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cmchurchorg.files.wordpress.com/2022/04/63-years-04.mp3 爱心服事 基督徒会堂的院子里有一栋小楼，楼下是一个小会堂，用来作小型聚会用，楼上有一个小客厅和两间小房间。小房间楼梯下的小间里，有许多的褥子和被子，预备晚上聚会后，离家太远、不便回家的弟兄姊妹在会堂留宿之用。弟兄住在楼下，姊妹住在楼上。白天楼下聚会坐的长椅，到晚上将两张对拼起来就是一张床。而冬天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所铺的长棉垫，两张叠起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当褥子用。
1949年解放后，公安局进行户口登记政策。只要有客人来家里住，就得报户口，否则就违反户口法，所以会堂就预备了两本户口簿。每次来的人都得报户口，实在是件麻烦的事，有时候还要承担风险。但王明道夫妇不理会这些，只是凭着爱心接待路过的弟兄姊妹，和一些住在城外、晚上聚会赶不及回家去的青年学生或弟兄姊妹。
他们夫妇都住在会堂里，弟兄姊妹也都把会堂当作自己的家，这不单是提摩太前书3:15所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属灵的家，对基督徒会堂来说，也是众信徒的家。年轻的信徒们把他们夫妇看作是自己的亲人一般，他们亲切地把王先生、王太太称为叔叔和婶儿，把他们俩当作严父慈母般看待。传道人和信徒间的关系，不仅是教导与受教的关系，而且是更深一层的骨肉之亲的关系。 他们夫妇也把年轻的信徒们当作自己的子女般爱护关心。关心的事奉，主要由王太太来承担。她做在信徒身上的爱心工作，真是说不完、道不尽。 当年受过她恩惠的年轻人，如今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他们回忆往事，仍然历历在目，可见王太太爱心工作的果效是多么的深了。
拉结姊妹的见证 拉结姊妹曾受过王太太的恩惠，她回忆当年在迦南孤儿院的境况时说：
「我从小就在迦南孤儿院长大，我们孤儿院的院长是美国人，当时我们都叫她妈妈。妈妈经常到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聚会，那时候我们孤儿院孩子多，经济比较困难，净找史家胡同来募捐，这是我到八、九岁时才知道的。婶儿到孤儿院来，我当时不认识她，因为每天都有挺多人来孤儿院参观，我那时贪玩，没有注意这些事。有一次妈妈跟我说，婶儿想要我做她的闺女，妈妈舍不得给。原来孤儿院每星期天都让大男孩到史家胡同聚会，我们年级小的不让去。后来孤儿院成立了董事会，王克尘先生当董事长，婶儿是董事之一。我那时知道他们经常捐献衣服、毛毯给我们。后来，孤儿院搬到在乾面胡同那里的美国学校，我那时也长大了一点，就可以在礼拜天到史家胡同聚会，在聚会里我们是属于年纪小的，就坐在讲台前面。只要会堂晚上有聚会，我们若没有什么事，妈妈就让我们大一点的孩子去参加，婶儿教我们唱《基督徒诗歌》。
「1950年，我们的外国妈妈回国去了，婶儿他们去接管孤儿院。我们那时都大了，婶儿怕我们受苦，在妈妈离开前就给我们大一点的孩子分配了工作。我们妈妈临离开那一天，大清早就来到孤儿院。婶儿让我们上课，不让我们送行，怕我们见到妈妈要离去感情上受不了。所以她一方面是来给妈妈送行，一方面是看着我们，看我们平安无事才走。妈妈回国以后，孤儿院也停办了，我们孤儿院的人仍然经常上史家胡同聚会，大家也借此可以见见面。叔叔和婶儿被捕后，我们都分散了。
「我退休后，1986年听美琴姊妹说婶儿回来了，住在上海，我听了十分高兴，巴不得马上就去看她。1987年我到上海看婶儿，刚一进去，婶儿就先摸着我的头，那时婶儿因为白内障双目失明，然后跟我说：『人家说我长得特别像妈妈，我妈妈死的时候我一点没有哭，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将来我们在天上还可以见面。』她说这话，我也有同感。因为我的那位外国妈妈走了以后，我也这么想。我说，虽然暂时见不着了，但是我死了以后，我们还会见得着的。婶儿这话给我印象特别深。
