这些都是推心置腹的话，是别人都不敢说、不肯说的，就是在礼拜堂里你都听不见这些道理。」他好心好意地称赞我，我却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些话在礼拜堂里也听不见呢？他说：「你想一想，这些街道上的组织、区政府的组织、市政府的组织，哪一个组织的领导人是信主的呢？所以，在三自会里面，他们也不敢说不信主会下地狱，信主的人才能上天堂。」信主与否是关乎永生或永死的问题，而这么一句最简单、最根本的话，在三自会的礼拜堂里却是不敢讲的。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 [2]基督徒所说的「罪人」，并不是中国人从伦理道德来判断的「坏人」，而是指我们生来就是完全污秽的、得罪神的「罪人」。而且，就算是从道德性来看，我个人认为雷锋也不可能是完全没犯过错误的。另外，雷锋说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弟兄要像春天那样的温暖，而对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当时全国的人都要学雷锋，学生更要学雷锋。没有几年以后，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当时的红卫兵，学雷锋很积极，打死了多少人！？因为雷锋说，对阶级敌人要残酷无情，既然要残酷无情，那就把人往死里打。我曾经听说，有一个红卫兵的邻居，亲耳听到这位红卫兵说，他们去打一个他们所谓的资本家，打了一次没有打死，第二天，第三天，一再去打，还没有打死，这个红卫兵就说：这人为什么打不死呢？由此可见这些青年人的心到什么地方去了。而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雷锋一点责任也没有吗？

　　所以，大多数信徒觉得与其去这样的礼拜堂，还不如自己在家里读圣经、祷告。有人形容三自会的礼拜堂主日的崇拜是「门可罗雀」。196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前）少许残存的联合礼拜堂也因无人登门而停止聚会，甚至有人说，那时候因为礼拜堂尽都关闭，所以三自会无公可办，也就停止工作了。但事实到底如何，只有三自会知道。

　　有人说，中国的教会是红卫兵摧毁的，我说绝不能完全怪红卫兵。1966年红卫兵的运动才刚刚开始，而1966年以前全国还有几间礼拜堂？每一间礼拜堂里，还有多少人在聚会？这件事只有三自会的领导人知道，希望他们能把这个数字公开，和大家讲清楚。

海外圣徒迫切为海内教会祷告

　　在1950年代海内教会遭遇大试炼、大逼迫的时候，许多海外各地的传道人和弟兄姊妹自发组成了中国的边疆祷告团。在香港、台湾，当时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常常为中国的教会祷告，为福音遍传中国的边疆传道人祷告，所以叫边疆祷告团。

　　海外圣徒迫切地为海内祷告，当然就帮助了海内很多人。我自己可以作见证，好几次我觉得大难就要临头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患难就过去了。后来我才知道，是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现在应当说，既要感谢神，也要感谢当年为我祷告的那些弟兄姊妹们。

　　有些海外的同工说，目前海外教会也都有祷告会。但是像以前那样火热的祷告和迫切的心志却少见了。这实在是一件可惜的事情。所以，我自己也感觉到，要有复兴，就一定要有祷告。就像大家都知道的：多有祷告，多有复兴；少有祷告，少有复兴；没有祷告，就没有复兴。现在海内也好，海外也好，疏忽祷告的教会，就很难看到复兴，顶多看到热闹。搞一个party（派对）、一个聚餐、一个联欢，大家在一起说说家常，说说世上的事，可以热热闹闹，但是灵里面真正的成长，一定要有祷告才会有真正的复兴。

短暂的信仰自由时期

　　1950年代初期，也就是中国新政权成立的初期。那时由于中国土地辽阔，各省、各地新政权的成立有先有后，所以各地教会的处境也略有先后的差异，但是各地教会的经历基本上是近似的。

　　中国的新政权成立后，先是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我曾听王明道先生说过，新政权刚成立的时侯，他从北京到天津去讲道，回北京的途中，他看到墙上用白粉刷写的政治标语「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他心想，这个新政权真好，是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他就照常地传道、聚会。

　　我个人也亲自经历过信仰自由的时期。昆明是1949年冬天建立了新政权的，但是1950年的六月间，我们十来位弟兄姊妹仍旧能在昆明的护国路上向路人传讲福音，并且建立了教会，可见信仰非常自由。1951年底，昆明各教会想联合举办一个圣诞聚会，大家要我负责组织。经由各教会年长同工们的推荐，我把各教会的青年弟兄姊妹代表集合起来，一起同心合意地为这个聚会祷告。那一年的圣诞聚会，我们请了三个少数民族的唱诗班（他们都是在民族学院上课的基督徒学生，有彝族的、苗族的、傈僳族的），加上圣经学院的一个唱诗班，这四个唱诗班在聚会的讲台上唱诗。他们唱一首诗，之后就有一位年青弟兄或姊妹短讲。短讲传道的七位弟兄姊妹来自各个不同的宗派。

　　神恩待那次圣诞聚会，有些信徒说，感人很深。但是也有人告诉我，当地的统战部长对那次圣诞聚会十分不满，只不过还未加干涉而已。

　　1952年初，我应武定地区禄劝县彝族弟兄姊妹的邀请，和两位教会的执事去那里领会讲道。如前文所述，那次大会约七百人，连续聚会一周，当时有一位解放军干部带着枪参加每次的聚会，但是聚会并没有被禁止。以后我们又在禄劝境内所经过的路上聚会讲道，都平安无事。只是在回昆明的路上，路过武定县城时被软禁了十几天。回到昆明后我便被诬陷，指控我去彝族地区传道破坏了当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当时有的弟兄劝我要作最坏的准备。然而，最后并没有立即逮捕我，并且我还可以既不参加政府领导的「三自会」，仍能继续在圣经学院教课。所以在1952年的时候，昆明教会的处境虽然越来越难了，但基本上还可以照常聚会。

1951年政府组建的「三自会」开始了控诉运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由政府支持、一些假信徒领导的「基督教联合会」，陆续在各地建立起来。1952年春天以后，各地的「基督教联合会」几乎都先后改组叫「三自会」。

　　成立三自会的会议不是由教会、传道人或信徒发起的，而是由政府召开的。「抗美援朝」（海外称为「韩战」）爆发后，西方宣道士被迫离华。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纷纷被政府接收。1951年4月16至21日，政府出面邀请全国知名传道人到北京举行「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

　　会议，很多知名传道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就住在北京的王明道先生，却并未参加这个会议。这次会议由吴耀宗主持，会后成立了「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反帝爱国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会议的19、20日进行了控诉会，成为后来全国控诉运动的样板。以后，「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反帝爱国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改称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但同时有人又称为「三自革新会」、「三自会」或简称「三自」。

　　1951年四月底三自会成立后，立即依靠政治力量在全国各地召开批判会[1]。五月初，在上海召开了一个万人大会批判帝国主义分子。先是控诉西方宣道士为帝国主义分子。后来紧接着，控诉中国的传道人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也是帝国主义分子。虽然那时还没有提太多中国人的名字，但是那个气势和氛围已经让人感觉到有点恐怖了。

　　三自会进而号召肃清「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传道人不敢多讲圣经，讲道成了政治宣传。那时还特别提到讲道要配合政治形势，如果当时的社会上、政治形势上有某个运动，讲道就得配合这个运动。所以当时讲道的人，往往是读一段圣经，再读一段报纸，然后再把它们联结起来，讲我们基督徒应当如何如何。例如，当年有所谓的「肃清反革命运动」、「反右派斗争运动」以及后来的「五讲四美」运动等等，都成为讲道的一部分。而且，后来讲稿也要事先得到有关领导人士的认同。

[1]不过像云南等地，由于新政权成立的较晚，还没能正式组建三自会。但「三自会」的前身「基督教联合会」，在昆明等地也已经初步组成了。只是西南一带的三自活动，比起全国来略晚了一些而已。

　　三自会批判了帝国主义分子之后，继而批判「旧三自」，就是1920年代西方宣道士所提出来的「自治、自养、自传」。吴耀宗等人认为「旧三自」还是受制于外国人的，称之为「假三自」，只有现在的「自立、自养、自传」才是真三自。吴耀宗等人以基督教内部人士的名义，逐渐向纯正信仰的人们展开了日益激烈的批判活动，以后就成了迫害基督徒的开路先锋。

「三自会」与新神学派

　　筹组全国三自会的领导人吴耀宗，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干事，该青年会名义上是属于基督教的一个组织。但是实际上，吴耀宗和绝大多数的青年会人士，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所信从的是实际上根本不信耶稣救恩的「新神学派(Modernism)」。

　　新神学派起源于十九世纪。不久就在各国流传。中国的留学生把它带回中国，而且也有新神学派的人到中国来宣讲他们的理念。「迎合世俗」是他们的主要动机和出发点。新神学派觉得讲罪恶、讲世界末日，不合世人的心理，因此他们拒绝讲救恩，拒绝讲天堂和地狱，称之为迷信。大多数新神学派的人都不讲永生的救恩，只偏重讲社会服务，所以有些人也称他们为「社会福音派」，有人甚至称他们为「假信派」。

　　今以吴耀宗所著的《黑暗与光明》一书为例，谈谈其中几处关键的、明显的「假信」的地方：

1. 明确地否定圣经：吴耀宗认为圣经不是一本一字不错的神的话语，而是一本难免有错的教科书。（所以，后来三自会的机关报《天风》上刊登过圣经可以改编的文章。）
2. 否定创世记：公开声称创世记是古时流传的神话故事。
3. 否定基督是童贞女马利亚所生：认为童贞女生子只是美丽的寓言。
4. 否定基督代赎的救恩：认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只是爱的象征。
5. 否定基督的复活：认为所谓基督的复活乃是精神不死。精神上伟大、有感召力而已。
6. 否定基督再临：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一天会毁灭，认为将来人人都会变好，品格都会提高。而大同世界的来到，就是所谓的耶稣基督再临时带来的天国。

　　从这些地方来看，吴耀宗否定了圣经，否定了救恩，否定了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为我们受死、复活以及再来，否定了人的灵魂将来就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永远的灭亡，一个是永远的与神同在。吴耀宗曾说世界大同就是天国的到来，若今天他还在世上，我们要追问他，甚至追问像丁光训这些他的追随者：你们看看现在遍地泛滥的罪恶，人心能变好吗？世界会变成大同世界吗？人能建立世上的天国吗？

※新神学派的危害极大

　　首先，使人不明救恩，把信仰当成哲理讲论，把真理当成学术研究。他们讲道，不是让信徒得灵粮，而是满堂的理论，近似于画饼充饥；用好听的言辞，再加上一些笑话、趣闻，使人哈哈一笑，看似幽默，实际上是对会众的一种欺骗。

　　其次，只讲社会服务，把教会的聚会当成娱乐活动的场合。1940年代末的青年会，名义上是基督教的组织，却带领着年轻的男女跳舞直到半夜，这种情况确实使当时的家长担心。而且新中国成立以前，有时在青年会里竟可以半公开性质地学习唯物论。

　　第三，他们迎合世人心理，使得所谓的基督教的聚会充满了世俗的罪恶。

　　有人说新神学派是撒但的工具，可以把人从礼拜堂里引向地狱，他们表面上打着信耶稣的招牌，实际上完全否定救恩。我也同意这一说法。1940年，因为在教会学校读书，我开始在天津、北京的一些新神学派的礼拜堂里做礼拜。大约有三年的时间，我从没有听过真正的福音，纵然听到一些高尚的道理，但对我的罪性根本没有触及。1943年我来到陕西洋县，去了内地会的一个礼拜堂做礼拜，第一次听到牧师讲罪、讲天堂地狱的时候，起初心里竟大有反感，根本不承认自己是罪人，而且认为这种讲法太迷信了！1944年春天，我甚至因为厌世而一度想投入汉江自杀，后来在内地会吴咏秋教士的帮助下，我认罪悔改，而且就是在汉江受洗的。从我个人的体会，我觉得新神学派或社会福音派实际上是十字架的仇敌，是救恩的仇敌。那年春天我若真的投河死去，肯定是灭亡之子！是从礼拜堂走向地狱去的！所以我认为新神学派、假信派，比起一般不信的人来，更能为撒但所利用。

　　新神学派兴起之后，在全世界引起了神学的论战。海外有纯正信仰的弟兄姊妹加以批评，在海内，1920年代的时候，神就拣选了许多神的仆人，例如王明道、宋尚节、倪柝声等人在讲道时从真理的角度对新神学派严加驳斥，并且持守圣经的教导，不愿与之不分彼此，免得鱼目混珠，使人困惑。如前文所述，抗战时期，王明道先生为了维护纯正的信仰，冒着生命危险，坚持不肯加入日本人利用、指派一些新神学派的人成立的基督教团。其他的一些少数人也跟随着王明道先生，支持他的看法，作出了美好的见证。

　　1940年代，赵君影、计志文等人用属灵的能力，战胜了新神学派的泛滥。在我的记忆当中，当时的青年基督徒多半都是信仰纯正的。在我所就读的中央大学里面，新神学派的青年会里没有多少人，就是他们以开跳舞会吸引同学，也没有多少人参加；他们放电影，也没有多少人去看。我们信仰纯正的弟兄姊妹，一次布道会就有一千五百人来参加，而青年会、社会福音派却组织不起多少人来。

　　1950年代，因为新神学派已经和政治联合，披上了「反帝爱国」、「三自革新」的外衣，所以是否参加「三自会」，就成了当时教会面对的一个大试炼。

当时教会的大试炼：是否参加「三自会」

※首先是爱国、爱主的困扰迷惑

　　如果不参加「三自爱国会」，是不是就表示不爱国了呢？有些教会对于这个问题是翻来覆去：有的加入三自会后，又退了出来；有的退出以后，又再加入进去。实际上，加入三自会不一定是真爱国；不加入三自会这样一个信仰混杂的组织，而从心灵里面按着神的教导为执政掌权的祷告，为神的缘故顺服执政掌权者，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提前2:1-2，罗13:1，多3:1-2，彼前2:13），这其实是很好的守法公民。不过，在人的某些制度、要求、风俗、习惯不符合神的教导时，就只有顺从神而不顺从人了（徒4:19）。然而就像使徒彼得、保罗一样，即或为持守真道而死，也丝毫没有一点反对当时政权的意图，同样的，我们认为，大陆许多为了持守主纯全的真道而死在监狱内外的殉道者，也没有一个是不爱国而叛国的人。

　　所以，必须讲清楚的是：纯正信仰的信徒反对三自会，绝不是反对政府！起初和新神学派的论战，早在新政府成立二十几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反对三自会其实就是反对新神学派，同时也反对政治干涉、政教合一，因为圣经明说唯有基督是教会的头。圣经上教训说，要为神的缘故，遵从人的一切制度，而且从心里愿意为执政掌权的祷告；即使有时政令、命令和许多措施对我们是一种难为，甚至是一种逼迫，圣经上也说要为逼迫你的人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罗12:14）。这样的基督徒怎么会反政府呢？当年有一个规定，从外地来的人到了北京超过三天以后就要报临时户口。虽然很麻烦，但我觉得这个不违背圣经，就这样遵守。王明道先生也是这样，全国各地的圣徒经常不断地住到他那里去看望他，不管别人知不知道，只要超过三天，他就主动地往公安部门报户口。

　　三自会政教合一，信仰混杂，很多领导人都是假信的，所以当时信仰真纯的弟兄姊妹才坚决不肯参加三自会，即或加上「反政府」、「反革命」的罪名被捕、被杀，都在所不惜。但这绝不是和政府「作对」。

