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莫拉维亚教会

  编按:录由Christian所著对莫拉维亚(Moravians,另译摩尔维亚)教会的描述

引 言

  “在本地和国外布道有成就的,最显主的例子,是莫拉维亚(Moravian)的信徒。按照比例来说,他们比任何基督教群体都作得多。如在英国和美国更正教的信徒,为着布道所收集的奉献,将要超过一千二百万英镑(等于他们实际奉献的四倍),所差遣出去布道的人,将要有四十万之多——这数目超过了把福音传遍全世界所需要的人数。”玛特(Mott)

  就是到今天(主后一九零零年以前)在莫拉维亚的教会中,每五十八个有相交的人中间,就有一个到国外布道的人;并且在本地每一个信徒,在国外就有两个以上脱离异教而相信的人。这样有果效的国外布道工作,动机是甚么呢?当莫拉维亚的信徒认识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十一至十二节那番感人的话,就成为他们的动机:就是我们的主受苦,激励他们作工。从这豫言中,他们喊出这样布道的口号:“为着被杀的羔羊去救人,作他劳苦的功效。……假如我们使人的心对这位受死的救主充满了爱情,如火焚烧似的受到激励,基督徒间那种漠不关心的情形就会消失,基督的国度也就要显现了。”薛凡尼(Schweinitz)

  假如教会要兴起来,并跟随莫拉维亚弟兄们的脚踪,我们就必须找出甚么是他们复兴起来的原因,甚么是使他们作这么多有效工作的能力,尤其是,甚么是神所安排的作工之路。如果我们没有同样的原因,我们也不会有同样的结果。当我们得着他们成功的条件的时候,今日教会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及如何恢复的道路也就会得着了。莫拉维亚教会的历史,能从全部的参考书中,摘出简略的记录如下。

一、她的起源

  莫拉维亚和波希米亚(Bohemia),乃是奥地利(Austrian)帝国西北的两个省分,与德国的萨克森(Saxony)接界。在第七第八世纪的时候,那里的人先后从希腊教会和罗马教会得着福音。因为希腊教会允许他们用当地的语言来讲道,阅读以他们的文字所翻译的圣经,他们中间就有许多派别兴起来,互相不断的争论。渐渐的,罗马教会占了上风,到第十五世纪初叶,波希米亚改教领袖约翰胡司(JohnHuss,另译休斯),因讲福音而被焚烧的时候(一四一五年),这里就开始变成逼迫圣徒可怕的地方。在这个时候,那些仍然忠心于福音的人(多是约翰胡司的工作和殉道所兴起的)就聚集在波希米亚东北部,肯瓦(Kunwald)山谷中的一个村庄里。在那里他们有一段时间可以比较平安地生活。到一四五七年,他们被称为“基督之律法的弟兄们。”当他们的教会组成之后,被称作“联合弟兄会”或“合一的弟兄们”(United Brothren)。

二、她的教训

  弟兄们合一的教会中,最宝贵的一点,是她的教训。这不是弟兄们的真理,乃是他们的生活;不是他们的理论,乃是他们的实际;就是这个,给他们这么大的能力。后来,更正教的人认识他们的时候,布西尔(Bucer)写着说,“在全世界上,只有你们把有益的教训与纯洁的信心联合在一起。当我们把我们的教会与你们比较一下的时候,我们只有羞愧。但愿神保守祂所已经赐给你们的”。

  加尔文(Calvin)写着说:“我祝贺你们的教会,因为主在纯洁的道理之外,还赐给你们这么多丰富的恩赐,并且你们维持了这么好的品行、秩序、和教训。我们很久就知道这种组织的价值,但是用任何方法都不能达到”。

  马丁路德(Luther)也说:“请告诉弟兄们,他们要持守神所已经赐给他们的,也不要废弃他们的组织和教训”。

  甚么是他们的教训呢?“在他们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如买卖、娱乐、基督徒的事奉和作百姓的责任,他们都以主在山上的教训作他们脚前的灯”。他们认为他们活着乃是为着事奉神,每一件事都是与此相辅相成的。他们的传道人和长老,照管全体的弟兄姊妹,并且察看大家是否为着神的荣耀活着。全体都是弟兄相爱、彼此帮助、互相劝勉,过着安静和敬虔的生活。

三、她的受苦

  开始有五十年的时间,虽然到处一直有逼迫,但是他们却过着比较和平的生活。但是到一五一五年,就是更正教在德国起头的时候,教皇和皇帝联合起来攻击他们,差不多把他们全部消灭。后来,间中有容让时期,但是难处仍然继续。到一五四八年,皇帝的敕令把数千人赶到波兰,在那里他们成立了一个大而兴旺的教会。到一五五六年,新的皇帝接位之后,他们得到平安,于是弟兄们的教会就重新建立起来,并且分布在波希米亚、莫拉维亚、和波兰三省。到十六世纪末叶,他们的教会已把一本齐全的圣经给了所有的人民,也把教育培植到一个相当的地步,以致波希米亚的学校闻名全欧,并且大家都承认波希米亚的人民是全世界受教育最好的。一六零九年,他们有了波希米亚宪章,是首先给人信仰完全自由的。一六一六年,他们出版《教训的章则》,讲到整个教会的组织。

  到弗莱德列二世(Frederickll)即位之后,事情忽然起了改变。一六二零年,在百拉格(Prague)地方流血的那天,有二十七位作领袖的贵族被处死。以后继有六年之久波希米亚一直是流血的地方,有三万六千个家庭离开了那里,人口从二百万减到一百万。弟兄们的教会也分散了。整个十七世纪,那里的人只能在暗中敬拜神,并且成立了所谓的“隐藏的种子”。一直过了一百年,到一七二二年,他们再重新起头。在那一百年中,只有神知道谁在受苦,但就是在那时期中,希望仍没有完全消灭。莫拉维亚的教会最后一位监督康门纽(Comebuis)在一六六零年写着说:“经历告诉我们,有的时候,神让某些教会被毁坏,但是这却使别的教会被建立起来代替他们,或者使他们在别的地方兴起来。或者神看为值得使一个教会在她原来的地方复活过来,或让她死去,或者神要叫她在别的地方复兴起来,这个我们不知道。……照着神自己的应许,福音总是要被那些受过神正常管教的基督徒,传给地上其它的人民:因此像以前一样,我们的损失将要成为世人的丰富”。

  在一七零七年耶斯克乔治(George Jaeschke),也说过相似的话。耶斯克是当时几位真理的见证人之一。他的儿子是耶斯克米迦勒(Michael Jaeschke),孙子是奥古斯丁和雅各倪西尔(Augustin and Jakob Neisser)。他们是头一班带着妻子儿女,离开本地去到主的守护所(Herrnhut,另译贺恩庄或讫仁护特)的。耶斯克乔治在他八十三岁临终的时候说:“好像现在弟兄们的教会已经到了尽头,但是,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将要看见一个大的拯救,是剩余的人所要得着的。我不知道这个拯救是将要临到莫拉维亚这里,或是你们必须离开巴比伦;但是我深信这个拯救不久必会实现。我有点相信你们需要离开这里,有一个避难的地方为你们豫备,在那里你们能没有惧怕地,照着主的圣言事奉他”。

四、她的避难所

  弟兄们经过了几世纪的逼迫,许多人用他们的血,印证了所作的见证。他们遭监禁、受苦待、被充军,使他们抛弃本土本乡,逃到德国去避难。主为他们豫备了一个避难所,在那里他们的教会又得以更新过来。

  一七二二年大卫基利司新(Christian David)得着森辛道夫男爵(Count Zinzendorf,另译亲岑多夫)的许可,从莫拉维亚带领避难的人,到他在萨克森的土地上来。大卫基利司新原来是罗马教的人,但是他在罗马教里不能得着安息。后来他在萨克森当兵的时候,听见一位敬虔的路德会的牧师讲道而遇见基督。他回到莫拉维亚去传讲他所遇见的救主。他讲道很有能力,以致在那里有了一个复兴。立刻就有逼迫兴起,所以他就出外为着受逼迫的人寻找避难的地方。等他得着森辛道夫的许可,他就回去带着第一批的十个人出来,于一七二二年六月到达伯特铎夫(Berthelsdorf)。一次再一次,他回去传扬福音,再领那些愿意撇下一切的人出来。不久他们就多达二百人左右,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所谓的“隐藏的种子”,以前那些弟兄们的后裔。森辛道夫所分配给他们的地方,叫作守望堡(Hutberg)。他们称这新的住处是主的守护所(Herrnhut,另译贺恩庄)。他们用这名称,有双重的意思:一个是主守护他们,另一个是他们守望祷告,等候主的带领,作他们的保障。

五、她的新领袖

  神为着自己的守护所,就收集材料以建筑祂的居所,且豫备了一个聪明的工头监督工作。森辛道夫生于一七零零年五月。父母都是敬虔的信徒。他的父亲在临终的床上,抱着年仅六周的孩子,把他奉献给基督为要事奉祂。四岁的时候,森辛道夫向主立下誓约,且签名于其上说:“亲爱的救主,愿你属于我,我要属于你!”以后他自己写着说:“在我幼年的时候,我就爱这位救主,并且与祂有亲密的交通。当我四岁的时候,我很迫切的寻求神,并决定作耶稣基督一个真实的奴仆”。

  十二岁时,在哈勒(Halle)地方,法兰克(Francke)教授的大学里,他常遇见传道人,心中常被到外邦人中去为主作工的思想所感动。他在同学中,成立“芥菜种团”,以三事相约:(一)和善待众人;(二)为人谋福利:(三)领人归向神和基督。他们有一个小的徽章,上面写着“看哪,这人!”(这话出于约19:5)和这句格言“袖的鞭伤是我们的医治”。每一个人带着一个戒指,上面刻着“没有人为自己活”。离开哈勒之前,他与一位亲密的朋友立约,要带领外邦人,特别是人所不愿到的那些外邦人那处去传悔改得救的道。他从哈勒到了威腾堡(Wittenberg)在那里他带领祷告聚会,为着其它的同学祷告,且常常整夜的祷告并读经。

  关于他在学校的生活,他自己见证说:“主不但保守我不犯大罪,反倒在一些情形之下,使我把那要引诱我往错路上去的人劝过来,与我一同祷告。用这法子,我带领了一些人归向基督。不但在中小学的时候是如此,就是在我所到的各大学和旅行的时候也是如此。在大学里,我永没有尝试跳舞,也没有加入男女相混在一起的任何集会,因为我以为那是错误、那是罪恶。当然,我和别人一样喜好娱乐,可是当我发觉魂里起了一种过度的狂热时,便觉得受责备。我整个的人继续不断的挨近并守牢十字架。我对所遇见的人,都讲过这题目。”

  他从青年时,就注重祷告,也学习了得胜祷告的秘诀。他对于成立祈祷小组的事非常努力。离开哈勒大学时,他交给法兰克教授一张单子,记着七个祈祷小组的名字。那时他才十六岁。

  他读完了大学,就到各处旅行,去各国观光,藉以增进学识与见闻。无论到何处,遇见敬虔爱主耶稣的人,他总以热情与他们交接。

  大概就在这期间,他在丢塞铎夫(Diissldorf)参观一次图画展览会,看见斯顿堡(Sternberg)的“看哪,这人!”那幅画,下面写着:“我为你作了这一切,你为我作了甚么?”他的心受了感动。他觉得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他回去比从前更加定意用他的一生来事奉主。他在那幅画中所看见的主的面貌一直没有离开他。基督受死的爱就成为激励他为主而活的能力,支配他的一生服事他所爱的主。他说:“我只有一个爱心——就是祂,也只是祂。”

  这青年伯爵写信给一个朋友说:“如果打发我去法国的目的,是叫我变成一个属世界的人,这是白费钱财,因为神要按他的慈爱保守我那只为基督而活的心愿。”在巴黎一位公爵夫人问他说:“伯爵,你昨晚到戏院去过么?”他回答说:“没有,我没有时间去看戏!”他离开巴黎之时,叹了一口气说:“华丽而可怜,遭灾受祸的地方!”将来给主用着建立祂心爱教会的,原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青年。难得他年仅二十七岁(一七二七年),神就用他在祂的教会中带进一个教会历史中罕见的复兴。

  他的特点是柔细、好像小孩子、与他向着我们主耶稣的热切之爱。他给主耶稣得着并占有了。主受死的爱得着并充满了他的心,主将那为罪人受死的爱带进了他的生命中。除了为罪人活着(甚至为他们死,假如有需要的话),他不能为着其它的事活着。当他负起莫拉维亚弟兄们的责任之后,他的教训和他的诗歌证明给我们看见。这一个爱乃是他所要求的推动力,他所信靠的能力,以及他所以要得着那些弟兄们的目的。无论是甚么教训、辩论和训导,不管是如何需要和有功效,都不能代替基督的爱所作的。这爱把所有的人都溶化成为一体。他使人甘愿去改正并接受指导;他使人渴慕离弃一切罪恶的事;他感动人愿意为主耶稣作见证;他使许多人准备牺牲一切,叫别人也知道这爱,并叫主耶稣的心喜乐。

  就是这个对基督的爱,更可说是这爱的结果,使森辛道夫深深的感觉交通的需要和价值。他相信如果要享受这爱,并使他增长至刚强的地步,使达到的目的,他就需要有表现和交通。他相信,如果要在我们自己里面,维持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爱,并抓住神在这爱里伟大的目的,就要坚忍并刚强我们的弟兄们,这就需要我们彼此交通。所以他就豫备好了,接待神所带来给他的那些异乡人,并且使自己完全为他们活着。他得的回报是大的,他把他自己给了他们,就得着他们每一个人都和他自己一样。他后来说:“除了交通之外,我就不知道真的基督徒”,这句话是那个强烈合一的要求所以产生的原因,那个合一把这位领袖和全体的力量分给了每一个肢体。

六、她复兴的开始

  当森辛道夫在他的土地上住下后,他就献上自己,要使他的佃户得着属灵的福气。他和另外三位有同样心愿的朋友成立了“四弟兄联盟”,他们的目的是要向全世界宣告:“救主是普世人所当敬奉的,祂的教会是祂门徒们的家,心灵的事奉乃是以救主为中心。”他与聚会中的传道人,联合负责讲道,并带领祷告和唱诗的聚会。他为着基督和祂受死所要拯救的人活着。

  他将他的土地供给从莫拉维亚放逐出来的人作避难所,不过是要给他们一个居住的地方,使他们在那里像他的佃户一样,可以维持生活,并自由的事奉神。当人们知道主的守护所是受逼迫之人的避难所的时候,各种为着信仰受逼迫的人都到那里去寻觅居所。其中多半是莫拉维亚的弟兄们,也有路德会、浸信会、和其他会别的。因着他们意见的不一致,和在道理上火炽一般的争辩(诸如豫定、圣洁、受洗、受浸、等等问题)使不合一的灵很快地带进来,好像要使大家分成交战团体,这里将要变成宗派和狂热之地的危险。森辛道夫觉得是他出来干预的时候了。他很信任从莫拉维亚来的人所有的正直和热心,就与他们中间的人很亲密的来往。

  那时许多属灵的人都深深觉得宗派的罪恶和痛苦,所以他们祈求神,因着祂的恩典,在他们中间能够恢复真实交通的灵。森辛道夫藉着流泪和祷告,靠着耶稣基督的爱心和忍耐,与那些走入迷途的人辩正。那里三百多位莫拉维亚的弟兄们中间,有二百位以上都是在一点上不能退让的,就是他们不愿意加入路德会(LutheranChurch),而坚持使以前莫拉维亚教会中的教训得以维持。森辛道夫怕这样会引起四围教会误会和反感,但是他还觉得他们这个坚持是对的,所以他就决定冒任何的危险来服从他们。于是从前教会的原则和教训,都得以恢复过来。森辛道夫就起草公律、训谕、和禁令,以后他们就遵照着这些而生活。

  关于森辛道夫如何解决当日的争辩和不同,有人这样记载说:“用甚么方法把这些敬虔而好辩的人们,在信心和爱心里联合起来呢?用甚么方法服事这些胡司、路德、加尔文、金文格(Zwingli,另译慈运理)、薛文菲(Schwenckfeld)等人的门徒呢?除了神的调停以外,真是一件没有希望的事。主答应了他诚恳坚忍的祈祷,用超人的智慧,引导这青年森辛道夫应用一种极有价值的方法解决了一切困难。”“他寻出他们相同之点而把他们加重(而不注重他们不同的地方)。他亲自与住在主的守护所里的每一个人接触。他们很严肃的与他立约,要在五月十二日那天,各人都在自己所在的地位和选召上,确实的把自己献上,作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好像他一样。”

  一七二七年五月十二日(刚好是他们头一批人到这里来的四年后),是弟兄们的历史中可记念的日子。在这一天,森辛道夫将他们聚集在一起,把已经同意的公律读给他们听。从此他们再没有不合一。弟兄相爱,和在基督里合一的金链,把他们联在一起。所有的人,都互相拉手,并保证遵守这公律。那一天是主的守护所新生命的开始。

  日记中记着说:“这一天,森辛道夫与主立了一个约。所有的弟兄们都一个一个地答应作主耶稣真实的跟随者。自己的意志、自爱、和不顺服,他们都离弃了。他们愿意能在灵里贫穷;没有一个人以自己的利益为前题;每一个人都将自己交与圣灵来教导。因着神恩典大能的工作,大家不但都被说服,并且都同受带领和管治。”

  又有人记着说:“随后就选立了十二个长老,藉以成全主的守护所会众的属灵生活,并分派人承接各种不同的职分,填满豫先所看见的应有制度。这种制度所产生的彼此信任、互相认识,就成功了彼此承认的贡献,完成了共同读经的豫备,并成立了常常聚集的祷告小组。以后经过夏天的豫备,和修直大道接受灵浸的工作,便得着八月十三日那至大的祝福,使他们得了能力,能在他们那一世纪中,到基督教国家,和拜偶像的国家中,作出那样有效力的布道工作,并在那普遍漠不关心和惟理论盛行的几十年中,保守着信心的烈焰。”

  一七四八年五月十二日,森辛道夫写着说:“二十一年前的今日,主的守护所的命运还是悬而不决,可能变成一个宗派,也可能取得我们主耶稣教会的立场。经过三四小时的讲话后,圣灵的能力使我们决定拣选第二种。基本的原则于是就立定了,我们放弃了作更正教的思想而注意我们自己。从那时以后,一直到冬天,主耶稣所作成的,是作者无法述说的。整个的地方真是神确实与人同在的所在,到八月十三日就开始不断的赞美,然后平静下来而进了安息。”

七、她复兴的祷告

  五月十二日是称为更新的教会的生日:八月十三日是她在圣灵里受浸的日子。是她的复兴达到最高点的时候。那是许多非常的祷告所产生的结果。那一年的前半年,是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作工的时期。那时森辛道夫负责给九个十岁到十三岁的女孩子作属灵的指导。他常向他的夫人叹息说:“小孩子们虽然在外表上很相像,却不知在她们中间可有任何属灵的迹象。不管你把主耶稣对她们说过多少次,似乎总到不了她们心上。”他灵里感到这个痛苦的时候,便藉着祷告向主倾吐,竭力热切的求主把祂的恩典和祝福,赐给这些小孩子。一个天才卓越而财产丰富的德国青年贵胄,竟为一些小女孩子得救的事,跪在主面前伤痛祈祷。

  七月十六日他从整个的魂里倾吐出心里哀痛的祈祷。这个祈祷产生了一个非常的能力,也就是后来圣灵那赐人生命,如火一般有能力的工作的起首。不仅森辛道夫是这样,还有很多弟兄们,也都努力祷告,是以前未曾有过的。七月二十二日在守望堡有一些弟兄们自己约会要常聚在一起,藉着祈祷唱诗,将他们的全心倾倒在主面前。

  从实行公律到大家都联系于顺服相爱的生命以后,交通祷告的灵就大大的增加。大家都把误会、成见、隔阂都承认出来,并且摆在一边。祷告常常很有能力,以至使那些只在外表加入的人,都被定罪,他们或是改变,或是从心里被迫离开。有一段时期,森辛道夫有事出外,等到他八月四日返回时,他带来他所找到的一本莫拉维亚教会的历史,书内有全部已往的教训和规则。这使他们非常喜乐。他们把他当作他们列祖的神与他们同在的表记。

  第二天晚上,森辛道夫和十四个弟兄整夜祷告守望,半夜他们在守望堡一个大房子里有一次大的聚集,专以祈祷为事。这个聚集得到了很多人的心。以后几天,他们在唱诗聚会中,都觉得有势不可当的能力。十日(主日),罗择(Rothe)弟兄正在带领午后在主的守护所的聚会,忽然觉得从主那里来了一种令人不能拒绝的奇妙大能漫过了他,就仆倒在神面前面伏于地。全体会众也都在神同在的喜乐感觉里,俯伏下来。他们继续祷告、唱诗、哭泣、恳求,直到半夜。他请聚集的人到礼拜三,就是十三日,参加主的晚餐。

  因为这是他们有了新的交通以后,第一次的擘饼,他们决定必须严格举行,并且藉此“带领人更深的进到基督的死里,就是他们藉着受浸所进入的。”作首领的人去探望每一个人,用大爱带领他们实行内心省察。在礼拜二晚上豫备的聚会中,有些人“脱离死亡而进入生命”,全体会众都深受感动。

八、她复兴的高潮

  “礼拜三早晨,大家都到伯特铎夫。在去的路上,凡是觉得与别人有隔阂的,都重新联合起来。当唱第一首诗歌时,有一个邪恶的人被大能所感,知罪悔改。当介绍所有交通的人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心都受感动。等到唱诗的时候,人很难分辨是唱诗多,或是哀哭多。好几位弟兄祷告,特别说到,他们是从被束缚之地放逐出来的,并不知道当怎样行,渴望得蒙保守脱离分裂和宗派,而求主把祂教会真实的性质启示给他们,好使他们无玷污的行在祂面前,不至单独,反能结果。我们求主使我们不作一件事,违反我们与祂所立的忠诚之约,下犯任何微小的罪,顶撞祂爱的律法。我们求主,用祂恩典拯救的大能保守我们,不让我们一个人离弃我们得救的根据(宝血和十字架)而靠自己和自己的功德。在吃主的晚餐时,我们的心立刻俯伏,而后被举起。等我们回家以后,每一个人都被带领脱离自己,从那一天起,所有的日子,都活在极大的安静和平安里,并且学习相爱。”

  在这次擘饼聚会中,弟兄们大大受到圣灵的浇灌。在他们中间一个历史学家记着说:“一七二七年八月十三日,真是一个圣灵大浇灌的日子。我们看见了神的圣手,和祂的奇妙。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都在我们列祖受灵浸的云下受了浸,有大神迹奇事显在我们中间。从那时起,差不多没有一天在我们中间看不见神伟大的工作。众人都如饥如渴爱慕主的道,甚至每天聚会三次,早晨五点一次,七点三十分一次,晚上九点又一次。个个人不羡慕别的,只要求圣灵能用全权管理他们。……恩典如同人不能抗拒的洪流一般,把我们全卷入神爱的大海洋里。”

  森辛道夫称这一天为“圣灵浇灌在会众身上的日子。”他说:“主耶稣赐下圣灵来到我们中间,是我们从前所未曾经历,也不知道的。”“以前我们曾作人的领袖和帮助者,但现在圣灵自己完全得着了主权,管理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

  在这次参加擘饼的人中,有一些是儿童。有一个人写着说:“我不能形容在主的守护所那些儿童被圣灵大大复兴的情形,只能说神真是很奇妙的用祂的灵,正在全会众聚集擘饼的时候浇灌了他们。圣灵如风一般的充满了他们,并无老幼之分。在每一个地方,有时是晚上在田野里,都听见人在祈求神赦免他们的罪,并得着他们。恩典的圣灵实在是浇灌下来了。”

  在这一七二七年八月十三日一次擘饼聚会中,所经过的情形,的确是在场的人都不懂如何形容的。他们那聚会的地方“简直不晓得自己仍旧在地上,或者已经到天上去了。”森辛道夫多年以后对英国的一些会众作见证说:“我们需要一种爱主、亲近主的心情来开始这擘饼聚会。记得几十年前的一次擘饼,曾成了一个盛筵。这个记忆仍叫我们感到十分欣慰。二十七年前的今天,主的守护所的会众聚集在伯特铎夫聚会所擘饼的时候,个个都不满意自己的情形,抛弃了彼此论断的事,因为他们都受了责备,看见自己在神面前的亏欠。他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在这擘饼聚会中,是面对面地看见了主耶稣尊贵的面容。他们都成了伤心的人,都在忧伤所包围的情景中。但他们的里面告诉他们,主是他们的栽培者、是他们的祭司,祂要立刻使忧伤泪变为喜乐油、使痛悔变成欢欣。这个坚定的信心,一时之间使他们变成快乐的人,直到如今。并且从那时起,他们因那一次所得的属天的恩赐,曾带领许多人,也分享了这种快乐。这种记忆,和他们所给人的这种帮助,曾千百次的更坚固了他们所得着的。”

  有一个人说:“森辛道夫把这奇妙的事,给我们很深刻、很活泼地描述出来了。是的,当时在场的各人忽然都被包围在亲近基督的心灵里。同时那个能力一直波动,甚至有两个人在六十里以外作工,虽然一点不晓得有那样的聚会,也同时深深地感觉到同样的祝福。”

九、她复兴后的情形

  参加那次聚会的,都是一些平常人,谁知日后从这得了奇妙祝福的会众中间,兴起了牧者和教师,去外国布道的人,以及长老、执事。诚然他们以前在认识基督的经历上都是平凡的,可是从他们以后的情形来说,他们都是基督重用的仆人。

  此后弟兄们常常到附近的地方,去与其它的基督徒有交通,并带领所有愿意来的人认识基督。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因为作这种工而被关到监狱中,他们却大大的喜乐,因配为祂的缘故受苦。

  那时他们若听说,在他们附近一个村子上的人愿意到他们这里来,在复兴里有分,他们就在爱和谦卑里,把他们的教训告诉他们。

  那些日子真是主的守护所会众享受属天福气的日子,大家都忘记了自己和属世暂时的一切事情,都渴望与他们的主耶稣同住天上,得享永福。

  他们的日记给我们看见,此后有四年之久,他们常有深受圣灵感动的特别经历。特别是他们聚集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

  有一件事使他们的交通有奇妙的能力,就是他们强烈地联合着,并个别的将自己献给那用祂自己的血,将他们买回来的主耶稣,并为祂活着。他们彼此改正,大家愿意承认并离弃罪恶的事,都是从他们对于活的基督的信心而来的。藉着基督,他们“在他们里面得着神的平安和脱离罪的能力。”这个信心使他们天天承认自己乃是一个可怜的罪人,蒙了祂恩典的拯救。这个信心藉着每天在道理、诗歌、和祷告上所有的交通,得蒙培植并加强,就成为他们生命的粮食。这个信心用喜乐充满他们里面,使他们的心在极大的困难中仍然快乐,确实相信那为他们受死的羔羊,现在仍然每时每刻爱护、拯救、并保守他们。祂能征服最刚硬的心,并愿祝福最下流的罪人。从圣灵浇灌的那天起,一直到第一次打发人出去布道的时候,将近五年的时间,他们就在这个灵里聚集在一起,敬拜神的儿子,把自己奉献给祂,并等候祂将祂所要求于祂教会的事,给他们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准备,好出去为他的主作工,或作他的主所指示的事。

  他们把事奉神看为最重要的事,他们认为认识并遵行神的旨意,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而行,乃是首要的大事,其它的事都是次要的。为着这个缘故,他们都愿意接受那些被安排来照管他们之人的照顾和改正。他们按照字面而相信“天天彼此相劝”(来 3:13)的命令。当他们一犯罪,无论是否有意的都愿意认罪悔改,并且他们就彼此帮助、互相倚赖、互相服从。他们的交通使他们刚强有力。最高的管理人,也请求他的弟兄们,把他们所看见的错误告诉他,并且愿意承认最小的错处。那彼此顺服的灵,就是圣经中多次题到的,带来了丰富的祝福,使他们整个的生命成为圣洁,并刚强有力。

  在圣灵大能工作的时候,他们从他学得三个大的原则:(一)教会存留在地上只是为着扩展主国度的事工上有份;(二)每一个肢体必须受训在扩展主国度的事上有分;(三)个人对基督之爱的经历,是使人适合于这事的能力。对于这些原则,弟兄们一直是忠实的。

十、她的祷告守望台

  自八月十三日,那个特别蒙福的时候,就是神把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在主的守护所会众身上以后,有些弟兄姊妹想,最好定规出一个时间专一祷告,藉此可以叫人记得,他怎样许愿,要热切祷告,把全心献给主的事,因而得着其中的好处。

  他们又想到利未记第六章十二至十三节说,旧约时代在祭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那么,无论在那里有人聚集,他们这些会众就是永生神的圣殿,那里就有神的祭坛和圣火,圣徒的祈祷就应当不断地在那里升到神面前。

  在八月二十二日,日记中记着说:“今天我们想,我们的教会一面仍旧是那样幼稚,一面又有撒但这个大仇敌,所以非常需要保守我们自己(教会),而抵挡那昼夜不打盹的仇敌,并且需要有不断的守望祷告,以抵挡它。所以我们决定燃起自愿的祈求之祭,使他昼夜烧着。我们现在将这事交给神,仰望祂在弟兄们里面作工。到二十六日,这个计划就实行了,有二十四位弟兄,和二十四位姊妹,定规要轮流地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花一个钟头的时间,将围绕在他们四围的需要和事工,都带到神面前。愿意作这样祷告服事的人,很快的加增到七十七位。但是在主的守护所,我们愿意将每件事都交给神的恩典,使人自愿,而不愿意强迫人作任何事,所以我们定规假如有人因着灵里贫穷,或是因着特别事故,祷告不能用尽一个钟头,也可以用属灵的诗歌代替,来赞美神,这样就可以为着自己和一切的信徒,把赞美和祷告的祭献给神。这些守望祷告的人,每周聚集一次,把远近各地关于个人、聚会、或国家的消息,交通一下,使他们可以为着所得着的答允献上赞美,或者使他们更有信心,更加切实的祷告。”

  不只大人这样祷告,连那些得着复兴的儿童,也为他们自己定了一个同样的计划,每一个人都小心翼翼地记着给他们指定的时间。八月二十六日晚上,举行了一次儿童大蒙祝福的聚会。二十九日那一天,从晚上十点起,一直到早晨七点,真是感动人的一段时间。因为从主的守护所和伯特铎夫来的女孩子们,用这九个钟头的工夫在守望堡祷告、唱诗、哭泣、敬拜神。同时男孩子们也在另一个地方热切祷告。在那时,祈祷和恳求的灵浇灌在这些孩子们身上,那种能力实非文字言语所能描写得完全。

  他们的祷告时常带领人为主而活。藉着他们的祷告,他们点着了要把基督的救恩传遍异教各国的烈火。

  他们为要日夜不断地献上祈求之祭,所举行的守望祷告,证明他们如何晓得天上的第一个定律,就是祝福和能力的多少,乃是根据于祷告的多少。他们看见那在宝座上的羔羊,就极其欢喜,深信祂必要充满他们所大大张开的口和心。

十一、她的布道工作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有些弟兄们继续不断地出去到远近地方传讲基督的爱。他们的思想中充满神所祝福的事。森辛道夫与世界各地都有交通。有所听闻,就转告弟兄们。一七二八年二月十日,在聚会中,“他特别讲到远处的地方如土耳其、摩洛哥、和格陵兰。对于格陵兰,他说以人来看,是不可能进入的,但是他相信,主会赐给我们弟兄们恩典和能力,使他们去到这些地方。在那天的聚会中,我们深受圣灵的感动。”

  此后的四年,复兴一直继续。长老们留心看守,照着个人的需要及所有作了的忠心带领,弟兄相爱的灵给绝对地维持,以至能不断地守望祷告,而亦有弟兄带着所听见的消息出去到远近各处,使弟兄们的聚会成为得大喜乐和蒙福的管道。这些都是即要开始的布道工作前的准备。

  布道工作是这样开始的:一七三一年,森辛道夫到哥本哈根(Copenhagen)去参加丹麦王的加冕典礼。那里的一位贵族有一个从西印度群岛(Westlndies)来的奴隶,名叫安顿(Anton)。从他那里,森辛道夫得知西印度群岛,特别是丹属圣多马(St.Thomas)岛上奴隶的情形。他又遇见两位因丹麦人伊及德(Egede)布道而悔改的格陵兰人。等他回来后,他述说他如何遇见这些异邦人,就引起弟兄们的深切注意。有两位弟兄大受感动。那天晚上,当唱诗班经过他的住处,森辛道夫告诉一位朋友说,他相信去西印度群岛和格陵兰布道的人,要从这些弟兄们中间找到。那时候,他们唱诗班的人就受到激励,而献上自己。当这事被人知道后,另外又有两位前来,要到格陵兰去。那奴隶安顿来访问一次,使他们的印象更深。他述说那里的奴隶所受的痛苦,也就是他们所将要受的,使他们更加火热。假如他们无法进到殖民地那里,去教导那些奴隶,他们准备出卖自己作奴隶,好接近那些贫穷的外邦灵魂。

  不到一年后,在一七三二年八月,头两位出外布道的人就出发了。他们被差出作工所受的指导,都包括在这一句话里:在凡事上寻求并受圣灵的引导。他们是步行着出去的,除了袋中几文钱以外,甚么都不带,但是他们在对神与及神必看顾的信心上,却是刚强的。次年另有两位出发到格陵兰去。一七三四年又有十八位到圣克芦斯(SantaCruz)。后一年,又有十二位以上,藉着移民或工业上的工作,去帮助黑人。虽然他们这种举动,曾牺牲许多宝贵的生命,而未得成功,但是弟兄们并不因此气馁,反而当有死亡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们总是唱那篇流泪撒种的诗篇。结果,他们从死的种子,收割丰富的禾稼。

  在他们得着圣灵浇灌以后三十年内,他们把主的救恩,不但传遍欧洲各国,也传到美国南北,甚至传到亚洲和非洲许多拜偶像的民族中。

  有人见证说:“自从我们与文化幼稚的人接触,到现在才过了一世纪。在这期间,我们曾往世界各国各地去作工,把基督的国度扩张到许多外邦野地……使那些幽暗之地得着喜乐之光。我们在布道人足迹罕到,遥远的旷畴里,栽种了主香甜的葡萄园。哦!我们看见所成就的如何伟大!如何广阔!……注意他们所表显的爱心,听到那些悔改野人的敬虔见证,我们谁不希望那使他们作出这样奇妙工作的能力,也显在我们身上?”

