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暗室之光》

　　我们逃难到上海后，一个酷热的八月天，想找出几件夏天的衣服来给李曼小姐换洗。「怎么回事？什么都没有，只有注音字母的圣经稿件？」我大叫起来。真是这样，翻遍了她的箱子就是找不到别的东西。李曼小姐就是这样的人，总是把上帝的工作放在自己的舒适之前。收拾行李的时候，她曾经叫佣人不要收拾她的日用衣物，先把圣经稿件收拾好以保安全。后来我们只好向苗妈借些衣服给她穿。

　　事实上，我们仓促离开的时候，根本没收拾行李，全是苗妈经手。不知为什么，苗妈把一个时钟放在行李中。那钟还是许多年前，李曼小姐的父亲在南京买的。钟很漂亮，也走得很准，一直都挂在李家。也许是佣人特别喜爱它，就把它偷塞在行李里。可是，经过这一场的旅途颠簸，钟居然不走了。不过，放在那儿也好，至少在李曼小姐入集中营的那段日子，这座旧时钟使我想起，我们还有一件共同拥有的东西。

　　一天，有个朋友来请我为一位中国教员祷告。说他一家五口穷得连饭都吃不饱。朋友说：「他修理钟表，补贴家用。」接着朋友又问我，有什么办法通知更多的人，让他多些钟表修理。我告诉朋友，如果这个人愿意到我家来，我就把我们那个旧钟给他修理。朋友说这个修钟的人不能来拿钟。可是我坚持说假如他要工作，一定得来看我。同时我也跟一些朋友提起这件事，也收集了相当多的钟表等他来取，我甚至答应替他出人力车费。

　　他终于来了，脸拉得长长的。请他坐下后，我就对他讲基督的救恩，他一句话也不答。他只要工作，对听耶稣毫无兴趣。我把朋友们的钟留下了一部分，没有全部给他，好让他下次还有机会来，李曼家的那个钟倒是先让他带回去了。

　　暑天的一个清晨，一位宣教士艾太太来看我，告诉我她正在等船回美国。我们正谈话的时候，我听见纱门外有极伤心的哀哭声。叫人出去看是什么事，不久，一位很漂亮的女士，像梨花带雨那样可爱，羞怯地走了进来。

　　「蔡小姐，我是那个修钟的妻子。」她说，「他害肺病，病得快死了。血一口一口的吐不止了。我们全家五口，只有一张破床，挤在一间小房间里，一个钱都没有。」

　　艾太太听见，马上给了她相当于十二元美金的钞票，而且答应她：「我会告诉我丈夫，叫他去看你的先生。」

　　艾先生真的去拜访这个修钟的人，但是他一提到耶稣的名字，病人就转过身去，脸对墙睡。艾先生把救恩的道理向他解释得很清楚，他却一点都不注意的样子。这位宣教士还是天天到那间充满肺痨菌，热得像烘炉的小房间去，将主耶稣奇妙的救恩讲给那垂死的病人听。我差人把这件事告诉石美玉医生。石医生是我的好朋友，她即刻叫她同工送钱去给这个不相识的病人。许多别的基督徒也为他祷告，愿意帮助他。

　　忠心的艾先生还是每天都去坐在他床边，讲耶稣给他听。突然有一天，这个病人翻过身来问：「你所说的那个美丽天堂，我可以进去吗？」「当然可以，」艾先生回答，「圣经里面的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凡相信的都可以得救。」

　　「我天天用背对着你，不理你。」病人说，「可是你总是不放过我。主耶稣终于怜悯我，开了我的心眼，现在我愿意接受祂。我不要穿门上挂的那件蓝色殓服，我要穿白衣上天堂，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洗清了我的罪。」

　　赞美主！虽然那时查理·李曼已经在天上，他的时钟仍旧说话，领人归主。

　　在我们患病或丧失亲人的时候，乌云会笼罩在家庭上空。然而，一种散发馨香之气的基督品格却会穿透乌云，照出金色光芒给那些活下来的人带来长久的祝福。我嫂嫂冠华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见证。

　　我们住在上海的时候，常常会见到八哥和他的家人。八哥的大儿子永愉娶了亮云，女儿永智是一个护士，小儿子永明则是一个大学生。八哥的妻子冠华个性阳光，活泼开朗，我们都很爱她。

　　在一个秋天的下午，冠华到我这里来，和我聊了一小会儿，然后她快乐地说了声再见，走进傍晚那灰蒙蒙的阴影中去。我们两个人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几天以后，她病倒了，被送到了医院。

　　在感恩节的时候，八哥来看我，尽管他竭力隐藏自己的心思，我还是知道，他已经意识到冠华快要离开人世了。那一整天，我的心不住地祷告，求上帝使冠华回天家这件事情成为她家人的祝福。那天下午，在医院里，北风把那个小房间的窗户玻璃吹得簌簌作响，在房间里，冠华所爱的家人们默然围在她的床前，关切地看着她一切细微的举动。在日落之时，冠华在病倒之后第一次睁开双眼，她握住亮云的手，另一只手指着天，喊道：「这地方太奇妙了！景色真美！你看得见吗？」

　　过了一会儿，她离开了我们，去了那个美丽的地方。在那里，天父迎接她回家。在她是全然的快乐，然而我哥哥失去了自己最好的伴侣，她的孩子们失去了慈母。他们常常想念她。永智告诉我：「第二天我醒过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摆在自己面前的白孝鞋和白孝衣！」

　　然而冠华的声音并没有停下来。她继续在对自己的家人说话，不过，这次是通过她的遗愿而说的。她最后一个请求就是戴着自己的金十字架下葬，自己的圣经也要放在身边。这给永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他决定每天读经，并常常到我这儿来在床边给我读经。可是，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整座房子里那种空荡荡的感觉让他难以忍受，不再有母亲在那里招待他那些还不信主的朋友，不再有母亲给他们讲圣诞节的故事，不再有母亲端着茶和蛋糕过来给他们，不再有母亲给他们送礼物。永明是个精打细算的人，这时他想到了另一个得体的法子来庆祝这个节日。他把自己小心攒下来的钱拿去买了二十本圣经，打算送给自己那些还不信主的朋友，以此来纪念自己的母亲。随后，他把每个朋友的名字写在在圣经封面空白页上，并把圣经亲自送上门。

　　他有一个朋友名叫隐珍，对圣经格外有兴趣，于是他们就常在一起研读圣经，一读就是好几个小时，还一同祷告。后来，她也成了基督徒，不久之后，他们就订婚了。而今，他们已经结了婚，过上了幸福的家庭生活。

　　冠华遗言所流传下来的祝福还不止于此，因为在我生日那天，永明兴奋得满面红光，跑进我的房间，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七姑，猜猜那个老佣人老高今天跟我们说了些什么？」

　　「我猜不出来，你告诉我吧。」

　　她说：「太太在临终前面带微笑，说：『这地方太奇妙了！景色真美！你看得见吗？』她脸上的微笑和所说的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话成天在我耳边回响。她过去常常劝我信主，但我硬着心不相信，并且常常犯罪，我的拒绝让她很难过。现在我也想要去看看那美丽的地方。二十年了，我一直拒绝耶稣，但现在我相信了，并且愿意受洗。」

　　永明走后，一直在房里的小金对我说：「七小姐，我跟了你七年，心里已经信主很久了。现在我想在别人面前承认耶稣为自己的救主。我可以和老高一起受洗吗？」

　　不久之后，我们的洗衣妇小苑也听说了这个消息，她很热切地来到我跟前，说：「我相信耶稣，这你是知道的。我也想受洗。」

　　就这样，在一个下午，三个女佣在我床前接受了三个小时的教导，并一起为着即将到来的洗礼祷告。这三个妇人有极大的转变，我为此兴奋不已。她们充满了喜乐，有很多经历可讲，特别是老高，见证很多。她说，在吃饭之前自己有时会忘了做谢饭祷告，于是就请上帝原谅她，并帮助她每次都记着谢饭。她说：「现在他时时都提醒着我。」

　　还有一次，她说：「我现在要写封信给家里的老头子，告诉他我现在有多么开心，还要劝他也要相信。」又有一次，她说自己和邻居的一个女佣聊天并向她传福音，这个女佣便告诉自己的女主人说自己要信耶稣。但这女主人轻蔑地回答：「你晓得什么？你又不认字。」

　　「不是的，」老高回答道，「不一定要认字才能明白，因为圣经上说：『如果你心里相信，就必得救。』」

　　「我还告诉她，」老高继续说下去，「不要听人怎么说，要听上帝怎么说。他们嘲笑你也没关系，重要的是上帝是否高兴。你看，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祷告，上帝总是垂听的，连我们洗衣、烧饭、扫地的时候祷告，上帝也会听的。」

　　在我们难民区的乌云也被拨开了，光明驱散了黑暗。这些佣人们读起圣经来非常用心，她们天不亮就起来叫我们一起祷告。她们可以自己读注音符号版圣经，每当看到某个奇妙的新思想时，脸就会变得闪闪发光，高兴得气也喘不过来。她们每天早晨在菜场和老高碰面，并对她们遇到的人传讲福音。

　　然而，冠华临终遗嘱的祝福还没有完。她虽然已经过世，却仍旧在说话： 光贞是一个堂亲，年纪较大，守寡后在八哥家住了很多年，在这些年里她一直拒绝相信耶稣，而冠华临终时发生的这些事情却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受过教育，终于开始去读圣经了，在读了圣经之后，就找到了主，也请求受洗。

　　复活节到了，临时教堂（原先那座美丽的教堂已被炸毁）里挤满了饱经战乱之苦的难民。光贞和这三个女佣站在这群人当中，准备好接受洗礼。永明和永智领了圣餐，永愉和亮云的两个小女儿做了献礼。

　　这件事也给我带来了祝福。停下手头事工，在一个黑暗的房间中病恹恹地一躺就是二十年，这并不是一件易事。然而，我总会尽力提醒自己，我虽看不见光明，明亮的阳光在黑云背后却仍旧闪耀。

　　上海的租界夹在新旧城区之间，包括英租界、美租界、法租界、日租界、俄租界，后来还有了犹太人租界。这些外国人原先不过是零星地散布在众多中国人当中罢了，而今却因难民涌入，充斥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使上海的人口增加了三倍。爱国学生们深恨中国缺乏自治权，因此租界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尽管如此，由于这些地方受国际公约管制，较为安全，就成了有钱人的避难所。在1937-1941年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上海成了一个大难民营。

　　我们住在法租界，可那里没几个法国人，周围住的外国人大多是白俄，他们在俄国革命之后逃到这里，把这里变成了白俄区。霞飞路就在附近，那时候大家都把它叫做「罗宋大马路」，因为那一带俄国商铺林立，人行道上散步的也大多是俄国人。

