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微仆

对诺斯底主义的反应，导致信仰理性化的危险

　　前章所述各种学说对教会生活的影响，是繁杂反应的因由，这是我们在本章中要来探讨的。总括说来，两个问题主导了整个教会的思路。第一，什么是真理？第二，如何最好地护卫及保持真理？这两条思路对教会以后的许多年都有着正面及负面的影响。

　　诺斯底主义对教会的一个好影响，就是刺激基督徒领袖更加努力了解他们自己的信仰，并且把信仰的根据和理由记录下来。这种新鲜、理性的活动，也并不是没有其危险，因为这会逐渐地取代人们对基督的挚爱。基督教也就慢慢地由对着主的献身和热爱，改变成对于一些真理的了解及赞同。

　　虽然这种信仰的理性化，在最初是因着要对抗诺斯底主义，这种倾向不可避免会在以后的世代发生。事实上，这是今日教会所面临的最为狡猾的危险，而且这种危险真是四处可见。在任何一群信徒中间，只要他们热心爱主，且圣灵的生命也在其中感动，不久就会慢慢发生信仰理性化的倾向。为了防止错误教导，常常导致人们易于忘记正确的信念并不能保证属灵的生活。

　　近年来，福音派的许多真理又再一次地在世界各地兴起，这是一个好现象。然而当人们恢复到圣经教义中的同时，福音派正统也同时发展，这种正统竟都带下属灵的死亡。人们可以会满口重生、新生一类的言词，却不见得经历到圣灵的工作，而唯有藉着圣灵动工，没有人能真正在属神的性情上有份。能够正确无误地述说圣经真理、或是机械式地宣称一些所谓神工作的经历，均不可能取代基督的生命。

对马吉安主义的反应，导致教会特权阶级自命信仰保护者和圣经监护人

　　教会对马吉安主义的反应，主要是集中在他们所用的圣经正典上。我们前面也提到，马吉安否定全部旧约以及大部份的新约，他认为只有经过他修正的部份才是神圣的经典。如果马吉安所宣称的不是正确，那么教会就必须提出什么才是神直接的启示。不同的教会领袖在397年迦太基会议以前就有几个不同的版本，经过那一次的大会，新约二十七卷得以广泛地确定。

　　我们必须记得，这二十七卷并不是因为藉着教会领袖的认可就具有了额外的权柄。相反地，是因为这二十七卷本身具有属灵的权柄，而教会领袖们不过是接纳这个事实。圣经的权柄，乃是根据于圣灵把圣经的话应用在信徒的生活经验中。教会承认圣经的正典，乃是表明教会承认圣经在信仰及生活上都是最高的权威。任何的教义均需以圣经作标准来检验，任何的争议也应以圣经为标准来解决。

　　当然，对信仰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且确定圣经的地位，都是很重要的进展。可是，早期大公教会藉此崛起成为自立为信仰和圣经的监护人，此举就不足赞赏了。我们发现，早期简单的圣经模式很快就被神职系统所取代。一旦远离了神圣计划的模式，这种新成立属灵的专制体系，自然就成了信仰的保护者和圣经的监护人。教会在防止错误、以确保她属灵生命的过程中所获得的，乃是教内一小群特权阶级，一方面，他们因着维护信仰而得着权柄和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又自命有独家权柄来订立信仰教义及解释圣经。但任何人如果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就不得在他们的交通中有份。事实上，经过了二十个世纪，基督教还没有完全学会，唯一能够保护真理的方法就是实行真理，这点值得我们深思。只要有人活出向基督顺服的生活，我们就能够信赖圣灵会保守信仰以及圣经的纯正，并不需要任何属人的组织来插手。人们想要保护真理的动机良好，就以自己有限的体会，将真理局限在一些属人的组织中，这注定是要失败的。真理永远不能受局限。

对异端的警觉，导致清除异端运动的危险

　　当大公宗派的基督教概念日益加深之际，那些在组织以外的人，无论信仰多纯正、生活多规矩，都被认为是不可信赖的异端，有时这些人就被指控为摩尼教。因着对真理本质的更多觉醒，以及对圣经权威的尊敬，也就带来面对异端时的更大警觉。很不幸，这种警觉竟然鼓励了猎巫行动。清除异端运动，是极度危险的一件事，不但对所谓异端而言，就是对参与清除运动的人而言，也受害匪浅。这种运动在早期教会中形成一股很大的破坏力量，因为人们的精力都集中于除恶务尽、而不是建立良善的狂热中。当基督教变成了极端消极除恶，这对它的本质就是一种摧残。

　　我们的主所说稗子的比喻，对于祂的子民在历代中都有非常实际的提醒（太13:24-30）。我们并不以为稗子是好东西，只是教会主要的关怀并不是根除稗子。直到世界的末了，在基督教圈子里都一定会有稗子，只要麦子能坚强地成长，稗子剩下的空间就很有限了。当错误的邪说兴盛的时候，时常就是教会衰退的征兆。对着这个难题的答案，并不是在血气中去除尽邪说，乃是要追求在血气中注入属灵的生命。如果早期教会能多花一些精力在积极属灵的成长上，而非消耗在除去各样的异端，那么教会在以后的日子中，就会更有能力面对更狡猾的攻击。

大公会议强化了教会的集权化

　　无可置疑，在教会与错误教导的第一会合战争中，众教会大体上是联合在一起的。虽然已经开始有一些征兆，教会逐渐偏离使徒的模式，然而，在某程度上，圣灵的生命和能力还是和外在的组织相合。诺斯底主义、马吉安主义以及其它异端，他们都还是将真理与错误混在一起。毫无疑问，他们与在圣灵生命中合一的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当的清楚，他们在应许之外。可是，当一些争论是有关神学上的问题时，而有一些错误发生，战场就改变了，教会好像变成了内战的光景。当过分将信仰知识化，而对于各样有争议的问题又愈来愈少有弹性时，这对于交通的根基是有很大的伤害。心思胜过了灵的地位。人们似乎不够体会，有限的人对无限的真理容纳的局限性。对神学的各样探讨，可能是重要，甚至可以救人，但是恩典乃是绝对重要的。只有在恩典的基础上，灵里的交通才有可能。当恩典这个必需的因素消逝时，各样的争论就无可避免地扩大至极端死硬的心态，而只好寻找人的裁判来定对错。这种裁判的机构就是背离了圣经的原则，而经由各教会专制体系所形成的代表聚集在一处，或成为所谓的大公宗派会议。这也就是教会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大公会议（Church Councils）。

　　为了对基督教真理能有一精确的说明、来对付当时流行的异端，在这个层面上，所以需要多次召集教会大公会议。他们确实提供必需而且重要的服事。可是，他们也就因此成了属人而拥有权威的大公教会的代表。而这正是我们主要的关切。

　　我们目前并不需要详述在几个世纪之间，大会中所提出一些需要审慎研讨的议题。但是略微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在主后325年在尼西亚（Nicaea）大会上他们探讨的议题，也能帮助我们看出众教会代表至终还是以属人的规条取代了圣灵的作为。

　　在前章中，我们讨论到亚流（Arius）以及他们所发展出来的教义。主后321年，他被亚历山大教会开除长老的职位，可是，他在罗马帝国东部仍然广受尊敬。当时许多的基督教领袖与他一样，非常忠于在安提阿的神学派系。因为亚流影响太大，甚至东方的众教会也受到分裂的威胁。当时的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整个的罗马帝国，他对此一威胁非常地关心。他具有最大的善意，加上最小的神学基础，想要催促亚流和亚历山大的主教和好。他遭到完全的失败，于是想到把当时世界上各教会的领袖召集到小亚细亚的尼西亚，来商讨此一难题。当时约有来自两方面背景的三百位主教，参与此一会议。亚流亲自领导他这一派的代表团。大会乃是由当时尚未受浸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亲自主持。

　　此一会议之结果，乃是发布一教义宣言，明白地否定亚流的看法，并且对于任何持守其信仰者加以神圣大公使徒教会而来的咒诅。只有亚流以及另外两位主教没有签署此一宣言，他们遭到不准往来、逐出教会的处分。然而，亚流却成功地争取到君士坦丁大帝的庇护及资助，所以争战还是继续下去。无论如何，尼西亚会议成了历年来中央集权化的教会发展的一个高峰。终于有一小群人可以代表全世界的教会说话。他们的宣告虽然不见得普遍地被遵守，正如亚流依然继续争论所证明，可是无疑地，他们的声音是代表着权威。而且主后381年，第二次的会议即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皇家支持并认定尼西亚的宣言是合法的，也就更加强化教会的中央集权控制。