「我在婶儿那儿呆了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婶儿问到我孤儿院的情况，问我孤儿院每一个人的情况。我说，人都分散在各省、各地。临走的时候，她问我，『你们当中谁最困难，生活上比较苦？』我说，据我听说，只有美德比较苦。婶儿就给了我二百块钱，让我给美德，还让我给张庆生叔叔，和一位姓王的带钱。我回来的时候把钱都带给他们了。我去的时候拿了五百块钱是要给婶儿的，因为我住在婶儿那里，怕难为她，也不知道她的生活情况。我跟婶儿说，我拿了五百块钱给你。她却说：『你别给，我现在挺富裕，神为我预备得挺好。』
「……
「1986年，我到教会去聚会，实在灵里得不到帮助。于是我给婶儿写信，问她该怎么办，因为我那时谁的家都不认识。婶儿就介绍我到袁相忱先生家聚会，后来袁先生家聚会人多，他们又搬到比较远的地方，这样我又给婶儿写信，她又介绍我到李再生先生那里，也就是黄小同姊妹（注：黄炎培次女，1913-1996年，燕京大学肄业，在北京80中学担任英语教师） 家聚会，直到现在。在我还没有找到能仁胡同李再生先生家前，婶儿的信已经寄到了李再生先生那里，她实在是对我负责。
「婶儿知道我是个孤儿，认识的人少，她在双目失明情况下给我写了很多信。还让我到陈作民和顾玉珍两位长辈家，让他们也帮助我，使我心灵上能多得到力量。我和他们一起唱歌、读经、祷告，直到这两位长辈被神接去。」
陈美玉姊妹的见证 陈美玉的父亲，就是王明道所著《五十年来》中提到的陈子诰先生。陈先生于1932年去世，遗下妻子带着四个小孩和一位年近七十岁的老奶奶。1933年，王明道先生去沧州探望他们一家人。那时美玉的大姐刚小学毕业，王先生提议让她到北京上学，从家里只须带学费和饭费，平时的零用钱由王先生供给。这样，美玉的大姐便来到北京，在贝满中学上学。贝满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初中入学考试要考英文，而沧州的小学没有英文这门课，于是王太太就成了她的英文入门老师。她从字母学起，字母会了再学单词和简单的文法、会话。结果经过考试，居然被录取了，开学后便住校了。学校在灯市口，离甘雨胡同王先生家很近。星期六在校吃完午饭，就回王先生家，吃过晚饭才返校。
美玉的姐姐初中二年级那年，她母亲病逝，王太太便去学校找她，告诉她母亲病重，让她回家看看。王太太给她买了火车票，预备了路上吃的食品和水果，在车厢内还托付了坐在身边的一位妇女。王太太用英语告诉那妇女，说美玉母亲去世了。美玉的姐姐当时听懂了，可没有哭。王太太下车后，她忍不住流下泪来，身边的妇女不停地安慰她。王太太对她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
1939年，美玉的姐姐高中毕业了，没再升学，留在校内图书馆工作。她决心把在沧州的弟弟妹妹和老奶奶接来北京，靠自己一点微薄的收入维持家里几个人的生活。1941年，美玉和老奶奶刚到北京的时候住在王先生家里。那时王先生刚好在外工作，他们就住进王先生的房子。王太太常向老奶奶嘘寒问暖。王先生从南方回来，她们才找房子搬出。后来，美玉的二姐和哥哥也从天津来到北京，全家人才得以团聚。美玉姊妹每想到她们一家人能在北京工作生活，全是主的恩典，也是因王先生夫妇的关怀。
1987年，王太太眼睛已经失明，还给美玉写信，问候她和她姐姐。1991年，王太太写信提醒她：「家里要和睦，你和你丈夫都退休了吧，你们也都过了六十，想不会像青年夫妇那样争个脸，希望多靠主过平安快乐的生活。日子过得特别快，转眼就过去，就得准备进入那永远的家乡。」在另一封信里，也嘱咐她教育好第三代。信里说：「日子过得真快，你们都当上了外公、外婆、孩子长大了，千万别惯着。合理的教导，要有规矩，要有赏罚。一个孩子很容易惯得不像样，长大了很难克服就苦了。」王太太还在信上劝她：「要在小事上忠心，家里事不能不作，心别烦，因为我们一切都有天父看着。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一切都是我们的试验熬炼。在任何事上是否能因倚靠信赖而不焦急，主也籍此要我们认识我们的爱心、忍耐、宽容，到底到什么程度。有的时候为别人太焦急，不耐烦，不能原谅，好像考试很难在这些事上合格。过去我这样想，年轻时候当媳妇，胆子小，怕闯祸，有时就多压制自己。更好的就学习多忍耐，自己不能学习得胜就只好学习谦卑。 」