　　我们搬到那里还不到一周，日本人就开始围攻上海了。在租界里尽管没有炸弹爆炸，中日军队却在这个区的两边相互开火。三个月后，上海沦陷，在这三个月间，子弹的呼啸声和大炮的轰炸声从未停过。

　　李曼小姐继续校对注音符号版圣经的工作。之前她把上海所有印刷仪器全都搬到了南京，在我们离开南京之后，她又把这些仪器移到了汉口圣书公会那里，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倘若这些印刷仪器留在了原先的上海办公室，或留在南京，就会被毁掉，李曼小姐的投资和心血也会付诸东流了。

　　同这栋房子的大部分住户一样，我们的女房东奥尔加小姐也是一个白俄人。我们刚到的那天下午，她出去打麻将了，所以是一个叫「伙计」的中国男佣带我们到所租的房间去。傍晚，奥尔加踏着高跟鞋，咯噔咯噔地走上楼来看我们。她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年轻女人，穿得非常时髦，她用蹩脚的英语说：「你们是新来的客人，李曼小姐和蔡小姐，是吗？看看我给你们带了一张床单和几个碟子。请你们用吧。」

　　「多谢你了。我猜你是我们的房东吧，请问尊姓大名？」

　　「得了，我叫奥尔加。你们想和我一起打麻将吗？」

　　「不，我们不打麻将。我们是基督徒。」

　　「不打麻将？干嘛不打？」说完，她一转身，又咯噔咯噔地下楼去了。

　　过了几天，她又来了。「请你们现在付房租给我吧！」

　　「我们搬进来的时候不是已经付过房租了吗？」

　　「不！不！不是这个月的租，是下个月的房租。我打麻将输了很多钱，请你们现在就把下个月的房租给我吧。」

　　就这样，奥尔加过来看我们，不是请我们打麻将，就是问我们借钱。其余时候，虽然我们看不见她，却可以听见她在楼底的呼喝声：「伙一伙计！过来这边！」或者「咪咪（她的狗），你在哪里？」她打麻将输了钱，就会听到玻璃杯、碟子和刀叉摔在地上的声音，还有狗的惨吠声，因为这狗被她痛打，一直被追打到大厅里去。奥尔加和所有的房客都吵架，只是没有跟我们吵过。我们常常听到猛力的关门声，还有怒骂及尖叫声，因为他们常常会打了起来。这些争吵和打斗使得警察几乎天天上门来查问。奥尔加和一个名叫尼尔斯的瑞典男人同居了7年，却仍旧没有结婚。尼尔斯白天在租界监狱上班。她向他发脾气的时候，就会摔碟子、杯子，把银器往地上砸。他们常常到外面去跳舞，凌晨才回来，大声唱着歌，喝得酩酊大醉，还没有进自己的房间就醉倒在外面，在楼梯上睡着了，我们的佣人早上下楼梯的时候会被他们给绊倒。

　　那位伙计英文说得不好，过去常上楼来向我诉苦，因为我是个中国人。「这个小姑娘把鞋袜都扔在地上，叫我拾起来。她有很多衣裳，却没有一件喜欢的。她把这些衣裳卷起来，就这样丢在衣柜里。」

　　奥尔加的母亲、姐姐还有侄子侄女从美国的阿瑟港来到上海，全都住在我房间下的那间房里。奥尔加常常和他们打架，揪住她侄女的头发不放，侄女尖叫起来，于是她母亲和侄子就跳起来压住奥尔加，于是桌子翻了，椅子倒了，奥尔加、侄子和侄女在地上也滚做了一团。

　　有一天，一个房客过生日，就请奥尔加和她一起打麻将。她们连打了四十八个小时的麻将，奥尔加输了两百美元。为了还债，她不得不把自己的房间也分租出去，这样，那个大衣箱就得要移走。在搬箱子的时候，她受了重伤，接连几个月都虚弱得几乎没有办法下地行走。一天，她上楼来看我们，坐在椅子上哼着告诉我们，医生说她必须要做一次手术，手术费很高。李曼小姐常常向她说起耶稣，这时就劝她自己给自己做祷告。于是奥尔加就走到自己的房间里，跪下来祷告：「亲爱的神，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淘气的女孩。请让我身体好起来，我答应你，以后再也不打麻将、不喝酒、不跳舞，再也不和别人吵架了。」她立刻觉得身体不再疼痛了。当晚，尼尔斯回到家，说他已经安排好了，要送她去医院治疗。

　　「不！不！尼尔斯，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身体已经好了。」

　　「胡说八道！医生说你要动手术才能好起来的。」

　　「尼尔斯，求你了，我不需要动手术。耶稣已经把我医好了。」她拒绝进医院，因为她的身体真的痊愈了。她急急地赶上楼来，不顾我们当时正在款待客人，迫不及待地将这个神迹告诉了我们。

　　奥尔加遵守了诺言，因为她从那以后就成了一个全新的人。这栋房子终于有了安宁。她常常会上楼来读经祷告。她用一种像孩子似的简单方式来祷告：「天父，祢知道我可能会跌倒，祢扶我起来。」有一天，她读到《箴言》，心里非常感动，就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你这个懒情的小东西！去看看蚂蚁，它在整个夏天都工作，要为过冬做准备。』」于是她把自己丢在一边的衣裳从衣柜里拿出来，开始学习缝纫。

　　她去还自己欠下的赌债。她站在赌场走道那里，不敢进去，因为怕自己又被诱去赌博。不过，当她看到那些赌徒们一脸的贪婪和颤抖的双手时，心里忽然一片释然，就这样，她从原先这种奴役捆绑中被拯救出来了，她为着自己得到的新生命而赞美上帝。

　　现在，她想要帮助自己的男朋友，于是就请李曼小姐给他传讲福音。「请你好好教教他，我有了一颗新心，希望他也能改头换面。圣经里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我希望他能够去读。」

　　然而，这种新生活却没有让尼尔斯高兴起来。他说：「你说不跳舞、不吸烟、不喝酒！我成天在监狱里工作，现在倒好，你要把家里也要变成一个监狱了。」

　　然而，奥尔加学会了通过祷告来到上帝面前，于是她祷告道：「天父，我求祢了，我爱尼尔斯。我希望他能和我走同样的路。但祢若要让他离开我，那也可以。请祢把祢自己的旨意放在我们心里。」上帝听了她的祷告，因为有一天，尼尔斯放假，就带她去了教堂。他们在那里结婚了。

　　我们住的那栋房子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噪音。在楼下，一位受过教育的中国女子租了一间房。她的丈夫遗弃了她，于是她就试图在佛教中寻求安慰。每天早晨天蒙蒙亮的时候，她就会大声念佛经。大多数房客都会在晚上出去寻欢作乐，所以他们会抱怨她搅了他们早晨的睡眠。我们常跟她讲由基督而来的安慰，但是她一点兴趣也没有。最后，她有一天告诉我们，要到西部去找她的丈夫。几个月以后，我们收到了她寄来的一封信：

　　「蔡小姐和李曼小姐：

　　「虽然好久都没见到你们，心里却是常常想念。我离开上海之后就去找我的丈夫，在汉口被疑为间谍而下到狱中，坐了六个月的牢。我在狱中无事可干，就去读你们送给我的圣经，它给我带来了真正的平安。我越读就越觉得圣经很奇妙，于是就和其他囚犯一起分享圣经。那些看管监狱的人准许我给这些人读圣经。非常感谢你们送给我这样一份奇妙的礼物。」

　　在第二封信中，她告诉我们自己已经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并找到了丈夫。他们已经破镜重圆了。

　　在房客中还有一个犹太女人，是从欧洲来的难民，我们常常听见她的哭泣声。她所经受的惨事和心里的哀伤不仅压垮了她的身体，也让她的精神变得有些失常起来。她丈夫斥责她，而这只让她的情况更糟。她被送到精神医院，穿上了疯人拘束衣。过了一段时间，她从医院回来了，但不久后再次崩溃。任何关于基督的话她都听不进去，在逾越节时她来看我们，连我们房间里的一杯水也不愿喝。不久以后，她却开始读起我们送给她的那本圣经来，这些生命的话语抚慰了她的心灵，终于让她找到了平安与安详。后来，她得到一个去美国的机会，于是就把这本圣经带在身边，她写信告诉我们，说她继续每天读经并从圣经中得到安慰。

　　三只迷途的羔羊！一个俄国难民，一个中国难民，还有一个犹太难民！然而好牧人把她们全找了回来，并且带领她们安全地回到自己的羊圈里。

　　1927-1937年间，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在那些年里，南京人口从原先的两万人迅速上升到一百万人。内外的街道都加宽了，公共汽车也有了，很多市政设施如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来自全国和全世界的陌生人涌入了这个城市，而政府则热衷于统一中国，改革法律和教育制度，将其军队现代化，所有这些都是非常艰巨的工作。

　　不过，当时政府不仅有内忧，更有外患。在黄海海岸对面，有一个强国，知道若要实现自己的野心，中国在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当中国政府正尽力改革国民经济之际，日本人却趁机开始蚕食华北，一点点地将这块地方侵吞了下去，并在那些年里试探中国是否强盛到足以自卫的地步。因为中国看上去似乎还有能力自卫，所以日本当时就决定不去冒这个险。

　　在1937年夏，日本首先袭击了北方的北京，然后又突袭了位于中海岸的上海。政府被逼无奈，只好一面把日本人拦截在上海，一面把政府人员疏散到华西的一个山寨里去，然后让日本人进入内地，要把他们引入那如沼泽迷宫似的地带。所以，当日本军队从海岸登陆的时候，老百姓就向西逃跑。所有的政府官员及其家眷都接到撤离的命令，随着他们一起走的还有年轻人、有钱人、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而老弱病残以及妇女儿童则被留在后面。高等教育机构被转移到了几千公里之外，现代化的工厂则将设备拆卸了一件一件地通过陆路运走。南京像一个瓶颈，几百万狂乱的难民全都想拥进这个城市，在他们面前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留在这里，忍受被日本侵占压迫的恐怖，要么逃往内地，在内地崎岖的山路上长途跋涉。在所有想走的人当中，那几列火车、公共汽车还有轮船只能带走其中的百分之一。那大逃亡的景象真是难以描述，不过，我可以给你讲讲在那些日子里，上帝对自己儿女的一些奇妙眷顾，对离开的人和留下的人，上帝全都看顾。

