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离开荫营
一月初天铎接到父亲的信以后，决定乘六日的火车去荫营接他。五日他用电报与王先生老友甄品道先生联系，相约于六日中午在德州会面，再一同西行去阳泉。当晚七时半他们到达阳泉，住在市内，翌晨七时再乘长途汽车去荫营，大约一小时就到了那里。
荫营是个小镇，劳改队就在镇旁的一座山上。从山下到山上全长有二、三里路。他们沿着一条上山的路，向左行约二华里，远远望见道北大墙对面的山上有几间房子，那就是「三间房」的地方。那里人烟稀少，难得有什么外来的人。看见山下有人上来，山坡上的人就都出来看。他们到了「三间房」的时候，王先生还不知道，正面朝里站着呢！天铎拍拍爸爸的肩膀说：
「爸爸，你看谁来了？」
王先生回头一看，原来是甄先生。他高兴地说：
「品道啊！」二十多年不见，彼此拥抱相亲，热泪夺眶而出，强抑制，不然真要哭出声来。一肚子的话要说，可是当时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过了一会儿，天铎说：
「爸爸同我们到招待所去吧！」
「我还有好几个包呢！」王先生说。
管「三间房」的一个听见这话就过来，帮忙拿着王先生的东西，送他们到招待所去了。从「三间房」到招待所要上八十一级台阶。在去招待所的路上，王先生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他惊奇地喊：
「看，小孩儿！」甄先生听了不禁一阵心酸：离开人群二十多年，看见小孩子都觉得新鲜。
招待所在监外，是新盖的房子，很讲究。一间屋子里有四张铁丝床，一个人住一夜要付四元钱的宿费。天铎上次去时，就住在那里。七日是公休，干部都不办公，他们只好住在那里等。没有别的事，三个人就在那间大屋子里，畅谈二十多年来的别情，并且读经、祈祷、介绍肢体的情况和背诵古文诗词，一唱一和，饶有风味。王先生一口气背完了文天祥的《正气歌》，一字不差，足见他的思路和记忆力仍甚佳。
八日，监狱工作人员上班后，他们就去办手续。本来他们当天可以走，只是因为监狱离阳泉至少有二、三十里路，王先生有六件行李，行路甚是不便，他叫天铎去跟监狱干部讲讲，看是否能拨一部车，把他们直接送到阳泉去？一位干部说：
「现在车子太忙，分派不过来，不能给你们单拨一辆车。你们坐监狱的汽车从荫营监狱到荫营镇，然后再换公共汽车到阳泉去吧！」
所以他们又在招待所里住了一夜，到九日早晨才乘监狱汽车去荫营镇。行前他们去付招待所的住宿费，负责的人说：
「不收你们的钱，你们就走好了。」本来家属去接犯人出来，都是住在「三间房」。王先生的家属特别优待，给住招待所，还不收住宿费，真是够客气的了。
荫营镇就在山下。他们下山时，在山坡上拍了照，身后便是监狱。上了去阳泉的公共汽车，经过大约一小时，就到了市内的长途汽车站。王先生和甄先生分别在汽车站和火车站照看行李，天铎用小车拉运，往返两三次才把东西运完。等全部东西都运到火车站以后，就把它们办了托运，惟有装王先生日记本的箱子随身携带，以免遗失。在阳泉车站，他们又拍了照，到中午十二时才上车东行，并且在车上补票，换到软席卧铺去。四人一室，饮茶进食都很方便。那列火车只挂了一节软席卧铺，一个车箱里只有他们三个人，真是惬意之至。在火车上大谈特谈，心里非常高兴。
下午七时到了德州，他们都下了车。甄先生对王先生父子说：
「我不去上海了。」然后又对天铎说，「你送你爸爸吧！我回家去了。」
王先生要在德州换南下的车。这趟车一直等到夜里十二点才来，上车的乘客很多，他们几乎上不去。甄先生等他们上了车，才出站给天铎的太太打了个电报，请按时去接站。又等了几个小时，甄先生才乘车北上。
王先生父子到达上海时，不见有人来接。他们还以为电报没收到呢，其实早就收到了。那天好几个人去接站：有特意从北京赶到上海去看望王先生的萧语中姐妹，还有另外几位肢体。他们都是按照列车时刻表到达的时间去接的，谁知那趟车到得太早了，所以没接着。等王先生到了家，接站的人也回来了。
十日甄先生返抵家门后，当即去北京见李再生先生等诸肢体，把王先生出监和接他去沪的详情都讲给他们听，人人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弟兄姐妹们得的安慰不小。
