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属灵文章

宗教改革运动的中心：回归圣经

　　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下改革运动的本身。首先要澄清的是，改革运动的中心意义集中在《圣经》这本书，而不在一个或几位人物。我们一般谈到的改革运动，是指把基督教世界分成两半，一半是罗马教会，另一半则是更正教会（就是新教或称狭义基督教）。可是我们所关心的历史却是另一回事，乃是指属灵的教会在历世历代中虽有不同的争论和腐败，并且遭到神职制度以及宗教系统的迫害，却依然能够为主做见证的记载。其实大部分改革运动所做的，还不过是一些外面的改革，然而改革运动也确实在基督教世界一些地区，带出了一套崭新的环境以及宗教观。如果我们忽略这个事实的话，我们就无法了解教会属灵运动的发展背景，以及从改革运动以来所面对的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改革运动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面貌。在一些国家里，罗马教会可憎的恶行给除去了，可是古老的表面依然存在。在另一些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则回到圣经给每一个人领受神恩惠的自由，甚至恢复一些早期教会的特点，即在生命中的交通。改革运动的各个不同层面，跟这个运动的一些主要人物很有关系。

马丁·路德在德国引爆改革运动

　　主后1483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生于一个矿工的家庭。虽然他的家里一贫如洗，然而路德的父亲却执意希望儿子日后能成为律师。主后1501年，路德进入埃尔福特（Erfurt）大学。路德年轻的时候就对属灵事物有一份执着的追求。对罪的强烈感受，以及渴望得到内心的平安，终于催促路德毅然放弃原来事业的目标，转而进入在埃尔福特的奥古斯丁修道院。藉着执着且虔诚的忏悔、禁食以及祷告，他渴望能得到救赎。德国的奥古斯丁派，代表修道士中间比较好的一群，他们颇受人们敬重。他们注重传道，在其间也有一些人有属灵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其中一位就是约翰·施陶皮茨（John Staupitz）主教。他在巡视各修道院的时候，发现马丁·路德为求得救赎，正在深入地进行属灵的操练。于是，施陶皮茨就建议路德去阅读圣经，并向他指出：只有藉着基督，人才有可能得到救赎，并得与神交通。当马丁路德读到保罗写的罗马书的时候，圣灵的光照进他的心中，他从此得以与神和好，因信而称义。

　　路德得救的经历，藉着研读圣经愈加坚固。他的恩赐在他的讲道上面更加显明。他个人的经历不可避免地引领他，再一次思想这些在他生活四周的传统信仰、宗教组织以及教皇制度。反思的结果，更使他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事物的错误，而这时他正在威登堡（Wittenberg）大学教圣经。有不少人支持他的想法。

　　主后1517年，路德遇上一绝佳良机来表达他的信仰。教皇利奥十世（Leo X）急需大笔的金钱来修建圣彼得教堂以及满足他个人极为奢华的生活。他发现，出售赎罪券可以大量地增加他的收入。在道明会（Dominican）中一位名叫铁支勒（Tetzel）的修士，此人是一个贩卖赎罪券的高手，他在威登堡一带使用一些顺口的歌谣和低俗的笑话来促销这些赎罪券：「只要钱在箱中响，炼狱锁钥不久也来响当当。」这类做法充分地暴露了整个宗教界的错误。因为路德自己对神圣恩典有着切身的经历，他对这种亵渎神的做法实在是忍无可忍。当他无法说服宗教领袖采取任何行动之后，就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钉了九十五条声明。这一声明，打开了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在罗马教会压迫之下的一切不满的闸门。路德宣称，赎罪券不但不会消除人的罪恶感，反而更无法逃避神的惩罚。真正地悔改，才是获得神赦免的唯一出路。对一个蒙恩得赦的人，赎罪券是毫无价值的。路德的许多朋友把这些声明复印分发到德国各地，终于有人敢挺身而出，道出一些许多人不敢说的真话了。

　　主后1518年，教皇要召见路德于罗马，然而路德的朋友一致极力反对他前往，因为他们知道，路德此行必定会被定罪。教皇只好要求在德国的特使来处理此事。路德在奥格斯堡（Augsburg）与特使会面。特使要求路德撤回有关教皇无权出售赎罪券、只有基督才能赦罪的声明。对此无理要求，路德理所当然严词拒绝。为防遭暗算，路德随后退回威登堡。本来路德并无意反对教皇的超越地位，然而，当他开始研究教皇制度的渊源时，他很快就发现教皇制度的基础十分薄弱。第九世纪中叶，有一份教皇手谕集被公诸于世，据说那是出于第七世纪有名的圣职人员塞尔维尔的依西多禄（Isidore of Seville）的手笔。这份文件记载着从第一世纪以来支持教皇和大公会议的许多所谓的决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御赐教产谕。君士坦丁要求全国教会都臣服于西尔维斯特（Sylvester）教皇以及他的继承人，其主权甚至远达整个西罗马帝国。这整个阴谋，其实就是使用一份最有技巧的伪造文件，可是人们却信以为真。直到十五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唤醒了研究的精神后，才揭发出这个大骗局。整个罗马在教会和帝国中的权力，以及整套的神职制度都是建立在这份假文件上。

　　路德此时又遇上了一位名叫腓力·墨兰顿（Philip Melanchthon）的人，此人日后成了他亲密无间的朋友及极其得力的支持者。墨兰顿于1518年赴威登堡担任希腊文教授。他是一位极羞怯内向的人，然而却是一位极出色的学者。从他到威登堡开始，他卓越的天才源源不断地给予路德极大的帮助。很难想像这两个个性完全相反的人，一个是干劲十足、火暴脾气的路德，一位是智慧沉着、冷静果断的墨兰顿，能结合成强大的力量和惊人的效果。

　　主后1519年，在莱比鍚（Leipzig）安排了一场辩论，由天主教中最有辩才的约翰·埃克（John Eck）和路德在威登堡的一位同事安鲁·卡尔施塔特（Andrew Karlstadt）参加。路德在一些学生和墨兰顿的保护下也出席了这场辩论。埃克头脑敏捷，力逼准备欠佳的卡尔施塔特，埃克最后以下面几个问题，把路德也逼上了不归之路。

　　路德是否不承认教皇的无上权力？

　　是的。

　　所以他同意约翰·胡斯的论点，就是那被教皇和君士坦丁堡议会定为异端而被处死的人的观点？

　　是的。

　　因此在路德的眼中，教会议会在处理约翰·胡斯事件上犯了错误？也就是说教会议会并非不会犯错误吗？

　　路德多年来一直期望能避免直接地否认教皇和教会会议的权柄，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只好进行了不可挽回的宣告。从此，他就不再受罗马教会制度暴政的管辖，而得以自由地顺服主基督，并以神的话为他唯一的权柄与引导。

　　正当罗马教会教廷在烈怒中咆哮地指称路德为异端，并且积极准备一份开除的诏书时，路德却专心地把他所坚信的真理一一整理并出版。这些文件以后震动了整个欧洲。他有三份文件最为著名，即《致德国贵族书》（An Address to the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论基督徒的自由》（On Christian Liberty）以及《教会被掳于巴比伦》（The Babylonish Captivity of the Church）。在这些文件中，他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了罗马的教义及其弊病。他疾呼必须大幅度地进行改革，提倡高举圣经的权威，因信称义及信徒皆祭司等真理。罗马教皇的定罪诏书来到，不过这次的异端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范，被烧掉的不是异端，反而是别的东西。在威登堡郊区，路德带领了一批同情分子，把教皇的诏书，以及教廷一切错误的信条一并付诸一炬。威登堡的平民及大学生均极力拥护这次焚烧行动，对此，政府机构亦未采取任何行动。不只是路德，可以说这是大部份德国人民一同对教皇的叛逆。

　　就在此时，查理五世（Charles V）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的宝座，成为当时最有权力的皇帝。他是一个对罗马教会忠心耿耿的人，然而，他的权力在德国还是受到当地诸侯们的限制。其中一位就是萨克森（Saxony，另译撒克逊）的腓特烈亲王（Frederick The Wise），他是一个精明的政客，主张地方自治。查理左右为难，一方面罗马教会向他施压，迫他履行他的职责，按照教廷的裁定来处置路德；可是在另一方面，当时他正准备和法国作战，查理不愿意得罪德国，因为德国的大多数人民是支持路德的。主后1521年，沃木斯（Worms）的主教会晤路德，对他横蛮无理地加以指责，并要求路德立即撤回他所写的一切东西。对此路德的回答则与一世纪以前的约翰·胡斯的回答完全一样：任何与神的话违背的东西，他才愿意撤回。于是，路德被腓特烈的手下逮捕、并软禁于瓦尔特堡（Wartburg）城堡中。然而在那一年多的软禁期间，路德却把新约圣经翻译成德文。

　　当路德被软禁于瓦尔特堡的期间，在威登堡的改革运动就由卡尔施塔特来代领。在众多人的帮助之下，这位新的领袖人物大力扫除了一切与罗马有关的事物，他们的热情使得整个社区都沸腾起来，城市的父老纷纷请求路德回来。路德回来以后，藉着他的讲道，八天之内，整个城市就恢复了平日的平静。

　　另一次变乱则对改革运动造成很大的伤害。主后1524至1525年间，圣彼得发生了一次瓦特·泰勒农民起义（The Peasant’s Revolt）。其实这次起义与路德以及他的同事没有丝毫关联，但是他们却被指控为起义的策划者。路德是第一个去寻求谈判解决争端的人。后来谈判破裂，路德又被激进分子激怒，于是他请求政府出面平乱，结果导致许多人流血丧生。路德这一次愚笨的决定，使得许多原来支持改革运动的人转而弃他而去。

　　主后1526年，查理皇帝召开第一次施派尔议会（Diet of Speier），要求处置路德一伙，然而议会反而颁布公告，予各州的政府自由决定他们管辖地区的宗教事务。主后1529年，在第二次的施派尔议会上，大多数罗马教会信徒决定：从今以后德国各州在信仰上应保持现状，那些已经改为路德派的，可以允许维持不变，但是必须允许人民在那些州内有罗马教会的仪式，对于当时还是属于罗马教会的各州，则不许改变。然而当中有一少数人竭力反对这一决定，并要求对此进行更正。更正教（Protestant）的名称便由此而来。德国从此一分为二，一是更正教会，另一则是罗马教会。更正教会与罗马教会之间常有争执，甚至还动干戈。

马丁·路德的有限与路德会的软弱

　　当我们了解路德运动的背景后，我们就能十分清楚地看到，路德因着从圣经中得到了人单单因信基督就能得救的启示，就在他自己的人生中带来极大的冲击。同时为了要恢复圣经所教导的教会观，就要强调个人与基督的关系为基础，许多的障碍都必须克服。然而，路德是否真的看见，如果在个人的救恩上是要接受圣经的权威，那么在教会生活上是否也必须遵照圣经的权威呢？如果他看见了，他是否有勇气遵照圣经的教导直到最终目标？

　　因着路德的运动而掀起人们对罗马教会的反叛浪潮，并非单单是属灵而引发的。罗马教廷在许多方面大肆侵占人民的财物，所以在德国的改革运动不单单是为宗教的原因，也有社会和政治的因素。许多跟随路德的人，确信罗马教会在许多属灵的事情上欺骗了他们，而路德所教导的才是正确。可是无法验证，大部分的人是否曾经有与路德本人同样的属灵经历。事实上，我们可以确知他们没有。路德在自己的著作中曾这样记载：「那些从开始就跟我们在一起，并且喜爱我们教导的人的数目，至少是目前人数的十倍，可是现在只有少数的人依然站立得稳。」

　　我们曾经看见路德在早期寻找属灵真理的过程中，深受弟兄会的影响。这些影响在他身上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当他与罗马教廷进行严厉的冲突，路德本人原有的谦卑，不久就变成了他自己所极力反对的狂暴的独断教条主义。当然，也许若非如此就不可能有改革运动。单靠像伊拉斯谟所说让大家保持冷静和节制，慢慢地来寻找改善的方式是行不通的。然而，能带领改革运动的勇敢，也同样地把路德卷入政治上的争执，使得他不能集中精力专注于属灵的目标。他所设立的路德教会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他从圣经得来的观念和他与那些对他忠贞的地方人士进行妥协的产品。而且路德会本身，也从罗马教廷承接了许多的错误。路德会渐渐步入与新约的教会大相迳庭之道，甚至路德本人也承认，路德会中充满了敬虔和不敬虔的人，而且又与政府混在一起，并且也开始建立了神职系统，这与他们原来所反对的罗马系统已经相去不远。

　　有意思的是，我们注意到在主后1526年路德写出这么一段话：「福音正确的秩序无法在各种人群中显明出来，但是在那些认真的基督徒中间，也就是那些口里承认福音的人，他们必须在一个地方聚会，一同祷告，一同读经，给人施浸，领用圣餐，并实行其它基督徒的善行。因着这样的聚会，就可以把信徒和非信徒分别出来，并可以按照基督在马太十八章十五节，的教训或是纠正，或是恢复，或是分别为圣。他们也可以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一至十二节中所教导的那样，甘心地奉献自己，无私地帮助贫苦的人们。这里并不需要什么特别好的歌声，简单的浸礼和圣歌，而都是在爱中按照圣经而行。可是我却无法设立这样的聚会，将来时机成熟，我将会尽力而为。目前我能做的只是呼召、操练、传道，直到基督徒们自己看见圣经的教导，能够热心于这样的带领，并坚持下去。」由此可见，路德对于教会本质的了解，远远超过他在实际行动中所表现的。如果路德当初采取另外一条路线，情形将会如何，也确难预测。不过他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教会，因为大部份还是由民间人士控制，这就无可避免地使得教会日渐软弱。

慈运理在瑞士的改革

　　瑞士原本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然而瑞士一直亦是欧洲最自由的一部分，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这种自由的气氛下，改革运动迅速发展，瑞士的改革运动无疑成为整个基督教改革运动的先锋。

　　主后1484年，乌瑞奇·慈运理（Ulrich Zwingli）出生瑞士的维尔德豪斯（Wildhaus）。他在维也纳大学以及巴塞尔（Basel）大学均十分出众，后来被任命为格拉鲁斯（Glarus）的教士，以后又成了苏黎世（Zurich）教会的领袖。他在早年曾经和被人们称为重浸派（Anabaptists）的弟兄会的会众接触过。弟兄会中有一位著名的领袖格列伯（Conrad Grebel），曾经与慈运理是好朋友。但是在苏黎世的弟兄会相当多，所以慈运理和那些渴望在自己的生活、以及教会敬拜上都能按照圣经而行的人多有往来。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本人对于受浸也有许多的探讨。在后来的改革运动中，他的教导的基石，就是圣经在基督徒生活准则上应享有最高的权威。尽管他自己是否完全接纳他所教导的信仰所带来的影响，仍是一个疑问，然而毫无疑问，他较路德在按照神的话语而行上激进得多。并不是路德对圣经的尊重有什么问题，但是因着他自己得救的强烈经历，使得他在自己心中产生了把圣经摆在经历以下的阴影，以主观的经历主导了神客观话语的教导，致使路德比较容易接纳那些圣经中没有明文禁止的事情。可是慈运理却坚持只有圣经中明文教导的事，才可在教会中施行。

　　主后1522年，慈运理从苏黎世开始他的改革运动。他激烈地批判罗马教会的迷信，并且公开地对此进行辩论。当地的政府坚决支持他的主张，并建立了独立教会，按照他所教导的来运作，由人民来管理他们自己的教会。慈运理坚持，教会的实行必须按照圣经的教导，这使得在瑞士的改革比在路德领导下的改革运动还要激烈。祭司袍、偶像、圣物、弥撒、祭司制度、中央集权制度，完全都被清扫一空，唯有传讲神的话语成为中心。

　　然而慈运理也有他另外一面的问题。他不但是一位改革者，也是一个爱国者和热心的政治家。他坚决反对他的同胞去加入外籍雇佣兵，他属灵的目光和政治上对国家的认同，至终导致更正教和罗马教会的战争。主后1531年，他战死沙场。慈运理早年与弟兄会的接触，或许使他对教会本质的认识有所帮助，这也是为什么很难理解他会接纳一个官方的教会。当教会的会员是以国籍和国家的法律来管理的时候，这还是新约圣经中所教导的教会吗？在圣经中就是由一群当地的人、因着基督的属灵而结合，这种地方教会的观念和官方教会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

慈运理的错误和不包容

　　慈运理关于基督徒社区成为当地的政府、并以圣经来治理，这一套理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基督徒的社区和教会是不相同的。圣经中的教会是一群从世界中被呼召出来的余民，为着主自己作见证的。把教会变成基督徒社区来治理的政治，是圣经中所没有记载的，在教会历史上没有这一先例。慈运理以及后来的加尔文提出一个有形的教会和无形的教会这种理论，即真正的教会是看不见的，而地上看得见的教会则是基督徒世界所组成的教会来代表。这种说法，导致教会不过变成一个理论，在神的话中则变得毫无意义。（编注：关于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的理论，与主耶稣关于麦子和稗子的比喻是一致的。）

　　我们以后还要再来探讨这种观念对于其他独立的基督徒团体的影响。因为慈运理主张政府应该是由教会来管理，政府自然就有义务使用它的权力来对付任何与它所认可的教会不一的教会。所以改革家本身就成了罗马教会的延续，即以宗教来迫害他人的宗教自由，反对人自由地按照神的话语来敬拜及见证神。

　　这种互不包容的灵，使路德与慈运理在对于主的晚餐上所持的不同看法更为明显。路德认为「这是我的身体」必须按字面接纳，尽管路德不同意罗马教会的变质论（Transubstantiation）看法，他以为基督是物质实体性地存在于饼杯之间，就是或其后人所说的同质论（Consubstmtiation）；慈运理则持守目前的福音派普遍的看法，就是酒和饼均仅为一种记号。这两派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以一种苦毒的灵来进行争论，罗马教会则在旁边幸灾乐祸地欣赏基督教的分裂。

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改革

　　主后1509年，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出生于皮卡第（Picardy）的诺阳（Noyon）城，他的家庭颇受人尊敬，而且在当地很有声望。他的父亲期望他能成为神父，所以送他去巴黎大学。后来他去奥尔良（Orleans）攻读法律。他在两个大学里都非常出众。他在古典以及法律方面所受的教育，为他日后奠下了深厚坚实的基础，以后当他的兴趣转到神学方面，这些才干更加发挥出来。

　　约在主后1532至1533年间，加尔文有了重生的经历，从此，他的一生就有了巨大的改变。他开始对圣经的权威性有了重大的亲身体会，研读神的话语就成了他最渴望的事情。返回巴黎后，他找到一群信徒，他们常在一起研读圣经并祷告。这一恩典对于他日后属灵的事业有着相当重大的影响。这个团契中有一些相当出色的人物，纳瓦拉（Navarre）的女皇玛格丽特（Margaret）也是其中的一员。这个团契最早是在大约四十年前，当博学多才的李佛瑞（Le Fevre）来到索邦（Sorbonne）教神学的时候所开始的。李佛瑞自己是因着阅读圣经，才在基督里找到了平安，所以他就聚集了一些人来一同分享主的话语。他教导有关救赎是单单凭着信心，这此路德和慈运理都要早。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的教训，使徒们就是这样地教导，只是因为教会一直教训得救是靠着遵循教会的圣礼，以致于当人们听到这个好消息时，还以为是什么新的教训。藉着李佛瑞的服事，威廉·法雷尔（William Farel）重生得救，他后来成了一位著名的福音传道者，并且就是他在主后1536年，说服约翰·加尔文留在日内瓦。主后1521年，由于外面的压迫太大，这个团契的一些主要弟兄，包括李佛瑞和法雷尔都被迫逃亡在外。但是团契还是在断续地聚会。当加尔文加入这个团契时，其中一位负责带领的弟兄就是巴黎大学的校长尼克拉斯·古普（Nicolas Cop）。主后1533年，古普发表了一篇谈话，他强调福音的观点，并且极力呼吁改革。当局认为加尔文就是这篇讲话的起草人而对他进行通缉，加尔文因此被迫离开巴黎，逃亡到巴塞尔的更正教中间。

　　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在位之时，为着政治的缘故，他宣称法国的更正教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所以需要政治的力量加以于管制，以维持法治和社会秩序。加尔文觉得他必须出来为这些被诬告的同胞申辩。主后1536年，他发表了《基督教要义》，有系统地把改革宗的神学表达出来，清楚地让人知晓这绝非任何新潮或是异端的教义，只不过是回归到早期教会的信仰和实践。文件第一次发表之时，他才二十六岁。后来他又不断地加以修改补充，直到主后1559年完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要义。改革运动中没有任何其他的文献可以和加尔文的要义相媲美。直到如今，这一文件在许多方面仍是有相当的价值。因着这一份著作，加尔文在许多其它的国家中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在更正教中间，加尔文仿佛成了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主后1536年，加尔文路经日内瓦，遇见了威廉·法雷尔。法雷尔极力劝他留下。经过一段内心的挣扎，他相信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就同意留下。他余生除了有三年被放逐之外，均在瑞士度过。

　　日内瓦在名义上成了更正教的地区，这主要是因为寻求政治的自由，并不是在那里的人民对属灵有什么饥渴。其实，那城的人以放荡的生活方式而闻名。加尔文确定能在一个地方政府所控制的教会中进行改革，他相信地方政府也是由神设立的机构，但是教会必须在他的责任范围里保持独立。教会有权力开除那些不服管教的人。加尔文甚至起草了一份教规，要求每一个公民遵守。这件事引起当地人们强烈的反感。他们把加尔文和法雷尔一同驱逐出境。加尔文来到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在那里渡过了三年。日内瓦的情况愈来愈乱，所以人民又想请加尔文回来重建秩序。因此加尔文这次回来，就有了很强固的地位，他可以开始推动他所欲进行的改革。主后1541年，通过了教会章程来治理教会。在加尔文的制度中长老是中心。当时长老们以及牧师组成宗教法庭，处理有关信仰上的事务，包括把人开除出教会的事，也是他们的定规。如果有需要的话，宗教法庭会要求地方政府来强制执行一些处罚。

加尔文的弱点和优点

　　无可置疑的是，加尔文处理教会规章的本身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他本来希望教会的成员来选择他们自己的领袖，他并不同意地方政府有那么多的权力，可是因为加尔文本人对于教会和基督徒社区的分野并不是那么清楚，这就难怪他时常弄不清什么程度是在教会的范围之内的权柄。他不但允许、甚至鼓励地方官员插手管理他们原来根本无权过问有关的教会事务。有关塞尔韦特惨案（The Cruel Case of Servetus）就是一个很遗憾的例子，清楚地披露了加尔文在这方面的错误。塞尔韦特（Servetus）是西班牙的一个医生，他强烈反对加尔文的神学。主后1553年，他在日内瓦被捕，受审之后，被定罪为异端而惨遭烧死。其实，这是加尔文与他自己进行的一场真实的考验。加尔文觉得地方政府有权过问教义上的争执，被教会开除还不足以处罚持不同教义的人。这种对异议者非置于死地不可的做法，注定了独裁的悲剧必然要发生。（编注：加尔文对塞尔韦特事件究竟要负多大责任，在其他历史著作中有不同的理解。）

　　当然，加尔文的教导中也有正面可取之处。他的一些好的贡献也是影响深远。日内瓦后来成为世界各国受迫害人逃亡的天堂，像在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John Knox），他就是深受神给加尔文之亮光的帮助。诺克斯是一个具有坚定品格的属灵伟人，神使用他改变了整个国家，很多人不能与他相提并论。当然，苏格兰当时也是预备好了要进入革新。从消极一方面来看，当时的罗马教会神职人员酒色放荡，已经成为公众的羞耻；从积极方面来看，在苏格兰从古老的凯尔特教会（Celtic）也还留下少数非常宝贵的遗传（参阅第九章英国的基督教），而且威克里夫的一些苏格兰学生也从牛津带来一些宝贵的祝福，加上诺克斯忠心地把他从神话语中所学到的教会生活的原则应用出来，在传扬神纯正福音上有无可估量的益处，并带下极大的复兴。

　　加尔文的神学有一点是他自己特别着重的，乃是依据信徒生命的律来行事。他坚决地主张救恩绝不是如罗马教会所教导的那样积善才能获得，救恩只有藉着信心方可获得。救恩虽然不是藉着善行而获得，可是救恩却会导致善行。一个信徒生活中有善行，就证明他与基督有了重要的关系。一个信徒每天的生活，须遵照圣经上神的律法的教导。加尔文非常注重一个人的品格，同时也非常看重教育，约翰·诺克斯就是受加尔文的影响而在苏格兰推动教育，这就是为什么日后苏格兰的牧师和宣教士较其它国家有高水准的教育之原因。这个良好品格和良好头脑并重的教导，是本乎圣经的一个平衡的看法。这个教导训练出了许多的属灵人，对于圣经有了正确的认识。今日世界各地的信徒都应该为神感谢他们。

　　加尔文系统最大的弱点，就是教会和政府相联结。在官方的教会中，每一个成员无可避免地最后退化成为只知道一个信条，而把圣经中教会的基本都失去了的人。如果只想以思想的统一来维持教会的合一，而不注重以拥有属灵生命为合一的根基，教会则已失去教会真正的面目了。加尔文希望借助政府的力量来维持教会教义的纯正，然而，绝不可能会有一个非基督徒的权力机构会努力支持一个机构、而不会加以控制。当这种控制的影响力愈来愈大的时候，对政府是更容易管制，而对教会而言，就是属灵的自杀。当然，我们不要忘记在改革运动期间，政府大多还都是由教内人士组成，所以当年的改革领袖在那种环境中，没有看清楚圣经的教导，也是情有可原的。他不像近代的政府那样——大多已经是反对基督教的世俗政府。不过我们后来会看出，神还是保留一些人努力保守教会，使之避免与政治有任何的瓜葛。

改革运动并不完美，但却激起人们对圣经的尊重、自由寻求神的心意

　　改革运动最大的成就，乃是给人自由去认识神的话语，并且认定圣经必须在基督徒的思想和生活中居首位。即使路德、慈运理、加尔文或是其它人，在实行圣经原则应用在教会生活上并不成功，但是他们激起人们对圣经的尊敬，以及人们自由寻求神的心意，这使以后的人们能够更清楚地走在神为人拣选的道路上。

罗马教会内部的反对声：帕多瓦的马西略

　　在罗马教会中，对那些滥用教会权柄、以及非常邪恶的作为，也引起反对的声音。其中最出名的是帕多瓦的马西略（Marsilius of Padua），他曾任巴黎大学的校长，他本身的专业是医生。主后1324年，他发表了一篇「保卫者」的文章，在其中有许多激进的看法，教皇革利免四世（Clement VI）甚至说，他从来没有读过更糟的异端论点。马西略宣称信仰和行为的最高标准是圣经。教会是所有信徒的聚会，而不是由教皇、主教以及神职人员所控制的神圣组织。所以教会神职人员没有权力决定基督教的真理，或是要求人服从他们的规则。事实上，这些职位都是出自人意。彼得在众使徒中并未具有什么特殊的地位，圣经中根本找不到神职人员的根据，教会中最后的权威应该是由信徒大会所决定。

　　如果不是有皇帝的保护，马西略在主后1342年去世之前，恐怕早就殉道了。

威克里夫：强调只有圣经拥有绝对权威

　　在十四世纪的三十年代，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出生于靠近里士满（Richmond）的约克郡（Yorkshire），他在牛津大学有杰出的表现，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在其时代无出其右。他年轻的时候就深被圣经的能力所吸引，后来在大学教神学的年间，他的勇气以及透亮的品德，给他许多同事信仰的机会。他毫无惧怕地指出，罗马的神职人员已经远离神的话，他呼吁在教会中恢复圣经应有的地位。