  按照人数的比例说,莫拉维亚的教会所支持、所打发出去的人,和她所供给的财力以及她所拯救的人,都远比任何教会为多(确实数字,见前面引言)。为何这个小小(最小)的教会,会比那些比她更年长,更大的教会作得更多呢?这是因为在所有的教会中,只有她要实际的实行这个至大的真理:就是教会在地上存在的目的,乃是要把基督受死所要拯救的人带来归祂。只有她要教导并训练她所有的人,都以此为他们对于这位爱他们之主的第一个义务,就是牺牲他们的性命,使人认识祂。

十二、她的影响

  那一时代的一位旅行家,作了这样惊人的见证说:“在我一切的旅行中,我只看见三件东西,是超乎我意料之外的,就是海洋、森辛道夫,并主所守护的会众。”一七二七年的大复兴在能力和幅员上不断地继续增长了一世纪多,主的守护所诚然作了建造在山上的一座属灵的城,在众人跟前显露出来。从欧洲各地各方有人去到她那里,有的要得救恩,有的要得圣灵的浇灌。从她那里得着帮助,而发生最大的影响的,是十八世纪英国的大布道家,卫斯理约翰(John Wesl)。

  在一七三六年秋天,卫斯理约翰和他兄弟卫斯理查理(Charles Wesley),乘船去美国传道。那时,他们是英国圣公会的教士。有些往美国去居住的莫拉维亚的弟兄们,和他们的眷属,也在那个船上。卫斯理约翰看见他们生命路上的庄重,看见他们殷勤、谦和,不断地甘心为别的客人,作英国人所不肖为的奴隶式的工作,而不要工价,就大受感动。船到中途,遇见狂风大浪,有破沉的危险。船上的乘客都惊惧呼喊,但卫斯理约翰看见那些从德国来的莫拉维亚的弟兄们,和他们的妇女小孩,都在那里安然唱诗,就更受感动,登陆以后,他就去那些弟兄们中间的一位监督,司潘金伯(A.G.Spangenberg)那里,请问因信得救的事。这使他看见,自己虽然到美国,是要使印第安人悔改得救,但自己还没有得救经历,和得救的凭据。所以在他回到英国,遇见一位英国传道的莫拉维亚的弟兄,博勒彼得(Peter Boehler)后,他和他兄弟查理就在博勒彼得的带领下,弄清楚信而得救的事,并且得着得救的凭据。此后他更也亲自到德国主的守护所,去接受灵的造就,从那里得着更丰富的祝福。在他的日记里记着说:“我本愿在这里过一生,可是我的主却召我到他葡萄园的另一部分去作工。”因着他在那里所得着的祝福,他回到英国就成为神的一个荣耀的器皿,满有属灵的能力,在十八世纪里,使英国在主的福音上,得着了空前的复兴,其影响所及,是今世的人所难以估计的。

  不但卫斯理两兄弟从莫拉维亚的弟兄们得着属灵的帮助,就是当日的大布道家怀特腓乔治(George Whitefield),和牛津大学出身的一些为主用的人,也都从他们受到属灵的带领和影响。

  那位到印度开荒布道的克理威廉(William Carey)在往国外布道的事上,也是受到莫拉维亚弟兄们不少的感动。他在一次聚会中,把几本莫拉维亚的弟兄们所出的刊物放在台子上,以他们的经历劝勉他的弟兄们。他的同工华达威廉(WilliamWard)因着这几本刊物,受了很深的感动说:“多谢你们莫拉维亚的弟兄们!你们帮助了我。假如我作一个国外布道人,会有一根稻草的价值,我也要在我们主耶稣的脚前,归功于你们。”

  基督的教会从莫拉维亚的弟兄所得着的帮助,和所受到的影响,是超过一般人所知道的,需要永世来向我们完全说出。

  莫拉维亚的弟兄们得着复兴,就写出许多属灵的诗歌,多是赞美基督,称颂祂的神性,宣扬祂的美德和工作,其中好些足以后教会所用的最优美的颂赞诗。那些诗歌,大部分是森辛道夫受到灵感而写的。他是那一时代最有名的圣诗家,被人称作德国圣诗王子。

  森辛道夫临终的时候,夸胜的对他的家人和朋友说:“我要到我的主耶稣那里去。我已经豫备好了,现在没有甚么阻挡我。我说不出我是多么爱你们。谁知道基督那‘使他们合而为一’的祷告,能这样奇妙的应验在我们中间呢?我只求主在外邦人中给我初熟的果子。谁知主已经给了我几千!我们不像已经在天上了么?我们不是在一起生活,像天使一样么?主和祂的仆人都彼此了解,彼此明白。我豫备好了。”

  过了几点钟,当他的女婿宣读旧约中的祝福说:“愿主赐福给你、保护你;愿主使祂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主向你仰脸,赐你平安”以后,这位神所亲爱的人便离开身体,去到幔子那边,与主同在了。

  有四千多人从荷兰、英国、爱尔兰、北美、格陵兰等,各处弟兄们中间来的传道人,他们把他送到在守望堡的安歇地里的安歇床上。在他的墓碑上写着说:“在这里躺着的,是一个属神不朽之人的残余。他名叫尼古拉利未,是森辛道夫(地名)和帕丁铎夫(地名)的伯爵和地主。他因着神的恩典,和自己不懈怠的事奉,使平凡的弟兄们在十八世纪变成一个新的教会。他于一七零零年五月二十六日,生在端斯登( Dresden,另译德勒斯堡),一七六零年五月九日,森辛道夫在主的守护所进入他救主的喜乐里。他被主指定去结果子,并且使他的果子长存。”

  读者如欲多知道有关莫拉维亚教会的见证,可参阅“When the Spirit Came”,by John Greenfeld(葛林腓),中文译本《当圣灵降临》,由橄榄出版社出版。

 

附录一 论耶路撒冷的教会

  耶路撒冷教会的地位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后不久就开始出现衰退,这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事。他原来应该去广传福音与及藉神的话语去服事和喂养各地初生如婴孩般的众教会,在这两项事工上担当重要的角色。耶路撒冷教会原来是充满属灵生命力,正如路加所形容“得众民的喜爱”(徒 2:47)。可惜不到三十年,居然被描述为大部份的人是“为律法热心”(徒 21:20)。再过十年,当教会被迫逃亡之先,实际上已经失去了重要的属灵能力。是什么理由造成这种可悲的崩溃呢?盼望藉着这三章篇幅来探讨耶路撒冷教会失败的三大困局。

第一章 统一划一化的危机(The Danger of Uniformity)

  (译注:划一化的统一或是单一化是指外形式和做法上的统一,这和灵里生命的合一(Unity)不可混为一谈)

  早期耶路撒冷会众的组成,特别是适应将来在广泛的同情下把福音广传自列邦的。因着五旬节各地说希伯来语的犹太人、希腊语的犹太人以及那些出生是外邦人却入了犹太教的人都聚集至耶路撒冷。毫无疑问,当圣灵倾倒下来的时候,这些人都被带进教会的相交里去。有不少的人无论神拣选何种工作的方式,他们的心总是打开向着神的。我们清楚的看见司提反之死所带来的逼迫事,那些逃离耶路撒冷的门徒所做的一切(向犹太人和外邦人传广主耶稣)(使徒行传11:19-2l)。巴拿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一个有异象的人。当然也有一些坚守传统犹太教的人,他们对任何跟外邦人有瓜葛的事都抱怀疑态度。无可否认因着外邦人道德败坏以及犹太人尊重神的圣洁,我们难免会同情犹太人的忧虑,他们担心若不警醒,教会将会受到外邦人低下的道德所污染。可是对于这种忧虑的答案乃是圣灵的生命,“他们(包括外邦信徒)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徒 2:42)

  事实上,圣灵的生命和圣洁的生活是无法分割的。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果这还不是圣洁,那么重生到底是甚么呢?在早期耶路撒冷教会中,圣灵的生命乃是强大的合一力量和见证的来源,这并不是说教会就毫无瑕疵。亚拿尼亚和撒非喇假冒圣洁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这种装假也逃不过圣灵生命的要求,结果是“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徒 5:13)。基督在人身上显出的圣洁能保护教会免于世界和肉体的败坏。

  司提反殉道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信徒分散在各处。(使徒行传八章1节),但似乎此次逼迫的忿怒主要还是倾倒于这些非主流犹太正统背景的信徒身上,就是在教会中占大多数说希腊语的人,至于那群正统犹太的信徒就没有什么麻烦。像主的兄弟雅各后来就成了这一群人的领袖。他们持守犹太教古老的仪式,因此在犹太人当局中也居高位。耶路撒冷经过这一次的清除异己后,从教会生活的外表上看来是有了前所未有的划一化,可是这种外表的统一就逐渐取代了灵里更深的合一。

  地方教会其中最大的一个致命伤就是传统。他把教会的敬拜系统化,变成一套冰冷形式的礼仪。也许因为有些服从了主的祭司(徒 6:7)把他们对传统的忠贞带到教会来,但是传统并不一定需要继承过去。神的子民一但厌倦灵里不断的追求,而满足于对基督已有的认识时,他们就有极大的可能在教会里发展出一套传统。今日世界各地都有许多神认真的儿女,他们正如昔日的法利赛人般看重传统,却以为别人在传统里,只有他们才例外。在耶路撒冷,传统包括除了要有基督生命外也得加上一些必须遵守的礼仪,如此才可以相交。这外在的要求就会激发人对那些没有遵守这套礼仪的人生出一种优越感。

  当一个教会若安于划一化(Uniformity)的时候,他们就是处于可怕的属灵的难关中。一般来说,划一化就是把曾经是生命和祝福的态度和做法固定下来。我们是否也会特别强调教会生活中一些所谓“我们的做法”?我们会否认为特殊的神圣祝福临到是因为跪着或站着祈祷?是因为聚会的长或短?是因为我们已准备好了讲章、或是信靠圣灵、或其它?我们是否认为任何人做这些事情都是对的,而若做其它就是错呢?我们是否已经堕入了一个陷阱,认为跟我们想法一样的做法才能在灵里行事?相反地,我们会否认为对传统做法的效用提出质疑的人是不属灵呢?

  圣经里其中一个伟大的吊诡,就是一切事物都要被交于死地才会有属灵的生命。“一粒麦子”必须“落在地里死了”(约 12:24)才能结出许多子粒。这个原则适用于属灵生活的许多方面。当然更适用于地方教会的形式上!所有“根据圣经的做法”都必须经过十字架,就像神的儿子一样,否则,结果就像耶路撒冷一样,因相交断绝而灭亡。耶路撒冷的教会成了那些在属灵方面未经过死的圣经做法的牺牲品。在属灵生命的发展过程中,只要不越过圣经,不同的看法和做法的空间仍相当大的,我们只要审察往圣的生命,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教会的见证是生命而不是划一化。要集合一群看法和做法都一致的人是比较容易的,只要他忠于接受一定的属灵仪式,说一套属灵的术语,他就是“自己人”,否则,他就不是。这些事情,天然人无论他的属灵光景如何,固然可以明白并作出清楚的判断,就是甚至没有属灵生命的,也可以作出判断。然而一旦统一划一化代替了圣灵生命(多是无声无息地发生),任何原本想要保守教会纯洁的方法都将终结。耶路撒冷教会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用划一的律法代替,影响属灵生命的合一。

  地方教会划一律法的生活把属灵的生命连根斩除。这也是因为对圣经有了错误的理解。让我们郑重声明划一不需要一套清晰的“官方标准”。尽管聚会未必按着一套写下的章则进行,且让我们不致愚蠢到一个地步,认为因为教会没有规章册子规范所有的程序,所以一切事情都在灵里作成。无形的律法跟有形的仪文同样危险可怕,有时更甚于后者,因为他能在不知不觉间把我们变为传统的奴隶。

  耶路撒冷教会强行划一性的统一,讽刺的是尽管教会特意想用这来保住属灵的生命,结果却是压制了那个生命。教会所见证的是一套的形式多于见证基督,而最终连结果子的属灵生命也衰竭了。在不知不觉间,我们的心思改变了:从看重属灵的生命转到许多代表性的仪式上。举受浸和主的桌子为例。这两件事情都是主亲自交付的,所以,我们认为爱主的人都应该遵守。然而我们能等同地说凡守住这两件事的人都爱主吗?许多人的答案是否定的,但是,我们实际上真的持这样的看法吗?“某某人重生了吗?”“这个”然后我们会说“他已经受浸而且一直参加主桌子的聚会。”换句话说,“我们想他是重生了”。当一个人这样回话的时候,人的心思已经从看重主变为看重形式。这就是至终将主从宝座上挤下的第一步。我们可以热衷于遵行主的话,但是让我们牢记着基督的生命大于受浸,主自己大于祂的桌子。大多数法利赛人堕落明显是因为没有发现主大于祂所设立的仪式。耶路撒冷教会正重蹈法利赛人的覆辙。

  统一、划一是误解圣经所致的。法利赛人再一次难辞其咎,因为他们把圣经贬为一套冰冷的,法律性的规条,并且拒绝赐生命和自由的圣灵。不少人可以根据圣经谈及教会的模式,但是我们清楚知道圣经并没有记载教会的模式,没有好像造会幕和圣殿那样的蓝图。圣经不是一本规则的书,用来机械性地管我们每天生活的细节。它启示了神圣不朽的原则,唯有信从基督,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人才能把这些原则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上去,就好像保罗适切的提醒我们“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林后 3:6)。我们实在容易透过翻查圣经,找到一些先例帮助自己解决一些小问题,然后认定那就是必须遵行的律法。但是神的话是活泼的。圣经所发表的是那位活的基督。当我们让活道在我们里面留下基督的形象,主的恩惠就是要透过荣耀的自由的圣灵去模造我们的一举一动,好叫我们荣耀祂。

  在圣经里面,神给我们不少警告,但是很少有比起不结果的耶路撒冷教会更令人悲哀。耶城教会开始了基督的福音。这福音显明了升天的主满有恩惠和权能。教会属灵的生命被残存的传统蚕蚀,被划一化的墙壁窒碍,将神的儿女被关在外头,(墙内坐着优越的一群,但是有谁会想到要推倒这墙垣呢?)结果耶城教会就只不过成了第一个基督教的宗派。

第二章 一人独断的危机(The Danger of One ManRule)

  教会是主掌权的特定范围。保罗在以弗所书谈到这件事实的时候,做了很好的结论。“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以弗所书1:22-23)难怪几千年来最激烈的争战之一,就是撒旦想要把基督从祂子民当中的宝座上赶下来。我们不必怀疑神透过分别为圣的人带领教会的事实,在教会的交通中有其必要性,但是我们也必须记得“属灵的带领”和“人来掌权”只不过是一线之差。

  圣经清楚记载了管理地方教会的原则。属灵的带领跟方向都不应该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而是在一群长老身上。圣经并没有记载产生长老的任何方法,这跟新约启示的内容性质是完全一致的。它主要谈到神作事的原则,而不是建立组织的步骤。

  耶路撒冷教会起初似乎是由使徒们来管理,他们也顺理成章成为了起初基督徒会堂的管理层。后来,我们发现是一群长老带领教会,而使徒们就可抽身专注于不断扩展的福音工场。这对初期教会有重大的意义因那时是有恩赐的人直接行使徒的权力和职分,不像今日可以藉着神完全启示所写下的话语(圣经)。尽管事实是如此,当我们谈到早期使徒们的特殊情况,我们必须注意他们总是共同决定耶路撒冷教会的一切事务。新生命的灵是要与人交通分享的,这在教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应该随处可见。更重要的是教会的领袖必须有这样的品质,就像彼得所说的他们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彼前 5:3)。如果会众不能在公认为属灵的长老身上看见榜样,我们很难想像在真理刚起步的信徒身上能期盼有这种生命的表现。彼得清楚指出了教会和长老的关系(彼得前书5:1-4),他们是群羊的牧者,同时,他们也受一位“牧长”所管理。所以地方教会的管理并不是根据会众的概念,不是每一个人在凡事上都有权发言。教会不是讲民主,但也不是独裁统治。教会不能是一个人做主的地方,而是基督作主掌权。教会长老跟所有的会众都得向他跪拜。

  耶路撒冷教会随着由使徒带领过度到为长老带领后,我们发现有一人逐渐出头,最终就独掌大权,这就是主的兄弟雅各。起初雅各和众长老平起平坐,他不过是一个领头的人。他就是众长老的发言人或是主席。正如在使徒行传十五章所记载,当他们讨论割礼之事,他们是需要一位发言人,总不能要求所有的长老同声发言。但是雅各后来的地位不仅是一位发言人而已。本来他是众长老中的第一人,后来他就是这么简单明了地变成了独一的老大。在使徒行传中也能找出雅各地位改变的蛛丝马迹。最早提到耶路撒冷教会时只是说“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徒 11:1)。但是后来当彼得从监里得释放时,就特别提到雅各,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徒 12:17)。再以后,当保罗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读到“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徒 21:18)

  我们千万不要轻视雅各在耶路撒冷的服事;他的品格出众,眼光过人,凭着令人钦佩的恩典和智慧,他带领着会众经历一段相当艰难的日子。他的神圣品格是有历史评价证明的,在历史上他被称为“公正的雅各”。他是最佳的和平推动者,他总能看到争执双方的角度。但从他保持的立场也可显出他品格的高尚。他在耶路撒冷温和派的信徒和极端律法主义的信徒中间,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虽然还有小数叛逆份子,不过由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中对讨论割礼的结果可以看得出,整个教会还是对雅各忠心的。他所做的决定,圣经记载说“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意(或作认为美好)”(徒 15:22)。

  究竟雅各对着那些从耶路撒冷出去的犹太教师持什么的态度呢?他们给众教会带来混乱,又影响了彼得和巴拿巴的信心。(加拉太书2:11-13)。并且引起争论,使得保罗和巴拿巴要上耶路撒冷去(使徒行传15:1-2)。无论他们原来的使命是什么,这些人肯定是做得太过火了。耶路撒冷给众教会的信上讲论到他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惑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徒 15:24)我们不敢肯定这些人是脱离了教会自己行动或是受差谴传信息,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他们去加拉太和安提阿所传讲的,是未经耶路撒冷教会所核准的;他们也可能是自尊为教师的。然而在保罗给加拉太人的书信里,他清楚指出那些人是从雅各那里来的。(加 2:12)。所以我们可以推论,他们一定是雅各所信任的人。他们有意或无心之间滥用这一份信任,就在信徒当中惹起许多纷争。

  如果说这件事暴露了雅各在判断力上的一些弱点,是否太过了呢?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处事温和的人,他虽然对律法派采取一种容忍的态度,但是他并没有完全赞同他们的看法。同时,雅各也注意到极端主义和其支持者倾向暴力的危险。那些人能够摇动彼得和巴拿巴的心思,又可以造成很大的混乱的,肯定有很强的性格。我们得相信雅各或许没有完全了解这一点,又或是他知道这一点而且接受他们所带来的影响。

  另外一个做成问题的因素,就是雅各在耶路撒冷教会中主导的地位所带来的影响。那些从耶路撒冷出去的人常会狗仗人势,狐假虎威。这些雅各的密使,毫无疑问是有一股当权派的味道。雅各可能没有完全同意这些犹太教师所传的教导,但是因为他在两派中间的平衡作用。就使得这些人有理由相信雅各并不反对。当保罗提到这些教师对彼得的影响时,他特别指出彼得是担心幕后的雅各。因为雅各地位令人慑服。当彼得看到别人对雅各影响力的尊重,他也无力抗拒(加拉太书2:12-13)。雅各的性格所产生的影响远达到耶路撒冷教会以外之地方。

  我们这样说,绝不是要批评雅各。我们只是想要说明纵然有雅各这样杰出的品性,他到底还只是一个会犯错的人,跟所有人一样都有限制。他恩慈的个性使他天生就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这本身并没有错。他在多人中间有影响力也没有错。问题乃是他在教会中占到独霸的地位。这就使得他那种令人和睦的恩赐反倒成了一个陷阱。他这个弱点因着他的长处而被人忽略。他的影响力,在对的事上极为有效,但在错的事上也就遗害非浅。

  人谁无错,就是在属灵判断上也是如此。人性复杂,与生—俱来的偏见和潜意识里的自我中心,使得我们除非是无所不知,否则就不可能不犯错误。甚至使徒保罗也不敢认定他的判断力。所以他说“我想是受神的灵所感动了”,当然不但一个人可能会犯错误,就是一群长老也会犯错。但是一群长老乃是;神所设立来补足个人属灵上的不足。腓利被术士西门欺骗而替他施浸,可是藉着彼得的判断力来加以改正(使徒行传八章)。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份忠诚的反对。神就是用着一批顺服他自己的长老来扮演这个角色。最可悲的就是一个人到了一个地步,一个已经无法接接受其它敬畏神而有谦卑之灵的人所提出属灵上的查验。

  雅各似乎是就没有这样一类的反对。他仿佛是一个英明的独裁者,以老练的手法和智慧带领着会众。毫无疑问,他是大权在握一个慈爱而属灵的独裁者,这是充满了许多危险的。如果像大多数人一样,因受英雄崇拜以及独裁者的关爱而感动,世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去为他卖命。在这种情况下,将导致人们放弃了自己做决定的责任,什么事都只要听神和雅各就行了。这种危险对人的品格影响太大,并且会极远极远地影响到整个教会的生命。更悲惨的是这种慈爱的独裁者,时常会吸引许多跟随他。而这些跟随者又是崇尚权威多过慈爱。许多人可能因为独裁者的关爱而跟随他,可是他们却因着绝对的权威而变得要去操控别人。正如那些在加拉太书二章里所提的犹太教师一般。实在是令人惊讶,神的儿子拥有世上一切的权柄,他却从来不在门徒的身上施展。他对门徒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约 15:15)

  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取代主所设立的原则:那就是只有主在教会中可以居首位。祂可以透过一些牧人来管理和带领祂的群羊。一个人,无论他何等的圣洁,都不可能取代基督直接管治的地位。

  雅各的下场十分可悲,令人惨不忍睹。雅各的虔诚曾一度保护他脱离恶人的手,但结果他也被处死。耶路撒冷教会经历这个损失,受到损创,再找不到性格相若的人继任。只剩下神自己,所以耶路撒冷教会也就进入安息。

第三章 中央集权化的危机(The Danger of Centralization)

  耶路撒冷教会开始了今天所谓的“运动”。前两章我们主要讨论了在耶路撒冷当地的一些因素,现在我们希望特别讨讨论一下耶路撒冷教会以外的影响。

  首先我们必须先看一下一个地方教会跟其它地方教会的关系上所有的原则。新约圣经并没有明文规定每一个教会都是独立和自治,但是我们在圣经中也找不到任何先例或原则是允许一个人或一群人,在一些教会中行使权柄的。至于一个教会有权管理另一个教会,在神的话语中也是找不到的。圣经中所承认的有组织的单位就是地方教会。换句话说,圣经只承认这个管理权柄的范围。保罗的服事或许可以算是唯一的例外。但是保罗多次为自己使徒的职任辩护,正说明他之所以得到众教会的接纳并不因为他使徒的身份,而只是按他属灵的声誉和事奉来量度的。尽管这些发生在教会的初期,及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前,使徒所拥有的特殊地位是今日的人无法再拥有的。

  新约圣经中所形容的教会乃是信徒在工作和见证上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合一,也就是在这背景下,圣经才记载了教会管治和权柄的原则。如果我们真的接受在二、三个人中间基督居首位的事实,那么要接纳任何从外面而来的管理就是夺了主的权柄。

  使徒时代之后,有一段时间,一般都接受教会有独立性。即使在主教取代长老管治教会的时候,也没有人提出由主教监督许多教会的想法。教区的观念是以后才有的。早期主教的地位就像今天区会里的牧师。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在新约里仍然可以看见教会倾向一个紧密有组织的联盟。这种情况显示了人类与生俱来崇尚权力的结果。耶路撒冷教会对这种权力,特别感兴趣,他们一方面清楚说明一间教会管治另一间教会是不合宜的,但是另一方面又积极维持主导的地位,又管理着别的教会。

  在灵里彼此分享交通不应该受地域的限制,而且是极有价值。耶路撒冷教会虽然有些缺点,却有很丰富的经历。因为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日子,他们对主有亲密的认识。所以尽可能利用这些优点,向他们请教属灵的事是很自然也是应该的。基于这一点,保罗,巴拿巴跟众人就一同把割礼的问题带到耶路撒冷去。结果就召开了众所周知的耶路撒冷会议。耶路撒冷大多数的信徒对奉割礼都立场坚定,但是他们也很清楚,这批代表所来自的安提阿教会并没有把受割礼作为相交的条件。尽管他们也十分反对安提阿会众的立场,但是他们并没有想过要替别人立法。要是他们认为立法限制其它教会奉行割礼是职权所允许的,那么早在保罗和巴拿巴到耶城之前,他们必定多次讨论这个题目,割礼就已经成为全城的热门话题。事实上,耶路撒冷教会至少在理论上承认各教会的独立性。所以,那次会议的结果纯是建议性质而不是宣告律法。他的作用不在设定教会相交的条件,乃是鼓励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更容易交往。

  耶路撒冷会议结果的性质在保罗给哥林多人的第一封信里得到进一步证实。(林前十章)很明显的,如果保罗把耶城的决定看为律法,根本就不必再讨论这个问题,也不需提供一些跟那决定颇相反的意见。因为律法没有商量的余地。这个原则是很清楚的。众教会欢迎耶路撒冷教会的意见,同样欢迎保罗或是其它属灵人物的意见。只是最终仍是各教会自行决定有关的事情。保罗不认为奉行耶路撒冷的决定是他的职份,众教会也有同样的看法。他们跟主直接的关系主导一切的事。

  到此为止,这不过是整件事的一面而已。理论上,耶路撒冷教会的立场是清楚和正确的,但是教会的生命却因双重标准,这样惑人的矛盾而受到影响,在些明显有圣灵工作的外邦人身上有一套标准,在耶路撒冷的信徒的身上,除了在基督里的信心还加上割礼才是相交的条件,又是另一套标准。这里我们看见肉体和圣灵的争战。这争战不在信徒个人身上,乃是发生在教会的生命里。这是自大精神跟生命自由的灵在角力。前者要支配一切的人和事,后者藉着使人有生命和自由的圣灵,要使基督住在祂的民中间使他们连于主,只倚靠祂并向祂负责。

  当讲到耶路撒冷教会之事时,难免会感受到他们想要站在主导的地位以及表现出属灵上的自大。但是神不尊重这份妄想。耶路撒冷教会在祷告及广传真理的事上,日渐沦为一个旁观者的角色。无疑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参观者,但在广传真理上却没有多少积极的参与。我们也发现,耶路撒冷教会在不知不觉中想要把他们的一套作法加在别的教会身上而不顾灵里的自由。

  在新约里,耶路撒冷那份优越感是有迹可寻的。那次会议的建议所用的语言,尽管是明显合理地给众教会的纯一种纯建议,但是教会还是期望各地信徒加以遵守,而且不得异议。不错,众教会都乐于接受那封书,因为那是一个好的建议,而不是因为他来自耶路撒冷。当建议每一次都自动地被遵守,那就变成了命令。再者,教会要求保罗只是“记念穷人”代表什么呢?(加 2:10)。真正的穷人乃是耶路撒冷的信徒自己,当时耶城教会十分贫困,接受不少各地信徒慷慨的捐助。保罗接受教会的训诫,认为是互相负责的表现,因为恩和爱本来就是神子女的特征,但是耶路撒冷教会很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他们似乎认为各教会的捐助是理所当然的,就像犹太人普通都捐献给圣殿一样。

  那些犹太教师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促使保罗写信给加拉太人。他们来自耶路撒冷,至少有一部份是带着雅各的吩咐。(加 2:12)从他们所引起的混乱可见他们是带着权威而来。那些人的重要性究竟从哪里来的呢?即使我们相信他们是自任为使者,但结果并非如此,相反他们那份自傲肯定不是从别处得来,乃是来自“母会”。如果他们的工作带来了预期的果效,那肯定会强化母会的权威性。这是神的恩典没有让事情那样发展。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耶路撒冷教会极力尝试管治其它教会的信徒。这可能是出于一番好意,但是没有注意到这种做法把众教会带进中央集权的人为组织中,结果仍是致命的伤害。

  我们看过了耶路撒冷教会的态度。现在也需要来看看众教会的看法:前面说了一点,安提阿乐意接受那次会议的建议,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却没有把建议视为神谕。有这种健康的情况,完全是因为那些带信的使者,保罗、巴拿巴、犹大和西拉等人对神的看法有清楚的认识,而且为人谦卑,不因自傲而膨胀,也不会因为自己所属的教会而退缩。但是在加拉太,情况却截然不同。犹太教师倚靠自己的属灵权威和地位(如果有的话),有不少信徒都听他们。他们从雅各或耶路撒冷来的事实不但使他们高估自己,活像带着神的话语,更误导其它信徒尊崇他们,听他们错谬的信息。

  彼得是一恰当的例子。他的失败告诫我们,不管人的成熟度和属灵经历如何,当要去面对伪装成属神样式的那种人的权威时,也是会亏欠神,让神失望的。在他一生之中,最深刻的属灵经历也许是看见“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缒在地上。”(徒 10:11)。后来,彼得明白了教会的启示。对于神给他的异象,他初时拒绝,最终也接受了。那肯定是神的声音。就是耶路撒冷的弟兄们,当彼得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也只得相信。“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徒 11:18)这些宝贵的,神给的教训,彼得竟一下子忘记得一干二净。虽然那些犹太教师肯定没有他的经历和成熟度。但是他们来自雅各和耶路撒冷。这件事比一切都重要,彼得害怕雅各和耶路撒冷过于神。(加 2:12)这证明了我们不期然倾向用耶路撒冷代替了耶路撒冷的神。如果彼得因为错误地顺从“母会”而导致失去属灵的判断力,那么很难想像一般信徒会怎样?他们很快就像彼得一样,被权威吓退。保罗公开责备彼得。(加 2:11)保罗不是制造麻烦。他对耶路撒冷的弟兄们是尊敬的,但对神的尊敬就更大。

  耶路撒冷教会的事情是一个很严肃的警告,指出了中央集权和权威主义(centralization and authoritarianism)的危险。两者最终要跟基督的权柄角力,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乐意住在祂民中间。基督是神和人的中保。在世界上,神赐权柄给教会,能在世上代表他自己。但是神从来不许一个人或一群人在教会中来代表神,没有人或集体有权向教会传达神自己,因为基督是亲自住在教会中间的。

  神在怜悯中,早早阻止了将众教会集中在人的一套权柄之下。于是耶路撒冷被放在一旁,在使徒时代,没有任何迹象或任何野心倾向显示安提阿会接续耶路撒冷成为尊荣的中心,也不见他们有这种野心。我们只看见圣灵从安提阿再开始,给与安提阿教会他自己的影响力,鼓励信徒把福音传遍世界各地。

 

第十九章 见证的火炬

  我们看见的这些教会属灵运动的历史,仅是圣灵在历世历代中所做的新约见证的一小部分。只有在永世里,我们才有可能完全看见神在信徒身上所成就的一切。因为这些见证对于世俗化的教会属灵的无能是一个明显的控告,所以组织化的教会就想尽方法对这些见证进行抹黑甚至扼杀。那么圣灵在以往的岁月里所有的这些作为对主在今日二十世纪的子民主态度和服事上,有什么关联呢?