　　造成罗马成为普世大公教会的中心，有许多因素。在西方的众教会中，只有罗马教会可以宣称是由使徒所建立的教会，而且罗马的基督徒长久以来一致的教导以及生活中的实践，基督教也赢得了许多人的敬重。在西方新兴的教会之间，如果有任何问题，很自然就会到罗马寻求指引，因为罗马是当时文明世界的首府，所以对在那里的教会有多一份的特权，也是很正常的。再加上自从君士坦丁大帝开始偏袒基督教以来，多方面的资助和保护，更值得人们对罗马教会另眼相看。等到主后334年，君士坦丁大帝把首都由罗马迁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君士坦丁堡后，教会就继承了皇廷，那时，教会的地位更为高升。等到尼西亚会议以后，罗马、安提阿和亚历山大已经被公认是众教会的领袖。第四世纪末期的时候，罗马帝国政治势力衰退，罗马教会更是在整个组织化的基督教世界中建立她的地位。早期耶路撒冷教会一统江湖的期望，因着神恩典工作的阻挠未能实现，如今，终于让罗马教会成功地达成。

早期教会对圣经原则的少许偏离逐渐带来后果

　　我们在本章中看到一段相当长的历史，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看清，早期教会对圣经原则少许的偏离所逐渐带来的后果。一开始，不过是属人组织的方便权宜，跟着而来的，就是对抗诺斯底主义等各类异端、而将信仰理性化的过度发展，教会组织的持续发展，就更加深了教会的中央集权、对于各种教义的权威。组织化的教会最强调的，就是正确信仰的重要性。其实，正确的信仰本身不过是冰冷的正统而已。给神圣的真理加以精确的解说，就需要更强而有力的教会组织来维系。最后，罗马教是不可避免的结局。虽然是如此的令人难于置信，统一的教会竟凭藉规条来厉行。教会的基础由属灵的生命，变成了头脑中对信条的认同。

　　当教会最终的关切乃是维系其组织的生命，已经犯了不再与属灵生命共鸣的最大错误。属人的组织只能根据法律行事，也只能判定人外表的行为，而无法知道人内心的念头及动机。当然，在教会中是需要规条，但是规条永远必须屈从于属灵的生命。教会乃是基督居住在祂子民中间掌权的地方，只有对着祂的顺服和忠贞，才是教会生活最基本的原则和依归。祂的管理深入人的灵与魂，那就是人各样行为的根源。每当拒绝这一个属灵的管理之时，必将导致腐败。在教会的历史中，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极易抗拒属灵生命的律，而试着以自己属血气、又有效率的方式来管理神的工作。其实，正因为教会不能完全顺服基督的主权，才会引发各样的异教。当人们拒绝圣灵工作，就必定需要利用各样的圣礼仪式，来制造出一种神祝福、以及生命活力的假象。

教会的属灵生命仍在少数人中得蒙保守

　　我们在此必须之处，在前面所描述的背景之下，就是当整个基督教日趋复杂、不再属灵时，完全依靠基督的生命而有的见证却依然得蒙保守。无论真理消逝在礼仪和组织之间到什么程度，无论基督徒生活的实践又如何转变成神学推论的密云，个人及团体的见证依然并未绝迹。有时看起来，这些个人或是运动所持守的似乎过分严肃，或者缺乏一些能够在表面上维持合一的自由，但是他们真正的价值，必须以较宽广的教会历史背景来衡量，而不可局限于当时的事件。当我们以这个角度来观察时，就会发现真正属灵的教会历史，常常是由历代中遭到组织化基督教圈子所蔑视的一般人所传承，而非经由传统的基督教。

　　虽然很早教会就开始偏离简单圣经的规矩，不过教会真正的根基尚未全然失去。伊格那丢（Ignatius）曾经这样说过：「耶稣基督在哪里，哪里就是大公教会。」可见在他的想法中，他并未离弃属灵生命是聚会唯一根基的教训。可是在教会秩序的实践上，他却与新约圣经颇有出入。我们曾经看过，他如何高举所谓主教（或牧师）在教会生活中的地位。在此，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当人们偏离圣经的形式，并不表示就会造成属灵的生命完全熄灭的局面。形式永远不及生命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中时常能看到，即使在一些与使徒教导不同的宗教体系中，也能有圣灵满有生命之流。不过千万不可就此论断，形式是不重要的。属灵的生命如果没有合适的身体来表达，就必定限制了它的显明。这样的缺欠不是造成属灵生命的最终死亡，就是属灵生命由一个残缺的器皿、转移到一个可作更完整表达而合适的器皿。早期教会偏离属天秩序，并未导致属灵生命的死亡，然而却给以后各阶段的教会发展大开方便之门，那就要面对更多耗尽精力的弊端。

俄利根认定教会不可与属人的组织相提并论

　　早期的几个世纪中，最伟大的基督教学者首推在主后185年出生于亚历山大的俄利根（Origen）。藉着他敬虔父母忠实的带领，俄利根自幼就经历到福音。他的父亲里昂尼达斯（Leonidas）是第一个教导他圣经的人，在俄利根下到二十岁的时候就因为信仰而殉道。后来俄利根曾有一段时间担任亚历山大的神学院院长，他以敏捷的头脑，加上对圣经的熟谙，以及就希腊哲学所受的训练，来研究许多信仰上的难题。藉着他的笔，我们有了第一次建立系统神学的尝试。他是亚历山大教会的长老，也是平信徒，因为他异于寻常的投入，加上他的学习，就赢得了教会中有地位人士的敬重。然而，他卓越的能力并没有为他带来跟教会中那些人所尊重的神职人员和睦的关系，因为神职人员自以为只有他们，才有教导的特权，并且感到俄利根夺取了他们应有的尊重。俄利根的成功、激起了亚历山大的主教底米丢（Demetrius）的忌妒，在主后221年从长老的职份开除。他余生的二十三年岁月，就在巴勒斯坦该撒利亚过着放逐的日子。自主后250年至254年，在罗马皇帝德西乌斯（Decius）的教唆下，他受逼迫遭拷问而死。

　　俄利根对着教会的本质有着特别清晰的概念。他认定教会的根基是属灵的，所有接受神圣生命的人都属于教会，所以教会不可以任意地与属人的组织相提并论。一个像俄利根这样受人尊敬、而且生活有好榜样的教师，无论走到哪里，在那些存心为主保持复活生命之见证的人中间，都会有深远的影响力。

　　我们不必担心俄利根的一些看法后来被人抹黑为异端，只有极少被神所使用的人，在他们一生中没有被人视为异端的，甚至常常还是被一些和他们一样对真理忠诚的人所反对。直至今日，我们还是看到这一类的事情，然而，有一个伟大的日子将会来到，只有在那一天，有一些动机良好的信仰保卫者，将会发现那些被他们视为毒草的异端，居然在天家里也可能有一席之地。

诺洼天派坚持属灵生命是教会交通的唯一根基

　　在主后250年，罗马皇帝德西乌斯（Decius）为了确保帝国的安全，要求全国百姓向官方宗教表态效忠，此一圣旨导致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大受迫害，因为这道命令要求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在内，都必须按所规定的仪式向官方所设立的众神献祭。对于在教会那些充数的、只有异教的心，而包着薄薄一层基督教外表的基督徒而言，公开地承认异教的神，不会给他们的良心造成任何难处；然而，也有一些乃是经历极度暴力折磨而被屈服的。当这些迫害的日子过去以后，对在威胁下否认信仰的信徒，再一次重回教会领圣餐之事，自然会有不同的意见。那些软弱的弟兄，在困难压力之下，为救身体而付出良心受苦的代价，真实地悔改，当然期盼能重新恢复昔日的团契交通。无疑的是，有一些曾经是挂名基督徒的人，也有为不同理由而想重新建立此一关系。

　　是否应该接纳这批曾经失败的人呢？此一问题在众教会中都有激烈的辩论，并且意见分歧很大。严厉主义者强调任何人否认基督就不得再被接纳在圣餐中交通。他们并且有一位罗马的长老诺洼天（Novatian）做他们的领袖。教会大部份的领袖决定，采用较为宽大的政策。诺洼天以及他的跟随者被大公教会逐出教门，只好在小亚细亚到西班牙自立门户。这一批人从此开始一直到两个半世纪以后，一直被人称为诺洼天派（Novatians）。