※其次是属灵争战极为激烈

　　加入「三自会」之后传道就比较安全一些，不加入，传道的危险性会很大。许多传道人都是因为外面的压力加入了「三自会」。当年各教会对于是否可以参加「三自会」的前身「基督教联合会」，颇有争议。1951年倪柝声弟兄曾和一些聚会处的同工们谈话（那次的谈话有人用速记的方式笔录了下来，这份笔录的复印件我曾亲自读过）。他讲话的大意是：教会应当是纯净和圣洁的，不能有任何的搀杂，就是以圣经为我们信仰的守则，就像这个杯子里的水，应当是完全纯净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能搀杂；不过，这个杯子放在什么地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你可以把杯子放在一个碟子里面，也可以把杯子放在桌子上，或者放在一个垫子上，只要保持杯子里面的水是纯净的，把杯子放在什么地方是次要的。我当年一看到那篇讲话，我就想：糟糕了，大概聚会处要参加「基督教联合会」了。因为他的说法就是只要保持教会内部的信仰纯正就好了，即或参加到信仰混杂的基督教联合会里去也没有关系。果然没过多久，几乎全国所有的基督徒聚会处都同时参加了基督教联合会。这可以说完全是由于倪柝声先生的倡导。

　　当时，昆明基督徒聚会处的带领人陈恪三老弟兄对我非常关心爱护，我也很尊敬他，虽然他是我的一个长辈，但我们几乎无话不谈。然而，1951年倪先生的那次谈话以后，昆明基督徒聚会处突然参加了基督教联合会，事前我一点都不知道。当时昆明众教会中，聚会处的人数最多，大约一百八十多人。其次是我和同工们建立的教会，大约一百二十人。聚会处参加基督教联合会后，我们教会成了众矢之的。当时我压力很大，自以为加入基督教联合会就便于传福音，因此我和我们的教会也参加了基督教联合会。但1952年云南日报批判我传道影响了彝族地区「土地改革」的时候，我马上感到这是神对我的管教。我个人在那个时候得到的很痛的教训中，第一个就是：太注意外边的工作，而忽视神在自己心灵里面的工作，很可能会造成失败，让主的工作亏损。神看工人的持守高过工作的发展，而我却希望用人的方法保守工作，竟不惜让工人本身失误。我明明知道加入基督教联合会是和世俗联合，信的和不信的混杂在一起，这不讨神喜悦，但还是加入了进去。然而什么时候人看重工作过于所当遵守的真理，神就会为真理而不惜拆毁工作。因着主的怜悯保守我度过了那段艰险的时日。当昆明基督教联合会改建成三自会以后，我立即声明不去参加三自会的活动。虽然在人看这是相当危险的一步，但是我心里反而平安了下来。实际上在1952年以后，好多以前参加了三自会的聚会处的同工，以及其他的同工们，都相继退出了三自会。

　　1952年秋天当我声明不去三自会以后，昆明宗教事务处的负责人龚先生（或巩先生？）曾叫我去谈话。龚先生起初对我非常客气，称赞我受到一些信徒的尊重，所以希望我到三自会来「发挥一些作用」。

　　我说：「这些基督教联合会和三自会的领导人和我们广大信徒的信仰根本不同，所以他们曾用『基督教联合会』的名义登报说我影响了土地改革运动，跟着就发动群众批判斗争我，说我『破坏』了土地改革运动。我实在不便参加他们领导的三自会。」

　　龚先生说：「以后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

　　我说：「无论会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按照圣经的教导，真信的和假信的原不相配，是不能混杂在一起的。」

　　龚先生说：「你们可以按不同的信仰分组开会、学习、讨论。」

　　我说：「现在您说可以分组开会，万一您的工作有了调动，谁敢保证我不受他们的攻击呢？谁敢保证这些人不再随意诬陷人呢？」

　　龚先生忽然脸色一沉，严肃地说：「你这样固执地不肯参加三自会，对你不利！」

　　我暗自祷告，略停了一下，和气地说：「您一定调查了解过我传道前的经历。自从我谢绝出国留学而决志到边疆传道的时候，就没有考虑过『有利或者不利』的问题。」

　　龚先生似乎一时不知道再讲什么。我心中却忽然来了一点智慧，就问他说：「您是共产党员吧？」

　　他想不到我竟然问了这么个问题，茫然不解地说：「我当然是共产党员了。」

　　我说：「（那时）南斯拉夫的领导人铁托，也说他是个共产党员，但是国际共产党联盟组织早已认为他是个违背共产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把他开除共产国际联盟了，您能和铁托坐在一起谈论共产主义吗？」

　　他没想到我有这么一问，仓促间回答说：「我当然不能和他谈论共产主义。」但是他又机智地补充说：「可是我们和铁托仍旧有国际外交关系，还是可以一起开会的。按政府规定，政治学习是人人都要参加的，如果你在学校教课，你就不和你所说的新神学派的老师一起参加政治学习吗？」

　　我说：「当然会一起学习政治。如果他是个领导，我还要听从他的正确的命令指挥。但是如果谈到信仰问题，我绝不能对他们混乱圣经的言论默然不语！」

　　最后龚先生似乎向我施加压力说：「你回去再好好想想。」

　　我说：「我是经过深刻地反思以后，感到过去参加基督教联合会是违背圣经教导的错误，才在联合会改组为三自会的时候，决定不参加三自会的。」

　　龚先生言外有音地说：「你回去再好好想想吧！」

　　我从龚先生那里回来以后，确实曾在神前反复思想过自己有限的事奉经历。回想以往，自己对神、对人实在多有亏欠，也有失败和软弱；但是，我绝不能因为自己的软弱而去参加三自会寻求安全。后来我在被捕、释放后，也曾有过软弱。但神保守我始终没有参加到三自会里去。

　　我很尊敬贾玉铭老牧师、杨绍唐先生、倪柝声先生，他们后来加入三自会，我觉得非常可惜。我认为他们都是因为外面的压力加入三自会的。杨绍唐先生是被批判以后加入三自会的，倪柝声先生，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当年他开办了生化药厂而被定为资本家的压力而加入了三自会。贾玉铭老牧师起初不肯加入三自会，后来领导宗教事务工作的政府人员跟他讲了两个条件：第一，加入三自会以后，绝对不干涉他负责的灵修神学院，灵修院的建制和课程完全不变；第二，把他历年以来教课的大纲「圣经要义」[2]这本书印出来。为了这两点，他加入了三自会。灵修神学院加入三自会之后，贾玉铭老牧师的两个学生孙美芝和王颂灵退出了灵修神学院，退出以后两个人就被逮捕了。那时候属灵的争战就是这样的激烈。

• [2]《圣经要义》这部书不是逐字逐句地讲解各卷圣经，而是提纲挈领地解析经义。直到贾老牧师离世，那部书没有在海内出版，而是后来在海外出版的。

※王明道先生的卫道论争

　　王明道先生经常发出「先知之声」。1951年昆明的陈恪三老弟兄和我相继加入基督教联合会以后，有一天陈恪三老人突然拿着王明道先生出版的一份《灵食季刊》来找我。原来王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一个传道人，在神面前应当有所持守，不能「蝇营狗苟」。(意思是说：不能像苍蝇那样经营神的事工，不能像狗那样苟且偷生！)陈老弟兄说：「像我们这样的传道人是不是在蝇营狗苟呢？」我想，这是神藉着他的仆人王先生对许多传道人敲响的警钟。这句话到如今仍然掷地有声！

　　王先生在1950年代的初期有几篇重要的捍卫真道的文章，批驳假信派、三自会那些领导人的谬论。1953年，我被迫离开云南，来到北京，当王明道先生连续发表那几篇文章的时候，我正在他那里受教，也帮助老人家校对过几篇文稿。这些文章分别是：

　　（1）《真理呢？毒素呢？》

　　因为新神学派诬蔑纯正信仰的人所传的、所讲的是传播帝国主义的毒素。这样一来，有很多人就不敢传讲纯正的信仰了。但是什么是毒素，什么不是毒素，他们又不说，这就使得一些纯正信仰的人更害怕了，怕不知不觉就传讲了他们所谓的「毒素」。所以，王明道先生就写了《真理呢，毒素呢？》。在那篇文章里，他提到了新神学派的人所说的毒素正是圣经里面的基要真理，是基督徒基本的信仰。

　　（2）《以亲嘴为暗号卖主的犹大》

　　那时，我和王明道先生夫妇等人一日三餐都在一起用饭。一天早饭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开始吃了，而一向守时的王明道先生却来得很晚。大家都感觉很不寻常，就问他为什么来得这么晚。王明道先生笑着说，昨天晚上祷告的时候他想到了一个讲道的题目，是《以亲嘴为暗号卖主的犹大》，之后他就一直祷告，默想这个讲题，所以起床就晚了。这篇文章直接了当地指出新神学派的人实际上就是像犹大一样的人：犹大名义上信主、跟随主，后来却以和主亲嘴为暗号卖主；而他们自称是基督徒，如何和主亲近，实际上所说所做的却是卖主的行径。

　　（3）《我们是为了信仰》

　　新神学派所控制的三自会，把一切忠心向神的人都诬蔑为有政治性反革命的罪行，所以王明道先生在《我们是为了信仰》这一篇文章当中，就说明我们持守的是真理，驳斥了他们的诬陷，有理并有力地阐释了我们基督徒只是为了信仰。对于那些蓄意把政治和信仰混在一起的人，这篇论著本来是可以让他们无话可说了，但是就在王明道先生发表了这篇文章以后不久，1955年8月8日凌晨，正好是他和王太太结婚27周年的纪念日，他们二位一起被逮捕了。

　　1940年代末期，有些弟兄姊妹靠着主的带领，没有教会的薪金，也没有任何团体资助，完全凭着信心到艰苦的边疆地区去传道；也有两个没有教会的固定支持、凭着信心集体去边疆布道的福音团体：一个是遍传福音团，一个是西北灵工团。

遍传福音团

　　遍传福音团是1940年代中期由戴永冕牧师倡导创建的。戴永冕牧师是戴德生先生的孙子，戴绍曾牧师的父亲，戴继忠牧师的祖父。

　　戴永冕牧师起初在河南开封创建了一所神学院，因为抗日战争的缘故，只好将神学院迁到了陕西凤翔，定名为西北圣经学院，仍是由戴永冕牧师担任院长。那时，中国的西部是一片福音的荒地，信主的人非常稀少。戴永冕牧师关切那里的福音工作，便常常带领大家为西部边疆祷告，为普世宣道、福音遍传祷告。据说，有一次，他在圣经学院的院子里画了一个中国西部的地图，请全体师生围着地图祷告。祷告结束后，他就说：你们谁在神面前有感动，有心为西部边疆哪个省祷告，甚或愿意到那里去传扬福音，就站到那个省份里去。2012年间，我曾见到戴继忠牧师（戴永冕牧师的孙子），问他当年是不是真有这样一件往事。他点头认同。当年的遍传福音团就是在这样的祷告中组成的。

　　遍传福音团的使命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他们曾在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传扬福音。原来他们曾想从青海去往新疆，但是到了青海的格尔木[1]，被当地的军政人员劝阻，又回到甘肃。以后他们从甘肃的兰州去往新疆。遍传福音团的团长马可，是西北圣经学院的一位中国老师。马可牧师后来写了一首团歌，其中有一句话就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几十年的风雨以后，马可牧师在重庆去世。

　　遍传福音团的成员有赵崇义、何恩证、戴彦中、韦苏西、路得等数十人。赵崇义是圣经学院的学生，他在祷告中心里有很深的感动，改名叫赵麦加（麦加是伊斯兰教的圣地），后来就决志要把福音传到麦加去，把福音传给信奉回教的穆斯林。当我第一次听说赵弟兄改名叫麦加，我心里就大受感动。我和他一直没有见过面，但在祷告的名册上常记念他。

　　戴彦中后来在新疆被捕，释放后无奈地回到自己的家乡。遍传福音团留在新疆的同工，只有赵麦加和他的妻子何恩证[2]。赵弟兄初到新疆的时候，在哈密曾受到西北灵工团的弟兄姊妹们的盛情接待。有一年圣诞节，西北灵工团的同工们庆祝圣诞，赵麦加弟兄还一同聚会，扮演圣诞老人。后来他到了中国最西边的城市喀什，2007年在喀什去世。赵麦加被主接去以后，就只剩下何恩证以及他们的子女，继续在新疆传扬福音。现今何恩证也被主接去了。

• [1]原来青海的铁路从省会西宁只通到格尔木，但是后来从格尔木修建了铁路，一直到西藏，看起来有神美好的意思。铁路修建完成后，从中国大陆到西藏去传福音，旅途就方便多了。
• [2]何恩证是西北圣经学院的一位女老师，后来成为赵麦加弟兄的妻子。

　　遍传福音团出版的刊物是《遍传福音报》，由马可牧师负责编辑，在重庆出版。按当时的情况估计，这份报刊发行量是比较有影响的。

　　我和遍传福音团的弟兄们直接联系较少。但他们的脚踪，对我影响很大。虽然他们有些人已经离开世界了，但是他们的事奉仍在激励现今的许多人。

西北灵工团

　　西北灵工团开始于1940年代的中期，但正式成立于1948年底。起初由山东潍县乐道院（灵修院）的同工和会众组成，正式组建则在新疆哈密。抗战时期，乐道院被日本人侵占，战争结束后，日本人把乐道院归还给中国的教会。乐道院后来改作灵修院，当时在灵修院负责的同工是李石瑛，后来华北神学院的一个老师张谷泉带了学生李道生等人来到乐道院，李石瑛年纪大了，就请张谷泉接任为灵修院的院长。在灵修院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齐心有一个祷告，祷告内容和遍传福音团几乎是一样的，就是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也是他们的使命。

　　西北灵工团中的一些人，从山东潍县辗转到了江苏徐州，再乘陇海铁路从徐州到兰州。当年从兰州前往新疆没有铁路，只有公路，弟兄姊妹们没有经济能力坐汽车，有些人就央求路上的货车司机，也给司机一些钱，顺便载他们一程。坐在敞篷的货车的货物上，一路颠簸，风又大，天气又冷，非常辛苦。而且不时又要下车换车，没有便车搭乘的时候，就徒步行走。这样断断续续地，他们分成了许多批，从宁夏等不同的路线终于都到达了新疆的哈密。在哈密全部聚集以后，他们就正式组成了西北灵工团。

　　虽然他们到新疆的时期并不很早，但是在大陆新政府成立前后，短短的几年时间，他们便把福音传遍了新疆天山南北地区。这些同工，从不诉苦，也不募捐，靠着神的恩典过日子。他们在新疆的生活很苦，弟兄姊妹如有馈赠，他们就接受，但是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绝不向人求告。这些人吃糠团、挖野菜来果腹，却将钱省下来盖会堂，好用来传扬福音。他们传道所到的地区，首先是在新疆哈密，后来又到了乌鲁木齐（原名迪化）、吐鲁番、七泉湖、石河子、阿克苏、富蕴县（新疆西北部接近苏联的边界）、喀什、疏勒（中国国土的最西边界靠近巴基斯坦）、和田、伊宁（后来改称为伊犁）、库尔勒、拜城、库车、温宿、阿图什等地[3]。如果从地图上看，在那个年代，他们在新疆已经把福音传的很广泛了。

• [3]这些地区，我原来并不记得。只是在1989-1993年，西北灵工团有人来信索要《圣经词典》，因此留下了以上的地址。

　　西北灵工团的负责人是张谷泉，组成西北灵工团后不久，1951年他便被捕，1956年死于狱中。他的妻子陈莲秀大姐去收取遗体和遗物的时候，在张谷泉弟兄的旧棉衣、棉被中拆出一些旧布，竟发现在这些旧布上有用针线当笔写出的诗词。其中有一首是「狱中思家」，另一首是「火炼」。后来许光导弟兄还为「火炼」谱了诗曲，被收入《颂赞诗歌》中。有人把「火炼」原诗略改动了几个词语，今录几段于下：

主啊，我愿跟祢，　走此十架窄路。
流泪、流汗、流血，受欺、受压、受辱，
赤身悬挂城外，　　不恋今世寸土。
只要同胞得救，　　灵魂也愿献出。

主啊，我愿像祢，　深爱我众仇敌。
纵或被欺被刺，　　仍然祝福不息。
受尽毁谤攻击，　　不改神的爱意。
主爱充满胸怀，　　随时自然流溢!