  教会是一个复杂异常的题目,当代对教会一词各种的诠释更是令人迷惘。幸好圣经并不迷糊,有关教会的一些令人不知所措的地方,并不是因为人们不能明白圣经,乃是在于不知如何把神所说的应用到一般基督教的圈子里。如果我们将基督教世界所有那些异常发展的现象撇在一边不看,单单以神的话语来开始,并且定意遵循,那么今天许多的教会问题是否就不一样了呢?“当然会不同”,这可能是我们的回答。“但是我们却不能这样做。我们不能把目前所有的一切都放在一边,我们只能接受现状,并从这里开始。”这岂不是整个问题的中心吗?纵然我们不能忽视组织化的基督教一片混乱的事实,但是当我们寻找基督心意时,我们岂能以堕落的人那扭曲受限的真理为起点呢?如果说教会的历史可以教导我们任何事的话,那就是,无论是个人或是聚会的见证,如果能够荣耀神,那个见证就必须是建立在他的话语上。所有属灵的祝福都是由此开始并且往前,绝非尝试把某一些圣经的教训来适应一套现存的宗教系统,并需毫无条件、心甘情愿地尊重神的话语。

  这亦是许多基督徒心思失败的真正原因。今日大部分基督教的服事,完全接受组织化的教会就是教会这一观点,人们普通认为,教会就是一个传讲福音的地方,并且时常需要从新注入活力。对于是否按着神的话语来建立教会,则很少人会关注,大部分的人只对复兴感兴趣,所以传讲救赎就成了终极的目的,然而全部福音的信息,不仅包括个人的得救,也包括信徒与教会的关系以及神的旨意,遗憾的是,这点却被忽略了。我们切不可因为在我们四周都是一些挂着基督徒招牌而在属灵上软弱失败的人,而就认为传讲个人救赎已无必要。我们同样亦不可以因为在属灵上有许多软弱失败的基督教组织的存在,而认为没有传讲教会真理的必要。我们持这种看法的理由是,既然已经有了教会,所以福音中关于教会的部份就不再需要了,然而事实往往可能就是,这些教会只是名存实亡的组织。我们如果注意到保罗是传讲全备福音的,注意到他说他是传讲福音和教会(西1:23-25),那么我们就会知道他绝对不会贬低个人蒙救成为神旨意的基础这方面的重要性,他知道神旨意的成全乃是在教会。如果忘记了教会,我们就只传了一半福音。如果说教会这个名词时常被误用的话,那么复兴也是一个常常被滥用的名称。在旧约圣经中,复兴仅指当人对主的委身热心渐渐冷淡以后的恢复。而今日的复兴一般是指多人接受福音,从死亡之中得到属灵的生命。在新约圣经中并没有现代复兴的观念。圣灵在五旬节所做奇妙的工作,那是完全不同的性质,使徒行传中的经历相当于旧约时代圣灵的浇灌。如果把在会堂制度中的犹太人与外邦人他们特殊的属灵经历及后来世代人们得救的经历中间划上一个等号,那是不合宜的。我们在一开始时就说过,那些虔诚的人,他们全心全意依靠并且委身于神,静静地等候弥赛亚的来临,并且欢欢喜喜地接受那一位被盼望的成全者基督,这种信心的经历全然不同于一个曾与神为仇敌的人,现在却与神和好的经历。加略山的历史事件发生之前后,十字架的功效也一直没有改变。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信心使得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成为真实,因而我们得以称义。而五旬节的复兴乃是教会的建立。在新约圣经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已经存在的教会中有那种复兴。我们并不是要贬低神在属灵上使人觉醒的重要性。为着每一次真实的触摸复兴,我们感谢神,我们祈祷能有更多这样的复兴。可是在圣经中,我们似乎看见这些是次要的,神主要的目的乃是呼召人,期望他们在教会复兴中也许能对神旨意的执行有一些重要的贡献,但是复兴本身并不能成全神的设计。

  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与旧约时代希西家和约西亚所带来的复兴有关。为甚么先知以赛亚和耶利米在这两段时期的服事之时,对这样伟大的复兴仿佛是视若无睹?岂不是因为先知心中所关注的乃是神的旨意能继续藉着余民为弥赛亚的启示而预备吗?神的计划清清楚楚地摆在这里。复兴虽然是件荣耀无比的事情,但是它好像只是一个括号。在神圣的计划中,能否对神永远的旨意有所贡献,这仍然是其最终价值的衡量尺度。

  从教会属灵的运动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所提及的重点,现代的宣教问题也再一次使我们确知,尽管在世界各地有许多的教会被兴建起来,然而这些教会却均没有生育能力,藉着传讲福音或是大复兴运动所产生,却是一个不能得人的机构。救赎若不与教会结合,属灵的果子就永远不能结出。

  我们看到,卫斯理和怀特腓时代的大复兴,主要是为十九世纪基督徒团契和聚会能恢复到圣经的立场上而预备的。神藉着这两位仆人进行有价值的服事。但是没有一个人的服事能在他们自己之间得以完全,所有不同的服事其实都是掌握在神手中。只有藉着别人的服事来互相效力,这种服事才能得以在教会中得到完全的表现。人们总是比较容易接纳传讲福音的恩赐,但是对于做教师的恩赐就较难以接受。在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这一点上,很少有人持不同的看法,可是当我们教导神的话语之时,就难免会摸到人们心中深处的偏见以及人们对着传统(基督以外的遗传)的忠贞,所以我们宁可专注传扬福音的工作,却忽视了教会的建造,然而这样就会使教会无法得以彰显。我们有多少人学会在基督里不受冒犯呢?

  传扬福音或是复兴都必须在教会中才能得以完全,教会必须建立在活的话语、即基督之上,所以我们绝对不可允许以组织化的教会来取代圣经中清楚的教导。

  既然我们不能接受或是忽视这些现象,那么我们对此应持何种态度呢?没有甚么情况是神的话语中所没有的。使徒保罗在为其信仰殉道之前,就已经看到基督徒衰退的光景。在他的最后一封书信中,保罗就针对这些问题给一位年轻的神的仆人提出过一些建议。提摩太对于他那个时代的情形所产生的迷惘与我们今日神的许多子民的情形一样,因此保罗所写的提摩太后书对于现今的世代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总而言之,保罗的全部信息包括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九至二十二节,首先他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祂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19节)。衰退和迷惑处处皆是,但是主知道祂自己的子民,主自己的子民也认识祂。主的子民认识主的特征就是他们愿意顺服主,过一个远离不义的生活。这就是神与每一个属神的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也是每一个个人对祂所要负的责任。

  保罗转到面对所谓的基督教结构这些令人迷惘的景象。他是以一个大户人家有贵重的器皿,也有无价值的器皿(第20节)来形容这种情景的,这种混杂的光景就是教会的光景。保罗似乎暗示这样的混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是否因此就认命了呢?接下去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无论甚么人来解释“自洁”这节圣经,他都必须站在任何教会或组织之外来单独面对神。只有这样,他才能回到他属灵重生的地位,单单知道自己是在基督里活着,而重新寻回自己在神圣的大家庭中的关系。当他独自站立成了自由的人之时,也就是一个有用的人之日。

  在这样的光景之下,他最终的责任是甚么呢?“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使徒这样地告诉我们,我们要从每一个个人与基督的关系中进入到教会的立场,在那里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他们中间。在如何来辨认神的子民这点上,这里没有作出详细的说明。保罗只是说“清心祷告主的人”,因此辨别其它的信徒是否真诚的任务就只能留给信徒自己了。保罗另一处提到“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罗 8:16),我们很难跟一个没有重生的人解释清楚神的儿女怎样能够认出其它的信徒,但是圣灵的印证是可靠的引导。人有时会对见证模糊不清,或是犯判断错误,但是只要依靠圣灵印证的引导,信徒与任何人的相交就不再是一个难题。只有当我们想用一些问题来满足我们的大脑之时,我们才会感到困难重重。教会有四个特点,他们均与大脑无关,而是和心灵有关,那就是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四方面都一直有增长的空间。增长带出知识,一个人必须先在心灵里与基督建立关系,然后再用他的大脑来追求属灵的成熟,这点十分重要。公义乃是一个人重生以后第一个结果,有了基督的本性,自然就会有基督的品格。信德乃是完全地依靠神顺服基督,这样圣灵方能工作。爱就是圣灵的生命从我们内心流露出来。和平(平安)乃是我们知道主在我们中间而获得的满足。

  这些就是教会的基本元素,只有具备了这些,神的子民和神的旨意才可由此发展。这是生命的元素,生命是能够产生生命的,自由则是使之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使教会失去生育能力的罪魁祸首就是基督教的组织。只有当圣灵的能力突破了宗派组织的辖制时,教会才能再一次重显原有的能力和权柄。

  教会的见证不应只是消极的反应,而应该是积极的工作。毫无疑问,见证是具有反应的一面,好像基督的公义对敬虔的世界是会有反应一样。但是从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2节我们可以看到,分别为圣的教会主要是为真理做见证,而不是为反对错误做见证。它乃是为凡由圣灵而生进入基督家庭之中合而为一的信徒,又以主居其中为元首,众人一同成长,并为这种教会相交的真理而见证。教会就在这样一个积极的立场上聚会,不能加添甚么,也不能减少甚么。但是这包括了牺牲,即必须背起一个被人误会、蒙羞辱、被称为分离主义等等的十架。每一个属灵的运动都是由牺牲而开始,这是历史上另一个教训。

  真正的教会一直是在持续的属灵挣扎中寻求生存。保罗劝勉提摩太“要听从那纯正话语的规模”(提后 1:13)。我们若不持守教会相交,圣灵就必定会从我们指缝中滑脱。这是最受猛烈攻击的一件事,我们常常因此问题容易与组织化的基督教进行妥协。这也是很容易落到组织中期盼能自保所曾得着的,也很有可能因为只强调真理的一部分而限制了成长,从而自成派系。在刚才所提及的任何一项试探上让步,就会导致衰退,进而限制了发展,以致丧失属灵的能力。历史就是这样清晰地将这样一幅图画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先是具有属灵的能力,后来则渐渐衰退,但是在衰退期间,神不断地呼召一批一批的余民出来。今日的宗派大多是昨日的教会,他们都曾经高举过见证的火炬,然而后来却停留在自满自足里而裹步不前。于是,见证的火炬就会被其它人所秉持并且会一直燃烧到主自己回来的时候。因此教会并不是组织上的延续,她的延续乃是,每当主的子民在主的名下聚集之时,属灵的生命就显示出来了。

  跟当时新约时代一样,神的命定在今日仍是要祂的子民坚守与祂的关系这个简单的立场而聚集。我们如果盼望能持守着见证的火炬,我们就需要对各样的试探有更进一步的探讨。在我们所看过神的工作中,时常是有一两个人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是神工作的秩序,神总是根据祂所赐的恩赐,用人来为主做工。但是每一个运动都大过任何一个人的工作。事后再回过头来观看这一切就十分容易明白的,但在现实中并不是如此简单,正像很多人口里声称自己是因信而活,其实却是依照眼见为实而行一样。围绕在一个人的身边远比围绕在主的身旁要容易得多。当神在教会中找到一个合乎主用的器皿时,正是教会面对试探之日。世界和组织的宗教对此亦会落井下石,他们称呼这个是跟随百基拉(Phscillian)的,那个是跟随威克里夫的,或是跟随海顿(Haldane)的,就是不说是跟随基督的。保罗写哥林多前书之时,教会就是正在因分门别派而争吵得几成瘫痪。

  当一个聚会要站立在圣经立场之时,另一个潜在的危机就是,尽管聚会自己不愿意被列为派别或宗派,可是却容许被推入其中。“独占主义(关闭主义)”在神真正的儿女眼中是一个贬义词。一个聚会从属世宗教组织里分离出来并不是为了闭关自守,独立门户,乃是为了包容所有在宗教系统以外那些重生的人,使他们能保有他们自己的宗教背景。还有甚么组织比组织化的基督教更独占,更排他或关闭的呢?看看普世基督教大联合在所谓的统一上狂热的情形和各类宗派内部为着一些简单不合规章的问题所遇到的重重困难吧,这些就是最好的例证。换而言之,宗派就是基本上关闭排它的,因为宗派是建立在一些限制之上,或是只接纳神圣真理的某一方面,或是接纳某一种规矩或形式,甚至是接纳某一个人对圣经的解释。当一个聚会允许自己接纳这些限制之时,就是宗派形成之日。

  历代以来,神的子民都愿意围绕在基督身边,他们都是苦苦地追求默默无闻。他们都只愿意被称为基督徒,或是弟兄们,或是其它合乎圣经的名称,可是这好像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一切皆徒劳无益。当一群信徒接受了一个名称之时,同时也好像就接受了一些限制。在教会历史上,追求默默无闻是教会争取存在的重要挣扎之一。

  这里我们可以来多谈论一下教义和形式。教会属灵运动的历史其实就是属灵生命的历史。教会相交的基础必须是建立在属灵生命之上。既然如此,那么教义和形式又有甚么重要性呢?十九世纪末期,各地掀起了强烈反对教义和教条的浪潮,因此许多的大型宗派就接纳那些予人最大自由的信条。这样的自由使得这些信条可以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意思,这就是为甚么今日在同一个宗派里的领袖们,他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会南辕北辙,甚至与基督的信仰完全背道而驰。所以有人以为这是因为缺乏明确清楚的教义宣言,并且缺乏严格的解释,所以才造成了今日如此混乱的场面。情况果真如此?其实混乱和无能的存在,并非是因为教义无关紧要,而是因为没有甚么事是真正重要的。教义是重要的,但是若要明白基督的事,则必须从基督的生命里流露出来的一切中去寻求。使徒之所以会提出圣经中恩惠的伟大教义,乃是因着他们对主热爱的委身。无论是拥有最正统的教义或是没有任何教义,假若离开了重生而来的委身,两者的下场都是一样,这就是死亡。

  属灵的生命是教会相交的唯一基础,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轻视教义;相反,我们是非常地重视教义,而且是一直关注教义。只不过不是从一本教科书上来学习教义,乃是凭着对圣经的真理一直不断的学习以求进入丰满之中。圣经告诉我们,一切都是从一个简单的经历开始,然后逐渐步入对之全面的了解,因着与基督联合的经历就定规了我们对主的态度。有哪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会相信主基督耶稣只是一个堕落的人呢?所有神家中的儿女自然会发展出一套敬重基督的教义来。历史告诉我们,教条本身后来已无法保护教会的属灵生命,属灵生命才是正确教义最好的保护者。

  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一样,教会并不在乎在组织上以持续的形态来跟随,这并非新约时代聚会的特色。这并不是说形态不重要,可是教会并不是单单根据圣经中的形式来设立,也不是简单地应用一些正确的技巧而已。

  新约圣经并没有提出像旧约圣经有关建造会幕的那样的指示,在这里我们无法找到一套条文和规则来治理教会。我们从使徒行传或是从书信中所能提出来的、有关教会形态的一些细节,也都不过是属灵生命的彰显和流露。圣经所注重的是生命,哪里生命得以发展,哪里就有正确的形态。这并不是说众教会的形式会完全不一。各地的形态或许稍有差异,正如使徒时代的众教会也不完全相同一样,但是我们从历史中可以看到,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教会,尽管各自的发展完全独立,可是聚会的形式却具颇多相似之处。正如属灵生命决定教义一样,同样,也是属灵生命来决定形态。比方说,在神的家中,相交的原则乃是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所以这立刻就排除了教会中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的区别,更不能接受一套牧师传道管理的系统。只要人们愿意遵守圣经中属灵的原则,他们就会发现聚会的规矩没有多少余地是留给人来决定的,或是让一个冰冷冷的机械形式来控制的。我们今日所熟悉的高度组织化的基督教宗派乃是在其属灵生命已经离开它以后所发展出来的一套“教会”的体系,这体系的保留使教会的真义消失了。

  属灵的生命与圣经的规矩不可分割。规矩是生命的表现,并且是真实的。生命也依靠规矩,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也都是见证人,聚会对于在主里有相交的人是不可能停止的,聚会于是就成了基督徒服事和责任的焦点。教会的规矩需要鼓励属灵生命不断的流露,否则这些规矩就将遭毁灭。教会也不可能吸引那些未获重生的人,教会的生命和工作不可能长期地吸引那些未信主的人,因为交通、敬拜、代祷这些事情对于属世的人的生命来讲是那么地难以接受。

  当今在一些国家,有不少的基督徒团体非常希望教会遍受欢迎,他们想方法来吸引世界,然而这些团体却对世界没有甚么吸引力,因为真正的教会是这世界所不能明白的,人们乃是被教会中主的子民的见证带进教会的。当教会中基督的生命有规律地彰显出来之时,信徒就有属灵果效的见证,别人就会因此重生,并且加入教会。这些属世的人并不是被教会吸引,而是被神改变,并且这种改变使得他们能够进入生命的更高层次。教会的使命并非适应世界,而是使人改变,这才是人们能适应教会的真正原因。

  新约时代的教会不是理论。二十世纪的今天和第一世纪一样,教会都是一个事实。两千年来的历史证明,神永不改变的话语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环境都是大有果效的。教会的权柄、圣洁、见证以及不可被征服的特性一直延续至今,而且还会持续下去。它不是一些外在的表演和夸耀,而是每当主能找到一批愿意顺服的子民的表现。这是一个永存的教会,它是藉着圣灵而结合在一起的。纵然,在所谓的教会历史上它遭受过苦毒的冲击,经历过辛酸的悲剧,然而,属灵生命的运动在每一个世纪中依然涌流不息。属灵族类美妙的合一,属天的生命代代相传永远不会断绝,他们都是客旅和异乡人,依然住在地上,常常背负与基督一同出到营外的羞辱,尽管如此,他们却仍为着神在基督耶稣里的呼召而奔向标杆。他们围绕着他们的元首基督,以祂的话语为指标,一直高举着见证的火炬。

 

第十八章 见证广传

达秘(J.N.DARBY,另译达尔比)

  约翰·尼尔森·达秘的经历和教导在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不但是因为他在恢复到基督徒聚集的基础上所作的重大贡献,也因为他后来持有的某一些错误观念给教会造成严重伤害。一个人可以是完全献身于真理,具有属灵的洞察力,并且才智出众,但是他依然与一般普通有限的人一样。他具有逻辑上一贯性的动机,就是要求将所看见的真理付诸实施,并且要绝对不折不扣地贯彻实行自己的教导。然而在实行的过程中,他似乎就是如此的专注,以致于对路边的警告标示视而不见,不知不觉地已经误入歧途。达秘的一生是这样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一个完全献身给主的人,当他的心思完全被一个“原则”所囿而成了固执己见时,他甚至会为了所谓的原则而牺牲教会。

  我们前面已经提及达秘早年的工作,他一开始就跟在都柏林的信徒们互有来往,后来在各地以及欧洲大陆进行广大的服事。主后1838年,他应邀赴瑞士讲法语的地区进行服事,在那里他的浩大恩赐广为显明。当时理性主义已经渗入大部分的有组织的教会以及各地的官方教会,神的许多儿女都在渴望有人能来传讲神的话语。先人的努力已预备好了一片广大的心田,例如二十多年前,罗伯·海顿(Robert Haldane)在日内瓦所带领的查经,因着海顿的辛勤耕耘,一个聚会由此诞生,这个聚会则是达此后来进行团契相交的所在。

  也有人从撒母耳·佛利奇(Samuel Frohlich,另译弗若列池)的服事中获得祝福。佛利奇早年曾就读于神学院,并且决心投身理性主义的行列。他二十二岁那年,即主后1825年,却经历了个人对基督的信心。他被瑞士的官方教会按立为传道人。然而他的福音派信仰以及他研读圣经所得到的亮光终于导致他被官方教会开除。他长途跋涉远到施诺施堡传讲主的话语,直到主后1857年他去世时为止。他的影响力则达到更远的地区。因着他的服事而形成的那些信徒的团体,以及受到他影响的团体均被称为拿撒勒派(Nazarenes)。他们遍布英吉利海峡沿岸一直延续到黑海。佛利奇在大型有组织教会中痛苦的经历使得他对那些表面虚假的基督教勇敢地进行猛烈的抨击。在东欧以及巴尔干(Balkans),拿撒勒派一直遭受到极其残酷的迫害,以致他们有时甚至会产生一种关闭排他的心态,这种心态的表现就是认为在他们之外少有人能得救。尽管身处困境,他们仍然能安静地依靠主,这就成了在他们四周的人对神的恩惠一个美好的见证。

  达秘在瑞士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来发挥他的恩赐。在洛桑(Lausanne)与一批信徒在一起聚会的那段时期,他发展出他那一套颇为出名的教导。

  达秘认为,历史可以划分成不同的时代,教会如今已经进入毁坏的时代。每一个时代中,神与人均有一套不同模式的关系。他指出,在每一个时代中,因着人的罪恶或是对神旨意的违抗,神在那一个时代的目的就遭破坏。例如在赐律法与人的时代,以色列人却弃神而去拜金牛犊。神原本的计划是要以色列人都做祭司(出 19:6),然而因着以色列人的不顺服,神的目的不能成全,所以祭司就只能由利未一族出来担任。根据达秘的看法,整个时代就因此被毁。同样的原则也可以应用在教会时代。最初神依据祂自己的原则来设立教会,可是后来因着使徒们的犯错,教会就开始走下坡路,最终导致神的心意不能成全。达秘认为,只要开始犯错,那一个时代就永不能恢复。

  达秘这种观点所引起的困惑就是,神好像永远都处于失败之中,只有极少的一些忠心耿耿的人在每一个时期苟延残喘。人持续不断地不顺服神,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神的目的绝对失败,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尽管以色列国大部分人均弃绝神,然而神仍有余民,神仍能够藉着这些余民进行祂的工作。世界确实一直在变节背叛神,它正等候神最后的审判,然而神圣的目的并不会因此就被毁灭。教会这一颗极贵重的珍珠,就是在这背叛神的黑暗中悄悄成型。尽管珍宝藏而不露,然而它却依然存在。十字架就是胜利的标志,不论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只要我们高举基督,就能得胜。

  达秘的错误根源似乎是因为对教会本质的误解,他认为教会乃是各地的信徒聚在一起,而各地的这些聚会的总和就构成了地上的教会。虽然我们今日提及教会一字时有许多不同的意思,然而圣经却从来没有称呼各地聚会的总和为地上的教会。教会的终极意义是超越时空的,历世历代的信徒包括过去、现在、将来均在其中,教会在地上的表现,仍是每一个信徒自己与神有直接亲密的关系,而这些信徒在圣灵的维系之下彼此相交。达秘把永世的教会和地上各地的教会维系起来,形成一套大公教会的体系,他似乎背弃了他当初与都柏林的信徒相交时的立场,反而步入他分离出来的组织教会的原则之中。

  在达秘的眼里,教会已经成为过时的产物,现在已经处于毁坏的光景之中。如果我们认同他的看法,认为新约的教会和所谓的教会系统是同一个的话,我们就必须认同教会是在毁坏之中的看法。可是只有在第一个五旬节后短暂的时期内,新约中真正的教会就是所谓的教会系统,以后就不再是了。如果教会真的已不复存在(过时),那么信徒该做些什么?达秘认为,他们不应该只是模仿使徒,而应该到圣经中去寻求对于这样情形应有的反应。必须先承认毁坏的光景,然后与世界分离,而跟其它信徒联合在一起。然而达秘指出,尽管教会系统也许已被毁坏,然而那些永远不变之祝福的原则依然存在。信徒必须回到这个立场上来,让主的同在能在祂的子民中间行使祂的权柄以及管教。“因为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 18:20)。自然有人提出质疑,如果这些永远不变的原则也是当初使徒时代教会的原则,我们若能遵循这些原则,岂不是就能重建教会吗?达秘不肯承认这种新的聚集就是教会,因为这点,后来他的一些教导就导致了许多令人心痛的分裂。达秘觉得,如果教会真是基督的身体,他就会完全委身在其中。可是如果在一起的聚集不是教会,那么就不能强烈地要求委身,所以若有什么理由,就可以和这些聚集分开。

  虽然达秘反对成立教会,可是两三个人的聚集,他却主张可以行使教会管教的权力。那些有恩赐服事神的人是可以被分辨出来的。但是这些人不能称为长老,因为达秘不承认有救会,当然就不应该有长老。这些聚会拥有各样维持秩序、行使管教权力的“工具”,可是却没有责任感,也没有因为知道神在建造他的子民,而进行那么彼此委身的承诺。所以日后很容易产生分裂,这就不足为奇了。以这些“工具”(译注:如负责弟兄)来负责聚会的做法,其实是违反了达秘反对模仿使徒的教导。理论上,他是明白在教会时代使徒的职份是短暂的,可是在实际上,他其实就是以一个使徒自居。他认为使徒或是使徒的代表,才有权指派长老,这种的看法完全没有圣经的依据,因为这样的作法,使徒就成了联合许多地方教会的权力中心。前一章中我们看到达秘如何对待毕士大的问题,他把整个聚会开除(与之断绝往来),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直到今日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分裂造成的恶果。达秘之所以拒绝毕士大就是因为他自己当初偏离了基督徒聚会的立场,反而步入了一个不合圣经的体系的模式,尽管这种模式是他自己当年所反对的。

  根据达秘的教导,新约圣经对当今的世代已不适用了,因为新约圣经中许多的教训是和教会有关的。如果教会不复存在,那么这些教导还有什么意义呢?并不是他或是他的跟随者曾经否认过圣经的重要性。正如同他们可以拒绝教会的存在,却又采用了教会秩序的原则一样,他们也采用了新约许多教导的应用,而否认那些教导原本所指的环境与教会。更为严重的是因为他的教导,人们更多注重别人变节叛道的错误以及如何来毁灭那些错误,反而没有注意他们所应该注重的见证。这也就致使他们日渐丧失成长的能力。

  尽管达秘有这些错误,但是请不要忽略他正面上有许多良好的服事。他钻研圣经中的许多真理,并且藉着属灵的能力释放出许多的亮光,为人带来极大的祝福。从法国到南方各国,一直到意大利,许多的信徒聚集在一起,专心研读主的话语,主的再来,圣洁的生活以及见证给予人们很大的鼓舞。达秘非常强调圣灵的自由。圣灵能够藉着神的子民说话、行事。他提出的教会已毁论对见证有影响,但是他强调圣灵的自由却是能扩大见证的范围,而且圣灵总是引人进入各样的真理。一个人的一些不正确想法是不会长久地独控大局的,圣灵会兴起别人去加以改正。

  达秘的生平中最大的悲哀就是他顽固地反对那些与他看法相左的弟兄。他原本是一个仁慈的人,可是一但跟与之意见相左的人讨论属灵方面的原则时,所有的恩惠都远离了他。毕士大事件以后,他和乔治·穆勒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没有恢复,尽管有人曾经尝试过在其间周旋推动和好,可是穆勒似乎已经不能再信任达秘了。这也可算是人性的一种反映,这样的两位伟大的人居然成了陌路。直到达秘在主后1882年去世时他们都没有和好。穆勒在主后1898年也进入到荣耀里。我们相信他们现在是合一的。

安东尼·诺瑞斯·顾福(ANTHONYN011JRISGROVES,另译葛若弗斯)

  当顾福离开都柏林之时,他还是想加入教会宣道协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圣公会传道会),不过他只想以一个平信徒的身份加入。然而他后来发现,如果他加入宣道协会,他的服事将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他也无法行出他藉着读圣经所看见有关教会的真理。当他完全信靠主会供应他的一切需要之时,他与在英国的信徒们一同祷告交通以后,他终于在主后1829年与他的妻子家人,经过俄国的南方前往巴格达(Baghdad)。途中他们遇见许多不同的聚会,在这些相交中,他们得到许多的鼓励和祝福。在巴格达的工作开展以后,在那些聚会中间,他有很多的机会作见证,而正在这个时候,这个宣教队很快就经受严峻的考验。

  主后1831年,战争的谣言开始蔓延,瘟疫在巴格达开始流行。人们在恐惧中纷纷逃亡,却又遇上入侵的军队。一半的人逃离出去,剩下一半人则留在城中。成千上万的人在极其悲惨的情况之下死去。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幼法拉底河又洪水泛滥,连绵数里的农作物均被淹没。后来洪水漫入城内,成千上万的房屋被洪水卷走,粮食奇缺,许多带菌且又饥饿的难民挤在剩下的小小干地上。在短短一个月之间,就有三万人死亡。当瘟疫的最高峰过去之后,顾福的妻子也病倒了。一切人为的努力亦无济于事,不久以后她便与世长辞,他们在巴格达出生的最小的儿子不久也夭折了,仅仅剩下顾福和两个儿子。

  当洪水退去、瘟疫过去之后,乱军又来围城,法律秩序均遭破坏,强盗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直到城市被攻占以后才渐渐停止。顾福他们居住的房屋位于一个地势较高之处,所以他们逃过了水灾。不过他们身在大环境中,面对一切难以形容的惨剧和悲哀,他们都深受其害的。虽然他们的房子多次遭受攻击,但是主却保守他们不再多受什么身体上的伤害。我们不难理解顾福心中的悲痛和所承受的试炼,尽管他不明白这一切的意义,再加上他们劳苦的服事也停了,妻子和孩子亦失去了,顾福对着主的委身和信心还是没有动摇,顾福这样写道:“在任何的情况下,祂仍然是一位无限慈爱的神。”

  主后1832年,艾德华·孔宁医生(Dr.Edward Cronin)和约翰·巴尼(John Parmell,另译柏纽尔)两位在都柏林聚会的弟兄来到巴格达。他们原本是与法兰西斯·牛顿一同有交通的。他们拥有一段非常快乐的相交时光,同心传讲神的话语,多人因此得救而经历到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翌年,顾福前往印度,在印度进行他最有果效的劳苦事奉。他与一位伟大的基督徒工程师亚瑟· 卡通(Arthur Cotton)同行,卡通的才干降服了卡达瓦瑞(Godavari)河的水势,给卡达瓦瑞三角洲带来了肥沃的耕地。

  顾福渴望见到恢复合乎圣经立场的基督徒聚集,他认为在印度这种国家最容易实现,因为在印度,宗派主义还没有深入人心。他认为宗派主义是传福音的一个主要障碍。为了克服宗派之见,他寻找所有是神儿女在一起的相交,维持着一个简单而又合乎圣经对教会真理的见证,单单来顺服神的话语。他个人的生命和见证成为多人的祝福。顾福对圣经不只是在思想上、更是在他的经历中有着切身的认识。他的恩慈和对主无私的委身,因着他在米索波大尼所经历的苦难而更加成熟。他那深沉属灵的远见,使得他能越过许多事物的外表而看到真正的祝福。他能够给人一些明智且又具有建设性的帮助。他的友谊和帮助颇受人重视,但是他小心翼翼避免成为一种派系,他只盼望属基督的人能够单单地仰望主。本来传福音以及圣徒之间的相交在印度并不是很普遍,然而随着工作的推广,那些宗派组织开始进行强化控制。每一个团体又开始慢慢地只关心对内的事工了,从而渐渐形成西方的宗派制度。顾福清楚地看见这种邪恶,于是他就凭着持续不断地传讲真理,热心地想要阻止它的发生。然而他发现自己却多遭误会,被人诬告为自以为高人一等,有人还说他试图破坏教会组织的稳定性。他同时也为着一些宣教士在与寻求真理的人看法不能达成一致这一点深为痛心,他决意不让因着他自己与当地人的任何差异从而拦阻了神呼召他的事奉,导致不能多结果子的事情发生在他自己身上。所以直到如今,我们还能看到他结下的许多果子。