　　人们也给他们另一个称呼：卡特里派（Cathars，或清教徒Puritans的意思），尽管他们自己对于被人称为诺洼天派或是清教徒并不在意。然而我们在教会历史中，却不只一次地看到卡特里派的名称，特别是罗马教会对于他们眼中的异端分子常扣上的大帽子，虽然甚至连他们的敌人都承认他们生活的表现是无可指责的。他们的信仰是根出于使徒的一群人，在本书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还会遇见卡特里派的人。第三世纪中叶的诺洼天派，并不是第一次有人反对教会的日益放纵。其实一直都有一批基督徒，在教会中坚持单纯的信仰并遵守使徒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做法。

　　我们很容易就把诺洼天的分裂，简单化地看作不过是他们太过严厉、而教会的领袖们才是真正有基督心肠的表现。一般而言，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有一个更深的问题摆在眼前。这一批严谨派，或许对跌倒的人比不上主自己有的恩慈。毕竟，彼得也曾在还不像这些人所受的迫害下就否认了主，可是经过悔改带来神的恢复，使他余下的一生仍能为主所用。但人却很少来靠近神所预备好了，并且随时可以显明的怜悯与宽恕。

　　在另一方面，当大多数的主教们为着迎合一般教会中基督徒的生活标准、而采取慈悲的观点，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他们判定所有跌倒的人要先经过一段考验时期，然后才准完全恢复交通。这样的判定是绝对的合理，如果在这一段考验时期，是藉着圣灵的分辨力察看是否存有对主而有恒久的挚爱和忠贞。然而事实上是否如此呢？无可置疑地是，有一些真正悔改而合情合理地恢复交通的信徒。但是也有一些不过是在外表上遵行一仪式，并非真正的信徒也被接纳到教会。这些主教们所采取的宽大的态度，本身是正确的，可惜却导致了人们看重教会礼仪的外表，以及严谨地遵守这些礼仪。

　　在罗马主教司提反（Stephen，Bishop of Rome）和迦太基主教居普良（Cyprian，Bishop of Carhtage）之间，为了浸礼到底代表了多重要的意义，曾经有一段非常激烈的争论。居普良认为，只有大公教会拥有真正的圣礼，而且在这些有效的圣礼之外就毫无拯救。所以如果有人与母会分离，或是被教会宣告为异端，那么这些人所行的浸礼就是无效的。司提反就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虽然两人的看法不同，可是他们都是有相同的假设，那就是神圣的恩典是需要藉着这些礼仪才能得到的。居普良的立场，是来自他对教会的看法。而司提反的看法则在他坚持礼仪本身才是重要，非在于实行时的环境。这一场争论到主后257年司提反死后，加上次年居普良殉道而告一段落。罗马教会圈子大多采纳司提反的看法。

　　居普良对教会的看法，也影响他对于诺洼天派的态度。诺洼天派从未被视为异端。其实，诺洼天派自外表看是一个绝对的正统派，而且全心说明三位一体的真理。可是，诺洼天派的正统立场并不能让居普良接纳，因为在居普良的眼中，信仰是否纯正、品德如何，都没有属灵的意义，只要一个人和大公教会没有交流，就算不得什么。对诺洼天派而言，教会的根基乃是属灵生命，可是对居普良而言，教会的根基乃是所行的诸般圣礼。

　　虽然诺洼天派的人对在迫害下跌倒的人可能是太过严厉了一些，不过从较广的角度来看，他们所坚持的属灵生命的原则是教会交通唯一根基，这一件事是绝对重要的，否则基督教很容易就沦落为礼仪复杂的异教。如果我们要毫无保留地定罪诺洼天派，我们就必定会对以后多次在教会历史中要恢复见证、而追求圣洁的努力也加定罪了。让我们记得在教会的婴儿期，为了拯救教会免于过早地腐败，曾经很严厉地施行审判，而那次审判在今日看来，必定会被认为是不必要的严厉（徒5:l-11）。所以诺洼天派太过严厉的反应，也许是历史中为了保护基督的见证免于许多暗流所攻击，而必要采取的一种行动。

孟他努派搅动了日渐放纵的组织化教会，特土良对孟他努派的认可

　　第二世纪中叶，在大公教会里所兴起的一个运动叫做孟他努派（Montaivism），他们跟诺洼天派一样，盼望在团契中能有较高标准的基督徒生活。这也是人们再一次对组织化教会日渐放纵的一个反应。当教会愈发组织化，主教（牧师）就拥有更多的权柄，而且很自然就会令人愈来愈看重这些神职人员所行的礼仪，例如浸礼和圣餐。这种趋势，正是孟他努派认为会对全体教会属灵生命造成威胁，他们觉得圣灵的工作正逐渐被对组织和礼仪的倚靠所取代。

　　主后156年在弗吕家山（the Mountains of Phrygia）上，孟他努开始教导的工作，人们就称他们为孟他努派。孟他努考虑当时教会的光景，很自然在他的教导中就会强调圣灵在神子民中的地位。千万别以为这样的强调是不健康的。恰恰相反，当一些过度使用形式、以及依靠天然的学习正在使教会丧失能力之时，这种强调是需要的。不过在某些方面，孟他努的强调也落到另一个极端里。根据他的教导，在这个属圣灵的时代，圣灵依然如同使徒时代一样行神迹奇事，而且也相同地透过先知们、包括他讲话。主的再来已近，祂并要在地上建立新耶路撒冷。

　　孟他努派里的先知们所有的活动，特别是女先知们的作为，极度搅扰了当时死沉且又冷漠的教会。当然，在此我们也看见孟他努派对于教条主义反应的最高峰。主教（牧师）是形式主义的代表，先知是圣灵工作的典型。在使徒时代的教会生活，先知具有被人尊敬的地位，例如在新约中像亚迦布（徒11:27-28，21:10）。我们也不可断言所有先知说预言已经过去。正确地认识先知是给教会的恩赐（弗 4:11）。今日说预言必需是按着圣经。只要清楚地解说圣经，并且圣灵加以膏油，就能使死的字句变成非常活泼而有功效。非常遗憾，像这样的先知讲道在今日已经不多见。事实上这也是今日教会属灵昏睡症的一个原因。当然，无可置疑，孟他努派的着重乃在于像以亚迦布为例那种比较令人兴奋、或是一些难于预料的先知预言。

　　我们必须记住，当高举主教（牧师）权力的时候，教会中就不太可能有什么空间让任何形式的先知服事来表现。伊格那丢（Ignat山s）并不是一个没有热情的人，可是因为他太强调主教（牧师）的卓越地位，以致令人以为任何人不经过这些教会神职人员，就不可能有属灵的恩赐。因此正统教和孟他努派运动就在牧师与先知、或是严谨的仪式与属灵生命自由的表现之间发生争执。

　　孟他努派和诺洼天派均非异端。就着基本真理而言，他们都是正统派，并未偏离使徒的根基。（译注：著者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孟他努派看重预言和属灵的恩赐超过圣经的权柄，导致许多的错误，对神的见证有很大的伤害。详情可参林荣洪所着基督教神学发展史）。如果伊格那丢今日还在的话，他恐怕会称他们为「边缘派」。当逼迫来临时，孟他努派并没有其它教会的问题，他们不需要处理那些受迫害而背叛主的信徒，也不必考虑事后怎么接纳悔改的人。相反的是，因为孟他努派都是倾向宁愿殉道，他们蔑视那些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说谎的教会领袖。

　　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孟他努派的特点。他们着重道德，他们那种有传染性的狂热，他们团契中的温暖，他们对主的热忱。他们在生活的那个世界以热情洋溢出名，而孟他努派的人真是实名不虚传。他们的主流思想在以后的历史上反复出现，并且也可在今日五旬节派的运动中看到他们的影子。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同是过份及火热的灵。虽然正统的基督教反对孟他努派，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中间的生命是带着神大能的见证。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公教会中也有人主张不可以对孟他努派太过严厉，以免削减了圣灵的感动。这种同情的支持，也让孟他努派能在组织化的基督教中延续了一段时间。当然最后，带着属灵生命的新酒是无法长期装在正式宗教的旧皮囊中。原本在教会中对主忠心、并且也和组织宗教保持联系的这一批孟他努派还是分开，成为另外一个会众。最早的分离是在东方开始，可能是因为在东方这一批孟他努派的人比较火热，所以较早就促成了分裂。在西方与大公教会的联系还是维持了一阵子，不过最后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