第三十七章 在平江路的日子
「王明道获释」的消息，像关不住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少人闻风而至，走进上海平江路十三号那个小小的房间，看望阔别二十余载的主的忠心仆人王明道先生。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关怀他和敬爱他的，当然也有居心叵测的。不管是谁，王先生都欢迎和接待，并且畅所欲言。
消息从国内又传到了国外，海外有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到平江路去看他。迁到武康路后，继续有各个国家的人去看他。除了阿拉伯国家和天主教国家外，有十六、七个国家的基督徒去看望他，最多的是加拿大人、美国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英国人、西德人、丹麦人、荷兰人、挪威人、瑞典人、瑞士人和芬兰人。日本虽然是佛教的国家，也有不少的基督徒去看他。他把自己几十年的事情，特别是在监狱里八年的失败，都讲给他们听。他常常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箴廿八章十三节）人们从他的经历中得出一个结论：王明道因不怕承认自己的失败而蒙了怜恤，我们也不怕。
大量的访客使政府公安部门感到不安，特别是他直言不讳地讲政府对他的所作所为，无疑会影响中国政府在中国人民群众和世界各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所以王先生到达上海不久，就有公安局的两位干部去平江路看他，一位姓孔，一位姓刘。他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态度很不客气，一方面是为吓唬他，另一方面也是要从他了解教会的情况。他们问他：
「都有什么人常到你这儿来呀？」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你们的必要！」王先生很坚决地回答他们。
「你不要忘记你是反革命啊！」姓刘的说。
「我是反革命，」王先生说，「你们为什么把我放出来？我没有要出来，是你们把我放出来的。你们看我是反革命，可以把再送回去嘛！」
「来的人里面有的是好人，」他们解释说，「有的是不好的人。」意思是劝告王先生不要与那些不好的人来往。他们还劝他向他儿子学习，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好了。他儿子虽然也住过「牛棚」，可他从来不提那件事。
他们跟王先生谈认罪的问题，想他坐了二十多年的监，还能不承认自己有罪？谁知他根本就不承认。王先生对他们说：
「我很喜欢跟你们谈谈认罪的问题：我在神面前满身疮痍，体无完肤，是个大罪人。但在国家法律方面，我从来没有犯过一条国法。我自幼胆子小，脸皮薄，不敢做一件犯法的事。在学校里我是个严守校规的学生，在国家和社会上我是个守法的公民，可你们还是把我逮捕起来了。我没有犯过任何国法，我坐了二十多年的监完全是为了信仰。」王先生还明确地告诉他们：「我反对三自会，到现在还是反对。」他们看他态度很坚决，就不再谈下去。从此以后，他们对他反而客气起来了。第一次去时对他没有称呼，第二次、第三次就一直称呼他「王老先生」。
他们感到对付王先生有些棘手，好不容易才把他请出来，怎么能再把他逮捕进去？八十多岁的人了，还能活多少年啊？把他逮捕进去，很快就会死在监里，政府担个臭名，何苦来呢？但又怕他扩大影响，于是采取一种措施，就是了解都有什么人到他那里去，注意那些人，使他们不敢再去，把他孤立起来，目的就达到了。
有一次，孔、刘两位干部去王先生家时，正巧碰上已故北京潘老太太（郑素英女士）在上海的那个孙女潘秀美在那里。她看见姓刘的干部，就对他说：
「我认识你，你姓刘。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他不吭声。她再问他，他就说出自己的名字。但她说：「不对，那时你不叫这个名字。你带着红卫兵到我们家里去抄家时，幸亏你的一句话，不然我们的房子就麻烦了。」这一下把他点出来了，原来带着红卫兵到基督徒家里去抄家的是公安局的干部。据说那位姓刘的干部是专管基督教的。