　　史小姐和柳小姐是两个中国传道人。她们想坐火车去南京城南的乡下避难。她们到了火车站，只见车站里挤满了推推搡搡的人，所有人都想挤上一列已经坐满人的火车。她们发现有件行李落在了后面，史小姐就走回去找行李，可是没有找着。等她回到车站，火车已经开走了，柳小姐带着现金和其余行李乘火车离开了。史小姐站在那里，周围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她一边手拿着五块大洋，另一边手提着一个装着换洗衣服的小袋子。另一列火车开了过来，方向向南，可是这列火车已经挤满了人，而人们却还是去爬车窗，想要坐到列车顶上去。这列车看上去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正当她站在那里的时候，有一个陌生人问她：「你想在这火车上找个座位坐吗？」

　　「当然想的，」她说，「你可以帮我找一个座位吗？」

　　「跟我来。」这人回答道。他随后就把她带到了特别为政府官员预留的头等车厢那里去。她一开始非常兴奋，因为自己居然能有座位坐，但后来才知道这列火车在她要去的那个地方不停，会一直向前开，要开到一个陌生的镇子才停下来，在那里，所有人都要下车。就在这里，上帝也供应了她！ 在火车上有一家人租了一只蓬船，所以就邀她同行。当他们在第二个镇子分手之后，史小姐找到了一个自己曾经去过的教堂，于是就加入了另一群基督徒行进的队伍里去。就这样，她一点一点向西走，在西部，她成了家并找到了一份工作。

　　袁小姐也有类似的漂流经历，不过时间要更长一些。她带着自己的小布袋和几块大洋，从一个镇子走到另一个镇子。无论她走到哪里，都会找到小小的基督教教堂和宣教站，里面都有热心的基督徒来招待她，这些基督徒大多都是中国内地会成员。她晚上在铺着稻草的地板上睡觉，在井边洗簌，吃他们所提供的简单食物，并在传福音的聚会上讲道、带查经班，然后在接到日本人逼近的消息时候，就跟着新来的难民一起向西逃。这些难民有的坐蓬船，有的坐独轮车，有的骑着驴、有的步行，穿过了风景如画的中南部山区。内地的基督徒欢迎袁小姐的到来，并请她给路过的这些人讲道，就这样，她有了随时随地做用证的机会。抗日战争于1937年爆发，持续了八年，在这八年间，她周游了十个省份，除了沿途所受招待之外，并没有任何外在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她随处进道，教导和做见证，直到1945年战争束之后才回到南京。她告诉我们，直到那时，她才知道中国内地会，才对他们无私奉献以及在那些日子里对中国人的殷勤招待有所了解。

　　还有一位王老太太，她与家人在离南京城不远的乡下避难，他们在一个小村庄里租了一间屋子，是一排三幢屋子的当中一幢，成群结队的年轻妇女整天都躲在地下室，为要躲避日本散兵游勇那禽兽的情欲。有一天，她们看见有一个日本兵走了过来，于是女孩们全都躲了起来，而老太太们则在外面守望祷告。这个日本兵进了第一幢屋子，然后又出来了。正当他要踏入中间那幢屋子的时候，一只狗跳起来咬他，于是他就转过身把那只狗赶走。这样一来，中间那幢屋子他就没有去，径直进了第三幢屋。

　　陈老太太和她全家没钱雇车从南京逃走，只好呆在家里。几个日本兵进了他们的房子，看到有男人站在院子、他们就开枪把他们全打死，然后一走了之。陈老太太和她儿媳妇是唯一两个幸存者，被这场射杀吓坏了。两个无依无靠的女人怎能够活下去？她们惊恐万分，转身跳进井里自杀。正当她们在井水里挣扎的时候，又有一个日本兵走了进来，他听见有响声，就从井口向下看，对她们微笑了一下，让她们不要怕，然后放下一条绳子，把她们拉了上来，给了她们一些干衣服，还留下一些钱。她们想谢谢他，而他只说了句：「我是一个基督徒。」

　　正当战乱中的残暴四处肆虐之际，一位勇敢的美国女宣教士一次又一次地走上街头，把那些跪下来喊着求她救命的妇女们聚在一处，然后把她们带到金陵女子学院，一群英勇的朋友把美丽的校园变成了一个在美国国旗保护下的巨大难民营。她们保护着这些妇女不受蹂躏，长达五个月之久。这些日子里，几所由宣教士们运营的难民营收容了成千上万的难民。南京的妇女过去常说：「我们南京人是那个美国宣教士救的，我们觉得她就是耶稣自己。」

　　至于我和李曼小姐，曾经在日本侵略阴谋的阴影下生活多年，这只老虎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只是不知道它何时会扑过来。我们就如往常那样生活，希望情况能够好转。李曼小姐在完成注音符号版圣经印刷的同时，还要尽力不让我担心。我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一位中国朋友来到我的房间里，告诉我关于大逃亡的事情，并催促我们去上海租界住，因为当时日本还没有对那里发起进攻。

　　我们决定打点好行装之后尽早出发。我们的印刷商汪先生在火车站足足花了三天的时间，才为我们成功地订到了一个头等车厢的位置。后来，好心的列车员让我们的三个女佣和我们一起留在这节车厢里，没有让她们去三等车厢坐。如果她们要坐三等车厢，就得要等下一列火车，而且肯定会在混乱中走失的。她们都是头脑简单的乡下人，从来没有坐过火车，其中有个女佣叫小金，整个晚上都在嘟哝着：「啊，我的妈呀！ 啊，我的妈呀！ 我们会怎样呢？我们这么多人，这个小房怎么能住得下？」

　　忽然，一个可怕的念头第一次在我脑中闪过，于是我问：「李曼小姐，我们在上海住在哪里呢？」

　　「亲爱的，我不知道。」她回答道，「主必预备。」 列车准点到站，我们刚到上海站，李曼小姐从车窗向外看，叫道：「喜铃在那里接我们！」喜铃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带着一个护士，旁边还放着一个轮椅。我们曾给喜铃发电报，请她来接我们，所以会期待她在那里接车，但我们不知道的是，那封电报她其实并没有收到。她在早晨做守望祷告的时候，受到感应，于是就下了楼来接这一趟列车。而且我们的列车门刚好停在她站的那个地方。我们穿过拥挤的人群又发生了一个神迹：在路旁，有两辆空出租车在那里等客。

　　「这里真是人山人海，所有人都想在上海找个地方住。」喜铃告诉我们，「今天就别白费功夫去找房了，你们最好先在医院找个病房住下。」但是医院的病房太小，我们五个人住不下，于是我们就打电话给八哥，请他帮我们找个地方住。

　　「现在上海连一平方空地都没有了！」他大声喊着说。

　　「那你就尽力而为吧。」我们催促道。于是他就叫他儿子永愉和媳妇亮云去给我们找个地方住。他们整个早晨在街上走来走去，却一处地方也没有找到。在中午的时候，他们又热又累，于是就到环龙路的一家俄国小餐厅坐下来吃饭。就在街对面就有一排砖房，正当他们吃饭的时候，一个俄国女人出现在他们面前，她在其中的一幢房子门上贴了一小块方片纸，那张纸只有名片那么大小。

　　「我们去看看贴的是什么吧！」亮云说，「也许是租房广告。」他们过到街对面，发现这的确是一张租房广告！他们碰巧看到了，而找房子的人满大街都是！当他们走到门口的时候，那个女人还在外面，于是她就带他们上楼看房，这个房间带着一个浴室，刚好合乎我们的需要！其他找房子的人跟了过来，于是亮云就留在那个房间里，保住这个机会，永愉则去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给你们找到了一间房，如果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就租不到了，」他说，「所以你们就按照这个地址尽快赶过来吧！」

　　就这样，在到上海七个小时后，我们就高高兴兴地搬进了这个在流亡中的新家。

　　在我长病不起的那段时间里，李曼小姐照看着我，她是否会因此就停下注音符号圣经的事工呢? 啊，那可没有！ 如果你认为她会停下来，就不够了解我这位名叫玛丽·李曼的义母了。在她看来，困难只不过是证明了她的工作极端重要而已，所以要沉着应对，而决心却是绝不会动摇的。她藉着恒切祷告、充满爱心的照顾以及坚强意志，帮助我从死荫幽谷中走出来；与此同时，她以同样的热心，投入到自己这项自愿接受的翻译任务当中去。很多人也许会把她想象成是一个精力充沛而健康强壮的女人。其实，她的脊椎受过伤，一直疼痛不止，身体也很虚弱，几乎很少出门。在照料我并满足我很多需要之后，她一有空就工作，工作时坐在一张躺椅上，把一张小桌子放在膝头，打字机就摆在旁边，常常工作到凌晨。这样，她处理了很多来往信件，并继续去做那无休无止、需要全神贯注的校对工作。她还培训了很多老师和学生来协助校对，并尽量把那些会对这项工作感兴趣的人争取过来。她教会佣人们阅读，并让她们作为成果演示给别人看。史特瑟斯小姐（Miss Helen Struthers）花了两年的时间来协助这部圣经的出版和发行工作。

　　李曼小姐得到了上海注音符号推广委员会的支持。和她想法一致的宣教士也想尽量用这种方法教普通老百姓认字，他们也支持她。不过，说来也怪，文人也好，文盲也罢，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接受这个大好机会，对这种方法根本没有信心，就连绝大多数传道人也和这些人抱同样观点。他们对汉字过于投入，对将拼写从本地方言变成北京话的可行性过于怀疑，而且很容易就被启用一个新系统时会遇到的困难吓倒了。很多人一开始学都很热情，可是，当他们看到人们反应冷淡之后，很快就停了下来。因为不识字的人认了几个字之后，就觉得非常自豪，因而会抵制一切新生事物，而注音符号看上去就像是一门外语，他们对此也就格外反感了。

　　西方人似乎较为容易接受这个，因为他们习惯了注音的拼写，然而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则绝难接受。中国人习惯于单用强记的办法来一个一个地认字，虽然说话是有抑扬顿挫，却无法辨别声调，只把那些同声调的字当成是不同的汉字辨认。他们的脑子忙着认字，就没有空去思考所读的内容，所以，内容稍微复杂些就往往被完全误解掉。事实上，这一计划推行起来困难重重，若没有政府强制性推广，单凭着个人努力是行不通的。不过，一个原本笨拙的妇人，若能在老师的循循善诱下跨过拼写这道门槛，那么，在福音单张或圣经中的亮光就会让她开始变得有智慧起来，她情感和推理方面的能力就将会被激发出来，她就能渐渐成为一个全新的人。一旦她意识到自己是在阅读中文（她们一开始误以为所学的是英文），意识到自己可以写信了的时候，一旦她能渐渐体会到上帝话语之美妙，她就会迷上圣经，并为着发现自己有这样的悟性而喜形于色。有个讲道人念错了个字，一位老婆婆纠正他说：「在我的这本圣经（注音符号版本的圣经）里，这个字是这样念的。」当然，她念对了，错的是他！

