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暗室之光》

　　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可是我的书《暗室之后》是用英文写的。中国朋友们感到一定要译成中文才行。1955 年中文译本出版了，非常畅销。

　　一天，我收到一封中文信，是个女人写来的，告诉我一则比小说更曲折动人的故事。这个女人曾在中国做了六年的秘书。后来她奔到香港，凄凉无依。但她不肯读基督教的书报，也不愿意跟基督教或礼拜堂有任何的接触。她自杀两次，幸好都被邻居及时救活。一天，有个女人来看她，顺手放了一本《暗室之后》在她衣柜上，就匆匆离开了，她要拒绝已经来不及了。

　　她还是决定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她预备了双份的毒药，当她正准备吃的时候，似乎有一个声音对她说：「先看看那本书再服毒。」她真的拿起那本书来，一口气读了两遍。她的罪一件件显在她眼前，她仆倒在地板上，流泪悔改达数小时。她信上说：「我的疑惑全消失了。以前，耶稣好像离得很远——不过是个神话。现在，祂突然变得非常真实。我的心涌出说不尽的感谢，我接受了他做我的救主。」她从一个教会打听到我的地址以后，我们一直通了好多次的信。后来她不但成为热心的基督徒，而且在家中开始了一个查经班，日后成为一个聚会点。

　　在喜玛拉雅山脚下，有一间小礼拜堂，有几位宣教士住在那儿。他们看见逃难的喇嘛，躺在地上半死不活的，就给他们东西吃。又看见有些孩子在难民中间，就快饿死了，于是向大人们提议：「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可以帮助你们的孩子，免费供养他们，教育他们。」

　　这些孩子中，有一个七岁的男孩，依照他们的风俗，他的年龄已足够进喇嘛庙了，而且他母亲也早早决定好了，要送他去做喇嘛。但是他都饿得半死了，母亲看见有这个救命的机会，就让他跟宣教士去念书。这个孩子很聪明，书念得很好，到十一岁的时候，他决定接受基督做他的救主。他学的是印度文，我那本书的印度译本传到他手中时，圣灵在他心中大大动工。他想：「等我念完书，如果神引领的话，我要把这本书译成西藏文。我们同胞除了几本喇嘛经，几本念告文以外，根本就无书可读，无文学可言。」他曾经看见别人家里有圣经和属灵书籍，非常羡慕，他希望他的同胞也有这种书读。

　　后来，有一位宣教士帮忙，安排他去加拿大念圣经学院。他真的利用空余时间，把我的书译成了西藏文。我写到此，刚好收到他的一封信，说已经译完了。他有一位朋友，在印度开印刷所，他写信去问那位朋友肯不肯印，朋友答应替他印一千本。他信上说：「我的同胞都很穷，他们没钱买书，所以我们也许要送给他们，请您为我们祷告，求上帝引领我的同胞读这本书，像您那样离开佛教接受基督。」

　　《暗室之后》这本书引起的反应中，最动人的是我侄儿从台湾写来的信。晤主是在我书里描写的情景中长大的，我寄书给他的时候，真有些害怕。我们蔡家亲戚当中，与我有联络的已几乎没有了。但他信中说：「姑姑，刚收到您的书。恭喜您了！真漂亮——书名漂亮，又写得漂亮。昨天晚上我有应酬，但是晚宴还没吃完，我就向主人致谢告别，赶紧回家来会见『皇后』。我花了三个小时读完您的书，这一顿比刚刚吃的筵席还丰富！您一定收到许多读者的赞词，可是我这个在您书中被称为『永乐』的人，是熟悉您内幕的。我愿意在此作证：您书中所提到的每件事都很真实很中肯。这是写自传最要紧的一点。您说您是用向朋友谈话的方式写的，我认为更像一篇向主报告的论文。主会按照您所领到祂面前的人，评判您的成就。您一定会得头奖的。」

　　有一天，我收到一封加拿大寄来的信，真喜出望外。信封上的地址是那间以海外宣道著名的教会——多伦多的民众教会。信是那教会的著名牧师史密斯博士写的，其中一段说：「你的书使我很激动，我一拿起来读，就几乎放不下来了。想到你为基督经受了这么多苦难，我觉得自己真做的太少。祂实在以手中的奇妙引领你，而你也忠心到底的跟随祂。你领了许多人归主，冠冕必定为你存留。我想起你受的苦，心中深受感动……我要你知道，我一直切实地为你祷告。你的书使我对中国人民有新的认识，我真正希望中美两国的人民，能恢复友好。我们两个国家的人民，应该成为最好的朋友。你的书能帮助医好这个伤口，能消除我们对中国人民的偏见，我们误会了这些可爱的民众。他们接受主耶稣在心中以后，显出单纯的、美丽的、超越的圣徒模样来。在你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们的影子，看到他们之中最崇高的形象……不久以前，我为你题了一首小诗，表示我心中因你的画像而起的激动。现抄在下面：

　　我要你知道，你永远不会被遗忘；救主与你同在，祂看见你一切忧伤。请记住，祂关心、不丢弃你，不久祂会回来带给你释放。

　　我每天想念你，常为你祈求；多少次我看见你，在黑暗痛苦中。你虽必须受苦，祂的恩典够用，他日你将与主同掌权至无穷。

　　主与你同在，亲爱的暗室之后；地上的阴影，将全部消散。许多人在天上，为你的忠心要称赞你，因你使他们从黑暗转向光明。

　　你的书带来祝福，又使我感到渺小；因你成就如许多，靠着祂的恩典。有一天，你要步出你的暗室，因耶稣没忘，你要亲见祂慈颜！

　　以基督的爱，我的中国姐妹，我寄赠你此信息。你的祈求祂垂听，我要你知道上帝的慈悲覆庇你。被遗忘？决不会！你的救主常靠近！

　　美国各地的大学里，有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假期的时候，他们大多数都不能像美国同学那样回家团聚。渐渐地，他们听到我们的消息，知道乐园镇有「一小块中国」的存在，于是许多留学生开始在感恩节、圣诞节、复活节等假期到我们这儿来，把我们的家当成他们的家。

　　感恩节的时候，他们学烤火鸡、切火鸡、烘南瓜饼。烹调许多传统的美食。更要紧的是他们学到庆祝的真正意义，在于感谢为他们所得到的许多恩典颂赞上帝。

　　圣诞节的时候，中国留学生将我们的房间都挂上五彩小灯泡又用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装饰圣诞树。女孩们穿上美丽的旗袍，男孩都系好领带，等待一队队来报圣诞佳音的人。他们站成一排欢迎来宾，客人走的时候鞠躬为礼。圣诞前夕，远近的佳音队都来了，学生们赶快开亮全院灯光，请他们进来喝点热的饮料。最重要的是，他们认识了基督生在伯利恒的马槽，为的是到世上来拯救所有的人。

　　复活节，我对一群留学生讲耶稣的复活。一个漂亮的女孩突然宣布：「我来美国七年了，今天才顺服圣灵的感动，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是个罪人。我要相信主耶稣，并且受洗。」她是菲律宾一位富商的女儿，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不久，她就在一个安静而美丽的主日下午受洗了。两位强壮的朋友扶我走出暗室，坐在客厅旁边坐卧两用的大椅子里。这是我病后第一次离开房间，参加聚会。我觉得自己好像是拉撒路，从坟墓中走出来。               

　　牧师讲完道，中国玛丽就陪这位年轻的小姐走到前面，接着她跪下来受洗礼。她脸上发光，似乎有一大队天军在敬拜主耶稣，将荣耀归与祂，因为一只迷失的羊已带进了羊圈。她走上这一步，实在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因她不久就要回去面对家人的反对，她家人不信主。在我们家中给信徒行洗礼，这是第一次。以后有许多留学生、海员、军人都在我们家中接受了主，并且受洗。

　　我们家，也是兰开斯脱郡第一对中国基督徒结婚的场所。将近二百人来观礼，真是宾客满盈，济济一堂。中国玛丽早把地板和地下室的横梁重修了一次，这幢二百多年的古宅，现在要经常支撑这么多人的重量，必得加强其支柱。我们也经常到附近的殡仪馆去借折椅，才够这么多人坐。那次婚礼非常隆重。西敏市大学的校长特意派了一组「国际四重奏」的团员来，为婚礼演奏。我们当地的长老会牧师证婚，礼台就设在客厅，用棕树鲜花蜡烛布置，美丽辉煌，新郎新娘互换戒指。

　　请看这位新娘日后的回忆：

　　我第一次访问李曼村是在 1949 年的圣诞节，那年蔡小姐和李曼小姐刚从中国回来。我母亲曾经在上海见过她们，对她们的爱心和工作，印象非常深。因为她们健康那么差，母亲叫我们常去看望她们，尽量帮助她们。可是至今二十五年已经过去了，我们一点也没帮过她们，反而是我们常常得到她们的帮助和鼓励。

　　我在普林斯顿念书的时候，每逢假期，我们全家连同朋友，就都往乐园镇跑。1954 年，我遇见了我结婚的对象。1955年正月，我的未婚夫在李曼家客厅里接受了主，接着我们一起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主。那年2月19日，我们在李曼家结婚，一切筹划的工作都由这两位老人家担当。结果参加婚礼的人，都深受感动，都蒙受属灵的祝福。

　　后来我们一连有了三个孩子，这两位老人家像亲祖母一样爱他们，每一次我们去，总有玩具给孩子们玩。等到孩子们大些，又总是有糖果给他们吃，又寄书到家里来给他们做礼物。后来李曼小姐视力衰退，她写了最后的一封信给孩子们，劝他们要敬爱父母，要领人归主。我们最后一次去，她眼睛完全看不见了，但是她还叫每个孩子的名字，抚摸他们，跟他们一起唱诗，背圣经章节，问每个孩子学校的情形。她要他们回家以后，写信告诉她一路上看见的景物。

　　当李曼小姐回天家的消息传来时，三个孩子决定要去参加她的追思礼拜，并且自愿贡献一个音乐节目。从前我们每次去李曼家都是节期，带着愉快的心情去的。这次却是去赴葬礼，但似乎有节期的气氛。是的，这是快乐的节期，庆祝上帝的一位忠心女儿进入乐园，一定有千万天使欢呼迎接她。我们离开基地的时候，我家老大说：「我很快乐！最低限度我们能为祖母献上音乐节目！」我们都不应该为她的离去悲伤。

