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信

宣信博士是解经家、作家、编辑、诗人、教师、牧师、传福音者、宣教士、组织家、领袖、具有医病恩赐者……从来未见过有这么多的属灵恩赐,集中于一人身上,像宣信一样。

史百克(Theodore Austin Sparks)经常这样说,在美国他所认识的众多传道人中,宣信博士可以说是最属灵、最有圣灵能力的。内地会总干事霍斯牧师(Rev.F.Frost)这样说: “宣信博士是属于整个基督教的,他的事奉超越了边界,他的影响力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

目录

第一章、童年的生活
第二章、在大学的日子
第三章、忠心事奉神
第四章、神的医治
第五章、离开十三街长老会
第六章、面向全世界
第七章、宣信的文字工作
第八章、宣信的诗歌
第九章、灵恩运动的冲击
第十章、始终是锡安主义者

第一章、童年的生活

一七七四年,宣信的家庭从苏格兰迁居到加拿大的爱德华王子岛(Prince Edward Island)。那一年宣信的祖父雅各•宣信(James Simpson)才五岁。雅各布•宣信长大了,就在岛上结了婚,生了三男四女。他的第四儿子小雅各(James Simpson,Junior)于一八三七年二月取了珍妮•格拉(Janet Clark)为妻。定居在爱德华王子岛的湾景镇(Bayview)。

小雅各夫妇的先辈一直持守苏格兰长老会的信仰。小雅各于十九岁悔改信主之后,就喜爱读圣经。他们夫妇共有五个儿女,宣信(Albert Benjamin Simpson)乃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一八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宣信一生下来,他母亲珍妮•宣信(Janet Clark Simpson)就把他奉献给神,至于将来宣信是做牧养工作或宣教工作,她就由神来定规。他母亲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宣信,恐怕影响他个人的决定,唯恐他不能行在神的旨意中。宣信出生才数星期,一八四八年初,适有加拿大首名往南太平洋(SouthSeas)宣教的约翰•格迪(John Geddie),在前往南太平洋新海布里地群岛(New Hebrides)途中;路经宣信的家乡,遂即为宣信施洗。约翰•格迪在祷告中,把神圣的宣教使命托付予宣信。二十一年后,约翰•格迪重逢宣信时,又一次提醒宣信当日的献身祷告。

后来爱德华王子岛经济衰退,雅各•布宣信举家搬迁到加拿大的内陆安大略省(Ontario)的漆咸市(Chatham)。他们在九英里外的市郊,买了木屋和农地。

宣信的母亲珍妮•宣信,很有诗人的气质,优雅、高贵,并富想象力。她在爱德华王子岛养尊处优,这时对加拿大农庄的艰苦生活,感到单调和乏味。有时这种刻板的生活,使她情绪低落。在宣信童年时,常在深夜,听到母亲的寝室传出母亲啜泣的声音,就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母亲床边跪下祷告,求神安慰他母亲悲观、失望的心绪。宣信母亲由于有诗人的气质,也就有作诗的天赋,她还经常诵读英国的古典诗集。宣信的作诗天才,可以说是从母亲遗传来的。

宣信的父亲雅各布•宣信,是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的长老,他坚信那些从苏格兰长老会秉承下来的信条和规例,并严格遵守那些非常严谨的清教徒(Puritans)规条。每逢主日,他们一家人就挤入马车里,急急地赶往九英里远的教堂作礼拜。有时主日遇有特别事情,赶不及到教堂作礼拜,一家人便聚集在客厅里,连续几小时读圣经,或者读一些属灵书籍,包括贝斯德(Richard Baxter)的《圣徒的安息》(Saint’s Rest)。

他父亲严格恪守主日,主日余下的时间,要一家人沉思默想。有一个主日,下午天气晴朗,宣信冒险溜出屋外,被他父亲看见,认为小宣信正享受不敬虔的自由。他父亲认为主日不适合打孩子,就在星期一早上,鞭打了宣信一顿。后来宣信的哥哥侯活•宣信(Howard Simpson),把宣信拉到一旁,传授宣信逃避鞭打的经验。个中秘诀是,鞭打那一天,比父亲早一点起床,点上蜡烛,念那大本的圣经,大声祈祷,表示有忧伤痛悔之心。宣信也就以不圣洁和不敬虔的假悔改,来敷衍父亲,来逃避鞭打。不过,这样严格的家庭教育,使他在潜移默化中,堆积了宗教的意识,虽然他当时并不认识神。后来宣信得了圣灵的光照,得着了新生命,一切的潜意识,都藉着新生命,成了真理。稍微长大,他逐渐地渴望有真实的属灵经历。到了十岁,他渴望成为神宝贵的器皿。在他十四岁那年,他经过了一段日子的考虑,决定攻读神学。影响他作出这决定的,是他阅读了太平洋的玻里尼西亚群岛(Polynesia)一位传教士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的传记,书中叙述约翰•威廉斯在欧罗孟哥(Euromango)殉道的经过。

有一天,宣信的父母把他和哥哥侯活叫来,父亲说,根据旧约圣经的教训,长子应该分别出来事奉神。那就是侯活将来出来作牧师,宣信和其他人留在农庄做工。全家在经济上支持侯活的事工。宣信虽然才十四岁,却大胆地向父亲提出,他有办法找出路,自费读神学,他不会增加父母的经济负担,他只要父母为他祝福。他的父亲雅各•宣信听了,静默了一段时间,实际上他因着两个儿子都愿献身事奉神,深受感动,他简单地和激动地对宣信说:“我的儿子愿神赐福予你?”

有一次宣信和一位同学,到河边摘野葡萄,不会游泳的宣信,跟同学一下水就沉没了。他不断在水中挣扎,永世的光景,恍惚展现在他眼前。他被人拉上来,放在岸边,不久就苏醒过来,他仿佛在渡过临终的一刻一样。这个被水淹没的惊险经历,唤醒宣信去关注灵魂的归宿问题。

宣信十五岁时,就不继续在家里受家庭教师教导,而是被父母送到离家九英里之遥的漆咸中学(Chatham High School)就读。换句话说,以宣信孱弱的体格,在任何天气下,每天都要来回走十八里路。在一个周末,情绪不稳定的宣信,徒步回家时,竟然迷失了路。突然间,他意识到自己绊倒在一排排印度教的坟墓间,他幼嫩的心灵被吓得毛骨悚然,精神大受刺激。等到他父亲在森林里找到他时,只见他已痴痴呆呆,失去常态。

遇溺、迷途,一连串的精神打击,加上沉重的功课,使他不胜负荷。一八五八年,在他十五岁时,他的精神崩溃,健康遂即垮下来。医生警告他一年内不能再看书,因他的神经系统已经受到挫伤,并有生命之虞。他经常有一种对死亡的恐怖,他为着死亡的随时到临而恐惧不安。有一天,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他已经支持不住,甚至对主耶稣也已经失去信心,他请求父亲到他床边为他祷告。在他父亲恳切祷告之后,神确是听了这位心灵破碎的父亲的祷告,宣信的健康也就逐步康复。

然而宣信并未得救,救恩并未临到他身上。一八五八年末宣信在一个书房里,找到一本书是十七世纪苏格兰一位清教徒华尔德•马歇尔(Walter Marshall)于一六九二年所著的《救恩的福音奥秘》(Gospel Mystery of Salvation),书中有一段话,为宣信开启了永生的门:

“你所能作的第一件美事,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除非你相信主耶稣,你所有的作为、祷告、眼泪,以及一切的立志都要归于徒然。相信主耶稣,就是相信祂照自己的话,此时此地,已经接受你已经拯救你,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你相信主耶稣时,就有永生了,你就得赦罪、称义了,你并且得着新心,有圣灵住在你的心中了。”

宣信立刻跪在主耶稣面前,相信主耶稣已经拯救他,得救的把握立刻从神那里临到他的心,就像大数的扫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受到了神的光照。

当他恢复健康后不久,他得到中学的文凭。他在十六岁那年,在一间只有一个课室的公立学校教书,学生有四十多人,四分之一的学生是成年人,宣信比他的学生年纪更小。他把薪水积下来作入大学的费用,并抽空读大学入学试的书本。他虽然得救才几个月,他的心中充满了喜乐。他觉得许多圣经的话语好像是对他个人说的。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九至十节带给他新的亮光:“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永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怜恤你的耶和华说的。”

宣信这期间读了杜德里奇(Philip Doddrige)著作的《魂里宗教意识的兴起和进展》(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Religionin the Soul)。读完这本书,宣信深受感动,决意向神立下誓约。

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九日,是宣信毕生难忘的日子,在这一日,他整天禁食祷告,他写成了一份九百多字的《庄严誓约》。誓约内容如下:

“哦,祢这永在全能的神,宇宙万有的主宰、祢创造了世界和我,祢是无所不在的。监察人心的主,此时此刻祢的眼目注视着我,并知悉我的心怀意念。如今我知道我没有属世的动机来到祢面前。但是,我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并不信任我的心;然而主祢知道,我有心一生永远奉献给祢。我原是一个罪魁,在祢面前如同畜类,惟独靠着主耶稣为中保。我如今来到祢施恩宝座前,立下这个誓约。诸天哪,我在主面前和我良心之前,作此庄严见证:我相信主耶稣,为我的救主、先知、祭司,及君王,神已使祂成为我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今我将自己完全奉献给祢;主啊,求祢为着祢自己的荣耀,收留我,使用我。主啊,当我受到试探引诱时,求祢纪念我。拯救人类的大元帅啊,求祢使我刚强。我依靠祢这位爱我的主,使我得胜有余。求主用圣灵加倍地充满我,并赐我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使我全然成圣,合乎主用。我乃是基督的精兵,我愿跟随羔羊而行。愿主保守我,忠心至死,直到主再来。主啊,无论我处于任何环境,若是合乎祢的旨意,求祢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愿祢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惟恐我在满足时不承认神,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惟恐我贫穷而去偷窃,以至羞辱亵渎我神的名。求主全能的圣灵终身保守我,奉主的名,立此永远的誓约,阿们。”

陶恕在他所著的《展翅》中,对宣信当时才十七岁,竟能写下这份动人的肺腑、感人至深的《庄严誓约》,感到惊讶。说明在宣信软弱的躯壳内,藏着一种钢铁般的意志力。在他心的深处,早就有了一个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主活着。这个生存的目的,就是推动宣信一生事奉神的动力。

<返回本书目录>

第二章、在大学的日子

加拿大长老会的会友若打算奉献作牧师,必须得到教会长老们的一致同意,才可以进读神学课程。当年他们的先贤在苏格兰饱受逼迫,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现在更不能降低牧师的水准和素质,而令教会受到亏损。

一八六一年九月底,华克牧师(Rev. William Walker)向安大略省(Ontario)的长老会推荐他教会的长老雅各•宣信家中两个儿子——侯活和宣信——应获得进读神学课程的荣誉。

一八六一年十月一日,宣信和许多候补的教牧人员一同来到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镇(London)的长老会教务评议会(Presbytery)面前,接受评审。考核候补教牧人员的内容包括:他们的品格、他们的属灵经历、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学问、他们的呼召。

许多长老都好奇地想知道,一个年方十七岁的孩子,刚从农场出来,怎能站在古老的长老会讲台上受到评议会严格的评核,因为那些长老会的老前辈是最会听道的。结果宣信顺利通过考核,可以在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的诺斯学院(Knox College)攻读神学院课程。诺斯学院可算是美洲最好的一间神学院。

在多伦多大学就读期间,宣信到库克长老会(Cooke’s Presbyterian)的长老约翰•亨利(John Henry)家里打听有否可供住宿的空置房间时,遇到了约翰•亨利的长女玛嘉烈(Margaret Henry)。约翰•亨利会见宣信后,接待宣信兄弟,住在他们家里。宣信和玛嘉烈于是日日接触,他们互相倾慕,结为情侣。

宣信在大学时,在属灵方面有一段长期间在走下坡,他失去了起初的虔诚和属灵的甘美。事后他坦白承认,一直等到他蒙召出来事奉了十年,属灵情形才完全恢复过来。他的宗教生活大都是尽本份和尽责任而已,却很少有喜乐,与主也很少有密切的交通。他供称,他的心污秽不圣洁,他尚未学习到基督住在他心中的秘诀,和圣灵的浸的真理。

一八六三年九月一日,他重申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九日立下的《庄严誓约》,把自己重新奉献给主。

<返回本书目录>

第三章、忠心事奉神

一八六五年四月,宣信由诺斯学院毕业。六月间,他和几位神学毕业生在多伦多(Toronto)的长老会教务评议会(Presbytery)面前接受考核。四年前宣信在安大略省伦敦镇的一次评审,是评审他是否合资格入读诺斯学院,这次在安大略首府多伦多的另一次评审,是评审他是否合资格出任加拿大长老会的牧师。这次考试范围,包括希伯来文、希腊文、神学、教会历史、教会行政管理等。此外,应试的学生还要在评议会宣读一些论文和讲章。宣信在评审时表现良好,符合担任加拿大长老会牧师的资格。

这时候安大略省一个小镇丹达斯(Dundas)有一间小礼拜堂有意聘请宣信为牧师,宣信此时年仅二十一岁,自己也觉得在一间小教堂任职会保守他谦逊,更能虚心学习。另一方面,他又想在一间小教堂服事容易使他松懈,习惯了安逸舒适的生活。他决定接受更大的挑战,承担更重的责任,以便充分发挥神所给与他的恩赐。适巧这时候安大略省的咸美顿(Hamilton)的诺斯是老会礼拜堂(Knox Presbyterian Church)的欧文博士(Dr. Robert Irving)辞去牧师职位,宣信于是接受聘请,出任这间加拿大第二大长老会教堂的牧师。

一八六五年九月十日主日,宣信以应聘牧师的身份在诺斯教堂讲道。九月十二日星期二咸美顿长老会的众长老特别为宣信举行庄严隆重的典礼,正式按立宣信为牧师。当晚,宣信离开咸美顿,乘搭火车前往多伦多,翌日——九月十三日,宣信与他心爱的玛嘉烈结婚。

宣信实际年龄不足二十二岁,在这间闻名加拿大的教堂服事主,实非容易。他很注重在讲坛上的表现,他除了勤读圣经,又时常阅读先圣的属灵著作,来得着生命的供应,他并亲自落笔撰写讲章。可以容纳一千二百人的诺斯教堂,不久就挤满了会众。

宣信除了悉心讲道,还登门探望信徒。繁重的教会事务,使宣信过度劳累,所以一八六九年七月十三日,教会长老们决定给他两个月的假期去休假,以期早日恢复他的健康,但是宣信只同意接受一个月的假期。长远来说,加拿大寒冷的天气对宣信的身体不适合,他有意转换环境,对天气较暖和的美国去服事。

一八七三年十二月四日,宣信通知咸美顿长老会,他接受了美国肯塔基州(Kentucky)路易维尔(Louisville)的柴丝纳街长老会(Chestnut Street Church)的聘请。十二月十四日主日,宣信在诺斯长老会教堂作最后一次讲道,宣信讲到“今天就是救恩的日子”来勉励会众,并罗列了他八年来在那里事奉的成果,会众由二百九十七人,增至六百四十六人;主日学学生由一百八十名,增至四百五十九名,至少引领七百五十人归主,并清还教会债务八千美元。由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七三年,共收到奉献款达五万美元。宣信在诺斯长老会所作的工作,受到了会众一致的称赞,他事奉的成绩,是他灵性高深的明证,长老会的刊物这样评估他:“宣信在工作上,及他的口才、干才,和成就,是无人可以肩比的。”

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下旬,宣信正式就任肯塔基州的路易维尔的长老会最大教堂的牧师。他在柴丝纳街长老会的第一篇信息,就是马太福音十七章八节的经文:“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那天早上,他对会众这么说:“我无意以使徒自居,给你们新的启示。我到这里来,也不是要阐释什么新的道理。在我的眼目中,唯独是耶稣。”宣信日后根据这个亮光,写出了一首伟大的诗歌《惟独耶稣是我信息》(Jesusonly)。

宣信在柴丝纳街长老会的年薪是五千美元,在当时是一个可观的数目,神丰丰富富地供给他一切的需用,他们夫妇可以无牵挂地专心事奉神。安逸的生活并没有影响宣信的追求,他读了波尔门(William Boardman)的《更高的基督徒生活》(The Higher Christian Life),他渴望能够成圣,被圣灵充满进入更高的和更深的属灵经历。

路易维尔这个南北交界的城市,因着解放黑奴的问题,许多教堂意见分歧,无法同心。有的教堂支持南方;有的教堂支持北方。基督教的各教堂二十多年来感情破裂,一直未能弥合。宣信到任之后,觉得应该克服这个障碍,就不断为各教堂的团结,迫切祷告。他并且邀请路易维尔所有教堂的负责人和同工,到柴丝纳街长老会礼拜堂,一起跪下祷告向主倾心吐意,求主的爱感动他们,好除去他们多年来的间隔和歧见。他们的祷告蒙主垂听,一些礼拜堂的同工,已往互不往来,终于也握手言和了。

宣信清楚地认识到,除非教会复兴,这个数十年破裂的伤痕,实在难于完全地、彻底地弥合。一八七五年他建议邀请布道家惠特少校(Major Daniel W. Whittle)和歌唱家白力斯(Philip P.Bliss)到路易维尔城组织大型联合布道大会。白力斯除了独唱外。更是美国当时有名的圣诗作家,他所谱的不朽歌曲,许多首至今仍被各地教会广泛使用。惠特少校和白力斯用歌唱福音诗歌的形式来传福音,他们的诗歌打动了会众的心。特别是白力斯领诗时,白力斯的独唱,实在摸着了会众的心灵的深处。宣信觉得白力斯的心中,确是充满了主的爱。白力斯是撇下了一切,忠心地跟随主,一心一意传扬天国的福音。从白力斯传福音的果效,宣信学习到在传福音聚会中,诗歌占有很大的地位。宣信本人也很注重短歌,特别注重由个人来独唱福音的短歌。白力斯除了在福音诗歌的事奉上影响了宣信;在属灵生活方面,白力斯也有很深的经历。当宣信与白力斯接触时,宣信觉察到白力斯确实是被圣灵所充满。宣信感觉到在工作上,自己缺少圣灵的能力,也没有得着生命的丰满,他于是开始寻求圣灵的充满。对于这一次的属灵大转机,宣信这样作见证:“说到那一晚的经历,我有说不尽的感谢和赞美,因我在许多事上都犯错误。在一切事上,都不完全。我心中孤单痛苦,在这一个深夜里,我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完全地奉献给主,没有条件地顺服在主的脚前,我能大声唱说:

我今撇下所有事物,
甘背十架跟耶稣;
虽至贫寒多受委屈,
心唯爱主作门徒。

宣信从来没有这样的喜乐过,第二天早上,他请全体会众来和他分享这个喜乐,一起歌唱这首诗歌。宣信作见证说:“神悦纳我将生命献上当作圣殿,让祂的灵住在我里面,彰显出祂的荣耀与能力。神悦纳我那一晚的奉献,使用我作他贵重的器皿,作他无愧的工人,叫我一直活出祂的生命——完全的、同钉十字架的、专为主活着的生命。”

可惜的是,白力斯突然在这时候被主接去,这给宣信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悲痛。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腓力•白力斯和妻子鲁思•白力斯(LucyBliss)于一八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搭火车往芝加哥,途中,火车在俄亥俄州(Ohio)的阿叙特伯拉(Ashtabula)撞上桥梁,整列火车在烈火中焚烧。本来白力斯已经逃出列车,为了抢救妻子鲁思•白力斯返回火场,结果白力斯与他心爱的妻子鲁思一齐葬身火海。

白力斯的献身精神感动了宣信,他再接再励地在路易维尔传扬福音,许多人听了福音而重生得救,并将自己奉献给主。几个月来,已有一百七十五人加入教会。宣信接着在每主日晚上租下路易维尔城公共图书馆礼堂(Pubic Library Hall)来传福音。那个图书馆礼堂,可以容纳二千人。每主日晚的聚会都满座,许多人受感动蒙恩得救。后来公共图书馆不再租出礼堂给宣信传福音,宣信就改租玛高列戏院(Macauley’s Theatre)来传福音。单是一八七七年冬天,就有一千多人归向了基督。

在这段日子,宣信遇到一次灵性上的大危机,神光照他,他才彻底认识到自己的工作是何等的荒凉枯萎,他忽略了传福音给贫穷人。换句话说,他深知他真正的事奉还没有开始。经过了一整夜的痛悔反思,宣信立意把贵族化的柴丝纳街长老会的教堂向普罗大众打开,把柴丝纳街长老会变成路易维尔城传福音的中心。

一八七八年四月十八日,宣信再一次来到主面前,重申他于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九日向神立下的《庄严誓约》,这个誓约,宣信曾于一八六三年九月一日重复向神立誓证实。这次是宣信第三度向神坚定自己的《庄严誓约》,他又一次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彻底奉献给神。

一八七八年中,有一天宣信到芝加哥(Chicago)探望朋友。在那一晚,他半夜从梦中惊醒,梦中的情景是这么逼真,使他全身颤抖不已。那时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和神圣的感觉,感受到至高的神既奇妙又庄严的权能。他仍清楚地记得刚才的梦境,记得在这个梦中所看见的异象。宣信记得自己,坐在一间很大的礼拜堂内。在宣信的四围,坐了密密麻麻的好几百万人,好像全世界的基督徒都聚集在教堂里。所有的人都向讲台上观望,只见讲台上坐着一大群的人,从他们的面貌和外形看出多半是中国人。会众一言不发,沉默地、缓慢地走过讲台,用手示意,来表达这些人内心的痛苦。显示他们渴望有人到中国传福音。这些中国人脸上所表露的痛苦和绝望,是宣信永远不会忘记的。宣信已往从来没有想过中国人,也从来没有谈论过中国人。当宣信醒来时,他被这个有关中国的异象所慑服。他受圣灵感动,整个人恐惧战兢,立刻屈膝跪下,答应主说:“主啊!是的,我愿意去中国,求祢差遣我,我愿意向中国人传福音。”

看到了有关中国人的异象之后,宣信这样述说:“好几个月的时光,我一直盼望主为我开路,我并尝试去找一扇敞开的门,但是路仍然不通,门总是关闭着。”

当宣信有意要辞掉美国教会牧师的职位,到远方的中国去,他立刻动笔写信给宣信夫人,把他坚决往中国的志向告诉她,且请她与他同心奉献给主,并要她作好准备,带着儿女们与他一同到中国作宣教工作。当时宣信夫人仍未看见这个往中国作宣教士的异象。她过惯柴丝纳街长老会教堂的舒适生活,她不甘心前往中国。这是她事后的笔供:“我当时对这种牺牲仍未有心理准备,我写信答复他说,他要去中国可以自己去,我则留下来打理家里的一切,和照顾孩子,我知道这样的话可以叫他暂时安心下来。”

可是宣信根本不能放下妻子和六个孩子不理。他一时无法抽身,前往中国,但是在宣信一生中,他念念不忘神给他的中国人的异象。他根据哥林多后书十章十六节。“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写了一首诗《到以外的地方》(The Regions Beyond)来抒发他的情怀,来表达他心中的愿望。

我必会前往那遥远之地,
那地方从来未听过福音的真理,
千万人至今仍不知神的慈爱,
我要尽速说出耶稣爱的故事。

一八七九年六月九日,宣信建议在路易维尔城兴建的福音会幕(Gospel Tabernacle),在当地百老汇街(Broadway street)落成。原来预算是六万五千美元,想不到规模太大,共花费了十万五千美元。这座能容纳二千五百人的堂皇会幕,结果使教会欠下一笔庞大的债务。福音会幕开始聚会之后,一直没有感恩的献堂聚会,因为宣信不肯将一个债务在身的教堂献给耶和华。这笔债务一直使宣信郁郁不乐。几年后倒是有一位当地长老奉献四万美元还清教堂债务,却把福音会幕改为他的名字的纪念堂。这件事羞辱了主的名,显然地神并不喜悦。结果两个月后,会幕被火烧毁,付之一炬。

一八七九年一月一日,这一天是宣信一生中最大的转机的纪念日,主在异象中指示他去作宣教工作,在这一天,神借着他在圣经中的话语,印证这个呼召,宣信用红笔重重圈住耶利米书三十九章十八节:“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因你倚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神再一次向宣信印证神把宣教工作托付给他。神指示宣信要他关怀异邦人的灵魂,要他为世人和正在沉沦中的异教徒劳苦、出代价,就像他自己深入他们的乡土一样。宣信意识到无论主是否要他亲自前往世界各地,他亦应该肩负这个世界性的宣教任务、为的是拯救世界各地失丧的罪人。鉴于路易维尔城并不是宣信可以展开普世宣道工作的地点,因此宣信于一八七九年十一月接受纽约市十三街长老会教堂(Thirteenth Street Presbyterian Church)的邀请,出任该纽约礼拜堂的牧师。

<返回本书目录>

第四章、神的医治

宣信接受纽约市第十三街长老会的聘请,路易维尔城的柴丝纳街长老会,起初极力反对,接着竭力挽留。他的妻子玛嘉烈也非常激烈地反对。他们夫妻有许多欢乐的时刻,两人同心事奉主,互相支持,彼此勉励。但有时也会发生误会,间有磨擦和龃龉发生。这次玛嘉烈反对丈夫到纽约去,使夫妻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宣信原想拜托会友调停夫妻关系,却感到这样作会失去见证,就为自己和妻子恳切祷告,求神给他本人恩典,使他能继续体贴她、爱她、原谅她。过了一段日子,玛嘉烈顺服下来,夫妻的争执终于结束。

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十日,宣信一家登上夜车,前往纽约。十二月九日,他正式就职,任十三街长老会的牧师。他的第一篇讲章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七、八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者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一八八○年二月宣信主编的月刊《福音传遍各地》(The Gospelin All Lands)面世。宣信既要牧养教会又从事繁重的编辑工作,使他本已虚弱的身体,不胜负荷,终于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和气喘病。他曾服用各式各样的药物,包括草药和西药,又随身带着应急用的阿摩尼亚。宣信身体情况的严重,可从一位纽约名医的口中获得证实,该医生认为宣信剩下的年日已经可以数算。

最严重的还是宣信的精神衰弱。他的头脑过度烦恼,神经非常脆弱,以致他童年的忧郁症再度发作。传记作家陶恕在《展翅》中这样述说,“对神沉醉者,对神梦想者,和国度的奥秘派,都有这些特征,他们情绪的波幅异于常人。他们攀升到难以置信的高度;有时则被忧愁推低到谷底。有时像被掳的犹太人,坐在迦巴鲁河(River Chebar)的旁边感到惘然失落;或以他们孤寂的悲愁惊吓守更的人。”

在宣信接近崩溃的时候,他请假到美国纽约州东部的萨拉多加温泉(Saratoga Springs)休养。在养病期间,有一个主日下午,他听见四个黑人歌手合唱圣诗,他听到诗歌里两句歌词:“我的耶稣是万主之主,无人能像祂做工。”这样简单的话语,令他惊讶,感动了他,好像是天上来的声音。于是宣信接受耶稣为万主之主,并求主施展祂的作为。

一八八一年八月初,宣信举家前往美国缅因州(Maine)的古果园(Old Orchard)度假。恰好古利斯医生(Dr. Charles Cullis)也在古果园带领聚会。古利斯医生一面为病人祷告,一面为病人医病。古医生相信,神不止拯救人的灵魂,神也医治人的疾病。在古果园的聚会中,有二百多人见证他们如何蒙神医治,全因着他们信靠主的话,正如他们因信得救一样。宣信回到房中,跪在主脚前,他深信神的医治,是基督荣耀福音的一部分,要拯救、医治被罪恶、疾病捆绑的人。

几年前宣信在路易维尔任牧师时,目睹教会中有位年青的瘫痪病人得主医治,当时宣信大受感动。如今宣信由于缺少信心,反而不再依靠神,而是试遍各种药物,宣信这样反省:

“从前那位弟兄得蒙主医治,留给我一个极深的印象。不久之后,我决意接受耶稣为我个人的医生,我一直信靠主在医治我、刚强我,我就很希奇他确实一直保守我。后来,因为无人指引我,并且我过份地倚靠医生,因此我丢弃了专心信靠神的医治的信心。这几年来,我对神的医治这件事又徘徊在十字路口了。”

过后,他坐在海边的一块大石上,沉思神的医治这件事,沉思间他看见一些海草被海水冲上沙滩上,一会儿又有波浪把这些海草卷回浪涛中。他立刻站起来,把海草从浪花中夺过来,搁在海潮冲击不到的地方。这时候神的灵仿佛对宣信说:“你就是那些海草,你一直在挣扎,要走到安全的岸上,但无情的巨浪又把你卷回汹涌的大海中。但是我一直看着你,希望把你拾起,带你到安全的居所、可惜你一直不给我机会。”

在一个星期五下午,宣信走进古果园的松树林中,在那里他跪在松树的落叶上,向青天举起他的右手,他就这样地面对面向着神,立下三个信托神的医治的誓约:

一、他庄严地接受神的医治的真理,视之为神的话语及基督福音的一部分;
二、他接受主耶稣作他身体的生命;接受主耶稣作他的大医生,医治他一切的疾病;依靠主耶稣供给他一切的需要,直到他一生的工作终结,走完人生的路程;
三、他庄严应许,要用神的祝福,来荣耀神和帮助人。

所有这些誓约,他是恐惧战兢地向神表示诚心,直到那日他将见神的面。宣信同时向神许愿说,无论何时何地,当神呼召他,或者有人需要他,他都要为神的医治的真理作见证。

宣信在古果园得着神的医治之后,他认识到必须不断地与主联合,在基督里才是完全的,要时刻倚靠主的生命,支取主的力量为他的力量。有一天宣信在书房找稿件,房中一片黑暗,他把一瓶油倒在火炉里的灰烬上,顿时有了火,也发出了光,他于是找到了稿件。宣信说:“这真是一个好比方。有时我身体的力量像那一堆的灰烬,快烧完了,但是感谢主,我还有一瓶油——神的圣灵,祂能使死灰复燃。当圣灵把祂的丰盛倾倒在我疲乏的身体上,神的生命和力量来了,我就不困倦地做起工来了,我乃是这样地依靠主的生命和力量,继续地天天为主做工,直到一生的工作完毕才停止。”

宣信得到神的医治之后,就进一步地顺服所看见的另一亮光——受浸的真理。他虽然是纽约十三街长老会的牧师,却到纽约浸信会教堂受浸。

第五章、离开十三街长老会

过不了多久,宣信发现十三街教堂的长老们对传福音工作没有异象,有的长老们不满新会友参差不齐,背景悬殊,既有贫苦大众,又有显贵人物。十三街长老会对信徒是有选择性的,是要吸收那些富贵的、有身份的信徒,组成一个豪华的会所,而宣信所要的,是一个由税吏和罪人所组成的,不带着世俗眼光看人的教会。

有一次,十三街长老会要举行一个黄昏跳舞会,宣信认为这个舞会,不合圣徒的体统,他向长老们交涉,长老们答应取消那次舞会。晚上八时,宣信感到疲倦,就出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休息。宣信休息完刚走开几步,就听到音乐的声音,他有点怀疑,跑过去一看,见到年青人对他阳奉阴违,照着原来拟定的约会跳起舞来。宣信认为长老们、执事们不尊重他,他觉得今后无法和他们长期在一起服事主。

到了有一天,宣信要求长老们接纳他在意大利贫民区街头布道时所赢得的一百名新决志者,长老们竟加以拒绝。

一八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他向十三街长老会提出辞呈,毅然放弃了每年五千美元的收入。他的辞职不是草率的,乃是花了一个礼拜的祷告,和一番的深思熟虑。当他说出辞职的理由时,许多人垂下头,流下了眼泪。在十一月六日那天他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作他辞别的讲章:“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祂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他讲到他很关心纽约市区那些被传统教会忽略的人,他又表示他反对长老会一贯推行的婴孩洗礼,并说出他最近顺服圣经的真理,已经受了浸。

辞职后,宣信的生活困难,他失去了每年五千美元的高薪,但是他有信心神会眷顾他。他相信,只要他所作的合乎神的旨意,神会供应他一切的需用。

一八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宣信在第八街的苏格兰人俱乐部(Caledonian Club Hall)开始聚会,当日只有七个人参加。宣信指出纽约市的属灵需要,然后他要大家打开圣经,一起读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和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然后他们跪下祷告,说,“我们是几个软弱.贫穷的平常人,我们惟有专一倚靠圣灵的能力。主啊,我们赞美祢,因祢从未误事,祢常常垂听我们的祷告。直到如今,祢一直都帮助了我们。”

他们聚会了一段日子,有许多慕道者前来谈道,有许多未信的归向了基督。人数日增,场地不敷使用。一八八二年一月,他们迁往音乐学院的礼堂(Academy Music Hall),会众再度增加,被迫数度搬迁,直到一八八四年四月,才搬入较好的、新装修的第二十三街会幕(Twenty third Street Tabernacle)。

同是一八八二年宣信参照英国坚尼斯弟兄(H.Grattan Guiness)主持的东伦敦海内外差传学校(East London Institute for Home and Foreign Missions)开始在纽约筹办美国第一间圣经学校(New York Missionary Training College)。宣信肩负了更繁重的使命,对着这些综合性的事工。他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但是神的能力从宣信身上活出来,宣信作见证说:“每一次的呼吸,都是直接从那超然的源头支取能力,使我能应付我的工作。我肯定地相信,这纯粹是基督从我身上彰显祂的生命。”

一八八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四晚上,宣信在纽约的大歌剧院(Grand Opera Hall)讲到神的医治,宣信见证了神在他身上施行了奇妙的医治。

一八八三年初,宣信收到了一笔二千美元的奉献款,他用这笔款租了纽约市第三十四街三三一号,成立了信心及治疗之家(Home For Faith and Physical Healing)。宣信这样说到这间疗养院:“所有的病人,凡愿意运用信心实行靠主医治的人,都可收留在此疗养院住一个短时间,来接受主的话语,等候神祝福他们的身体和灵魂。”

一八八三年十月宣信在《话语、事工•世界》(The Word,The Work and The World)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著作《医治的福音》(The Gospel of Healing),让基督徒对神的医治有更正面的和更深入的认识。

一八八五年六月,宣信前往伦敦参加伯善大会(Bethshan Conference)这是一个追求圣洁和信心医病的国际性聚会与会者包括来自欧洲大陆、美洲、澳洲的爱主弟兄姐妹。主持大会的是很有属灵份量的波尔门(William Boardman)和贝斯特夫人(Mrs. Elizabeth Baxter)。(贝斯特夫人的丈夫贝斯特牧师(Rev. Michael Baxter)创办了伯善医疗所(Bethshan Healing Home)。在那一次聚会中,宣信作了个人得着神医治的见证。宣信所释放的医治的信息,带出新的亮光。同年伯善大会的刊物《祢是医治者》(The Healer)更摘录了宣信所著的《医治的福音》(Gospel of Healing)。

宣信在伯善大会结束后,就到英国的利物浦(Liverpool),参加另一个国际性的圣洁和医治聚会。

一八八五年底,宣信在美国纽约州西部的水牛城(Buffalo),主持一个神的医治的聚会。一位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沙尔门(John Salmon),在聚会时他的晚期肾病突然得着了神的医治。从此沙尔门成为宣信长达三十二年的同工。从一八八七年起,沙尔门任宣道会副主席,历二十五年之久。一八九一年,沙尔门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成立了伯大尼教堂(Bethany Chapel)。

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后,有一位多伦多年轻人,听了宣信向普世宣教的呼召,前往美国奈亚(Nyack)的宣教训练学院(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接受栽培和训练。这位年青人从宣教训练学院毕业后,回到故乡多伦多就是在沙尔门主持的伯大尼教堂被按立为牧师。按立牧师那天,宣信亲自由美国赶来观礼。这个年青牧师后来被宣信差派到中国,他就是翟辅民(Robert Alexander Jaffray)。

<返回本书目录>

第六章、面向全世界

一八八三年三月,宣信对海外宣教的负担进一步具体化,他成立了普世宣教联会(Missionary Union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普世宣教联会的主要目标,是把福音传遍全世界。宣信深信神的话语:“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太24:14)

在一八八三年三月份的《话语•事工•世界》(The Word,The Work and The World)刊物的社论中,宣信重申福音要传遍世界,是基督再来的必要条件。

普世宣教联会出版的刊物《话语•事工•世界》(The Word,The Work and The World),内容近似宣信于一八八○年所创办的刊物《福音传遍各地》(The Gospel in All Lands)。

一八八三年十月一日,宣信创办的宣教训练学院(Missionary Training College)正式成立,以培养宣教士,然后将他们输送到世界各地。学生都是福音会幕(Gospel Tabernacle)的会友。这一年福音会幕已被纽约市政府正式批准为合法的宗教团体。

一八八五年夏天,宣信前往英国,在英国他认识了普里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的传道人瓦利(Henry Varley),瓦利曾于一八七二年夏天,在爱尔兰的都伯林(Dublin),对美国布道家慕迪(Dwight Lyman Moody)说,“世界在等着看:神在一个彻底奉献给祂的人里面,能作什么?”瓦利这句话,对慕迪的一生,影响重大。宣信在英国,邀请瓦利到纽约二十二街会幕布道。瓦利在六个星期的传福音聚会中,带领许多人信主得救。在宣道会的初期历史中,得自一个弟兄会的领袖的帮助,实在是神奇妙的安排。

一八八六年八月,宣信应古果园营地协会(Old Orchard Camp Meeting Association)主席卢斯(Isaac Luce)的邀请,到美国缅因州的古果园营地聚会讲道。

在古果园聚会行将结束前一天,美国更正教的锡安主义者布莱斯敦(William Blackstone)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讲话,题目是《世界的需要和教会的工作》(The Need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k of the Church)。布莱斯敦呼召基督徒积极行动起来,把福音传遍全世界。

布莱斯敦的话对宣信带来了重大的冲击,特别是布莱斯敦向美洲的基督徒提出挑战,要他们牺牲安逸舒适的生活方式,深入世界各地去传扬福音。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份的《话语•事工•世界》反映了布莱斯敦的信息,这信息给宣信留下深刻的印象。并给宣信一生带来了重大的改变,是宣信推动的普世宣教运动历史上的里程碑。

一八八七年宣信号召所有的基督徒,不分宗派,都积极参与传福音的事奉和祷告。他呼召信徒们在这项普世传福音的事工上,同归于一。宣信为此宗旨,成立了基督徒联会(Christian Alliance),并亲任会长。在这之后,宣信又发起成立一个专责宣教事务的机构,即福音宣道联会(Evangelical Missionary Alliance)。 后来宣信又把福音宣道联会改名称为国际宣道联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Alliance)。

一八八九年《话语•事工•世界》月刊改称为《基督徒宣道周刊》(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Missionary Weekly),以加强基督徒联会(Christian Alliance)会员的联系和合一。一八八九年八月四日,宣信在《基督徒宣道周刊》上撰文:“教会历史上最大的运动,也许就是今天的基督的运动。在我们的时代里,复活、升天、登宝座的基督,乃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中心。基督是圣洁的源头,是医治的能力,是再来的君王。基督是工作的主、教会的头、教会全体的救主和元首。我们乐意拣选这个微小的刊物来宣传这四层福音的标准;我们不止高举祂的救恩、祂的圣洁、祂的医治,和祂的再来,我们乃是高举耶稣基督自己。我们永远的口号,乃是‘惟独基督’——高举祂的神格、祂的荣耀、祂的工作和祂的一切。”

宣信所注重的四重福音的信息,乃是高举基督为救赎主、使人成圣者、医治者、和再来的主。

一八八九年六月二十三日,福音会幕(Gospel Tabernacle)正式落成。聚会的场地经过了几次的搬迁,终于有了一所永久的会幕了。翌年,宣教训练学院搬到福音会幕隔邻,也跟着有了永久的校址。

一八九一年八月,在美国缅因州的古果园大会(Old Orchard Convention)再次举行。参加的人很多,许多人找不到位子坐,圣灵充满整个会场。宣信叙述当时的情况:“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奇妙的圣经浇灌,不少人为宣教工作热心地献上自己。信徒一个接着一个地站起来,要求有份于支持宣教士,这种奉献的方式。为宣教工作解决了经济问题。在古果园的树林中,宣信向二万会众读出路加福音十章二节:‘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祂的庄稼。’”

这一年,宣信得到了一个完全了解他的同工威尔逊博士(Dr. Henry Wilson)。威尔逊博士和宣信一样,原籍加拿大。威尔逊在纽约圣公会的圣佐治堂(St. George’s Episcopal Church)任牧师,后来威尔逊成为宣信的心腹,成为最接近宣信、最能影响宣信的人。

一八九二年初,宣信远涉重洋,抵达广州,然后深入广西视察,他没有违背他早年在梦中看到的中国人的异象,他细心了解传福音给中国人的实际需要。宣信到了华南之后,发现宣教士首先要解决的,是学习当地的方言。他认为传教士必须打破语言的隔阂,以便向当地人直接传扬福音。

宣信回到美国之后,就常常在宣教士被差派之前,再三叮嘱他们,到中国后,要用功学习华人语文。在中国,宣道会和内地会的宣教士,有一共同点,即都是超宗派和超地域的,都着重在乡村布道,都愿意深入穷乡僻壤,作开荒的工作。

一八九三年,宣信又到中国,在湖北、安徽一带视察。宣信回到美国后,遂即派送李大卫牧师(David Le Lacheur)为宣道会东亚区总监,把总部设在安徽省的芜湖。

一八九七年四月,宣信把美国国内的和国际的两个福音机构合并为一,即将基督徒联会(Christian Alliance)和国际宣道联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Alliance)合并,正式命名为宣道会(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宣信赞成把这两个宣教机构合并。他说:“这次合并正代表宣教运动的精神。我们是一群合而为一的基督徒,为着向全世界宣教,而做出努力。”

宣信被选为宣道会的会长兼总监;芬克牧师(Rev. Albert E. Funk)任秘书长。

<返回本书目录>

第七章、宣信的文字工作

正如前文所述,宣信在少年时代曾经精神崩溃、神经衰弱、头脑不太清楚、思想迟钝,但他谦卑地来到主的面前,求问主,求主恩待他,体恤他的软弱。主对宣信说:“我就是你的智慧。”主应许说:“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结果,神真的听了宣信的祷告,医治他的头脑,脱离一切的神经衰弱。文字工作成为他的乐趣和安息。神确是他的智慧。

第五章已经提及,一八八○年二月宣信创办了《福音传遍各地》(The Gospel in All Lands)。这份基督教月刊于一八八一年五月曾报导了在中国的宣教工作。出版一份杂志,牵涉到各方面的事务,包括章的撰写,数据的搜集以及编抄、校对、封面设计等等。宣信自从出版了这本《福音传遍各地》,就积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主借着这本月刊锻炼了他。

到了一八八二年宣信创办《话语•事工•世界》(The Word,The Work and The World)这份属灵刊物时,刊物的属灵份量就明显加强了。陶恕(Aiden Wllson Tozer)这样评说:“不能否认的《话语•事工•世界》是有历史以来,最好的一本刊物。”

一八八九年一月宣信把《话语•事工•世界》改名为《基督徒宣道周刊》(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Missionary Weekly)。一八九七年再易名为《宣道周刊》(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Weekly)。

一九○二年,宣信又主编了另一个月刊《永活的真理》(Living Truths),这时候他的信息,显示了他的属灵生命,已经达到更高的和更成熟的阶段。

宣信的许多书籍,只有一小部分是他亲笔写的,大部分是他的讲道记录,经速记后整理、编写出来的。帮助宣信出版书籍的,有两位姐妹,她们是谢佩德(Louise Shepard)和比尔(Emma Beere)。

宣信的书籍很多,其中包括: 《耶稣的丰满》(The Fullness of Jesus)、《四十天显现的复活基督》(The Christ of the Forty Days)、《四重福音》(The Four-Fold Gospel)、《圣经中的基督》(Christ in the Bible)、《会幕中的基督》(Christ in the Tabernacle)、《医治的福音》(The Gospel of Healing)、《天国的福音》(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祈祷的生命》(The Life of Prayer)、《安静的能力》(The Power of Stillness)、《基督是生命》(The Christ Life)、《旧的信仰与新的福音》(The Old Faith and the New Gospels)、《使徒时代的教会》(The Apostolic Church)、《耶稣的名》(The Name of Jesus)、《未来时代的预兆》(Earnests of the Coming Age)、《更广阔的基督徒生活》(A Larger Christian Life)、《向基督学习》(In theSchool of Christ)。

<返回本书目录>

第八章、宣信的诗歌

宣信的诗歌,起先是为配合他的讲章作的。他把他的讲章的几个要点,分成诗歌的几节,或者让人独唱,或者让会众唱。结果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因为讲道只是讲员对会众讲,是单向的;而会众唱诗时,就直接参与了聚会,诗歌的词句,更深入唱诗者的脑海里。

宣信尝试创作了几首诗之后,就更有把握了。他开始对诗歌的曲调和旋律有独特的和精辟的建议,当然其中少不了要汲取领诗的贝格弟兄(J. H. Burk)或他女儿玛嘉烈(Margaret Simpson)等的宝贵意见。

在制作圣诗方面,卡特医生(Dr. R. Kelso Carter)对宣信的帮助是人所共知的。只是这位医生出身海军,多年在美国海军学院(Annapolis)任教,虽有诗歌的天赋,其诗歌的旋律都略为猛烈和狂暴。

值得称赞的是,在宣信的领导下,并在贝格、卡特、玛嘉烈和史蒂芬斯师母(May Agnew Stephens)等的齐心协助下,一九○五年出版了《基督徒生命圣诗》(Hymns of the Christian Life)。《基督徒生命圣诗》在一九○八的版本,收集了一百十七首宣信作的诗歌。

陶恕在《展翅》一书中,承认宣信的诗歌不够完美,另一方面,陶恕又认为,宣信的诗歌激励了许多人使他们燃起了宣教士的热诚和献身精神,而陶恕本人几乎每天都要跪下来吟唱宣信的圣诗。宣信的诗歌,有一特点,即是以基督为中心,说到基督是一切。

概括来说,宣信实在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所歌颂的,不是宣信自己,而是主耶稣基督,惟独基督是他诗歌的题目。在他一生中,共有一百八十一首诗歌是由他作曲或作词的。这些诗作,是宣信在基督里的经历的结晶品。一九八六年香港宣道出版社出版的《生命圣诗》(Hymns of Life),提供了二十二首宣信诗歌的译作,请读者查阅。本书因篇幅所限,不能一一介绍。

<返回本书目录>

第九章、灵恩运动的冲击

一八九七年四月,纽约的宣教训练学院搬迁到纽约州东部哈得逊河(Hudson River)畔的奈亚(Nyack)。宣信一家也随着搬迁到奈亚。

一九○○年十月十日,宣信邀请英国灵命很深的属灵伟人宾路易师母(Jessie Penn-Lewis)到纽约的福音会幕讲道,紧接着宣信又邀请宾路易师母在十月十三日主日下午再次在福音会幕释放主的信息。宾路易师母在纽约讲的中心信息是:“扫罗怎样失去他的王权?”宾路易师母讲到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九节,二十二至二十三节:

“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祂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为王。”

宾路易师母讲道时起初有点顾忌,唯恐触犯邀请她前来讲道的主人宣信,同时也怕会众经不起严厉的话语。想不到宣信虚怀若谷,接受主的忠仆的警戒和劝勉。

一九○○年十月二十日,宾路易师母在宣信夫妇的陪同下,前往哈得逊河畔的奈亚,在那里三人共进茶茗,彼此间有很敞开的属灵交通。用完茶点,宾路易师母到达奈亚山(Nyack Heights)的宣教训练学院,她有两天时间和学生们一起分享她从主所预受的恩惠。宾路易师母向学生们介绍了她的近作《面对面》(Face to Face)。这本书探讨了摩西的内在经历,述说了摩西如何面对面地亲近神。

在宣道会的历史中,灵恩运动曾带来了最严重的难处和最大的危机。

从一九○五年一月,至一九○六年四月,宣道会的刊物正面地评价了在英国韦尔斯的大复兴,以及圣灵在美国许多大城市施展的奇妙作为。

一九○六年,洛杉矶(Los Angeles)的亚苏沙街布道所(Azusa Street Mission)自从威廉•西摩(William J.Seymour)兴起了方言运动之后,那些在亚苏沙街经历圣灵的洗的信徒,就四出作见证,到各地鼓吹方言运动。

这样一来,各地的宣道会就出现了有关方言问题的争论。

一部分的灵恩派的宣道会成员认为说方言是圣灵浇灌的表征和证明。先是有麦坚尼弟兄(Claude A. McKinney)出来作见证,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有力证据。随后又有一位俄亥俄州(Ohio)的甘贝尔姐妹(Misslevy Campbell),把方言运动介绍到俄亥俄州的宣道会各分会。

一九○七年一月,甘贝尔姐妹前往俄亥俄州东北部的橡胶工业中心阿克朗(Akron)主领聚会,述说她自己的灵恩经历。结果在俄亥俄州北部城市克利夫兰(Cleveland)的宣道会监督克拉墨(W. A. Cramer),参加了那次由甘贝尔姐妹带领的聚会。克拉墨回到克利夫兰后,就追求圣灵的浇灌,并见证说神的能力临到他身上使他得着说方言的恩赐。

一九○七年二月,甘贝尔姐妹从阿克朗市来到克利夫兰市,一共在克利夫兰住了四个星期,整个克利夫兰的宣道会分会投入了灵恩运动的热潮。

在这种情况下,宣信就派遣了他最信的威尔逊博士(Dr.HenryWilson)到俄亥俄州。威尔逊原是圣公会的牧师,后来成为宣道会创办人之一。威尔逊博士自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八年,在纽约的福音会幕(NewYorkGospelTabernacle)任副牧师,作宣信的副手。到了一八九九年,威尔逊博士改任宣道会的工场监督,要到各地巡视宣道会的分会,深入了解各分会的实际情况,解决分会出现的问题和难处。

威尔逊到了俄亥俄州之后,经过与各地的宣道会分会负责人交谈之后,威尔逊认为灵恩运动某些方面稍为过火和偏激,就不支持和不赞同灵恩运动;另一方面威尔逊却承认神与俄亥俄州的弟兄姐妹同在,在复兴潮流中,看到神明显地参与其中。

宣信因此把灵恩运动做出如下的断案:一方面要求追求圣灵充满的人打开他们的心灵,让圣灵做工,保持属灵的鉴别力,和真实的内心圣洁;另一方面,宣信又警戒信徒,要注意撒但是说谎者,善于模仿神,善于假扮一些属灵的表彰。有些信徒盲目地、不计代价地追求属灵的恩赐,结果中了伪善的邪灵的诡计。

宣信强调,要辨认灵,不是要我们否定神的带领,不是我们怀疑神的作为。

宣信本人没有说方言的经历,也就没有办法将自己未曾经历过的道理拿出来讲给别人听。对宣信来说,这是一项新的属灵的挑战。他在追求圣洁、神的医治、受浸的问题上,一直态度认真,彻底地顺服神的亮光和话语。

一九○七年八月,宣信到古果园去,苦苦哀求神,让神的灵充满他,赐他说方言的恩赐。宣信感觉到圣灵的同在,有时心里火热,有时享受圣灵的安宁和喜乐,唯独没有得着说方言的恩赐。

身为宣道会的创办人,他不能不出面谈谈有关说方言的问题。他的结论是:说方言确是圣灵充满的一个证明,说方言确是圣灵的恩赐。不过,宣信强调,神是丰富的,神给教会的恩赐有各样,不尽相同,说方言不是圣灵充满的唯一证明,也不是必须有的证明。一切的恩赐归根结底就是要荣耀神,一切的恩赐完全是为着主耶稣。

宣信除了拒绝承认说方言是圣灵浇灌的唯一证明和根据,在神的医治上,宣信和一位苏格兰宣教士杜威(John Alexander Dowie)也在看法上出现了分歧。

杜威从澳洲到美国之后,除了神的医治,其它一无所睹,他认为注意别的方面将会分心,无法集中阐扬神的医治、社威要求宣信和他结合在一起,注中宣扬神的医治;宣信则注重四重福音,发扬基督的四方面的工作,即高举基督为救赎主、使人成圣者、医治者,和再来的主。宣信要在真理上取得平衡。

杜威生性粗暴和冲动,立刻与宣信翻脸,在美国许多大城市的聚会中,对宣信进行了人身攻击;但是宣信对杜威的攻击缄默不言,不为自己辩护。有一晚,杜威在美国的匹兹堡(Pittsburgh)召开大型聚会,准备在聚会上竭其全力对宣信进行攻讦和抨击,意料不到在聚会前一小时,杜威在晚饭时被鱼骨啃着喉咙。会众一直等候杜威出来讲道,但是杜威该晚一直未露面。接着杜威取消了一系列拟定好的讲道计划。从这件事,看出神是公义的,是轻慢不得的。

宣信和灵恩派分道扬镳,导致许多宣道会的牧师和同工,为了追随灵恩运动,脱离了宣道会,转而加入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单是俄亥俄州就有二十五位宣教士脱离了宣道会。 一九一四年,神召会在美国阿肯色州(Arkansas)的热泉(Hot Springs)成立,由于有了许多宣信多年培养出来的同上加入神召会的领导层,神召会迅速发展壮大,成为美国最大的灵恩派教会。

按下灵恩运动对宣道会的冲击不谈。宣信尽管忽然间失去了这么多长期信任的和忠心的同工。但是最使宣信心灵伤痛的,莫过于他最亲密的和最信赖的威尔逊博士,突然在一九○八年二月十三日逝世。

宣信在教会的历史上,他的影响力是超越了宗派的藩篱。他除了创办了宣道会,他的信息和亮光影响了神召会,他还是四方福音教会创办人麦弗森姐妹(Aimee Semple McPherson)的属灵启蒙大师。宣信于一九一九年逝世,三年后,一九二二年麦弗森姐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的奥克兰(Oakland)的复兴聚会中,根据以西结书一章一节至二十八节讲了一篇《以西结的异象》。说到主耶稣是救赎主、浸于圣灵者、医治者、再来的主。根据一些教会历史研究者的深入搜查资料。显示这四方福音是宣信四重福音的翻版。宣信是历史上第一个看到四重福音亮光的人。

<返回本书目录>

第十章、始终是锡安主义者

宣信的一生中,一直希望基督的再来。宣信一直捉住时间,向世界各地传扬福音。宣信深信,当福音传遍各地时,基督就照着祂的应许再来。既要福音传遍各地,其中也就包括中国在内,加上宣信早年在芝加哥时,曾在梦中看见中国人的异象,因此他从未忽略来自中国的呼声。宣道会的外事部部长(Foreign Secretary)高乐弼医生(Dr.Robert H.Glover,)就曾在中国布道十多年。

另一方面,宣信更没有忽略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或阿拉伯人传福音。宣信坚信犹太人有朝一日会回到自己的家园,以色列肯定会复国,整个犹太民族至终会悔改信主耶稣。在这个信念上,宣信一直支持犹太人回到他们原来的家园巴勒斯坦,宣信一直是锡安主义者。宣信渴望基督的再来,连带着希望犹太人迅速回到圣地,以便整个犹太民族早日归向基督。宣信一直重视圣经中对末日的预言。

在对末日的预言方面,宣信深受两位弟兄的影响。一位是美国波士顿(Boston)的浸信会牧师哥顿(Adoniram J.Gordon),另一位就是前文述及的布莱斯敦(William Blackstone)。布莱斯敦于一八四一年出生在纽约州的亚当斯(Adams),是一个芝加哥的商人。布莱斯敦作见证说,他和雅各一样,有一次和神摔跤的经历。这次摔跤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叫他重视福音的工作。一八八六年布莱斯敦在古果园聚会上所释放信息《世界的需要和教会的工作》深深地感动了宣信,从而催促了宣道会的诞生。一八八八年,当俄国沙皇逼迫犹太人时,布莱斯敦普前往巴勒斯坦谋想对策,他从那时起开始问:“我们该为俄国犹太人作些什么?”

宣信本人也关注在巴勒斯坦的福音工作。正好在一八八九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洲(Pennsylvania)的匹兹堡(Pittsburgh)有一位康利弟兄(H.Conly),受感动奉献了五千美元,宣道会就用这笔奉献款,准备在耶路撒冷开展宣教工作。

一八九○年,宣信著作的《天国的福音》(The Gospel of Kingdom),特别强调犹太人归回巴勒斯坦是末世来临的重要预兆之一。

一八九一年三月五日,布莱斯敦写了一份“陈情书”(Memorial),上呈美国总统哈利逊(Benjamin Harrison),并获得四百十三个人的签名.在陈情书上签名的,除了宣信等教会的领袖外,还有美国当时的显贵包括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摩根(J.Pierpont Morgan)等。八月十八日,宣信在宣道周刊上,借着编者的话,发表了《锡安主义和犹太人》(Zionism and the Jews)撰文支持布莱斯敦。同年,在宣道会的支持下,有两位姐妹——路西(Lucy Dunn)和以利莎(Eliza Robertson),开始在巴勒斯坦的伯大尼(Bethany),展开了布道工作。

一八九三年,宣信亲临耶路撒冷视察,圣地的景色对宣信别有一番滋味,是书本上无法提供的。他在这次访问中,留下了一个甜美的回忆。他为此写了一首诗:“甜美的橄榄山,甜美的伯大尼,我的心时刻怀念你。/ Sweet Olivet,sweet Bethany,my heart shall of remember thee.”