主啊，我愿随祢，　走完今生苦路。
因前头的喜乐，　　轻看暂时苦楚。
愿像麦种死透，　　籽粒百倍结出。
得见劳苦功效，　　便能心满意足。

　　西北灵工团的其他成员有陈莲秀、刘淑媛、张美英、李道生、李石瑛、赵西门、文沐灵、田佩瑾、刘德民、石新民、李元奎、唐远模、连生源等弟兄姊妹，连他们的家属约近一百人。1950年新疆新政权成立以后，西北灵工团的团员被捕的前后有二十多人，有四个人在监狱里先后殉道，他们是张谷泉、文沐灵、刘德民和孙信民。赵西门被监禁了二十年，以后又劳动改造数年。

　　西北灵工团出版的刊物是《西北灵工》，先后由张谷泉、赵西门负责编辑。《西北灵工》出版的时间不长，数量不多，但当时也感动了不少的人。

其他去往西南的传道者

　　1948年的秋天，我心里很清楚要去边疆传道了，十月底写出了《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那时我和另外五位青年圣徒所尊敬的吕冰之教士，年近四十岁，正在病中，她提出来要去云南传道，在云南建立一个「安提阿」，也好向少数民族传道。于是连我一共七个人，就往那里去了。我们到了云南后，发现内地会在那里已经撒下了福音的种子，一位英国的传道人张尔昌就是死在了少数民族地区，安葬在云南北部禄劝县的撒老坞。我们也见到许多从不同的地方被主带领来的弟兄姊妹。这些往西南去传道的弟兄姊妹们，或者是有个人的宗派背景，或者是凭着信心去的所谓「自由传道人」。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曾经有人说有个「西南布道团」，这种说法只是个人的想象、揣测。实际上从来没有「西南布道团」这么一个组织机构。

※当年去往西南边疆的团体

　　（1）中华传道会：中华传道会的杜忠三、苏传远等人在贵州花溪创建了黔光圣经学院。杜忠三牧师是贵州黔光圣经学院的主要负责人，因战乱后来到了昆明。1957年杜牧师被定罪去劳动改造，没有多久竟死于劳动改造中。

　　（2）内地会：内地会的储怀安牧师，青年时曾经跟随宋尚节博士传道。后来在昆明车家壁主持了昆明圣经学院。昆明圣经学院和灵光圣经学院合并了以后，改称云南圣经学院，储怀安担任院长。但不久他就离开了昆明，后来又移居美国，直到老年。

　　（3）神召会：神召会的谷怀空牧师在昆明倪家湾组建了灵光圣经学院。后来和昆明圣经学院合并为云南圣经学院后，谷牧师先是担任副院长，储怀安牧师走后，谷牧师成为院长。谷怀空牧师虽然参加了「三自会」，但1957年时也同样被捕。「文化大革命」以后被释放，继续作院长，不久即去世。

　　（4）信义会：杜信甫老牧师是信义会的一位传道人。他比我年长一代，却一直很谦卑，是一位隐藏自己默然放香的老传道人。虽然没有被捕，但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很多的折磨。

　　（5）聚会处：昆明聚会处的负责人是陈恪三（即陈若天）老弟兄、万绍祖、余道胜等人。万绍祖和余道胜是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两位弟兄，他们都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之后到昆明来传道。那时虽然我们领受不完全一样，看法也不尽相同，并且不属于同一个组织；但是我们灵里能够相通，能够推心置腹地谈论主的事工，而且互相邀请对方到自己负责的教会来讲道。这在当年的聚会处，实在是少有的。

※当年去往西南边疆的自由传道人

　　（1）张复生老人：他又名张丹溪，原是共产党老红军。信主后到处布道，1949年我曾和他在贵州长谈过。

　　（2）张约瑟弟兄：又名绛巴约瑟，原本是藏族人，但长期在沿海城市一带居住，虽然腿部受过伤，走路不便，但仍可过着比较平安的生活。1940年代末他去往云南传道，1950年代初更决志要步行去西藏传道。

　　（3）苏正杰（即苏保罗）弟兄和其他许多弟兄姊妹。他们现在多已被主接去了。当年还有各个圣经学院的学生们，也参与了当地或外地的福音工作。例如灵光圣经学院的学生晏大安，后来在缅甸北部建立了一些教会，并且还开办了神学院，这都是我们当年想不到的恩典。

　　（4）我们一行前往西南去传道的七个人中，最后留在云南当地的有四个人：吕冰之教士、张家群弟兄、施晋德弟兄和我。以后陆续有林有恩弟兄、施传清弟兄从上海来到昆明传道，那时由贵州来的汪惠弟兄，也加入到同工中来。

当年我在西南传道的一些经历

　　当年我们前往西南传道的七个人是共同出发的，却不属于哪一个组织，也没有建立一个团体。1949年初，我们到了贵阳，吕教士病倒了几个月后，到昆明去帮助大东门教会的工作。张家群弟兄和施晋德弟兄到云南沾益县，在当地建立教会。沾益在昆明的东边，曾有内地会的宣道士在那里传福音，所以当地有一些信徒，但是那时已没有传道人。他们就住在原先内地会的房子里工作，后来那里福音就传开了。因为云南吸鸦片烟的人很多，当地人把吸鸦片叫抽大烟，也叫「吹烟」，张家群弟兄还写了一首「吹烟歌」：「大家都请坐，请听吹烟歌，可怜我中国，胡涂人太多……」唱后他就讲抽大烟的种种害处，信耶稣的人怎么就能改变了，再请一个改变了的弟兄作见证，就这样他们建立了教会。但是没多久，当地政府就通知他们不许再聚会，而且禁止他们外出。他们一直被困在那个地方两年。后来张家群、施晋德弟兄就先后到昆明来和大家一起同工。

　　因为路费只能到贵阳，也因为我曾两次咳血，所以我在贵阳有一段时间的修整和事奉，做一些学生的福音事工。约在1949秋天，我来到昆明。神召会建立的昆明灵光圣经学院那时有一个培灵会，邀我去讲道。因为当时缺乏师资，讲道以后，谷怀空院长便留我在那里教课。我说我的信仰和神召会有些地方并不一样，院长说我可以按照自己的领受来讲。因为那里有很多学生是少数民族的人，有苗族的、彝族的、傈僳族的，我很喜欢他们，便答应了。我前后教过创世纪、辨惑学、诗篇选读等课。上课我是老师，下课我当学生。我曾向一位傈僳族的学生杨弟兄学过傈僳族话，他年纪比我大，我很想学好以后一起去傈僳族传道，可惜他因故提前退学了，我的傈僳族话就没再学下去。

　　在灵光圣经学院教课的同时，我也在昆明几个教会的主日崇拜讲道。当时昆明有内地会的教会，两个信义会的教会，神召会、五旬节会的教会，新神学派的锡安圣堂，还有聚会处的教会。我也在内地会创办的昆明圣经学院讲课。那时昆明的教会，一方面是荒凉，一方面是混乱。纸币几乎天天贬值，一天贬两次三次，早晨能买一袋面粉的钱，下午就不够了。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解放」，也不知道「解放」以后会怎么样。有些恐惧，也有些慌乱，有的人想离开往外逃，但是也有人抓住最后的时间传福音，抢救灵魂，就怕新政府成立以后不能传道了。

　　1949年冬天，当时国民政府领导云南的卢汉宣布「起义」。起义头一天晚上我们听见零零落落的枪声，也没感到奇怪，因为战乱时期这是免不了的。第二天，圣经学院照常上课，我正讲到一半，院长谷牧师推门进来说：「哎，给你们说一个消息，昨天晚上的枪响是卢汉和平起义了！咱们现在已经解放了！」说完后他就走了。我心里平静得很，因为我知道这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我就说：「好了，昨天晚上已经解放了，我们照样上课。」我就继续讲课。课程结束后，祷告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就有些激动，可能有点怕「解放」。

　　1950年6月10日，吕教士、我等十来个信徒向政府写了申请书，说我们是中国的基督徒，要在这里开始布道。政府没有批准也没有禁止。我们反正是报告上去了，就在护国路租房，开始在门前的街头布道。我们在门口用四块一尺半见方的木头板子，写了四个大字「来信耶稣」，往上面一挂。所以人们就叫我们「来信耶稣堂」。房间里的那些座位，有的是椅子，有的是板凳，有的是木板，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宽，有的窄，五花八门，都是弟兄姊妹从家里拿来奉献的。我们旁边不远处是摆摊卖旧货的早市，我们就买了一架旧风琴。屋里弹琴，大家一起唱诗，室内热情洋溢，门口有我们同心的弟兄姊妹招呼路人说：请您进来听听。那时候刚解放，大家也毫无拘束，有的人就进来坐一坐，唱一唱，听福音。起初就是十几个人，后来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不久就有几十个人了。

　　人多了，房子就显得小了，我们也觉得房租太贵，临街又太近，不够安静，所以就在威远街租了一间楼房，下面可以住人，上面可以聚会。我们的门口也没有挂牌子，到了聚会的时候大家就来了。我们继续对外传福音，不过只是个别地请人来了，不是到大街上、到门口拉人进来了。1950年的冬天，教会的人数就到了一百二十人。后来我们教会设立了执事，我写了一份提纲和弟兄姊妹们分享，名字大概叫「教会和教会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有关教会的真理：什么是教会，教会是怎样形成、组成的；长老和执事的条件与工作；各种聚会和各种服侍；等等。根据圣经的教导（提前3:13），我们先设立了几个试验执事，帮助事务工作，后来他们成为正式的执事。我们也经常祷告，求神带领、赐给一两位长老。

　　也是在1950年的冬天，我到了云南北部的黑彝族地区传道。内地会的宣道士原来在那里已经建立了教会。其中张尔昌牧师，最后病重时仍旧坚持不肯回国直到在滇北离世。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内地会离开，那里没有工人了。我去了以后，就和当地的彝族弟兄姊妹一起服侍。1951年我和一位圣经学院的学生，在昆明郊外的白彝族地区「花红园」传道，后来在那里建立了福音点。年终，我和教会的执事余老伯母等三人再次到了云南北部武定、禄劝地区的黑彝族当中，较长时间地巡回传道。我们在云南初期的工作就是开荒布道，后来发展了很多的事工。除了在城里威远街、郊区的马街建立了教会，在白彝族地区的花红园建立了福音点以外，在郊外的十八里铺也建有一个布道所。

　　教会的同工开始只有几个人，后来竟一度到了十几个人。1951年后，吕冰之教士一直长期卧病无法工作，杜忠三牧师便时常同心事奉。1951、1952两年，连续有焦源廉牧师的两位学生林有恩、施传清二位弟兄来到云南一同传道。从贵州来的汪惠弟兄，也放下世上的工作和我们同工，后来虽然没有长老的称谓，实际上大家都认同他在做长老的工作[4]。张家群弟兄结婚后也来昆明共同服侍。此外还有些圣经学院的学生例如李铣、刘卓德、阎大卫、王师母、阎姊妹等等多人，为了实习也成为我们同工团队的成员。所以有段时间我们无意中形成了一个十几位同工的群体。我们几乎每个月有一次祷告会，祷告后大家谈谈各处聚会的情况，看看各处弟兄姊妹有什么需要，就商讨下个月某位同工到某处去工作。但我们不像西北灵工团、遍传福音团那样，没有任何名称组织。我们都是凭信心生活，有弟兄要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只提供住处，也不负责生活费，只是本着爱心互相关切。那时我和汪惠弟兄、施传清弟兄、林有恩弟兄都还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一位姓蒋的年老姊妹帮我们做饭。我们每天坐着小板凳、围着个四方形的矮饭桌一同吃饭，吃的很简单，有时候吃的是豆渣饭，就是蒋姐在外面捡一些菜叶子，从豆腐坊里买一些甚至是要一些豆渣，混在一起煮饭，但大家觉得很香甜。其实那时候豆腐渣是喂猪的，有些豆腐坊想要扔豆渣，还得请人去扔，农民甚至不用花钱就把豆腐渣拿走。

• [4]实际上，他放下世上的工作后，成了执事会主席，担负起教会的事务管理工作，如同长老；一度代表教会应对外面的接洽、交往；同时负责教会的事物、文书、财务、购置、修缮等工作。

　　虽然当时我们过着那样贫困的生活，但是感谢神，我们从没有向任何人诉过苦、借过钱、欠过债。我们觉得生活上没有缺乏，灵里面也很饱足。

　　我觉得凭着信心生活，就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靠着天降吗哪而生活：今天吃完了，明天神又有赐给。好多的人，凭着信心传道，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我个人凭信心服侍主以来，虽然生活艰苦，但却从未缺乏。有时以蔬菜为粮，有时用盐水泡饭，有时以西红柿为主食，有两次在断炊前一两个小时又看见主奇妙的供给。物质上时有贫困，心灵中却常有喜乐。真是尝尝天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诗34:8）。那时候也写了一首诗歌，叫《靠吗哪》：

靠吗哪度旷野生涯，因主爱心被恩化。
今晚用尽明早降下，赖主怜从未缺乏。
素食淡饭虽无可夸，主恩典却是浩大！
故我高唱哈利路亚，直到工毕回天家。
故我高唱哈利路亚！直到工毕回天家！

　　1952年5月10日，云南日报在第一版上说我到黑彝族地区传道，影响了土地改革运动，受到了批判斗争。同工林有恩弟兄提醒我说：「给你登报绝不是小事，边大哥你要做最坏的准备。」当时对我的批判调门越来越高。甚至有位彝族的弟兄拿着一份书面材料来对我说：「彝族地区发动了群众揭发，这份材料说你传讲世界末日就要来到，吓得当地群众流泪痛哭。」

　　就在那种危险的形势下，在一次批判我的聚会中，和我同去彝族布道的余老伯母挺身而出说：「边弟兄去彝族传道我很清楚，因为我是和他一起去的。」当时大家都在和我「划清界限」，所以会众非常惊奇。余伯母跟着说：「是当地教会写信请我们去的，没去之前我们向昆明公安局申请了通行证明，去到彝族地区后，又主动向当地区政府报告说明我们是应邀而来的，并且向政府讲明了每次开会的时间和地点。以后每次开会都有一位跨带着手枪的解放军军官来参加。边弟兄从来没讲过世界末日。只是有一次讲到：耶稣吩咐彼得下网打鱼，一次打上来的鱼竟装满了两条船。边弟兄说可见那些鱼是遵主的命令，甘心自投罗网的。边弟兄讲到这里就说，那些鱼从神那里所得到的，只不过是喝点湖水、吃点杂草，然而一旦有神的呼召和需要，就奋不顾身自己选了一条死路。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生蒙了主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为主做了些什么？所以当时大约七百人跪下来祷告，哭成了一片。」最后余老伯母说：「如果边弟兄因此被定罪，我应当『和他同罪』。」

　　感谢主奇妙的保守，余伯母讲完了后，竟然有好几个老信徒说：「照你这么一讲，看来这个边云波还是个好人哪！」谢谢主，因着多少不知名的人为我祷告，（包括我后来才知道的、当年分布在海外各地的「边疆祷告团」的代祷），政府并没有立刻给我定罪。而且就在我被登报批判、屡遭审查的同时，同工们在昆明的「三义铺」买下一所房子[5]。这是一间两层高的楼房，有三个院子，正可以容纳一百二十人在那里聚会。当年我们几位同工生活、工作条件都很差，但是神却赐给我们一所房子，而且是在那么艰难的时刻。可见不是人有什么能力，完全是神的恩典！

• [5]那所房子的院落，距离三义铺大街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大门口需要一个圣徒聚会的标志。大家同心确定的名称是「基督徒三义铺聚会处」。虽然我们和昆明聚会处的弟兄们灵里很亲近，但是众教会都知道我们不属于「聚会处」的系统，而是和众教会都有属灵的交通的。