他们二位每两三个月到王先生那里去一次。姓刘的去过三次，以后就不去了，换了另外一个人。
他们最注意的一个人是阎宝田大夫的儿子。他好几次去给王先生送西瓜和食物，都给他们碰上了。阎大夫是山西太谷人，二十岁左右在火车上得识王先生，从那以后他们就有了交情。他很爱王先生，一直称他为大哥，并说：「耶稣是我的救主，大哥是我的恩人。」每逢王先生到他所在的城里去讲道，他一得知就去聚会。
有一天，孔、刘二位干部在王先生的房里坐着，正好时魏素兰姐妹来了，站在床那边，姓刘的扭过头来说：
「这是谁啊？」
「这是我们的亲戚。」王太太回答。
他就没再问下去。后来他说：「有的人好，有的人不好，你们不要跟那些不好的人来往。比方说，像俞崇恩、俞成华啊……」他怎么知道俞崇恩来过呢？原来是在王先生的书架上有一张纸箱，上面有俞崇恩弟兄写的字：「我父亲叫俞成华，我妈妈叫……」姓刘的干部老远看见那张纸条，就知道俞崇恩来过了。俞成华先生老早就去世了，怎么还可能来呢？可知都是因为那张纸条的缘故。他们说他们这样劝告王先生是为他好，其实是怕他跟更多的人接触。
安息日会也有一帮人是反对三自会的，因而那里三自会对安息日会就有积怨。两位干部要了解安息日会是怎么一回事，就跟王先生谈这个问题，并且叫他写篇文章驳驳它。王先生说：「我不写，我不给人写什么东西。多年以前在我还没有进监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基督徒必须守安息日吗？》，你可以去看，我写文章都是自动写的，别人叫我写，我从来不写。」
从国外带来的书，王先生和王太太当然不愿意多让人知道，但政府是知道的。有一天孔、刘二人来时，正好有人带过来两三本书，放在桌上。姓刘的拿起来看看，然后又给姓孔的看。姓刘的问王先生：
「你对香港印你的书有什么看法？」
「我很高兴。」王先生说，「我进了监，我的书在北京不能出版了，香港给我出版，那好极了。而且在他们所印的《五十年来》里，还附录了《真理呢，毒素呢？》和《我们是为了信仰》两篇文章，叫各地的人都晓得我坐监是为了反对三自会。」
一九八零至八一年，上海市公安局的干部总是两个人一起来。一九八二年起，他们就谁也不来了。
王先生的户口迁得很顺利，他到了上海以后没几天就报上了。他不接受释放证，荫营就把「释放证」几个字改为「裁定书」，而且也没什么「提前释放」的字样，所以就没留个尾巴。天铎拿了裁定书到派出所去，很快就报上了户口。但王太太的户口迁得就很慢，一直留在唐庄，没有迁过来。唐庄农场每月给她寄廿五元生活费和粮票、油票。一九七七至七九年间，每次寄来她总是收着，因为她想即使自己不用，还可以给别人用嘛！但王先生对此另有看法，他反对接受这个钱。有一次那边寄钱和粮票、油票的信给王先生收到了，他就把它退回去，并且还附了几句话：「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请以后不要再寄粮票和工资来了。」其实王太太刑满释放后在唐庄农场劳动，是那里的退休职工，得原单位发的退休金，不能算是无功受禄。
王太太的户口很长一段时间未能迁入上海。上海派出所要求唐庄农场出两项证明文件：一是证明她没有劳动力了，一是证明她只有一个儿子。唐庄肯证明前者，不肯证明后者。王天铎的工作单位给开了这个证明，可派出所还是说不行，结果事情就这么拖下来了，一拖就是五年。那位姓刘的干部虽然答应帮她办，但始终没有办成。到一九八二年，还是公安局的一位干部帮她办的。其实哪有下级不听上级的？但姓刘的就是没有帮她办成。一九八二年以后，姓刘的不来了，王太太心里倒觉得踏实些，因为他每次来总是恐吓人，把人搞得心神不定，好达到他的目的。但王先生就是不买他们的帐，他回答他们总是很硬的，所以姓刘的一事无成。
一九八零年，毕咏琴小姐在北京说：「王明道受管制呢！」目的是让人不敢前往看望。王先生听了非常生气，就写了一封信给她，托葛慧馨姐妹转交。信上说：「蕴锦，谁告诉你我在上海受管制？没有人管我！」王先生知道她是因为害怕而去参加「三自」的，但她却说是神让她出来参加「三自」，王先生对她甚为不满。
王先生出监以后，原北京基督徒聚会处的蒙贤超弟兄，给王先生寄去一信，大意说：「听说你家里只有你儿子一个人有收入，我想你的生活现在一定不太富裕，特寄上三十元给你，请查收。」