宣信从耶路撒冷回来之后,宣道会加速了在巴勒斯坦的各项工作。首先在耶路撒冷成立一间男孩子的学校。一八九九年在孙特牧师(Rev.F.H.Senft)的主持下,又把宣道会设在雅法(Jaffa)的女校,搬迁到耶路撒冷。这时候耶路撒冷已成为宣道会在巴勒斯坦的主要据点,另外又在别是巴(Beersheba)、希伯仑(Hebron),爱因•格兰(Ein Karem)成立布道站。

一九○二年宣道会在美国爱阿华州(Iowa)的般尼(Boone)举行的宣道会年会上,通过了副会长鲁易斯(Ulysses Lewis)制定的会章(Constitution and Principles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鲁易斯是在美国乔治亚洲(Georgia)的亚特兰大(Atlanta)执业的律师,他目睹许多宣道会的同工相率加入灵恩派,宣道会白白地失去许多物业和会址,而整批会友随着会址的转手而流失,所以就在新会章加入了‘转移的条款’(reversion clause)。所谓转移的条款,即宣道会属下的分会的一切物业,以及所主办的所有学校和机构,当它们不再认同宣道会纽约总会的宗旨、不再与宣道会纽约总会发生关系时,必须依法转移给宣道会纽约总会。新会章公开后,当年的宣道会加拿大分会不很满意,因宣信成立宣道会时,坚称宣道会是一个超宗派的宣教团契,现在俨然是一个教会团体了。

宣道会虽然有了新的会章,不少宣道会的同工们仍继续有圣灵浇灌的经历,并且也说了方言。

一九一二年,宣信的忠心女同工德拉伯(Minie Tingley Draper)离开了宣道会。德拉伯姐妹曾在古果园聚会和宾夕法尼亚洲的岩石泉(Roky Springs)的特别聚会中,显出她在神的医治上的恩赐。同年,宣道会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Columbus)的牧师麦兰(David Wesley Myland),也同样因着认同灵恩派,而离开了宣信。更严重的是,宣信多年的同工沙尔门(John Salmon),担任宣道会副会长历二十五年之久,也逐渐倾向灵恩运动,沙尔门的妻子也有说方言的经历。沙尔门曾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伯大尼教堂,按立了后来在中国宣教的翟辅民牧师。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宣信另一位亲密的同工普励斯(Josephus Pulis)逝世。普励斯是一八八一年十一月在纽约十三街苏格兰人俱乐部开始聚会的七个人之一。这个七人聚会延续下去,导致宣道会的诞生。

普励斯的逝世,是威尔逊博士(Dr.Henry Wilson)逝世、大批同工离开之后,对宣信的另一项重大打击。这时宣信已年届七十岁,实在不堪刺激,他开始不修边幅,毫不遮掩内心的悲痛。同一辈的人逐个凋零,他不能不面对这个人生的现实。

一九一四年,宣信心里觉得宽慰的,是建筑了六年的耶路撒冷宣道会教堂终于竣工。宣信为巴勒斯坦的宣教工作不断地祷告,仰望神。

一九一七年美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本来英国军队与土耳其军队交火,美国可以置之度外,现在美国既已参战,宣道会纽约总部就不能不考虑到耶路撒冷三位美国女宣教士的安全,这三位女宣教士——贝斯特(M.Best)、巴特菲特(Mary Butterfield)和简摩(A.Gurmore)于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七日搭车离开耶路撒冷时,宣道会的同工们正在纽约的奈亚,召开年会。整个大会为这三位女同工的安全恳切祷告。

一九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英国的亚兰比将军(General Edmund Allenby)进攻土耳其军队在别是巴(Beersheba)的阵地,成功地撕破了土耳其军队的防线,并于十二月初夺取了耶路撒冷。英军攻克耶路撒冷的消息传到美国时,宣信正在芝加哥主领聚会,他立刻奔回酒店的房间。他欣喜万分,双膝跪在主的面前,祈求主施恩拯救犹太人的灵魂。接着宣信恢复平静,离开酒店,前往慕迪会幕(Moody tabernacle)讲道。宣信告诉会众,由于耶路撒冷脱离了异教徒的手,新的时代已经开始,基督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

对于一个老人,过份的忧郁,以及过份的狂喜,都不适宜。而对宣信,在长期间的心灵创伤之后,又突然过份地狂喜和兴奋,他终于中风瘫痪了。兼且他在童年时精神一度崩溃过,终于旧患复发。当弟兄妹妹们知道宣信精神衰弱、信心软弱时,纷纷专程访问他,与他一同祷告,甚至彻夜为他祷告。

一九一八年宣信的一位女同工蒙歌玛丽(Carrie Judd Montgomery)到奈亚去探望宣信时,宣信流露了对方言运动较宽容的态度。当蒙歌玛丽述及她的灵恩经历时,宣信细心聆听。蒙歌玛丽曾创办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的奥克兰(Oakland)的宣道会分会。一八九二年宣信曾在纽约的福音会幕将她的孩子分别为圣;正如一八四八年,约翰•格迪(John Geddie)将宣信分别为圣一样。

一九一八年,宣信由于岁数已大,不堪负担,终于心脏病复发。在这一年,他放弃了宣道会主席的职位,让贤给副手鲁易斯(Ulysses Lewis)。与此同时,他又放弃了他创办的宣道会出版社(Christian Alliance Publishing Co.),把股权转移给宣道会。

由于宣信已经力不从心,再也不能打理其它生意,事实上他也后悔自己这些年来,没有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徒6:4)。宣信的许多生意,包括房地产、代理、餐厅、发展公司等,几乎样样都亏本,顿使宣信欠下一身债。

宣道会的几位老同工,组成了一个特别委员会,靠着弟兄姐妹们的爱心,终于为宣信偿还了所有的债务。特别委员会还每月向宣信提供生活津贴,基本上解决了宣信一家的生计。

宣信知道他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就在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在纽约的一个祈祷会上,印证了雷保罗(Paul Radar)为他的继承人。

一九一九年五月宣道会总会的年会在美国的乔治亚州(Georgia)的托古亚瀑布(Toccoa Falls)举行,宣信因为身体不舒服,终于无法参加。在这次年会上,雷保罗被选为宣道会副会长。

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宣信与一些来自牙买加(Jamaica)的弟兄们谈话后,就为这些宣教士祷告。宣信一生最重大的使命就是宣教运动。

祷告完,宣信就失去知觉,十月二十九日宣信终于安息主怀。这个有异象传福音给中国人的传教士,一生不辱神的托付,“竭力在神面前得蒙神的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提后2:15)。

<返回本书目录>

戴德生

戴德生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自1854年来华至卒,甘愿为华人倾其毕生于中国大地,播下福音种子。他对神的绝对顺服和信靠,为中国教会带来深远影响和丰盛的祝福。

戴德生因而成为近代宣教士的楷模,为主燃烧,为天国的拓展努力。

在戴德生写给家人的书信中,他对中国及基督的爱,表露无遗:“假如我有千镑英金,中国人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为了基督的缘故,我愿意舍弃一切。我们为神所作的,一点也不会过多。”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出生于英国约克郡(Yorkshire),父母都是敬畏神的人。父亲戴雅各更愿意将自己的儿子奉献到中国传道;只是戴德生的朋友却大多对信仰抱怀疑及鄙视态度,未重生之前,和他的朋友一样,随波逐流,接受他们的观点。然而,在他的母亲和妹妹逼切的祷告下,有一次在父亲的书房翻阅福音单张,在圣灵的光照下,不单接受救恩,并定意献身事奉主。信主之后,有一异象深深印在他的心灵-神要在中国使用他。

当时戴德生借阅了一本由麦都思所写的书《中国》,里面强调医疗传道的重要。因此决定习医,作为日后到中国宣教的预备。此外,亦开始户外运动,增强体力。为了有充份准备,他到赫尔市接受医学和手术训练,充当一名医师的助手。生活上也订下了两项目标:省吃俭用,及习惯刻苦的生活,好叫自己有更大能力帮助别人。他的心中充满喜乐,感受到更丰盛的属灵福气。

戴德生也着意学习信心操练的功课。他曾对自己说:“到了中国后,不能向人讨求任何东西,只能向神祈求”。故此离开英国前,必须学习单靠祷告的生活。

单凭信心

戴德生的雇主非常忙碌,时常忘记按时发放薪金,他却决定不直接提醒他,只祈求神让他记得,使自己因此而知道祷告已蒙垂听,而得到鼓励。有一次他在山穷水尽的时候,为着神的缘故,把所余无几的钱,全数送给一个穷人,挽救他垂危的妻儿。第二天,他收到一笔汇款,比他先前送出去的多几倍。这件事成为他日后遇上种种困难时的鼓励。在小事上对神忠心,必能增加属灵的经验和力量;遇到严重考验时,便可安然渡过。

习医完毕,戴德生加入了中华传道会。1853年9月19日启航前往上海。六个月的航行中,船遇着暴风及有触礁的危险。神藉此鼓励他,叫他将一切需要,藉祷告带到神面前。在每一个紧急关头,神都帮助他。

1854年3月,戴德生终于抵达上海,但所遇到的困难却始料不及。一股称为“红巾”的叛军,占据了上海,与政府军对抗。对一个身无长物的异乡人来说,前途可说是一片黑暗。

注目内地

以当时情况来说,到中国内地传福音是违反中英签署的条约,宣教士因而遇上不少困难。1854年秋天,戴德生在中文老师艾德根博士陪同下,完成了为时约一星期的旅程,深入内地。但由于言语不通,戴德生只可帮忙派发书册而已。

1855年春天,戴德生与英国教会宣教士卜尔顿牧师,联袂作另一次布道旅程,途中颇历艰险。他们到通州邻近的地方讲道,很多人劝他们不要进城,否则必会吃尽苦头。然而,他们心意已决,未传福音誓不离开。进到城中,要求进见县官,兵士们以最粗暴的态度对待他们。后来得到通州最大的官员接见,他们把这次行程说明,并简单介绍信仰,请求准许分发书册,那官员竟欣然同意。

同年,清军收复上海,戴德生就在这段时间放弃了西服,改穿中国服装。此时,太平军的势力正达颠峰,戴德生曾尝试与他们接触,希望能发挥一些基督徒的影响力,但最后放弃。那时,长老会的宾威廉牧师也像戴德生一样,要求会晤太平军,亦未有成功。在神的带领下,二人相识,并联袂到江苏以南、浙江以北一带,沿着内河,在各大小城镇传道。晚上则睡在小船内,虽常有危险,但转换了唐装,留了辫子,果然大得便利。

成立内地会

戴德生和宾牧师后来又一起往广东汕头传福音,很有果效。戴德生原以为神要他在此居留,神却要他折返宁波,因有更大的使命在前头。当时戴德生所属的差会负债,他的内心非常挣扎,决定写信向差会要求辞职。

离开差会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从此要单单倚靠神的供应,从事宣教工作。1859年,派克医生因事要返回英国,便将宁波医院和门诊部转交戴德生打理。他经过恳切祷告后,清楚神的旨意,是要他凭信心,挑起这个重任。医院和门诊部经常挤满病人,而派克医生所留下的经费只足够一个月的开支。有限的款项很快就用完了,而接济却始终不来。终于,他们开了最后一袋米,并且用得很快。然而,戴德生满有信心地说:“主帮助我们的时候近了!”全院职工和病人均拭目以待。果然,米未用完之前,一封信寄到,_面附着一张50英镑的支票。赠款的柏迦氏远在伦敦,一点不知道医院面临“断炊之苦”。神却感动他,供应医院及时之需。神的按时供应,使病人得到医治,同时鼓励他们接受真理。

良伴偕行

主又赐给他一位能与他同行的贤妻玛莉亚。他所爱的妻子不但是神所赐的宝贵礼物,更是多人的祝福。玛莉亚把生命也呈献给中国和爱她的人。她的一生与中国宣教工作有着密切关系,父亲撒母耳狄雅,是伦敦传道会最早到华的宣教士之一。1827年,狄雅先生已在马六甲和新加坡华人中间工作了16年。戴德生与玛莉亚结婚时,玛莉亚已在宁波居住了好几年,参与各种不同的宣教工作,后来给予戴德生许多宝贵的帮助。

1860年,戴德生感染疾病,身体衰弱,被迫卸下职务回英国休养,这个决定当时看来颇为痛苦,后来证实,神是藉此彰显祂的信实和慈爱,并要更多使用他。

身在英国,戴德生仍不忘在中国服侍,经过几个月的祷告,以及无数次失败,他深信要在中国内地宣教,需要成立一个特别的机构。在太太的帮忙下,他写了一本书名为《中国属灵的需要和呼求》。这本书当时极有影响力,感动人心。在他主持的培灵会中,很快便有年青人愿意献身到中国宣教。

1865年,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成立,不少已在工场的同工加入,他们的英国朋友亦十分支持中国事工,且毫无保留地奉献,使内地会一无所缺。同年5月26日,戴氏夫妇再次乘船前往中国,同行的还有16名宣教士。内地会的工作正式展开。

戴德生把一生献给中国,1905年6月3日在湖南长沙过世,葬于江苏镇江长江的旁边,与他的原配夫人玛莉亚同葬,而他的家庭,以至他的后代,也都奉献为神使用,可说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约书亚记24:15)最好的写照。

乔治·慕勒

“他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雅5:17)

“我不得不羡慕神奇妙的恩典,当我是个轻率虚浮的青年之时,就引领我认识了主耶稣,而且他一直保守我,在对他的敬畏和真理中,给我极大的尊荣,使我能长久事奉他。”这是晚年的慕勒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1805年9月27日,慕勒乔治出生在普鲁士的克鲁本司戴特的一个普通家庭中。他的父亲是当时国产税局的一个收税人,常常将钱交在年幼的孩子们手中,希望他们通过自由用钱能学习如何花钱,如何积蓄,但结果适得其反,他们挥霍浪费,沉溺于孩童的罪孽里面。当父亲要他们报帐的时候,他们就用谎言来遮掩。年龄未足十岁的慕勒,竟能有计划地欺骗父亲:虚报收入,伪造支付,常常偷窃父亲的钱。父亲将他送入教会学校就读,但这丝毫不能改变少年慕勒的生活方式:他阅读不健康的书籍,常常玩纸牌甚至酷爱烈性的酒。母亲临终之夜,这个十四岁的男孩酩酊大醉,在街上蹒跚而行。连慈母的死都不能禁止他的恶行,苏醒他的良心,可见他放荡的程度。他的生活可说是一连串的罪恶。有一次,他的钱浪费完了,饥饿逼他去偷吃别人的面包。后来回忆起来,不禁叹息:“事奉撒但,就是在今世,也是痛苦!”

他不甘沉沦,企盼改过自新,无奈力不从心。在他父亲迁居之际,他转读另一所教会学校。他认为这一新的环境将有利于改变,因他已摆脱过去的恶友恶习。他忽略了众善的源头,在他的心里没有神。父亲以为他已改变,就托他代收一些欠久了的帐目,不料他旧性复发,挥霍欺骗如昔,不思学业。待耗尽所有,投奔叔父,后来又被赶去,住进旅馆;因无钱付帐就偷跑,结果被捉,下入监狱,直至父亲汇款还帐,月余才释放回家。

他想通过用功读书来改变自己,重讨父亲之欢心。在短时期内,他用功读书,并收学生教授德文、法文和拉丁文。这种外表的改良,深得父亲的嘉许,但他整个的生命在神眼中仍然是充满罪恶。

有两年之久,他曾发愤苦读:早晨四时起床,夜晚十时入睡。他的行为大有改善,深获教师的欢心,甚至被评为模范学生,特准陪伴教师散步,用拉丁语与教师谈话,他住在学校校长的家中,悉心研究古典文学、法文、历史等课。他藏书将近三百册,但其中并无圣经。他热衷于当时的世界名著,视为珍宝,却对圣经不屑一顾。在教会学校就读,他不得不遵照当时的习俗,每年参加两次圣餐。但这一切都不能改变他的罪性。他自己也承认,在这一切虚礼背后,隐匿着秘密的罪恶和疏远神的心。当他债台高筑,津贴不够偿付之时,他又重展旧技:他先用力敲断自己的衣箱锁匙和提琴锁匙,然后奔到校长室,衣冠不正,神态恍惚,宣称遭遇偷窃,结果引起朋友们的同情,大家捐款补偿他的损失。谁会想到一个二十岁的青年竟敢坦然行骗,面不改色。

进入哈勒大学不久,他的钱花光了,他四处借款,借到无处可借为止,只得当掉他的表和衣服。恶性在他里面冲动时,任何的立志努力都无济于事,他再度失败,因为尚未找到能得胜的秘诀。但属世的利益告诉他,如果继续放荡,将有开除的可能,以后任何的教区都不会要他工作。他再次决定:要抛弃这种作恶的生活,免得自己常常陷入贫穷、困苦和耻辱中。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约15:16)

慕勒已知自己的脆弱,他想寻找一个朋友来帮助他摆脱过去的生活。所以他拣选了一个外表看起来十分平稳安详的青年人作他的朋友,他自忖:这人必能大大帮助他。这青年人的名字叫培德。他哪知道培德本人是个背道堕落者,自己所倚靠的不过是一根折断的芦苇而已。培德和慕勒相处期间,非但没有帮助慕勒摆脱过去的恶行,还帮助慕勒犯罪。他和慕勒约好另外两位同学进行一个长途旅行,到阿尔卑斯山逛风景。他俩伪造家长的证明信,以便获得旅行护照,又把书本抵押,得到现款。四十三天后,他们风光而归。但培德的良心大大不平,罪的感觉非常厉害,他向自己的父亲彻底认罪。经一基督徒介绍,他认识了魏格纳先生,每周六晚间在他家中举行聚会,培德已参加了数次。

1825年11月中旬的一个周六晚上,培德和慕勒散步回来,声称自己要去参加一个信徒家中的晚间聚会。慕勒表示愿意同行参加。培德踌躇了,因他深知这种聚会完全不适合一个终日沉溺在酒、牌里的青年人,他担心慕勒不能持续到聚会完毕,以至中途离去。但最后,还是带他同去聚会。那个周六晚间,实在是慕勒生命史上的大转机。培德,一个往日堕落的信徒,竟为神所用。

“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雅5:20)。

那天晚上,慕勒来到这一群生疏的人中间,他发现环境新奇,气象特殊,因此拘促不安,担心自己可否受欢迎。然而令他一生不能忘怀的,是魏格纳弟兄口中出来的恩言:“你随时都是受欢迎的!我们的家和我们的心全向你敞开着!”

随后他们坐着,大家一齐唱了一首诗。内中有一位弟兄(他后来去非洲传道)双膝跪下,祈求神祝福这个聚会。这在慕勒的心里感到十分奇异,因为二十一年来,无论是在家或是在教会学校,甚至其它的教会活动场合,他从未看见有人跪下祈祷,显然,他自己也未曾双膝跪下祈祷过。接下来,读了一章圣经,再念一篇讲道记录。原来在那个时期,除了封立的牧师都不准讲解圣经。他们又一齐唱诗,最后由主人魏格纳弟兄祷告结束。让慕勒希奇的是:这个无学问的人,竟祷告得这样好。让慕勒更感希奇的是:当魏格纳弟兄祷告时,有一种新的喜乐从他心里涌出来。在回家的途中,他告诉培德说:“我们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旅行所见的一切以及我们从前所有的寻欢作乐,都不能和今晚所经历的相比。”

他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有一种新奇的平安充满了他。他醒悟过来:神是实在的又是慈爱的。他对于属神的事有了新的兴趣,等不到下个周六的晚上,他在一周内曾三次到魏格纳的家,寻求信仰上的帮助,用心查考圣经。

这一个放荡的人,在他悔改得救以后,就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并非说,他所有的旧罪恶马上全部除净了,因为这种全然更新还需要更深的知识。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已经有一种新的洁净和成圣的能力在他里面发动:他憎恶罪中之乐,远避旧时的同伴,酒牌从此绝迹。神在他的嘴唇设立了守望,每句话都经过检点,使他往日虚谎的舌头受了对付,得到纠正。他的言语受了约束。

当时他正在翻译一本法文小说,希望利用所得的酬金去巴黎等地游览。来他发现自己所译的小说,内容与信仰相背,于是取消这旅行计划,继而将全书译稿付之一炬。这是他信仰初期的一大进步,他愿意顺从圣灵,拒绝自己。

纵然他有时也遇试探,他却不再习惯性的沉溺在罪恶中,反而每次失败都带给他内心的痛悔。他时时祷告,常常读经,亲爱众圣徒,不停地参加聚会,勇敢地站在神的一面,拒绝罪的诱惑,忍受同学的讥讽和羞辱。

1826年,对于这个新生的灵魂,的确是个新年。他开始阅读布道杂志,在他内心燃起了一种新的火焰,他切望自己能作个福音的使者,受差遣到万国去布道。不断的祷告加深并且印证了这种意念。但是却另有一个属肉体的眷恋,当时几乎扑灭了这个火焰。他在周六晚上聚会期间认识了一位同年龄的女子,也是信徒。他恋慕她。他明知其父母必定不准她到国外过布道生活。他开始在心中衡量这两者之间的得失。心灵的天平完全倾向肉体的选择:祷告失去了能力,内心的喜乐也消失了,他的心拒绝一切舍己的工作。有六周之久,他陷于这种属灵的软弱里,神用奇妙的方法将他挽回。

有一个青年弟兄,名叫包里门,出身富贵之家,受过高等教育,可谓前程无量。但他却拣选波兰作他的工场,愿意向当地的犹太人传福音。拒绝家中的舒适和各样的奢华宴乐。他如此舍弃自己,在慕勒的心坎上打下了印记。相比之下,慕勒惭愧:竟为爱上一个女子,放弃神的呼召,成为一个没有喜乐没有祷告的人,包里门步了摩西的后尘,为着担任神圣的使命,撇弃了世上的欢乐与财宝,自己却象以扫一样,为了一碗红豆汤竟然出卖了长子的名分。于是他重新献上自己,放弃了他所爱的女子,割断了这个未经祷告所结的姻缘。神的笑脸再一次鼓励了他。

慕勒心志已定,他愿意付上任何代价来跟从主,他清楚地看见,要脱离倚靠人,就得完全倚靠神。他不愿意再用父亲的钱来完成大学最后两年的学业。他在这件事上倚靠神。不久,有三位美国教授,想学习德文,慕勒被推荐担任此项工作,所得的收入十分丰裕,非但够开支,且有余。这件事在慕勒的生命里镌刻了一节金句:“耶和华的圣民哪,你们当敬畏神,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诗34:9)。

1829年5月中旬,他得了重病,觉得自己不久人世。在病中他深深认识人性的败坏,只有仰望十字架,才能叫人转忧为乐。他掌握了以下几个宝贵的属灵原则,他自己见证说:

(一)“在属灵的事上,只有神的话才是我们的标准,同时也只有圣灵能够解释神的话,无论往日或是现在,圣灵是他百姓的唯一教师。主帮助我放下许多圣经注释,和差不多一切的书籍,单单阅读神的话语。结果我第一晚关在房内,专心祷告并默想圣经,在数小时内所学习的比几个月所研究的还要丰富。从此我得到真正心灵上的力量。现今我开始用圣经来测量我所学习和看见的一切事,而且找出只有那些经得起圣经衡量的,才是真正有益的。”

(二)“还有一个真理,关于主的再来,我也局部得到引导。从前我相信事情愈过愈好,直到全世界焕然一新。但是现在我在神的话语内,找不到这种保证说在主回来以前世界要更新。反而在圣经上我找到教会的荣耀和圣徒的喜乐,乃是主耶稣的再来,在他回来之先,事情总在纷乱之中。我在神的话语里找出使徒时代基督徒的盼望不是死,乃是主耶稣的再来。所以我也应该仰望他的显现。”

(三)“此外,主也乐意给我看见一个更高的敬虔标准,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他教导我:我在地上的真正荣耀乃是被藐视,与基督同受苦贫。一个仆人不应寻求地上的富裕、伟大和荣耀,因为他的主在这里是贫穷、卑微和被轻视的。”

慕勒得救后最初几年,曾几次献身作远方布道工作,但神似乎一直拦阻,他却不知道神在他身上有特别的呼召。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6:10)

神的时候快到了,慕勒将要得到他专一的呼召。

1832年2月间,他开始阅读法兰克的传记。法氏约于1696年在普鲁士的哈勒创办当时世界最大的贫儿院。他专心信靠神,神总是供应他与孤儿的需要。这项工作一直继续到慕勒读传记的那一天,教养了无数孤儿。在默想法氏的生活和工作时,自然使他想到在他四周的弃儿。他问神,是否他也能担任同样的工作?越想越有负担。

这期间他陆陆续续地做一些扶持贫儿身心灵需要的工作。由于地方的缺乏及贫儿人数的过多,使事工很多限制。

1835年11月20日,慕勒在一位姊妹家里喝茶,又看见了那本法兰克的传记。他无意仿效法氏,只觉得有同样的引导。经过更多的祷告之后,他在12月20日发出通知,召集弟兄们,将创办孤儿院的事摆在他们面前,一同寻求神的旨意。三天后,他读到诗篇八十一篇十节的话:“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这节经文成了他的座右铭,这个应许成了他的力量。于是他大胆地向神求房屋、现金及合适的帮手。

他向同工阐明了办孤儿院的动机:“时常有实例带到我跟前,证明神的儿女在今日有一种特别的需要,就是他们的信心需要得到坚固。我的灵渴慕能作这个器皿,不只从神的话里证明神愿意并且实在能够帮助一切倚靠他的人,更用事实来证明,神在今日还是不改变的。……当我看到主如何带领他的仆人法兰克,他单倚靠永活的真神,建立了极大的孤儿院,所以我感觉自己必须在亲身蒙恩的点上来作神教会的仆役。假如我这个赤贫的人,单凭祷告和信心,不向任何人开口,得到供应来建立并维持一个孤儿院,这就能坚固神儿女的信心……”

纯正的动机在祈祷的土壤里得到神美好的祝福。有一对夫妇甘愿献身于这工作,并把自己所有的家具等物捐赠孤儿院,不受任何薪金。有一个贫穷的女裁缝,每周只有少数收入,身体又十分衰弱,她竟奉献一百金镑。慕勒为着孤儿院的每项事工可说都有专门的祈祷。一切承受神的预备,他以为必定有许多孤儿要求入院,岂料到了所定的日子竟然无人申请。样样都齐备了,只是没有孤儿。这让慕勒万分惊奇。当晚他整夜仆倒在神面前,搜查自己的心,求神鉴察他的动机,光照并指示。他对神说:“如果不是你的旨意,我甘心取消整个计划。”

终于孤儿们进入院内,享受灵性与肉身上的双重照顾。

逐渐二院与三院也已设立。工程愈大,信心的试炼也愈大,供应有时低落到必须每日甚至每小时都得仰望主。当孤儿院在急需之时,慕勒拒绝一切可疑的方法,单单仰望神的拯救。他从不挪用人家暂托保管的财物,他和他的同工们绝不向人开口。某次有一位绅士偕几位尊贵的妇人参观孤儿院,见有这么多的孩子需要照顾。内中一贵妇人问保姆说:“你们总有很丰裕的存款吧?”保姆安详地回答说:“我们的款项都存在不能倒闭的银行内。”这样的回答,实在让人感动,当时他们可是手中已无分文,但神感动绅士的心,奉献了五镑,这是一笔十分需要的捐助,神自己及时解决。

另有一次,慕勒在工作上遭遇极大的经济窘迫。正逢一位主内同道询问孤儿院是否有急需,他不愿告知,却转向神并祈求:“主啊,你知道为着你的缘故,我没有把需要告诉这位弟兄。现在求你再一次地显明,单单向你吐露我们的需要是行得通的。所以求你对这位弟兄说话,你让他帮助我们。”神感动这位弟兄送来100金镑,款收到时,正好两手空空。神是何等及时供应属于他的人。

1845年7月,慕勒回顾试炼的日子,这样见证说:“纵有七年之久,我们的款项非常涸竭,手头很少有款可以供应孤儿三日之需,我的灵里却只有一次真受试炼。在1838年9月8日,第一次主似乎不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当他在那时赐下帮助时,我看出我们如此缺乏,并非他放弃了这项工作,不过是试验我们的信心而已。我的心灵因此得到坚固和鼓励,从此我不但能一直信靠主,而且就在极缺乏之中,也毫不沮丧。”每逢缺乏,他就向神述说应该帮助他的理由:

(一)我开始这项工作是专为神的荣耀,坚固信徒的信心,神是一位永活的神,乐意垂听祷告的神。既是这样,神必定欢喜赐下供给。

(二)神是“孤儿的父”(诗68:5),就必定供养他们。

(三)我既然为主耶稣的名接待这些孩子,就是接待主自己,因此神必定乐意眷顾。

(四)这个工作既然为着坚固神众儿女的信心,神必定赐福。

(五)主若不帮助,那些信心软弱之人就会继续与世界结盟,照旧用不合圣经的方法来获取捐款。

(六)神必定顾念我的同工们,他们都专心倚靠他。

(七)神知道,若无供应,我只得遣散这些孩子们,使他们从圣经的教训中退出,重返他们以往的生活中。

(八)神若扣住供应,我就无法向人见证他听祷告的事实。

每逢供应停止,这位谦卑的圣徒俯伏在全能者的面前,述说神的应许。就这样,六十余年之久,信实之神与他同行。

到1845年十月,慕勒清楚主有引导,要自建院所。1849年6月,在孤儿院工作开始十二年之余,孤儿们迁往新院。1856年5月,第二院兴建,不久,三院与四院相继耸立。到1870年,已能收容二千孤儿。

慕勒一生的工作,他能清楚有五万件事得到明显祷告的答应。孤儿院开办以来,有一万零二十四名孤儿得到抚养。有人问慕勒,他事奉的秘诀何在?他回答说:“有一日我死了,完全死了!”当他说这话的时候,几乎弯腰到地板,“向乔治慕勒和他的意见、倾向并意志死!向世界和它的褒贬死,甚至向我弟兄和朋友的赞斥死,只求神的悦纳。”

他终年九十三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来11:4)。

克里·威廉

前 言

神从平民中选拔一人,将他自己启示给他。因着他肯顺服,神就装备他,使他能肩负所蒙召的工作。神赐给他清楚的眼光、坚忍的勤勉、无比的口才、活泼的信心、透亮的见识和方言的恩赐。同时神又装备他奇特的意外和适当的机遇。克里·威廉(William Carey)确信装备和机遇都是上头赐下来的。克里·威廉知道自己一无所有,惟有神才是万有的。他相信神为着自己的荣耀,必定充充足足地供应工作的一切需要,并且保证职事的告成。克里·威廉的一生显示,神在信靠他的人的生命中,能成就不可能的事。

克里·威廉原来是一个鞋匠,家境贫寒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完全靠自学,却写出了和马丁·路德《九十五条》齐名的历史文献《咨询》。克里·威廉被誉为“近代宣教之父”,是他首先发起近代宣教运动、组织差会、将福音带往印度,并把圣经翻译成四十多种印度及邻国语文,为教会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甚至第一本中文圣经,也是在克里·威廉的鼓励之下,由他的助手约书亚·马士曼(Joshua Marshman)在印度最艰巨的环境下完成的。克里·威廉信靠神,成为一个转变时代的属灵伟人。

一、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华指示他的脚步。(箴言十六章九节)

克里·威廉(William Carey),于一七六一年八月十七日,生于英国中部诺坦普顿郡(Nothamptonshire)的保勒斯庇利镇(Paulerspury)。祖父克里·彼得(Peter Carey)是一间学校的教师,中年逝世。祖母克里安娜(Ann Carey)孀居敬虔。祖父于一七四三年逝世时,他父亲克里·爱德曼(Edmund Carey)才七岁。他父亲从幼就非常孝顺,学会毛织手艺。他父亲二十四岁时娶了伊利沙伯(Elizabeth Wells)为妻,不久即生下克里·威廉。

克里·威廉孩童时就从伯父听见航海的经历,和世界各地的景色。他自幼喜爱科学和游记,时常题起航海家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以致同学都以哥伦布的名称呼他。克里·威廉对于人文地理颇有兴趣,很早就显出他的语言天才。他不爱看所谓的宗教书籍,惟独爱读约翰·本仁(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虽然那时那本书仍未在他身上发生属灵果效。至于圣经中最合他心意的,乃是历史部分,因为那部分类似游记。他的父母亲要他每天背诵圣经,他后来为这事感谢神,觉得非常有益。他的一生果然与圣经发生不解之缘,终于把圣经翻译成印度各种语文。

克里·威廉在十二岁时就离开学校,愿意作一园丁。他经过两年的奋斗,终因皮肤对花草过敏,更受不了日晒,使他不得不放下夙愿。这位经不起英国阳光的人,后来竟能忍受四十年印度炎日的酷热,可见“神的踪迹何其难寻”,神的恩典何等够用。

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

克里·威廉既然不能继续从事园艺的工作,他就转业学习作鞋,在毕丁顿(Pikkington)一位鞋匠名叫尼哥尔斯(Clarke Nicholas)的店里作学徒。尼哥尔斯是一个性情暴躁、行为不检、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因此,克里·威廉对师父尼哥尔斯很反感,厌烦所谓的宗教,开始与一些无赖的少年人结伴相游。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克里·威廉很可能就此堕落下去。

鞋店里另有一个学徒,来自破碎家庭,名叫约翰.华尔(John Warr)。约翰·华尔比克里·威廉大三岁,出身于英国独立教派(Dissenters),当时约翰·华尔虽然尚未清楚得救,却有渴慕之心,喜欢与同事谈论属神的事。克里·威廉起初很鄙视,约翰·华尔,因为克里·威廉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英国国教的执事。

约翰·华尔自己则迫切地寻求神,直到清楚得救。约翰·华尔得救后向克里·威廉和师傅尼哥尔斯热切地传讲主耶稣基督,要引领他们归向主。约翰.华尔又借属灵书籍给克里·威廉读,约翰·华尔的生活与他的言语同样地对克里,威廉有影响力,慢慢地克里.威廉的思想有了变化,里面那种不平安的感觉逐渐增加。克里·威廉一方面受罪的重担所压制,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救自己脱离罪的捆绑。他虽然想靠自己的力量改良自己,却不见果效。问题是:他必须先要谦卑下来,然后才能蒙恩得救。

一七七八年十二月圣诞节,那时他方十七岁半,有一次克里·威廉去购买东西,他的支出超出他手头所有的达一先令。那时克里·威廉的手中有一个别人给他的一个假先令,于是他就起意去欺骗师傅尼哥尔斯,诓说那是师傅交给他去买东西的,这样他的私账就可结清。他写着说:“我在回家的路上挣扎。我祷告神,赦免我这次的谎言,以后我不再撒谎。我被邪恶战胜,我撒了谎之后,终于被师傅发觉了。这位满有恩典的神,这次绝不会轻易放过我。我以为全镇都晓得我的偷窃行为,因此尽量躲起来,因为我实在感觉羞耻。”

克里·威廉以为立刻要被师傅解雇,保证金要被没收,且要受到父母的训斥。可是这次师傅尼哥尔斯竟破例怜悯他,宽恕了他的罪过。他一生忘不了这年的圣诞节,他一面因着自己的欺诈而战栗,一面为着这事使他知道他如何需要一位救主而充满感激。那时他就自己谦卑下来,痛悔认罪,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将自己奉献给主。

克里·威廉得救之后,就积极地领人归向基督。这时候尼哥尔斯病倒床上,在尼哥尔斯垂危之际,约翰.华尔和克里·威廉不离尼哥尔斯病床一步,直至尼哥尔斯接受了主耶稣作他的生命,享有永世的平安和喜乐。一七七九年二月十日主日,克里·威廉随着约翰.华尔前往海克顿(Hackleton)参加一个祷告聚会。在那里聚会的人不追随英国的国教,被称为独立教派(Dissenters)。那里有一种热诚,是英国国教所没有的。那天讲道的人是多马·基特(Thomas Chater),讲的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三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克里·威廉受到多马·基特的讲台信息的感动,渴望探得属灵世界的真谛,想借着与教会中弟兄姊妹的交通,过敬虔的生活,消除里面的重担。他虽然得救了,但他要在生活上有见证,来荣耀神的名。克里·威廉这样说:“我也立下志向,要离弃我已往所喜好的撒谎、发假誓,和其它罪恶,有时旁边没有别的人,我也试着祷告,单独来到神面前。”

尼哥尔斯逝世后,克里·威廉就在海克顿镇(Hackleton)的鞋匠多马·欧特(Thomas 01d)那里做学徒。

一七八一年六月十日,克里·威廉还不满二十岁,便与师傅多马·欧特的妻妹——或称小姨——杜丽丝伯勒克(Dorothy Plaackett)结婚。杜丽丝比克里·威廉大五岁,没有受过教育,目不识丁。后来克里·威廉由于发奋自学,知识日渐增加,夫妻间的鸿沟便越来越大。

多马·基特一直与诺坦普顿郡浸信会联会(Nothamptonshire Baptist Association)有密切的关系。诺坦普顿郡的浸信会联会是由诺坦普顿郡(Nothamptonshire)的六间浸信会教堂联合组成,这些教堂受到美国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著作的激励,觉得有必要在事奉上互相支持和勉励。到了一七八○年时,联会扩展到英国中部各郡的浸信会教堂,包括贝德福都郡(Bedfordshire)、赫勒福郡(Herefordshire)、诺丁罕郡(Nottinghamshire),和林肯郡(Lincolnshire)。

一七八二年二月,当浸信会联会在英国中部的奥尔尼(01ney)村开会的时候,克里·威廉也参加了该次的大会。克里·威廉在那次的大会上听到了名布道家安得烈·富勒(Andrew Fuller)讲道。

因着克里.威廉天生具有一副科学的头脑,他尝试将他的属灵经历编成系统,以便作为他未来新的属灵指引。他参考了好几本属灵书籍,编排了他自认为周到的和满意的信条,并立意要一生奉行。可是这些信条不久就遇到考验。在海克顿附近有一些英国奥秘派(Mysticism)的劳威廉(William Law)之门徒。这个门派的领袖有一次邀请克里·威廉谈话。结果,克里·威廉承认说:“那次谈话使我心中充满忧虑。我既不相信他们所持守的制度,而我又不能恪守我的信条。”那位奥秘派的领袖劝克里·威廉要省察自己,他并且责备克里·威廉的生活状况,这就叫克里·威廉感觉:自己的行为与福音并不相称,甚至觉得自己颓废无望。”

克里·威廉结婚没有多久,师傅多马·欧特就突然逝世。本来克里·威廉已十分贫穷,全靠他养家,如今百上加斤,他又要在生活上照顾师傅的遗孀和四个孤儿。

克里·威廉不止在物质上十分缺乏,在属灵方面,他也在旷野中挣扎。历三年之久,他不能走出低谷,不能重获他从前所有的信心和把握。在海克顿的圣徒虽然常把灵性上的经历交通给他,叫他得着极大的鼓励,但是当他们知道他与那些奥秘派的人经常有往来,而且他还阅读奥秘派的书籍时,他们就远远地离开他。每逢主日,他踏遍各镇各乡,希望能听见真理,来解除他里面的干渴。最后他得着一个结论,出乎人头脑的理论全不可靠。他发现他与奥秘派所争执的,其实就是这一点。他要立足于稳固的盘石上,于是乎他立志查考圣经,要确实知道圣经中所说的。他要以神的亮光来照明他脚前的路。

一七八三年十月五日,克里·威廉受了浸,施浸的牧师是约翰·莱兰(John Ryland)。克里·威廉是受浸在诺坦普顿的嫩河(River Nen)的河水里。

这时候克里·威廉得到奥尔尼浸信会牧师多马·司高特(Thomas Scott)灵性上的帮助。克里·威廉本人也承认说:“当我初走主道路的时候,神在我里面所作的,大部分是借着多马·司高特的讲道。”多马·司高特是当时英国有名的解经家,对神的话语有深刻的认识。

一七八三年这一年,克里·威廉战胜了他的疑惑,圣经里面的中心信息完全满足了他的追求。神圣的、赎罪的福音,燃点了他整个人,成为他一生的动力。他放弃了当时盛行的极端加尔文学说(Ultra Calvinism),即得救完全是命定的说法,而相信每个人有责任,且有能力接受基督的福音。

三、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杰里迈亚书十五章十七节)

克里·威廉的心开始感觉异教人的可怜。一七八三年秋季他借到一本《柯克船长最后一次的船海记录》(The Last Voyage of Captain Cook)。他渴慕这本书已经很久,书里面所记载的,是大无畏的探险家,如何在太平洋四围发现新的陆地。这本书又叙述柯克船长在各处游历、探险的经过,其内容正合克里·威廉的兴趣。这本航海日记使克里·威廉的内心渐起变化,他开始看见在福音未传到之地,人怎样死在罪恶、忧虑之中,那光景是何等的悲惨、何等的可怜。许多外地人完全不认识基督,而又从未听见他的名字,然而阴间的门却向这些人大大张开。这些情形都在他的灵里燃烧,他听见了神的叹息。南太平洋群岛吸引了他,他梦见另有一批船只带着比科学更高的使命出去,专一为着传扬神恩典的福音。从此以后,他每次祷告,都题到这些岛屿。

一七八五年,克里·威廉携着家眷,迁往摩尔顿(Moulton),先在那里办一学校后又接受当地一间浸信会教堂的邀请,担任牧师职务。当地的弟兄们十分贫穷,每年付给他不逾十二元英镑,此外每年另加浸信会特别津贴(Particalar Baptist Fund)这样菲薄的薪俸,实在不足以养家,克里·威廉不得不兼职作鞋匠,来贴补家用。神祝福他的劳苦,特别使一班青年人悔改得救。原先的教堂遂不敷应用,于是教堂需要重新添建扩大。

克里·威廉觉得自己所受的教育有限,因此努力研究拉丁文和希腊文,后来又添上希伯来文。他再从拉丁文转学意大利文,同时又加学法文和荷兰文。后来那位雇他制鞋的教会执事多马.顾琪(Thomas Gotch),愿意照他每周制鞋所赚的贴补他,使他可以不再作鞋。于是他得着更多机会研究各种语言。

克里·威廉一直想着到远方布道的事。历四年之久,这种负担在他的内心里如火焚烧着。他感觉世界的黑暗。他收集世界各地的异教徒的国家的资料。在他的工作间的墙壁上,挂若一幅自制的世界地图,其上列明各国的资料,到了晚上,他又不时在地图上加上一些新收集到的数据。关于各地的位置、面积、风土人情,以及宗教情形,他都有详细的收集。他用皮革作了一个彩色地球仪,成了他的第二本圣经,神常藉此呼召他。有时他在讲授地理时,指着各洲各岛,流泪喊说:“这些都是异教徒,是异教徒阿!”摩尔顿(Moulton)于是成了他的“特罗亚”,他不断听见马其顿的呼声。

克里·威廉从茅屋的窗口,远眺地的四极。据他弟媳的忆述:“不只一次看见克里·威廉呆立在小花园中一点多钟,沉醉在他的默想和祷告中,甚至邻居都以为他神经不正常。”

克里·威廉读到约翰·伊利奥特(John Elliott)的传记。约翰·伊利奥特带着学者的耐心和使徒的恩惠,住在美洲的印第安人中间,约有六十年之久,约翰·伊利奥特首先将全部圣经译成印第安人的土语。克里·威廉又读到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所著的《戴维·布莱纳的生平》(The Life of David Brainerd)。该书述及戴维·布莱纳在印第安人中间过了三年的纯净生活,为神和印第安人,把生命都摆上。

约翰·伊利奥特和戴维·布莱纳,和圣经中记述的使徒保罗,都成为克里·威廉的榜样。圣经对克里·威廉有了新的意义,他看见了神在世界上的布道计划。他读到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后半部,里面满了差传工作的预言,他发现在新约圣经的里面,也记录着差传事奉的成就。

克里·威廉于是不断地为教会的差传事工恳切祷告。有一天,他读到安德烈·富勒牧师(Andrew Fuller)写的一本小册子,里面写道:“任何人被神付托他去传福音,必须有负担把福音传遍所有的国家。”克里·威廉读了,深受感动,他感到这是从父神直接来的呼召。他低下头来,安静地回应这项呼召:“主阿,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一七八八年,有一天,克里·威廉到伯明翰(Birmingham)找一位少年商多马.博滋(Thomas Potts),商谈有关摩尔顿兴建新礼拜堂的事。多马·博滋亦即后来兴建的伯明翰总医院(Birmingham General Hospital)的创办人之一。多马·博滋年青时到过美洲,曾与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结交,目睹贩卖黑奴的种种罪恶。多马·博滋和克里·威廉彼此谈论世界的差传事工,非常投契。克里·威廉说,“弟兄,我已准备前往任何神呼召我去的地方。我曾答应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多马·博滋劝他写一本书题醒教会重视差传工作,同时多马·博滋另送十英镑给克里·威廉作印刷费,于是克里.威廉就请求同工们起稿,然而同工们坚持要他亲自执笔。

他为了写这本倡议差传工作的小册子,为自己拟下一个严格的时间表。星期一他专攻古典文学,星期二则进修科学和历史,并学习文法和作文,其它四天,则拨出来学习希伯来文,希腊文,和发掘圣经里面所蕴藏的宝藏。他深信在神的祝福下,他能圆满地完成这项写作任务。这本倡议差传工作的小册子后来定名为《咨询》。

四、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

一七八九年五月七日,克里·威廉接受列斯特(Leicester)夏微巷(Harvey Lane)一间浸信会礼拜堂的邀请,担任该礼拜堂的牧师。那礼拜堂有一些会友认为,只要简单的相信就能得着救恩,不必过圣洁的基督徒生活,因此有些人甚至犯罪,不肯对付罪恶。克里·威廉于是开除了些有名无实的教友,吸收一些有生命的基督徒,结果教会兴旺起来,教堂还得加以扩建。

一七九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列斯特郡(Leicestershire)的教牧同工,联同诺坦普顿郡(nothamptonshire)的同工,在克利斯顿(Clipstone)有聚会,特别邀请安得烈·富勒牧师和约翰·撒克利夫(John Sutcliff)来讲道。那天安得烈·富勒讲道的题目是《迟延的危险》(The Danger of Delay),引用的经文是哈该书一章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安得烈·富勒牧师说,我们一直祈求神,让福音传遍万邦,但是我们往往连最简单的代价都不肯付出,假若我们不差派人到远地去布道,那里的人从何人听到福音?”

一七九二年春天,克里.威廉委托一位女出版商安娜·爱尔兰(Ann lreland),为他出版《咨询》(The Enquiry),这本小册子共八十七面,每本定价一先令六便士,在伦敦(London)、雪非耳(Sheffield)、列斯特(Leicester)的书店都可以买到。这本小册子强调差传工作的重要性。

史密斯博士(Dr.George Smith)认为,《咨询》的文笔优美、锋利,非常有说服力,出自一个动机高尚的人的手笔。

《咨询》在基督教的历史上,特别在差传的工作上,产生了难以言述的影响,这本小册子可以与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相媲美。

一七九二年五月,克里·威廉《咨询》也就在许多教会的信徒们中间,和教牧同工们中间,被广泛传阅。

克里·威廉,以满腹的热诚,倾倒出他对差传工作的神圣负担。这本《咨询》,是他八年深思熟虑的精华。他的环境和机会都不如他的其它同工,但他却撰写了基督教伟大的文献之一,他领导同时代的教牧同工,攀上了灵命的高峰,把世上万国展现在同工们眼前。《咨询》指出,只要同工们敢于去引领世人归顺因苦难得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必要从神得着永不衰残的荣耀和赏赐。克里·威廉根据圣经和历史,划出一条布道的路线,要同工们侧耳倾听时代的哀号,并要他们答应主的呼召,到世界各国作差传的工作。

克里·威廉的《咨询》是缩称,原名很长,英文字共四十四个,还不包括分开这四十四个英文字的七个标点符号。用这么长的书名实属罕见,首创的是美国大复兴家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从此看出,克里·威廉非但敬佩爱德华滋,深受爱德华滋著作的影响。甚至在写作的风格上,克里·威廉也师承爱德华滋,采用冗长的复句作书名。《咨询》的比较贴切的中文译名应是《对基督徒设法引领各国外邦人悔改的责任问题并思考已往成功的先例及今后应承担的责任问题的一项咨询》

《咨询》的开头部分是《引言》(Introduction)。在《引言》里,重申神目前对付人类,并非用洪水淹灭,或以其它的方式来审判,神乃是用基督的十字架来劝引世人。这样的恩典的消息,应当向万民传扬。使徒们遵照主的命令,曾前往远近各处,叫凡接受福音的人,无论是文明人,或者是化外人,都同样因着接受主耶稣,蒙恩得救。后世的人也应热心传福音。可是现在,甚少人关心传福音给外邦人的问题,没有顺从主的命令,所以我们应当从贪钱财、爱舒服中醒悟过来。信徒背诵主祷文,然而忽略其中的意义。在《引言》里,引述两处经文,一处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另一处是罗马书一章二十三节,说世人“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咨询》的第一部份(Section one)是论证,答复那些主要的反对者。有人说:“基督吩咐人往普天下传福音,这命令是给使徒,不是给我们的。”克里·威廉答道,“这样,我们为什么受浸?如果受浸与我们有关系,传福音就同样与我们有关系。这两件事是一口气说出,彼此关联的。我们喜欢抓住。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应许。假若我们不遵守这里的命令,就没有资格享受这里的应许。遵守命令,乃是得着应许的条件。忽略使命,无冀放弃权利。”

第二部份(Section Two)是检讨,温习过去布道的历史,详细述说使徒们的工作。接着回顾了君士坦丁(Constantine)时期,富曼谢士(Frumentius)如何作差传工作;尼西比亚的雅各布(James of Nisbia)如何被差派到波斯(Persia)去传福音给外邦人;一个修士摩西(Hermit Moses)如何传福音给阿拉伯人。

克里·威廉又叙述保烈纳士(Ppoulinus)如何在英国劳苦,特别在英国北部的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得到传福音的果效,以及阿曼特斯·加勒(Amandus Gallus)在比利时西北部根特地区(Ghent)的传教事工,和埃其丢斯·加勒斯(Egidius Gallus)在法国北部法兰特斯(Flanders)一带的差传工作等。他缕述了历代的圣徒如何献身,如何劳苦,如何感化了野蛮的欧洲,又说及腐败的罗马教如何逼迫更正教徒,跟着更正教如何兴旺福音,最后,十七世纪的美洲的新英格兰的约翰·伊利奥特(John Elliott)和十八世纪的美洲的戴维.布莱纳(David Brainerd),如何传福音给印第安人。到了末了,克里·威廉赞扬摩拉维亚弟兄们(Moravian Brethren)和约翰·卫斯里(John Wesley)在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一带的差传工作。

第三部份(Section Three)是调查,克里·威廉把他历年所收集的材料,作了一个精密的统计。在广大的区域上,他九十九次写上“异教徒”,五十三次写上“回回教”。这些情况叫他心里十分忧伤。他关心全世界的情形,对于岛屿特别注意。他的结论非常令人悲痛。世上人口,计有五分之一以上是回教徒,半数以上是异教徒。半个亚洲,大部分非洲,大部分美洲,未听过福音,整个南美,除了沿海一带,特别在内陆地区,文化落后,缺乏福音。在美洲的落后地方,甚至有食人生番,使儿女经火献给偶像。阿拉伯的回教徒,更有人贩卖黑奴,榨取非洲民脂民膏,甚至所谓基督教的国家也有份于这个罪恶。罗马天主教的耶稣会(The Jesuits),素来奉行阴谋手段。耶稣会的权术,已经毒害远东,使人对于基督教,怀有偏见。欧洲的商人挂着基督徒的名称,在回教徒的国家里,显得十分堕落和邪恶。希腊东正教的教友无知无识,极其迷信。罗马天主教徒对于属灵的事朦胧不明。即便在英国,教会多有错误,人民放荡不羁,甚至有多人攻击福音。

克里·威廉掀开了最黑暗的情形,然而他却满怀着希望。

第四部分(Section Four)是挑战。克里·威廉仔细地考虑了各地的远近距离,以及野蛮的土族,和将要面对的死亡、饥饿,和言语隔阂的各种难题。可幸的是,航海时采用罗盘针已使太平洋可以通航,如同地中海一样。而通商的人尚且不惧距离的遥远,传福音的人焉能落后于人?基督徒若爱人的灵魂,正像商人酷爱钱财,也是无处不可前往。没有一人真基督徒会吝惜性命不肯去服事野蛮民族,没有一个真基督徒不准备牺牲自己、我们要效法谁呢?是天天冒险的保罗,或是小心翼翼的马可?野蛮人纵然残酷,却知道接受和蔼与仁慈。基督的仆人既然存心吃苦,当地的食物虽不可口,然而已足维持生命。至于学习当地人语言,认真说没有什么困难。即使一个毫无语言天才的人只须花一二年,就能用当地乡语谈话。

第五部份(Section Five)计划。克里·威廉指出:“首先的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恳切的,和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必须祷告,假若圣灵不作工,一切都徒劳无益。君王的权力、辩士的口才,和人类的才干,都不能建立天国。克里·威廉引述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说到最后,克里·威廉认为我们的差传事工要有计划。许多基督徒不重视行动上的筹划,实在不智。一个商行获得许可后,即竭力推进业务,尽最大的努力,冒各种的危险,收集许多情报资料,注意船只的行动、航期,直至财富源源不绝地滚入。我们基督徒同样地应当关心主的事,应当各尽所能、奉献财物来为主使用。每人每周至少奉献一便士。只要我们肯杜绝浪费,神的赐的福杯就要满溢。基督徒尽管大胆地投资在神国的事奉上,必能得着丰富的利润。

五、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以赛亚书六十二章六节)

一七九二年五月三十日,二十四间浸信会的教牧同工,聚集在英国中部诺丁罕(Nottingham)费莱尔巷(Friar Lane)的浸信会教堂,聆听克里·威廉讲道。克里·威廉讲的是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二至三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

克里·威廉释放的信息达到高潮时,他以十个英文字将他的信息归纳起来: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译为中文即是:“要期待神成就大事,更要试图为神成就大事。”

第二天早晨大家继续参加聚会。日前虽然受到克里.威廉的信息的感动,一醒过来,大家仍旧怀疑踌躇,没有作出什么具体的定规,就准备散会。那时克里·威廉焦急万分,他不能相信他的同工们会有什么新的反应,因为他们明明知道差传工作的重要性,竟然没有信心有进一步的举动和表现,差一点不作任何决定就要散会。克里·威廉深感痛苦,重新题出这个差传的悬案,最终诺坦普顿郡浸信会联会(Northamptonshire Baptist Association)通过了决议:“议决在下次的克特林(Kettering)的联会大会上,讨论成立一个在海外作差传工作的机构。”

一七九二年十月二日,有十四个人在克特林的瓦利斯师母(Beeby Wallis)家里开会。十四人中,十二人是牧师,一个是神学院的学生,一个是平信徒。其中半数以上未参加上次的会议,即使曾参加上次聚会的,有人仍感到胆怯。他们不过是一小群人,而各教堂的会众都是贫穷无学问的人,如何能支持这样巨大的差传计划。他们既无差传经验,又无先例可作指导,况且他们都住在英国内地,怎能指挥海外的差传工作。这种责任理应由大城市里的大教会来肩负。然而克里.威廉站起来朗读最近一期的《摩拉维亚差会的定期报告》(Periodical Account of the Moravian Missions)且对弟兄们说:“看哪 !摩拉维亚差会所作的。他们中间还有英国人呢!内中有不少是穷苦的手工艺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向同一的主,表示我们的忠诚,作出一些事呢?”

在克里·威廉的鼓励和挑战之下,大家决定遵照他的《咨询》所建议的,成立一个差传团体,定名为‘向异教徒传播福音的侵信会专门机构’(The Particular Baptist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amongst the Heathen)。安得烈·富勒牧师任该机构的第一任总干事。当场十四个人认捐了十三镑二先令六便士。此外,克里·威廉又捐出《咨询》售出所得的。一个月后,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一位信徒奉献了二十英镑。皮尔士牧师(Samuel Pearce)则鼓励他在伯明翰(Birmingham)浸信会的会友要热心支持这项海外的差传工作,该伯明翰浸信会的信徒们积极响应,总共奉献了七十英镑。这些数目虽然微小,却是值得重视,因为这些奉献款就奠定了世界性差传工作的根基。

必须补述的是,在那十四个与会者之中,有一位神学院的学生史道顿(William Staughton),他来自布列斯托(Bristol),是皮尔士牧师在伯明翰的大炮街(Cannon Street)浸信会教堂为他施浸的。那一天史道顿认捐的数目最少,只有十先令六便士,他像圣经中的穷寡妇一样,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后来史道顿成为美国浸信会最杰出的牧师之一,并任美国浸信会差传大会(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Convention)的秘书。史道顿牧师在美国服事主时忆述这件事,说他念念不忘当日在瓦利斯师母的会客厅里,他那项微小的,而又庄严的奉献。他说他为着那些奉献所得的喜乐,超过他一生其它时候所奉献的,他后来在美国,不遗余力地为着差传工作的需要而奔跑。

浸信会海外差传机构的成立,是一项神迹。一位弟兄蒙哥马利(James Montgomery)称它是‘从天降下来的火花’。另一位弟兄感触地说:

“一个补鞋匠,坐在工作凳上,面对着壁上所挂的自制地图,身旁放着圣经,竟然完成了他梦想中的伟大计划。”

六、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路加福音九章六十二节)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克里·威廉接到一位约翰·多马(John Thomas)的信。约翰·多马表示愿意在差传的工作上彼此有配搭。约翰·多马原是一位医生,在印度的孟加拉国(Bengal)做宣教工作。他在信中说。他这次回英国是盼望为孟加拉国的差传工作筹得基金。他听到最近英国中部浸信会各教堂联合成立一个差传机构,他渴望和其成员有接触。

克里·威廉纵然不认识他,却把约翰·多马的信件交给十一月十三日在诺坦普顿举行的传播福音机构的工作会议讨论。克里·威廉还建议自己与约翰·多马配搭,好把福音传播到远方。这项建议对于克里·威廉来说,是付出相当代价的,因为他九年来所盼望的,是到柯克船长所描写的大溪地岛(Tahiti),而并非前往印度的孟加拉国。然而克里·威廉觉得这次实有神的引导,因此不惜牺牲自己的夙愿。

一七九三年一月九日,传播福音机构在克特林开会,约翰·多马因脚肿的关系,未能赴会,仅由安德烈·富勒牧师报告与他接触的经过,并由安得烈·富勒代读几封约翰·多马先前由印度寄给伦敦一些浸信会牧师的信件。结果大家同意孟加拉国是神所开的门,并认为差传机构能与约翰·多马同工是贤明之举。大家认为,只要约翰·多马同意,这年春季,新成立的差会,将设法差遣一位同工与他一起返回印度。到了下午聚会正结束的时候,约翰·多马忽然从外面闯入,跛若脚,如同雅各布一样。于是大家重新聚集,听取他的报告。约翰·多马述说他在孟加拉国的经历,和印度的可怜情形。末了,约翰·多马又读一封由他的印度导师和二位婆罗门慕道者所写的联合公函:“可怜我们吧!差遣传道人和能翻译圣经的人来吧!”这些话如同马其顿的呼声,使克里·威廉不能自约。他立刻自动请求前往印度。约翰·多马忘记了他的脚肿,跳起来拥抱克里·威廉,他们喜乐的眼泪如泉水般涌流出来。

当晚克里·威廉回家途中,那冷静可怖的、理智的天性,开始在克里·威廉的心里提出抗议,使他所站的坚强立场发生动摇。他思量当如何对他的妻子杜丽丝开口,说他四月初就要陪伴约翰·多马医生前往孟加拉国?她绝不可能随行,因那时离她产后未足一月。他何忍独自一人远走高飞,撇下娇妻孤单奋斗。况且她自幼未离开过家园,从未见过大海,将来怎能一人携儿带女来印度与他团圆。果然不出所料.她听后立刻反抗,她不愿,也不肯同意克里·威廉前往印度。然而,克里·威廉也不能投降。他觉得他虽然深爱妻子和儿女,但是他已经听见了清楚的差传的呼召,而且他也已经应许神他要顺服。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说:“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妻子、儿女……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克里·威廉写信告诉他的父亲说:“福音的要旨乃是单单为神而活,基督徒的职业乃是专心奉献,合乎主用。我希望你能把我奉献给主,来作人间最辛苦、最高贵,并且最重要的工作。我当然要牺牲许多东西。我必须离开可爱的家庭,和很多知己的朋友。可是我的手已经扶在犁头上。”

他的父亲回信说,这完全是疯人的愚痴,他不相信他的儿子会坚持这种看法到底。他历陈各种可能发生的危险,盼望儿子能接受父亲诚挚的忠告,打消去意。

可是克里·威廉的手扶着犁头,绝不回顾。他在一七九三年三月的主日聚会时,向列斯特的夏微巷教堂的会众宣布,他要出国做差传工作,顿时会场充满了悲哀。教会的弟兄们爱他如命,怎能容他出走?最后有一位弟兄站起来,题醒弟兄们说,克里·威廉多年来教导他们要注意神国的事,要他们为差传事工祷告,他们为此迫切有负担。这位弟兄接着说:“现在神吩咐我们有所牺牲,来证明我们祷告的实在。让我们起来响应神的呼召,显明自己是配得神呼召的。不要拦阻神的仆人,也不要单单由他去,让我们起来差遣他去。”于是会众含泪接受这个建议。

到了下星期,克里·威廉就把家人送到毕丁顿(Piddington),使他的妻子可以居住在本族人中间。最后数日他妻子杜丽丝实在不忍心任凭他一人独自前往印度,就叫八岁的男孩腓力斯(Felix)随行,以慰父心。同工们也聚集为他送行,相约“他们至死必定作他的后盾。”

可是克里·威廉被别的难题困在伦敦,无法起行,他所遇到的一切,实在叫他感到沮丧和失望。原来当年传教士前往印度,要在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辖境内的印度传教,需要申请许可证。若未获许可,就算私渡,会受到严重的刑事处分。为了获得许可证,他多方奔跑,却是徒劳无功。最后他只好冒险出走,可是寻找船只颇费周折。最后,约翰·多马说服一艘牛津伯爵号(SS Earl of oxford)的船长怀特(Captain White),允许他们一行人在无许可证的情况下登船,约翰·多马曾两度任过那艘商船的船医,认识怀特船长。一七九三年四月四日,他们一起登上牛津伯爵号。

牛津伯爵号起锚后,就驶往威特岛(Isle of Wight)的鸟来(Ryde)。在那里等候护船舰。因那时候英国和法国发生战争,轮船不敢在公海上擅自航行。他们被困在鸟来,竟长达六星期之久,在这段枯寂的等候期间,克里.威廉接到一件喜讯,说他妻子分娩,生下一个儿子。与此同时,怀特船长接到一封匿名信,说知道有人未有许可证,想乘搭该船私渡印度。此事如果属实,怀特的船长执照有被撤销的危险。克里·威廉只好放弃牛津泊爵号轮船,再去寻找别艘船。

这给克里·威廉有机会回家去探望产后的妻子杜丽丝。到了这时,杜丽丝经过约翰·多马的再三劝导,已经同意随行。这件事使克里·威廉的心有无限的喜乐。

一七九三年六月十三日,星期四,他们一行人搭上一艘丹麦帆船玛丽亚公主号Kron Princessa Maria。克里·威廉在日记上这样写道:“六月十三日,周四,这是一个喜乐的日子。上次未能成行,使我这次能携眷同行,满享我已经献上给神的一切祝福。我要高举这位以便以谢(撒母记上七章十二节,指出以便以谢即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盼望对这件事的回忆,每次会坚固我的信心。”

经过了五个月在海上的颠簸,历经许多辛苦和危险,一七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克里·威廉终于安然到达印度的加尔各答(Calcutta)。由于他们没有许可证,他们偷偷地上岸,甚至当地的政府也不知情。在当年已有二十万人口的加尔各答,克里·威廉所见到的,是偶像崇拜和污秽的宗教仪式。大部分人生活在黑暗中,不认识这位创造万物的真神。

七、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诗篇一二六篇五节)

美国的属灵伟人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的著作,在英国中部有广泛的影响力。受影响最明显的,包括安得烈·富勒牧师(Andrew Fulle,)、克里·威廉,和许多英国中部的浸信会的牧师。爱德华滋编写的《戴维.布莱纳的生平》,给克里·威廉等浸信会牧师很大的勉励。

爱德华滋一七四八年在美洲波士顿(Boston)发表的《谦卑的尝试》(An Humble Attempt)的文章,呼吁全世界神的子民,为着神的福音的广传,为着新的灵性的大复兴,联合起来,不分宗派地恳切祷告。这项世界性的联合祷告运动,立刻在苏格兰得着响应。不久复兴的火,从美洲的新英格兰,燃到苏格兰,带动了苏格兰的大复兴。

苏格兰的厄斯金牧师(John Erskine)接着把爱德华滋写的属灵著作,寄交英国中部的奥尔尼(01ney)村的浸信会牧师约翰·撒克利夫(John Sutcliff)。约翰·撒克利夫花了很多工夫去阅读爱德华滋的书籍在灵性上得者供应。约翰·撒克利夫牧师于是请求所有英国中部的浸信会的教牧同工们——包括克里·威廉,尽量抽出时间,阅读爱德华滋的著作。约翰·撒克利夫接着回应苏格兰的教牧同工,也投入了这项世界性的联合祷告运动,为全世界福音的广传,为全世界灵性的大复兴,向神恳切祷告。

一七八九年五月四日,约翰·撒克利夫在奥尔尼刊印了爱德华滋的信息集。约翰·撒克利夫又为《谦卑的尝试》写序言,要求英国中部的浸信会同工,积极投入这次联合祷告运动。他并要求英国所有宗派,不论是圣公会、循道会、公理会、长老会等,一起联合起来,为全世界的福音广传事工而祷告。

当年,在克特林的瓦利斯师母的家里,召开的十四人的差传机构筹备会议,约翰·撒克利夫牧师也是主要成员之一。概括一句,英国中部的浸信会新成立的向海外传播福音的差传机构,也是神借着爱德华滋,在文字工作上的事奉的一项成果。这里当然不能抹杀前文所述及的克里·威廉所付出的代价和所作的努力。

克里·威廉既然受到爱德华滋著作的重大影响,并受到爱德华滋的差传精神所感染,他到达印度时,随身携带的书籍,除了圣经,还有爱德华滋编著的《戴维·布莱纳的生平》,以及爱德华滋的其它书籍。克里·威廉对爱德华滋的敬仰也就不言而喻了。

克里·威廉见到孟加拉国人口稠密,乡村有五分之三的土地是未开垦的肥沃土壤。克里·威廉预见这些肥沃土地一经开发,将成为收获丰硕的田畴。克里·威廉看了感触良多,他说:“就是来一万个传道人,也不嫌多。”他又说:“我的心境犹如保罗见到雅典的情形后,心里着急。”印度人很少受教育,十分迷信,膜拜偶像之风盛行。印度人每天早晨前往圣河朝拜,逐街逐户都有鲜花灌木神龛的摆放,以献给假神。为了使亡者得着祝福,他们更是不惜付出重大代价,和受到极深的痛苦。这些愚昧行径,都使克里·威廉惋惜不已,切望福音能早日传给印度人。

但是克里·威谦的内心虽然火热,他的环境却非常艰苦残酷。约翰·多马医生在城内设立医务所行医,他却无事可作。一家七口的生计,仰赖他去供给,妻子杜丽丝和儿子腓力斯,又忽然染上痢疾。而那时候克里·威廉正住在被称为印度的牛津(Oxford of India)的那提雅(Nadia),没有余地可供种植。而耕种是克里·威廉构思中的自给自养的办法。克里·威廉在那提雅借来栖身的凉亭,荒废破损,而在印度聘请的语文导师,又需付与月薪。种种难处,使克里威廉精神十分沮丧。他的妻子杜丽丝,在病中更忍受不了,以致支持不住,精神逐渐失常。结果杜丽丝失常达十三年之久,使克里·威廉一家,遭受了不可言状的痛苦。在那时刻,递给他的杯诚然是苦。他的日记这样写着:

“一七九四年一月十七日,日暮时感觉神的全有全丰。他的应许何等稳固,他的应许松弛了我的心。傍晚时,我徒步回家,我终于能将我的一切挂虑,都卸给他。”

“一月二十三日,我只有一个朋友,但是有了他,我已心满意足。我的魂哪!为何在我里面烦躁?神岂不知道这一切吗?他岂能不关心他的工作?我心里充满喜乐因着负起这项工作,就是丧失性命,我也欢然前往。”

约翰·多马从前在印度时,曾带领一个印度人蓝巴苏(Ram Ram Basu)信主。约翰·多马回英期间,蓝巴苏受到印度的异教徒的武力威胁,再去拜偶像。现在约翰·多马与克里.威廉一起回印度后,蓝巴苏再度穿起福音背心,重新向神宣誓效忠。

不久,蓝巴苏替克里·威廉在松德班群岛(Sunderbunds)的德哈特(Debhatta)的地方找到数亩薮林之地,首先三年可以完全免租。

一七九四年二月六日,克里·威廉一家人搭船登陆德哈特时,仅余一餐之粮可以糊口。原来的承诺是,监务局有一层空屋可以给他一家蔽身。但是克里·威廉一家人抵达时,那房子仍然有人住着,尚未迁出。在克里·威廉走头无路时,他大声祈求神的帮助。

一天,克里·威廉正在散步,遇到一位监务局的职员查理士萧特(Charles Short)。查理士·萧特听到克里·威廉一家大小的困苦情况,十分同情。查理士·萧持把克里·威廉一家大小安置在自己的家里,供给他们全部的需要。

后来克里·威廉和他的男孩子,用竹子和席子盖了一间房子,作为他们新的住宅。他又砍伐木材谋生。此外,他又收集野蜂巢中的蜂蜜,并把大量贝壳磨成石灰,然后把这些卖出去,以得着他所迫切需要的现金。

在这一片蛮荒地带,有许多鳄鱼、毒蛇、猛虎,以及许多野生的禽兽。正是这些野生动物,提供克里·威廉一家可口的野味。当生活稍为安定下来,克里·威廉从未忘却他真正的使命——作差传工作。

在德哈特生活了一段日子,神却另有新的安排。一七九四年三月一日,克里·威廉接到约翰·多马的消息,说约翰·多马被他的朋友——英国驻马尔达(Malda)的商务专员乌德义(George Udney)——聘请到他私人经营的靛青工厂任经理。离这座靛青工厂北方三十英里的谋拿培底(Madnabatty),另有一间乌德义的靛青工厂,约翰·多马在信中说,他已经为克里·威廉谋得那另一工厂的经理职位,年薪为二百五十英镑。经过再三考虑,克里·威廉决定接受该职位。五月二十三日,克里·威廉举家从德哈特搭船,历经二十三天的时间,才到达谋拿培底。在这之后,克里·威廉也写信告诉在英国的弟兄们,说他已能自立,无须他们经济上的接济。然而英国的弟兄们来信,隐约表示不赞成,劝克里·威廉不要太被事业缠身,免得影响他传播福音的热诚。这种反应使克里·威廉非常难过,因为早在他草拟《咨询》的日子,他就觉得开荒的传道人应当设法快快自立自养。根据这个原则,他才自告奋勇去谋生。克里·威廉就回信给英国的弟兄们,在信中他说:

“究竟差传工作者的灵能否被商业的逐鹿所消磨,这不是我所该回答的。我们的工作将替我们作见证。我愿意奉告的,乃是除了留下仅够维持家庭开支以外,我的全部收入都移作传播福音之用,用来供给印度学者和学校教员等等。我接受这份靛青工厂的差事,并非为了贪财。我现在实在很穷,而且永远是穷的,直等到有孟加拉国文(Bengali)和印度斯坦文(Hindustani)圣经出版,那时印度百姓将无须有人教导,能够自己阅读圣经。”

一逢主日靛青工厂停工,克里·威廉就专心作福音工作。每星期平均有两三晚,克里·威廉会到附近的二百个乡村去传福音。他有时步行,有时骑马,他利用冬季的黄金机会跑遍附近的一半区域。他说:“传福音是我心中第一喜爱的,我在二十方里之内传扬了基督的名。”主日经常有五百人,从各乡村来听他讲道。

在英国,那个差帕克里·威廉到印度的浸信会福音传播机构,由于看不到克里·威廉的事奉有显著的果效,尤其是安得烈·富勒牧师,起始对克里·威廉带职业事奉,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但是另一位在英国的同工皮尔士牧师(Rev.Samuel Pearce),则经常把克里·威廉的来信,刊登在浸信会差传机构的定期刊物上。在那些定期刊物上,还摘录克里·威廉的日记,或报导一些印度各地的差传消息。

一七九五年十月,克里·威廉写一封信给皮尔士牧师。信中这样写道:“我此时不能告诉你说,在这里有大群的人归向了基督,或者在这方面有任何足以振奋人心的消息,但是有一样是肯定的,就是主耶稣的名在这一带地方不再是陌生的。”

很快地,明显的果效开始有了,克里·威廉给第一个英国人塞缪尔·包威尔(Samuel Powell)施浸。克里·威廉旋即向英国的差传机构报告说,第一个浸信会教堂在地球上另一遥远的地方成立了。甫成立的教堂,共有四位主要的弟兄,包括克里·威廉、约翰·多马、塞缪尔·包威尔,还有一位是约翰·多马先前施浸的朗格(Mr.Long)。

一七九六年,在迪拿坡(Dinajpur),有一位葡萄牙商人芬拿德兹(Ignatius Fernandez)信主,成为一个热心的基督徒。芬拿德兹后来在财政上大力支持克里·威廉,并在自己的土地上建造了一座砖制的教堂,成为加尔各答之外的第一间孟加拉国地区的礼拜堂。

到了一七九七年春季,克里·威廉已将全部新约圣经译成孟加拉国文(其中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一至十章,和雅各布书是约翰·多马所译,经克里·威廉修改的,其它新约圣经各卷全是克里·威廉独力所成。可是怎样能把这本孟加拉国文新约圣经印出来呢?