　　房子不会自动打扫，饭菜不会自动出现，碗盘也不会自动洗涤，像我们这样四口病人之家，怎能一天到晚招待这么多的客人呢？我们可以邀请人来吃饭，但是一定要有人去买菜、做饭、招待才能呀！客人一天二十四小时随时光临，一定要有人花费额外的时间来照应他们才行。

　　这些人就是门诺会中的朋友们。自从我们定居美国以来，她们真是深切地关怀我们的生活，做我们最亲爱最得力的同工。没有她们，我们真不可能活下去。任何客人来到，必定先请她们到我们家来帮忙，有时客人还会被请到她们家里去。门诺会的女士们，是我们「服役的天使」。她们不但脸上现出从主那儿来的安详，心中也保持着安静。她们生命中拥有的那种喜乐，平安和镇定，正是多数人所想望的。她们素以整齐清洁著名，她们的房子、庭院、篱笆、花园都是井井有条的。因为她们不怕辛劳，而且热爱做家庭工作，所以她们立刻向我们伸出援手。无论是烹饪、洗扫，还是身体方面的照顾，她们都尽力帮忙，而且还慷慨地招待许多上帝差来访问我们的人。她们在我们客人面前活出了基督的样式，同时也将上帝的话供应他们。在中国的时候，一位知道我们的情形的朋友，曾经坚决而预言式地说：「我为你们祷告，求上帝预备一些门诺会的人，在美国与你们同工。」没想到真是这样成就了。

　　苏珊娜小姐，我们的邻居，是一位门诺会的女士。她忠心事主，知道我们的需要以后，就来替我们管家。她很快就学会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习惯于应接不同国籍、不同阶层的人士。朋友们常常告诉我说，她多么和善、细心，善于接待客人。她是祷告同伴，又是护士、厨师、管家，这些还不过是她许多服事中的几种。每次有不速之客在吃饭前后来到的时候，总是苏珊娜放下手头的工作去预备饭菜。过去，她照顾过生病的家人，得了许多经验。现在她帮忙照顾我们四个病人，尽心尽力。

　　《暗室之后》出版之后，收到许多读者的信件，急需人帮助处理。上帝又预备了第二位门诺会的友人。她是司徒自福太太，丈夫务农，有3个子女。她自己家务很忙，还来回开十六英里的车，一个礼拜几次到我这儿来，风雨无阻地帮我做秘书的工作。因为她这样的牺牲，我才能扩展我的通讯网，把书推销到全世界去，以至发行外文版。她坐在我的床前，在昏暗的灯光下笔录。她录的比我讲的还快，然后到客厅里去。在一架轻便的打字机上，打出信件来。许多年来，她替我包装、邮寄了几千本的书，又像个私人秘书，替我处理了许多事务。在我们同工的早期，每次她要离开的时候，我都只能交给她一个用过的信封，说：「这是给你买汽油的。」有时，我只能给她四角六分钱。这么小的数目真不好意思，但那个时候，我只有这么多的钱。

　　 一天，大出我意料之外，她交给我一个没用过的信封，里面有六十六块钱。她说她的主日学班知道我这么虚弱，还凭信心事奉主，他们就决定烘制糕饼，腌制罐头食物出卖，将盈利拿来帮助我的工作。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收到这样的爱心礼物，实在鼓励了我继续在主的葡萄园中的工作。然而，还有更使我惊喜更鼓励我的事情在后面呢。我们同工十五年以后，她亲笔写了下面一首诗送给我：

　　谨向我的皇后致敬——
　　她的寝室也许幽暗，当你刚置身其中，
　　但你坐下不久，就会看见救主慈容！
　　我看见了真实的忍耐、顺服、信靠及爱心。
　　当她一而再地求问：「要我做什么，我的上帝？」
　　我要感谢天父，差我到她身边。
　　让我们人生互织，共享快乐同担试炼。
　　求主使我能更像，我所敬爱的这位。
　　若能见她在天上加冕，该多奇妙美丽！
　　因此我祈求亲爱的天父，在她余下的年日，
　　多多施恩赐福，成就祢最美好的旨意！

　　感谢主！在我们如此密切同工的过程中，我们从来没起过冲突，也没发生过误会。许多时候，我们都各自怀着难以告人的重担。照理说，这些重担，可能拦阻我们的活动，但当我们祷告，把重担卸给主，就能继续和谐地工作下去。然后我们又发现，我们不需要再背起那些重担了，我们把重担留给那背负我们重担的主耶稣基督。

　　过了些时，上帝又奇妙地引领一位中国友人——黄惠慈小姐来参加我们的事奉。黄小姐在美国神学院修完四年宗教教育，曾在菲律宾的一间教会学校任校长，兼在教会事奉主二十多年。1971年暑期，她为感念我们的关照（在她念神学的假期中，总到我们家中住），故特来探望病中极虚弱的李曼小姐，不料1972年元月，李曼女士安返天家，她顺服主留下来，一同负责这小工场，帮助我应付中文信件与个人谈道等工作。

　　近几年来，因邻居青年姐妹有的搬家，有的结婚，不能继续帮工，黄小姐竟也靠主加给力量，学习做不少难务。她在此全不为名利，故蒙主感动在港、菲的亲友，非常关心顾念她，深信主也必记念她。

　　黄小姐在此不能多出门参加聚会，故深觉该多用祷告事奉主，经常有长途电话从各地打来，请她解决属灵祷告的问题，并代祷。每天早晚她一定花不少时间跪下祷告，什么事也不能打扰她祷告的时间。她渴望每一位未信主的访客进到我们房子里来，都能接受耶稣。因此主也用她帮助一些对重生没有清楚认识的人，而同蒙救恩。

　　我们有时也请一些阿米什的妇女，来帮助我们做大扫除的工作。她们一到，就马上卷起黑色宽裙和长袖，做最辛苦的洗刷、擦拭、清洁工作。她们用简单的扫帚、拖把、水桶和能干的双手，做成许多美妙的工作，她们做得又快又静，对我真是大有帮助，因为我敏感的耳朵实在受不了吸尘器的隆隆声，而她们用的只是安静而熟练的双手。

　　一天，一位阿米什女士出现在我们屋前。她下了马车，把马拴在屋前的树上，然后进来大声宣告：「蔡小姐，我刚刚看完你的书，所以现在来看你。」我们很高兴地谈了一阵以后，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破旧的小皮包来，倒出里面的铜板，在我床上一个个地数给我。一共是五十六个一分钱的铜板。她说：「蔡小姐，我要帮助你的工作。」我永远不能忘记她的真诚和热情的微笑。

　　至于轻省一些的日常工作，如洗碗、晚饭后的收拾工作，以及需要年轻人跑腿的工作等，中国玛丽就请附近地区的中学生来担任，她知道这些年轻的中学生，常有临时要参加的校外活动，因此她请了好几个女孩教她们做同样的工作。每当我们有额外客人，特别聚会，或者健康的紧急需要时，她就有一大队的后备军可以调动。

　　可是最主要的愿望，还是领这些女孩到主的面前。她常常叫她们放下工作到她房间里去，要她们念一段圣经给她听，特别是她视力衰退后的那段时间，有时是要她们念一篇教会杂志上的文章，听一篇收音机里的讲道，或者带一张宗教唱片或录音带回家，以后再回来报告给她听。她花了很多时间和祷告在这些女孩身上，相信上帝的话必不至徒然返回，到了时候就必收成。正如中国俗话说：雨后春笋。主接中国玛丽回天家的时候，还有些种子没发芽，但后来，一个接一个，有五个女孩迫不及待地跑来告诉我，基督怎样进入她们心中。她们又多么渴望别人也认识耶稣，跟随他。后来又有人告诉我，这些女孩怎样影响了她们的父母、亲戚，朋友。有一个女孩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中国玛丽，其中一段说：「她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受我敬佩的一位。她将生命完全奉献给主，是每个基督徒该效法的榜样。我总是觉得与她同在的时候，每天都是在基督里的一个新经历。虽然我只十多岁，她已经九十二岁了，她的信仰对我并不觉得老旧，因为她在每天的生活中都将信仰更新了。」

　　好几次大聚会中，客厅里挤满了中国友人、军官和留学生，我就想到，如果没有本地的教会及基督徒朋友来帮忙，这些聚会根本就不可能举行。这些朋友好像是主赐给我们的珍宝，她们不但与我们同工，而且以她们的信件及访问，大大地鼓励了我们。

　　从1953-1976年，《暗室之后》的英文版由慕迪出版印刷了三十六次，另外出版了三十多种不同的译文，还有三种盲人文字。许多畅销书都有更大的发行数量，但我们确信，上帝将这本小见证，送到每个祂已经预备好的人心中。同时上帝也祝福我们，给我们许多朋友，恢复了我们对人生的兴趣。无数的朋友从远到近——事实上是从世界各地——来看我，使我的生活过得更充实、更甜美、更仰望主。因为我书中的某些信息，打动了他们的心，所以他们不远千里，开车来我们的「茅庐」。书销量大，杂志上的书评也有了热烈的反应，我们信箱里跟着也塞满了读者来信。有一封是从首都华盛顿寄来的，一位古格林先生这样写着：

亲爱的蔡小姐：

　　我看了你的书——《暗室之后》。当我看的时候，我忽然明白过来，我正在再次见到我童年时代见过的光明之殿的「皇后」呢！记得是一位使我无法忘记的、可爱的福音使者，突然戏剧般地出现在我们小孩圈中。她说服力很强，把我整个人都征服了。然后，她又消失在4.5亿的中国人群里，不再出现，但今天，从您的书中，我推断您一定就是那个人。我想您一定愿意知道我们那次见面的情形。

　　应该是1915-1916年间，我十岁的时候，那时我在湖北省宜昌县的瑞典学校念书。我父母是瑞典差会派出的宣教士，当时在武昌，我因为要上学，寄宿在宜昌，由范牧师夫妇管理我们。一天，这位美丽的中国小姐出现了，她住在我们教会里，主领特别的布道会。

　　 您不但奋兴了宜昌英差会和瑞典差会的中国会友们，您也奋兴了我们这些瑞典儿童们，使我们知道认罪悔改，成为「活」的基督徒。记得您常常在「妇女楼」的走廊上，坐在小风琴旁，教我们唱您心爱的诗歌。我们跟着您一遍遍地唱，就像中国小学生跟老师读书那样。现在想起来，当时我也不完全懂得歌里面的意思。正如中国孩子背起书来，也不一定完全懂得书上的意思一样。但是您教的歌，这些年来都一直存在我的记忆里。可见得我是乖学生，您也是好老师。记得那首歌的词，好像是对那些仍去信偶像拜菩萨的人唱的，劝他们要破除迷信，求天父的保佑。我们孩子们并不是想到庙里去唱这首歌给他们听，我们学这首歌的原因，只因为是您教的。您一领唱，我们就高兴地跟上去了。我们都(我是的的确确的)被您传福音的热诚抓住了，被您的奋兴的灵感动了。更有甚者，您清晰的影子从来没在我记忆中暗淡过。对于我这个当日的男孩来说，您是中国仙境出来的公主，今日进入二十世纪的现实中，您真符合您书上所写的，您是皇后。