　　最先完工并付印的是《约拿书》，其余书卷也陆续印了出来。这样，我们就有了好几本教材，可以去教那些来我们教堂学习的乡下孩子。乡下人差不多全年都很忙，不过，在过完农历新年之后，他们就有时间学习了，那段时间我们的工作最辛苦。孩子们学得比大人快很多，在六周之内，这些孩子就能够很好地拼读书写了，于是我们便让他们带着书回家，嘱咐他们坚持念书，并试着去教别人。他们回家之后，对自己刚受的教育非常自豪，常常给我们寄卡片，上面写着注音符号。不久之后，这群孩子所在的乡村那里来了一个农夫，他笑容满面地过来拜访我们，还带了鸡蛋和炒米作为「谢礼」。他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这注音符号，」他一开始就说，「可真是个活宝贝。我的女儿名叫宝珠，今年在你们的速成班念书。她回到家之后，给我们念圣经，还开始记账！这可真让我们吃惊。这样一来，我们的邻居就常常过来串门，要听她念书。

　　「有人说：『这真神了，这个娃儿原先一个字也不识，现在居然可以读圣经了。有谁听说过这样的事？』还有人说：『也许她念得不对。我们去叫一个上过学的大男孩来试试她。』于是他们就把一个念过书的大男孩叫了过来，给了他一本圣经，然后叫宝珠读她自己的那本圣经。她每个字都念对了。那个男孩子念了5年书，还没有她读得好。现在，我们村里人只要遇到新字和难字，都拿过来问她，如果这字旁边有注音符号，她就能告诉他们这是什么字。所以他们都把她叫做『小字典』。」

　　漆匠和木匠的故事也很有趣。我们雇了一个人为我们漆房子。这个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一位勤劳的工人，可惜目不识丁。他第一天参加我们晨祷的时候，看到厨子、洗衣妇和拉车的苦力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本圣经，轮流读当日经文，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们就劝他也去学注音符号。他站在那里，满脸通红，耳根发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他是个结巴！不过他还是很想学。于是，就看见他在工余时间，坐在一块石头上，双手抓住一页纸，开始拼读「b-b-b-b啊，b，p-p-p啊，p，m-m-m啊， m，d-d-d啊d」，这真是不可思议。他不断地念叨着「b啊，p啊，m啊，d啊」，连站在梯子上刷漆的时候口里也念念有词，还在刷漆刷到一半的时候停下来，拿起书看看，找一些生字来念。

　　有一天他告诉我们，有些门的木头坏了，而且窗户也朽烂了，所以在上漆之前，我们得要找个木匠把这些修好才行。那木匠一到，漆匠就走上前去劝他学习注音符号。当木匠开口读这些音的时候，两个人都大笑起来。大家都围了上来，想知道什么事那么好笑。漆匠说：「他也是个结巴。」不过，口吃这个毛病不仅没有让他们两个人灰心，反而使这个结巴老师和结巴学生学得更加带劲。我们常常看到他们俩坐在树下的一块大石头上，各自手里拿着一本书，一边喝茶，一边津津有味地读书。

　　现在，政府开始全力推广注音符号了。所有的小学课本里面都标上了注音符号，连很多告示上都做了标注。有一个市长，下令要老百姓们到大众补习班里去学注音符号，但报名的人寥寥无几。他们说： 「我们太忙。」于是，这位市长就把老师安置在城门口，挨个考核入城的人，看他们是否会读注音符号，只有会读注音符号的人才能进城。问题解决了，所有补习班全部报满了，因为乡下人都得要进城来卖东西。

　　在1937年6月，教育局在南京召开了一次会议，来自全国各地近一百名代表将会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培训，一起学习如何教老百姓认注音符号。普及教育部部长知道李曼小姐做过的事，就请她送几个学生过来给这些代表们做演示。李曼小姐就与我们的一位中国老朋友袁小姐取得了联系。这位小姐在南京城南30公里左右的村子里传福音，她把自己的积蓄奉献出来建了一座小教堂，并且亲自和泥水匠们一起来建堂。她正在教一帮男女孩子们读注音符号。这些孩子们整天都要干活，在山上挖野菜、拉车、放牛、砍柴等，每天傍晚，在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才能过来上半个小时的注音符号课。袁小姐接到信，就雇了两辆马车，跟学生们说，他们可以和她一起进城。这些学生们挤进了车里，打扮和平常没有什么区别，男孩子手里拿着一本书，女孩子用黑帕子把头包住，书放在篮子里。这些孩子觉得进城是一件极为好玩的事情，睁大了眼睛要来看首都的各样奇妙事物。李曼小姐出来迎接他们，把他们领到了教育部富丽堂皇的大门里面。

　　他们进了大礼堂之后，眼睛睁得更大了，前排座位上坐着很多教育家，不过这些孩子初生牛犊不怕虎，出色地通过了所有测试。代表们受邀来考考这群孩子们，于是其中一位代表走上前来，拿起一本他们带来的书，随手翻了一页，叫一个孩子朗读出来。这个孩子开口就读，非常成功。另一位代表自己带了一本有注音符号的书，就拿出来给一个男孩读。虽然这男孩之前没有看过这本书，却能将里面的内容朗读出来。第三个代表指了指墙上的标语，请一个女孩来念，她也念出来了。这次演示给这群教育家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把注音符号权威赵元任博士准备的一套注音符号纪录片作为奖励，赠送给李曼小姐，还请我们预备一篇关于注音符号价值的演讲稿，要在中央广播电台播放。那时，我的身体刚好恢复了一些，于是就口述了这篇演讲稿，后来又通过口述，出版了几本关于注音符号重要性的小册子。

　　我是在贵族化的学校念书，每项科目都用英文教授，老师也都是美国人，有的住校专任，有的是附近一所大学的教授太太。记得有一次，一位上帝重用的宣教士明美丽小姐，带我们几个「较高等」的学生到她游行布道的船上去各地举行布道会。我们平时佣人伺候惯了，连自己都不知道怎样照顾，更别说做普通家事了。所以我们都袖手旁观地坐在那里，看她煮呀、洗呀、清理呀，甚至倒脏桶也由她。她真像佣人那样，等我们吃完了就用我们的盘子吃。她确是为主舍己感人的宣教士！

　　以后的年日中，我常常与这位亲爱的宣教士一同祷告，一同工作至深夜，将她的信息译成中文。我一向深深佩服宣教士，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离乡背井，许多人甚至为了上帝，为了我的同胞，牺牲他们的生命。

　　毕业后，我在中国政府办的省立第一女子师范任音乐、家政等科目的教员。课余我常向学生传福音，结果二百多名学生中有七十二名接受了基督。她们常常来我家，也来我们教会查经班。这时，报纸开始攻击我了，骂我：「这个音乐教师原来是传教的，教学生呼求上帝呀，上帝呀，唱天堂是我家。引起了家长们的震怒。」真的，许多学生实在为了信主受到家庭的逼迫，但他们在试炼中站住了，忠心到底。现在有些也住在美国，常来看我呢！

　　与我一起出去旅行布道的宣教士，多半对基督徒讲道，我就常常对非基督徒证道。我们到过许多大城市，对公立学校、教会大学、中学的师生，对医院的护士、普通老百姓，讲过无数次的道。有时人数多得无处容纳，要搭帐篷，我常住进学生宿舍，只为了要接近她们。

　　有时，一天讲完三次道以后，我还要忙到深夜，接见慕道的人，个别谈道。我们也到过许多穷乡僻壤，过简单的物质生活。我们坐过火车、轮船，也坐过轿子、独轮车、人力车、帆船。我们遭遇过许多反对和试炼，但主是我们的先锋，在各式各样的人中，预备了无数的心田，接受他自己的救恩。

　　最后，我终于放弃了许多高职位的机会，与我最亲爱的同工李曼小姐一道事奉主。上帝在我们的共同事奉中，赐给我们深挚的友爱与和谐。我因此也可以继续住在自己家里，要不然，没有基督徒可能进到我们家里来。因为当时门第观念太深了。许多年后，我取笑李曼小姐，说她并没有正式邀请过我与她同工。是真的，我毛遂自荐时，她总是静静地说：「愿主耶稣引导你。」每次我征求她的意见，问她做什么好的时候，她总是用同样的这几句话回答我，从不表示她自己的看法。我必得供认，初信主的时候，真被她这句话激恼了。我心里想：「为什么她不把这句话印出来呢？每次回信给我的时候，夹上一份不就得了。」

　　可是，她的回答多么正确，在人生路途上的许多抉择中，我们都应当直接从上帝那儿得指示。我们可以请教属灵的长者，或者和主内的兄弟姐妹商量，但在最后的决断上，应该是上帝直接对我们的心灵说话。

　　李曼小姐和我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在疾病、战争生死关头和几乎没法解决的困难处境中彼此照顾。当我刚刚开始与她在南京同工时，引起了一大堆的疑问。苏州的校长贝小姐和安汝慈小姐，还有别的宣教士，一个一个专程地来问她，为什么留住我，不让我做全国性的事奉：「南京只是一个地区呀！」她们这样责问她。

　　但是，李曼小姐实在没有「留住」我，是主自己领我俩在一起事奉他。所以从这件事情又看出来，她是多么有智慧，常常用那句话回答我–「愿主耶稣引导你」！

　　1903年初，李曼小姐开始了她的杰作，一连十一年六个月才完成。原来她坚信大多数是文盲的中国人，应该有一本比汉字更简化的圣经阅读。那时中国政府已经正式采用了注音符号，于是她动手把中文新旧约圣经全本每行汉字旁边都加上注音符号。这真是一项千古不朽的杰作。

　　李曼小姐可以说是最没资格，又最有资格从事这项伟大事工的人。她经济拮据，办公的地方局促，校对员是义务的，又只有一位铸字匠铸这种符号的字模。那时她已因健康关系退休了，身体虚弱，又周身疼痛不止，她的目标似乎不可能达到。而且不但没有人同情她，还有许多想不到的人士反对她。然而，她有高深的中文造诣，钢铁般的意志，无限的信心，深信这是上帝呼召她的工作。这本注音符号的中文圣经又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拦阻，在三十多年后才正式问世。

　　1931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我醒过来，觉得眼睛刺痛得好厉害，房子好像在打转，额头发烧，全身僵硬。就这样九死一生地躺了十七天，不能吃也不能动。以后的八个月，喉头只能出一点咕噜声。一年半之久，眼睛都睁不开。我病得这么厉害，李曼小姐只好放下她白天的注音工作，整天来服侍我。仅剩下在三更半夜，累极了的她才有时间做校对工作。