数月之后,有一部新从英国运抵印度的印刷机在加尔各答出售。靛青工厂的厂主乌德义(George Udney)十分热心于圣经的传播,因此独资购买这部印刷机,然后转送给克里.威廉。于是印刷孟加拉国文新约圣经的工作就此开始。

八、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诗篇一三三篇三节)

一七九九年十月五日,英国差传机构派来一批同工,在丹麦的属地雪兰坡(Serampore)登岸。他们是:乔舒亚·马士曼(Joshua Marshman)和妻子哈拿·马士曼(Hannah Mashman)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但以理·伯兰斯顿夫妇(Mr.And Mrs.Daniel Brusdon),威廉·格兰德夫妇(Mr.And Mrs.William Grant)和两个孩子,娣德小姐(Miss Tidd),和一位印刷专家威廉·窝德(William Ward)。

这班人到达印度后,推举威廉·窝德去见克里·威廉。一七九九年十二月一日主日,威廉·窝德见到了克里·威廉,两人于是商谈有关差传事工的问题。关于那次会晤,威廉·窝德这样记述:

“克里·威廉的象貌并没有什么改变,仍然像我所记得的一样。赞美神,他甚至比以前更健壮了。至于他的妻子杜丽丝,精神已经完全错乱,而他们的四个男孩子,全部都已经能说流利的孟加拉国语了。”

英国官员不准许这批新来的传教士进入东印度公司的辖地,命令他们回英国去。可是丹麦辖下的雪兰坡,却欢迎他们留下来,容许他们讲道、办学校,印刷各种印度语文的圣经。

一八○○年元旦的清早,克里·威廉一家人迁往吉兰坡。吉兰坡当初是由丹麦人和华人开发的城市。在呼格里河(Hooghly River)的西岸。吉兰坡的丹麦总督培义上校(Colonel Bie)对于克里·威廉的差传事工给予积极的支持。事实上,当各国的访客到雪兰坡时,培义上校还抽空带领他们见识克里·威廉的各项事工。

克里·威廉一踏入雪兰坡这熙来攘往的港口,就记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八章十一节说的话:“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一同坐席。”

克里·威廉深信过集体生活将较经济和有效率。他主张效法摩拉维亚差会(Moravian Missionaries)的做法,即是把几个小家庭合并成一个大家庭。

这样过集体生活,弟兄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特别是威廉·格兰德和但以理·伯兰斯顿登岸后不久,就在雪兰坡因病身故,遗下了寡妇和孤儿。在一个大家庭里,彼此可以互相照顾。

克里·威廉并非不知道人的天然性格的难以融合,但是他仍旧相信这是最良好的办法。其中有一位弟兄忆述当年的感受:“我们一听到要过集体的生活,我就不寒而栗。这件事能否成功,要看大家是否绝对不存私心,彼此能否忍耐宽容,各人肯否温柔、舍己。只要内中有一个人存心不正,全家顿成地狱,这里需要何等的智慧去料理家务。很少人能适应这样的同居,在此自私的动机必须率先破碎,而让基督的爱来吞灭一切。”

这样的集体同居生活终于得以实行,并且取得成功,主要的是所采用的办法与摩拉维亚的弟兄们稍有出入。这个大家庭,没有唯我独尊的家长,大家绝对平等。他们不优待任何人,虽然大家原先因克里·威廉是这差传事业的领袖而愿意优待他,但克里·威廉坚持连自己也不优待。他们没有永久的“家长”乃是共同负责,按月轮流担当家长。“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

威廉·窝德这样记述:“我们每逢星期四晚间,有一次见证聚会。每逢星期六晚间喝茶后,我们必有祈祷。祈祷后召开会议,讨论各项关于工作的问题。同时调整家中杂务。解决一星期之内发生的难处。任何人应当坦白发言,事后绝不重新考虑,否则被认作犯规。”

他们不准为自己谋取私利,所有的收入都归给大家庭,然后按各家的需要节省地分配,全部剩余的都拨归给工作需要。至于工作的分配,也分配得十分合情合理。印刷圣经当然是主要的工作。另外为了增加收入,又开设男女寄宿学校各一所。

没有多久,很多学生就开始到他们的学校来读书了。英国人中间的富有者,见到他们的子女能够有这样一个地方接受高深的教育,都非常高兴。后来在印度的欧洲人每个人都想把儿女送到雪兰坡去。

学校所收的学费和印刷所的所得的收入,不久就使他们能够自给自足,不必再仰赖英国差传机构的财政支持。

克里·威廉看见弟兄们的和睦同心,非常高兴、他归一切的荣耀给神。他认为弟兄们能有这样的成就,完全是出于神的祝福和恩典。

一八○○年五月,威廉·窝德管理的印刷机,把克里·威廉所翻译的孟加拉国文新约圣经的第一版印成。这是克里·威廉多年来呕尽心血的成果。

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就有第一个本地人受了浸。这个印度人名字叫克利希纳·贝尔(Krishina Pal),是一个木匠。

克利希纳·贝尔信主之后,许多本地人讥笑他,并咒骂他是叛徒。当克利希纳·贝尔决定受浸的时候,约翰,多马快乐得几乎疯狂了,他期待印度人受浸已经十五年之久了。至于克里·威廉,在这之前,也几乎要绝望了。正当弟兄们为了克利希纳·贝尔快要受浸而快乐的时候,阴府的豺狼疯狂了。有二千个暴徒围住了克利希纳·贝尔的家园,用恐吓和威胁,要阻止他受浸。结果他仍是勇敢地如期前往受浸。同一日受浸的还有克里·威廉的儿子腓利斯。受浸完,当日下午,他们首次举行孟加拉国语的圣餐。隔了两星期,又有其它的印度人受浸归主,在北印度的工作就此展开。

一八○一年三月五日,在圣餐的桌子上摆放着第一本孟加拉国文新约圣经。这本孟加拉国文新约圣经,如同至圣的饼陈设在那里,这是克里·威廉七年半血汗的结晶。

乔舒亚,马士曼视第一版的二千本孟加拉国文新约圣经为二千个传教士。克里·威廉则寄一百本孟加拉国文新约圣经到英国给同工李蓝(John Ryland),其中一本后来落入圣经珍本收藏家斯宾塞伯爵(Earl of Spencer)的手里。

九、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使徒行传二章十一节)

一八○一年,印度总督韦尔斯理勋爵(Lord Wellesley)创办了一所威廉堡学院(Fort William College),培养来自英国的低级的、资质较差的公务员,总督并委任戴维·布朗牧师(Rev.David Brown)为院长。

一八○一年四月八日,克里.威廉很惊奇地收到戴维·布朗院长的信件上,聘请他担任该学院孟加拉国文的讲师。克里·威廉觉得自己没有受过大学教育,靠自学出身,认为不能胜任这个职位。但是克里·威廉最后还是接受了聘请,因他看出这件事是神的美意,使他有机会向学生传讲孟加拉国文新约圣经。由于当时只有英国国教圣公会的会友才有资格担任正教授,克里·威廉的职衔只能是讲师,年薪是四百二十英镑。克里·威廉又挑选蓝巴苏作他的助手。蓝巴苏在协助克里·威廉翻译孟加拉国文新约圣经时,展现了他的语言天才。虽然克里·威廉在学院的主要职务是教导孟加拉国文,他又自动开课,教导梵文(Sankrit)和马刺塔文(Marathi)。这时威廉堡学院立刻觉得需要有这些印度土语的教科书,于是克里·威廉和助手们,还得赶快为学生们编写这些土语教科书。此外克里·威廉和助手们又出版了一本用孟加拉国文写的文法书,和一本孟加拉国文翻译的梵文圣典。

在威廉堡学院,克里·威廉有机会与印度许多学者接触,有许多语文专家被网罗为他的助教。他初到印度时,其志愿是翻译孟加拉国文和印度斯坦文的圣经,现在他的异象逐渐开广,他觉得有翻译十种基本印度方言的需要——包括旁遮普语(Punjabi)、泰利格语(Telegu)、卡纳利语(Kanarese)、奥利亚语(0riya)、印地语(Hindi)、古加拉塔语(Gujarati)、塞克语(Sikhs)等。当然他们所要承担的翻译工作都要因此加重,然而只要这样作是合乎神的旨意,神自有他的安排,他们也就乐意为此劳苦。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试验以后,克里·威廉在一八○三年底写信说:“给我十五年的寿命,我们希望能翻译并印刷所有印度主要方言的圣经。我们已经定睛在这个目标上,但愿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成就这件事。”

克里·威廉的工作异常忙碌,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略见一二:“一八○六年六月十二日,早晨五时四十分至十时,读希伯来文圣经,祈祷,接着有孟加拉国语家庭礼拜,又再读波斯文、印度斯坦文,用早餐,最后读梵文。下午一时三十分至六时,午餐,校对孟加拉国文的《以赛亚书》,接着翻译梵文《马太福音》。六至七时用茶,学坦路古文(Telugu),又有美国朋友来访问。七至九时,准备英文讲道的讲章之后并去讲道。九至十一时,修正孟加拉国文的《以西结书》,写信给朋友,读希腊文圣经。”

一八○六年,克里·威廉正式普升为威廉堡学院的教授,年薪晋升到一千五百英镑。他一直保持这教授的职位,长达二十年。

克里·威廉在加尔各答和雪兰坡两地来回奔跑。星期二至星期五,在加尔各答的威廉堡学院授课,每周的周末,他搭船顺着呼格里河(Hooghly River),经过八英里的航程,赶返雪兰坡。

雪兰坡一直是翻译圣经成各种不同语文的文字工作的中心。克里.威廉、威廉·窝德,和乔舒亚.马士曼,三人合作无间,互相配合,合称雪兰坡三杰(The Serampore Trio)。约翰·多马医生述及雪兰坡三杰时这样说:“难得像他们三人在工作中如此紧密配合,即使走遍天下,也确实不容易找到。”

乔舒亚·马士曼具有非凡的语言天才。他学习语言,有如游戏那么简单。克里·威廉坦承:“乔舒亚.马士曼在四个月内所掌握的方言,我需要花八个月的时间。”

乔舒亚马士曼在英国十三岁时,已阅读了百余卷书籍,后来又自修古典文学、希伯来文和叙利亚文。三十一岁离开英国到雪兰坡参与圣经翻译工作,不久在印度找到一位在澳门出生曾为葡萄牙殖民政府服务的亚美尼亚人。那人虽非华人、总算在澳门学到中文。一八○六年,这个澳门出生的亚美尼亚人,和后补中文的乔舒亚马士曼,开始在雪兰被翻译中文圣经。当时的印刷术是用铅字,乔舒亚·马士曼又找到中文的刻字好手,愿意教孟加拉国籍的弟兄们雕刻中文字木版,来铸造铅字。

一八○八年,在广州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听到乔舒亚·马士曼在翻译中文圣经,马上写信到雪兰坡,却一直没有收到乔舒亚.马士曼的回信。结果乔舒亚·马士曼和马礼逊分头进行,各自翻译中文圣经。乔舒亚.马士曼等人,在雪兰坡经过了十六年的刻苦工夫,才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完成了第一本中文圣经的翻译任务。一八二三年五月,在英国圣经公会的年会中,乔舒亚.马士曼的儿子约翰·克拉克·马士曼(John Clark Marshman),遂将第一部完整的中文新旧约圣经献上。

乔舒亚·马士曼,和克里·威廉一样,都属浸信会,所以乔舒亚·马士曼的圣经中文译本全部以‘浸’,代替‘洗’。伟里博士(Dr.J.Wherry)高度评价了乔舒亚·马士曼的中文译本:

“这本书如果加以校订,可以成为一本现在读了仍然大有帮助的译本。很奇怪的是,这本译本用的很多是优良的现代中文,而且大部分竟一字不易地用在后来的其它中文译本里。”

时至今日,很少人知道第一本中文译本的圣经,是由克里·威廉在印度的同工乔舒亚·马士曼经十六年的艰苦翻译工作所完成。乔舒亚·马士曼十六年的心血并非白费,其译本有一段时期被人采纳,采用者大多是浸信会的人士。

十、耶和华阿,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杰里迈亚哀歌五章一节)

克里·威廉的妻子杜丽丝,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生了七个孩子,其中三个夭折,剩下的四个完全分别归圣,都追随父亲的步伐,成为传教士,去作差传工作。

克里·威廉一家人到印度的初期,所经历的贫困、艰苦,是杜丽丝的精神所无法承担的,结果她精神崩溃了。

有人劝说克里·威廉把神经错乱的妻子送到精神病院,但是克里·威廉不肯这样做,他爱妻子社丽丝,一直侍候她,保护她。

克里·威廉乃是在极其沉重的压力下从事翻译圣经工作的。一方面他不应分心,必须聚精会神地翻译圣经,一方面他所爱的妻子却被关禁在书房附近的房间里。这种精神压力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一八○七年十二月八日,克里·威廉的妻子杜丽丝因热病不治,离开人世。

杜丽丝逝世才五个月,克里·威廉就和一位丹麦贵族沙罗特·伦姆尔(Charlotte von Rumohr)结婚。这项婚事引起轩然大波,同工们极力反对,写联名信抗议。抗议的原因有二,一是杜丽丝逝世不久,尸骨未寒,不合东方人习俗,一是沙罗特是伤残人士,日后将成为克里·威廉的负累。但是克里·威廉坚持己见,不为所动,同工们无法可施,只好让步,结果由乔舒亚·马士曼主持婚礼。

沙罗特是一位丹麦伯爵夫人的女儿,童年时因住宅失火,逃命时不慎跌伤,于是从小就残废,不能自己上下楼。

丹麦有人建议沙罗特到温暖的印度疗养,于是她到了印度,并曾经跟克里·威廉学习英文。后来她悔改信主,于一八○一年六月由克里·威廉施浸,成为雪兰坡教会第一个由克里·威廉施浸的欧洲姊妹。沙罗特也有超人的语言天才,她精通丹麦文、德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使她婚后成为克里·威廉文字工作的得力助手。

一八一二年三月十一日,这是一个很悲痛的日子。雪兰坡的印刷所发生火警,燃烧三天,全屋焚成数壁空墙,所烧去的稿件,无法计算其价值。许多方言的铅字包括新铸成的坦密耳文(Tamil)和中文的铅字,也被烧去。起火时,克里·威廉正在加尔各答的威廉堡学院教书,直到听见火灾消息,极其悲伤,深感神的手在他身上沉重,几乎使他担当不了。克里·威廉含着泪赶去巡视灾区。他这样说:“多年的劳苦在一夜中尽成泡影。神的道路何其难测!近来我尽力改善一切,不免有些自夸。今日主已使我降卑,叫我更单纯地仰望他。”

克里·威廉写信给他的侄子说:“这个打击十分惨重,恐怕我们要很久才能开始印刷圣经。我只愿安静,我知道我的主是神,我愿在万事上顺服他的旨意。他能使灾祸化成祝福,甚至促进他的利益,但是目前一切都是那么黯淡无光。”

火灾的消息传开后,印度各地的弟兄姊妹都起来支持雪兰坡的文字工作,捐款、印刷器材等,纷纷送达雪兰坡。几个月后,雪兰坡又在印刷各种土著方言的圣经了。到了一八一二年底,他们又已经铸起中文铅字了。

英国的差传机构,也被这场火灾唤醒了。许多教会,不分宗派。都加入支持雪兰坡的差传事工和文字工作。安得烈·富勒牧师原定的捐款目标是五万美元,在火灾之后两个月捐献已经达到目标,而奉献的款项仍不绝于途。

雪兰坡的同工们在火灾后,聚集在一起数算神的恩典。在十二年中间,由一个拥有十一人的孟加拉国语聚会,已经扩展到有十一个会所,平均每处有三十余人。印度本地的传道人共有二十位。在加尔各答成立的聚会,在火灾发生前一年,人数加倍,增加到一百十人,而且传福音的灵相当刚强。在雪兰坡的学校里,共有三百五十位学生。此外尚有在外地的差传事工多起。这些都是火所烧不掉的。

一八一三年四月,中文的字模全部铸成了。其它各种东方文字的铅字,在这次火灾中被毁灭的,包括希伯来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纳加列文(Nagari)等,也已铸造齐全了。

而再印刷的各种方言的圣经数量,已经超越了大火以前的规模。

十一、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一节)

一八一五年五月七日,英国差传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安得烈·富勒牧师逝世,新上任的秘书长戴尔(John Dyer)与克里·威廉素不相识。由于戴尔态度生硬,而其口吻又带命令式,不似主内弟兄们之间的敬重相爱的关系。使雪兰坡教会和英国差传总会关系恶劣的另一原因,是戴尔差派另一批少壮派的传教士,由克里·威廉的一位亲侄儿带领,在加尔各答另设独立的差传单位,不接受雪兰坡同工们的领导。

一八一七年,英国浸信会差传机构的总部又派遣一位传教士威廉·亚当(William Adam)到达加尔各答。克里·亚当和雪兰坡的三杰——克里·威廉、威廉·窝德、乔舒亚·马士曼之间,为了真理问题有了争辩。威谦·亚当错误到一个地步,竟然否认三位一体的真神。

由于在英国的差传机构的新领导层并不认识克里·威廉,而新派的宣教士又全是由他们亲自钦点,因此英国差传机构总部偏向新近差派的传教士。他们听信这些少壮派一面之词,乃是无可避免的事。

一八二一年五月三十日,克里·威廉的第二任妻子沙罗特·克里(Charlotte Emilia Carey)逝世,终年六十岁。克里·威廉的悲哀是难以言述的,他哭着说:“我的损失是无从弥补的,我寂寞孤单到极点。”

一八二二年夏天,克里·威廉与第三任妻子格丽丝·休士(Grace Hughes)结婚。格丽丝·休士在这之前结婚过两次,接着守寡了十年。格丽丝·休士比克里威廉年轻十七岁。

一八二三年十月八日,克里·威廉在黑夜中从加尔各答赶回雪兰坡,从码头上岸时跌倒,受了重伤,发了高烧,许多人看到他病情严重,以为复元无望。但是他在两个月后神迹般地痊愈了。虽然脚跛不良于行,他仍要求在加尔各答的人们抬他去教书,而要雪兰坡的弟兄们抬他去传福音。

克里·威廉在这次大病中能以康复,不能不归功于第三任妻子格丽丝·休士的悉心照顾。

克里·威廉晚年的时候,是一个喜乐的老人。他自己说,他的愿望几乎无一不曾完成。

克里·威廉在印度作差传工作四十年,没有一次休假回到家乡英国。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经历了不少的创伤和打击,宛如一场伟大而艰苦卓绝的战争。但是他一直忠实于翻译圣经的文字工作,不稍懈怠。他把孟加拉国文新的圣经修订了八次、旧约圣经修订了三次。他感觉他的工作已经完毕,当他一步一步地迈向死亡的幽谷时,他已经疲倦得不能发生任何兴奋。他那时既无狂欢,亦无所惧怕。他心中坚定地倚靠那位钉死十字架而后得荣耀的救主。

在克里·威廉逝世的前夕,一位传教士乔治·哥泽利(George Gogerly)探访他。乔治·哥泽利这样亿述:

“克里·威廉闭着眼睛,紧握双手,坐在书桌旁边。他头上白发苍苍,脸上全无血色,令我肃然起敬。他似乎正在聆听主的召唤,准备随时回到天家。我坐在他身边半小时,我未曾开口说过一句话,惟恐把一个几乎到了天上的人再叫回到这世界来。到了最后,我终于说话,我问他说:‘亲爱的朋友,你似乎已经站在天与人的交界处,请你原谅我问你此时此刻的感受。’

“我的发问唤醒了克里·威廉,他以微弱的、真挚的声调答道: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相信他能够保守我所信托他的,直到那日。”

一八三四年六月九日,日出之时,天上的门户向他开启,他就轻步走入。时年七十三岁。

人们遵照他的遗嘱,在他的墓碑上,除了刻上名字和生死日期外,加刻一句:“我是一个愚拙的、可怜的、无告的小虫,躺在主的慈爱的膀臂中间。”

克里·威廉完成了把圣经译成印度三十几种语言的伟大工作,莫怪有人称说:“克里·威廉把圣经译尽了印度的语言。”

爱德华滋

第一章   童年的生活

  在美国东北部的好几个州,早年有许多英格兰来的新移民,故有一个总名,叫新英格兰(New England)。这本小册子将重点地题及新英格兰,因为新英兰出现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灵性复兴运动。新英格兰复兴运动带给美国教会一次大的生命力和动力,任何人读美国的教会历史;不能略过不读新英格兰的复兴运动。

十七世纪初期,威廉·爱德华滋(William Edwards)——本书主角的祖先,随着改嫁的母亲,从英国移民到新英格兰——这片面积达七万平方里的土地,遂即定居在康涅狄克州(Connecticut)的哈特福特(Hartford)。

威廉·爱德华滋是一个桶匠,制作木桶、铁桶等,全靠自己的劳力起家。一六四七年五月,威廉·爱德华滋于哈特福特生下理查德·爱德华滋(Hichard Edwards)——本书主角的祖父。理查德·爱德华滋是一个小商人,为人活泼、乐观,喜欢阅读历史书和属灵书籍。理查德爱德华滋在长老会聚会,非常敬虔。理查德·爱德华滋一祷告,就给人觉得他有神的同在,觉得他是常常亲近神的人。

理查德·爱德华滋于一六六九年五月十四日在哈特福特生下提摩太·爱德华滋〔Timothy Edwards)。一六八七年,提摩太·爱德华滋十八岁时,进读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当时美洲殖民地唯一的神学院,而于一六九○年毕业。

一六九四年十一月六日,二十五岁的提摩太·爱德华滋娶了二十三岁的路得·斯托达(E sther Stedder);婚后两人就从哈特福特搬迁到康涅狄克州的东温莎(East Windsor)。路得·斯托达是一位敬虔爱主的牧师所罗门·斯托达(Solomon Stodder)的女儿。

斯托达牧师是麻萨诸塞州(Messachusetts)和康涅狄克谷(Connecticut Valley)一带的人所公认的属灵伟人,很受当地人敬重。他的著作《到基督面前的指引》(A Guide to Christ)和《在基督公义下的保障》(Safety of Appearing in Christ`s Righteousness),帮助了许多信徒更深地认识基督。

提摩太·爱德华滋在东温莎的教堂任牧师长达六十年。他在一七○三年十月五日生下乔纳单·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本书的主角。在以后的篇幅里,我们将简称乔纳单·爱德华滋为爱德华滋。爱德华滋有四个姐姐,六个妹妹,所以爱德华滋是提摩太·爱德华滋牧师唯一的男孩子。

爱德华滋小时在家里受父亲的教育。在七岁时就开始学习拉丁文。他父亲很注重小孩子应该有思维力和创作力,要求爱德华滋和十个女儿不断练习作文,目的是培养他们的写作能力。这就促成了 爱德华滋长大后成为一个多产的著作家,给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属灵著作。

爱德华滋忆述,在他父亲任牧师期间,那里的教会有四至五次属灵的觉醒,他看到圣灵明显地在多人心中运行和作工。那时候爱德华滋还在受家庭教育,仍未进学校,却已经受到教会复兴潮流的影响,他已不断思考灵魂的救赎问题。这时候他已经对讲道有浓厚的兴趣,他和一些朋友们在沼泽地搭起一座简陋的棚子,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那里一起祷告。此外, 爱德华滋又在灌木林中有他个人的隐秘处,好在那里安静下来思念神。但是他承认,那些举止多半出乎宗教意识,当时他并没有清楚得着救恩。

一七一六年秋天,爱德华滋十三岁时,进入康涅狄克州的专科学校(The Collegiate School of Connecticut)。一共有两年的时间,爱德华滋在东温莎以南十英里的威彻斯菲德(Wethsfield)的学校,受到伊莱沙·威廉斯(Rev.Elisha Williams)牧师的教导。第一年他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第二年学习逻辑学、自然科学、地理等,第三年学习算术、几何学,和一些天文学的知识。

除了伊莱沙·威廉斯牧师外,其它教师有史密斯(Samuel Smith)和豪尔(Samuel Hall)。

一七一九年夏天,威撤斯菲德的学校并入新哈芬(New Haven)耶鲁学院(Yale College),时新任的耶鲁学院的校长是卡勒(Timothy Cutler)。爱德华滋进耶鲁学院读高级班时,才十六岁,但他被学校当局重视,委任他为班长。

一七二○年九月,爱德华滋被颁予文学学士,这时候,他还不足十七岁。他获颁学士学位后,继续在耶鲁学院进修神学课程两年。到了十九岁时,他领到一张允许他讲道的证书。

第二章   灵命经历的初阶

爱得华滋于一七二一年中.从学校回到家中时,享受到得救的喜乐。他这样叙述:“我记得我第一次对神和属灵的事物有内在的、甜美的喜乐,是当我读到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七节:‘但愿尊贵、荣耀归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当我读这些话的时候,有一种神圣的神的荣耀的感觉进入我的魂间,这种感觉是我平生未曾有过的。从来没有任何经文对我产生这么大的效力。我自己这样想,神是何等的超越,假若我能在天上与他在一起,而永远地消失在他里面,我将是何等的喜乐。当我吟唱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向神祷告说,我渴望从他得着喜乐。我这次的祷告与已往的惯性祷告不同,我是带着一种新的爱的渴慕来到他面前。从那时开始,我对基督有了新的认识,我开始明白他救赎的工作,并认识到他救恩所完成的荣耀事实。我的心思开始被基督的荣美所占有,我用更多的时间去默想主耶稣基督。

“在这期间,没有一卷书像《雅歌》那样摸着我的心,这卷书述说了主耶稣基督的优美和超越,以及他如何将恩典丰丰满满地赐给信他的人。《雅歌》二章一节述及‘我是沙仑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这些话语使我喜悦,使我有甜美的感觉。”

爱德华滋接受主耶稣作生命后,他的一生有了大的改变。他的得救是这样明确、清楚、铭刻在心。爱德华滋后来能成为美国历史上寥寥无几的属灵伟人之一,能成为新英格兰复兴运动的主角,能成为美国教会历史上最有属灵份量的作家,与他悔改信主后,完全地、彻底地奉献与神有直接的关系。

一七二二年,爱德华滋开始写《立志》(Resolutions)。《立志》是用来鞭策自己,为自己设下一个目标,来讨神的喜悦。他后来停止写《立志》,原因是他或者觉得不应依靠自己的能力,立志行善。

《立志》共有七十项。估计是在他重生之后写的,而最后一项是在一七二三年八月十七日写成的。

在《立志》的前言,爱德华滋这样写着:“认识到若不是神的帮助,我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我谦卑地恳求他的怜悯,使我能够实行我立下的志向,只要这些决志是为着基督的缘故,并且是合乎它的旨意的。”

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不可能将七十项《立志》全部列出,只能摘录数款如下:

一、立下志愿,我愿做任何我认为最能荣耀神,而与我有益的事。在做这些事时,我不考虑时间的因素,不论是现在,或是在无穷尽的年代里。我且将尽我的责任作我认为对人类有帮助和有益的事,无论在这过程中遭遇到什么困难的事,我亦毫不退缩反顾。

三、立下志愿,若我来日跌倒或消沉,以致忽略遵守我曾立下的志向,当我情形正常时,我要为所能忆起的,一 一认罪。

五、立下志愿不浪费一寸的光阴,并尽我所能的,以有益的方法,运用所有的时间。

二十三、立下志愿,对一切不是为着荣耀神所作的事,再三予以深思熟虑,省察作这些事的动机、计划和目的。凡事必须能够荣耀神,当我发现任何事不能荣耀神,我必摒弃不作。

二十八、立下志愿,要恒心地、经常地查考圣经,直至我发现自己在圣经的知识上,实在有长进。

三十、立下志愿,每一星期都要在灵命上有长进,在领受神的恩典上,也有进步。

三十五、立下志愿,当我对自己是否尽了本分,有所怀疑,以致内心不平静时,我就要记下这疑问和获得解决的方法。

四十三、立下志愿,从今直至我离开人世,绝不再本着自己作什么,而是完全地、彻底地为神活着。

五十二、我常听见老年人说,他们若能重新开始,他们将如何作人,我在此立下志愿,我绝对要作到我老年也不反悔的事。

五十六、立下志愿,尽管我可能不成功,我也绝不放弃,也不放松对自己腐败堕落的斗争。

六十二、立下志愿,不作我份外的事,尽我的本分,并照着以弗所书六章六至八节所说的:“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因为晓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六十五.立下志愿,将我一生,尽我所能的向神敞开,向神表明我的心迹,将我灵魂深处的一切向神敞开,包括一切的罪过、试探、困难、忧愁、恐惧、希望、渴求,和一切的事物和一切的环境,正如曼通博士(Dr.Thomas Manton)论及的诗篇一百十篇的信息。

在爱德华滋的《立志》里,我们看到他从小就要归荣耀给神,要遵行神的旨意。他一直活在神的面前,离弃一切拦阻他与神交通的罪恶。他追求神的心志是这么诚实殷切,也就塑造了他圣洁的属灵性格。

一七二二年八月,爱德华滋到纽约华尔街(Wall Street)长老会的教堂任牧师。在纽约的八个月期间,他受到了会众热烈的欢迎。虽然会众喜欢他,希望他终身在纽约尽牧养的责任,但是他觉得神有更好的安排,他需要回到耶鲁去充实自己的学问。他虽然舍不得离开纽约的信徒们,他却无法再逗留下去。

一七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他从水路离开纽约,而于五月一日抵达家门,探望在东温莎的父母亲。在家里,他发奋读书,撰写硕士论文,同时研究自然科学。

一七二三年九月,爱德华滋前往新哈芬,去接受文学硕士学位的颁与,与此同时,他接受聘请,担任耶鲁学院的教员。

第三章 在耶鲁任助教

一七二四年六月,爱德华滋正式在耶鲁学院教书。

这时候耶鲁的校长卡勒(Timothy Cutler)和另一位教员布朗(Daniel Brown)公然宣称他们是圣公会的会友,结果他们就被学校的信托委员会辞掉。信托委员被迫每人轮流在耶鲁任副校长一个月,至于校长的职位则长期悬空,历四年之久。

当学院的管理层出现一片混乱之际,有三位教员坚持站在他们的教学岗位上:一位是史密斯(William Smith),一位是爱德华滋,还有一位是他的堂兄弟但以理·爱德华滋(Daniel Edwards)。

学校管理层排斥圣公会的信徒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应知道新英格兰的英国移民,很多是清教徒,在英国早已受到英国国教——圣公会——的迫害。如果圣公会坚持它的合法性,新英格兰的长老会将再度被置于非法的地位,而长老会的人将被列为异教徒,这些清教徒的后裔有再度受到宗教迫害的可能性。新英格兰长老会的顾虑实有必要,实因当年新英格兰仍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在耶鲁教书的时期,爱德华滋对自然科学已有浓厚的兴趣,他聚精会神地阅读牛顿(Isaac Newton)和威斯顿(William Whiston)两位科学家的著作。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自然界的物理现象,包括虹的出现、流星的现象、水的蒸发、燃烧的过程、血液的循环、冰的凝结、物质的弹性以及光的反射、折射、分解、内曲。

爱德华滋观察昆虫的生活动态,搜集了有关昆虫的资料,写了有关昆虫的文章。他最受人乐道并赞誉的,是他撰写的那篇有关蜘蛛的论文。最令人惊奇的,是爱德华滋搜集的这些林林总总的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的档案中,被列为首位的竟是‘原子’(Atoms)。在那些年间,科学家对原子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但是爱德华滋早就把原子的结构问题,列为他研究思考的首要对象。事实上,他正式被列为十八世纪美洲殖民地研究物理现象的科学家之一。根据他的钻研精神和分析能力,加上他渊博的学识,他完全有条件成为卓越的、有辉煌成就的伟大科学家,但是神却选召他作基督的忠仆。

这时期,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已经失去了早期的热心和虔诚。甚至在大西洋的彼岸——英国,五十年来清教徒的人数逐步下降,许多清教徒冷淡退后,在灵命上没有追求。

在耶鲁大学教书的爱德华滋,看到教会普遍荒凉的现象,他并没有对其他人加以指摘。他没有凭己意论断人,他没有散布消极的、负面的言论——虽然他的观察力比常人尖锐、准确。他仍是谦虚地运用神给他的恩赐和智慧,以圣经为基础,查阅古代的和当代的清教徒作家的一些书籍。这些清教徒作家包括:加尔文(John Calvin)、柏金斯(William Perkins)、樊·马斯特立(Van Mastricht)、薛伯斯(Richard Sibbes)、曼通(Thomas Manton)、弗拉威尔(John Flavel)、欧文(John Owen)等。爱德华滋凭着神赐给他的特殊的分辨力和分析力,剔除了传统上的偏见,过滤了罗马天主教的余毒,以属灵的智慧,吸收了先圣的属灵精髓,继承了历代属灵伟人的遗产,建成了一座伟大壮丽的精神宝库。美国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班克洛夫(George Bancroft)说得很中肯:“谁要知道十八世纪中叶新英格兰的心智和脉搏,谁就得花许多昼夜来研究爱德华滋。”

爱德华滋对十八世纪教会的荒凉和信徒的冷淡,追究其原因,发现是人不够认识心思里天性的黑暗,而用人的头脑代替神的启示,爱德华滋这样评述:

“当主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人类的知识增加,技术比前更进步,但是罪恶也越发加增。如今到了十八世纪,人类凭着最新的学识和头脑,照样也不认识神,他们受这世界的繁荣所迷惑,流荡在旷野,生活在子夜的黑暗中。许多人对自己的知识过分自信,结果瞎了眼,他们在白天摸索和在黑夜摸索,没有什么区别。”

爱德华滋在一七二五年二月十五日所记载的日记里,说及他在大学里的灵性经历:

“我现在所迫切需要的,是求神让我,对他的完全和荣耀,有一个更清楚的和更接近的看法。我要明白神怎样在我们的心灵和心思里运行,正如我已明白了他对各种物体所起的作用一样。”

同年五月二十八日,他表露了他在大学教书时的心态:

“对我来说,我是否已经改变,已无关紧要,我既然在目前的情况中安定下来.看来我终身都会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但是,尽管我可能在这里持续地生活下去,我仍要继续向神祈求,不让我受到欺骗,或在一种不安全的情况下酣睡不醒。我必须不断地责问自己,审查自己,从历代的先圣得若帮助,使神有机会垂听我的祷告。我将时时刻刻祈求神的灵显明我的过错——若我有任何过错的话。”

一七二五年九月,爱德华滋准备回到东温莎去探望父亲。但是在动身时,他在新哈芬已经生病,他认为这病不严重,而又急于回家,就起程往东温莎去。但是旅途的劳顿却使他病情越发严重,到了半途,他在北哈芬(North Haven)病倒。结果在史泰尔斯牧师(Rev.Ezra Stiles)家里,足足病了三星期。直至那年冬天,即十一月中,他才能回到家里探望父亲。

爱德华滋在疾病中,享受到神的同在,更深地认识到他的恩典。他在病后灵命反而觉得新鲜和有活力。这次的病痛,催促他更加亲近主,使他更觉得主的宝贵和实在。

在爱德华滋生病的时候,他体会到人的生命气息都在神的管理之中,而人生最有价值的事就是为神而活着。一个人得以献身事奉神是何等有福、有价值,和荣耀的事。他病后在东温莎长期疗养,实际上是仰望神更进一步的带领和指引。

一七二六年夏天,他虽然回到耶鲁教书,但他心里知道,只要时机一到,他随时都会放下教书的职业,而分别为圣地、专一地出来服事主。

爱德华滋在神面前的等待终于有了响应。一七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在诺坦普顿市(Nothampton)的教堂担任牧师的所罗门.斯托达(Solomon Stoddard)——爱德华滋的外祖父——邀请爱德华滋任助理牧师。心里早已准备出来服事主的爱德华滋,立刻接受这项邀请。他毅然放弃在大学任教的职位。由于他响应了神的呼召,他里面的灵明亮和刚强起来,他在一七二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记述了他决心出来事奉主之后,灵性得着恢复的实况:

“大概有三年之久,大多时间我的灵性是消沉的和低落的,一反往常,我对属灵事物的知觉是迟钝到极点。屈指一算,这情形从毕业典礼前一星期,直至如今,恰好三年,今年在同一时候,我开始或多或少恢复到我已往的属灵情形。”

爱德华滋的外祖父斯托达牧师,在一七二六年时已届八十三岁高龄,而身体仍然壮健。斯托达牧师在诺坦普顿的教堂任牧师长达半个世纪,他成为该地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牧师。无论斯托达牧师身体如何健康,他仍无法逃避自然界的规律,仍会逐步衰老;斯托达牧师找他的外孙 爱德华滋作他的助手,挑选第三代作接棒人,委实是一项智慧的和美好的安排。

第四章    娶了贤淑的妻子

一七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爱德华滋娶了一位贤淑的十八岁女孩子莎拉·彭勒达(Sarah Pierrepont)为妻,从此莎拉被称为莎拉·爱德华滋(Sarah Edwards)。美国传记作家米勒(Samuel Miller)说:“在爱德华滋的一生中,可能没有任何事件可以给他那么多用处和安慰,像他的婚姻那样。”莎拉带给爱德华滋一个温暖的和美满的家庭。英国的大复兴家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对这么甜蜜的夫妇。”

爱德华滋和英国的大复兴家约翰·韦斯利(John。Wesley)同年—— 一七○三年——出生,但是两人的婚姻状况竟完全不同。约翰·韦斯利的婚姻是一个悲剧,而爱德华滋的婚姻是一个幸福,爱德华滋的妻子莎拉是一位贤内助。爱德华滋成为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和莎拉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一七二九年二月十一日,爱德华滋的外祖父斯托达牧师逝世,爱德华滋从此替代外祖父,担负了牧养整个教会的责任。

爱德华滋担任教堂牧师之后,一般情形是每星期讲道两次,他在讲道时从不忽略传福音给失丧的灵魂。话说回来,爱德华滋并没有把全部时间,用来准备讲章。他每星期都用大量时间勤读圣经——神的话语。他的起居饮食很有规律,肯舍己,视暴吃暴饮为可耻和罪恶。他每天早晨四至五点之间,例必起床灵修。在一七二八年一月的一篇日记里, 爱德华滋记着:“我认为基督是主张早起的,因为他从坟墓中复活,乃是在清早的。”

他每天虽然用十三小时来灵修和读经,仍会抽一小时作园艺和家务。在冬天,他会花数小时伐木或割草,在春天他会与妻子莎拉结伴骑马到郊区去。

爱德华滋每天晚上都会拨出一小时和小孩子在一起,他和孩子们相处时非常快乐。他从不呵责孩子们,而是用爱的口吻与孩子们交谈,从而了解孩子们的心事。约瑟.爱玛森牧师(Rev.Joseph Emerson)忆述:“这是我一生见过的最和谐的家庭,这个家庭有神的同在。”

爱德华滋一生喜欢著作,多于讲道。他能有许多流传后世的佳作,实在要归功于妻子莎拉为他担起全部的家务,使他不必为家务分心。她更是一个出色的理财专家。他们夫妻每两年生一个孩子,直至婚后二十二年,才生下最后一个——即第十一个——女孩子。随着一个又一个孩子的诞生, 爱德华滋夫妇两人的经济负担也相应加重,但是多亏莎拉的支撑,事事为爱德华滋分忧,结果才有这么显赫的、美满的、并荣耀神的家庭出现。根据调查研究,从爱德华滋和莎拉生下的十一个孩子所繁衍的一千四百个后人,作一个统计,发现这个家庭,制造了十三个大学校长、六十五个教授、一百个律师、三十个法官、六十六个医生,及八十个政府高官——包括三个国会议员、三个州长、一个副总统。

第五章    加尔文门派的大师

一七三一年七月八日,爱德华滋年方二十八岁,就在美国波士顿(Boston)公开讲道。那天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九至三十一节:“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题目是《神因人的依靠得着荣耀》(God Glorified in Man`s Dependence)。在这篇信息里,爱德华滋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把救赎的工作,以及人对神的依靠,都视为神的荣耀。爱德华滋讲完这篇道理之后,波士顿有两位牧师——普林斯(Thomas Prince)和古柏(William Cooper)认为该篇信息太宝贵,应该印刷成书,该书于是成为爱德华滋出版的第一本书。在十八世纪中叶有关自由意志的争辩中,爱德华滋成为加尔文主义(Calvinism)的代表。他全力驳斥亚美尼亚思潮(Arminianism。),恰巧亚美尼亚主义的代表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是和他同在一七○三年出生的。

加尔文派的始创者加尔文(John Calvin)支持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宗教改革运动。加尔文在法国,脱离罗马天主教,逃到瑞士的日内瓦,在日内瓦建立一个模范的基督教社会。加尔文的中心思想,就是全智、全能、全爱的至高神,对受造者的预定和拣选。

在加尔文逝死之后,有一位荷兰籍的信徒亚美尼亚(Jacobus Arminius),认为加尔文的说法,限制了神救赎的范围,忽视了人的自由意志和责任。

爱德华滋在《神因人的依靠得着荣耀》一文中,把加尔文的神学思想整理成完美的系统,使之没有前后矛盾的地方。在该书中,爱德华滋说:

“我们所有一切的福份都是在基督里,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有公义。只有在他里面,我们才能称义,罪才得以被赦免,才能得神的怜悯。只有依靠基督,我们才能圣洁。”爱德华滋总结说:“我们依靠父神,因父神将基督赐给我们,且使基督成为我们所有的福份。我们依靠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因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一切。我们依靠圣灵,因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圣灵,圣灵赐给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藉这信心,我们才能接受主作我们的生命,并向他降服。”

一七三四年十二月,神的灵开始在诺坦普顿作奇妙的工作。忽然间,一个接着一个,五个人、六个人,接受主耶稣作他们的生命。到了一七三五年的年头,看到神的灵明显地在进行,几乎每一天都有人在诺坦普顿信主得救,几乎在诺坦普顿的每一个人,不管是老的,还是小的,甚至已往对灵性毫不追求的,都在心灵的深处感到有圣灵在作工。整个城市感觉到至高可畏的神的同在,而出现一种严肃的虔敬的气氛。 爱德华滋作见证说:“整个诺坦普顿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满爱,充满喜乐,而又同时充满忧伤痛悔的灵。”

当爱德华滋在教堂讲道的时候,教堂坐满了人,会众都全神贯注地听爱德华滋讲道。爱德华滋一释放信息,下面就有人泣不成声,有的人为罪忧伤,有的人为救恩喜乐,还有的人受主的爱感动,眼泪夺眶而出。到了一七三五年三月至四月间,神的灵大大作工,使许多人彻底地转变过来。差不多每天有四个人蒙恩得救,即每星期大约有三十人得救。这种情形连续了五、六星期。在短短的时间内,有三百多人接受了主耶稣作他们的救主。

由一七三五年的冬天,至一七三六年的春天,即冬夏交接期间,从诺坦普顿四周的城镇和乡村,都有人因着听到在诺坦普顿的复兴情况,慕名来听爱德华滋讲道。有的人本来是好奇而来的,听了 爱德华滋讲道之后,良心发现,灵性被复兴,并把复兴的火带回本家本乡去。在诺坦普顿的所在地麻萨诸塞洲(Massachusetts),不少于十个城市有了属灵的复兴,而在邻近的康涅狄克州(Connecticut),则有十七个市镇点起了复兴的火焰。

爱德华滋在他的《自述》(Personal Narrative)里,说到自己在诺坦普顿服事主时的一些个人感受:

“自从我到诺坦普顿后,我常因默想神和神的荣美以及主耶稣基督的良善,而感到甘甜和喜乐。我觉得神是荣耀可爱的,主要的原因,是在于神的圣洁。我认为神的圣洁,乃是他性格中最可爱的。神有至高的权柄,神白白地赐人恩典,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人绝对地需要依靠圣灵的运行,这对我是佳美荣耀的,也是使我大有喜乐的。我最乐意到神的面前,敬拜他为至高的神,祈求他大施怜悯。”

一七三五年,一位麻萨诸塞州的波士顿(Boston)的牧师柯尔曼(Benjamin Colman)把诺坦普顿的复兴情况,写信告诉伦敦两位独立教会(Nonconformist)的领袖——古西博士(Doctor John Guyse)和瓦特斯博士(Isaac Watts)。英国的信徒传阅了柯尔曼牧师的信件后,纷纷请求爱德华滋本人对新英格兰大复兴,作更详尽的叙述。

一七三六年十一月六日,爱德华滋出版了《神的奇妙工作的忠实叙述》(A 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Susprising Work of God)详细地叙述了新英格兰大复兴的实况。远在英国和苏格兰的许多弟兄姊妹,确实从爱德华滋所写的《叙述》,得着了勉励。

爱德华滋对新英格兰复兴运动的叙述,对英国和苏格兰的信徒影响深远,当时英国的教会荒凉、冷淡,信徒们原先认为类似的圣灵工作,只能在使徒时代发生,隔了一千七百多年,绝不会再历史重演, 爱德华滋的见证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一七三七年秋天,爱德华滋的《叙述》在伦敦再度出版,版面翻新,加入古西、瓦特斯两位博士所写的序言,并用一个很长的句子作书名:《在新英格兰的诺坦普顿和新汉普夏邻近城乡神如何改变无数灵魂的奇妙作为的忠实叙述》(A 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Surprising Work of God in the Conversion of Many Hundred Souls in Nothampton,and the Neighbouring Towns and Villages of New Hampshire,in New England)。下文将这本书简称为《奇妙改变的叙述》(Narrative of Surprising Conversions)。

一七三八年,《奇妙改变的叙述》在麻萨诸塞州的波士顿(Boston)再版,另有四位波士顿的牧师为该书作序。

新出版的《奇妙改变的叙述》,在正文《叙述》之前,加入了五篇爱德华滋的讲章。这五篇讲章分别是:

一、信就算为义(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罗四5);

二、努力进神的国(Pressing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路十六16);

三、路得的决志(Ruth`s Resolution)(得一16)

四、罪人受到神公义的惩罚(The Justice of God in the Damnation of Sinners);

五、耶稣基督的超越(The Excellency of Jesus Christ)(启五5~6 )

从爱德华滋的讲章,看出他实在是一位对神认识很深的人。他追溯一切的源头,来自至高的神。他把一切的荣耀,归给那掌管一切的权能的神。

现代属灵伟人钟马田(Martin Lloyd-Jones)在《清教徒》(The Puritans)一书中花了很长的篇幅,去称许他。钟马田这样说:

“爱德华滋讲道的时候,首先会引用经文,爱德华滋永远根据圣经讲道,从来不会仅仅是定出一个题目,就临场笼统地说。爱德华滋讲道的时候,他总是详细地加以分析,而又耐心地予以阐明。他思想的分析能力很强,他思路清晰地把信息分成段落讲解,然后再带出中心信息来。”

钟马田论到这五篇灵魂永远得赎的讲章年时,这样评述:

“爱德华滋十分注重谈论末世所要发生的事,和一般神的儿女们所期待的至终的荣耀。爱德华滋是一位满有能力的布道家,如果你要对那些主要的题目多点认识的话,不妨多读 爱德华滋的著述,你会发现爱德华滋对真理的阐释条理分明,不难领会,你会获益良多。”

一七三五年的复兴运动,来得很快,也消失得很快。许多在复兴运动中自称有属灵经历的人又重蹈覆辙,回到从前失败的光景中去。在这段灵性低沉的时期,许多原本热心爱主的人,变得冷淡灰心。 爱德华滋本人也不例外。爱德华滋偶尔也有情绪化的表现,特别是当他在研究分析问题时,有些死结想不通,他就甚受困扰,有时他会被教区中一些信徒的家庭琐事弄得心神不安。更严重的是,在新英格兰地区的许多牧师,包括 爱德华滋的姨丈威廉斯牧师(Rev.William Williams)在内,开始对爱德华滋有妒忌和敌对的情绪,这更使爱德华滋感到孤独,使他灵性下沉。

爱德华滋的低落情绪也感染了他的妻子莎拉。本来莎拉的天性是安静的,柔和的,那时也变得烦燥不安,难以与人相处,并喜欢挑剔别人。已往莎拉的心境是乐观的、积极的,现在变成了忧伤的,和消极的。

感谢主,爱德华滋和莎拉的软弱只是暂时的,他们在仰望神之后,深信新的大复兴很快就要到来。

第六章    一七四O年的大复兴

经过了几年的灵性低沉的时期,到了一七三九年,整个美洲的英国殖民地再度出现了复兴的征兆。许多教堂里的祷告聚会看出圣灵在开始运行,人们都迫切地为世人的救恩祷告。

当英国的大复兴家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初从英国到达美洲的费城(Philadelphia)后,他在前往乔治亚洲(Georgia)的途中,有负担要在诺坦普顿停留一下。因为怀特腓早已听到诺坦普顿在一七三五年的复兴潮流里,神如何作了奇妙的工作,他知道在那次复兴中,有许多失丧的灵魂接受了主耶稣。

怀特腓是英国神大用的布道家,在英伦三岛推动了数世纪以来未曾见过的大复兴,而爱德华滋则带动了一七三五年的诺坦普顿的复兴运动。这两位神所重用的器皿,那一次得以在一起配搭事奉,也就带进了一七四○年的新英格兰的大复兴(The Great Awakening)。也有人将这次大复兴译为大觉醒,或大醒悟。

有人作了一个很好的譬喻,说爱德华滋多年来已在新英格兰的大地上,撒下了火种,而怀特腓则把这星星之火,吹成了燃遍整个新英格兰的大火。

怀特腓对这事曾这样记载:

“我在一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星期五到达诺坦普顿。在五年前,这地方有三百多人信主得救,爱德华滋先生是一位坚强的、良好的基督徒,今时今日,他的身体虽是软弱的,但在整个新英格兰,却找不到可以和他相比拟的人。”

翌日,一七四○年十月十八日,爱德华滋邀请年仅二十五岁的怀特腓到家里与他的孩子们交谈。紧接着在那天下午四时,怀特腓在诺坦普顿的教堂讲道。怀特腓写下那天他自己讲道的情景:

“我开始有点害怕和发抖,但是神扶持着我。在聚会中没有一个听众的眼睛是干巴巴的。我被那天上的荣耀所感染,以致所讲的信息哀婉动人。”

一七四○年十月十九日主日,怀特腓讲道两次。在早堂的讲道中,爱德华滋在整个聚会中受感动饮泣不已。爱德华滋本是神大用的贵重器皿,当他看见另一个同工被神大用的时候,他没有妒忌心,他和这位同工同感一灵,甚至整个人融化在聚会气氛里。

星期二下午,怀特腓在爱德华滋的陪同下,一起策马抵达东温莎——爱德华滋的故乡。他们一抵达,怀特腓就对多得无法计数的会众讲道。

爱德华滋的妻子莎拉写信给她在新哈芬(New Haven)的兄弟雅各布.彭勒达牧师(Rev.James Pierrepint),述说新英格兰大复兴刚开始时的情景:

“这是一件奇妙的事,当你看到怀特腓只宣讲圣经最简单的真理,竟能具有如斯的感染力。我亲眼看见成千的人屏息聆听他的话语,除了偶然有人发出无法压抑的啜泣声。他的话语不只打动凡夫俗子,也叫那些受过高深教育和上层社会的人士为之动容。据说他在英国讲道时,黑黝黝的矿工的脸庞上被泪水洗出一道道的白漕。在我们这里,五金店的技工关上店门,白昼的劳工摔下他们的工具,全都跑去听他讲道,没有一个人回家时不是深受感动的。”

一七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星期四,怀特腓向着三千多人讲道,复兴的火在新英格兰广泛地点燃了,许多人的心转向神,神的灵大大地做工。十月二十六日主日晚上,怀特腓才离开新英格兰,动身前往纽约。

怀特腓离开诺坦普顿之后,来教堂聚会的人数大为增加,而爱德华滋也就担负了培灵造就和牧养跟进的重任。

复兴的火在一七四一年整整一年继续焚烧着。甚至许多大学的教授,也都虚心向爱德华滋请教灵性的问题。那时许多人在属灵上都有追求。

最令爱德华滋开心的,是诺坦普顿的小孩子和青年人,他们信主之后,生活行为大大改变。有一些青年人,还自发地组织小组聚会。爱德华滋只能偶尔参加青年人的聚会,毕竟他要作的事太多了。

无数的聚会点和教堂邀请爱德华滋前去讲道,以致爱德华滋应接不暇,兼顾不来。

历史家崔伦保(Benjamin Trumbull)记述:“这时候人们普遍关心他们灵魂得救的问题,这些大复兴的规模和强度是前所未有的。”

大复兴运动在新英格兰地区逐渐扩散蔓延,超过二十个地方被复兴的火所挑旺。威廉.古柏牧师(Rev.William Cooper)亲口说,他在一星期之内所接见的慕道者,超过他先前二十四年服事主期间接见人数的总和。

到了一七四一年底,再无人能精确地计算出,到底新英格兰有多少地方经历了这次的大复兴。爱德华滋这样惊呼:“在许多已往远离神的地区,突然出现这么奇妙的改变,实在令人惊讶不已。”

在大复兴中应付各种需求的爱德华滋终于感到身体疲乏。弟兄姊妹不断地找他,问他有关灵性的问题,慕道者也陆续不绝地找他,询及切身的灵魂归宿问题。他除了在自己的教堂讲道,又被邀请到邻近的城乡讲道。他还要参加各种小组聚会和许多家庭聚会。此外,他还要抽时间从事文字工作。概括一句,在新英格兰的大复兴中,他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摆上去。

一七四一年四月,在汉普夏郡(Hampshire County)的萨菲尔德(Suffield)地方的教堂的牧师过世,爱德华滋只好前去照顾那里的教会。几个月内,该教堂增加了九十五个新会友。一七四一年在哈特福特(Hartford)的教堂,则增加了二十七个信徒,在北斯通宁顿(North Stonington。)增加了一百零四人,在波士顿的旧南方教堂(01d South Church)增加了六十名,在波士顿的新北方教堂(New North Church)增加了一百零二人。在兴咸(Hingham)有四十五名加入教会,在普里茅斯(Plymouth)有八十四人,而米多波诺(Middleborough)则有一百七十四人。

一七四一年七月八日,爱德华滋到康涅狄克州(Connecticut)的安非尔德(Enfield)讲道,讲那篇最震撼人心的讲章,题目是《在震怒之神手中的罪人》(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他引述申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五节:“他们失脚的时候近了。”

爱德华滋讲这篇道的目的,是要警告那些不关心自己灵魂归宿的人,不要过于自信,不要自以为是,要接受主耶稣的救赎。

爱德华滋平静地、从实说出神有权柄,随时能将恶人投入地狱。他说:

“罪人阿,你们的处境是何等危险,何等可怕,你们被神的手握着,悬在一个忿怒的火湖上。这火湖是无底的深坑,充满了忿怒的火。”

突然间,圣灵在听众的心中作工,有些人恐惧地抓住座椅栏杆,唯恐掉入火湖。有人抓住爱德华滋的外衣,喊道:“爱德华滋先生,爱德华滋先生,神岂不是怜悯人的神吗?”