　　孟他努派当时有广大的跟随者，在弗吕家山附近，一直到第六世纪他们才被查士丁尼皇帝（Emper or Justinian）所削减。第二世纪末，他们传到罗马帝国在非洲的省份。很可能，在非洲的孟他努派已经比较不再那么尖锐，也不像弗吕家山那一带的会众，把他们的热情完全表达在外面。相信随着年岁的增加，这个运动里的人学习除去了一些过分的地方。在非洲，到了第三世纪，孟他努派居然赢得当时最有声望的迦太基神学家特土良的认可。特土良一直与大公教会保持有良好的关系，并且他发现，他和这一批「属灵人」的团契也能扶持他的工作。虽然有人批评孟他努派是泡沫般肤浅，但特土良这样一位有根基、并且有经历的人，是不会轻易上当的。若不是孟他努派的人持久热忱地以基督般的品德所做的见证，特土良是不会完全投入他们的行列的。当基督的跟随者（孟他努派的人）到了放下见证火炬的时候，就有另外一批人起来继续见证。

对抗异端的方法比异端更伤害教会

　　早在新约时代，教会生活就开始受到各种各样错误教训的干扰，使徒时代希腊罗马文化中充斥了哲学性的猜测。当时的一些精英都全神贯注地投入在各种对于自然和人生难处理论化的学习形态之中，一般文化的精神在路加写到雅典人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清楚：「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使17:21）。这种宗教的猜臆者，他们从各种不同的来源寻找资料，盼望能理出一个关于神的理论是可以符合人的理性的。当然他们也毫不迟疑地从基督教中去寻找资料。这类希腊式的想法也渗入了教会，试着以所谓「现代亮光」的想法来解释基督教，因此就带来了许多不同的异端。这些异端在以后许多年间敌挡「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保罗写给歌罗西的书信以及约翰第一、第二封书信，均是警告这一类的错误，因为这种错误对新约时代许多教会都造成各种不同的难处。

　　为了明白教会未来发展的趋势，我们必须对于这些异端有一些了解。倒不是因为这些异端会成功地改变教会的特性，而是要注意教会对抗异端影响所采用的方法。因为这些反制异端的方法比异端对教会后来的发展有更大的影响，以致于教会至终远离了新约时代那种简单的聚会形态。

诺斯底主义对于追求灵命进深者的影响

　　在使徒时代，希腊罗马世界里许多异端，基本上都认为物质的世界在本质上是邪恶、没有价值的。身体既然是属物质的，因此在道德上就是中性，其实这种想法远在东方也就早已存在。基于这一前提，他们发展出许多对基督教信息的解释（更恰当地说应是误解），这就是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

　　诺斯底（Gnosis），这一个字在希腊文中就是知识（knowledge），特别是指我们今日所认为荒谬的星座学，他们的理论认为，每一个星球是一位属灵的统治者，在不同的天体中发挥其影响力，并且将地球与最终的真实分离开。当然，就在当时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观念，这不过是由占星术的迷信发展出来的。这种观念就造成将属灵的真实与无情的物质一分为二。在众星之上有一位神，祂乃是在诸天之上，远超过这个污染的物质世界，这有形世界并非神所创造，因为神不会对物质世界有什么兴趣，另有一位较低级的神由祂来创造。诺斯底派认为身体乃是灵魂的监狱，耶稣乃是神性的代表，降世到这一个低级的地球，为了要把被囚的灵魂释放，使之再一次和永恒的灵联合。

　　诺斯底派对人们实际生活有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因为身体是超道德的，放纵肉体就算不得什么；其次，因为物质身体没有真实的价值，所以人身体的需求就可以尽量压制或是尽量放纵。诺斯底派一般均偏向克制，所以他们是以严厉的操练和禁欲闻名。保罗在歌罗西书中因为有这种诺斯底派观念的渗入，而警告他们此一观念将带进许多的捆绑禁忌，「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西2:21）。

　　在早期教会中另一错误的教导乃是幻影派（Docetism）。他们和诺斯底派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认为道成肉身不过是一个表象（而非真实的）神来到人间。基督并非真正的进入肉体，这乃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中强烈反对的教义。

　　在此顺便提一下，诺斯底派的余毒直到今日依然影响着基督教，特别是在一些有较深属灵教导或是一些对神话语更求忠诚的人们当中，我们必须永远避免一种过分高举属灵、而抹煞一切属物质或属地的事物。我们这个人的物质部份就是我们的身体，对于我们这个人属灵完整的重要性常常被人低估。圣经从未降低物质秩序、而单单高举属灵秩序，仿佛只有属灵的部份才是唯一的真实。固然，现今的世界秩序是一个堕落的世界，而且我们知道也终必消逝（彼前1:24-25），但是并非以一个空冷的属灵世界来代替，而是有一个新的创造。在新天新地里面，复活的身体仍将在其中享乐（林前15:42-44）。全人整体的属灵生活，乃会更新净化我们属物质的部份。如果忽略了这个方面，就会导致在教会历史曾经一度极为风行的极端苦行主义。当今在世界某一些地区，还有基督徒认为任何美丽和有秩序的事物均是属世的。其实基督徒的生活就应该是美的、而又有秩序的。

马吉安主义对于教会属灵生命低潮的反弹

　　在第二世纪，有一位教师名叫马吉安（Marcion），他在基督教世界中有极大的影响力，有许多人跟随他，并且自行一派，马吉安主义（Marcionsim）在以后许多世代中，一直持续其影响力。

　　马吉安是小亚细亚人，生于主后85年，在当地的教会中长大，对于罪与邪恶有着极大的关注，逐渐发展出他的一套教导。主后140年，他带着这些教训到了罗马。当地的信徒无法接纳他，教会与他断绝往来，他就自己召集信徒，自立教会。

　　马吉安深受诺斯底派之影响，他的教导是以假设物质世界在本质上是邪恶的为基础，他提倡物质并非耶稣所宣称的神所创造，而是一个次级的神，就是旧约中的耶和华所造的。他乃是第一个宣告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是不同的神明。对马吉安而言，旧约的神是一位冷酷无情的审判之神，总是随时想要给人带来捆绑；新约的神乃是一位爱和赦免的神，随时想要给人带来释放。这样的信念就导致马吉安认为旧约的圣经乃是毒草，必须全盘否定。耶稣来乃是要将人类从犹太人和犹太教所带来的捆绑中解放出来。

　　马吉安的教导最大的特点，乃是他对使徒保罗的看法。他全面否定旧约，大部份的新约他也不承认，他认为门徒误认耶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并且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新约大部份的作者都是在宣传古老犹太人的错误观念，因此都应该和旧约一并铲除。只有保罗有了神独特的启示得以明白福音，当然，也只有马吉安真正了解保罗。

　　所以，马吉安所接纳的圣经乃是经过特别处理过的圣经。他自己编辑的经典分两部分，第一部份只有路加福音，第二部分包括了保罗所写的前十封书信。这些还都需把其中任何有关耶和华的部份，或是任何有可能给旧约圣经权威的经文都删除。另外他自己的著作「对比论」也加在经典中，在「对比论」中，他强调他的信仰系统乃是建立在旧约之神和新约之神的对比之上。

　　为什么马吉安能有这么多人跟随他，而且他的影响力又能持续数年呢？勿容置疑，他个人的卓越性格，是他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当他六十岁的时候，他才开始将他的跟随者组织起来，他的热心和精力是相当的令人敬佩。早年当他仍在教会中的时候，他必定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教会中神职人员的影响力以及教会世俗化的日益加强，乃是另一个促使他成功的重要因素。当教会属灵生命陷入低潮的时候，就是错误教导产生的开始，特别是那些混杂着真理的错误教导，加上对于追求属灵满足的人有一些实行上的要求，更是能广受欢迎。马吉安与诺斯底派一样提倡严格的律己以及享受独身，如同早期的教会。他们施浸礼，守主的桌子，恢复简单的敬拜。因为马吉安派禁止结婚，所以他们就不可能藉着家庭生活而永存下去，所以信徒们就更加勤勉传扬他们的信仰。