　　看了您的书，不但使我回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们所热爱的中国；也使我个人在追溯您献身于同胞的爱心，对基督福音的坚定信心上，得到属灵的帮助。我知道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心，既然在过去许多病痛的年日里支持了您，在以后的日子里也会继续支持您，读到您病的那部分，我心中很难过，但我又显然看到虽然医学还无法医治您，您的心灵及信仰会支持您忍受一切痛苦，同时使您不至失去对生命的热诚，反而使您在基督里与人们有进一步的沟通。

　　忽然之间，生活大为改观了。中国玛丽和我早年开始同工时献上的祷告，现在因面对着主带给我们的广大群众，变成更大的心灵呼求了。

　　我们祷告说：「我们所爱所事奉的主啊！愿祢引导、提示、管理我们所说的一切话，所做的一切事，都荣耀祢！」

　　我们不再是停泊在港口的过时而生锈的货轮了，我们不久就必须把房子侧边的车路修宽。有许多访客是做宣教士时的老朋友，很高兴再找到我们。他们路过的时候，便不拘礼节地顺便来看看我们。有许多教会团体打电话来预约时间。有时有些主日学的孩子来看望并唱歌给我们听。有的人阖府光临问候我们，留下来吃顿饭才走。有的人旅行经过，看见我们外面「信耶稣得救」的中英文牌子，就进来跟我们讨论他们的难处。有的是大学生，假期结伴旅行来到此地。有的是教会领袖去赴特别聚会，由此路过进来茶叙一番。

　　一个十岁的小男孩，跟他祖父一道来看我们，他祖父是美国陆军部的退休将军。小男孩答应要每个月寄一块钱给我，我称他为「我的差会董事长」。我对我的小董事长说：「自从1919 年以来我都是凭信心事奉主，现在我每个月要定期接受你一块钱！从今以后我不能说不接受薪水事奉了！」

　　我们感到很荣幸，有无数的要人——政治界、教育界、军事界、宗教等各方面的——来访问我们，还有印度、日本、韩国等地来的，特别许多从菲律宾来的，不辞劳苦地找到我们。访客有的从前门进来，有的从后门。有时只有一位客人，但通常是同时有几组客人。特别节日的时候，前边的大厅、中间的客厅，后面的厨房都挤满了人。我房间里连站的地方都没有，许多人要挤在门口听我讲话。有一位朋友好奇地查阅我们的宾客签名簿，一个月之内，我们的客人平均是每天四十三名。许多客人是热心爱主的基督徒，带给我们鼓励与美好的团契。有的是病人，来请代祷；有的心灵中满是重担，要我们为他祷告；还有一部分人，完全是为了好奇，要来看看他们听说过的「中国小女孩」。孩子们睁大眼睛，要来看看这位终年住在暗室里的上帝的「皇后」。说老实话，我的一生虽然特殊，但他们听起来，好像多神奇，多美丽似的。我当然不是小女孩，也不是什么皇后，不过是个普通人，而且已经六十多岁了。

　　访客来，我们一概不拒绝，但是你可以想得到，我们应付得精疲力竭的情形。我常常都怕得不敢接电话：露西根本受了医生的嘱咐，保持安静；堂妹玛丽一生都过的是隐蔽式生活；唯有中国玛丽，交织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单纯的信心，从不动摇。她宣告：我们一定要用最佳的基督徒精神和李曼家的风范，来迎接、招待每个客人。可以说没有一样好东西舍不得给客人享用的。幸好我们都喜欢客人，我们便保持这个原则——招待客人；客人也实在带给我们许多喜乐和安慰，值得我们招待。他们给予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付出的。因此一听到门铃声，我们这四个足不出户的病人，就会找到那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源头，给我们灵性上的能力，身体上的精力，去应付这一场紧张的服事工作。许多邻居出来帮助我们弄点心，招待客人。我们又买了很多食物储存起来，以备急时之需。饭厅的餐桌一直是拼得大大的，给川流不息的客人进餐。然后，吃完了饭，又不可避免地要洗一堆的碗盆。

　　中国玛丽从早忙到晚。她还是穿中国旗袍，通常是深蓝色的，围了一条围裙，几乎没时间解下来过。她总是安静地、微笑地，从容地、专心地招待每个人，不管他是谁。屠夫、烤面包的师傅、货车司机、修理匠等离开的时候，她总在门口与他们一起祷告。虽然这些人都很匆忙，但大部分都很感激她的关怀。至于招待客人，她是最完美的女主人。亲切地问候他们，安静地同他们一道坐下，跟他们谈到主的事情，如果客人在吃饭的时候到来，不用说就是请他们一道吃。客人要走了，她又请他们早日再来。「安静候用」是中国玛丽的座右铭——等候主使用她，引领她去接触他人的生命，荣耀上帝的名。

　　有一个人开车经过的时候，注意到我们的福音牌子。他是个酒鬼，「你牌子上说，信耶稣得救。这位耶稣能救我吗？」他问。中国玛丽花了两个钟头，跟这个完全不相识的人，一同坐在客厅里谈话祷告。第二天，他回来谢谢她：「灵验了！真的灵验了！」他满心感激地说，「耶稣救我脱离了酒了！」

　　我的医生常常警告我，要把访客减少到最低数目，免得我脆弱的身体、精神过分疲劳。可是经过对我多年的照顾，他开始明白，我的外体虽然日见衰弱，神的灵在我里面仍然满了活力。每次当中国玛丽到我房里来说「亲爱的，有几位客人要见见你」的时候，不管一分钟以前，我是多么疲累，多么疼痛，我会立刻打起精神来梳头，换衣服，把丝被盖在床上，遮住一些零星物体，请人把椅子排好。然后我拿出圣经和一切有关的书籍来，衷心地欢迎客人进来，款待他们好像款待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

　　我的眼睛没瞎，只是受不了强烈的光线，因此床头灯和窗边的灯都罩着黑绸。客人进来的时候，我看不清他们的脸面，单单看见他们模糊的轮廓而已。我房里最多只可容三十人坐在折椅上，但常常有四十多人一齐挤进来。好几次，我这张百年以上寿命的古董床，都给客人坐得吱吱响。他们挤到我身边来坐，门外餐厅里还有许多客人站着，探头向内张望呢。

　　我们的客人不论男女老幼，不分尊贵卑贱，我们都喜欢让他们把自己的心事告诉我们。结果许多有趣的谈话、各式各样的问题都出来了：有的是神学理论，有的是世界大事，还有灵性问题，甚至还有医药方面的问题。

　　我虽年纪这么大了，想到有不识之客光临，还是会紧张的，我知道自己对他们没有多大帮助。甚至有时觉得实在不够资格，向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知识渊博的人传讲基督，向传道人、神学教授更不用说了。但主提醒我说，并不是在人前表现自己，我要显扬的是基督。这么一来，我那生来惧怕见人的恐惧和心中七上八下的吊桶，才得以平定下来。上帝的话不是早宣告过吗？「你不要怕见他们的面。」（圣经《耶利米书》1:8）

　　有一年春天，费城地区的各医院中，有二十二名医生和护士约定来见我，其中有一位医生曾经来过，我们在主里短短的交通后，就熟悉起来，好像从小就认识的老朋友一样。他们买了一百二十本《暗室之后》送给朋友。他们相信许多病人和遭受苦难的人，读了我的见证以后，会受感动，会因而相信上帝的大能，勇敢地活下去。

　　三天以后，基督教大学团契的二十五位学生领袖来见我，虽然我们从来没见过面，但同样地，在主里我们奇妙地连合在一起。西门孟诺先生是我们的好朋友，他是门诺会的人，也是一个著名的商人。他病得很严重，住在离我们相当远的医院里。中国玛丽天天打电话给他，在电话里为他祷告。三礼拜之久，他的痛苦越来越厉害，简直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

　　中国玛丽问我：「你有感动为他祷告吗？求主不但除去他的痛苦，并且医治他！」他自己曾经祷告，求主让他知道生活上有什么过失，以致引起这场病痛，他要在主面前好好对付，否则的话，求主将痛苦除去。

　　我回答说：「好的，可是他也该跟我们同心信靠。」于是，我们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们的心意。他也同意，我们三人就组成了一个祷告团。他已经好几个礼拜痛得晚上睡不着觉了，全靠镇静和止痛针来得到短暂的休息。那晚，中国玛丽和我彻夜为他祷告，恳求上帝照着祂的话语和旨意，赐下平安和医治！

　　第二天，孟诺打电话来，将这个奇妙的恩典告诉我们：「昨晚，虽然还是很痛，我忽然睡觉，睡得很甜。可是不久又醒了过来，我躺在那里不敢动，因为我不敢相信，我的痛苦已经消失了。护士进来，要照常给我打止痛针，我不肯。『我不痛了。』我再三跟她说。我马上下床走动，她简直不能相信。不久医生来了，我说：『我要报给你一个好消息。』他严肃地摇摇头说：『我们不知道你生的是什么病，可是我们知道不能再给你四个小时一次的止痛药了，因为你的生理系统已经坏了。』我告诉医生说：『没关系，我不需要，我完全好了！』他大为惊奇。」

　　我们一同在电话里，感谢上帝的医治。两天以后，他就出院了，再没有痛过。西门孟诺先生以前就是个真诚、勤劳的基督徒，现在他重新献上自己，献上一切从上帝那儿得来的恩典，常常向人作见证，更加忠诚地事奉祂。

　　中国玛丽和我只不过是从中国漏出来的两颗水滴，滴在宾州乐园洞里。然而跟她们合起来却成为奇怪的小水潭，不肯干涸，总要起点什么作用。我们的环境最不可能、但又最理想。这幢棕色的大房子，安全却又受限制。我们四个老弱「残兵」住在一起，有伴却是无用。

　　我们感到上帝要我们把流离在外的中国人，聚集在一起。从中国来的老朋友（像我们一样的流离者），路过此地，常停下来与我们叙旧。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相信上帝喜欢使每一位愿意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成为上帝的儿女，在他里面，都是兄弟姐妹，不拘种族、语言或职业。