在那时刻,爱德华滋停止讲道,一直等到听众情绪稳定,才继续讲下去。末了,他这样结束这篇讲章:

“所以,凡是还未归向基督的人,如今要醒悟,逃避那要来的忿怒。全能的神的震怒,现在必然是临到大部分会众的头上。各人要赶紧逃离所多玛。逃命吧!不可回头看,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讲完道, 爱德华滋带领会众祈祷。

米多波诺这地方也显明了神的大能,在一七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那一天,在一天之内,有七十六人来到教会询问,如何才能逃避那永世的惩罚。

一七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新英格兰的朴斯茅(Portsmouth),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整个镇的居民对于自己所犯的罪害怕起来,几乎每个人都害怕神的报应。街道上即使摆着金银手饰,或任何宝贵的东西,居民也无动于衷,没有人会对这些东西起贪念。许多严重的罪行,包括偷窃、淫荡、捣乱、亵渎等,几乎都消声匿迹。一般人不再谈世俗的和虚无的话题,而是阅读神的话语,并唱诗赞美神。

爱德华滋的父亲提摩太.爱德华滋牧师(Timothy Edwards)——有人称呼他老爱德华滋,说他在那一年讲道的次数,比往常每一年,要多一百来次。从此可以想象,在大复兴的年代,信徒们是多么渴慕、宝贵神的话语。

爱德华滋以底下的话语来总结一七四一年度神的奇妙作为:

“不管是地上,或者是地狱,都不能拦阻神在这地区的神圣作为,基督在这些日子是荣耀的得胜者。”

一七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新英格兰的列斯特(Leicester),许多人得着了相当大的复兴,他们在那一天禁食祷告,希望得着圣灵更丰满的膏抹。他们在那天邀请 爱德华滋去讲道。爱德华滋讲了一篇很勉励人的信息,经文是罗马书九章二十二节:“遭毁灭的器皿。”

翌日—— 一月二十九日,爱德华滋讲了一篇特别能感动人和帮助人的信息。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爱德华滋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和羞辱,向弟兄姊妹们述说,许多人的心被主的爱摸着,更愿意亲近他,并把荣耀归给他。

一七四二年二月一日爱德华滋从列斯特来到沙顿(Sutton)。在沙顿,爱德华滋对众多的会众讲解诗篇十八篇二十五节:

“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那天晚上,风雨交加,讲道者改为一位来自西波洛(Westborough)的派曼牧师(Ebenezer Parkman)。派曼讲的信息配合狂风骤雨的天气,他引用诗篇六十八篇八节:“那时地见神的面而震动,天也下雨。”听众听了心灵被震动,都关怀灵魂的归宿问题。沙顿地方那次经历了一次大的复兴。

翌日——二月二日早晨,不停地下雨,派曼陪同爱德华滋到西波洛。爱德华滋首先在派曼主持的教堂对会众讲到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到了二月二日晚上,爱德华滋到派曼牧师的家里,对那些参加家庭聚会的人讲解创世记十九章十七节:

“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

爱德华滋的信息打动了西波洛的信徒,改变了许多刚硬不悔改的人,主耶稣的名被高举,至高的神得着荣耀。

回顾一七四二年,在新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都经历了属灵的大复兴,爱德华滋在诺坦普顿对自己教堂的信徒作见证说:

“在一七四二年夏天的时候,一般人对生命的追求似乎退后,接着在秋天和冬天之间,有些人有非常不寻常的寻求主的表现。但是,到了今天——十二月份,相当多的人亲近神,保持着生命上的追求,并享受着神的同在所带来的喜乐。”

在一七四○年的新英格兰大复兴中,许多人曾把爱德华滋视为大复兴运动中的首创者、导演、和护卫士。这样高抬人是可悲的。爱德华滋只不过是神的奴仆,只是神贵重的器皿,一切荣耀仍应归给神。一七四二年出现的长时间的低潮,说明大复兴的一切果效不是出乎人的,都是来自圣灵的工作。

爱德华滋讲道的时候,声音低沉,吐露话语时顺其自然,毫不做作,从来不用突如其来的高声唤起会众的注意。他的手势是自发的,不是刻意的,他不会随意摆动身体,作明星式的舞台表演。他是那么严肃,他的眼睛逼视着会众,自然地说出心灵深处的话语,使你感觉到,神实在与他同在。

在整个新英格兰的大复兴中,一些人估计有五万人悔改信主。更重要的是,许多基督徒的灵性得着复兴,生命更往下扎根。归根结底,整个大复兴的浪潮是这么广泛和强烈,最大的得益者乃是美洲的众教会。

许多美国人活在世上,过着平平淡淡的一生,但是爱德华滋却蒙恩,带领许多人经历了一七四○至四二年的新英格兰的大复兴。任何人有份经历这次历史上罕见的大复兴运动,可以说是不虚度此生。

第七章   为真理而争战

当圣灵在新英格兰作工的时候,有些基督教的领袖,由于嫉妒的缘故,缄默不言,态度冷漠。有的根据大复兴时期出现的一些狂热现象和偏差作法,就否定一切圣灵的表显。 爱德华滋认为,那些基督教的领袖不支持大复兴运动是不可原谅的。事实上,许多教牧人员为了维持他们的尊严和宗教地位,唯恐圣灵的工作暴露了他们不冷不热的光景,有的则害怕信徒太过热心,破坏了他们素来遵循的传统。

爱德华滋并没有因为受到一些人的冷眼和抵制,就因此气馁。他以令人信服的笔触,于一七四一年九月出版了一本书《辨别圣灵做工的标记》(The Distinguishing Marks of a Work of the Spirit of God),简称《辨别的标记》(Distinguishing Marks)。爱德华滋以约翰一书四章一节作根据:“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爱德华滋认为,最安全可靠的辨别方法,就是依靠神的话语。

爱德华滋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人,一方面他对大复兴持肯定的、积极的态度,另一方面,他虚心聆听一些人如何担忧复兴运动中一些过于偏激的,和过于狂热的作法,他提出要试验灵。他认识到这是一场属灵的争战,需要和那看不见的邪灵的黑暗势力争战。

爱德华滋在《辨别的标记》一书中,列出识别圣灵工作的五项表征:

一、更加宝贵和敬重主耶稣基督,让基督居首位;

二、反对撒但的权势,因为牠引诱人和鼓励人犯罪;

三、更加重视圣经的教训和真理;

四、在生活上得着更多圣灵的光照,不敢随便;

五、激励人爱神,更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

《辨别的标记》出版之后,为了针对外界许多不友善的批评,爱德华滋再出版一本巨著《一七四二年新英格兰复兴的一些感想》(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the Present Revival of Religion in New England 1742)。在书中,爱德华滋正面地陈述了在大复兴运动中神荣耀的作为,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一些在复兴运动中要纠正和避免的错误作法。

过了不久,爱德华滋又出版了一本新书来加强他的论点,这书即《关于宗教热忱的论文》(A Treatise Concerning Religious Affections)。

虽然当时有许多人挑拨离间,感谢主,爱德华滋和怀特腓的友谊从来未受影响。一七四五年七月,怀特腓夫妇到爱德华滋的家里作客一星期。

在新英格兰的大复兴中,这两位神的忠仆,互相扶持,互相勉励。他们同心地宣讲神国的福音,抢救失丧的灵魂。

第八章   为大卫·布莱纳作见证

大卫·布莱纳(David Brainerd),生于一七一八年,是耶鲁大学的学生。一七四一年冬天,正值新英格兰大复兴的高潮,他尖锐地批评一位讲师在灵命上的缺点,被学校当局认为他目无尊长。在他大学毕业时,学校当局不颁发学位给他。一七四三年初,他虽然谦卑地向学校当局认错,学校当局仍拒绝授他学土的学位。

一七四三年四月,大卫·布莱纳开始对印第安人作宣教工作。他宣教的地点在高脑密(Kaunaumeek)。该地荒僻落后,生活艰苦。他虽然恳切祷告,不停息地向印第安人传福音,工作却没有果放。

一七四五年五月,在大卫·布莱纳完成了三百五十英里的旅程之后,他身心疲乏,打算在年终放弃他的差传工作。

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一七四五年炎热的夏天,在新泽西州(New Jersey)的印第安人地区克罗斯卫森(Crossweeksung)。许多印第安人悔改信主,在灵性上有一次觉醒,其光景正像新英格兰大复兴一样。 大卫·布莱纳把这次教会历史上发生的大事巨细不遗地记录在他的日记上。

多年来的劳累,已经使大卫·布莱纳的身体衰残不堪。受到了这次印第安人的大复兴的勉励,戴维布莱纳激发了新的活力。截止于一七四五年十一月,历九个月之久,他马不停蹄地驰骋了三千英里的路程,平均一星期有二十小时坐在马鞍上。尽管到处都有印第安人蒙恩得救,最令戴维布莱纳铭刻在心、无法忘怀的,仍是第一处燃起复兴之火的克罗斯卫森。他在日记中记述,没有一处基督徒的聚会,有那么明显的神的同在。在那里弟兄和睦同居,彼此相爱。

没有多久,新泽西州印第安人大复兴的消息传到爱德华滋耳中。一七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爱德华滋写信给苏格兰的一位弟兄时,亲笔为大卫·布莱纳作见证。爱德华滋这样写道:

“大卫·布莱纳,一个作差传工作的传教士,最近在传福音给印第安人的事工上,甚有果效,这位大卫·布莱纳是一位具有优良品质的年轻人,生活敬虔,热心抢救灵魂。他有丰富的圣经知识、明哲的判断力,和端正的行为。我祝愿他得着神更大的祝福。”

一七四六年,爱德华滋继续听到印第安人复兴的消息。在大卫·布莱纳努力不懈的服事下,印第安人的复兴运动持续下去。大卫·布莱纳于是准备把一七四五至一七四六的日记付印,公诸于世,让各地的弟兄姊妹分享神的祝福和恩惠,并且激励所有同作差传工作的同工。这些日记未发表之前, 爱德华滋预先过目,发现内容精彩动人,而又完全真实。

一七四六年冬天,大卫·布莱纳的身体终于垮下来。早年的受冻挨饿,多年的辛劳奔波,累积下来,使他的肺病急转直下,这时他除了祷告之外,必须停止其它一切的事奉。一七四七年春天,年方二十九岁的 大卫·布莱纳到诺坦普顿拜访爱德华滋的时候,他的外表是这么乐观喜乐,甚至连爱德华滋也看不出大卫·布莱纳实际上已经病入膏肓。另一方面,当大卫·布莱纳身体稍为好转时,曾在一天内策马驰过二十五英里,兼步行半小时。

一九四七年六月九日,大卫·布莱纳离开诺坦普顿,前往波士顿,在那里有爱德华滋的女儿耶路撒(Jerusha)在起居上照顾他。六月底,耶路撒通知父亲爱德华滋说, 大卫·布莱纳极其衰弱,难以呼吸,并自知不久于人世。一七四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当大卫·布莱纳稍为能走动时,在耶路撒陪同下,到爱德华滋家里养病。一七四七年十月九日, 大卫·布莱纳,这位带领印第安人大复兴运动的差传工作者,在爱德华滋家里不治身亡。

大卫·布莱纳在爱德华滋家中这段期间,对爱德华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两人的心灵上合一。爱德华滋注意到大卫·布莱纳是一个时时刻刻思念神的人,他把一切的心思都放在神身上。

一七四九年,爱德华滋出版了《大卫·布莱纳的生平记载》(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the Late Reverrend Mr.David Brainerd)。这本书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本叙述差传工作的传记。这本传记赢得了国际上广泛的赞扬和推荐,被公认为芸芸传记著作中的优越作品之一。

在爱德华滋的著作中,销路最大的,影响力最深远的,首推《大卫·布莱纳的生平》。一个世纪之后,佐敦(Adoniram Judson Gordon。),一个杰出的差传工作者作见证说,他是一直重读《大卫·布莱纳的生平》,来鞭策自己。

克里威廉(William Carey)带着这本书到印度,以这本书作座右铭,用来不时鼓励自己,克服翻译圣经为印度各种文字时所遭遇的各种困难。

从《大卫·布莱纳的生平》得着帮助的属灵伟人,还有享利·马廷(Henry Martyn)、李文司登(David Livingstone)、戴德生(Hudson Taylor)等。

概括一句,爱德华滋作为一个卓越的传记作家,产生的果效,是出乎他本人所能意料的。他写的传记,被神大大使用,推动了数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差传事工。
  
第九章 被自己会友遗弃
  
在诺坦普顿的信徒,并没有因着神赐他们这么一位大布道家、大哲学家、美国有史以来罕有的属灵作家而高兴。他们说爱德华滋不应该花那么多钱买新书,甚至责怪他不应该每两年生一个孩子,增加教堂的经济负担。

还有,他的外祖父所罗门斯托达(Solomon Stoddard)已往的作法,即是任何人在小的时候接受过洗礼,长大后就是口头上没有承认、相信主耶稣基督,仍可以领受圣餐。结果教堂里就有了很多没有悔改信主的挂名教友。

一七四八年十二月,爱德华滋正式通知教堂高层人士,他不会接纳没有得救把握的人领受圣餐。爱德华滋这种勇敢的破除传统的作法,受到了教堂大多数执行委员的强烈反对。而那些没有重生的会友,则发动签名,获得二百多名会友附和,联名要求 爱德华滋辞去牧师的职位。一七五○年六月,这位在新英格兰大复兴中神所大用的仆人,竟在自己教会的委员会中,以二百三十票对二十三票的投票结果,被赶离开。

一七五○年七月一日,爱德华滋心平气和地走上了自己牧养二十四年的诺坦普顿的第一区教堂(First Precinct)的讲台,作离别的讲话。这位被自己信徒离弃的神的忠仆,丝毫没有怨忿的心情!因为他所追随的主耶稣,也曾被他所爱的世人所弃绝。那天他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一章十四节:“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

爱德华滋在告别词中这样说,“现在我向你们说再见,我把你们不能朽坏的灵魂交托给他,正如他曾将你们的灵魂交托给我一样,直至那日我们将在他面前相会。我永不会忘记你们,我会不时为你们祷告。”

钟马田在《清教徒》(The Puritans)一书中,这样评述这件事:“弟兄们,不要为在你们教会里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感到惊奇。”

而另一位作家华伦·魏斯比(Warren Wiersbe)在他的书《你应知的得胜的基督徒》(Victorious Christians You Should Know)中这样说:

“历史证明爱德华滋是正确的,他的会众是错误的。凡反对圣灵工作的,都已改变信仰。那些信仰纯正的人,那些追随爱德华滋的人,工作继续得着扩展。”

第十章 深受苏格兰人敬重

爱德华滋虽然受到诺坦普顿信徒的离弃,不顾念他多年来曾为教会所摆上的一切,但在大西洋彼岸的苏格兰,却一直有人怀念他、敬重他,甚至希望爱德华滋到苏格兰,去服事那里的众教会。在本书第五章,我们曾述及,远在英国和苏格兰的信徒,早已在一七三五年,从 爱德华滋的著作《神的奇妙工作的忠实叙述》,得着勉励和帮助,而爱德华滋的另一本书《奇妙改变的叙述》,也对苏格兰教会的复兴,帮助很大,起了推动事工的作用。。。

苏格兰的加拉希尔斯(Galashiels)的牧师达维森(Henry Davidson)曾写信给爱德华滋说:“早在一七三五年,我已经从阅读你出版的书籍,以及从阅读那些你寄到苏格兰的许多珍贵的信件,熟悉了你。”

苏格兰坎巴斯兰(Cambuslang)的麦古乐牧师(Rev.William M’Culloch),常把新英格兰大复兴的消息带上讲台,读给会众听。那里的信徒感谢神在新英格兰兴起了 爱德华滋这样一位忠实的仆人。

一七四二年,当爱德华滋在苏格兰的声誉日益增加的时刻,苏格兰两位杰出的布道家——格拉斯哥(Glasgow)的麦劳林牧师(John M’Laurin)和基西(Kilsyth)的洛泊牧师(James Robe)——写信到新英格兰,虚心向爱德华滋讨教属灵的问题,爱德华滋很有礼貌地、迅速地回信给他们。

一九四六年,苏格兰卡乐(Carnock)的吉勒彼牧师 (Thomas Gillespie)也开始和爱德华滋通信。

一七四七年,在苏格兰的格金蒂乐(Kirkintilloch)的厄斯金牧师(John Erskine),当时他才二十六岁,直接写信给爱德华滋。厄斯金除了与爱德华滋建立通信关系外,后来厄斯金又和爱德华滋的儿子,以及爱德华滋的孙子通信。厄斯金和 爱德华滋三代人的通讯关系,长达五十六年。厄斯金到了一七五三年,转任苏格兰古洛斯(Culross)的教堂的牧师,而于一七五八年。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Edinburgh)的教堂任牧师。由于厄斯金牧师在苏格兰很有威望和影响力。厄斯金对 爱德华滋的敬佩和尊崇,使爱德华滋成为苏格兰信徒敬仰的人物。

这里要叙述一下在苏格兰兴起的为全球的失丧灵魂祷告的运动。

早在一七四四年十月,苏格兰一些福音派的牧师,内中不少人曾与爱德华滋经常通信,成立一个联合祷告聚会,为基督的福音在全世界得着广传而代祷。他们建议每星期六晚上和主日早上,和每季的第一个星期二,大家拨出一段时间,一齐祷告。

既然祷告的目标是全球性的,许多在北美洲的牧师,也被邀请在大西洋彼岸同样为全球的福音工作祷告。在英国本土的另一位大布道家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也被邀请参加这次的联合祷告运动。

一七四五年三月十六日,约翰·韦斯利提出来,为什么不邀请新英格兰的爱德华滋,也参加这次全球福音工作的联合祷告运动。

在教会的历史上,这是一幅何等美丽的图画,身为循道宗领袖的、亚美尼亚派的约翰·韦斯利,为了全球的福音广传工作,竟摒除成见,邀请加尔文派的大师爱德华滋,一起同心祷告。

当约翰·韦斯利邀请爱德华滋参加联合祷告运动的消息传到新英格兰的时候,爱德华滋深受感动。

联合祷告运动原来建议为期两年,即从一七四四年十一月至一七四六年十月底。到了一七四六年,苏格兰的教牧同工,又将这项联合祷告运动,延长七年。

一七五○年六月,当爱德华滋被诺坦普顿的教会赶走之后,一家的经济情况,转趋恶劣。这时候苏格兰的厄斯金牧师听到这个消息,就发出邀请,希望这位备受苏格兰信徒景仰的属灵伟人,能远涉大西洋到苏格兰服事主。

当时由于诺坦普顿的第一教堂,一时找不到新的牧师来填补爱德华滋的空缺,所以在那段青黄不接的时期,爱德华滋仍勉为其难地在赶走他的教堂内继继讲道几个月,但是这种临时性的收入却非常菲薄,与他担任正职的牧师时的收入相比,相差甚远。他的妻子莎拉和几个女儿被环境所迫,要编织一些刺绣等,然后拿到波士顿的市场去卖,来补贴家用。

爱德华滋一家的生活发生困难的时候多年来得着爱德华滋属灵帮助的苏格兰信徒,却显示了他们的爱心和关怀。一位住在苏格兰爱丁堡的信徒郝格(William Hogg),集中了三十五英镑的奉献款,然后送到格拉斯哥交给麦劳林牧师(John Mac Laurin)。

一七五一年二月十一日,麦劳林牧师写信通知郝格,说格拉斯哥一带的弟兄姊妹,希望在奉献的事上有份,以表达一点心意,于是款项添加到六十三镑十先令;在拜斯礼(Paisley)的信徒的奉奉献使最终的款项达到七十英镑。当这笔奉献款到达 爱德华滋手中的时候,他深受感动,他写了一封信,说他从来没有期待这种事会发生,他说从这件事,看出主并没有遗弃他。

爱德华滋虽然在新英格兰受到教会中许多信徒的误解和排斥,仍然没有忘记苏格兰弟兄们所发起的全球性联合祷告运动。一七五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他写信给苏格兰的厄斯金牧师说:

“你,和在苏格兰服事主的同工们,现在要抓住机会,通知在荷兰的同工祷告了。”

爱德华滋在最困难的时刻,仍然不想到自己,只想到主自己,和主的工作。

一七五一年七月十三日,爱德华滋写了一封答谢信到苏格兰的爱丁堡给郝格,感谢苏格兰的弟兄姊妹在他困苦时所显示的爱心。爱德华滋在信中说:

“读了苏格兰的弟兄们写来的这么多关怀的信,使我和我的一家,深受感动。特别是当我处于如此为难和困苦的时刻,你们不止在言语上,也在实际的行动上,表现出这样伟大的爱心。从这一点,证实我们的神,是位丰满的和信实的神。”

第十一章 传福音给印第安人

一七五一年八月八日,爱德华滋举家迁往美国东部麻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斯托布里奇(Stockbridge),去向那地区的印第安人传扬福音。

斯托布里奇是一个落后的地方,教堂是一间密不透风的小房,爱德华滋透过翻译员,向几家白人和四十二名印第安人讲道。这些印第安人用野熊的油涂满全身,以御严寒,其中有一位名叫戴维的,作召集人,他负责用海螺吹号,通知印第安人来聚会。

替爱德华滋翻译的印第安人,属于印第安人中的一个部落豪莎顿纳(Housatonncuk),名叫约翰(John Wonwanonpequunnonnt)。他很有天份,他的英文全靠自学得来。 爱德华滋学问渊博,内涵丰硕,他觉得约翰的翻译未能充份表达他的意思。他现在面对的,不只是语言上的隔阂,还有文化上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调校自己的讲章,以切合印第安人的程度。慢慢地, 爱德华滋的事工发生了果效,有两三个已往很邪恶的印第安人,听了福音之后,生命有了改变。爱德华滋的使命感是将福音传给各个民族的。他在《救赎的工作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Work of Redemption)一书中,这样写着:“多么希望许多黑人和印第安人将来会成为基督徒,许多属灵书籍可以在印度、非州的埃塞俄比亚(Ethiopia)、鞑靼地区(在俄国鞑靼人定居的地方)出版。教会至终是得胜的。”

爱德华滋到美洲的落后地区,向印第安人传福音,身体力行地从事差传工作,成为众多信徒良好的榜样。

莎拉刚到落后的斯托布里奇的时候,初期有点不习惯,她希奇神为什么将一位学问高深的学者,埋没在简陋的印第安人村落,但她相信神的带领必有他的美意。印第安人从 爱德华滋的家庭看到基督徒的和谐和美德,他们很喜欢爱德华滋一家人,特别敬爱主妇莎拉。爱德华滋的儿子作见证说,他生活在印第安人的社区,接触的都是印第安人的孩子,所说的只能是印第安话,甚至他的思想概念也如印第安人一样

几年后,爱德华滋的好朋友伯拉米(Joseph Bellamy)到斯托布里奇探望爱德华滋,那时候,印第安人正经历一次灵性的大复兴。

伯拉米在爱德华滋家里用饭的时候,突然传来优美感人的圣诗的歌声。原来是印第安人在那里敬拜赞美。伯拉米很受感动,对爱德华滋说,我在你家里用饭,想不到却听到天堂的美妙的音乐。

爱德华滋的第三女儿以斯帖于一七五二年嫁给新泽西学院(New Jersey College)的院长伯尔(Aaron Burr)。伯尔同时兼任新泽西州(New Jersey)的纽瓦克(Newark)的长老会的牧师。当年伯尔已三十六岁,而以斯帖才二十岁。在新泽西州的学术界,伯尔威望很高,他是一间闻名的高等学校的校长,在教会里,他是一位虔诚的、随和的、有爱心的牧师。伯尔未娶以斯帖以前,原是 爱德华滋的朋友,常到爱德华滋家里串门,因为他是爱德华滋家里的常客,故与以斯帖很熟悉,日久生情,两人于是结为夫妻。伯尔也是英国大布道家怀特腓(George Whifefield)多年来的朋友。

一七五四年九月,伯尔邀请怀特腓在新泽西学院开学典礼上演讲。新泽西学院当日颁予怀特腓荣誉文学硕士的学位。怀特腓曾说过,当时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大学校长,比伯尔更有才华。

一七五四年十月一日,新泽西学院开学典礼已经完成,身为大学校长的伯尔,亲自陪同英国来的嘉宾怀特腓,前往波士顿,与从斯托布里奇赶来的爱德华滋相唔。

这三位基督教的杰出人物,一起住在波士顿的普林士牧师(Thomas Prince)的家里,实在是历史上罕有的约会。一方面,他们毫无拘束地分享每个人从神所领受的,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知道,这样美好的时刻,确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想当年爱德华滋被诺坦普顿教堂辞退的时候,苏格兰爱丁堡的郝格(William Hogg),曾奉献款项支持爱德华滋。一七五五年,郝格直接写信给伯尔,说他可以在英国、苏格兰、爱尔兰等地,筹集不少于四千英镑的款项,支持新泽西学院另觅一永久的校址。

因着郝格的支持,一七五五年二月,新泽西学院校董会决定在新泽西的普林斯顿(Princeton)兴建永久的校址。该学院后来改名为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

第十二章 文字工作上的更大成果

爱德华滋离开诺坦普顿,实在有神的美意,从他在斯托布里奇事奉的众多成果看来,神实在大大地祝福了他。

爱德华滋在斯托布里奇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把他已往的许多讲章,重新整理出版。在斯托布里奇的宁静环境里,爱德华滋更能专心致意地从事写作。钟马田认为,是神的心意让 爱德华滋到斯托布里奇去,因为爱德华滋最伟大的著作,有好几册都是在那里写成的。

一七五二年十一月,爱德华滋的著作《一些错误表达的纠正》(Misrepresentations Corrected)出版,这本书的论证周密、严谨、细腻,充分地显示了他灵性的进步。

一七五四年,爱德华滋的名著《论自由意志》(On the Will)付梓。在这本书的《结论》里,爱德华滋说,圣经的教训是神圣的。在各个世代,由于世人的心智不清,成见偏执,以致圣经的教训,被世上的聪明的、伟大的人物所集总,视之为极荒谬不合理的;然而人若认真地查考圣经,便知道圣经的教训与心智最确定的.自然而来的训示完全相符合。由此可见,‘神的愚拙比人智慧’;并且神的作为,正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九至二十节上所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

爱德华滋最后写的一篇文章,于一七五七年五月完成,即《为原罪论辩护》(The Great Christian Doctrine of Original Sin Defended)。在这篇文章里,爱德华滋说:“关于全人类的情形,最明显的、公认的事实就是:就亚当的叛逆和其无穷的、可怕的后果来说,显明神是将亚当的一切后裔,毫无例外地视他们与亚当为一体。凡生到这世上来的人,都不可能不违背神的律法。”

一七五六年爱德华滋前往故乡东温莎,探望垂垂老矣的双亲。可喜的是,他们两老仍能辨认出儿子爱德华滋。

一七五六年十一月,伯尔带着新泽西学院全校的师生,从新泽西州的纽瓦克(Newark),搬到普林斯顿(Princeton)的新校址。

一七五七年初,神的灵大大地作工,普林斯顿经历一次空前的大复兴,许多师生的灵性得着苏醒。伯尔从爱德华滋的经历中知道,在大复兴中,切忌过份地狂热以免失控,被邪灵欺骗。另一方面,伯尔不报导得救的人数,因为神的祝福不是人的头脑可以计算的。

爱德华滋很喜乐地把普林斯顿的复兴情况告诉在苏格兰的弟兄们。一七五七年四月十二日,爱德华滋写信给苏格兰的厄斯金牧师。在信中,爱德华滋说:“在美洲的英国殖民地,正处于一片大黑暗,但是神的光射进来,我们从新泽西学院,听到真正令人鼓舞的好消息。”

一七五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爱德华滋重述这项喜讯。他再次要求那个为全球广传福音的联合祷告运动要继续下去,他认为参加祷告的人要包括荷兰、瑞士等国家。

在爱德华滋的著作里,他强调圣经所预言的,即以色列人有朝一日将会悔改信主,然后主才会再来。

一七五七年九月,伯尔身体染病,冒着酷热的天气,匆匆往返于斯托布里奇。伯尔操劳过度,终于英年逝世,时年方四十一岁。

伯尔过世后四天,新泽西学院——后来改名普林斯顿大学——的校董会决定邀请爱德华滋接替他的女婿伯尔,出任该大学的校长。

爱德华滋认为斯托布里奇的教会正走上轨道,需要他继续牧养,况且还有两本书等着他完成,他的体力和精神,不足应付一间大学浩繁的事务。他回复新泽西学院说:“我的身体情况和心理状况都欠佳,灵性低沉,谈吐幼稚,仪表生硬,令人见之生厌,实在不适宜管理一间大学。”

爱德华滋的婉拒,被大学校董会视为是他谦逊的表现,而且整封信并没有给大学校董会一个断然的拒绝。大学校董会于是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斯托布里奇,向该地教会的信托委员会游说,说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比麻萨诸塞州西部的斯托布里奇,灵性更加荒凉,更需要 爱德华滋。结果斯托布里奇的教会同意放人,让爱德华滋到普林斯顿出任大学校长。

一七五八年一月,爱德华滋向斯托布里奇的教会说再见。他引述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五节、三十二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的国,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

会众——特别是印第安人——的反应,恰如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八节:“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

爱德华滋于二月十六日正式就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他向全校师生的第一次讲道,是引用经文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思想丰富,学识高深,学生聚精会神地聆听,当 爱德华滋讲完话,学生们才恍然发觉,原来爱德华滋足足讲了两小时。

一七五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因新泽西州天花流行,爱德华滋遵从医生的嘱咐,种了牛痘。没有想到的是,医生的用意,是为爱德华滋预防天花,结果却导致爱德华滋染上了天花。

在他垂危之际,他环顾四围说:“我真正的朋友,拿撒勒人耶稣,现在在哪里?”

围在爱德华滋床边的人在他失去知觉时,正挂虑他一旦不在时,大学和教会将不知如何收拾,突然爱德华滋令大家一惊地突然说出临终最后一句话:

“信靠神,你就不需要惧怕。”

约翰·卫斯理

第一章 少年时代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从一七三九年起,开始露天布道。一直到他去世为止,在五十二年之间,他的脚踪踏遍英国的每一角落,尤其在各城镇、矿区,和新兴工业区。他总共旅行了二万五千里。在约翰·卫斯理的一生中,他讲道超过四万次;在有些场合,会众曾超过二万人。他带领的复兴运动,震撼了英伦三岛,使他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在属灵方面的影响力,绵延数百年,跨越了各大洲,遍及全世界。

  约翰·卫斯理的父亲是撒母耳·卫斯理(Samuel Wesley)。撒母耳·卫斯理,于一六八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娶了苏撒拿安尼斯理(Susanna Annesley)为妻。撒母耳·卫斯理在牛津大学受过高深教育,他非但是牧师,在当时也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一六九七年,撒母耳·卫斯理被调派到英国林肯郡(Lincolnshire)的厄普卧(Epworth),在那地方任牧师。

  厄普卧是阿斯霍姆岛(Isle of Axholme)上的一个村落,是由几条小河流的流沙堆积而成的沙洲,河水泛滥使得土地肥沃,另一方面又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由于没有排水系统,每年有半年时光,因河水泛滥,厄普卧被迫与外面世界隔绝。当地的居民生活贫困,目不识丁,儿童因营养不足,经常夭折,以致死亡率甚高。

  撒母耳·卫斯理的第十五个孩子,就是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生于一七○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在他之前的十四个兄姊,八个已经夭折,只剩下兄姊六人。这一点足于说明,撒母耳·卫斯理牧师薪水微薄,与一般厄普卧普通居民的贫困状况,并无太大分别。在约翰·卫斯理之后,撒母耳·卫斯理又生了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也不幸夭折。约翰·卫斯理能幸存下来,实在是神的恩典,有着神不可测透的美意。

  约翰·卫斯理的母亲苏撒拿·卫斯理(Susanna Wesley)并不因家境贫困,而松懈了对儿女的教导。他悉心教养儿女,要求小孩子背诵主祷文和圣公会的祷告文(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要儿女们谨慎自己的言语,粗话不准出口。她除了督令儿女读书,还要他们每日读一章圣经。由于约翰·卫斯理的父亲撒母耳·卫斯理任牧师,常需外出探望和布道,留下他母亲一人在家里。她经常召集家庭聚会,一家人一起读经祷告。仆人们把这些家庭聚会消息张扬出去,不少左邻右舍请求参加,家庭聚会的人数于是激增,有时多达二百人。后来有人向撒母耳·卫斯理投诉,认为苏撒拿·卫斯理是一姐妹,不适合带领聚会。苏撒拿·卫斯理辩称:”我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是这大家庭的主妇。当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不得不负起各人灵性的责任,这是那位天地的主给我的托付。我不过尽力领人来聚会,以免孩子们到处流荡,羞辱主的名。我不在乎他人的指责和非议,只在乎让神得着荣耀。”概括一句,约翰·卫斯理从幼年开始,就在基督教的家庭中,受到了父母良好的属灵的训练。

  一七○九年二月九日,撒母耳·卫斯理的住宅在午夜时突然失火。合家的人仓皇逃出,独有约翰·卫斯理无法从顶楼燃烧的楼梯爬下来。他当时才六岁,自己镇定地拉着一把椅子到窗口,他爬上椅子,大声喊救命,直到有人把他救出来。约翰·卫斯理被救出之后,顷刻间屋顶就塌下来。他父亲的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大声喊道:”各位邻舍快来,让我们跪下感谢神,他恩待我们一家,使我八个孩子一个也不遭害。任凭房子烧毁吧!我心已满足了!”他的母亲苏撒拿·卫斯理也打破矜持,翻开圣经找到经文(阿摩司书四章十一节,撒加利亚书三章二节),为这”火中抽出的一根柴”而感谢神,她恳切嘱咐约翰·卫斯理,说神这次救他必定有他的目的。这件事在约翰·卫斯理的心上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后来为这次脱险画了一张图画。画着一所失火的房舍,下面写着一行字:”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撒迦利亚书三章二节)

  一七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年已十岁的约翰·卫斯理被父母送入查特公立学校(Cherterhoure School)。这是一所男生的寄宿学校。保送他的是白金汉金爵(Duke of Buckingham)。说明他的父亲撒母耳·卫斯理担任牧师,收入微薄,家境贫困,在英国却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并认识了不少当代的显要人物。当年正是查特公立学校建校的百年纪念,校长是老迈的贝勒博士(Dr. Thomas Burnet)。约翰·卫斯理入校读书后不久,贝勒博士就去世,接任的校长是华克博士(ThomasWalker)。

  一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当约翰·卫斯理十七岁时,他离开查特公立学校,进入牛津大学最著名的学院–基督教会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就读。这时他已经在查特公立学校打好了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基础,使他有能力读得懂一些拉丁文的古典书籍。他最感兴趣的课程为逻辑学、古典文学,及诗词等。他阅读的范围广泛,尤其是约翰·本仁(Kohn Banyan)对福音的讲解,引起他的注意。

  一七二五年,约翰·卫斯理被圣公会按立为执事。在同年九月二十六日,他在黎格教堂(Church of Leigh)第一次对公众讲道。那时候,约翰·卫斯理开始有渴望主的心,阅读了中世纪多马·肯培(Thomas a Kempis)的名著《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约翰·卫斯理认为,多马·肯培的修道士生活,过于严肃不苟和质朴,完全与现实世界脱节。《效法基督》的内容虽然感人,令人敬佩,却是无法效法的。他同时阅读劳威廉(William Law)的著作《呼召过圣洁生活》(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劳威廉的书打动了他的心,他起始向往过一种圣洁的生活。

  注〕劳威廉是英国一位神大用的仆人。一七一二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以马内利学院,被封立为牧师,并被委任为学院院长。因为他拒绝宣誓效忠英王乔治,被剥夺他的职位,并被刊在英国圣公会的黑名单中,因此他被迫停止外面的工作,而进入默想和祷告的生活。他多年过着圣洁、独居的生活,使他对与神交通的本质和实行,有了独特的见解。

第二章 追求圣洁的生活

  约翰·卫斯理担任圣公会执事之后,就向双亲坦承,他的真正愿望是担任牧师。他的父母都很高兴他有决心要以牧师职务终身事奉神,不过劝告他必须具有纯正的动机,不要以牧师的职业作为解决生计的出路。由于父母的劝勉督促,他立意要追求内在的圣洁,并且渴望藉着祷告,至终达到圣洁的目的。

  一七二六年他被选为牛津大学的林肯学院(Lincoln College)的院士。这项荣誉的任命,使得卫斯理一家大小为之高兴不已。

  一七二七年二月十四日,约翰·卫斯理获得文学硕士的学位。在牛津大学里,他的辩才和演讲,获得多人的赞叹,使他赢得颇佳的声誉。在牛津大学,他同时是希腊文的讲师,又兼哲学和逻辑学。

  一七二七年十一月,他回到厄普卧的老家。由于这时他父亲撒母耳·卫斯理除了任厄普卧(Epworth)教区牧师,又兼任鲁特(Wroot)教区牧师,他觉得有责任分担父亲的重担,就担任鲁特教区的副牧师。鲁特的居民还不到三百人。在这以后的日子,他必须不时从牛津返回鲁特,任父亲的副牧师,为父亲多领取第二份薪俸补贴家用,尽牧养鲁特教区的责任。

  一七二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约翰·卫斯理在牛津正式被按立牧师。到了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林肯学院院长摩利博士(Dr. Morley)发信通知他,坚持他必须常驻学校。这时,他已分身乏术,只好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从鲁特教区回到牛津大学,以充分的时间备课。

  回到牛津后不久,约翰·卫斯理被选为圣洁会(Holy Club)的领袖。圣洁会是由他弟弟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与法兰西斯·戈尔(Francis Gore)和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所创立的。圣洁会会员后来被称为循道友(Methodists),他们因循规蹈矩的祷告、敬拜、济贫,和视察监狱犯人而得名。圣洁会的其他会员还有罗伯特·柯克汉(Rober Kirkham)、乔治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和雅各·贺菲(James Hervey)。

  约翰·卫斯理和另一圣洁会的威廉·摩根经常往监狱中视察被虐待的犯人,并且捐赠一些药品、书籍、日用品给囚犯;约翰·卫斯理参加了伦敦一个在监狱中作福音工作的基督教团体–传播基督教信息的团契(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在那个福音团契里,还有一位奥格托普上校(Colon James Oglethorpe)。

  一七三二年七月,约翰·卫斯理前往帕特尼(Putney)去拜访劳威廉。劳威廉很欣赏约翰·卫斯理,很自然地就成为约翰·卫斯理的属灵顾问和导师。同年奥格托普以国会议员的身份,请求英国政府赐一块美洲殖民地,作为英国因负债而下狱者和德国一些被迫害的新教徒的居留地。

  一七三四年奥格托普从这块美洲殖民地乔治亚(Georgia)回到伦敦,想找寻一位牧师到乔治亚。该牧师需要向乔治亚的印第安人传扬福音。是年约翰·卫斯理的父亲逝世,家庭成员各找出路,他的母亲苏撒拿认为这是事奉神的良好机会,她说道:”假如我有二十个儿女,我也愿意他们一个个都献身事奉神,即使今生不能再见他们一面,我也心甘情愿。”赞助约翰·卫斯理前往美洲的圣公会的传播福音会社(Anglican Socie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年俸五十英镑。他的弟弟 查理·卫斯理也担任了奥格托普上校的秘书。兄弟两人于一七三五年十月乘搭鲜敏号(Simmonds)前往美洲。同船的还有圣公会的另一成员便雅悯·殷涵(Benjamin Inghem)。

  在鲜敏号的轮船上,卫斯理兄弟、便雅悯·殷涵,还有一位查理士迪·迪拉莫(Charles Delamotte)组成了鲜敏号轮船上循道友的圣洁会。四人在船上遵守严格的纪律生活,早上四至五时守晨更祷告,五至七时读圣经,八时再集合在一起祷告。

  在船上,约翰·卫斯理有机会接触到从德国被迫害外出的摩拉维亚派的新教徒(Moravians),他们在船上的领袖是大卫·聂克文(David Nitschmann)。这些新教徒非但有坚定的信心和内心的喜乐,他们又表现了非常严肃谨慎的行为。他们的谦卑可以从他们替其他乘客的辛苦服事中表露出来。

  鲜敏号轮船常遭遇暴风侵袭,海中巨浪翻腾,船客处境危殆,一七三六年一月十七日来了第一次大风浪,一月二十三日第二浪又来。一月二十五日当第三浪来临时,暴风雨撕裂了船上的巨帆,船身摇荡,摩拉维亚弟兄们在暴风雨中所表现的那种镇定的信心和平安,给约翰·卫斯理留下很深的印象。

  一七三六年二月十五日,鲜敏号轮船抵达美洲的撒万那河(Savannah River)口岸。在那里,约翰·卫斯理受到摩拉维亚传教士史宾真堡(Augu Spangenberg)的迎接。史宾真堡问约翰·卫斯理说:”神的灵和你的心是否一同见证你是神的儿子?” 约翰·卫斯理听了这个问题,甚感惊愕,这个问题对他是生疏的,他竟不知如何回答。史宾真堡察觉他的惊愕情形,又问他说:”你认识耶稣基督吗?” 约翰·卫斯理稍微迟疑了一下,答说:”我知道他是世界的救主。”接着,史宾真堡又问:”诚然,但是你知道不知道他已经拯救了你?” 约翰·卫斯理又呆住了,他回答说:”我希望他是为救赎我而死的。”史宾真堡最后问”你知道不知道自己?” 约翰·卫斯理应道:”我知道的。”以后约翰·卫斯理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段对话,并加上评语:”恐怕当时我所说的都是空话吧!”这时候,约翰·卫斯理对救恩还没有清楚的认识,他知道他缺乏内在的真正平安。

  一七三六年五月,约翰·卫斯理加入了摩拉维亚弟兄会的支派守望屋派(Herrnhuters),这支派在史宾真堡离开后,由约翰·托尔齐格(Johan Toltschig)负责带领。

第三章 在美洲的挫折

  撒万那(Savanah)是新殖民地乔治亚的首府,居民只有五百多人。那里权且以审判厅作为教堂。一七三六年三月七日,约翰·卫斯理在撒万那首次讲道,差不多有一百人前来聆听。

  虽然奥格托普的原意是要他传福音给印第安人,但是即将离任的原牧师撒母耳·徐施(Samuel Quincy)叮嘱他不要去触怒印第安人,只讲道给英国来的移民,为的是维护殖民者的既得利益。约翰·卫斯理对这种漠视原居民灵魂的殖民地心态惊骇不已。

  约翰·卫斯理于一七三六年三月十三日,遇见了美丽动人的少女苏菲·赫琪(Sohy Hopkey)。她是撒万那首席地方法官柯士顿(Thomas Causton)的夫人的侄女。当约翰·卫斯理给苏菲·赫琪诵读属灵的书籍时,她既安静又全神贯注;当他教导她法文时,她学得很快。一个未婚的牧师,若对心仪的异性有所倾慕,本来无可厚非,但是谨言慎行的约翰·卫斯理觉得,他仍应该对苏菲应有更进一步的和深入的认识。感情的困扰并不影响他仍然过着严肃圣洁的生活。他每天凌晨四时起床,先和查理士·迪拉莫守晨更祷告,接着他又和一些摩拉维亚信徒唱诗赞美,然后他再带领教会的早晨祷告聚会。他本是牛津大学的高材生,能以英语对英国移民讲道,以法语对法国移民讲道,以德语对德国人讲道,甚至能以刚学到的西班牙语,对从西班牙来的犹太人传讲福音。约翰·卫斯理每天就是这样勤劳地从早晨工作到晚上十时,方才就寝。

  约翰·卫斯理继续和苏菲·赫琪频密地往来,但是他的想法太多,一直不敢向苏菲·赫琪求婚。由于约翰·卫斯理把婚事拖得太久,引起苏菲·赫琪的反感和怨气。在苏菲·赫琪的心中,这不啻耽误了她的青春。结果,苏菲·赫琪突然嫁给威廉·威廉逊(Willian Williamson)。结婚的日期是一七三七年三月十三日–她和约翰·卫斯理邂逅一周年的纪念日。

  问题发生了。约翰·卫斯理执着地要坚守圣公会的条规,拒绝让新婚的苏菲领圣餐。理由是苏菲不应该在结婚公告(The Banns)发表之前就结了婚。约翰·卫斯理拒绝苏菲领受圣餐一事激怒她的叔叔–首席法官柯士顿(Thomas Causton)。柯士顿认为这不啻约翰·卫斯理的报复,就搜集了许多约翰·卫斯理的生活琐事,作为约翰·卫斯理的罪状,然后交由大陪审团去判决。很明显地,柯士顿的用意是把问题扩大化,以便丑化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察觉到有人蓄意中伤他,觉得他在乔治亚已经无法立足,不能再从事任何工作,就于一七三七年十二月三日深夜,从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的港口查理斯顿(Charleston),乘搭撒母耳号(Samuel)轮船,黯然回到英国。

第四章 在伦敦的日子

  约翰·卫斯理回到伦敦之后,一七三八年二月七日,就遇到了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传教士彼得·波勒(Peter Boehler),他是德国真纳大学(University of Jena)的毕业生,而彼得·波勒在真纳大学的教授,原来就是约翰·卫斯理在美国的乔治亚所结识的摩拉维亚教派的领袖史宾真堡。彼得·波勒所表达的福音信息,坚信一个人可以单凭信心得着救恩。彼得·波勒经常与约翰·卫斯理一起散步,讨论救恩的事。一七三八年五月一日,一个新会社(Society)在伦敦的费达巷(Fetter Lane)成立,这个会社由彼得·波勒发起,由雅各·肯顿(James Hutton)负责。彼得·波勒催促会社成立是根据《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一七三八年五月四日,彼得·波勒受呼召前往美洲。

  一七三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约翰·卫斯理读到《彼得后书》第一章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人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他心里想,多么希望神的应许能够应验在我身上。

  这天晚上,约翰·卫斯理到阿尔德门街(Aldersgate Street),参加摩拉维亚信徒的聚会,那时有一位弟兄威廉·荷兰(William Holland),正读着马丁路德的《罗马书序言》(Preface to Romans)。当威廉·荷兰讲到人藉着对基督的信,神在人心里所施行的那种改变,约翰·卫斯理心里觉得异样的温暖。就在这一晚,约翰·卫斯理突破了信心的障碍,他感觉到他实在已经信靠了基督,他已经得着了得救的确据。他知道主耶稣已经洗清了他一切的罪,且已拯救他脱离罪与死的律。聚会一完,他立刻前往弟弟 查理·卫斯理的住宅,那时他弟弟正逐渐从肋膜炎康复过来。约翰·卫斯理告诉弟弟说,他已因信耶稣基督清楚得救。在这快乐的时刻,卫斯理兄弟合唱一首弟弟查理·卫斯理刚作成的赞美诗:

  我流浪之灵始于何处?

  如何热望天家一切?

  由死和罪得赎之奴,

  由永火抽出之柴,

  我如何奋起得胜,

  歌颂伟大救主?

  往后数月,约翰·卫斯理继续参加一些小组的聚会,那些聚会主要的成员是摩拉维亚新教徒。在阿尔德门街和费达巷(Fetter Lane)聚会的负责弟兄是雅各·肯顿(James Hutton)是一间基督教书局”圣经与太阳”的主持人。这类性质的小组聚会逐渐发展为著称的”会社”(Societies)。这些会社初期实为圣公会的外围组织,会社本来无意取代圣公会,却带有循道友的特色。随着事情的变化,循道会终于从圣公会分出来,此是后话。

  费达巷的聚会分成几个小组,每组五至十人不等,一星期聚会两次,弟兄姊妹们聚在一起祈祷并互相认罪,每月则有一次爱筵,同时每月收集一次承诺了的奉献款。约翰·卫斯理既在摩拉维亚新教徒身上看到内在的信心和外在的敬虔,就立刻到德国去探访他们的总部。

  一七八三年六月十三日,约翰·卫斯理在三位摩拉维亚信徒和四位英国弟兄的陪同下,前往德国。六月二十九日在马利恩邦(Marienborn)会见了辛生道夫(Zinzendorf Nicolaus Ludwig)。约翰·卫斯理身体不舒服,谈了一会儿,其余时间就躺着。在马利恩邦的那个聚会约有九十人,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七月六日,约翰·卫斯理与辛生道夫伯爵长时间地谈论了许多属灵的问题。接着约翰·卫斯理于八月一日前往守望村(Herrnhut)。在守望村,他深为莫拉维亚信徒的敬虔生活所感动,他看出他们真是过着弟兄相爱的圣洁生活。

  守望村是莫拉维亚信徒的总部,距离德国东部城市德勒斯登(Dresden)三十里。那里有一所孤儿院,还有一座教堂,可容六七百人。约翰·卫斯理在守望村住了两个星期,他在日记中有此记载:”我愿意在此间快乐地度过一生!”在守望村那里,约翰·卫斯理听见两位弟兄作的见证,大受感动。一位弟兄叫格拉丁(Arvin Gradin),一位弟兄叫大卫(Christian David)。这两为弟兄见证自己完全脱离了罪的捆绑,如何被神的爱所充满。

  他在德国时乃沉思一件事,如果莫拉维亚派的基督徒脱离了路德宗,建立了一个充满生命的基督教团体;带有循道友的思想色彩的、并在萌芽状态中的会社,大概不至于发展到脱离圣公会吧!

第五章 成为露天布道家

  约翰·卫斯理从德国回来之后,他的信心更加坚定。他在讲道中强调,要信靠基督,而不是倚靠自己的行为和功劳,才能使罪人蒙恩得救。那时英国属灵的光景十分低落,道德沦丧,只有一个信息能振兴英国,那就是赎罪的信息,藉着信靠基督的救赎而从圣灵重生。但是他的因信得救的信息却令那些恪守教会的规条和虚文的牧师不满,英国各教堂都关起大门,拒绝约翰·卫斯理在教堂讲道。

  约翰·卫斯理在牛津大学的朋友怀特腓(Geofge Whitefield),这时候在英国的海港布里斯托(Bristol),正展开户外布道工作。怀特腓效法耶稣的榜样,在空旷之地传扬天国的福音。怀特腓由于有负担到美国布道,在布里斯托的户外布道工作必须找人接替,结果就正式邀请约翰·卫斯理到布里斯托。起初约翰·卫斯理不愿前往,后来和费达巷会社的弟兄们讨论,他们经过了抽签,便决定约翰·卫斯理应该接受怀特腓的邀请。

  一七三九年四月二日下午四时,约翰·卫斯理站在布里斯托的一座小山丘上,向着三千人讲道,他引述《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约翰·卫斯理透过这篇信息,说出了他蒙召的要素。他知道身为圣公会的牧师,在露天布道,违反了圣公会的习俗和规条,然而他觉得神呼召了他,托付他一项重大的使命,即传扬福音给贫穷地区的庶民。

  四月八日星期天,他在清晨七时,在京斯伍(Kingswood)煤矿区的汉拿山(Mount Hannam)对着一千五百人布道;当天下午,他来到另一个地方叫玫瑰园(Rose Green),向五千会众讲道。他不期然地想起,当年主耶稣也是在露天的山顶上,为门徒解释登山宝训的道理。

  在布里斯托的八个月,约翰·卫斯理传扬了五百篇章信息,只有八篇是在教堂中宣讲的。大多数牧师都反对他,认为他破坏圣公会的传统,不准他在教堂中讲道。话说回来,即使教堂准许他入内讲道,又有哪一个教堂能容纳得下数千名会众。

  在布里斯托期间,他把收到的奉献款项,在马市场(Horse Fair)买了一小块地皮,在那里兴建一所房子,来容纳那些日渐增加的新得救的信徒。

  约翰·卫斯理在临离开布里斯托的那段日子,他的事奉更加带着圣灵的能力。有一个主日,他在汉拿山向六千人进行露天布道,接着在玫瑰园向八千会众传扬神的话语,然后回到马市场新建的房子里向几百个信徒讲道。新房子(NewRoom)开始被一般人称为循道会,而实事上却是世界上第一间循道宗的教堂。

第六章 与摩拉维亚弟兄会分手

  约翰·卫斯理在布里斯托期间,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仍留在伦敦服事主。

  那时候查理·卫斯理也参加摩尔维亚教派,并参加在费达巷(Fetter Lane)的会社。在费达巷的会社中,主要负责人有雅各·肯顿(James Hutton)、约翰·卫斯理,和 查理·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在布里斯托期间,雅各·肯顿与查理·卫斯理因一些宗教上的看法不同,发生了激烈的争辩。一七三九年六月十一日,约翰·卫斯理接到伦敦来的紧急信件,要他尽速赶到费达巷那里去,说费达巷的弟兄们陷入极大的混乱状态中,需要他亲自去劝勉弟兄们。六月十三日,约翰·卫斯理赶回伦敦,费达巷弟兄们在约翰·卫斯理的劝勉下,解除了彼此之间的许多误会和敌意,恢复了仁爱的心。

  由于约翰·卫斯理大部分时间在布里斯托,费达巷一些莫拉维亚的信徒于是向德国的亲辛生道伯爵求助。一七三九年十月十八日,摩尔德(Philip Henry Molther)在前往美国中抵达伦敦。摩尔德提倡的静止学说(doctrine of stillness)与约翰·卫斯理强调的恩典方法,互不相容。

  摩尔德到了伦敦之后,费达巷的两位负责弟兄,约翰·丕雷(John Bray)和雅各·肯顿(James Hutton)就接受了摩尔德的教训。摩尔德认为,如果信徒心中仍然疑惑,他们就未真正得到得救的信仰,他们应该安静地等候基督。一七三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晚上,约翰·卫斯理和摩尔德有一段很长时间的谈话,双方看法不同,意见分歧,双方关系出现裂痕。

  一七四○年七月二十日,约翰·卫斯理在费达巷的一次聚会中,很坦然地陈述了他和伦敦的莫拉维亚弟兄们某些看法上的分歧之处,谈到结尾,他呼吁那些和他看法一样的人,可以起来跟随他。当场就有二十人站到他这一边一起脱离了莫拉维亚教会,转而参加了由多马士·马斯费(Thomas Maxfield)所带领的聚会。聚会地点在伦敦的铸造厂(Foundry)。多马士·马斯费从未被圣公会正式按立为牧师,但是约翰·卫斯理打破圣公会的规条和传统,特别允许多马士·马斯费担任讲道和主持圣礼的职务。

第七章 工作的开展

  一七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约翰·卫斯理正逗留在伦敦,有人邀请他到一个从前政府铸造炮弹的铸造厂(Foundry)的废墟上去布道。那天听道的人约有八千人。那时候,约翰·卫斯理在伦敦的讲道地点多数在芜田(Moorfields)–一个大众作为公园和消遣场所的地方。他觉得需要有一个聚会的场所。这铸造厂于一七一六年因火药爆炸,将屋顶毁掉,剩下一个荒芜的外墙。约翰·卫斯理以最低廉的价格–一百一十英镑,买下铸造厂的残址。他在残址上建成了一个可容纳一千七百人的大课堂。在课堂的楼上是寡妇收容所,不久他的母亲苏撒拿·卫斯理搬到收容所住;再不久,连他守寡的姊姊伊米丽(Emily)也搬过来。此外还有一间药房,和一间出售他的书籍和小册子的书店,和一所收容六十个儿童的免费学校。这座新建筑物于一七四○年成为伦敦循道会的总部,直到一七七八年约翰·卫斯理在城市路(City Road)兴建了新礼拜堂为止。

  一七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约翰·卫斯理来到英国北方城市纽加塞耳(Newcastel)。当他到达纽加塞耳之后,触目所及的,都是一些未受教育、粗野凶暴的穷人及到处东卧西躺的酒徒。他大为震惊。

  一七四二年五月三十日的主日早上七时,当纽加塞耳的大半居民还在酣睡中,约翰·卫斯理静悄悄地在该市最贫困和龌龊的沙门街(Sandgate Street)漫步着。当他走到街道最尽头的时候,他开始读《诗篇》第一百篇:”普天下的人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事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刚开始时有几个好奇的路人围观着,接着约翰·卫斯理引述《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五至六节的经文,起首向路人传扬福音:”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围观的人很快地增加到几百人,紧接着便超过一千人。当约翰·卫斯理停止传福音时,会众全部张口结舌地凝视着他。他随即对一群人宣布:”如果你们想知道我这个陌生人是谁,我不妨告诉你们,我的名字叫约翰·卫斯理。今天下午五时,藉神的帮助,我希望准时到这里向你们讲道。”

  听完约翰·卫斯理简短的讲话,听众都默然不语,脸带愁容。

  那天下午,约翰·卫斯理回到沙门街的时候,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他平生见到最多的会众。漫山遍野都铺盖着人群,大概接近三万人。当约翰·卫斯理讲完道,他们蜂拥到他落榻的小旅馆,苦苦劝他再逗留一段较长的时间,最少也应该多住几天。这个城市多么渴望听到神的话语,可是约翰·卫斯理为了要前往别处讲道,到了翌晨三时便匆匆登上征途。

  这样,约翰·卫斯理便展开了他的纽加塞尔的传道工作,纽加塞尔也就成为循道宗第三中心。后来,他于一七四二年十二月,在朝圣街口(Pilgri Street Gate),以七百英镑建造了孤儿大厦(Orphan House),一七四三年建成,大厦内设有教堂、学校、书店,独缺孤儿院。在纽加塞尔,人们看到约翰·卫斯理是那么重视穷人的灵魂和生活。

  一七四二年六月五日,在他回到伦敦的路程中,他途径故乡厄普卧,并亲自于翌日探访安德烈堂(St. Andrew)的副牧师蓝利(John Romley)。他向蓝利表示,愿意聚会时在讲道上或朗诵读祷文上,提供帮助;但蓝利断然拒绝了他的协助。实事上,蓝利曾多次在讲道时,猛烈攻击约翰·卫斯理的宗教狂热。

  约翰·卫斯理并不因蓝利的拒绝,就此罢休,在当日下午六时,他站在先父的墓碑上,面对着厄普卧空前盛大的群众聚会,大声读出《罗马书》第十四章十七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讲完三天道后,他说:”我在我父亲的墓前讲道三天所结的果子,犹胜过我在他讲台讲道三年。”

  他为了要到处旅行布道,就开始骑马。一七四二年他骑马到过布里斯托、威尔斯(Wales)、中部(Midlands),又在同年十一月回到纽加塞耳。他一生从未因天气恶劣而放弃坐骑。

  一七四三年二月,他又回到中部、约克郡(Yorkshirs)。同年八月二十六日,他动身前往英国西南部的康瓦耳(Cornwall)。同年十月三日,约翰·卫斯理再次前往布里斯托。他以好几天的功夫从事审查和整肃会中的不良分子。在开除了好些人之后,还剩下会友七百多人,但是教会却纯净了。

  差不多五十年之久,他不断地在布里斯托、伦敦、纽加塞耳这三大循道宗的重要据点作三角轮流巡回。先从伦敦出发,西往布里斯托,然后北上纽加塞耳,然后折返伦敦。约翰·卫斯理小心翼翼地、一丝不苟地将他的行程记录在私人日记内。后来约翰·卫斯理又把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入他的循环路线中。他后来出版了一本著名的《日记》(Journal),阐述了他一生事奉的细节和详情。

  约翰·卫斯理经常一天讲道四五次,中间还要处理许多事务。他平时清晨四时起床,起床后的一小时作为他灵修的时间。一旦他出门骑马时,也常随身携带书籍朗读。他目光近视,双手捧书,几乎贴近眼睛,那种苦学的精神,着实令人敬佩。

第八章 多次受到迫害

  当循道宗盛行时,约翰·卫斯理的许多助手–平信徒传道人–既然未正式被封立为牧师,而又到处传道,就引起许多英国国教的牧师们的愤怒。

  至于各地的恶霸豪强,也不喜欢循道会所宣传的道理,不赞成循道会所提倡的消除社会阶级的区别,不认同循道会所主张的人民一律平等。

  当时又有人散布谣言,说卫斯理弟兄是法国雅各党的化身(Jacobitesindisguise),诬说他们弟兄支持流亡的查理王子(Charles Edwared Stuart)。那些人又说,一旦查理王子复辟,英国乔治王朝必将倾覆,英国国教必被推翻,而英国人民将被迫成为天主教徒了。为了澄清外界的误解,一七四四年春天,约翰·卫斯理主动写信给乔治二世,表白自己的心迹,说他作为基督徒,一直服从英国君王的管治。

  英国国教的保守派牧师、地方上的恶霸豪强、英国的保皇派,都因着不同的动机,到处兴风作浪,煽风点火,竭力攻击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也就遇到许多危险,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七四一年七月二日,当他在伦敦的查理士广场(Charles Square)讲道时,所谓的绅士们雇佣一些地痞流氓来捣乱,他们赶着一头野牛进入露天会场,用尽力气要把野牛赶进群众当中,但暴徒们的图谋终归徒然;不管暴徒们怎样卖力,这条野牛总在外面打圈子,一圈一圈地跑,最后突破了暴徒的包围,跑掉了。会众得以平静喜乐地赞美神。

  一七四二年一月二十五日,约翰·卫斯理在伦敦的长巷(Long Lane)讲道时,有人把大石头抛到屋顶的瓦片上。石头、碎瓦纷纷坠落到会众中间,聚会于是受到打岔。

  约翰·卫斯理虽然受到重重阻挠,遇到许多骚扰和危害,他仍骑着马,仆仆风尘地驰往许多偏远的角落,有时他讲完道,疲乏到极点,却找不到栖身之处;他惟有睡在地板上,连保暖的被褥都没有。他所经历的苦难,实非笔墨所能罄书。许多地方的人民并不慷慨奉献,他往往没有食物充饥,只能摘下路边生长的黑莓糊口。但是靠着主的恩典,他却因着能够到处传扬天国的福音,心中充满喜乐。在他制定的循道会十二条基本条例,他是以救灵魂为最高的目标。约翰·卫斯理这样写着:”你们除救灵魂之外,不必作别的事。你们要用或被用在这工作上。你们的本分不在乎讲几次道,但你们要救越多灵魂越好,尽力引导罪人到悔改的地步,而且要尽力帮助他们达到圣洁,因为若不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第九章 扩展工作范围

  约翰·卫斯理在英格兰各地奔波布道之后,各地的循道教会陆续建立起来。这时候,他灵里有负担要扩大事奉的范围,于是下定决心,要向爱尔兰和苏格兰进发,把工作范围扩大到上述两个地方。

  约翰·卫斯理差派一个同工多马·威廉(Thomas William)到都柏林(Dublin)作开荒的工作,在都柏林成立了爱尔兰第一个循道会。一七四七年八月九日,约翰·卫斯理亲临都柏林,在都柏林住了两星期,激励了爱尔兰的循道友。这时候的会友已经有两百八十位。

  一七四八年三月,约翰·卫斯理到达都柏林,四月间就深入爱尔兰的中部平原,一直布道到深浓河(Piver Shannon)一带。在旅行中他虽然多次身体不适,却仍以抱病之身,坚持讲道下去。他的足迹遍及金勒格(Kinnegac)、启洛克(Killcock)、爱丁德利(Edenderry)、特拉摩(Tullamore)、格拉乌拉(Clara)和阿农(Athlone)。一七四八年五月十八日,即约翰·卫斯理离开爱尔兰中部平原那日,有一大群人把他围住。当大家唱完两三节圣诗后,男女老幼发出了惜别的哭声,是他毕生未曾听过的。

  他从此频频前往爱尔兰,总共涉海四十二次,涉足爱尔兰各地前后长达六年。

  约翰·卫斯理许多得力的同工,都是从爱尔兰来的。这些在爱尔兰得到约翰·卫斯理属灵帮助而献身的同工,后来受呼召前往美洲、西印度群岛、非洲、印度、澳洲等地,在各地建立了循道会的教堂。

  一七五一年,约翰·卫斯理亲临苏格兰的爱丁堡(Edinburgh),在那里主领了聚会。苏格兰的信徒,和长老会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渊源,是一块不易耕耘的土地,直到今日,循道会仍被局限在苏格兰南部一带,聚会的人数并不多。

  约翰·卫斯理在威尔斯(Wales)的工作,一直无法展开,那里的人,受加尔文派(Calvinists)的影响,倾向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的教导,也就形成了加尔文派循道会。约翰·卫斯理虽然生前到过威尔斯好几次,随从他的同工,却没有在威尔斯建立教会。直到一八八○年以后,即约翰·卫斯理逝世十年之后,才有约翰·卫斯理路线的循道会在威尔斯成立。

第十章 感情上的失意

  到了十八世纪的中叶,循道宗的会友已经接近十万人。内中大半是女性。许多约翰·卫斯理带领的女同工。都是很忠心爱主的姊妹。因此,当代的评论家形容约翰·卫斯理是”十八世纪最显赫的一位女权运动倡导者”。他安排主内姊妹们参与教会的各项事工,甚至让她们有机会担任领导职位,这是当时圣公会无法做到的。

  约翰·卫斯理在纽加塞尔建成了孤儿大厦之后,在那里一直缺少一个有管理经验的同工,而他又经常单身匹马到处布道,实在兼顾不来。

  恰好这时葛丽丝·莫瑞(Grace Murray)的丈夫去世,回到纽加塞尔与母亲一起住。一七四五年就被任命为孤儿大厦的管家。葛丽丝·莫瑞美丽动人,温柔可爱,是纽加塞尔人,熟悉纽加塞尔的情况。

  约翰·卫斯理身为循道宗的领袖,有无数的单身姊妹暗中倾慕他,内中也包括一些女同工。不过,由于他百事缠身,对于微妙的感情,反应略为迟钝,以致一直单身。

  一七四五年十一月,当约翰·卫斯理重新巡视纽加塞尔的时候,对孤儿大厦被管理得井井有条,未免对葛丽丝·莫瑞工作能力大为赞赏,对她也就刮目相看。

  约翰·卫斯理经过了几天的观察,发现葛丽丝·莫瑞在服事弟兄姊妹时任劳任怨,脸上一直露出喜乐。孤儿大厦的事务包括了主日崇拜、各项聚会、主日学、济贫工作、医疗服务等;而葛丽丝·莫瑞从容不乱地打理这些事务。有一天,约翰·卫斯理突然对葛丽丝·莫瑞说:”我现在了解到再没有任何人能独挡一面地胜任你现在这么繁重的工作。”

  三年后,一七四八年五月,约翰·卫斯理在爱尔兰为主做工时,身体已经感到不舒服,八月初在纽加塞尔,他就完全病倒了。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病。当他坐起来时,他的头会痛得很厉害;但当他躺下时,他就要作呕。到了八月六日晚上,约翰·卫斯理突然发了高烧。这晚间,是葛丽丝·莫瑞细心地给他喂食,并炖清汤给他喝。她似乎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她以柔软的、清凉的手,探测他额头的温度,然后劝告他要有充分的睡眠,她以愉快的和肯定的口吻说:”你很快就会恢复健康的。”

  翌日早晨,约翰·卫斯理真的完全康复了。他注意到原来是葛丽丝·莫瑞整夜守候他。她欣慰地说:”先生,你看来好多了。”这时候,约翰·卫斯理突然冒出一句话说:”如果我结婚的话,我想你就是我最适合的对象。”身为教会的领袖,约翰·卫斯理说这句话算不算求婚,何况整句话加上”如果”两个字。考虑到约翰·卫斯理平时谨慎自己的话语,既注意外在的圣洁,又注意内在的圣洁;而在所有循道宗的同工中,他的生活言行都是他们效法的榜样。这时候他已经四十五岁,是考虑婚姻问题的时候了。当时葛丽丝·莫瑞的答复很大方得体,她说:”先生,你高抬了我。”

  想当年约翰·卫斯理在美洲的乔治亚州已经有过一次感情上的挫折,他曾爱上了苏菲·赫琪,却因犹豫不决,再三拖延,结果她从恋慕演变为怨恨,整件事以悲剧收场。

  这次约翰·卫斯理看来是坚决的。过了几天,他又对葛丽丝·莫瑞说:”是的,我真的有意和你结婚。”这次她目瞪口呆了,她惊呼说:”这对我是太大的福分!”她勉强地抑制了自己,咽下一口气,然后说:”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期望–假如我能够说出我的期望。”她凝目注视着约翰·卫斯理,等待下文,等待他再说下去。但是约翰·卫斯理没有再说下去。在感情问题上,约翰·卫斯理有太多的顾虑,他犹豫不决,下不了决心。

  到了有一天,悲剧再度出现了。约翰·卫斯理得到消息,他的同工约翰·宾勒(John Bennet)不日将与葛丽丝·莫瑞结婚。约翰·卫斯理听了这消息,就急急忙忙地找到了葛丽丝·莫瑞。他抱怨说:”我们不是讲好要结婚的吗?” 葛丽丝·莫瑞答道:”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实际上我已经等待你很久了。”经过了长时间的倾谈,葛丽丝·莫瑞终于答应,愿意作约翰·卫斯理的未婚妻。

  这件事一传出去,有许多循道会的同工就起来反对,原来约翰·卫斯理与葛丽丝·莫瑞的前一段关系根本没有人知道,一般人只知道葛丽丝·莫瑞是约翰·宾勒的未婚妻。有的同工认为,约翰·卫斯理是以教会领袖的身份,把一个忠心的同工的未婚妻夺过来。

  我们不再细述这次情变的复杂过程。只知道葛丽丝·莫瑞和约翰·宾勒结完婚来拜访约翰·卫斯理时,他的心灵已经破碎了,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他几乎不愿意出来会晤这对新婚的同工。约翰·卫斯理虽然再度失去心爱的女子,神仍然爱他,并祝福他的工作。在爱尔兰,在英格兰,循道会的网络正式建立起来,所有循道宗的人也都一致敬爱他们的领袖。

  一七五○年四月六日,约翰·卫斯理到过一趟爱尔兰,他虽然因着失恋,情绪低落,却看到爱尔兰的循道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令他安慰的是,在都柏林的聚会人数,已经超过四百人。

  一七五○年九月八日,约翰·卫斯理从都柏林回到伦敦时,一抵家门,就遇到守候他的银行家贝勒威尔(Ebenezer Blackwell)和佩洛力(Vincent Perronet)。他们两人曾调解约翰·卫斯理和葛丽丝·莫瑞之间出现的复杂关系;也曾仲裁约翰·卫斯理和他弟弟差 查理·卫斯理因这件事引起的纠纷。查理·卫斯理当时认为约翰·卫斯理应该以自我牺牲精神避免伤害另一同工约翰·宾勒的情绪,应该容许约翰·宾勒和葛丽丝·莫瑞结为夫妇。

  贝勒威尔和佩洛力两人的来访,是为了抚慰约翰·卫斯理,特为他介绍一个富有的银行家的遗孀。她就是玛丽·花雪莉(Molly Vaveille)。玛丽·花雪莉年已四十岁,兼有四个已经长大的孩子,是一个伦敦商人的遗孀,有一笔为数一万英镑的遗产。这次,约翰·卫斯理一反常态,匆促地向玛丽·花雪莉求婚。如今他不再征询弟弟 查理·卫斯理的看法,他认为他弟弟曾破坏了他和葛丽丝·莫瑞的婚事。