　　1953年，我的老母亲没有人看顾，连着给我写了十封信催我回去。那时我在昆明坚持不肯参加三自，当地宗教事务处已经叫我去谈过一次话，对我已经有所警告。我也怕自己一旦出事，必将影响当地教会，就离开昆明回到北方，在北京王明道先生处受教，也帮助老人家做点文字校对工作。1956年我被列入王明道先生的反革命集团而被捕。不久昆明的同工们在1957年也先后被捕。吕冰之教士被捕后监禁多年，释放后几乎一直是卧病在床、需人护理，前几年在年近百岁的时候离世。张家群弟兄经过文化大革命后，本来可以为主作工一些年，但不久竟去世了。杜忠三老牧师被捕后在劳动改造时被主接去。施晋德弟兄在云南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到了美国定居，现在年过八十，仍不时讲道。汪惠弟兄后来也在贵州的教会事奉。施传清弟兄、林有恩弟兄在1957年被捕，多年后被释放，现在仍在昆明传道。原先在三义铺聚会的弟兄姊妹们，分散在各个家庭中聚会。有人说，现在聚会的人们，有好多都是我们儿孙、甚至是重孙一代的人了。

结语

　　在张谷泉弟兄写的西北灵工团的歌中，曾有「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诗句。前面已经提到，马可牧师所写的遍传福音团的团歌里，也有这样的诗句。当年，我所写的《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诗中也有一句诗词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大家好像是不谋而合，同被一灵所感，有「举目向西展望」的领受、祷告、托付和心志，定意装备自己，不仅要把福音传遍到中国的边疆，而且预备走出国门，将福音传到中国的西方；不仅是只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为止，而是要把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向普世宣道。今天希望有更多的中年、青年人，能传承这个继续向西把福音传向西方的异象，把福音遍传全世界的托付！正像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迎接主的再来！

　　在抗日战争以前，悔改信主的人多半是市民、农民，知识分子很少，虽然有些知识分子传道人像宋尚节博士等一时被主使用，但是信徒里很少见到大学生。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知识分子容易谈理论，理论谈不清，他就不容易接受，而西方宣道士有语言障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受传统文化影响，认为基督教是洋教，反对基督教的组织，将基督教当做知识而不是当做救恩来看待。当时教会学校虽然多，教育教学比较自主、自由、开放，但大多信仰不纯正，所以里面真正信主得救的人不多。比如燕京大学是一个新神学派的大学，我以前在燕京大学的附属高中部读书，虽然常做礼拜，也常聚会，也常有团契活动，但就是没听见过真正的救恩。到了19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因为沿海地区被日本侵占，所以很多的大学都往内地迁移，那个时候神做了一个奇妙的工作，在大学生当中拣选了一些人，也有一些学生陆续奉献传道，就有一个复兴。

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第一届夏令会

　　1945年8月，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第一届夏令会在重庆南山召开，来自陕西、甘肃、四川、贵州、广西、云南等地的大学生共153人出席。当时聚会的地点在重庆南山的圣光学校，有时也在贾玉铭牧师所主持的重庆灵修院灵修、聚会[1]。讲员有贾玉铭、赵君影、于力工、苏佐扬[2]、尹任先夫妇[3]。如此规模的基督徒大学生聚会，在中国教会史上是第一次。

• [1]当时灵修院的地点也在重庆南山，抗日战争期间贾玉铭老牧师主持灵修院的管理、教学等一切工作。
• [2]苏佐扬牧师从华北神学院毕业后，曾在重庆灵修院任教。
  
• [3]尹任先夫妇是圣光学校的创办人。尹夫人是那次大会中使多人受益的讲员之一。

　　筹办这次大会的人员有赵君影、于力工以及灵修学院的师生。但当时主要的筹备工作大多都是于力工牧师操办的。于力工牧师那时还没有被称为牧师，是一个青年传道人，我们叫他于大哥。他当年做筹备工作很辛苦，因为需要和很多大学联系，那时候同学们没有电话，想联系就必须通信或者面谈。而那些大学大多散布在重庆的各个郊区，距离市区大约都有几十华里，并且路途高低不平，没有什么公共汽车，通信往返可能要十几天；所以于力工大哥当年奔走于各个大学之间，非常地辛苦。这件事在他所写的《夜尽天明》中，说得很清楚。

　　这次大会之后许多人奉献传道，其中有：

　　（1）滕怀智：就是滕近辉牧师。我在1943年的时候就认识他。他年长我三岁，比我高两个年级，所以我们都叫他「怀智兄」。后来直到他去世前，我和他私人谈话时，还是习惯地称他为怀智兄。他在1943年已经在内地会宣道士孔保罗(Contento)夫妇的带领下，开始了公立学校的福音工作。

　　（2）张行松：复旦大学毕业，后来成为专职的传道人。他曾一度担任过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的代理总干事。

　　（3）翁则富：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奉献传道直到去世。

　　（4）陈让德：倪柝声弟兄的外甥，后来改名为陈终道。他在海外做了许多的工作，特别是文字工作，出了许多属灵的书籍，文革以后他的书帮助了大量的海内传道人。

　　（5）孙美芝：大家叫她孙大姐，她也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后来为了专心祈祷传道，就读于贾玉铭老牧师的灵修神学院。毕业之后，孙大姐负责灵修神学院的教务工作。灵修神学院加入三自后，她因为不肯参加三自而退出了灵修院，因此被捕。

　　大会后来决议成立「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简称「基督徒学联会」），由赵君影牧师任总干事，内地会的艾得理牧师和张行松弟兄都前后一度担任过代理总干事。其他的同工包括：于力工弟兄，郑惠瑞姊妹[4]，师道弘弟兄[5]，张学理弟兄[6]，吴永泉弟兄[7]，其他同工还有苏正贤弟兄等人。学联会出版的刊物是「基督徒箴言报」（在南京出版）。起初由师道弘弟兄负责，后来改由另一位弟兄徐超尘负责了较长的时间。

• [4]郑惠端：当时我们叫她郑姐，她比我们大几岁，为主到处奔走，在各个地区做了许多的学生工作。
• [5]师道弘弟兄在基督徒学联会中，除了做学生工作以外，还负责过文字工作。
• [6]张学理弟兄曾经一度担任学联会的干事，同时也到北京香山灵修院去进修过。
• [7]吴永泉弟兄：年纪稍微大一点，也做文字上的工作。第一次铅印《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就是他误以为我同意而出版的。

基督徒学生第一届夏令会之后的学生福音工作

　　这个大会，可以说是空前的，但并不是绝后的。会后，各个大学分别举办了布道会，展开福音工作，大学生信主、奉献者日益增多。我参加过中央大学的两个布道会，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我在其中的见闻和经历。

　　我那时在中央大学的分校团契里担任团契主席，本来我们团契有三个参加大会的名额，我理当去参加，可是我已经发现患有肺结核，恐怕长途跋涉自己体力不济，而且我心里面当时也不重视那个会，就将名额让给了另一位弟兄。他们三位代表我们团契参加夏令会回来以后，眼看着好像变了一个人。我心里既惭愧又羡慕，就和同工们商量，在我们这个分校也举行一个培灵布道会，也请赵君影牧师和于力工弟兄来培灵布道。于是，在大会以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我们中央大学的分校就举办了一次培灵布道大会。那次的培灵布道会，我们亲眼看到了神大大的恩典。许多人悔改信主，也有许多人把自己献上，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人说，我是在第一次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会上奉献的，这不太确切。我确实是受那个大会的影响，不过是在那个大会一个月以后才奉献的。）

　　1945年的春天，我发现自己得了肺结核，那时候的肺结核和现在的癌症差不多，没有特效药。发现的时候，已经是第二期了，一旦发展到第三期生命就会终止。那时我觉得神对我不公平，我心里说神啊，我这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让我得肺结核？那个时候我照常做礼拜，还是学生团契主席，有时还讲道；但我里面始终有这个矛盾、争战。在夏令会中，我得到了复兴，看到自己的罪。当时弟兄姊妹都是彻底地甚至痛哭流涕地认罪，祷告起来此起彼伏！赵牧师讲道的时候说：彼得三次不认主，他不认主以前是怎么失败的？是骄傲的心、夸大的口、远远地跟随主、打盹睡觉不能警醒，后来到末了就失败了。在主复活之后，马可福音16:7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为什么多了「和彼得」三个字？彼得也是主的门徒啊，加上「和彼得」这三个字岂不是多余的吗？去掉它岂不是更简明吗？不是的，因为彼得曾经软弱、失败过，让主伤了心。所以主耶稣特别提到了「和彼得」，乃是表明主的爱，表明主对这个失败、跌倒、软弱的彼得念念不忘，表明了主特意提着他的名字呼唤他回来的大爱。然后赵牧师就问：「哪些弟兄姊妹愿意像彼得，愿意在神面前接受神的爱，接受主的托付？」赵牧师接着讲，在海边主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是的，我爱你……」紧接着赵牧师就问我们：「谁愿意回到主面前来？请举手。」我是第一或第二个举手的。

　　我们这些举手的人到前面跪下祷告，哭声一片。三天的培灵会以后，我们每晚还自动分散到山坡上、树林子里、坟地旁边继续祷告，一直祷告到晚上12点、半夜，流泪认罪。那个时候，诚实地说，我根本不懂奉献的道理。但是，我就觉得主为我死了，我应该为主活着。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我的一切都是主的，主要我做什么，我就应该做什么。开完夏令会，在那个夏天我就奉献了。其实也没有人呼召我奉献，要是有，也就是像赵牧师说的：谁愿意像彼得那样，愿意随主带领、爱主更深？

　　那年秋天我明白了奉献的道理，清楚传道不能凭着自己的血气，一定要有神的呼召。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明确了主的呼召，也有属灵长辈和弟兄姊妹的印证，这样就出来传道了。

　　以后，我们中央大学的校本部，还有当时的重庆大学，在沙坪坝举行了一次几个大学的联合布道大会。在那个布道会当中，也看到了神的恩典。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大约有一千多人参加，而我们这些在大会现场服侍的基督徒学生，总共才几十个人，怎么能照顾这么多的会众呢？当时那些来参加聚会的同学，有的穿着背心短裤，有的叼着一支香烟，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会场，我们也管不了，也劝不住。所以在聚会以前，他们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会场乱成一团；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只有迫切地祷告。感谢主，等到正式聚会一开始，于力工大哥在没有钢琴或风琴伴奏的情况下，背着一个手风琴，一边拉琴一边教唱。那时没有银幕，讲台上也没办法显示歌词，于牧师所教唱的只是一两首很短、很简单的诗歌，他唱一句，大家学一句。几分钟后，会场的气氛就完全改变了。那些吸烟的、嘻笑的、不信主的人，他们的注意力似乎完全被抓住了，他们也不吸烟了，也不说笑了，都跟着他学唱他所教的诗歌。大约不到十分钟，大家都能背下来唱。当时于大哥教的一首诗歌是《Jesus will never fail》，诗歌的全部歌词是「Jesus will never fail, never fail, never fail. Jesus will never fail. No！No！No！」（「Jesus will never fail us」是「耶稣永不丢弃我们」或「耶稣永不会使我们失望」。）诗歌很简单，十几分钟诗歌唱完以后，原本喧喧嚷嚷的会场变得鸦雀无声，当赵君影牧师上去讲道的时候，台下的学生们已经静下心来聆听他四十五分钟的证道，我们看到圣灵大大地作工。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在布道会结束了几天之后，当我走在校园里，看见一位不信主的同学，腋下夹着书从我的对面走过来，嘴里正在唱着于大哥所教的那首诗歌：「Jesus will never fail, never fail, never fail……」他唱得是那么顺口，那么自然。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诗歌的力量。求主多多兴起能够创作诗歌、能够教唱诗歌的弟兄姊妹们来！关于教唱诗歌的方法，于力工牧师在《夜尽天明》里讲得很清楚，希望能够成为领唱诗歌的弟兄姊妹们的有力的参考。

第二届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会

　　1947年的夏天，七月底[8]，第二届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会在南京中山陵的遗族学校召开。（这次大会也叫「基督徒学联会第二届夏令会」，因为那时学联会已经成立了。）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代表共约四百人出席。这些学生代表是从全国各地前来聚会的，比如北京有很多基督徒学生，但只能派四个代表来参加，陕西省只能来两个代表，其他遥远的地方也只能派少数的代表来聚会。贾玉铭老牧师在这一届夏令会中仍作为讲员，他因为年老走路不便，就由他的一个学生蒋文惠姊妹扶到台上，他们一老一少还在台上合唱，大家心里都非常受感动。其他讲员有赵君影牧师、杨绍唐牧师、计志文牧师[9]、华福兰牧师[10]等人。由赵君影牧师、艾得理牧师、基督徒学联会的同工们以及南京中央大学团契的弟兄姊妹们来筹办。

　　当时的遗族学校是新建成的校舍，几乎是所空院落。房子虽然都建造齐全了，但是其中什么设备都没有。当时预计到会的会众是四百人。然而，开会必需的椅子、床铺、炊事用具、饭厅的桌椅和碗筷都没有，甚至连洗漱室、厕所都需要加以冲刷，添置必需的用具、用品。[11]我所在的中央大学的团契负责筹备夏令会，必须在二十天之内把所有开会需用的设施都准备齐全。当时期末考试刚刚考完，大家已经疲劳到了极点。因为那时学生考试作弊几乎是公开的，不信主的同学根本不需要怎么准备，到了考试的时候抄一抄，分数满高，而教授们出些难题、偏题也是常事；所以，我们这些信主的同学应付考试比别人辛苦得多，因为绝对不能作弊，只有在考试前充分准备，甚至熬夜准备。

• [8]我记得那时期末考试才考完，刚放暑假，夏令会必备的吃住、聚会、洗宿等场所的准备工作便开始了。而准备工作将近二十天，所以大会开始的时间大约是在七月底。
• [9]计志文牧师，少年时就读于伯特利中学，胜任英语实时口译。后来考入邮局工作，收入非常优厚。信主后不久奉献了自己，终身传道，讲道很有能力。曾经组建了伯特利布道团，宋尚节博士曾是布道团成员之一，伯特利布道团的脚踪，曾远到南洋一带。另外计牧师也组建了伯特利孤儿院。计牧师没有儿女，但是有人说，他属灵的儿女却到处可见。
• [10]华福兰牧师是当时内地会的负责人。那时内地会已经很重视学生的福音工作。许多内地会的宣道士都从侧面协助学联会的事工。
• [11]我记得一件趣事。我那时是大会的筹备同工之一，在开会的第一天，郑惠端大姐（那时她是学联会上海区的一个工作人员）带着上海的几个姊妹找我来了。她说：「姊妹们洗澡的地方没有帘子作隔断，就是那么一个大房间，姊妹们非常不习惯，能不能把淋浴的地方改装一下？」那时候我几乎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我心里想，你们大概不知道我们的难处，就跟郑大姐说了一个笑话，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请姊妹们自己准备一下好了。」她说：「姊妹有什么办法自己准备？」我说：「我们这儿也有钉子，也有铁丝，她们可以在淋浴室里钉上钉子拉起铁丝，用自己的床单隔起来，这样就行了。」郑惠端姊妹听了也笑了。当时的艰难情况可见一斑。

　　期末考试结束后第二天，我们大约二十个弟兄姊妹，借了一辆大卡车，开到了距离市中心约十几里的中山陵的遗族学校，开始了筹备工作。大家可以想象，要把这所空院落在极短的时间内准备成一个可以容纳四百人吃、住、聚会的地方，该有多么困难；更何况，那所遗族学校当年到市区又交通不便，运输桌椅、床铺困难当然就更大。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夜以继日地同心工作，大会开始前竟把一切都备置齐全了，真是神的恩典。我记得我们二十个人当中，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一两个同学跪在那里祷告，为大会和大家守望。另外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每天只能睡上四五个小时，日夜准备大会的生活需要，这次大会就是这样筹备起来的。