蒙弟兄是个开钟表店的商人，在宽街教会负责。因为他们的传道人阎迦勒弟兄参加了「三自」，并且担任北京三自会的副主席，所以他们宽街教会又开堂了。蒙是参加三自会的，一九八零年在南京开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时，他是以北京市代表的身份去参加的，并且还当上了三自会的常委。王先生收到此款后覆他一信说：「我听说你参加了三自会，并且还当常委，请你告诉我你跟三自会的关系。」他回信说：「是的，我是三自会的常委。」王先生就把那三十元钱买了一张汇票寄回去，说：「你是三自会的常委，我是反对三自会的，咱们两个没有共同言语，你寄给我的三十元现在还给你，谢谢。」蒙回了一封信，把王先生大骂了一顿，这是一九八零年冬天的事。
王先生返沪后的头一年，除了在家门近处走走之外，从来没有到外地去过。虽然北京的一些肢体与王先生有书信来往，但能亲自去上海看望二位老人的毕竟还是少数。一九八零年冬，王先生夫妇去京的消息甚嚣尘上，北京方面甚至有人积极筹备迎接他们北上。有人说：「王先生到了北京，礼拜天就在米市大街圣经会门前一站，就得围一大圈子人。」如果王先生真的去了，说不定会惹出一些事端。天铎对此当然不无顾忌，所以他在一九八一年春节前写了一封信给李再生先生，邀请他和甄品道先生去沪度岁。李先生因为太太生病，甚难走开。但经研究，决定请一位姐妹代劳，他们二人遂于二月四日晚起程去沪，次日（旧年元旦）晚到达。李先生得见他所敬爱、阔别二十余年的老友王先生，心中快慰之至。
他们到了之后，天铎随即拍拍甄先生的肩膀，领他到过道处小声说：「这次请您来，是因北京多人来信，欢迎二老北上，其意甚佳，但他们年老体弱，我们又因工作关系不能同往，殊不放心。请在此多盘桓一些日子，劝劝老人打消北上之意。」甄先生允于尽力而为。他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
一九八一至八二年时，王先生忽然唱出他儿时唱的一首歌。王太太与他结婚几十年，从来没有听他唱过。这首歌是他的外祖母（一位虔诚的老太太）在他三、四岁时教他唱的。歌词说：
「我是耶稣门徒，他是我救主，虽然我有罪孽真是苦，
主已为我死亡，救赎我罪恶，所以我时常快乐。
耶稣能救我脱离各罪， 我因为蒙祂大恩惠，
无论黑夜白日心里总是乐， 主已使我胜罪恶。」
王先生十四岁信主之后，他的人生就改变了。他承认他自己是罪人，蒙了神的恩典，所以他常常快乐。他相信主耶稣不只能拯救他的灵魂，还能救他脱离各种的罪恶，所以他的人生是一个快乐的人生。八年的失败得到神的赦免，重新站立起来了，恢复了他以前那个快乐的人生，心灵就如同儿时的光景一样。
王先生到上海以后，灵粮堂的长老周复清先生常去看他，而且与他关系很近。该教会负责青年工作的骆春方弟兄与他同去，就显得跟王先生的关系也甚好。以后周长老的两条腿有病不能去了，骆仍旧照常去，差不多两三个月就去一次。王先生知道他是参加三自会的，就对他说：
「你是『三自』的人，常到这里来，不对。」
「没关系，根本没有人知道。」
以后骆又拿了一盒蛋糕来，王先生不肯接受，请他拿回去。王太太觉得不好意思，还是收下了。从那以后，骆就不再来了。王先生对「三自」的人是深恶痛绝的。
一九八二年，听说有「飞机医院」到广州。「飞机医院」是一批外国医生，乘飞机去世界各地，专门做眼科手术的。王先生事先已经登记过了。该「医院」到达广州后，上海的眼科专家王医生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他遂于九月廿日由儿媳陪同乘飞机去广州，做白内障手术。王医生随后也去了。但这次手术没有做成，到底什么原因？谁也不敢说定。有人说是因为王先生说了一句外行话：「这个晶体将来坏了，在中国不好配。」那位医生听了不高兴，就不替他做手术了。也有人说是因为他儿媳用英文同外国人讲话，没有通过广州医院的中国医生。总之是空此一行，九月廿八日他就被撵回上海去了。王医生说：「回去以后，我给你治。」（注：王明道的儿媳殷蔚芷在上海位育中学任教，是上海市首批中学高级教师。她是基督徒，母亲很虔诚，外公是天津的著名牧师。父亲殷宏章是联大生物系教授、植物生理学家，王天铎的老师，1955年当选首批中科院院士，文革中受迫害。）