  有一天,约翰·卫斯理突然在伦敦铸造厂的讯道会宣布他的婚讯,查理·卫斯理听到消息后,感到十分惊讶,因为约翰·卫斯理一直对玛丽·花雪莉印象欠佳。

  一七五一年二月八日,约翰·卫斯理仓促间娶了玛丽·卫斯理为妻。婚后,玛丽·卫斯理终于原形毕露。

  她的性格是狠毒的、势力的、俗气的、狂傲的。她喋喋不休,气势汹汹,是一个难以容忍的泼妇。

  当时,成千上万的爱主的姊妹暗中倾慕着约翰·卫斯理,她们渴望有福分成为约翰·卫斯理的贤内助,以便在属灵事工上辅助他;但是约翰·卫斯理的婚姻竟然又是一场悲剧。在他的一生中,这是一项极其沉重的打击。

  约翰·卫斯理在结婚之后,尽管千方百计地迁就玛丽·卫斯理,但是她却变本加厉,越来越邪恶和泼辣。她的性格多疑善嫉,不允许约翰·卫斯理和其他的女同工多交谈。他无论到那里去,都要向她报告行踪。这样对女同工要征询和请示约翰·卫斯理的意见,造成诸多不便,并使约翰·卫斯理感到十分尴尬。有一次他在爱尔兰的北部领一个聚会。讲完道,当约翰·卫斯理拖着疲乏的身体退回寝室时,竟然在寝室内受到玛丽·卫斯理的扭打。结果约翰·卫斯理躺在地上,因玛丽·卫斯理揪着他的头发在地上拖行,在她手里还握着一把连根拔起的头发。

  到了一七七六年,玛丽·卫斯理竟然遗弃了约翰·卫斯理。多年来,她到处散布谣言,用尽一切办法,要中伤约翰·卫斯理。可是老年的约翰·卫斯理,像一座大山,屹立不动。他已成为当代一位声誉日隆的人物,他比任何一位同时代的英国人,更广泛地为人所认识。他的不愉快和不美满的婚姻,并没有影响到他对主的忠诚。

第十一章 循道会扩展到美洲

  早在一七五八年,西印度群岛的安地瓜岛(Antigua)有一个下议院议员,叫拿但业·吉尔伯(Nathanael Gilbert),他带着两个女黑奴到英国。有一次约翰·卫斯理到拿但业·吉尔伯在英国的住宅讲道,主仆都信主得救;约翰·卫斯理并为两个女黑奴施洗。拿但业·吉尔伯回到安地瓜岛之后,就在当地继续传扬福音,在那里建立了循道会,并有教友二百多人。约翰·卫斯理一直关注着安地瓜岛的福音工作,经常写信给拿但业·吉尔伯,肯定他的事工,又在各方面指点他。拿但业·吉尔伯逝世后,该地的教会就由那两位女黑奴负责,直到一七七八年才有英国移民来的弟兄接棒。

  在纽约的工作,最早是由一个爱尔兰青年人腓力·恩伯立(Philip Embury)开始的。腓力·恩伯立在爱尔兰听约翰·卫斯理讲道而归向基督。一七六○年腓力·恩伯立移民到纽约。后来腓力·恩伯立应巴巴拉·海克夫人(Mrs Barbara Heck)要求,开始讲道。后来人数不断增加,就租赁了一间房子作礼拜。不久来了一个军人,就是多马·威伯队长(Captain Thomas Webb)。多马·威伯也是一位很有恩赐的讲员。到了一七六八年,人数激增,他们决意兴建教堂,仍由腓力·恩伯立和多马·威伯轮流讲道。

  一七六九年,约翰·卫斯理觉得英国的循道会应该支援在美洲的事工,就在八月间派遣两位宣教士–理查·波曼(Richard Boardman)和约瑟·皮尔穆(Joseph Pilmoor)到美洲。一七七一年,另一著名的传教士法兰西斯·亚斯贝立(Francis Asbury)也来到美洲。到了一七七二年,多马·赖恩(Thomas Rankin)作为约翰·卫斯理的美洲全权代表,抵达美洲。

  不久,美国爆发革命,循道会的教友被人怀疑,认为他们倾向英国,认为他们反对美国独立运动。约翰·卫斯理本人也确实偏袒英国政府,出版了两本小册子–《税收并非暴政》(Taxation No Tyranny)和《冷静地谈谈我们在美洲的殖民地》(A Calm Address to onr Americanlonies)。约翰·卫斯理这样公然地拥护英国的殖民地政策,突然使美洲的循道友受到一般人的猜忌。

  一七七六年,美国的独立运动升级为武装斗争,约翰·卫斯理催促所有的循道会的传教士返回英国,那时惟有法兰西斯·亚斯贝立一人不肯离开美洲,他不愿遗弃当时在美国的七千名循道会教友。在战争的危险时期,法兰西斯·亚斯贝立一直照顾各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时他甚至被人追逐,以至要到处躲避。后来战争降温,局势稍微平静,他就出来安抚、探望弟兄姊妹。因为法兰西斯·亚斯贝立与美国的弟兄姊妹在患难中同甘共苦,具有殉道者的自我牺牲精神,也就赢得了美国循道宗上下的敬佩。

  自从英国牧师临阵退缩,美国的循道会也就没有正式封立的牧师,教会的圣礼也就没有人可以主持。一七八○年,英国正式失去了美洲大片殖民地,美国正式脱离了英国的怀抱。许多教友主张由他们心目中的领袖法兰西斯·亚斯贝立来主持美国循道会。这时会友已经增加到一万五千人。但是法兰西斯·亚斯贝立力劝他们切勿轻举妄动,要他们写信请示约翰·卫斯理。一定要尊重约翰·卫斯理的领导地位。法兰西斯·亚斯贝立十分希望约翰·卫斯理能来到美国,视察美国的具体情况。这时候约翰·卫斯理已届八十一岁的高龄,实在力不从心,不善于行。

  一七八四年九月一日,约翰·卫斯理在布里斯托的戴顿街(Deighon Street)六号,按立了两位传道人为执事,他们是查理·华库(Richard Whatcoat)和多马·瓦西(Thomas Vasey)。次日又提升他们,按立两人为长老,以便差遣他们到美国的循道会服事及主持圣礼。

  另一方面,约翰·卫斯理又按立他多年的密友多马·科克(Thomas Coke)牧师为美洲循道会的监督。一七八四年九月十八日这三位新的牧师,从布里斯托乘帆船出发,并于十一月三日抵达纽约。到了圣诞节,美国循道宗在美国的巴的摩尔(Baltimore),举行了一次年会,将美国循道宗命名为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十二月二十五日,多马·科克按立法兰西斯·亚斯贝立为监督,但是法兰西斯·亚斯贝立坚持要大会投票选出监督。结果大会正式选出多马·科克和法兰西斯·亚斯贝立同为美以美会的监督。

  在美以美会的大会上,多马·科克展示了约翰·卫斯理有关建立循道宗的手谕。约翰·卫斯理结合美国的具体情况,把圣公会沿袭的第三十九条规例删除。三十九条要求教会必须效忠英国皇室。

  在《宗教的条款》上,约翰·卫斯理删除了圣公会原有的条款中的十五条。至此美国的美以美会完全脱离了英国的圣公会。

  一七八五年,约翰·卫斯理也相应地对苏格兰的循道宗做了必要的认识安排。他差遣三位可以信赖的传道人前往苏格兰。他们是约翰·宝森(John Pawson)、约翰·汗丕(John Hannby)和约瑟·戴德生(Joseph Taylor)。这项人事安排突出了循道宗逐渐与圣公会分道扬镳的离心倾向。

第十二章 杰出的文字工作者

  约翰·卫斯理经常从一些贫民中,提拔他们为同工。有的甚至没有受过教育,单凭他们有一颗事奉主的心,及有圣灵所给的恩赐。这一切引起许多当代的宗教人士对他发起攻击。圣诗《万古磐石》的作者陶兰丁(Augustus Toplady)曾批评约翰·卫斯理贬低了牧师的神职地位,把神圣的工作托付给一群最下贱、最无学识的人–如机械工人、粗俗的士兵、底层的庶民。陶兰丁更说这些人夜郎自大,误认自己真正领受了神的话语。

  就这样的,许多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士群起撰写书籍和小册子来攻击他,也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来中伤他。为着抵制这些不友善的书籍、报评,约翰·卫斯理也就撰写许多书籍和小册子来为真道辩护。有些书籍销量很好,必须再版。他几乎不放过任何的机会,一有空就落笔疾书。他著作的书籍和小册子累计起来有二百二十三种,很难想象一个马不停蹄、深入穷乡僻壤讲道的人,竟有空暇和精力来撰写这么多种的书。一般人都以为,约翰·卫斯理的著作范围,只限于宗教问题;实则不然,他著述了《英国史》、《罗马史》,还有一册伦理学。另有一本《疾病简易自然疗法》(An Easy and Natural Methodor Curing Most Diseases),这本书介绍七百二十五种药方,可治二百四十三种疾病,销行甚广。

  约翰·卫斯理学问的渊博,实在令人敬佩。

  他精通多种语文,编纂了西伯来文、希腊文、法文、德文、英文等字典。他又在一七七七年,主编一份属灵刊物,即《亚美尼亚杂志》(The Arminlan Magazine)。此外,他还写了许多评论其他著作家的书籍。他的聪明智慧实在太卓越了。

  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他每一天都抽出时间来,撰写日记。他的日记,记录了一天的活动,和一些当代人的交往情况,或记录一些读书感想。他的日记留下了他一生珍贵的生活动态。这些笔墨,发自他的内心,既真实可靠,又透视了他那情感丰富的内心世界。由于约翰·卫斯理是当代最有名望,最具代表性的人,他介入了当时英国的各个阶层,他的日记真实反映了当时英国的社会状况,确是一部具有参考价值的历史典籍。

  约翰·卫斯理的书籍,主要是教导基督徒如何完美和圣洁。一七四二年,他出版了《循道宗信徒的性格》(The Character of a Methodist);到了一七六五年,约翰·卫斯理写了《基督徒的完美的简易说明》(A Plain Account of Christian Perfection),他在此书进一步解释了关于基督徒完美的属灵意义。约翰·卫斯理说,要在恩典中成长、完美,直到永世。

第十三章 末了的日子

  一七八三年,约翰·卫斯理已经年满八十岁,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载:”我至今已经活了八十岁了,感谢神,我的一生并不辛苦。我不觉得现在比起二十五岁时有更多的病痛。这应该归功于(一)神的能力使我能作他所呼召我作的工作;(二)我每年旅行了四五千英里的路程;(三)在白天或黑夜我都能随心所愿地安眠休息;(四)每日定时起床;(五)我恒久地讲道,特别是在清早的时光;(六)我爽朗坦诚的性情。我天性多愁善感,但因着神的恩典,我再也不需忧愁了。”

  一七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约翰·卫斯理发表了《宣告书》(Deed o Declaration)。把他的领袖权力过渡给一百个宣教师组成的大会。宣告书的制定,说明约翰·卫斯理具有非凡的预见力和管理的才能。这时候英国已有三百五十九间循道会的教堂。一七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主日,约翰·卫斯理在伦敦的新闸监狱(New gate)对着四十七名死囚传福音。当死囚走过来听福音时,脚镣手铐撞击时发出的叮当声令人恐惧,但是他们一坐下来,则是一片寂静。约翰·卫斯理向死囚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七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那天,主的能力明显地作工,大部分死囚的眼泪盈眶。几天之后,二十个死囚立即被行刑,其中五位得享平安离世。约翰·卫斯理这时已经八十二岁,却不遗余力地抢救失丧的灵魂。

  一七八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在他八十六岁生日的那一天,他在日记上写着:”今年我已经到了八十六岁,现在我才知道自己是衰老了。我的视觉已经减弱,我的眼睛看不见很小的字,除非在强烈的光线底下。我的体力也衰残了,我走起路来要比前几年更加缓慢,对于人名、地名的记忆,都衰退了,常常需要停下来思索一番。”一七九○年元旦,他在日记里写着:”我现在真是一个老翁了。眼目昏花,手臂颤抖,嘴唇焦干。我几乎每天都有缠身不去的发烧。但是感谢神,我并没有松懈我的工作,我仍然继续讲道和著作。”同年夏天,他仍然周游各地讲道,最远还到过苏格兰。在苏格兰见过他的人都这样说:”他的精力几乎完全耗尽了,他连赞美诗和圣经都不能朗读了,然而他仍然头脑清楚地讲道和谈话。”他回到故乡厄普卧讲道时,那里是万人空巷,集结了前所未曾见过的人群。当他面向群众问安时,他用的与他同样高龄的使徒约翰的祝颂话语:”孩子们要彼此相爱。”

  他参加了一七九○年八月在布里斯托举行的循道会年会,这是他生前最末了一次参加年会。这时循道会教徒的数目又有显著的增加。在英国有七万多人,美洲有四万三千人,散布世界各地也有五千多人。在那次年会上,有几位宣教师站起来询问约翰·卫斯理,他有什么办法可以使他所创立的循道会长久延续下去。约翰·卫斯理答说:”要注意培植新生的一代。”那一年,当他在英国北方蒂斯河畔的斯托克顿(Stockton Upon Tees)讲完道之后,年已八十七岁的他,移动着缓慢的脚步刚走下讲台,就有一群孩子团团围住他。其中有一个小孩子跪下来,接着一个一个地跪下,于是他也跪下来为他们祷告,屋子外的孩子感受到屋子里的属灵的气氛,也陆续地返回房间跪下。当约翰·卫斯理祷告的时候,圣灵的火燃起,烧遍每一个小孩子的心,这情景是何等地感动人心。

  约翰·卫斯理一生没有亲生的孩子,主却报答他,没有偏待他,赐给他许许多多的、数不清的、属灵的小孩子。约翰·卫斯理一生最后一次的露天布道,是一七九○年十月六日在英国索塞克斯郡(Srsses)的温彻尔希(Winchelsea)教堂的坟场的一棵白杨树底下举行的。他在那天中午讲道,该地做工的人都抽空来听他。他站立在一张大桌子上,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的经文作题目。他大声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许多人听了,大受感动,流下泪来,接受基督作他们个人的救主。

  一七九○年十月,他再也不能记载他的日记了,他确实需要人的照顾,他脆弱到需要有人服侍他。有一位丽结姊妹(Elizabeth Ritchie)几乎半步不离他的身旁。

  一七九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他在城市路的教堂讲道,随后办理一些事务,也接见了弟兄姊妹。二月二十三日早晨四时,他前往伦敦附近的勒色赫(Leatherhead),在一个家庭聚会中讲道,这是他最后讲的一篇道。二月二十四日,他写信给美国的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这封信是他最后的绝笔。威廉·威尔伯福斯正积极参与解放黑奴的斗争。约翰·卫斯理曾经落伍于时代,没有支持美国的独立运动,现在他的视野扩大了,他跟上了时代,并以基督徒的良心,支持了一些正义的作法,他公开主张解放黑奴。他在信中对威廉·威尔伯福斯说:”除非是神的能力将你举起,我实在看不出你怎样能够凭着你个人的力量,去从事这项伟大的事业,去反对这件侮辱英国教会和世界人性的事。假若神是帮助你的,谁能够抗拒你呢?勇敢向前吧!靠着神的名字和他的权能,消灭那阳光之下最丑恶的美国奴隶制度。”

  长期以来,约翰·卫斯理强烈地反对奴隶制度。他写的小册子《奴隶制度的再思》(Thoughts Upon Slavery)于一七七四年早已出版。这本书行销了好几年,唤醒了许多人的良心,使人们重视人权。

  一七九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早晨,约翰·卫斯理探访了几个弟兄姊妹,回到城市路就精疲力尽了。过后,他病卧床上,身体发烧。

  接连几天,享年八十八岁的他挣扎在死亡线边,他一直喁喁细语地对神发出感谢赞美。他以细弱的声音说出:”最美好的是,神与我们同在。””The best of all is, God is with US. “

  一七九一年三月二日,约翰·卫斯理的灵魂被主接到乐园去,去追随他终身忠心事奉的主。三月八日,安葬前一日,他的遗体被移到他住宅隔临的城市路教堂(City Road Chaped),成万的人拥到教堂来;为了减少群众拥挤而引起混乱的危险,他的葬礼在三月九日清晨悄然举行。凡送殡的人无不流泪满面,悲悼他们属灵的父亲告别人间。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从一七三九年起,在五十二年之间,他的脚踪踏遍英国每一个角落,尤其在各城镇、矿区,和新兴工业区。他总共旅行了二万五千哩。在约翰·卫斯理的一生中,他讲道超过四万次;在有些场合,会众超过二万人。他带领的复兴运动,震撼了英伦三岛,使他成为英国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在属灵方面的影响力,绵延数百年,跨越了各大洲,遍及全世界。

辛生道夫

前言

辛生道夫是教会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差传工作者。约翰·吉力斯(John Gillles)在《复兴的历史记载》(Historical Collections of Accounts of Reviva)这样叙述辛生道夫:

“在德国,主的灵浇灌着摩拉维亚弟兄们(Moravians),给他们看到有关耶稣基督信息的亮光,并激励他们要对外传扬福音。在摩拉维亚教会领袖辛生道夫伯爵的带领下,他们除了在德国本土上传福音,还在欧洲各地传福音,甚至前往边远的地区向外邦人传福音–包括美洲的印第安人(Indians)和黑人(Negroes)、南非洲的赫敦特兹人(Hottentots)和格陵兰(Greenland)的爱斯基摩人(Eskimos)等。”

辛生道夫更是以诗歌方式来赞美敬拜神的先驱者;在他一生中,因受圣灵感动,写下了超过二千首很有属灵分量和经历的诗歌。辛生道夫一有机会,就把音乐和诗歌带入聚会中,用于敬拜神、赞美神,并让荣耀归给至高的神。

第一章 一生只为主而活

辛生道夫伯爵(Count Nicholas Ludwig von Zinzendorf)出生没有多久,母亲卡洛蒂·查士甸男爵夫人(Baroness Charlotte Justin)在圣经的内页上这样记录:

“一七00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三黄昏六时,全能的神在德勒斯登(Dresden)–德勒斯登为昔日中欧国家萨克森(Saxony)的首都,今在德国西北部–赐福给我,赐给我首生的儿子辛生道夫。但愿满有怜悯的天父管治这孩子的心思意念,使他无可指摘地走在正路上。但愿邪恶的事无法操纵他,使他的脚步因神的话语而坚定。这样,他将一直具有属天的美德,从今生直到永远。”

辛生道夫生下来六星期,父亲乔治·洛威(George Ludwing)(Nicolaus von Gersdorf)–一位奥地利贵族,曾任萨克森的国务部长–因肺结核而病倒。临终前,他父亲抱起辛生道夫,对他祝福说:

“我亲爱的儿子啊!我祝福你,但你已经比我更加蒙福。因我即将站立在耶稣的宝座前。”

一七00年七月九日,辛生道夫的父亲病逝,当时父亲才三十八岁,却留下孤儿辛生道夫和寡妇卡洛蒂,当时她才只有二十五岁。卡洛蒂遂带着辛生道夫回娘家–也在德勒斯登–居住。

卡洛蒂出身高贵,她的父亲尼可拉斯·格斯杜夫(Nicolaus von Gersdorf)是德国很有名望的世袭贵族。卡洛蒂一直是位敬虔爱主的姐妹,家教很好,在学问上很肯下工夫,她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一七0二年卡洛蒂的父亲尼可拉斯·格斯杜夫逝世;于是已守寡的卡洛蒂与新寡的母亲相依为命,一起搬到母亲拥有的汉勒斯多(Hennersdorf) 城堡居住。

一七0四年十二月,卡洛蒂再婚,嫁给普鲁士(Prussia)的陆军元帅纳士墨(Dubislaw Gneomar von Natzmer);卡洛蒂于是前往柏林,与夫君同住。

辛生道夫的母亲卡洛蒂再嫁时,辛生道夫只有四岁,卡洛蒂就把辛生道夫交给外祖母格斯杜夫男爵夫人照顾。在一起照料他的,还有他的姨妈亨莉德(AuntHenrietta)。

辛生道夫的外祖母格斯杜夫男爵夫人是位很有才德的女子。她被公认为拉丁文和德文的女诗人,同时她又擅长油画,并且是当地闻名的音乐家。她对主也很有追求,常读原文圣经,即读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和希腊文的新约圣经。此外,她又大力支持当代敬虔派(Pietists),常在家中接待敬虔运动(Pietism)的领袖人物施本尔(PhilipJacob Spenev)和法兰克(August HermannFrancke)。在《慕勒小传》里,编者曾题及:慕勒曾阅读法兰克的传记,并从法兰克创办孤儿院的事迹,得到勉励。

施本尔也是辛生道夫父亲生前的挚友。辛生道夫施行婴儿滴礼时,施本尔牧师本人兼任婴儿的教父。辛生道夫四岁时,施本尔到他家探访时,曾按手在辛生道夫头上,祝福他为耶稣基督的国度有所摆上。这次的按手,给辛生道夫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辛生道夫童年时和外祖母、姨妈住于鲁沙地亚高地(Upper Lusatia)–离首都德勒斯登六十哩–的汉勒斯多城堡里。六岁那年,辛生道夫被主感动,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底下是他所作的见证:

“当我与敬爱的外祖母一起居住时,两件事发生,改变了我的一生。一件事是:六岁那年,我的家庭教师埃德林(Herr Christian Ludwig Edeling)在我家里执教鞭三年之后,就辞职离家。他临走时,对我说起救主为我所付上的代价,并说,无论如何,我是属于祂的,而且永远是属于祂。这些话是那样有能力,刺入我的心,使我泪流不止。就在那一刹间,我就下决心,一生只我为的救主而活。祂是爱我,为我舍己。另一件事是:我的姨妈亨莉德很关心我,常对我传福音。我很虚心地倾听她的话,并和她一同来到主的面前,向主说出我实在的光景。我在她面前毫不觉得畏惧,我向她吐露一切的心事,好事、坏事,我都毫不隐瞒地告诉她。我向她这样敞开地、坦率地交通,使我得益不少,令我永远无法忘怀。这种在思想上和感受上的沟通,推动我多年后建立一些聚会点,去开导信徒和启发信徒。”

第二章 年幼时加倍亲近主

一七0六年,瑞典在查理士十二世(Charles XⅡ)的统治下,挥军攻入德国萨克森(Saxony)地区。当时有一小队瑞典军人到汉勒斯多城堡搜掠补给品时,推开一扇门户,进入一间房间时,蓦然看到年仅六岁的辛生道夫正在虔诚地灵修祷告。士兵们本来来势汹汹,但看到一个小孩子祷告时的诚恳、真挚,深受感动,结果士兵们默然离去。

辛生道夫八岁时就勤读历史和各种语文,以准备来日有足够的学识来管理他的采邑。在他外祖母的督责下,辛生道夫很自律;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这样律己为人实在是罕见的。

辛生道夫九岁那年便盼望与基督有活的联结。他还常常写信给主耶稣呢!他常对孩子们传福音;当他找不到对象时,甚至对着椅子传讲耶稣。他喜欢谈到救主;也喜欢听到关于主的事。他这样说:

“就我记忆所及,我的心从未爱慕过在主以外的其他事物。我何等喜乐地认识到这位救主,并且真实地经历了祂。当我年幼住在汉勒斯多城堡时,我一直学习以全心全意来爱祂、追随祂。虽然时至今日,我认识主已经有些年日了,但我仍一直不断地以小孩子的样式,来和祂交通。有时我和主亲密的交通长达一小时之久,就好像跟一个朋友那样亲密地、无间隔地交谈。即使我从房间出来时,我也经常迷失于主的爱和交通里。哦!主的爱是这样的满溢我的心灵,甚至我自己不知道身在何处。我小孩子时对主的经历这种刻骨铭心的感受,实在是一件喜乐的事,自此以后,我所有的希望和意愿,都向着祂而去。祂是我灵魂的爱人,祂为我赎罪,我要为祂而活。虽然我当时只是小孩子,但我已经开始爱主,主也满足了我的意愿。我多次听见祂在我心中说话,我信心的眼睛也多次看见祂。”

辛生道夫在十岁的时候,向主立下誓约,并亲笔签名在上面。誓约上写着:”亲爱的救主,你是属于我;我也属于你。” 辛生道夫日后回忆起这件事这样说:”当我十岁的时候,我就迫切地追求主,并立下誓约,决定一生要作耶稣基督忠诚的奴仆。”

辛生道夫有一次在瑞士的日内瓦(Genev)谈到他小孩子时的属灵经历:

“小孩子们,我要说一下我小时的光景,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效法我。当年我一听见创造我的主竟然降世成为人,就深受感动。我这样想,即或有一天无人再爱主、敬主,我仍要紧紧地倚靠祂,为祂活,为祂死。我多次在房间单独与主交谈、交通。事实上,感谢主,当祂为人的时候,就已经永远顾念我了。但是我小时候并不完全领会祂为人所经历的苦难是何等深重全备,配得万众的颂扬;而那时我的卑鄙和无能虽然已是至为明显,但我对自己的败坏都认识不够。我曾尝试靠自己的行为去得着救恩;直至那大日子来到,我终于蒙恩得救。在那大日子,创造的主竟为我受苦舍命,这件事打动了我的心,我因而流泪不已,加倍地亲近祂,与祂联结。当我一人独处时,我便不断与祂交通。时至今日,我和恩主的亲密交通已有五十年之久,这样的交通一天比一天更加宽广、更加深入,充满了甘甜和喜乐。”

在了解辛生道夫的人中,没有人比得上他属灵事工的继承人史宾真堡(AugustusGottlieb Spangenberg)。

史宾真堡说:辛生道夫在小孩子时,已经竖立了基督徒生活的三大准则。这三项准则在他童年时植根在他里面,并且不断增强,一直支配着他的一生,直到他离世为止。这三大准则是:

一、对主耶稣的苦难和美德有至深的感受。
二、主既为他舍命,他坚定不移地把全人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他。
三、即彻底地奉献自己,他视主为至亲的朋友。他与恩主之间,一直维持着坦率的、敞开的、不间断的交通。

史宾真堡又补充说,辛生道夫小时候在汉勒斯多城堡所学习的属灵功课,后来开花结果。

史宾真堡回顾辛生道夫的一生,说辛生道夫身为伯爵,但和一般人交谈时,总是那么坦率、敞开、诚恳、真挚,并因此赢得了不少的灵魂。

第三章 到哈勒受教育

一七一0年八月,辛生道夫被送到哈勒(Halle)的预科学校(Padagogium)受教育。哈勒位于德国东部城市来比锡(Leipzig)西北三十哩,是敬虔派的中心地。敬虔派的领袖法兰克正是预科学校的校长;法兰克又兼任哈勒大学的希腊文与东方语言的教授。

辛生道夫的母亲卡洛蒂在告别校长法兰克时所说的话,使法兰克对辛生道夫有了先入为主的偏见。卡洛蒂形容她儿子辛生道夫才华出众,但必须被人严加管教,否则他会骄傲、自以为是。

辛生道夫的母亲这一番话使法兰克对辛生道夫的品格一直不信任。这种偏见在三年后,才真正消除。在三年期间,辛生道夫一遇到麻烦和困难,身为校长的法兰克,非但没有体谅和关怀他,还事事针对他。

辛生道夫的监护人纳丝默夫人(LadyCharlotte Justine Natzmer)特为辛生道夫找来一位陪读导师荷曼(ChristianHomann)。

一七一二年秋天,辛生道夫的导师荷曼突然辞职;到了一七一三年,法兰克再为辛生道夫物色到一位新导师克里森纽斯(Daniel Crisenius)。这时候法兰克对辛生道夫的印象和评价可说是最差劲的。在法兰克与康士丁男爵(Baron Carl von Canstein)的通信中,可读到法兰克这样写道:”我曾慎重地考虑要把辛生道夫送回家去,因为我发觉很棘手,很难办,特别是他不肯顺服,他又说谎、虚伪、贪爱虚荣、惹事生非。”

使辛生道夫加倍烦恼的,是很难与新来的陪读导师克里森纽斯相处,这个导师甚至不惜巧施奸计来陷害辛生道夫。

法兰克办孤儿院,完全凭着信心,从不向外募捐;他所开办的预科学校,大部分是贫苦的孤儿,一般都不用缴费。辛生道夫虽是孤儿,符合入学条件,但是他的身份却是贵族,长大后他将继承庞大的家业,同时他又有陪读的导师照料一切。学校为了使他谦卑下来,一开始就把他安排在比他程度更低的班级,并要他作卑贱的工作。辛生道夫每每因着微不足道的过失,受到惩罚。除了体罚之外,教师还当众羞辱他,在他头上挂上假驴耳,罚他这样站在全班同学的面前。

辛生道夫尽管受到种种的羞辱,但在学业上仍有进步,他的许多门学科,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的希腊文进步得最快;他还能用希腊文读新约圣经和希腊古典文学;同时他又以流利的希腊语讲话。他的拉丁文和法文也进步神速,几乎要追上他所熟谙的母语德文。这时候,他已展现了他诗人的天赋和才华,可说出口成诗。他的灵感如泛滥的泉水,一落笔就成为感人的诗歌。从那时起,作诗的恩赐一生从未离开他。

第四章 成立芥菜种团契

辛生道夫在预科学校最丰硕的收获,就是成立了芥菜种团契(The order of the Grain of the Mustard Seed)。《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这样写着:”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当时辛生道夫在学校中一直不断地找人,交通关于在信仰上的经历,卒之给他找到了五个小孩子,可以彼此之间分享从主所领受的;他们并开始聚集在一起祷告。辛生道夫给这个团契命名为芥菜种团契,并亲任这团契的领袖 (Grand Master)。

芥菜种团契强调团员要向人作见证,在人前承认主耶稣是主;在言语上和行为上活出基督徒的榜样。忠心地遵照主的教训,彼此相爱,远避赌博、跳舞等属世的事。还有,团契要求团员要破除宗派的界限和隔阂,援助那些因信仰受逼迫的,并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直到地极。团契的章程第一则列明,团员要爱整个人类大家庭–不分肤色和种族。

芥菜种团契的成立显示,神已经隐约地把基督徒的合一伟大启示和亮光放在他里面了。辛生道夫这样说:”我越来越觉得基督徒需要与主有交通,但若没有因此进一步与其他基督徒有更广泛的、更敞开的交通,那就失去基督徒这伟大称号的意义了。”

每个团员都戴上一枚戒指,上面刻着希腊文:”没有人该为自己活”。芥菜种团契的标记雕刻在金制的徽章上。徽章的一面刻有”基督的鞭伤”;另一面刻有”我们得医治”。出处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五节:”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身为芥菜种团契的领袖,辛生道夫胸前挂着一个金的十字架,十字架的中间刻有一棵芥菜树。

芥菜种团契从胚胎时期,逐渐扩展;由于依靠通信,分成细胞小组在各处祷告,对外界非常低调,可说是非常隐秘的。

直至一七三七年,有一位驻守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普鲁士外交官蓝斯威格尔(Abraham von Rumswinkel)逝世,在他的遗物中有芥菜种团契的戒指和章程,芥菜种团契的存在才对外曝光。

从各方面搜集到的历史资料,发现原先只有六个小孩子发起的芥菜种团契,竟发展成一个国际性的、有广泛影响力的组织。许多国际上的显要人物,都是团契的成员,包括:奥格托普将军(Generaloglethorpe)–美国乔治亚洲(Geogia)的洲长、威尔逊主教(Thomas Wilson.Bishop of Sodor and Man)、英国圣公会的埃特布里的大主教朴特(John Potter.Archbishopof Canterbury)、法国天王教的巴黎枢机主教诺埃勒斯(LouisAntoinedNoailles, Cardinal of Paris)、苏格兰的国务部长厄斯金(James Erskine,Secretaryof State for Scotland)、丹麦国王克里斯谦六世(King Christian Ⅵof Denmark)。是的,芥菜种确是百种里最小的,但在神的祝福下,一长大起来,成为一棵覆盖全球的大树了。在差传事工上,芥菜种团契有着地球村和全球性的思维。

当辛生道夫离开预科学校时,校长法兰克对他的看法已是焕然一新,预见这个小孩子有朝一日会成为神大用的器皿。法兰克对即将迈入大学门槛的辛生道夫这样评述:”这位少年人有朝一日会在世界上光芒夺目。”

第五章 在威腾堡大学深造

辛生道夫离开预科学校时,很乐意就地在哈勒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读神学;而他的外祖母和母亲皆是敬虔派,也鼓励他在敬虔派的摇篮地哈勒大学的熏陶下继续深造,以便将来可以有效率及有学识管理自己将继承的封地。但是母亲这一边的亲戚的意愿终于落空;辛生道夫的法定继承人,即他的伯父奥都·克里斯谦·辛生道夫(Otto Christian Zinzendorf),坚持辛生道夫要到威腾堡大学(University of Wittenberg)攻读法律。

辛生道夫的伯父,地位显赫,是萨克森王国的陆军元帅,由于膝下犹虚,视辛生道夫如同自己亲生的儿子。他的伯父是一位正统的路德会信徒;对敬虔派很反感,他希望辛生道夫换一个学习环境,到路德宗的大本营威腾堡大学就读。辛生道夫觉得神既然在身上有另外的安排,就甘心顺服,于一七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入读威腾堡大学。

辛生道夫到威腾堡大学时,学校上下正为翌年筹备庆祝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威腾堡教堂大门张贴九十五条反对赎罪券的声明的二百周年纪念。宗教改革是马丁路德发起的,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马丁路德在威腾堡张贴九十五条罪状;从此,威腾堡一直被视为宗教改革的发源地。

辛生道夫在大学注册后,仍有意改读神学,但他的伯父不同意,坚持他要主修法律。

辛生道夫写下他当时的感受:

“我仍继续不断地思念基督的十字架。我谈话的中心题目总是环绕着十字架;既然十字架的信息是我所喜爱的,我知道我若有一天能担任一位福音的使者,我将是何等的喜乐。所以,一切与十字架无关的事物我总是淡然、冷漠。我虽然在威腾堡大学读法律,但是在假期中我仍花时间读属灵的书籍,我总是抓住机会装备自己。”

当辛生道夫刚到威腾堡大学的时候,在哈勒的敬虔派不满他跑到路德宗的中心地;而威腾堡的路德宗则对来自敬虔派摇篮地哈勒的辛生道夫有所怀疑。经过他在威腾堡生活了一段日子,他和路德宗的人接触较多,他发现敬虔派和路德宗的立足点其实一致,而这立足点也是所有基督教各宗派所共同享有的。这立足点就是:所有的宗派都接受主耶稣为他们唯一的救主。辛生道夫从此有一个负担,为基督教的合一运动而努力。

在威腾堡大学期间,辛生道夫尝试为哈勒大学的敬虔派和威腾堡大学的路德宗的合一而努力。

辛生道夫这项合一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哈勒大学教授法兰克和威腾堡大学教授温士多夫(Gottlieb Wernsdorf)愿意接受他–当时才十八岁–为和睦、合一所作的努力。不过,这时候他的母亲卡洛蒂介入,不赞成他肩负这项繁重的、艰巨的合一使命,他为合一而作的努力于是无疾而终。

辛生道夫在大学的表现,使许多爱主的基督徒不知道把他归到哪一派才好,何况他又醉心于推动超宗派的合一运动。辛生道夫回忆说:”其实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归入哪一个宗派,我实在厌烦这么多的宗派区别。在我里面,除了基督之外,没有别的事物。”

约翰·阿伯提尼(John Albertini)弟兄曾这样剖析辛生道夫一生中深藏于其内心的秘密:

“基督的爱在这个小孩子的心中如火焚烧;这强烈的爱在他中年时不断地激励着他;同样的爱推动着他去从事每一项事工。”

第六章 周游欧洲各地

当时在德国的大学受教育,必须游历欧洲各地,来增广见识,作为教育的最后一个阶段,一般称之为教育旅行(The Grand Tour)、德文称Wandejahr。

一七一五年五月中旬,辛生道夫前往德国东部的城市来比锡(Leipzig),在那里会合他的堂兄弗德立克(Frederick ChristianZinzendorf);兄弟两人从来比锡前往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离开法兰克福后,他们观览莱茵河(River Rhine)两岸的景色。尽管莱茵河畔尽是峭壁、葡萄园和城堡,从世人眼光看来,美不胜收;但是辛生道夫意不在此,对于世上的景色,他毫无兴趣,他的心已经被主的爱所摸着。

当他到德国城市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的美术展览馆(Art Gallery)参观时,多明尼可·法迪(Domenico Feti)的名画《荆棘的冠冕》(Ecce homo)一幅描绘主耶稣受难的油画吸引了他。画的下面用拉丁文写着:”为你我舍去一切;但是;你为我舍去几多?”他的心深受感动,他觉得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向主祷告,求主让他更多地交通于他的苦难。从此,基督舍命的大爱,完全征服了他。他虽然把一切都献给主;但是他却觉得,他仍不能补满恩主对他的大爱。

一七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辛生道夫满十九岁的生日,他到达荷兰的乌德列支 (Utrecht ) 。在乌德列支大学,他接触到不少加尔文主义者(Calvinists)。曾在哈勒和爱腾堡受到敬虔派和路德宗熏陶的辛生道夫,乍听到加尔文派的神学论点,难免显得鲁莽和冲动;但是主给他学习谦虚,给他的度量宽广,能聆听不同论点的人的谈话。他认识到互相尊重对方的意见,不强迫对方接受一些 不涉及基本真理的看法,正是基督教合一运动所应注意的。

一七一九年九月底,辛生道夫来到法国首都巴黎,这时他的度量更加宽广,心胸更加扩充。在巴黎,辛生道夫认识了天主教的巴黎大主教诺埃勒斯–后来也成为芥菜种团契的团员。

辛生道夫虽然与诺埃勒斯大主教在信仰上出现分歧,却同意基督是基督信仰中心,是独一无二的救赎主。辛生道夫更用拉丁文写了一篇长达二十一页的短文给巴黎大主教。文上写着:

“当神来审判罪人时,除了主耶稣的义,其他一切都不能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我们唯有信靠主耶稣的宝血;我们蒙恩得救;不是靠着教皇或任何其他人,乃是惟独在于基督的功劳。”

一七二0年春天,辛生道夫途经瑞士回到德国。同年十一月,他在卡斯第尔(Castell)的封地,他的姑妈卡斯第尔伯爵夫人家里客。他原先只想在卡斯第尔住一星期,想不到他竟病倒,发高烧,几乎丧命。他一生寻求主,只切慕快被主接去,绝没有想到,去求主延长他的性命;不过,主保留了他的性命,以便日后在教会的恢复中使用了他。一七二一年初,当他病愈之后,他写着:”我没有想到会看见新的一年的来临,创造我的主又给了我无尽的恩惠,我实在感恩不尽。他救我脱离败坏天性的辖制,不然我会成为败坏天性的奴仆。我恨恶从前的懒散生活,以致我度过了许多虚妄的日子。我恳求主耶稣让我活出他的形像和样式。”

在卡斯第尔的两个多月,辛生道夫爱上了堂妹丝欧朵拉(Theodora Caste)。辛生道夫征求了姑妈伯爵夫人的同意后,就直接向堂妹求婚,并得着堂妹的接纳。但是辛生道夫的婚事,最后仍须得外祖母格斯杜夫男爵夫人的同意,辛生道夫于是在一七二一年一月底,赶回汉勒斯多城堡。当辛生道夫向外祖母咨询这桩婚事时,他的外祖母指出他和堂妹是近亲,似乎不太妥当。辛生道夫离开汉勒斯多城堡后,想再回到卡斯第尔找堂妹的时候,途中遇到埃尔斯特河(Elster River)的河水暴涨,泛滥成灾,辛生道夫幸免于难。辛生道夫从死里逃生之后,把这项意外写信告诉他的朋友亨利·丢路斯伯爵(CountHenry von Reuss);亨利·丢路斯伯爵立刻邀请辛生道夫到伊伯斯多夫(Ebersdorf)伯爵家里住几天。亨利·丢路斯和辛生道夫既是密友,见面后也就无所不谈,亨利甚至向辛生道夫吐露他正恋慕一位淑女,有意娶她为妻。亨利·丢路斯并向辛生道夫说出,他属意的女孩子,即辛生道夫的堂妹丝欧朵拉。

这项消息对辛生道夫来说,实在太震惊了,他马上就有一个反应,就是在婚事上必须好好寻求神的旨意,在神旨意之外的任何决定,都会严重得罪神。在明白了神的旨意之后,辛生道夫鼓起勇气,向好友亨利·丢路斯承认与堂妹丝欧朵拉有过口头上的婚约;不过,他愿意让出堂妹,并会为亨利·丢路斯玉成这项婚事。

辛生道夫虽然无意作第三者;亨利·丢路斯却不愿夺人之美,认为辛生道夫的牺牲太大了。

辛生道夫再三坚持要促成这桩婚事,并亲自陪伴亨利·丢路斯到卡斯第尔。整件事终于顺利解决,一七二一年三月九日,亨利·丢路斯正式与丝欧朵拉定婚。在定婚的仪式中,辛生道夫还作了感人的祷告。

过了几年,辛生道夫曾写信给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忆述这件事:

“当时我决定向堂妹求婚的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愿。从这次痛苦的教训中,我对付了我的己生命,现在我已经从我的己生命释放出来,得着自由。我觉得什么时候我若任凭自己,活在自己的意愿和倾向里面,我就宛如活在地狱里一样。”

第七章 迁居伯色杜夫

一七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辛生道夫回到了家乡汉勒斯多城堡。这时候法兰克有意邀请他到哈勒,在孤儿院服事,但辛生道夫没有答允。

一七二一年十月,辛生道夫回到故乡德勒斯登,在萨克森国王(King of Saxony)的奥古斯丁法庭(Court of Angustus the Strong)担任御用大律师(King’s Councillicr)。他的真正目的是事奉神,传扬福音给未信者,并在基督里和所有蒙恩得救者–不分宗派–有交通。每逢主日,从下午三时直至七时,他把在德勒斯登的家打开,让不同阶层的人–贵族或庶民–都来参加聚会。会众一同唱诗、祷告、读圣经、分享从主所领受的。辛生道夫叙述当时的情形:

“我虽然在世界里有很高的职位,但这些一点也没有摸着我的心。我深知我在世上不过是客旅,我要向着荣耀的标竿直奔。”

在这时期,辛生道夫写了一首诗《耶稣仍引领》(Jesus.Still Lead on),共有四节。

道声出版社出版的《颂主圣诗》,把这首圣诗编为第四百三十六首。目前这首圣诗已被译成九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吟唱。

一 耶稣仍引领,直到平安境,虽然道路, 险阻难行,
必定跟随, 镇静不惊;敬求主伸手,引我到父境。
二 倘若路难行,倘若敌人近,莫让疑惑, 忧虑胜我;
莫让信心, 指望离我;仇敌虽多遇,我必往家去。
三 若有大苦愁,只望主来救;每日遇着 各样诱惑;
求主教我 忍耐胜过;美岸显我看,直到平安境。
四 耶稣仍引领,直到平安境;天上首领, 恳求引导,
仍旧扶持, 安慰怀抱;等我能站立,在我父家里。

在一七二一年,辛生道夫还作了一首诗《哦,你的目光遍处搜寻》(O Thou,to Whote All-searching Sight)。广学会出版的《普天颂赞》将之编在第九十九首,名之为《圣名洞鉴歌》。辛生道夫的原作是十一节,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将其中六节译为英文。

一 哦!你搜寻遍处目光,黑暗宛如白昼发亮,
搜寻我心,爱你之诚, 拆掉捆绑,释放我灵。

二 洗去罪染,穿上新造,十架治死,其他爱好,
奉献给主,无别思念,但愿圣洁,如主完全。

三 当我迷途 旷野之时,主为火柱 照明路程。
神若相亲,不畏伤害;更不惧怕邪恶、敌人。

四 滔天洪水 漫溢我魂;苦难波涛 席卷我心。
恳求耶稣 时常帮助,使我抬头,使我振兴。

五 无论何处 见主踪迹,我必追随 不馁、不倦。
但愿主手 依旧扶持,领我到达我主圣山。

六 即或道路 荆棘、坎坷,救主赐我相应力量,
直到忧苦,奔波止息,永享宁静,平安、喜爱。

一七二二年四月,辛生道夫向他外祖母买下一座靠近鲁沙地亚高地的古老的庄园伯色杜夫(Bertheldorf),庄园里有一座四百年历史的古老教堂–始自一三四六年。辛生道夫请来了罗泽(John Andrew Rothe)任该教堂的牧师。同年九月七日,辛生道夫和伊曼女伯爵(Countess Erdmuth Dorothea von Reuss)结婚。伊曼是亨利·丢路斯伯爵的妹妹。辛生道夫上次在他们家里作客,即在那时他获悉亨利·丢路斯钟情丝欧朵拉,也就在那期间他认识了伊曼。在辛生道夫新婚之夜,夫妇下定决心,放弃两人的贵族身份,矢志要领多人归向基督,并忠心事奉主。

辛生道夫写信给他外祖母,述及他的婚事:

“婚后难免有困难,因为她嫁给我这个清贫的人,我想她只好过一个舍己的生活。她要像我一样,弃绝对地位和财富的憧憬,因为那些并非属灵的事物,只是人类虚荣的产品。她若想要帮助我,就必须投身于我人生的唯一目标–就是为基督赚得灵魂,并为此被人轻看和辱骂。”

第八章 安置摩拉维亚弟兄们

在辛生道夫出生前三百多年,由于英王理查二世(Richard)于一三八一年娶了东欧国家波希米亚(Bohemia)的安妮公主(Princess Anne)为皇后,两国的文化交流更趋密切,特别是在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和布拉格(University of Prague)大学之间。

当时牛津大学著名的学者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所翻译的英文圣经,使众多的基督徒能直接读到神的话语。约翰·威克里夫强调:福音是神给人的白白的恩典;他更抨击天主教的腐败和黑暗。随后,约翰·威克里夫揭发天主教黑暗内幕的文章被翻成波希米亚文;安妮公主本人更把英国的福音小册子带回祖国。安妮公主在英国逝世后,那些侍候她的波希米亚臣仆们陆续回到波希米亚,他们随身带回许多约翰·威克里夫宝贵的遗作。

布拉格大学的神学博士约翰·胡斯(John Huss),亦是波希米亚的苏菲亚皇后 (Queen Sophia)的忏悔神父,迅即将约翰·威克里夫的作品译成波希米亚文。

约翰·胡斯与约翰·威克里夫的看法一样:坚持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要人全心倚靠神。一四一五年,约翰·胡斯受到天主教的迫害,诬告他追随约翰·威克里夫的邪说,结果胡斯被当众火焚,殉道而死。

约翰·胡斯的死掀起了动乱,在波希米亚,和邻邦摩拉维亚(Moravia),都有人揭竿而起,与罗马教皇对抗。

后来许多受到约翰·胡斯影响的人,正式宣布脱离罗马教,在波希米亚东部的康瓦特(Kunwald)村庄,成立了合一弟兄会(The United Brethren),拉丁文是Unitas Fraturn ,捷克文是Jednota Bratrska。这就是摩拉维亚弟兄会的起源。

到了一五一七年马丁路德会开始宗教改革时,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合一弟兄会,已有信徒二十万人,而在波兰则有一万人。一五二二年合一弟兄会派出代表到德国,与马丁路德有交通。

一百年后,一六二一年,由于天主教在波希米亚得势,大批合一弟兄会的信徒逃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到波兰栖身;有一部分弟兄逃亡到奥地利。其中一位属灵领袖约翰·甘美纽斯(Jonh Amos Comenius)把最后一批难民,带到波兰的利沙(Lissa);甘美纽斯临死前,劝勉弟兄们若受到邀请,可以移居外地,并说神必定保留”隐藏的种子”。

当德国的敬虔派兴起了之后,这些被奥地利的天主教所迫害的合一弟兄会的信徒受到鼓励,纷纷由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移民到德国境内。在德国更正教的势力范围内,合一弟兄会的信徒可以不受拘束地敬拜神,并对不信者传扬福音。

在摩拉维亚,有一位木匠克里斯谦·大卫(Christian David),原来信奉天主教,后来加入了合一弟兄会;他曾于一七二二年五月,在德勒斯登,经罗泽牧师(John Andrew Rothe)介绍,认识了辛生道夫。克里斯谦·大卫向辛生道夫说出,仍有许多摩拉维亚弟兄,想在德国找到栖身之所,来逃避天主教的迫害。辛生道夫听了,非常同情弟兄们的遭遇,说他愿意借出庄园给他们使用。但是克里斯谦行动迅速,立即回到摩拉维亚,通知弟兄们好消息,即他们可以移居到辛生道夫的采地。一七二二年六月十七日,克里斯谦在哈伯(Hutberg)小山上砍下第一棵树,建立了守望村(Herrnhut)。一七二二年十二月辛生道夫伉俪在守望村,欢迎来自摩拉维亚的弟兄们,与弟兄们跪下来祷告,一起感谢赞美神,并诚心为那地方祝福。辛生道夫述及这件事,说他之所以接待他们,是因为他十五岁时,和几个小孩子,创立了芥菜种团契;他当时把自己一生奉献给神,并与神立约,要将福音传扬到世界各地。

一七二三年八月,辛生道夫根据芥菜种团契的精神和信念,在守望村和另外三位弟兄,缔结了四弟兄协约(Convenantof the Four Brethren)。除了辛生道夫之外,其他三位是弗德立克·瓦特威尔(Frederick Watteville)、罗泽牧师(John Andrew To the)、斯契夫(Melchior Sehaeffer)。弗德立克·瓦特威尔是位瑞士贵族,是辛生道夫在哈勒的同学,弗德立克·瓦特威尔常常解囊支持神的事工;罗泽是伯色杜夫采邑的教堂的牧师;斯契夫是一位敬虔派的牧师,前文所说的克里斯谦·大卫就是斯契夫带领得救的。

四位弟兄决意在主面前过圣洁的生活,带领教会进入更深的灵命,以便带进教会的大复兴;四人决意以简单的、真挚的、满有信心的态度向不信者传福音,并渴望在传福音时显明圣灵的能力;四人决心抓住每个机会为主作见证;要到欧洲各国播撒生命的种子,并与所结交的各阶层人士建立通信关系,与同心者铺设通信网络;四人还决意在经济上支持来自摩拉维亚的弟兄们。

到了一七二七年初,守望村经过了五年的迅速膨胀和扩展,人数达到三百多人,并开始出现了许多难题。初期的移民,大多数是逃避奥地利天主教的迫害的合一弟兄会信徒;后来加入了德国本地的敬虔派信徒,后来又有慕名而来的路德宗(Lutherans)、加尔文派(Calvinists)、浸信会信徒等。他们彼此之间,因真理的看法不同,互相攻击,不停争论。有些灵性较深的信徒对守望村出现的分门别类感到痛心,向主大声哭泣,求主解开这些来自恶者的捆绑。

在这绝望的时刻,神大大地使用了辛生道夫。一七二七年五月十二日–这一天是摩拉维亚教会的里程碑–辛生道夫召集了三百个守望村的弟兄姐妹,向他们讲了足足三小时。辛生道夫陈述了教会分裂的害处和邪恶;并与众人缔结了两份神圣的协约。一份协约要他们承担应有的责任,在庄园里不得违法乱纪,这协约是为《庄园约束令》(Manorial Injunctions and Prohibitions);另一份协约是《以使徒的准则,来规范来自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等地弟兄们言行的协议》。

在守望村的弟兄们,同心合意地接受了这两项协约。弟兄们都为已往那种属血气的争论而感到羞愧,渴望作一个灵里贫穷的人,凡事接受圣灵的引导。每一个人亲手作工,不使别人受累,反倒供给那缺乏的人。辛生道夫这样说:”主不断在弟兄们心中作工,他所作的太多,无法以言语来表达,整个地方显出神的荣耀。”

一七二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四日,辛生道夫到邻邦西里西亚(Silesia)–即今日波兰的西里西平原–的季涛(Zittau),在季涛市立图书馆,发现了一本拉丁文写的古老的合一弟兄会的章程(Ratio Discipinae)。序言是由他们的属灵领袖约翰·甘美纽斯于一六六0年执笔写的。回到德国后,辛生道夫把整份拉丁文章翻译成德文,让守望村的弟兄们传阅。弟兄们读了都惊讶不已,因为章程的内容和两个多月前他们在守望村所缔结的协约几乎一样,没有多大分别,充分说明圣灵的带领是极其奇妙的。

辛生道夫和守望村的弟兄们又读到约翰·甘美纽斯在一六五0年在波兰利沙写的《临危母亲的见证》(The Bequest of the Dying Mother,the Unity of the Brethren)。在甘美纽斯的遗作中,他特别强调:合一的教会就是神的儿女们的母亲。所谓的母亲临危,就是教会处于分裂的光景中。在书中,他又劝勉摩拉维亚弟兄们,如果不能在原地聚会,完全可以接受其他福音派会的邀请,移居他地,但不要搞分裂,而是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神必能保守一些隐藏的种子,以后这些种子还会发芽成长,结出果子。

辛生道夫终于知道,住在守望村的,正是这些隐藏的种子,他们将会发芽成长。这些隐藏的生命种子;从摩拉维亚应邀移居守望村,正应验约翰·甘美纽斯的预言。辛生道夫查核这些投靠守望村的摩拉维亚信徒的历史背景,证实他们是古老的波希米亚合一弟兄会信徒的后人。他读到约翰·甘美纽斯因教会见证被破坏而流露的悲痛深受感动。他决心要尽自己一切的力量,来保护这些隐藏的生命种子。

第九章 合一后圣灵大浇灌

复兴的高潮,发生在一七二七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三,那一天被视为摩拉维亚教会的五旬节,因圣灵浇灌在会众中。

那一天,罗泽牧师先在守望村传讲信息,然后与会众一起步行一里路,到伯色杜夫教堂参加聚会。一路上凡是有间隔的弟兄姐妹,都互相认罪,求主赦免。等到在教堂唱诗的时候,人们很难分辨,什么是唱诗的声音,什么是哀哭的声音。

辛生道夫带头跪下,会众也随着跪下,大家恳切祷告,并以忧伤痛悔的灵认罪。

来自汉勒斯多城堡的苏斯牧师(Pastor John Suss)站起来说:要祈求主拯救我们脱离分裂、宗派思想和分门别类的罪;要祈求主的大能保守我们,叫我们专一地倚靠宝血和十字架–我们救赎的根据,千万不要倚靠我们个人的行为和功德。

当大家恳切祷告的时候,突然间圣灵的的确确从天倾倒下来。究竟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一个人能用人的话语说得清楚,当会众离开教堂时,他们分不清身在何处;是在地上,抑或是在天家?辛生道夫说,在那一刹间临到众人的,使所有在场的信徒都感觉到基督与每一个人紧密地靠在一起。

圣灵浇灌的时刻,八月十三日早晨十时,守望村的两位负责弟兄–克里斯谦·大卫(Christian Devid)和梅尔乔奥·聂克文(MeIchior Nitschmann)–正在六十哩外的撒伯拉(Sablat)的同一间孤儿院,突然里面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催促他们要跪下祷告,他们两人也就顺从里面的催促而跪下祷告。当这两位弟兄回到守望村的时候,一查问究竟八月十三日在守望村发生什么事,才知道那天弟兄姐妹合而为一,才知道那天守望村成为基督的会幕,弟兄姐妹被圣灵同浸在爱里,才知道那一天神行了大事,圣灵浇灌在会众之中。

辛生道夫和大家一致认同,那一天是摩拉维亚弟兄们的五旬节。

第十章  推动宣教事工

同一天–八月十三日,弟兄们从伯色杜夫教堂回到守望村之后,弟兄姐妹们分成七个小组,仍继续分享那天上午所蒙的祝福和所得着的恩膏。从前他们为着教义的分歧,争辩得脸红耳赤,现在他们藉着宝血的洁净,合一在基督的爱里。

一七二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二十四位弟兄和二十四位姐妹立下志愿,要开始从午夜至午夜的每小时的不止歇的祷告,称为每小时代祷(The Hourly Intercession)他们为着教会的蒙神祝福,为着教会的见证而祷告。在辛生道夫的鼓励下,志愿参加祷告的信徒不久又增加到七十七位。整整一百年,摩拉维亚弟兄们都保留着这个每小时有人在祷告的祷告聚会。祷告的弟兄姐妹一星期有一次聚集在一起,阅读来自世界各处工场的弟兄姐妹的信件。这项二十四小时的轮班祷告聚会后来打破了空间的限制,不再局限于守望村。在德国本土,在世界其他地方,在陆地上,在海洋上,都有弟兄们守望着,向主献上馨香的祭。

从八月十三日圣灵浇灌那天起,辛生道夫认识到,隐藏的种子不是指着某一个宗派而言的,隐藏的种子所发挥的生命力,是跨越宗派的界限的。古代的合一弟兄会是跨越国界、跨越种族的;如今更新的摩拉维亚弟兄会在辛生道夫的带领下,也就有了差传的异象,决意到世界各处去传播福音。

辛生道夫没有忘记,当他只有十五岁时,和弗德立克·瓦特威尔(Frederick Wattevie)等同学创办芥菜种团契所立的契约,即要到世界各地作差传工作,传福音给外邦人。一七二八年二月十日,在聚会中,辛生道夫讲到土耳其、西印度群岛、北欧各国、非洲的埃塞俄比亚(Ethiopia)、美洲的格陆兰(Greenland)等地方。当他谈到丹麦属下的格陵兰,辛生道夫说,在人看来是不可能进入的;但是他相信,主会赐给弟兄们恩典和能力,使弟兄们得以在这些地方展开差传工作。那一天的聚会,大家看到了差传的异象。

一七三一年四月三十一日,辛生道夫应邀参加丹麦皇帝克里斯谦六世的加冕盛典。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Copenhagen)期间,辛生道夫结识了一位黑奴安东尼·乌尔里奇(Anthony Uirich)。安东尼·乌尔里奇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圣多马岛(St Thomas);安东尼·乌尔里奇对辛生道夫说,他多么盼望有人到圣多岛去挽救失丧的灵魂;他说,许多黑奴渴望有人向他们传扬福音。七月二十三日,当辛生道夫在守望村述说安东尼·乌尔里奇的故事时,立刻有两位弟兄献身,回应呼召,决意到圣多马岛作差传工作。这两位弟兄,一位是陶匠杜巴(Leonard Dober),一位是木匠大卫·聂克文(DavidNitschmann)。他们两人屡经跋涉,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到达圣多马岛。这样,摩拉维亚弟兄们全球性的差传事工,正式开始。

一位从事更正教宣教工作研究的、很有权威的历史学家华况克博士(Dr.Gustav Warneck)曾这样说:”直至一七六0年,摩拉维亚弟兄们在外邦人中所作的差传工作,超过更正教各宗派所有差传事工的总和。”

历史学家格拉丁(Arvid Gradin)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合–教会简史》中撰述:”摩拉维亚传教士遭遇了千倍的困难,但没有一样能叫他们退缩不前。不论是坐监、迫害、沉船、瘟疫、生活必需品的匮乏,都不能难倒他们,反而激发他们更加热心、忠诚。这些宣教士具有坚定不移的献身精神,他们宁愿牺牲,也不愿不结果子,空手而回。”

在辛生道夫生前,世界各地的摩拉维亚差会都接受辛生道夫的指挥。辛生道夫逝世后,辛生道夫生前的指令成为摩拉维亚差传工作的准则和规范,它们被证实是很有果效的。

辛生道夫在差传工作上有独特的体会。他认为向外邦人传福音,不需要向他们证实神的存在,他认为许多外邦人都相信宇宙间有一位神。有一件事是外邦人所不知道的,就是救主耶稣为他们舍命。

一七三二年四月十二日,在杜巴和大卫·聂克文动身前往西印度群岛之前,辛生道夫已经为差传事工设下了三项要恪守的条例,服事他们:

一、教士到外邦人中间,不是高高在上,高人一等,而是卑微地生活在他们中间;
二、宣教士要开门见山,一传福音就说到主耶稣为罪人被钉在十架;就说信他的人,可以得着重生。至于创造的历史,以及人类堕落的经过,稍后可以再补述;
三、差传的至终目的,是要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蒙恩得救;但是在这期间,可以先带领一些慕道的人归向基督。

当年辛生道夫无意建立一个摩拉维亚教会的宗派,所以在他死时,参加摩拉维亚弟兄会聚会的,虽有论万计的人,真正在摩拉维亚教会受浸的只有一千人。

举西印度群岛为例,弗德立克·马丁(Frederick Martin)光是一七三六年一年就带领七百人信主;但是他只给其中三十名施浸。

在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差传事工上,要数西印度群岛的果效是最突出的。第一批到达西印度群岛的杜巴和大卫·聂克文,其中大卫·聂克文只住了三星期,就留下陶匠杜马一人在西印度群岛。四年后,杜巴被差遣到别处宣教的时候,已经带领了八百个岛民信主。一七三九年一月辛生道夫亲自到达西印度群岛,发现同工弗德立克·马丁竟被地方当局下在监里。他非常震怒,就凭着他的名声和地位,向总督交涉。总督下令放人,并亲自向辛生道夫道歉。辛生道夫在岛上天天讲道,历时三星期,并把西印度群岛划分为四个区,并按立弗德立克·马丁为监督。一七三九年三月,辛生道夫才启航回到欧洲。临行之前,辛生道夫宣称:”在西印度群岛所发生的神迹,比在守望村所发生的神迹更大。”一直到后来,有别的差会派遣宣教士到西印度群岛时,摩拉维亚弟兄会已经带领了一万三千人信主。

摩拉维亚弟兄们在格陵兰的差传工作也是令人感动的。一七三的年辛生道夫在哥本哈根遇到两位爱斯基摩人(Eskiumoes),回到守望村后,辛生道夫就把这项负担和挑战摆在弟兄们面前。一七三三年五月二十日,约翰·贝克(JohnBeck)等三位摩拉维亚弟兄搭乘克里答斯号(Caritas)大船到达格陵兰。

在格陵兰,三位摩拉维亚弟兄饥寒交迫,又遇到了热病和天花;而当地的爱斯基摩人则抗拒福音、仇视福音长达五年之久,没有一个爱斯基摩人得救。

一七三八年六月二日,当约翰·贝克在帐棚里,正把圣经译成当地方言时,有一群爱斯基摩人围绕着他。那些爱斯基摩人询问他所作的事;已往他和他们谈神学理论,他们则会起身离去;这次约翰·贝克受到圣灵引导,慢慢地读出他正在翻译的《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约翰·贝克读完这段经文之后,一个年轻的爱斯基摩人凯耶拿克(Kayarnak)很惊讶地喊出:”这是怎么一回事,再告诉我一次!”整个晚上,约翰·贝克向那批爱斯基摩人述说了主耶稣在地上所经历的苦难,最后他为了拯救罪人,舍去了自己的生命。福音就这样在整个格陵兰传开了。

第十一章  群起反对他

辛生道夫对路德宗一直忠心耿耿,但这段蜜月期维持得不太久。德国路德宗一时也拿不出办法把摩拉维亚弟兄会纳入路德宗的建制,或把他们溶入路德宗的宗教生活中。

辛生道夫本人也是争议的焦点,从来没有一个德国贵族愿意放弃他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愿回应神的呼召,全时间出来事奉神。辛生道夫从来没有阶级观念,他见到人就传福音;那些与他一样拥有庄园、采邑的贵族,唯恐佃农群起造反,而侵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也就纷纷与辛生道夫划分界限;至于德国的邻邦奥地利,更是大力抨击辛生道夫,说他不应该煽动摩拉维亚人移民到守望村。

那些曾经与辛生道夫关系密切的敬虔派,在法兰克逝世后,也开始反对他,其中有一位第贝尔(John Conrad Dippel)则在许多场合上,与辛生道夫针锋相对。

一七三一年初,辛生道夫作了最后的尝试,要将摩拉维亚教会纳入路德宗;但是他的努力徒劳无功,神有祂更美的旨意;摩位维亚教会终于被保留下来。

其后,不断地有摩拉维亚移民进入守望村,那些敌对辛生道夫的人更加嫉妒和猜忌,他们唆使萨克森政府来对付他。一七三一年下半年,德勒斯登的枢密院(The PriVy Council)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鲁沙地亚高地的行政长官乔治·格斯杜夫(George Ernest von Gersdorf)主持,着手对守望村进行两面的调查:

一、那些移民是否被怂恿、受引诱而离开摩拉维亚;
二、守望村的教会采用什么教条、或什么措施,以致引起那么多人的反对。

由于调查委员会主持人乔治·格斯杜夫是辛生道夫的亲戚,角色的混淆使乔治·格斯杜夫颇为尴尬。为了表示公正,不给外人留下话柄,调查的结果也就对辛生道夫非常不利。一七三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萨克森政府颁布敕令,勒令辛生道夫在三个月内出售他的庄园,并要他离开萨克森王国的境域。对于辛生道夫来说,出售封地,并无实质意义,他早已将业权转名给妻子伯爵夫人,他早已在法律上满足了敕令的要求。同年十二月十九日,辛生道夫伯爵夫人,正式取代了她的丈夫,在法律上成为守望村和伯色杜夫的主人。

辛生道夫第一次被放逐只有几个月。一七三三年二月一日,萨克森的国王弗德立克·奥格杜斯二世(Frederick AugusⅡ)驾崩,继位的君王为人温和,是位仁君,特准辛生道夫回到萨克森境内。

平静了一段时期,敌对辛生道夫的又转趋激烈。一七三六年三月二十日德勒斯登的枢密院颁布法令,再度调查守望村的活动,明文控告辛生道夫,指他诱使佃户离开原来地主的土地,以扩大自己的封地,并勒令辛生道夫立刻离开守望村。对于他再度被放逐,辛生道夫置之泰然,他说:”那是无关紧要的。我至少有十年没有机会回到守望村;因为时候已到,我要召集差传工作者,到普天下去传扬救主。什么时候主差遣我们往某一地点去为他作工,那一地方就是我们的家。”

辛生道夫被放逐后,心里若有所感,他说:”在旅途中,我灵里苏醒,因主的眼目引领我。我无需为自己打算,只是当我辛苦地服事主,却事事成就。”

辛生道夫接着到达诸侯国威特拉维亚(Wetteravia),先在朗勒伯(Ronneburg)城堡建立总部;并把随他漂泊的朝圣团 (Pilgrim Congregation)安置在那里。一七三六年底,辛生道夫租下威特拉维亚境内的另一座城堡马利恩邦(Marienborn)。马利恩邦城堡原来是一座修道院,辛生道夫从此把总部从朗勒伯城堡移到马利恩邦城堡。

一七三八年,辛生道夫在朗勒伯城堡的山麓下,称为守望合格村(Herrnhaag)。合格(Haag)这字尾被命名,起因于这村落旁边有一座合格教堂(Haag Churoh)。在守望合格村,弟兄姐妹凡物公用,没有人是为自己作工,他们乃是为主作工;同时人人受到操练,接受装备,以便成为属灵的战士。

很快地守望合格村的人数超过守望村。从欧洲各国、包括英国、挪威、丹麦、荷兰、瑞士,甚至德国各地,都有人迁居到守望合格村。

一七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辛生道夫带着朝圣团,抵达荷兰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并把总部从马利恩邦城堡移到阿姆斯特丹来。到这时候,辛生道夫的荷兰语,已经非常流利,直追他的母语德文。辛生道夫在荷兰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内,为一七三七年的事工仰望主;这时他里面有一催促,要他横跨英吉利海峡(English Channel),到英国拓展工作。

第十二章 在英国拓展工作

辛生道夫决定前往英国,至少有四种的理由:

一、会晤美洲乔治亚(Georgia)在英国的信托委员会,讨论摩拉维亚弟兄们在乔治亚的撒万那(Savannah)刚建立一年的居民区的有关事宜;
二、探讨如何向伦敦的德国侨民传扬福音;
三、会晤圣公会的朴特大主教,咨询如何将在英国的摩拉维亚弟兄会纳入圣公会的建制内;
四、寻求途径拓展芥菜种团契。

辛生道夫到英国之后,在短短的两星期中,就奠定了摩拉维亚弟兄会在英语世界的基础。首先埃特布里大主教朴特一见到辛生道夫,两人就非常投契,大主教确认在英国和其他英属殖民地的摩拉维亚弟兄会是圣公会的一部分;确认摩拉维亚弟兄会是符合使徒的教导的,所以圣公会是愿意和有责任加以督导的。

至于乔治亚殖民地的信托委员奥格托普将军则赞扬摩拉维亚名弟兄们在撒万那的美好见证,认为他亲自会晤辛生道夫是无比的荣誉。更有一些英国人认为摩拉维亚弟兄们该在美国的黑奴中作差传工作;于是辛生道夫遂即作出决定,要差派弟兄们到美洲的南卡罗来纳(South Carolina)一带去作差传工作。

一七三七年六月底,辛生道夫度过了十五个月的放逐生活后,有人为他说情,他终于回到守望村。但在一七三八年三月,萨克森政府悍然颁布敕令,将他终身放逐。

在辛生道夫未被流放之前,他作出决定,差彼得·波勒(Peter Bohler)到美洲南卡罗来纳,去向那里的黑奴传福音。

彼得·波勒途经美国时,小住数月,并于一七三八年二月七日认识了刚从美洲乔治亚回来的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约翰·卫斯理搭船前往乔治亚时,整条船在海洋中遇见风暴,惊惶失措,却见到船上的摩拉维亚弟兄们镇定宁静,十分称羡弟兄们的信心。

一七三八年五月一日,彼得·波勒与约翰·卫斯理等在伦敦的费特巷(FetterLane),开始有聚会。两天后,彼得·波勒和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 –约翰·卫斯理的弟弟–有一席长谈,神藉着彼得·波勒开启了查理·卫斯理的眼睛,给查理·卫斯理看见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五月四日,彼得·波勒离开伦敦,随后动身前往美洲,去向黑奴传福音。

约翰·卫斯理的日记有清楚的记载;

“一七三八年五月四日(星期四)

彼得·波勒离开伦敦,以便乘船前往卡罗来纳 (Carolina)。哦!自从他来到英国之后,神开始了何等奇妙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将不会停息,将持续到天地的末了。”

一七三八年七月四日,约翰·卫理斯和同工便雅悯·殷涵(Benjamin Lngham)到达德国的古老城堡马利思波,在那里会晤了辛生道夫。约翰·卫理斯对德国的摩拉维亚弟兄们印象深刻。约翰·卫理斯七月六日的日记里记着:”在这里,我不断地遇到我所寻找的,就是信心的能力的活证据:由于神的爱浇灌在他们心里,人可以从内外的罪恶得着释放;由于他们不断地见证所赐给他们的圣灵的能力,人得以脱离一切的疑惑与恐惧。”

在德国探访期间,约翰·卫理斯引用《诗篇》第一百三十三篇来形容所看到的光景:”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约翰·卫理斯又访问了守望村,他写下在守望村的感受:”我很喜欢毕生住在这里,但我的主呼召我在他的葡萄园的另一处作工,我是不情愿地离开这个我心爱的地方。”

当时,没有人意料到,约翰·卫理斯回到英国后,会发展到要和摩拉维亚弟兄会分手,另立循道会;至于与约翰·卫理斯一起到德国的便雅悯·殷涵,后来则成为摩拉维亚弟兄会杰出的布道家。便雅悯·殷涵,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与约翰·卫理斯同为圣洁会(Holy Club)的成员;他还曾与约翰·卫理斯一同乘船到美洲的乔治亚作宣教工作。

一七四一年九月,辛生道夫逗留英国期间,曾对约翰·卫理斯所教导的”基督徒的完美”(Christian Perfection),无法认同。当辛生道夫遇到约翰·卫理斯时,问道:”你什么时候改变你的信仰?”从此,循道会与摩拉维亚弟兄会分道扬镳,越走越远。

第十三章 在新大陆结果累累

辛生道夫一直都非常重视在美洲新大陆的差传工作。一七三四年,他曾差遣乔治·布尼兹(George Bohnisch)作为先头部队,到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作差传工作。

一七三六年至一七三九年,辛生道夫的得力助手史宾真堡,也从乔治亚转移到宾夕法尼亚,在德国移民中作工。

一七四0年安得烈·厄斯真巴(Andrew Eschenbach)也到宾夕法尼亚,继续在德国人中间传福音。

一七四0年大卫·聂克文听到神在宾夕法尼亚明显地祝福弟兄们的事工,就率领一小队人从德国的马利恩邦城堡出发径往宾夕法尼亚支援。

尽管摩拉维亚弟兄们在美洲许多处都点燃了福音的火头;但是辛生道夫最先听到的,却是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呼声。

一七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辛生道夫到达美洲的港口纽约。来接船的是多马·诺勃(Thomas Nobl);多马·诺勃日后筹建了纽约的摩拉维亚教会。

辛生道夫从抵达纽约的那一天开始,就成为一个惹人注目的备受争议的人物。在新大陆,来自欧洲王室的伯爵是罕有的,何况这伯爵竟肯放弃他的财富和地位,去委身给耶稣基督。

一七四一年十二月,辛生道夫抵达宾夕法尼亚时,摩拉维亚弟兄们隆重地欢迎他。辛生道夫在美洲最令人震惊的举动,就是公然宣称他放弃伯爵的称呼和身份,只称自己是弟兄。

一七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正式为摩拉维亚弟兄们在宾夕法尼亚的聚居地命名伯利恒(Bethlehem)。辛生道夫花了相当工夫牧养和造就伯利恒的弟兄们,使那里的教会大大蒙福,开始兴旺。有一位负责姐妹安娜·聂克文(Anna Nitschrmann),在信件中这样记述:”我们在伯利恒的喜乐,实非笔墨所能形容。有生以来,我从来没有像在这里那样喜乐过。我们聚在一起有一个月之久,弟兄姐妹们相爱,如同小孩子一般。因着神的羔羊的救赎,我们这班罪人,竟蒙恩成为神的儿女。”

美洲内陆的邮递服务实际上是由两位摩拉维亚弟兄们需要经常知道世界各地和美洲各处的差传情况,以便在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代祷中记念各方面的需要。伯利恒从一开始,就必须保持这种信息上的灵通。辛生道夫的助手伯雷友斯(JohnChristopher Pyrlaeus)自动请缨,担任邮差。他在伯利恒和德裔镇 (Germantown)之间,步行传递信件。过了不久,另一位安德斯(Henry Antes),骑马传送邮件,邮递的效率于是大为提高。

从德国来的摩拉维亚弟兄会信徒大多住在伯利恒;而从英国来的摩拉维亚弟兄会信徒则集中住在德拉瓦(Delaware)的拿撒勒(Nazareth)。

拿撒勒原来是英国大布道家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创建的。一七四0年四月二十二日,怀特腓目睹美洲黑奴的悲惨情况,在德拉瓦的岔口(Forks)购买了五千英亩的土地,以便安置无家可归的黑奴,并将这命名为拿撒勒。前文说过,摩拉维亚的彼得·波勒在英国费达巷领会期间,曾带领查理·卫斯理得救,随后他动身到美洲来。

在美洲,彼得·波勒和几位摩拉维亚弟兄,应怀特腓请求,在拿撒勒兴建一座大楼。后来由于怀腓特出现经济问题,就将拿撒勒的业权转手卖给摩拉维亚弟兄会。陪同辛生道夫到美洲的苏格兰人大卫·布鲁斯(David Bruce),在辛生道夫访美期间,遂即被辛生道夫安排为拿撒勒的长老。拿撒勒于是成为英语居民的开发中心,专向英语居民作宣教工作。

最叫辛生道夫遗憾的,就是尽管他关心印度安人,要传福音给印第安人,但是印第安人总是对他怀着敌意。有一次他到雪里族人(Shawnees)那里传福音,那些土著认为辛生道夫是骗子和盗贼,图谋开采他们境内的银矿。辛生道夫在那地区三次幸免于难:头一次险遭剥去头皮;另一次差一点被毒蛇所咬;再一次因马鞍的绑带断裂,他从马背掉进河湾里,几乎溺死。这些危险的遭遇不可能全是意外,无怪辛生道夫要说,雪里族人没有开化,对基督徒毫不友善。

至于艾鲁括斯(Lroquosis)的六族印第安人,却欢迎辛生道夫。当各土族酋长到费城(Philadelphia)和摩拉维亚弟兄重订盟约时,辛生道夫带着神的权能去会见他们。他向酋长们表明,弟兄们无意抢夺他们的土地,只是诚心诚意地要把救主传给他们。酋长们相信辛生道夫的话,伸手欢迎他到土著的地区去探访。辛生道夫知道个人的能力终归有限,因而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步他后尘,在印第安人中间作宣教工作。

一七四三年一月二十日,辛生道夫在完成了他在美国的差传使命后,从纽约搭乘船雅各号(James)前往英国。在途中,大船遇上了猛烈的风暴,水灌进了大船,船差一点要撞上暗礁。格力森船长(Nicholas Garrison)和水手们都很害怕,以为必丧命无疑。即使辛生道夫面带笑容,语带安慰,终未能使船上的人的恐惧稍减。辛生道夫便告诉船长说,风暴会在两小时内停止。时限到了,辛生道夫叫格力船长走上甲板,风暴果然在几分钟内停止了。格力森船长记述了所发生的事:

“……我下到船舱,告诉辛生道夫风暴已经停止,我们已经脱离险境。他立即要大家一起感谢神,因神救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照他所说的,都感谢神。”

“我很想知道辛生道夫怎么能准确地断定风暴停止的时间。辛生道夫说:二十年来,我一直享受与主亲密的交通,因此,每当我处于困境或危险中,第一件事我就省察自己,是否有可责之处。若我发现有什么事是主所不喜悦的,我立刻俯伏在他脚前,求他赦免。于是我的救主就赦免我,并且主通常在同时让我知道事情将如何了结。若是他不让我知道事情将如何结束,我就保持安静,并相信若我不知道其结果,对我是更好。但这一次,他确实地让我知道风暴会在两小时内结束。”

格力森船长又继续记述:

“照辛生道夫所说的看来,神–我们的救主–竟然这样俯就人,又把秘密告诉人,我觉得很希奇。我从前常听人说,神是伟大的、震怒的、忌邪的,却很少听人说,神对人有测不透的爱,还肯俯就我们这些可怜的受造者。因为与辛生道夫同船,我可目睹耳闻他的言行,心中清楚知道他确实是耶稣基督的忠仆。”

第十四章 辛生道夫的磨难日子

一七四三年二月十七日,”雅各”号船终于平安地到达英国港口多弗尔(Dover);从多弗尔,辛生道夫直奔伦敦。这些年来,摩拉维亚弟兄会在英国各地蓬勃发展,特别是约克郡(Yorkshire),便雅悯·殷涵就把他带领的几个会社的人,共一千二百人,统统归入摩拉维亚弟兄会。

在伦敦,辛生道夫首次遇见了热心爱主的英国大布道家约翰·森尼克(John Cennick)。约翰·森尼克是约翰·卫斯理和怀特腓的同工;他认识辛生道夫之后两年,即一七四五年,就加入摩拉维亚弟兄会,成为弟兄们在英伦三岛非常杰出的传道人之一。

最可惜的,是辛生道夫在伦敦期间,在与怀特腓交谈后,及亲耳听了怀特腓所讲的道,就对圣经真理的看法与怀特腓无法认同,这就导致两人关系出现了裂痕。辛生道夫写给怀特腓一封信,信中说:

“你首先必须公开放弃你以前的看法,公开宣讲羔羊的血是白白的恩典,任何人可以根据圣经所说的,白白得着神的救恩,这会与你目前所说的预先被拣选的论调迥然不同;假若你不更正你的预定论的说法,摩拉维亚兄弟会毫无选择地会反对你。”

辛生道夫尽管在真理的看法与怀特腓不同,私底下却经常称赞怀特腓。有一次,他在聚会中公然说:”怀特腓是我们的救主的器皿;他仍是我们一家人;他信仰的根据和你们的是一样的。”

在俄罗斯,摩拉维亚弟兄们所面临的问题,引起了辛生道夫的关注。俄罗斯对于其辖下的立凡尼亚(Livonia),突然涌现了一批来自守望村的基督徒,感到不安。在立凡尼亚,加入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人数增加得异常迅速,他们甚至在杜伯(Dorpat)附近兴建了楼房。俄罗斯帝国感到坐立不安的是参加摩拉维亚弟兄会聚会的,人数竟达七千人,内中包括立凡尼亚的贵族、牧师和农民,而聚会又是秘密进行了。俄罗斯政府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这教派的领袖是辛生道夫。

俄罗斯政府于是颂令,封闭摩拉维亚信徒所建的楼房,禁止他们聚会。辛生道夫还获悉,摩拉维亚弟兄会那位经验丰富的宣教士阿微·格拉丁(Arvid Gradin),已在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St.Peterburg)被捕,并判刑期四年。辛生道夫为了宣教事工,此时仍要冒险,想亲自前往圣彼得堡。但主保守他,在他要前往圣彼得堡之前,他于一七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先到俄罗斯的港口里加(Riga)–立凡尼亚的首府–申请通行证。里加的总督拉斯基(Laski)在请示圣彼得堡的最高指示的同时,先把辛生道夫扣押在西达德尔碉堡(The Citadel Rortress)。辛生道夫在被囚期间,写信给妻子伊曼说:

“我虽然被捕,但你千万不要担心。我保证在这里很喜乐。想起我们的宝贝的儿子,也使我喜乐。若非主的旨意,这事断不会发生。虽然已有很多先兆,但我不但置之不理,反而写信给副首相和总督拉斯基伯爵,以致自投罗网。神所作的,都有祂的目的、我确信主所作的,事事周到。如今有少数基督徒仍为主被囚,他们因有天父同在,即使遭受这样的事,也感欢乐。我会尽量多写信给你,使你知道这里的情形。亲爱的!请记得我们有一位救主,我们都在祂信实的手中,祂的引领满有恩典和祝福,但有时却似乎很奇特。若让我们来决定,我们会拣选另一条道路。我一生绝没有想到会被囚禁,但现在身处狱中,我却感非常满足。”

辛生道夫在西达德尔碉堡被囚禁三星期,其后被驱逐出境;但这次的囚禁,阻止他前往圣彼得堡,事实上免去他数年的牢狱之灾。

一七四八年终,摩拉维亚弟兄会内部出现了纷争。守望村的毕萨牧师(Pastor Beza)向辛生道夫投诉,说守望合格村的负责人,以摩位维亚弟兄会的领袖自居,擅发指令,又挥霍无度,以致整个弟兄运动步骤不一,无法协调。那时候守望合格村的负责人里纳杜斯·辛生道夫牧师(Pastor Christian Renatus Zinzendorf),正是辛生道夫的儿子。

里纳杜斯由于不够成熟,态度未免不够谦虚。他向欧洲各地教会发号施令之前,未向在伦敦的父亲,以及在守望村的年长弟兄们商量,以致引起教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辛生道夫这时无法再偏袒儿子,只好把儿子里纳杜斯召唤到伦敦,让儿子在自己身边学习服事主。

里纳杜斯到伦敦之后,情绪低落,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执掌守望合格村,竟辜负父亲对自己的信托,于是自怨自艾,悔恨不已。辛生道夫很快就觉察到儿子的消极悲观,立刻改变了对儿子的冷落态度。无奈他儿子心理上的创伤过于深重,始终闷闷不乐、郁郁寡欢。

一七五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这时辛生道夫正因应付债务而焦头烂额,他儿子里纳杜斯突然因肺结核身亡,这对辛生道夫不啻是一项沉重的打击。辛生道夫在翻阅儿子生前的日记时,看见儿子爱主之情何等亲切,仍保持和主亲密的交通。辛生道夫看到他儿子在基督里美丽的一面,眼泪夺眶而出,言谈中更添悲愁。

辛生道夫本人自小养尊处优,在管理一个迅速发展的教会团体和全球性的差传事工时,他那不善于理财的弱点也就暴露无遗。可以说,他终生都陷入财政危机中。为着自己,他一无所求,他的衣服朴实,甚至有点简陋;他在德国的住宅–伯爵大宅–从未装修,宛若民房;他是两袖清风,把一切的收入,毫无保留地送给急切需要的人。

一七五三年由于一位参与财务管理的葡萄牙籍的犹太弟兄雅各·哥麦(JacobGomet)突然破产,辛生道夫和整个摩拉维亚弟兄会面临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荷兰和英国的债权人争相登门追债,影响所及,辛生道夫本人几乎要坐钱债监。

《箴言》第二十七章第五节:”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后的爱情。”在辛生道夫四面楚歌、陷于危机的时候,英国另一位属灵伟人怀特腓,写了一封信严厉地责备辛生道夫。这封教会历史上著名的信件《做对了?还是做借了?》(Right or Wrong)来得非常及时,使辛生道夫幡然醒悟过来。辛生道夫作为一个伟人,并非未曾犯过错误,而是知道如何痛改前非,向主认罪悔改。

在《做对了?还是做借了?》一信中,怀特腓严厉地批评了摩拉维亚弟兄们过分地注重个人的主观经历,偏离了圣经的基本真理。又指出辛生道夫最近在伦敦的车尔希(Chelsea)区,购买了豪华巨宅林榭大厦(Lindsey House)–从那大厦人们可以俯瞰泰晤士河(River Thames)。怀特腓说,辛生道夫背离了往常的朴素作风,丧失了原来持守的勤俭的美德。

怀特腓又指出,这种奢侈的陋习,已经感染了一般的摩拉维亚,他们到处借款,赖债不还,导致有些出乎爱心借出款项给他们的人濒临破产。他说,摩拉维亚们这样作,实在失去见证,既亏欠弟兄们,也亏欠神的荣耀。

在这件事上,怀特腓非但有敏锐的属灵鉴别力,并且不顾情面,敢向弟兄们说直话,怀特腓从而挽救了摩拉维亚弟兄们。

摩拉维亚弟兄们相应地停止了过度的挥霍,放缓了不是急需的扩展,收敛了一些世俗化的豪华铺设,清还了一些长期拖欠的债务。更可喜的是,摩拉维亚兄弟多花时间读圣经,更加注重福音工作。摩拉维亚弟兄会从而度过了历史上的过滤阶段(The Sifting Time)。

最黑暗的时刻过去之后,辛生道夫并没有退缩;他忘记背后,向前直看。在美洲的摩拉维亚弟兄会,在辛生道夫的指导下,毅然在南卡罗莱纳的温斯顿沙兰(Winston-Salem),购买了十万英亩的土地。对于当时濒临破产的摩拉维亚弟兄会来说,这是多么有信心的勇敢行为,而又是多么蒙福的新开始。时至今日,相隔两百五十年,美国的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北方总部,仍是在宾州的伯利恒;而南方的总部,仍是在南卡罗莱纳州的温斯顿沙兰。

同是一七五三年,摩拉维亚弟兄会开始了他们在牙买加(Jamaica)的差传事工。

第十五章 丧妻之痛与续弦

经过了几年的时间,鲁沙地亚高地的贵族们不再敌视守望村,已往的宿怨也逐渐淡忘,当地政府证实守望村的弟兄们在该地并没有危害到社会安全,也没有进行颠覆活动;恰恰相反,弟兄们安分守己,成为社会上的安定因素,他们实在有非常美好的见证。

一七五五年六月二日,辛生道夫不动声色地、悄悄地回到守望村。

一年之后,一七五六年六月十九日,辛生道夫的妻子伊曼因操劳过度,不支卧倒,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她溘然长逝,终年五十六岁。

与辛生道夫不善理财的性格相反,伊曼简直是一位理财专家;数十年来,特别在丈夫被放逐的日子里,伊曼把守望村打理得井井有序。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她懂得开源节流,懂得调度款项。她常为支出四处奔波,她想方设法去应付四面八方的需索。

她心爱的儿子里纳杜斯在伦敦病逝之后,她整个人垮下来;她虽然沉思不语,私底下常常掩面而泣。

辛生道夫和伊曼的夫妻关系,在末了的十五年,已是有名无实。自从辛生道夫于一七四一年九月底前往美洲宾夕法尼亚之后,夫妇两人已聚少离多,相互之间冷漠的程度,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来。对弟兄们来说,他们夫妻关系的疏远,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伊曼逝世之后,辛生道夫悲伤得很,传记作家约翰·温力(John Weinlick)在《辛生道夫伯爵》 (Count Zintendorf)一书中,毫不掩饰地评述: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伯爵因悔恨自己,更加伤痛。他对伊曼太不公平。长时间的分离,虽不致使他对她不忠,但对她的确是太不用心了。他忘记了她原是一个妇人,也是妻子和母亲。合一弟兄会的年长姐妹安娜·聂克文(Anna Nitschmann),多年来取代了伊曼的女主人地位,成为他的同伴。他是这样的天真和粗心大意,相信伊曼会容忍这种事。一七四一年在他前往美洲之前,他竟迫使伊曼作出一项许诺:即伊曼一旦先他离世,伊曼同意他续弦,同意他娶安娜·聂克文为继室。”

我们必须敬佩约翰·温力,身为美国摩拉维亚弟兄会钦定的、为辛生道夫作传的文字工作者,竟有勇气直言不讳,毫不顾及情面。约翰·温力真是一位忠实地传记作家。

伊曼逝世一年又一星期之后,辛生道夫于一七五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便再续弦,娶安娜·聂克文为妻。由于辛生道夫的身份是伯爵,而安娜·聂克文是农家妇女,两人阶级悬殊,在那些年间,把婚事公开,会引起德国上层社会和贵族阶层的抨击,所以两人的婚事初期保守秘密,在一年后才对外公开。

第十六章 渴慕主再来

从一七五五年至一七六0年,辛生道夫的人生旅程的最末了五年,他落叶归根,在守望村度过晚年。

当一七三九年辛生道夫巡视加勒比海(Caribbean)西印度群岛的时候,他就染上了热病,这种热病长期缠绕着辛生道夫,直到他离世方休。虽然痼疾缠身,辛生道夫所作的事工,远远超过大多数健康的人。每一年他要主领许多大型的聚会,并要经常巡视瑞士、荷兰等欧洲国家;他寻求机会和希腊的东正教会(The Eastern Orthodox Church)和古埃及的科普特教会(The Coptic Church)展开对话;并一直打算再到世界的边远地区去作宣教的工作。在晚年,他甚至指令宾夕法尼亚的拿撒勒村,为他兴建一栋住房,实际上那时他已不良于行。

一天过一天,他的体力逐渐衰弱。一七六0年五月,他的鼻喉黏膜炎发作,还发了高烧。差不多同一期间,他的妻子安娜也病倒,无法照顾丈夫。

在病中,他转身问大卫·聂克文:”开头你有没有想过,救主会在摩拉维亚弟兄们的聚居地、在其他宗派的神的儿女中间,以及在外邦人中间,作这么宏大的工作,像我们现在亲眼所看的?最初我只求他让我们在外邦人中得着几个初熟的果子,但现在却结果累累,已达成千上万人。聂克文,我们教会有那么多的人,成群结队地围绕着羔羊站立!”

一七六0年五月九日,辛生道夫以微弱的声音向女婿约翰·瓦特威尔(John Watterille)说:”我儿啊!我快要去见我的主。我已经准备好了,祂若不再使用我,我要到祂那里去,再没有什么妨碍我去寻找祂。”

在最宁静的时刻,辛生道夫终止了他的呼吸。五月十四日,辛生道夫遗体安葬那一天,四千人赶来悼念。从世界各地–来送殡的差传工作共三十二名;他们轮流地扶着棺木。他们知道一件事:被拆毁的只是辛生道夫在地上的帐棚,他的灵魂已去面见他所信赖的主。

本仁·约翰

前言

除了圣经以外,没有其他人的作品比本仁约翰(John Bunyan)所著的《天路历程》,被翻译成世界上更多的文字。本仁约翰一个人就出版了两本世界名著。一本是《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一本是《丰盛的恩典》(又译作《罪魁蒙恩录》)(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s)。《丰盛的恩典》是本仁约翰的自传,说出了他从神所领受的丰盛的恩典。

在英国培得福(Bedford)这个地方,有一位传记作家约翰·布朗(John Brown),他穷其一生的时间和精力,来撰写本仁约翰的传记,几乎在这之后的本仁约翰的传记都引伸自约翰布朗所写的传记,以其为蓝本。

在当代本仁约翰的传记作家中,最有权威的,并确实下过苦功研究的,首推赫利森(Frank Mott Harrison)。赫利森甚至到过本仁约翰的出生地爱尔斯多(EIStow)去搜集资料,去细细了解本仁约翰当年服事教会的情节。历代以来,一直有不少的传记作家,下过苦功,去发掘本仁约翰的生平。

当我们翻阅历代许多属灵人物的历史时,会发现许多人从本仁约翰的见证、榜样得着帮助。同样有成千上万、不胜枚举的人,从本仁约翰的著作得着供应。

在这样一个多次被关进监狱、具有殉道者牺牲精神的属灵伟人身上,我们看到了至高的神测不透的智慧和丰盛的恩典。

本仁约翰本来只是想作一个传道人,忠心地传扬神的话语,并专心牧养在培得福(Bedford)的教会。却因着他坚持真理,不放弃原则,以致数度坐监。没有人意料到监狱的环境,会逼出一个闻名全球的属灵作家来。

最具讽刺性的是,本仁约翰所受的教育有限,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学识不如人。偏偏是这样一个没有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因着神的恩典,竟能以天来之笔,用生动的寓言体裁,写出了举世赞誉的经典巨著《天路历程》和《圣战》等书。

至于本仁约翰在蒙恩前后的内心的痛苦挣扎,使他在灵性上更深入地、更多地体会到神丰盛的恩典。结果他才能在监狱中写出了《丰盛的恩典》这本感人至深的自传。

本仁约翰的一生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出乎神的恩典。

第一章、出身于穷苦家庭

本仁约翰的父亲多马·本仁(Thomas Bonnion Junr)于一六二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与继室玛嘉烈·本丽(Margaret Bentley)结婚,多马·本仁的元配安娜(Ann Pinney)没有生下孩子,但是继室玛嘉烈于翌年—— 一六二八年十一月——生下了一个男孩,即本仁约翰。

本仁这个姓,在英文原是Bonnion,但是因为拼音不同,演变到后来,成为Bunyan.

本仁这个家族在爱尔斯多(Elstow)这村落已定居了数百年。爱尔斯多并没有幽美的景色,唯有一片的废墟和遗迹,足以吸引考古学家来发掘古代的文物。

本仁的家族原是富有的,但是后来家道逐步衰落,从地主,变成小客栈主,再降为酿酒店主,最后到了本仁约翰的父亲,已沦为一个修补锅子的匠人。

本仁约翰受过多少的小学教育,至今仍是一个历史的谜,由于他在自传中并无详细述及,无人可以说出他在学校呆有多久,以及如何在学校度过。但有一样是肯定的,是他所学的实在有限。

对于他的童年生活,本仁约翰曾经这样自述:

“有许多人知道我出身于一个贫穷家庭。我的父亲属于社会的低下层,向来为人所轻看,我不须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来抬高自己的身份。神实在赐给我丰盛的恩典。我虽然出身于平民之家,神仍然恩待我,叫我得着基督耶稣的生命。”

“即使我出身寒微,神仍是感动了我的父母,叫他们关心我的教育,送我入学,让我有机会读书识字。不过,那时我太不长进了,读的书,学到的一切,都还给老师了,忘得一乾二净。只是等到时间满足,因着神的恩典,我才发奋读书。成为今日的光景。”

“在我未蒙恩以前,我少年时的光景是不堪回首的,我的行为如同那叛逆之子一般,照着魔鬼的意念行事,心里面充满了一切的不义,口中充满着谎言、咒骂,亵渎了神的名。那时我又害怕世界末日的审判,想到自己是个罪人,审判不会有好结果,难逃地狱的火。”

“这种可怕的心思常在我童年时存着,那时我才不过九岁或十岁。我一想到将来的审判,就心里不平安。”

一六四四年,本仁约翰的母亲玛嘉烈忽然得了热病。在那年代,许多人曾因热病逝世。本仁约翰想,这么一个家,怎能没有母亲打理一切。他现在才知道有一位母亲是多么宝贝、多么珍贵。本仁约翰于是跪下来,为母亲的康复向神祈求。有一天她母亲似乎好转,能坐起来啜饮清汤,但第二天,她母亲就全身僵硬、冰冷,原来她母亲死了。本仁约翰心里忧伤,觉得神没有垂听他的祷告。另一方面,他的头脑虽然萦绕着将来神的审判,他却继续放荡不羁,仍然活在罪里。

当本仁约翰以为神遗忘他的时候,神并没有离弃他。有一次,他掉进水沟中,几乎淹死,结果逃过大难。又有一次,他跌入家乡爱尔斯多(Elstow)的河中,也几乎被淹没,然而慈爱的神,怜悯了他,把他从死亡之中救出来。又有一次,他与几位朋友结伴到近郊游行,有一条毒蛇跑出来,他把蛇捉住,又用手探入毒蛇的口,拔掉蛇的毒牙,只要有一点疏忽,他便会染毒身亡。这一切,都是神的保守。神的怜悯,使他的生命仍存留下来,至终他被神使用。

一六四二年,英国陷入内战之中。奥利弗·克伦威尔(O1iver Cromwell)统率支持国会的军队,对抗英王查理士一世(King Charles)亲率的保皇党军队。备受丧母之痛的本仁约翰,于一六四四年十一月正式参军,加入拥护国会的军队,过兵丁的纪律生活。他隶属的那一支军队,驻守在新港·巴奈(Newport Pagnell),归塞缪尔·路加爵士(Sir Samuel Luke)指挥。

在内战时,又有一件事,使他看到神的恩典,而令他毕生感谢神。那是有一次,他将要动身到前线去打仗,有一位战友愿意替他上阵。结果那位战士因站在前线,适被炮弹所击中,当场阵亡。本仁约翰说,是的,这人实在是为我舍命了。

服了三年的兵役之后,本仁约翰回到家乡爱尔斯多,这时他已年满十九岁。

直到那时候,本仁约翰仍然对自己的救赎问题,漠不关心。神的审判、神的怜悯,两样都不能促使他有向义之心,他仍然落在罪恶之中,更严重地顶撞神。

就在这样的光景之中,本仁约翰娶了玛丽(Mary Bunyan)为妻。玛丽非常贤淑,她的父亲是位敬虔的基督徒。她和本仁约翰一样,出身寒门,她父亲逝世时,留给她两本属灵的书籍。一本是伯利主教(Bishop Lewis Bayly)著的《敬虔的实行》(The Practice of Piety),另一本是邓特(Arthur Dent)著的《平常人到天堂的快捷方式》(The Plain Man’s Pathway to Heaven).

本仁约翰夫妇一有机会时,就一同阅读那两本书。本仁自己读了感到有兴趣,不过他还没有达到认罪、悔改的地步,底下是本仁约翰的忆述:

“这二本属灵的书籍确实影响我,使我对于信仰开始重视,我就随妻子到礼拜堂,每天二次,坐在最前排,不管是说话或唱诗,我都表现得十分敬虔,实际上我在日常生活中,仍然陷在罪中,并没有真正悔改。”

有一天,本仁约翰又到礼拜堂,那天是豪尔牧师(Christopher hall)讲道。那天豪尔牧师讲的,是主日的需要与不守主日的害处。平时本仁约翰根本不关心主日应否遵守的问题,那天他良心发现,痛悔已往经常在主日犯罪得罪神,他听完道回家时心情沉重,如负重担。

有一天,本仁约翰正在玩拍毽子的游戏时,似乎听见天上有声音对他说,“你愿意离奔你的罪,进入天堂呢?或是你仍旧犯罪,而进入地狱呢?”

本仁约翰回忆当时的反应,说:“那时,我是极其的纷乱,停止了游戏,抬头望着天空,似乎看见主耶稣正注视我,好像主耶稣不喜悦我的恶行,正要施行严厉的审判。我心里断定自己是一个严重的大罪人,拖延到现在,已经太迟了,没有什么希望了,我想,主耶稣不会赦免我,必不赦免我的过犯。我心里一直钻牛角尖,越想越灰心。我又想,既然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不如再去犯罪。既然犯少数罪要受刑罚,不如多犯点罪,于是我重新犯罪,继续胡作非为。”

“我就如此活在罪恶之中,竭力追求在罪中的快乐。有一天,我站在邻舍的店铺外,像疯子一样地大声咒骂。店里有一位妇人,听见我怒骂的声音,向我提出抗议。她说我咒骂的恶毒的程度,令她战栗。她又对我说她毕生没有听见一个人这样邪恶,说我这样骂人,会败坏全镇的青年人,谁和我来往,谁就会给我带坏”

那妇人对本仁约翰的责备,使他心里惭愧,并使他在神面前,抬不起头来。他真希望能再次回到儿童的时代,让他父亲再次教导他,不再以这样邪恶的、下流的语调咒骂人。从此,他的行为改变了不少,也肯谨守神的诫命;有时犯了诫命,就受良心谴责,向神认罪。

第二章、清楚得救的经过

一六五○年初,本仁约翰的妻子玛丽因怀孕而腹部经常疼痛。每当本仁约翰问玛丽为何面色青白、连声呻吟的时候,玛丽不肯将实情告诉本仁约翰,而是搪塞一下,否认自己身体不适。

本仁约翰是这样地爱妻子,他默默地祷告说,主阿,假如你能移去我妻子的病痛,使她今晚能安睡,那么我将知道你能鉴察人心中秘密的意念。本仁约翰祷告完,瞬刻之间,玛丽停止呻吟,并立刻沉沉入睡。

一六五○年玛丽经历了生产的痛苦,分娩的过程既长久又困难。结果玛丽生下了一个女儿,令本仁约翰沮丧的和失望的是,他的女儿是盲眼的。本仁约翰给他女儿起名玛丽,于是母女用同一名字。

本仁约翰生下这样一个残废的女儿,就问自己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悲剧?我岂不是竭力谨守神的诫命吗?当我违反诫命时,我岂不是祈求神的赦免吗?为什么神这样苦待我们这对苦命的夫妻和刚到悲惨人世间的小玛丽。难道我还有隐藏不为人所知的罪行吗?”

当他这样省察自己的时候,他想起他曾多次留下大腹便便的妻子玛丽,到美波舞厅(May Pole)通宵达旦地跳舞,在舞厅那里尽情放纵。

本仁约翰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改造自己,带来的唯一结果,就是彻底的失败。人的尽头往往是神作工的起头,在本仁约翰身上,也不例外。

为了要找一份工作,来维持妻子和失明的女儿的生活,本仁约翰离开爱尔斯多、前往一英里外的培得福(Bedford)补锅子。

本仁约翰亲口说出他在培得福的经历:

“一天,我蒙了神的眷顾,到了培得福,在这小城的一条街道,我遇到了三、四位穷苦的妇女。在阳光下,她们坐在门口谈论神的事。这时我已经关心切身的灵性问题,就移前受教。她们所谈论的,是关乎重生,以及神在她们心里所作的工。她们深知人的天性的败坏,说及神如何借着主耶稣,来到她们里面,使她们得着安慰和能力,以致可以胜过魔鬼之诸般试探。她们又说到撒但的攻击和欺骗,她们曾吃了撒但的许多苦头。她们谈到自己已往的不信,如今她们不再依靠自己的德行,因为人不能靠行为讨神的喜悦。

“那些妇女们在谈论之时,面带笑容,心里充满了喜乐;她们所说的话语,都是根据圣经的话语,里面满了恩膏,使我很受感动,她们实实在在地过着属灵的生活。正如民数记二十三章九节所说的,那些妇女们是‘独居之民,不列在万民中’。

“在这时刻,我开始醒悟过来,发现自己的一生毫无价值,没有彻底认识到内心深处的欺骗和诡诈。我虽然想到救赎和宗教问题,我从来没有重生过,更不知道撒但乃是用各种的试探,来阻挠我得着基督的生命。”

本仁约翰从培得福赶回家里,和妻子玛丽一起阅读圣经,当他连续几个月勤读圣经的时候,他觉得女儿小玛丽也很蒙福,虽然小玛丽是瞎眼,却是越来越聪明。从此,本仁约翰经常到培得福去找那几个敬虔的女信徒,寻问一些圣经上的问题。这些爱主的妇女所流露的爱心和温柔,使本仁约翰感到惊奇,认定这是新的生命的流露;与此同时,他又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软弱和罪恶,行事为人一直不清洁,过着败坏的生活。他于是呼求神拯救他,使他明白救恩,可以完全归向他。

当本仁约翰不断地读圣经神的话语的时候,有一天神借着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八至九节,对他说话:“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

圣经告诉他,圣灵赐特别的恩典给人,他需要救恩,神的恩典,但他必须有信心,必须单单地信,不能存着疑惑、不信的心。一个人若不信,就与神赐人的一切恩典无份了。

当本仁约翰决定要信主的时候,却对自己究竟有没有信心,无法知道。这时候他读了罗马书九章十六节:“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他毕竟信心软弱,对自己是否得救,仍然没有把握,就问自己说:“如果我还未得救,怎么办呢?”

这时候撒但就向本仁约翰注入动摇他信心的思想,说:“你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得救的,是没有希望的。”本仁约翰于是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说:“神阿!若我还未得救,那么,我怎么办呢?”神的话还是那么坚定,那么不可动摇,彰显了神的权能:“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尽管这样,本仁约翰还是心存疑惑,他觉得像他这样罪大恶极的人,无论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总不能使他得救。根本的原因,是本仁约翰一直不能忘记自己的罪孽,虽然圣经告诉他罪已得赦免,他也读到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本仁约翰也祈求主耶稣说:“主阿,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一切的罪。”

本仁约翰这些疑惑的心思,使他一直不能完全信神,使他不能信神的救赎,使他觉得神实际上已经弃绝了他。这样刚硬的情况,持续了一年之久。有一天,本仁约翰在乡间散步,想到神与他中间一直有一道鸿沟,想到自己并没有重生。这时候,有一节经文临到他:“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歌罗西书一章二十节)。这节圣经给他看见因着主耶稣所流的血,本来神要按公义审判人,现在非但不审判,反而使信的人得以与神亲近,得以有份于主耶稣所赐的新生命。有了这个觉悟之后,本仁约翰的里面充满了喜乐,他坦承这一天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过了几天,当本仁约翰坐在火炉旁边,他的信心又要动摇了,又要想起已往的罪孽来。感谢神,这时他已经重生了,撒但的试探已经无能为力了,神又给他一节经文:“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至十五节)。

至此本仁约翰有了多处经文的印证,神多次对他说话,他太喜乐了,一切的忧虑,都不复存在了。 

第三章、继续在灵性上长进

本仁约翰得救后,仍然操着故业,为人补锅子。有一次,他又到培得福去,又遇见先前认识的几位敬虔爱主的姊妹。本仁约翰问她们说,你们当初是从谁得着灵性上的帮助的。她们告诉本仁约翰,我们的教堂是培得福的教堂(Free Church of Bedford),带领我们和牧养我们的是计福特牧师(John Gifford)。本仁约翰于是偕同妻子玛丽,到计福特牧师的教堂作礼拜。

计福特也参过军,在保皇派的部队当过少校。一六四七年,当保皇派的部队和菲福斯勋爵(Lord Thomas Fairfax)率领的国会派部队在伦敦东南边的迈士顿(Maidstone)交战时。计福特被俘,成为俘虏。

本仁约翰在国会派的部队中,只是一员士兵,对于计福特曾任少校,甚为敬佩。本仁约翰所想知道的,是计福特如何脱下军装,出来事奉神的。计福特就向这位来聚会不久的本仁约翰,说出自己蒙恩得救的见证。

原来计福特是保皇派中的死硬派,曾参与策划英皇查理士一世的复辟,被俘之后被菲福斯勋爵判处死刑。与计福特同时被判极刑的,还有另外的十一个军官。

当计福特说到这里的时候,本仁约翰就插嘴说,计福特牧师,请你说一下究竟你是如何大难不死呢?计福特说,我避过大难的神迹,正如使徒行传中彼得经历的神迹一样。计福特于是背诵使徒行传十二章七至十九节:“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作。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作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

本仁约翰很佩服计福特牧师一字不漏地背诵了整段经文,就对计福特说.你这么熟悉这段经文,说明这段经文和你的遭遇有雷同的地方,可否告诉我,你是怎样幸免极刑的。

计福特牧师告诉本仁约翰说,执刑的前夕,计福特的妹妹来到牢狱,她想在计福特死前,见哥哥最后的一面。她妹妹走进牢狱时,所有的警卫不是醉倒,就是酣睡,她宛如走入无人地带。而计福特也像当年的彼得,以为自己是在梦中,计福特兄妹两人就这样毫无阻挠地走出了监牢的大门。

计福特逃出监狱后,在沟渠里匿藏了三天,没有食物可吃,只靠沟水维生,然后白天藏在田间,晚上才往北方爬行,一直逃到培得福。计福特蒙神拯救之后,就忘记了神的恩典。计福特在培得福任药剂师时,仍放荡堕落,忘记神救命的恩典。有一天,他在赌博中输了钱,在恼羞成怒时,竟亵渎侮慢神。突然间神光照了他,计福特看到自己的污秽罪恶,急忙跪在地上。他就这样悔改了。计福特牧师接着对本仁约翰说:“每当一个人寻求神,神也在寻找他。”

计福特牧师得救之后,就放弃药剂师的职业,与另外十个清心爱主的人寻求神的心意。一六五○年,这十一个信徒在培得福成立了一间教堂(Free Church of Bedford),弟兄们并拥戴计福特为牧师。所谓自由教堂,乃是不受英国国教圣公会的管辖。计福特带领的教会,一开始并没有合适的会所。

在培得福有一间古老的教堂,有三百多年的悠久历史。一六三三年丹尼斯牧师(Andrew Dennys)卸任后,由克劳力牧师(Theodore Crowley)接任。一六四七年.克劳力牧师突然被教堂的管理委员会辞退。辞退详情无法知道,可能是管理委员会受到国会派和清教徒的影响,不愿意与亲近英国国教的克劳力牧师续约。

一六五三年,计福特牧师征得圣约翰教堂管理委员会的同意,让他们教会的人可以在圣约翰教堂作礼拜,计福特也被圣约翰教堂委员会确认为继任克劳力的牧师。

这一年,本仁约翰正式提出要求,要加入计福特牧师主持的教堂。那间教堂有一个惯例,就是每个新会友要作见证,公开叙述他蒙恩得救的经过。

本仁约翰于是战战兢兢地在众信徒面前,作了长时间的、冗长的陈述。计福特牧师听完本仁约翰的见证后,对本仁约翰说,你蒙恩的经历说得很详尽,并且很令人感动。你给人一个感觉,就是你善于表达你自己,你实在有表达内心意念的恩赐。希望你的口才能用来传扬基督,用来领人归向基督。

本仁约翰心中暗暗思忖,我是一个以补锅谋生的粗人,我怎么可能有一天成为传道人呢?

在同一年一六五三年,计福特牧师在奥斯河(River Ouse)的河边,为本仁约翰施浸。借着受浸,本仁约翰见证他与世界的分别。从今以后,向着罪他是埋葬了,旧人也埋葬了,他得着了复活的永远的生命。

一六五四年四月十四日,本仁约翰的妻子玛丽再生下一个女儿伊利沙伯(Elizabeth),别名菩西(Betsie)。那段日子,本仁约翰经常到培得福找计福特牧师,向计福特讨教属灵的问题。

一六五五年初,本仁约翰仍然以补锅子来维持自己的生计,另一方面,他在教会的服事越来越多,成为计福特牧师的好帮手。在这一年,他被计福特牧师和弟兄姊妹们确认为教会的执事。为了在事奉上更方便,本仁约翰带着他谋生的工具,以及家里一些必需品,全家搬到培得福来。

前文说过,计福特牧师发现本仁约翰有讲道的恩赐。本仁约翰天生口齿伶俐。思路分明,说起话来,很有恩赐,得救之后,神的灵与他同在,他的心非常火热,迫切地要将福音传给未信的人。下面是本仁约翰记述自己开始讲道的过程:

“在此我要简述我讲道的经过。原来我从迷梦中醒过来已有五六年,我认识到主耶稣基督的价值,也看到我是何等的需要他。因此我愿意把我从主所领受的,与别人分享,使众人也能得着属灵的帮助。这样,弟兄姊妹知道我有负担,就请我在他们聚会的时候对他们讲道。

“起初我不敢接受邀请,可是经不起弟兄们再三的邀请,便答应他们的邀请。我到他们中间去讲了两三次道,渐渐地发现了自己讲道的恩赐,他们也都诚恳地表示他们听了我所讲的道,都受了感动,都得了安慰,并且感谢神赐下我这样的器皿。

“在弟兄们中间,有人听了我讲道以后就叫我与他们同往乡下讲道。我只习惯在家庭聚会中,对着较少的人讲道,那些乡下人听了,都表示得着益处,里面充满了喜乐。”

计福特牧师带领的聚会,属浸信会。他们敬虔爱主,常常禁食祷告。他们不像当年的英国国教,容纳还未清楚重生的人;在接纳信徒加入教会的程序上,他们采取严谨的态度。他们同时注重信徒在灵性上的操练;又经常探望信徒,并带领信徒参与教会的事奉。那教会虽是浸信会,但却接纳信主重生而没有行浸水礼的信徒。本仁约翰曾谈过:“我们绝对不会让浸礼破坏教会的合一,不会让浸礼成为教会的规条,成为拦阻人进入教会的门闩,或把浸礼作为分隔基督徒的墙垣。”

计福特牧师这时候身体欠佳,卧病在床,经常需要本仁约翰代他站讲台。本仁约翰在讲道前,总是起草一个讲道大纲,并预先请计福特过目。计福特对本仁约翰的指点很简单:“你的家里已有一位聪慧的妻子玛丽,假若你所讲的,连玛丽这么聪明的人都听不懂,遑论其它会众了。”

一六五五年九月,一直在灵性上帮助本仁约翰的计福特牧师突然病逝,当时本仁约翰内心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

一六五六年一月,培得福的聚会聘请了一位新牧师伯顿(John Burton)。伯顿并没有进过大学,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为人敬虔,只是身体衰弱。这样一来,本仁约翰就要在各方面帮助伯顿牧师,包括分担讲道的责任。

本仁约翰讲道时,总是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不配蒙恩的人,他常说自己好比是从死人堆中出来的一名福音使者,脚拖钌铐、手戴锁链讲道。他叫人要逃避地狱的火,逃避那永世的沉沦。

第四章、克伦威尔支持清教徒

率领国会派的军队的克伦威尔(O1iver Cromwell)于一六四八年得胜之后,清教徒的影响力大大增加。

原来的英国国教,在英国皇帝查理士一世的支持下,作风渐渐倾向天主教,全部抄袭罗马教廷的专制管治制度。清教徒素来反对这些罗马教廷的专横作风,坚持圣经的权威性。

早在一六四二年,即克伦威尔和英国王室爆发内战的前夕,尽管清教徒受到英国王室和英国国教的双重逼迫,各地信徒自发的聚会反而日益增加。在伦敦及中部一带,共有八十处不同的家庭聚会,内中包括本仁约翰参加的计福特牧师主持的聚会。

克伦威尔得势之后,就着手消灭英国的君主制度,于一六四九年一月三十日将查理士一世斩首。一六五三年,议会隆重宣告,不许以任何形式强迫人民加入英国国教,声称‘凡奉耶稣基督的名信神的,虽然在教义上,或敬拜形式上,或教会管理制度上,各持不同的意见,但不得因此受管制、在信仰和宗教奉行方面,人民一律受到保护,好叫公共治安得以维持,而公民权利得着保障。’

在宣言里,罗马教廷奉行的教皇制度,以及英国国教奉行的主教监管制度,则不在受保障之列。那时期国会的会议桌上放着一本圣经,以圣经为国家法律的基础,并为国家生命的真髓。凡作长官的都必须是敬虔的基督徒,骂人、醉酒,和作一切不圣洁的事的,都一律被认定是犯法;全国赌场、酒吧、剧院都关了门。英国成为欧洲大陆受天主教迫害的人的避难所,更成为更正教的堡垒。克伦威尔执政的时期,英国大受神的祝福,出现了许多基督教杰出的传道人,内中有约翰·欧文(John Owen)、约翰·豪尔(John Hove)、巴斯特(Richard Baxter)、多马·古得文(Thomas Goodwin)、此外,还有贵格会(Quakers)的创始人佐治·费克斯(George Fox)和本书的主角本仁约翰。

在本仁约翰的著作中,对贵格会的作风和教义,甚有微言,实际上其中有某些误解。

当佐治·弗克斯刚刚出来事奉的时候,英国的浮嚣派(Ranters)大行其道。浮嚣派推行的学说(Ranterism),几乎淹没了整个英国。

有一个英国法官对佐治·费克斯说:“假使神没有兴起你去传布生命之光的道理,全英国必会为浮嚣派的主张所淹没,而英国的法律必无法制止浮嚣派,因为他们必将有和更正教相似的言行,却保持着他们偏差的学说。”现在佐治·弗克斯所传的真理,既可以更正他们的学说,也可以动摇他们的根基。

在佐治·弗克斯的自传中,佐治·弗克斯叙述了他和浮嚣派的头目巴洛兹(Edward Burrough)之间,有许多的争辩。

这些浮嚣派结果被克伦威尔的政府所取缔,而被迫蔽隐在贵格会的旗帜下。巴洛兹于是也说自己是贵格会。

一六五六年,巴洛兹来到培得福的高街(High Stlreet)讲道。本仁约翰也前去听道。虽然巴洛兹已从浮嚣派,摇身一变成为贵格会的信徒,但是仍不脱浮嚣派的本色。巴洛兹夸夸其谈,口若悬河,听起来很有说服力,本仁约翰却认为这些道理偏离圣经,若被巴洛兹说得似是而非,简直是太危险了。

当巴洛兹讲道的时候,本仁约翰当时在场,再也无法克制自己,公开驳斥巴洛兹。起初巴洛兹蔑视本仁约翰,不把本仁约翰看在眼里。到了本仁约翰引用经文逐点驳斥巴洛兹的时候,巴洛兹才暴跳如雷。巴洛兹大声喊道:“这个从地狱里跑出来的麻烦鬼是谁?”

这事之后,每当本仁约翰在教堂外进行露天布道时,浮嚣派的人就来捣乱。本仁约翰和浮嚣派的论战最后演变到一个阶段,本仁约翰觉得单是口头上的辩论还不够有力,必须采用白纸黑字的单张。在伯顿牧师(John Burton)的鼓励下,身为补锅匠的本仁约翰,写出了第一份单张《一些福音真理的阐明》(Some Gospel Truths opened)。伯顿牧师为本仁约翰的单张写了《序言》,而本仁约翰在新港·巴奈(Newport Pagnell)的一位老朋友马太·高力(Matthias Crowley)则负责印刷。

一六五八年,一向支持清教徒的英国统治者克伦威尔突然逝世,英国保皇派,以及一部份国会议员,群起要求英国恢复君主制度。许多独立教派的基督徒人心惶惶,深恐英国又回到英国国教的专制宗教制度的管辖下。

一六五九年,本仁约翰遭受到另一项沉重的打击,多年来支持他.爱护他、为他分忧的妻子玛丽病逝,遗下四个孩子给本仁约翰。

玛丽逝世之后,有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名叫伊利沙伯(Elizabeth),经常到本仁约翰的家里,代他照顾四个孩子一瞎眼的大女儿玛丽、二女儿伊利沙伯、儿子小约翰和多马(Thomas)。四个孩子在伊利沙伯的照料下,个个都服服贴贴,显示了伊利沙伯具有母性的天分和爱心。这时本仁约翰已三十岁,比伊利沙伯大十二岁,他发现自己已爱上了伊利沙伯,就向伊利沙伯求婚,两人于是结为夫妇。四个孩子也很乐意接受伊利沙伯为他们的新妈妈。

一九五九年五月,本仁约翰应邀到剑桥(Cambridge)以西五英里的一个小村落杜夫特(Toft)讲道。讲道的地点是杜夫特村大街旁恩格先生(Mr.Aiger)农庄上的谷仓。那一天本仁约翰读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本仁约翰讲道时说,他深知那天在座听道的人绝大多数是未信主的人。本仁约翰讲完道时,一位剑桥大学的阿拉伯文教授兼大学图书馆馆长多马·史密斯博士(Dr.Thomas Smith)站起来,用很傲慢的态度诘问本仁约翰:“你根据什么,这样大胆地断定在座的大部份人仍未清楚重生得救?”本仁约翰答说,他讲的道是根据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说的撒种的比喻,种子撒下的时候,落在四种不同的地方,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有落在荆棘里的,有落在好土里的。本仁约翰说,他从主耶稣的比喻,知道世间大部分人是未清楚得救的。

史密斯凭持自己具有渊博的学问,带着恃才傲物的雄辩姿态,追问本仁约翰,哪间教会差派你到杜夫特村讲道。本仁约翰答称,培得福的教会。史密斯又不客气地说,什么培得福的教会,这是一群平信徒结合的聚会,他们根本无权力差派一个补锅匠出外讲道。由于史密斯已经对本仁约翰进行人身攻击,双方也就不欢而散。

事后,史密斯教授仍不肯善罢罢休,仍然用很尖锐的笔调发表文章攻击本仁约翰。本仁约翰对史密斯的挑战不予响应,靠主恩典,表现了基督徒忍耐的美德。

这时候,有两位剑桥大学的学者挺身而出,为本仁约翰的公开讲道辩护,一位是约翰·丹恩(Jobn Denne),另一位是威廉·丹尔牧师(Rev.William Dell)。威廉·丹尔更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本仁约翰,他邀请本仁约翰到他在耶尔登(Yelden)的教堂讲道。

一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查理士王子从荷兰回到英国首都伦敦,登上王位,是为查理土二世(Charles 11)。查理士二世巩固了权力和地位之后,就开始清算从前处死他父亲查理士一世的国会派成员。对清教徒的迫害逼在眉睫,个个岌岌可危。而英国国教的权威地位也随王朝被恢复过来。

一六六○年九月,培得福的聚会由于不是英国国教认可的教会,不是依照英国国教的礼拜方式,不是由英国国教的神职人员主持聚会,因此不得再借用圣约翰礼拜堂聚集崇拜。同一时期,英国国教进行一次神职人员的过滤和清洗运动,有无数教牧人员被免去职位,不过也有一些传道人和牧师,自动和英国国教划清界限。他们不愿意依照英国国教的礼拜方式,特别是不肯依例诵读英国国教的公祷文(Cornmon Prayer Book)。

本仁约翰的聚会场所被迫迁移到约翰·费恩(John Fenne)在高街(High Street〕的住宅,聚会的人数约二百位,内中包括那几位当初带领本仁约翰信主的姊妹。

第五章、本仁约翰为主被捕

一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大约有四十名基督徒聚集在培得福以南十三英里的下森西尔(Lower Samsell),他们都赶来听本仁约翰讲道。

在聚会前,已经有人警告本仁约翰,说聚会的场所已经暗中受到监视,因为查理士二世已经越来越倚重英国国教的宗教势力,逐步取缔英国国教之外的聚会。

面临着被捕的危险,本仁约翰并没有取消聚会,他站在讲台上说:“不会,我不会取消聚会。我不愿意逃走,亦不愿意为了官府要拘捕我而临时取消这个聚会。来吧,让我们欢欢喜喜地来聚会敬拜神,不要因为有人恐吓我们就表示屈服。传扬神的话语,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倘若我们因为传扬神的话而遭受逼迫,我们将来必定会得着大的赏赐。”

本仁约翰开始聚会没有多久,一个警察就手持逮捕令,趋前逮捕本仁约翰,把他解到太平绅士(Justice of Peace)威格(Francis Wingate)那里受审。

第二天,十一月十三日审讯正式在哈林顿大楼(Harlington House)开始,威格问本仁约翰,为什么你不守本分,不好好地作一个补锅匠。本仁约翰说,我只是劝说人们悔改认罪,接受主耶稣作他们的救主,这样传福音并不影响我从事补锅匠的行业。

威格又问本仁约翰,你知不知道在英国国教之外讲道是犯法的。本仁约翰答说,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不合法和违反圣经的教训的。

饱学的威格竟然无法驳倒一位以圣经为根据的补锅匠本仁约翰,实在是自贬身份。威格无法可施,只能叫本仁约翰找保证人担保外出。当本仁约翰的朋友们正在为本仁约翰办理担保手续时,恼羞成怒的威格突然对本仁约翰的朋友们训斥:“你们要保证这个人不再讲道,如果他胆敢讲道,你们的保证书将要作废。”这时刻本仁约翰挺身作答,我不会停止传扬神的话语,我要继续安慰和辅导神的儿女。因为本仁约翰不肯答应以后不再讲道,因此本仁约翰被判入监七星期。

一六六一年一月,本仁约翰被柙到贺恩礼堂(Herne Chape1)继续审讯。会审的法官有:苏林爵士(Sir John Kelynge)、彻斯特爵士(Sir Henry Chester)、勃兰德尔爵士(Sir George Blundell)、毕彻爵士(Sir William Beecher)和史纳格先生(Mr.Thomas Snagg)。这些会审的人物都是当年法律界有头有面的显赫人物。

审讯还未开始,外头已经议论纷纷说,这五个法官都是仗势欺人的保皇党,而主审法官格林爵士不久前在伦敦连同其它数字法官会审时,曾把十位克伦威尔的党徒判处死刑。

主审法官格林爵士首先问本仁约翰,有没有前往英国的国教的教堂作礼拜,本仁约翰说没有。主审法官问本仁约翰原因何在。本仁约翰答说,我从神的话语中,找不出这样的教训。

主审法官就说,但是神有吩咐我们要祷告,本仁约翰答说,但是神并没有说,我们要用英国国教的《公祷文》(Common Prayer Book)祷告。主审法官就问本仁约翰,不以公祷文祷告,那么根据什么祷告?本仁约翰答说,神要我们以灵和诚实祷告。本仁约翰接者说,《公祷文》这本书是人编写的,并不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引导的祷告。神的话是说,你们要以灵和诚实祷告,并没有说要用英国国教的《公祷文》祷告。

其它法官静听主审法官的审讯,心中不得不暗暗佩服本仁约翰的智慧和口才,而主审法官因为理亏词穷,惭惭露出疲态。

内中有一个法官问本仁约翰说,你是一个补锅匠,你大胆地在英国国教的体制外讲道,是谁赋与你这样的权柄。本仁约翰答说,根据神的话语,彼得前书四章十至十一节:“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事人的,要接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事,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等一等!”一位法官突然插嘴说:“我想你是顺口编出这些经文,把圣经拿过来,让我翻阅一下。”

法官们翻阅了经文之后,哑口无言,他们在迫害本仁约翰一事上,一时感到技穷。这时候这些法官们不再认为本仁约翰是一个不值得顾虑的补锅匠,而是大英帝国的危险人物。法官们以仇视的眼光逼视着本仁约翰,他们已是眼露凶光了。

特别是主审法官格林爵士,是英王查理一世的拥护者,为了支持英国王室,他曾被关在温莎城堡(Windsor Castle)长达十八年。如今查理二世恢复王位,格林爵士有责任维护王室和英国国教的体制和尊严。这期间英国各地的独立教派、长老会信徒、贵格会信徒陆续有人被投入监狱里。

五个法官经过了短时间的密斟,作出了宣判,即将本仁约翰继续监禁三个月。三个月后,倘若本仁约翰还不肯到英国国教的礼拜堂作礼拜,而又不肯放弃他的讲道工作,他就要被驱逐出境。而倘若他未被英国国王特许而在被驱逐后仍逗留在英国境内,他就要受绞刑处死。

本仁约翰被判继续坐监之后,他的妻子伊莉沙伯,眼泪汪汪,那些到法庭旁听的培得福教会的弟兄姊妹,送她回家休息。本仁约翰的大女儿失明的小玛丽,和弟弟妹妹,从继母伊利沙伯口中,听到父亲本仁约翰为主的缘故,竟在一个声称基督教国家的英国,因不肯参加国教教堂的礼拜,及对信徒讲道,竟要不断地在监狱中受到残酷的迫害。全家大小,不禁拥抱,痛哭不已。

伊利沙伯嫁给本仁约翰时,已经作好思想准备,要与丈夫本仁约翰,同甘共苦,相依为命。她的性格坚强,有果断力。她既然亲眼看到英国法庭的不公正、腐败,和践踏人权,就愤愤不平,就想四处奔跑去营救自己的丈夫。