　　 对于中国的生活方式，好客厚礼的优良传统，我们都有共同的喜爱，这样也引起许多美丽的回忆——过去共享的好事物好时光，现在这些都隔得远远的，我们就觉得加倍的宝贵。我们共同欣赏、钟爱、效忠的中国，现在暂时失去了，留在中国的基督徒朋友，我们为他们的遭遇一起忧伤。中国还有亿万的同胞，我们深切地关心他们。这些事情打开了我们心中爱的源泉，我们永远挂念那些微笑友善的群众——我们亲爱的同胞，前途会如何呢？那古老不变的中国，现在可有些什么样的变动呢？

　　 中国，涌流在我们的血液里，镂刻在我们的骨节间，凝结在我们的思想中，回响在我们的嘴唇上。我们怎能忘记那细格子的窗，那朱红色的墙，那房顶飞翘的屋角，那翠玉似的稻田，那青山，蜿蜒的河道，河上那美丽精巧的拱桥，河中扬着帆篷的小船？我们怎能抹去记忆中那笑逐颜开的年轻小伙子，拉着人力车热切等客的影子；那满载货轮的苦力，弯腰弓背哼出歌声；那文雅潇洒的学者，挥动着毛笔练书法：那苗条而有光滑黑发的女人，带着几个结实的孩子，定睛看着我们的眼睛？还有记忆中的满布皱纹和微笑的乡民，善于经营的生意人，随处都在的群众，弄不清的各种土话，叫化子、阔佬，各式各样的人物，对于我们来说，他们都像今日的新朋友一样真实。

　　「我们的朋友在中国不知怎样了？」这个问题常常在我们焦急的心中跃出。可是，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们不敢给任何亲友写信，怕对他们不利。从香港得到的一点点蛛丝马迹，我们都拿来热切讨论又转告亲友。然而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没说出口，却是我们清楚感觉到的，最后又激励我写书信的，就是：「差派宣教士到中国去，值得吗？花掉的经费，投下的人力，献上的祷告，流出的血汗，都是白费的吗？」我必得作见证！我们得确定宣告，鼓励呼喊道：「没有白费！赞美主！是值得的！」可是我不得不承认，当我们打开了行李在李曼老家安顿下来以后，隔离生活的真实感开始抓住了我。我要无限期地困在这间十二尺宽十五尺长的房子内了。我曾经答应主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必事奉祂，只要有机会，我都要传讲福音。现在我有一口气，却没有机会到什么地方去为他作见证。下面这首诗可以反映出我的心情：

　　我流露出热烈甘心的爱，
问：「父亲，我该去哪儿工作，今天？」
祂说：「替我去那儿牧养。」手指着一个微细的小点。
我急急回答：「啊！不行！
那地方没人看得见，工作做得最好也无用，
我不要那个小地点！」
祂温柔地回答，
并没有严厉的字眼：「小子呀！
察验你的内心，工作是为我呢，还是人前？
拿撒勒是个小地方，加利利也同样微贱。」

　　宾州的乐园镇更是如此！你在第30号公路上开车，无论往东往西，一下子就容易开过了头，找不到乐园镇在哪儿，我大半生都是在在中国的大城市里，现在好像住在乌有之乡。我怎么能去传福音呢？躺在床上走都不能走的病人！我把这个问题摆在主的面前，就安心了，因为现在成了祂的问题，不是我的了。

　　然后，上帝开始在我的朋友身上动工，他们知道我的事情，就一个个传开了。那时上帝的呼召很清楚地来到：「写一本书，向全世界见证我的作为。」主啊，我怎么能写？谁要看？我是个无名小卒，谁知道我的名字？很多年前在中国，有人知道。但现在过了这么多年，还有谁知道我蔡苏娟呢？上帝似乎很温柔地责备我说：「你要写书，不是写你的成就，而是写我的作为。我的名重要，不是你的。」

　　两年过去，我要作见证的事，毫无头绪。我什么也不能做，因为疟疾还常常发作。发作起来，我的头痛得像要炸开似的。有时又昏得天旋地转，好像晕船那样大呕大吐。既不能吃又不能睡，一点点小声音就会使我痛得醒过来。我常常想到我的老佣人，「要是苗妈在这里替我按摩就好了！」我这样叹息着，「她知道怎样帮助我，使我有勇气面对无休止的痛苦，使我躺在床上不觉厌烦。」有时身体好过些，我就唱圣诗，将心思意念安息在主里面，我知道上帝的手在训练我，在造就我。后来，在不太痛苦的瞬息中，我开始在笔记本上，一鳞半爪地记下我早期的生活和上帝这些年来在我身上所行的奇事。好几个月以后，我的笔记本居然写满了。在我们离开中国差不多两年以后的一天，董海伦小姐来到我们这里。她也是从中国撤退的宣教士，也是在我们那一带工作的。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在基督里有非常密切的交通。来美国以前的那两年，我们曾同住在上海的一座受过炮火摧残的房子里。那个时候，在中国那么拥挤的城市中，我们能够头上有屋顶，周围有四面墙已经是感恩不尽了。

　　董小姐也是第二代的宣教士，她父母来南京比李曼夫妇迟些。现在她也跟我们一样，受疾病的缠扰。于是我们中间加多了一个软弱的同伴，不过她还能在户外活动，我把要写自传的决定告诉她，她说愿意帮我的忙。她现在退休了，所以有时间，况且她跟我这么熟，我童年时代的环境，生活情形，她都了解。对我来说，困居在暗室中，似乎只有一个方法传福音，就是把我个人的见证写出来。我要述说上帝藉着宣教士，在我、我的家人，我的同胞身上所成就的大事。

　　既然我不能像二十年代那样，随心所欲地旅行美国各处，传讲上帝的恩典，我只能用笔来表达我的感恩。我的生活小史可以用书本的方式，传到各处，进入人的家中、心中。

　　也许这本书可以鼓励许多信徒，他们曾经忠心为中国的宣教事工，献上恳切的祷告、大量的金钱。现在正在怀疑所付出的一切劳苦是否值得，有否枉费？

　　我的小书，要以上帝的大能为主题，述说圣灵在中国的大地上所动的善工。我要见证，虽然我出生在贵族家庭中，又是在悠久历史文化中的中国名门家里，佛教并不能满足我心灵的需求 。少女时代，我心里就没有平安没有光明。我几乎要进灵隐寺当尼姑了，寺中的住持已经替我取了新佛名，削发入空门的日子也选好了。可是我当时未识的真神，却另有安排，他也替我取了一个新名。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引导我绕过异教的礁石，直达「万古磐石」之前。

　　自从认识基督以后，我最大的快乐就是领人归主。所以从我自己的大家庭开始，我着手做领人得救的工作，我知道美国也有许多人，虽然物质丰富，却没有平安，许多人失望痛苦，许多人觉得孤单无用。我知道他们可以从基督那儿得到平安，而我的真实故事可以帮助他们。因此，在董小姐的协助下，我们开始了这份见证的工作。

　　说出来真难叫人相信，在上帝的不断帮助及我们不停的写作之下，居然短短的两个月，就完成了初稿。我们第一步把活生生的事一件件串连起来，这些事情像投在水中的石子，引起了一圈比一圈更大的涟漪，甚至到今天还在向世界各地扩展中。当然，这份初稿还不足交到出版者的手中，我们还需要一行行地修改、润饰，这项工作花了我们四个病人一年的时间，每天早晨，用过早餐后，我们就聚在我房中祷告，求上帝在每一段，每一个思想，每一句话上引导我们。然后，我们很谨慎地在事件的正确和连贯上下功夫。我们要在记下的每项事件中，荣耀上帝不是荣耀人。堂妹玛丽常说：「这本书真出版了的话，该是一本祷告的书。」

　　我的眼睛看书不能看得太久，因此三位李曼小姐要耐着性子，轮流着念给我听，我还常常说：「请再念一遍！」

　　我终于把稿子修改完了，现在到了需要一位打字专家把稿子打完定稿的时候。有一位二十九岁的法官太太，是兰开斯脱人，她很壮健灵活，从事编写兰开斯脱历史故事的工作。有时她也来看看我，每次来都是她侄女开车送她来。这位年轻的女士是很讲究的职业女性，长得漂亮，穿得也很时髦。她坐在我床边的幼稚园小凳子上时，我就跟她谈到宣教事工。她很冷酷很鲁莽地说：「我不是基督徒，我对宣教事工不感兴趣。」

　　碰到这样的反应，我只能默祷：得人的渔夫啊！也许我这个钓铒，不适宜于这条鱼。我没有再向她说什么，她就起身到客厅跟别人谈话去了。过了一会儿，中国玛丽上气不接下气的跑进房来说：「那位年轻的女士答应免费替你打稿子。她说她每个礼拜六来，跟你一道校对。」以后的每个礼拜六，她都真的来了，每次都穿着不同的时装，十分漂亮。她很仔细很内行地校对稿子上的每个标点符号。过了不多久，她对我说：「你的故事很生动，我办公室的人都围到我桌前来，要我念给他们听。」这真使我惊喜不已。又一个礼拜六，董海伦小姐陪她走出我的房间时，听见她说：「任何不相信耶稣的人，看了这本书都不得不相信。」又过了些时间，她做了一个更惊人的宣告：「我已经报名受洗了。」她说，又赶快加上一句：「可是我不要做宣教士，我不要离开我的祖国。」「亲爱的女士，我们都是宣教士啦！」我说。

　　她睁大了双眼，惊奇地问：「我不做不行吗？」「对了！」我再问她，「你爱你丈夫吗？」「当然！」她困惑地回答。「你因为爱你的丈夫，所以在厨房里忙，对不对？现在你也可以从做厨房的宣教士开始，」我告诉她，「像我不能出外旅行，但我还是床上的宣教士呢！」

　　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把稿子完成了，不过还没有决定交哪一家出版。我自从多年前在中国参加慕迪函授学校以来，就一直向往慕迪圣经学院。因此我的第一选择，就是把稿子送到慕迪出版社去。一位在一间著名书局任职过七年的牧师，警告我说：「出版事业好像赌博一样。像你这样的书，寿命很短一一六个月至一年罢了。慕迪出版社只出版名人的著作，谁认识你？」

　　「人也许不认识我，」我回答说，「但是我的上帝认识我。听说英女王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公主小的时候，有一次迷了路，走到一个乡下人的家里。『你们是谁？』一个老头儿问她们。『我们是无名小卒。』她们回答，『可是我们的父亲是英王！』」