同年十一月三日，王先生入住仁济医院。十一日王医生为他做左眼白内障手术，廿六日出院。以后又配了一副眼镜，视力似有好转。王先生住院时，因为二十多天没有活动，出院后生活就开始不能自理，吃饭穿衣均要有人照顾，但过了一个时期又转好些。一九八三年九月廿日第二次入住仁济医院开右眼，廿四日手术，十月十一日出院。两次住院，身体受到相当大的影响。手术后他的眼睛虽然当时是好的，但过了一些时候就全不行了，无论看书或是写字都成了问题，手术完全失败。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默默中都有神的美意在。
一九八零至八二年在生活上照顾二位老人的，主要是周媛姐妹。从八三年起近十年之久，在生活上照顾二老的则是章冠英弟兄。
第三十八章 迁居武康路
平江路的住处，只有一个房间，会客睡卧都在一处，窄小得很。来访的人数一多，就坐不下。有一次，十几位美国人来看王先生，旁边住的一家街坊临时搬了几把椅子过来，又因天热，还拿过一个大电风扇来，这才勉强让客人呆下去。又有一次，一位日本客人来看他，临走的时候告诉王太太说：「我还有几个日本朋友要来。」结果第二天又来了十个日本人，都是男的，其中只有一人懂中国话，他们就是想见王先生一面。
后来王先生儿子的工作单位分配给他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在武康路六十九号，这个地方给两位老人住就宽敞多了。一九八三年秋，他们把家迁到新地方去。
在接见外宾的过程中，王先生总是毫不隐瞒地谈他过去的失败，并且给他们看见，一个人失败到那么一种地步，还能站起来。对国内外来访的人讲话时，他常用孟子的话来自勉：「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并说他在五十岁之前做到前面两点，五十岁之后才做到第三点，即「威武不能屈」。他也告诉他们，他在监里学到了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饶恕人。以前有人出卖他，控诉他，抵挡他，他都本着基督的爱饶恕了他。论到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至十五节的话时，他说：「饶恕人并不是换取神饶恕的条件，乃是被神饶恕后的一种表现。」
王先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直希望通过说理的办法，使他的冤案得伸，还事实以本来的面目，他觉得这样就符合绝对真实的原则了。他认为这不单是为他自己，也是为中国的政府和中国教会，所以他就理直气壮地写材料，呈到政府有关部门去。王太太则认为：「你要写，也可以，但里面必须没有自己。什么时候一件事情里面有了你自己，你就不能做了。连一句话也不能说。有你掺杂进去就变成你为自己说理，这是不可以的。」
王先生晚年比较固执，恐怕这也是一般老年人的通病。王太太曾经对他说：「你撒过谎，那是你的失败。你要讲理，也许是你更大的失败，你必须从这个失败里出来。你说你冤枉，我冤枉不冤枉啊？你去坐监，我也去坐监。我干了什么啦，要坐十五年监，再加上四年刑满劳动，一共十九年？没有什么可怨的，一切都是天父许可的。天父许可的，一定与我们有益。今天我们不明白，将来一定会明白。我觉得那没什么，我一点也不觉冤枉。」王太太劝他的时候，当时他觉得很好，并且称赞她为「谔谔之妻」，但事过以后，又回到原来的思想上去。王太太就不再多说，只为他祷告了，她实在是一位有智慧和有见识的贤内助。