  顾福在访问英国的途中再一次结婚。回到印度后,他就一直住在马德拉斯(Madras)。他觉得他应该像保罗一样来供应自己的需要,所以他就开始重操牙医旧业,并且同时也一面宣教。当他尝试去帮助一些宣教士时,他发现他所得到的只是批评,不可能有果效地合作。他就离开马德拉斯到了汽图(Chittoor)。顾福在那里遇到许多的困难,但是也得到了许多的鼓励。他拥有快乐的秘诀,他能够与每一个人融洽相处,他的态度谦和,从不以为高人一等,在他每日的工作和基督徒的见证上也是平易近人。他期望能显明每一个认识主的人都应该服事主。顾福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力在几个属神的人身上非常明显,他在这些人身上所做的一切就足以值回他在印度这些年的劳苦,从那些受他影响的人们产生出来一股生命的潮流和祝福,推动着神在印度的事工,并且一直延续到今日。

  顾福的同工中最出色的首推维克特·阿楼拉彭(Victor Aroolappen)。阿楼拉彭的祖父原来就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后来由哈勒来的敬虔派宣教士桂思青.席瓦兹( Christian Schwartz,另译史瓦茨)带领他相信主耶稣基督。阿楼拉彭自己从小就在福音的环境中长大,他和顾福的交通坚定了他的信仰,并且使他在内心中明白圣经里教会的真理。他是一个能力出众且又满有恩赐的人,他拒绝了许多宗派组织要他加入的邀请,而在南印度一带各处传讲神的话语,并为之带来了长远的祝福。他劳苦的果子,历代以来更多加增,神在他的后代中兴起多位具有相同之灵的人来服事。圣灵藉着他们在各地呼召许多的聚会,直到今日在印度各地还有许多美好的见证。

  主后1853年,顾福前往英国的贝斯托拜访乔治·穆勒,并在他家中去世。我们需要注意一下顾福对于达秘的教导的看法。他一生对达秘非常尊敬,但是他却注意到达秘的教导所可能造成的潜在危机。主后1836年,他给达秘写了一封信,他坦然地道出他的担忧。他认为达秘已经偏离了自己原来的原则——交通的立场是在于拥有基督的生命。达秘周围的人愈来愈趋向以具有相同教义或具有相同属人看法为相交的基础,如果这样下去,他们不久就会步入当初他们所离开的宗派一样的邪恶光景中。这一担忧不幸居然成了应验的预言。这一方面也显示出顾福辨别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再一次提醒我们,主的子民的聚集相交的范围永不可以比主自己相交的范围狭窄。

  十九世纪有两股力量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一个就是藉着圣经公会使得世界各地的人都有机会读到圣经,另一个就是无宗派的信心差会的兴起,其对世界各地的影响力难以估计。各样宣教工作最主要的工具当然就是圣经中神的话语。当圣经被译成更多种语言的时候,就是没有组织化的宣教工作,圣经本身也能成就许多属灵的工作。这方面最特出的例子乃是在主后1812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CzarAlexander1)准许英国以及外国圣经公会在他的辖区以内许多偏远的地方设立办事处。反对分送圣经的势力有时非常强大,其中最主要的还是由当权的东正教教会的迫害最为厉害。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逼迫,然而俄文圣经以及其它文字的圣经到包斯维克司(Bolsheviks,另译布尔千维克)上台以前还是在俄国自由地分送。

  福音的话语曾经藉着一些门诺派(Mennonite)的殖民地传到了俄国。然而这些社区大部分均与世隔绝,他们从政府获得特权及宗教自由,而条件就是他们不得劝俄国人改皈宗教。圣洁的生活加上一些个人见证对许多人无疑具有影响,可是更多的是许多人因为直接读神的话而成为信徒,并且分散到帝国许多偏远的角落。他们不接受任何宗派的称呼,他们彼此称为弟兄们,别人给他们起一个绰号“死党”,原文的意思就是“去聚会的人”。这是从德国来的殖民地中间开始传出来的名字。

  对俄国人,阅读圣经带来属灵真理的启示和能力是他们从未想到过的。他们在传统东正教里死气沉沉的形式和遗传中长大,他们对于神以及基督改变生命的能力一无所知。圣经启示基督,当人们看见祂之时,他们就因此获得重生恩典的触摸。因为在俄国的教会中可以自由的阅读圣经难,但是不允遵行圣经的教导,因此这些信主的人惟有离开教会,自己两三个人奉主的名来聚集。他们热心地遵守圣灵的教导,所以他们注重受浸和主的桌子。旧有的牧师传道制度完全被摒弃,而按着圣经他们在中间兴起一些长老。他们也发现神依然给每一个人一些恩赐用来建造教会,福音得以广传,纪律得以维持,圣徒得以建立。

  沙皇统治下大部份是下层的农民,可是圣灵的工作还是进入社会各个不同阶层。有一些贵族开放自己的家门给赖斯达克(Radstock)来带领查经,藉着他清楚的解说圣经,许多人信主,福音就藉着那些因信基督而生命改变的人更加广传。还有一位毕代克(Baedeker)博士,他是一位出名的导游家,他并不只是对地理有兴趣,他有一个永恒的目标。在上一个世纪逼迫最剧烈的期间,他仍积极地把圣经分发到俄国的许多地区。

  俄国一向是以政府和官方教会联手来控制及压抑任何的不满情绪的。主后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政府以暴力来镇压,任何对临时政府或是官方教会的权威不顺从的人,均遭灭顶之灾。信徒不准自行聚集,若有人私下秘密聚会,只要被抓到,聚会便被勒令解散,当事人被课罚重金,被判入狱甚至流放到边疆,但是这些都成了广传福音的手段。主的子民到哪里,就在哪里做见证,并且把圣经也传到哪里。政府采取各种政策要除灭“死党”,他们剥夺了有“死党”成份的人好的工作机会,不允许他们自由地迁移,甚至把他们的孩子夺去交给忠心于东正教的人去抚养,或是交给东正教的牧师去管教。

  尽管如此,圣灵的工作还是持续不断。主后1905年,当政府宣告宗教信仰自由的时期,各地方隐藏的团体都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可惜的是自由时期相当短暂,主后1914年,世界大战开始,神的子民又一次受到残酷的迫害。主后1917年,俄国革命展开了一场新的恐怖,扫遍旧的俄皇及更正教的败瓦颓垣,无神论成了全国的信仰。可是福音永远不会被来自人短暂的力量所灭。这些年间,从波罗的(Baltic)海岸一直到中国的边界,经过复活基督重生的大能使得各地都有一些生命的见证。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各种非宗派的宣教差会在各地兴起,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在欧洲以及北美。他们接受主对门徒大使命的挑战,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将拯救的信息传到每一个角落。这些“非宗派信心会”的兴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的目标就是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建立教会,他们自己在原来的国家都是和组织化的教会分别出来的。这些信心差会可以说是对着宗派主义的一个控告,他向许多在教会圈子里的人们表明,如果教会要完成主的大使命,就一定要放弃宗派的思想。有一些差会,他们所建立的教会在教义上偏向某一种教导,比如有人强调卫斯理的成圣观,但是大部分的差会仍是由不同看法的信徒组成,他们因着重生在基督的家庭中而彼此联合。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是恢复到新约时代教会那种单纯的基础上,他们见证出圣经的事实就是信徒因信而重生,这是基本属灵的合一。服事和交流都绝对不是建立在神学细节上的统一看法。

  这些信心差会的宣教士在世界各地的献身、劳苦及牺牲带来了基督重要的见证,神的所有儿女都应该为此献上感恩。他们那种无私的服事只有在永世才会完全彰显出来。从另一角度看,他们也并非没有弱点,今日公认的,在宣教上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建立起合乎圣经那种简单的教会,绝大多数建立起来的教会均为西方社会那一套宗派系统的翻版。令人遗憾的是,不但那些原本就以宗派为范本的宗派组织的宣教士如此,许多有圣经基础的宣教差会也步其后尘。宗派的遗毒在西方基督教圈子中实在是太深,以致于他们在外国的土地上还是建立起他们差会的“宗派”(译注:作者指非宗派的差会所建立的教会成了新的宗派)。

  当然,世界各地基督徒见证的表现并非仅限于此。正如从使徒时代开始以来一样,真正的教会从来没有停止过。每当神透过祂的话语工作之时,就有人来承接神圣的生命,乐意遵守祂那照耀人们灵魂的话语,并且学习按照使徒行传中那样单纯的方式聚集。就在今日,世界各地依然有这样的教会,而且数目日渐加增。他们也不见得就是组织化的宣教种子所带来的直接结果,但是多少是受宣教士影响的。教会不应该是属地的,也就是教会不应该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种族的产物,教会乃是神话语的产物。无论是由白人、还是由黑人来传讲神的话语均无关紧要,只要忠心地传讲永恒的真理,自然就会有真正的教会出现。所以如果说是某一个国家努力所产生的教会,那是骄傲及否认了教会最基本的真理——十字架已经把人类之间各样的藩篱除去,教会是超越种族的,其本质是永恒属天的,只要有人被拣选出来传讲神的话语,就会产生教会。

  当我们回顾历史上教会的属灵运动之时,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神的灵工作在任何一个时代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一件孤立恩典浇灌的个案,每一个属灵的运动的开始其实都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并且看得出是神选择许多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来看见真理和亮光的一部分,而这些看见的总和最终才导致教会见证的恢复。其实这才是正常的现象。教会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全身“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弗 4:16)今日圣灵在中国、印度以及世界各地都有他奇妙的工作,这些运动的源头都不是某一个人,乃是神自己。当然神是使用人来成全祂的旨意,他们的根基是圣灵的生命,准绳是神的话语,相交的范围不是以国籍为限,乃是以教会为限。什么时候他们被局限在一种单一的民族之中,他们就成了一个派系。

  在当今的日本,影响最深远、意义最重大的属灵运动是与一位名叫内村监三(Kanzo Uchimura)的人有关。内村监三的父亲是一位武士(Samurai)的学者。内村监三出身在东京,他在北海道(Hokkaido)的札幌(Sapporo)读书的时候就已接触过福音,他决心要做一个基督徒。然而在多年以后,当他到了北美之时,他才真正经历到重生,并因着信靠基督有了生命的关系。那一次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当他返回日本之时,他心中满腔热血极欲将福音简单的话语从各种宗派的纠缠中释放给他的同胞。

  内村监三是一位说服力极强且又多产的作家,他主编并且投稿多份日文和英文的杂志,但是他最出色的工作还是鼓励人在一起查考圣经,并且一直坚持到他在主后1930年去世为止。他在东京带领一个这样的聚集,这样性质的聚集,或是租一个地方,或在城市,或在乡间,小的只有几个人,大的可达数百人,每一个聚集都在追求透过神的话语对基督有更深的认识。这些聚会被人称为“米友开”(Mukyokai)就是“非教会”的意思。当然这不是拒绝圣经中教会的事实,乃是拒绝那些离开圣经组织化的教会。内村监三相信宗派的复杂体系已经把圣经中教会的真义掩遮了,教会的合一不是在信条、形式或仪式上的统一,乃是在于那些接受基督新生命的人简单的聚集合一。

  与内村监三有关的团体都是完全独立的,这在上次战争中尤为明显,因为日本政府必须一个一个地来处理,而其它的教会,政府则可以把他们联合成一个大组织以便控制。从外界来看,流行的眼光是把这些受到内村监三影响的聚会归成一个宗派,在内村监三在世的年日,人们认为这不过只是一个聪明的人的工作,而且非他不可。主后1931年,日本宣教年鉴上有一篇由海克门(Heckleman)撰写的、名为“在日本非教会的基督工作”的文章说“内村监三到死为止所带领的独特查考圣经,个人经验以及发行查经杂志,这份工作目前已经停顿,也许必须另外寻找领袖,现在很难预测将来会如何发展。”在内村监三死后三十几年再来看这一份文章则更为有趣,因为如果在1931年他的工作已经停顿,那么今天一切早就应该消声匿迹了,然而今日的状况告诉我们,这一工作绝对没有停顿。毫无疑问,他的服事在日本已经成为最有影响的基督徒事工。尽管历经争战,他仍然生存且继续成长,因为这样的服事不是出于人的经验,乃是建立在神不改变的话语上。

  很明显,许多人效忠二十世纪的物质主义,但是福音在这个世纪中也是史无前例地得以广传。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有着丰富的属灵大收割,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同时在许多国家中,有许多的人正在寻求恢复到使徒时代在基督里聚集的单纯。我们单单就着神今日在这方面的作为就可写一本书,我们深信总有一天这日子将会来临,那样的书一定会被写成。可是在目前就让我们去智慧地观察神的工作,而不要给神所使用的器皿太多喝釆。我们生在一个极度重视技巧以及人自身本领的时代,一个崇拜英雄的时代。遗憾的是,就算是神的子民也难幸免,他们很容易把原本应该单单归于神的荣耀给予了人。我们太容易注重一位先知远超过神所托付的话语。只有当先知离去以后,神的话语却依然留下满了能力的权柄之时,我们才能确切知晓什么是出于神,什么是出于人的。

 

第十七章 余 民

  十九世纪是一个在各方面部有长足进展的时代,不仅在属灵的方面,而且在科学、社会以及经济发展上也是成绩斐然。在本世纪中我们看到上一个世纪所结出的果子,我们发现许多失丧已久属灵的真理已经恢复。我们都知道,属灵立场的丧失远比属灵立场的恢复容易,一生之久所努力的成果可以在一瞬之间毁于一旦,如果要恢复,可能要花上好几个世代。在前几章我们看到早期教会那种单纯属灵的光景怎样被庞大的组织所取代,其中大部分都丧失了属灵的活力。当然,那些盼望自己生活和见证能源于圣经的信徒们总是聚在一起,而他们的见证是不会消失的,这样的聚集的数目远比传统教会的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多得多。十九世纪中,我们看见在某些地区,有一些聚会再一次恢复早期教会的灵。

  主后1793年,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赴印度宣教,从而揭开了伟大宣教运动的序幕。现代宣教运动就是以这一年为起始点。很难想像教会历经如此漫长的岁月才意识到他对宣教的责任,这与早期教会极度热心宣教事工大相迳庭。

  从聂思多留(景教)的宣教到十六世纪耶稣会的宣教,整整一千年过去了,其间几乎没有任何宣教事工的扩展。一个真正认识福音的人,他的心愿就是要把基督传遍地球上每一个角落。聂思多留派的信徒凭着自己极度的热心和惊人的勇气,把他们当时那种混杂的信仰带到了世界各地。耶稣会的工作虽然远及日本,可是这些工作过于肤浅,他只能稍微改变人的外表,却无力改变人的内心。甚至改革宗亦没有多大差别。正统路德会对于宣教毫无贡献,而那些极端加尔文派的教导几乎禁止人自发去引人归主。这里我们引用一个人对威廉·克里所说的话,他充分地显明加尔文派的想法:“如果主要拯救那些异教徒,他并不需要你的帮助。”其实这种错误想法在今日还是相当的流行。所以宣教的发展主要就是靠着敬虔派以及独立教会来推动,到了十九世纪就他们的工作相当地有成果了。

牛津运动(THE OXFORD MOVENIENT)

  神时常使用一些教会完全偏离“神一次交付众圣徒的真道”来刺激祂的子民再一次新鲜地回到圣经的真理上来。在英国,神也用英国官方教会在一个宗教的机构中间来准备一个牛津运动。因着牛津运动或单张运动(Tractarians),带来了属灵分辨力的苏醒。

  主后1828年,那条令人厌恶的法律,即有关侵犯了罗马天主教徒就构成了犯法以及对非英国官方教会信徒权力的限制及规定都被废除,从此任何信徒,无论其背景如何,均可以经选举成为众议院的议员。这些非安立甘派的人也有权力在有关官方教会的事上进行投票表决,这样的发展使得教会的一些领导人再一次来反省教会的本质,以及思考采取何种方法以确保教会的体系不会被政府一再改变。于是就有一些人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社团。这个社团的成员大多是和牛津有关,因此就被称为牛津运动(The Oxford Movement)。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他后来成了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另外一位名为瑞查·赫雷·富迪(Richard Hurrell Froude)的,尽管他在三十三岁就去世,然而他的影响也是很大。还有约翰·歧布勒(John Keble)和艾德华.宝佛利.溥西(Edward Bouverie Pusey),他们较晚加入这个社团,后来当纽曼加入罗马天主教的时候,溥西就成了牛津运动的领导。这些人希望建立一套体系,使得官方教会能从远古的天主教会一脉相承下来。他们把他们的看法出版了一系列的文章,他们称之为“时代单张”。由此名而产生“单张运动”来。他们强调过去历史上的许多光荣的事迹,认为使徒藉着按手能够世代交替,将使徒的权柄代代相传下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许多被按手有权柄的人,他们的品格远比不上基督徒最基本的标准)。他们主张只有这些正统由使徒相传下来的人,才有资格分发饼杯,而神的救恩就是藉着饼杯圣礼一次一次地分给人们。他们也相信饼杯变质说,他们再一次堕落到许多改革宗所强烈反对的错误上。有许多的证据显明这一个英国官方教会的运动是趋向罗马化,可是溥西这位诚恳的人,却认为这一运动是回归到了原始基督教。

  这种安立甘和天主教混杂的牛津运动大受牧师传道人的欢迎,而一般的平信徒只是盲目地跟从。其实在新约时代的教会中间根本没有牧师传道和平信徒的区别。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信徒都要关注一些复杂的神学难题,可是只要在圣灵中有生命,并且尊重圣经是神的话,教会整体一定会对永恒的真理有着健康的关切。漠不关心是属灵死亡的病霉。在一个宗教系统中,若从来没有疑问,对真理漠不关心的态度就被视为正常,而这绝不是基督的教会所应有的现象。

  主后1839年,纽曼发表了他的第九十份文章,引发了极大的争论,从而导致官方教会下令禁止他以后再发表任何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纽曼对于英国教会基督教信仰的三十九条信条的解释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主张信条不仅是以原著者的观点来解释,也可以用天主教的观点来解释。这种看法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反感,他被打为耶稣会一派的人。牛津的主教亦反对这种自由心证的解释方式。主后1845年,纽曼正式加入罗马天主教,成百的传道牧师以及平信徒也跟随他的脚踪。

  纽曼和他的跟随者离去并不表示安立甘天主教的混杂就消失了,这种混杂是减轻了一些,但是在能干的溥西的领导下,数年后,这种混杂又死灰复燃,而且似乎更为恶化。直到今日,在英国官方教会之中,这一派的人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甚至把许多中古世纪错误的观念再一次带回来,当年像利得理(Ridley)和喇提美尔(Latimer)这样伟大的人曾经为了反抗那种错误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如今在英国官方教会,尽管三十九条信条在理论上还持守着,在此也再一次看出信仰无法藉着信条来维持。尽管每一个信条都是源于圣经,但是人的智慧总会想出迎合他们自己心意的方式来解释信条。要保持教会信仰的单纯,只有依靠神的灵在里面所赐生命的流。

  令人很迷惘的是,纽曼他自己早年还是受福音派的训练。他的兄弟法兰西斯·纽曼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人物。主后1832年,他去巴格达(Baghdad)加入安东尼·诺瑞斯·顾福(Anthony Norris Groves,另译葛若弗斯)的同王一起做宣教士,可是后来他居然成了唯理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基督徒弟兄们(CHRISTIAN BRETHREN)

  我们说过,十八世纪福音复兴的果子之一就是主的子民开始意识到他们在宣教上的责任。另一个果子就是更多重新发现基督徒合一和聚会的基础。许多被人称为独立教会的基督徒团体,他们原来持守根据与基督的关系而有的简单聚集,却不知不觉地陷入宗派的洪沟之中。到了牛津运动起来把英国官方教会带回到中古世纪各样的黑暗中时,神的子民开始警觉起来,他们也在各地开始重新思考教会真正的本质。

  当我们追溯历史的长河,看神在历世以来的工作之时,就会看到一些人的名字的出现,因为他们是被神特别使用,把教会带回到圣经原则的一些人。神成全祂旨意的器皿乃是祂的子民,所以很难在详细考察这些属灵工作时,能不提及一些人的名字。但是当我们提到神的这些大能的人的时候,我们切切不可忘却他们仅是神手中的器皿。神之灵的运动远大过任何一个在其中的人,如果有一群基督徒是如此完全依靠一个人的话,当那一个人离开的时候,这一群基督徒也就完了,这也就更显明他们的工作仅是出于人而非出于神。当然许多基督徒的团体都是因着他们中间有一些属神的人士运用组织天才而发展起来,可是教会却完全是在另外一个层次上。虽然教会要接纳任何一个神所差遣来有恩赐的仆人,好成全圣徒,但是教会必须坚定地站在与基督的关系这个地位上,单单以祂为元首。这才是为什么重生之人的聚会一直无法完全被消灭的原因。就是在历经最残忍迫害的年代,就是在任何一个稍微有能力的领导立刻被烧死的时代,教会的见证都无法被消灭。

  恢复基督徒合一和聚会的基础是在十九世纪发生的,毫无疑问,这是近代最有影响力的事件之一,他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正如任何一个属灵的运动并不是在一个地方或是藉着一个人而进行,而是在各地方都有相当的属灵追寻。在苏格兰的北方,都肯·麦西生(Duncan Mathieson)、当诺·罗斯(Donald Ross)、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以及当诺·米罗(Donald Munro)是其中的一些同工。在都柏林(Dublin)、普里茅斯(Plymouth)、以及贝斯托(Bristol)也是我们下面要进行讨论的中心,另外在纽约(New York)、兰宫(Rangoon)、英属圭亚那(British Guiana)和南印度也有许多人为神所兴起而贡献在神的伟大事工上。主后1812年到1820年之间,在各地敬畏神的人有许多的书信来往,他们都希望能有一种在各地教会中信徒之间合乎圣经的相交。

  在都柏林,罗马天主教中有一位名叫艾德华·孔宁(Edward Cronin,另译克伦宁)的医生,他经历到在基督里的重生。在他早期基督徒的体验中,他感到神的子民合一真理的重要性,为了让这个真理完全显明出来,他就给自己订下一个原则,每次去参加不同的独立教会以及非官方教会所有主的桌子的聚会(擘饼聚会)。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这些团体都要求他认同他们中间的某一个团体才允许他擘饼的特权。可是他觉得他如果这样做就等于拒绝了其它一切的信徒,而且很有可能就步入派系之中。他就和另外一位朋友分享他的困窘,结果他们俩人都感到有神的引导,于是他们就开始在自己家中祷告和纪念主。很快就有人来加入这样的聚集,这些人中有约翰·贝利(JohnG.Bellett,另译柏勒或伯勒特)和安东尼·诺瑞斯·顾福。后来人数多了,他们就搬到都柏林一位哈希森(E.W.Hutchinson)弟兄一间较大的房子里聚会。顾福是一位牙科医生,他是厄克协特(Exeter)人,他在青少年的时候归主,很早就有做宣教士的心愿。重生以后,他开始在自己的专业上寻求发展,然而这位宣教士的心愿并没有因此改变。他的妻子却没有宣教的负担。他的妻子是一位极度热心爱主的基督徒,他们夫妇俩人完全把生命投入在为基督做见证上,他们在经济上并不拮据,然而他们自己却过着简朴的生活,将所剩下的钱财都用来服事主。顾福就把做宣教士的呼召交在神的手上。数年后,圣灵也感动他的妻子,她应神的呼召,为了福音能更远地广传而将自己献上。由于他们原来在英国官方教会聚会,顾福觉得应该寻求被按立而经由圣公会传道会差派到海外去。所以他就去都柏林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进修。就在这段时间,他在与一位律师约翰·贝利一同研读圣经时而有了新的看见,从而加入了在哈希森家中这一批信徒的聚会。

  同一个时期,在城里另外一区,也有一些少数的人,因为受到相同的限制,而开始自己聚集在一起。有一位后来成为刚够顿(Congleton)的贵族的约翰·柏尼尔( John Parnell,另译柏纽尔),就是在这里聚会的。经由神的带领,他们这两个聚会既知道了对方的存在,就合在一起而聚会仍在哈西森家中进行。神祝福这样的见证,人数日渐加增,直到在个人的家中已经容纳不下,于是他们就在一个交通方便的地方租一个聚会厅,主一直把人数加增给他们。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后来非常出名,并且富影响力的人约翰·尼尔森·达秘(John Nelson Darby,另译达尔比)。达秘是一个伦敦人,他却在爱尔兰任安立甘教会的副牧师。正如其它的弟兄一样,他的眼光一开启,就有了很大的转变,而离开了那些有组织的教会。从此他的那一份才智和属灵的恩赐就供应了在各地各方许多不同的聚会。他后来从都柏林迁回伦敦,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聚会处。他就以伦敦为基地,继续在各地的聚会中传讲主的话语。达秘所去过的地方之一是普里茅斯(Plymouth),这个地方在圣灵所带来新的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普里茅斯的聚会受到多位卓越教师的青睐。藉着他们的服事,聚会的质资和量是大幅度成长,他们人数曾长到八百多人。就是在这里,人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普里茅斯”弟兄会,尽管弟兄们从来不接受这个称呼。在普里茅斯聚会中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教师,那就是班杰明·威尔斯·牛顿(Benjamin Wills Newton)和达秘。他们俩人后来惹出了一场极为严重的争论,并且造成令人非常遗憾的分裂和见证的分散。

  也是在这段时期,在贝斯托有另外一些信徒,他们根据圣经与基督关系的立场开始在一起聚集,因而迅速增长。乔治·穆勒(George Muller)于主后1805年出生在普鲁士(Prussia),尽管没有真正重生,他却去念神学。在那里,他有机会在一个私人的家中参加哈勒(Halle)地区(就是敬虔派的中心)的查经聚会,圣灵在他的心中动工,他找到因信基督而有的平安。藉着殷勤的查考圣经,他对神的认识快速地增长,他最大的盼望就是能到犹太人中间去做宣教士,因此他就到英国去进修。在英国,他看到了顾福放弃优厚的待遇和事业,在没有任何属地的保障之下毅然前往米索波大尼(Mesopotamia)进行宣教。同时他也遇到他一生的好友亨利·凯克(Henry Craik,另译革拉克),也就是跟他一同在贝斯托的弟兄们分享生命的那位。尽管穆勒要做犹太人的宣教士这个愿望最终并未实现,但是藉着和凯克的交通,他对于教会的本质有了更深的了解。他愈寻找主,他的看见也就愈清楚。主后1830年,穆勒娶了顾福的妹妹,这是一位敬虔的女子,在以后的日子,她成了穆勒的重要助手。

  主后1832年,穆勒和凯克在贝斯托开始“毕士大”(Bethesda)的见证。这个聚会结出许多的果子。一开始只有八个人,但在圣灵祝福下,人数就加增,他们的工作和见证也日渐加增。他们没有任何的组织,就是简单地依靠主的带领,因为他们相信在主里面的合一。

  每当遇到问题时,他们就到圣经中去寻求答案。神就尊重他们的信心。他们最早的一批弟兄均是因信而受过浸的(译注:受洗的方式是浸水礼,而非点水)。当有人明显是具备属神的品格,却没有受过浸礼时,他们是否应该完全接纳这样的弟兄呢?像这样的问题,一开始,他们中是有一些意见分歧的,但是当他们一同寻找主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他们必须接纳任何一位主自己会接纳的弟兄。即使在看法上有分歧,或是属灵成熟度有差异,在他们中间再也没有为受浸的方式而辩论。

  长老之事也是另一迫使他们去详细考察神的话语的事件。他们看见长老们并不是藉着教会正式的投票而产生,更不是由某一个人来指派,必须是由圣灵设立的。他们蒙召的印记乃是神明显在他们劳苦中的祝福,以及他们具有圣经上所记载的资格,再加上教会一同承认他们是神特别分别出来的。教会就有责任在主里顺服长老们。在服事上,神亲自给人一些特别的恩赐和责任来成全教会,但是并不是长老们才有这样的恩赐,教会中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应该有机会来操练,好让神予每一个人的恩赐都能给教会带来祝福。乔治·穆勒有一特别的恩赐是在神的子民中少有的,那就是他满有恩慈,而且在各样属灵的信念中能保持一个平衡的态度。他深知当人们过分强调某一个真理的时候,就很可能遮盖了信仰其它方面的一些基本,而给教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译注:这包括教会的立场和灵恩)。就以浸礼为例,如果只和施浸的弟兄交通,那么使得肢体原有已经合一的表现立刻就变得下可能,因此也就否认了教会最基本的根基了。

  “毕士大”的聚会因罗伯·克里福·戚卜门(Robert Cleaver Chapman,另译卓曼)的老练和神圣的供应中蒙受了极大的祝福。戚卜门多次去拜访贝斯托,他自己在班斯泰甫(Barnstaple)服事主的道有七十年之久,主后1902年他去世之时,享年九十九岁。戚卜门早年是攻读法律的,后来蒙神引领,就全心投入教导圣经。世界各地的人来寻求他属灵的帮助和建议,他自己也到各地旅行传讲福音,他的服事留下长远的祝福。

  乔治·穆勒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他所做的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在贝斯托开办孤儿院。他是因为看到一百年前在哈勒的奥格斯特·荷门·法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 Of Halle,另译富朗开)所做的工作而以此为榜样(请参考第十五章),法兰克开办的孤儿院从一开始就证实了神的信实,神能供应一切的需要。主后1836年,穆勒在贝斯托开始第一个孤儿院时只有二十六个孩子。从这样一个小小的开始,在凡事上依靠神自己的供应,神答应祷告的见证一直到今日还是成为多人的祝福(译注:他们不四处募捐筹款,单单以祷告依靠神)。

  只要有神子民的地方,相交生活一定会很快就建立起来,在苏格兰北方的弟兄们和毕士大的弟兄们开始有属灵的交流,同时也和普里茅斯以及都柏林的弟兄们开始交流。在组织上,他们彼此没有任何的关系,然而在神的大家庭中,他们有属灵的关系。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属灵上的亲密关系良好的相交就在真实而又恒久的根基上建立起来。

  魔鬼的势力则是极力想要摧残神的工作。不能忽略的事实就是,每当神的子民想要恢复到合乎圣经关于教会的观念以及以圣经为基础的聚会之时,那就一定会遭到火爆般的攻击。在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运动更是如此。一方面祝福如泉源般涌出,另一方面,极为可悲的争执和分裂也就开始了。这些年间,我们已经难以数算分裂有多少次,见证四分五裂,直到如今。第一次的分裂就是发生在普里茅斯的聚会中,他们曾经享受过神诸般的祝福,并有两位最有恩赐又是献身的人(即牛顿和达秘)。

  很久以来达秘和牛顿在圣经注释和教会行政上就持有不同的看法,这在普里茅斯的聚会中产生了十分危险的分门别类的灵。牛顿在聚会中的独裁控制,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这并不因为他不配受人尊敬,而是因为这种对聚会的独裁限制了那些尊重他的人属灵的亮光,因为他们对人的忠贞胜过了对主的忠贞。达秘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欧洲大陆度过。主后1845年,达秘回到普里茅斯,他决定要处理教会中他觉得存在的一些混乱。很难感觉他对教会行政的态度会比牛顿的态度好到哪里去,两个人都是一样的专横霸道。在一个主日的早上,聚会结束以后,达秘便公开宣布他要离开聚会,然后他就和一些支持他的人另外开始聚会。这只不过是两年后更大争执的序曲而已。

  有人把牛顿所带领的查经关于诗篇的一些笔记分发给一些朋友,其中一份就落到一位同情达秘的人手中,在这份笔记中他发现了牛顿关于基督受苦的教导。他觉得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而且认为这个错误是严重到需要以异端来对付的程度。牛顿是个才华出众的人,然而他与那些普通会发挥神话语的人一样有一些缺点。有的时候,他尽兴发挥以致离题,令人不知其所云。所以如果断章取义,那些要定罪他的人就完全有理由认为他是异端。在那些笔记中,他也没有去查证是否准确,而且许多地方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谁也不知,然而这些批评牛顿的人完全偏见地进行判定,他们要把牛顿的教导完全抹黑。

  牛顿的反应很是谦卑并且是满有恩慈的。他再一次肯定他关于基督的本体以及工作的信仰,并且承认他用的一些比喻可能引起错误的解说。他宣告,他并不同意那些从他的笔记中提出来的教义,他公开对在主的任何子民中所产生的属灵伤害道歉,并且收回那些造成困扰他所说的或是写的东西。他祈求主的赦免,并且祈求主来弥补任何邪恶的后果。牛顿的反应是在一篇叫做“申述及承认一些教义上的错误”的文章中阐述的,然而很可悲的是,这样完全的认错还是不能获得反对他的人的谅解。他们继续对他进行攻击,并且扭曲他申明的意思。达秘因为牛顿不承认所加给他的错误,宣布与牛顿以及普里茅斯的聚会断绝交通。

  事情并不因此而告终。主后1848年,即第二年,两位在普里茅斯和牛顿一起聚会的弟兄前往贝斯托到毕士大的聚会,并且按着惯例参加当地的擘饼聚会。在毕士大的弟兄们对着普里茅斯的争论一直保持中立,他们与两边的信徒都有相交。因着这种态度,特别是他们知道这两位弟兄并不接纳所谓牛顿的错误之后,他们接纳了这两位弟兄。达秘对此非常不满,他认为这两位弟兄是来自教导谬论的聚会,所以就不应该在主的子民中被任何人接纳,因为他们和牛顿以及普里茅斯的相交就表示他们同意那些错误,那里来的人在一个聚会中会带来污染。

  达秘要求毕士大对普里茅斯的问题做一个全盘的检讨。毕士大起初拒绝这个要求,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争论与他们无关,他们认为没有权力去判断整个普里茅斯的聚会,然而来自达秘的压力一直加增,加上毕士大中间也有人认为应该来检讨这一个问题,所以最后他们就同意了。研究的结果是他们写了一封信,由十位长老签名,在信上要求任何人如果犯了牛顿所谓的错误,就不应该被任何团契接纳。所谓牛顿的教义在基本上是错误的,但是任何一个接受过牛顿教导的人并不应该立刻被拒绝,除非很清楚这个人明白、并且认同所谓的错误教导。达秘对这样的回答极度不满,他认为毕士大也与牛顿的错误同流合污,因此也应该一并处理,所以他要求各地的聚会不但要批判普里茅斯,并且也要批判毕士大。达秘不许人们接纳所有从毕士大出来的人,更不能与他们彼此交通。所以达秘摒弃在毕士大的教导,并且与所有不承认他们犯了错误的人断绝往来。

  很明显,这种态度引起许多人的反对,因为这摧毁了教会最基本的原则,信徒不能再因他们与基督的关系而单纯地合一,并且还要对毕士大定罪。达秘虽然有很大的个人魅力,但是也无法获得所有人的支持。但是他所获得的支持已经相当地惊人。因为他在欧洲大陆广为人知,甚至在其它世界各地,人们都很佩服他的才华。他推行的运动使一些信徒坐下来批判所谓的“毕士大问题”,定那些甚至从未谋面的弟兄的罪,说那些弟兄持有一些错误的观点(尽管那些弟兄自己并不接受那些错误的观点),更可笑的是,说这些观念是由一位他自己都不同意的人所教导的。甚至在百年之后,毕士大的问题还常被人提及。

  这样的灵无可避免地在往后的日子中导致更多的分裂,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形成一篇悲哀的历史让人们看到,有时候纵然有伟大属灵的亮光和热心,也常会受到心思狭窄和人的偏见所辖限。我们在此不想探讨那些无止无息的争论,不过有一些争论也是值得我们提及,他让我们知道像甚么样的事会在神的子民中引起这么大的分裂和争执。对于教义上一些奇特的观点就成了许多分裂的主要原因。比如说“圣灵的印记”,有人主张信徒在重生的时候就被印了,另外有人则认为是在“看见了复活的基督”的时候才受圣灵。一个信徒在神面前的地位以及他在神面前的光景是否有差异,也是争议的中心。与神和好,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还是我们的大祭司基督在天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呢?重生和接受永远的生命之间有分别吗?