　　六个不同国籍的医生，被请来看我的病，都异口同声地宣布无望。一位最著名的中医也被请来看我（我们还要付他一大笔钱，如果他在出诊中被人绑架的话），他握住我的手说：「你好像一盏灯，油干灯尽了，最多只能活三天。」我的家人为此替我做了殓服，买了棺材。可是，上帝的大能藉着李曼小姐的祷告、信心及勇气，带我经过了死荫的幽谷（在以后的年日中，又经过了许多类似的幽谷）。

　　1937年，正当李曼小姐的注音工作做得颇有起色时，日本侵略中国了。但是她并没有停工。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她也不肯跟其他宣教士一道调遣返国，为的是想完成她的注音圣经工作。因而，她被关在日本集中营里两年，跟别的残废病弱的外国人关在一起。我呢，在那整整两年之中，也一直被困在病床上，患着不治之症，骨髓里藏着许多疟原虫。那年的圣诞前夕，我还活着，真是使大家惊奇不已。有一位医生公开对他的家人说：「我留意蔡小姐的病状很久了，从她的病我知道，一定有位真神。现在我们母子俩决定相信耶稣，并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上帝也奇妙地救了我家看门的。他在我家三十五年，我父亲做官时，他总管我家门口、花园、庭院等处的安全职责。当他听见我的病没有希望时，跑去见牧师说：「我也要去蔡小姐去的地方。」于是牧师指教他怎么信主，领他得救。他接着受了洗，几个月后就被主接去。

　　有一次，当我濒临死亡边缘的时候，我看见天堂的异象，也听见美妙的歌声。我想：我的时候到了，多么隆重的欢迎！可是我似乎听见有声音说：「不，不是正式的欢迎，只是预演而已！」

　　我的病症，经过十六年漫长痛苦的日子，才得到正确的诊断，那时已经太迟了，来不及治疗了。疟疾连带许多附属的症状，使我永远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行动自如地服事主了。人的耳朵里面有三个半规管，是保持人体平衡的，我耳朵里面所有半规管都分开了，所以我的平衡系统也完全被破坏了。我走起路来就像个螃蟹，前摇后摆地，没人扶住就要摔倒下去。我的眼睛受不了光，在窗帘低垂、灯光密罩的暗室里，还要戴上深黑的眼镜。

　　到美国来以后，有一天一位耳鼻喉专家到我房里来，高声说：「蔡小姐，我知道你是个难民，而我是个专家，你是请不起我的。不过为了好奇心的缘故，我愿意好好检查你一次，要查出你不能走路的原因来。」

　　他把房间弄黑了，将我仔细检查一番，等他终于停下来的时候，我真是得了解救似的，感谢主。然后他指着天说：「蔡小姐，只有那位天上的医生可以使你再行走。当然你知道，每个耳朵有三个半规管，保持身体平衡，你两耳的半规管都分开了，因此你今生永远不能走路了。」他并不知道致使耳朵半规管分开的原因。我要求他替我动手术。可是他只微笑着说：「我说过了，只有天上的医生能使你再走路。」这是1950年以后的事。

　　没有人能够长久地冲在浪尖，因为大浪很快就冲到顶，弄潮儿随后就会被压到浪底。我不久之后就经历了低潮期。我们在磨石街的屋宅太大，维护起来颇为不易，于是母亲就把这宅子给卖了，当时我正在美国。母亲搬到一所临近渔夫码头的屋子里住，这屋子较小，非常幽暗，我们的生活大不如前了。我们在日本收到一张母亲拍来的电报，她邀请李曼小姐住到我家去，因为她早几年就让我做了李曼小姐的义女。回到南京，马车把我们放在新家的门口，我发现我们住的地方只不过是进了大门右边的几间房而已，不禁大吃一惊。我是一个住惯了深宅大院的人，我们住的地方对我而言就和住大街上没什么区别。

　　母亲气色特别好，能与她和家人团聚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然而我自己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很多活动不得不全部取消。第二年我接到噩耗，亲爱的母亲忽然过世了。当时我正在牯岭休养。我离开家的时候她身体健康，精神也很好，十天以后，我忽然收到电报，说她已经过世了。我急忙赶回家办理丧事。根据她的遗愿，葬礼要照基督教的仪式，庄重而简朴，虽然有些家人反对这样做，我还是按照她的意思办了。她告诉我们，自己不想葬在苏州，因为她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也想与基督徒葬在一处。于是我们就将她葬在基督徒的墓地里，靠近李曼先生的墓牌。

　　我六姐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这次葬礼充满了平安与盼望，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在二十五年前嫁入南京一户巨富人家。她公公所任职分与我父亲相当，过世却很早，她丈夫也早逝，撇下她和三个孩子，永健三岁，光云二岁，永富只有六个月。那时家里有三个寡妇，六姐夫的祖母、六姐夫的母亲，还有六姐。于是永健就成了这个家族的大部分产业的继承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完全可以预料得到会有怎样的结果。永健从小就在这三个寡妇的溺爱中成长，长大了之后就完全不受她们管束了。永健成了一个横行霸道挥金如土的人。他对她们的眼泪和劝诫嗤之以鼻，如果不给他钱，他就在家里翻箱倒柜，拿了值钱的东西就走。他将大把的钱财挥霍在吃喝嫖赌之上。

　　有一天，他在赌局里输得很厉害，于是在凌晨回到家里，逼他奶奶要钱。她当时还没起床，于是他就恶狠狠地走过去，粗声说：

　　「把我那条珍珠项链拿来给我。我现在就要！」

　　他奶奶从睡梦中惊醒，喘着气说：「什么珍珠项链？」

　　「就是你说要在我娶媳妇的时候给我的那条。」他回答。

　　「那条珍珠项链！」她叫道，「那是价值连城的珠宝，是我们留着给你新娘子的。」

　　「我现在就要！到那时你们再拿些其他的东西送给她就好了。」他怒吼道，「赶快交出来！」

　　他这样地骄横，着实把她给气坏了，于是就回答说：「不行，你休想得到它！」

　　他冲上前来扇了她两记耳光，大叫道：「你给是不给？」他奶奶尖叫起来。六姐听到叫声就冲了进来，可永健用蛮力把她推了出去。厨子刚好从这里经过，听到尖叫声也冲进房间里来，手里还拿着一个水桶。他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于是把整个水桶连同里面的东西一起扔向永健，永健低头避过。这厨子怒火中烧，喊道：「我要为这个家除掉你这个恶棍！」就拿了一个大雕花椅子砸了过去，但永健再次闪开了去，然后落荒而逃。

　　永健离开了南京，去了无锡。这个家族在那里开了好几家大铺子。于是永健又去逼那些经理给钱。与此同时，他写信回家，威胁说要打断他弟弟的腿，使他弟弟变成一个废人，不再能做继承人。他甚至雇了杀手埋伏在永富上学的路上，要把永富打残，但是这个阴谋被发现了，于是他的弟弟就被藏了起来。六姐写信告诉无锡店铺里的经理，叫他们不要再给钱给永健了，同时还报了警，要警方把他捉拿归案。但是永健极为狡猾，再次逃脱。八哥想用计抓住他，于是就请他回家下盘棋，六姐则去叫警察来把屋子围住。永健如约而至，坐下来下棋，但很快就疑心有诈，就溜走了，又一次从他们那里脱身。

　　后来，永健去到一个店铺经理那里，用枪指着他说：「你如果不给我钱，我就打死你。」有几个店员猛地冲过来抓他，他被迫逃跑。可怜的六姐，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已经是一筹莫展。看来唯一的法子就是把他逮到并关在监狱里面。于是她就请警察这样办理。就这样，永健最终被捕入狱，他母亲登报声明，与他断绝母子关系。登报那天，六姐心里极其痛苦。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她带着光云和永富来到渔夫码头与我们同住。她吃斋念佛，但于事无补，并不能使她从这场灾难中解脱出来，因此，当我们给她讲在基督中得到平安的方法时，她比原先更加能够听得进去了。不过，在耐心的教导和解释了好几个月之后，她才接受了基督，同时不再吃斋了。随后，光云和永富也接受了基督，三个人一同受了洗。随着她受的试炼越多，就信得越深，她把永健交托给主，并为他恒切祷告。

　　永健写信叫我向他母亲说情，把他从监狱里保释出来。李曼小姐派人送了他一本圣经，于是他就从圣经里面引用了一些经文，表明自己已经悔改了。当我向家里人提议将他保释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反对这样做，说：「我们会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的。如果他给放了出来，你就得要负全部责任。」不过，我却想要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写信告诉他，如果他愿意到我家里来住，并答应要听我的话，我就给他作保。他同意了，于是我就将他保释了出来。

　　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做早祷，正读到《使徒行传》中彼得从监狱里获救的那个部分，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喧闹声，门砰地一声打开了，永健站在了我们面前。我看了看他，面黄肌瘦，头发长长的，眼里闪着怒光，就知道他还没有改变，仇恨还在他心里燃烧，而我自己的心则不住下沉，暗暗自问道：「他没有悔改！他骗了我！我该怎么办？」他母亲对他说话，可他浑然不理，只对我打了个招呼。我带他去我宅子里的一个房间，告诉他这个房间他可以用，然后清楚地告诉他，没得到我的允许就不准外出，外出只准坐我自己的人力车。

　　六姐和二嫂还有其他人都责备我。「你难道没有看见他一点也没有改吗？他骗了你。现在我们宅子养了只老虎，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永健在自己的房间里贴上了几条标语「老母该死！」「经理该死！」「要杀了我弟弟！」他在暴怒之下把门踢成了碎片。我试着与他交谈，可是他一点反应也没有，面带愠色地坐在那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地。他奶妈说：「在我见过的恶棍中，他是最坏的一个。如果这小子信了主，我们整个镇子的人都会信耶稣的。」我试着给他找点事做，并请他为我誊写一些福音单张，他去写了，但是还是像块石头一样顽固不化。

　　后来，他开始写作，写一些文章寄到一家报社去。他的文笔犀利流畅，于是那家报社付给他较为优厚的稿酬。这样一来，他就找到一些让自己忙上一阵子的事做了。两年之后，他去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并名列榜首。他开始有了变化，原先挥霍成性，现在却节俭起来；原先游手好闲，现在却勤奋上进；原先桀骜不驯，现在却平静安稳。在这些年里，他没有对自己的母亲说一句话，所以我们知道，他仍旧怀恨在心，还没有认罪。不过他母亲却从未中断过为他祷告。