　　主后1374年，威克里夫做了拉特沃思（Lutterworth）的院长，有机会向更多的人传讲神的话语。他教导信仰的源头乃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教皇和其它任何人一样，都必须服在神话语的权柄之下。像这样的说法在人们中传开的时候，自然就构成对罗马教会整个地位的威胁。主后1377年，威克里夫被控告是异端，但是因为他曾经帮助政府抗拒罗马教廷对政府权力的侵犯，以及他在人民中间的声望，使得这项指控不能成立。

　　威克里夫更加努力地服事。他用拉丁文和英文写了许多福音单张，最重要的是，他完成了第一本英文圣经的翻译，因为他一直就盼望能将神的话翻译成一般人民所能明白的语言。我们并不能确定以他名义翻译的作品，其中有多少是他自己的成果，不过勿容置疑地，这一切都是由于他对神的爱慕和他属灵见解的影响，才有可能完成这些巨著。威克里夫对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并不是很专精，但是他却是极为出色的拉丁文学者。在主后1382年到1384年间所完成的英文圣经是由拉丁文版翻译的。这份工作广受人们的接纳，圣灵也以新的方式使用这份工作。

　　威克里夫自己因着翻译圣经，而与神的话语有更亲密的接触。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有着更成熟的反思。他原本一直接纳饼酒变质化的教义（Transubstantiation），但是到主后1381年，他写了单张指出，这种的教义是违背圣经，而且是一种亵渎的欺骗。

　　威克里夫最重要的教导，乃是他强调只有圣经有绝对的权威，对圣经的解释不是任何人或组织的特权，凡是心存谦卑，爱主的信徒都可以蒙圣灵的光照来了解圣经。威克里夫认为，救恩乃是藉着信心，而圣化的行为乃是信心的证据。他并没有将信心与行为一分为二，反而如同使徒雅各一样，强调行为是信心的表现。虽然威克里夫到死，在名义上还是罗马教会的祭司，他从来未认为教会是以教皇为首的神圣大公组织。他确信教会是所有蒙召信徒的集合，只有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教会在地上可见的组织中，圣经只认可设立长老和执事，所有的信徒都有权力直接藉着基督的恩典来亲近神，所有信徒都是祭司。

　　威克里夫认为，一个人最大的特权就是传讲神的话。他打发一些贫穷的传道者到村落去传讲神的福音。这些传道人两袖清风，以他们简朴的生活，向人见证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后来一些仇敌就叫他们这些传道人为罗拉德派（Lollards），就是「多嘴」的意思。这一批罗拉德派无论是在贫穷或富足人、受过教育或是无知的人中间，都透过圣灵，把神话语的真理带到人们饥渴的心灵去。他们的传道并不着重对罗马教会的错误作批判，而是正面地传扬能带来自由与生命的恩惠福音。他们认定自己的服事是完全依靠圣经本身的权威，而神就藉着祂的话建立、成全每一个肯听从的人。虽然在许多地方，阅读英文圣经是要判死刑的，一些以圣经为中心的人还是聚集在一起，这样的聚会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威克里夫死于主后1384年底，他到死时，仍是拉特沃思的院长。他之所以能够自然死亡，有一部分的功劳要归给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这位英国的国王，因为他坚持对于自己国家主权的保护，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段时期罗马教会本身有许多的困难。

　　主后1378年，在罗马教会的历史中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丑闻，教皇贵格利十一世（Gregory Xl）过世后，发生了大分裂，产生出两位教皇，即在罗马的乌尔班六世（Urban Vl）以及在亚维农（Avignon）的革利免七世（Clement VII）。两个人都自称为正统。这样的争执长达四十年之久。两位教皇各有一些国家的支持，整个罗马教会的世界是一片混乱，所以这些所谓的异端分子就得蒙保守，过一段平安的日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教会的主把祂的仆人威克里夫平安地接回天家。

　　威克里夫在属灵运动中的重要性，并不在乎他对罗马教会的态度。虽然他无惧地定罗马教会犯上许多错误的罪，但是他本身从未正式与罗马教会划清界线。他主要的贡献，乃在他强调圣经本身的超越权柄，而且教会必须顺服圣经，所以他能够挽回当时的一些教会，使之不再顺服罗马教会的迷信和堕落。在各地的教会，都是完全单一地根据圣经为原则。每次当圣经被人从神所命定的地位上移开的时候，那个教会就会开始腐败，直至死亡。在威克里夫的年间，神职人员对圣经都是相当的无知，因为教会惧怕一般人多读圣经以后，就会反对罗马教会的制度。

　　为什么对于把圣经翻译成一般大家所能明白的语言，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对呢？最主要的理由还是这样：可能对于罗马教会体系本身造成威胁。在欧洲大陆，那些瓦勒度派（The Waldense）是读一般人可以理解的圣经，所以教会对他们的恐吓就不会有效。在各地那些中央集权下所成立的教会体系，他们仍然使用拉丁文圣经，可是大部份人都不了解拉丁文，就得依靠罗马那些神职人员来解释。如果允许人们有自由去直接阅读圣经，并且依靠圣灵来向人解释，那么各地的教会就有了独立的精神、而不再接受罗马的权威。罗马教会的制度基本上反对人们直接从圣经得到帮助，这就违背了圣经中对于耶稣基督教会的呼召。只有当教会欢喜地承认圣经的权柄，才会有教会的见证。当威克里夫把英文圣经给了英国人们的时候，他就奠定了使徒时代教会见证可以出现的根基。

胡斯：改教前夕的殉道者

　　藉着英国理查二世（Richard II）和波希米亚（Bohemian）（捷克北区）安娜公主（Princess Anna）的联婚，英国和波希米亚之间就有了许多交流的管道。许多波希米亚的学生被吸引到牛津大学来深造，其中有一位就是布拉格的耶柔米（Jerome）。耶柔米受到威克里夫教导的影响，当他返回波希米亚后，就大胆地传讲「新」的教义。他对福音大能所作的见证，成了约翰·胡斯（John Huss）得着属灵生命及光照的因由。胡斯后来在波希米亚的政治和宗教界都有相当大的能力。

　　胡斯出生在一个农夫的家庭，完全凭着他自己的努力，居然成为当时欧洲极负盛名的大学校长。他那透亮的信心，加上波希米亚人的口才，使他对全国有着极大的属灵上的冲击。他也同时激起了民族的感情。在跟随胡斯的人中间，有些人是因为一些政治的因素，这些不是属灵的成份，在后来造成一些令人遗憾的发展。

　　胡斯流利的口才，对神职人员的腐败作了无畏的批判，也就无可避免地招来罗马教会的冲击。教皇宣布把他从教会中开除，并且公开地烧毁他「新」教义所持的根据——威克里夫的作品。可是波希米亚的国王却支持胡斯，而且大多数的人民也喜欢他。当时波希米亚的人民都不知所从。主后1414年，快要召开康士坦丁大会之时，教皇非常关心波希米亚的人民所受到有关威克里夫和胡斯的教导。就由神圣罗马皇帝西吉斯蒙德（Sigismund）出面，邀请胡斯赴会，并且保证他的安全。胡斯觉得他有义务在这样一个各方领袖聚会的机会，将真理见证出来。后来他却发现上当了，他们保证的安全，就是把他下到一个地牢中。大会并且宣称他们从圣灵得到启示，对于传讲异端的人所做的承诺是不必遵守的。

　　胡斯在牢中遭受许多的迫害，可是他还是坚持按照神的话传讲真道。他坚定地忍受各样迫害而仍然对主忠贞。主后1415年，他在公开被辱后，就在木架上被活活烧死，为主而殉道。不久布拉格的耶柔米也惨遭同样的杀害。

胡斯的部分跟随者们依靠刀剑争战，失去见证

　　因着胡斯和耶柔米的遭遇，在波希米亚境内造成很大的反感。一些跟随他们的人就开始组成了一些人的党派，一个叫圣杯派（Utraquists），一个叫塔博尔派（Taborites），这两个党派都是把一些属灵的原则和属血气的方法混为一谈。圣杯派比较倾向和罗马妥协，所以就被罗马教会承认是波希米亚的国家教会。他们争取到罗马教会里所没有的一些权力，比如准许每一个信徒领用主的饼和杯以纪念主的晚餐。可是他们就从此归属罗马教会的管辖。塔博尔派的人都是以他泊（Tabor）这个城为中心，他们远比圣杯派的人忠于威克里夫和胡斯的教导，但是他们在信仰上的争战，却依靠刀剑、而不肯单单仰望属灵的兵器。他们在扬·杰式卡（John Zizka）将军的领导下，曾经打败教皇的军队，可是到了1434年，他们因为圣杯派的妥协而造成内部斗争，至终还是被教皇击溃。

胡斯的部分跟随者们依靠圣灵争战，产生联合弟兄会和摩拉维亚运动

　　除了这些令人流泪的冲击，还是有一些人，他们宁可受苦，也不愿意以血气的武器来打一场属灵的争战。他们大部分都是受胡斯影响的属灵人，有的是属于圣杯派背景，也有的是塔博尔派，还有一些是瓦勒度派的人。他们坚持无论是福音的见证，教会的规矩或是每日生活的原则，都必须根据圣经的教训为原则，这一群人中间有一位出色的领袖叫做彼得·基尔士威司基（Peter Cheltschizki），他对教会本质的认识是合乎圣经、并且非常清晰的。他追求教会能恢复到使徒的时代那种单纯的方式，每一个人与基督的关系才是聚会的基础，相聚在一起能更多加强与神以及和人之间的沟通，并且在地上表彰基督自己。大约到了十五世纪的中叶，许多这样的聚会，就被人称做联合弟兄会（United Brethren）。他们并无意成立一个新的派别、或是组织，他们认知只要是在基督里的弟兄们，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是在一个圣灵中合而为一的。然而，他们还是宣告他们须与罗马教会分别出来。

　　弟兄会的社区不但在属灵方面有进展，就是在其它方面也是建树颇多。其中才华出众的人才不少，也有一些有财富及地位的。因为弟兄们中间看重读主的话，学习和教育就成了风气。一些由弟兄会所建立的学校，在德国以及荷兰一带都很受人尊敬。他们的目标是以基督的福音为基础的教育。伊拉斯谟（Erasmus）就是在荷兰代芬特尔（Deventer）的一所弟兄会所建立的学校受教育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也对弟兄会所发表的一些文章也深表敬重。

　　到了十六世纪的初期，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说服了波希米亚的国王，使他相信弟兄会的影响力早晚会成为政府的威胁，从此又开始了一场迫害。这一次的迫害不但是由罗马教会而来，并且加上了圣杯派的人，也就火上添油。弟兄会中间也有灵性退后的。有一些人参加了更正教与罗马教会在中欧的战争，在主后1547年，更正教失败了。

　　但故事有它的另一面。历代以来，神总能够为祂的见证保守一批余民，来完成祂的旨意。因为战争和逼迫，许多忠心的信徒就四散逃往一些新的区域，为主作见证。有一些人到了波兰，他们的工作后来传遍了全波兰。另外一批余民，他们就成了后来摩拉维亚运动（Moravian Movement）属灵的先祖。

　　威克里夫和胡斯的服事，不过是永不熄灭的福音见证的延续，在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士都对教皇制度的腐败日渐反感，因此对于改革就多了一份好感。就是没有先知恩赐的人也可以预测，这种不满的心理早晚要爆发，同时另一股属世的力量，也在预备改革的道路。

文艺复兴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个名词原来的意思，就是「重生」，后人用来形容在十四世纪整个欧洲开始重新对艺术和古典文学有兴趣的运动。有许多的因素造成这种新的风潮，其中一个关键，就是主后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夺，大批的学者带着希腊文卷往西逃亡。欧洲原来狭窄的心思，突然在黑暗中好像遇见一个新世界。一个新的、好奇、冒险、渴望学习的世纪就开始了。这个世纪产生了米开朗基罗（Michael Angelo）、拉斐尔（Raphael）以及达芬奇（Leonardoda Vinci）等无可比拟的艺术大师，加上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新的发现更能快速传开。以前威克里夫所翻译的圣经需用手抄写，现在则可以印上成千本。

　　对希腊和拉丁古典文学以及艺术恢复兴趣，也不完全就产生了正面的影响。这股新潮打破了基督教的观念，各样异教徒的思想造成道德的全面破产。因此，文艺复兴时代不但是以文化著称，也是以淫荡出名。我们在此要专注于这种新学习的果效，它使人从罗马教会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有了自由的心思，来探讨神话语中的真正意义，并且放下不是很正确翻译的拉丁版圣经，而直接回到圣经原文中去研究。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好影响，就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弟兄会中间得着表达。藉着基督的教训，他们重新发现对美善的追寻，不只需要文化上的美丽，更需要以基督为中心的真正的美善，否则再美的文化，不过是虚有其表而已。

伊拉斯谟：出版希腊文圣经

　　在新学习的人士中，最出色的基督徒人文主义者，首推伊拉斯谟（Erasmus）。约在主后1467年，伊拉斯谟出生在鹿特丹（Rotterdam），他幼年时在代芬特尔（Deventer）受教育，培养出对学习的爱好。到了世纪的末叶，他到了英国，受到聪明过人的学者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在牛津大学讲述保罗书信的影响。科利特批判神职人员恶名昭彰的生活，并且强调圣经的权威。藉着他的影响，伊拉斯谟着手出版新约希腊文圣经，另加一些注解，并附上新翻译的拉丁文。这一项伟大的事工，使得研究圣经进深到另一个不同的境界，人们可以自己阅读这些建造教会的语句，并可以和像暴君一般控制他们的神职系统相比较。

　　伊拉斯谟鼓励将圣经译成一般人能够懂的话。他也以他天赋的聪明，讽刺罗马教会的迷信和错误。他是一个相当有洞察力的人，所以能深知罗马教会的邪恶，但是他许多的作品，还是推动在体制内的改革。他是一个被动的学者，所以虽然他批评罗马教会，可是他还是留在其中。他虽无意推动宗教改革，却对宗教改革有相当的贡献。他所出版的新约希腊文圣经，再一次强调了威克里夫以及其他弟兄会所主张的，神的话必须是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也就开了一条使人能清楚明白圣经到底说些什么的路，因此在那些奉主名聚集的子民中，带出了新鲜的表现和生命力。

　　伊拉斯谟一直希望在罗马教会的内部进行改革。这种态度在他以前一直到现在还是不断地存在。如果历史能教我们什么事，有一件就是所有庞大的机构都很不容易改变。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机构一定会越变越坏，直到把原本是属天的本质变成属人的组织。罗马教会是随着时间在变，可是并不是变回到早期教会的单纯，甚至今天所谓的基督教也不例外。大部分的基督教组织也是日渐变成不以神为主，反而以人为中心。看到约翰·胡斯的传道所兴起的众教会，后来会在多次的政治运动中自相迫害，已经失去了见证，怎不令人叹息！在每一个世纪中，神都在寻找一批单单向着祂的人，就是在今日，神仍然如此。

伊拉斯谟的学生：威廉·丁道尔翻译英文圣经

　　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是伊拉斯谟在牛津的学生，他可能是在十五世纪末出生在色文（Severn）的山区里，准确的出生资料目前已不可考查。他在牛津的时候，慕伊拉斯谟的大名，而接触到希腊文圣经。因着在这本圣经上下的功夫，不但使丁道尔经历到神话语的影响力，也立下了以后英国改教运动的基石。不久，他就和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常聚在一起研读希腊文圣经。这些因为读了神话语而得到启示的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权柄，常常会使得那些神职人员坐立不安，恐怕他们的权柄受到威胁。丁道尔离开牛津到剑桥去，在那里，他同样地找到一群被圣经能力所感召的人，他们一样地饥渴要更多学习主的话，所以见证的光在剑桥也开始发亮。

　　神职人员的警觉增加了，伊拉斯谟可喜可贺的工作所带来的影响，需再用力去破坏。最可怕的反对不下于一个名叫托马斯·沃尔西（Cardinal Wolsey）的枢机主教。他是罗马教宗的使节及英国的大法官。他的名著《我与我的国王》（Egoetmeusrex），给读者看见一些有关他在国家中所享有的权力。沃尔西的野心昭然可见，想夺取圣彼得的座位。为达到此一目的，他就先要成为罗马教会传统的伟大鼓吹者，及官方教会顽强的护卫者，以对付致命的异端。而此刻应中他的目的。

　　丁道尔在神职人员的压力下离开了剑桥，逃到乡下，就在萨德伯里庄园（Sodbury Hall）有一位名叫约翰·沃尔什（John Walsh）贵族的家中，住了十八个月，他就作了他们家中小孩的家庭教师。瓦西家中时常高朋满座，因为沃尔什爵士勤于学习，并且很好客，所以座上都是当地的贵族以及一些饱学之士，在席间的谈话很自然就会谈到新的学习风潮、路德、伊拉斯谟以及圣经。丁道尔义不容辞地就扮演着一位充满热情的机敏的答辩者，他随身带着希腊文的圣经，所有的论点，都以圣经为依据。

　　沃尔什爵士和夫人对这孩子的家庭教师所持的论点，并非不表同情的。丁道尔成功地激起许多高级圣职人员的愤怒。在萨德伯里庄园的大型餐会上，这些神职人员对于圣经的无知，一次又一次地暴露出来，而这位没什么名气的学者却能够藉着神的话，清楚地攻破那些罗马教会遗传的迷信。丁道尔对于神职人员对圣经的无知深为惊讶，这也造成他决心献身要把神的话以英国人的语文翻译出来。在萨德伯里庄园，这些教士们无知的程度得以完全彰显，有些被派来给他洗脑的著名神学者，使得他说出这句不朽的名言：「神若给我年岁，不需几年，一个乡下的年轻农夫都能在圣经上比你们知道得多一点。」

　　为了完成神所给他的使命，从他三十岁开始，丁道尔被迫逃亡海外，他的余生所过的，正是流亡的日子，他开始以坚定的意志来面对难于想像的艰难和失望。他从一处逃到另一处，以免被追杀，更重要的是要确保他的手抄翻译本不至被烧毁。主后1526年，他的英文新约圣经的第一版终于问世。他的一些朋友为了让神能够透过祂的话向祂的子民沟通，就偷偷运送一些圣经到英国，其中有些人不幸被捕而丧生。伦敦的主教滕斯托尔（Tunstall）发布命令，禁止任何人持有英文新约圣经，警告人们要小心这种具传染性致命的毒草。滕斯托尔并要求学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以他精深的语文技巧来贬低丁道尔的作品，他批评丁道尔的新约圣经翻译得错误百出，一无是处。然而后世的学者还是承认，丁道尔的新约圣经翻译、以及旧约圣经翻译均是相当的有水平。丁道尔承认个人的有限，以致难免有错误，他并要求如果发现任何与原文不符的错误，均应加以改正。后来的钦订本圣经，几乎大部分都是采用丁道尔原来的翻译。

　　后来丁道尔还是被一个英国人出卖，他遭到以异端的罪名被捕及定罪。主后1536年，在靠近布鲁塞尔（Brussels）的维尔福德（Vilvorde），他被带到刑场，被绑在一个木制的十字架上，身边堆满了木柴，火焰把一个曾经承载了一个伟大灵魂的身驱烧成灰烬。威廉·丁道尔就进入了他荣耀的奖赏里。

　　丁道尔最后的一年是在欧洲大陆度过的，可是在英国各地却是风云涌起。亨利八世（Henry VIII）因着教皇的心口不一，未能如他所愿地做一些事，于是决心与罗马教会一刀两断。在主后1534年，他宣布英国国王将成为英国教会的首脑，因此英文圣经就可以不再受控制。在主后1535年，迈尔斯·科弗代尔（Miles Coverdale）印刷了第一本的英文新旧约圣经，当然大部分是根据丁道尔的版本。就在丁道尔殉道的时候，这份第一次自由发行的英文圣经在英国出版。主后1538年，皇家宣布在每一个教堂里都放置英文圣经，使任何一个想要读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去读。虽然丁道尔已经不在地上，无法分享这个喜讯，他在天上想必是分外高兴他一生的劳苦努力所带出的结果。

　　亨利八世被人称为英国改教之父。如果我们认为改教不过是把英国和罗马分割开来的话，那么这个称呼还说得过去。可是事实上，这位肥胖放荡的君王是一个极为自私自利的小人，为了他个人的私欲，他连自己的妻子，或任何其它的人或事物（包括更正教会和罗马教会），都可以牺牲，怎么能够称这样一个人为属灵运动之父呢？真正的属灵运动乃是藉着复活基督的大能，使重生的男女得以自由地遇见主，并在教会中向世界见证荣耀的救主。属灵的运动乃是建立在复活常存神话语的根基上，神用丁道尔在十六世纪的英语世界中，再一次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根基，好让教会得以建造。从五旬节以来，尽管仇敌努力想要摧毁它，真正的教会一直存在于世上，宗教改革所带来的有生命的教会，也同样地会面对仇敌的攻击。

神用伊斯兰教审判腐败的教会

　　在旧约时代，神偶然会用异教外邦人来审判堕落的子民。启示录第二章及第三章，神的灵向着七个教会所发出的信息警告神的子民，如果不能持守对神的忠贞，神将会把见证的灯台从他们中间挪去。在教会的历史中，有一些事件可以解释为神对着基督的名受到羞辱时所做的修正。到了第七世纪，大部分的教会都已经恶贯满盈，等待审判。

　　主后571年，穆罕默德（Muhammad）在麦加一个高贵的家庭中诞生。年轻的时候，他跟随着贸易商队足迹遍及阿拉伯半岛、叙利亚以及巴勒斯坦，有机会接触到许多犹太人和基督徒。他并不欣赏当时所认识的基督教，因为混杂着迷信和偶像崇拜。他对自己的同胞崇拜多神的偶像非常不满，所以决定将生命投入改革运动。他自称神亲自给他启示，就开始写下可兰经。

　　姑且不对穆罕默德作评价，他无疑在性格上有矛盾，但在当时阿拉伯人中，确实鼓动起一份急需的改革。他宣称，神只有一位，而他自己则是神的先知。因着他对偶像崇拜以及其它罪恶的强烈批判，他和他的门徒在主后622年必须从麦加逃亡。这一年就是伊斯兰教的开始，这也是他自己事业的一大转机。主后632年过世的时候，整个的阿拉伯都在他的统治之下。

　　哈里发（Kaliphs）继承了穆罕默德，带领伊斯兰教迅速地发展。主后635年，大马色（Damascus）陷入伊斯兰教军队手中，接着基督教的几个重要据点，像耶路撒冷、安提阿以及亚历山大城也相继沦陷。成千上万的教堂不是被烧毁，就是被改建成清真寺。如同一股洪流，把整个北非的基督教完全消灭，只有很少的几个社区存留下来。凡是不肯否认基督的，一律杀无赦，而那些放弃信仰的人，在伊斯兰教军队中升官发财。横越西班牙并且进入法国，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这股洪流。直到主后732年在都尔（Tours），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的军队才进行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役，侵略者遭受到严重的击溃。

　　穆罕默德死后不到一百年，从印度直到西班牙，伊斯兰教一直在扩展，而且这种征服并未结束。这一场大浩劫，对教会的影响是难以想像的，可是真正被消灭的，并不是教会属灵的运动，而是人们引以为豪的罗马教会组织、教会对人们灵魂结局的控制、以及偶像的敬拜。神使用伊斯兰教，不但审判外邦人拜偶像，神也用伊斯兰教审判基督教的偶像敬拜。

　　教会远离圣经的教训，各种偶像的敬拜盛行，到了主后726年，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利奥三世（Leo III）想要改善这个问题，他下诏禁止任何偶像敬拜。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五世也维持这个政策，可惜遭到神职人员和一般信徒强烈的抗拒。双方拼命地争执，只能引来更多可耻的暴力，因为他们对属灵运动均无兴趣。

尊重圣经权威、鼓励简朴生活的改革者保罗派被指控为摩尼教

　　在利奥皇帝从人的这一方面下令之前，就有一些属灵的人们开始抗拒这些邪恶。在一群信徒中间，他们除了基督徒（Christians）、或是弟兄们（Brethen）以外，不喜欢有任何其他的称谓。他们坚决地反对偶像崇拜，圣物（译注：相信一些东西具有神圣的能力）以及罗马教会其他的一些错误。第七世纪中叶，他们在亚美尼亚一带颇为活跃，人们称他们为保罗派（Paulicians）。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叫他们保罗派，或许因为他们对使徒保罗以及他的书信相当尊敬。罗马教会列举保罗派许多罪状。当一个教会的生活完全违背他自称所拥有的真理，就会黑白不分。对他们而言，实际生活中的圣洁远不及教义重要。人类堕落的本身实在是可怕，怎么可能有一个自称为基督的教会，能够在许多方面行出可憎的罪行，还自以为只有他们才有从神来的特权。他们只能在口舌上说一些合乎传统的教条，就以为可以定所有人的罪，认为别人都是异端。就是这样的教会，极力地迫害那些在基督面前谦卑顺服、愿意遵行神话语的弟兄姐妹。他们完全不知道到了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在神的面前，神不会要人能背诵什么教条，祂所要的乃是顺服主的心。主说，从果子就认出他们！在黑暗时代的神职人员，似乎对圣经一无所知。

　　无论什么立场的人，都承认保罗派一般而言是尊重圣经权威、鼓励人过简朴的生活，作一个敬虔认真的人，与罗马教会那没有味道的见证是截然不同。他们的敌人做见证攻击他们，可是他们却为基督做见证。他们追求简单的、遵守使徒的教导，并且根据圣经，否认罗马教会能够代表教会。

　　当我们研究保罗派，或是历史中其他的团体，历史学者时常在采用一些记录的时候不够严谨。特别是那些记录是他们的敌人所写的。罗马教会对不肯向他们屈膝的人是严加迫害的，不但希望消灭这些叛徒，并且要把任何有关这些叛党的记录加以丑化抹黑。这就难怪大部分的文件都是充满了定罪，而没有真实的记录。在以后的世纪中，当人们试着要把圣经翻译成一般人们可以理解的文字，罗马教廷为了维持她对人的灵魂的控制，就使用了许多的手段，把译好的圣经及翻译发行的人一并焚烧，因为他们这些人犯了要把「神的话语」广传的「罪」。这正是保罗派的人所犯的一样的罪，当然也就会有同样的遭遇。

　　保罗派的人不承认有一个中央的权威，可以管辖分散在各地的聚会。地方教会只应以神为他们的元首。有一些神的工人仿佛新约时代的保罗，可以在各地走动，帮助建立各地教会的灵性。当时他们并没有一套公认的教条，因为各个聚会藉着不同的人的服事，都有它独特强调的部份。他们并不需要以教条来求合一。他们属灵的合一乃是建立在他们在基督里所有的生命为基础，这个生命能在每天日常生活中见证出来。他们极度地强调圣经的权威，尊重神的话语，作为他们属灵成长的根基和指南。

　　在第七世纪到第九世纪之间，有一本亚美尼亚文（Armenian）的书叫《真理之钥》，把当时保罗派基本的信仰和行为记录下来。作者姓名不详，自称是一位弟兄。书中特别强调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读圣经和祷告，第二就是合乎神的话的圣洁生活。罗马教会指控保罗派就是摩尼教，但是很难理解，一个如此尊重圣经的人怎么可能会接受摩尼教的观念？如果要接受摩尼教的看法，大部分的圣经都要改写了。