　　大会即将结束的时候，计志文牧师在台上流着泪地呼召说：现在中国由于内战，多少人流离失所，多少将亡的灵魂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上。神的家里需要大量的人出来传扬救恩，我计志文如果能分成四百个计志文的话，我一个也不留下，要完全交在神的手中，为主所用。他流着泪在上面呼召，下面的人流着泪把自己奉献给神。我记得在四百人当中，奉献为主而活的大约是三百人，后来其中又有些人被神呼召出来，专心祈祷传道。其中有些是多人所知的，例如：

　　（1）薛祚玉弟兄(后改名为薛玉光)：他比我大六岁，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同一间宿舍里。他的妻子史守善姊妹是中央大学教投影几何的史宣教授的女儿。薛弟兄六十二岁时，他们夫妇前往非洲宣道。

　　（2）焦源濂牧师：复旦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中华神学院深造，毕业后留校教课，他的学生成为多处的家庭教会的领袖。焦弟兄出国后，先后在波士顿、旧金山建立或牧养教会。

　　（3）查大卫弟兄：奉献以后不久，他到了台湾，由艾得理牧师带领一起开始了台湾的学生福音工作。后来查大卫弟兄到美国、大陆等地到处传扬福音。我还有幸和他在大陆见面叙谈过。

　　（4）张家群弟兄：他也是和我同在中央大学里的一位弟兄。张家群弟兄1948年毕业前，曾邀我和他一起禁食祷告三天，以便求神指示他毕业后的路程。他先是教课一段时间，后来决志去往云南专心祈祷传道。

　　这次大会的影响很大。1947年的夏天，内战激烈，政局剧变。那时的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已经进到了大别山。有人说，进到了大别山，等于一把刀插进了国民党的心脏，因为从大别山上向下俯视，南京就在眼前了。这些奉献自己的弟兄姊妹中，有些人在1948年时由神的带领离开大陆到了香港、新加坡等地，他们中间有些人又从南洋到了美国，在这些地方被主使用，带来了海外的复兴；而留在海内的那些奉献了的弟兄姊妹，经历了几十年的苦难，后来就成为家庭教会的带领人。当然，他们这些人都没有什么名衔称号，但是在震惊全世界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后，家庭教会的复兴都有当年这些奉献的人们参与。感谢神，是祂亲自预备了这么一批无名的传道人。

北京的「基督徒学生会」

　　首先需要说明一下，北京的「基督徒学生会」，有人误称为「北京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这绝对是误解。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就是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因为北京基督徒学生会既包括大学生也包括中学生。另有人说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和南京的「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有矛盾，这也是误解，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只是双方的领受不同和成员不同而已；实际上，在主里面这两个组织一直是彼此相爱的。

　　南京召开的第二届学联会的夏令会结束后，北京的学生代表张慕华、王世珍、石长龄、王长新四位弟兄姊妹回到北京，就筹办了北京基督徒学生第一届夏令聚会。那时因为我也回到天津看望我的家人，所以随后就到北京参加了这个夏令会。那时是1947年秋天，开学的前夕，大会在当年北京西郊的迦南孤儿院召开，有大中学生共一百余人出席。讲员有王明道先生、杨绍唐牧师、计志文牧师以及赖恩融（Rev. Leslie Lyall）牧师。赖恩融牧师是内地会的一位传道人。他总是从旁协助北京的基督徒学生工作，很少出面指导，很少让人知道他在帮助、策划和领导工作，是一位深深隐藏自己的传道人。但是，赖牧师做了许多工作。

　　北京基督徒学生第一届夏令聚会之后组成了「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学生会的组织除正副主席之外有灵修组、布道组[12]、文书组、文字组[13]、联络组[14]。后来就有北京基督徒学生会陆续举办的培灵会。第一次夏令会前后，王长新、陆敏如、宋天婴、王松龄(后改名为王颂灵)、王绍武、吴以遵等多人陆续奉献传道：

• [12]据学生会的第二届主席石长龄弟兄讲，布道组除主日外也在广场布道，一般在东单广场，谁有感动谁就站起来讲，但见不到什么果效。将近新中国成立前，东北的一部分逃亡学生到北京来，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就组织了一部分人到他们所在地布道，是不是真接受了很难讲，但种子是撒下去了。比较好的方式是在某个学校组织几天的布道会，例如在北洋大学工学院（后来的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学校礼堂连续开了三天以上的布道会。
• [13]文字组组织文章油印一份小报，叫《基督徒真理报》，后来改成墙报，贴在西总布胡同。一个月一期，学生只有每个主日才去看，利用的不是太好。
• [14]联络组是负责联络、沟通各校团契事工的。我的妻子白耀轩姊妹就曾一度担任过该组的组长。

　　（1）王长新弟兄：毕业于燕京大学，比他年纪小的，都称呼他长新大哥。北京学生会建立前，他做了很多工作。他大学还没毕业，就主编发行了《福音报》分赠到华北各地，甚至南方一些地区也有《福音报》的读者。他和妻子陆敏如姊妹都是同心奉献服侍主的。1953年陆敏如姊妹因病住在北京香山养病，长新弟兄就在香山灵修院听课，那时我也在香山养病。1954年春节我们还有一次感恩聚餐。1955年王明道先生被捕后，我们也先后被捕。被释放以后，长新兄夫妇住在南方，文化大革命中再次遭受诸般苦难，曾经全家被遣送到农村劳动。后来长新兄夫妇到了国外，负责一些教会工作，又应王明道先生的相邀和托付，写出了《又四十年》一书。这是继《五十年来》王先生的自传后，记述王先生后半生的一本非常珍贵的传记。长新兄老年抱病期间，更另外译出了劳伦斯的名著《操练与神同在》，帮助了许多的人。

　　（2）宋天婴姊妹：宋尚节博士的女儿，她奉献后便开始传道，后来为主的缘故被捕入狱多年。释放以后仍被强迫在监狱外面工作劳动。一生为主吃了很多的苦，但一直侍主不懈。

　　（3）王颂灵姊妹：王颂灵姊妹原名王松龄，她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清楚了神的呼召，就出来传道，后来贾玉铭老牧师把她的名字改为王颂灵。

　　（4）王绍武弟兄、吴以遵姊妹：1947年北京基督徒学生会成立以后，就选出了主席、副主席以及各项事工的负责人分担各种工作。由于同学们陆续毕业，负责人也多有更替。王绍武弟兄在担任学生会主席前，曾到北京香山灵修约一年。因神的带领，在大陆新政府成立初期，下山去担任了基督徒学生会的主席，这期间吴以遵姊妹担任过副主席的工作，两位弟兄姊妹在工作中虽然互相支持，但感情非常纯洁。王绍武弟兄最后连任了大约五年的主席，一直到1955年王明道先生被捕时，王绍武弟兄也同时被捕。北京基督徒学生会被政府定为反革命组织，指令解散，不少学生会的人也先后被捕，吴以遵姊妹也在其中。后来，被捕的弟兄姊妹先后被释放出来。绍武弟兄和以遵姊妹在神的引导和同心的肢体们的印证下结婚。婚后经常在山西和上海居住，带领自己家中的聚会，也帮助各地的家庭聚会。绍武弟兄夫妇后来定居在温哥华，出版了一些属灵书籍，也常到海内外帮助各地的教会。

　　1948年，在天津的基督徒学生仿效北京的基督徒学生会成立了天津基督徒学生会，有大学生也有中学生。后来保定的基督徒学生也组成了保定的基督徒学生会，同样也是包括了大学生和中学生。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帮助了天津、保定北方各地的基督徒学生会，但是这些聚会都是平等的、独立的，互相不干涉。北京的基督徒学生会，常常帮助北方各地的基督徒学生会，培养、造就出各地许多家庭教会的带领人。

　　关于北京基督徒学生会与北方其他各地的基督徒学生会的关系，北京学生会的第二届主席石长龄弟兄说：「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对待天津、唐山、青岛、济南等其他各地类似组织，只要是信仰相同就可以彼此联系。但是对于他们，并没有控制，只是灵里相通。1948年北京举行第三届灵修会时，请了天津的徐弘道[15]来领聚会，讲旧约雅歌，还请了天津基督徒圣会所[16]的一个执事担任小组长。那时我们在北京就谈到在天津开布道会的问题，他们也同意让我们去举行几天的布道会。布道会之后就成立了天津基督徒学生聚会。考虑到他们是初次建立这种组织，经过商议我们就同意请当时去天津的王世珍留在那里帮助他们（当时她是北京基督徒学生会的副主席），另外几个去的人是张锡焕、高淑贞、陈本伟和我。经过一段时间王世珍也回来了。以后，我们就再没有过问他们的工作，但是一直为他们祷告。后来听说，他们聚会的地点从圣会所收回了，就去了一个公会的福音堂，后来又去了一个大夫家里，那时是1954年了。」

• [15]原来是在北京基督徒会堂的传道人。
• [16]天津基督徒圣会所，是在宋尚节博士一次布道会后，由许多早信或初信的圣徒们建立的。天津基督徒圣会所的信仰和北京基督徒会堂的信仰几乎完全一致，又是王明道先生的同工徐弘道负责，而且还常请王明道先生去讲道。所以有人认为天津圣会所的领受，几乎和北京基督徒会堂是完全相同的。

　　「1954年4月左右天津基督徒学生会派一位宋立诗弟兄到北京来，他直接来找我，提出要求：当时他们要组织一次两天的退修会，在天津请不到人。因为他们有这个需要，我就去了，领了这两天的聚会。我们和外地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我们有什么比较重要的聚会就通知他们，愿意来就可以来；他们有什么需要提出要求，我们尽可能地帮助；他们不提出什么要求，我们不干涉什么。我们通知他们来参加北京的聚会（主要是灵修会），没有任何条件，都是凭信心，他们也是一样凭信心。」

对中央大学学生团契工作的简要回忆

　　从1945年到1948年，我断续担任过中央大学当时的团契主席等工作。当时团契信主学生的人数最多时约有百人，一般奉献的有二三十人，后来多人软弱，传道至终的有七人。中大团契的弟兄姊妹主要在南京黄泥岗教会主日崇拜，有段时间翁则富弟兄担任了南京黄泥岗教会的执事，但团契的工作没有哪一个教会固定支持。中大团契会不定期地单独或和其他院校团契联合举行培灵会或布道会。我印象中有一段时间，团契每周七天每晚都有半小时的交通祷告会；也有段时间，每主日对教职员工子女在主日举办主日学；还有一段时间，每周末到医院去帮助病人的生活问题，同时向他们传扬福音；有一段时间还特别组织了工友们的福音聚会。从1947年秋季开始每主日在本校有主日崇拜，大多请当时的牧者来讲道，团契的弟兄姊妹常常带着慕道朋友参加校内的主日聚会。团契弟兄姊妹热心于福音，对于他们所在教会的属灵气氛也有所促进。

　　团契选举同工的时候，大多是请大家先各自祷告一段时间，后由上一届的负责同工提出下一届的同工名单，交全体成员讨论、祷告。最后由全体成员通过。几乎每次上届同工会的提名，都会被全体通过。一般负责同工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就逐渐把一些工作交付低年级的同学帮助或协助。大多数的同工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

　　教授史宣夫妇都是很爱主的老人，二人一直帮助团契，几乎近似带职事奉的牧人。当年中央大学分校的团契就经常在史教授的家里聚会。我个人认为，要长期做好学生福音工作，最好发现、培养在校的教职员工成为同工，因为学生流动性太大。一年级刚入学或刚信主不便工作；二三年级刚能担负些工作，便马上要准备毕业论文或找工作了。而本校教职员工是较能长期在校的。

结语

　　1940年代抗战时期，反教会的「非基运动」几乎消失。在学联会成立前，有些公立学校已经有了基督徒学生组织。神藉着当时地上的苦难，使人们羡慕、追求主内的平安，同时由于战争和死亡而看到人生的短暂和空虚，因而感悟到应当追求永生。

　　我自己信主前，在中学时期，面对当时中国的内忧外患，原本和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也有所谓救国救民、改良社会的抱负。1942年春天，日本侵占了我国沿海一带。我在天津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在日本的铁蹄之下，加入了一个秘密的抗日组织「抗战建国会」。1943年春天，被一个当了汉奸的同学袁业恒发现了。危急之中，在3月12日，我18岁的生日那天，仓惶离家出逃。本来逃走前，天津抗战建国会的负责人对我说：只要到了国民政府统治区，随便向任何一处的国民政府自我介绍：「我是天津李静介绍来的」，就可以衣食工作无虑。但是我绝没有想到，当我逃离日本侵占区、庆欣进入自己冒死宣传的美好的抗战大后方时，我所见到的第二位站岗的「抗日军士」，竟说我见了军人不摘下眼镜来表示敬意，定要罚我12元法币（当时通用的货币，可买两个馒头）。我顿时如同冷水浇头，以后便下了决心，即或再困苦，也不以「李静」的名义求助。那一年我忍饥两天，前后步行了两千华里，到了陜西南部的洋县读高中。1944年春天我感到人生苦难重重，甚至一度想到自杀。辛亏当地一位内地会的吴咏秋教士将真正的福音传给我，那时我才明白：世上本来就有苦难罪恶，我自己本来自以为义，其实我内心的骄傲、自私、贪婪、虚谎都是罪，而许多的苦痛都是从自己的罪里生发出来的！因此我认罪悔改，归向了神，但是灵命很弱。高中毕业前，我原本的想法是科技救国。但后来又觉得民众愚昧，应当是教育救国。最后感到教育要受政治支配，所以1944年高中毕业报考了中央大学的政治系。进入中央大学后，由于自己的名利思想，又很想成名成家，所以一面上课，一面昼夜写作一个文学作品，累积了几万字。1945年春天，我积劳成疾，发现了第二期的肺结核。起初我还抱怨神，后来不仅认识到是自己贪爱名利的罪害了自己，因而认罪悔改、奉献了自己；而且更感悟到人若不重生，世上的教育、政治都不可能带给人真正的平安喜乐，更不会解决人们永远死亡的问题。当年奉献以后，到了二年级的时候便转入教育系，为的是便于以后的福音工作。那时我已经切实感到人的罪性若不改变，再怎么好的教育，也不过仅是外貌和表面的良善装饰，而悔改信主是唯一、彻底拯救人的途径。那时被神的爱深深吸引，更明确了神的呼召，就奉献传道了。我想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归主奉献的经历，也许与我的这段心路历程会有相似之处。

　　有个小姊妹曾经问我，在当时知识分子一片救国的呼声中，信主的学生怎么响应「人格救国」的社会福音？如何回应当时的学潮？这个问题我也想简单讲一下。那时信仰纯正的团契人数较多，而社会福音（新神学派）的青年会相较之下，相当冷清。部分青年会中甚至有学习唯物论的活动。学联会和我所在的中央大学团契有被当时基督教青年会的人士质疑和攻击的情况，但似乎无效。当时信仰纯正的基督徒，绝大多数不太注意青年会的活动，也不大理睬什么主义。新中国成立前，大约1947年后，才有些人信仰出现摇摆状况。有些信徒参加了学生游行运动，但大多数信仰有根基的人，不大理会学潮。只有1948年解放大军渡江前后，有些信徒动荡较大。

　　基督徒学联会中，有些个别的基督徒大学生，确实参加过共产党暗中领导的、1947年5月20日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大游行运动（简称「五二O」三反运动）。这个运动我个人没有参加，但我多日、多次到医院去看望一个素不相识的、由浙江来的被军警打伤的学生，曾向他传过福音。中央大学有几个基督徒同学参加了游行，被杨绍唐先生叫去谈话，认为他们不应参与类似的活动，使这些同学大为不满。我则安慰他们不要因此失去信仰、信心。我个人的领受是：只有基督是教会的头，除祂以外，绝不许另有一个头。在任何历史时期，一旦教会若屈从于政治来「领导」，教会必然败坏。但是在任何历史时期，基督徒个人，要为神的缘故顺服执政掌权的，顺服人的制度。只是当人的规章制度违背圣经教导的时候，顺从神而不顺从人乃是理所当然的。同时我也认为，只要不违背基要真理，基督徒的政治见解，可以、也难免各有不同。正如同彼此相爱的亲兄亲弟也不会饮食爱好完全相同。所以我把圣徒间的政治分歧看得很轻微、清淡。对于爱主很深的人们来说，绝不会因为政治见解不同而争吵到不可开交的地步。正如同相爱很深的亲兄弟二人，绝不会因为争论或吃煮鸡蛋或吃炒鸡蛋而分家的。