从以上的见证，可以看到王太太对美玉姊妹身上的爱心，就像对自己的女儿那样，从年幼到年老发白，还是不息地爱护和关怀。
徐玉和姊妹的见证 1944年春天，王太太接待了一位无父无母的女青年徐玉和。她九岁就没有了母亲，十几岁又没有了父亲。后来在保定护士学校学习，在毕业考试时，食指疼痛，后来经检查，查出是患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她只有一个姐姐，做挑花的工作来维持生活，住在租来的小房子里。房东怕玉和死在那里，又怕她们付不起房租，就叫她俩搬家。她们搬到姐姐工厂的一间小屋里。后来王太太去那儿看见了，就把玉和接到自己住处的一间小书房，给她放了一张床。
之后，王太太对在医院当护士的一位姊妹说：「请你们医院的大夫给她治病吧！」玉和患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下肢已经不会动了。医院的院长是田凤鸾，她是基督徒会堂的信徒，医院是她自己开的，她接玉和到她医院去住了一个月。一个月的期限到了，院长让护士告诉玉和再住两个月。快到期了，又告诉她再住三个月。后来田大夫祷告主，说：「若是我女儿有了病，我叫她住哪儿去？」于是干脆让那护士告诉徐玉和说：「有我医院在，就有你住的。」这样，玉和姊妹就以田大夫的医院为家了。
李英敏姊妹的见证 李英敏的父亲李广泰是做钢笔生意的，1950年因生意失败，被迫破产还债。在她父亲被扣留在法院期间，家里一切全部被查封，一家人没有了生活来源，家境非常困难。王太太经常托别人给她家送粮食、送熟食。李姊妹的弟弟妹妹那时年纪都很小，王太太便托刘朱兰芳妹妹给她家送些食品。
50年代初，由于家境困苦，英敏要升高中，无钱交学费，她妈妈就想让英敏去工作，便和王太太商量这事。王先生和王太太都说：「哪能不让孩子上学。」于是王太太给了她妈妈五元钱，缴了上高中的学费，英敏上了崇慈女中。她上完了高中，又考上了大专。于1956年大专毕业，分配到卫生系统工作。退休前评上了高级讲师，生活得很好。
李英敏姊妹每提起她上中学的事，便感慨地说：「若不是王大妈，我哪能有今天？我们全家弟兄姊妹都蒙神恩待，很幸福。这是我们全家弟兄姊妹终生难忘的。」
英敏姊妹是在1947年7月30日重生得救的。当时是刘美贞姊妹带她到张爱贞老师家，由张爱贞老师带她认罪悔改。当天晚上又到史家胡同聚会，王先生那晚讲的正是主钉十字架为世人赎罪的道理。她那时跑到台前跪下，由王先生带领到台前来的人祷告。祷告完毕，她觉得天都高了，房屋那么宽大，走路都快乐。没过两天，王太太对刘朱兰芳姊妹说，迦南孤儿院有北京基督徒学生会的灵修会，由王先生领会。英敏和刘美贞听了都很愿意去。有的肢体说：「那些都是大学生，她们太小。」更指着李英敏说：「尤其是她，太小了！」那时候英敏才十四岁。王先生说：「去吧，去吧，报名吧！」后来，王太太给她们找来大学灵修会的联系人，由刘朱兰芳亲自给她和美贞报上名。英敏回家向父亲说了，他父亲一点都不反对，很支持她去，还给了她奉献的钱。就这样，她和刘美贞参加了大学生的灵修会。
那次灵修会有规定，进入饭厅必须佩戴名条，以便彼此相认识，李英敏姊妹因王先生未佩戴名条，不许他进入饭厅。王先生为她这样负责，不讲情面、办事忠心的精神，特别在大会里表扬了她。还送给她一本《真伪福音辨》以资奖励。这件事在王先生的著作里曾提到过，不过没有点出她的名字罢了。
路平弟兄的见证 路平弟兄是一个孤儿，他在北京受到王太太的关怀，令他毕生难忘。以下是他回忆起王太太做的几件爱心的事：
做棉垫子