　　在毕业之后，他去了杭州，要做一个研究，考察中国那一带各样的大学，就在那里染上了伤寒，送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他一连好几周躺在床上，越来越瘦，越来越虚弱，已经在死亡的边缘徘徊了。在这垂危之际，上帝听了他母亲的祷告，开了他的眼睛，让他看见，其实是他自己得罪了自己的母亲和弟弟，不是他们对不起他。他就像那个浪子一样，最后终于知道自己错了，并为自己那沉重的罪孽而痛心疾首。他请他母亲过去，当她到他面前弯下腰时，他看着她的脸，这是他多年以来第一次端详她的脸，他在这张脸上看到了自己所带来的痛苦，就失声痛哭起来。「母亲，你爱我关心我，可是我就像一只忘恩负义的狗，回头咬那只喂食的手，伤害了那个唯一爱我的人。你能原谅我吗？」

　　「你是我的儿，」她呜咽着说，「我当然可以原谅你，不过，你一定要请求耶稣也原谅你。只有耶稣能够将你所有的罪都洗干净，并洁净你的心灵。」

　　「是的，」他回答，「我的确想请耶稣饶恕我并做我的救主。你会为我祷告吗？」在她祷告的时候，眼泪顺着他瘦瘦的脸颊滴了下来。从那时起，他的身体就渐渐好转，但是奶妈不小心给他吃了些坏了的饭菜，他的病又发了。有一天，他请了一位牧师来给他施洗。几天后，永健对这个世界闭上了眼。但是，在进入天堂那天，他却要再度打开眼睛，看到主的荣面。

　　宽阔的太平洋横亘在我深爱的祖国东海岸和美丽的美国西海岸之间，它的波浪在这两个伟大国家的海岸上拍击。我是多么希望这「太平」洋能给两国带来上帝所要赐给它们的太平！我们两国人民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只有那些曾经飘洋过海的人，或是那些了解两国人民的人才能看到这些共同之处，并知道中美和平共处是维系世界和平的一根纽带。当我们从闭塞的时代走出来，要努力追赶上那旋转个不停的现代世界的时候，4.5亿同胞却陷入了动荡的政治混乱当中。我从未想到过中美两国会起冲突！尝试着去回顾那些导致冲突的政治决策失误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只有用一句中国人的话说：「这是天意。」因为上帝允许这事发生，这样我们就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悔改归向祂为世界各国的人们所预备的平安之中去，那平安就是十字架的平安。

　　一次，一个来自上海的中国学生向我问起美国的种种。我问：「你为什么想去美国呢？」他答道：「没有一个上海学生不想到美国去的。」这话可能有点夸张，但却也的确代表了在过去五十年间我那些同胞们的愿望。这一半是出于对那些来到中国的宣教士们的敬意，一半是要满足亲眼目睹美国在物质方面极大发展的愿望，或者是想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一个博士的头衔。1921年，李曼女士回美国休假，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她一道去。我们抵达夏威夷的时候，接到一个电报，是有些人对宣教事工感兴趣，想要邀请我在几个教会做巡回演讲。

　　我们所乘轮船经过金门时天色已晚，我第一眼所见的美国就是旧金山的万家灯火。我注意到，在轮船抛锚靠岸后，码头上没有大声叫喊的苦力拥在那里。海关对乘客行李检查时的井然有序，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中国的人很多，通常一个位子会有十几个人去抢，而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于是，一个名叫蔡苏娟的中国女孩初次来访，发现自己无论走到哪里，从出租车司机、售票员、火车服务员以及热情友好的基督徒身上，都可以看到真正的民主和仁爱。

　　金多娜小姐（Miss Donalbaina Cameron）和吴庭芳小姐来自旧金山华人长老会，她们过来接我们的船。多年来，几乎所有从中国来的船她们全都接过。她们带我们到了一间漂亮的公寓里，这公寓的主人去纽约了，于是就借来给我们短期居住。

　　现在这两位女士已经退休了，我想要在这里对她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因为她们从旧金山唐人街的网罗里救出了好几百个中国少女和儿童。在金多娜小姐小小的房间里，有一部电话机放在床边。她与警察有联系。不管有多晚，只要她接到警察同事的电话，都会跳起身来去找那个被拐的人，若有必要，还会上诉至法庭。我们在那里逗留期间，她接到了警察打来的一个电话，请她去找一个被拐到妓院里的中国少女。金多娜小姐到了那个地方，从救火梯爬到楼上，进了房间，拉住那个少女的手，要带她离开。这时，有一块活板忽然伸出来，把她们俩隔开了，她不得不松开手，两手空空地回去。不过法庭受理了这个案子，我们陪着金多娜小姐一起上法庭听审讯。她站在法官面前，脸如天使一般圣洁，指控中国妓院老板拐带人口，而那个辩护律师则像一只嚎叫的豺狼，竭力要证明那少女是在那里做合法的生意。

　　人人都叫金多娜小姐「妈妈」，叫吴小姐「姨姨」。很多少女对我们说：「妈妈和姨姨就像我们中国话说的那样，上刀山下火海，从狼巢虎穴中把我们给救了出来。」后来，大部分少女都出嫁了，分别住在美国各地，为基督做见证。

　　到了主日，我们去了一间华人教会，在那里，我们遇见了一个热心的个人工作者，「一个主的猎犬」。李曼小姐在谈话间提到与我们同乘一艘轮船来美国的一家中国人，说自己觉得很遗憾，没有机会和他们好好谈一谈。在做完礼拜之后，我们回到公寓。这公寓里面有各样现代便利的设施，可我们两人觉得自己就像在机械森林里迷路的两个孩子一般。李曼小姐离开美国已经有二十年了，我又是第一次出国，因此我们不会用现代的家电。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机械怪物就是自动电梯。我们不知该怎样操作。李曼小姐请我试试看，我则想劝她尝试，我们两个人都怕按错后会发生严重事故。我们无论上楼下楼都要爬四层楼梯！我们的朋友金多娜小姐和吴小姐当时并不在场，她们尽力在各方面照顾我们，却怎么也想不到我们无知到了什么程度。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我们俩都吓了一大跳。我说：「你去接听吧。」李曼小姐说：「不，还是你去听吧。」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不能确定我们是否能听得到电话，而且心里太紧张，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这里没有可喝的水，」我说，「你觉得我们可以去喝水龙头流出来的水吗？我们最好还是烧点开水吧。」于是我们就像在中国时一样烧开水喝，却不知道那里的自来水是可以放心直接饮用的。

　　吃饭的时候到了，我们刚刚坐下来要吃饭，忽然有人在外面急急地敲门，我们吓得跳了起来，开门后发现敲门的是我们那热心的「猎犬」朋友。「他们在这里！」她嚷道，「我在街上看到他们，就请他们上楼来见你们。这是你们在船上想要攀谈的那一家人吗？」在她身后站着一家子中国人，每个人都是一脸的迷惑，她用自己的热心而非机智，把自己遇到的这家人硬拉来拜访我们。这家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跟了过来。可他们根本就不是我们在船上遇到的那家人！我们请他们进屋坐坐，虽然开头介绍的方式未免有点怪，他们却很高兴能够遇到来自中国的朋友。他们是我在香港见过的富豪之一，听了我们的见证之后非常高兴，同时也很高兴在这里也可以找到基督徒朋友。所以，忠诚的「猎犬」的确为主把猎物给带来了。

　　我们在旧金山住的时候，听到很多关于一些风行一时的异端邪教的故事；但最让我难过的，就是听说在这座城市里有一座美国大佛寺。我们决定去亲眼看看这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还没进门，就闻到了香火味。进门之后，我们看到里面布置得和教堂一样，但在前面的坛上供着贴金的菩萨。他们没有丝帘，于是就把一条中式女绣花裙挂在神龛上！一个尼姑站在坛后，不住地击罄敲钟，与此同时，一个剃光头的美国人，披着橙红色的袈裟，向听众们解释，耶稣十二岁的时候，没有去耶路撒冷的圣殿，而是去了一座佛寺取经。在讲完之后，这些和尚们就开始收取捐款，用基督教的赞美诗音乐来唱佛教祷文，在结束之后，那个和尚念佛号给众人祝福。这在我看来是一种亵渎。用基督教的形式来敬拜一个偶像，真是畸形扭曲！我看了看那些听众，每个人脸上都显出愁苦的神情。

　　我们心里非常难受，于是就急急地离开了。我心中的悲痛真是难以用言语形容。走到外面的桥上，我看见两位女士走在我前面，一位又黑又矮，另一位又高又瘦。我认出她们是刚才的听众，就赶上前去，对那位高高的女士说：「请原谅，我是一个中国人，原本是拜菩萨的，因此，我可以告诉你们，要得到平安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主耶稣基督！我知道这可以，因为我就是这样才得到平安的。」

　　那位高个子女士低头望着我，泪水在她眼眶里打转。「啊！中国小姑娘，请告诉我哪里可以找到平安！我是马礼逊先生的亲戚，去了这周围所有的教会，我的心却从来没有平安过。」

　　「来，到我那里去，我们可以好好谈谈。」我说，「这是我的地址……」正当我拿出纸笔要写下来的时候，那个矮个子女士忽然愤怒地对我发起攻击，用力地在背后推了我一把，差点把我给推倒。「你这个中国小姑娘，别想改变我们的信仰！你自己已经被这些宣教士给骗了！」然后她就拉住那位高个子女士，用武力把她给带到街那边去了，留下我一人，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马礼逊先生的亲戚出现在旧金山的一个佛寺里！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马礼逊先生是更正教来中国传教的第一人，他所翻译的中文圣经是权威版本，然而他的亲戚在美国却找不到平安！马礼逊先生在轮船上，遇到一位船上职员以嘲笑的口吻对他说：「你要去让那些野蛮人改变信仰吗？」他回答道：「我不能，但是上帝能。」然而，现在却有人想要让他的亲戚倒过来信佛教。我再也没有遇见过那位女士，但这次经历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向上帝祈求，希望这位女士能够了解耶稣基督。得到内心的平安。

　　我在美国逗留期间，除了那个在桥上遇到的女教徒之外，每个人都对我非常和善，我如弄潮儿冲在浪尖，所见的一切都让我兴奋无比。在各个阶层的人身上，我都看到贯彻到行动的民主精神，基督教事工的范围极其广泛，真是随处可见。

　　在美国加州的帕萨迪纳市，最先来探望我们的是斯图尔德夫妇，他们邀请我们住在他们自己那朴实无华的家中，并亲自款待我们。

　　在底特律，我要在长老会成员大会做演讲，自己非常紧张，三天三夜几乎没吃进去什么。可当我登上讲台的时候，看到的不是一排排严肃得拉得老长的脸，而是一群面带微笑的听众，我的紧张就烟消云散了。

　　我在芝加哥的慕迪圣经学院做完演讲后，全体学生都站起来齐声唱《荣耀归于万主之主》，这一幕让我非常受鼓舞，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在纽约，我在新心监狱里对犯人们讲道，让我心深受安慰的是，和我见面的所有犯人都在听了我的见证之后表示愿意信耶稣。在散会之后，他们排好队，一个一个地过来和我握手，泪水滴在我的手上。很多人都对我说：「我会和你在天堂相会的。」