　　但是那个时候，的的确确教会太忽视穷人的工作了，「吃教的」传道人根本就不做这类工作，而有些我觉得很属灵的、我所尊敬佩服的传道人，他们也走上层路线。那时候，传道人去贫民窟传道的寥寥无几。在《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里有句话：「有些人把教会当成有钱人的享乐，多少的贫穷人却是没有福音可听。」那时有些人受绊跌就是因为看到教会里的这些情况，觉得教会的信仰是错的，马列主义是对的，甚至因此错误地放弃了信仰参加革命。

　　圣经里说贫穷的人有福音可听，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当年我传福音给贫穷人的时候，却因此受到很多的怀疑，说我「左倾得出奇」。现在我觉得新兴的一代中青年传道人，仍旧要接近贫苦大众，接近劳工。（当然，有些人虽然富足但是灵里却贫穷，例如税吏长撒该一类的人，我们都要关怀他们，传福音给他们。）所以，贫困的农村、艰苦的边疆、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甚至是中东、非洲的艰苦地带，我们都要去。我想这是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也是他教导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所要做的。耶稣基督在世上对法利赛人、有权势的人是加以斥责，而对于那些瞎眼的、瘸腿的、贫穷的、要饭的，主耶稣基督是满有怜悯，圣经记载了那么多主对于贫穷人的关心、关怀。我们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有人破产传道

　　前面已经提到过，耶稣家庭的敬奠瀛先生和他的同工董恒新、左顺真、陈碧玺等人以及绝大部分加入「家庭」的人，都是甘心破产传道的。此外，还有些人虽然不是明显的「破产」，但是他们也都是把自己所有的完全献给神。例如文沐灵姊妹，她是清朝贵族的后代，但是却撇下一切，在1949年初，陪同自己的丈夫赵西门由南京出发到新疆去传道。那时由于战乱，火车断断续续，最远只能通到兰州，他们有车就坐车，没有车就步行，最后一直到了中国最西部的喀什。类似这样的传道者，真是不胜枚举。

有人放弃前程

　　（1）王载先生：他早期在国民政府部门有一份很优厚的工作，后来蒙召传道，竟把工作辞掉，凭着信心过艰辛的生活，甚至有一段时间就在街上摇着铃传道。他一面摇着铃，一面唱赞美诗歌，有些小孩子就跟着他走，到了一个宽阔、合适的地方，他就停下来，小孩子们跟着他学唱诗，他教一句，孩子们学一句。渐渐地，有些过路的人会围过来观看，这时候王载先生就把握机会，向那些围观的路人们传讲福音。

　　（2）陈恪三先生（即陈若天）：他是我尊敬的一位长者，在二十六岁的时候已经是国民政府的一名旅长，并且还兼任一个城市的公安局长。后来，他被主的爱激励，回应了神的呼召，放弃了人看为年轻有为的职业，成为一位被人轻视的传道人。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曾经两次被捕入狱，但他的脚踪却留下了美好的见证。

　　（3）刘淑媛、张美英姊妹：大约1946年冬天的时候，我曾经在南京泰东神学院听过她们作见证。她们是西北灵工团的成员，从山东出来，前往新疆去传道。当时她们的一身装束完全和农民一样，别人还以为她们是从山东逃难出来的难民。后来我才知道，她们一位是齐鲁大学的毕业生，一位是护士。

　　（4）翁则富弟兄：毕业于中央大学英语系，在大学时代就很爱主，本来有出国留学的机会，但是却宁愿留在国内，在灵修神学院学习，后来专职传道。

有人抛开荣誉

　　（1）赵西门弟兄：他原名赵海震，本是一个报社的编辑，而且还曾经编写过电影剧本，也是一个作家。后来他听到神的呼召，要他出来祈祷传道，他想到彼得原来的名字是西门，就改名叫赵西门，后来就到边疆传道去了。

　　（2）杨心斐姊妹：她曾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成绩非常优秀，毕业的时候名列第一。她本可以在世上有很好的成就，但是这位姊妹就是要祈祷传道，并因为传道的缘故被囚禁了多年。

有人割舍爱情

　　在中国的新政府成立前后，因为时局的急剧变化，很多人的思想也在迅速变化。这样原来已经建立了爱情关系的青年信徒，也有些人面临着对信仰和爱情的取舍问题。有些人随着世俗滑下去了，但是更有些弟兄姊妹却宁愿割舍爱情而坚持传道。例如：

　　（1）焦源濂弟兄：焦弟兄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团契里有一个他认为很可爱的姊妹，两个人已经建立了爱情的关系。但是到了1948年，焦源濂牧师清楚主的呼召，已上了神学院，他的女朋友却被当时的社会潮流所影响，走上了追求世界通达的道路，离主越来越远，甚至于要放弃信仰。那时，焦源濂牧师很难过，本来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很好，而现在却很难走在一起。他们甚至流着泪地彼此劝告，流着泪地提醒对方应当如何考虑各自的前途和归宿，但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焦源濂牧师决定向对方提出最后的决断：如果她愿意回到神的面前，那么马上就可以在主的道上重新和好；如果她不肯回头，他们的关系就只好从此「一刀两断」。「一刀两断」这四个字是焦源濂牧师曾经在讲台上讲过的原话。焦牧师为了忠于神的事工，甘心和女朋友断绝关系而坚持传道。后来，焦牧师成了一位被神使用的神的仆人。

　　（2）还有一位弟兄，在没信主以前，有位彼此敬爱的女同学。这位弟兄信主以后，也一度和这位不信主的女朋友疏远了来往。后来，这位弟兄奉献传道了，有一段时间肺结核病情很重，生活贫困，以致过去的同学好友们对他多有不解，甚至还轻视、讥笑。就在这种贫病交加、众叛亲离的时候，想不到他过去的那位女朋友，忽然从兰州给他来了一封信说：听说你病情较重，生活较难，对你非常惦念。很希望你到我这里来养病。这里牛奶便宜，有益你的营养，气候宜人，有益你的病情。近在我身边，也好随时照顾你。只是希望你不要再热心地传道了，免得病情加重，也免得有人讥笑你。当这位弟兄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心里确实争战十分激烈。一方面，这位女朋友竟然甘冒一生陪伴一个肺结核病人的艰辛处境，对他如此示爱，他觉得实在是难得的幸事，甚至深感欣慰；但是，跟着他就想到，自己已经是被主的宝血买赎来的人，而且又蒙主呼召终生去传扬主的救恩，绝不能因为这样的感情就离开服侍主的道路，也不能犹疑不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更不能含糊其辞使自己敬重的人怀有悬念。因此他经过祷告，就坚定而诚恳地谢绝了那位女朋友的邀请，他们的关系也就这样断开了。但是，这个弟兄后来不仅蒙主赐给他一个爱主的配偶，身体也多蒙主的保守，竟能事奉神直到老年。

　　像这样的事例很多，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应当放下一切应当放下的，也应当追求我们所应当追求的。让我们也像古代、现代的见证人一样，能够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有人甘走窄路

　　还有一些人，是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宁愿在十架窄路上奔走的。例如：

　　（1）赵君影牧师：赵君影牧师大学毕业以后，放弃了个人前途，宁肯在贫困中传道。那时他不要教会的薪金，完全凭着信心仰望神的供给，不求人的帮助，仅只接受信徒们甘心自愿的奉献、馈赠，但他从来不向人诉苦。赵君影牧师的子女很多，他的儿子说，他们全家有段时间一日三餐都是喝稀饭，这样生活度日。还不仅是如此，由于当年一般世人都看不起传道人，所以他的父亲对于赵牧师传道，觉得是给他丢了脸，有极大的反感。他曾经向赵牧师下「最后通牒」说：「你若再传道，就断绝父子关系！」但是赵牧师忍着伤痛，仍是继续传道。

　　（2）张谷泉弟兄：他本来是华北神学院的教师，1940年代中期和他的学生李道生等弟兄参加了山东潍县的乐道院。不久乐道院改为灵修院，张谷泉弟兄被大家推举为灵修院的负责人。如果他们安于现状，当年也可清闲一时，但是他们被主的爱所激励，逐渐心有所感，要到新疆，甚至是新疆以西的阿拉伯地区去传扬福音。他们的领受就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大约是1946年底，或者是1947年初，我在南京听过他一次见证性的讲道。高高的身材，简朴的服装，通俗的语言，却感人很深。我到如今还记得他当年的身影，也记得有一两次，他是含着泪谈到去往中国西部，甚至是去往中国以西的地方传道的。

　　我和张谷泉弟兄只见过这一面，但是和别人谈起他的时候，总是不自主地称呼他张大哥。他和他的同工们没有一个人「劝」过我到边疆去传道，但是他们的脚踪却成了无声的召唤，催促着我，加入到无名传道者的行列之中。

　　张谷泉弟兄曾经写过一些诗歌，语言朴实无华，却感人很深。后来他和许多同工陆续步行到了新疆的哈密，建立了西北灵工团。西北灵工团的弟兄姊妹们，连同他们的子女，大约一百多人，后来又传扬福音，散布在新疆各地，终生安家在西部边疆。

　　此外，还有些人全家西迁，例如聚会处的王之肖，他们一家迁往当年新疆的迪化（现今的乌鲁木齐），几十年来一直住在那里。

　　还有许多青年在大有可为的时候，把如花似锦的前程放下，将自己完全献上传道，大大地为主所用。例如，于力工牧师、滕近辉牧师、王永信牧师、陈终道弟兄、王长新弟兄、陆敏如姊妹、俞崇恩弟兄、林三纲弟兄、胡恩德弟兄、王国显弟兄、李天恩弟兄、张志江弟兄、曾约安弟兄、黄存信弟兄、卞巂年姊妹，赵约翰（王英）弟兄、史瑾姊妹等。他们的事迹，在他们的证道和写作或有关的见证中多有讲述，愿神、人和天使都记念他们。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0年代末那段时期，当中国大陆教会将面临大苦难、大试炼的时候，神使中国教会有一个较大的复兴，这真是神的恩典。当年的复兴情况，有人说是中国教会历史上少有的，我觉得这个说法并不过分。我们对神的作为，除了谢恩，就应当知恩、感恩、报恩。

山东等地的复兴祷告蒙神悦纳

　　早在抗日战争（1937年）之前，复兴的烈火就燃遍了山东，也带来了其他地区的复兴。当年山东的复兴祷告聚会，既不像现在某些教会不冷不热地作文章似的祷告；也不像某些教会高声歌唱大声祷告，甚至手舞足蹈，外表上喜气洋洋，却看不出他们在世人当中的见证。当年山东的复兴祷告聚会，是先彻底认罪，即便很小的罪都在神面前承认出来，若必要也在人面前认罪。这些弟兄姊妹们先在神面前求主的宝血洁净自己、被神看为圣洁，然后他们的祷告又很恳挚迫切，许多人为了将要丧亡的灵魂，常是情不自禁地流泪祷告。这些人的祷告，无形中先复兴了自己，而神必会将手洁心清的祷告的人和祷告的事一同悦纳。因此那样的祷告不仅带来了山东的复兴，也带来了全国各地的复兴。

知识分子的火热奉献影响全国

　　1945年，我休学一年到陕西洋县去传道。那年夏天，两位西北圣经学院的学生在暑假期间出来到各处传道实习，路过洋县，我们便短期在一起同工。这两位弟兄看到那里的学生聚会后说：「我们总是听说学生福音事工复兴了，却没有见到。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这么小的一个县城里，一般的信徒只有二十几个，另外竟能亲眼看见好几十个学生在聚会。」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神所做的工作，不分地方大小，不分地域，在大城市小城镇里都看见了他的作为。关于当年学生福音事工的复兴，会在以后的章节中详细叙述。

掀起了去往边疆传道的热潮

　　1940年代末期，有些人不仅奉献、响应主的呼召要以祈祷传道为业，还要往边疆去传道，往艰苦的地方、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去传扬福音；所以，就有往边疆传道的一个热潮兴起来了。那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天晚上跪下来，拿着一本代祷名册为这些往边疆传道的弟兄姊妹们祷告。

　　当时我有一个到英国留学的机会。有一位内地会的宣道士孔保罗师母（Mrs. Contento），她和她先生都在陕西城固的西北联合大学英语系教课。因为她任教的大学跟我传道的地方洋县很近，所以我们常常见面。1946年春天，她主动推荐我和滕怀智弟兄到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去，先读英国文学，然后再在那里读神学。（滕怀智弟兄1947年因主引导出国留学后，回到香港为主重用，就是滕近辉牧师。）我当年想不到孔师母会突然提出这一建议，感到很突然，就对她说这是件大事，我不能马上决定，只能先为这件事情祷告。后来我才知道，孔保罗夫人是爱丁堡大学校友基金会的理事，她有权推荐留学生，也有权审批奖学金，对我而言，这确实是个出国留学的机会。起初我也祷告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我每晚都按照去边疆的传道人的代祷名册，跪下来一个一个地为他们提名祷告，我觉得自己也几乎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员，就把去英国的事完全忘了。1947年夏天，第二届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会刚结束，我在上海内地会又巧遇孔保罗师母，谈了几句话，她就又问起我：「你去英国的事，祷告的怎么样了？」我当时不好意思说自己把这件事忘了，就只好对她说：「依照现在的时局，我不知道中国的教会还有多长的时间可以传福音（当时的政治、社会形势变化很快），我觉得自己该留在中国国内抢时间传福音，所以爱丁堡我就不去了。」她当时的表情有些惊奇。实际上，我是被许多无名的传道者，被那些不怕苦难、完全献身的人所激励、带动起来的，只是她不太了解而已。

出现许多感人的诗歌

　　从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在当时面对或经历苦难的岁月中，是神自己感动了一些人，写出了一些鼓舞人、激励人的诗歌。其中一些诗歌的歌词将作为本书的附录之一，供大家参阅。这些诗歌是：

1. 《起来，我们走吧！》
2. 《主啊，我心爱祢！》
3. 《举目向西展望》
4. 《靠吗哪度旷野生涯》
5. 《忠仆心语》
6. 《神家忠仆》
7. 《狱中思家》
8. 《西北之灵工》
9. 《漫漫十架归去路》
10. 《旷野虽黑不能永是夜》
11. 《今日我心》
12. 《灵修院院歌》
13. 《天国之大使》
14. 《十架归路》
15. 《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

面对苦难，多人作了献身的准备

　　那时候中国大陆存在着不少「吃饼得饱」的传道人，他们在社会上找不到合适的职业，混不下去了，就在西方传道人面前表示热心殷勤。西方的传道人不明真相，就帮助他们去上神学。上神学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有吃、有住、有零用钱，毕业后不但有职业、有薪酬，还有受人尊敬的牧师名衔，真是有益无害、有得无失。但是这样的传道人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提前6:5），「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腓3:19）。这样的人怎么能传福音？怎么会爱护羊群？怎么会走十字架的道路？当时不信主的人都能看出他们的实质，称呼他们是「吃教的人」。由于这些假信徒、假传道的混淆，甚至一度连真信徒也被人称为「吃教」的。就我所知，当年有些献身的弟兄姊妹们，已经预感到只要政局一变，真正忠心向主的人不仅要面对执政者的重压，可能还要面对一些吃教的「该亚法」般的人物，他们为了保全自己，就可能伤害他人。所以在1948年问世的《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一诗中，就有两句诗词提醒献身事主的人，要充分准备「不顾希律的逼迫，不顾祭司们的杀害」。事实证明，后来在1950年代，成立「基督教三自会」前后，那些冲在前面逼迫信徒、伤害教会的，正是这些吃教的人。