  另外一个时常引起分裂的原因就是教会行政上的歧见。主后1881年,在一些弟兄们的中间进行了一段很长的辩论。那时在英国南方的耐迪(Ryde)有一个聚会中产生了问题。这些问题争了很久,甚至影响多人属灵的生命,因此一些弟兄们便拒绝参与这种有害的辩论,他们在耐迪另外自己聚会。这个时候,一位从英国伦敦肯宁童(Kennington)教会来的孔宁(Cronin)医生来到耐迪作客,他就和分离出来的弟兄们一同聚集擘饼。这样的事在肯宁童的聚会中引起长期的争执。最后他们判定孔宁这样做是错误的,加之孔宁又不肯悔改,于是他们便与他断绝来往。在阮姆斯给(Ramsgme)的聚会对这样的事有着出奇的兴趣。他们因着肯宁童的聚会在孔宁医生犯了这样明显的错误以后没有迅速地跟孔宁断绝来往,于是就认为他们也犯了错误,因此有一部分在阮姆斯给的弟兄们就宣布和整个肯宁童的聚会断绝来往。这个决定又造成阮姆斯给聚会的分裂。在肯宁童(Kennington)凯利(Kelly)的领导之下的聚会,则认为肯宁童并非犯错。这个消息传到了伦敦的公园街(Park Street)形成两派而分裂,诸如此类的的分裂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神的见证也就被许多大有恩赐的人一再破坏。

  这类破坏是造成这一段时期许多悲剧的根源,我们以后还要再来谈论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些弟兄们的聚集中,就是被称为“关闭弟兄会”的人中间(在今日世界许多地方仍有他们的踪迹),他们对于圣经的真理在许多的方面都有很多的亮光,是在今日许多教会中所缺乏的。他们出版了大批圣经注释方面的书籍,期望借此能够给人予属灵上很大的益处。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一些东西是太过钻牛角尖,如太过咬文嚼字,让人不知所云。我们为着“关闭弟兄会”的分裂的悲剧而伤痛,但千万不可将他们的见证一笔抹杀。在他们中间还是有一些具有伟大属灵亮光和敬虔品格的人,他们的作品影响世界许多地区,带出一些以基督生命为聚会基础的教会,并对世界各地教会有着极大的帮助。

  当普里茅斯的聚会开始了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一连串的争论和分裂之时,在毕士大、贝斯托、以及其它如班斯泰甫(Barnstaple)等地的那些受到戚卜门影响的聚会,他们还是站在他们一开始的立场上,接纳所有基督所接纳的人。这些聚会一直不断地增长,他们对世界各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跟“关闭弟兄会”一样,他们也出版了许多具有价值的文献。正如历史上任何一个属灵的运动一般,尽管有一些已堕落到宗派的中间,但是仍有一些聚会仍持守着见证。

  在这一些基督徒中间,有一些特征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就是他们持续地对圣经的忠诚。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唯理主义几乎渗透进入每一个基督教宗派,在各个神学院中传讲不信的道理,在各个所谓的基督教徒讲台上传讲人的道理。当时那些根据新约圣经简单的教会聚集原则而聚集的信徒,在他们中间却找不到唯理主义。神的话语不但得着属灵和理智的维护也得着经历的见证来维护神的话语。这种经历只出自神不变的真理。人因着与基督合一所带来的改变,才是应付各样错误最大的利器。当一个人知道他原来瞎眼,现在能看见,一切那些不信的争论都变得毫无价值如糠秕般可以丢弃。只要信徒是本着神圣本质的分享者而聚在一起的话,圣经在他们来说仍是神的话,仍是他们属灵的食物和饮料。

  在这批人中间,并不是只有少数人熟悉圣经,在每一个家庭的生活中以及每一个人日常的生活上,圣经的教训都是一切的指南。在这个运动中,见证是在每一个行业中均可表现出来的。他们强调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所以见证的责任就不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而是在生活每一个层面上表现出来。藉着安静但又持久的基督徒见证,带来难以估计属灵的祝福。同样各行各业都能为主所用。宣教的运动就大大兴旺传递世界各个角落。在都柏林、普里茅斯以及贝斯托所兴起的运动,所带来的影响力远远超过那些跟他们有特别联系的聚会,今日在世界各地都有相似的运动。

  从普里茅斯和毕士大所流出的两股不同的发展溪流,可以藉着考察与这一运动有关的两位伟大人物而进行了解,因此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来看一看达秘和顾福的事迹。

 

第十六章 复兴的成果

  基督教派因为内部激烈的斗争而四分五裂。天主教在外表上还能维持一个君主式的统一,可是天主教藉着圣礼和居间的神职制度,长久以来在人和神之间建立起一条鸿沟。基督教派拦阻了信徒之间的交流,天主教派阻拦了人神之间的交通。在天主教里面长久以来就有一批被称为奥秘派的人。他们渴慕与神沟通,所以他们就发展出一套默想的生活以及严格的操练。在罗马教中,有许多证据显明,这一批人受到崇高的尊敬,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被天主教封为圣人。不过有一些时期他们也受到天主教严厉的逼迫,特别是在耶稣会那段日子里。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最著名的奥秘派人物就是盖恩夫人(Madame Guyon),她的生命直到如今还是给人祝福和启发。虽然她最后在巴士提(Bastille)被法国国王拘禁,她的影响力却不受限制,远超过地上的围墙。

  基督教派之间的分裂,以及与基督徒之名不符所引起的斗争,更激起许多真诚的信徒,心里渴望能和所有真正是神儿女的人,自由地彼此交流沟通和相交。这样的饥渴在加菲德·亚诺(Gottfried Arnold,另译亚尔诺德)(主后1666年到1714年)的作品中表达得尤为清楚。他是敬虔运动的果子,也是腓力·史班那的朋友。有很短一段时间,亚诺曾在矶山(Giesen)大学担任历史系的教授,后来他放弃教职全心投入写作之中。亚诺对基督教主流派狭窄不宽容是非常的关切,特别是他们在记载教会历史上所采取的方式,对那些把当时宗教系统主流以外的事实均全盘抹杀或是抹黑的记载方式尤为关切。他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他也研究了许多自古以来那些有关“旁门左道教会”的记载,他发现那些都不是公正地根据事实而进行的记载,很多记载皆为因派系之争而进行的恶意抹黑丑化。主后1700年,他的“公正的教会与异端的历史”(1mpartial Historyof the Churches and Heretics)一书问世。在这本书里,他所注重的不是正统组织的发展,而是教会属灵运动的轨迹。他的书引起了巨大的反应,有人誉之为最有益于人的良书,也有人则贬之为遗害大众的毒草。可能亚诺确实是相信,在所谓的异端里有可能比名门正派还有更多的真理(他甚至认为路德派已经成了巴别塔无可救药了)。但是也可能他在某一方面是正确的,因为教会属灵的延续一直到二十世纪的今日仍是很少被人注重。

  奥秘派最注重他们自己与神之间的相交。他们没有意识到信徒相聚在一起的交通所有意义的重要性,然而他们强调内在圣洁的影响,以及加上像亚诺这样的人所提出的,在实际上要使所有真正重生的人一起相交的渴望,将带出一种新的聚会。到了十八世纪,这种聚会在德国、南方一些国家以及英国一带已很流行了。他们的观念也许不尽一致,可是他们都认定合一以及成全圣徒,远比组织教会外面的规范重要得多。他们并不都脱离了他们所属的教会团体。然而有一些脱离出来的人就一同聚集,他们的聚集被称为“非拉铁非”(Philadelphia),就是弟兄之爱的意思。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渴望能根据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亮光,呼召所有的真信徒在非拉铁非;这样忠心的教会中联合(启3:7-10)。这些群体的见证带;领了多人归主,其中一位令我们永远怀念的,就是写了许多美丽诗歌的捷合·特斯特金(Gerhard Tersteegen,另译特尔斯铁根)。

莫拉维亚(THEMORAVIANS,另译摩尔维亚)

  主后1700年,森辛道夫(Zinzendorf,另译亲岑多夫)男爵出生在德勒斯堡隼斯丹(Dresden)。森辛道夫由他敬虔的祖母抚养成人。森辛道夫从小就热爱主耶稣基督,他后来在哈勒由奥格斯特·法兰克(August Francke,另译富朗开)所建立的学校里,更多地受到敬虔主义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他的生命有很大的冲击。因着法兰克,他心中埋下了宣教的异象和灵,这些后来对莫拉维亚运动有很大的影响。主后1722年,他遇见一个以前曾是木匠的、名为贵斯琴·大卫(Christian David,另译:基斯强,或基利司新)的人。当时大卫正在为那些他从故乡领来归主的莫拉维亚信徒,寻找一个避难的地方。森辛道夫就邀请他们到他在赛尚尼(Saxony,另译撒克逊,或萨克森)的土地上安顿下来,于是他们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村庄,他们称之为“贺恩庄”(Hermhut,另译守望堡或纥仁护特)。五年后,他们之间一场苦毒的争执几乎拆毁了整个的社区,所以森辛道夫自己才出面接管领导的地位。他是一位英明仁慈的好领袖,不仅平息了争执,神也赐下了复兴的火炬,使得他们重归和好,在整个群众中带来了新的灵。莫拉维亚是反对路德派的,但是森辛道夫自己却是路德派的人,他受到史班那的影响,主张教会中的教会。他们彼此妥协,贺恩庄被称为是路德派中间的一个独立社区,并且按立了一位莫拉维亚的弟兄来负责圣礼。后来这样的妥协终归失败,于是莫拉维亚就自己独立,从此不再从属于任何宗教派别。

  莫拉维亚最令人惊叹的就是他们的世界性宣教。当森辛道夫去哥本哈根(Copenhagen)参加丹麦国王贵斯琴四世(Christian VI)的登基大典之时,他有机会认识了一些来自西印度群岛(Westlndies)和格陵兰(Greenland)的人,从那些人那里他开始对那些地区有了初步的认识。当他回到贺恩庄时,他充满了要把福音带到这些地方以及其它外国之地的热忱。于是他们就以贺恩庄为基地,进行要把神的话语送到世界远方各地的事工。主后1732年,一批人去了西印度群岛,主后1733年,另外一批人到了格陵兰。后来陆续有人去东方、非洲以及美洲。贺恩庄成了世界许多地区的中心。那些宣教士走到哪里,就在那里传讲福音,并且尝试在那里建立像贺恩庄一样的社区。后来事实证明,集中管理成了事工发展的障碍,因此这套系统必须予以修正。加之莫拉维亚弟兄们的强处乃是他们中间有重要属灵的生命而非死板的社区样板(社区的样板使得情形更为困难)。莫拉维亚弟兄的缺点,就是他们忽视了圣经对于教会样式的教导,从而导致没有足够合用的器皿来承载属灵的生命。在新约圣经中所启迪的唯一属灵的样板就是简单的教会规则,他适用于普世中各种不同的需要。主后1760年,森辛道夫死于贺恩庄。

循道会(THE METHODISTS)

  主后1735年,当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在往北去的船上遇见一批莫拉维亚的宣教士之时,他自己一直都在努力藉着宗教的操练以求赢得救赎。但他在莫拉维亚弟兄们身上看到一个对他很陌生的信心和属灵生命的品质。这在约翰·卫斯理寻找与神和好的旅程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

  约翰和查理·卫斯理两位弟兄的父母是安立甘派(Anglican)人,他们的父亲是安立甘派的监督。(译注:安立甘派就是英国国教)他们早年的训练归功于他们敬虔的母亲苏珊娜,卫斯理(Susannah Wesley)。苏珊娜是一位品德卓越的女子,她有十九个孩子,其中八个在婴儿时就夭折了。约翰排行第十五,而查理排行第十八。她的丈夫为了尽牧养的责任,时常不在家,于是苏珊娜就负起责任,她常把家里的佣人和孩子们聚在一起,读圣经并祷告。因着佣人们的口碑,这个家庭祷告会常常爆满,有时实在容纳不下,只得劝一些人离开。然而,尽管有母亲始终如一的良好榜样,以及不断的接受神话语的教导,又在诚心的宗教环境中长大,约翰和查理的早年岁月却没有救赎的确据。

  他们俩人在学习上均十分出色,并双双被按立为安立甘教会的传道人。透过查理在主后1729年于牛津所组成的一个小型俱乐部,我们就能多少看见他们对宗教的观念。这些俱乐部的会员聚在一起,阅读一些有益的书籍,参与一些禁食和时常的圣餐一类的宗教操练。他们的观念就是高级的安立甘派,他们殷勤地想藉着他们的良好行为来获取救赎。大学里的人就以“圣洁俱乐部”这样的名称来嘲笑他们,或是称他们为“循道会”,“循道会”这一名称后来也就用在卫斯理他们的聚会上,不过那时则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了。

  主后1735年,约翰和查理俩人以宣教士的身份前往乔治亚(Georgia)。就在那一次的旅程中,他们遇见了莫拉维亚弟兄们。翌年,查理身心交瘁,回到英国,约翰则一直支撑到主后1738年才被迫返回英国,他的宣教生涯一败涂地。约翰回到英国不久,弟兄俩人再次遇见正打算由德国经由英国前往乔治亚的莫拉维亚的彼得·包乐(Peter Boehler,另译彼得博勒)。包乐把因着信心立刻接受救赎的道理讲给他们听。查理后来卧病在床之时,经历到救恩。几天以后约翰在伦敦阿德斯格街(Aldersgate Street)参加福音协会聚会的时候,心中本来怀有思想上很大愤怒的,后来却经历到神的平安。他这样形容他的经历:“我心中感受到一种十分奇异的温暖,我觉得我信靠了基督的救赎,祂给予我确据。祂把我的罪甚至我也拿去,并且救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

  十八世纪英国的属灵光景十分低落,上一个世纪的战争和斗争使得良善消失,道德败坏。文盲、不道德,酗酒以及猥亵十分流行。社会治安手段非常野蛮,监狱的情形则更是糟糕。人们的思想好像到了青少年反叛期:什么都知道,什么也都拒绝。伏泰尔(Voltaire)那些恶毒的观念塑造了英国人的思想,他回到法国以后,就塑造了法国人流血革命的思想。爱德华· 季本(Edward Gibbon)是位超级的怀疑论者,他撰写了“罗马帝国衰亡史”。十八世纪末期贵格会人的儿子汤姆斯·潘完(ThomasPaine),居然道出残暴、亵渎、僭妄的话。唯理主义进入宗教的思想,讲道软弱无力,无聊道德几乎无人肯听,就是听了人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神的子民的聚集相对地少了,就是在聚会里属灵的生命也被昏睡的灵所遮盖。如果一个宗教可以用它的果效来衡量的话,十八世纪可以算是大破产的时期,迫切地需要复兴。

  这就是当时约翰和查理·卫斯理在英国开始福音服事的光景。只有一个信息才能把这个国家从沉沦中提拔出来,免于崩溃,那就是罪的信息,藉着信靠基督牺牲的救赎以及圣灵重生。可是一间一间的教会都不欢迎他们,教会都觉得他们太过狂热。在贝斯托(Bristol,另译布里斯多)的乔治·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因为那里的教会不欢迎他,他开始在室外向一个煤矿区的工人传福音,并且带来了很大的祝福。主后1739年,怀特腓邀请约翰·卫斯理来同工。卫斯理一开始是非常的犹豫。因为他一直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他从来不以为可以在室外讲道,但是许多的机会帮助他胜过了他自己的偏见。他余生五十多年的劳苦就是从事这样的服事。

  约翰·卫斯理和乔治·怀特腓俩人的服事远远超过英国列岛,怀特腓就曾六次访问美国。他们大部份的旅程都是骑马,据说卫斯理五十年的服事中,骑马行走之路长达二十五万英里,其中的危险是不难想像的。在那样一个充满暴力的世代,那些传道人和一些信徒在传道的途中,时常会遇见土匪,同时所到之处,各地的神职人员又多方加以逼迫,但是卫斯理毫无畏惧退缩,神也与他同在,有时候听道的人上万,成千的人得到重生。许多刚硬的罪人在十字架前流泪悔改,得到平安。在聚会中有人深受责备失声痛哭,并归向基督。

  卫斯理把这些信主的人组织成一个一个的会,第一个是在贝斯托(Bristol),第二个是在伦敦。他一直盼望这些会能够成为英国官方教会的一部分,然而分离至终仍是不可避免。因为安立甘教会那一套严谨的制度容不下循道会这样充满了生命力的会。因着对救赎的向往,循道会的人聚集在一起,然而在其它的事情上,他们都可以持有个人不同的看法,并且他们不让这些不同的看法造成争议。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聚会的地方。

  卫斯理很希望只有被按立的人才可以讲道,但是那些神职人员对于这个运动毫无兴趣,无奈,卫斯理只好使用其它的人来发展这个组织。不过他还是不允许没有被按立的人来主领圣礼。当循道会来到美国之时,因为没有圣公会的教堂,循道会的会友无法领用圣礼,于是这就成了问题。卫斯理又无法说服英国教会为美国循道会按立牧师,所以他只好自己按立。这样,就使得他的会和官方完全分离。在英国的传道人也因此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宗派。

  卫斯理发展出一个组织叫做“大会”来控制整个的运动。他把工作分成许多的“圈圈”,每一个“圈圈”有他的监督,在监督之下又有一些巡回的传道人。任何一个在会堂里讲道的人一定要先经过“大会”的核准。由于“大会”是由神职人员组成,他们自然很看重他们的权力并且妒忌地保护各样的特权。这在循道会中各个不同层次的人中间造成分裂,属灵的衰退后来则影响到整个的运动。如果今日约翰·卫斯理微服寻访一些循道会的教会的话,很可能不会有教会仍欢迎他,因为他们不会要他的那种“火热”。

  查理·卫斯理多年和他弟兄分担许多旅行布道事工,但是他遗留给教会最大的财富还是诗歌。他一生写了超过六千首的诗歌,今日很少有英文诗本中会没有他的作品。查理·卫斯理的诗歌不但表达出极深敬拜的感情,他的诗歌并且有极丰富圣经主要教义的解说。主后1788年查理过世,享年八十;约翰则在主后1791年过世,享年八十八。

乔治.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另译威特腓德)

  乔治·怀特腓早年和卫斯理是很不一样的。主后1714年,他出生在格罗斯特( Gloucester),他的父亲是一个客栈的主人,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生长在贫穷的环境下,他很勉强地维持他的教育。然而,主后1733年,他竟然进入牛津大学,在那里他经历了很愤怒的灵魂之旅。他加入了卫斯理的“圣洁俱乐部”?藉着禁食和其它宗教操练以寻求与神的和好。主后1735年,当他读圣经的时候,亮光显明出来,他经历到重生大能的改变。同年他被官方教会按立。在他二十二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了他传道的生涯。从一开始,就显明出他卓越的传道能力。他处理罪的问题以及他反对官方教会藉着洗礼得救的教导,给他自己招致了许多的讥谤,并且使得很多教会不欢迎他。可是许多人因他的讲道而真正得救,大批的人涌来听他的讲道。

  尽管乔治·怀特腓是一个安立甘教派的人,而且生长在一个非常强调对着宗派忠贞的时代,宗派对他却没有太多的意义。在这一方面,他和卫斯理兄弟很不一样(卫斯理兄弟一生都无法除去对官方教会的偏爱)。他虽然被英国官方教会禁止讲道,然而只要有机会,他就不会放过。他在乡野之间对着许多根本无法接触正统教会的人讲道。约翰·卫斯理后来也开始室外的布道大会,就是受怀特腓在贝斯托(Brist01,另译布里斯多)向矿工讲道的影响才进行的。

  怀特腓发疯似地行遍了英国列岛,主后1770年去世之前,他曾经六次到北美洲传道。他在大西洋两岸都留下了长远的属灵的影响。他的生死之交约拿单·爱德华( Jonathan Edwards,举另译爱德华滋)也是大为主用的人。怀特腓的神学是非常偏向景;加尔文派(Calvinistic)的,而卫斯理却是非常倾向亚美利亚翠派(Arminian)。他们曾经一度因这些歧见而在信件往来上有乎不少矛盾,然而他们之间的友情却能经受许多的风暴仍然维持得住。两个人都宣告因信称义,两人的讲道都是大有能力。许多听卫斯理讲道的人决定去跟随主。许多听怀特腓讲道的人发现主拣选了他们。怀特腓不像卫斯理那样成立自己的宗派,但是有许多的人因为他服事的结果而真正在基督的脚前顺服。

  十八世纪的卫斯理和怀特腓所带出的复兴并不藉着任何宗派成形,因为属灵的祝福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并不局限于循道会或是安立甘教会。这个复兴影响了整个的英国和美国。由社会层面来看,对于当时社会丑恶的虐待行为有了觉醒,人们开始决心起来对付这些问题。例如奴隶买卖制度,监狱的不人道情形。因为基督重生的工作,使得神的爱能照耀在人们的心中,成了这一些改革背后的动力。由属灵的层面来看,一个对神敏戚的心散播到整个国土上,就结出宣教上的美好果子,产生了伟大的宣教先锋,像去印度的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去中国的若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以及去南太平洋的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同时这样的复兴也预备了去承受即将来临,回到圣经原则单纯的基督徒聚会。十八世纪的复兴再一次强调极为需要藉着信心得救的经历,因为重生是一切其它更进一步启示的基本。那些宝贵的启示不会经由组织化的教会、甚至不会经由卫斯理所服事出来的循道会而带出多少的信息,而是因为卫斯理和怀特腓他们对圣经的尊重影响了多人重生的经历。

罗伯与杰姆士.海顿(ROBERT AND JAMES HALDANE,另译若伯特与雅各.哈耳但)

  苏格兰在乔治·怀特腓等人的讲道之下曾经有过复兴,然而在组织化的教会中,兴起的新派阻挡福音的教导,他们不相信圣经是神感所写的,拒绝神迹,以及主耶稣的神性,他们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伟大的宗教老师。在这种令人沮丧的气氛之下,有两个兄弟却为神所使用而带来更多属灵的亮光,他们就是罗伯以及杰姆士·海顿兄弟。他们出生在苏格兰一个富有的家庭。俩人均在海军服役。重生之后,俩人均成为圣经的学生。他们没有受过正式的神学教育,又没有被按立,没有人会认为他们能够进入讲道的事奉。但是他们渴望能传讲福音,他们仰望神开路,神就做了。杰姆士·海顿和一些有相同异象的人一直走到北方的奥克尼群岛(Orkneys),只要有机会他就宣讲好消息,不管是在教堂里面,或是在室外。成千上万的人涌来听他们讲道,圣灵在许多人的心中做深层的工作。

  当然不会没有反对的麻烦。许多人为着一个没有被按立的人竟敢讲道而表示愤怒,特别在官方的教会立法禁止任何没有执照的人讲道,就是去听这种讲道的人都有可能被开除,这就更怂恿了人们反对这些没资格讲道的人。但是神的工作还是继续往前。海顿兄弟以及他们一同为福音劳苦的同工,看清了官方教会属灵光景的低落,他们这些认识基督的人,就有紧急的理由,速向失落的人传讲福音。单单只有神尊重他们的服事所带来的祝福,使得他们对于如何最有效地帮助已经得救的人也成了当务之急。他们已经尝到官方教会对于他这些没有执照的传道人所有不愉快的对付,他们对于官方教会信徒和非信徒的混杂非常迷惑,他们觉得神不能在相交根基缺乏属灵生命的情形下建立祂的子民。在认知这个事实之下,他们觉得应该离开官方教会,而跟那些在生活上显出重生证据的人在一起聚集。他们于是就在爱丁堡( Edinburgh)成立了第一个这样的教会,一开始就有三百人聚会,他们按立杰姆士为牧师。

  罗伯和杰姆士·海顿对于主的带领抱着开放的心态,他们承认圣经是神子民生活上的规范,也是聚会方式的指导。当圣灵赐下亮光,他们就顺服,盼望教会能按着圣经而行。当圣经中的原则渐渐地明晰的时候,他们就一点一点地改变。他们开始每一个主日围绕在主的桌子前聚会,他们只接受信徒的奉献,任何由圣灵带领的仆人无论背景如何,他们都愿意有交通。

  海顿兄弟自己是在长老会的背景下长大的,所以他们原来是给婴儿施浸的,后来他们看出这样的做法没有圣经的根据,因此他们就拒绝再给小孩子施浸。他们自己也再一次领用浸礼。然而海顿弟兄很清楚地看见洗礼并非相交的基础,他们拒绝把教会里,受过浸礼和只受点水礼的人分开。他们中间有一小部份人在这件事上坚持己见,最后从他们中间分裂出去,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伤痛。幸好大部分的人仍继续留下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海顿兄弟的服事不仅在爱丁堡建立教会,他们也在其它传福音有果效的地区建立教会。

  罗伯·海顿的服事最远影响到日内瓦。他一直就盼望能把福音传到远方去。主后1816年,他跨渡海洋来到欧洲大陆。在日内瓦神开路,让他在家中有二、三十位神学生和他一起研读圣经。日内瓦曾经是许多简灵亮光的中心,然而不幸的是,他日渐远离了加尔文以及其他改革家所传讲的真理。一元论主义,给教会的生命带来致命的打击。在日内瓦学院的神学生对于神的话以及恩典的教义一无所知。罗伯·海顿发现他们有极大的需要,于是就开始对在他家中聚集的这一群人讲解保罗写的罗马书。他对罗马书的注释到今日仍被人认为是经典之作,这些神学生对海顿品格中的恩慈深感震惊,他们对他在圣经上的知识和他对圣经的信仰更是叹为观止。难怪神的话语被如此清楚的述说进入他们的内心。他们不但从印出的纸张上读到神的话语,更从这个属神的人的生命中看见神的话,宗教当局对于海顿的服事极度不满,然而他们却无力禁止他,他们于是就对付那些跟随这样信心的人。有一些人被官方教会驱赶出去。于是他们就自己开始聚会来纪念主。在日内瓦,海顿所服事的人中间,有一位特别蒙神所使用的器皿,他给讲法文的世界带来了极大的祝福。他就是金·亨瑞·美杰·迪好赛尼(JeanHenri Merled’Aubigne,另译碧尼)。一位伟大的教会历史学家,他流畅的笔法和属灵的洞见,使他所写有关改革运动的著作在上一个世纪广受欢迎。

  罗伯和杰姆士·海顿的服事对于在北美洲回到新约原则的运动也有间接的贡献。十九世纪初,有一位名叫亚历山大·坎伯(Alexander Campbell,另译坎伯尔)的年轻人,当他正准备自己接受长老会的按立之时,有机会在哥那斯哥(Glasgow)接触到海顿的教导。听后他只好重新来评估他以前怀疑过的神学立场,结果他发现他必须彻底改变。

  亚历山大·坎伯的父亲汤姆士·坎伯(ThomasCampbell)一直是长老会在爱尔兰的传道人。主后1807年,亚历山大·坎伯迁移到北美洲,定居在宾夕泛尼亚州(Pennsylvania)。他在那里研读圣经时知道信徒不应该有门户之见、宗派之分,只应该按照神的话,做为信心和行为的准绳。所以他决定离开长老会。后来汤姆士·坎伯的家人从英国来和他相聚之时,他们父子才发现神的灵分别带领他们走上了相同的道路。他们开始一起服事,主后1811年,他们在宾州的布希贴(Bush Run)成立了教会。

  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在肯塔基(Kentucky)的伯通·史东(Burton Stone)也是长老会的传道人,神也是以相似的方法带领他,他们的聚会在多处广被建立。这些以及许多对神忠心的仆人,劳苦的果效一直保留下来。但是宗派的灵还是会死灰复燃,今日一个大宗派称为“基督门徒”(Disciples of Christ),他们就是当年那些单纯的基督徒在宾州的布希帖聚会所留传下来的。

  海顿兄弟的服事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只要基督徒愿意以一个打开的心志和顺服的灵来接受神的话语,他们就会被带回到新约时代教会聚集的单纯中。罗伯·海顿在日内瓦并没有尝试要把他在爱丁堡的服事重复一遍。他在日内瓦主要的抱负就是讲解圣经,结果一样会在那些肯读主话的人中间,把他们带回到海顿兄弟多年在爱丁堡所看见的亮光之中。

 

第十五章 改革运动的改革

  主后642年,英国陷入内战,君主制度被推翻,奥利瓦·康威尔(Oliver Cromwell,另译奥利弗·克伦威尔)所领导的摄政政治起而代之。康威尔拒不接受罗马教皇,他亦反对在英国对人民的宗教敬拜有任何的限制。在他的统治之下,英国进入一个包容的时代,人们可以自由地讲道及传教。主后1660年,这个自由又因为君主制度的恢复而再次被剥夺。在那段自由的日子里,福音得以广传,属灵的生命也大大苏醒。

乔治.法克斯(GEORGE FOX,另译佛克斯)

  乔治·法克斯是十七世纪许多非常著名的基督徒教师之一。主后1624年,他出生于勒司特郡(Leicestershire)的一个名叫德累吞(Drayton)的小村庄。他是一对敬虔的父母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个纺织工人,他从就很聪明伶俐。十九岁那年,他开始去寻找属灵的真实。因为许多基督徒的言行不一,使得他极其悲伤。在他追求的过程中,他对于宗教那繁杂的仪式及雅丽堂皇的教堂建筑极度反感,因为这些外面的东西掩盖了人们生活中的世俗化和属灵的空虚。尽管他求助于一些神职人员,然而却总是得不到安慰。主后1646年,他感觉到神对他说话,告诉他一切的需要都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得到满足。从此他进入一个新的喜乐,与基督建立一种崭新的关系,于是他就决意献身将福音的亮光广传外地。