她来到伦敦的英国国会的大厦,想向国会的议员陈述丈夫本仁约翰的冤情,但是国会有人向她说,英国有世界最完善的制度,即行政和司法分开,为了维护司法的独立,劝喻她遵循司法的途径。

一六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查理士二世为了他登基为英王,正式举行了隆重的加冕典礼。查理士二世为了粉饰太平,把自己装扮成一位仁君,特赦了许多危害社会安宁的重罪犯,英王的目的是要赢得国民的支持,向国民展示英王陛下的宽宏大量。

本仁约翰本来被判为坐满三个月监狱就要被驱逐离开英国国境,如今他虽然没有像其它重罪犯一样得到大赦,至少驱逐令可以暂缓执行,本仁约翰并获机会可以申请大赦。

但是英国的宗教迫害非常残酷,许多社会上罪大恶极的人反而可以获得大赦,但是一位忠心爱主的传道人,竟因讲道给信徒听,却被褫夺了大赦的可性能。

伊利莎伯眼巴巴地看到成千上万的罪犯重获自由,而自己的丈夫本仁约翰出狱无望,她觉得不公平,她只能寄望一六六一年八月间巡回裁判所(Assizes)到培得福时,在重审后推翻前判,她决定想办法援救丈夫。

到了八月间,伊利沙伯打听到,裁判所有一位法官,叫赫尔爵士(Sir Mathew Hale)。赫尔爵士是一位被人称誉的法官,为人正直、公平,并富同情心。

一六六一年八月,伊利沙伯前往培得福的天鹅旅馆(swan Inn),那里住着巡回裁判所的四位法官。他们这次到培得福,是处理前一次巡回裁判所积压下来的案件。伊利沙伯亲自会晤了赫尔爵士,他很同情伊利沙伯的处境,愿意亲自查阅本仁约翰的冤案。

或许伊利沙伯爱夫心切,有点操之过急,有一天,当赫尔爵士和另一位斐士顿法官(Judge Twisdon)乘马车回天鹅旅馆时,伊利沙伯截道把申诉书投入马车内,她的心急的作法,触怒了斐士顿法官。斐士顿法官抓起申诉书,愤怒地宣称本仁约翰将无望获得自由,又说本仁约翰已被定罪,除非本仁约翰保证不在外头讲道,否则裁判所不会释放本仁约翰。另一项对本仁约翰不利的是,四位法官之中,有一位彻斯特法官(henry Chester),他是第一个经手本仁约翰案件的威格法官(Franis Wingate)的舅舅。而彻斯特法官本人又是上次宣判本仁约翰有罪的五位法官中的一位。他一听到伊利沙伯说本仁约翰是无辜的,上次的判决是不合法的,必须为案件翻案,也就震怒不已,坚称上次定罪本仁约翰是依法办事。

伊利沙伯眼看申诉无望,只好用自己的悲惨处境换取赫尔爵士的同情。她说,法官大人,我有四个儿女要照顾,内中一个失明,他们需要父亲外出谋生,来照顾一家人的生计。赫尔爵士望着年方二十岁的伊利沙伯说,你这么年青,怎能生出四个孩子?伊利沙伯答说,我是四个孩子的继母。赫尔爵士又听到伊利沙伯自己新近有一个孩子小产,对伊利沙伯顿生了怜悯之心,可是,在其它法官的强烈反对下,赫尔爵士实在无法向伊利沙伯提供任何的帮助。

第六章、神对罪魁的丰盛恩典

一六六二年,推行政教合一的查理士二世,坚决要维护英国国教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地位,颁布了新的《一致化法令》(Uniformity Act)。一致化法令规定除了英国国教之外,在其它场所的崇拜都是非法的,故此约有二千个传道人,情愿牺牲他们的收入,也不肯就范,去担任英国国教的神职人员。

这种强压的手段并不生效,到了一六六四年,英国各地的清教徒(Puritans),和英国国教的异议者(Dissenters),仍纷纷在各地秘密举行家庭聚会。

甚至在英国的监狱中,也不乏同情新教徒的狱卒。有些狱卒对本仁约翰特别宽松,有时竟偷偷放出本仁约翰,让本仁约翰可以到外面讲道:当然本仁约翰事后要准时回到监狱,才不会连累善待他的狱卒。

本仁约翰在监狱中,又一直利用时间写作。他曾出版一本四行诗的诗集《狱中默想》(Prison Meditations),展现了本仁约翰的作诗才华。

除了诗集,本仁约翰还写了几篇长文,包括《一件需要的东西》(One Thing Needful)、《圣城》(The Holy City)、《死而复活》(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然而在本仁约翰当年所出版的诗文中,最优越的一本书,是一六六五年完成的《丰盛的恩典》(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s)。这本书是本仁约翰的自传。正如盖恩夫人的自传、芬尼的自传、慕勒的日记、约翰·韦斯利的日记一样,本仁约翰借着文字,把自己的属灵经历,与后世的信徒一同分享。传记作家布朗(Raymond Brown)把《丰盛的恩典》和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忏悔录》,并列为两大古典灵程默想录。

《丰盛的恩典》按着时间的顺序,详述了本仁约翰五年间的苦难经历,以及在这五年之前未得救时的光景和转变过程,前面几章我们谈及本仁约翰悔改重生的经过时,也往往要摘录本仁约翰在《 丰盛的恩典》中的记述,因为这些记述是由他本人亲笔写出,是最详实的和最可靠的。

关于《丰盛的恩典》,布朗作出了非常中肯的评述:“我们并不盼望每个人都必须经历本仁约翰那种不间断的内心挣扎。灵性的低潮和荒凉,和被弃绝的感觉,但是我们必须承认《 丰盛的恩典》确有许多宝贵的功课是我们必须学习的。”

布朗又说:“如此的内省和无法解除的罪性,并不需要我们现代的人如法泡制。每个人的灵程和经历都不一样,人工的模仿是不需要的。这时代的人已经对罪恶感到麻木和无动于衷,对于一些他们认为微不足道的罪已经不去对付,完全忽略了这些罪所产生的破坏力。本仁约翰那种罪的严格对付实在使这时代的人感到惭愧。”

第七章、黑死病袭击英国

黑死病是一种恐怖的疾病。这种病来得突然,患病的人觉得全身滚热,然后发冷又发热,接着又发冷。病人会全身疼痛在腋窝会出现瘤块。往往这些块状的瘤破裂,令人痛不堪言。若是黑死病的细菌只包容在瘤块之内,那个病人算是幸运。在每五个患黑死病的人当中,他算是有一个幸存的机会。另四个患病者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暴死。黑死病的病菌一旦侵入肺部,病人必死无疑。

从一六六五年至一六六六年,黑死病临到英国,光是伦敦一地,就有七万五千人不治身亡。即使敌军入侵英国,英国政府还知道对方的所在地,还可以评估敌军的实力。但是黑死病是静悄悄地降临,毫无踪迹可寻。人民恐惧地关在屋内逃避黑死病,病菌仍然能从门隙和窗缝中穿过去。每个晚上,都有棺木把死者一 一送出去,但是即使是亲人也不敢去触摸尸体。当英国城市最需要医生时,医生落荒而逃,唯恐病菌上身。

伦敦的歌剧院在那时期空无一人,再无人敢留恋在公共场地去欣赏莎士比亚的歌剧。伦敦的大街小巷散发着尸臭的气味,整个京城被死亡和恐惧的气氛所笼罩。

许多英国国教的教堂找不到牧师处理丧事,甚至从前本仁约翰作礼拜的圣约翰堂也找不到人处理丧事,许多英国国教的牧师失去见证,弃职潜逃。

这时候一位法庭的职员考柏(Paul Gobb)来见本仁约翰说,你的信仰不符合现政府的宗教体制,政府依法不能释放你,另一方面政府现在觉得,在这紧急时期,黑死病肆虐,有意放你离开监狱,为社区服务。有朝一日,黑死病沉寂之后,你再回监狱服完刑期。

本仁约翰说,我被主呼召,是要服事众人,服事弟兄姊妹,服事主耶稣自己,虽然政府偏待人,把我列为重罪犯,但是我一有机会,我仍要服事众人。就这样本仁约翰回到了家中,与妻子伊利沙伯和几个孩子重叙天伦之乐,并迅即投入社区,作救灾工作。

历史学家约翰·吉利斯(John Gillies)对黑死病袭击英国时期的实况,作了详实的历史记载:

“许多被政府用高压手段压抑的传道人在这时期公开地和奋不顾身地传扬福音,给人民带来安慰和永生的指望。多年来政府对传道人的监禁,加上兵丁的监视,结果证明无效。

“当黑死病达到最高峰的时刻,英国国教不少牧师四处逃跑,离开羊群,只有那些未经认可的传道人,留下来安慰患病者。他们传福音给临终者,忘我地抢救灵魂。”

本仁约翰与伊利沙伯的重聚,为他们带来了爱情的结晶,一六六六年底,生下了女儿色拉(Sarah)。

本仁约翰又藉这段机会,传扬神的话语,在橡树底下,在谷仓中,在田野上,他放胆地传扬信息。培得福的信徒,都热心地参加他主领的聚会。

过了几个月,黑死病逐渐消褪,执政者又将宗教政策收紧,强硬的手段又施加于自由传道人的身上,本仁约翰再度身陷囹圄。

在监狱中,本仁约翰听到一项令他欣慰的消息,就是他的书《丰盛的恩典》销路很好,迅速卖罄,出版商要再版。

坐监多年的本仁约翰虽与外界隔绝,仍从狱卒和初入狱的犯人,听到外界一些零零星星的消息。这时发生一件讽刺的事,就是查理士二世有意放宽宗教的自由,其真正的动机不是为了要善待清教徒和独立教会的人士,而是因为查理士二世暗地里信仰天主教,他想尽方法为要扶植天主教。查理士二世的意图一时无法得逞,因控制国会的仍是英国国教的支持者,许多英国国教的主教甚至还担任国会的议员。

英国虽然残酷地迫害清心爱主的人,神的手也沉重地击打英国。黑死病刚从英国消失,一场大火突又席卷整个伦敦。黑死病肆虐伦敦需要九个月的时间,一场大火摧毁伦敦只需五天。伦敦的五分之三付之一烬,化为一片空地,无数人失去家园,流落街头。伦敦有八十八间教堂被烧毁,包括富丽堂皇的圣保罗大教堂(St.Paul’s Cathedral)。

本仁约翰在监狱中叹声道:“我希望神让查理士皇帝和国会慎重考虑,他们应该释放那些被逼害的人。”

一六六八年秋天,英国政府又放松了对本仁约翰的看管,他可以进出监狱多次,只是那时他谨慎起来,不敢公开讲道,以免当局又对他严格起来。身为神的仆人,每当他出狱时,都会去探访信徒,解答信徒的难题和调解家庭纠纷,鼓励和安慰那些病人和伤残人士。

一时的宽松,一时的严紧都不能改变本仁约翰囚犯的身份,固然这种短暂的和零碎的假释可以让本仁约翰有机会和妻子、孩子有短暂的团圆,但是多年来不断地要尝铁窗的苦味,实在叫本仁约翰无法对自己的工作作出规划和安排。

一六七二年十一月,当本仁约翰坐监十年之后,监狱当局准许本仁约翰晚上回家,只是必须当晚回来,数小时与家人团聚,对他是件美事,他突然发现妻子伊利沙伯并未能好好地教导孩子。在他长期坐监期间,伊利沙伯必须亲手作工,来维持一家大小的生活。很自然地,伊利沙伯也就无暇进行家教。

第八章、被信徒拥戴为牧师

一六七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查理士二世签署了《宗教宽赦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Religious Indulgence。)停止迫害所有独立教派信徒,准许他们在英国国教的范围外,另行聚会。

在培得福的聚会一听到他们可以公开聚会,十分喜乐。一六七二年一月二十一日,教会在恳切的祷告之后,又经过严肃的讨论,决定拥戴本仁约翰为教会的牧师。为了推动教会的事工,教会又确立了七位长老。他们是斐尼(Juhn ffenne)、斯考(Oliver Scott)、阿士渥(Luke Astwood〕、古柏(Thomas Cooper)、邓特(Edward Dent)、艾萨克(Edward Isaac)和可西(Nehemiah Coxe)。本仁约翰坐监期间,培得福的教会进入地下状态,不时转移地点,现在他们开始寻找永久的会址。没有多久他人买下一座粮仓,将之改装成教堂。培得福的聚会,大受神的祝福,在邻近的六个郡,先后有了聚会。此外还拥有三十一座建筑物。除了本仁约翰之外,另有二十六个传道人。

一六七二年五月十七日、本仁约翰正式向政府申请到讲道的许可证,已往在英国讲道的特权,是由英国国教神职人员专有的。那一次获得讲道许可证的,还另有二十五名。

一六七二年五月十七日,经过了十二年的牢狱生活,官方正式释放本仁约翰。这次释放是贵格会的信徒争取到的。本仁约翰经过了多年与贵格会的信徒在狱中的相处,对贵格会的看法有了明显的改变。

他离开监狱之后,写了一本书叫《我的信仰的声明与付之实施的理由》(A confession of my Faith and a Reason of my Practice in Worship)。事实上,当他在狱中的时候,他就一直思考教会的合一问题,当他恢复在教会的职事的时候,他认为有必要澄清他的立场,并重申他信仰的基本原则,特别是那些不能偏离和妥协的原则。

在本仁约翰的另一本书《对和睦与合一的劝喻》(An Exhortation to Peace and Unity),本仁约翰表达了他对教会的和睦与合一的渴望。本仁约翰认为,教会的分裂会妨碍外邦人信主。教会的不和与分裂会困扰和伤害教会中软弱的肢体。本仁约翰以沉重的心情这样表述:“为教会的事务而吵闹,这是连外邦人都不如的恶事,而基督徒当中却满了纷争,这是何等的耻辱!”

本仁约翰走的实在是一条十字架的窄路。一六七五年二月三日,英王查理士二世的宗教政策再度收紧,颁布了一项新的法令,规定所有的宗教崇拜必须在英国国教的教堂内举行,并将一六七一年底英王亲笔签署的《宗教宽赦宣信》作废。

一六七五年三月四日,本仁约翰被英国当局通缉,为了不吃眼前亏,他曾藏匿一个月之久,最后他的行藏被政府的奸细发现,将他囚禁六个月之久。

一六七六年本仁约翰有一段长时间的自由,可是他仍然拒绝到英国国教的教堂作礼拜,对于法院的传票他则置之不理,政府也一时没有逮捕他,但是到了年底,政府又一举打尽了漏网之鱼,正式逮捕了本仁约翰。当两个孔武有力、杀气腾腾的警察把本仁约翰捉住的时候,伊利沙伯不禁悲伤,一想到丈夫这一去,不知道又是何时何日,丈夫本仁约翰才能重获自由。她联想到丈夫一生中多灾多难,多次被投入监牢,又联想到自己一个弱女子,婚后一直要在逆境中挣扎求生,然而,在这四面楚歌的时候,她还能作什么?她低头祷告,仰望神的开恩,神安慰了她,因为人的绝路,就是神施恩的起头。

第九章、创作了《天路历程》

早在一六六八年,本仁约翰在狱中时,已经构思写一本自传式的寓言。这本书的主角其实就是他自己,《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里面所描述的那个洞,指的就是他被单独被囚的地牢。本仁约翰由于在监狱中不断向被囚的难友和狱卒传讲福音,常被监狱的主管把他禁闭在地牢里。

本仁约翰写了《天路历程》大约五千个字,就特别挑选一些顽硬的、不肯悔改的重罪犯,问他们读了有什么领会,然后他再回答他们的疑题。此外,本仁约翰又把草稿读给那些目不识丁的文盲听,要他们帮助他把文章口语化和大众化。最难能可贵的,是《天路历程》所阐明的真理,都是根据圣经。

当一六七二年本仁约翰被释放回家时,他的妻子伊利沙伯和孩子们就成为他写作《天路历程》所咨询的物件。那一年他已经完成了《天路历程》一书的四分之三。

一六七六年本仁约翰再次被捕时,英国当局唯恐他在郡立监牢中影响其它囚犯,又害怕太多狱卒同情他,暗中再放他出去讲道,并考虑到郡立监牢在培得福市区,很容易让本仁约翰混出混入,这一次当局深思熟虑地把本仁约翰囚禁在欧斯河(River Ouse)桥端税务局的驻守所内。要走到欧斯河的桥头,必须经过一百英尺的空旷地带,然后又要穿过一条四百年久的古老桥梁,才能到达税务局的驻守所。本仁约翰被关在防范严密的驻守所的十四尺见方的小监狱里,与外界一切的人隔绝,实有神的美意,使他在这段孤寂的日子里,能聚精会神地继续写作《天路历程》,他终于在六个月之内,将整本书完稿。本仁约翰完成这本名著时已是四十七岁。

在英国的基督教的领袖中,有一个很有名望的学者兼布道家——约翰·欧文博士(Dr.John Owen).约翰·欧文博士在克伦威尔统治英国时期,出任英国最高学府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副校长。当约翰·欧文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教导他的多马·百乐(Thomas Barlow)则是英国国教的牧师。查理士二世登基后,支持克伦威尔的教牧人员,或被免职或被驱逐出境或被监禁,唯独约翰·欧文,由于孚得众望,查理士二世反而要与他结交。

约翰·欧文虽然讲道时,很有恩赐和能力,但是他一听本仁约翰讲道就非常佩服,坚信本仁约翰是神在那时代兴起的贵重器皿。

有一次查理士二世当面责问约翰·欧文说:“像你这样一个学问渊博的人,竟然愿意静坐聆听一个毫无教养的补锅匠说教,这种事怎么可以发生?”约翰·欧文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必恭必敬地说:“陛下,我多么愿意拿我所有的学问,来交换这个补锅匠那感动人心的讲道的能力。”

一六七七年夏天,英国国教的主教多马·百乐约翰·欧文从前的老师,从他的主教官邸签署指令,准许本仁约翰在担保后释放。

本仁约翰写完《天路历程》时,正发愁该书何时才可以付印出版,一听到被释放的消息,喜出望外。本仁约翰回到家里与一家人团聚之后,没有几天,就告别妻子,抱着《天路历程》的稿纸,直奔伦敦找约翰·欧文。

约翰·欧文博士花了一整晚读《天路历程》,翌日,约翰·欧文对本仁约翰说:“英国的政治风向瞬息万变,每个人的祸福难测,但是,本仁约翰牧师,从今以后,你再也不会被人送进监狱了。”

本仁约翰听了这些话,不甚明白,问他为什么。约翰·欧文答说,因为你这本书将使你成为英国的民族英雄,以至没有一位英国的君王胆敢触怒国民,去迫害这本名著的作者。

本仁约翰听了,认为约翰·欧文说话太夸张了。本仁约翰早已知道,约翰·欧文曾任牛津大学的副校长,讲道的口才,闻名英国,至于约翰·欧文的文章既深刻,又有内涵,被认为是卓越之作。这些话出自约翰·欧文的口,本仁约翰听了难免要认为这是一种过度的恭维。

约翰·欧文接着说,你的谦逊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历史将证实我所说的话。你目前紧急要作的,是把稿纸送给出版商庞德(Nathaniel Ponder)。庞德也是独立教派的基督徒,他也和约翰·欧文一样,背后有高层人士暗中在保护他。

几个星期之后,本仁约翰又到伦敦找庞德,查问《天路历程》出版的进程,只见庞德皱起眉头,深思不语,本仁约翰问他因由,庞德才说原稿许多地方需要改动,劝说本仁约翰最好留在伦敦数日,对书内某些地方稍作更动。本仁约翰修订该书后,就回到家乡培德福。

一六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天路历程》由出版商庞德向英国文书厅(Stationers’Hall)登记,一六七八年二月十八日正式发牌批准销售。《天路历程》每本定价一先令六便士,公开发售。一六七八年一年之内,该书已再版,而英国各地的书店的定单,仍络绎不绝地送达庞德的出版公司。

一六七八年时,本仁约翰已达四十九岁。多年的牢狱生活,使他历尽人生的沧桑,当他走在培得福的街头上,突然觉得多人向他指手画脚,窃窃私语。本仁约翰看了,未免胆战心寒,这使他联想到多次被捕前,奸细追踪他的行踪的迹象。

奇怪的是,这种公众交头接耳的情况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到了有一天有一个老人趋前大胆地问他:你莫非那本《天路历程》的作者本仁约翰?本仁约翰觉得奇怪,问那老人说,莫非你也读过《天路历程》吗?那老人很诧异地答说,时下谁没有读过!

一六八○年,《天路历程》已经出到第四版,在英国出现了盗版的情况,出版商庞德不得不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警告盗印的不法之徒。这一年,本仁约翰年届五十岁,他又被庞德敦促到伦敦,再次就《天路历程》其些谬误作出勘订。

逐渐地本仁约翰体会到人性的势利、世故、劣根性,许多市井小民一知道他是《天路历程》的作者,就尽量巴结他、恭维他,谄媚他,使本仁浑身不舒服。

另一方面,多年蔑视本仁约翰的宗教领袖和学者却为着《天路历程》的畅销,甚为苦恼,感到束手无策。当本仁约翰多次在法庭受审的时候,法官们和英国国教的卫道士经常椰揄他并没有受过正式教育,胸无文墨,如今《天路历程》面世,他们本想以漠然的态度,置之不理。不需多久,这些素来敌视本仁约翰的人,发现这种消极超然的态度,并不奏效。《天路历程》的读者群逐渐地不再是市井之徒,许多英国的达官贵人,宫庭王族,都人手一册,茶余饭后,都在谈论这本书,有人甚至模仿《天路历程》书中人物的谈话的语气。

这些一贯反对本仁约翰的人一改初衷,想尽方法去考证本仁约翰所写的书无非抄袭古人的作品,并非本仁约翰的力作。但是这一项诽谤并不能成立,过往他们曾将本仁约翰渲染成一个近乎文盲的下等人,只有补锅补盆一技之长,甚至在法庭上,还再二再三地直呼他补锅匠,说他毕生所读的书从未超过五本。如今这些人再说本仁约翰的作品源自古希腊或阿拉伯的名著,岂不是称赞他曾涉猎过许多参考书籍,并指明他精通希腊文、拉丁文、阿拉伯文等多国语文,这和他们在法庭里的证词互相矛盾。本仁约翰创作《天路历程》的成功,使多年陷害他和中伤他的人无计可施、无可奈何。

一六八○年,由于本仁约翰的书在伦敦出版,他不时要到伦敦与出版商磋商事宜。在伦敦的期间,本仁约翰常被邀请在各处的聚会中讲道。那时,本仁约翰非但是一个很有恩赐的传道人,又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作家,他已是伦敦家喻户晓的人物。只要在聚会前给予一小时的通知,就有数以千计的信徒涌来听他讲道。

同年,在培德福的家中,本仁约翰又埋头撰写另一本书《坏人先生的生死存亡》(The Life and Death of Mr.Badman),书中叙述一个坏人的悲惨境况。这个埋没良心的坏人,从头坏到尾,背叛神,至死没有悔改。英国的杰出学者约翰·欧文给予这本书甚高的评价,说这本书是英国城市居民最赤裸裸的写照、《坏人先生的生死存亡》中的主角坏人。与《天路历程》中的主角基督徒,正好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一六八二年,本仁约翰出版了另一本书《圣战》(The Holy War)。该书仍是采用寓言的体裁。书中的人物写得生动活泼,吸引了不少的读者的兴趣。文笔既流畅,又口语化,充分地显示了本仁约翰的语言天才。这本书同样地供应了生命。

当《天路历程》一直高居畅销书的榜首的时候,读者群对作者本仁约翰常会反映他们的意见,提出一些建议。最使读者抱怨和不满的,是《天路历程》的主角基督徒是得救了,但是基督徒的家人,包括妻子和四个孩子,竟然沉沦没有得救,整本书的结局太不美满了。一般读者认为,基督徒的家庭没有得救,实在不妥当,不能为人榜样,影响实在不好。这些读者的喧嚷,对出版商庞德形成了压力,庞德于是要求本仁约翰再写《天路历程》的续集。

一六八四年,《天路历程》的第二部分出版,在书里,基督徒的妻子——基督女徒(Christiana)与四个孩子,蒙恩得救,获得了永远的生命。

一六八五年二月,查理士二世驾崩,由于查理士没有子嗣,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JamesⅡ)继承王位。

詹姆斯二世本人是天主教徒,当然希望增加天主教在英国的影响力和地位。为了削弱英国国教唯我独尊的宗教地位、詹姆斯二世采取了宽容的宗教政策。詹姆斯二世的存心是宽容对待天主教,其它独立教派,包括长老会、浸信会、贵格会等等也无形中受惠得益。

在宗教气氛宽松的环境中,本仁约翰的书《天路历程》是出乎人意料的获得成功,本仁约翰离世前,该书已经译成荷兰文和法文。英文本除了行销英国本土外,还销到爱尔兰一苏格兰和美洲各地。换句话说,本仁约翰不止在英伦三岛享有名望,他并且是国际上广为人知的作家。

第十章、晚年更蒙神祝福

本仁约翰不止有写作的天才,也有非凡的讲道的恩赐。英国的一些牧师和传道人,讲究演讲术,喜欢卖弄自己的博学,堆砌华美的词藻,强调逻辑性和推理方法,甚且在讲台上还要加上优雅的绅士风度。本仁约翰则大胆地运用民间的语言,以最诚恳的态度,发出了内心的喊声。他依靠的是圣灵的能力,把圣经的真理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既真实,又感动人心。

伦敦红十字街(Red Cross Street)教堂的柯庆牧师(Rev.George Cokayn),是本仁约翰的朋友,经常邀请本仁约翰讲道。

在伦敦旧宽街(Old Broad Street)的宾纳斯厅(Pinners’Hall)也请本仁约翰讲道。甚至当年英国最有名气的布道家约翰·欧文所主持的在芜田(Moorfie1ds)的白会所(White’s Alley),也邀请本仁约翰前往讲道。在台下听道的,除了约翰·欧文之外还有当时英国的一些显赫人物包括英国贵族和政要。

有一次本仁约翰在主日讲道,三千人涌来听他讲道,一半的人不得其门而入,只好失望地折返;本仁约翰则要从会场的后门,从密集的人头上被拖到讲台上讲道。

本仁约翰本来可以成为英国更加有影响力的传道者;但是他婉拒了许多城市的教堂的邀请以便在家乡培得福服事弟兄姊妹,及在家里埋首写作。

本仁约翰最喜欢参加教会的擘饼聚会。每当他在聚会中默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时眼泪流下他的两颊;他永远忘却不了主耶稣舍命的恩典。

一六八八年八月初旬,本仁约翰应邀到伦敦讲道,伊利沙伯看到本仁约翰身体衰弱,劝他不要骑上坐骑,要他搭马车去伦敦。但本仁约翰说,他必须绕道到里丁(Reading)去,因某少年得罪其父亲,被父亲驱逐出家门,并不让该少年人承受应得的财产,他决定要前去劝说该商人父亲,使他们父子重新和好。该少年人是个浪子,在放荡中花掉了父亲给他的赀财。本仁约翰坚持说,如今浪子回头了,忧伤痛悔的灵,神必不轻看。结果,本仁约翰到了里丁,使父子两人,靠着主的宝血,在爱里互相赦免,恢复了父子的关系。

一六八八年八月十六日,本仁约翰从里丁前往伦敦途中,遇到了狂风暴雨。在风雨中,他仍越过泥泞,淌过积水,直奔伦敦。没有想到,本仁约翰的马,因着两日来在风雨中和泥泞道上奔驰,竟然不支、倒地。本仁约翰只好把坐骑留在伦敦郊外自己步行进伦敦城。泥泞黏住他的脚,他拖着沉重的步伐,勉强地到达他好朋友史杜威(John Strudwick)的住宅。本仁约翰到达史杜威住宅时,全身湿透,冷得不断颤抖。那一晚他发高烧,整晚半睡半醒。

史杜威看到本仁约翰有病在身,劝他取消原定在白教堂(White Chapel)的讲道。本仁约翰不听劝,仍以不屈不挠的勇气,坚持他要如约在白教堂讲道。

一六八八年八月十九日,本仁约翰在白教堂讲他一生中最后的一篇信息。他读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本仁约翰讲到末了,已是疲乏不堪。他一回到史杜威家里,一直发高烧,连续十天高烧未退,病况是肺炎。本仁约翰临终前,对弟兄们说:“我现在不盼望别的,只盼望与主见面,没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

本仁约翰于一六八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息劳归主,安葬在伦敦城市路(City Road)的邦山坟场(Bunhill Fields)。

第十一章、其影响力历久不衰

本仁约翰逝世后,他著作的书籍的销路,并没有因着他的逝世而减少,而是一路攀升,单是《天路历程》,销路已经突破十万册。

《天路历程》一书,在世界各地,被译成二百多种语文和方言,成为圣经之外,最多翻译本的书籍。

《天路历程》之所以成为历史上的名著,是因为本仁约翰不套用世俗的、标新立异的词汇,不卖弄一些时麾的学术字眼。书里的对话直接引用圣经的话语。由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天路历程》才有如斯融化人心的威力。

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纽约第五巷长老会的牧师朱伟德(John Henry Jowett),是美国很有能力的布道家之一。朱伟德讲的每一篇道,几乎都引用《天路历程》的典故和措词,如‘将亡城’、‘忧郁潭’、‘艰难山’等,没有读过《天路历程》的会众,往往一头雾水,无法领略朱伟德讲章的精髓。

循道会的杰出讲道人杨格(Dinsdale Young)终身爱上了《天路历程》。传记作家夏洛·慕勒(Harold Murray)谈及杨格的生平时,这样说:“杨格最喜爱的书,第一本是圣经,第二本就是《天路历程》。”

传道王子司布真,是英国历史上罕有的讲道人,一生都从《天路历程》得着灵感。司布真六岁时,在祖父的阁楼上,发现一本《天路历程》,就爱不释手,一口气读完这本书。一直到司布真五十八岁去世,司布真读了二百多遍《天路历程》,平均一年两遍。

司布真非但读本仁约翰的《天路历程》,司布真也读约翰·欧文的书、司布真从约翰欧文的评述中,知道约翰·欧文这样一位博学的传道人,他所推崇的人物,竟是补锅匠出身的本仁约翰。

当司布真追求苏撒拿·汤逊(Susannah Thompson)时,送给她的书,就是《天路历程》。司布真曾著作一本书、即《天路历程的插图》(Pictures from” Pilgrim’s Progress”)。司布真以美丽动人的插图,向读者介绍了英国的经典著作《天路历程》。

司布真之所以成为英国近代被神大用的器皿,他的讲道在很大程度上,与本仁约翰一样,即是直接、简单令人容易明白。司布真一开口讲道就以火热的信息挑旺听众的心。

苏格兰首府爱丁堡(Edinburgh)一位甚有威望的讲道人亚力山大·怀特(Alexander Whyte),也从本仁约翰学习到不少属灵的功课。亚力山大·怀特也和朱伟德一样,在讲道时经常引用本仁约翰笔下的人物,特别是《天路历程》和《圣战》两书中的人物。亚力山大·怀特对本仁约翰笔下的人物深入研究到一个程度,特将这些书中出现的人物编成四卷书,书名是《本仁约翰笔下的人物》(Bunyan Characters)。

亚力山大·怀特的助手约翰·克姆(John Kelman),接下来继承朱伟德,任纽约第五巷长老会的牧师。约翰克姆也像朱伟德和亚力山大·怀特一样,喜欢读本仁约翰的书,特别是《天路历程》。约翰克姆也写了一本书,叫《研究天路历程的快捷方式》(The Rood:A Study of John Bunyan’s Pilgrim’s Progress”)。

由干篇幅所限,这里无法一 一列出究竟有多少神使用的仆人和使女,曾从本仁约翰的属灵书籍得着供应和帮助。

约翰·欧文曾是英国最有名望的牛津大学的副校长;由于当时牛津大学的校长是由英国的统治者克伦威尔挂名,所以约翰·欧文实际上是牛津大学学术方面和行政方面的掌舵人。以约翰·欧文的文才和口才,在英国当时已是拔尖的人物,正如前文所说,他曾谦逊地向英国皇帝查理士二世赞誉本仁约翰讲道的恩赐。约翰·欧文本人曾多次前去聆听本仁约翰的教诲。当约翰·欧文的学术成就攀登到巅峰的时候,他著作了最后一本书《默想和述说基督的荣耀》(Meditations and Discourses on the Glory of Christ)。在这本书中,约翰·欧文历述了他在灵性成熟后最末了一段日子的心路历程。约翰·欧文在最后的这本书中,满怀指望地套用了本仁约翰在《天路历程》的话:“当他走进天城时,他必然更清晰地看到天城的全貌。”

这岂不是本书许多个读者的期望吗?

约翰·诺克斯

前 言

在历代的属灵伟人中,有一位是无法排除在外的,即是清教派的创始人约翰·诺克斯(John Knox)。

二十世纪初期,美国新泽西州(New Jersey)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名教授便雅悯·华菲尔德(Benjamin B.Warfield)于一九○五年这样评述:

“时至今日,许多传记作家在撰写约翰·诺克斯时,对于约翰·诺克斯的教导,没有掌握那深层的属灵意义。我们深感悲痛的是,今日的教会已经失去了当日的纯洁;而只有这种单纯才能给约翰·诺克斯勇气,把苏格兰的教会,从罗马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人们如今不耐烦的只是教条的束缚,而不是全心全意地将荣耀归给神:约翰·诺克斯在宣告全能神的荣耀时,找到了能力的源头。我们在熟读约翰·诺克斯的传记时,应该再次重视一切能力的源头——全能的神,只有这属天的能力,才能摧毁那恶者的堡垒。”

读了便雅悯·华菲尔德的评述,也许有的读者要问,究竟约翰·诺克斯在历史上的影响力有多大。

首先,他创办了苏格兰的长老会,之后苏格兰的长老会又衍生了荷兰长老会。这些苏格兰的清教徒扩散到世界各个角落——特别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当英国国教逼迫清教徒时,他们大举移居到加拿大和美国,特别是美国的北卡罗莱纳州(North Carolina)、南卡罗莱纳州(South Carolina)和新英格兰(New England)一带。许多属灵伟人,包括慕安得烈、钟马田、叨雷等,都是约翰·诺克斯属灵的后裔。

权威的历史学家德欧毕涅(Merled’Aubigne)认为:“在更正教之中,接继约翰·加尔文的最卓越人物,恐怕非约翰·诺克斯莫属。”

在中国,推动一九二五年复兴祷告运动的林安德(Henry Woods)、路崇德(Walter Lowrie)、小叨雷(Reuben Archer Torrey)等,都是约翰·诺克斯属灵的后代。当宋尚节被伯特利布道团革职后,这些清教徒效法约翰·诺克斯,考虑的只是神的名、神的的荣耀,全力地支持宋尚节。概括一句,约翰·诺克斯的属灵影响力,绵延数百年。

第一章、在天主教辖管下的苏格兰

在约翰·诺克斯(John Knox)的时代,苏格兰的信徒在罗马天主教的辖管下,往往走上了迷路。天主教的神父们——甚至众多的主教,毫不羞愧地坦承他们根本没有读过圣经,他们这些圣品阶级的神职人员,主持弥撒时,总是对着那些僵死的仪文喃喃作语。许多时候,连神职人员本人也不懂得这些字句和条文的真正含义。

当时许多人误解,以为神父的赦罪、教皇的特赦,和向神父的告解和忏悔,可以为人赎罪。那时的苏格兰,少有人敢挺身而出,指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赎,他的血己经洁净了人们的罪,人们只要信靠主耶稣,就直接接受他作他们个人的救主。

当时苏格兰的天主教神父,既无知,又懒惰,他们考虑的只是个人的利益,有时为了增加收入,兼顾几个教区,这些神父本身得救都成问题,谈不上牧养众多教区的信众。

在这黑暗的时代,神在苏格兰兴起了汉米尔顿(Patrick Hamilton)。汉米尔顿生于一五○四年,来自苏格兰一个富裕家庭,与天主教关系密切,是当时宗教制度下的既得利益家族。可珍贵的是,汉米尔顿以严肃的态度,去对待信仰问题。汉米尔顿早年在苏格兰的圣安得烈大学(St.Andrew’s University)读书时,已经受到了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因信称义的信息所吸引。汉米尔顿于一五一七年到法国的巴黎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深造,并获文学硕士学位;在法国,他深深地受到新教徒的影响。一五二三年,汉米尔顿返回家乡苏格兰,开始用率直的语言抨击天主教的贪污和腐败。苏格兰的天主教当局大为震怒,决定把汉米尔顿交宗教裁判所处置;汉米尔顿及时逃亡,前往德国,曾在马丁路德门下受教。一五二七年汉米尔顿再度回到苏格兰,他决定不以福音为耻,亲自向亲戚朋友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更进一步,前往圣米迦勒(St.Michael’s),向天主教的神父们和王室成员传福音。他强调,任何人的罪要得赦免,唯有信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绝不是奉行天主教的仪式。他又说,神赐给人的是白白的恩典,人们不需要仰赖教皇的施恩,神职人员并不赋有赦罪的特权。

一五二八年二月,天主教在圣安得烈的大主教毕顿(Archbishop David Beaton)诱捕汉米尔顿,诬告他是异端者,把他绑在木架上,活活地把他烧死。约翰·诺克斯本人并不认识汉米尔顿,但是汉米尔顿被苏格兰天主教处死的消息传到他耳中时,约翰·诺克斯说:“这样迫害一个无辜的人,将促使苏格兰无数的人,开始质疑天主教的信条和行径。”

整个苏格兰因着汉米尔顿的殉难而震动,从此没有人可以用人为的措施去扑灭汉米尔顿在苏格兰所撒下的火种。

一五四四年,阴森可怖的天主教的红衣主教毕顿(Cardinal David Beaton Archbishop of St.Andrews),对更正教徒毫不手软,下令处死了五位更正教徒,并试图两度谋杀更正教的属灵领袖魏沙特(George Wishart),不过谋杀不遂。

虽然毕顿是圣安得烈的大主教,大权在握,但许多苏格兰庄园的庄主,却信奉更正教,他们为魏沙特的人身安全担忧,劝喻魏沙特不断地迁移住处,以免行踪暴露,落入天主教的毒手。魏沙特出身于一个苏格兰的望族世家,是雅各布·魏沙特爵士(Sir James Wishart)的儿子。

一五三八年,魏沙特为了逃避苏格兰布列津(Brechin)主教的迫害,在欧洲大陆和剑桥(Cambridge)逗留六年之久。由于他是剑桥大学的学者和导师,他重返苏格兰时,远比族人更有学识和才赋。他精通希腊文,能照正意解释圣经。他是一个很有能力和口才的传道人,说话很有说服力,态度和蔼可亲。他既勇敢,又敬虔;既温和,又忍耐。在苏格兰各地,都有大批的人涌来听他讲道。故此,天主教当局视魏沙特为眼中钉。

有大约五十名更正教徒,自愿充当魏沙特的保镖,内中就有约翰·诺克斯。约翰·诺克斯是于一五四五年开始认识魏沙特的;约翰·诺克斯不时佩戴着一把锋利的剑,走在魏沙特前头,为魏沙特开路,防备天主教差派的刺客的偷袭。魏沙特对约翰·诺克斯的忠诚和热心十分欣赏,隐约间他预感到约翰·诺克斯将在历史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一五四六年,在魏沙特被捕的前夕,他对追随者——内中有约翰·诺克斯——这样说,回去吧!一个人牺牲就够了!约翰·诺克斯勉强地离开魏沙特,魏沙特结果被毕顿判为异端者,处他火刑。当执行死刑的人奉命要吊起魏沙特时,行刑者跪在魏沙特面前,恳求魏沙特宽恕赦免。魏沙特吻着行刑者的脸颊,对他说,这是宽恕你的凭据,我赦免你,尽你的职务吧!

魏沙特赴难前,约翰·诺克斯仍是一个不见经传的人物;魏沙特一倒下来,约翰·诺克斯却浮现到台前,成为苏格兰更正教的焦点人物,带领苏格兰的教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回目录>

第二章、神秘的生辰

苏格兰阿伯丁(Aberdeen)联合自由学院(United Free College)的教授雅各布·史托尔克博士(Rev.James Stalker,D.D.)在他一九○四年所著的《约翰·诺克斯:其思想和理想》(John Knox:His Ideas and Ideals)一书中,对约翰·诺克斯是否生于一五○五年,不敢确定下来。

雅各布·史托尔克暂定约翰·诺克斯生于一五○五年,不外根据苏格兰最杰出的传记作家麦克里(Thomas M’Crie)于一八一 一年所著的《约翰·诺克斯》。麦克里在该书中记载约翰·诺克斯生于一五○五年。

在麦克里的著作发表后一百多年,二十世纪的传记作家弗兰明博士(Dr.David Hay Flemming)考证到约翰·诺克斯实际上出生于一五一三年底和一五一五年初之间。弗兰明的发现引起了历史学家的震荡;一个享有如此重要地位的历史人物,其出生年份竟然出现长达九年的误差,实在不可思议。

探索其原因,一是在魏沙特殉难之前,约翰·诺克斯籍籍无名:一直到魏沙特为主受害,约翰·诺克斯才崭露头角,爬上历史舞台。另一原因是,约翰·诺克斯初出道时,虽然在各教会有服事,但其功用并未被重视;到了后期,众人一致恍然发现神大用约翰·诺克斯,意识到他成为一个扭转时代的人物时,才群起为他立传。可惜这时约翰·诺克斯的早期资料已失散无存,无从考究,才会有这样长达九年的生辰的误差。

让我们以四百多年后的权威传记作家墨尔(Edwin Muir)所写的《约翰·诺克斯》为准绳,暂以一五一三年底为约翰·诺克斯的生辰。约翰·诺克斯毫无疑问的,是诞生于苏格兰的小市镇哈丁顿(Haddington)。约翰·诺克斯的父亲叫威廉·诺克斯(Williaim Knox),是一个勤劳的农民,为封建庄主效劳;他的母亲则名辛格莱亚(Sinclair)。

在一个人口只有一千五百人的哈丁顿小镇,出身卑微的约翰·诺克斯,在小时却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在哈丁顿的一所学校掌握了晦涩难懂的拉丁文的初阶。一五二九年他考进圣安得烈大学,之后在卓越的神学家约翰·梅爵(John Maior)的指导下攻读神学。一五三六年四月,约翰·诺克斯被按立为天主教神父;由于当年苏格兰已有过多神父,约翰·诺克斯未能在天主教的教堂谋得一职位。由于约翰·诺克斯读过法律,他于是在哈丁顿附近担任公证人。过了不久,约翰·诺克斯在当地担任家庭教师。其中一个家族——道格拉斯(Hugh Douglas),信奉更正教。

第三章、蒙恩的经过

在错误百出的天主教的统治下,苏格兰人民初期还逆来顺受;一旦天主教采取暴虐的手段,来残杀善良的、无辜的平信徒,情况就有了重大的改变。

更正教的纯正的、原始的基督教教义,指出天主教违背了圣经,唤醒平信徒必须尽速摆脱天主教的迷信、贪污和腐败。从一五三○至一五四○年,许多在苏格兰改信更正教的人,被天主教用最残忍的手段处死:不少人为了苟且偷生,被迫放弃了信仰;那些坚持真理、为主站住的信徒,则纷纷逃往英格兰或欧洲大陆。

感谢主,在这期间,威廉·丁道尔(William Tvndale)翻译的圣经,以及许多马丁路德的书籍,源源不绝地输入苏格兰,这对平信徒帮助很大,让许多人洞悉天主教的迷信和愚昧。故此,从一五四○年至一五四二年底,在苏格兰信奉更正教的人数急速上升,在这种潮流下,一心一意追求真理的约翰·诺克斯,不能无动于衷。

天主教的毕顿大主教,将汉米尔顿和魏沙特活活烧死,更使约翰·诺克斯对天主教的一些作法,深为厌恶。

一五四三年苏格兰女婴玛丽皇后(Mary Queen of Scots)的摄政王亚兰伯爵(Earl of Arran)采取亲英的更正教路线,鼓励平信徒阅读圣经,并支持更正教的传道人的布道工作。摄政王委任多马·古廉(Thomas Guilliamc)和约翰·渥欧(John Rough)两位更正教人士为牧师。

多马·古廉原是一名天主教的修道士,约翰·渥欧原是天主教的神父;他们两人走遍苏格兰的中部地区,按正意解释圣经,抨击天主教的谬误。他们的布道很有说服力,产生很可观的果效。

特别是多马·古廉的信息,打入了约翰·诺克斯的内心;约翰·诺克斯虽已被按立为天主教的神父,但是他的心的深处,此时已经靠近了更正教。有一天,约翰·诺克斯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整章经文记述了主在进入客西马尼园之前,向父神所作的祷告。主耶稣举目望天说:

“父阿!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文,摸着了约翰·诺克斯的心,他于是蒙恩,得着了永生、并且因重生得救,得着了主所应许的喜乐。他并且深信,因信成义,也因信成圣。从此,再也没有人,可以把他从主的手中夺去。

第四章、毕顿红衣主教被刺杀

约在一五四五年,苏格兰政府放弃了亲更正教的宗教政策,二十七年前汉米尔顿被火刑前那种白色恐怖的气氛再度笼罩着苏格兰。

只见更正教的传道人魏沙特勇敢地宣告他的信念,痛斥天主教的黑暗和偶像崇拜。为了防备魏沙特被天主教当局暗杀,约翰·诺克斯曾持剑护卫着魏沙特,长达五星期之久。一五四六年三月一日毕顿红衣主教下令将魏沙特火刑之后,苏格兰的十六名更正教贵族采取了断然的措施,刺杀了天主教红衣主教毕顿。

毕顿非但残暴成性,并且荒淫无度,除了养有妾侍之外,至少生有七个私生子。一五四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凌晨,当毕顿红衣主教的情妇奥姬菲(Marion Ogilvy)从后门溜走的时候,而毕顿正在歇息,十六名刺客潜入了圣安得烈城堡(St.Andrews Castle),亲手将毕顿处死。刺死毕顿后,这些刺客把毕顿的尸首吊起来示众;另一方面,他们占据了圣安得烈城堡。

约翰·诺克斯虽是魏沙特的贴身保镖;但他没有介入这项刺杀毕顿的策划和行动;然而约翰·诺克斯却完全同意这次的刺杀作法。他认为神往往容许犯罪作恶的人受到惩罚。现在,约翰·诺克斯沦为天主教当局缉捕的对象,他到处藏匿,唯恐遭到毒手。

一五四七年四月十日,走头无路的约翰·诺克斯带着三个学生,来到圣安得烈城堡,要求庇护。

在圣安得烈城堡的牧师约翰·渥欧(John Rough)和刺客的领袖巴尔纳夫斯(Henry Balnaves)——当年苏格兰最有魄力的政治家之一,注意到约翰·诺克斯教导学生时,说得头头是道、娓娓动听,诚意邀请约翰·诺克斯担任圣安得烈城堡的牧师,然而约翰·诺克斯断然拒绝,说他们没有权柄来呼召他出来事奉神。

约翰·渥欧对约翰·诺克斯的拒绝,并不气馁,在一个主日,当约翰·渥欧讲到委身事奉神这件事时,约翰·渥欧当众呼吁约翰·诺克斯要委身任传道人。约翰·渥欧更进一步要求全体会众印证这项呼召,当场得到公众全体的认同。约翰·诺克斯目睹这情景,感动到热泪盈眶。纵然如此,约翰·诺克斯仍婉拒这种公众印证的呼召。不过在几天之后,事态的发展,给他意识到,众信徒所印证的呼召,和任何其它人的呼召,具有同等的效力。

那是一个晚上,约翰·诺克斯到教堂作礼拜,听见一个天主教副主教约翰·安南(Dean John Annand)正在为天主教辩护,他说天主教是基督的新妇。约翰·诺克斯听了约翰·安南的诳言,忍不住地从坐椅站起来,说天主教已经从使徒时代的纯正教会堕落下来,再不是基督的新妇,而是不折不扣的淫妇。教堂内的公众于是一致要来约翰·诺克斯在下一个主日阐明他的论点。约翰·诺克斯应允在下主日讲道,这就是他首次的公开讲道,同时也是更正教历史上最有能力的讲道者之一。

约翰·诺克斯那次讲道用的经义是但以理书七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

“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伏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

约翰·诺克斯强调说,罗马天主教从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兴起来,即是新约圣经所指的敌基督。紧接着他述说天主教的教义与新约所教导的因信称义的说法有冲突。约翰·诺克斯的讲道完全根据圣经,视圣经为神的话语。他觉得他立足于神的话语,并坚信自己所传说的是真理。

约翰·诺克斯的讲道取得了会众良好的响应,会众一致印证他是神所呼召、所分别为圣的。会众宣称一些传道人所铲除的只是罗马教的枝节,唯有他挖出罗马教的根蒂。从此,他被称为神的吹号手。

第五章、从法国军舰至英国宫殿

苏格兰天主教当局决定向法王亨利二世(Henry Ⅱ)求助:亨利二世为了讨好罗马教皇,就差遣二十艘军舰,围攻圣安得烈城堡。一五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孤立无援的圣安得烈城堡只好向法国军舰投降。城堡内大多数居民作为俘虏,被送到法国的鲁昂(Rouen);重犯则被囚禁在鲁昂邻近的城堡;另有一百二十人被送到法国军舰上当苦役,内中就有约翰·诺克斯。

这类法国战舰(Galley)是单甲板的平底船,长度从一百尺至一百五十尺不等,宽三十尺而只高于水平线六尺,故此不适合在大风浪时航行。军舰一般选择在夏天时,从法国经北海航行至苏格兰。

当有风时,军舰可以张帆航行:无风时就靠二十五个长达四十五尺的桨推进。每个桨由六个奴隶摇橹,划桨时将每个奴隶用铁链锁住,另有兵丁拿着鞭子鞭挞奴隶。约翰·诺克斯被送到「圣母号」(Nostrc Dame)的军舰上。一般奴隶一上军舰服苦役,就终身不得挣脱;但约翰·诺克斯是一个奉献了的人,他坚持他的信仰,相信他的前途在主手中,他于是完全信靠神。

在「圣母号」上,约翰·诺克斯厌恶偶像,他一如既往,不向偶像屈膝。有一次船上的人在唱过「向圣母致敬」(Salve Regina)一曲后,有人把一张「圣母马利亚」的画像送到他面前,要他亲吻;这时,他不向官长的淫威屈服,把「圣母」的画像扔入河中,说,让「圣母」救她自己吧!她是这么轻,让她学游泳吧!经过这事件,官长不敢再强迫这个苏格兰更正教徒去向偶像跪拜。

这时,有些苏格兰的更正教徒转向英格兰寻求帮助,希望英格兰的军队把苏格兰的更正教徒从法国军队和天主教的政权解放出来。这些更正教徒坦言,假若英国军队征服了苏格兰,他们一定会效忠英王爱德华六世(Edward VI)。一五四八年中,整个苏格兰陷入一片混乱,到处都是战场,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英国和法国各自为了本身的政权不稳定和经济困难,决定透过谈判解决苏格兰的混战。谈判由法国驻伦敦大使谢尔夫(Odette de Selve)和英国驻巴黎大使美森爵士(Sir John Mason)进行。和平谈判的内容也涉及俘虏的释放问题。约翰·诺克斯在军舰上被折磨十九个月之后,即一五四九年三月,经美森大使向法王再三交涉之后,重获自由。

约翰·诺克斯在法国军舰上有美好的见证。他的信心坚定,不断勉励那些苏格兰更正教的难友,他于是成为这些战俘的精神支柱。他并以乐观的、积极的态度,向同受患难的乡亲保证,更正教将在苏格兰取得最终的胜利。

从前在圣安得烈城堡,当约翰·诺克斯被呼召出来担任牧师时,他虽然仗义发言,但是他的勇气未经考验,因为当时仍有坚强的堡垒作为屏障。如今在军舰上,他则是以非凡的胆识、信心,和坚忍,显示出他实在具有领袖的气质,才使他在俘虏中,被拥戴为领袖。有了这次在军舰上的锻炼,其后他遇到困难时,他再也不轻易淌下眼泪。在军舰上,纵然有铁链的捆锁和兵丁的鞭笞,他也绝不肯向偶像跪拜。是的,为了坚持真理,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一五四九年初,约翰·诺克斯从法国回到英格兰。这时期英王爱德华六世虽已登基,因年幼未成年,大权掌握在他母舅索美萨特公爵(Duke of Somerset)手中。索美萨特公爵倾向更正教,故此在苏格兰对天主教徒采取偏激的手段,他认为凭借武力可以平定苏格兰的动乱。英国这种高压政策引起苏格兰人的反感,结果法军不断告捷,英军节节败退,苏格兰的更正教徒被迫四处逃亡,有的逃到欧洲大陆,有的随着英军南下英格兰。

一五四九年四月,英国的枢密院(The Privy Council)正式委任约翰·诺克斯为苏格兰东南部的伯立克(Berwick)教区的牧师。

在约翰·诺克斯的一生中,这是一次休息静养的机会;原来他在法国军舰上当苦役时,肾脏受到感染,而胃溃疡又经常发作。在夜晚,这些病痛,影响他的睡眠,使他不时失眠;在白天,身体不适又使他不能有效地工作。

感谢主,约翰·诺克斯在伯立克教区担任牧师,生活的安定,使他的身体恢复过来。新的环境要求他尽心尽意服事信徒,促使他在灵性上和知识上必须不断有追求。在军舰上,在最绝望的环境中,他不断祷告,不断寻求神;在伯立克教区,他得着了更新之后,他更加仰望神、更加渴慕神,神也借着这段日子,装备了他。
在伯立克教区,约翰·诺克斯有充裕的时间读神的话语——圣经;他同时读解经书,特别是加尔文(John Calvin)的释经书。

从约翰·诺克斯所写的《致伯立克会众的信件》(Letter to the congregation of Berwick),清楚地看出,约翰·诺克斯在神学观点上,已经深受加尔文的影响。他特别强调基督在客观上所完成的救赎工作,远超过基督徒在主观上所作的回应。

在讲台上,约翰·诺克斯大力抨击天主教在宗教上的淫乱——拜偶像并缕述罗马教庭的信仰,充塞着不可饶恕的异端。他在讲台上所流露的真诚和恳切,点燃了听众的心灵。

一五五○年,约翰·诺克斯从小市镇伯立克,被调往更大的城市纽加塞尔(Newcastle)担任牧职,在那里他发挥更大的功用,产生更大的属灵果效。

一五五一年十二月,声名远播的约翰·诺克斯被英王爱德华六世(Edward VI)委任为御前牧师(Chaplain in Ordinary)。当年,在英国,只有六位御前牧师,他们要轮流被传召到宫庭,在皇帝面前讲道。这六位牧师,被称为当年英国最杰出的、最有份量的牧师,虽然不是全时间在宫庭宣教,只是轮班应召在御前讲道,但每个牧师的年俸为四十英镑,在当年这是很丰厚的薪俸。

前文说过,英王爱德华六世于一五四七年登基时才十岁,摄政大权掌握在他母舅索美萨特公爵(Duke of Somerset)手中。

索美萨特公爵倾向更正教,与大主教克兰墨(Archbishop Cranmer)商量后,提交国会通过一项议案,要重新修订公祷文(Book of Common Prayer),以代替英国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沿用的旧公祷文。约翰·诺克斯身为御前牧师,也就参与公祷文的修订工作,新公祷文于是于一五五二年修订成功。约翰·诺克斯对新的公祷文仍有一项保留,即反对在信徒领圣餐时要下跪:他认为下跪是偶像崇拜,可咒可诅。

约翰·诺克斯又帮助克兰墨大主教起草《四十二信条》(The Forty-two Articles),这就是英国圣公会所采用的信条。

一五五三年二月,经爱德华六世幕后策动,英国枢密院向克兰墨大主教建议,委任约翰·诺克斯为伦敦圣人教堂(All Hallows Church)的牧师,但这任命却遭他一口谢绝。约翰·诺克斯不领王室和圣公会的情,使许多人大惑不解。其实他不想被纳入圣公会的建制:他解释说,他可以在其它岗位上,照样为主作工。

约翰·诺克斯婉拒了伦敦圣人教堂牧师的职位,并不影响爱德华六世和枢密院对他嘉奖的决心,王室一心一意要把他纳入圣公会的轨制。当枢密院对他宠爱无比,动议要委任他为罗彻斯特主教;(Bishop of Rochester)时,他也婉拒这项擢升。他冒着激怒权贵的危险,任凭人误会他傲慢、恃宠生娇;仍是一味不肯妥协、让步。归根结底,约翰·克诺斯对圣公会深表失望,认为圣公会改教不够彻底,和罗马教差别不大,可说换汤不换药。他认为,在英国圣公会,取代罗马教教皇至尊地位的,是英国君主;而罗马教原有的圣品制度,在英国民事法律的制约下,仍然被圣公会保留下来;至于天主教许多偶像膜拜的残余和众多迷信的作法,圣公会则根除得不够彻底。约翰·诺克斯暗地里,已经下了决心,要在家乡苏格兰,建立他心目中的新约时代的教会。这个教会的模式,那时已经在日内瓦被加尔文所建成。概括一句,在那时期,约翰·诺克斯已经憧憬,在苏格兰恢复使徒时代的教会模式了。

第六章、流亡欧洲大陆

一五五三年七月六日,爱德华六世驾崩,他的姐姐玛利女王(Mary Tudor)继位。玛利女王身为天主教徒,表面上似乎容忍更正教,私下却有意扶植天主教。许多更正教信徒,有鉴于此,纷纷走进到欧洲大陆;这对于约翰·诺克斯来说,玛利女王不啻是另一个耶洗别。约翰·诺克斯有许多更正教的朋友,劝他不要作无谓的牺牲,而圣公会也已有一年,停止了他牧职的薪俸;他终于在一五五四年一月,告别他的妻子玛卓丽·保维斯(Marjory Bowes),前往法国。

玛卓丽·保维斯的父亲理查德·保维斯(Richard Bowcs),是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地方的天主教徒。几年前,约翰·诺克斯前往诺森伯兰讲道时,理查德·保维斯的妻子伊利沙白(Elizabeth)听了他的讲道,开始倾向更正教,并视他为属灵的导师。约翰·诺克斯认识伊利沙白时,伊利沙白已年四十五岁,并且养有十五个孩子,排行第五的是女儿玛卓丽。约翰·诺克斯虽然受到信奉天主教的理查德·保维斯的种种阻挠,还是排除万难,与玛卓丽结了婚。

约翰·诺克斯只是在法国诺曼底(Normandy)的港口黛比(Dieppe)逗留了一个月,就前往瑞士。

在英国,由于大多数人仍是罗马教徒,或者说,一般英国人对于罗马教和更正教的取舍,谁是谁非,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虔诚的天主教徒玛利女王,终于重新立天主教为英国的国教,并使圣公会重新隶属于天主教。由于玛利女工操纵着国会,故此没有引起英国上下严重的反抗和叛乱。玛利女王接着又迫害更正教的信徒,杀害了圣经翻译者约翰·罗杰士(John Rogers)。她杀害更正教徒的行径,使她在历史上留下了「血腥的玛利」(bloody Mary)的恶名。

一五五四年三月,约翰·诺克斯首次抵达瑞士的日内瓦(Geneva),首次看到了基督的教会的完美的模式。他称日内瓦的教会为“自从使徒时代以来,基督最完美的教会。

加尔文很友善他接待了约翰·诺克斯,并把他介绍给瑞士几位被神大用的仆人,包括在苏黎世(Zurich)的布尔格(Heinrich Bullinger)和在洛桑(Lausanne)的比勒·威勒特(Pierre Viret)。

同年五月间,约翰·诺克斯又重返法国港口黛比(Dieppe)。他这段日子曾多次往返于日内瓦和黛比之间。在黛比,他听到英国最新的动态,即玛利女王尽管争取到许多圣公会主教的支持,许多真心爱主的人,仍然站住地位,不肯向罗马教的邪恶势力屈服。在英国的许多地方,包括心脏地带伦敦,许多地下教会和细胞小组如雨后春笋一般,繁殖不已。其中一位地下教会的领袖约翰·温欧(John Rough),就是他在圣安得烈城堡的同工。

当约翰·诺克斯再度回到日内瓦后,他和举世敬仰的改革派的几位杰出领袖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关系,这牢不可破的友情直至一五六四年加尔文逝世为止。约翰·诺克斯高度地评价了加尔文对日内瓦教会以及世界各地改革派教会的贡献,并虚心地在加尔文门下受教,这使他在灵性上和圣经知识上,有长足的进步。至于加尔文,一直对约翰·诺克斯的敬虔和恩赐,有良好的印象。这一年,约翰·诺克斯已经不再年轻,已经到了五十岁,但他还督促自己读希伯来文:当他年轻时,他抽不出时间读希伯来文,如今他懂得抓住机会,不让时光虚度。

第七章、在法兰克福的日子

约翰·诺克斯到日内瓦后不久,就接到德国法兰克福(Frankfurt)一个英语教会的信件,邀请他到该教会任牧师。

早些日子,一五五四年七月,一群英国更正教徒受到宗教迫害,移居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在那里,早已有一间法语的更正教教会,他们同意让英国来的信徒另有一堂英语崇拜聚会,但是规定英语聚会必须遵照法语聚会所采用的崇拜模式。

约翰·诺克斯正想在日内瓦潜心学习,充实自己,接到聘请信后,无意到法兰克福担任牧职;但是加尔文说服了他,认为这是他学习事奉、学习服事弟兄姊妹的机会,约翰·诺克斯于是接受这项聘请,于一五五四年十一月抵达法兰克福。

在法兰克福那里有一位弟兄威丁咸(Wiliam Whittingham),曾于一五五二年在日内瓦受教于加尔文。他认为圣公会的改教工作不够彻底,虚有其表和耽于迷信,包括用公祷文、大声响应牧师、领受圣餐时必须下跪、牧师身披长袍等。约翰·诺克斯到达法兰克福之后,认同威丁咸的看法。约翰·诺克斯因曾参与修订公祷文,已往认为公祷文有可取之处,如今认识到公祷文拖慢了圣公会改革的步伐,认识到教会必须遵行圣经的教导和恢复到使徒时代的模式。在加尔文的影响下,约翰·诺克斯看到公祷文很明显地充塞着迷信的、不纯洁的、不干净的,和不完全的东西。

约翰·诺克斯和威丁咸,一五五五年二月一同草拟了一份教会崇拜的仪式,取代不合时宜的公祷文,他们只是把启用的日期推迟至一五五五年四月的复活节。

但在一五五五年三月,前牛津大学校长科克士博士(Dr.Richard Cox)到达法兰克福,他主张用圣公会的公祷文。科克士和约翰·诺克斯之间的争执,到了无法妥协的时候,科克士就采用一种卑鄙下流的手法,向德国当局诬告约翰·诺克斯,说他犯了叛国罪。这种严重的陷害,使约翰·诺克斯在德国无法容身,被迫于一五五五年三月二十六日离开法兰克福,回到日内瓦。威丁咸对这件事作了详尽的描述:

“三月二十五日晚上,约翰·诺克斯在他的寓所对五十位弟兄姐妹讲了一篇动人的道,信息的内容环绕着基督的死和复活,以及神为他的选民所预定的不可言述的喜乐,接着他述及为着他尊崇的名的见证,信徒们在今生将无法避免种种的迫害和苦难。翌日,有数位在前一晚受到勉励的信徒,带他上路,与他共同步行到三,四里路之后,然后他们以沉重的心情,眼泪盈眶地把他交托给主。”

这次圣公会在法兰克福对约翰·诺克斯的迫害,促使他决意成立苏格兰的教会。英国国教既然对他这个苏格兰人见外,摒弃了他,他指望有如一日,苏格兰将出现一个接近使徒时代的,更符合神的心意的教会。

钟马田在《清教徒》一书中,根据约翰·诺克斯所具有的独立创新的思想,确认他是清教派的创始人。钟马田说:

“在法兰克福的时候,约翰·诺克斯作了一件把清教徒精神表露无遗的事,就是他和威丁咸,即那部著名的日内瓦圣经的主要翻译者,一起草拟了一份教会崇拜的仪文,以代替他们所摒弃的公祷文。……结果他被逐出……在英国信徒中间,第一次作出努力,要建立一个清教派教会,就是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建立一个清教徒教会的初次努力,在法兰克福遇到挫折之后,约翰·诺克斯和支持他的人,就迁居日内瓦。在法兰克福得不到接纳采用的敬拜模式,却在日内瓦成功地实行了。约翰·诺克斯将所草拟的崇拜仪文(Order of Service)提供出来,便成了日内瓦教会所采用的日内瓦典籍(Geneva Book)。这份崇拜仪文在他回到苏格兰之后,被苏格兰教会普遍采用,一直到今天,还是苏格兰教会的官方崇拜仪文。”