摩尼教成为罗马教会经常给反对者扣上的帽子

　　在第三世纪的初期，有一种新的宗教称为摩尼教（Manichaeism）出现。摩尼（Mani）于主后216年在巴比伦出生，他的影响力从西班牙一直波及到中国，他深受诺斯底派的影响，相信二元论。他自认为是历代圣贤先知们之传人，逐渐宣明神对人类的启示，他也自称就是主应许祂的门徒在祂离开以后所要派遣来的圣灵。

　　摩尼综合了基督教、波斯祆教以及佛教的观念。事实上，他的抱负就是建立一个从各家吸取真理的统一教。虽然在东西两方面，他的信徒均大受逼迫，可是这个宗教仍能以极快的速度广传。摩尼在波斯有一段时间拥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是在主后276年，他还是被钉死。

　　摩尼教对于具有哲学心思的真理追求者有无可置疑的吸引力。后来在基督教历史上深具影响力的奥古斯丁，在信基督以前就是摩尼教的人，普里西利安（Priscillian）这位西班牙伟大的改教者，在成为基督徒以前，也表示对摩尼教有兴趣。当教会逐渐走上以罗马为中心的大公教会时，组织上的合一以及属人的权柄就取代了圣灵的能力。人们常常就把任何一个不愿意与罗马教制度认同、而坚持简单的规矩与圣经上所有的属灵标准的人，扣上摩尼教的帽子。我们稍后会提到一些团体，包括普里西利安的跟随者，都曾被诬蔑为摩尼教，虽然这些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摩尼教的影响力就日渐低落。后来在中世纪虽曾一度复兴，他们的一些教条至今依然在神智学（Theosophy）或普救论（Universalism）中还能找到。

否认三位一体的亚流派

　　亚流（Arius）是第四世纪初期亚历山大城教会的长老，他的名字以及他的教训，注定震动整个基督教的世界。我们先前所讨论过的诺斯底主义、马吉安主义、或是摩尼教，基本上都是把基督教和一些异教的思想混在一起。但是亚流派（Arianism）却是完全另一种的异端，它的问题并不在于基督教启示的本身，而是对于三位一体的启示的解释。

　　三位一神——圣父，圣子和圣灵均是一位神的观念，在圣经中早就普遍地被认知，引起争论的乃是三位之间的关系。有人指控基督徒所敬拜的并非独一的真神，而是三位神，这类的指控必须加以驳斥，直到如今，人们还是尝试用着许多的字句来说明这一个属天的启示。当有限的人想要说明无限的真理，就是一个无奈。我们的话语肯定是不足以说明我们所理解的，而我们所理解的又不足以说明真实。我们实在不必惊讶，当人们尝试把神的启示以人的话语来说明时，会有这么多不同派别的解说。以三位一体为例，就有一些派别误入歧途，单单过分强调神的独一性、而忽略了子以及圣灵。

　　在这段时间，有两大神学派系，分别出自于亚历山大城和安提阿城。亚流原来是在安提阿一个著名的学者路迦诺（Lucian）门下受教，此一门派很看重基督的人性这一方面的真理。这一种的强调也是为了纠正当时错误的学说，例如诺斯底派以及相关的看法，他们否认基督道成肉身。然而因为安提阿和亚历山大两派的看法有相当的差距，当亚流在主后318年到了亚历山大城，他就和当地的主教的神学观念发生矛盾，他指控亚历山大城主教已经成为异端。亚历山大主教的看法原属于神格唯一论派（Monarchianism）的一支，称为撒伯流派（Sabellianism）。撒伯流派认为，子以及圣灵不过是父神在不同期间所采取向人启示祂自己的方式。撒伯流派认为，父、子以及圣灵不过是一位神所表现的三种不同性格而已，正如在戏剧中，一位演员在三个不同部份扮演不同的角色。

　　亚流对这种极端的反应，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但是他基本上的教导还是受到希腊思想的影响。亚流对神的概念与其说是基督教神观，还不如说是希腊神观。对他而言，神与人类相去甚远，根本不可能和人类有任何直接关系。他认为子乃是受造者中的第一位，而且高于所有的受造之物，祂非神也非人，而是两者之间的媒介。亚流这种错误，否认了基督的神性，也就同时否认祂拯救的能力。主后321年，他被革职不再担任亚历山大城的长老，然而他还是有相当数量的跟随者。我们以后还会再提到亚流对当时基督教世界的影响。

　　虽然这些神学上深奥的争议是非常的重要，但对于许多信徒而言，却没有切身的关系。许多跟随亚流的人，其实对主还是相当的投入，他们热心做见证，并且在北欧各国中有相当卓越的宣教工作。不过亚流派的思想对真正的信心是有致命的威胁，一旦这种思想的影响进入教会每日生活中，圣灵就没有任何的余地。亚流为了能使他的看法广为流行，所采取的手段也是很有趣的：他不让门徒们培养出成熟及充满祷告、思想属灵的心思，反而带领他的门徒用当时亚历山大城所流行的曲调来唱短诗。

否定人性全然败坏的伯拉纠主义

　　伯拉纠（Pelagius）在第四世纪末期出生于英国。他是一个品格极佳的正人君子。当他去罗马这个基督教中心的时候，罗马城的道德标准败坏，使他震惊。第五世纪初叶，他就留在罗马发展出他自己的一套教训。伯拉纠觉得，正统教义对着人以及罪的教导会引起人们在生活上的不严谨，他认为如果罪乃是堕落的人性从亚当遗传而来，那么，人就不应该也不需要对罪负责，所以大可以活在低标准的道德生活中，而缺乏胜过罪过的动机。他主张罪性并非天生，人生下来均是无辜的，只有当他们有意识地违背了神的律法之时，人才如同亚当一样犯罪，跟随亚当的榜样。所以救恩就完全决定于人的意志有正确选择。

　　伯拉纠主义（Pelagianism）最大的反对者就是奥古斯丁（Augustine）。奥古斯丁对于伯拉纠的品格还是相当的敬佩。为了反驳伯拉纠的观念，奥古斯丁提出了神圣恩典的教义。这两个伟人之间的争论，直到如今还是神的主权和人行善的自由意志之间许多争论的根源。奥古斯丁，正如使徒保罗一样，均有戏剧化的重生经历。他自己的经历证明神那不可抗拒拯救世人的大爱，及人对于自己的得救是无能为力做任何的事，只能单单地依靠神无可比拟的恩典。可是，伯拉纠并没有这种经历，所以他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他自己要对他的选择负责任，所以神的恩典并非必要。

　　虽然伯拉纠的教导不无道理，可是基本上是违反了圣经的教训，他缺乏对人本性清楚的认识，自大地认为人有能力藉着选择良善而得救，所以就不需要依靠神。事实上，今日还是有许多人以为，只要尽力为善，自己便可以得救。

用错误防备错误：奥古斯丁和僧侣制度、居普良和宗派

　　有人推崇奥古斯丁是新约时代以来最伟大的基督教教师。对于基督教思想，他无疑具有出众的属灵身量和知识的能力，贡献相当大。然而，因着他的盛名，也促使他的一些错误也大为广传。在历代之中，因着祭司制度（牧师、圣品人员的神职制度）所带来的邪恶以及悲剧，也是归功于奥古斯丁所鼓吹的一种有毒的教义。他认为，藉着有组织的属地教会所行的圣礼，可以带给人救恩。虽然僧侣祭司制度（Sacerdotalism）并非从奥古斯丁开始，其实在他之前，就有许多教师鼓吹这种思想，但奥古斯丁对这种思想的推动是不容置疑的。

　　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看见，早期教会已经开始引进外教的神职人员制度（Clericalism），教会中一些所谓的精英均有一种倾向：自认为他们是特殊人物，蒙神赐给特别的权力。虽然伊格那丢（Ignatius）亲身认识一些使徒，他依然坚持在地方教会中主教或牧师的统治地位，并且施浸或是带领主的桌子（圣餐）均只能在主教（牧师）在场才算有效。这种教导就引致对神职人员以及神职人员所服伺的圣礼会过分看重。

　　在路加所记使徒行传以及第二世纪末期这一段时间，并没有连续可考的记载，可以告诉我们教会是如何发展的。然而到了第二世纪末期，我们看见，当时教会的光景和使徒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有相当多的因素造成见证基督的僵化。我们发现不但有一些独立的基督徒聚会，彼此在灵里和交通中相联系，也有一些教会形成了一个联合的大公教会，他们不但有公认的圣经，他们也有清楚订明的信条。除此当然也有一些异端的聚会存在。少数信徒开始对着日益加增的仪文、以及毫无生命的宗派组织非常失望，我们以后会再提到这一点。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前一百年，就有这种如果不属本宗派的基督徒、就遭排斥的观念。