  法克斯对他那个时代空虚的仪文主义的反应带给他强烈的认知。他完全拒绝专业的传道人,也不同意任何的圣礼。他认为真正的圣礼都是里面的,属灵的,不需要外表的形式。基督徒不可发誓、亦不可参与战争。他们需要完全唾弃暴力。基督徒应该受苦并需要赦免他人。许多的人受法克斯的讲道所吸引,在各地兴起许多的聚会,人们称他们为“朋友们”。法克斯和他的朋友们毫无畏惧地担负起他们的使命,并将此运动推向新的层次。法克斯称教堂为“尖塔房子”(steeple house)(译注:在英文中尖塔和障碍是同一个字)。他有时会中途打断别人在教堂里的聚会,甚至干脆向他们讲起道来。我们不难想像这样的行为把政府容忍的政策推到了极限。所以反对“朋友们”的势力剧烈到几乎影响治安的地步。他们无论怎样受威胁,遭鞭打,下监狱,然而这些均无法阻止这个运动的发展。他们无视这样的艰难,热心地把神的话语传到欧洲,北美以及西印度。

  待到王朝恢复以后,严格的宗教法律对于“朋友们”更加严厉。许多聚会在此时都转至地下聚集,但是“朋友们”仍公开地反抗权威,一点也不愿意在表面上顺服,所以多人被捕入狱,甚至死在狱中。另外一些人则受到巨额的罚款,使得他们倾家荡产。“朋友们”早就有一些越过大西洋,到了这个时候,在新的逼迫之下,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后来以他的名字给美国的一个州命名。威廉·宾夕法尼亚爵士(SirWilliam Penn)和“朋友们”是一伙的。人们后来称他们是“贵格会”(Quakers),主后1666年,他们大声疾呼地传扬他们的信仰,因此他们的名字便家喻户晓。宾爵士帮助了许多在家乡无法自由敬拜的人横越大西洋去追求他们信仰的自由。主后1681年,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Ⅱ)因为欠他父亲的债,就把在北美的一块地划给了他,这就是现在的宾州。翌年,就建立了费城。(译注:费城就是兄弟朋友之谊的意思)

  这些“贵格会”并没有按照新约的意义来建立教会,然而因为他们回到了圣经上一些基本原则,所以他们的见证是相当有能力的。法克斯非常强调神藉着内住的圣灵与他说话,当他独自一人在乡下读圣经的时候,他会觉得有一些经文好像会发光一样,使他能听见主的声音。他觉得仿佛在使徒身上启示的能力也临到他。虽然是根据已经写下的圣经来启示,法克斯或许太过强调圣经的启示和内住圣灵启示的区别,但是他对着圣灵内住的强调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圣经的能力绝不是单单凭理性才能显明的,而是要依靠圣灵的提醒才能显示出来。

  贵格会早期的见证主要归功于他们对着主的话语是敞开心扉的,神能够藉着圣灵来见证基督,并且引领我们进入所有的真理(约15:26,16:13)。要记得法克斯的教导主要是“在内里的真理”(诗 51:6),与神的沟通绝不是在外表上遵循一些宗教仪式就能达到,乃是需要进行内心的交涌。另外一方面,神建立教会乃是要藉着教会把内里的团契表现出来,向这个世界做见证。在基督里的生命不仅是摸到我们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而只有在教会里面,才有可能发展与圣徒之间的关系。当法克斯迫切地想要除去可耻空洞的宗教外表之时,他同时也把整个教会丢弃掉了,因为“朋友们”的聚会不注重所有重生的人相聚。毫无疑问,在那个时代,浸礼和主的桌子都已经堕落到只是一个形式的地步,然而这并不表示就应该把他们完全取消。能够蒙保守的因素乃是在圣灵的能力中将主的话语活出来。如果缺少这个,即如贵格会那样,安静地等候圣灵说话,也是同样的可耻。只要神话语的权威被人尊重,就不可能会轻易地给人施浸,一定要有新生命的见证。同样地围绕在主的桌子,乃是见证我们内心与神深深的相交以及与其它信徒的交通。

  法克斯的聚会是因着反应而形成的。我们不可否认,从某一角度来看,教会的见证和福音的工作又何尝不是对这个世界的罪恶而有的反应。然而教会远远不仅是因为对世界有消极看法的反应而联合成一群,教会乃是因为与基督有积极的相交而联合的一群,教会是神荣耀的器皿,有着积极向上的目的。教会的能力来自极大属灵的异象和与复活基督的相交。如果任何一个群体聚在一起不是坚持这样的一个立场,他们至终将会无法实现神对祂子民的目的。

约翰.本仁(JOHN BUNYAN)

  在这一段恐怖的迫害期间,英国出现了好几位像艾赛克·华兹(1saac Watts)这样属神的人。我们永远会记得他给教会留下了许多的诗歌。约翰·本仁的“天路历程”所拥有的读者恐怕仅次于圣经。本仁最主要的服事地区是在百得福(Bedford),在那里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入狱十二年。他原来是一个教会的长老,后来成了那个教会的牧师。那是一个很早的浸信会。本仁不愿接受除基督徒以外任何的称呼。对他而言,受浸礼并不是彼此相交的先决条件。他坚决地不允许不同的判断在弟兄之间造成分裂。

金.底拉贝地(JEAN DE LABADIE)

  与外面组织不同,教会属灵的承传,可以一直追溯到使徒时代。这脉络从未间断过。在任何一个时代里,主在祂的子民中总是会有一些见证。在另一方面,有一些运动只恢复到一部份圣经的原则。他们根据神圣真理去传讲和实行,他们的服事已成为了别人丰富的祝福。只是很可惜,他们属灵的生命和可被主使用的程度常受到他们对组织错置了的忠贞所限制。当这样的运动影响了以后的世代,后来的人领受了更多属灵的亮光,最后的结果就是分别出来的教会见证,可以直接依靠神自由敬拜祂,并作见证。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那就是敬虔运动(Pietist movement)的影响,我们很快就会来探讨这一问题。

  同样的原则也可以在稍有不同的层面上由金·底拉贝地的生命中看得出来。在他自己的基督徒服事生涯中,他几乎行遍了整个的宗教世界。他一开始受到耶稣会的影响,最后他走到独立教会的路上。非常遗憾的是,他最后几年的日子,在婚姻上的失败给他自己以及他多有贡献的教会见证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主后1610年,底拉贝地在法国的波大斯(Bordeaux)出生。他所受的教育就是为他日后成为耶稣会的成员而进行的。他的神学研究并没有予他属灵的满足,然而阅读新约圣经却给他的灵魂带来许多启示。他被罗马天主教按立成为神父,然而他为着基督教圈子里众多的腐败现象感到心境极为沉重。在他个人追求圣经过程中,他认定只有回到使徒时代的原则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所以他认为他在天主教中的责任就是进行改革。然而,让他脱离耶稣会不是一件易事。但是他却染上了慢性疾病,这使得他不可能成为耶稣会的成员。他后来承认这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当他离开波大斯的时候,他得到大主教的允许,先在巴黎教导,后来到了阿敏斯(Amiens),有许多人聚集要听他讲解圣经,他把这些人组织成“亲兄弟”。他依然有大公教会正式的授权,他们定期在不同的人的家中聚集一同研读圣经。在这些聚集里,底拉贝地表明他渴望看到教会恢复到起初的光景。不出所料,像他这样的教导遭到许多的迫害,最后他无可奈何地离开了他已经建立的服事。

  在这段承受试探的期间,他接触到加尔文的教导。底拉贝地的信念一直是建立在他直接研读圣经所得到的结论的基础上。当他读加尔文的作品时,他发现在伟大基本信心的教义上,他的看法与加尔文的作品完全吻合。他发现改革宗的教会同样地也需要恢复到实行圣经的原则上。他企盼加入改革宗的教会,这样他可以有自由得以传讲神单纯的话语。

  可是有一天他终于明白,他和罗马教会的神职人员的看法是不可能和好的。他也同样地发现,在罗马教会内想要提出改革亦不可能。底拉贝地并不是轻率地做出这样的结论。他二十五岁的时候被按立为神父,他到主后1650年,就是他四十岁的时候,他已经在天主教中辛苦地工作了十五个年头。后来他改变方向,他认定他可以在改革宗的教会中进行合乎圣经的改革,所以,他在蒙托蓬(Montauban)就加入了改革宗的教会。

  底拉贝地后来在日内瓦及荷兰的密得尔堡(Middelburg)进行服事。他有能力的讲道大有功效,但是他最大的祝福还是聚集一批人在他家中一同分享圣经。因着他在日内瓦的读经会,一个青年人名腓力·加可·史班那(Philip Jakob Spener),得到他许多的帮助,后来成为敬虔运动的领袖之一。底拉贝地曾被密得尔堡的一些敬虔且在基督徒的见证大有作为的热心人邀请去担任传道人,他对于那里的教会光景大失所望,他认为他们与他从新约圣经中所认识的教会相去甚远。他并且发现那些在密得尔堡邀请他的人和他对教会的看法全然不同。他们认为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环境,教会领袖的目的就是引人认识救恩,然后带领得救的人实行信仰。可是底拉贝地从圣经中所看见的乃是教会是一群重生的人藉着圣灵的工作联合在一起。无论如何,底拉贝地还是不断地推动他的改革工作。他带领教会学习即席的祷告方式,这在当时习惯了仪式的祷告是一个重新的恢复。他还鼓励弟兄彼此以圣经来建立对方。许多在密产雨堡以及外地的人都对他的服事有很好的评价。但是也越来越明显,如果按照他所教导的去实行,整个教会系统的特点都要改变,对于这样激进改变的反对是无可避免的。当反对的浪潮来临之时,不但苦毒而且凶猛异常。主后1669年,底拉贝地和他的同路人一同被密得尔堡的教会开除。

  底拉贝地用了十五年的时间来热心地进行罗马天主教的改革,随后的二十年他把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全部投入在改革宗的教会,然而两者均遭失败。我们很难评论说他在这样的工作上没有投入足够的时间。他现在已经年逾六十,他所得到的结论就是:在已经建立的教会系统内进行改革是不可能的,只有分离出来,方有可能重建使徒的原则。

  根据底拉贝地的信念,大约有三百余人在三位牧师及数位长老的带领下开始了一个在密得尔堡的新聚会。只有那些在生活上显明他们已经重生的人才可以成为会员。但是这个新教会无法不受干扰地进行他的见证。因为他们和改革宗教会的争执,密得尔堡的当局要求他们离开密得尔堡。他们迁移到附近的一个小城,可是那些逼迫还是紧随他们,当地的居民真诚朴实,可是不太属灵地决定要去使用武力来保护他们。底拉贝地不愿意因为自己的缘故导致流血事件,他认为这是神的带领要他们去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于是他便离开小城前往阿姆斯特丹。在那里,他与他的朋友有了许多的宗教自由。他们在那里重新开始工作,有着很好的祝福。他们根据圣经简单的立场聚集,渐渐在全国各地开始这样的聚会。许多人离开改革宗的教会,更多的人也在同情中受他们的影响。他们的影响给改革宗的教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改革宗的教会领袖要求政府来帮助,然而政府的答覆是,各个团体应有自己的自由。

  每一个要服事基督的人都要进入一个激烈的属灵争战阶段。在神的话语里面,藉着内住圣灵的解释,就有完全无误的带领。但是有一些势力,或者是世界的,或者是来自撒旦的,他们的影响力就是很圆滑地将信徒的注意力从直而窄的路上转移到别的地方去。有的时候,教会的历史好像是人认为自己可以改良神所定下的原则的一个历史。底拉贝地在他后来的日子,不自不觉地陷入到这个罗网里。一个聚会不是完美基督徒的结合,乃是神的家,那些经过重生而有份于主的生命的人,虽然有许多软弱和限制,他们却在一起让生命长大。底拉贝地热切地希望主的子民完全成熟,要达到那样的目的,比较容易的方法就是教会的人住在一起,彼此可以亲密地认识对方,也能互相建立对基督更深的认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租了一个房子。

  这种“家庭教会”很早就遇到一些困难。底拉贝地一个最好的支持者看出这样的做法后面的危险。他怀疑这样的做法的圣经根据,所以他就拒绝加入“家庭教会”。在他离开底拉贝地后,他写了一本书来解释他的立场。他指出,以像这样一个封闭的社区来取代按照新约圣经标准的教会不是明智之举,而且会惹上许多邪恶的谣言。这本书出版以后,有一封匿名信以非常恶毒的方式攻击作者。后来发现这封信出自底拉贝地之手,自此他的名誉和服事受到很大的打击。所有这些“家庭教会”日渐封闭,和外界越来越分离。悲剧就接二连三地发生。后来发现虽然在成立所谓完善的伙伴的时候,已经是采取了许多防范的措施,可是总会有一些会员,他们的看法是和圣经有出入。当人们对这些问题提出质疑的时候,他们丝毫没有基督的灵,反倒以毁谤互相报复。阿姆斯特丹的居民对于这些家庭教会的反感到这样一个程度,甚至要求他们离开。在何福(Herford)有一位同情他们的人愿意接纳他们。可是当地的路德派人对他们有强烈的反感,结果他们就无法有任何对外的服事,只能专注于他们中间自己的事。

  底拉贝地在外界也许为人们所憎恨,可是在他们中间他已早被高抬到好像使徒一样。人们紧紧地抓住他话语中的每一个字。他们觉得直到他们被他的讲道摸着之前,他们从来没有经历到和神真正的沟通。这样的态度注定会引入误入歧途。他们开始凡物公用。在聚会中说方言,并且有许多激动奇异的表现。底拉贝地在主后1674年离世,“家庭教会”则继续存在。事实上还有一段时间有所增长。他们曾经打发出去两个宣教队,不过他们对把人带到他们那种共同生活的独特经验中的兴趣大过领人认识福音。后来整个“家庭聚会”终于还是崩溃。在实行共产上有太多的困难,所以他们后来也就放弃了那套作法,最后会员四散。“家庭教会”也就终于消声匿迹了。

  金·底拉贝地的生活和经历可以给我们许多很有价值的教训。在他三十五年忘我的劳苦之后,他得到无可避免的结论,那就是要把庞大的基督教宗教体系,恢复到新约时代的原则和实行是不可能的。从圣经中他看出分别出来的真理,他就把他的精力投入在盼望神能兴起一些信徒的聚会,正如神在使徒行传里所做的那样。在这一点上,他是伟大属灵祝福的管道。在许多地区有教会被兴起并且带动全体生命的长进。底拉贝地的失败在于他认为在地上有可能保持一个小圈子,在里面可以有绝对的成熟和见证的纯洁。从真正的教会应该只是那些经由与基督有个人重生而分享基督生命的人这点来讲,他与组织化的教会的分离是正确的。可是如果限制教会只接纳那些所谓“属灵长成”的人加入家庭,那他不但错误,并且注定要失败的。他这种观念的错误在他与他以前的同工发生分歧的时候,很讽刺地藉着他的反应表现出来:他无法在谦卑的灵中接受对他所拥有的绝对权力而作的任何挑战。

  “家庭教会”封闭的小圈子也导致其它不属灵的态度和行为。底拉贝地所享有的尊重是远超过一个长老所应该有的,也超过信徒对那些神所使用,值得尊敬的器皿所应该有的高举,因此他们无法像教会一样自由地向周围的世界做见证。他们的会员除了一些错误的生活方式以外已经不能独立思考,而那些生活方式使得他们与他们原来应该做见证的对象更加隔绝。同时他们共同生活的本质容易造成一种气氛,使他们更加过度浪废,这样也使他们许多的属灵精力被消耗,并且阻拦他们服事的果效。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功课,我们必须紧紧地跟随圣经所设立的规矩,并且在谦卑的灵里才能真正地明白圣经的原则。

腓力.加可.史班那(PHILIP JAKOB SPENZR,另译施本尔)

  我们看到在十七世纪中叶路德派和其它改革宗的教会都处于属灵的低潮,特别在路德派中间主流的倾向就是理性上的正统以及在外表上遵守圣礼和纯洁的教义,但是对于生活上的敬虔则几乎不予注意。路德虽然曾经教导过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可是在各样的实践中这一真理已经完全被遗忘了。平信徒的地位就是要被动。他们必须听从传讲给他们的正统教义,他们必须不加思考地全盘接受,并且领受教会的圣礼。这就是他们基督徒信仰全部的总和。在教会历史中只有敬虔派反对这样的做法。

  我们先前提及的腓力·史班那就是一群受到金·底拉贝地在日内瓦所带领的圣经研读影响的年轻人中间的一位。他同时也受到英国敬虔派像查理·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和约翰·本仁的作品的影响。这些在他正确理解圣经之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主后1635年,史班那出生于阿尔赛斯(Alsace),他早年的学生时代是在施塔施堡(Strassburg)度过的。过了而立之年,他被任命为法兰克福(Frankurt)路德教会的主任牧师。对纪律和改革有着很深的负担。但是无奈主要的权柄还是在政府手中,以致于他无法进行他认为必须要有的改变。主后1670年,他开始了在他家中的查经班。他们进行祷告,互相建造,并且鼓励其它教会有这种教会中的教会,藉此能够恢复到使徒一般的聚集,好让圣洁的生活有所长进。他特别强调真正基督徒的信仰一定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反映出来,藉着重生的经历进入成长的过程。信徒不是在属灵上被动,而是有责任在信心中彼此建立。他们过着简朴的生活,远离世俗的享乐。史班那把正式的信条和传统的重要性降至最小,以便能够直接回到圣经的权威里面。他强调属灵经历绝对的重要性。他说过如果哪里有在圣灵中的生命,在理性上解经的差异就会自动消失。他的作品引起许多的争执。他并被指控为异端,因为他的教导对于当时那种毫无生气的纯理性的正统路德派是有毁坏性的。

  在那些受到他的生命所影响的群体中,史班那把圣经带回到一个应该有的地位,以喂养和教导那些在圣经中寻找引导的人。根据他们所领受的亮光,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从路德派中分离出来。所以史班那的教会(他还是在路德派的教会中)中有一些人就退出路德派,史班那在这个时候就提出抗议,他自己还是下能按照他的教导完全地去实行。主后1686年,他搬迁至德勒斯登(Dresden)在那里担任法庭的牧师。后来又到了柏林(Berlin)。他于主后1705年去世。

奥格斯特.荷门.法兰克(AUGUS THE RRMANN FRANCKE,另译富朗开)

  主后1663年,奥格斯特·法兰克出生在律百克(Lubeck)。当他在莱比锡(Leipzig)大学做一个年轻的讲师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小小查经班中的一员。虽然开始仅为一种学术上的追求,然而这在他里面唤醒了一个渴望能追求更深的属灵实际。主后1687年,当他还在研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一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这节圣经就给予他经历新生命的剧变。后来他在德勒斯登跟史班那一同度过一段时光。史班那对他的想法有很大的影响。法兰克直截的讲道,坚持重生的经历和敬虔的生活给许多人带来了祝福,但是同时也被归划为敬虔派的人,就从许多职位上被赶下台。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在新成立的哈勒(Halle)大学担任教授。由主后1698年,他成为神学系的教授,他属灵的影响力主导了这个大学,后来成为敬虔派的中心。法兰克死于主后1727年。

  法兰克在哈勒的服事有两方面值得我们一提,因为这些影响远远超过他在世的年月,并且也远及哈勒这一个地区之外。第一是对宣教的异象和责任。罗马天主教在宣教上的进展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正规基督教却忽略了在这方面的义务。因着法兰克自己属灵的深度和洞见,使他对主的负担在基督徒服事的层面上,成了许多传统的基督教想都没有想过的事。主后1705年,第一批哈勒的基督徒宣教士去了印度,那就是巴撒龙买·山金巴(Bartholomew Zeigenbalg,另译齐根巴里)和亨利·浦桥(Henry Plutchau)。他们在南印度十二年的服事期间,把新约圣经翻译成塔秘语(Tamil)。在许多由哈勒派去印度的宣教士中最出名的可能是桂思青·佛佳克·席瓦兹(Christian Friedrich Schwartz,另译史瓦茨)。主后1750年他离世归主,但是席瓦兹虽然死了,却仍旧在印度服事神(译注:正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说,亚伯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这些宣教士都是受到敬虔派的影响,他们服事的果子一直留到今日。席瓦兹所领来归主的一个人,他的后代,今日在印度成为一个非常强的见证聚会的根基。

  法兰克的服事第二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在他所建立的学校。在他向哈勒一带的人传福音之时,因着同情当地穷人的光景,他决定开始建立学校。这是他所建立许多机构的第一个,其中包括最著名的“孤儿之家”。这些机构完全是藉着他所有的一丁点经费开始的,可是他从不向人要求捐款,他就是单单地依靠信实的神。当法兰克过世的时候,孤儿之家还有一百三十四个小孩,总共有两干两百个孩子曾在他的学校里受过教育。其中有一个就是日后成为莫拉维亚弟兄会的领袖——尼克那斯·卢英·森辛道夫男爵(Nicolas Ludwig,Count Zinzendorf)。

 

第十四章 在悲剧之迷雾间

  悲剧一直在缠绕着教会的脚步,但是建立在基督耶稣这磐石上的教会原本就是设计用来对抗大灾难的。在英国,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君王亨利八世,他的天赋及私欲的追求给教会造成了许多悲剧。当马丁路德的作品传到英国时,这些在英国罗马教里的领袖门就感受到极大的危机,大主教吴斯理(Wolsey)觉得除非能够采取什么特别的手段,否则教皇在英国的权威将会被大大削弱。所以他就鼓励亨利八世——这位很有才气的君王,埋头进入图书馆里重新发挥他年轻时对学术的热忱。到了1521年,亨利就写出了一份反对路德的文件,这份文件赢得了教皇利奥十世(Leo X)的赞美,被封为“护卫信仰”的勇士。当他得到这一份殊荣,他就要证明他配得这样伟大的头衔,因此便决定要清除在英国各样所谓的异端。就在他成为“护卫信仰”的勇士的第九天,他就命令他的部下与在林肯(Lincoln)的主教合作,开始严格地对付那些彼此鼓励读神话的信徒。这些信徒有许多是楼拉运动(Lollard movement,另译罗拉得运动)所剩下的果子,他们大多是很单纯的人,然而这时却遭到无情的对付。有些人在死亡威胁之下就招供出他们的亲人或是其他基督徒朋友。他们如果不批斗别人,他们自己就会遭到羞辱。在这样的试炼下,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很英雄式地坚持原则。可是我们之中谁有资格去论断他们呢?有些人遭受到极为痛苦的折磨,并且殉道。

  约在主后1528年,也就是在逼迫以后没有几年的功夫,圣灵在艾赛斯(Essex)召集一些信徒依照圣经聚会。其中有人是出身贵族,有人是神职人员的家属,然而他们的聚集是单单因在基督里的关系。故此人们称他们为“在基督里的弟兄”。这些群体有最为著名的一些敬虔的人如科威对勒(Coverdale)和喇提美尔(Latimer),他们后来都成了英国教会的主教。他们的服事使得多人蒙福。不过这些聚集不久以后就有多人被捕。其它的人也就四散。主的子民的见证也就是这样在一个地方被压下去,却又会在其它的地方再显出来。

  按着圣经跟随神的信徒,他们的遭遇随着亨利国王的改变而改变。主后1534年,国会通过著名的至高法案,英国终于把教皇的统治赶出了英国,国王成了英国教会的领袖。这跟亨利自己在宗教上的认知并没有什么关系。亨利是一个极其自私的人,他和教廷的关系纯粹是建立在自私的动机上。这个改变在实质上称不上是改革,因为教会基本上是和以前一样,只不过以前是教皇为首,而今则是国王领头罢了。然而确实有一段时间允许圣经公开发行。这位国王,他把任何不肯接受他为教会元首的人都处以极刑,正如他以前把任何不承认教皇为教会元首的人处死一样。亨利这样做有他自己政治上的理由,他希望人们认为虽然他不同意教皇,可是他所做的都是一个好天主教徒。所以他再一次坚定许多天主教的教导,像圣体变质论(译注:这一论调的基本点是,如果你真的有信心,饼和杯则在祝祷后真的变成主的身体和血。)。他并且下令,任何人不得拒绝接受英国教会的信条,否则便予处刑,直至最高的火刑。除了特殊身份的人外,一般的大众不允许阅读圣经。这些恶毒的法律一直延续到亨利在主后1547年死时还没有改变。

门诺.赛门(MENNO SYMON,另译门诺.西门)

  闵斯特的悲剧对于弟兄们在德国的见证有很大的打击。但是主还是有祂的余民来持续教会的见证。神自己有祂自己所拣选的器皿,祂能够使用这些器皿来服事祂的子民。门诺·赛门于主后1492年生于荷兰,后来他在信徒中成了一个著名的教师。当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他被按立成为罗马教会的教士。虽然是一个神父,他却不知道圣经,当他望弥撒的时候,他就想知道,这饼和酒是否真的会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他决定要把新约完全读一遍。当他读过之后,他便立刻悟出主的桌子真正的意义。当他听到有一个人因为重新再受浸而被处死之时,他又回到圣经。他在圣经中找不到给婴儿施浸的训谕。

  门诺·赛门,不是别人向他传道,也不是受到那些他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弟兄们影响,而是圣经的力量从开始就在他灵魂中投下了亮光,尽管在这段时间他还是过着自我中心的生活,追求自我的满足和享受。当闵斯特那些先知的影响力波及荷兰时,他在讲道中言词激烈地指出他们的错误,然而他发现他的讲道并没有产生什么深远的果效。虽然人们称赞他正统的教导,可是闵斯特那些邪恶的道理还是吸引入走火入魔,进入极端里面。他发现,那些称赞他的人,并不是什么对属灵有兴趣的人,更严重的是他发现他自己的生活是何等地缺乏属灵的能力。他无法传讲他所非难的闵斯特教义。在极大的痛苦之中,他转向基督寻找恩典和洁净,他在十字架下找到了他的需要。从此他的讲道就有了新的感动力和权威。他传讲悔改的道及只有藉着信靠基督而得的新生命,他并且勇敢地讲到神给他明白受浸和饼杯的意义。他积极地寻找那些经历到圣灵重生的人,与他们一同交通。

  在他有了属灵经历一年之后,门诺遇见几位敬虔的人,他们对于四散的信徒的需要很有负担,那些信徒是与世界和宗派分别出来的,他们只愿意按照神的话语所有的亮光来聚集。他们对真理有极大的饥渴。他们恳求门诺把自己投入这样的服事之中。门诺觉得这是神的呼召,于是他在主后1537年便离开罗马教会,把他的年日投入到各处信徒的聚集中进行服事。离开罗马教会就是意味着从此告别他曾经享受过的各样被人欢迎的日子,而且开始被人称为是重浸派的邪说。豪华的生活,物质的安全感都不再拥有,常常伴随着他的却是被捕入狱的危险。但是他的服事却为基督结下了丰盛的果子。他全身投入坚固信徒,召集他们,在信心上建立他们,因为有许多信徒因被逼迫而流散了。最后他成了通缉犯,如果有人通报他的行踪,就可以得到重赏;反之,如果有人给他提供食宿,就要被处死。主后1543年,他从荷兰逃亡到芬森堡(Fresenburg),这是一位友好的德国贵族的管区,是许多受迫害信徒的避难所。门诺在那里继续他的服事,并且开始写作。他的作品流传甚广,对于那些毁谤弟兄们的谣言起了很大的澄清作用。主后1559年,他在芬森堡去世。

  那些受到门诺影响的会众,就被称为门诺会,以人名来称呼一个群体,这是当时很普遍的作法。但是这名字并不是他们自己所愿意的。今日的门诺会就是从中产生了。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初十六世纪那种简单使徒式的聚集和灵里的自由也逐渐被宗派的灵所取代了。

伊格那丢.老友拉(IGNATIUS LOYOLA,另译罗耀拉)

  在同一时期,反对神话语的力量也是加倍地厉害。正当神兴起那些能在福音上站立得稳的人的同时,有人也处心积虑地要把罗马教失去的人找回来。

  虽然我们对老友拉工作的果效会很伤心,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改革期间,他是扮演了一个极为出色的角色。主后1491年,老友拉出生于西班牙北方的一个贵族家庭,是斐迪南王宫廷里的一员。后来他在西班牙陆军担任军职,并以极度的勇敢而著名。在值三十岁的时候,他在战场上负伤,被迫结束他的军旅生涯。在他缓慢的康复期间,他研读主的生平,涉猎法兰西斯(Francis of Assisi)以及奥秘派的作品。他极度盼望能除去他身上所犯的罪。他向神呼求寻找救赎之道。在一段极大的内心挣扎之后,他发现了解脱之法。以前他是西班牙国王的军人,现在他决定要做圣母的军人。伤还没有完全恢复,他就急不及待赶到蒙撒勒特(Montserrat)的修道院去,在那里他把他的武器都挂放在圣母的祭坛上,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圣母和基督。他从蒙撒勒特经过非常困苦的旅程来到在曼热撒(Manresa)的多明尼加(Dominican)修道院,在那里他要求自己严谨地刻苦己心,这些操练为他日后所写“属灵的操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老友拉自己要求自己绝对严格地自我省察,每一分钟都要审察态度、心思意念和行为,并且追求透过这些达到属灵感觉的经历。从他这一切的经验中,就发展出日后耶稣会(Jesuit)的严格规矩,而耶稣会就成了反抗改革最有效的武器。

  耶稣会的操练要求将个人的意志完全降服在群体的目的之下。这其实是罗马教会信仰的延伸,以加强母会的权力。耶稣会的每一个会员都有一位领导(听忏悔者),他必需发誓对领导绝对地顺服,除非领导的要求是犯罪性质的。他对领导应该毫无保留,就连内心深处的想法都要对领导坦白,从而领导可以带领他进入严厉的属灵操练以及争战之中。领导的头目就是“将军”,在他的属下中亦需指派一人来监督他。每一个人都由他的领导根据他的才干加以严格训练,分配做特别的工作。这样的训练一方面可以使每个人的呼召充分地发挥,另一方面又可以建立规矩,正如老友拉称之为耶稣的规矩,其实已经是一套非常惊人的系统。

  老友拉对着奥秘派的追求一开始使得神职人员非常怀疑,因为奥秘派注重个人直接与神交通而不需要透过神父,这是不合乎天主教会的看法的。他曾多次因此被捕,然而每次他都能向当局表明他的忠贞,从而得到释放。事实上,他所带领的系统根本上是违反奥秘派的教导,在耶稣会里,每一个人都必须完全降服在他的领导的权威之下,这样的制度不能鼓励人直接去越过他的上司和神有直接的交流。

  耶稣会是在主后1534年在巴黎开始的,因为老友拉本身缺乏学术上的教育,他深信为了成全神给他的呼召,他必须具有一个良好的教育,因此他回到西班牙的巴撒罗那,开始了他的基础教育。主后1528年,当加尔文离开巴黎大学之时,也就是老友拉进入巴黎大学之际。他在那里找到六位和他一样献身的朋友,于是他们就在主后1534年开始宣誓成立了耶稣会。六年后耶稣会取得教皇的认可,老友拉是第一任的将军,他一直在位,直至主后1556年,他去世。

  耶稣会的工作发展得十分迅速,他不只阻拦了更正教的发展,并且还收复了一些失去的地区。他们藉着优秀的学校,海外的宣教以及讲道,热心地推展各样的工作。耶稣会的故意论把罪的本质淡化:他们主张,只有当一个人在做一件事的时候,清楚地知道这是罪仍故意定意去做,这种行为才是真正的罪。这个教导使人在一些清楚明白的事情上有余地被欺骗(译注:以主观的感觉是否是罪取代神客观的绝对标准)。耶稣会的策略在罗马天主教内也引起许多的争议,许多时候他们的影响力控制了整个的国家,所以几乎每一个天主教的国家都曾经下令禁止耶稣会的活动。最后到了十八世纪,教皇亲自下令全面禁止耶稣会的工作。耶稣会就潜入地下工作了四十年,直到主后1814年庇乌七世教皇(Pius VII)下诏才重新恢复他们的地位。

  当初在巴黎和老友拉一同发起耶稣会的成员之中有一个名叫法兰西斯·张维尔(Francis Xavier,另译方济·沙勿略)的,他被派到东方担任宣教士,他在宣教上所表现出的精力就值得我们提一下他的事工。他在印度和日本工作了十年,他自称带领了成千上万的人信教,其实他的工作都是很表面的,而且他和外邦人遗传风俗的妥协简直无可救药,但是法兰西斯·张维尔的热心和自我牺牲是要让许多人感到羞愧。我们有更有价值的目标去献身努力,但却不及他的热心。