　　中国玛丽和我再一同为这件事祷告，然后我们把稿子寄去慕迪出版社。两个月后，他们来信说接受了。1953年8月《暗室之后》正式出版。七个月之后，就重印了三次。到如今竟然重印了三十七次。

　　中国玛丽和我，现在住在美国这么愉悦的环境中了，有许多物质上的便利，可是我们却像离了水的鱼那样不自在，因为我们过惯了中国的生活。美国这里没有帮助我们做家务的人。我们两人都不大懂得做饭，也没有力气做粗重的家务。宣教士在中国，通常都没有什么时间料理家务。他们是蒙上帝呼召到那儿去的，应该首先注重在人群中做传福音的工作。既然佣人这么容易雇，薪酬又低，又听话，如果他们每天还花大量时间做家务，把精力与时间用在这方面，实在不能算是上帝的好管家。

　　中国玛丽虽然是美国人，但待人接物非常中国化。她热爱中国人民，像圣经中伯大尼的马利亚，她极其属灵，完全将她的生命倾注于祷告、个人谈道、文字工作上。我们在中国一向吃中国饭，是我吩咐佣人预备的。中国玛丽向来不在意吃什么东西，而且，如果有重要的事等着办的话，还常常忘记吃呢！她一点也不在乎东西好吃不好吃，只要有营养就够了。但如今，她是我们四人中，最年长、最少病痛的一位，自然成为一家之长，还得挑起圣经中马大的担子来。她必须「为许多的事」（圣经《路加福音》十41）忙碌，可是，她的脑子一时还转不过来。最难学的功课，是要记住炉子上在煮的东西，那时真不知烧焦了多少次！她还要自己学做饭。从她做的几道拿手好菜中，你就知道她还是爱好中国的一切食物。许多配料还特地到纽约的中国城，甚至香港去订购呢！

　　中国玛丽常常用创世记四十五章二十四节提醒我们三人。那是约瑟的弟兄们到埃及去买粮食的时候，约瑟打发他们回去接父亲，警告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我们也要求上帝帮助我们四个人，在这段人生路途上，不要相争，要彼此谅解。所以我们的共同语言非常简单：决不互相批评，决不探询动机，也决不放弃为上帝做见证的机会。因此上帝也做祂那方面的工作，从来没有不在我们的工作上祝福我们。

　　我们开始学习怎样简单化自己的生活，我房间里只摆着必要的用具：床、小茶几、床头桌，给客人坐的沙发、椅子，书架，还有黑布罩着的灯。房间有一个窗户，也用深色的窗帘盖着，这间暗室是我的办公室、餐厅，也是祷告台，许多肢体来看我的时候，我就在床上对他们证道。每天我要布置两个场景：早上布置成公共场所，把晚上用的东西都拿走，自己也换衣梳头妥当，常常有些不速之客很早就到的。晚上，我又把暗室改成医院里的病房，把一切需要的东西都放在身边拿得到的地方，免得惊动别人。时常经过疼痛失眠的一夜，我早上觉得好虚弱，真是流着眼泪，来做白天的布景，可是我不敢让中国玛丽知道，怕她替我担心。时常我听见微小的声音似乎在我耳边说：「只要数算你主的恩典！」

　　每逢客人来了，我们就请他们坐在床边的小木椅上，这些小椅子还是我们从中国带回来的，露西教幼稚园用的。每一件东西都放在原定的地方。我通常都知道在哪儿找，甚至人家还来跟我借东西呢！看见我居然拿得出来，不胜惊奇。我还是每天早上起来坐在床上，像小时候那样「等饼干吃」。中国玛丽总是把邮件连饼干一齐都拿进来，我们在拆信以前，先向天父祷告，求祂祝福每一位寄信的人，也求祂使我们接触他们的时候，成为他们的祝福。

　　信件与访客成为我们生活中的要务。人声，走动声，对于我们单调死板的困居生活，是多么受欢迎的插曲！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难以应付的客人，可是大体说来，都是使我们快乐的音调。我们衷心欢迎每一位客人。每天早晨，中国玛丽和我都这样祷告：「主啊！ 求祢引导那些祢要他们来的人，阻挡那些只来消耗我们的精力和时间的人，免得祢的圣工受到亏损，使需要祢的人得不到帮助。」

　　当客人来到的时候，我们很热情地欢迎接待他们。坚立在上帝的应许上，相信这些人就是祂打发来的。受打扰是我们生活中的常事，吃饭的时候，邻居们顺便进来看看，陌生人开车路过，也要进来见见我们，可能碰在一起，同时将车停在树下，同时来按门铃。成百上千的客人，为我们开了门户，通往更广大的天地。像我们这样周身病痛的人，要不是集中精力帮助他人的话，很容易落到自怜的地步。我们不久就明白，前面有两条路，一条是屈服在病痛之下，将自己抛弃在世界之外，一条是凌驾于病痛之上，欢迎受打扰，甚至利用这些「打扰」益己益人。

　　虽然我们开始向后面这条路迈进了，很多时候我还会自问，我怎么能在这间孤立的房间里事奉主呢？离开人群那么远，我是藏匿在一个无人知晓的黑暗里呀！那时，主鼓励我，使我想起早年的一个经验，发生在我悔改不久的时候。那时我们在中国九江的牯岭避暑。牯岭是中国的避暑胜地，风景优美。医生嘱咐我每天要出去散步，所以，每天清早，我向属灵的母亲——中国玛丽说再见以后，就在女佣的陪同下，出外散步。我穿着草鞋，手拄拐杖，女佣带了一小包食物，一个小茶壶，一盒火柴，我们每次都走到一条小溪边，看着清澈的泉水从山头潺潺流下。我们在溪边用石头搭个小灶，捡些细树枝，生火，烧早饭。

　　晨星在天上闪闪发光，松枝在微风中摇摆，多美丽！水花四溅的溪涧两旁，还有许多不知名的高树挺立，都在欢迎那即将升起的光芒万丈的朝日。「啊！我的创造者，天地的主宰，我敬爱祢，我崇拜祢。」刚被基督的爱唤醒的我，不由自主地从心中发出这样的祷告。

　　一天早晨，女佣人留在溪边找新奇古怪的小石头玩，我一个人涉过清凉的小溪，爬上岩石，走入一条小径。附近的瀑布声告诉我，我并非独自一人，是的，我一直感觉到主与我同在。祂真是全然可爱！我一路走，一路仰起脸来向着蓝天唱那首《耶稣领我》。忽然，一股芬芳的清香扑鼻而来，使我四处寻找香气的来源。找来我去，终于让我找到了，原来香气来自一堆丑陋不堪的垃圾。还有些碎石片混在一起，想必是凿石的工人顺手抛在那儿的。那根本是无人注意、无人理会，人迹罕至的地方。但使我惊奇不已的是，就在那堆污垢、孤立的垃圾堆中，长了一朵清秀的百合花，亭亭玉立，美丽非凡。这朵百合花自由自在地散放着她的香气。「感谢上帝，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藉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圣经《哥林多后书》二14）但愿我主耶稣自己的香气，藉着我沉重的担子、长期的病痛、人们的误会、日见衰弱的身体、经济的困顿，对未来的茫然，在这个黑暗的小角落里，自由放送。

　　几个礼拜以后，威尔逊总统号邮轮抵达旧金山，中途只在夏威夷停留了一下，李曼小姐和我两人，拖着又累又病的身躯，坐上了横跨美国的火车。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我们在黎明的微光中到达宾州。车上的工人把我们和行李一股脑儿地送出了车箱，留放在又冷又长的月台上。火车立刻开走，我们站在雪花飞舞的站台上发抖。有一列长得不可思议的石阶，通往上面的车站，我俩都不敢想象自己爬得上去。没办法，只好坐在两只小箱上等候、祷告，求上帝拯救。

　　我回想到 1920 年，我陪李曼小姐回国度假的情形，与今日真是天壤之别。李曼小姐难得有一次假期，我又从来没到过美国，所以她请我陪她一道回国。那时，长老会差会总部趁机请我到美国各地去证道。我的行程，包括许多著名的礼拜堂、圣经学院、长老会的年会、慕迪圣经学校、新心监狱，也会见过哈定总统，他还招待我们俩参观白宫呢！三年之久，我饱尝了热烈的欢迎，也亲眼看到美国各地的基督教工作范围之广，对他们非常佩服。我们住过富人之广厦，也住过普通人的平屋。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有人来欢迎，都有主内兄弟姐妹照顾。当时，我们也在乐园镇的李曼家，享受了许多宝贵的时光。那个假期中，我们在李曼的老家，发现有两个「玛丽」，另外一个是一位堂妹，于是，在中国生长的这位宣教士，就冠以「中国玛丽」的名称，以资识别。这个名字，适合极了，因为李曼小姐实在是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

　　现在，二十多年以后，我俩却像一堆被抛弃的货物似的，积留在铁轨旁，过了许久，才有两个人推着两张轮椅出现了。我们以为一定是给我们两人一人一张的，所以很高兴地向着他们蹒跚地走去，谁知他们把我放在一张轮椅上，另外一张却堆上行李，大概他们看看情形不对，不能又推轮椅又提行李，又以为这位美国女士至少看起来还走得动。可怜的中国玛丽，衰弱地跟在我身边，跌跌撞撞地又要扶住我、又要保持她自己的平衡。我照常昏眩得要命，一不小心就可能滚出椅外。那两个人把我们和携带的行李，推进推出地坐了两次电梯，才终于到达行李室。随即他们又消失了，我简直要昏倒过去。一位好朋友曾经约好七点钟来接我们的，我微弱地说：「等到那个时候，我们两人都会死掉，要不要叫计程车呢？」坐了十英里的车子，我们来到宾州乐园镇的李曼村。我们看见这座古老的大屋，灯火通明，欢迎我们。通往房子的车路，堆满了雪，中国玛丽的妹妹露西和堂妹玛丽站在门口等我们。露西亲热地吻我们，堂妹玛丽兴奋得大哭：「欢迎你们到乐园镇来！」

　　我们看见屋子里，摆满了李曼家多年收集的古董家俱，后面的老式大厨房，仍然保存着烧菜的大炉子。可是我太累了，不能再多看，她们把我放在一张高背的古老床上。我请她们把窗帘放下，躺在那儿真舒服！「乐园」对于我是象征式的，却又是名符其实的地方！我们逃难的日子过去了，艰苦停止了，我们终于可以安息了。忽然有一丝丝不安闪过脑际：也许我们事奉主的生活真的就此完毕了，在这个遥远的角落，我们还能为主做什么呢？