　　对宗派极度坚持的主要人物乃是居普良（Cyprian）。居普良约在主后200年出生，他成长在一个异教徒的环境中，信主没有几年，便被称立为迦太基的主教。在此，我们看到当时已经违背了圣经清楚的教训。虽然迦太基主教一职并不完全符合新约时代的标准，可是也担当了长老的职份和责任。圣经中清楚地说到，长老不能由初入教的信徒担任（提前3:6），很可能他们这样做是受到异教的影响。在居普良的观念中，主教在教会中有极崇高的地位，而神职人员因着圣礼也变成极为重要的了。居普良认为，一位主教的权柄乃是与使徒的权柄一样，他并且主张，在罗马的主教是彼得的继承人。不过他不同意罗马的主教，或是任何一地的主教有权过问其他地方主教之事。对他而言，教会乃是设立在各地的权柄，在这种世代相传的权柄之外，任何人均不可能获得救恩。只有这种正统的教会，才拥有有效的圣礼。既然救恩需要透过圣礼，那么在教会之外当然就没有救恩的可能性。因此，一个人无论他的信仰如何，或是他的品格如何，如果他不属于居普良派的话，他因为与使徒的权柄分离，与教会分离，自然也就与神的恩典分离。而这里所说的教会，当然就是指他们宗派的基督教会。正如居普良所说「凡不属基督教会的人，就不能算是基督徒。」

　　一个半世纪以后，奥古斯丁在批判伯拉纠派的错误时，就引用居普良的话来为他自己的错误辩护。僧侣制度在历代以来一直就很普遍，可以说，这是教会属灵生命最大的毒素。

教会的面貌随着规模的扩大发生改变

　　前一章，我们着重谈论了早期教会某些部份自满的态度，逐渐使教会失去了活力，并且在教会中建立了制度这一情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些改变的事实。

　　虽然从使徒时代结束到第二世纪末，教会的成长和发展并没有太多历史可考，毫无疑问，福音大大地广传了。在主后112年，比西尼亚省的总督普林尼写信给罗马的皇帝图拉真，述说了有关他所治理的省份中，基督教广传时所带来的困扰。他说，「已经有许许多多不同年纪、不同阶层的男男女女被控告（成为基督徒），并且还会有更多人被控告。这种有传染性的迷信不仅是在城市中广传，在乡下和村落中也是如此。」普林尼接着说到，有许多的庙宇都荒废了，加上异教徒献祭之大减，造成献祭牲畜的滞销。当然到了大逼迫的时候，有许多所谓的基督徒又改奉原来的信仰，这就显示出，不是每一个放弃异教形式的人，都是真正获得重生。可是福音到了第二世纪末了的时候，所具有的影响力是勿容置疑的。在比西尼亚省的情形并不独特，小亚西亚以及其他地区也是一样。从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当时一般早期教会，在广传他们信仰上的热忱和劳苦。「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帖前 1:8）。

　　信徒团体无论大小，均是在相同条件下持续着他们的工作和见证。正如他们在第一批使徒们所建立的教会中所看见的一样，在一群被圣灵明显地分别开来、且有印记的长老们的带领下，在圣灵中单纯地依靠主的同工，彼此地交接。令人惋惜的是，这种良好的状况没有持续多久。尽管仍有一些按照圣经忠实的聚会，但是随着教会规模的扩大，教会的面貌也随之改变。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改变是渐进式的，到了第二世纪还是有一些教会保留了使徒时代的样式。

　　我们知道这些改变背后的心态，但是教会这些改变的外在因素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为了方便。一旦教会不再单单是以「基督是主」做为一切的动力，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就起而代之了。他们常常藉提高效率之名改变属灵的事物。如果不是神做主，属灵的方式一定是没有效果的，而属人的方便，也从来不可能在属灵的进步上有什么真正的帮助。

早期教会从长老制变到权威主义的主教制

　　在教会中倾向一个人做管理的首脑，最早从耶路撒冷开始。理论上，一群长老们在治理会众，但在使徒行传中我们似乎看见雅各有了极高的地位。其实最早提到耶路撒冷教会是提到「使徒们」（徒 9:27），或是「使徒们和众弟兄」（徒11:1），但是后来显明雅各居于领袖地位。「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这点从彼得出狱以后所说的话（徒 12:17），以及保罗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徒21:18）中可以证实。讨论割礼之时，雅各似乎也是主要发言人，或者说是主席（徒15:13）。固然在必要的时候，长老们中间是应该有一个代表来发言（众人一同说话是不切实际的），但是雅各后来所居的地位，却远远超过一个代言人的地位。他不仅仅是领袖中的一员，他成了领袖中的领袖。

　　由长老制演变到权威式的领导方式是不难理解的。在人的角度看来，这种演变似乎不可避免。属灵的原则一旦离开了圣灵，失败就不可避免了。当人对着主的依靠减弱之时，长老制就堕落成属人的委员会。十分有趣的是，如果每一个委员都很软弱，那么什么事也定规不了；如果每一个成员都很强，那么没有一个人会让其它的任何一个成员定规什么；如果有几个成员都很强，这个委员会将瓦解成一片的恶言谩骂：如果只有一个强人，其它的成员就会变成「应声虫」，这个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成了「一言堂」。众所周知，除非有强人领导，一个委员会是难于做出什么决定。当成员们认可这个强人的地位之时，委员会也就名存实亡了。

　　十分有趣的是，雅各在耶路撒冷仁慈的统治，并没有形成控制权集中在某一个人手中的局面。主后七十年，可怕的战争摧毁了城市，教会的人也四处逃亡。战后，一些基督徒重返耶路撒冷，重建教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耶路撒冷另一位名叫西门的弟兄，他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中亦获得雅各当年所拥有的权柄。可是他死后，在主后107至135年间，教会再一次又恢复到众长老管理的情形。这就表明早期圣经的原则并未被遗忘。第四世纪的历史学家优西比乌（Eusebius）曾参考一些资料，列举了在那二十八年之间耶路撒冷所有的十三位领袖的名字。他猜测这些人是君主制度下的主教或牧师（在本书中，主教和牧师可通用），因为在他的时代，教会都是由权威主义的主教所统治的。然而，我们如果稍微计算一下就会知道，这十三位领袖连续统治教会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仅担任两年多的主教工作。由此可见在优西比乌的时代，主教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很可能这十三位领袖乃是在那二十八年间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

用众人选举的专制对抗自立为王的专制

　　在早期的教会中，存在着另外一种「自立为首」的危机，而且今天这种危机依然普遍存在。这就是在某些聚会中，有某位能干的弟兄，他自以为他能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得比目前正在负责的弟兄们、甚至任何其他的人都要好。此时若长老们又很弱，这样的弟兄很快就会控制整个局面，若那时没有长老，他会将大半数长老的工作集于一身，而最终走向独断专行的路，甚至驱逐那些不合他心意的人。使徒约翰在他的第三封书信中就提到了这样一个名叫丢特腓的人。

　　丢特腓弟兄性格独特，约翰为他所引起的混乱叹息。丢特腓热衷显著的地位（此类人似乎从来就未想过卓越非凡与臭名昭著有何区别），他自认为自己此别人知道的多，较之使徒更好。当约翰写信给教会之时，丢特腓正是负责人，他决定不再浪费时间在约翰身上。难道他们未曾听闻有关约翰的事？他们不但自己不接纳约翰，而且对那些要接纳约翰或是约翰所派遣而来的人，采取逐出教会的方式（约翰三书9-11节）。丢特腓采用铁腕治理的政策。

　　这种情形司空见惯。然而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种问题？选派、甄选或是让神自己来挑选（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名词）。一种情形是选出一个众人都喜欢的人来主持一个聚会，这种类似君主的主教制度，似乎在教会历史上相当早就开始采用，它的目的是来抵抗那些自立为王的错误。然而，这种由他人选举出来的专制与自立为王的专制，两者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当然，这是议论性的一点。

　　当人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找捷径之时，悲剧就不可避免了，因为属血气的方法总是比属灵的方法便捷得多。属灵秩序的维持是需要不断地对着主的旨意顺服，这也是一个教会可以健康地成长的唯一的道路。以人的方式来对抗某一种形式的错误，最终都会给教会带来属灵的饥馑。