　　《真理之钥》反对给婴儿施浸，但是主张教会应该为信徒的孩子祷告，长老们应该鼓励父母养育教导下一代能够敬虔、认识主以及主的话。浸礼只有给那些愿意见证他们悔改和信心的人。这就和罗马教的观念相违背，罗马教认为藉着洗礼将神的救赎加给人。他们不仅对要接受洗礼的人有着圣洁的要求，对施浸的人也是相当严谨。在设立长老的记载中，作者强调必须符合圣经中所提到的各样条件，一个愿意做长老的人，必须有勇气承担长老职份所带来的危机，并且准备为主受苦。

　　保罗派吸引了那些对基督有激情爱慕的人。在他们的中间，我们看到早期教会单纯而又圣洁的生活。在他们中间那些传讲神话语的人，都是谦卑而又有像使徒一般属灵的人。为了传讲神的话，他们把生命倾倒，宁死也不否认他们的主。

保罗派殉道者康士坦丁·史瓦那

　　在那些教师之中有一位康士坦丁·史瓦那（Constantine Silvanus），有人说他是保罗派的创始人，可是有许多的见证，保罗派早在史瓦那之前就很广泛了。这些人把他的名字和保罗派的创始联在一起，只不过是显明，人们就是喜欢把每一个运动的开始归功给人，而不肯承认是圣灵的工作。

　　这位弟兄是一个具有卓越能力的人。大约在主后653年，他接待了一位亚美尼亚的旅行者。这旅行人是一个真正的基督信徒，他送给主人一份极为贵重的礼物，那就是四福音书和保罗的书信。康士坦丁藉着读神的话，就被圣灵所感动，而成了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的生命就催促他做见证，因此就知道有一些弟兄们拒绝在组织化教会中的偶像和迷信，所以他们就在一起有交通，并且按着圣经所教导的开始在一起聚会。康士坦丁就改名史瓦那，从此就将一生投入传讲福音、并建立教会的工作上，一直到他在主后684年殉道才结束。他定居在亚美尼亚靠近吉比沙（Kibossa），从那里传扬神的话语东到幼发拉底河谷（Euphratesvalley）的各地，西至小亚细亚。神用他带领许多的罗马教会和异教徒信主。

　　主后684年，拜占庭（Byzantine）皇帝担心史瓦那的成功、以及保罗派的广传会给他带来危机，就下令禁止，从首都派一位名叫赛蒙（Simeon）的大臣到亚美尼亚，将史瓦那用石头打死。赛蒙本人在执行一连串的迫害工作之中，详细观察了保罗派的人在苦难中的表现，对他们生活的方式有更深入的了解之后，他自己也受感动，而成为基督徒，并且加入他原本要摧毁的行列中。他回到首都以后，虽然继续服事皇帝，却仍得不到平安，就逃到吉比沙（Kibossa），开始服事更高的一位君主（上帝），并且接续他所处死之人的工作。不过他也只工作了两年，就因为皇帝下令，要全面扫除保罗派，就和其它的一些弟兄们一同被烧死。皇帝本来想藉此来强迫保罗派顺服、并加入官方组织的教会，但是他并没有成功。逼迫的火只会使得人们的信心更加坚强。更多的教师被神兴起，以取代那些殉道的人，主的工作更加兴旺。

保罗派殉道者塞尔吉乌斯

　　在保罗派的基督徒中间，另一个值得注意神的仆人就是塞尔吉乌斯（Sergius），他是第九世纪前的三十五年，在小亚细亚一带服事。正如史瓦那一样，他也是藉着读圣经而得救的。是因一位敬虔的姐妹问他为什么没读过福音书，提醒了他不只是罗马的教士可以念圣经，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读圣经。他不但接受了一个新的生命，也承受了一个燃烧的呼召，去传讲能改变他自己的真理。虽然一直是一个木匠，他却时常行走各地，并且他所写的书信也在众教会之间广为流传。塞尔吉乌斯的服事带着独特的权柄，神不但用他教导信徒，并且给他排解异见的恩赐。在众教会尚未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之前，很不幸，时常会有不同看法上的分歧，塞尔吉乌斯自己后来也为主殉道。

保罗派看重自己的权利以后，就消逝了

　　第九世纪中叶，狄奥多拉（Theodora）皇帝发动了一场无情的迫害。据说在五年之间，成千上万的人在无法言述的恐怖中惨遭灭命。在保罗派中间就有一些人，他们属灵的刚强并不能抵挡当日严厉的考验。这也许是因为在超过一百年间，他们是在一些比较有同情心的皇帝统治之下，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所以就有一些人，他们看重自己的权利，甚过对基督的热忱。这永远是神的众教会一个危机：每当神的子民可以去追求自己的权利，并以此为最重要之事的时候，很快，肉体的方法就要进来，教会就将失去它属灵的能力。这正是保罗派中一部分人的光景。当外面逼迫厉害到超过人类所能忍受的地步，有一些人不肯从上头寻找够用的恩典，反而跟随一些领袖和逼迫他们的人争战。他们和伊斯兰教合作，因为伊斯兰教当时所打的旗帜，就是消除罗马教会的偶像敬拜，寻求自由单纯的敬拜独一的神。这注定是一场必败的战争。虽然对保罗派的人而言，堕落的基督教比伊斯兰教还远离神，但是他们忘记了伊斯兰教基本上不承认圣经，而圣经才是唯一能把真神带给人的启示。保罗派的人最后就消逝在山野之中，「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太26:52）。

从保罗派到波格米勒派的传承

　　在第八世纪中叶，仍有少数的余民，他们成为欧洲大陆以后见证的种子。因着君士坦丁五世这位皇帝是一个坚决反对偶像敬拜的人，有一些保罗派的人就移民到君士坦丁堡以及色雷斯（Thrace）这一带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传福音，并且在巴尔干半岛建立许多教会。人们就称呼这些人为波格米勒派（Bogomils）——就是「神的朋友」的意思。生命的彰显有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生命会传承生命。教会乃是基督生命的表现，并不依靠某一个特别的领袖或是什么机构来维持她的存在。只要藉着圣灵透过神的话，在一些人中间运行，在那里就必定有身体的一部份，教会就会成长扩大。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即使在某一个地区被削减，也一定会在其他地方再生长。圣经本身就能够带领并且建立神的子民、进入真理。

　　被称为波格米勒派的基督徒聚会在当时成为罗马教会抹黑的对象。自然，人们指控这批信徒违反罗马教会的许多看法，比如教会圣物和规矩。他们并不会对圣母马利亚有任何特别的尊崇，也不会把十字架的形象加以圣化，当然更不肯承认那些腐败的教士所主持的晚餐。这也就难怪他们会受到许多凶恶的攻击。另外，他们也仿佛早期的基督徒一样，遭人诬告他们在道德上的邪恶。当年罗马皇帝大声疾呼的批评基督徒道德败坏，事实上只不过是做贼心虚的表现而已。在稍后的世纪中，罗马教会本身的邪恶败坏，也促使他们批判这些所谓的「异端」。我们对于这一类的定罪有理由保持怀疑。其实在许多地方，受到波格米勒派的影响的基督徒，人们都承认他们在生命和道德上所表现出的超高水准。他们按着福音传讲爱的恩惠，并且在他们的生活上显明基督徒的各样美德。人们只能控告这些信徒是居心不良的行善，想要骗人入教。他们也指控说，他们之所以能有这种高尚舍己的弟兄生活，是因为他们误入摩尼教，认为所谓物质都是邪恶的教训。其实不论这些基督徒圣洁生活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许多人在罗马教中找不到谦卑节制的美德，都会被这些美善所吸引。

　　虽然有许多的难处和迫害，神的工作依然扩展了许多年。到了十二世纪的末了，这个运动达到高潮。在波斯尼亚（Bosnia），当地的领袖以及一万多人都加入了波格米勒派。罗马教会就失去了对这个国家的控制。聚会的场所也不再是以往那种华丽的大型教堂，以及许许多多精巧的装饰，反而是在没有钟楼、没有任何形象或祭坛的简单场所，甚至信徒们在自己家中聚会。圣经中有关众人都是祭司的真理，再一次被认同。会众由一群长老来治理，并藉着一些服事的弟兄们的教导而得以长进。这些教师们的生命专注于话语的服事，当地信徒的十分之一奉献来支持他们的生活。根据基督爱的律法，教会中贫穷有需要的人也接受教会的帮助。

　　「神的朋友」快速地传遍各地，就造成了对罗马教会的威胁。可是罗马教会对这股温柔而有力的反对势力，似乎找不出什么有效的方法加以制止。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教皇寻求匈牙利国王的帮助，在主后1203年，他们逮捕了波斯尼亚的领袖们。这些领袖被迫同意对罗马教会顺从，再一次将罗马教的习俗带进他们的土地，并且严禁任何的「异端」。然而，大多数的信徒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臣服。他们在基督里找到了生命，满足于神的话语。他们对着神的信心并不依靠领袖们，他们拒绝服从这些约定。教皇一开始还想以和平手段挽回弟兄们，后来就开始了不断的迫害。然而，弟兄们的数目反倒日益增加。最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命令匈牙利国王进兵波斯尼亚，这场战争持续四年之久。战事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国内成了杀戮惨烈的地方，可是教会依然屹立。主后1291年又加上宗教法庭，变成了新的大恐怖，宗教法庭的官员用尽一切的迫害想要灭绝跟随基督的人，一直到十五世纪都没有间断迫害。最后，土耳其人在多次扰乱欧洲一些城堡而遭击败之后，就转到波斯尼亚，并在主后1463年占领了这块土地，这就开始了四百年之久的伊斯兰教统治。波斯尼亚人并没有任何的抵抗。或许他们认为，土耳其人不可能比宗教法庭坏到哪里去吧！可是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之下，「神的朋友」的耀目见证在波斯尼亚就逐渐消失了。

从波格米勒派到卡特里派的传承

　　有一些「异端」的教会在黑海和大西洋之间广传。一些和在巴尔干半岛诸国的信徒相似的团体，在意大利的北部以及法国的南部特别增多。他们常被人称为卡特里派（Cathars），就是清教徒（Puritans）的意思。这个名称在历史上很早就出现的。当东方的帝国开始逼迫所谓异端分子的时候，就造成相当数目的波格米勒派的人往西方逃亡。加上十字军东征，也促进东西方的人们大量的交流。信徒无论到哪里，就会发现一些灵里相通的人，并且开始在一起聚会。无论罗马教会的神职人员称呼这些人什么名字，他们其实都是由藉着交通彼此造就而开始的。

　　正如在东方一样，神在西方也兴起一些教师们，他们无畏地批判教会仪式上的各样错误，藉着传讲神的话，带领弟兄们进入新的生命。在这些教师之中，有两位特别出名，一位是在布律依（Brueys）的彼得（Peter），另一位是在克吕尼（Cluny）的亨利（Henry）。亨利是彼得晚年服事的同工。彼得早年的事迹并无甚么记载，但是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他四处旅行，放胆传讲福音，直到主后1226年他被捕，在圣吉尔（St. Giles）被烧死。亨利有着天生雄辩的口才，及无惧的灵，他本人有禁欲苦行的气质及敬虔，吸引了许多人跟随他。从主后1101年，直到1147年他死时，他是无所保留地传讲真道的。历代以来似乎改不掉的一种习性，就是每当有人领受了福音的亮光，将人由传统死亡仪式的混乱中带入圣经的教导之中时，人们就要以这些人的名字来称呼一个新的宗派。人似乎永远学不会一个简单的道理——任何一个属灵的运动，都远大过神在恩典中所使用的某一个人。彼得和亨利，他们的讲道服事，对着卡特里派有着很大的贡献。这些信徒在主后1167年能够召开一次特别的聚会，有许多的人能够来参加在靠近图卢兹（Toulouse）的圣腓力斯得加拉曼（St. Felixde Carmen）的聚会。甚至远至东方的君士坦丁堡的长老都来参加，实在是令人惊讶。在灵里的交通所能产生的力量，真是大过许多组织上的联系。

　　格莱福的伯尔纳铎（Bernard de Clairvaux）是一位殷勤努力致力于将基督徒带回罗马教会的人士，他出生于主后1090年，成为那个时代中极富影响力的宗教家。他口才出众，精力过人，思想敏捷，并且拥有当时罗马教会中很少有的特性，那就是品格高尚，所以，后来路德和加尔文也对他称许有嘉。甚至于今日，我们还很宝贵他所写的一些诗歌。但是他是一个极端不宽容的人，他苦毒地批评攻击那些不承认有人是他们的创始人的团体，他说那种团体中的人乃是魔鬼之灵的传人。伯尔纳一生致力于赢取那些人回归到官方教会中的工作，然而，还是在主后1153年含恨而终。

尊重圣经、独立的瓦勒度派

　　「瓦勒度派」（The Waldenses）这个名称，最初是指一批住在阿尔卑斯山南部山谷中的信徒。有人猜测这个名称是由一个里昂（Lyons）的商人名叫彼得‧瓦勒度（Peter Waldo）的名字演变而来的。彼得‧瓦勒度出生在十二世纪的早期。他当然不是瓦勒度派的创始人，他不过是在他们中间是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并且有过极为辛劳的服事，颇受人尊敬。事实上，瓦勒度派的原始记载已经无法考证了。他们自己宣称，他们的信仰是可以追溯回到使徒时代。那时的信徒，父子相传直到现在。很可能这一批信徒是在早期使徒时代结束时，逃避罗马的逼迫而移民到北方的信徒所遗留下的影响。

　　「瓦勒度派」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对圣经有着一份特别的尊重。他们日常生活以及教会生活，都是以圣经为根据。他们的会众因此保存简单的敬拜和规矩，没有罗马教会那样繁杂。这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住在与世隔绝的山上和谷中，所以他们对基督的爱慕，不会受到当时统一组织化的教会所发明出来那些不合圣经的各样仪式的影响。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其实并不是改革派，他们与罗马教派从未接触，更谈不到叛逆罗马教，这和一些因着罗马教会的腐败而脱离的改革派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已经说过，「瓦勒度派」的日常生活以及教会生活都必须完全根据圣经，知道基督藉着圣灵的内住，对他们而言是极为重要的真理。只要不违背这个基本基督徒的经历，在解释圣经方面，他们是允许相当大的自由的。救赎是靠着信心，而罗马教会无权对神恩典的门，予以开启或是关闭。救赎的证据乃在于圣洁的生活，受浸乃是对基督信心的见证，而主的晚餐则是对主的牺牲无限的怀念。长老在地方教会中负责，他们一同接受神所特别呼召出来在众教会中服事的导师，不过，「瓦勒度派」也强调教育对认识和学习主的话的重要性。对许多早期教父的作品，他们也以谨慎明辨的态度来接受，他们认知其中有属神人的亮光，他们也知道那些教父们的努力和追求受到教会体系所限制。他们永远都以神的话为最高的准则。任何人的亮光心得均须合乎圣经。

　　彼得‧瓦勒度乃是一个住在里昂（Lyons）的富商，有机会得到一本新约圣经的译本，受到圣经话语的感动，并且体会到基督的呼召，就放下他的事业来服事主。他深受主在马太福音十九章2l节所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的这段经文的感召。瓦勒度决定按照字面来顺服这段经文，他为了他的妻子和家人做好了生活上的预备，就把所有其它的产业分给了穷人，从此开始了传道的生活。有些人也来加入这个行列，他们两个两个出去，正如主当年打发门徒外出一样，宣传基督的真理。主后1179在拉特朗（Lateran）第三次会议上，请求允许传道，但是亚历山大三世教皇却考虑这些人是未受教的平信徒而不准。彼得瓦勒度蒙圣经光照，认为这是人反抗神的声音，所以他和他的同仁不肯停止传道。这就导致他们被罗马教会逐出教会。瓦勒度和瓦勒度派非常亲密，他的讲道也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的祝福，并且扩大他们的心胸。弟兄们原来都是散居在各个山谷中的，因着神使用彼得‧瓦勒度和他的同工，瓦勒度派的弟兄们负担起开始向各地传福音的责任。主后1217，瓦勒度死于波希米（Bohemia）。

瓦勒度和方济各的对比

　　如果将彼得‧瓦勒度的服事和亚西西的方济各（Francesco d’Assisi）相比较，我们能发现许多宝贵的功课。约在主后1182年，在意大利的中部，有一个服饰业的商人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吉发尼·伯那多（Giovanni Bemadone），不过，他父母给他的名字远比不上他的小名方济各那么地广为人知。主后1209年，当他读到主在马太福音第十章7至14节的教训，他经历到约二十年以前彼得‧瓦勒度的感受，所以就出去传讲悔改和国度，并且自己立誓严守最绝对的贫穷和谦卑。有人受吸引来跟随他，他就立下了一些规条，其中大部分都是主对门徒的一些命令。主后1210年蒙教皇勉强的核准，从此方济各和彼得‧瓦勒度的道路就完全不同了。

　　方济各是极为热心，对主以及完善的品格有一份狂热。身体软弱，但是为了宣教的异象，他远赴埃及和叙利亚，向穆罕默德的信徒传讲基督。他当初为门徒所订立的规条，后来经过修订，就变成了修道士们的规矩。原本着重传道，反倒被募捐所取代，原本追求的贫穷，反倒成了富足。这些规则一直腐化至成了捆绑人于罗马教会权威下。方济各生前看到这些变化，使他哀痛至深，虽然后悔，可是他依然不改对教会体系的忠贞。

　　我们很难猜测，如果方济各的规条遭到彼得‧瓦勒度一样被教皇封杀的话，事情会如何地演变。很难说方济各能否像彼得‧瓦勒度一样地能坚守自己的立场。从这两个运动的发展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彼得‧瓦勒度的同工们对着属灵教会的见证有着重大的贡献，而方济各却成了罗马暴君控制的工具。我们不能否认，方济各和他的同仁起初也是希望能在罗马教会中发出一些复兴的属灵价值，但是，任何属灵的运动若受制于一个属世的宗教体制之下，就必定会被他原来想要改革的制度拖跨。

罗马教会镇压瓦勒度派和卡特里派、禁止平信徒接触圣经

　　罗马教会对瓦勒度派和卡特里派（或阿尔比派 Albigeness）的反应，在主后1229年图卢兹（Toulouse）会议上导致了一个影响极为深远的决策。因为瓦勒度派和卡特里派高举圣经，作为一切信仰和行为的准则，所以罗马教会的神职人员就知道这是问题的核心，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平信徒有机会接触圣经。他们只允许平信徒读少数的拉丁文诗篇和一些敬拜的金句，他们更进一步禁止把圣经翻译成一般人能够明白的语言。这个决策一开始并没有彻底执行，可是却逐渐地在各地实施。主后1545年到1563年间在天特（Trent）的会议做出最后决定，只有拉丁文的圣经才是合法的圣经，并且判定，任何一个罗马教会信徒都必须毫无疑问地接纳教会对圣经的解释。

　　他们这种对拥有和阅读圣经的强烈愤怒，更提醒了我们在地方教会中，神的话必须放在何等重要的地位。从这一段的教会历史中，我们清楚地看见，若想持有使徒时代的教会见证，就必定要把圣经放在神子民中应有的地位。罗马教会努力试着把圣经从一般百姓手中夺去，改革派从未想要跟从这种错误，但是如果任何一部分的圣经被教会制度忽略，或是以新亮光为借口而不忠于圣经本身，其实也是一样的危险。直到今日，这仍然是许多教会的问题；而且一旦圣经失去它的权柄，教会本身的意义目的和生命力也都会消失。当圣经被高举的时候，在信徒中就可恢复使徒行传中那种单纯的秩序生活和权威。

　　瓦勒度派与相近的弟兄群体运用透过一个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将圣经的真理迅速广传，教会信徒的数量显着地增加。特别在十四世纪的前半叶，他们前所未有地增长，且属灵的教导甚至影响至教会圈子以外。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及科隆（Cologne）这些城市，成了他们长期生活与教导的中心。罗马教会过份的要求，以及对人民领袖的反对，无疑地帮助了许多人，使他们眼睛得开，朝真理所在的方向去看。当世俗的权威与同情并肩站在反对侵犯自由的立场时，教会就能够在一个相当和平的世代里发展及传扬生命的道。

罗马教会利用阿奎那的神学发扬中央集权的理论

　　罗马教会当局发现，透过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神学，可以完全合逻辑地发扬他中央集权的理论。托马斯·阿奎那的影响，直到现今仍相当大，他的理论也就成为罗马教会在神学方面教训的根基。他从1265年开始写一本神学的巨著，到他1274年离世的时候还未完成。他自己是一个单纯祷告的人，然而却成了极大错误的推动者，就是使得赎罪券合理化。而销售赎罪券所带来的腐败，以及道德上的邪恶，至终引发了不可避免的宗教改革。根据阿奎那的理论，基督和众圣徒成就的功劳形成了一个善果的功德库，而教会可以用这些功德库，去减轻那些悔改的罪人在今生或是炼狱中因着他们罪行所应受的苦难。不久，销售赎罪券就成了可耻的欺诈手段，骗取不论贫富的人民的钱财，来中饱教会的财库和牧师神职人员的口袋。阿奎那甚至教导，除非人顺服罗马的大主教，否则人是不可能得救的。主后1302年，教皇波尼法爵八世（Boniface VIII）更官方地确定他的教导，这就难怪一些诚实的真理追求者会起来反叛教会。当更多的男女发现藉着神的话，他们在基督里找到了平安，这些弟兄们的聚会就日益兴旺。

　　主后1229年，在图卢兹（Toulouse）会议上，通过让宗教法庭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清理「异端」程序。到了主后1348年，查理四世（Charles IV）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他是一个对教皇唯命是从的人，所以教会就采取了严厉的手段，要把基督徒的聚会完全消灭。宗教法庭就展开了以魔鬼般的效率全面迫害基督徒。许多信徒被迫加入罗马教会。不听从的人遭到各样的酷刑，甚至被烧死。到了十四世纪末期，罗马教认为她已经完全胜利。然而，在暴风雨下还是有避难之处。在英国的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和在波希米亚的约翰‧胡斯（John Huss），他们的教导在那些国家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力。有些信徒为了能自由地敬拜神而逃往异国。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讨论这些事迹。

　　大公教会势力日益增强，基督教也就随着扩充。一方面藉着一批热心的福音使者，他们的服事无疑地带出一些属灵的生活；在另一方面，因着各种不同因素，使得教会生活偏离圣经原有的单纯，随着福音的广传，也带进一些软弱的成分，造成新生教会不可避免的悲剧。

聂斯脱里派宣教运动和失败原因的反思

　　在宣教历史上最出色的运动之一，是跟在主后428年受命担任君士坦丁堡主教的聂斯脱里（Nestohus）有关联。此人精力过人，口才出众，广受人们欢迎及敬重。当然也有人嫉妒他的影响力而恨之入骨。特别是在亚历山大城的主教区利罗（Cyril）。其实，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城在传统上就有矛盾。区利罗更是寻找机会打击聂斯脱里。

　　聂斯脱里出身于安提阿修道院，正如我们先前提到，他们很强调基督的人性。当时因为有许多学说否认基督做人的真实性，此一强调有其必要性。聂斯脱里在强调基督的二元性的教导上，就被控告他教导基督乃是两个人。主后431年，他在以弗所会议上被控告是异端。

　　当时，教会愈来愈有敬拜童贞女马利亚的趋势，包括聂斯脱里在内，一批人曾极力反对。虽然教会官方定罪圣母崇拜，不过，一般人们并不以为然。当时，亚历山大城的区利罗控制了以弗所的会议，他提出一个极为奸诈的策略：他要求审判聂斯脱里的信仰，要以他是否承认马利亚应有「神的母亲」的称谓来决定。聂斯脱里当然否认马利亚是耶稣神性的母亲，她只是耶稣这个人的母亲。他们就因此定他有罪，余生流放到埃及的沙漠地区。

　　有许多主教不满以弗所会议的不公平，就拒绝接纳对于聂斯脱里的判决，结果，他们也遭到流放的下场，只有到叙利亚和波斯一带的基督徒中寻求庇护。这些人后来就被称为聂斯脱里派。波斯的统治者想利用教会的这些分歧，来确保帝国的安全，所以就对所有的教会均采用自由开放的政策。聂斯脱里派的弟兄姐妹就乘着这个机会，四处传救恩的福音。他们的足迹遍及阿拉伯，穿过中亚平原，南下印度半岛和锡兰，甚至在第七世纪初期传到中国（当时就被称景教）。他们也致力于将圣经翻译成多国的语言。

　　聂斯脱里派人士的宣教故事，对于每一个为基督做见证的人都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可惜他们的工作还是没有脱离宗教制度的传统：新建立的教会都要受中央的控制，而各个主教的设立，还是依承传统中央集权的方式，强调教会的权威以及圣礼才能带来救恩。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可以与罗马教会分别，回归到圣经中的模式，尊重藉着圣灵居住在神百姓中的主。可是他们反倒和罗马教会一样，与世俗的权力合作，所以也就与罗马帝国的罗马教会一起腐败。

　　在聂斯脱里派宣教的许多记载中，宣教士不仅带着许多神圣的书卷，他们也带着一些偶像。我们从这些地方也能看出，他们已经背离了福音。入教的人数日益增加，可是道德的品格却逐渐低落。聂斯脱里派所建立的教会，他们基督化的偶像在异教的偶像之前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反倒是预备人心，等待回教的大浪潮来一举清除各样的偶像。也许回教正是神手中审判的工具，来清理堕落而又远离真理的教会。其实毁灭败坏那羞辱主名的教会，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欧迪奇（Eutyches）这位最强烈反对聂斯脱里的领袖，曾在以弗所将聂斯脱里派定罪，谁能料到廿年后，他自己却遭到迦克墩会议的定罪，被控认为基督只有一种性质。这就是所谓的独性论（Monophysitism），今天在埃及以及衣索匹亚（Ethiopia）的景教教会（the Nestorian churches）仍然持守。虽然福音在早期就传到衣索匹亚，但是那里的教会和聂斯脱里派的教会都走一样只注重外表礼仪和传统的路线，所以也是一样的软弱。

　　在相当早期的时候，基督的信息就已经传遍了罗马帝国的西方以及北方的境外。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人，用什么方式将福音传去的。在历史中，我们并没有发现什么伟大的人物，致力于这些早期的宣教工作。我们只知道，福音是深入广传各个地区。主后314年在亚尔勒（Aries）举行的主教会议，就有三位英国的主教出席。由此可见，当时在英国已经有基督教社区的存在。在主后410年打垮罗马的哥特人（The Goths），也是一个部份基督化的民族，这也是他们允许罗马文明继续保持的原因之一。当然，哥特人的基督教以及亚尔勒的英国主教，可能不过是一些已经变了质的基督教，正如同罗马的宗教一样，但是无论如何，基督的信息毫无疑问是传开了。我们往下就会看出，在一片肤浅迷信的宗教中，依然有一些深入的属灵价值。

　　在教会历史中，人们几乎完全忽略了一般弟兄姐妹在广传福音这件事上所扮演的角色。平常我们从教会历史中，只能谈到组织化的宗教如何有组织地发展。然而，在每一个尊主为大的信徒每一天的生活中，基督的生命应当毫无拦阻地见证出来，而这种见证才是福音广传最大的动力。直到今日，任何一个人的信仰如果没有退化到只剩下虚无的外表礼仪，他仍然能够为主做见证。人与神、以及人和人之间的交通，远超过任何人为的宗教组织。