北京冬天寒冷，会堂又比较大，虽然生了暖气，但在礼拜时坐上两个小时，还是令人感到冷得坐不住。王太太就发动弟兄姊妹做棉垫。一般做垫子多是正方形的，王太太设计做成长方形的。聚会时坐在棉垫上，就不觉得冷了。那时候晚上经常有人住在会堂里，把四个垫子并起来就是一床褥子了。
婴儿把叔叔的床尿湿了
有几个星期天，有位姊妹抱着婴儿来聚会。这婴儿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王太太就让这位姊妹把婴儿放在她的床上睡。这婴儿尿了床，王先生平时是很讲究卫生的，有时脾气也急躁，见床上湿了一片就发火，大声斥责。这时王太太就立刻阻止他，说，「床单脏了还可以洗，你伤了这位姊妹的心怎么挽救呢？」王太太看到王先生发脾气、或处理问题不当时，常是马上批评或劝阻，也不管周围有没有他们这些年轻人。事实上，她也把这些年轻人看成是她的儿女一样，所以从不避讳，大概也是有意在及时教育他们。这样的事情，他们看过多次了。
陪病人吃饭
有一次，从农村来了位患子宫癌的姊妹，她的病已到晚期了，身上散发着极难闻的臭味。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一同围着那方桌坐着，可是那臭味实在使人难以忍受，再香的饭菜也难以下咽。有几个人就端着饭碗离开了饭桌。王太太是挨着这位姊妹坐的，她一直陪着这位患病的姊妹把饭吃完了。
一个奇特的邮包
1949年，路平弟兄和世珍姊妹结婚后，就到苏州某中学去工作。第二年，有一天他们接到王太太寄来一个邮包。摸一摸，软软的，知道是衣服。王太太寄衣服给他们干什么呢？打开一看，是初生婴儿穿的单衣、夹衣、棉衣、还有小棉袄，都是新做的，非常好看。原来，王太太知道世珍姊妹再过几个月就要分娩，在百忙中抽空做好寄来。世珍的母亲还没来得及做，王太太早早就寄来了。
绣上名字的褥单
《五十年来》一书里提到王太太时，王先生是这样写的：「我喜欢凡事整齐有序，她却在许多事上漫不经心。」其实，王太太在关心别人时心很细。 王太太知道路平读大学时经济困难，只要看有他穿着合适的衣服，就给他。看他头发长了，王太太就亲自给他理发。有一天，王太太给他一床褥单。他回到学校打开一看，在这褥单的一个角上用线绣上了路平的名字。路平从小就失去了母亲，王太太却让他尝到了母爱的滋味。
两件毛衣
王太太的勤劳是人所共知的。她从不让自己两手闲着。跟人谈话时，也总在一边谈一边织毛衣。路平在大学读书时，有一天王太太把他叫住，说：「来，穿上试试合适不。」他拿到手里一看，是一件纯毛、驼色的上衣。那时（1948年）他二十五岁，有生以来，从没有人给他织过毛衣。上小学时，他姐姐只给他织过一件毛背心。有意思的是，王太太在织时也没有跟他说，而是织好了、缝上扣子，突然交给他，而且大小正合适。这说明她的爱心是多么的细致。
自从1955年路平和王先生夫妇分别后，直到1984年他才看到王先生、王太太，他们那时已定居在上海了。路平利用学校放暑假，前往上海看二位老人。他到了武康路，看到二位老人眼睛都失明了，王太太说还有一点光感。路平见了分别三十年，时常想念的王先生夫妇，恍如隔世，感慨万千。这时，王太太又给他一件蓝色毛衣，这是她老人家在失明的情况下织的。她三十年没有看到路平，不知道他当时六十一岁的身材比年轻时胖多了，王太太又看不见尺寸，只能凭虎口来量，所以织得大小肥瘦不太合适。但对路平来说，却觉得它比任何毛衣都更宝贵。从1984年起，每到冬天他都一直穿着它。王太太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还给长龄、世珍各织了一件毛衣。一定还有他不知道的许多人，都得过婶儿给他们织的毛衣。
路平每当回忆这些往事，便泪眼朦胧。说：「王太太是按经上的教训，一生尽力做了爱人如己的榜样。众肢体又都爱她，天父更爱她。 」
林弟兄的见证 一位从南方调到北京工作的林弟兄，住在机关单位的宿舍。冬天他穿了一件绸子面的丝棉袄，这绸子衣领脏了不好洗。王太太看在眼里。有一天她看到林弟兄，就把他叫住，带他到小会堂楼上，叫他把棉衣脱下来。她拿了一块白布量了领子的尺寸，不到十分钟就缝了两条衬领，一条作备用，钉上子母扣。说：「以后衬领脏了，可以拆下来洗，这就不怕弄脏领子。」林弟兄说，这种细致的关怀，只有母亲对自己的儿女才能做到，实在叫人感到亲切和温暖。