　　但是当年那些献身的人，明知有苦难，却甘向苦路行。因为这条十字架的窄路，即或再苦，我们的主却为我们的缘故早已在这条路上走过了！当年许多年轻的信徒，甘愿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把各样的东西：荣誉、前途、家产、不信主的恋人……全都放下，甚至于把自己的性命都摆在祭坛上，置生死于不顾。我个人觉得，这一方面是因为主救恩的激励，就如同圣经所教导的：主为我们死了，我们就应当为主活着；另外，像神的老仆人，例如王明道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把性命都能摆上，确实是对多人的激励。当时我们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就想：如果王明道先生把性命都能摆上，我们还有什么不能献上呢？在今天的世代，也还是这样，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是属灵的争战一点也没有止息。一方面，神用他的恩召呼唤我们，主耶稣基督用他舍命的救恩、流血的大爱激励我们为主而活；另一方面，撒但的引诱、搅扰和化装的欺骗，一时也没有停息，千方百计地拦阻我们与神亲近。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属灵的眼睛明亮起来，看到主为我们死了，我们就应当为主活着，正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但愿感动前一代人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们这一代的弟兄姊妹，像主耶稣被卖的那天夜里所说的话：「起来，我们走吧！」（约14:31）

　　下一节就列举一些在当年的复兴盛况中摆上自己甘走窄路的弟兄姊妹的事迹，不是为要荣耀人，而是见证神的恩典，也愿能激励现在为主而活的弟兄姊妹们。

砺练了神忠心的仆人

　　抗日战争首先是砺练了神忠心的仆人。比如王明道先生，在抗战的八年时间里，在当时被日本侵占的北京，为神作了美好的见证。1937年日本侵占中国沿海一带以后，在日本侵占区成立了中国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后来改名叫基督教团，强迫中国的传道人加入。实际上是日本人利用、指派一些新神学派的人成立这个信仰混杂的组织，好加以控制。王明道先生冒着生命的危险，坚持真理，坚持正道，就是不肯加入日本人所控制的、信仰混杂的「基督教联合促进会」。

　　有位初立鹏弟兄讲过基督徒聚会处栾腓利弟兄的见证。栾弟兄当年在东北一个公司里做职员，同时也负责教会的工作。他也是不肯加入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有一天，栾腓利弟兄在办公室里忽然感觉到，这个地方很危险，应当马上离开这里，于是就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离开了办公室。走到公司门口的时候，他迎面遇见日本宪兵带着一些中国汉奸。这些人正是要来捉拿栾腓利，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他。他们拿着枪，对着栾腓利弟兄，凶狠地问：「栾腓利在哪里？」——基督徒是不能说谎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栾腓利弟兄，你该怎么回答？感谢主，那时栾腓利弟兄靠着主的恩典，心里面很平安，神给了他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用手指向楼上的一个办公室的窗户，镇静地对他们说：「刚才我在那个办公室的时候，栾腓利正好在那里。」那些日本兵一听，就吼叫着对他说：「你走开！」他们急忙上楼去抓栾腓利，而栾腓利弟兄就是这样脱险的。

　　神在抗日战争时期，藉着患难、艰难，砺练了许多神忠心的仆人，即使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向神尽忠。

促使福音传向内地

　　其次，抗日战争促使福音传向内地。福音最早传到的地方，是山东、福建，这都是沿海地区。后来东北、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福音逐渐兴旺起来，但也都是在东部地区。然而，由于抗日战争中这些地区被日本军队侵占，许多信徒迁移到四川、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地，就促使了福音传向内地，带来了当时教会空前的复兴。

转变了许多学人归主

　　第三，转变了许多学人归主。抗战以前，有些知识分子反对基督教，因而形成了一个「非基运动」。当年的确也有一定的声势。但是到了抗战时期，这个「非基运动」竟然再无声息，彻底地烟消云散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是神自己的手在工作。抗战时期，许多大学也迁到内地去，比如兰州师范学院、西安交通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是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大学联合在那里举办的一个大学），还有陕西南部的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医学院、西北工学院等等。（后来西北工学院逐渐改组，就成了中国发展航空、航天事业的教育中心。）此外中央大学，本来位于南京，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所培植的一个大学，后来迁到了重庆。复旦大学也由上海迁到了重庆。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爆发了日美的战争，从那以后，所有沿海一带由美国人所建立的教会学校也迁到内地去了，例如燕京大学迁到了成都的华西坝。这些学校里信主的老师、同学，也都跟着迁移了过去，他们向一些不信主的同学传福音，而由于生活艰苦，有些同学感于地上的苦难，也接受了救恩。这样当时便出现了许多学生归主的兴旺现象。当年在许多学校里，无论是不是教会学校，几乎都建立了基督徒团契。校园福音几乎是遍地开花了。那时有人估计，全国几乎每一个大学、中学，都有基督徒团契，都有基督徒学生建立的基督徒组织。（当年只有陕西的大学、中学里，基督徒组织不叫「团契」，而叫「基督徒灵修团」。其实信仰和活动内容都是完全一样的。）

　　另外在那一时期，也有许多无名的传道者到处奔走传扬福音。这一点在下一部分中还要仔细讲述，在这里仅提两件事例。我在贵州亲眼见到的一个无名传道人，比我年长一代，名叫张复生。张复生弟兄很朴素，凭着信心步行到各处为主传道，他原名叫张丹溪，本来是一位共产党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革命者，信主以后改名叫张复生，到处传道。

　　1948年我在南京的郊区栖霞山传福音的时候也见到了一位四五十岁的传道人，他风尘仆仆，步行到一个个村庄去传福音，我们一见如故。后来谈起来才知道，没有人固定地供给他生活需用，他是凭着信心、靠着神的供给生活的；也就是说，只有信徒受到感动、自愿地供给他的时候，他才接受。他就是这样靠着神到处传道的。这位弟兄让我很受感动。中国当时已经有许多无名的传道者走出来了。

　　抗日战争之前，也出现了一些中国牧者建立、治理的教会，经济独立，由中国人自己来传扬福音。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耶稣家庭

　　耶稣家庭的主要建立者是敬奠瀛先生。1890年敬奠瀛先生出生于山东泰安马庄，他是清朝末年的一个知识分子。敬奠瀛先生在信主以前，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万不得已娶了他的妻子，但新婚时竟发现妻子缠足，没有多久就把她给休掉了。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分子主张婚姻自由，所以配偶竟是一个小脚的女子，就觉得太落后了。

　　敬奠瀛先生信主以后认识到自己对妻子不够爱护，不合圣经的教导，所以主动提出要和妻子复婚。为了这个缘故，他亲自来到妻子的家里向她的家人道歉，把妻子接回自己的家里来。因为当时交通工具不方便，回家的路上只好步行。途中经过一条山路，要爬一个山坡，可想而知，一个缠足的女子爬山是很困难的，敬奠瀛先生就背着妻子一步步爬上山坡。他的妻子因此非常地受感动。在过去，她根本不被丈夫看重、爱护，而现在她看到丈夫对自己有这样的爱心，她觉得信主太好了，后来她也信主了。

　　敬奠瀛先生夫妻同心合意地一起事奉。他们满有爱心地看到，使徒行传中记载教会初期的时候，很多人都把自己的田产、土地卖掉，把整个家产都奉献给教会，就像当时的巴拿巴一样。所以，他们夫妻同心把整个家产都完全变卖分给穷人，而且游行到各处去传道。

　　1922年，他们在家乡泰安马庄成立了「圣徒信用储蓄社」。凡是加入这个圣徒信用储蓄社的人，都要实行爱心互助，只有基督徒、信主的人才能参加。那时候，敬奠瀛先生只有三十二岁，就已经被神重用了。

　　1927年以后，敬奠瀛先生所组织的圣徒信用储蓄社，改称为「耶稣家庭」。加入这个家庭之后，同吃同住，一同劳动，没有个人的私产。他们把自己私人的一切土地田产完全奉献到「耶稣家庭」里面，凡物公用，就是先把自己的小家「打破」，再「参加耶稣家庭」；他们习惯上说，要「先破家，再参家」。信徒「参家」以后，生活怎么办呢？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各人按自己的能力和特长从事某项生产或是某种职业，但是所有的收入都完全交给「耶稣家庭」，大家共同使用。他们认为这样乃是仿效教会初期耶路撒冷教会「凡物公用」。

　　「耶稣家庭」的负责人称为「家长」，主持灵修和生产等全部事工。敬奠瀛先生就是家长，另外也有少数的人辅助他。这些主要的助手是：董恒新弟兄，陈碧玺、左顺真两位姊妹。有人说董恒新弟兄十分辛劳，但常做隐藏的工作；陈碧玺、左顺真两位姊妹曾去西北传道，后来加入了「耶稣家庭」，成为同工。

　　在1940年代，也就是「耶稣家庭」成立仅仅二十年的时候，由于他们热心传道，在华北、西北十几个省内，已经建立了一百几十处小家庭。每个小家庭各有小家庭的家长，按照「耶稣（大）家庭」的组织、管理、生产、生活方式，参「家」的人也都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后来他们还创造了一个新的「家」字，把「家」中的「豕」字去掉，改为「住」字。意思是，在耶稣「家」庭中，「主」是坐在中间、当家作主的，「人」只是站在旁边侍立、事奉而已。

　　在「耶稣家庭」的兴旺时期，有些基督徒大学生也「参家」作为同工。那时大学生成为基督徒的为数很少，但是仍有一些大学的基督徒学生参加了耶稣家庭，而且，很自然地，他们也就成为某些事工的负责同工了。当时传说倪柝声弟兄曾经参观过耶稣家庭，和敬奠瀛先生也见了面，两个人有一个默契：黄河以北的福音事工由耶稣家庭来做；而长江一带，则由倪柝声弟兄所带领的基督徒聚会处来传讲福音。当时的情势，耶稣家庭多半是在北方成立，而长江南北这一带，却建立了许多基督徒聚会处。不过这只是传说，因为倪柝声弟兄的同工李常受也在山东一带建立了不少聚会处。

　　1948年的时候，山东已经被解放军攻占了相当大的一片土地，泰安马庄也被「解放」，成立了新政权。当时的政府就派了两个干部进驻「耶稣家庭」，长期住在耶稣家庭里面，要「学习」「家庭」的生产、生活方式。因为共产主义的最终理想，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是两年以后，土地改革时期，敬奠瀛先生就被批判、逮捕，罪名是大地主。因为很多人都把自己家里的土地田产变卖，完全奉献给耶稣家庭，而耶稣家庭的家长是敬奠瀛，所以他就被定为大地主。1953年，政府下令解散「耶稣家庭」，当时耶稣家庭等于是消失了。但一直到文革以后，还有一些少数的耶稣家庭的弟兄姊妹坚持要过耶稣家庭的生活，但是都没有持久。现在看起来，耶稣家庭基本在中国大陆消失了。

　　以下是我个人对耶稣家庭的一些看法，欠妥之处，请大家见教。

　　耶稣家庭的弟兄姊妹们有这样的热心，是非常让人佩服的。他们敢于学习效法使徒时代把个人财产完全奉献，这种热心确实难得；但即使信徒都有热心和爱心，实行起来的时候也确实困难。因为各人灵命程度不同，看法不同，免不了彼此之间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有纷争。而且劳动强度怎么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实际的生产就受到影响，反正吃大锅饭，就不一定都尽心竭力地生产，所以往往变得相当贫困。他们那时常常喝稀粥当饭，甚至仅是熬一些汤来果腹。有些耶稣家庭的弟兄姊妹端起碗来喝这碗稀汤的时候，就看见自己的两只眼睛倒映在汤里面，因此他们笑称为「四眼汤」。这个称呼虽然可笑，但却充分说明了他们当时的艰苦。

　　耶稣家庭被取消后，在西北，以及其他地方，都有少数人学习、效法耶稣家庭，却常有弊端发生。由于团体生活不能持久，很快就又恢复了个人小家庭的单独生活，不再凡物公用。

　　我个人有一个看法，使徒行传第8章以后，再没有提「凡物公用」；而使徒行传11:29提到，耶路撒冷教会有困难的时候，安提阿教会是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供给耶路撒冷的信徒，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家庭的所有财物完全变卖，奉献给教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凡物公用实行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从使徒行传第8章以后，一直到启示录，再也没有倡导过「凡物公用」。

基督徒会堂

　　北京基督徒会堂是由王明道先生建立的。基督徒会堂与敬奠瀛先生建立的耶稣家庭，以及倪柝声弟兄建立的基督徒聚会处，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王明道先生只建立了这一个教会。其实按照王明道先生的声望、讲道的能力、经常到各地去讲道的影响，他完全可以在全国各地建立基督徒会堂；但是，王明道先生没有这样做，他仅仅在北京建立了一个基督徒会堂，而且，是以基督徒会堂作为他忠心工作的重点。这是王明道先生的一个领受，是从神而来的托付。关于王明道先生的事迹，在《五十年来》和《又四十年》两本书里讲得很详细，我们也会在「几十年来神使用的人」这一章中作简要的介绍。

　　1925年，王先生25岁的时候，在北京甘雨胡同他的家里开始了家庭聚会。后来聚会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便求告神，可以买一块地建造会堂以便聚会。

　　1937年，大家在北京史家胡同43号买了地，修建了基督徒会堂，全部费用都是中国信徒自愿奉献的。王先生对于信徒受洗考查很严，因此直到最后，在会堂受洗的会众还不到一千人，仅几百人。王先生没有愿望更没有计划把聚会人数扩大，而是对信徒要求得很严格，希望每个信徒都要在灵里坚定，生活上满有属灵的见证。这是很难得的一点。事后也证明，经过了长时间的火炼，大部分会堂里的信徒都有美好的属灵经历。

　　1953-1955年初，我蒙恩得以在王先生、王太太面前受教，经常住在基督徒会堂的院子里，特别是1954年春节以后，连续在会堂里住了半年多，一日三餐都是和两位老人一起用饭，是自己灵命上的一个大的转折期。我深感若没有两位老人在灵里的帮助，大概不会有我后半生的服侍，所以对会堂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1955年8月8日王先生夫妇被捕后，我们这些尊重王先生夫妇的晚辈们也纷纷被捕。基督徒会堂被并入「三自会」，后来会堂的建筑物被改成幼儿园，我就再没有去过会堂。1987年我被平反前后，又日夜书写《圣经词典》书稿，也无暇到会堂的门口去看看。1992年，我和妻子冒着雨特意走到史家胡同去看看基督徒会堂，我们只能在外面围着会堂看看它的外观，抚今忆昔，不禁泪溢。由于细雨越下越大，我们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会堂。

　　几年后，政府因为要改善北京市的市容，包括史家胡同在内的一些街道要加宽，因此基督徒会堂的房屋都被拆掉了。当时很多基督徒会堂的信徒觉得有些难过，因为原来多年聚会的地方再也不会见到了。有两位老年的弟兄，一位是黄道安兄，一位是游约伯兄，特意地去到那片拆掉的废墟，想找一找有没有可以纪念基督徒会堂的东西。这两位老弟兄竟发现了会堂的房角石。他们就问工地的负责人能不能把这块房角石运走。负责人告诉他们：「幸亏你们今天来了，还可以把这块房角石运走，如果晚来一天，这里所有的残砖乱瓦就都被农民工完全运走了。」感谢主，黄、游两位老弟兄就请来一位年轻的弟兄，用一辆三轮车把那块房角石运回去了。现在基督徒会堂的房角石还存留在一个基督徒的家里，大家有时还特意地去看一看。弟兄姊妹们，你能体会到这些人的心情吗？

　　基督徒会堂被捕的圣徒后来分散到各地，却在各地都有各人的事奉。现在这些弟兄姊妹们有的早已返回天家，留在世上的这些老人们，虽然已经年老，但是有的在海内继续事奉，有的身在海外也继续事奉。