　　罗马的世界中，人们可以毫无限制地旅行。如果有人从苏格兰到美索波大米（Mesopotamia），一路上都不会任何关卡的拦阻。在罗马帝国中，有许多的贸易商旅。福音就藉着这些商业旅程，传到英国列岛、保加利亚、甚至俄罗斯。

奥古斯丁的伟大贡献和可悲错误，是罗马教会的缩影

　　我们粗略地看过基督徒的信仰如何在世界各地传开，我们也必须了解一下罗马教会政策的发展，因为我们发现，这正是对抗属灵信仰成长的中心。很少有几个地方，能比得上以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的生活来描述罗马教会的缩影更为合适。在奥古斯丁的身上，我们看到属灵生活和宗教制度相混所带来的迷惑。恐怕很少有人能像奥古斯丁一样，对于基督徒的思想有如此大的贡献。恐怕也少有人像他一样，对于罗马教会的建立、以及奉基督之名在各世纪中所行的残暴有更大的贡献。虽然奥古斯丁于经历基督因而对圣经上一些荣耀的真理有深入的亮光，然而他也不但赞同、而且犯上一些极为可悲的错误。

　　主后354年，奥古斯丁出生在北非的努米底亚（Numidia）。他的父亲是一个异教徒，他的母亲莫妮卡（Monica）是一位圣徒。当她看到儿子成长的过程日渐空虚败坏时，莫妮卡在神面前诚恳、忠实地祷告。奥古斯丁试着在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想中去寻找人生的意义，然而一再失望。在他三十岁的时候，他成为米兰的修辞学教师，在那里他受到了安罗波修（Ambrose）主教的影响。两年以后，当他读到保罗所写的罗马书第十三章的时候，就蒙光照而得救。安罗波修在主后387年给他施浸，次年，他回到非洲。到了主后395年，他被指定为希波（Hippo）的主教，他余下的三十五年的岁月，就一直在那里度过。

　　奥古斯丁发展了两个教义，一是恩典的教义，另一是教会的教义。他在强调第一个的教义上，带出了许多属灵的亮光；可是在处理第二个教义时，他却带下极大属灵的黑暗。

　　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奥古斯丁主要的思想是关于神的恩典。他本身戏剧性地重生，加上以后生活上的强烈转变，都强调了入神之间极大的鸿沟、以及罪的可怕。只有一个慈爱的神，祂那无限的恩典，才能跨越这种差距。奥古斯丁非常能够了解使徒行传保罗的经历和教导，他深知，在他里面没有一点良善可以配得救恩。他对恩典的教义，另一面也是回应我们曾经看过的伯拉纠的教义。伯拉纠否认人的原罪，所以他不认为人需要神的恩典，来使我们从罪的捆绑中得自由。他认为无论是救恩或是跟随神，都是人的自由意志。奥古斯丁极力反对这种违反圣经的教导，并有多份著作讨论此一论点。

　　奥古斯丁关于教会的教义，是由于受到当时他所关心的多纳徒派人士要脱离大公教会的组织所刺激，再加上主后410年罗马沦陷所带来整个西方帝国的崩溃所引发的。他写了一部巨著《上帝之城》，把他对教会本质的看法加以扩大说明了。

　　他对多纳徒派坚持一个纯洁的交通不表同意，他以为教会有包容性，任何一个人只要肯接受透过圣礼所发来的恩典，均包括在教会里。在教会之外，下管那人怎样行义、信心怎样坚强，也得不着救恩。在他那本《上帝之城》一书中，他以将会过去的罗马城与教会相比，只是他所说的教会并非信徒属灵的合一，反而是大公教会的宗教组织。奥古斯丁甚至认为，如有必要，也可以使用武力来逼人加入大公教会的系统。他认为最好是藉着教导，使人认识神的国度。如果人们还是不肯，那么催逼也是可以的。他引用主的话「强迫他们进来」（路14:23）来支持他的论点。所以，当初教会要以武力对付多纳徒派的时候，他原本反对、后来还是赞成。他因着认为教会是属地的组织，是一个眼见的合一，所以会采取属地的手段来建立并维持教会的权力。这一个错误，给以后许多的世纪带来说不尽的痛苦和邪恶。

　　奥古斯丁强化传统主义和圣礼主义的权威，培育了对炼狱的相信，并鼓励使用遗物（译注：一种以一些遗物如骨头，木十架等有为能力的东西的迷信），这一套东西在那些毫无顾忌的教士手中，都成了可耻却非常好的赚钱手法。他们骗了许多迷信者，大批的钱财充满了罗马教会的国库以及主教们的口袋。其实，这些事与奥古斯丁其它的一些教导和经验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他强调神的恩典选召、并赐救恩给祂愿意的人，另一方面，他却限制救恩必须藉圣礼、透过一个属地的宗教组织施与。他本身的经历，是藉着神的话带到认罪，并且单靠神的恩典，才能找到平安与和好的地步。以后，他却教导人藉着对痛苦的惧怕，而引人认罪来取代圣灵的工作。奥古斯丁的一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一个人即使就是有很强的敬虔、火热的情怀、良好的动机，他还是可能会违背圣经的原则。

　　奥古斯丁的教会观，后来就完全发扬在罗马教会系统之中。任何人如何不对「唯一的教会」效忠，就是异端。任何一群基督徒如果按照圣经保持独立，并且单单对住在他们中间的主下拜，就是分离叛教者。无论是藉着收买、说服或是逼迫，罗马教会极力维持统一。然而，神并非就没有见证人，甚至在罗马教会内部，也有一些对主敬虔的人兴起，他们大声反对当时许多恶名昭著的罪行。这些人也有负担传福音，可惜，他们时常对他们所生所长的堕落教会有着错误的忠贞。这就导致了一些在见证上的妥协、服事上的失望，以及遭传统主义所捆绑，以致属灵的眼光不够明亮。然而在罗马的势力之外，仍然有一些单纯藉神的话而依靠主的人，保持着亮光、生命以及早期教会的自由。我们主要就是要在历世历代中，看看这一脉相传的属灵教会运动。

修道僧侣属灵生命的起伏循环

　　因着教会内部属灵的下沉和属世界成份的加增，有一些追求与神和圣徒保持圣经那种单纯的相交的群体，就分别出来。他们从世上一切的事物中退出来，过着苦行的生活，并且单独地敬拜神。这批人后来就发展成为基督教组织中的修道僧侣。其中有一部份虽然强调简单生活，但并不主张禁欲苦行，并且认为需要服事别人，而不是单单追求自己的属灵生活。有一些留在罗马教会里的伟大圣徒，他们发现在修道僧侣制度（Monasticism）之中，得以免除教会中的阴谋邪恶，并且可以较为自由地服事神。在修道僧侣中间常见的一种现象，乃是一个人刚开始藉着属灵的舍己和服事，他就逐渐成为富有、属世和骄傲，并且开始滥用他所获取的权柄。不久，另一个人又开始舍己，就这样一直循环下去。

普里西利安强调圣经和圣洁的生活

　　就在主后354年，奥古斯丁出生的年代，从西班牙开始、一直影响到法国和葡萄牙一带，有了一个很令人注目的运动——就是单单依靠神的话的运动。这个运动主要的人物，是西班牙的一个富有、博学而且口才很好的普里西利安（Priscillian）。普里西利安放弃了古老异教的信仰，但是对基督教也没有兴趣，反倒追求当时风行的各种不同的哲学。这一段追求的日子，却把他带回到他曾经拒绝的基督面前。他在主的面前得到一种新的生命。后来，他成了圣经的一个好学生，也是好的教师。许多人到他面前，神藉着他诚恳的讲道、以及可以应用的解经，帮助这些人在基督里的生命成为一个真实。

　　普里西利安并非神职人员，但是教会注意到他的能力，所以就设立他为阿维拉（Avila）的主教。他圣洁的生活、他的教导以及他广受欢迎，就导致了西班牙的神职人员对他强烈的反感。到了主后380年，那些神职人员就控告他是摩尼教（Manichaeism）。当然，这是罗马教会加给所有不承认罗马教会绝对权威的人的一个罪名。然而，他们无法证明任何罪状。到了主后384年，在保地奥斯（Bordeaux）主教会议上，普里西利安的敌人和著名的邪恶主教以塞克（Ithacus）联手，不但指控他是异端，并且告他和他的门徒有不道德的行为、以及行巫术的罪名。上诉到马克西姆皇帝（Maximus）的时候，他为政治安定的理由，就判普里西利安和另外六位普里西利安派的人（虽然他们不接受基督徒以外其它的称呼）斩首，并且把他的著作加以销毁。

　　这种恶行引起了不少人的抗议。当时有两位极为著名的领袖，都尔（Tours）的马丁（Martin）、以及无畏的米兰的安罗波修（Ambrose）主教，他们强烈地反对这种恶行，并拒绝与那些参加将定罪普里西利安的一批主教们往来。因为一般人对普里西利安的尊敬，到了后来，马克西姆皇帝下台以后，那位以塞克主教也被迫下台。可是罗马教会多年以后，还是不准给普里西利安平反。当然我们知道他们主要的用心，是要消灭任何一个与罗马教会传统有异议的人士。

　　在主后1886年，有人发现了一部份普里西利安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对普里西利安的品格、教导，及跟他相交的人得到相当多的亮光。实在是很不幸，绝大部分有关教会历史所留下的资料，对于那些不和制度化同流合污的群体的记载，只有来自那些是由他们仇敌所写的资料，才能传下来。所以我们采用的时候，一定要分外留心。罗马当局在迫害这些被认为是异端的基督信徒的时候，他们极力要摧毁任何让以后时代的人会对这些异端分子有半点好感的文件。所以，很可能在罗马教会许多世纪的统治下，有许多单纯信靠主基督、并以他们的生活为见证的信徒，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普里西利安教导的一些事实，显出他实在是一个有属灵品格的人，对于圣经，他有一份清楚的洞见，能明白圣经的真意。

　　普里西利安的教导，完全是根据于他确信圣经是神的话语，也是他教导和生活唯一的准则。基督徒蒙召去过一个与基督相交而生出的圣洁生活，而只有藉着信心、而非圣礼，人才能进入这种相交中。普里西利安不承认平信徒和神职人员有任何属灵上的区别。每一个信徒均有份于圣灵，而圣灵藉着圣经能指教我们，所以完全是圣灵的主权，任何信徒均有可能传讲神的话。现在就不难看出，普里西利安这些看法和当时教会的观点是完全矛盾的。普里西利安强调圣经和圣洁的生活，而罗马教会则强调神职人员的特权以及圣礼。

英国的教会逐渐被罗马教会吞并

　　在本章前面，我们曾提到福音传到英国列岛。在英国的基督教原来不受罗马教会的影响，但是到第五世纪中叶，因着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的入侵而改变。大约在主后385年，有一个村庄名叫班拿凡（Bannavem），这个村落准确的地点已经不可考证了。有一个名叫苏卡（Succat）的人出生，今日人们都叫他帕特里克（Patrick）。帕特里克的父母是单纯敬虔的基督徒，但是他们的儿子在年少的时候，他被一群爱尔兰的强盗绑架，被卖给异教徒做奴隶。当他与外界基督教的世界完全隔离的时候，想起他儿时所学的一些功课，就归向了基督。他两次被捕、两次被救回以后，就回到爱尔兰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

　　帕特里克在主后432年到爱尔兰，就开始了他传福音的工作。他当然也难免受到当时一些错误的影响，但是他并不接受罗马的权威，所以新建立的教会也就大为不同，并且有比较纯正的秩序。帕特里克所宣告的福音，并非一般传统、或是依靠圣礼的福音，他乃是宣讲神话语的信息，所以带来了许多的悔改和与基督的联合。

　　百余年后，在爱尔兰教会中兴起一位非常虔诚的人，名叫哥伦巴（Columba），因着福音的火在他里面燃烧，哥伦巴和其它一些火热的基督徒在主后563年从事到苏格兰外海的一个爱奥那（Iona）岛上去传福音。他们却在岛上发现有一批基督徒：他们是皮克特族（Picts）与苏格兰人争斗时逃难来爱俄那岛上。这些基督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英国最早的基督教。他们单单尊主为大，不以其他的教会系统来取代主的地位，他们拒绝奢侈浮华的生活，靠着诚实劳苦来维持生计，并且对于神的话极为热心。在这种情形下，一个能够真正为主发光的基督教社区就成立了。他们的见证不但影响英国本岛，并且远及欧洲大陆。

　　人们喜欢形容，在爱奥那的基督徒是一群出家的社区。其实他们和罗马教会的僧侣有很大的不同。在他们中间就没有到处泛滥的神职祭司制度。在他们中间，哥伦巴乃是和其它治理的长老们一同负责，而非在众长老之上。他坚持只有神的灵、而非人的手段，才能赋予人作神仆人的地位。一切仪式都不重要，只有圣经是一切信心和每日生活的指南。从爱奥那，有人被打发出去，到其他地区去传福音。毫无疑问，他们所做的一些事也是使徒时代所没有的，但是他们能自由地跟随主、按着圣经为指南，他们把福音传到欧洲的北方和中部。

　　英国被异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所统治时，在罗马和英国独立教会之间有一些争执。充满了精力的教皇贵格利一世（Gregory l）下定决心要把在英国已经有的一些基督徒社区都吞入罗马教会的势力范围。为了这个目的，他在主后597年，派有名望并且充满了热心的坎特伯雷的奥斯定（Augustine of Canterbury）带了一群人去英国。奥斯定是一个敬虔而又有野心的人，加上他具有非常高明的外交手段，奥斯定甚至认为，扩展教会的势力范围比建立基督徒的品格重要得多。这一次的使命，从某一角度来看是相当的成功，不到一年的功夫，肯特的艾塞尔伯特王（Æthelberht of Kent）、以及他属下成千上万的人都加入罗马教会的势力。在古旧英国教会和奥斯定所带进来的系统之间，有非常激烈的矛盾，他在尝试吸收和改变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基督教上也是严重的失败。那些教会均不肯接受教皇的管理。

　　罗马教会并未放弃，一直不断地使用各种方式来吸引英国的自由教会。随着岁月的过去，这些自由教会属灵力量日渐消退，他们拒绝的程度也就日益减弱。有一些教会支持的比较久一点，但是大体上来说，到了第八世纪的初叶，在英国大部分的基督徒都被罗马教会所吞并。

　　圣灵的火并不会因此就熄灭。在喀里多尼亚（Caledonia）的山区以及一些少数的地区，还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与属世的教会组织分别出来，坚守他们的见证，拒绝接受在人和神之间任何人所造出的系统制度。这些忠心的人们，以及历世的忠心者，他们就是见证火炬的接棒人。在不同的世代上为神发出更明亮的光。

罗马势力的恩宠是早期教会的悲剧、也是神的揭露

　　第四世纪初，是教会进入最严峻的考验阶段。在这段时间里，教会经历了最伟大的胜利，也遭到最悲惨的失败。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采信了基督教，这一事件在这期间扮演着主要的角色。三百多年来，教会经历了凶暴的对付，仍然有基督徒保持着对主的单纯委身与忠心，正如使徒时代一般。另一方面，也开始看出人的手段在神的工作上的影响。任何的信仰都会遭到属灵的试炼，教会的根基和成份在主后313年面对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也注定要经过新的试炼。

　　虽然罗马势力对于基督教的资助可以称为一个悲剧，但在这一切的背后，还是有神的手在其中。为了最终的好处，教会在已过的300年间所发展出来的一些缺点不应不被暴露。从正面来看，君士坦丁的入教是向全世界宣告，基督在祂子民中间的生命是无法摧毁的。火焰般的逼迫和洪水般的高压，均无法削减这个生命。铁一般的事实摆在眼前，教会的属灵生命能够经过世人各样的手段，依然站立不移。而且这样的胜利，乃是单单靠着属灵的武器而获得。这真正表现出十字架的胜利，神的软弱和愚拙胜过了人的力量和智慧。教会得胜了，伟大的罗马皇帝也俯首认输了。

　　从另一方面来看，当教会进入一种新的情形，教会成了流行的时尚，并受世界的称许，这在教会中所造成的影响和改变又是何等的深远。圣灵的生命比任何的形式远为重要。神的恩典也能胜过许多人的愚拙。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以为形式是完全不重要的，更不能就以为既然神有恩典，人就可以任意胡为破坏属灵的规矩。在前三个世纪中我们看出，当教会逐渐远离简单的形式的时候，虽没有使得整个属灵的生命完全死亡，但是在神的智慧里，最早所建立的规矩，是为了要给教会能力去面对以后所遭受的挑战。当属人复杂的组织取代了单纯属灵的共同体，教会对某些疾症的抵抗力就降到一个层度，将遭到不可避免的灾祸。当我们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将会发现，神组织教会、以便应付灾祸，而人们却将教会组织到灾祸里。

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同情，产生了两个负面影响

　　在主后312年，西罗马帝国在一片内战中。君士坦丁再一次挥兵南下对付他的对头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君士坦丁原本事奉敬拜太阳神，就是他的保护神，并且他还是罗马国教的最高祭司。但是就在他出兵攻打玛胜提斯之前，他在异像中看到天空有十字架，并且在米尔维安桥（Milvian Bridge）的大战前夕，他在梦中接受「神圣的」命令，要他在他士兵的盾牌上都附上代表基督的字母。他因此认为，他是在基督徒的神之保护下去参加这场决战。他在此一战役中的胜利，就坚定了他余生的信仰。在罗马帝国中，许多基督徒是拒绝当兵的，因为这些基督徒不肯参与军中规定的宗教仪式。罗马政府也不强迫他们，这是怕基督徒在军中不会忠心。

　　君士坦丁在米尔维安桥的胜利，以及他最终征服西罗马帝国以后，就停止对基督徒任何形式的迫害。第二年，也就是主后313年，他和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李锡尼（Licinius）在米兰会商后，共同颁旨准许人民宗教自由，并且归还在上一次逼迫中所没收的财产。米兰会商并没有导致最终的和平。君士坦丁和李锡尼的矛盾，造成在东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再次逼迫。因此也造成基督徒对君士坦丁的偏爱。到主后324年，君士坦丁的势力终于再一次统一罗马帝国。在他胜利庆祝中，再一次宣告对于宗教的宽容政策。

　　君士坦丁对于基督徒的帮助，并不就表示他自己公开接受基督教。不错，他是同情基督教，并且也觉得他欠了基督徒的神的一份债，可是他同时还保留了罗马国家异教最高祭司的职份。一直到主于338年，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他才正式受浸，而且公开承认他自己是基督徒。因着皇帝对于教会的恩宠，而产生在各个不同方面的影响是相当可观的。不过，我们将专注在两个特别的方面。

基督教成了流行时尚，大批异教观念进入教会

　　第一方面，就是使基督教成为了时尚的流行。虽然君士坦丁本人并非一个委身的基督徒，他却鼓励别人接受这个信仰。许多的人为了讨好皇上而信教。因此造成了大批的异教徒涌入基督徒的教会。这些异教徒藉着学习一些基要信仰以及受浸，就以为基督化了，可是他们大部分的心依然是异教徒的心。这一种潮流就更加强了人们过分强调理智上对信仰的认知，以及更多看重圣礼的仪式。当大批异教徒的观念引进到基督徒的圈子里，就对教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单单从君士坦丁宣告信主以后，在整个帝国里的各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人在极短的时间里就成了所谓的基督徒。这一件事上，我们就可以想像这个影响有多么深远了。

过分组织化的教会，使政府容易控制教会

　　其次，教会给予政府一些权力。教会的领袖为了感谢君士坦丁多方面的资助，就给了他在教会事务上一个崇高的地位。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教会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教会本身早就预备成为中央集权控制的环境。如果教会本身并非过分地组织化，就不可能给予君士坦丁这样的权力。教会中间的一些主教颇有威望，这不只是在理论上、也是在实际上，让少数的人控制了大多数谦卑的弟兄们。这也就造成了教会可以很容易和政府沟通，而且一旦教会承认政府的权力，政府就很容易可以控制教会了。

　　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情形跟我们所谈的非常地相似。日本全国的基督教会组织成了一个大的团体，并经过政府的批准和管制。然而有一些基督徒的群体就坚决维持自己的独立。日本政府发现无法强迫他们加入联会，就只好一个一个地对付。有一些领袖因此下狱，而且他们所写的文章被没收。可是弟兄姐妹依然默默地在家中聚会。这些小聚会一直到今天，还是维持了他们的见证、以及纯正的信仰。

组织化的教会很快变得属世、讨好人和不宽容

　　当教会内部发展出多层次的统治组织，自然就会引起政治性的争执，对权力的渴望就会导致腐败的倾向。教会一旦强调组织方面过于属灵的本质，教会领袖之间的权力斗争就引进了社会上各样的手段和技巧。如此的发展再进一步，就是跟披着基督教风味的政治世界成了联合阵线，教会的堕落，造成了教会和政府之间纠缠不清的联盟。教会为了争取大众的欢迎而放弃了自由，从此就遭到一个比以前的暴君更凶恶、更阴险的统治。这乃是属世的妥协。

　　「基督徒」在各大城市越来越多，加上这些人的信心又不是很坚定，我们就发现，教会的领袖逐渐好像以前的罗马皇帝一样，必须采取各样的讨好手段，来满足广大群众的喜好。在前一章中，我们曾谈到亚流（Arius）在那一场神学争论中，如何被一群人迅速地推翻他的观点，正好像一个歌手被一群暴民从市场里轰出来。大部份的人只不过是听过亚流的名字而已，对他本人以及他的神学都是一无所知，可是这些人却大声疾呼地反对亚流。永恒的真理变成了街头的闲话，选出教会领袖的方式也变成了竞争敌手之间不止息的争吵，以博取大众的支持。在主后366年，达玛稣（Damasus）当选为罗马主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幸的是，头四个世纪这种精神并未随时间而消逝，整个教会历史都充满了这种精神。

　　另外，在教会里不肯宽容的精神也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成长。一些枝节上的坚持，以及样版性的要求，就成了没有生命宗教的特色。在全面与中央口径一致的要求之下，宗教界的当权派就变成了正统。那些与主流正统不合的人，自然就会被认为是叛徒，要不就被迫学习顺服，否则就是多方打压以削减影响。这种消除异己的严重性，是一个悲剧的讽刺。教会经历了多少残酷的逼迫，终于赢得了自由。而在获得自由之后，教会自己反倒变成了逼迫者，不给在她内部的人任何的自由。

组织化的教会必然发展出教皇制度

　　到底教皇权柄的超越性是在什么时候才完全确立，至今依然没有定论。罗马教会独裁的统治，是一段漫长发展的结果。起初，罗马教会是许多其它教会的一个很好的顾问中心，但随着罗马教会的名声日益高涨，建议就逐渐带着更多的权柄。后来人们甚至会认为，如果对于来自罗马教会的建议有任何一点的存疑，乃是僭妄自大。当然，顾问建议如果永远都毫无保留地接纳，这就变成了命令。

　　如果我们试着给教皇制度形成的时间定一个确定的日子，那就应该是大约在主后440年到461年，即伟大的罗马主教利奥（Leo）在位的那段时间。毫无疑问，在此以前，罗马的高超地位已经实行了一阵子，可是利奥主教却把这个事实建立在一套神学的基础上。利奥认为，罗马教会的权威乃是建立在我们的主对彼得所说的一段话上，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彼得就被认为是罗马教会的创立者，以后，罗马教会的主教就继承了彼得的权柄。当然，就连天国的钥匙也移交给以后的主教。这是利奥主教的理论。彼得曾经不止一次在罗马住过，有可能他也曾参与罗马教会最早的一些聚会。但是这些事实，并不能改变利奥论点以及他对圣经解释的错误。

　　这些事实，与真正的基督教属灵的实际有什么关系？答案当然是「极微」。这就更加显示出第四世纪的基督教世界是何等地偏离属灵的信心，而单单着重组织。从此以后，在组织化的宗教世界里就不太能看见属灵的工作。当教会的组织继续在发展，仍然有一些人能出污泥而不染、持守原来的单纯的信仰，不愿卷入僵化的教会系统。在教会从属灵的变成属世的过程中，真正出于圣灵的运动，就很少与一般人所认知的教会同步。在最早的三个世纪中，教会虽然有软弱和难处，却充分地流露出生命和得胜。这和以后的世纪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在罗马的世界里依然有少数伟大的灵魂，直到今日在神里，我们还能从他们得益处。但当时他们的地位是低落的，其中有一些人也曾经为了对母会的愚忠而招致杀身之祸。另外像奥古斯丁等人，他们极力强化教会的错误，其它的人则采取隐居的方式，或者过着卑贱简朴的生活，或是在修道院的服事中寻找安慰。具有新约时代意味的那种教会的见证，就从组织化为以罗马为中心的教会世界中消失了。

罗马教会控制了罗马和波斯帝国的基督徒

　　在五旬节以后，福音广传的范围超过罗马帝国的版图。在波斯帝国境内，许多基督徒的聚会建立了长达三世纪之久，却是与西方教会不相往来的。造成他们的孤立有几个不同的理由，比如两帝国之间的互不信任、以及不同的语言。这种隔离，使得东方的教会一直保持着使徒时代的单纯。甚至到了西方教会开始积极发展、组织大公教会的时期，东方的教会还是保持各个聚会的独立，并且积极传播真理。

　　第四世纪初期，开始有人提倡联合波斯帝国的众教会，希望能统一在一个领袖之下。这个运动遭到强烈的反对，不过这些推动者还是不断地一再努力。当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正式作官方性地支持基督教的时候，在波斯帝国的基督徒就遭到强烈的迫害。我们也不难体会，波斯的君王对基督徒的忠贞生怀疑。他们相当惧怕罗马的权势，对着不是波斯原始宗教的信奉者自然会有忌讳。这种不信任就造成了四十年之久的大迫害。据说有一万六千的基督徒因着信仰而牺牲。直到主后399年波斯新皇伊嗣俟一世（Yezdegerd）登基，迫害才停止。当然，伊嗣俟本人并不像君士坦丁那样信靠基督，他对教会和政府的联合不如罗马帝国那样关注。

　　罗马皇帝想要利用伊嗣俟对教会所示的友善态度，来改善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于是他就派马努他（Maruta）主教为和平大使。后来证明，马努他主教是一个谈判高手。不过在马努他主教的心中，他最关心的事还不是在东方的基督徒所遭受的逼迫，他深切盼望能把东方的基督徒纳入以罗马为中心的大公教会系统。波斯的教会在忍受了长期的迫害之后，自然乐于接纳任何形式的交通。波斯帝国首都的主教艾赛克（Isaak）与马努他一同请求伊嗣俟一世召开宗教会议。就在主后410年开会商讨统一教会的事宜。经由此次会议，伊嗣俟承认艾赛克为波斯帝国内所有基督徒中间的领袖，而宗教会议一致赞许伊嗣俟这位异教君王的慷慨和宽大。在这个新的教会组织下，任何违反中央的做法均加以禁止，并受到与基督身体断绝的处分，以及皇帝的管教。事实上，伊嗣俟就控制了整个的教会。

　　马努他带着西方众主教所订下的规条、有关教会的运作、以及教义的要求，希望藉此使东方的诸教会能完全配合西方教会的发展。所有的基督徒均将纳入同一组织，以确保没有任何的异议。凡持不同意见者，将受到咒诅。主教所管辖的地区以及替换的规则也清楚设立，每一个地区只准有一个教会。波斯皇帝的旨意也必须尊重。整个教会的最高指导中心是在罗马。从此，东西两方的教会都在一个单位的领导之下。在教会最早的时期，人们喜欢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到了第五世纪，中央集权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罗马教会很明显控制了罗马和波斯帝国的基督徒。