  主后1545年,教皇保罗三世(Paul III)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召开了天特(Trent)会议,因为各方面都盼望天主教会能有一些改革。当时的皇帝查理五世也向教皇施加压力,因为他希望或许这样,可以使得他国内的路德派能与天主教重新和好。天特会议在主后1545年到1563年之间曾多次召开,特别到了后期,这些会议几乎都是受耶稣会的控制。他们对于基督教的观点坚决不让步。虽然呼求一些外表的改革,可是在罗马天主教基本的教义上是丝毫不放松。他们坚持只有拉丁文版的圣经才是正统的圣经,也只有教会(天主教)才有权解释圣经。遗传和圣经同样都是真理的来源,虽然没有给遗传一个清楚的定义,并且再一次强调教皇至高无上的权柄。每一方次当神拣选了一些器皿,好在一群单纯信靠神话语,又按照圣经形式聚集的人中间来栽培他们的信心,同时,另一次恶者所设计用来破坏合乎圣经的教会表现的计谋也是积极进行之中。

  在英国,自亨利八世死后的六年期间,政治气候是倾向改革开放,辖制的法令都被取消,许多曾经逃避迫害的人也回到自己的家乡,最引人注目的是官方教会也明文规定神职人员一年至少要讲四次道,并且要求神职人员检点自己的生活,不可以花天酒地,利用人同情心所捐献的款项来发财。至少在道德上这些都是来得太迟的改革。

  令人遗憾的是,主后1553年,当玛丽(Mary)登基之后,形势对基督教的发展就大为不利了。玛丽是一个狂热的罗马天主教徒,她一心想要完全削减任何改革的事物,任何讲道或是出版都要先经过她的审查,基督教中的领袖像利得理(Ridley),喇提美尔(Latimer),科威对勒(Coverdale),克蓝麦(Cranmer)以及其它人士都被捕入狱。玛丽并且和她的丈夫一起跪在教皇的代表面前,代表全国接受教皇至高无上的权柄,这是罗马再一次的大胜利。自此,又一场血腥的大迫害拉开了序幕,玛丽皇后也得到了“血腥玛丽”的称呼。这场血腥镇压直到主后1558年她死时还没有停止。世界上的人都忘不了科得理和喇提美尔两位殉道者,他们因为拒绝接收圣体变质说而被处死。当他们两位一同面对死亡的时候,喇提美尔对利得理所说的话仿佛预言一样,他说:“利得理老师,不要怕,要像个男子汉。藉着神的恩典,我们今日将会成为英国的火炬,是没有人能够使我们熄灭。”

  玛丽的残暴使一般的人民对于罗马教会的印象转坏,远远超过以前那些改革派的宣传。人民看到许多伟大而又善良的人,只是因为对一些真理持不同看法就被活活烧死。这造成举国民心尽失。幸好后来登基的女王伊丽莎白(Elizabeth)是一个比较包容的人。

  伊丽莎白也是环境造成她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因为罗马教会不承认她父亲亨利八世和俄罗冈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离婚,所以伊丽莎白只好投入基督教的阵营。直到如今,我们仍无法知晓她是否真的对宗教感兴趣。当她同父异母的姐姐在位的时候,她外表上只是罗马天主教徒。直到她登上王位之后,她才得到真正的解脱和快乐。自此,逼迫停止,流亡的人开始返回故乡。主后1559年通过了两个法案,一个是无上法案,他宣告女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另一个法案便是合一法案,他要求所有敬拜聚会都要按照英国官方教会的样板,其实那一套仪式是颇富有罗马天主教的味道。这个法案引起了那些清教徒的领袖极度的反感。清教徒这个名称是指那些人受到法国基督徒领袖休金诺(Hugenots,另译预格诺)所影响而持有像在瑞士、法国一带改革派的信仰。他们认为教会应该按照新约圣经的形式,任何在圣经中没有的榜样,例如跪下来领饼杯,都是他们所不接受的。他们恐怕会陷入罗马教敬拜圣物的错误之中。清教徒在全国许多方面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大多数都是博学之士。

  因为清教徒在各地的势力,使得伊丽莎白不能完全按照她的方式来行。她也知道清教徒是她最可靠的伙伴。有些好的顾问建议她帮助休金诺以及在苏格兰的改革运动。其实她自己对于日内瓦的神学并无好感,并且她对于在苏格兰带领圣经运动的约翰·劳克斯也是从内心的不欣赏。但是很幸运,她这样的大环境给愿意按照圣经聚集在主前的人一个新的机会。虽然还是有一些限制,并且也给他们预备了抵抗未来新的一种较少血腥的暴君制度——牧师制度或主教制度(Episcopalianism)。

  这段时期,在官方教会之外,开始了许多的聚会,一些敬虔的人和清教徒的传道人聚在一起研读并且传讲圣经。伊丽莎白决意要反对这些会众,她命令坎特布里的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艾蒙·格林道(Edmund Grindal,另译艾蒙· 格林达尔)去逼迫他们。格林道自己是同情清教徒的,因为良心的缘故,他拒绝执行女王的命令,后来就失去了他的地位。女王决定既然她是英国教会的领导,她就直接采取行动来对付清教徒。有些清教徒的传道人被处绞刑,这引起了人民对她的强烈不满。难道人们与神的关系一直都要受到政府的干预吗?有一些敬虔的清教徒,他们是反对和官方的教会分离的,他们多少受到加尔文官方教会观念的影响,他们甘心忍耐当时的教会,因为官方教会的规章一直在改善,可能将来不久改成合乎加尔文官方教会的政策。这是他们的理由。可是另外有些人,他们感到无限期地等待下去而不先去寻找顺服神的话是不不合理的,因为官方教会的观念根本不合乎圣经。

独立教会(INDEPENDENTS)

  独立教会在伦敦以及英国一些地区出现是在十六世纪的末期,后来因为罗伯·布朗尼(Robert Browne,另译罗伯·布饶恩)的影响,独立教会才大量出现。布朗尼是剑桥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了一个对官方教会忠贞的清教徒。在他大约三十岁的时候,他的看法有了一些改变。主后1581年,他和另外一个朋友决定在诺立赤(Norwich)市开始一个新的聚集。可是因为他的讲道,不久以后他和他大部分的会友都受到政府的逼迫。他们逃到荷兰的密得尔堡(Middleburg)。布朗尼在那里继续他的服事,并且写出一些作品。他定那些留在官方教会里的人的罪,并且把他从圣经中领略到的圣经的原则讲明出来。主后1583年,有两个人因为分发他的作品而被捕并被处以绞刑。布朗尼说明教会就是一些与基督有关系的人聚集在一起,每一个聚会都是独立的,他们自行设立他们的领导,他们虽然独立,却与所有重生的信徒有着属灵的联系。他回到英国以后,却受不了官方教会多方面的逼迫,最后在1585年就回到了官方教会,且留在那里直到主后1633年他死亡为止。

  在独立教会中另有两位出色的领袖一个是亨利·巴诺(Henry Barrowe,另译亨利·巴饶),另一个是约翰·格林物(John Greenwood,另译约翰·革林武得)。巴诺是一个律师,格林物是位神职人员,他两人均认定一个人如果认识了圣经的教导,而且保持良心平安,就一定要脱离官方教会。他们和一些在伦敦的信徒根据基督的生命在一起聚会。这些敬虔的人忍受无休止的迫害,很多人被捕入狱,甚至死在狱中。巴诺和格林物均被捕入狱,主后1593年被处绞刑。

斯密和罗宝森(SMYTH AND ROBINSON,另译斯弥特和鲁宾逊)

  十七世纪初叶,在干斯巴罗(Gainsborough)一带有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聚集,神给他们许多的祝福,不久他们在附近的斯克洛比(Scrooby)有了第二个聚集。这两个教会均足由约翰·斯密和约翰·罗宝森带领。他们两人原来都是官方教会中清教徒背景的传道人,因为认识了圣经对教会的教导而离开官方教会。

  伊丽莎白统治的末期,对宗教统一的执行不是那么注重,可是到了主后1603年,当詹姆士一世(James I)上台后,形势开始骤转直下。主后1607年,在干斯巴罗和斯克洛比的信徒在忍受许多逼迫之后就决定逃到荷兰去,在阿姆斯特丹,这个教会成了不幸的争议中心,后来导致分裂。约翰·罗宝森以及一些其它的人对于这样的事情极为痛心,于是他们就决定再移民到里登(Leyden)去。他们在那里的聚集很蒙主的祝福。罗宝森是一个满了恩惠和异象的人,后来阿姆斯特丹和里登的一些信徒有机会再回到英国。就在伦敦建立不同的独立教会,这些教会后来分为两派,一派称为“一般浸信会”,他们抱持亚美尼亚(Arminian)的神学观念;另一派则被称为“特殊浸信会”,他们抱持加尔文的神学立场。这在教会历史上只是一个新的发展,新的宗派开始因为教义而结合在一起,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就是当初在里登的这一批清教徒,他们后来写下了英国和美国历史上重要的一页。这些客旅在主后1620年乘搭“五月花”号渡轮来到美国大陆新世界。从此开始了伟大的清教徒移民潮。第一批清教徒在他们的长老威廉·布鲁斯特(William Brewster)带领下,来到新英格兰的普里茅斯(Plymouth),开始建立第一个殖民地。在这里,人们可以按照神在圣经中教导人的方式来自由地敬拜上帝。约翰·罗宝森留在里登传讲圣经,这样的教导成为教会生活的根基。他曾这样说过:

  “我在神和众天使面前呼吁,你们不可跟随我超过你们跟随主耶稣基督。如果神使用其他的仆人向你们宣讲真理,请你们如同接受我的教导一样地去接受别的仆人所有的教导。我深信神在圣经中还有许多的真理要告诉我们。我对改革教会的情形相当的痛心,因为这些教会都不能越过神所给他们仆人所看见的。路德会的人不能越过路德所看见的,神所启示给加尔文的那一部份,就对于路德的人而言,他们是宁死也不接受的。同样加尔文派也死守着神伟大仆人所遗留的,可是伟大仆人是不会看到神的完全,这实在是令人痛心的一件事情。”

  约翰·罗宝森说到教会生活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教会必须有能力和自由不断地去追求对圣经有更多的认识。他同时也指出宗派的门户之见也都是由于人们只坚持圣经真理的一部分。一个宗派看到一些真理,他们的工作可能是好的,但是因为他们无法看到真理的全部,他们也不愿意去寻找真理的其它部份,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弱点和限制。没有一个教会能够完全明白真理的全部,只有在永世中我们才能得着完全。但是教会要知道自己的有限,不断地追求更多的认识主自己。教会属灵上的成长是教会生命最重要的因素。

  当反对统一教会日渐发展的时候,也就是下同国家的基督徒团体反对官方教会而出来另外聚会的时候。宗派的思想也同时随之发展。虽然我们可以说派别在教会最早期就有了,可是到了十七世纪,宗派的形式和早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也能够了解它发展的理由。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过教会属灵运动的历史,有两件事乃是值得我们再三强调的。第一,教会的根基乃在那些藉着圣灵重生的工作而悔改依靠基督的人领受了新的生命后彼此的交接。第二,无论是个人还是教会,属灵生命的发展都必需根据神向人透过圣经所说的话。神的话就是教会生存和成长的食物。神的话也是神在祂子民中彰显祂自己的方式。透过神的话,基督的生命和主权就成了新约教会两大标志。当这两样被其它的任何人或事限制的时候,教会就逐渐离开圣经的原则,最终进入迷惑的光景中。

  在教会中,对基督为主最大的威胁就是对人的忠诚。很可能是一个伟大属灵的人,但是只要是人就可能夺取人们原来只应给神的顺服和依靠。在改革运动之中,先是罗马皇帝,后是罗马教会给教会的迫害,就保守了教会免除这一方面的危险。神的子民竭力争取看圣经的权力跟天主教尽力防止人们看圣经说明圣经对于神子民的聚会是何等的重要。不仅是所有伟大属灵的领袖都强调这一点,而且每当他们鼓励人读圣经就使他们自己成为被逼迫的对象。往往是今天教导圣经,明天入狱,后天被处火刑。如果教会那时依靠人的领导,教会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漫长的世纪中,教会经历了许多残暴的迫害,教会能够更多地直接从主的话语中藉着不同的仆人来学习认识主,教会的存在就更坚固。无论是路德派或是慈运理派,属灵运动的衰退都是当教会强大到一个地步,可以自己应付外来的逼迫,他们就开始对于人的忠贞越过藉着圣经直接对主的忠贞。

  印刷术的发明,启蒙运动和改革运动,在一般人的心中带出了新的、更深入的神学觉醒。改革运动带进了小册子的时代。每一个关于真理新的一方面的探讨,都可以成为一本新册子的主题。这些研究的出版对于人们属灵思想起了很大的影响。不见得这些影响都是负面的,也有健康和正面的影响。但是正如任何新的进步和新的事物都会免不了有些内在的危机。并不是新的东西有什么不好,而是他们可能占了过分重要的地位。例如一个小孩有了一个新的玩具,他可能就不想吃饭或是读书,而只想玩玩具。一个人有了一部汽车,可能变成车子的奴隶,甚至连一步路也不想自己走,结果他的健康反而受损。在属灵的世界里我们是很容易以眼见来取代信心的。以我们所明白一点关乎主的方式,取代主自己,换一句话说,我们以教义来建立教会,而不再以基督来建立教会。在改革运动以后,这种危险更为巨大。我们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可以把基督教的真理系统化,或是把某一些真理过分地强调。

  现在可能是一个好的时机来谈一谈雅哥巴士·亚美尼亚(Jacobus Arminius)这位德国伟大的神学家,他的名字成了一派反对约翰·加尔文系统神学的代表。加尔文派和亚美尼亚派之间各种不同形式的争论一直至今日仍是许多分裂纠纷的源头。亚美尼亚生于主后1560年,他在里登大学受教育,最后他成为神学教授。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众人都承认他温柔的品格,他的个性不喜爱争战,但是他的信仰却把他引进一场思想的大战中,他因此感到十分的沮丧。

  加尔文和亚美尼亚思想中的问题就是出在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上。虽然这并不是个新的问题,许多世纪以前奥古斯丁和伯拉纠(Pelaguis)就为此大有辩论(参第六章),但这个问题对每一个伟大的头脑却都是一个挑战。亚美尼亚自己原是受到加尔文的影响,他被要求写一篇文章为加尔文的立场进行辩护。为了写这样的文章,他有机会再把圣经好好地重读一遍,他所得到的结论就是他所以为对的看法是无法从圣经中找到维护的根据。加尔文认为基督仅为选民死,亚美尼亚则认为基督是为所有的人而死,只是单单相信的人才能享受基督代死的好处。亚美尼亚不接受绝对的预定论。他主张神的预定是基于神的预知。亚美尼亚否定加尔文所提出不可抗拒的恩典这种观念,他教导虽然在救恩这件事上需要恩典的工作,因为人自己无法做任何良善的事,但是人可以拒绝恩典,其实就是有人接受了恩典,也有可能无法保持而失去所得着的。亚美尼亚自己并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可惜他的看法以及加尔文的看法都被他们的跟随者发展到极端。如果他们两人今日还活着的话,很可能加尔文不是今日的加尔文派的人,亚美尼亚也不会是今日的亚美尼亚派。

  我们看见逼迫并不因改革运动而消逝,也不是说更正教的教会系统就会比天主教系统在对付异己的态度上会有更多的包容。许多年以后人们才接受宗教自由乃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的观念。只要反对者仍然受到处罚,大众人民对于这种处罚的反感就会日益加增,整个的形势就会更多同情独立教会的成立。虽然有苦难和逼迫,反对官方统一的运动也就有着力点来发展。当教会从官方教会的辖制下得到新的自由的同时,教会也进入教义上的争论之中。加尔文和亚美尼亚等人的著作更是火上添油。这种发展就形成了一些基督徒因认同某一种教义而聚集在一起。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最早期的独立教会,他们的根基则稳固得多。他们基本上反对官方教会,因为官产教会不允许教会单纯地以属灵的合一相聚。他们认为信徒和基督的关系使得他们相聚在一起。至于对于属灵事物的看法在属灵交通上乃是次要。可惜这种秩序改变了。教会乃是根据相同教义的认同而聚集,只要教义上有分歧,教会就会分裂,这样的做法一定导致属灵生活的衰弱,宗派主义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教会的立场就失去了,不过主永远都有办法另外选召一些余民来维护主的见证。

 

第十三章 众教会继续向前

  正当改革运动努力在基督教的世界上留下他们的记录,有许多小群的信徒与这一伟大的运动远离,去追求他们生活的见证,以及对基督的献身。这些人和罗马毫无关系,他们正如早期的信徒一样,有单纯的见证,遵守神的话语。许多世纪以来,罗马教廷的逼迫以及异端裁判所残忍的迫害使这些忠心的信徒像流星一样消殒。然而,随着改革运动的普及,这些信徒又可以再一次由地下化暗为明。因此,在第十六世纪初,我们发现除了天主教和更正教(基督教)以外,另有一股独立的宗教生活形成。他们远离政治的迫害,因而能够独立地思考神的话语,能够自由地面对真理。这些信徒自称为基督徒,或是弟兄们,他们只给在基督里因信而经历重生的人施浸,许多人因此给他们取名为“重浸派”(Anabaptists),这是因为弟兄们不承认一个人在婴孩时所受的洗,所以当一个人清楚得救以后,有了重生的经历,就再施浸一次,这在基督教以及天主教的眼中乃是重新施浸的罪,所以称他们为重浸派。

康瑞.贵伯和菲力.曼兹(CONRAD GREBEL AND FELIX MANZ,另译格列伯和满兹)

  弟兄们的会众在苏黎世一带非常活跃。他们中间有两位主要的领袖,就是康瑞·贵伯和菲力.曼兹。他们两人均出自名门,在学术界地位崇高。康瑞曾经一度和慈运理是好朋友,但是他们后来在苏黎世这个慈运理的工作中心,产生了极大的冲突。康瑞和菲力均认为慈运理对于回复圣经教训的实行不够积极,慈运理有关官方教会的看法与圣经不一,并且他完全拒绝接受圣经有关浸礼方面属灵的教训。到了主后1525年,这两人确信圣经只允许给圣徒施浸,这就引起了很大的争执。政府当局要求他们和慈运理进行辩论,当然这样的辩论是毫无果效的。于是政府就发布了一项命令:任何人如果尚未给他们的小孩施浸,需要立即执行,并且禁止弟兄们给成人施浸。对于康瑞和菲力而言,这个命令不过是人要违背神的话语而已,所以他们拒绝顺从,仍然勇敢地传讲圣经的教导。人们涌入他们的聚会所去听他们的教导,许多人虽然在外界威胁下还是接受浸礼。第二年,苏黎世政府下令:任何人不得给人施浸也不许接受浸礼,否则一律溺死。于是一场恐怖的迫害就此拉开序幕,并且一直波及至苏黎世以外的地区。然而,教会仍然在不断成长。主后1526年,康瑞病逝,菲力不幸被捕并被处于溺刑,壮烈为主殉道。

  对这样一位愿意按照神的话语来应用在生活上的人遭受到如此残酷的迫害,慈运理居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实在是可悲,虽然慈运理自己还是一个高举圣经权威的人。他极力地反对弟兄们,然而,他却无法赢得他们同意他的看法。

包沙.胡美尔(BALTHASAR HUBMAIER,另译胡伯迈尔)

  包沙·胡美尔曾经一度是约翰·艾克(John Eck,另译瓦克)的好友,原本是一个支持罗马教廷及反对路德的一位学者,并且是一位能力出众的传道人。主后1519年,他开始在瑞士北方瓦勒斯胡特(Waldshut)一带服事。在那一段日子中,他经历了属灵的巨大改变。在那里他深受路德作品的影响,从此加入改革的行列。主后1523年,他前往苏黎世参加第二次公开大辩论,探讨改革的程度。也就是在那次的聚集中,慈运理以及他的同工主张禁止使用任何的图像,并且反对有关弥撒的教义。胡美尔成功地将改革推到了更深的层次。虽然圣经的权柄是要求大幅度的改革,可是当时的领袖还是认为应该小心行事,这也是慈运理的看法。胡美尔以及其它的同工却认为圣经原则的运行是不能妥协的,他们日渐认为慈运理这一群同工太过保守,并且遵循遗传。后来当胡美尔考察圣经以后,他对婴儿施浸的作法产生了怀疑,就此他与慈运理进行了讨论。根据胡美尔的见证,慈运理当时也同意他的看法,可是后来慈运理还是反对给信徒施浸,并且参与了那场惨烈的迫害。

  在瓦勒斯伯特,许多信徒聚集在胡美尔的家中研读圣经,不久聚会规模便达到相当的程度,这说明最高的主权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分散在各地的教会乃是一群口里相信,生活上有见证,在基督生命里有份的信徒的相聚。胡美尔反对教会与政府有任何瓜葛,他相信地上的政权也是神所允许的,所以信徒因着敬畏神,也当顺服地上政府的权柄。但是在教会中,神的治理不应与当地政府有任何的瓜葛,因为政府乃是由人来管理不完善的属地事务。不但是胡美尔能够讲解神的话语,神也赐下属灵的恩赐予其它的弟兄们一同来建造日益增多的信徒。

  胡美尔四处旅行。瓦勒斯伯特不幸卷入皮森农民变乱(Peasants,Revolt),属灵的工作受到伤害,而且瓦勒斯伯特城亦陷入天主教的管辖之下。幸好巴色(Basel)一带的属灵工作继续进行,藉着那里的服事影响了德国许多的地区。

  从人的眼光来看,我们也会发现,皮森农民变乱这段混乱的历史也影响了信徒聚会的扩大。我们在前文中曾谈及路德迫切地呼吁各地分封的王子们以军事来镇压暴动。在那次行动中,许多无辜的生命被各地政府军夺去,路德一派从此失去民心,路德的运动从此也就被大众认为是跟当权派与贵族勾结的行为。那些灵里饥渴的人就去寻找对属灵事物有兴趣的人,而不是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参与政治活动的人的身上。这些灵性饥渴的人时常会在一群被称为重浸派的基督徒中间找到属灵的带领。

  胡美尔恒常地被迫从一城逃至另外一城。无论他到那里,都在那里传讲神的话语,并且带来极大属灵的祝福。成千上万的人受浸,信徒们简朴地聚在一起,按照圣经的方式来敬拜神。有一次在苏黎世,胡美尔遭到慈运理一党的逮捕。在严刑之下,他在一些看法上作了让步,事后他极为痛苦地悔改,求主的宽赦及恢复。后来他逃到莫拉维亚(Moravia),在那里藉着讲道和文字工作,将亮光带给许多人。因着福音的广传,基督徒的聚会人数日益加增,这不但让天主教紧张,也使更正教担心,于是他们便开始使用许多手段来对付这些聚会。主后1527年,胡美尔被捕,并被押解到维也纳,在那里当众被活活烧死。几天后,他的妻子也被人从多瑙河(River Danube)上的一座桥上推入河中活活被淹死。

约翰.但克(JOHN DENCK,另译登克)

  博学多才的约翰·但克是另一位在十六世纪初与弟兄们在一起且是有恩赐的人。主后1523年,他约二十五岁,就被任命为诺伦堡(Nuremberg)一所重要的大学的负责人。在那里路德运动是由一位名叫安祖· 欧山德(Andrew Osiander,另译阿西安得)的人领导,当时路德运动已经相当成功。然而但克非常惊讶地发现,虽然罗马天主教许多的错误均已除去,而且路德强调因信称义得救的教导亦被确认,可是一般人们的道德却还是不见有什么改进。他们看不见圣洁的生活,他所面临的难题也是路德运动中一些有影响的人所关注的。

  马丁路德正确且毫不妥协地强调单单依靠信心是救恩的基础,可是他却不能充分地平衡这个荣耀真理,而忽略了人必须顺服神的旨意,并且信心的证据就是好的行为。这教导的偏差就导致路德运动一开始确是盼望有透亮的福音,然而结果却变为另一种的形式主义。信心变成了在心思中对于一些信条的认同。路德的一个朋友腓力·马兰松(Philip Melanchthon,另译墨兰顿)最后也清楚地发现了这个问题而产生了和路德不同的看法。然而因为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路德对于马兰松的爱心以及马兰松的机智和温柔使得他们并没有反目成仇。在路德的跟随者之间,这个问题后来还是引起纷争。欧山德后来明白一个不圣洁的生活乃是与因信称义完全地矛盾。在他晚年的服事中,他清楚地表达了他的看法。很可惜的是,当但克把他从主那里领受的光与欧山德分享的时候,由于欧山德自己尚未明白,于是他就认定但克是错误的,而且把但克从诺伦堡赶走。

  正如其他不与当时宗教世界同流合污而要专一跟随基督的人一样,但克无论走到那里,在那里都遭到各种各样的迫害和诽谤。他在奥斯堡(Augsburg)的工作可能是最有成果的,在奥斯堡,当时路德派,慈运理派,以及天主教三派正在相争。但克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些不但在口头上承认主,并且在生活上也愿意跟随主的人。后来他们知道在奥斯堡已经有了弟兄们的聚集,但克在弟兄们中间感受到了亲密的灵。在他去拜访胡美尔以后,他更确信受浸的真理,于是他就留在那里建立主的子民。信徒的聚会迅速地成长,可能一部分也是因为另外三派之间的争执而加入聚会,那些曾经经历过基督恩惠的人都渴望能来到主的身旁来享受内心的平安。

  可是但克无法在奥斯堡常驻,因为一直有逼迫在跟随着他。然而无论他走到那里,他都能寻到一些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并且也能够与那些人一同服事。主后1527年,他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但克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就是他能对圣经有任何真实的领悟都必须是完全依靠圣灵的帮助。他虽然在理性上欣赏神的话语,但是他深知只有全心仰望基督,并且顺服神的旨意,神的话语才会变成属灵生活和成长的凭据。圣经的要求在他自己的生活上充分地反映出来。当他在讲道或是用写作来维护真理的时候,他从未陷入苦毒的灵中,尽管在当时苦毒的灵是处处可见(其实苦毒的灵是违反真理的)。路德和慈运理为了忠于基督的缘故便去伤害与他们看法相左的人,但克却在各样苦难的环境下竭力克制人性的弱点,不因别人不公义的挑战而显出他的愤怒。他定意靠着神给他的恩典,他永不愿与任何一位在基督里的弟兄结仇。

麦可.沙特(MICHAEL SATTLER,另译沙特勒)

  麦可·沙特之所以著名,是因着主后1527年的巴灯(Baden)弟兄们所召集的一个大会上所写的几份讨论信仰的文件。前面我们已经提及,简单弟兄们或是“重浸派”(这是人们对他们的称呼)并不是什么基督徒会众的组织系统。藉着不同人的服事,不同的方式自然就产生一些不同的聚会,但是这些聚会因着对基督的信仰而有的属灵生命成了他们中间共同的凝聚力。所以很明显,在这些团体之间有不同之处。虽然在与基督相交、忠于他的话语这个基本上是合一的,但是要订出一套严谨的教义来描述一般的“弟兄们”却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所提到那七份文件倒也不失为一种对于他们信仰的解说,他本身并没有限制的性质,也不能说同意这七方面的人就是一个派系。这七份文件的中心就是:

  1)只有经历基督重生工作的人才应该受浸。

  4)主之子民的生活远离世界的罪恶,远离肉体的情欲以及任何会使信仰妥协之事。这包括远离罗马天主教,路德派或是其它的宗派的礼仪。

  5)地方教会的负责同工应由当地教会设立,这些同工负责藉着教导和宣讲神的话来建立信徒。

  6)信徒无论是自卫还是应政府之征召参战,均不该使用武力。

  7)信徒不应起誓,也不可采取法律行动。

  今日在许多不同的信徒中间,对于这些信念大部份都被视作正常的基督徒行为的指南。其实这些信念不过是当人们接受圣经为一切的标准以后,希望他们的生活能配合他们的信仰所找出一些原则。但是在十六世纪的宗教世界里,甚至在军事性的更正教里,这些信念还是被一般人认为是荒谬的异端,并且对于持这些看法的人加以暴力的残害和无情的迫害。

  麦可·沙特原来是一个修道士。但是当他因与基督的交通而进入新的生命之时,他就变成了一个在许多不同弟兄们中间热心传讲神话语的人。因着这个缘故,他也遭到其它同做门徒的人一样的命运。在巴灯大会过后不久,他就在若灯堡(Ronenburg)被捕,并被处以火刑。不久他的妻子也被判决处于溺刑。

  并不只是弟兄们的领袖才遭受如此的苦难。许多勇于跟随真理的人也是遭受到同样的迫害。成千上万的人遭到极刑,更多的人遭到毒打、羞辱、折磨,被逐出家园。主后1529年,查理五世皇帝下诏,凡是有独立判断能力的人,如果再一次受浸或是为他人受浸,均要从严处置。父母如果不带子女去官方受浸,也要受到同样的处罚。如果有人想保护任何人免于官方的处罚,也将受到严厉的处置。在这种情形下,至少有一位分封的王子敢抗拒这样的政策,也有少数的法官,他们拒绝因着人民的信仰而加以判罪。更有一些人,他们虽然不同意弟兄们的信仰,却有勇气在法庭上为弟兄们远比宗派中人士高尚的生活及完善人格作见证,并且反对那些对于信仰本身不了解的法官以信仰的原因加罪于这些品格高尚的人身上的做法。然而残杀还是不止。见证的光也不停地燃烧,没有任何人能削减神的见证。

闵斯特惨案(THE MUNSTER TRAGEDY)

  我们不必惊讶有一些极端分子,他们要和弟兄们认同;令人遗憾的是,人们一向足以偏盖全的方式去判定整个重浸运动。我们不应看到少数的害群之马就认为那是一般信徒的样板。我们应该记得,在早期的教会,也有行邪术的西门(徒八章)是被吸引加入了教会。我们不能因为有西门这样的人就定当时教会的罪。当时对无辜人士的残暴行径,甚至在一般民众的心中都激起了非常强烈的愤怒。有一些人并没有弟兄们的属灵经历,他们却以公义之名拔刀相助。另外一些人则因为大迫害似乎吞食了众教会,而认为末日将要来临。这种末日情怀,给那些假先知制造了一个绝佳良机,也给那些心情苦闷的人造成了更多的迷惘。至于这些人是否真的与弟兄们有任何关系就无关重要了。反正都可以被称为重浸派,就是应受诅咒为异端,判处火刑,并且进入地狱永火就是了。如果说谁有资格来察验一下这些令人兴奋的传道人是否给人带来悲惨的影响,那就只有那些敬虔的弟兄们中的领袖莫属了,很可惜的是,当最需要他们的神圣分辨能力的时候,他们都已为他们的信仰而殉道了。

  美加·贺弗曼(Melchior Hoffmann)是热忱、有煽动性的传道人,他自称圣灵启示与他,新耶路撒冷将要在施塔施堡(Strassburg)建立。当他在施塔施堡传道的时候,就被捕入狱,后来死在狱中。尽管像这一类的异象预言在被证明是错误时,民众仍有兴趣。贺弗曼的教导特别在荷兰一带吸引了不少的信徒。其中有两个特别出名,一个是面包师杰·马提斯(Jan Matthys),一个足裁缝师杰·博克尔逊(JanBockelson)。博克尔逊一般被称为里登的约翰或李顿的约翰(John of Leyden)。马提斯与和贺弗曼一样都自称足先知,但是他不肯等候神以和平的手段带来新的世纪。

  主后1534年,杰·马提斯和里登的约翰一同回到了闵斯特(Munster),他们宣称因为施塔施堡人的不信,神已经弃绝了他们。神要在闵斯特建立新耶路撒冷。当时在闵斯特有一位名叫伯纳·若特曼(Bernard Rothmann)的传道人,有许多的人跟随他。他对天主教许多的错误坦率地作批判,激起了大众对天主教会不满情绪的高涨。天主教的主教就以武力来镇压这些人。政府方面,当时治理的腓力王子反对用武力干预,因此他就插手并且宣告闵斯特是一个福音城。这样的宣告造成大批的难民涌入闵斯特。这些难民中有一些是真诚的信徒,为了逃避迫害,也有一些就是不满现状的人,再有就是一些危险的狂热分子。这些难民都是身无分文的。若特曼就以身作则,以他的仁慈和慷慨带领许多人接待帮助这些难民。这群人中间就有马提斯和里登的约翰。不久像这些极端分子就自行成立议会,并且由马提斯来领导。同时在闵斯特的主教也积极地整军以待,整个局势十分紧张。

  狂热的带领是会令人走火入魔的。他们居然进行清算“非信徒”。他们强迫人们或是受浸或是离开这个城市,否则便加以杀害。就在这个时候,马提斯宣称又领受了新的启示,于是就带领了一些跟随他的人去攻击驻扎在城外的军队。结果马提斯战死在沙场上。正当混乱之际,里登的约翰起来接替领导的地位,成了新的独裁。经过一连串的新的“神圣启示”,他们强迫实行共产主义,后来甚至推行多妻制度。这在道德水平高的城市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感。里登的约翰接收了马提斯的妻子,就立即自封为国王和王后。天主教的军队不断地攻击这座城市。虽然城内的人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是大势已去。当天主教的军队破城之日,也就是大屠杀开始,这里无一人能够幸免。领袖们都是被公开地折磨后然后处死的,里登的约翰就在他登基的地方被处死。