本来在白内障手术之前，王先生就已经写好了《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书》开头的一部分，并且给一些弟兄姐妹看过，几乎没有一个人支持他做这件事，因为那不只无益，甚且有害。但王先生执意要写，大家就只好为他祷告。后来眼睛越来越差，虽然动了手术，视力仍旧没有恢复，可知这是神的拦阻。眼睛不行了，他就用录音来代替，一盘一盘地录，录了好多盘。那时他说话的条理还很清楚，录的时候偶尔话说错了，王太太就在旁边提醒他，他倒也接受。但有时正当他聚精会神的在录时，她忽然一提醒，他就跟她急了。这件事他始终没有做成，因为要录的东西太多，他实在没有办法录下去，只好放弃，就连他辛辛苦苦已经录出来的，今天也都不知去处了。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下旬，王长新弟兄出国前曾去上海武康路看望王先生。那时北京的王镇牧师刚刚去世，王先生在谈到这位主的仆人时，对他获释后的处境深表同情：他的老伴已经去世，子女又不与他同心，只好去北京郊区农村，与七十七岁双目失明的哥哥住在一起，生活上很困难。北京三自会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就趁机打发人每月给他送些钱去。最初他还不知道，后来才晓得这些钱全是从「三自」来的，但已经退不回去了。就这样他被拖下水，进了三自会。那天王先生祷告时，还特别为王镇牧师及早被主接去，免犯更大的罪和陷入更深的罪中而感谢神。王先生常讲，一个人的晚节很重要，许多人都是能善始，却是不能善终。
王镇牧师原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一九五五年被捕，一九七九年才获释回到北京。在他得知王先生到沪的消息后，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五日曾写信给他。从信中可以看出，他那时的灵性光景很好。他说他很软弱，请王先生为他祷告。对于「前面的路当怎样走法？」他说「主完全知道」。可惜的是，后来他陷入「三自」的圈套。被拖下水以后，他曾公开表示说，「今天的『三自』不是从前的『三自』，今天的王镇也不是从前的王镇了」。一九八三年来，一位刘姐妹由黎培珍姐妹陪同去看王牧师。在谈话中黎姐妹一言未发，但到临别走出房门时，她说了一句话：「我今天来，是作巴兰的驴。」王牧师默然不语，别后他却写信给刘姐妹说：
「你的朋友对我有什么意见，可以指出来。」黎姐妹看了这信，因为知道他有心脏病，怕气着他，就不想说什么。但有的肢体劝她：「你应当说实话。」她这才写了回信。她说：
「巴兰是神的先知，应邀去见巴勒。巴勒叫他咒诅以色列，他却唱起赞歌来。……但后来巴兰却是与巴勒合作，为他出谋划策，败坏以色列人（民廿二至廿五章，启二章十四节后半）。你也是神的先知，今天却与不信的人合作，把信徒领进迷津，使他们走错误的道路。」最后她说：「如果我说错了，愿神管教我。」
王镇牧师回了信，最后他也加了这么一句：「如果我错了，愿神对你的管教落在我身上。」黎姐妹看了大吃一惊，因为先知说话是算数的。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一个星期，就听见王镇牧师去世的消息，而且死得很奇特，令人触目惊心。①
- ①在《流泪谷中的百合花——袁相忱梁惠珍传记》中，关于王镇牧师的晚年有如下记载：他出狱后，生活比较困难，内心也陷入苦闷。「三自会」借机派人打着「弟兄姊妹的爱心」的幌子按时给他送钱。当他终于恍然大悟，发现自己已然成为「三自会」的受薪人时，却已是欲罢不能，况且他也完全失去了拒绝的勇气。就这样，王镇一步一步地走进了大「巴比伦」，他先是到「三自会」的教堂「坐礼拜」，后在一九八一年被封为北京市「三自会」的委员。为了感戴「三自会」的知遇之恩，王镇表现得异常积极，利用自己的「名望」，四处活动，拉人入会。一九八三年底，相忱收到一封王镇的来信，他在信上说：「我在聚会、祷告会上都见不到你的面，使我百思不解。为什么你不做一点对人民有益的事呢？若不是共产党打开这个铁门，谁能打开呢？哪怕你来坐一坐呢，不叫你讲道，也不叫你祷告，你坐一坐就会吸引一些人。」看到这里，相忱说：「我不去，我连门槛都不登他的！」信的下面还说：「我受了二十多年的苦，现在还向党靠拢呢！去找他们交心吧，他们能给你房子，还能给你个教会。你挑哪个教会，就上哪个教会。」相忱把信一撂，说：「我绝对不靠拢！」我见那信上写着，他们要给相忱一个教会，还要相忱自己去挑。可教会是属神的，怎么能由着人来挑选和分配呢？这岂不是把基督的教会，当成是地上的组织了吗？就在写出这封信的七天之后，王镇由于食用羊肉罐头中毒，被送进同仁医院抢救，两天后去世。一位姓黄的姊妹告诉我，她去医院看过王镇，劝诫他说：「王牧师，你错了。你怎么又加入『三自会』了？你违背了神的旨意。」躺在病床上的王镇，很凄苦地答道：「实在是错了！但是已经是这样了。」刘淑洁姊妹就在同仁医院工作，她和杨津广弟兄就是早年由王镇亲自介绍相识的。他们俩告诉我，王镇最后的状况非常的不好。由于他的遗体极度肿胀，卡在停尸房的匣子里，不得不动用工具才硬撬出来，衣服只能反着套上。「三自会」也因此被迫取消了原定的遗体告别仪式。杨津广弟兄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的神实在是轻慢不得的！」