君士坦丁出于政治目的鼓励高度组织化的教会

　　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态度，主要还是受到他政治的思想影响。并不是说他对基督徒所信仰的神有所怀疑，不过他主要的兴趣并非单纯属灵的。基督教可以当做一个用来稳固帝国统一的力量，因此在罗马帝国里的教会当然是必须合一的。他在处理多纳徒派（Donatism）事件上，就充分地表现了这种的关切。

　　多纳徒派的信徒曾在两位都叫多纳徒的领袖带领下，虽然经过北非戴克里先（Diocletian）多年的迫害，却更加兴旺。他们受到五十年前诺洼天派教导的影响较大，对信仰经不起恐怖考验的人不轻易接纳。他们在主后312年，因为反对由中央派来的西其良努（Caecilia）担任迦太基的主教而与大公教会决裂。君士坦丁尽力调停其纷争，他召集两个由教会中有名望的人士所组成的委员会来评判，最后他们还是支持西其良努。多纳徒派坚持不让步，就宣告他们自己才是大公教会，基本上从此不再与整个基督教世界来往。在迦太基，他们就按立多纳徒（Donatus Magnus）担任主教，以对抗西其良努。皇家军队曾经试图要把多纳徒派收回到大公教会的管理之下，但是一直没有成功。到了第七世纪，穆罕默德入侵北非，多纳徒派才在北非消失。

　　君士坦丁要对以后教会历史中不能容许任何不服中央的传统，负相当的责任。他大力鼓励官方高度组织化的教会，造成教会自大到去侵犯只有神才有权干涉的每一个灵魂的尊严。他强调教会外表的统一，而忽略属灵品格，也造成教会独霸的心态。任何不顺从中央的人，就扣上分裂教会的帽子。

多纳徒派为了争取权力而反对权力

　　多纳徒派在一开始，乃是以他们有着更高的基督徒品德的标准而著名，但是他们坚持在教会内必须纯洁，在日后却因其它因素而变得不受欢迎。他们在大公教会中，从来没有办法争取到较高的职位。当然，这也是宗教组织败坏的结果。他们自己也受到组织化宗教的毒害。多纳徒派提出一个为属灵自由站起来的响亮口号：「皇帝不干预教会」。很可惜，他们自己却一再去向皇帝陈情，以致于这个口号好像是因为皇帝不支持他们的一种抱怨而已。

　　多纳徒派主张属灵的生活以及品格才是教会的根基，圣礼仪式不过是次要。这些都是正确，但是他们的分离思想，不过只限于他们要向属世的权威争取大公教会的地位。虽然无法预测，如果他们取代了大公教会以后会有什么后果。假如别人的经验是一位老师的话，也不难推论，多纳徒派当权以后也会腐败；其实还是因为争取权力，才造成多纳徒派在教会历史中负面多于正面的影响。基督徒很难接受，他们必须如同他们的基督一一不被世界所接纳。当主的谦虚在教会中显明出来的时候，那就是真正的见证。基督的生命是一个聚会的根基，并不只是消极地无罪或不与邪恶妥协，更是新造的人将基督的恩典在他们每一天的生活中表明出来。

对诺斯底主义的反应，导致信仰理性化的危险

　　前章所述各种学说对教会生活的影响，是繁杂反应的因由，这是我们在本章中要来探讨的。总括说来，两个问题主导了整个教会的思路。第一，什么是真理？第二，如何最好地护卫及保持真理？这两条思路对教会以后的许多年都有着正面及负面的影响。

　　诺斯底主义对教会的一个好影响，就是刺激基督徒领袖更加努力了解他们自己的信仰，并且把信仰的根据和理由记录下来。这种新鲜、理性的活动，也并不是没有其危险，因为这会逐渐地取代人们对基督的挚爱。基督教也就慢慢地由对着主的献身和热爱，改变成对于一些真理的了解及赞同。

　　虽然这种信仰的理性化，在最初是因着要对抗诺斯底主义，这种倾向不可避免会在以后的世代发生。事实上，这是今日教会所面临的最为狡猾的危险，而且这种危险真是四处可见。在任何一群信徒中间，只要他们热心爱主，且圣灵的生命也在其中感动，不久就会慢慢发生信仰理性化的倾向。为了防止错误教导，常常导致人们易于忘记正确的信念并不能保证属灵的生活。

　　近年来，福音派的许多真理又再一次地在世界各地兴起，这是一个好现象。然而当人们恢复到圣经教义中的同时，福音派正统也同时发展，这种正统竟都带下属灵的死亡。人们可以会满口重生、新生一类的言词，却不见得经历到圣灵的工作，而唯有藉着圣灵动工，没有人能真正在属神的性情上有份。能够正确无误地述说圣经真理、或是机械式地宣称一些所谓神工作的经历，均不可能取代基督的生命。

对马吉安主义的反应，导致教会特权阶级自命信仰保护者和圣经监护人

　　教会对马吉安主义的反应，主要是集中在他们所用的圣经正典上。我们前面也提到，马吉安否定全部旧约以及大部份的新约，他认为只有经过他修正的部份才是神圣的经典。如果马吉安所宣称的不是正确，那么教会就必须提出什么才是神直接的启示。不同的教会领袖在397年迦太基会议以前就有几个不同的版本，经过那一次的大会，新约二十七卷得以广泛地确定。

　　我们必须记得，这二十七卷并不是因为藉着教会领袖的认可就具有了额外的权柄。相反地，是因为这二十七卷本身具有属灵的权柄，而教会领袖们不过是接纳这个事实。圣经的权柄，乃是根据于圣灵把圣经的话应用在信徒的生活经验中。教会承认圣经的正典，乃是表明教会承认圣经在信仰及生活上都是最高的权威。任何的教义均需以圣经作标准来检验，任何的争议也应以圣经为标准来解决。

　　当然，对信仰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且确定圣经的地位，都是很重要的进展。可是，早期大公教会藉此崛起成为自立为信仰和圣经的监护人，此举就不足赞赏了。我们发现，早期简单的圣经模式很快就被神职系统所取代。一旦远离了神圣计划的模式，这种新成立属灵的专制体系，自然就成了信仰的保护者和圣经的监护人。教会在防止错误、以确保她属灵生命的过程中所获得的，乃是教内一小群特权阶级，一方面，他们因着维护信仰而得着权柄和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又自命有独家权柄来订立信仰教义及解释圣经。但任何人如果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就不得在他们的交通中有份。事实上，经过了二十个世纪，基督教还没有完全学会，唯一能够保护真理的方法就是实行真理，这点值得我们深思。只要有人活出向基督顺服的生活，我们就能够信赖圣灵会保守信仰以及圣经的纯正，并不需要任何属人的组织来插手。人们想要保护真理的动机良好，就以自己有限的体会，将真理局限在一些属人的组织中，这注定是要失败的。真理永远不能受局限。

对异端的警觉，导致清除异端运动的危险

　　当大公宗派的基督教概念日益加深之际，那些在组织以外的人，无论信仰多纯正、生活多规矩，都被认为是不可信赖的异端，有时这些人就被指控为摩尼教。因着对真理本质的更多觉醒，以及对圣经权威的尊敬，也就带来面对异端时的更大警觉。很不幸，这种警觉竟然鼓励了猎巫行动。清除异端运动，是极度危险的一件事，不但对所谓异端而言，就是对参与清除运动的人而言，也受害匪浅。这种运动在早期教会中形成一股很大的破坏力量，因为人们的精力都集中于除恶务尽、而不是建立良善的狂热中。当基督教变成了极端消极除恶，这对它的本质就是一种摧残。

　　我们的主所说稗子的比喻，对于祂的子民在历代中都有非常实际的提醒（太13:24-30）。我们并不以为稗子是好东西，只是教会主要的关怀并不是根除稗子。直到世界的末了，在基督教圈子里都一定会有稗子，只要麦子能坚强地成长，稗子剩下的空间就很有限了。当错误的邪说兴盛的时候，时常就是教会衰退的征兆。对着这个难题的答案，并不是在血气中去除尽邪说，乃是要追求在血气中注入属灵的生命。如果早期教会能多花一些精力在积极属灵的成长上，而非消耗在除去各样的异端，那么教会在以后的日子中，就会更有能力面对更狡猾的攻击。

大公会议强化了教会的集权化

　　无可置疑，在教会与错误教导的第一会合战争中，众教会大体上是联合在一起的。虽然已经开始有一些征兆，教会逐渐偏离使徒的模式，然而，在某程度上，圣灵的生命和能力还是和外在的组织相合。诺斯底主义、马吉安主义以及其它异端，他们都还是将真理与错误混在一起。毫无疑问，他们与在圣灵生命中合一的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当的清楚，他们在应许之外。可是，当一些争论是有关神学上的问题时，而有一些错误发生，战场就改变了，教会好像变成了内战的光景。当过分将信仰知识化，而对于各样有争议的问题又愈来愈少有弹性时，这对于交通的根基是有很大的伤害。心思胜过了灵的地位。人们似乎不够体会，有限的人对无限的真理容纳的局限性。对神学的各样探讨，可能是重要，甚至可以救人，但是恩典乃是绝对重要的。只有在恩典的基础上，灵里的交通才有可能。当恩典这个必需的因素消逝时，各样的争论就无可避免地扩大至极端死硬的心态，而只好寻找人的裁判来定对错。这种裁判的机构就是背离了圣经的原则，而经由各教会专制体系所形成的代表聚集在一处，或成为所谓的大公宗派会议。这也就是教会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大公会议（Church Councils）。

　　为了对基督教真理能有一精确的说明、来对付当时流行的异端，在这个层面上，所以需要多次召集教会大公会议。他们确实提供必需而且重要的服事。可是，他们也就因此成了属人而拥有权威的大公教会的代表。而这正是我们主要的关切。

　　我们目前并不需要详述在几个世纪之间，大会中所提出一些需要审慎研讨的议题。但是略微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在主后325年在尼西亚（Nicaea）大会上他们探讨的议题，也能帮助我们看出众教会代表至终还是以属人的规条取代了圣灵的作为。

　　在前章中，我们讨论到亚流（Arius）以及他们所发展出来的教义。主后321年，他被亚历山大教会开除长老的职位，可是，他在罗马帝国东部仍然广受尊敬。当时许多的基督教领袖与他一样，非常忠于在安提阿的神学派系。因为亚流影响太大，甚至东方的众教会也受到分裂的威胁。当时的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整个的罗马帝国，他对此一威胁非常地关心。他具有最大的善意，加上最小的神学基础，想要催促亚流和亚历山大的主教和好。他遭到完全的失败，于是想到把当时世界上各教会的领袖召集到小亚细亚的尼西亚，来商讨此一难题。当时约有来自两方面背景的三百位主教，参与此一会议。亚流亲自领导他这一派的代表团。大会乃是由当时尚未受浸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亲自主持。

　　此一会议之结果，乃是发布一教义宣言，明白地否定亚流的看法，并且对于任何持守其信仰者加以神圣大公使徒教会而来的咒诅。只有亚流以及另外两位主教没有签署此一宣言，他们遭到不准往来、逐出教会的处分。然而，亚流却成功地争取到君士坦丁大帝的庇护及资助，所以争战还是继续下去。无论如何，尼西亚会议成了历年来中央集权化的教会发展的一个高峰。终于有一小群人可以代表全世界的教会说话。他们的宣告虽然不见得普遍地被遵守，正如亚流依然继续争论所证明，可是无疑地，他们的声音是代表着权威。而且主后381年，第二次的会议即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皇家支持并认定尼西亚的宣言是合法的，也就更加强化教会的中央集权控制。

　　造成罗马成为普世大公教会的中心，有许多因素。在西方的众教会中，只有罗马教会可以宣称是由使徒所建立的教会，而且罗马的基督徒长久以来一致的教导以及生活中的实践，基督教也赢得了许多人的敬重。在西方新兴的教会之间，如果有任何问题，很自然就会到罗马寻求指引，因为罗马是当时文明世界的首府，所以对在那里的教会有多一份的特权，也是很正常的。再加上自从君士坦丁大帝开始偏袒基督教以来，多方面的资助和保护，更值得人们对罗马教会另眼相看。等到主后334年，君士坦丁大帝把首都由罗马迁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君士坦丁堡后，教会就继承了皇廷，那时，教会的地位更为高升。等到尼西亚会议以后，罗马、安提阿和亚历山大已经被公认是众教会的领袖。第四世纪末期的时候，罗马帝国政治势力衰退，罗马教会更是在整个组织化的基督教世界中建立她的地位。早期耶路撒冷教会一统江湖的期望，因着神恩典工作的阻挠未能实现，如今，终于让罗马教会成功地达成。

早期教会对圣经原则的少许偏离逐渐带来后果

　　我们在本章中看到一段相当长的历史，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看清，早期教会对圣经原则少许的偏离所逐渐带来的后果。一开始，不过是属人组织的方便权宜，跟着而来的，就是对抗诺斯底主义等各类异端、而将信仰理性化的过度发展，教会组织的持续发展，就更加深了教会的中央集权、对于各种教义的权威。组织化的教会最强调的，就是正确信仰的重要性。其实，正确的信仰本身不过是冰冷的正统而已。给神圣的真理加以精确的解说，就需要更强而有力的教会组织来维系。最后，罗马教是不可避免的结局。虽然是如此的令人难于置信，统一的教会竟凭藉规条来厉行。教会的基础由属灵的生命，变成了头脑中对信条的认同。

　　当教会最终的关切乃是维系其组织的生命，已经犯了不再与属灵生命共鸣的最大错误。属人的组织只能根据法律行事，也只能判定人外表的行为，而无法知道人内心的念头及动机。当然，在教会中是需要规条，但是规条永远必须屈从于属灵的生命。教会乃是基督居住在祂子民中间掌权的地方，只有对着祂的顺服和忠贞，才是教会生活最基本的原则和依归。祂的管理深入人的灵与魂，那就是人各样行为的根源。每当拒绝这一个属灵的管理之时，必将导致腐败。在教会的历史中，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极易抗拒属灵生命的律，而试着以自己属血气、又有效率的方式来管理神的工作。其实，正因为教会不能完全顺服基督的主权，才会引发各样的异教。当人们拒绝圣灵工作，就必定需要利用各样的圣礼仪式，来制造出一种神祝福、以及生命活力的假象。

教会的属灵生命仍在少数人中得蒙保守

　　我们在此必须之处，在前面所描述的背景之下，就是当整个基督教日趋复杂、不再属灵时，完全依靠基督的生命而有的见证却依然得蒙保守。无论真理消逝在礼仪和组织之间到什么程度，无论基督徒生活的实践又如何转变成神学推论的密云，个人及团体的见证依然并未绝迹。有时看起来，这些个人或是运动所持守的似乎过分严肃，或者缺乏一些能够在表面上维持合一的自由，但是他们真正的价值，必须以较宽广的教会历史背景来衡量，而不可局限于当时的事件。当我们以这个角度来观察时，就会发现真正属灵的教会历史，常常是由历代中遭到组织化基督教圈子所蔑视的一般人所传承，而非经由传统的基督教。

　　虽然很早教会就开始偏离简单圣经的规矩，不过教会真正的根基尚未全然失去。伊格那丢（Ignatius）曾经这样说过：「耶稣基督在哪里，哪里就是大公教会。」可见在他的想法中，他并未离弃属灵生命是聚会唯一根基的教训。可是在教会秩序的实践上，他却与新约圣经颇有出入。我们曾经看过，他如何高举所谓主教（或牧师）在教会生活中的地位。在此，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当人们偏离圣经的形式，并不表示就会造成属灵的生命完全熄灭的局面。形式永远不及生命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中时常能看到，即使在一些与使徒教导不同的宗教体系中，也能有圣灵满有生命之流。不过千万不可就此论断，形式是不重要的。属灵的生命如果没有合适的身体来表达，就必定限制了它的显明。这样的缺欠不是造成属灵生命的最终死亡，就是属灵生命由一个残缺的器皿、转移到一个可作更完整表达而合适的器皿。早期教会偏离属天秩序，并未导致属灵生命的死亡，然而却给以后各阶段的教会发展大开方便之门，那就要面对更多耗尽精力的弊端。

俄利根认定教会不可与属人的组织相提并论

　　早期的几个世纪中，最伟大的基督教学者首推在主后185年出生于亚历山大的俄利根（Origen）。藉着他敬虔父母忠实的带领，俄利根自幼就经历到福音。他的父亲里昂尼达斯（Leonidas）是第一个教导他圣经的人，在俄利根下到二十岁的时候就因为信仰而殉道。后来俄利根曾有一段时间担任亚历山大的神学院院长，他以敏捷的头脑，加上对圣经的熟谙，以及就希腊哲学所受的训练，来研究许多信仰上的难题。藉着他的笔，我们有了第一次建立系统神学的尝试。他是亚历山大教会的长老，也是平信徒，因为他异于寻常的投入，加上他的学习，就赢得了教会中有地位人士的敬重。然而，他卓越的能力并没有为他带来跟教会中那些人所尊重的神职人员和睦的关系，因为神职人员自以为只有他们，才有教导的特权，并且感到俄利根夺取了他们应有的尊重。俄利根的成功、激起了亚历山大的主教底米丢（Demetrius）的忌妒，在主后221年从长老的职份开除。他余生的二十三年岁月，就在巴勒斯坦该撒利亚过着放逐的日子。自主后250年至254年，在罗马皇帝德西乌斯（Decius）的教唆下，他受逼迫遭拷问而死。

　　俄利根对着教会的本质有着特别清晰的概念。他认定教会的根基是属灵的，所有接受神圣生命的人都属于教会，所以教会不可以任意地与属人的组织相提并论。一个像俄利根这样受人尊敬、而且生活有好榜样的教师，无论走到哪里，在那些存心为主保持复活生命之见证的人中间，都会有深远的影响力。

　　我们不必担心俄利根的一些看法后来被人抹黑为异端，只有极少被神所使用的人，在他们一生中没有被人视为异端的，甚至常常还是被一些和他们一样对真理忠诚的人所反对。直至今日，我们还是看到这一类的事情，然而，有一个伟大的日子将会来到，只有在那一天，有一些动机良好的信仰保卫者，将会发现那些被他们视为毒草的异端，居然在天家里也可能有一席之地。

诺洼天派坚持属灵生命是教会交通的唯一根基

　　在主后250年，罗马皇帝德西乌斯（Decius）为了确保帝国的安全，要求全国百姓向官方宗教表态效忠，此一圣旨导致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大受迫害，因为这道命令要求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在内，都必须按所规定的仪式向官方所设立的众神献祭。对于在教会那些充数的、只有异教的心，而包着薄薄一层基督教外表的基督徒而言，公开地承认异教的神，不会给他们的良心造成任何难处；然而，也有一些乃是经历极度暴力折磨而被屈服的。当这些迫害的日子过去以后，对在威胁下否认信仰的信徒，再一次重回教会领圣餐之事，自然会有不同的意见。那些软弱的弟兄，在困难压力之下，为救身体而付出良心受苦的代价，真实地悔改，当然期盼能重新恢复昔日的团契交通。无疑的是，有一些曾经是挂名基督徒的人，也有为不同理由而想重新建立此一关系。

　　是否应该接纳这批曾经失败的人呢？此一问题在众教会中都有激烈的辩论，并且意见分歧很大。严厉主义者强调任何人否认基督就不得再被接纳在圣餐中交通。他们并且有一位罗马的长老诺洼天（Novatian）做他们的领袖。教会大部份的领袖决定，采用较为宽大的政策。诺洼天以及他的跟随者被大公教会逐出教门，只好在小亚细亚到西班牙自立门户。这一批人从此开始一直到两个半世纪以后，一直被人称为诺洼天派（Novatians）。

　　人们也给他们另一个称呼：卡特里派（Cathars，或清教徒Puritans的意思），尽管他们自己对于被人称为诺洼天派或是清教徒并不在意。然而我们在教会历史中，却不只一次地看到卡特里派的名称，特别是罗马教会对于他们眼中的异端分子常扣上的大帽子，虽然甚至连他们的敌人都承认他们生活的表现是无可指责的。他们的信仰是根出于使徒的一群人，在本书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还会遇见卡特里派的人。第三世纪中叶的诺洼天派，并不是第一次有人反对教会的日益放纵。其实一直都有一批基督徒，在教会中坚持单纯的信仰并遵守使徒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做法。

　　我们很容易就把诺洼天的分裂，简单化地看作不过是他们太过严厉、而教会的领袖们才是真正有基督心肠的表现。一般而言，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有一个更深的问题摆在眼前。这一批严谨派，或许对跌倒的人比不上主自己有的恩慈。毕竟，彼得也曾在还不像这些人所受的迫害下就否认了主，可是经过悔改带来神的恢复，使他余下的一生仍能为主所用。但人却很少来靠近神所预备好了，并且随时可以显明的怜悯与宽恕。

　　在另一方面，当大多数的主教们为着迎合一般教会中基督徒的生活标准、而采取慈悲的观点，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他们判定所有跌倒的人要先经过一段考验时期，然后才准完全恢复交通。这样的判定是绝对的合理，如果在这一段考验时期，是藉着圣灵的分辨力察看是否存有对主而有恒久的挚爱和忠贞。然而事实上是否如此呢？无可置疑地是，有一些真正悔改而合情合理地恢复交通的信徒。但是也有一些不过是在外表上遵行一仪式，并非真正的信徒也被接纳到教会。这些主教们所采取的宽大的态度，本身是正确的，可惜却导致了人们看重教会礼仪的外表，以及严谨地遵守这些礼仪。

　　在罗马主教司提反（Stephen，Bishop of Rome）和迦太基主教居普良（Cyprian，Bishop of Carhtage）之间，为了浸礼到底代表了多重要的意义，曾经有一段非常激烈的争论。居普良认为，只有大公教会拥有真正的圣礼，而且在这些有效的圣礼之外就毫无拯救。所以如果有人与母会分离，或是被教会宣告为异端，那么这些人所行的浸礼就是无效的。司提反就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虽然两人的看法不同，可是他们都是有相同的假设，那就是神圣的恩典是需要藉着这些礼仪才能得到的。居普良的立场，是来自他对教会的看法。而司提反的看法则在他坚持礼仪本身才是重要，非在于实行时的环境。这一场争论到主后257年司提反死后，加上次年居普良殉道而告一段落。罗马教会圈子大多采纳司提反的看法。

　　居普良对教会的看法，也影响他对于诺洼天派的态度。诺洼天派从未被视为异端。其实，诺洼天派自外表看是一个绝对的正统派，而且全心说明三位一体的真理。可是，诺洼天派的正统立场并不能让居普良接纳，因为在居普良的眼中，信仰是否纯正、品德如何，都没有属灵的意义，只要一个人和大公教会没有交流，就算不得什么。对诺洼天派而言，教会的根基乃是属灵生命，可是对居普良而言，教会的根基乃是所行的诸般圣礼。

　　虽然诺洼天派的人对在迫害下跌倒的人可能是太过严厉了一些，不过从较广的角度来看，他们所坚持的属灵生命的原则是教会交通唯一根基，这一件事是绝对重要的，否则基督教很容易就沦落为礼仪复杂的异教。如果我们要毫无保留地定罪诺洼天派，我们就必定会对以后多次在教会历史中要恢复见证、而追求圣洁的努力也加定罪了。让我们记得在教会的婴儿期，为了拯救教会免于过早地腐败，曾经很严厉地施行审判，而那次审判在今日看来，必定会被认为是不必要的严厉（徒5:l-11）。所以诺洼天派太过严厉的反应，也许是历史中为了保护基督的见证免于许多暗流所攻击，而必要采取的一种行动。

孟他努派搅动了日渐放纵的组织化教会，特土良对孟他努派的认可

　　第二世纪中叶，在大公教会里所兴起的一个运动叫做孟他努派（Montaivism），他们跟诺洼天派一样，盼望在团契中能有较高标准的基督徒生活。这也是人们再一次对组织化教会日渐放纵的一个反应。当教会愈发组织化，主教（牧师）就拥有更多的权柄，而且很自然就会令人愈来愈看重这些神职人员所行的礼仪，例如浸礼和圣餐。这种趋势，正是孟他努派认为会对全体教会属灵生命造成威胁，他们觉得圣灵的工作正逐渐被对组织和礼仪的倚靠所取代。

　　主后156年在弗吕家山（the Mountains of Phrygia）上，孟他努开始教导的工作，人们就称他们为孟他努派。孟他努考虑当时教会的光景，很自然在他的教导中就会强调圣灵在神子民中的地位。千万别以为这样的强调是不健康的。恰恰相反，当一些过度使用形式、以及依靠天然的学习正在使教会丧失能力之时，这种强调是需要的。不过在某些方面，孟他努的强调也落到另一个极端里。根据他的教导，在这个属圣灵的时代，圣灵依然如同使徒时代一样行神迹奇事，而且也相同地透过先知们、包括他讲话。主的再来已近，祂并要在地上建立新耶路撒冷。

　　孟他努派里的先知们所有的活动，特别是女先知们的作为，极度搅扰了当时死沉且又冷漠的教会。当然，在此我们也看见孟他努派对于教条主义反应的最高峰。主教（牧师）是形式主义的代表，先知是圣灵工作的典型。在使徒时代的教会生活，先知具有被人尊敬的地位，例如在新约中像亚迦布（徒11:27-28，21:10）。我们也不可断言所有先知说预言已经过去。正确地认识先知是给教会的恩赐（弗 4:11）。今日说预言必需是按着圣经。只要清楚地解说圣经，并且圣灵加以膏油，就能使死的字句变成非常活泼而有功效。非常遗憾，像这样的先知讲道在今日已经不多见。事实上这也是今日教会属灵昏睡症的一个原因。当然，无可置疑，孟他努派的着重乃在于像以亚迦布为例那种比较令人兴奋、或是一些难于预料的先知预言。

　　我们必须记住，当高举主教（牧师）权力的时候，教会中就不太可能有什么空间让任何形式的先知服事来表现。伊格那丢（Ignat山s）并不是一个没有热情的人，可是因为他太强调主教（牧师）的卓越地位，以致令人以为任何人不经过这些教会神职人员，就不可能有属灵的恩赐。因此正统教和孟他努派运动就在牧师与先知、或是严谨的仪式与属灵生命自由的表现之间发生争执。

　　孟他努派和诺洼天派均非异端。就着基本真理而言，他们都是正统派，并未偏离使徒的根基。（译注：著者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孟他努派看重预言和属灵的恩赐超过圣经的权柄，导致许多的错误，对神的见证有很大的伤害。详情可参林荣洪所着基督教神学发展史）。如果伊格那丢今日还在的话，他恐怕会称他们为「边缘派」。当逼迫来临时，孟他努派并没有其它教会的问题，他们不需要处理那些受迫害而背叛主的信徒，也不必考虑事后怎么接纳悔改的人。相反的是，因为孟他努派都是倾向宁愿殉道，他们蔑视那些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说谎的教会领袖。