伊格那丢提倡的专制式主教制及其后果

　　最早有关专制式主教（The Monarchical Bishop）的记载是在伊格那丢（Ignatius）的著作中。其实伊格那丢自己也可算是安提阿的主教。主后115年，当他往罗马受死的途中，他写了几封信给各地的人。在信中他强调主教职位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在教会中有一位主教是不可缺的，并且主教应拥有绝对的权柄。唯有他可以主持浸礼以及主的桌子（圣餐）甚至爱宴也需要他在场。伊格那丢这样毫不妥协地一个劲地为主教的地位辩护，可以想像，一定有人强烈反对这种制度。大力提倡主教制度的并非只有他一人，不过在当时这种情况还不普遍。然而到了第二世纪中叶，伊格那丢的提议就被广为接纳了。

　　由众长老带领管理的局面，一直延续至少到伊格那丢殉道那年。不久坡旅甲（Polycarp）写信给在腓立比的会众，他是写给众长老而非给某位主教的。坡旅甲自己做了士每拿的主教，正如伊格那丢是安提阿的主教。他们二人均认识一些使徒。坡旅甲曾受教于约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具有卓越能力的人，他对主献身并且与写圣经的人有接触，竟会对于一个没有圣经依据的职位如此地热衷！他再一次显出当仁不让，为了宣传和辩护真理所进发的热情，很可能会使他堕入采用方便人的手段、而忽略了属天的秩序。坡旅甲这位年长并且受人尊敬的主仆，在主后156年因信仰在士每拿殉道。

　　当然，早期的专制式主教与今日管理大教区的主教并不一样。他与现今的牧师或是教士较相近。否则主教就不可能如同伊格那丢所说的那样，每一次主领圣餐，当年也没有主教的继承问题。甚至于后来主教这种制度流行以后，也没有今日使徒世袭的观念。爱任纽（Irenaeus）在第二世纪末了的著作中，仅仅提到在一个地区众位主教的一脉相承。如今在圣公会或是主教系统的人，以为从使徒开始，就代代相传使徒的所有权柄，这种观念则是在很久以后的教会历史中才形成的。

　　这种专制式的主教制度的建立，很快就在教会中形成了两种阶级的人，并且也产生了其它邪恶。神职人员（Clergy）与平信徒（Laity），这两个阶级的分野在历代都十分明显。神职人员（Clergy）这个字是由希腊文（Kleiron）演化出来的。这个字是彼得在写《彼得前书》之时使用的「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彼前5:3）。这里「所托付」在英文钦定版中译成「产业」。很明显，彼得对着长老们「不可辖制神的产业，或是不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劝勉均是指全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一个用来表示全教会整体合一的字，居然会演变成完全相反的意思，专指一批在教会中有特权的人，实在是不可思议。

　　毫无疑问，伊格那丢所企盼建立一套坚强的神职系统的动机是纯洁的。他主要是担心教会将被当时许多异端所污染。虽然他的动机很好，可惜方法错误，结果反被他反对的势力所利用。

　　希腊哲学迷离的推测，给许多人带来心中的不满，因此很多人转去寻找心灵的平安。我们说过，这是大批外邦敬畏神的人拥入犹太人的教堂的主要原因。在这批人当中，有许多后来成了第一批接受福音的人。其它一些希腊的思想也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因此一些异端或是神秘宗教也随之产生。战后日本也有许多类似的情况出现。随着天皇的崩溃，许多幻想亦随之破灭，于是人们就去寻找一些「新宗教」。尽管其中大多是集各类不同宗教于一处的大杂烩，却也给人带来了一些心灵的安慰和平安。希腊的异端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颇受人们的青睐。他们认定，宗教仪式必须藉着一些特别设立的祭司，才能带给人们祝福。

　　对来自异教的影响，只要他们没有离开属天的样式，基督教一向是相当的开放。伊格那丢所热切鼓励的那些事，却出奇地与当时流行的异端奥秘派的口味非常地相似。这也是为什么当那些异教徒们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以致伊格那丢以及他的跟从者所有提倡的牧师制度，就有了不同的意义。正因为这是一群特殊的人物，他们自然就会被人们认为具有特殊的能力，他们所主持的浸礼，以及主的桌子，也就被认为靠着他们的能力而变得特殊。圣灵的能力早已远离，仪式却取代了祂的地位。浸礼居然被认为是神迹式的使人重生的方法。主的桌子、饼和酒也因着牧师主教的能力，奇迹式地变成了主的肉和基督的血，仿佛神职人员具有魔力，他们可以把神圣的恩典分赐给人们。这些迷信皆来自异教的风俗，因为在新约圣经中，从来没有任何暗示说浸礼或是主的桌子，必须由一群圣品阶级的人来主持，更没有任何的教导说这些仪式会与什么神迹有关。

　　腐败从此进入教会。在第二世纪就开始教导藉浸礼重生，不久以后就开始了为婴儿施浸，这些都是圣经里没有教导的。特土良（Tertullian）在主后197年撰文，除了谴责婴儿受浸外，亦同样谴责为死人施浸。这见解是他首先提出的。

神所允许的逼迫维持了早期教会的见证

　　但基督的作为并没有失去，酵一旦进入教会的交通之中，就开始了他内部的工作，直到「全团都发起来」。这样一个腐败的教会从外表看，好像是福音的结果，虽然拒绝住在基督里的生命在不断地增加，神却能保守一些那些不受异教污染的子民，在历世以来维持着见证的火炬。当我们随着这些见证人的脚步，我们就会发现这批见证人，常和有组织的基督教机构相去甚远。神的灵工作的历史并非一般所谓教会历史。所谓的教会历史，通常都不过是一些可悲的冥顽的争执和自私的阴谋。然而圣灵的运动和属地组织的历史，二者又是如此的交织在一起，有时甚至无法分割。

　　在前三个世纪中，虽然教会中也有一股使教会失去生命的暗流，但是因为信徒在那段时间必须承受持续不断的残酷迫害，这种迫害使得那股暗流缓慢下来。主后64年，尼禄皇帝在位之时就开始了首次暴力迫害。那一次的迫害遍及整个帝国，并且这种攻击常常是系统性的。以后的年月里，情况有时十分严重，有时也稍微宽松，这完全是看哪一个皇帝在位。到了第四世纪初期，君士坦丁大帝在位之前，教会仍被认为是非法组织，随时可能遭到极为骇人听闻的残酷刑罚。许多基督徒受酷刑甚至丧命，财产被没收，而且当局曾多次试图彻底销毁圣经。

　　在此，我们不必偏离本题去述说许多信徒受苦的惨痛经历。主后64年，藉着罗马的一场大火灾，尼禄皇帝开始了一场大迫害。当时传说尼禄皇帝自己纵火烧城，后来为了平息民怒，就将基督徒当做替罪羔羊。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尼禄皇帝是否真如传说所言是纵火的罪犯，但是他确实是以凶残出名。他确也不是一位受欢迎的皇帝，但他却能够利用人性的弱点，让罗马的公民藉着恶毒的谎言，进行一场兽性的屠杀。彼得和保罗都在这次的逼迫中殉道。尼禄皇帝至终也在主后68年因罗马议会判他有罪而自尽。

　　正如以前日本的天皇被认为是神明一样，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是被认为具有神性。在历史上许多殉道者也就是因这个缘故而被杀害。没有一个基督徒肯称呼皇帝为「主」，更不肯向他烧香敬拜。所以许多皇帝就用这些方法来进行试验：不拜者死。

　　在早期殉道者的行列中，其中有一位闻名遐迩的坡旅甲。他是使徒约翰的门生，后来成了士每拿教会的主教（牧师），并在主后156年殉道。他在信心上的坚持，历世以来成了许多人的挑战。临刑前，他仍有机会可以否认他的信仰而得以保全性命。亚细亚区的议长亲自请求这位神的老仆人向皇帝致敬，劝他只要否认基督，就可得自由。坡旅甲说出了令人难忘的一段话：「我服事祂86年，祂从来未亏待我，我岂能亵渎我的救主和君王呢？」言毕从容就义。坡旅甲的死却使得在亚细亚一带的基督徒，在一段时间里免受迫害。人们看见一个这样圣洁的人因着他的信实而被害，对他均表同情，从而反对如此有组织地屠杀基督徒。教会也就暂时得从恐惧和破坏中稍有喘息。