王先生搬到武康路以后，从一九八四年起，每个礼拜天上午在他家里都有聚会。屋里总是坐得满满的，大概有四、五十人之多。客厅可以坐三、四十人，门口和小房间可坐十多个人。起初都是他自己讲，后来就改为念他过去所写的文章，念完了由他自己再补充一些。一九八九年后，他说话经常重复，虽然有人提醒，也还是不行。常常是他刚讲过的，马上就忘了，于是从头再说。这个聚会是公开的，一直没有停过，没有人干涉，政府也从未问过他一句话。
一九八五年，有人建议出版他三十多年前在《灵食季刊》上发表的译作《建立德行》。全书三十二章，其中尚有八章（即第三章，以及第二十六至三十二章），他没有来得及翻译，工作就停顿了，乃乘陆敏加姐妹去加拿大之便，嘱托王长新弟兄译出来，使全书得以出版问世。王弟兄遵命于一九八六年冬译毕，一九八七年六月由香港晨星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七年王先生卧病前，安息日会的凌曜西先生带着一位神学生来看他。凌幼时曾跟母亲去北京西郊的青龙桥受浸，是王先生给他施浸的。后来他去美国，在安息日会的学校读书，毕业后被按立为牧师，回国后就担任上海安息日会的总干事。解放后他也曾坐过监，而且判刑被判得很重。那天他来对王先生说：
「其实你领导『三自』比吴耀宗合适，因为你们教会本来就是三自的。特别是全国各地好多信徒都认识你和了解你，所以你领导比较合宜。」
王先生用很简单的话回答他说：「我二十岁的时候改名叫王明道，我不预备在八十几岁时，再改名叫王犹大。」
凌不明白这话的意思，就问王先生说：「这跟犹大有什么关系呢？」
从这里就看见，不少人坐了很多年监，可是到头来在真理上和道路上还是不清楚。
一九八七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王先生患感冒，稍微有一点点烧（摄氏三十八度），翌晨烧退，休息了两天就好了。过了大约两个礼拜，他又有一点烧，再休息休息，就起不来了。到十二月十二日（礼拜五）第三次感冒时，医生担心会有并发症，叫他多多休息。此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行动就很困难了。一九八八年，他虽然没生什么病，但是人懒了，从前客人离去时，他总要起来送客，现在就说：「我不送了。」这是因为他身体软弱，没有力量起来。从这年冬天起，小便常常失禁，把床弄湿。这种情况持续到一九八九年冬，健康又渐趋好转，起居恢复正常。从这时起，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患过感冒，说话也颇有力，还经常说说笑话，因为喉咙里常有痰，他晚间躺在床上时，口里就常哼着说：「老来难，老来难，一天到晚吐黏痰，错把李四当张三。」
一九八八年，美国著名布道家葛培理博士，由滕近辉牧师陪同到中国去访问。他说他到中国去有两个愿望：一个是想去看看他岳父当年的故居，另一个是想去看看王明道先生。他曾把这件事向中国外交部方面讲过，回答是：「你只管去看。」但葛培理博士是宗教界人士，他访问中国，要由三自会邀请。这样一来，他在王先生那里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葛培理博士的高级顾问曾设法疏通，但王先生夫妇却通过各种渠道转达他们的意思，希望他不要去。王先生是反对三自会的，而他去中国与三自会有关，当然王先生就不欢迎他去看他。最后他还是去了。