基督徒聚会处

　　基督徒聚会处是倪柝声弟兄等人于1928年在上海哈同路建立的。基督徒聚会处的弟兄姊妹们很注重属灵生命的追求和成长。1950年新政府统计以后在报纸上说全国基督徒共有七十万，后来又有一次报导说共有一百万，而当时聚会处的人数，有人说在海内约有七万人。至于海外的人数，因我见闻较少，未曾听过相关的数字。

　　建立基督徒聚会处后不久，倪柝声弟兄发表了《工作的再思》，谈论教会的工作，其中提到他和一些同工有这样的看法：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比如哥林多就有哥林多教会，腓立比就有腓立比教会，而这个教会就是基督徒聚会处；只有基督徒聚会处是教会，别的地方都是聚会点，是公会，是宗派。甚至有一段时期，他们有的同工说：「教会既是基督的身体，就应是一个身体。公会、宗派林立就等于分裂了基督的身体，这样就是罪恶！」因此得罪了其他许多教会的同工，很多弟兄姊妹觉得难以认同。聚会处与其他教会有隔阂，这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倪柝声弟兄的讲道吸引了国内各个宗派的信徒，因此许多人就不参加自己教会的主日崇拜而到聚会处听倪柝声弟兄讲道，这就更造成了倪柝声弟兄及聚会处和其他教会间的隔阂。

　　同一时期，聚会处出版了《小群诗歌集》，并在各地聚会处传唱。所以一些信徒称呼聚会处的弟兄姊妹为「小群」，他们自己并不认同。但有些人还是相当长的时间一直称呼他们为「小群」。

　　倪柝声弟兄的同工李常受先生，在1940年代曾号召山东的聚会处会众去边疆安家落户，传扬福音，约有一百多家信徒迁往西北等地做「福音移民」。比如王之肖弟兄全家迁到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后来一直留在乌鲁木齐，还有一位陶璞生弟兄全家移民到了宁夏。当年一百多个家庭迁到西北去，也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原来聚会处的弟兄姊妹和其他的弟兄姊妹很少来往。但是，我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聚会处的弟兄姊妹已经有了一定的交通。我很尊重那些爱主的同工们；同时，感谢主，他们对我也在主内认同，甚至昆明聚会处的弟兄姊妹们，还一再地邀我在聚会处的主日崇拜中连续讲道。当然，我在昆明和弟兄姊妹一同建立的教会，也常请聚会处的同工们来讲道。我们的互相认同，在当时多人和聚会处有些距离的情形下，实在是神的恩典。

　　一般来说，1950年代以前其他教会和聚会处在灵里的交通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亲眼见到，亲身体会到，原来聚会处的一些弟兄姊妹，都比以前开阔了。而众教会的神的儿女们，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煅烧和磨炼，也几乎都认识到，我们都在主的宝血之下，都是主流血舍命救赎的罪人，我们蒙了神这么大的恩典，我们都应当是一家人，理当不分彼此，常有交通，甚至于能够同心地一起事奉，向普世宣道！感谢主，这是神做的一件奇妙的工作。

　　我个人对聚会处，和聚会处以外的弟兄姊妹们，有一个祷望。不管各人的领受有哪些差异，只要是主用宝血买来的，只要不滑向异端，我们就都是神家里的人，就该同心事奉。也许有一些见解我们不尽相同。但是我们应当避免争执，应当彼此相爱，亲如家人。谁也不敢说和自己争论的人进不了天家。若是这样，我们在地上争论不休，失去了爱心，将来在天上我们见面的时候，又该彼此说些什么呢？

　　我尊重大多数聚会处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生命的道理上，在属灵的追求上都非常宝贵。对人都是很有益处的。至于「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这个见解，我个人觉得较难认同，和聚会处的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很难统一起来。但是在主内，在一个属灵的、无形的神的大家庭中，我们应当看为是一家人，应当不分彼此，应当同心合意地事奉。（谢谢主现今让我深知，聚会处的同工们已在接纳各方的爱主的人！）

　　再提一下李常受先生，他是倪柝声弟兄的一个同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出国了，在海外各地建立了「基督徒聚会所」（海内叫「聚会处」，海外叫「聚会所」）。1980年代中期，海外李常受聚会所的信徒常到大陆「帮助」信徒，其实就是找一找过去聚会处的弟兄姊妹，恢复过去聚会处的一些看法。不仅如此，李常受先生还加了一些灵恩的内容。我长期在大陆，对李先生在海外领导的「聚会所」知道的很少，实在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前些年在大陆的时候，有人说河南有些尊崇李先生的人们，被称为呼喊派。这些人祷告的时候，最后是说：「奉常受主的名祷告，阿们！」还有人说：「在现今的时代，只有常受是真理的出口。」如果真是这样，恐怕就已经到了异端的边缘上。不过有人说李先生去世前曾经当众认过罪。然而到底认的是什么罪，我们不太清楚，等到将来在天上，大家就都明白了。

　　在李常受先生去世之后，我听说海外一些地方的聚会所已经有转变或出现分歧，某些聚会所的弟兄姊妹主动和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了很好的交通，这是应当感谢神的事。而且也有聚会所的弟兄主动找我来谈论关于对李常受先生的一些批评意见。我相信在聚会所里面绝大多数弟兄姊妹都是蒙恩得救的，但愿这些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多有爱主的心，和其他各个不同地方的弟兄姊妹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灵工团

　　灵工团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教会，而是由杨绍唐牧师在山西南部成立的一个传道人的组织。但由于这些教会大多都是中国人建立和牧养的教会，在这里也想谈一下。1930年前后，杨绍唐牧师牧养晋南十三县的教会及多处聚会点，这些教会和聚会点起初不一定有专职的传道人，但兼职、带职的传道人逐渐地就成为专职的传道人，所以就需要培训。但如果这些同工都去上神学，一方面经济力量不足，另一方面他们到神学院也许不适合要求，或者说学历不够。所以杨绍唐牧师1934年成立了一个「灵工团」，这个「灵工团」被很多人认为是培养同工、建立同工、彼此相爱、互相尊重、在主里交通、互帮互学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灵工团」每年有定期或不定期聚会的时间，这些专职或带职的传道人、同工聚集在一起查经，或是由杨绍唐牧师讲解一卷圣经。更要紧的，就是他们有彼此的交通，个人在神面前有什么亮光、看见、得着，在工作当中有哪些心得，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哪些失误，在神面前有什么软弱，在人面前有什么亏欠，彼此谈论，敞开自己的心门。实际上就是彼此帮助，在神面前有更多的长进。除了灵命上的帮助、长进以外，他们也把所带领的信徒遇见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心得提出来。还有的时候是提出问题，比如当地信徒之间、家庭夫妻之间、同工之间或者传扬福音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却不知道怎样解决，那么大家就彼此帮助，提供个人经历是怎么靠主解决的，互相补充一下。在灵里面以灵相通、以爱相系。若是问题大家都解决不了，连杨绍唐牧师也不一定有很好的解决方法，就把这些问题作为祷告的题目，散会分开之后继续祷告，到下一次聚会可能大家会有相关的体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当时灵工团的做法使得很多传道人得到了帮助，以至于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后到中国河南方城传道、被神重用的内地会传道人艾得理牧师（Mr. Adeney），特意去参加灵工团，看一看灵工团的做法。后来「西北灵工团」的组织形式也是受灵工团的影响。

其他华人建立的教会

　　（1）灵粮堂：赵世光牧师建立，分布于上海、南京等地。赵牧师很有传福音的热忱。1946年冬，我在南京听过他的讲道。他讲道中时而插入短歌，使会场的气氛一直很活跃；讲道间常有妙语趣谈，但却使会众能深思遐想；讲道之后呼召的时候，竟会走下讲台，步行在会众中间，近距离邀请会众接受救恩，使听众感到很亲切。

　　1940年代末期，赵世光牧师在海外各地建立了灵粮堂。他首先到了南洋，后来到了其他地区。现在台湾、美国，仍有些当年赵世光牧师建立的灵粮堂。赵牧师返回天家以后，各地的灵粮堂仍在继续发展。

　　1958年，基督教三自会迫使各教会大联合，实际上是变相地削弱或消灭海内各地的教会。灵粮堂于1958年后，便在大陆消失了。

　　（2）其他真正自立、自养、自传的、华人建立的教会，在全国各地城乡，几乎到处可见。虽然名称不一，但大多都是按着圣经的教导，由当地的弟兄姊妹们建立的教会。这些教会基本上都是由本地信徒自己来治理教会，并且由当地的信徒负责经济上的需要，勉励当地的弟兄姊妹对外传扬福音。详细的情况实在无法一一介绍，就不多谈论了。

　　（3）另外，也有一派信徒，组成了「真耶稣教会」，而且在海内和台湾还发展了不少人。对这一派别，大家有些争议：绝大多数的同工们对他们的名称有一种反感，认为他们是异端，因为他们自称是「真」耶稣教会，那就意味着说别的教会是「假」的，而且他们坚持要守旧约的诫命，坚守安息日，用礼拜六代替七日的第一日（主日）聚会崇拜，力主说方言、跳灵舞，甚至他们认为必须有方言才能受洗，等等；但当年也有极少数同工虽然不赞同他们的名称和做法，但又认为无论如何，他们基本上还是传扬耶稣的救恩的，他们当中也会有一些蒙恩得救的人，因此当年纯正信仰的同工们，少数人对他们也有保留地包容。只是有一件事却是事实，现在海内已经很少见到当年真耶稣教会在华人教会界的活跃情况了。

　　起初，中国的教会几乎都是由西方的宣道士建立的。面对今天中国教会的复兴，我们很难忘记马礼逊是怎样到中国来传道的，也很难忘记像戴德生这样一些神的忠仆们为了中国的教会又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有一次，我在一个有五六百美国信徒的聚会上，问是否有人知道「Elijah Bridgman」（裨治文，1801-1861），当时没有一个人表示知道。当下我说，Bridgman是第一位到中国去传道的美国宣道士。又有一次，在一个有几百位加拿大信徒的聚会上，我用英语问他们是否有人知道「Mackay」（马偕，1844-1901），当时没有一个加拿大人举手，倒是有一两个中国弟兄举手，他们是从台湾来的，而马偕是第一位到台湾及大陆去传道的加拿大人。当年那些宣道士，都是受尽了千辛万苦在中国开荒布道，所以，我们想到中国教会现在的复兴，不能忘记过去那许多开荒布道的西方宣道士，更不能忘记1900年在义和团事件当中殉道的一百八十九位西方的宣道士。正如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

长江的洪峰啊，
你漂走了多少宣道士的汗水。
黄河的沃土啊，
你埋葬了多少殉道者的血泪。
青海湖滨的霞光啊，
你照耀过多少牧羊人的心扉。
天山雪岩的巨石啊，
你竖立了多少撒种人的墓碑！
前一代的工人，
已经归回天家安睡。
求主兴起，
这一代的弟兄姊妹！

　　在抗日战争之前，有些西方宣道士，逐渐感到难于带领华人教会。这也确实有些具体的原因：

难于牧养信徒

　　有人逐渐感到能「牧」，但是不能「养」。这也有些实际的困难。例如：

　　（1）言语不通

　　有一个真实的笑话。一位西方的宣道士到中国来，学了些中国话但是并不熟练。一天，他到一个村子里看望一位农民信徒。他一敲门，农民信徒养的狗先出来了。那只狗是一只看家狗，所以看见一个生人，还是个外国人，就马上在他的腿上咬了一口。这时，那位农民信徒出来了，狗却跑了。这位宣道士痛得不得了，一直抚摸着他腿上被狗咬的地方。农民信徒就问他：「你怎么了？」他说：「你的狗，你的狗……」农民信徒说：「我的狗怎么啦？」宣道士因为不会说「咬了一口」这四个字，就只好用他所能想到的、近似「咬了一口」的话说：「你的狗在我的腿上吃饭。」

　　这件事是滕近辉牧师亲口对我讲的。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个笑话，但我在华盛顿DC见到一位生为光老弟兄，他说这是一件真事。当年生弟兄的父亲在安徽苏北那一带传道，认识这位被狗咬的西方宣道士。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当年西方宣道士的工作是何等艰难！语言有这样的障碍，带领人信主已经够困难，牧养信徒、解决信徒的属灵问题就更困难了。除了语言不通的困难以外，还有一点，就是文化不同。

　　（2）文化不同

　　东西文化的不同，也让西方的宣道士难以牧养、带领中国信徒。例如西方的习惯是「女士优先（lady first）」，但是过去中国的习惯是「重男轻女」。所以当年西方宣道士夫妇要和中国的信徒夫妇一同出入家门，都常会有笑话。

　　又如中国北方人早晨第一次见面打招呼，常是不分场合、地点，总爱问对方：「吃饭了吗？」有一次，一位西方宣道士清早从厕所里出来，正好遇见一位中国信徒要进厕所。这位中国信徒很礼貌地问他：「你吃完饭了吗？」那位西方宣道士知道中国人的习惯，想礼貌地回问这位中国信徒，但是他的中国话又确实很差，他就说：「我没有吃，你吃吧？」据说，这也是个真实的笑话。

难于治理教会

　　西方的宣道士也能管理教会的一些事务，但是总是有一定的局限，也可以说，能治不能理。这也是由于文化、习惯上的不同。并且当年的中国信徒惯于依赖宣道士，大多数难得有机会被培养起来，而宣道士不善适应中国信徒的情况也不少。

　　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和受恩教士就带领出来一些中国传道人，其中比较知名的就有一位是倪柝声。中国内地会的艾得理，也是一位西方的宣道士，但是他带领了相当多的中国大学生成为传道人；戴绍曾，虽然是一位西方的宣道士，但是他对于中国的生活习惯很熟悉，也带出了一些中国的传道人。

难于解决困惑

　　请西方的宣道士解答一些信仰上的问题，总是因为语言的障碍而解决不了。比如说关于「新神学派」的问题。新神学派兴起于德国，后来传到美国，又称为自由派，他们不信圣经，不信主的救恩，不信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只讲耶稣的精神伟大。对这样的问题，中国的传道人来辨析比较容易，而西方的宣道士解说一些细节问题、讲解神学信仰上的不同看法，就比较困难。

　　上述种种困难使得西方宣道士对信徒了解不深，对民情了解不透。甚至有的西方宣道士做了错事，比如把一些假信徒当成真信徒。这些所谓的「信徒」明明是为了谋求某种利益来讨好他，但他竟误以为是很热心的基督徒，以至于后来这个假基督徒触犯了法律，宣道士竟然到政府衙门里去保他。（当年西方的宣道士，在一个短暂时期里，还有一点点特权。）这样就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也是后来引起「义和团」事件的起因之一。

提出中国教会应「自治，自养，自传」

　　由于当年有些西方宣道士感到难于治理中国的教会，所以约在上世纪初，西方的宣道士们在聚集开会的时候，就逐渐提出中国教会应该「自治，自养，自传」。[1]

　　当年有一些宗派，看到应该让中国的信徒来治理、牧养中国的教会，在经济上也应当靠着中国信徒自己的奉献负担教会的费用实现自养，以至于能够独立，不用借助西方宣道士的帮助，由中国信徒来传讲福音；所以某些宗派就提议一律改称为中华基督教会。（比如说，长老会在中国是一个比较大的宗派，聚会门口挂的牌子，不再是长老会，而是「中华基督教会」。）

• [1]但是后来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些「三自会」的领导人，新神学派或者说「假信派」的人，甚至一度说以前西方宣道士提倡的三自是「假三自」，现在的「自立，自养，自传」才是「真三自」。关于这一说法，我认为三十年代前后所谓的「三自」确实并不彻底，但这些新神学派的「三自」却实实在在是骗人的「假三自」，而下文提到的一些中国传道人建立的教会，以及后来各地大多数的「家庭教会」，倒是实实在在的真「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