　　这幢棕色的大房子座落在乐园镇上已经二百年了，虽受风雨剥损，却仍很牢固。这里属于宾州的兰卡斯脱郡，素有美国的「花园地」之称，土壤肥沃，山峦起伏。这幢房子和四周相连的田地，是李曼的祖父买下的，原来的业主就是在独立战争享誉的瑞诺威廉将军。李曼的曾祖父也鼓励他的亲戚朋友，在这里造房子，开发，政府大为称许，因此称之为李曼村。

　　现在林肯公路（又名30号公路）通过我们门前。在扩建这条公路的时候，把我们的园地削掉了一大块，前面的院子没有了，刚刚剩下屋前的走廊。啊！我多么怀念屋前那些美丽的苹果树！当我们第一次回美国旅行时，每次我们回家，远远的就看见摇摆的树枝和红色的苹果，好像在向我们招手欢迎。现在我们的房子，日夜暴露在轰隆声中。那些巨型的大卡车、拖车、疾速飞驰的汽车、摩托车，从一个山头驶到另一个山头，永不停止，永无宁静。

　　我们隔壁是村中的商店，房子是红砖造的，我们后面有一个木料厂。离开我们屋后一百码的地方，是宾州铁路的一个货车站。一长列一长列的货运车，常常咣哨咣哨地滚过，现在，高速的客运车飞驰过宾州主线的闪亮轨道上，再也不像上一代那样，停歇在李曼村的小站上了。我们周围全是茂盛起伏的田园，点缀着一小组一小组的农舍：住房、马店、谷仓，全白得发亮。绿得像翠玉的田间有波浪式的玉蜀黍，涟漪式的麦穗和宽叶的烟草。天边是一道长满丛林的山脊，围绕着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

　　 这儿是门诺会（Mennonite）的地区，他们的妇女都穿着一样的服装。有玫瑰色的双颊，带着白色的小帽。这儿也住着阿米什（Amish）的人，男的都穿黑色的衣服，蓄着胡子、沉着脸。女的都戴着帽子、穿长裙子，孩子也都打扮得像小大人一样，各色齐全、连帽子也不缺少。到今天，你还可以常常看到他们经过我们门口，还可以听到他们马车的「得得」声，甚至在那车辆拥挤的第30号公路上，他们的马车照样怡然自得地行驶着。这两个宗派的人都安静、祥和、保守。他们的农庄就是他们的橱窗。他们仍然谨守着先祖的传统，过简单的生活，勤劳地工作。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果园中买到许多新鲜的水果，从菜园里买到各种菜蔬，从他们特种的牛群中买到浓美的牛奶。烘好的糕饼送上门来，还有许多家园的产品堆积在小店里。我们真像住在伊甸园中，中国的战争和痛苦都远隔在天边外。可是我们的心还留在中国，跟那些与我们同在主里相爱的人在一起。我常常想念那些留在国内的亲戚朋友们，好像铁屑片紧跟着磁铁一样。

　　我们到后不久，中国的伍医生来了一封航空信，我急急地打开了，里面有一张图画，画着一个插了蜡烛的生日蛋糕，旁边有一个人跪着读圣经，这是什么意思？还好，里面还有一封信，说：

「亲爱的蔡小姐：

　　与你道别以后，我回到家里，立刻打开圣经。照你所说的，我求圣灵亲自做我的老师，于是我开始读。我一直读下去，读下去，真是读得废寝忘食。现在我每天都读，一天没有间断过，上帝真是听了你和李曼小姐的祷告，我要谢谢你们的耐心。现在我读了圣经，知道我是个罪人，唯一到天堂去的路就是相信主耶稣。我要告诉你，我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图画中的那个人就是我，跪在那儿读圣经，这也就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我知道，也许我永远没有去美国看你的机会，你也不可能回中国来。但是正如你在我们分别时所说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堂相见！」

　　啊！但愿上帝继续帮助我，无论得时不得时，得便不得便，高兴不高兴，都向人传讲耶稣。我总要撒种，让上帝自己按祂的时候，照祂的旨意收成。

　　一年以后，我又收到一封哥哥的信，是他托人转来的，他就是从前反对我最厉害的那个哥哥。他曾撕破我的圣经和赞美诗，骂我叛教——叛离佛教。他反对基督最久，很少有比他更硬的人。可是，当他看见在1947年，上帝怎样奇妙地引领我经过长期疾病的折磨，又看见我毫无怨言地面对一切，圣灵就开始在他心中动工。这封信重述他怎样召集我们全家人，向他们宣布：「从七妹的久病和她无比的勇气能忍受着这长期的折磨，我知道宇宙中一定有一位真神。所以，我求祂赦免我的罪，我决定跟从祂，接受祂做我的永远的救主。」

　　战争又蔓延到上海来了，而且这次情形更糟。上次日本人的侵略虽然可怕，那还是外来威胁，可是这次是内战，其危险性或许就更大。中国人都心内惶惶，我们也考虑别离中国去美国。朋友们有办法的，大多数都逃掉了，李曼小姐也订了好几次去美国的船票，但每次都因我的健康情形太差而取消。我久病衰弱，旅行根本就是件不可能的事。「干妈，你走吧！」我对她说，「记得日本人把你送进集中营的事吗？现在政局改变，可能又会发生同样的情形，还可能更厉害呢！我是中国人，无论如何总会有办法。」「不行！」她非常坚决地说，「我死也要跟你在一起！」

　　一天，有人来敲门。一位英俊勇敢的青年说要见我。他随即冲了进来说：「我是负有特别使命来的，我们要你加入我们这一行。」「你没有看见我又老又瘦又病吗？」我回答，「加入什么一行也无用呀！」他抽出一大叠的书报杂志来：「这不是你的名字？」推到我面前来指给我看。那些文章，都是我以前写的。「我们要你留在这里，替我们一行写作。我会再来看你。」

　　他走了，可是第二天，另外一个人来了，提出同样的要求。第三天又换了一个。我把这件事通知亲友们，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赶快走吧，到李曼家。我们宁愿看你掉在海里，也不愿你落在人手中。」

　　我迫切地祷告，求上帝给我智慧，我想，我一个人不要紧，但我不愿留在这儿危害我的亲友们。于是我跟李曼小姐商量，可不可以先去美国领事馆申请护照，然后才去订船票。一个朋友有一架豪华轿车，愿意送我们去领事馆，我们要去问问看可不可以带个佣人去，不然的话，我怎能在美国生活呢？

　　六十多岁的李曼小姐，倒比平时更有精神地走上领事馆的石阶。我心里想:她比我强壮，她会比我更有多的岁月服事主，所以如果我陪她去就是不能做什么也没有关系，她可以在美国继续事奉主。李曼小姐出来的时候，对我说，领事馆绝对不答应她带佣人去，我们只好回去了。她又加上一句:「你总是说没有佣人根本别谈到美国的事，所以我们不能去了。」

　　「等一下，」我说，「既然我们到了这里，我跟你一道去见领事，总有好无坏吧！」于是李曼小姐、佣人、朋友把我扶出汽车，又扶进了电梯。办公室的小姐说：「你真聪明，趁能走的时候快走。可是你得先去见医生，他才是决定你能不能走的人。」

　　我遇见过许许多多的医生，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美国医生，拉着长脸，不停地嚼口香糖。候诊室里大约有三十个人。每个人都大声跟他吵，质问他为什么不许他们去美国，他毫不在乎，还是猛吃口香糖。轮到我了，他要我躺在一张又高又硬的桌子上，头上一盏强烈的灯光照下来，简直使我受不了。

　　「你的头发怎么搞成这样？」他大声咆哮，我不能撒谎，老老实实告诉他，是为患疟疾发高烧，烧掉了头发，「为什么你的皮肤这么黄？」我告诉他，这是长期吃抗疟疾药的缘故。他再仔细检查我。「你左手的食指和右手的大姆指的指甲里，都有霉菌。你先去找外科医生，把指甲连根拔出来，再来看我。」

　　李曼小姐吓了一跳，想跟他辩驳，我摇摇手，用中国话对她说，这种时候最好别作声。我们立即去见伍医生，就是那位仍未信主的外科医生，我们的好朋友。他很客气地告诉我，照着规矩是应该到医院里去施行这种手术的，不过为了我，他愿意在我房间里替我动手术。那时刚好有三个信主的朋友来看我，在我接受手术的时间，他们跟李曼小姐到她房里去同心为我流泪祷告。把指甲拔出来那种惨痛，我无法形容，简直是受刑！

　　第二天，我们又回到领事馆，通过了体格检验，领事便批准了我的入境证。天哪！没想到有那么多张文件要签！回到家来，天都黑了，我们也累死了，到睡觉的时候，我双手开始剧痛起来，显然是签字签得手指的绷带松掉了，墨水渗进了伤口里。佣人小汪，整夜陪着我，可是我痛得一分钟也不能睡。李曼小姐的房里有电话，直通我的房间，但我不愿吵醒她。天快亮的时候，她进来看我，我告诉她整夜都没睡。她看了我的手，脸色变得灰白。「赶快去请医生！」她说。

　　我的双手肿得又白又胖又满了脓，已经肿到手臂上差不多五寸那么高的地方了，医生来看到这种情形，脸色白得像纸，话都说不出声来：「蔡小姐，真对不起。」最后他说：「你马上得去医院，把手臂锯掉。」李曼小姐和我都呆了，说不出话来也哭不出声来。友人都骂医生这么大胆，以为他能在医院外做拔指甲这样的细巧而危险的手术，其实全是墨水渗入的缘故。

　　「蔡小姐，还有一个最后的办法。」伍医生说，「如果你愿意合作的话，我可以再开一次刀。如果毒素可以向下放出来，不再上升的话，就有救了。」我只好无力地同意了。毒素已经使我作呕、头晕、发热了，还有什么好说？第二次的开刀比第一次更可怕。李曼小姐只好再回房中去流泪，哀求主施恩帮助。医生再行手术，又把我的手指浸在浓浓的药液中。那种疼痛真无法忍受！「如果毒素不出来，我们就要急送到医院去！」他这样警告我。

　　我忠心的佣人苗妈，待我真像亲姐妹，她三日三夜扶住我的手，浸在脸盆里。在那三日三夜中，医生每日三个小时给我打一针盘尼西林。主再一次显出祂的神迹。最后我们看见肿毒渐渐退下去了。亲爱的苗妈，一句也没抱怨，一点也没有想到她自己的劳累，只顾扶住我的手，保持浸在药液中。过了几星期，我的手还未完全复原。那时，战争的消息越来越近了。