四月廿三日（礼拜六）上午十时许，王先生已经吃完早饭，一位医生正在给他推拿，葛培理博士一行十余人来了。除了他自己以外，还有他的夫人、滕近辉牧师和一个英国人等。首先由滕牧师发问，然后王先生就引启示录二章十节「你务要至死忠心」的话，讲述他受苦的经过。他说：「一个人在一个短时间、在一件事上忠心还容易，但要至死忠心就不容易了。所以能至死忠心，那是十分可贵的。」他们呆了没有多少时候就走了。王先生觉得葛培理这个人在各方面都还可以，就是因为他跟三自会发生了关系，给王先生印象不好。
一九八九年，金陵协和神学院副教授汪维藩先生，在《天风》月刊第九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吴耀宗与王明道》。汪先生是五十年代批王（明道）的一名健将，得到有关领导的常识，因而能青云直上，由一名普通神学生成为教授。沉默了三、四十年之久，如今又旧调重弹，实在耐人寻味。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六四」天安门事件前后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动态，当不难了解个中的奥秘。汪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
「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这样一件事：国外反动势力宣传，王明道先生已经被人民政府处死，有人请王明道先生避谣，只要让人知道他活着就够了。可是他拒绝避谣。当时有反对使用原子弹的签名运动，他也拒绝签名。知道这些事的人对他这种作法极为不满。
「一九三六年日本侵略势力扩张到北京，王明道讲道时说：『我们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为那咒诅我们的祝福，为那凌辱我们的祈祷』，号召『忍受别人无理的待遇』。一九四七年他还号召信徒『守法』、『服从权柄』。可一九四九年后，他号召信徒『拼上自己的性命，将生死置之度外，时刻冒着死亡的危险』，他号召『战！战！战！』这样的对比，正像王明道先生自己在一九四八年向一群青年说的：『国民党是亲娘，共产党是后母。』
「攻击某某人为『不信派』，乃至不赞成或反对基督徒的某一运动或某一个组织，并不构成反革命罪。香港和海外有人竭力想引出这样的结论：王明道先生以后的被捕，是由于他反对三自。这是和事实完全不符的。」
王先生在八十九高龄得悉这篇文章后非常生气。他说：
「他把事情整个颠倒过来了。我跟日本人抵抗了七、八年之久，他说我讨日本人喜欢。我说要爱仇敌和服从国家法律，他说我向日本人投降。我八年的时间在北京就是因为不向日本投降，都准备进宪兵队、准备死了，他还说我讨日本人的喜欢。
「关于说我拒绝避谣一事，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国外有此谣传，而且无论是政府干部或是三自会的人，都从未有一个人来请我避过谣。
「所称一九四八年我向一群青年人讲过『国民党是亲娘，共产党是后母』的话，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
「汪先生说攻击某某人为『不信派』，乃至不赞成或反对基督徒的某一个运动或某一个组织，并不构成反革命罪。这种讲法没有根据，因为公安局的执法干部在审讯室里曾亲口对我说过：『反对三自会就是犯罪！』」
一九九零年四月，王长新夫妇去沪，住在王先生家里达三周之久，天天听他谈论一九五零后这四十年的经历，并且作了录音，这就是本传记的依据。年届九旬的老人，能把过去几十年的经历讲出来，一一如数家珍，他的记忆力可以说是惊人的。但他重复太多，一件事常常讲很多遍。刚刚讲过，他就忘了，再重复一遍。从他的讲述里明显可以看见，他对几十年的事记得很清楚，但对于近来的事常常是说了就忘。
进入一九九一年，王先生就不大喜欢谈往事了，而且口齿也越来越不清楚。一九九零年是他晚年的一个黄金时代，因为在这一年里，他连一次感冒都没有患过，能滔滔不绝、饶有风趣地畅谈往事。无论是早一年，或是晚一年，都不可能。本传记得以问世，在时间上真看见神特别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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