　　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孟他努派的特点。他们着重道德，他们那种有传染性的狂热，他们团契中的温暖，他们对主的热忱。他们在生活的那个世界以热情洋溢出名，而孟他努派的人真是实名不虚传。他们的主流思想在以后的历史上反复出现，并且也可在今日五旬节派的运动中看到他们的影子。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同是过份及火热的灵。虽然正统的基督教反对孟他努派，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中间的生命是带着神大能的见证。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公教会中也有人主张不可以对孟他努派太过严厉，以免削减了圣灵的感动。这种同情的支持，也让孟他努派能在组织化的基督教中延续了一段时间。当然最后，带着属灵生命的新酒是无法长期装在正式宗教的旧皮囊中。原本在教会中对主忠心、并且也和组织宗教保持联系的这一批孟他努派还是分开，成为另外一个会众。最早的分离是在东方开始，可能是因为在东方这一批孟他努派的人比较火热，所以较早就促成了分裂。在西方与大公教会的联系还是维持了一阵子，不过最后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

　　孟他努派当时有广大的跟随者，在弗吕家山附近，一直到第六世纪他们才被查士丁尼皇帝（Emper or Justinian）所削减。第二世纪末，他们传到罗马帝国在非洲的省份。很可能，在非洲的孟他努派已经比较不再那么尖锐，也不像弗吕家山那一带的会众，把他们的热情完全表达在外面。相信随着年岁的增加，这个运动里的人学习除去了一些过分的地方。在非洲，到了第三世纪，孟他努派居然赢得当时最有声望的迦太基神学家特土良的认可。特土良一直与大公教会保持有良好的关系，并且他发现，他和这一批「属灵人」的团契也能扶持他的工作。虽然有人批评孟他努派是泡沫般肤浅，但特土良这样一位有根基、并且有经历的人，是不会轻易上当的。若不是孟他努派的人持久热忱地以基督般的品德所做的见证，特土良是不会完全投入他们的行列的。当基督的跟随者（孟他努派的人）到了放下见证火炬的时候，就有另外一批人起来继续见证。

对抗异端的方法比异端更伤害教会

　　早在新约时代，教会生活就开始受到各种各样错误教训的干扰，使徒时代希腊罗马文化中充斥了哲学性的猜测。当时的一些精英都全神贯注地投入在各种对于自然和人生难处理论化的学习形态之中，一般文化的精神在路加写到雅典人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清楚：「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使17:21）。这种宗教的猜臆者，他们从各种不同的来源寻找资料，盼望能理出一个关于神的理论是可以符合人的理性的。当然他们也毫不迟疑地从基督教中去寻找资料。这类希腊式的想法也渗入了教会，试着以所谓「现代亮光」的想法来解释基督教，因此就带来了许多不同的异端。这些异端在以后许多年间敌挡「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保罗写给歌罗西的书信以及约翰第一、第二封书信，均是警告这一类的错误，因为这种错误对新约时代许多教会都造成各种不同的难处。

　　为了明白教会未来发展的趋势，我们必须对于这些异端有一些了解。倒不是因为这些异端会成功地改变教会的特性，而是要注意教会对抗异端影响所采用的方法。因为这些反制异端的方法比异端对教会后来的发展有更大的影响，以致于教会至终远离了新约时代那种简单的聚会形态。

诺斯底主义对于追求灵命进深者的影响

　　在使徒时代，希腊罗马世界里许多异端，基本上都认为物质的世界在本质上是邪恶、没有价值的。身体既然是属物质的，因此在道德上就是中性，其实这种想法远在东方也就早已存在。基于这一前提，他们发展出许多对基督教信息的解释（更恰当地说应是误解），这就是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

　　诺斯底（Gnosis），这一个字在希腊文中就是知识（knowledge），特别是指我们今日所认为荒谬的星座学，他们的理论认为，每一个星球是一位属灵的统治者，在不同的天体中发挥其影响力，并且将地球与最终的真实分离开。当然，就在当时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观念，这不过是由占星术的迷信发展出来的。这种观念就造成将属灵的真实与无情的物质一分为二。在众星之上有一位神，祂乃是在诸天之上，远超过这个污染的物质世界，这有形世界并非神所创造，因为神不会对物质世界有什么兴趣，另有一位较低级的神由祂来创造。诺斯底派认为身体乃是灵魂的监狱，耶稣乃是神性的代表，降世到这一个低级的地球，为了要把被囚的灵魂释放，使之再一次和永恒的灵联合。

　　诺斯底派对人们实际生活有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因为身体是超道德的，放纵肉体就算不得什么；其次，因为物质身体没有真实的价值，所以人身体的需求就可以尽量压制或是尽量放纵。诺斯底派一般均偏向克制，所以他们是以严厉的操练和禁欲闻名。保罗在歌罗西书中因为有这种诺斯底派观念的渗入，而警告他们此一观念将带进许多的捆绑禁忌，「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西2:21）。

　　在早期教会中另一错误的教导乃是幻影派（Docetism）。他们和诺斯底派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认为道成肉身不过是一个表象（而非真实的）神来到人间。基督并非真正的进入肉体，这乃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中强烈反对的教义。

　　在此顺便提一下，诺斯底派的余毒直到今日依然影响着基督教，特别是在一些有较深属灵教导或是一些对神话语更求忠诚的人们当中，我们必须永远避免一种过分高举属灵、而抹煞一切属物质或属地的事物。我们这个人的物质部份就是我们的身体，对于我们这个人属灵完整的重要性常常被人低估。圣经从未降低物质秩序、而单单高举属灵秩序，仿佛只有属灵的部份才是唯一的真实。固然，现今的世界秩序是一个堕落的世界，而且我们知道也终必消逝（彼前1:24-25），但是并非以一个空冷的属灵世界来代替，而是有一个新的创造。在新天新地里面，复活的身体仍将在其中享乐（林前15:42-44）。全人整体的属灵生活，乃会更新净化我们属物质的部份。如果忽略了这个方面，就会导致在教会历史曾经一度极为风行的极端苦行主义。当今在世界某一些地区，还有基督徒认为任何美丽和有秩序的事物均是属世的。其实基督徒的生活就应该是美的、而又有秩序的。

马吉安主义对于教会属灵生命低潮的反弹

　　在第二世纪，有一位教师名叫马吉安（Marcion），他在基督教世界中有极大的影响力，有许多人跟随他，并且自行一派，马吉安主义（Marcionsim）在以后许多世代中，一直持续其影响力。

　　马吉安是小亚细亚人，生于主后85年，在当地的教会中长大，对于罪与邪恶有着极大的关注，逐渐发展出他的一套教导。主后140年，他带着这些教训到了罗马。当地的信徒无法接纳他，教会与他断绝往来，他就自己召集信徒，自立教会。

　　马吉安深受诺斯底派之影响，他的教导是以假设物质世界在本质上是邪恶的为基础，他提倡物质并非耶稣所宣称的神所创造，而是一个次级的神，就是旧约中的耶和华所造的。他乃是第一个宣告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是不同的神明。对马吉安而言，旧约的神是一位冷酷无情的审判之神，总是随时想要给人带来捆绑；新约的神乃是一位爱和赦免的神，随时想要给人带来释放。这样的信念就导致马吉安认为旧约的圣经乃是毒草，必须全盘否定。耶稣来乃是要将人类从犹太人和犹太教所带来的捆绑中解放出来。

　　马吉安的教导最大的特点，乃是他对使徒保罗的看法。他全面否定旧约，大部份的新约他也不承认，他认为门徒误认耶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并且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新约大部份的作者都是在宣传古老犹太人的错误观念，因此都应该和旧约一并铲除。只有保罗有了神独特的启示得以明白福音，当然，也只有马吉安真正了解保罗。

　　所以，马吉安所接纳的圣经乃是经过特别处理过的圣经。他自己编辑的经典分两部分，第一部份只有路加福音，第二部分包括了保罗所写的前十封书信。这些还都需把其中任何有关耶和华的部份，或是任何有可能给旧约圣经权威的经文都删除。另外他自己的著作「对比论」也加在经典中，在「对比论」中，他强调他的信仰系统乃是建立在旧约之神和新约之神的对比之上。

　　为什么马吉安能有这么多人跟随他，而且他的影响力又能持续数年呢？勿容置疑，他个人的卓越性格，是他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当他六十岁的时候，他才开始将他的跟随者组织起来，他的热心和精力是相当的令人敬佩。早年当他仍在教会中的时候，他必定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教会中神职人员的影响力以及教会世俗化的日益加强，乃是另一个促使他成功的重要因素。当教会属灵生命陷入低潮的时候，就是错误教导产生的开始，特别是那些混杂着真理的错误教导，加上对于追求属灵满足的人有一些实行上的要求，更是能广受欢迎。马吉安与诺斯底派一样提倡严格的律己以及享受独身，如同早期的教会。他们施浸礼，守主的桌子，恢复简单的敬拜。因为马吉安派禁止结婚，所以他们就不可能藉着家庭生活而永存下去，所以信徒们就更加勤勉传扬他们的信仰。

摩尼教成为罗马教会经常给反对者扣上的帽子

　　在第三世纪的初期，有一种新的宗教称为摩尼教（Manichaeism）出现。摩尼（Mani）于主后216年在巴比伦出生，他的影响力从西班牙一直波及到中国，他深受诺斯底派的影响，相信二元论。他自认为是历代圣贤先知们之传人，逐渐宣明神对人类的启示，他也自称就是主应许祂的门徒在祂离开以后所要派遣来的圣灵。

　　摩尼综合了基督教、波斯祆教以及佛教的观念。事实上，他的抱负就是建立一个从各家吸取真理的统一教。虽然在东西两方面，他的信徒均大受逼迫，可是这个宗教仍能以极快的速度广传。摩尼在波斯有一段时间拥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是在主后276年，他还是被钉死。

　　摩尼教对于具有哲学心思的真理追求者有无可置疑的吸引力。后来在基督教历史上深具影响力的奥古斯丁，在信基督以前就是摩尼教的人，普里西利安（Priscillian）这位西班牙伟大的改教者，在成为基督徒以前，也表示对摩尼教有兴趣。当教会逐渐走上以罗马为中心的大公教会时，组织上的合一以及属人的权柄就取代了圣灵的能力。人们常常就把任何一个不愿意与罗马教制度认同、而坚持简单的规矩与圣经上所有的属灵标准的人，扣上摩尼教的帽子。我们稍后会提到一些团体，包括普里西利安的跟随者，都曾被诬蔑为摩尼教，虽然这些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摩尼教的影响力就日渐低落。后来在中世纪虽曾一度复兴，他们的一些教条至今依然在神智学（Theosophy）或普救论（Universalism）中还能找到。

否认三位一体的亚流派

　　亚流（Arius）是第四世纪初期亚历山大城教会的长老，他的名字以及他的教训，注定震动整个基督教的世界。我们先前所讨论过的诺斯底主义、马吉安主义、或是摩尼教，基本上都是把基督教和一些异教的思想混在一起。但是亚流派（Arianism）却是完全另一种的异端，它的问题并不在于基督教启示的本身，而是对于三位一体的启示的解释。

　　三位一神——圣父，圣子和圣灵均是一位神的观念，在圣经中早就普遍地被认知，引起争论的乃是三位之间的关系。有人指控基督徒所敬拜的并非独一的真神，而是三位神，这类的指控必须加以驳斥，直到如今，人们还是尝试用着许多的字句来说明这一个属天的启示。当有限的人想要说明无限的真理，就是一个无奈。我们的话语肯定是不足以说明我们所理解的，而我们所理解的又不足以说明真实。我们实在不必惊讶，当人们尝试把神的启示以人的话语来说明时，会有这么多不同派别的解说。以三位一体为例，就有一些派别误入歧途，单单过分强调神的独一性、而忽略了子以及圣灵。

　　在这段时间，有两大神学派系，分别出自于亚历山大城和安提阿城。亚流原来是在安提阿一个著名的学者路迦诺（Lucian）门下受教，此一门派很看重基督的人性这一方面的真理。这一种的强调也是为了纠正当时错误的学说，例如诺斯底派以及相关的看法，他们否认基督道成肉身。然而因为安提阿和亚历山大两派的看法有相当的差距，当亚流在主后318年到了亚历山大城，他就和当地的主教的神学观念发生矛盾，他指控亚历山大城主教已经成为异端。亚历山大主教的看法原属于神格唯一论派（Monarchianism）的一支，称为撒伯流派（Sabellianism）。撒伯流派认为，子以及圣灵不过是父神在不同期间所采取向人启示祂自己的方式。撒伯流派认为，父、子以及圣灵不过是一位神所表现的三种不同性格而已，正如在戏剧中，一位演员在三个不同部份扮演不同的角色。

　　亚流对这种极端的反应，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但是他基本上的教导还是受到希腊思想的影响。亚流对神的概念与其说是基督教神观，还不如说是希腊神观。对他而言，神与人类相去甚远，根本不可能和人类有任何直接关系。他认为子乃是受造者中的第一位，而且高于所有的受造之物，祂非神也非人，而是两者之间的媒介。亚流这种错误，否认了基督的神性，也就同时否认祂拯救的能力。主后321年，他被革职不再担任亚历山大城的长老，然而他还是有相当数量的跟随者。我们以后还会再提到亚流对当时基督教世界的影响。

　　虽然这些神学上深奥的争议是非常的重要，但对于许多信徒而言，却没有切身的关系。许多跟随亚流的人，其实对主还是相当的投入，他们热心做见证，并且在北欧各国中有相当卓越的宣教工作。不过亚流派的思想对真正的信心是有致命的威胁，一旦这种思想的影响进入教会每日生活中，圣灵就没有任何的余地。亚流为了能使他的看法广为流行，所采取的手段也是很有趣的：他不让门徒们培养出成熟及充满祷告、思想属灵的心思，反而带领他的门徒用当时亚历山大城所流行的曲调来唱短诗。

否定人性全然败坏的伯拉纠主义

　　伯拉纠（Pelagius）在第四世纪末期出生于英国。他是一个品格极佳的正人君子。当他去罗马这个基督教中心的时候，罗马城的道德标准败坏，使他震惊。第五世纪初叶，他就留在罗马发展出他自己的一套教训。伯拉纠觉得，正统教义对着人以及罪的教导会引起人们在生活上的不严谨，他认为如果罪乃是堕落的人性从亚当遗传而来，那么，人就不应该也不需要对罪负责，所以大可以活在低标准的道德生活中，而缺乏胜过罪过的动机。他主张罪性并非天生，人生下来均是无辜的，只有当他们有意识地违背了神的律法之时，人才如同亚当一样犯罪，跟随亚当的榜样。所以救恩就完全决定于人的意志有正确选择。

　　伯拉纠主义（Pelagianism）最大的反对者就是奥古斯丁（Augustine）。奥古斯丁对于伯拉纠的品格还是相当的敬佩。为了反驳伯拉纠的观念，奥古斯丁提出了神圣恩典的教义。这两个伟人之间的争论，直到如今还是神的主权和人行善的自由意志之间许多争论的根源。奥古斯丁，正如使徒保罗一样，均有戏剧化的重生经历。他自己的经历证明神那不可抗拒拯救世人的大爱，及人对于自己的得救是无能为力做任何的事，只能单单地依靠神无可比拟的恩典。可是，伯拉纠并没有这种经历，所以他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他自己要对他的选择负责任，所以神的恩典并非必要。

　　虽然伯拉纠的教导不无道理，可是基本上是违反了圣经的教训，他缺乏对人本性清楚的认识，自大地认为人有能力藉着选择良善而得救，所以就不需要依靠神。事实上，今日还是有许多人以为，只要尽力为善，自己便可以得救。

用错误防备错误：奥古斯丁和僧侣制度、居普良和宗派

　　有人推崇奥古斯丁是新约时代以来最伟大的基督教教师。对于基督教思想，他无疑具有出众的属灵身量和知识的能力，贡献相当大。然而，因着他的盛名，也促使他的一些错误也大为广传。在历代之中，因着祭司制度（牧师、圣品人员的神职制度）所带来的邪恶以及悲剧，也是归功于奥古斯丁所鼓吹的一种有毒的教义。他认为，藉着有组织的属地教会所行的圣礼，可以带给人救恩。虽然僧侣祭司制度（Sacerdotalism）并非从奥古斯丁开始，其实在他之前，就有许多教师鼓吹这种思想，但奥古斯丁对这种思想的推动是不容置疑的。

　　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看见，早期教会已经开始引进外教的神职人员制度（Clericalism），教会中一些所谓的精英均有一种倾向：自认为他们是特殊人物，蒙神赐给特别的权力。虽然伊格那丢（Ignatius）亲身认识一些使徒，他依然坚持在地方教会中主教或牧师的统治地位，并且施浸或是带领主的桌子（圣餐）均只能在主教（牧师）在场才算有效。这种教导就引致对神职人员以及神职人员所服伺的圣礼会过分看重。

　　在路加所记使徒行传以及第二世纪末期这一段时间，并没有连续可考的记载，可以告诉我们教会是如何发展的。然而到了第二世纪末期，我们看见，当时教会的光景和使徒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有相当多的因素造成见证基督的僵化。我们发现不但有一些独立的基督徒聚会，彼此在灵里和交通中相联系，也有一些教会形成了一个联合的大公教会，他们不但有公认的圣经，他们也有清楚订明的信条。除此当然也有一些异端的聚会存在。少数信徒开始对着日益加增的仪文、以及毫无生命的宗派组织非常失望，我们以后会再提到这一点。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前一百年，就有这种如果不属本宗派的基督徒、就遭排斥的观念。

　　对宗派极度坚持的主要人物乃是居普良（Cyprian）。居普良约在主后200年出生，他成长在一个异教徒的环境中，信主没有几年，便被称立为迦太基的主教。在此，我们看到当时已经违背了圣经清楚的教训。虽然迦太基主教一职并不完全符合新约时代的标准，可是也担当了长老的职份和责任。圣经中清楚地说到，长老不能由初入教的信徒担任（提前3:6），很可能他们这样做是受到异教的影响。在居普良的观念中，主教在教会中有极崇高的地位，而神职人员因着圣礼也变成极为重要的了。居普良认为，一位主教的权柄乃是与使徒的权柄一样，他并且主张，在罗马的主教是彼得的继承人。不过他不同意罗马的主教，或是任何一地的主教有权过问其他地方主教之事。对他而言，教会乃是设立在各地的权柄，在这种世代相传的权柄之外，任何人均不可能获得救恩。只有这种正统的教会，才拥有有效的圣礼。既然救恩需要透过圣礼，那么在教会之外当然就没有救恩的可能性。因此，一个人无论他的信仰如何，或是他的品格如何，如果他不属于居普良派的话，他因为与使徒的权柄分离，与教会分离，自然也就与神的恩典分离。而这里所说的教会，当然就是指他们宗派的基督教会。正如居普良所说「凡不属基督教会的人，就不能算是基督徒。」

　　一个半世纪以后，奥古斯丁在批判伯拉纠派的错误时，就引用居普良的话来为他自己的错误辩护。僧侣制度在历代以来一直就很普遍，可以说，这是教会属灵生命最大的毒素。

教会的面貌随着规模的扩大发生改变

　　前一章，我们着重谈论了早期教会某些部份自满的态度，逐渐使教会失去了活力，并且在教会中建立了制度这一情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些改变的事实。

　　虽然从使徒时代结束到第二世纪末，教会的成长和发展并没有太多历史可考，毫无疑问，福音大大地广传了。在主后112年，比西尼亚省的总督普林尼写信给罗马的皇帝图拉真，述说了有关他所治理的省份中，基督教广传时所带来的困扰。他说，「已经有许许多多不同年纪、不同阶层的男男女女被控告（成为基督徒），并且还会有更多人被控告。这种有传染性的迷信不仅是在城市中广传，在乡下和村落中也是如此。」普林尼接着说到，有许多的庙宇都荒废了，加上异教徒献祭之大减，造成献祭牲畜的滞销。当然到了大逼迫的时候，有许多所谓的基督徒又改奉原来的信仰，这就显示出，不是每一个放弃异教形式的人，都是真正获得重生。可是福音到了第二世纪末了的时候，所具有的影响力是勿容置疑的。在比西尼亚省的情形并不独特，小亚西亚以及其他地区也是一样。从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当时一般早期教会，在广传他们信仰上的热忱和劳苦。「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帖前 1:8）。

　　信徒团体无论大小，均是在相同条件下持续着他们的工作和见证。正如他们在第一批使徒们所建立的教会中所看见的一样，在一群被圣灵明显地分别开来、且有印记的长老们的带领下，在圣灵中单纯地依靠主的同工，彼此地交接。令人惋惜的是，这种良好的状况没有持续多久。尽管仍有一些按照圣经忠实的聚会，但是随着教会规模的扩大，教会的面貌也随之改变。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改变是渐进式的，到了第二世纪还是有一些教会保留了使徒时代的样式。

　　我们知道这些改变背后的心态，但是教会这些改变的外在因素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为了方便。一旦教会不再单单是以「基督是主」做为一切的动力，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就起而代之了。他们常常藉提高效率之名改变属灵的事物。如果不是神做主，属灵的方式一定是没有效果的，而属人的方便，也从来不可能在属灵的进步上有什么真正的帮助。

早期教会从长老制变到权威主义的主教制

　　在教会中倾向一个人做管理的首脑，最早从耶路撒冷开始。理论上，一群长老们在治理会众，但在使徒行传中我们似乎看见雅各有了极高的地位。其实最早提到耶路撒冷教会是提到「使徒们」（徒 9:27），或是「使徒们和众弟兄」（徒11:1），但是后来显明雅各居于领袖地位。「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这点从彼得出狱以后所说的话（徒 12:17），以及保罗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徒21:18）中可以证实。讨论割礼之时，雅各似乎也是主要发言人，或者说是主席（徒15:13）。固然在必要的时候，长老们中间是应该有一个代表来发言（众人一同说话是不切实际的），但是雅各后来所居的地位，却远远超过一个代言人的地位。他不仅仅是领袖中的一员，他成了领袖中的领袖。

　　由长老制演变到权威式的领导方式是不难理解的。在人的角度看来，这种演变似乎不可避免。属灵的原则一旦离开了圣灵，失败就不可避免了。当人对着主的依靠减弱之时，长老制就堕落成属人的委员会。十分有趣的是，如果每一个委员都很软弱，那么什么事也定规不了；如果每一个成员都很强，那么没有一个人会让其它的任何一个成员定规什么；如果有几个成员都很强，这个委员会将瓦解成一片的恶言谩骂：如果只有一个强人，其它的成员就会变成「应声虫」，这个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成了「一言堂」。众所周知，除非有强人领导，一个委员会是难于做出什么决定。当成员们认可这个强人的地位之时，委员会也就名存实亡了。

　　十分有趣的是，雅各在耶路撒冷仁慈的统治，并没有形成控制权集中在某一个人手中的局面。主后七十年，可怕的战争摧毁了城市，教会的人也四处逃亡。战后，一些基督徒重返耶路撒冷，重建教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耶路撒冷另一位名叫西门的弟兄，他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中亦获得雅各当年所拥有的权柄。可是他死后，在主后107至135年间，教会再一次又恢复到众长老管理的情形。这就表明早期圣经的原则并未被遗忘。第四世纪的历史学家优西比乌（Eusebius）曾参考一些资料，列举了在那二十八年之间耶路撒冷所有的十三位领袖的名字。他猜测这些人是君主制度下的主教或牧师（在本书中，主教和牧师可通用），因为在他的时代，教会都是由权威主义的主教所统治的。然而，我们如果稍微计算一下就会知道，这十三位领袖连续统治教会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仅担任两年多的主教工作。由此可见在优西比乌的时代，主教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很可能这十三位领袖乃是在那二十八年间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

用众人选举的专制对抗自立为王的专制

　　在早期的教会中，存在着另外一种「自立为首」的危机，而且今天这种危机依然普遍存在。这就是在某些聚会中，有某位能干的弟兄，他自以为他能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得比目前正在负责的弟兄们、甚至任何其他的人都要好。此时若长老们又很弱，这样的弟兄很快就会控制整个局面，若那时没有长老，他会将大半数长老的工作集于一身，而最终走向独断专行的路，甚至驱逐那些不合他心意的人。使徒约翰在他的第三封书信中就提到了这样一个名叫丢特腓的人。

　　丢特腓弟兄性格独特，约翰为他所引起的混乱叹息。丢特腓热衷显著的地位（此类人似乎从来就未想过卓越非凡与臭名昭著有何区别），他自认为自己此别人知道的多，较之使徒更好。当约翰写信给教会之时，丢特腓正是负责人，他决定不再浪费时间在约翰身上。难道他们未曾听闻有关约翰的事？他们不但自己不接纳约翰，而且对那些要接纳约翰或是约翰所派遣而来的人，采取逐出教会的方式（约翰三书9-11节）。丢特腓采用铁腕治理的政策。

　　这种情形司空见惯。然而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种问题？选派、甄选或是让神自己来挑选（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名词）。一种情形是选出一个众人都喜欢的人来主持一个聚会，这种类似君主的主教制度，似乎在教会历史上相当早就开始采用，它的目的是来抵抗那些自立为王的错误。然而，这种由他人选举出来的专制与自立为王的专制，两者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当然，这是议论性的一点。

　　当人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找捷径之时，悲剧就不可避免了，因为属血气的方法总是比属灵的方法便捷得多。属灵秩序的维持是需要不断地对着主的旨意顺服，这也是一个教会可以健康地成长的唯一的道路。以人的方式来对抗某一种形式的错误，最终都会给教会带来属灵的饥馑。

伊格那丢提倡的专制式主教制及其后果

　　最早有关专制式主教（The Monarchical Bishop）的记载是在伊格那丢（Ignatius）的著作中。其实伊格那丢自己也可算是安提阿的主教。主后115年，当他往罗马受死的途中，他写了几封信给各地的人。在信中他强调主教职位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在教会中有一位主教是不可缺的，并且主教应拥有绝对的权柄。唯有他可以主持浸礼以及主的桌子（圣餐）甚至爱宴也需要他在场。伊格那丢这样毫不妥协地一个劲地为主教的地位辩护，可以想像，一定有人强烈反对这种制度。大力提倡主教制度的并非只有他一人，不过在当时这种情况还不普遍。然而到了第二世纪中叶，伊格那丢的提议就被广为接纳了。

　　由众长老带领管理的局面，一直延续至少到伊格那丢殉道那年。不久坡旅甲（Polycarp）写信给在腓立比的会众，他是写给众长老而非给某位主教的。坡旅甲自己做了士每拿的主教，正如伊格那丢是安提阿的主教。他们二人均认识一些使徒。坡旅甲曾受教于约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具有卓越能力的人，他对主献身并且与写圣经的人有接触，竟会对于一个没有圣经依据的职位如此地热衷！他再一次显出当仁不让，为了宣传和辩护真理所进发的热情，很可能会使他堕入采用方便人的手段、而忽略了属天的秩序。坡旅甲这位年长并且受人尊敬的主仆，在主后156年因信仰在士每拿殉道。

　　当然，早期的专制式主教与今日管理大教区的主教并不一样。他与现今的牧师或是教士较相近。否则主教就不可能如同伊格那丢所说的那样，每一次主领圣餐，当年也没有主教的继承问题。甚至于后来主教这种制度流行以后，也没有今日使徒世袭的观念。爱任纽（Irenaeus）在第二世纪末了的著作中，仅仅提到在一个地区众位主教的一脉相承。如今在圣公会或是主教系统的人，以为从使徒开始，就代代相传使徒的所有权柄，这种观念则是在很久以后的教会历史中才形成的。