  其实弟兄们那些敬虔、追求和平的群体与闵斯特的先知们毫无关联,那些群体的生活见证福音的大能,可是当时天主教以及各宗派,对于任何不属于宗派的人都是采取赶尽杀绝的政策,所以只要是不在宗派里的人,都被扣上一项“重浸派”的帽子加以丑化。闵斯特的惨案从人来说,其实是基督教会的一场悲剧。

  在这两章的章节中,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功课呢?我们看到三个伟大运动的兴起与衰败。路德派和慈运理派依然维持他们的规模,但是他们属灵的能力却是快速地消逝。至于那群被人称为“重浸派”的基督徒,如果我们算他们也是一个运动,在十六世纪初曾在德国快速地传扬,造成路德派很大的警号,不久也是消声匿迹。基督住在人们的内心而形成了教会,无论开始的时候是何等的坚固,教会中属人的部分就使得许多原来由圣灵开始的工作,过不了多久就落到属血气的光景之中,所留下的不过是一个属人的组织而已,已经不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了。

  路德运动早期便陷入属灵的失败,期间所产生的悲剧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教训,那就是善行必须与信心调和。圣经从来没有说信心仅是简单冷漠地相信一个教义而对每日的生活毫无影响。雅各书就是强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教会的根基并不是信心,教会的根基乃是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乃是信心在每日与神与人相交中所产生的影响。属灵的生命就是因着信靠基督而有的新造生命。

  在路德的运动中,信心与行为分开就造成了基督教蜕化为一种简单的形式。当我们看到当初这批改教的人如此强烈地反对罗马教的礼仪,强调救恩是单单依靠信心,反倒使得他们又回到依靠宗教仪式的里面时,这就提醒我们必须记得信心是离不开圣洁的。古往今来,我们看到许多基督徒的群体重蹈覆辙,特别是今日的福音派更是如此。要求人们踏出信心的脚步“决志”,在传福音的时候确为重要,但是“决志”绝对不保证一定是有重生的信心。如果教会仅依据他是否曾经一次“决志”而去判定一个人是否是基督的信徒,那么教会很快就会步入形式主义。若说信心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圣洁。

  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当我们回顾以往的教会历史时,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宗教在以往的日子缺乏包容性。我们也许能够明白,这种情况若是出自于一些对神没有深刻认识的人,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本身属灵的经历是相当的肤浅;然而,我们却很难理解为什么像路德这样的人,他曾经经历到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产生奇妙的大改变,却还是对于那些不同意他看法的人也是如此苦毒。圣经鼓励我们“为真道竭力争辩”(犹大书第三节)。在今天这种凡事包容的日子里,好像任何的邪说或宗教的迷信,都可算是信心,每一件事都是以不伤害他人的感情为原则,我们必须承认犹大书的劝告几乎已被人完全遗忘。然而在神的话语中,绝对不允许我们以身体上的暴力或是属肉体的仇恨去对待与我们持不同看法的人。在改革期间,许多热心于神的儿女却彼此伤害。看起来好像一个重生的人不习能会去做这样令人伤心的事情,可是这些可悲的事实乃是强烈地给我们显明:就是一个重生的人,也可能落到极为丑恶,又不属灵的思想和行为之中,特别是当他自以为他所做的是维护正确的信仰之时。这是非常矛盾的。一些在别的方面都很属灵的人常常会陷入这种最不属灵的光景之中。我们现在并非来诊断这种问题,但愿我们能多多注意我们自己的生活会否犯同样的错误。

  路德派和慈运理派在属灵上衰退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苦毒的狭窄而且又不能包容的心态,使得他们不能彼此学习或是向他人学习。他们都把自己困在一个特别严谨的真理的观念中,他们就关闭与众圣徒切实交通的大门。当他们更忙着定弟兄们是那一个“宗派”之罪时,他们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宗派的奴隶。正是因为弟兄们的心扉是敞开的,愿意接受所有经历基督重生生命能力的人,他们就免于成为一个宗派。宗派的根源并不是罪,乃是狭窄的不包容。正是这些在基督里的弟兄,他们一方面坚持对主的信仰以及在生活中表现出圣洁的见证,他们另一方面却明白许多的争执只有靠着众圣徒“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弗 4:13)以后,才有可能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信徒之间这种狭窄的不包容的心落在魔鬼的手中,便变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武器来分裂并且摧毁教会的见证。

  弟兄们的见证因着极端主义、伪装的预言恩赐、以及神圣启示(译注:就像现代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而日渐消退。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真正属灵的启示和看见是必须建立在对神话语的认识上。如果教会的传道人不再能以一个奉献给神的头脑殷勤地并且是透过祷告来传讲神的话语以建立基督身体之时,那就是教会大开门户迎接那些出于肉体的“启示”之日。这些灵恩的追求本身可能是绝对真诚的事物,可是他的来源是魂,那就是属地的,而非属天的。这种外表灵恩的追求能给人带来假冒的情绪上的兴奋,甚至带人进入所谓敬拜的高潮。相反,那种单调粉饰太平的聚会也会令人进入昏昏欲睡之中。(灵恩兴奋派指责传统派没有属灵的生气,而传统派则反唇相讥,说灵恩兴奋派是情绪发泄)其实这两派都会给教会真正的见证带来最终的死亡,因为离开了神活泼的话语,就没有任何的见证可言。弟兄们(或是重浸派)他们极易陷入这类危险之中,这也是因为他们受到许多的迫害,他们中间一些好的教师都已经殉道,所以他们容易受到像闵斯特那样的一批假先知藉着表示一点同情就被欺骗。如果我们注意到一个在这些先知身上的特点,或许能得到一些帮助,这就是这些先知都是非常热忱的人,都深信神特别呼召自己,并且都是极度火热的人,然而却在理性上有所缺欠。当然并不是说神只能使用那些像俄利根,丁道尔或是加尔文那批理性很强的人,在历史上我们看到许多的例子,一些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人,却在圣灵的手中大有功用。但是不可忽略这些人都是对圣经忠贞的人,而且他们的心思也都让神的话语所充满、所管理的。

  情感冲动的灵,或是想要逃避辛苦努力研究神的话以求得明白的灵,这两种心态都会导致人们追求灵恩的启示。我们在二十世纪的今日,也不难明白当教会陷入冰冷的唯理主义,不依靠圣灵而显得死气沉沉的一类光景之中时,会有人对灵恩有特别的兴趣。但神的方式永远是平衡的。圣经和圣灵的能力两者缺一不可:因为只有透过圣经,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圣灵,也只有透过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能明白圣经;只有我们明白了圣经,我们才能更多地明白基督的心意。

 

第十二章 期望的改革之雨

  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下改革运动的本身。首先要澄清的是改革运动的中心意义集中在一本书(圣经),而不在一个或几位人物。我们一般谈到的改革运动是指把基督教世界分成两半,一半是天主教,另一半则是更正教(就是新教或称狭义基督教)。可是我们所关心的历史却是另一回事,乃是指属灵的教会在历世历代中虽有不同的争论和腐败,并且遭到神职制度以及宗教系统的迫害,却依然能够为主做见证的记载。其实大部分改革运动所做的还不过是一些外面的改革,然而改革运动也确实在基督教世界一些地区带出了一套崭新的环境以及宗教观。如果我们忽略这个事实的话,我们就无法了解教会属灵运动的发展背景以及从改革运动以来所面对的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改革运动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面貌。在一些国家里,罗马天主教可憎的恶行给除去了,可是古老的表面依然存在。在另一些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则回到圣经给每一个人领受神恩惠的自由,甚至恢复一些早期教会的特点,即在生命中的交通。改革运动的各个不同层面跟这个运动的一些主要人物很有关系。

马丁.路德(MARTIN LUTlER)

  主后1483年,马丁路德生于一个矿工的家庭。虽然他的家里一贫如洗,然而路德的父亲却执意希望儿子日后能成为律师。主后1501年,路德进入以弗特(Erfurt)大学。路德年轻的时候就对属灵事物有一份执着的追求。对罪的强烈感受,以及渴望得到内心的平安终于催促路德毅然放弃原来事业的目标,转而进入在以弗特的奥古斯丁修道院。藉着执着且虔诚的忏悔、禁食以及祷告,他渴望能得到救赎。德国的奥古斯丁派代表修道士中间比较好的一群,他们颇受人们敬重。他们注重传道,在其间也有一些人有属灵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其中一位就是约翰·史都此斯(John Staupitz,另译施道比次)主教。他在巡视各修道院的时候,发现马丁路德为求得救赎正在深入地进行属灵的操练。于是,史都比斯就建议路德去阅读圣经,并向他指出:只有藉着基督,人才有可能得到救赎,并得与神交通。当马丁路德读到保罗写的罗马书的时候,圣灵的光照进他的心中,他从此得以与神和好,因信而称义。

  路德得救的经历藉着研读圣经愈加坚固。他的恩赐在他的讲道上面更加显明。他个人的经历不可避免地引领他再一次思想这些在他生活四周的传统信仰,宗教组织以及教皇制度。反思的结果更使他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事物的错误,而这时他正在威登堡(Wittenberg)大学教圣经。有不少人支持他的想法。

  主后1517年,路德遇上一绝佳良机来表达他的信仰。教皇利奥十世(LeoX)急需大笔的金钱来修建圣彼得教堂以及满足他个人极为奢华的生活。他发现出售赎罪券可以大量地增加他的收入。在多米尼古(Dominican)修道院中一位名叫帖次勒(丁etzel)的修士,此人是一个贩卖赎罪券的高手,他在威登堡一带使用一些顺口的歌谣和低俗的笑话来促销这些赎罪券:“只要钱在箱中响,炼狱锁钥不久也来响当当。”这类做法充分地暴露了整个宗教界的错误。因为路德自己对神圣恩典有着切身的经历,他对这种亵渎神的做法,实在是忍无可忍。当他无法说服宗教领袖采取任何行动之后,他就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钉了九十五条声明。这一声明打开了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在天主教压迫之下的一切不满的闸门。路德宣称,赎罪券不但不会消除人的罪恶感,反而更无法逃避神的惩罚。真正地悔改,才是获得神赦免的唯一出路。对一个蒙恩得赦的人,赎罪争是毫无价值的。路德的许多朋友把这些声明复印分发到德国各地,终于有人敢挺身而出,道出一些许多人不敢说的真话了。

  主后1518年,教皇要召见路德于罗马,然而路德的朋友一致极力反对他前往,因为他们知道,路德此行必定会被定罪。教皇只好要求在德国的特使来处理此事。路德在奥斯堡(Augsburg)与特使会面。特使要求路德撤回有关教皇无权出售赎罪券,只有基督才能赦罪的声明。对此无理要求路德理所当然严词拒绝。为防遭暗算,路德随后退回威登堡。本来路德并无意反对教皇的超越地位,然而当他开始研究教皇制度的渊源时,他很快就发现教皇制度的基础十分薄弱。第九世纪中叶,有一份教皇手谕集被公诸于世,据说那是出于第七世纪有名的圣职人员塞维尔(Seville)的艾索多(1sodore,另译伊西多尔)的手笔。这份文件记载着从第一世纪以来支持教皇和大公会议的许多所谓的决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康士坦丁大帝的御赐教产谕。康士坦丁要求全国教会都臣服于沙外斯特(Sylvester,另译西维斯特)教皇以及他的继承人,其主权甚至远达整个西罗马帝国。这整个阴谋其实就是使用一份最有技巧的伪造文件,可是人们却信以为真。直到十五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唤醒了研究的精神后才揭发出这个大骗局。整个罗马在教会和帝国中的权力,以及整套的神职制度都是建立在这份假文件上。

  路德此时又遇上了一位名叫菲利浦·马兰多(Philip Melanchthon,另译腓力· 墨兰顿)的人,此人日后威了他亲密无间的朋友及极其得力的支持者。马兰多于1518年赴威登堡担任希腊文教授。他是一位极羞怯内向的人,然而却是一位极出色的学者。从他到威登堡开始,他卓越的天才源源不断地给予路德极大的帮助。很难想像这两个个性完全相反的人,一个是干劲十足、火暴脾气的路德,一位是智慧沉着、冷静果断的马兰多,能结合成强大的力量和惊人的效果。

  主后1519年,在莱比鍚(Leipzig)安排了一场辩论,由天王教中最有辩才的约翰·艾克(John Eck,另译瓦克)和路德在威登堡的一位同事安鲁·卡斯德(Andrew Karlstadt,另译安德烈·迦勒斯大)参加。路德在一些学生和马兰多的保护下也出席了这场辩论。艾克头脑敏捷,力逼准备欠佳的卡斯德,艾克最后以下面几个问题把路德也逼上了不归之路。

  路德是否不承认教皇的无上权力?

  是的。

  所以他同意约翰休斯(JohnHuss,另译胡斯)的论点,就是那被教皇和康士坦丁堡议会定为异端而被处死的人的观点?

  是的。

  因此在路德的眼中,教会议会在处理约翰·休斯事件上犯了错误?也就是说教会议会并非不会犯错误吗?

  路德多年来一直期望能避免直接地否认教皇和教会会议的权柄,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只好进行了不可挽回的宣告。从此他就不再受天主教制度暴政的管辖,而得以自由地顺服主基督,并以神的话为他唯一的权柄与引导。

  正当天主教廷在烈怒中咆哮地指称路德为异端,并且积极准备一份开除的诏书时,路德却专心地把他所坚信的真理一一整理并出版。这些文件以后震动了整个欧洲。他有三份文件最为著名,即《致德国贵族书》(An Address to the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论基督徒的自由》(On Christian Liberty)以及《教会被掳到巴比伦》(The Babylonish Captivity of the Church)。在这些文件中,他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了罗马的教义及其弊病。他疾呼必须大幅度地进行改革,提倡高举圣经的权威,因信称义及信徒皆祭司等真理。罗马教皇的定罪诏书来到,不过这次的异端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范,被烧掉的不是异端,反而是别的东西。在威登堡郊区,路德带领了一批同情分子,把教皇的诏书,以及教廷一切错误的信条一并付诸一炬。威登堡的平民及大学生均极力拥护这次焚烧行动,对此政府机构亦未采取任何行动,不只是路德,可以说这是大部份德国人民一同对教皇的叛逆。

  就在此时,查理五世(Charles V)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的宝座,成为当时最有权力的皇帝。他是一个对天主教忠心耿耿的人,然而他的权力在德国还是受到当地王子们的限制。其中一位就是山索尼(Saxony,另译撒克逊)的佛隹克(Frederick The Wise,另译智者腓勒得力),他是一个精明的政客,主张地方自治。查理左右为难,一方面罗马天主教向他施压,迫他履行他的职责,按照教廷的裁定来处置路德;可是在另一方面,当时他正准备和法国作战,查理不愿意得罪德国,因为德国的大多数人民是支持路德的。主后1521年,沃木斯(Worms)的主教会晤路德,对他横蛮无理地加以指责,并要求路德立即撤回他所写的一切东西。对此路德的回答则与一世纪以前的约翰·休斯的回答完全一样:任何与神的话违背的东西,他才愿意撤回。于是,路德被佛佳克的手下逮捕、并软禁于瓦特堡(Wartburg)城堡中。然而在那一年多的软禁期间,路德却把新约圣经翻译成德文。

  当路德被软禁于瓦特堡的期间,在威登堡的改革运动就由卡斯德来代领。在众多人的帮助之下,这位新的领袖人物大力扫除了一切与罗马有关的事物,他们的热情使得整个社区都沸腾起来,城市的父老纷纷请求路德回来。路德回来以后,藉着他的讲道,八天之内,整个城市就恢复了平日的平静。

  另一次变乱则对改革运动造成很大的伤害。主后1524至1525年间,彼圣得发生了一次皮森农民变乱(ThePeasant’s Revolt)。其实这次变乱与路德以及他的同伙没有丝毫关联,但是他们却被指控为变乱的策划者。路德是第一个去寻求谈判解决争端的人。后来谈判破裂,路德又被激进分子激怒,于是他请求政府出面平乱,结果导致许多人流血丧生。路德这一次愚笨的决定使得许多原来支持改革运动的人转而弃他而去。

  主后1526年,查理皇帝召开第一次施拜尔国会(Diet of Speier)要求处置路德一伙,然而国会反而颁布公告,予各州的政府自由决定他们管辖地区的宗教事务。主后1529年,在第二次的斯拜尔国会上,大多数天主教徒决定:从今以后德国务州在信仰上应保持现状,那些已经改为路德派的,可以允许维持不变,但是必须允许人民在那些州内有罗马天主教的仪式,对于当时还是属于天主教的各州,则不许改变。然而当中有一少数人竭力反对这一决定,并要求对此进行更正。更正教(Protestant)的名称便由此而来。德国从此一分为二,一是更正教,另一则是天主教。更正教与天主教之间常有争执,甚至还动干戈。

  当我们了解路德运动的背景后,我们就能十分清楚地看到,路德因着从圣经中得到了人单单因信基督就能得救的启示,就在他自己的人生中带来极大的冲击。同时为了要恢复圣经所教导的教会观,就要强调个人与基督的关系为基础,许多的障碍都必须克服。然而路德是否真的看见,如果在个人的救恩上是要接受圣经的权威?那么在教会生活上是否也必须遵照圣经的权威呢?如果他看见了,他是否有勇气遵照圣经的教导直到最终目标?

  因着路德的运动而掀起人们对罗马天主教的反叛浪潮,并非单单是属灵而引发的。罗马教廷在许多方面大肆侵占人民的财物,所以在德国的改革运动不单单是为宗教的原因,也有社会和政治的因素。许多跟随路德的人确信罗马教会在许多属灵的事情上欺骗了他们,而路德所教导的才是正确。可是无法验证大部分的人是否曾经有与路德本人同样的属灵经历。事实上,我们可以确知他们没有。路德在自己的著作中曾这样记载:“那些从开始就跟我们在一起,并且喜爱我们教导的人的数目,至少是目前人数的十倍,可是现在只有少数的人依然站立得稳。”

  我们曾经看见路德在早期寻找属灵真理的过程中深受弟兄会的影响。这些影响在他身上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当他与罗马教廷进行严厉的冲突,路德本人原有的谦卑,不久就变成了他自己所极力反对的狂暴的独断教条主义,当然也许若非如此就不可能有改革运动。单靠像以洛斯马士(Erasmus)所说让大家保持冷静和节制,慢慢地来寻找改善的方式是行不栖的。然而能带领改革运动的勇敢也同样地把路德卷入政治上的争执,使得他不能集中精力专注于属灵的目标。他所设立的路德教会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他从圣经得来的观念和他与那些对他忠贞的地方人士进行妥协的产品。而且路德会本身也从罗马教廷承接了许多的错误。路德会渐渐步入与新约的教会大相迳庭之道,甚至路德本人也承认,路德会中充满了敬虔和不敬虔的人,而且又与政府混在一起,并且也开始建立了神职系统,这与他们原来所反对的罗马系统已经相去不远。

  有意思的是我们注意到在主后1526年,路德写出这么一段话:“福音正确的秩序无法在各种人群中显明出来,但是在那些认真的基督徒中间,也就是那些口里承认福音的人,他们必须在一个地方聚会,一同祷告,一同读经,给人施浸,领用圣餐,并实行其它基督徒的善行。因着这样的聚会,就可以把信徒和非信徒分别出来,并可以按照基督在马太十八章十五节,的教训或是纠正,或是恢复,或是分别为圣。他们也可以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一至十二节中所教导的那样,甘心地奉献自己,无私地帮助贫苦的人们。这里并不需要什么特别好的歌声,简单的浸礼和圣歌,而都是在爱中按照圣经而行。可是我却无法设立这样的聚会,将来时机成熟,我将会尽力而为。目前我能做的只是呼召、操练、传道,直到基督徒们自己看见圣经的教导,能够热心于这样的带领,并坚持下去。”由此可见,路德对于教会本质的了解远远超过他在实际行动中所表现的。如果路德当初采取另外一条路线,情形将会如何也确难预测。不过他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教会,因为大部份还是由民间人士控制,这就无可避免地使得教会日渐软弱。

乌瑞奇.慈运理(ULRICH ZWINGLI)

  瑞士原本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然而瑞士一直亦是欧洲最自由的一部分,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这种自由的气氛下,改革运动迅速发展,瑞士的改革运动无疑成为整个基督教改革运动的先锋。

  主后1484年,慈运理出生瑞士的威得浩斯(Wildhaus)。他在维也纳大学以及巴色(Basel)大学均十分出众,后来被任命为格喇如斯(Glarus)的教士,以后又成了苏黎世(Zurich)教会的领袖。他在早年曾经和被人们称为重浸派(Anabaptists)的弟兄会的会众接触过。弟兄会中有一位著名的领袖格列伯(Conrad Grebel)曾经与慈运理是好朋友。但是在苏黎世的弟兄相当多,所以慈运理和那些渴望在自己的生活以及教会敬拜上都能按照圣经而行的人多有往来。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本人对于受浸也有许多的探讨。在后来的改革运动中,他的教导的基石就是圣经在基督徒生活准则上应享有最高的权威。尽管他自己是否完全接纳他所教导的信仰所带来的影响仍是一个疑问,然而毫无疑问,他较路德在按照神的话语而行上激进得多。并不是路德对圣经的尊重有什么问题,但是因着他自己得救的强烈经历,使得他在自己心中产生了把圣经摆在经历以下的阴影。以主观的经历主导了神客观话语的教导,致使路德比较容易接纳那些圣经中没有明文禁止的事情。可是慈运理却坚持只有圣经中明文教导的事才可在教会中施行。

  主后1522年,慈运理从苏黎世开始他的改革运动。他激烈地批判罗马教会的迷信并且公开地对此进行辩论。当地的政府坚决支持他的主张,并建立了独立教会,按照他所教导的来运作,由人民来管理他们自己的教会。慈运理坚持教会的实行必须按照圣经的教导,这使得在瑞士的改革比在路德领导下的改革运动还要激烈。祭司袍,偶像,圣物,弥撒,祭司制度,中央集权制度完全都被清扫一空,唯有传讲神的话语成为中心。

  然而慈运理也有他另外一面的问题。他不但是一位改革者,也是一个爱国者和热心的政治家。他坚决反对他的同胞去加入外籍雇佣兵,他属灵的目光和政治上对国家的认同至终导致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战争。主后1531年,他亦战死沙场。慈运理早年与弟兄会的接触或许使他对教会本质的认识有所帮助,这也是为什么很难理解他会接纳一个官方的教会。当教会的会员是以国籍和国家的法律来管理的时候,这还是新约圣经中所教导的教会吗?在圣经中就是由一群当地的人,因着基督的属灵而结合这种地方教会的观念和官方教会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

  慈运理关于基督徒社区成为当地的政府,并以圣经来治理这一套理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基督徒的社区和教会是不相同的。圣经中的教会是一群从世界中被呼召出来的余民,为着主自己作见证的。把教会变成基督徒社区来治理的政治是圣经中所没有记载的,在教会历史上没有这一先例。慈运理以及后来的加尔文(Calvin)他们提出一个看得见的教会和看不见的教会这种理论,即真正的教会是看不见的,而地上看得见的教会则是基督徒世界所组成的教会来代表。这种说法导致教会不过变成一个理论,在神的话中则变得毫无意义。

  我们以后还要再来探讨这种观念对于其他独立的基督徒团体的影响。因为慈运理主张政府应该是由教会来管理,政府自然就有义务使用它的权力来对付任何与它所认可的教会不一的教会。所以改革家本身就成了天主教的延续,即以宗教来迫害他人的宗教自由,反对人自由地按照神的话语来敬拜及见证神。

  这种互不包容的灵使路德与慈运理在对于主的晚餐上所持的不同看法更为明显。路德认为“这是我的身体”必须按字面接纳,尽管路德不同意罗马教会的变质(Transubstantiation)的看法,他以为基督是物质实体性地存在于饼杯之间,就是或其后人所说的合质论(Consubstmtiation);慈运理则持守目前的福音派普遍的看法,就是酒和饼均仅为一种记号。这两派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以一种苦毒的灵来进行争论,天主教则在旁边幸灾乐祸地欣赏基督教的分裂。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

  主后1509年,加尔文出生于毕迦的(Picardy)的诺羊(Noyon)城,他的家庭颇受人尊敬而且在当地很有声望。他的父亲期望他能成为神父,所以送他去巴黎大学。后来他去奥尔良(Orleans)攻读法律。他在两个大学里都非常出众。他在古典以及法律方面所受的教育为他日后奠下了深厚坚实的基础,以后当他的兴趣转到神学方面,这些才干更加发挥出来。

  约在主后1532至1533年间,加尔文有了重生的经历,从此他的一生就有了巨大的改变。他开始对圣经的权威性有了重大的亲身体会。研读神的话语就成了他最渴望的事情。返回巴黎后,他找到一群信徒,他们常在一起研读圣经并祷告。这一恩典对于他日后属灵的事业有着相当重大的影响。这个团契中有一些相当出色的人物,那维瑞(Navarre)的女皇玛格丽特(Margaret)也是其中的一员。这个团契最早是在大约四十年前,当博学多才的李佛瑞(Le Fevre)来到索巴尼(Sorbonne)教神学的时候所开始的。李佛瑞自己是因着阅读圣经才在基督里找到了平安,所以他就聚集了一些人来一同分享主的话语。他教导有关救赎是单单凭着信心,这此路德和慈运理都要早。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的教训,使徒们就是这样地教导,只是因为教会一直教训得救是靠着遵循教会的圣礼,以致于当人们听到这个好消息时,还以为是什么新的教训。藉着李佛瑞的服事,威廉.法瑞(William Farel,另译威廉.法惹勒)重生得救,他后来成了一位著名的福音传道者,并且就是他在主后1536年,说服约翰·加尔文留在日内瓦。主后1521年,由于外面的压迫太大,这个团契的一些主要弟兄,包括李佛瑞和法瑞都被迫逃亡在外。但是团契还是在断续地聚集。当加尔文加入这个团契时,其中一位负责带领的弟兄就是巴黎大学的校长尼克拉斯古普(Nicolas Cop)。主后1533年,古普发表了一篇谈话,他强调福音的观点,并且极力呼吁改革。当局认为加尔文就是这篇讲话的起草人而对他进行通缉,加尔文因此被迫离开巴黎,逃亡到巴色(Basel)的更正教中间。

  法兰西斯一世(Francis I)在位之时,为着政治的缘故,他宣称法国的更正教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所以需要政治的力量加以于管制,以维持法治和社会秩序。加尔文觉得他必须出来为这些被诬告的同胞申辩。主后1536年,他发表了基督教的规章。他有系统地把改革宗的神学表达出来,清楚地让人知晓这绝非任何新潮或是异端的教义,只不过是回归到早期教会的信仰和实践。文件第一次发表之时,他才二十六岁。后来他又不断地加以修改补充,直到主后1559年完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规章。改革运动中没有任何其他的文献可以和加尔文的规章相媲美。直到如今,这一文件在许多方面仍是有相当的价值。因着这一份著作,加尔文在许多其它的国家中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在更正教中间,加尔文仿佛成了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主后1536年,加尔文路经日内瓦,遇见了威廉.法瑞(William Farel)。法瑞极力劝他留下。经过一段内心的挣扎,他相信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就同意留下。他余生除了有三年被放逐之外,均在瑞士度过。

  日内瓦在名义上成了更正教的地区,这主要是因为寻求政治的自由,并不是在那里的人民对属灵有什么饥渴。其实那城的人以放荡的生活方式而闻名。加尔文确定能在一个地方政府所控制的教会中进行改革。他相信地方政府也是由神设立的机构,但是教会必须在他的责任范围里保持独立。教会有权力开除那些不服管教的人。加尔文甚至起草了一份教规,要求每一个公民遵守。这件事引起当地人们强烈的反感。他们把加尔文和法利一同驱逐出境。加尔文来到施塔施堡(Strassburg),在那里渡过了三年。日内瓦的情况愈来愈乱,所以人民又想请加尔文回来重建秩序。因此加尔文这次回来,就有了很强固的地位,他可以开始推动他所欲进行的改革。主后1541年,通过了教会规章来治理教会。在加尔文的制度中长老是中心。当时长老们以及牧师组成宗教法庭,处理有关信仰上的事务,包括把人开除出教会的事也是他们的定规。如果有需要的话,宗教法庭会要求地方政府来强制执行一些处罚。

  无可置疑的是加尔文处理教会规章的本身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他本来希望教会的成员来选择他们自己的领袖,他并不同意地方政府有那么多的权力,可是因为加尔文本人对于教会和基督徒社区的分野并不是那么清楚,这就难怪他时常弄不清什么程度是在教会的范围之内的权柄。他不但允许、甚至鼓励地方官员插手管理他们原来根本无权过问有关的教会事务。有关瑟维都残暴事件(The Cruel Case of Servetus)就是一个很遗憾的例子,他清楚地披露了加尔文在这方面的错误。瑟维都(Servetus)是西班牙的一个医生,他强烈反对加尔文的神学。主后1553年,他在日内瓦被捕,受审之后被定罪为异端而惨遭烧死。其实这是加尔文与他自己进行的一场真实的考验。加尔文觉得地方政府有权过问教义上的争执,被教会开除还不足以处罚持不同教义的人。这种对异议者非置于死地不可的做法,注定了独裁的悲剧必然要发生。

  当然加尔文的教导中也有正面可取之处。他的一些好的贡献也是影响深远。日内瓦后来成为世界各国受迫害人逃亡的天堂,像在苏格兰的约翰·劳克斯(John Knox,另译诺克斯),他就是深受神给加尔文之亮光的帮助。劳克斯是一个具有坚定品格的属灵伟人,神使用他改变了整个国家,很多人不能与他相提并论。当然苏格兰当时也是预备好了要进入革新。从消极一方面来看,当时的天主教神职人员酒色放荡已经成为公众的羞耻;从积极方面来看,在苏格兰从古老的克勒特教会(Celtic)也还留下少数非常宝贵的遗传(参阅第九章的基督教在英国),而且威克李夫的一些苏格兰学生也从牛津带来一些宝贵的祝福,加上劳克斯忠心地把他从神话语中所学到的教会生活的原则应用出来,在传扬神纯正福音上有无可估量的益处,并带下极大的复兴。

  加尔文的神学有一点是他自己特别着重的乃是依据信徒生命的律来行事。他坚决地主张救恩绝不是如罗马天主教所教导的那样积善才能获得,救恩只有藉着信心方可获得。救恩虽然不是藉着善行而获得,可是救恩却会导致善行。一个信徒生活中有善行就证明他与基督有了重要的关系。一个信徒每天的生活须遵照圣经上神的律法的教导。加尔文非常注重一个人的品格,同时也非常看重教育,约翰劳克斯就是受加尔文的影响而在苏格兰推动教育,这就是为什么日后苏格兰的牧师和宣教士较其它国家有高水准的教育之原因。这个良好品格和良好头脑并重的教导是本乎圣经的一个平衡的看法。这个教导训练出了许多的属灵人,对于圣经有了正确的认识。今日世界各地的信徒都应该为神感谢他们。

  加尔文系统最大的弱点就是教会和政府相联结。在官方的教会中,每一个成员无可避免地最后退化成为只知道一个信条,而把圣经中教会的基本都失去了的人。如果只想以思想的统一来维持教会的合一,而不注重以拥有属灵生命为合一的根基,教会则已失去教会真正的面目了。加尔文希望借助政府的力量来维持教会教义的纯正,然而绝不可能会有一个非基督徒的权力机构会努力支持一个机构而不会加以控制。当这种控制的影响力愈来愈大的时候,对政府是更容易管制,而对教会而言,就是属灵的自杀。当然我们不要忘记在改革运动期间,政府大多还都是由教内人士组成,所以当年的改革领袖在那种环境中,没有看清楚圣经的教导,也是情有可原的。他不像近代的政府那样——大多已经是反对基督教的世俗政府。不过我们后来会看出神还是保留一些人努力保守教会,使之避免与政治有任何的瓜葛。

  改革运动最大的成就乃是给人自由去认识神的话语,并且认定圣经必须在基督徒的思想和生活中居首位。即使路德、慈运理、加尔文或是其它人,在实行圣经原则应用在教会生活上并不成功,但是他们激起人们对圣经的尊敬,以及人们自由寻求神的心意,这使以后的人们能够更清楚地走在神为人拣选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