1955年，林弟兄因信仰问题和王太太先后被捕。1957年释放出来，被机关开除，没有工作。当时王先生刚从会堂搬到甘雨胡同不久，家里正在装修，刷灰油漆。林弟兄有时候到王先生家里，帮他们干点零活。王太太那时教他唱自编的经文诗歌，像马太福音6章19-21「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还有别的经文诗歌。
后来，会堂的一位长者时昌黎先生愿意接待林弟兄，到他海淀的别墅里住。林弟兄有时候进城，到甘雨胡同王先生那里，王太太对林弟兄说：「以后你可要自己过日子了。」意思是说林弟兄从此要自己独立生活了。林弟兄每次进城看望王先生和王太太，离开的时候，王太太总把一些日用品如毛巾、香皂之类塞进他的挂包里，让他感到有人在关心他，他并不是孤单无援的。这给林弟兄很大的信心和鼓舞。
1979年末，林弟兄从劳改农场请假到北京，住在一位王弟兄家里。当时得知王太太已回到上海，王弟兄叫他女儿到上海看望王太太，也叫林弟兄一同去。林弟兄当时碍于自己身份的问题，也没有工作证，恐怕路上惹麻烦，就没有同去。王弟兄的女儿到上海后，将北京肢体的情况告诉王太太。王太太特别详细询问了林弟兄的身体健康情况后，然后赶织了一条毛线裤，托王弟兄的女儿带回北京给林弟兄。林弟兄接到那条毛线裤，一穿上十分合适。猜想必是王太太昼夜赶织的，因为王弟兄的女儿在上海停留不过十来天。那时林弟兄已不是昔日的年轻人，而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这种肢体的关心爱护，只有亲妈妈才能做到。
1981年，林弟兄回到香港家里。王太太不时托出国路经香港的弟兄姊妹带些外币给弟兄存着。有时，王太太去信叫林弟兄替她买毛线、西药带给他。最初，林弟兄以为是她自用的，可是次数一多，才知道她是买来织毛衣给需要的肢体；而西药都不是她自用的，也是给肢体买的，因为国内买不到这些药品。有一次，她知道有一位弟兄去了加拿大后，生活上有困难，就托林弟兄先后代她汇了两次钱给他。有时侯，她写信叫林弟兄在香港买了王先生的著作，代她寄给海外需要的肢体。这些钱都是海外的肢体到上海看望她时给她的奉献，她都转手帮助给有需要的人。 她没有把这些钱用在自己的身上。国内的肢体从她得到的帮助更是不少。这种宽广的爱心，实在令人感动。
1986年秋，林弟兄第一次从香港到上海看望王先生夫妇。一进屋，王太太知道林弟兄来了，便叫林弟兄走近她面前。因她眼睛失明，看不见人，便用双手抚摩林弟兄的头，就像慈母辨认久别重逢的儿子一样，令林弟兄感到亲切和温暖。此情此景，唯有亲母子才会出现。然而被基督宝血所买赎，藉圣灵而重生的人，这种血缘比骨肉之亲还亲哩。
1990年冬，林弟兄又去上海看望他们二老。在武康路他们的家住了几天。一天，王太太叫住林弟兄，拿了一件织好的毛线外套叫他试穿。事前，林弟兄一点都不知道是给他自己织的，因为自她眼睛失明后，就手不停地在织毛衣，也不知她是给谁织的。林弟兄试穿后，觉得袖长了一点，王太太马上就动手改。林弟兄接过这件毛线外套，就当作是母亲给自己织的，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一点都不客气地接受了。这可以看出王太太与信徒之间的关系是多么亲密无间了。
1992年初，林弟兄再到上海看望王太太，那时王先生已不在了。晚上抵达上海，因在机场等候进市区的车耽误了时间，到武康路已是快十点了。王太太平日都在九点前睡觉，那时却和钱姐在客厅里，一直等候林弟兄到来，就像慈母等待从远方回家的孩子，预备了热鲜奶，安排了住房，房间早用电热炉烤暖。这样的接待，只有自己家里人才能享受到，是真正的温情，只有被基督的爱所激动的人才能自然的流露出这种爱来。一位西国弟兄对王太太有这样的认识，他说，在他一生所遇见的许多人中，没有见过像王太太这样有爱心的妇人。其实，岂止是他一个人有这样的感受呢。
高贵林国语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