　　这种专制式的主教制度的建立，很快就在教会中形成了两种阶级的人，并且也产生了其它邪恶。神职人员（Clergy）与平信徒（Laity），这两个阶级的分野在历代都十分明显。神职人员（Clergy）这个字是由希腊文（Kleiron）演化出来的。这个字是彼得在写《彼得前书》之时使用的「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彼前5:3）。这里「所托付」在英文钦定版中译成「产业」。很明显，彼得对着长老们「不可辖制神的产业，或是不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劝勉均是指全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一个用来表示全教会整体合一的字，居然会演变成完全相反的意思，专指一批在教会中有特权的人，实在是不可思议。

　　毫无疑问，伊格那丢所企盼建立一套坚强的神职系统的动机是纯洁的。他主要是担心教会将被当时许多异端所污染。虽然他的动机很好，可惜方法错误，结果反被他反对的势力所利用。

　　希腊哲学迷离的推测，给许多人带来心中的不满，因此很多人转去寻找心灵的平安。我们说过，这是大批外邦敬畏神的人拥入犹太人的教堂的主要原因。在这批人当中，有许多后来成了第一批接受福音的人。其它一些希腊的思想也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因此一些异端或是神秘宗教也随之产生。战后日本也有许多类似的情况出现。随着天皇的崩溃，许多幻想亦随之破灭，于是人们就去寻找一些「新宗教」。尽管其中大多是集各类不同宗教于一处的大杂烩，却也给人带来了一些心灵的安慰和平安。希腊的异端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颇受人们的青睐。他们认定，宗教仪式必须藉着一些特别设立的祭司，才能带给人们祝福。

　　对来自异教的影响，只要他们没有离开属天的样式，基督教一向是相当的开放。伊格那丢所热切鼓励的那些事，却出奇地与当时流行的异端奥秘派的口味非常地相似。这也是为什么当那些异教徒们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以致伊格那丢以及他的跟从者所有提倡的牧师制度，就有了不同的意义。正因为这是一群特殊的人物，他们自然就会被人们认为具有特殊的能力，他们所主持的浸礼，以及主的桌子，也就被认为靠着他们的能力而变得特殊。圣灵的能力早已远离，仪式却取代了祂的地位。浸礼居然被认为是神迹式的使人重生的方法。主的桌子、饼和酒也因着牧师主教的能力，奇迹式地变成了主的肉和基督的血，仿佛神职人员具有魔力，他们可以把神圣的恩典分赐给人们。这些迷信皆来自异教的风俗，因为在新约圣经中，从来没有任何暗示说浸礼或是主的桌子，必须由一群圣品阶级的人来主持，更没有任何的教导说这些仪式会与什么神迹有关。

　　腐败从此进入教会。在第二世纪就开始教导藉浸礼重生，不久以后就开始了为婴儿施浸，这些都是圣经里没有教导的。特土良（Tertullian）在主后197年撰文，除了谴责婴儿受浸外，亦同样谴责为死人施浸。这见解是他首先提出的。

神所允许的逼迫维持了早期教会的见证

　　但基督的作为并没有失去，酵一旦进入教会的交通之中，就开始了他内部的工作，直到「全团都发起来」。这样一个腐败的教会从外表看，好像是福音的结果，虽然拒绝住在基督里的生命在不断地增加，神却能保守一些那些不受异教污染的子民，在历世以来维持着见证的火炬。当我们随着这些见证人的脚步，我们就会发现这批见证人，常和有组织的基督教机构相去甚远。神的灵工作的历史并非一般所谓教会历史。所谓的教会历史，通常都不过是一些可悲的冥顽的争执和自私的阴谋。然而圣灵的运动和属地组织的历史，二者又是如此的交织在一起，有时甚至无法分割。

　　在前三个世纪中，虽然教会中也有一股使教会失去生命的暗流，但是因为信徒在那段时间必须承受持续不断的残酷迫害，这种迫害使得那股暗流缓慢下来。主后64年，尼禄皇帝在位之时就开始了首次暴力迫害。那一次的迫害遍及整个帝国，并且这种攻击常常是系统性的。以后的年月里，情况有时十分严重，有时也稍微宽松，这完全是看哪一个皇帝在位。到了第四世纪初期，君士坦丁大帝在位之前，教会仍被认为是非法组织，随时可能遭到极为骇人听闻的残酷刑罚。许多基督徒受酷刑甚至丧命，财产被没收，而且当局曾多次试图彻底销毁圣经。

　　在此，我们不必偏离本题去述说许多信徒受苦的惨痛经历。主后64年，藉着罗马的一场大火灾，尼禄皇帝开始了一场大迫害。当时传说尼禄皇帝自己纵火烧城，后来为了平息民怒，就将基督徒当做替罪羔羊。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尼禄皇帝是否真如传说所言是纵火的罪犯，但是他确实是以凶残出名。他确也不是一位受欢迎的皇帝，但他却能够利用人性的弱点，让罗马的公民藉着恶毒的谎言，进行一场兽性的屠杀。彼得和保罗都在这次的逼迫中殉道。尼禄皇帝至终也在主后68年因罗马议会判他有罪而自尽。

　　正如以前日本的天皇被认为是神明一样，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是被认为具有神性。在历史上许多殉道者也就是因这个缘故而被杀害。没有一个基督徒肯称呼皇帝为「主」，更不肯向他烧香敬拜。所以许多皇帝就用这些方法来进行试验：不拜者死。

　　在早期殉道者的行列中，其中有一位闻名遐迩的坡旅甲。他是使徒约翰的门生，后来成了士每拿教会的主教（牧师），并在主后156年殉道。他在信心上的坚持，历世以来成了许多人的挑战。临刑前，他仍有机会可以否认他的信仰而得以保全性命。亚细亚区的议长亲自请求这位神的老仆人向皇帝致敬，劝他只要否认基督，就可得自由。坡旅甲说出了令人难忘的一段话：「我服事祂86年，祂从来未亏待我，我岂能亵渎我的救主和君王呢？」言毕从容就义。坡旅甲的死却使得在亚细亚一带的基督徒，在一段时间里免受迫害。人们看见一个这样圣洁的人因着他的信实而被害，对他均表同情，从而反对如此有组织地屠杀基督徒。教会也就暂时得从恐惧和破坏中稍有喘息。

　　迫害的浪潮恰如潮水般随着时间或是消退或是上涨，但很明显，让步的是罗马帝国而非教会。无论官方的态度如何，一般人对基督徒的生活都有一份向往。虽然基督徒不可以公开地表白他们的信仰，他们持续不变的生活方式，却逐渐地纠正了许多人因听信流言蜚语对基督徒所产生的偏见。当平静的年月开始时，许多人加入教会，实际上基督徒已深入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当下一波迫害开始之时，他们已缺少普通民众，甚至官方人士中对迫害的支持者亦日益减少。当然并不是整个罗马帝国，任何地区的基督徒都有较多的自由。比如在前四个世纪，在巴勒斯坦和埃及一带，一直有着非常残酷的迫害。但是总的看来，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的严重程度日益减少。

　　主后202年，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在位，他降旨严禁人们信奉犹太教或基督教，从此开始了新的一轮迫害。这是罗马政府首次正式以法律形式宣告信靠基督是违法的。在罗马官方心目中，基督教很早就被排除在犹太教以外成为非立案的宗教，所以从法律角度而言，基督教早就被定罪，但是202年的宣告则是使信靠基督本身成为罪行。

　　半世纪的平静以后，德西乌斯（Decius）短期执政之时，教会再一次遭受迫害。因为罗马皇帝北面受哥特（Goths）、东面遭萨珊（Sassanids）的攻击。德西乌斯决定号召全国百姓再一次向国家设立的宗教效忠。他下令全面消灭基督教，全国可以同心向国家设立的神明献心。在这次考验下，一些基督徒退缩了，也有一些基督徒坚定地持守信仰，这是第一次当政府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地方上的恶人没有趁火打劫，甚至有一些异教徒反而帮助一些基督徒逃避迫害。多年来异教徒对基督徒的误解和仇视终于化解，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

　　到了主后303年戴克理先（Diocletian）在位之时，其对基督徒以暴力式的迫害成为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由于基督徒的人数大增，罗马皇帝担心，如果再不处理，以后恐怕无法控制。在这种心态下，罗马皇帝下旨，全面拆毁基督徒聚会的地方，焚毁圣经，逮捕所有的神职人员，凡是不向政府所订的神明效忠的人一律处死。各地对此命令执行的情形并不一致。但是此次不但普通百姓、就连政府官员也开始同情基督徒。到了主后311年，伽列里乌斯（Galerius）皇帝终于下令取消对基督徒的迫害，从此罗马皇帝逼迫基督教的历史宣告结束。罗马政府最终还是失败。

　　在这几个世纪的试炼中，教会的整体标准是什么？有些被基督徒吸引的人士并未真正经历重生，所以当试炼来临之时，这些人便跌倒了。也有些人是到了非常艰难的时候才跌倒的，可是在整体上，基督徒的见证是未被动摇的。许多基督徒在患难中的持守感化了许多反对者的心。

　　大约在第二世纪中叶，有一个匿名的作者写信给丢格那妥（Diognetius），信中他谈到基督徒社区中的生活。他的话可以算是整个罗马帝国最后对基督徒评价的一个总结。他说：「基督徒展示给我们一个奇妙的生活方式。他们虽然是在自己的故乡，却仿佛是异乡客旅，忍受异乡人一切的难处；任何一个外地，对他们而言却又好像是家乡一般，正如任何一个家乡又好像是外地一样。他们在地度日却是属天的公民。他们遵守地上的法律，同时他们的生活又超越法律。虽然曾受众人责骂，他们仍爱众人。」殉道者的热血浇灌了福音的种子，圣灵的果子成了教会的见证。

世界一直努力把教会从属天拉到属地

　　了解人的本质以及世界的本质，就不可能期望人对神的工作会没有争论。神的孩子和教会，乃是生活在一个持续属灵的争战之中。人始终都想要把神所设立的一切，改变成人所期望的样子。新约的圣经充分地显明，世界一直坚持努力，要把教会属天的层次拉下到属地的境界。

　　远在使徒们尚未完成他们的服事之前，破坏的力量早已在教会内部开始产生影响。圣经忠实的记载，留给我们后世很好的警戒。千里之堤、溃于一穴，微小的错误会将教会属灵的能力消耗殆尽，直到把属天的变成属人的。许多书信都记载了使徒时代众教会的一些困境，他们都是我们的借镜。这些困境都是典型地出于忽略属天的原则。在历史中，这也是导致神的灵所有带下的工作至终败坏衰退的根源。很可惜，新约时代之后，教会生活的发展并未留下可考查的记载。从路加在使徒行传所记述的历史至二世纪末，教会发展的历史显然是失传的。穿过这段不确定的时期，我们发现教会已经和新约圣经的教会，在许多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差异。重大且深远的改变发生在其后的年间，教会向组织化的方向发展，基督教的定型也成了福音生命另谋新的表达方式的主要原因。属灵生命是不能受人为组织框条的诸多限制，这个生命必须挣脱捆绑，以直接自由的方式与神相交，寻到更为丰满的表现。

耶路撒冷教会的教训

　　在圣经中有关耶路撒冷教会发展的记载，她在早期基督教中所占的地位，以及她与福音广传所建立的诸教会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探讨研究的。耶路撒冷教会好像「母会」，其地位极其特殊。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士亲身认识主，自然，他们比那些新成立的教会有更多较成熟的经历。耶路撒冷的弟兄们在一些困难问题上，所提出的建议也受到普通弟兄们的尊重。然而，勿容置疑，我们会发现，神的工作重心，逐渐地由耶路撒冷转移到主要由外邦人组成的安提阿教会上。安提阿教会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推动以保罗为代表的伟大宣教工作，并且在祷告及团契相交中支持主的工作。耶路撒冷教会渐渐地演变成了一个旁观者，当然他们是非常关心福音的快速传播，并且他们也自认为自己应该有权参与此一圣工。然而，在耶路撒冷及犹太以外真理广传的事工上，他们却甚少有属灵的参与。

　　耶路撒冷教会本应对保罗投身于主的大使命中广传福音一事，较其它教会更表关切。然而，耶路撒冷教会似乎对别的事工更有兴趣。为什么一个拥有如此之多特权和潜力的教会，在广传福音事工的重要性，却日渐消失呢？一个简单的推测是：神凭己意的选择很难令人满意。当然，可能还有其它更合理的解释。

　　基督满足了神对以色列人所有的要求。正如我们先前所见，透过以色列人有组织的会堂，福音最初得以传布。许多早期的信徒并不像司提反或是保罗那样，能预见教会和会堂迟早是要完全分离的，他们以为教会不过是犹太社区中出现的一个新派而已。只要他们维持各种条文上的律法，犹太人将或多或少都会接纳他们。我们已经知晓保罗的洞察能力，他深知福音及教会的本质并其所带来的影响，因此，他一直主张应清楚地与犹太教划清界线。然而，我们却发现在耶路撒冷出现相反的倾向：他们一直尝试妥协，从而在耶路撒冷会堂的生活中造成一些矛盾。一方面，他们无法否认神的灵在外邦人中的工作（事实上圣经上已早有预言），另一方面，他们仍无法不守割礼及其他仪文的律法，尽管他们也承认这些并非得救的先决条件。

　　有许多迹象显示，耶路撒冷教会为着保持与犹太社区相容的关系，以至他们的见证逐渐减弱，而且他们属灵的功用也无法持久。当保罗第一次去拜访耶路撒冷的时候，信徒们一但意识到保罗的出现将会使他们陷入困窘时，他们便尽快地将他送到大数去。后来那些从犹大地出去的犹太化教师，去安提阿和加拉太省诸教会中又引起何等大的困惑（徒15:1，加2:12）。其中有一些人带着当时耶路撒冷弟兄们中间最出众的雅各的信，这就造成了一个印象，好像无论他们传讲什么信息，都是耶路撒冷教会长老所支持的。当然，后来耶路撒冷所发出的信澄清了这种误会（徒 15:24）。但是与雅各有关系的传道人，难道是故意地传讲这些错误的教训吗？或者是，他们真诚地相信他们有耶路撒冷的支持，而认为没有割礼就没有救恩呢？我们似乎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不是真诚地相信他们所传的。

　　在耶路撒冷教会有一小撮，但是却能大嚷大叫、影响力很大的「法利赛人的信徒」（徒 15:5）。正如任何一群极其主观的人一样，他们所造成的声势和印象，常常和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当然，如果他们是对的，这也是件好事；错的，就很不好了）。他们固执地持守各样礼仪条例，并且有相当多的人跟从他们（徒 21:20）。当安提阿的代表来到耶路撒冷，要与教会的长老们谈论有关割礼的事情时，很明显，这群法利赛人的信徒知道代表来的原因，因此他们就提出强制行割礼和守律法上的仪文的要求。显而易见，在使徒和长老们面前，这一派热心律法的人，代表了会众中一部分很强烈的看法（徒15:5-6）。他们已经习惯了提出他们的看法，并且也习惯了人们听从他们的意见。

　　但是，这位如今已经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的雅各，他对此事持何态度？就在不久以前当希律王迫害某些教会的时候（徒 12:1），尽管约翰的兄弟雅各被处死，彼得自己也被送进监牢，但教会的领袖雅各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些事都能取悦犹太人（徒 12:2）。很明显，雅各和他的跟随者在广大的群众中有受人尊重的地位，且超越彼得等人。彼得遵从神给他的异象，要和外邦人调和在一起，这做法便冒犯了犹太人，触动了他们的敏感之处而丧失「民心」。相反，雅各则一直严格持守律法的细节。当然，雅各仍相信福音的根基乃是信靠基督，并且也不会幻想遵守律法仪文乃是救恩的必要条件。然而，他的态度对着那些极端分子就成了一种安抚。虽然他内心不同意他们，但他并未反对。所以就难怪那些去到安提阿和加拉太的教师们，相信他们所教导的乃是受到耶路撒冷会众以及雅各本人的支持。

　　当然雅各本人并不是一个老顽固，他因他的牺牲、恩慈和温和的品德而著称于世。后人称他为「公正的雅各」。从他在处理割礼事情上，可以看出他是十分务实的。不过这些令人羡慕的品格，合在一起反而有他的缺点。他之所以是一个卓越的维持和睦的人，乃是因为他总是能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问题，并且能仁慈地尊重执著双方的意见。当然，他知道遵守割礼和一些仪文并非救恩的必要条件，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那些遵守的人也并非没有得救。如果他们信靠基督，他们也是属于基督的人，何必要与他们为敌呢？雅各的弱点也可能就是他太过注重维持和睦，以致于忽略了正面宣讲福音真理的责任。只有真理才能给人带来真实持久的自由。

　　我们切勿低估这种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妥协所造成的影响力，并且这种妥协本身又是有何等可悲的弱点。他真正的根源，乃是对于基督的目的不够了解。无论圣灵怎样地工作来表明外邦人要同享神的计划，无论耶路撒冷的信徒怎样赞成这种理论，在他们心中，始终无法除去基督是特别为了犹太人的看法。如果外邦人想要得着基督救赎工作的好处，就一定要先改奉犹太教以获得这种特权。当然类似的态度在历史上都曾出现过。一些传统的信念甚至迷信，无论是多么的不合理，却一直存在。在世界上有一些地方，有许多关于饮食的迷信，他们认为有一些时节不宜吃某类食物，或是不能和另一类食物一同进食否则会患病。如果你企图除去这种无基础的迷信，你就会发现有多困难。无论一个人是多么地有智慧，无论你给他的解释是多么地合理，可是他还是会认为他的传统观念有道理。耶路撒冷教会不能体会基督工作的范围，所以他们虽然接纳外邦人世界的教会是属神的看法，但是他们还是坚持一些不同的标准。有人会说，如果神没有把祂工作的中心从耶路撒冷转移到安提阿的话，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其实就是雅各带领下的传统派，只限于犹太教的一分支而已。经司提反、巴拿巴和保罗他们的异象及服事，才把传统派试图让耶路撒冷当做众教会的中心改变过来，教会才有自由，圣灵也才可以自由地在其中工作。

　　从彼得和保罗他们俩人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派在耶路撒冷教会的势力，而不幸的是，这股势力十分顽强。神用一种使人相当惊讶的方式向彼得启示，外邦人与犹太人是同为福音的后嗣。彼得这位正统的遵守律法的犹太人，一开始对着这异象还想反抗，后来就顺服了神的话。当他向着耶路撒冷的弟兄们述说他的经历时，他们也无法不接纳神所说的，并「把荣耀归给神」（徒11:l-18）。但是后来在安提阿，这位坚强的彼得，却因着从犹大地来的犹太化教师们的压力，而放弃了他的立场。在那些教师来到以前，他能够自由地与外邦信徒交往，并一同进食，但是后来他就与外邦信徒分开，只和犹太人进食。事实上，围绕着彼得，一个小型犹太宗派正在形成，甚至巴拿巴也被引入歧途。实在是令人惊讶，像彼得这样一个老练的信徒，居然会被一些算不了什么的小弟兄，就引离了神显明给他的启示！当然这些小弟兄是雅各的人，而在彼得的眼中，耶路撒冷教会还是有着超越的地位和权柄。

　　保罗毫不保留地责备彼得。虽然彼得与耶路撒冷教会有着紧密的关系，也具有超越的权力，但保罗并未因此被吓倒。无论使用什么标准去衡量，彼得的所作所为都不能解释为合理的。事实上他所做的客观上否认了福音（加2:11-17）。彼得似乎也能够接纳这样的提醒，以后再也没有这样不合宜的姑息迁就。

　　然而保罗自己也受到试炼。就是在他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之时，他和众教会所选派的弟兄们，一同把周济贫穷会众的款项带去耶路撒冷。有人劝告保罗不要违背犹太教的规矩，因为他在外邦人中间的服事已经引起犹太人对他的反感。

　　保罗以及同行之人受到非常仁慈的招待。翌日他们就和长老们一同交通，保罗因圣灵所成就的工作大为感动，便述说了神藉着他在外邦人中的服事和显明祂的作为。长老们说：「真是太好了，赞美主！弟兄，请看！在耶路撒冷有成千上万的弟兄们为律法热心。」长老们也告诉他，因为一些关于他的流言蜚语所引起众人的反感。「你为何不藉此表明给众人看，你和其他犹太人是一样的呢？」刚好也有一个好机会，有四位耶路撒冷的弟兄曾许愿短期做拿细耳人，正要去殿里还愿，保罗可以和他们一同去参加洁净之礼，藉此向心系传统的教会，以及希伯来的大众，表明他并未放弃他原先的忠贞。保罗同意了这样的计划。他应该这样做吗？如果他这样做是对的，为什么神却不尊重这一步路呢？因为这次计划是完全地失败了；非但没有减少大家的怀疑，反倒引起了大骚动（徒21:17-32）。

　　一般写传记的人都是隐恶扬善的，但是圣经却是完全忠实地把人的真相表明出来。使徒们的优点和失败也一同忠实地记录下来。保罗此次耶路撒冷之行，他是犯了错误。当然人都有后知之明，但是保罗这次的错误却是成了后人的前车之鉴。我们可以同情他当时左右为难的情形。在耶路撒冷，他来到曾经责难他的信徒们中间，如今有机会能减少一些嫌恶。他自己身为犹太人，又热爱他们，他怎能不略为示意，不但为自己，更可能为主赢取一些好感呢？当时长老们所言合理，他们对此深为关注，态度又和善，谁能抵抗雅各呢？他能熔化石心，而保罗却不是铁石心肠的人，难怪保罗在此会妥协。

　　从保罗和彼得的经历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耶路撒冷的教会为了与犹太人和好，以致模糊了教会乃是属天子民的集合，与天然的族类无关的异象。没错，在为了割礼一事的讨论上，导致的结论是相当合理的（徒15:23-29；21:25）。他们承认外邦人无须履行犹太人的仪文规条，然而在清楚地宣告对于基督信心的果效的同时，我们却看见耶路撒冷会众，每日生活中所显出的矛盾。事实上他们也不接纳，唯一能把在基督里的人联合在一起的就是圣灵所赐的新生命这个重要观点。我们能否称耶路撒冷的教会是第一个基督教的宗派呢？他们在属灵的生活上添加了一些礼仪的规条。

　　其次，彼得的经历，尤其表明这样一种几乎不自觉地把耶路撒冷看做一个中心，不再是健康属灵的关系，更是一种奉承卑屈的心态。彼得如此看重耶路撒冷，以致于他违背了自己的良心，以及神所给他清楚的异象。如果以彼得的成熟老练都会丧失属灵的准确判断，而不能胜过属地错误的忠贞，我们又能期望其他普通的信徒如何呢？主所设立的标准是不同的。一群信徒无论人数怎样少，无论是在哪里聚会，都是主圣灵的居所。只要他们顺服主，就必知道王的心思，「因为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 18:20）。我们主这个应许是信实的。例如在安提阿，当弟兄们事奉主的时候（徒 13:2），主的旨意就清楚地向他们显明。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毫无疑问，耶路撒冷教会自认为他们在其他教会上有权柄。当彼得和保罗为了他们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服事，行右手相交之礼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弟兄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他们要记念穷人，当然这里所说的穷人就是我们前文中所提到的耶路撒冷会众中长期在贫穷里的人（加2:7-10）。保罗说，这正是他心中的负担。我们知道保罗后来一直忠于这一个负担。不过我们怀疑保罗和耶路撒冷弟兄们对于记念穷人的认识是否一致。对保罗而言，这乃是一个属灵的责任，是在所有信徒中间有爱，交通和关怀的表征。但是对耶路撒冷弟兄们而言，几乎可以断言，他们认为这正如四散在各地的犹太人对圣殿有义务奉献一样，他们也有权接受其他教会的奉献。

　　我们也对这些在安提阿和加拉太一带，掀起大风波的犹太教师们所持的态度有疑问。他们是否认为因为他们来自耶路撒冷，所以他们的信息就特别有份量？我们知道他们越过从耶路撒冷信上所写的有关割礼的教训，但单靠此点并不足以解释他们的教导所带来的困难。我们必须记得耶路撒冷的长老虽然不同意他们的教义，但是他们依然与这些得雅各授权派遣的教师来往（徒15:24；加2:12）。唯一可以完全满足其间情况的解释，就是这些耶路撒冷的教师带着权柄和高人一等的感觉出去。这种感觉当然不是属灵的感觉，乃是属律法的感觉，因为在他们心中，耶路撒冷是一切的中心。这样的倾向在当时并未继续广传，那是因为安提阿教会的能力。事实上，神已经把工作的中心从耶路撒冷转至安提阿。

　　若要猜测耶路撒冷，在那时如果能成功地驾驭着其它教会生命发展的权威，将会发生甚么事情，是没有意义的。但不难发现耶路撒冷强烈遵行律法的态度，而缺乏一份对外邦人真实由衷的接纳，将会产生甚么困难。虽然雅各和长老们致安提阿及其它教会的信，是可堪赞赏及再确认的。但耶路撒冷教会必须有更实际的行动来支持他们信上所写的立场。这样才有可能；使那些以耶路撒冷为马首是胆的众教会中，产生长久的影响力；否则耶路撒冷教会自相矛盾的作法，差不多（无可避免地）深化基督教群体的差异，且最终形成广泛的分裂。

　　总结我们的观察：为何神用安提阿取代耶路撒冷，成为使徒时代伟大宣教工作的中心，这里，有三点对教会生命构成危机以及使属灵工作受阻的原因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一、在实际上拒绝承认灵里的生命乃是团契相交唯一且不可或缺的基础。属灵的生命也绝不仅仅是承认基督，必须包括因承认所带下的属天的改变。圣洁的生活与属灵的生命不可分割；在日常生活中荣耀基督，与公开承认并且顺服他也是相联的，除此之外，对相交条件再不应该有别的要求了。

　　二、人类所有的天性的倾向，皆以人而非以神为中心。很难过份强调相交在教会生活中的重要。重生基本上就是进入一个相交的生命。神定规要藉着在教会里，彼此依赖的相交，来明白神的心意。相交的目的是使我们能看见神的手，并且使我们更多地依靠神。当教会不再依靠神自己、反倒依靠神的恩赐，相交也就落到依赖人或是英雄崇拜而成了网罗。

　　三、中央集权的倾向。这会导致抵挡基督的主权的行使。只有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祂乃是藉着圣灵活泼的与祂的百姓同在。唯独基督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神授予教会权柄，在世界上来代表神，但是任何一个或是一群人，都无权向着教会代表神，因为基督亲自居住在教会之中。正是由于大公教会的权柄，会使人不再直接依靠神，它会使属灵的生命无法健康地成长，而且会使人对属灵真理产生机械式的态度，以致将信心缩小成只遵守的仪文。

　　观察教会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三方面的倾向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当神的灵在祂工作中受到人所加的限制之时，就转移到一个更自由的地方去启示基督更丰满的目的。

哥林多教会的教训

　　若我们再简短地看一下新约时代另外两个教会所遭遇的困难，我们就能更清楚撒旦所使用的阴谋手段，来削弱教会见证的活力。除了耶路撒冷教会以外，圣经中对在哥林多以及以弗所的教会的记载远远超过其它教会。我们不但有保罗写给这个教会的三封书信，我们还有神的灵传递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息，它记录在启示录第二章中。

　　哥林多的教会遭到不道德和意见纷争的侵入。哥林多人的头脑大都用在生意上（当他们不是沉迷在肉体的放纵里的时候）。这个城市与附近理智派的雅典是死对头，许多居民都是半个哲学家。无疑这种环境，是教会中为许多鸡毛蒜皮之事争执的根源。但是这些现象，不过是一种更基本的罪恶的症状而已。哥林多人装作哲学家，来提高自我的重要地位，以至于事实上否认基督是主。这是为什么保罗在写给他们的第一封信中，并不是痛斥他们的愚昧，乃是藉着高举基督，盼望藉此能使他们为自己的可怜和无知感到羞愧，不再注目于泥沼而能看见神的荣耀。保罗在头十节中至少有六次称呼基督为主。保罗问候的书信在神的手中用于重建哥林多人的观念，恢复他们对主最初的爱心。他们的教训告诉我们：即使是专心于真理的本身，如果在教会中使得我们不再着重基督是主，那么我们就可能成为神子民中，潜在破坏祂旨意的人。