　　在马萨诸塞州的诺斯菲尔德，在慕迪先生家中，我给一群女工讲道，她们每个人都捐出了自己剥一小时玉米所得的工资，凑钱给我买了一架在乡村传道时可以用的手摇留声机。

　　在华盛顿，在与哈定总统握手时，我送给他一个墨砚，是中国皇帝赐给我父亲的。他非常地高兴，于是就停下来与我交谈，然后派了一位助理带我们参观白宫。

　　李曼家在宾夕法尼亚州。亨利·李曼博士是李曼小姐的叔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一个好榜样，对我很有帮助，我心里很感激他。他在宾州行医五十五年，每天早晨六点都准时起床，到自己的房间里祷告，从不间断。现在他眼睛虽然看不见了，却仍然非常平静安详。一次我对他表示同情，他却说：「这个世界充满了邪恶的事情，不看也罢。」

　　在火车或电车上，有我不认识的人把五美元的钞票塞到我手里说：「这是给你在中国宣教事工用的。」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好几次。

　　在宾州的西切斯特及其他地方，我给一群群的孩子们讲道，并送给他们每个人一枚中间有方孔的中国铜板。我告诉他们，可以把这枚铜板系在窗帘的绳子上，每天傍晚他们拉下窗帘的时候，在中国正是早晨，他们就可以为中国人祷告。很多年以后，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当年听道的这群孩子中有一位写信给一家报社，建议报社告诉美国孩子们，每当拉下窗帘的时候，就为中国人祷告。

　　宣教士们进入大城市的城门，建立起大规模的教堂、学校和医院，渐渐形成像我们在南京那样的大型社区。可他们所成就的还不止于此。中外宣教士一起去到穷乡僻野，完成了伟大的拓荒事工，那是一些还未开化的地方，人们的生活同自己几千年前祖先所过的日子并无太大差别。

　　我看见，这些宣教士骑着吃苦耐劳的蒙古马，穿过中国大西北的沙漠荒野之地，在沿途的驿站旅店停下来，把福音单张发给那些来自中亚偏远角落、会讲各种语言的旅客。我看见，他们坐在硬木板做的马车上，在北方沙尘滚滚的路上颠簸，要在日落之前赶到一个边远的城市。我看见，他们把双腿蜷曲起来，跨在任劳任怨的驴子身上，骑着驴走在险峻陡峭的山路上，而这只不过是为了要到一个需翻过四座山、经过四座镇子才能走到的小山村那儿去。我看见，他们坐在吱呀作响的独轮羊角车上，在灌满了水的稻田中间那条泥泞不堪的羊肠小道上穿行，有些时候，他们下车步行，让独轮车夫放松一下，自己也可以松松筋骨，和穿着蓝布衣服去赶集的农夫聊一会儿。

　　我看见，他们坐在蓬船里，沿着运河缓缓前行，从高高的拱桥下经过，在那里，镇上的妇女排成一排，在光滑的石头上捣洗衣裳。我看见，他们坐在茅草屋里和农家人交谈，任由猫、狗和小鸡在脚边走来走去，吃自己掉下来的食物碎屑。我看见，他们穿着厚厚的中式棉袄，在某个肮脏不堪的小旅店过夜，旁边站着一群好奇的乡下人。我看见，他们中午坐在茶馆里吃烧饼，周围满是好奇的小孩子，或者一个大声叫「洋鬼子」的暴徒就跟在他们身后，还投掷石头打他们。我看见，在偏僻小镇的一条小街上，有一个小小的教堂，他们就在那里教导目不识丁的乡下人。我看见，在那个小小教堂旁边的半中式平房里，住着一位宣教士的家眷，又或是住着两位单身的姊妹。宣教士们背起十字架，凭着信心寄居在异国他乡。

　　记得有一次，我和李玛宝小姐一道下乡。所需用的一切，我们都得要随身携带，于是在头一天晚上，所有装备都拿了出来打包：换洗衣裳、鞋子、鞋套、便壶等厕所用具，还有一个脸盆、床单等和被子卷作一处，用一张黄色油布包好。还有一个火油炉、厨房用具、一个洗碗盆、几个水桶、几罐白糖，还带了牛奶、面包和茶叶，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大篮子里，然后用网兜兜住，免得东西掉出来。我们拿了几只小木箱充当桌椅，带了两张帆布床，一大卷赞美诗歌单、图画、几本圣经和一把吉他。我们雇了几辆人力车，把行李堆在车上，出到城门外，一直走到蓬船停泊的运河岸堤边。无论要做什么交易，讨价还价都是免不了的事。若要找到一艘非常干净的船并讲妥船价当天出发，单单了解船家的行规还不够，还得要加上耐心才行。

　　船夫和他的家人住在船尾，我们坐在船头。船妇在船后摇橹，船夫在船边撑船，很快船就离开了嘈杂的闹市，穿过那些拱桥，到了乡下空旷的田野边上。那时正值春耕时分，冬麦已经开始收割了。有些田里，农夫们赶着水牛，忙着耕地，在另一些田里，有人忙着修葺自己田地周围水沟的土坝，或是把运河或水塘里的淤泥堆在田里当肥料。

　　在我们那个地区，收割完冬麦之后，农夫们就忙着灌溉田地，开始种早稻。在运河堤岸上有一条窄窄的小路，乡下人会沿着这条路把自己田里的出产运到城里。驴子们驮着长长的米袋叮叮当当地向前走，农夫们则挑着满筐的蔬菜，摇摇摆摆地经过，还有独轮车，上面满满地堆放着当柴火烧的茅草，吱吱呀呀地在这条路上行进。沿途有白粉砖墙的房子，也有泥墙小茅屋，还有路边带着红墙的土地庙。这是一次长途旅行，不过空气清新怡人。我们经过了金黄芬芳的菜花地，还有散发着豆花甜香的田地。喜鹊和乌鸦都正忙着在高高的树上筑巢，百灵鸟则在我们头顶的蓝天上宛转歌唱。

　　到了黄昏时分，船已经离目的地很近了，我们看见一大群鸭子向我们游过来。我们要去的那个镇子就以这种鸭子而闻名四方。我们在溧水那里走过步桥上了岸，然后找来了几个挑夫为我们挑行李。有一群孩子给我们带路，来到一座在小街边上的小教堂面前，我们敲了敲门，门开了，陈长老和他妻子十分高兴地出来和我们打招呼。带来的东西暂放在一个空房间里，我们先坐下寒暄，陈长老点了一盏小油灯，陈长老的妻子则把茅草点燃了放进砖炉里，为我们做汤面当晚餐。

　　陈长老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穿着乡下粗布衣服，满脸都是皱纹，胡子拉碴，牙都快掉光了。他是一个努力做工的人，很爱主也爱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吃过饭，祷告后就上床睡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把随行物品打开，加以整理布置，因为那里没有任何家具。邻居们开始过来串门。那些乡下女人觉得我们那些小箱子叠成的桌椅真是妙极了，其中一个女人捏了捏李小姐的手臂，要看看她穿的是什么布料，还掀起李小姐的裙子，要仔细瞧瞧她穿的是什么内衣，她们看到什么都会惊叫起来，还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一切我们全都友好地忍受了下来，因为这些全都是她们表示友好的举动。石家是一个基督徒家庭，街尾一家杂货店就是他们家开的，他们叫自己的大女儿带了些鸡蛋过来送给我们。她带了两个乡下女孩一起过来，这两个女孩的脸蛋红扑扑的，刘海垂到眼部。她说：「给你们带了两个学生过来。」

　　我坐在一张长凳上，挨着一位老婆婆，她开始给我讲自己的烦心事，说了很长时间，故事也极为复杂，我耐心地听了下去。等她讲完之后，我说：「我听你讲完了，现在请你听我说吧！」于是我就开始给她讲耶稣。只有用这法子才能让她用心听我讲话。陈长老夫妇走了进来，说：「今天的聚会我们必须要到外面去请人参加才行。」陈长老给自己的驴套上鞍，要到较远的地方去发邀请，他的妻子在头上包了一块黑手帕，和我们一道出发，去请那些住得较近的人来。我们到了旁边街的一户人家门口，就停了下来，听到里面有搓麻将的声音，门忽然砰地关上了，把我们挡在外面。李小姐问：「她们为什么不想让我们进去？」我回答说：「她们在赌博，我们又带着书，如果让我们进去了，她们认为就会招来晦气，自己会输钱。」（在我们那一带的方言里，「书」和「输」的发音没有什么区别。）陈长老的妻子冲着我笑了笑。我们又到另一处请人，他们口里虽说「我们会来的，我们会来的」，我们却从他们说话的语气中知道这不过是敷衍我们而已。不过，到了第三户人家，我们得到了诚恳的接待。这户人家的男人们刚刚从田里回来，正用手擦脸上的汗水，他们坐下来和我们交谈，孩子们远远地看着我们，女人们煮了鸡蛋，端上来给我们吃。他们把去年一整年发生的事情都拿出来跟我们说。

　　我们发现，参加聚会的人里面有一位老朋友，她是戴师母，是一位洁净而有智慧的妇人。她在路上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散发福音单张真是好，」她这样起了头，「你还记得我们去年看望过的那位住在铜井的王太太吗？你给了她几张单张，教她唱《主耶稣，我向祢祈求》，嗯，今年我又去了那个地方，就到她家探访，看到她墙上贴满了福音单张，而且她也会读那些单张了。我问她：『你是从哪里学会认字的？』她说：『我儿子教我认的。他放学之后我就请他给我读这些单张，我就是这样学的。』 」

　　我们到了一间小茅屋面前，屋子很干净，用白粉例过。有一位中年妇人，一看到我们，就丢下手中的扫帚，冲了过来叫：「蔡小姐！李小姐！」她两只手握住我们的手，说：「一定是上帝差遣你们过来的。我的水牛病倒了，我看它是活不成了。你们能进来为它祷告吗？」我们没有笑她求我们做这件事，因为中国农民把水牛看得几近于神圣，他们把水牛称作是自己的「小祖宗」，在晚上，水牛是在他们自己家里睡的。对这位贫穷的妇人而言，这水牛就是她的命根子，没了牛，她就没法耕地。所以我们进了屋，为那只水牛祷告，然后它活了过来。

　　我们在黄昏时分回到那座教堂，人们开始聚集起来。我们坐在先到的人身边，试着教他们阅读小小福音单张。我坐在一个年轻的妈妈身旁，她抱着一个未断奶的婴孩，还有一个呀呀学语的孩子在拉她的外衣。她一边看孩子，一边听我说话，不过，我指出来的那些字她都跟着我重复念出来了，在我给她解释含义的时候她就点点头。最后，那个大孩子闹个没完，她只好站了起来，于是我也站了起来，跟着她和两个孩子在教堂里走来走去，继续教她认字，「虽是疲乏，还是追赶」！