　　终于我们的护照弄好了，拖到这个时候，航行的美国轮船只剩下一艘。李曼小姐打电话给轮船公司的经理，他说：「李曼小姐，根本没机会！有三百个名字在候客单上呢！」她请他尽量想办法，而她自己呢——为这件事恳切祷告。

　　过不多久，电话响了。「李曼小姐，有两位乘客因病不能动身。」那经理报告，「我觉得应该给你们两位病人优先权，所以让你们跳过候客单那一道手续。不过我只能给你们六人一舱的船位。」「我会再祷告，请你尽量再想办法。」李曼小姐再请求说，「因为我们有病，不愿吵扰他人。如果你能给我们双人舱位，真感激不尽。」不可能，不可能！」经理喃喃地说。

　　上帝再次行了神迹——我们得到了一个双人舱位！

　　我们有许多信主的朋友不能离开，他们坚立在主的真道上，勇敢地忍受了，然后一个个被主接去！这些朋友当时都前来送我们上船。

　　那次的离别真不好受，因为我们知道，在地上再也不能跟他们见面了。苗妈十九岁就来我家，服事了我十八年，在我记忆中，她从来没对我说过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们要分别的时候，她说:「蔡小姐，我把你的枕头弄得舒服点，好吗？」她的声音都哽咽了。我也泪眼模糊地看着她，轻声说:「苗妈，从今以后又有谁来跟我把枕头弄得舒服点呢。」她的泪珠像豆粒一样大，滴在我手上。这个像亲生姐妹的女仆，也许今天还活着。我常常想念她，不知她是否逃脱了战祸，适应了变局？也不知她现在生活在何方？

　　三位医生护送我上船，伍医生是其中之一。他与我握手告别，眼眶也红了。「真舍不得你走。」他低声说。在这样亲友围集的场面中，我还有最后的机会跟他谈救恩吗？我决定无论如何要抓住机会不惜任何代价。

　　「这是我送给你的圣经，」我说，「希望你读的时候，上帝会亲自对你说话。你只要相信了主耶稣，我们总有一天会在天堂见面的。」这种话我不知跟他说过多少遍。他都不肯听，这最后一次的重复会有用吗？我只有再替他献上一次虔诚的祷告，然后跟他说再见。

　　船开了，李曼小姐和我勉强再随众人来到甲板上，向我们所爱的中国，作最后一次的道别，在眼泪中作最后一次的凝视！那天是1949年1月19 日，大多数人都以为我们就会这样静悄悄地消失，我们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希望。李曼小姐六十九岁了，我也已经五十九岁，两个又有病、又衰弱的人，还有什么前途呢？

　　李曼女士叫人去把我们原先的佣人小金和小苑找回来，并且尽其所能到处求医问药。但一年半过去了，我还是奄奄一息，大部分时间都昏迷不醒，因为在我骨头里的高烧没能止住。现在，医生们诊断，我的昏迷是因为烟酸缺乏症、痢疾和恶性疟疾综合发作而致。之所以在早先没有发现恶性疟疾，是因为这些病菌寄生在骨头和脑细胞里，并没有进入血液。痢疾和恶性疟疾有很多种，我所染的有好几种。在很多新的特效药中，只有一种能够让我退烧，那就是爱尔灵（Aralen）。我们如何才能得到这种药呢？这又是一个神迹。

　　一天，曼特医生（Dr.Mandel）过来给我做检查。他告诉李曼小姐：「换了别人，我会说三天之内她必定死，蔡小姐又另当别论。但我还不确定，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想法子把烧给退下来。」李曼小姐告诉他，黄先生是我一位中国朋友，对我的病情很关心。他看到了一瓶治疟疾的新药，是刚从美国带来的，于是就嘱咐那人先不要卖出去，可以等等，看我们是否需要。但李曼小姐不知道黄先生的地址，也没法子找到他。

　　在医生离开之后，李曼小姐忽然想起来，在她进集中营之前，为了避免她被遣送回国后失去联系，黄先生给她留过他的地址，并让她随身带着；而她为了安全，怕被日本人发现，就把地址分开写在圣经各页中。她找到地址之后，就上门去找黄先生，请他马上去把那瓶药拿去给曼特医生看。然后她给曼特医生打电话，请他不要出去，在家里等黄先生过来。在曼特医生等黄先生来那会儿，他妻子给他看一本杂志，上面有篇文章介绍一种治疟疾的新药。他正在读文章的时候，黄先生到了，手里拿的正是文章里介绍的特效药爱尔灵。据我们所知，这是上海唯一一瓶爱尔灵。服药之后，我的烧很快退了，危险度过，我又恢复了知觉，再次走出了死荫幽谷。尽管我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却仍不能独立行走，也还怕见光。除非神又行一个神迹，否则这些慢性病只能将其症状稍微缓解，靠人力却不能完全治好了。

　　这段时间，李曼小姐又是如何度过的呢？这再次显明了她坚定的信心和意志力，因为大部分时间里她都要躺在床上。她住在我的隔壁，这个阁楼上的房间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个直凳子，修补好的行李箱沿着墙摆放，墙上还有几个临时钉上去的搁板，一个帘子把房间分成两个部分，一半用来给佣人住并储存食物，我们所养的第二只白波斯猫照老样子睡在她身边。在床的另一头，是用行李箱搭起来的桌子，上面摆着电话、药瓶和一个小电炉。把自己、注音符号版圣经、电话地址簿还有其他东西都摆在床上，或者塞在床下，这样，她不用起身就可以拿得到。

　　她从早到晚都忙个不停。我们房里的电器老出毛病，她每天都要费尽口舌来让电工师傅派自己的学徒过来修修补补。男佣从菜场买菜回来，她得要与他对账，并计划好后面几天的饭菜，把米和油发给他。季先生是一位难民牧师，业余兼做木匠，常常在那里敲打新搁板，把行李箱改成家具。楼下的住户和隔壁邻居每天都向她抱怨很长时间。注射器要消毒，医生需要帮手，药物需要管理，而每个人吃饭的时间也不一样。她要一个一个地把那些忙得团团转的佣人们抓过来，鼓励他们读经祷告。学习注音符号的学生们常常就在那个房间里面和她一起工作。与此同时，她还要接电话，整栋房子就这一部电话，她要叫人去把那个听电话的人找来。

　　除了这些事情之外，还有其他事情要办。访客来来去去，一直没有断过。他们在旁边坐着静等，有时来的是一个人，有时来的是一群人。每批访客李曼小姐都要招待，招待时间几分钟或几个小时不等，时间长短要视访客需要而定。在客人走之前，李曼小姐总是和他们一起祷告。在来拜访她的人当中，有商人、难民、内地来的宣教士、中国老朋友、遇到麻烦事的邻居、刚到上海不久的人，来自中国各地的老师和学生。所有人她都欢迎，并且抓住一切机会来给人们解释注音符号的重要性。她会在深夜写些东西，但电话常常在这时候响起。有个孤独的外国人到了上海，想要找朋友聊天，却拨错了电话簿里的号码，打到她这里来了。她诚恳地在电话中把上帝安抚寂寞心灵的方式告诉了他们，在她的影响下，有好几个人去了教会做礼拜。

　　在我病重的时候，六哥常常来看望我。这些年来，他和他的家人都一直拒绝接受主，但现在他被我所遭受的痛苦打动了。一天，他没告诉我，自己就把家里所有的人都叫了过来。家人们聚在一起，不知道他要跟他们说什么。但很快他就说了出来。「我有件事要向大家宣布，」他说，「我去看了七妹很多次，想知道她如何能忍受得下所有这些痛苦。现在我知道了，她得到了使她能坚持下去的力量，而这力量的源泉只能来自于上帝。所以，我确定，无论如何，一定有上帝存在。我读了圣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现在，就在这里，我想告诉你们，我已经接受了基督做我的救主，请祂饶恕我的过犯，并发誓要跟随祂。」

　　就这样，那个撕碎我的圣经、在早年逼迫我的哥哥，终于悔改信主了。我全家老小总共有五十五人成了上帝的儿女，并公开表示信靠耶稣。我从没上过大学，也没去过神学院念神学，更不是教圣经的老师，我不过是上帝区区一只「猎犬」而已。我只是单单跟着主人的脚步，把祂的猎获物叼到祂脚前罢了。

　　校对注音符号需要花很长时间，是一件非常耗眼力的事情，而推广工作也需要耐心和毅力。李曼小姐因为自己不能出门，就不得不利用一切机会让所有来看她的人对此发生兴趣。来探访她的人数不断增多，这表明人们赞赏她的工作。不管自己有多疲倦，她对每一个来访的人都绝不造次或轻忽，这已经成了她的一条定例。在很多方面，她比中国人还中国化，她中文吐字清楚，成语应用得当，穿着中式衣裳，过着中式的生活。客人如果是在午餐时间来访，午餐就会延后，或者客人会受邀与她共用简单的中餐。这时，我们的厨子老颜会把烧好的菜放在桌上，菜碟上扣着盖子，并在每个人面前摆上一碗白米饭。有时候，李曼小姐在谈注音符号时过于专心，结果没有注意到饭菜摆上来了，又或忘了把菜碟上面的盖子揭开，直到那位可怜的客人扒了半碗干饭之后才想起来。老颜虽然心里着急，却因为怕失礼，也不敢跟她女主人说要把菜碟上的盖子揭开。

　　早在1941年，就在《启示录》的最后几章即将完工之际，李曼小姐几乎失明了，最后几章的校对工作变得异常艰难起来。当时她还得要说服圣经公会将各卷书合成一册，把注音符号版圣经整本整本地出售，他们考虑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肯这样做。在这事成就之后，她才感到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但那时她却已无法搭乘轮船回美国了。就在注音符号版圣经完成后不久，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人占领了上海租界。在一年之内，这些「敌国侨民」（这是日本人对那些与日本交战国家的国民的称呼）却还是有些许自由，可以在上海四处行走，但不准同中国大陆人一起回美国，这些人在1942年6月才首次搭乘交换战俘的轮船回美国。

　　1943年，很多地方设立了集中营，这些「敌国侨民」给赶进了集中营。然而那些上了年纪的和生病的人则缓一年入营。于是，李曼小姐到1944年6月才接到去集中营的传票。我们希望能在入营前五天内做好充分准备，所以不想让朋友们知道这件事，但大家还是听说了。于是，李曼小姐走前的最后几天里，访客源源不断，每天有四十到五十名客人来对我们表示同情，而与此同时，我不得不竭尽全力将她所需要的东西包扎整理好。李曼小姐没有对任何客人表示自己因为太疲倦或太忙而无法与他们交谈，一次也没有。