以弗所教会的教训

　　以弗所教会的功课在本质上也是一样的。保罗在他的信中称呼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这一个简单的称呼就显示出教会的本质和目的，乃在于他们是对主谦卑的人。以弗所教会在属灵的成长和成熟上是极为卓越的。在启示录中，主称赞他们劳碌、忍耐且有分辨能力。纵然如此，如果少了对基督忠诚的心，就会使得这个教会对神无益。他们所深知的真理，可能会导致骄傲和自满，他们劳苦的能力很可能出自肉体，否认了主真正作头的地位，拦阻了圣灵的流通，甚至会使教会遭到神的弃绝。

　　骄傲或是自满，乃是否认神应有的地位的一种基本罪恶。在不同的外表上看来，或许是可称赞的，例如：藉着属人的组织来维持教会的功用，保护他免于错误；依靠某人或是人的阶层；乔装的谦卑和相交；对某个真理执著并要求每一个人都接受这个真理，否则就不能进行相交。所有这一切都是否认了基督是主，把祂从祂子民中应有的宝座上赶下来，这些是在历代中皆成了极大的属灵争战。多少时候，仇敌似乎已经成功，人仿佛已经得胜。但当基督是主，这样的麦子埋在地里好像已经死去，圣灵却又能神奇地使他发芽成长，带来更丰盛的收获。

圣经没有给教会治理留下死板的制度

　　早期教会采用何种形式来治理呢？圣经在此事上是否有清楚的交代？新约圣经的确为使徒时代各地会众订有一些生活秩序的原则。正如我们已经提及，这些基本的规则，很多是由犹太人会堂的规矩推演出来的。会堂和教会中最重要的职份就是长老。对于长老的人选，他们行事为人的标准，有着十分严格而清楚写明的规矩。可是对于推选长老的细则和他们在聚会中的权责，则没有记载。这正是神的智慧：不留下任何死板的程序。教会不是靠组织而成立的，乃是靠圣灵工作而产生；教会不是机械式的巧妙设计，乃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教会的生命就是依靠每一个肢体的自动及自发，而这正是死板制度所反对的。

早期教会的长老

　　在新约圣经中，监督（Episkopos）和长老（Presbuteros）这两个希腊字是指着同一个职份，而且可以互相交替使用。比如在米利都，保罗请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劝勉他们并称他们为圣灵所立照管羊群的监督（徒20:17；28）。当保罗写信给提多的时候，告诉他要在革哩底各城设立长老，他们的特质就是适合作监督的人（多1:5-7）。

　　保罗在提摩太和提多书信中，列举了这些资格。长老必须是只有一个妻子的丈夫；一个关心别人好处而不是追求个人的地位或利益的人；一个有着稳重及无可指责品格的人；一个把基督徒标准彰显在有好的规矩，善于管教，有纪律，其家庭又是敬畏神的人；一个成熟、有属灵经历，既能关怀又会教导主子民的弟兄（提前3:1-7；多1:6-9）。在长老资格中「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有时被解释为早期教会中有一些人若有多妻，就不可以担任有权柄的地位。不过，保罗可能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在同一封书信中，当他讲到在当时教会中有关寡妇登册之事时，使用了相同的字眼，他明说「只作一个丈夫的妇人」。没有人会真正相信早期教会中的姊妹会有多个丈夫，虽然保罗所接触到的社会有少许地方有多妻制，但是在希腊罗马的世界中，多夫制是罕见的。一个在信主以前娶了两个妻子的人，在信靠基督以后，如果没有把这些问题解决，当然是不准许在聚会中担任长老之职。可是，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可能有更广的应用范围。保罗在此乃是禁止任何一个再婚，并且前妻仍然存活的人在教会中负责。在保罗的时代，外邦人中道德的败坏风气泛滥成灾，婚约好像没有任何持久的责任。

　　另外，一个有关长老的重要条件，就是这个弟兄必须有一个凡事端庄顺服的家庭，而且他能够好好地照管自己的家庭。保罗对于今日常被忽略的事实，做了一个很合理的说法：「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提前 3:5）一个人的家是基督生命彰显的地方，如果他不认知这重要的责任，不能按着神的标准来管理他的家，我们只能承认他最多只能算是对属灵事物的新手，自然他就不够资格担任长老。

　　认为设立长老是使徒的特权是没有圣经根据的。新约中，设立长老的记载均不足以成为以后世代设立长老的模式。圣经只有一次对由使徒们设立长老的详细记载，那就是当保罗和巴拿巴由特庇回程在路司得、以哥念和安提阿这几个城中所行的。当时保罗和巴拿巴均以传福音的角色服事（徒4:20-23）。许多年以后，保罗写信给提多，要他在革哩底的「各城设立长老」（多1:5），保罗这吩咐是对是错，还是很有争论性的问题。因为在教会历史中，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是否确实执行了这一个吩咐。我们对于在革哩底的众教会一无所知。事实上，到底有没有教会的成立也是疑问，即使有一些聚会，也没有任何的发展。圣经中对于在耶路撒冷、以弗所和腓立比教会的众长老如何产生并没有一点暗示，倒是在哥林多和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中，长老们是被众人所认出而非经过正式设立的（林前16:15-16；帖前5:12-14）。

　　圣经强调长老们乃是被圣灵所设立（徒20:17，28），他们的生活和行为，被全会众中属灵的人公认是神圣选择的记号。把选择直接归给按着圣经的标准由圣灵来定规，一方面可避免一些自命属灵的人占有权柄，另一方面也可免得神的工作堕入属人的判断。

早期教会的执事

　　保罗在写给腓立比的书信中说：「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腓1:1）这一节圣经和使徒行传第六章所提在耶路撒冷分别设立执事的事情，是圣经中清楚提出，在这两个早期教会中有执事的职份。执事这个职份的目的，可以从耶路撒冷所设立的执事们所负的责任上看出一点眉目。主要还是以执行教会中一般日常事务性的工作，比如周济教会中一些圣徒生活上的需要。

　　虽然无法确定是否所有的教会都设有执事，不过，执事却不像长老在教会那样属于永久性的职份。保罗和巴拿巴在路司得、以哥念和比西底的安提阿设立长老的时候就没有另提设立执事，甚至在保罗写给提多的书信上，关于在革哩底建立教会秩序，也没有提到执事。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执事是为了一个特定的需要而设立的。所以只要有需要存在，那么执事也就继续存在。圣经肯定地表明，为着教会的需要，所有的职份不一定是永久性的。因此，执事的职份是视需要拟定的，而不是教会秩序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更不是单单由一个人来应付各样不同的需要，而应当是根据各人所得的恩赐，各尽其责。在耶路撒冷教会早期历史中，主要的问题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所设立的执事们，也就都是说希利尼话的人。他们明显是最合适处理那个问题的一批人。因此，也就遵循人尽其才的原则设立他们为执事。如果要说这些执事乃是全耶路撒冷教会永久性的职份，那便十分牵强。如果执事事实上是教会永久性秩序的一部分，那么，至少就应该有几位是说希伯来语的人担任才合理。因为在当时耶路撒冷信徒中，说希伯来语的弟兄是占大多数，而且较说希利尼语的信徒更有势力（参考徒6:3-6）。在这种情况下，不大可能找不到一个有恩赐的弟兄来代表说希伯来语的众人。

　　值得注意的是执事资格的要求。除了在「善于教导」这点外，在他们各人的生活和对神的虔诚各方面等，没有一点此长老的资格宽松。这绝不是因为他们是在属灵较低的阶层，所以就托付他们较多世俗的事务，更不是他们没有能力负担较高的职责。他们乃是一批「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徒 6:3）。而且他们中间至少有两位是非常卓越的教师，就是司提反和腓利。在早期教会中，在每一项服事神的事上，都要求服事的人是向神完全降服的人。

早期教会的洗礼

　　在新约时代的教会中，一个信徒公开的标记就是受浸。路加告诉我们：「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徒 2:41）每个信徒在受洗之前，似乎只需要公开并简单地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在腓利给埃提阿伯的太监施浸以前，太监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徒 8:37）。不错，这节圣经在一些版本中被省略了。但是这却是对着真实发生经过的一个非常可信的描述。其它相似的记载如：有关亚拿尼亚给保罗施浸以前也说「求告祂的名受洗」（徒 22:16）。

　　当然，并不是这个宣告中所用的几个字有什么重要，宝贵的乃在这个宣告背后真实的经历。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从开始就提到对犹太人，和信奉犹太教的人而言，信靠主名，绝不是顺口说说，或是一些仪式上的重复而已。他们因着旧约圣经的启示，对神的信靠，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这样的信，要在基督里新造的人的生活中明显地证明出来，是一样的重要。以一个持续属灵的生活，来见证受浸在今日也应当是不可缺少的。毫无疑问，使徒们也会犯错，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中所记载西门的事就是一个例子。腓利很明显是被西门欺骗而给他施洗，然而，像这样的少数例外，更证明信而受洗的原则。腓利突然蒙召到旷野去（徒 8:26），是否有可能也是神对他在撒玛利亚末期服事不够明智的一种管教？是否神在说「腓利你还是暂时离开一阵子，我会在别处用着你」？

　　我们的主给祂门徒的大使命中，对跟随祂的人有清楚的要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太 28:19）大使命的目的，当然不是单纯地述说受浸的方程式（虽然现在施浸也是引用这节经文）。我们主的话不仅是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中敬畏神的人，而是包括了万民，就是那些从来没有接触到神圣启示的异教世界，他们也是必须增扩到那些以耶稣基督为主的犹太人和敬畏神的外邦人中。当一个人藉着神的恩典，经历到内心改变时，就会认识父神乃是世界的创造和管理者，并且知道藉着道成肉身向人显明祂大爱的那位基督。这就是基督所教导他们的。他们将会认识子是完全地表彰父神，使人因信能藉着神所成就的工作，得与神和好。他们也将认识圣灵，就是透过他在每天生活中，将神的标准应用出来的那一位；就是赐给他们恩典和能力，得以活出神儿女应有的生活的那一位；并且透过祂启示神的旨意，彰显神同在于他们中间的那一位。

　　我们在此并非主要关切浸礼的方式，而是在第二世纪初教会中，一份有关主教导他十二个门徒的记载的文件，就是《十二使徒遗训 Didache》，给我们看到早期教会对浸礼的强调。关于浸礼，他是这样说：「要在流动的河水中给人施浸使他们归入父、子、和圣灵的名下。如果找下到流动的河水，就是在其它水中也可以，最好是冷水；不过如果无法在冷水中施浸，那就用温水；如果实在找不到施浸的地方，那么就用水浇在他们头上三次，使他们归入父、子和圣灵的名下」。由此可见，浸礼见证的意义远比形式重要得多。

　　在此需要确认，圣经基本上是原则的指南。就此意义而言，也是无误的实行指南。但是圣经绝对不是一张列表的先例，要求人机械而盲目地顺从。只有当我们对于圣经中，所记载的任何一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有完全的了解以后，我们才有可能完全了解此事的应用及意义。否则我们很可能误入歧途。确实在使徒行传中，人一相信立刻就受浸。但是，今日当人们机械式地悔改、承认信仰，甚至可以正确地回答有关重生的问题时，如果在每日生活上却显不出任何的改变，就急促施浸，并不能用圣经的例子来支持这样的做法。这与圣经中的例子不能相提并论。

　　在使徒行传中所记载第一批受浸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已经提到，他们乃是生来的犹太人，或是有着属灵饥渴的外邦人。这样的外邦人跟犹太人的会堂有关联，他们都持有犹太人的观点，和对弥赛亚的盼望。他们乃是一批神奇妙预备好接受福音启示的人，藉着接受基督就是弥赛亚，也是主，他们就得以成全了他们多日的盼望，并且他们平日敬畏神的生活，一直是他们的见证。如果我们要把这些早期犹太人和敬畏神的外邦人的得救经历，跟今日一般人得救的经历相提并论的话，我们就有可能误解浸礼本身的重大意义。事实上，当腓利给行法术的西门施浸的时候，就犯了这样的错误，甚至在他们接受基督以前，他们就是属神的子民。他们进入一个新的启示，多于进入一个新生命中。今日，许多得救的经历，人们乃是从拒绝基督的工作、转变到接受基督的工作。他们最重要的乃是进入一个新生命，至于新的启示不过是其中的一部份，证明这种经历的实际，乃是持续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只有心里忠诚地向着基督而发出生命的光辉，浸礼的见证才有真正的意义。

早期教会的擘饼

　　教会生活的第二个表征的仪式——擘饼，这是我们主自己所设立的（路22:19-22）。简单地在一起领用饼和酒，对门徒而言，是一个他们藉着信靠基督，得以进入新约的记号。因与祂有了关系，不但带来神圣生命的倾入而得以与神联合，并且因着领受天上的生命，得以胜过那使神和人、人与人分离的罪恶，联合在教会中，成为一体。当门徒们参与这个简单的仪式，他们是要见证吃喝享受主，并且藉着恩惠的神迹，在一个神圣的大家庭中，彼此有共同的交通（约6:48-51，林前10:16-17）。

　　靠主的名受浸和擘饼，是信徒们在外表的两个特征。虽然在早期五旬节圣灵浇灌以后，基督的门徒自认为是犹太人中的一支，而且也被认可；但他们却开始在各人家中聚会擘饼（徒 2:46），而门徒们很可能已经在每周的第一日聚集纪念主。当保罗去特罗亚的时候，路加告诉我们「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讲到半夜」（徒 20:7），虽然没有明说，这节圣经却显示在每周主日，弟兄们按照此一方式聚会。

　　在以后的岁月中，受浸和擘饼的意义就一直是许多争论的中心。此事实是有其重要性。以后的世代，在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中间，他们对这两件表征性的事所持的态度，成了一个显著标准的衡量尺度，可以表明他们内在生命的属灵品质。不管他们的信心不过是一些迷信的形式主义，或者是相信遵守礼仪的功效，还是有那忍耐、永恒的品质，得以看见那位看不见的主。

教会对圣经的态度

　　早期教会对神圣的圣经是抱什么态度呢？他们在需要带领的事情上，最高的权威又是什么呢？当然，他们紧守着圣经中旧约的部份，他们引用经节来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就连基督自己，虽然拥有不次于旧约圣经的权威，在每一件事情上，均是高举圣经为最高的上诉法庭，并且宣告祂就是来自成全所有圣经的那一位。所以早期教会有一切的理由，满有信心地相信，他们乃是旧约圣经真正的后嗣，并接纳旧约乃是神的话。

　　基督的最初跟随者，他们把主所说的话加在旧约圣经之上：毕竟基督来，并不是仅仅作为神的发言人，而是道成肉身的弥赛亚（译注：道在原文是神的话），然后就是使徒们所说的话。主看为合宜，就将祂的权柄委派给祂门徒中的一些人，让他们凭此授权奉祂的名代理说话并行事。早期教会也就接纳使徒们的话语，当作神的带领。不过，这并不是没有挑战的（保罗就必须不只一次，为着他使徒的职份辩护）。但是一般而言，对使徒权柄的认知是相当的清楚。这类灵感所发的话语，都包括在使徒和先知这两类恩赐之中。在安提阿的教会中，对巴拿巴和保罗出去的引导，部份是来自先知的职事。早期，在同一教会中，藉着一个名叫亚迦布的先知，巴拿巴和保罗得引领前往犹太去，帮助那些遭受大饥荒的弟兄们（徒11:27-30）。后来，我们又看见亚迦布预言保罗将要在耶路撒冷受逼迫（徒21:10-12）。

　　使徒们偶尔也在有需要的时候，将他们的信息藉着书信，传给一些信徒的团体或是个人。有些书信就蒙保留下来，如保罗的十三封书信，无名氏所写的希伯来书，以及彼得、雅各、约翰和犹大所写的一般书信。随着这批曾经亲眼目睹我们主的生活，受死以及复活的人逐渐离世，需要对这一切的事情能够有一个永久性的记录，是不可避免的。最后，我们今日所看到的四福音，在当时的众教会中传阅，并且被众教会所接纳。路加把他的记载，延伸到我们称为使徒行传的历史中。最后，又有了约翰的启示录。实际上，几乎每一卷书都曾经有许多类似的赝品，然而在时间的潮流中，圣灵却把我们现在新约圣经的二十七卷书，神圣地在基督徒中建立起来。所以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订定圣经的正典并非什么大公会任意决定的。远在任何所谓的官方宣告以前，这六十六卷书早已被众教会所接纳。最后，在397年迦太基公会（Council of Carthage）对这件事所谓的定规，不过是确定一个在当时已经成立的事实。

　　教会和圣经是一同发展的。教会至终认知所写下的启示真理，乃是它的完全基础。圣经乃是神话语的发表，曾经一度由基督的嘴唇来述说，后来也藉着使徒来讲述。新约圣经包含了使徒职事的延续，以及在基督的启示之中，托付给保罗有关教会的奥秘（林前1:24-25）。以后也有一些特殊的人，被称为有使徒或是先知的职事，那不过都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在圣经成形和普遍被接纳的过渡时期中，确实需要有一些特殊的职事。但当圣经完成以后，这些特殊的使徒或是先知的职事就变成重复，正如在旧约时代的献祭仪式，在基督成全之后也就必须消失一样。正如林前第十三章十节所说：「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这个原则总是不变的。如今使徒和先知的功能仍然存在，不过，他们不再具体表现在人们的身上，乃是在圣经里面。

早期基督徒的行为标准

　　圣经中所启示基督的福音，其意义不单是除去一个人的罪，更是藉着圣灵的能力，拥有一个属天的生命。这个生命的道德要求，在任何一方面均远超过他人的标准。这种标准，在早期教会中，是谆谆教诲并且严格地保持，保罗在给哥林多人的书信中，就曾对有愧于基督徒的行为加以处理。如果背离了这种行为上的高标准，就是否认了福音，将导致从会众中被隔离的管教。只有经过明显品行上的改变，所证实的悔改才能恢复交通。

　　基督徒中间行为的标准，甚至在一些未被丑闻贩子所误导的异教徒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在罗马当局迫害基督徒的期间，有些官员不知道如何处置这些被控告，却找不出控告他们的证据的基督徒。从理论上而言，罗马当局的控告，包括了基督徒参与犯罪的行为，他们拒绝对皇帝表示尊重，并且加入被认为是叛乱的宗教仪式。当然有一些匪类因为基督徒和他们不同，就恨恶基督徒，并且造谣说基督徒是近亲相好、或是仪式化的食人族。这造成官方左右为难，一方面说基督徒的信仰是叛国的罪行，另一方面在基督徒的信仰中，又找不出任何违反法律的地方。官方是否应该假设，除非一个基督徒，肯藉着一些规定的仪式向权柄表示忠贞，同时也就是否认了他原有的信仰，否则他就被认定是有罪的呢？可是，在这广传的基督教中，有这样的要求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当未取得任何实质非法行为的证据以前，就宣判被告有罪，这在任何一个诚恳关心当局公正的官员心中，必定极为困窘。

　　这种为难的心态，和基督徒所表现卓越品德的标准，在罗马皇帝图拉真和比西尼亚省（Bithynia）的总督普林尼之间，于主后112年的通信中表露无遗。普林尼为着如何处置基督徒的问题询问皇帝的意见，他问道：「只因着承认这个名称就应该遭受刑罚，或是因着有这个名称（基督徒）而犯的罪行应该受罚？」他接着就提到他所收到的一封匿名信，在其上列举了许多的人名。经过审问这些人后，他发现其中有许多人，在多年前就否认了基督教信仰。然而极为有趣的是，有关他们对已经否认的信仰的记载：「但是这些人承认，如果他们有任何的错误，那不过就是他们在固定的一天，当天还没有亮之前聚集。念一些交互轮唱的诗歌，称基督是神，并且一同起誓不犯任何罪行，并且远避任何形式的偷窃，掠夺或是淫乱的行为，不破坏信心或是应该尊重的信任，然后他们各自回家，晚上他们再度相聚共进晚餐，而且他们所食用的也不过是一些平常的食物。」图拉真在给普林尼的答复中说：「实在没有一套固定的形式可以设立来处理他们，也不必将他们驱除……在你面前的匿名信大可不必在意。不管怎么说，这将是一个很糟的前例，在当今的时代没甚价值。」简单地说，基督徒之所以造成这些困扰，绝非他们的罪行，乃是他们良善的品德。

早期众教会的彼此独立和彼此相交

　　早期众教会虽然因基督徒团契而紧密团结，但是与任何形式的政府组织却无瓜葛。虽然没有一个教会比另一个教会更重要，但是一些存在较久，且在信心根基上较稳固的教会，很自然地就在其它教会有需要时，成了支援以及属灵建议的来源。在使徒行传中，传福音的模式，乃是先以战略性中心作为传福音的据点，然后再由据点向其四围发展。神藉着在一个地区来带动真理传播的教会，很自然就对祂所带出的初生教会，有着如同父母一般的关怀。相对地，也由较弱小的团体中接受应得的属灵上的尊重。不过，这绝对不是说一个教会就可以有主权操控另外一个教会。这只是单单地在圣灵发展各样关系中，同时有的团契关怀的一种表现而已。

　　我们读到最早谘询建议，是当安提阿教会打发代表，到耶路撒冷会晤使徒及长老们，商谈有关一些犹太教师所坚持外邦人信主以后，必须经由割礼才能得救这一件事情（徒15:1-35）。在路加的记载中，很明显，这个问题在安提阿引起相当的困惑。弟兄们单纯地期盼能获得一些较成熟的忠告，他们也希望求证，这些来访的教师所宣称的教导，是否拥有在耶路撒冷使徒们的授权（徒15:1，24）。这里看不出有任何迹象，就是他们会期盼由耶路撒冷发出什么权威性的宣告，然后就任意要求被当做是神圣的律法。如果耶路撒冷的教会觉得他们的地位该在教义上作专断，可以肯定他们早就尝试在像割礼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案。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虽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遵守犹太人这一个惯例，但在安提阿的信徒却不行割礼。可是当这件事在耶路撒冷长老们面前提出来时，而引致长时间连续的讨论，就显出他们以前未曾尝试寻找圣灵的心意。在此之前，没有对此问题做一深入之探讨，是因为在他们中间，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也没有为了要为别人立法而来探讨这个问题。

　　然而由耶路撒冷所发的信，毫无疑问是带着权威的味道。特别在那一个时期，这如果是使徒的宣告，使徒们所具有的地位使这种宣告变得合宜。可是，当这个割礼的问题发生的时候，安提阿的教会有使徒保罗在那里，他无疑地知道圣灵对这个问题的心意。这封信当然不是使徒的宣告，他乃是由耶路撒冷的教会（徒15:23）写给并传阅在安提阿，叙利亚和亚西利亚弟兄们的一封信，这信带着期待他们顺服的建议。当然这些本身是好的建议，他们也就服从这些建议。整个事件显示出耶路撒冷的教会，并不以为自己是在其它众教会之上的权威，然而当其它教会来谘商而给出建议时，是有要求不问因由的顺服那种味道。当然，如果任何建议都要求永远无异议地顺服，那建议就变成了命令。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即使在后来的教会历史中，当专制的主教制度建立了以后，各地的聚会依然保持其独立性。各教会可以随意在各项事情上谘询其它教会的意见，但是没有公认的规定说一个教会的宣告，就可以控制其它教会。也有不少人尝试要把他们自己在某一事情上的判断，加在所有的教会上。这种尝试更证明众教会并不承认，有任何一个主教或是母会是神的代言人。举一个在使徒后时代的例子便就够了：主后231年，俄利根（Origen）这位历代以来极有恩赐和属灵心思的教师，因着被亚历山大的主教底米丢（Demetrius）所嫉妒而遭逐出教会。底米丢寻求整个基督教世界来认可他的这个行动，期盼藉此削减俄利根的影响力。但是大部份教会都拒绝给他所期盼的支持。俄利根继续赢得他所教导的人们的尊敬，一直到主后254年他逝世为止。

　　在早期教会的历史中，信徒们有许多的机会彼此服事。从一开始就发展出一种互相有责任的感觉。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人们自愿地共同将各样资源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徒2:44—45）。第一批分别出来做特别服事的信徒，乃是那批负责分配慈善工作的执事。

　　这种责任感很快就不限于本地教会之中。一个教会也盼望能服事其它教会的需要。在耶路撒冷和犹太的众教会中，因为长期贫穷就成了其它教会关怀的对象。巴拿巴和扫罗曾受安提阿教会之托，带礼物给在耶路撒冷遭到严重饥荒的教会（徒11:29-30）。后来，保罗收集各地信徒为了耶路撒冷圣徒的需要而有的慷慨捐助（罗15:25-26；林前16:l-4）。虽然这次收集捐助并未达成保罗的一个盼望，就是加强众教会的外邦人与在耶路撒冷重视阶级出身的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不过，从这件事件可以看到，各教会中彼此相关的责任感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如果领受的人没有经历到应得的祝福，至少给予者一定经历到祝福和能力。

　　本地教会的行政，在新约圣经中是由长老们来负责，同时也有一些有恩赐的弟兄们，在各地教会中服事。保罗和一些使徒就是参与这样的服事。使徒行传对这种服事的功能有着清晰的说明。保罗在以弗所书中，列举建立教会的各样恩赐，诸如：使徒和先知的服事已经载在圣经的正典之中（如前文所述）。另外，有传福音、牧师和教师，靠着神给祂众仆人的能力，在各个世代服事（弗4:11）。各样的恩赐在本教会中，藉着长老来显明；在神各地子民之间，则藉着像保罗及其它这样的流动工人，来促进各教会的联系。他们并非什么大公教会的官方人士，乃是因着圣灵在他们身上的记号所带下的权柄，而蒙各地教会的接纳做基督的执事。他们服事的效果完全根据他们属灵的真实。他们并不拥有法律上的职位，因为职位乃会给人一种持续的地位，甚至在人对神的专一和属灵实际消失以后，这种职位依然存在。

早期信徒的称谓

　　末了，来谈谈早期信徒的称谓。使徒时代的教会一直恳求作一个无名氏，这种恳求一直延续至今，而且对这种恳求本身的研究，应该是历史研究上一个有趣的题目。这种恳求一再地被拒绝，历史中不会有人依然相信，主自己的名已经足够代表主的家庭。这似乎是一场打不赢的仗，但战事依然持续至今。

　　早期教会中的信徒，也用过几个不同的称谓来描述他们自己。在书信中最常用的是「圣徒」和「弟兄」。这些称谓，简要地说出他们乃有属天工作在他们心中，及联于神的家中。在希伯来的社会中，人们强加给他们的称呼是「拿撒勒人」，这无疑是因为他们是拿撒勒人耶稣的跟随者。路加在使徒行传中提到「门徒」，在安提阿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徒 11:26）。他们常提到耶稣是基督，基督这个名衔对犹太人而言意义丰富。但对外邦人而言，不过是一个听起来很奇怪，又没有什么意义的名称。所以外邦人就称他们「基督人」。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称呼：属于基督的人。属于主的人，除了简单的基督徒这个名称以外，还想要什么称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