　　李小姐个性率直，她看到那些让我们吃闭门羹的妇女，就对她们说：「你们如果不接受主耶稣并求祂赦免你们，祂在天堂也会给你们吃闭门羹的。」然后，她就拿出了自己的吉他，把赞美诗歌词挂了起来，我们就开始唱诗。唱诗吗？不，没有马上就开始唱。我们得要先逐字逐句地把歌词解释清楚，并一遍又一遍地唱给他们听，尽管有几位会唱的人在场帮我们，可每个人唱的音调和节奏都不一样。虽然音调不太和谐，美好的圣灵却弥补了音乐上的缺陷，我们知道，主喜悦这样的敬拜。

　　我站起来，开始讲道。我尽量用她们能听懂的语言和她们所熟悉的经历来讲，否则她们就会听不懂。如果我说了一个她们不懂的词，她们要么完全不知道我讲了些什么，要么就给那个词安上自己的理解。例如有一次，我讲道中用了圣经上「走廊」这个词，后来问一个妇女对所讲的有何感想，发现她以为我在说「走狼」！但是种子已经撒下了，年年都会结出自己的果实来。「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出饱满的子粒。」因为这些增长来自于主。

　　有些分明很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往往成了改变人们命运的关键；看上去纯属偶然的机会，却有可能让一个人做出重要决定；也许一句取笑的话，却使一个人发奋，反成了那人的终身事业。不过当一个基督徒回想自己当初种种之时，都会发现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发生的，没有什么不幸的事情会毁了自己的命定；上帝按照自己纯全的美意，已经为他做好了安排，通过一个又一个环境来预备好这个人，去完成上帝所要他去做的事。

　　激我去学英文的不过是一件小事而已，不仅微不足道，说来还让人觉得有些好笑。我年纪还小的时候，哥哥们就开始学英文了。他们像所有男孩子一样，喜欢炫耀自己的能力，而我作为一个小妹妹，自然就想跟他们学，于是他们就教我说「breakfast、dinner and supper」，可就这头几个单词，不管我怎样竭尽全力，就是咬不准音。所以他们就嘲笑我说：「走开吧，小妹妹，你是没指望啦！你的舌头太钝了。要说好英文得有伶牙俐齿才行。」

　　这件事给了我很大刺激，于是下决心要在英文上超过他们。这件事还促使我进到明德女子书院念书，让我在那儿接触基督教，而且在那值得纪念的一天，听到一位布道家的讲道，最终引导我信主。在1914-1920年间，这股对英文的热爱让我的脚步能遍及全中国。斯图尔德先生（Mr. Milton Steward）是一位百万富翁，也是一位谦卑的基督徒，在一天之内，他奉献了三百万美元来支持福音事工，这笔资金多半用在中国，用来请著名的基督教领袖在中国多个中心地带带领聚会。在这些福音聚会中，我特别蒙恩，担任翻译，负责为安汝慈小姐（Miss Ruth Paxson）、托马斯博士（Dr.Griffith Thomas）、特朗布尔博士（Dr.Charles Trumbull） 等人口译。由于他们讲道大多是针对基督徒，所以我常常在为非基督徒而预备的特别聚会上发言。在华北北戴河的海边聚会上，在华中牯岭的大山边，我们向中国基督教领袖讲道，我们给各个国立学校师生做演讲，同时也在大城市的教会大学和高中发表讲话。我们还给医院的护士做演讲，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各教会的教堂讲道。有时人太多，室内空间不够大，于是就在室外支起帐篷演讲。斯图尔德先生捐助巨款支持福音事工，他那天所做的决定造福了全世界，其影响力实在是难以估量。这笔资金使福音信息得到重视，使原本分散的宣教力量得以联结起来，使千百万人得以读到优秀的基督教文章，将福音大大地传开了。

　　当世界各国陷于混战之际，中国却安享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很多重要中心城市交通都较为现代，因此，我们可以自如地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我们坐火车从南京去北京，又从北京去到华西的汉口。我们也坐轮船从上海出发，然后沿着长江，逆着黄色水滩而上，经过许多水流低浅、礁石密布的河道，一路把很多漂亮的帆船甩在后面。青山终于映入了我们眼帘。这些青山延绵起伏，一直伸展到天际，越往西这些山就越高。我们的船在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这些通商口岸均有停泊。在汉口，我们换了一艘大汽船，载着我们穿过三峡的湍急水流，带我们进入中国西部。还有一次，我们乘了一艘海轮，从北方的天津出发，经过美丽的烟台、青岛，最后回到上海。有时我们会乘着海轮，在中国南海边的无数礁石岛中穿行，不时会经过黄色水流，那是某条河流的入海口，有一队一队的渔船在水上航行，就像一串感叹号，点缀在河道上。再往南去，山开始变得险峻起来，水则变成翠绿色，帆船的样式为之一变，然后我们的船就依次在福州、厦门、汕头和香港这些可爱的港口停泊。

　　就这样，我有了到各处旅行的机会，中国当时有十八个省，我游历过的就有十一个，同时也对中国各个福音宣教中心的情况有了了解，看到了基督徒活动天地之宽广。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拓荒宣教的时代即将过去，中国教会成长起来了，开始召唤自己的牧者和带领人。第一代基督徒家庭的孩子们已长大成人，他们接受了全备的教育，做好了当领袖的准备，而学校输送到社会上的毕业生一年多过一年。有谁能完全估计得出中国传道宣教事工的果效？基督现在已经为众人知晓，各地都建起了教堂、学校、孤儿院、医院，学校的大门现在也为妇女敞开了。妇女和男子一样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人们意识到了女人缠小脚和吸食鸦片烟的弊端。病人得到医治，那些瞎子、聋子、哑子和麻风病人也得到了安慰，卫生知识得以普及，遭受饥荒的人们得到饭食，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得到照料。下一代接手宣教事工的中国人已经预备好了，建起了自己的教会。在上帝眼中，一个人的灵魂有无限价值，这也得到彰显。无论福音的光在哪里闪耀，哪里就开始变得开明起来，在社会发展上就比其他地方更加接近于现代文明。

　　而我不仅看到了普及教育的需要，还了解到中国方言众多造成了很多问题。北京话被选为中国官话，在北方，我听得出京腔的影响，而到了山东之后，方言中的鼻音就变得很重。南京话里多了一个较高的断顿音调，而其他的音调则较为低平。我们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来到上海，地方腔调就更高昂些，音节更简短，语速也快了很多。在我们周游福州、厦门、汕头和香港时，发现这些地方的方言有许多辅音和元音都变调了，音韵也很复杂。在广东话里，我们可以听出十一个音调，而普通话里只有四个声部而已。更有甚者，我们中国人相互之间都听不懂对方说的是什么，所以在一些地方还得要请个美国宣教士来给我们做翻译。单福建这一个省，方言种类就很多，过了一个山头就换一种语言，人们之间很难沟通。有的宣教士用发音字母（是用英文字母来拼写出中文发音）版本的圣经来教人们读经，这样一来，在那些地方，经常读经的基督徒比例极高，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厦门，似乎每个老太太都会带一本圣经到教会，自己也能独立查考经文。而在大部分内陆地区，只有一小群受过教育的人才会读经。发音字母虽好，却只能让那些不识字的人有机会按自己的方言读书。中国需要推广使用一种国家规定的全国通用发音系统，这一系统最终能让所有人都能学会说标准普通话，这样，那些目不识丁的人就能读也能写了。

　　在一些学员中心，我住学生宿舍，和学生们呆在一起，于是就有机会在她们当中做个人辅导。演讲通常是一天安排三场，在演讲之后，我让学生们有机会可以来与我单独面谈。女学生们在我门口排起队来，为有机会单独与我倾谈而耐心等待。有些时候，我一直忙到晚上一两点钟，常常累得连更衣上床睡觉的力气也没有了，干脆就平躺在硬地板上休息。这让我了解到个人辅导的重要性，也让我看到了年轻人对上帝话语的渴慕之心。

　　我们无论到哪一个城市，聚会以及食宿都由同一个圣公会委员会负责安排。他们常把我们安排在宣教士或中国基督徒的家中，这些屋主我们以前从未见过，有的连听也没听说过。聚会时间总是安排得满满当当，于是我们不得不一下船或火车就匆忙赶到会场去。有一次在汉口，我下了船就得赶到临时住处，随后要马不停蹄地冲到教会会场那里，忙乱间弄丢了临时住处的地址。不过，我还记得自己曾给那位带我去教会的人力车夫发过一张福音单张。在聚会结束之后，我不知道如何回到临时住处，正在左右为难之际，那位人力车夫跑了过来。他晃了晃手里的福音单张，问：「今晚你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发福音单张本身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而在那个晚上，我却发现这还可以带来额外的好处。

　　香港有很多富豪，他们吃的是佳肴美食，住的是华屋美宅，穿的是绫罗绸缎，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一天，几位小姐邀请我去她们家玩。她们的家全都在一座岛的山尖上，那里所住的全是巨富。她们让我从窗口眺望风景，于是我向下一看，只见峻峭的山边连着香港湾碧绿的海水，美丽的海面上点缀着小小帆船，来自世界各地的大轮船航行其上，对面则是九龙半岛，与大陆相连。

　　这些小姐们为了讨我的欢喜，不断地请我吃巧克力，说：「蔡小姐，吃点糖果吧。」

　　忽然一个念头在我脑中闪过，于是我马上说：「小姐们，你们为什么不用自己的钱为主做一些事呢？」

　　她们当中有一位回答说：「啊！蔡小姐，我们是乐意这样做的。但却不知从何入手？」

　　另一位小姐说：「我跟你说，你做我们的宣教士，我们愿意资助你。」

　　我回答说：「你们为什么不组织一个国内布道会，协助中国宣教士在中国传讲福音？」

　　这一次偶然的交谈，就像一根点燃了的火柴落在一堆干草里一般。这几位小姐当中有几位在1918年去了江西牯岭，在那里，她们组织了中国第一个国内布道会，并筹到了资金。一年之后，这一机构差遣了六位中国宣教士到云南传讲福音。

　　就这样，一句戏谑的话刺激了我，让我发奋努力，结果从家中的高墙之内走了出来，进入到为主事工的广阔天地中去。斯图尔德先生一个个人的决定，就使全世界的宣教事工得到百万美金的支持。和几位小姐不经意间的一席话，就像星星之火，点起了宣教的燎原火焰。然而，这些都不止是机会巧合而已，乃是上帝的工作，「用奥妙的方法来完成自己的奇妙带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