　　在她临行前一夜，最后一个客人留到一点钟才走，李曼小姐来到我的房间里祷告。我们的佣人小苑对李曼小姐忠心耿耿，却比较愚笨，将开我房间门锁的钥匙折断在锁里面，所以又花了一个小时来开门。

　　第二天清晨，访客又很早来访，李曼小姐房间里很快就挤满了人。迟些时候，林太太来看我，她是我的亲戚，也是我的朋友，是前清两广总督林则徐先生的孙女。林则徐先生1830年在广东将所有英国运来的鸦片付之一炬，后来这件事引发了鸦片战争。我自幼就认识她，那时，我们一起念佛经，而今，她已经是一个修为很高的佛教徒了。我常常劝她信主，而她则一直劝我重新皈依佛教。她有一床被子，几百个名僧曾对着这个被子念了几千遍的佛号，她保留着这床被子，要在死后放在棺材里，用来盖自己的身子，她相信这床被子很灵验，可以让她来世超生。她有几副念珠，全都磨得很光滑，证明她自己也念了成千上万次佛了，所以在佛教圈子里，她的道行是非常高的。当她进到我的房间，看到那些在李曼小姐房间进进出出的访客时，就惊讶地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告诉她，李曼小姐今天中午就得要搬到集中营住了，她吓呆了。

　　那天非常炎热，在中午时分，约有五十多位朋友在门口等着给李曼小姐送行。李曼小姐面带微笑走进我的房间，在祷告之后她向我道别。等到外面的人力车和自行车的声音全都消失之后，林太太不住地感叹：「没有哭!没有倒！只是笑了一下，做了一个祷告就走了！而她去的可是监狱！这样的事情我可从来没有见到过！」然后她站起身来，转过去对胡小姐说：「这是怎样的一种宗教啊！可以让李曼小姐和蔡小姐在这样的处境下还能微笑得出来！我可以只是在心里相信耶稣吗？」胡小姐是福州人，是林太太的同乡，她一向支持我们，就回答说：「你可以问问蔡小姐。」

　　我把《罗马书》第十章九到十节解释给她听：「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祂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林太太当时没有说什么，不过看上去若有所思。几个钟头之后，其他的朋友回来了，说他们看见李曼小姐上了等在那里接囚犯去集中营的那辆大卡车。这些朋友们还没有坐定，林太太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说：「朋友们，耶稣若能赐下这样大的力量，我愿意放弃佛教，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们很难断定她这个宣告是否是真正的悔改，所以就没有回答什么。

　　接下来整整一个月，我都没有听到她有什么消息，那时我搬到了另一个地方住，所以就请胡小姐去探望一下林太太，看她那天所做的宣告是否当真。林太太说：「整整一个月，我都在和上海这儿的方丈交涉，要把我的名字从佛教徒的登记册销掉，但他拒绝这样做。这段时间我们一直相执不下。待这件事情办妥之后，我就去基督教教会聚会。」

　　李曼小姐进集中营的五个月后，林太太受了洗，加入教会并定期去聚会。有一天，她摔倒后把腿给折了，但她一句怨言也没有，带着笑说：「也许主不希望我活动太多，要我在床上花时间读我的圣经。」

　　在林肯路上的集中营里，日本人将约二百五十名老弱病残关押了十四个月，非常残酷。当局曾经承诺，会有全套的医疗服务，但他们撒下了弥天大谎。当这些政治犯进了营地的大门后，里面什么也没有，只看见空荡荡的院子、空荡荡的房间还有那些残酷的士兵。有些政治犯是用担架抬进来的，有的腿瘸，有的长着恶疮，有的眼瞎，有的拄着拐杖踉踉跄跄地走进来，有些疼痛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他们待遇相同，全住进了同样的宿舍，瘸腿的人要照顾那些无依无靠的人，上了年纪的人要照看卧床不起的人，而他们每个人只得到一张床，其余的东西都是自己带来的。没有药，没有护士，也没有医生！在三天之内就有三个犯人死去，后来死去的人很多。事实上，若不是有五十位能干的年轻人从别的集中营调了过来，自愿承担起了照顾这些可怜的病号的繁重工作，他们全都会死掉。

　　集中营里不同国籍、不同宗教的人被赶到一处，既有硬心肠的罪人，也有赌鬼；既有信奉邪教的人，也有世故圆滑的人；既有宣教士，也有亵慢人；既有富人，也有穷人；既有老人，也有小孩。他们全都要面对这赤裸裸的残酷现实，所有的面具全都摘掉了。自私的人更加自私，而无私的人简直就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服侍其他人，抱怨的人继续抱怨，信奉邪教的人开始诅咒，而赌徒则照赌不误。但他们全都要集中力量去完成所分配下来的任务，并且共用药物；他们当中本是医生和护士的人去照看那些病得特别重的人。他们吃的食物是从仓库地板上扫出来的一点剩下来的干鱼和米粒，所以很多人患上了痢疾，而蚊蝇四处肆虐，带来了疟疾。李曼小姐坐在床上削土豆或者去洗脏米粒的时候，她身边那些赌徒们却一直都在斗牌。她肯定把我寄去给她的一些食物拿去跟别人分享，并且尽其所能地去帮助别人。她后来患上了痢疾和疟疾，在十四个月中体重减轻了约十八公斤。她的脊椎骨弯曲得更加厉害了，因此变矮了十二厘米还多。

　　至于我，几乎一贫如洗，所有的佣人全都离开了。老颜去世了，小金自己唯一的儿子也奄奄一息，所以她回去照看他。小苑则去投奔自己的婆婆。我在王家沙花园一座老房子的阁楼上租了一间房。我把这间房也遮成一个暗室，因为无法忍受光的刺激。而且我无法行走，却又需要到房间各处去，于是就学会了在地板上爬行。隔壁有一个基督徒教员，每天中午给我送来一餐热饭，其余的时候，我吃的是硬饼干和咸菜。

　　我很多次对主说：「这路太窄，我走不下去了。」但祂总是回答：「藏在我里面，我会带你走过去。」一个朋友见我境况窘迫，就用一种特别的法子来帮我。有一些尼姑也很需要帮助，苗太太是其中一位女居士，她同意和我立一个佛教中的契约。我如果答应在来世帮助她，她就答应在今生帮助我。她按照约定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帮我煮饭，并且陪伴着我，我们成了好朋友。她和我一起坐在暗室里面，她数她的念珠，我则自己灵修。不过她愿意学唱赞美诗，也愿意和我一起祷告。到了年底的时候，她和她女儿都接受了基督，上帝接纳她们在永生中做自己的女儿。就这样，我也履行了契约中自己所做的承诺。

　　一些外国朋友原先答应每个月给李曼小姐寄一个包裹，但不久以后就过来说，自己没钱买东西寄去给她了。那个月我只有两个小水果罐头和一些煤炭可寄。有营养又不会变质的食物在上海几乎没法子弄到，而且所有的银行账户都冻结了。我只好把自己的东西拿去卖，然后借高利贷来给她买些麦饼、大枣、花生酱和其他的生活用品。而牛奶则要到黑市才能买得到，每次从店里只能买一小听，出店的时候还要小心翼翼地藏在衣服里。全靠胡小姐和其他朋友帮忙，是她们到处去给我搜购东西。

　　有消息传出来，说日本人打算把那些政治犯全都饿死，于是在一个早晨，我祈求上帝能有五磅装的奶粉可以给李曼小姐寄去。几个小时以后，我们的朋友春山带了个电话口信过来：「柳弟兄是一个富商，他存有三罐五磅的奶粉。在他主日去做礼拜的时候，讲道人说，任何不做十一奉献或不去帮上帝那些需要帮助的儿女的人，都是在盗用主的钱。于是柳弟兄就让我带其中一罐过来给你，托你寄给李曼小姐。」

　　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时我真是如释重负，信心也增强了！这奶粉是上帝赐的，因为我靠着自己，无论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这些包裹救了她的命，也救了其他人的命，但这开销与其他开销一道，让我负上了三千美元的债务。

　　胜利的日子终于来临了！中国朋友们带着食品和礼物，成群结队地来到集中营。有一个人藏了些咖啡和罐装牛奶，于是设了个摊位，让那些从集中营里出来的囚犯们免费畅饮咖啡。一个女人给犯人们带来了烤鸡和烘焙土豆。蒋介石夫妇给每个囚犯送了些钱，其他人也想方设法来帮助这些刚从集中营里出来的人。我因为不能独自出行，就请一位女医生和我一起搭着人力车去看李曼小姐。我看到她变得又瘦又矮，真是大吃一惊。她告诉我，根据美国当局的要求，她还要在集中营里再呆一个月，之后她得回美国去，因为医生来检查了一下她的脊椎，告诉她以后再也不能提东西，也不能受大的颠簸震动，免得脊椎骨折断。

　　我回到家之后，访客络绎不绝，我一直到凌晨两点才睡觉。第二天，更多的访客来探望。结果，我第三天早晨起床的时候，浑身颤抖个不停。苗太太用手按住我，可我还是无法停止颤抖。最后，我昏倒在床上，一连四个月都人事不省。我病倒的消息传到了李曼小姐那里。幸而上帝给她开了路，让她能来看我。一位美国官员用自己的车送她去了美国领馆，她请求领事馆官员批准她离开营地，因为她在这附近就有一间自己的房，还有床睡，若要她再回营地，真是件难以忍受的事情。在她苦苦哀求之下，那天傍晚，医生批准她可以回来住三个星期，于是她一路缓缓地走到我住的地方，大约走了有三里路。她进来的时候我没有认出她来，把她叫成了「大哥」。就这样，她带着一根快断的脊椎骨回来，我昏迷在床，高烧不退。战争、通货膨胀还有集中营生活把人们的钱财消耗殆尽。她不名一文，我则背着三千美元的债务。但又有一个神迹发生了。有一个我只见了两面的朋友，过来问我现在近况如何。李曼小姐和他说了我的情况，他把一个小包放在李曼小姐的膝上，说：「这些钱我现在用不着。你先花着，以后方便的时候再还就行了。」

　　「请问你尊姓大名？」李曼小姐问，「你难道不要我们写一张收条吗？」

　　「蔡小姐认识我的，我也相信她。她是一个基督徒。」他说完就离开了。李曼小姐把那个小包打开一看，里面有三千一百美元。又可以有食物、医药和佣人了。债务也渐渐还清了。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