第八章、改革派在苏格兰扎根

必须强调的,是约翰·诺克斯自一五五四年开始,就对偏袒天主教的女君主,采取激烈的反对态度。在他《对英格兰的训诫》(Admonition to England)一文中,他用毒辣的、毫不容情的笔触,抨击那些纵容英国玛利女王为天主教复辟的人。约翰·诺克斯在行文中,也照样是笔下不留情。他这样写道,假若她早被送入地狱,那么这些残暴和罪恶就不会出现在这世上。这些话不啻暗示可以罢黜玛利女王。他曾请教加尔文,是否可以用武力反抗那些崇拜偶像的君主——追随天主教者,加尔文认为不该诉之武力,去解决问题。

正如前一章所述,他在德国法兰克福受到挫折,体会到圣公会改革不够彻底,使他更加念念不忘故土苏格兰的改教工作。自从苏格兰天主教,在外援之下,征服了圣安得烈城堡之后,更正教表面上受到致命的摧毁。一般人会认为,更正教在苏格兰再也无法东山再起。天主教的僧侣,也沾沾自喜,陶醉于天主教所取得的所谓的辉煌的胜利。他们私自欢喜,认为苏格兰已经平息了一切敌对天主教的声音。

实际上,苏格兰的天主教当局,所看到的,只是假像。在苏格兰,仍然隐藏着和潜伏着许多更正教徒,他们的内心仍维持着坚定的信念;他们只不过为了保存自己的性命,不想轻易地暴露自己的观点。

反观更正教在英格兰则真正地受到扼杀和扑灭,证明更正教徒在苏格兰采取隐蔽的崇拜方式是有效的和可行的。故此,许多在英格兰受到玛利女王迫害的更正教徒,逃匿到苏格兰;此时苏格兰天主教的僧侣,正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也就麻痹大意,对更正教在苏格兰的地下活动,不加防范。

更正教在苏格兰所酝酿的复苏,引起了远在瑞士的日内瓦的约翰·诺克斯的关注。一五五五年八月,他潜回伯立克(Berwick),与阔别了一、二年的妻子玛卓丽·保维斯团聚,和重晤了新寡的岳母伊利沙白·保维斯。约翰·诺克斯已往经常和他的岳母伊利沙白·保维斯,就灵性上的经历,交换心得,分享亮光。

在伯立克的娘家逗留了一段日子,约翰·诺克斯前往爱丁堡,与那地的更正教徒秘密会晤,包括会晤另一更正教的领袖约翰·威乐(John willoek)。从此约翰·威乐成为约翰·诺克斯最主要的同工,赢得了约翰·诺克斯最高度的评价和信赖。

能够将约翰·诺克斯和约翰·威乐两人的优点和特长结合在一起,实在是神给苏格兰的祝福。约翰·威乐在学识上,并不比约翰·诺克斯逊色。在口才上和胆量上,约翰·诺克斯比较有恩赐;但在态度举止上,约翰·威乐则较温柔和蔼、谨慎小心。每当约翰·诺克斯受到挫折的时候,约翰·威乐总是出色地完成了应尽的职责。

当约翰·诺克斯潜回苏格兰的时候,他发现那些信奉宗教改革的信徒,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不惜屈服于天主教的偶像膜拜,并去参加天主教堂的弥撒。约翰·诺克斯刻不容缓地指出,天主教的弥撒,充塞着不敬虔的和亵渎的东西,若参加这类弥撒,不啻是认同它。苏格兰的更正教为此论点隆重地召开了会议,会议上约翰·诺克斯答复了不同信徒提出的各项疑问。会议最后作出决定,正式与苏格兰的天主教划清界限,这为苏格兰的宗教改革,踏出了第一步。约翰·诺克斯继续他在苏格兰的秘密活动,马不停蹄地穿梭在苏格兰的南北之间,直至苏格兰天主教当局察觉他已潜回苏格兰,并知道他正在苏格兰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改教运动。事实上,蜂拥去听他讲道的人是这么众多,他在苏格兰的活动已是一项公开的秘密。

一五五六年五月十五日,约翰·诺克斯被苏格兰天主教当局传召,到爱丁堡接受聆讯,回答一些指控他传播异端的问题。约翰·诺克斯英勇地按时赴会应讯,使天主教的主教们、僧侣们措手不及。天主教人士重新评估形势,发现约翰·诺克斯的目的是使这场争论白热化和公开化;换言之,公开的聆讯正中约翰·诺克斯下怀。天主教当局唯恐公开聆讯会引起公众的反感,决定取消这场公开聆讯。

这样一来,约翰·诺克斯更放胆地在爱丁堡讲道,来听道的人迅速增加,连续十天,他每天讲两堂道,天主教当局却不敢采取行动。约翰·诺克斯的勇敢行为,致使苏格兰的改革派在苏格兰的土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

一五五六年七月,日内瓦的英语聚会不断写信给约翰·诺克斯,要聘请他担任他们的会牧;他觉得神既对他有新的托付,就决定与妻子玛卓丽·保维斯,和新寡的岳母伊利沙白·保维斯,一起回到瑞士的日内瓦。

在他离开苏格兰之前,他宣告说,在天下人间,除了主耶稣之外,再没有其它名字,可以因之而得救;他又说,依靠任何人的功劳,将是徒然和带着欺骗性的;借着他的舍命,成圣,我们得以与神和好,并借着他,我们得以承受他的国度。

约翰·诺克斯对分散各地的零散的更正教徒说,在缺乏有属灵份量的长者的牧养的情况下,信徒们应该互相勉励,互相分享,各人应在家中操练属灵的功课。他进一步说,有时候几个家庭可以每星期聚集在一起,互相关怀,互相照顾。约翰·诺克斯当时虽然没有用上今日常用的细胞小组的词语;但他所着重的家庭聚会的属灵实际,和所带来的属灵果效,和今日的细胞小组,并无二致。他重申祷告的重要性:他说,在任何聚会,都要以祷告开始,并且也以祷告来结束。

一五五七年三月十六日,他从日内瓦,写给爱丁堡的弟兄姐妹的信件这样说,撒但尽管猖狂,但你们要靠着神站住,因着他的名,和他的荣耀,他一定会保守你们,你们要持守所相信的真理。同年苏格兰的更正教拟定了一份信约,即《苏格兰第一信约》(First Scottish Covenant),苏格兰的更正教,立下心愿,要遵行神的话语。根据这一份信约,各地的改革派聚会,纷纷建立起来。

第九章、反对女权的荒唐统治

约翰·诺克斯于一五五六年九月十三日回到日内瓦。他在日内瓦牧养的英语教会,人数有二百多人,大多是来自英国的移民;除他之外,还有另一位牧师克里斯托·古曼(Christopher Goodman)。

约翰·诺克斯在日内瓦英语教会担任牧师长达三年,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平静的日子。一五五八年春天,他和克里斯托·古曼,双双成为日内瓦的市民。

除了牧养英语教会之外,他还和威丁咸(William Whittingham)等学者,共同把圣经翻译成英文,这本圣经被称为《日内瓦圣经》(Geneva Bible)。

这些年间——一五五五年以来,加尔文在日内瓦彻底地摧毁了放任主义派(Libertines)的反抗,此时加尔文可以依照新约教会的模式,建立日内瓦的教会;约翰·诺克斯赞叹这是使徒时代以来在地上最完美的基督的教会。

必须指出,约翰·诺克斯并不是一个随声附和的人,他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他绝不是加尔文的应声虫。在女权统治上,当他无法与加尔文和布尔格(Heinrich Bullinger)取得一致看法时,他毫不犹豫地发表了《吹出第一声号角反对女权的荒唐统治》(The First Blast of the Trumpet Against the Monstrous Regiment of women)。

在《反对女权的荒唐统治》一文中,约翰·诺克斯说,擢升一个女子,至优越的、统领的、掌权的地位,让她凌驾在城邦、帝国之上,是违背自然规律和令人嫌恶的;换一句话说,女人不应该统领任何国家,这种事既触犯了神的旨意,又破坏了公正的法则。

接着他又说,在神眼中,女权统治是可憎的,当她们胡作非为、反叛神和对神不忠时,人们可以起来反抗她们。他攻击的主要目标是英国的血腥的玛利和苏格兰的玛利女摄政。

约翰·诺克斯进一步向苏格兰的贵族和平民呼吁,要求各阶层的人动员起来。他说众人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那些支持天主教的女权统治。

约翰·诺克斯发表《反对女权的荒唐统治》实在不合时宜,恰巧在文章发表后几星期,即一五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血腥的英国玛利女王逝世,继承玛利女王的是她的妹妹伊利沙白一世(Elizabeth I)。

伊利沙白一世,姿色不如她的姐姐「血腥的玛利」,性格却刚毅坚强;她觉得约翰·诺克斯所发表的文章,动摇她的统治权威和元首地位,从此对约翰·诺克斯心存芥蒂,抱有成见。

伊利沙白一世从小受圣公会的教育,继位后即于一五五九年立法,使英国重归圣公会。

伊利沙白一世制定的《王权至尊法令》(Act of Supremacy),将圣公会置于英国君主的最高权力之下。另一项《信仰划一法令》(Act of Uniformity),则恢复了爱德华六世的《公祷文》。约翰·诺克斯曾参与制定这公祷文,这公祷文规定了英国国教——圣公会——的崇拜仪式。伊利沙白的动机很简单,她不愿向罗马教皇臣服,她不愿意英国的教会隶属于罗马教,她考虑的只是自己的政治利益,她既不热衷于彻底的宗教改革,也不向往一个使徒时代的教会。她所看重的,是一个隶属于英国君主的教会,让教会成为她统治的工具,并让国家的权威,凌驾于教会的建制之上。

第十章、更正教在苏格兰取得胜利

当苏格兰的国王雅各布五世(James V)于一五四二年逝世时,由于两个儿子早逝,由新寡的皇后法国的古伊兹家的玛利(Mary of Guise)摄政,玛利女摄政倚重法国,于一五四八年,把她年仅六岁的独生女玛利·斯都亚特公主(Mary Stuart)送入法国王宫。

玛利女摄政的目的,是将女儿许配给法国皇储(Dauphin of France)。约翰·诺克斯抨击这件事,说苏格兰公主玛利·斯都亚特卖到法国去,以致她自小就耽溺于酒精。当她长大上了酒瘾之后,终身与酒杯为伴,结果给苏格兰带来灾难,给她本人带来沉沦。一五五八年四月,当玛利·斯都亚特十六岁时,她嫁给比她年幼六星期的法国皇储。成婚时,她签下一项秘密契约,一旦她逝世,苏格兰的国家主权和王位,将归属法国。

婚后一年,一五五九年,法国皇储登基,称号弗朗西斯二世(Francis Ⅱ),成为法国皇帝。因他年仅十七岁,又孱弱多病,大权掌握在大名鼎鼎的母后卡克琳(Catherine de Mediei)手中。

苏格兰人民早就对玛利女摄政的亲法政策深为不满,连带地对玛利公主这段政治婚姻也不看好,都认为内中有蹊跷。他们知道女摄政出身于古伊兹家族,该家族所代表的是法国天主教极端派的势力;苏格兰人民有浓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们不愿意苏格兰屈居法国之下,成为法国的附庸国,他们连带地也反对攀附法国的天主教。在那年代,苏格兰的天主教,充满着贪污、腐败、迷信,于是信奉更正教的浪潮再度兴起,信徒们要求在宗教上有改革。一五五八年十二月,苏格兰更正教的庄主们正式发信,催促约翰·诺克斯返回苏格兰。在约翰·诺克斯的提议下,各地的更正教庄主,早已开始秘密集会,虽然缺少牧师,却自行推选长老和执事。正如上述,更正教的教会在各地早已有了雏形的组织,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改教运动。

约翰·诺克斯看准这是难能可贵的机会,毅然离开妻子玛卓丽和两个儿子伊莱贾撒(Eleazar)拿但业(Nathaniel),于一五五九年五月二日,独自一人回到故土苏格兰。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约翰·诺克斯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当机立断的人。他一直留意苏格兰的政治局势,并搜集苏格兰和法国之间秘密外交的情报和第一手材料。著名的传记作家,爱丁堡(Aberdeen)杰出的历史教授史达尔克博士(Dr.James Stalker)在《约翰·诺克斯》一书中述及约翰·诺克斯这次返回苏格兰的重大意义:

“约翰·诺克斯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返回苏格兰,举凡那些深入研究的历史学者,都一致认为,他选择了最恰当的时机回来,可以说此行完全是出乎神的旨意。”

在约翰·诺克斯的脚未踏上苏格兰之前,正如前文所述,改革派的人积极传扬福音,传道人的数目急增。这些传道人越过越放胆,一点不顾虑到危险,有一次玛利女摄政传召更正教的传道人到她面前,意图平息这些传道人的声音;但当这些传道人出现时,人数众多,难以计算,玛利女摄政只好遣散他们,没有作出任何裁决。

一五五九年春天,玛利女摄政看到她的女婿已经贵为法国的皇帝,就不再敷衍苏格兰的改革派,露出她罗马教徒的真面目。她发出指令,再度传召改革派的传道人,在五月十日,到斯得林(Stirling)接受审讯。有一件事,她没有意料到,改革派的领袖约翰·诺克斯,早在五月二日,已经从法国回到苏格兰的爱丁堡。

约翰·诺克斯到达爱丁堡之后,在爱丁堡只过了两夜,就匆匆前往丹彼(Dundee);五月六日,他继续前程,赶往斯得林,以便在限期——五月十日——之前,到达会场,为那些被诬告为异端份子的改革派答辩。

那时,苏格兰的格拉斯哥(Glasgow)地方当局已经发现约翰·诺克斯的行踪,宣布他是通缉犯;但是约翰·诺克斯面无惧色,应知道当日结集在他身边的,是多达六千人的庞然大军,这些改革派队伍虽然手无寸铁,却士气昂然,视死如归。玛利女摄政听到这消息,顿然花容失色,要求改革派队伍在伯斯(Perth)止步,又说审讯会被中止。改革派队伍不知道这是玛利女摄政的诡计,不少人自行解散,返回家园。结果五月十日审讯如期进行,在改革派代表缺席的情况下,玛利女摄政单方面宣布改革派为不法份子。

消息传开后,改革派发现被骗,大为震怒。约翰·诺克斯一直留在伯斯的队伍中,他现在怦然是更正教的中心人物和精神领袖。在瞬息万变的局势中,他说:“不知道神在这国家将如何作工,可以看到的,是撒但猖狂到极点,这是一场尖锐的决斗。”五月十一日,约翰·诺克斯在伯斯的圣约翰教堂(St.John’s Church)讲道时,他大力抨击天主教的弥撒和偶像崇拜;聚会后,失控的会众捣毁天主教堂的偶像、饰物等,同时还拆毁两座修道院。伯斯的动乱给玛利女摄政一个借口,可以派出军队到伯斯平息叛乱,但是伯斯的市民武装起来,坚守城堡,结果军队不敢冒然进攻。

不久前,约翰·诺克斯已经致信日内瓦,要那边的朋友安排他的妻子到苏格兰与他团聚,以免他有后顾之忧。同年六月十三日,约翰·诺克斯的妻子玛卓丽,和她母亲伊利沙白·保维斯,在法国巴黎,向英国驻法国大使托洛摩顿(Sir Nicolas Throkmorton)求助,要求英国政府让她们借道英格兰,进入苏格兰。英国大使托洛摩顿借此机会,向英女王伊利沙白一世进言,劝说她要淡化那次约翰·诺克斯撰文抨击女权统治的风波。又说约翰·诺克斯是苏格兰改革派的领袖,在苏格兰政治舞台上,必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大使又说,英格兰和苏格兰同文同种,英格兰应借此机会,与约翰·诺克斯修好,好把英格兰的影响力,伸展到苏格兰,协助苏格兰摆脱法国的辖制。伊利沙白一世于是作出决定,支持苏格兰的改革派。一五六○年四月二日,英军进军苏格兰,但在进攻法军在雷斯(Leith)的据点时,受到了挫折。法军这方面,由于补给不足,到了六月间,则出现了饥馑问题。英法在军事上的对峙,遏止了法国在苏格兰的势力膨胀,压制了罗马教僧侣的嚣张气焰。英格兰的势力伸展到苏格兰境内之后,无形中也巩固了伊利沙白一世在英格兰的皇位。

在苏格兰的混乱局势中,约翰·诺克斯的讲道,正如号角一样,一经吹响,就平息了一切的杂音。另一方面,他的号角声,也煽燃了许多信徒激荡的心灵。

一五五九年六月,约翰·诺克斯有如凯旋归来的英雄,进入圣安得烈城堡。他在圣安得烈城堡讲了三天道之后,那地方的信徒都涌入天主教的教堂,摧毁天主教教堂里的偶像,并拆毁修道院;其它地方争相效尤。这些过激的行为又使玛利女摄政多一个平息动乱的借口,于是乎触发了苏格兰的内战。一五六○年二月,改革派大会的议员团(Lorda of Congregation)正式和英国签订了伯立克条约(Treaty of Berwick),英国答允对改革派提供军事援助,以对抗玛利女摄政。这场内战有外军的介入;在苏格兰皇家部队里的,有大批的法国军队;在苏格兰更正教部队里的,有相当数目的英格兰军队。

在这场内战中,约翰·诺克斯担任了很重的角色。英格兰驻苏格兰大使兰道夫(Thomas Randolph)这样说,他非但是军队的牧师,他灌注入部队的生命力,远超过五百个号角不停歇地在耳际吹响。除此之外,约翰·诺克斯还是会众的书记,颁发告示和起草公文;他还主持谈判和搜集情报,曾有多次秘密访问英格兰,以便争取英国政府更具体的援助。

约翰·诺克斯深信,为了更神圣的和更崇高的目的,他全心全意赞同苏格兰与英格兰结盟:为了政治上的现实情况,他认为这样作,有助于援救在法兰西铁蹄下被蹂躏的苏格兰人民。他有时也身心疲倦,但归根结蒂,他仍是苏格兰政教运动的中枢人物。他激励同志们的士气,要他们坚持着他们对神的国度的信念。

一六六○年六月十日,玛利女摄政王逝世。在她逝世之后,英法双方取得协议,同意双方军队自七月六日开始,撤离苏格兰土壤。在权力真空的情况下,更正教在苏格兰取得了支配的地位。至于继承苏格兰王位的,则是远在法国的玛利·斯都亚特,她也即是有登基一年的法王弗朗西斯二世的皇后。对她来说,可说祸不单行,在她的母亲逝世后几个月,即在同年十一月,她的丈夫法王弗朗西斯二世也随着驾崩。原本有机会贵为法兰西和苏格兰两国皇后的玛利·斯都亚特,唯有返回故国苏格兰,来担任苏格兰的皇后。

在玛利·斯都亚特本回到苏格兰之前,一五六○年八月一日,苏格兰议会,正式立法,成立苏格兰的改革派教会,确立长老会制度。议会并指派约翰·诺克斯和另五位同工,制定《信仰宣言》(Confession of Faith)。同年八月十七日,议会通过法令,废除天主教的弥撒,不承认罗马教廷的司法权,并宣布一切违反更正教信仰的法律均告无效。一五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苏格兰长老会的第一次大会就在爱丁堡正式举行。大会有四十名委员,内中有六名牧师,包括爱丁堡城的主任牧师约翰·诺克斯。在大会上,约翰·诺克斯呈交了《首本纪律手册》(The First Book of Discipline)。

这一年年终,约翰·诺克斯心灵上蒙受了重大的创伤,他心爱的妻子玛卓丽逝世。玛卓丽随着他,到处奔波,与他同甘共苦,并为他处理信件。她既是良妻贤母,又是好的助手和同工。在他最悲痛的时刻,加尔文从日内瓦来信安慰他,要他节哀顺便。加尔文论及约翰·诺克斯的亡妻时说,她是举世无双的,她是人间最甜美的妻子。当年她的父亲和许多亲戚齐声反对她嫁给一个一贫如洗、无家可归的穷传道人,但她毫不反悔地跟定了他,并且对他忠心到底,直至她走到人生道路的终点。

第十一章、与苏格兰玛利皇后的抗争

一五六一年八月十九日,玛利·斯都亚特从法国回到苏格兰,正式成为苏格兰的皇后。下文将称她为苏格兰的玛利皇后(Mary Queen of Scots)或玛利女王。

玛利皇后一踏上苏格兰的土地,就卷入了一场激烈的宗教抗争。

她抵达后第一个星期日,就到天主教的荷里屋教堂(Holyrood Chapel)作弥撒。这一行止也就成为另一场抗争的导火线。约翰·诺克斯,在爱丁堡的圣佳尔教堂(St.Giles’Church)的讲台上宣称,玛利皇后在天主教堂作一次弥撒,比一万名敌军登陆苏格兰,更加令他愤怒。

听到约翰·诺克斯在讲台上这样凌厉的批判,玛利皇后于一五六一年九月十四日召见约翰·诺克斯,毋用说她早已不满约翰·诺克斯早年撰文反对女权的统治。约翰·诺克斯向女王这样解说:他讲道的至终目的,是要带领君主和平民一例顺服神的指令。她询问约翰·诺克斯,她究竟是听从他这改革派呢?抑或听从她小时教导她的天主教师尊?约翰·诺克斯答说,她谁的话也不要听,她应该唯独听从神的话语,遵行神的旨意。这次会晤之后,约翰·诺克斯觉得玛利皇后骄傲、狡猾,是顽固的天主教徒,她的耳朵听不过任何忠言和规劝。

一五六二年三月,法国天主教大肆屠杀更正教徒,苏格兰的长老会信徒听了,悲愤不已;玛利女王身为天主教徒,不理会更正教徒的感受,竟在五月间在皇宫举行盛大舞会,狂欢庆祝。约翰·诺克斯听到这个消息,就在星期日讲道时,抨击王室人员的轻浮和不务正业。玛利女王听了,再次召见约翰·诺克斯,责备他犯上,辱骂国君;为此约翰·诺克斯说,他讲道没有指名道姓,女王最好自己来听他讲道,而不是靠小人打小报告,全凭道听途说。女王抓不到他的把柄,对他毫无办法,只好把他辞退。当有人说及他在女王面前一点也不胆怯时,他说,我曾见过许多凶恶的脸孔,却从来没有畏惧过。

一五六三年四月,天主教的汉米尔顿大主教(Archbishop John Hamilton)在玛利女王默许下,恢复举行弥撒。当天主教徒正在举行弥撒时,一些更正教民兵逮捕了汉米尔顿等天主教徒,说他们触犯一五六○年议会订的法令,该法令宣布举行弥撒是犯法行为。玛利女王知道这事,非常愤怒,就传召约翰·诺克斯,认为更正教徒不该小题大作。约翰·诺克斯答说,假若国家领袖不遵守法律,则一般国民也不该奉公守法。假若你女王自己都不遵从法律,你怎么期望国民顺从你,或听从你的法令?

一五六三年六月,约翰·诺克斯听到一个消息,就是玛利女王准备再婚,对象是西班牙的皇储卡洛斯(Don Carlos)。有一天,约翰·诺克斯在讲台上说出这个婚配的危险,说女王一旦嫁给一个天主教徒,意味着更正教在苏格兰将受到排斥。玛利女王认为约翰·诺克斯不应该在公开场合讨论她的私生活,她于是第四次召见约翰·诺克斯。女王诘问他,我的婚事与你何干?在这国家里你当自己是谁?女王被他激怒到哭起来,但是约翰·诺克斯不为她的眼泪所动。他说,我在讲台上时并不能由自己作主,我只能说出主耶稣要我说的。她谴责他残忍、无怜悯心,和无同情心,但是历史证明,他对女王的判断是正确的,她是一个极其狡猾的、欺诈的,和不守规矩的女人。

玛利女王于是决定报复,等候时机逮捕他,好使他永远消失,这样就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

一五六三年八月,女王玛利外访时,她的仆从在荷里屋宫殿(Holyrood Palace)里的教堂内参加弥撒,一些长老会的信徒进入会场抗议。女王玛利回宫廷后,勃然大怒,下手逮捕两个为首的长老会信徒。约翰·诺克斯知道这件事,就发出信件,给各地的长老会的信徒,要众人在两名长老会信徒被审讯时,赶到爱丁堡,来声援这两名被捕的信徒。结果,约翰·诺克斯的通知信,落入玛利皇后手中,玛利皇后于是定他叛国的罪名,传召他在一五六三年十二月到枢密院审讯。约翰·诺克斯的同工们认为,这次他一定大劫难逃,劝说他要向玛利女王屈服,但是他绝对不是软骨头。他说,我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那些不信神的人尽管捏造我叛国的罪名,我既不哀哭,也不惧怕,应该惧怕的,是那些诬造我、陷害我的人。

在开庭审讯的时候,约翰·诺克斯辩称,一个牧师发信通知信徒来教堂礼拜,或者通知信徒有关教会事务的事情,是无罪的,是义不容辞的,特别是出来公开支持那些被逮捕的、受迫害的、被公开审讯的信徒。这里根本没有武装叛乱的问题存在。枢密院的议员找不出约翰·诺克斯叛国的根据,宣布他清白无罪。玛利女王陷害他的计谋于是彻底失败。

钟马田在《清教徒》一书中,清楚地交代了玛利女王对约翰·诺克斯的畏惧和束手无策。钟马田说:“苏格兰玛利女王,如何感受到他话语的能力,往往因而流泪暗泣,不是因为她信服这些话,而是出于痛恨和愤怒;她对这个人充满了畏惧,惧怕他祷告和讲道所发出来的能力,甚于许多军团所带来的威胁。

约翰·诺克斯的妻子卓玛丽逝世之后,给他留下两个孩子——伊莱贾撒和拿但业。由于约翰·诺克斯要牧养教会,又要到处旅行,实在无法好好看顾两个儿子,后来虽然有岳母伊利沙白·保维斯帮他照顾两个外孙,但伊利沙白·保维斯已是老迈,实在力不从心。一五六四年三月,约翰·诺克斯再婚,娶了奥奇尔特里勋爵(Lord Andrew Stewart Ochiltree)的女儿玛嘉烈·斯丢亚特(Margaret Stewart)为继室。奥奇尔特里勋爵是约翰·诺克斯在信仰上的热心支持者。

约翰·诺克斯再婚时已经五十岁,而新娘才十七岁,在当年引起了很多的争议,认为男女双方的年龄差距,太过悬殊。另一方面,由于填房玛嘉烈是贵族出身,和玛利女王有血统上的关系,引致女王怒不堪言,因她实在不想要约翰·诺克斯这个死对头成为她的亲戚。传记作家史坦福·雷德(Stanford Reid)感叹说,这婚事实在是历史的嘲弄和幽默。玛嘉烈后来给约翰·诺克斯生了三个女儿。

约翰·诺克斯在婚后继续在讲台上侧面地影射女王的错误的宗教信仰;玛利女王特别反对他在教堂这样祈祷:“主阿,若是你乐意的话,求你光照她。”

有些担任议员的长老会信徒为了尊重王室,开始埋怨约翰·诺克斯对女王的态度过于偏激;而女王又用谄媚的和阿谀的手段软化这些上层阶级的长老会信徒的敌对心理;加上一般国民不满新的教会建制所带来的纪律枷锁。逐渐地,许多苏格兰的观察家认为:长期缠斗下去,美貌如花的玛利女王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不过,约翰·诺克斯强调,他与女王之间不涉及私人的恩怨问题,从她屡次向他挑衅的表现,与及她风雨不改地参加天主教的弥撒,他找不到丝毫迹象显示她是真正的悔改得救。就在这关键的时候,玛利女王犯了致命的错误,正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何况她的对手是正义凛然的约翰·诺克斯。

第十二章、玛利女王自甘坠落

格兰玛利女王的一生中,要数她的罗曼史最富戏剧性。

一五六四年九月,信奉天主教的任诺斯伯爵(Earl Mathew Stewart Lennox)回到苏格兰。任诺斯伯爵是玛利女王的叔父;一向偏袒天主教的玛利女王也就重用他,视他为亲信。既削减了对任诺斯伯爵的罚金,也发还了他的土地。翌年二月,任诺斯伯爵从英国把他的儿子丹尼勋爵(Lord Henry Stewart Darnley)带来:丹尼勋爵说起来即是玛利女王的堂弟。

长期以来,举国上下都纷纷臆测谁是守寡的玛利女王再婚的对象,各种可能性都被讨论过,可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到了一五六五年七月二十九日,玛利女王突然自作主张,不与群臣咨商,下嫁给丹尼勋爵。当时玛利女王二十三岁,丹尼勋爵才十九岁。丹尼长得高大、英俊,玛利女王只从外表看人,一见倾心,根本对他认识不深。八月十九日,丹尼到爱丁堡的圣佳尔教堂听约翰·诺克斯讲道;约翰·诺克斯讲道时,指责以色列王亚哈纵容妻子耶洗别去事奉偶像巴力。丹尼伯勋——己被册封为享利王(King Henry)——认为约翰·诺克斯所讲的道,实际上是影射他和妻子玛利女王,他于是勃然大怒。当天下午,约翰·诺克斯被捕,被带到枢密院审讯,要他为早晨讲道时攻讦王室答辩。枢密院并裁决,在女王和亨利王住在爱丁堡期间,约翰·诺克斯不得在教堂里讲道。约翰·诺克斯不接受枢密院的裁决,说他只服从长老会大会的裁决。约翰·诺克斯又说,亨利王不敬畏神,为了取悦妻子玛利女王,继续参加天主教的弥撒,在那里拜偶像。接着约翰·诺克斯又预言,有一天公义的神要借着玛利女王,把他抛弃。这个预言很快地被应验。

婚后不久,玛利女王发现亨利王丹尼虚有其表,智商不高;故此在公开场合,也当场奚落丹尼,流露出轻蔑的表情。由于两人没有坚实的爱情基础,勉强地住在一起,非但初期的炽热的、冲动的爱情不复存在,还使玛利女王对丹尼感到厌烦和嫌恶。

这时候有一个意大利人利西奥(David Riccio),来到苏格兰,其人既风趣,又机灵,遂即博得玛利女王的芳心。不过,不少长老会的人怀疑利西奥是罗马教廷派来的间谍,在苏格兰负有特殊任务,对利西奥并不信任。

还有不少玛利女王的谋臣,已往甚得女王信任;自从女王擢升利西奥为私人秘书后,谋臣们与女王的关系变得淡薄和疏远。至于丹尼,则认为利西奥是他的情敌,确信利西奥与玛利女王有暧昧关系。

一五六六年三月九日,妒火如焚的丹尼,暗中串通那些视利西奥如眼中钉的苏格兰贵族,招募人到玛利女王的皇宫内室擒住利西奥,硬是把他拖进皇宫的接客室,在那里尽管玛利女王和利西奥苦苦哀求,利西奥还是当场被刺杀。

对长老会来说,利西奥被刺死,是清除了一个最危险的敌人;但是约翰·诺克斯绝不会参与这种卑污可耻的行径。由于约翰·诺克斯多次受到玛利女王的诬蔑和陷害,刺杀案发生后翌日,他就很智慧地离开爱丁堡,到外地去避风头。

丹尼雇人刺杀了利西奥之后,更加引起码利女王对他的反感,两人的关系也就完全破裂。如今,玛利女王的新欢,是保兹维伯爵(James Hephurn Bothwell)。保兹维伯爵,论他的年轻英俊,不在丹尼之下,却有丹尼所缺的活力和勇猛。

当玛利女王为她和丹尼所生的儿子——未来的苏格兰王雅各布六世(James VI)——在教堂施洗礼的时候,保兹维担当了主要的角色;而丹尼身为父亲,却在这隆重的仪式场合上消失。当代的观察家判断出,丹尼己经失势。

一五六六年十月,玛利女王到隐居城堡(Hermitage Castle)私会保兹维伯爵;至于懦弱的、惧内的、失宠的丹尼,则被幽禁在爱丁堡的偏僻角落。一五六七年二月九日,丹尼被幽禁的房子被火药炸毁,丹尼当场被人活活勒死。最大嫌疑的谋杀犯是保兹维伯爵,当保兹维被起诉以谋杀罪名时,实则知情的玛利女王竟为他出面撑腰,结果保兹维以证据不足而免被起诉。

三个月后,同年五月初,罗马教廷无耻地强行办竣保兹维伯爵的离婚手续,使他可以合乎法律手续地遗弃发妻。几天之后,五月十五日,玛利女王正式与保兹维结婚,并册封他为奥格尼伯爵(Dube of Orkney)。玛利女王以为自己是一国之君,以为她可以妄作非为,以为她私生活的放荡是小节,不足影响她的权力和地位。

但是她的判断完全错误,不堪听闻的秽史,连串的丑闻,激起了全苏格兰人民的愤怒。为了镇压全国性的动乱,她召集军队来支持她,然而军队厌恶向淫荡的女王效忠,行军到卡伯里山(Carberry Hill)时,就全军瓦解,溃不成军。结果局势急转直下,保兹维见到大势已去,仓卒逃亡;而举国上下咒骂的玛利女王,被迫签字逊位,让位给她的儿子——因是婴孩,由慕雷伯爵(Earl of Moray,James Stewart)摄政代行国务。

一五六七年七月王十一日,幼王加冕的时候,约翰·诺克斯应邀在盛典中讲道。那时候玛利已成阶下囚,被监禁在洛利文城堡(Locleve)。一五六八年五月二日,她成功地逃出洛利义城堡,纠结余党,企图复辟,结果功败垂成,她惟有逃亡到英格兰。

第十三章、晚年的时候

慕雷伯爵任摄政时,更正教在苏格兰站稳了脚根。一五六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苏格兰议会正式开幕,约翰·诺克斯出席讲话,他劝喻议员要重视纯正的宗教信仰问题。议会批准了一五六○年议会拟定的一些支持更正教的法令,裁定天主教所举行的弥撒为非法,并规定日后所有苏格兰的君主都要宣誓效忠更正教。

慕雷伯爵的亲更正教的政策,为他树立了不少的敌人,包括玛利女王的余党。一五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他被刺中腹,当晚不治身亡。这是约翰·诺克斯生前的心灵蒙受重大创伤的日子,他在出殡集会上致词时,句句感动人心,当场三千人一起流泪哀伤。最令约翰·诺克斯耿耿于怀的,是刺客曾因叛国罪被捕,当时是他向慕雷伯爵求情,释放了该刺客。换言之,约翰·诺克斯的仁慈和温情,导致慕雷伯爵惨遭不测。他的内疚催促他日渐衰弱,在那年的年底,他初次中风。

一五七一年五月,他身体稍为复原,就离开爱丁堡,到安得烈城堡居住了一年。虽然他身体没有以前那样健壮,但是他仍继续讲道。不过他往往要人搀扶才能上讲台;每当他讲到要点时,他总是忘记自己的软弱,以带着能力的话语,令公众震撼不已。

在那一年还是学生的美尔威耳(James Melville)亲自作见证说:

“一五七一年最重要的事件,就是苏格兰著名的先知和使徒约翰·诺克斯亲临圣安得烈城堡。整个夏天和冬天我亲耳聆听他讲解但以理书的预言。我手执笔,将我所能了解的,记录在笔记簿上。开头那半小时,他讲得很迟缓,但当他讲到高潮时,他令我震栗,甚至无法执笔。……他有时会叫我们这群学生到他跟前,并祝福我们。他又劝喻我们要多认识神,和关心神在苏格兰的事工。”

一五七二年八月,约翰·诺克斯从圣安得烈城堡回到爱丁堡,仍然在圣佳尔教堂站讲台;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声音是这么微弱,只有一半的会众听到他所说的。

一五七二年九月,有消息从法国传到苏格兰,说法国各地的更正教徒受到屠杀:而罗马教皇却为这次血腥的屠杀颁发奖励。为此,约翰·诺克斯怒不可遏,纵然身体衰弱至极,他仍然在圣佳尔教堂的讲台上,抨击法兰西皇帝的谋杀行为。法国驻苏格兰大使向苏格兰政府抗议,要求苏格兰政府阻止约翰·诺克斯发言。约翰·诺克斯坚持要痛斥法国的残暴行径,法国大使于是撤回法国,以示不满。

一五七二年十一月九日,他在道尔卜教堂(Tolbooth Church)讲最后一篇道;讲完道,他前往圣佐尔教堂,把牧师职位移交给他的继承人劳森(James Lawson)。在他扶着拐杖回家途中,马路两旁站着许多向他致敬的人。两天之后,他咳嗽得很厉害,身体进一步衰弱。当他发薪水给他的仆人甘贝尔(Jamie Campbell)时,他对甘贝尔说,你从今之后再也拿不到我给你的薪水,然后他多给甘贝尔二十先令。他知道他的日子快到了。

有一位虔敬的、爱主的姐妹来探访约翰·诺克斯,并称赞他已往的成就。他对这位姐妹说:“舌头阿!小心你的舌头阿!姐妹!肉体本身就会夸耀自己,任何人不需要评估自己。”

约翰·诺克斯作见证说:“在我一生中,撒但有时像吼叫的狮子,以牠全部的力量,欲置我于绝境;有时牠以我的罪来控告我,使我良心软弱;有时牠以世界的浮华来缠绕我。但我借着圣灵的宝剑,即是神的话语,使撒但的计谋完全落空。现在牠用另一种狡猾的方法来攻击我,牠夸耀我对神的国作出了贡献,并且吹捧我在事奉上留下不朽的荣誉。感谢神,他赐我几节圣经的话语,使我可以和牠格斗,并胜过牠的诡计;这些经节是:“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林前四7)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林前十五10)。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林前十五10)。”这样,撒但就溃败、逃逸,我靠着主的名感谢赞美神。不久,我这必朽坏的身体,要借着主耶稣,成为蒙福的、不朽坏的身体。”

在这临终前几天,弟兄姐妹每天为他读他所特别喜欢的经节,包括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以弗所书、诗篇,和几篇加尔文的讲章。一五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在世最后一日,他病情恶化;这时他吩咐妻子玛嘉烈为他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玛嘉烈读完,他说,再为我读我最先抛锚的经文。他妻子知道这是指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妻子读完这一章经文后,他把自己交托给神。当晚十一时,他在睡眠中安然去世。摩顿勋爵(Earl of Morton)在他的墓碑上注上一句话:“这里躺着一个人,他从来不看人的脸色。”

第十四章、特殊的器皿

钟马田在《清教徒》一书中,坦率说出,约翰·诺克斯是十六世纪所正需要的人。特殊的时代,需要特殊的人物,而神总是及时地作了预备。一个温和气质的人,在十六世纪的苏格兰,和英国其它许多地方,都派不上用场。那个时代所需要的,是一个刚强严格,而且具有勇敢无畏性格的人,约翰·诺克斯正是这种人

约翰·诺克斯的原则性很强,他曾这样说,我被神呼召出来,要忠于我的职事,要我教导无知的,安慰忧愁的,勉励软弱的,谴责骄傲的。他有辨别的恩赐,在混乱、欺诈的时代里,他往往洞察出事情内中所隐藏的不纯正的动机,而给弟兄姐妹们发出及时的忠告。

多兰士(Thomas F.Torranee)这样述及约翰·诺克斯:“他正如一个传扬福音的人,满有传福音的负担,用相应的生命的能力去传播福音。他又是救赎的奥秘的仆役。”

约翰·诺克斯说,神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能用头脑去认识神;对神的敬拜,必须以圣经所指明的为准绳,不得加添,也不得减少。他强调必须以圣经——神的话——为最高的权柄。莫怪数百年来,他被尊称为清教徒的创始人。

第十五章、无远弗届的影响力

约翰·诺克斯逝世,至今已超过四百年,他的影响力,特别是他所带领的长老会的影响力,几乎覆盖了世界每一角落。而最明显的地区,是北美洲,有人说,美国独立运动就是长老会主导的民族独立运动,许多革命领袖是长老会的信徒,他们具有约翰·诺克斯那种不向恶势力低头的精神。在加拿大,十九世纪时期,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是长老会的苏格兰裔信徒创立的。许多现代的加拿大的基督教领袖,包括宣道会创办人宣信,原先都是长老会的信徒。

在欧洲,特别是十八世纪以来,苏格兰的长老会信徒,以士兵、商人、学者等身份,把长老会的教会模式带到荷兰、法国、瑞典、俄罗斯一带。

同样的情形发生在英联邦的国家。苏格兰作为英国本土的一部分,有利于苏格兰的长老会信徒,把他们的信念推广到非洲的英国属土,以及其它英联邦的地区。凡是长老会教堂建立的地方,约翰·诺克斯的名字也就被提及。他虽然离开这世界,但是他的话语仍被千万人所听见。

在亚洲,最多提及约翰·诺克斯的国家是南韩,每年都有许多韩国人到苏格兰去参观约翰·诺克斯的遗迹。
在中国,约翰·诺克斯的学生们以不同的名义,透过不同的途径,把福音传到中国。先后有美国荷兰人所组成的教会,即归正教会,他们先在厦门一带,建立教会。归正教的牧师礼振锋,在闽南圣道专门大学执教,其学生陈则信,即是基督徒出版社创办人。

美南长老会则在浙江一带布道,十九世纪末期抵华的林安德牧师(Rev.Henry M.Woods)和吴板桥牧师(Rev.S.I.Woodbridge)是环球复兴祷告运动的推动者。

至于司徒雷登牧师(John Leighton Stuart),曾任美国驻华大使;回美后,在六十年代初期,会晤了来自伦敦的华人牧师王又德(Stcphen Wang)。司徒雷登应王牧师邀请,出任基督教华侨布道全美国分会的会长。

英国长老会最早到中国作差传工作的,是杰出的宾维廉牧师(William Chalmers Burns);宾维廉在华宣教二十一年,他的事迹成为戴德生和迈尔学习的榜样。

在厦门一带传福音的长老会牧师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与另一位路造福牧师(John Rutherfurd)合着了《厦门语字典》》,对中国的语言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从厦门,杜嘉德牧师和另一位金辅尔牧师(Hun L.Mackenzie),于一八六○年,抵达台湾的打狗(即今高雄)和台湾府(即今台南),发现台湾的居民所说的原来是厦门话。福音就这样在台湾传开了。台湾的长老会的人数随着急速增加,至一八七一年,长老会差派了甘为霖牧师(William Campbell)来负责台湾地区的工作。

十九世纪末叶,加拿大长老会的马偕牧师(George Leslie Mackay)、乐耐牧师(Kenneth F.Janor)、简美生牧师(John Jamicson)等在台湾淡水一带播下了福音种子,以至于结果累累。

在芸芸的长老会信徒之中,能相当地反映出约翰·诺克斯精神和性格的,是一位姐妹赛珍珠(Pearl S.Buck);她父亲赛兆祥牧师是美国长老会差派到中国的传教士。赛珍珠姐妹著作了不少书籍,曾于一九三八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她具有约翰·诺克斯那种不顾情面的敢言作风。她指出许多来华的传教士,十分高傲和庸俗,他们本身就很迷信,却把他们的迷信去教导中国人。

滕近辉牧师于一九九三年九月为《灵历集光》写序时,述及在中国教会复兴史里面,有两位最特殊的人物,都是神特别兴起的仆人:一位是加拿大长老公差派到中国的宣教士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另一位就是宋尚节。

在古约翰的身上,我们也能够看到约翰·诺克斯的影子。

约翰·诺克斯如何在十六世纪被神使用,建立了苏格兰的教会;古约翰——出身于加拿大诺克斯学院(Knox College)——也照样在二十世纪初叶带进了东北大复兴。

概括一句,约翰·诺克斯的影响力,无远弗届,历代不衰。

约翰·加尔文

宗教改革家,尤其是加尔文,提出一项重要的教义,即信徒”人人皆祭司”的观念。因而教会开始从中世纪的神职专权的窒息中走出来。这个教义论及神在创造诸世界时赐给人一个特殊的地位,神也赐人思想和言语去宣扬神创造的荣耀,人代表所有无言无语的受造之物表达对神的感恩。这一灵性亮光还引伸出一个更高的属灵素质,它回答了教会早期教父曾提出的问题,究竟怎样才是基督徒,在加尔文传统看来,基督徒和世上的普通人表面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由于基督徒活现福音,在生活中实践福音的本质,所以基督徒理当是最好的公民,最好的商人,最好的水手,做最好的丈夫、妻子、父亲、母亲、主人、仆人……。因此,十六世纪时,人们公认基督徒的道德行为是最高尚的,十七世纪一位神的仆人亦说:”我们就是扫地、打扫卫生间,也是为了神的荣耀。”也正是由于这种源自对神创造之奇妙的敬畏和感恩,为现代科学的发展建起了架构。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影响后世既深且巨的属灵伟人加尔文,却没有留下任何按立圣职的证据,我们也许会感到很惊讶,原来他终其一生是个平信徒,他也是个隐藏的人,很少谈及自己,以致我们对他的生平知道得很少。我们若把加尔文与人比较,他的神学思想可以和奥古斯丁媲美,是喜马拉雅山的诸峰之一,列身于伟大的神学家中;而他与神的关系一如使徒约翰,他把人的注意力引向永活的神。加尔文属灵观的特点:就是他对神的荣耀和神的超越特别敏锐、特别热衷,他的神论尤其崇高,他的确是一位把自己掩没在神荣耀里的忠心仆人。

一、加尔文的生平

加尔文一生中共有三次谈及他个人的背景。临死前他将他生平资料告诉在日内瓦和他一同事奉的长老,在这以前几年,他最详细的一次叙述他的生平,记载在他所写的诗篇注释的引言中。加尔文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加尔文与诗人大卫的不同,在于诗人大卫在神面前任何时候都会将他所有的情感完全表达出来,而加尔文在神面前只在某些时候才将某些情感表达出来。”加尔文正是在查考诗篇、写注释的时候,感到这亦是他谈个人生平的时候。

约翰·加尔文于1509年7月10日生于法国诺阳(NOYON)古城,其父顽固严厉,很有野心,曾任诺阳主教之秘书职,与社会名流多有往来。其母秀外慧中,兼敬虔有灵性,在加尔文6岁时就去世,不久父亲再娶。加尔文似乎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父亲期望自己的儿子受教育,但又觉得在教会工作无钱可赚,所以当年轻的加尔文想接受教会按立的时候,其父却坚持要他读法律,因为收入较高。

加氏从小家学渊源,饱受法国式完美之教育,在1523年(仅14岁)以未及弱冠的少年进入巴黎大学深造,他那文采焕发的拉丁文就在那时打下基础。自1528至1533年先后就读澳尔良、勃鲁、巴黎三所著名大学。1531年父亲去世后,专攻希伯来、希腊文及拉丁文经典,受业于法王委派之皇家讲师门下。加尔文为人谨慎,沉默寡言,勤于职守,工作按步就班,就学期间以清晰的思辨与逻辑分析的精确为师友所称道,因其学问进步神速,所以时有被邀请为代理教授,同班同学无不静聆其教益。这时,他勤奋写作第一本书是评述辛尼加(Seneca)所著之《论仁篇》,该书于1532年4月出版,是一惊人的博学著作,对道德价值也有深刻认识,但加尔文在书中并没有表现出对当代宗教问题有兴趣。

自1532年春至1534年年初,加尔文经历了一次”突如其来的转变”。转变的原委无法确知,但其经历的核心是上帝通过《圣经》对他说话,上帝的意志必须遵从,宗教信仰从此在他的思想中占据首要地位,加尔文自己说(未提时日):”由于突然的感召,上帝征服了我刚硬的心,使它成为可教化的”。这简单语句无疑隐藏着他内心的长期斗争。在另外的地方他说,为着对教会的虔敬,他要有意地反抗自己对更正教(新教)的倾心。但他终于说服了自己,认为对教会的真正忠心包含着”努力纠正它的错误”。在此期间,1533年11月1日,加氏的密友科普当选巴黎大学校长,发表就职演说时借用伊拉斯谟和马丁路德的话,要求改革教会,触怒当局,加尔文被人嫌疑为这篇讲稿的撰写人,不得不外出避难。而以后(约1535年)他为一部法文译本的新约写序,其中所用的语句,可以清楚看出他完全承认自己的立场和那些正在遭受迫害的法国更正教(福音派)是一致的,他说:”如果我们从这一国给驱逐出去,请记得全地都是属于主的,如果我们给抛出地球之外,请记得我们并非给抛出上帝的国度”正是这一认识的日益深化。1534年5月4日他回到诺阳,其间曾被关押,虽不久便获释,但法国对他已成为危险的地方。约在1535年新年时,他安全抵达新教控制的巴塞尔。

为说明法国迫害新教有理,法王于1535年2月发表公开信,指控法国新教煽动无政府主义,这是任何政府都无法容忍的。加尔文感到有必要为受诽谤的同道辩护。为此,他在昂古勒姆匆匆写成《基督教要义》(一译《基督教原理》),书前附有一封给法王的信,可谓宗教改革时代的文学杰作之一。措词彬彬有礼、典雅庄严,对新教立场作了极其有力的阐述,驳斥国王的诽谤,维护新教的信仰。其时,法国的新教信徒,还没有人用如此清晰明白、严谨有力的语言(不难看出他法学训练的律师才能)阐述过自己的信仰。该书一出版,年仅廿六岁的加尔文一跃成为法国新教领袖。

以给国王的信为前言的《要义》在1536年出版时,远不如1559年他第五版修正后的最后定本那样完整;但当时已经是宗教改革运动产生的最具条理、最有系统地阐释更正教教义和新教基督徒生活的通俗著作了,当本书出版数周后,德国的宗教改革家布赛尔致书加氏:”主拣选你做他的器皿,特要带给他的教会丰盛的祝福”。这本书成为诠释基督教教义的里程碑,是加尔文个人从未意料到的。其实他写这套书的主要目的,乃是为受逼迫的朋友辩护,他们当中有些是被绑在杆上烧死的,加尔文在书中为他们的死提出抗议,因他们的死是为了纯真的圣经信仰,而非迫害他们的人所认为的异端,”在主眼中他们的死是何等宝贵。”

1536年,加尔文计划遁居于施特拉斯堡,为避战祸,他于7月的某一天宿夜日内瓦,该地改教领袖法雷尔立刻赶到旅舍苦苦劝说,执意留他:”你只是随心所欲想独善其身,我奉全能上帝之名,假若你拒绝在此间教会工作,贪图平静的研究生活,上帝将会咒诅这种生活。”加尔文后来也说:”觉得上帝好象从天上伸出大能的手,降大任在我身上,停止我前进……我是那样地诚惶诚恐,没有继续我的行程了。”于是加尔文硬着头皮留下来,同年九月初一日,这位年仅廿七,精力充沛、黑头发、高眉毛、瘦削、有着修剪整齐的褐色小胡子和黑得发亮的眼睛,一双光圆的手和非常灵活的手势,口舌明快,语言清朗的法国青年,在圣彼得堡向一群牧师和市民演讲,当时那位市议会的书记忘了他的名字,只在记录上写下:”聘用那位法国人。”这便是今天为全世界所熟知的一件伟大工作的开端。

因着无法对那些倔强的市民施行训练,两位改革家于1538年三月相继离开日内瓦,加尔文遂到施特拉斯堡,在那里加氏享受了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优游岁月,从事牧会、教导及写作。认识了许多新教朋友并和改教激进派遗孀波蕾结婚(夫人在1549年去世,伤心的丈夫加尔文写过不少悼亡文章,说她是自己最好的伴侣和贤内助)。在此期间日内瓦的情形纷乱,改教派重新掌权后,经当地行政长官的不断督促和法雷尔的一再来函劝说,加尔文乃于1541年重返日内瓦领导宗教改革和市政工作。

加尔文在日内瓦进行的改革有由他草拟了教会律例,作为日内瓦教会的宪章,为其改革宗教会奠定了组织方面的基础,在这制度下,教会的大部分责任是放在平信徒的长老们身上,另外有一个健全的”牧职”,包括学者教师,那些生活腐败、怠懒放荡的人,须由教会长老和牧师等在教会法庭上以爱心劝诫,必要时则加以开除。

一般认为日内瓦的这一种严格的训练是受曾研究过法律的加尔文的重法主义思想所影响,其实,加尔文是在追求使无形教会成为有形的”圣徒相通”,就是他和马丁路德共同认可信经中所指的”圣而公之教会”,污秽的罪人以及凡不履行他们的社会责职的,都不许进入这神圣团契或享受作为其凭据的圣餐。这种惩治是为着使圣礼不受侵犯。把日内瓦建成神治邦城,为圣徒相通提供自然环境。从而适用于圣徒的惩训在获得民选行政长官的同意下,亦适用于全体市民。那些”沉湎于罪中之乐”放荡生活的日内瓦人,处在这种封闭夜总会,禁止跳舞、赌博及奢侈装束的惩训之下,都畏缩起来了。原来早已规定而没有执行的条例,现在在明确的原则和教会法庭及议会的督促下,雷厉风行,有好些人受到严厉处分;治乱世用重典,这种铁腕作风一直持续至1555年,这位自称”天性懦弱”的改革家,历经无数艰险,打败许多劲敌,让许多刚强的人无法仿效。

加尔文是一个学院式的学者,没有路德所具有的对普通人的吸引力。他的听众多半为知识分子,在日内瓦要不是因为当地的知识水准很高,他可能失败。可是由于他之承认平信徒在教会中的重要地位及政治上之代议制度,深得人民信服,其神治政治也就是民主,他清除城里的污秽社区,为贫民建设济贫所,又建设一所举世闻名的日内瓦学院。日内瓦把新教精粹播向欧洲各地,也吸引各地因信仰遭逼迫的难民趋之若鹜,著名的苏格兰改教家诺克斯称之为使徒时代以来最完美的基督学校。的确,加尔文给新教的一套教义及神学理论可与天主教阿奎那所著的”神学大全”抗衡,他也为着新教各宗派间的合一努力,在他所写的许多灿烂有力的小册子和内容丰富的圣经释义里,他不断地卫护及促进新教的主张,以对抗当时罗马天主教复起的势力,他还鼓励经商致富,宣称执政理财同担任教会职务一样,均可视为受命于上帝,这一精神也影响到近代资本主义的奠基与发展,而加尔文自己却一生安贫乐道,两袖清风。每天须应付的日常工作已经是异常繁多,还勤勉不倦地写出许多有价值的著作,除了他一生不断在扩充修正的《基督教要义》之外,加尔文几乎把整本圣经(除了启示录)六十六卷都注释了(其中大部分是在他离世前十几年疾病缠身的情形下完成的)。此注释的英译本就涵括五十五大卷,若再加上他的一大札信函及文件、教会著作,可谓著作等身。如果路德号称为”圣经翻译家王子”,那么加尔文便是”圣经注释家王子”了。

繁重的工作打击了他衰弱的身体。他的巨著多半是别人睡觉或在极度忙碌工作中抽空写作的。以后一连串的恶疾侵袭了他,躺在床上,他仍然执行他的责任,一直到最后。1564年5月27日当他过世的时候,日内瓦小议会在公告中说:”上帝给他一种峥嵘伟大的特性。”

二、加尔文的气质与灵性

总括加尔文的忧患一生,在廿五岁的黄金岁月就因信仰的缘故而成为流亡学者了,廿七岁就中断了学术研究的美梦而被推上宗教改革的舞台。二年之内得子复失,三十九岁丧偶,加之长期颠沛流离,又牧养由难民组织的教会,食少事繁,巨细靡遗,以纤细的学者性格投身于狂暴的宗教改革洪流,面对各种不断的反对、攻击、毁谤及中伤,加上疾病缠身,必须时刻追求由上帝而来的安慰和保证,由此加尔文内心世界最大的特点就是深深地体会到需要倚靠神。因此,他谨守”神尊人卑”的立场,其神学理念不但对中世纪那些走入抽象思辩迷宫的神学家是当头棒喝,对现今基督徒也提供了重要的信仰省思。一如马丁路德所言”神学出于体验”,加尔文的人生处处烙上了神爱的印记。

加尔文的灵性还表现在其天性里的敏感、害羞、畏缩的气质中,幼年的丧母之痛使内向的他本性退缩,总是渴望享受宁静的生活,所以他对自己的归主蒙神选召感到非常惊讶。当他开始讲道,成为受人欢迎的教师之际,他却希望能到一隐密之处,脱离人群。隐退的心愿达不到,想隐退的地方却成了公共学校,虽然他愿过隐居的生活,神却让他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不得安宁,反而把他摆在水银灯下。他在日内瓦遇见很多困难,听听加尔文自己说:”虽然我承认自己本性懦弱、柔和和胆小,但一开始我就要承担这些巨风大浪。”从中我们体会到加尔文在神的托咐及话语下单纯的顺服。曾有一段时期他被赶出日内瓦,那时他感谢神,他终于可以隐藏起来了。但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再次被推出来,重返日内瓦,一直到死。他说神似乎藉大卫的一生,带领他走每一步。这对加尔文是无比的安慰。我们看到正是由于加尔文的软弱、胆怯和害羞,他才更加体会神的恩典在各方面的确是够用的,也正是由于他的甘愿隐藏,才让神的荣耀更完全的彰显人前。

很少人象他这样毫无保留地信赖神,他决心让神进入他的思想、情感、意志和想象中。他所有的人际关系,无论在道德、知识和属灵方面,无论是个人或社交的,他都让神居首位。所以加尔文的神学知识是满有生命力的,是经历性的,他的属灵观和神学深受他对圣经的认识所左右,神的话语提供了客观的实存,圣灵乃主观的因素。因此,真正对神的认识,乃是神的话语与圣灵合作下传达给人的,圣灵光照人心,使人看见圣经的真理。因而导致确信、认罪和明白,远超过理性的范畴。

我们发现加尔文还强调内向性,即个人和个别的敬虔,但同时亦提醒要逃避主观性的危险,因为神的话语有其客观性,他认为神学不仅满足理性的追求,亦包含在生活中落实真理,他是个忠心耿耿的人,他纪念那些为主牺牲的弟兄,为他们的声誉提出辩护。他在《基督教要义》这本书中说:”我没有其他的目的,只想让人知道这些人的信仰是什么,让人看到那些破坏他们声誉之人的邪恶、谄媚和不信”。他反对苦修主义,赞同欢笑生活,实际上他对自己的工作却抱着一种苦修而不求安逸的精神,他极力称赞造物主创造星宿的巧妙,却无瑕停下来欣赏它们。他一生都在不断地修订《基督教要义》使其不断完善,从初版至最后修订版历时25年,篇幅扩充了5倍之多,但”他的教训自始自终是确定和一贯的”(其友伯撒语)。在最后的修正版,他把这部书修剪到各部分都配合得很好,好象一棵生长均称的大树,枝叶繁茂,果实累累,其专心与精益求精是对今天许多基督教领袖一本又一本不负责任之写作的审判。他的勤勉让那些关心他的人都奇怪为什么”有如此坚强高贵心性的人会有如此脆弱的身体”。当他病症加重加多时,仍然”没有人能劝他休息,即使不得不暂时放下责任(他总是极不情愿),也仍然在家里替访问他的人解答问题,或口授代笔,不顾及自己的疲劳。”这表示他在实际责任方面是何等认真的一个人。

三、加尔文的教义及其影响

除了上述谈及”人人皆祭司”的教义外,以加尔文为代表的改革者还提出一种神学教义–即工作呼召论,有效地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十六世纪的改革者说神的呼召有两种,即”特别呼召”和”普通呼召”。改教者对这两种呼召的解释如下,即普通呼召”是指信徒蒙召过信心的生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来11:6),信徒一生最主要的工作乃因信而活。然而,在普通的呼召之外,还有特别呼召。比如说,一位姐妹可能蒙召作母亲,处理家务;另一位蒙召站讲台传福音;另一位蒙召作科学家,象那些植物学家等等。所强调的正是我们今天福音派的人常常忽略的观念,即特别呼召乃次要呼召,普通呼召乃首要的。蒙召作医生、护士、教师等并非主要的,最主要的乃是蒙召作神的儿女,不是站在什么地位上,乃是要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身份不在于我们的专业,乃在于我们是否在基督里。假如人的身份在于他所选择的职业,这完全曲解了加尔文拣选的教义,他强调的乃是基督徒过信心的生活,比人选择职业更为紧要,今天的年轻基督徒之所以深受作职业抉择之苦,乃因他们接受了世俗的看法。今天我们觉得按立人全时间作传福音的工作非常重要,有严肃的仪式,但我们若真正相信”信徒人人皆祭司”的教义,那么我们亦当有同样严肃的仪式按立护士、秘书、或主妇,因为这才是拣选的正确意义,即无论我们从事什么工作,人被按立都是为了荣耀神。

宗教改革者加尔文他们强调一个真理,即人当在蒙召的岗位上尽职。”凡你手所当作的事,要尽力去作”(传9:10);”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耶48:10)。因此我们要爱惜光阴,在工作中全力以赴。

除此之外,改革者加尔文他们又说,我们的呼召包括我们有责任在爱中彼此服侍。这让人想起马丁路德说过的话:”当基督徒作众人仆人的时候,他是最自由的”。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教导我们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人若重视专业生活过于信仰生活,他就没有足够的动力激励他在专业上的发展。同样,基督徒羡慕作圣工,治理教会,必须先齐家,否则不适合承担教会重任。换言之,家庭的治理是首先的,这是改教者们所强调的。

宗教改革时期的情形异常复杂,随着旧制度的崩溃,亦使人生出非份之想,令当时的道德标准和社会秩序面临解体的威胁,在这混乱之际,加尔文毅然站起来,负起界定基督教对生命、工作、教会及社团生活的定义,重新发现圣经的教训和圣灵的能力等问题的关联,从而提出对当时的欧洲很适切的新建议,帮助当时的人达到一个清晰的异象,建立了被后人称为”加尔文主义五信条”的教义神学架构:

1、人全然败坏不能自救,乃是圣灵使人重生,靠神所赐信心称义。

2、无条件的拣选,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完全出于神至尊无上的旨意。

3、特选的救赎,指基督代死的功劳足够涵盖全人类,但实际的果效却是为”选民”(指蒙拣选的罪人)而设。

4、圣灵有效的恩召或不可抗拒的恩惠,指神的恩典绝对不失误,凡他所预定得救的人必定蒙恩。

5、圣徒永远得蒙保守,指凡蒙拣选得救的圣徒必不会从恩典中失落;神的拯救,从一而终,圣徒蒙全能神的大能保守,其救恩永远不会失去。

所以整个救恩的过程(拣选、救赎、重生)都是神的工作,而且完全是出于神的恩惠。因此,是神而不是人来决定谁将是接受救赎恩典的人。加尔文的神学博大精深,绝非有限篇幅所能揽括,他属灵质素的影响既深且广,从他留给后人的与当时代各阶层人士以千计数的书信往来中可见一斑,乃至其一生倾注心血完成的《要义》,在加尔文来说,他所写的既是至关重要的神圣事业,就必须用最严谨的辞语。我们容易从他的大小作品中领略到那份虔敬奥秘的气质,难怪有人说他是一位卓越的”精通语言–上帝的语言和人的语言的人,他对于那为真理服务的语言的力量有着近乎绝对的信念,而他自己深深觉得其能力是建立于圣经的能力之上,认为神学家的任务在于阐扬及实行神的话语,加尔文因为有一种基本的、恒久的情感,正如他的朋友伯撒所说的,是一个具有对上帝完全奉献之情感的人,所以他心灵活泼,立论有力,他把博览群书的知识和奇异的记忆力都应用在他阐述弘扬永恒真理上,处处都彰显上帝在他这样一个谦卑隐藏自己的人身上之莫大荣耀。

十六世纪改教家,尤其是加尔文留给后人的正确教义,影响了许多追随真理的信心伟人,十六世纪末的德国敬虔主义先驱及后继人把宗教改革带到了德国的最基层,与此同时,英国出现了清教徒运动,进一步扩大落实了宗教改革的教义,英国人中有不少信徒开始追求过圣洁的生活。英国在十八世纪还有一个注重灵命更新的遁道主义运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福音派运动,可算是第四个更新的运动。以上四个更新运动的基础都建基在宗教改革的教义上。而这改教运动的先贤之一约翰·加尔文隐藏自己于神荣耀中的忠心见证,也一直是激励后人的美好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