　　迫害的浪潮恰如潮水般随着时间或是消退或是上涨，但很明显，让步的是罗马帝国而非教会。无论官方的态度如何，一般人对基督徒的生活都有一份向往。虽然基督徒不可以公开地表白他们的信仰，他们持续不变的生活方式，却逐渐地纠正了许多人因听信流言蜚语对基督徒所产生的偏见。当平静的年月开始时，许多人加入教会，实际上基督徒已深入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当下一波迫害开始之时，他们已缺少普通民众，甚至官方人士中对迫害的支持者亦日益减少。当然并不是整个罗马帝国，任何地区的基督徒都有较多的自由。比如在前四个世纪，在巴勒斯坦和埃及一带，一直有着非常残酷的迫害。但是总的看来，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的严重程度日益减少。

　　主后202年，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在位，他降旨严禁人们信奉犹太教或基督教，从此开始了新的一轮迫害。这是罗马政府首次正式以法律形式宣告信靠基督是违法的。在罗马官方心目中，基督教很早就被排除在犹太教以外成为非立案的宗教，所以从法律角度而言，基督教早就被定罪，但是202年的宣告则是使信靠基督本身成为罪行。

　　半世纪的平静以后，德西乌斯（Decius）短期执政之时，教会再一次遭受迫害。因为罗马皇帝北面受哥特（Goths）、东面遭萨珊（Sassanids）的攻击。德西乌斯决定号召全国百姓再一次向国家设立的宗教效忠。他下令全面消灭基督教，全国可以同心向国家设立的神明献心。在这次考验下，一些基督徒退缩了，也有一些基督徒坚定地持守信仰，这是第一次当政府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地方上的恶人没有趁火打劫，甚至有一些异教徒反而帮助一些基督徒逃避迫害。多年来异教徒对基督徒的误解和仇视终于化解，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

　　到了主后303年戴克理先（Diocletian）在位之时，其对基督徒以暴力式的迫害成为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由于基督徒的人数大增，罗马皇帝担心，如果再不处理，以后恐怕无法控制。在这种心态下，罗马皇帝下旨，全面拆毁基督徒聚会的地方，焚毁圣经，逮捕所有的神职人员，凡是不向政府所订的神明效忠的人一律处死。各地对此命令执行的情形并不一致。但是此次不但普通百姓、就连政府官员也开始同情基督徒。到了主后311年，伽列里乌斯（Galerius）皇帝终于下令取消对基督徒的迫害，从此罗马皇帝逼迫基督教的历史宣告结束。罗马政府最终还是失败。

　　在这几个世纪的试炼中，教会的整体标准是什么？有些被基督徒吸引的人士并未真正经历重生，所以当试炼来临之时，这些人便跌倒了。也有些人是到了非常艰难的时候才跌倒的，可是在整体上，基督徒的见证是未被动摇的。许多基督徒在患难中的持守感化了许多反对者的心。

　　大约在第二世纪中叶，有一个匿名的作者写信给丢格那妥（Diognetius），信中他谈到基督徒社区中的生活。他的话可以算是整个罗马帝国最后对基督徒评价的一个总结。他说：「基督徒展示给我们一个奇妙的生活方式。他们虽然是在自己的故乡，却仿佛是异乡客旅，忍受异乡人一切的难处；任何一个外地，对他们而言却又好像是家乡一般，正如任何一个家乡又好像是外地一样。他们在地度日却是属天的公民。他们遵守地上的法律，同时他们的生活又超越法律。虽然曾受众人责骂，他们仍爱众人。」殉道者的热血浇灌了福音的种子，圣灵的果子成了教会的见证。

世界一直努力把教会从属天拉到属地

　　了解人的本质以及世界的本质，就不可能期望人对神的工作会没有争论。神的孩子和教会，乃是生活在一个持续属灵的争战之中。人始终都想要把神所设立的一切，改变成人所期望的样子。新约的圣经充分地显明，世界一直坚持努力，要把教会属天的层次拉下到属地的境界。

　　远在使徒们尚未完成他们的服事之前，破坏的力量早已在教会内部开始产生影响。圣经忠实的记载，留给我们后世很好的警戒。千里之堤、溃于一穴，微小的错误会将教会属灵的能力消耗殆尽，直到把属天的变成属人的。许多书信都记载了使徒时代众教会的一些困境，他们都是我们的借镜。这些困境都是典型地出于忽略属天的原则。在历史中，这也是导致神的灵所有带下的工作至终败坏衰退的根源。很可惜，新约时代之后，教会生活的发展并未留下可考查的记载。从路加在使徒行传所记述的历史至二世纪末，教会发展的历史显然是失传的。穿过这段不确定的时期，我们发现教会已经和新约圣经的教会，在许多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差异。重大且深远的改变发生在其后的年间，教会向组织化的方向发展，基督教的定型也成了福音生命另谋新的表达方式的主要原因。属灵生命是不能受人为组织框条的诸多限制，这个生命必须挣脱捆绑，以直接自由的方式与神相交，寻到更为丰满的表现。

耶路撒冷教会的教训

　　在圣经中有关耶路撒冷教会发展的记载，她在早期基督教中所占的地位，以及她与福音广传所建立的诸教会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探讨研究的。耶路撒冷教会好像「母会」，其地位极其特殊。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士亲身认识主，自然，他们比那些新成立的教会有更多较成熟的经历。耶路撒冷的弟兄们在一些困难问题上，所提出的建议也受到普通弟兄们的尊重。然而，勿容置疑，我们会发现，神的工作重心，逐渐地由耶路撒冷转移到主要由外邦人组成的安提阿教会上。安提阿教会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推动以保罗为代表的伟大宣教工作，并且在祷告及团契相交中支持主的工作。耶路撒冷教会渐渐地演变成了一个旁观者，当然他们是非常关心福音的快速传播，并且他们也自认为自己应该有权参与此一圣工。然而，在耶路撒冷及犹太以外真理广传的事工上，他们却甚少有属灵的参与。

　　耶路撒冷教会本应对保罗投身于主的大使命中广传福音一事，较其它教会更表关切。然而，耶路撒冷教会似乎对别的事工更有兴趣。为什么一个拥有如此之多特权和潜力的教会，在广传福音事工的重要性，却日渐消失呢？一个简单的推测是：神凭己意的选择很难令人满意。当然，可能还有其它更合理的解释。

　　基督满足了神对以色列人所有的要求。正如我们先前所见，透过以色列人有组织的会堂，福音最初得以传布。许多早期的信徒并不像司提反或是保罗那样，能预见教会和会堂迟早是要完全分离的，他们以为教会不过是犹太社区中出现的一个新派而已。只要他们维持各种条文上的律法，犹太人将或多或少都会接纳他们。我们已经知晓保罗的洞察能力，他深知福音及教会的本质并其所带来的影响，因此，他一直主张应清楚地与犹太教划清界线。然而，我们却发现在耶路撒冷出现相反的倾向：他们一直尝试妥协，从而在耶路撒冷会堂的生活中造成一些矛盾。一方面，他们无法否认神的灵在外邦人中的工作（事实上圣经上已早有预言），另一方面，他们仍无法不守割礼及其他仪文的律法，尽管他们也承认这些并非得救的先决条件。

　　有许多迹象显示，耶路撒冷教会为着保持与犹太社区相容的关系，以至他们的见证逐渐减弱，而且他们属灵的功用也无法持久。当保罗第一次去拜访耶路撒冷的时候，信徒们一但意识到保罗的出现将会使他们陷入困窘时，他们便尽快地将他送到大数去。后来那些从犹大地出去的犹太化教师，去安提阿和加拉太省诸教会中又引起何等大的困惑（徒15:1，加2:12）。其中有一些人带着当时耶路撒冷弟兄们中间最出众的雅各的信，这就造成了一个印象，好像无论他们传讲什么信息，都是耶路撒冷教会长老所支持的。当然，后来耶路撒冷所发出的信澄清了这种误会（徒 15:24）。但是与雅各有关系的传道人，难道是故意地传讲这些错误的教训吗？或者是，他们真诚地相信他们有耶路撒冷的支持，而认为没有割礼就没有救恩呢？我们似乎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不是真诚地相信他们所传的。

　　在耶路撒冷教会有一小撮，但是却能大嚷大叫、影响力很大的「法利赛人的信徒」（徒 15:5）。正如任何一群极其主观的人一样，他们所造成的声势和印象，常常和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当然，如果他们是对的，这也是件好事；错的，就很不好了）。他们固执地持守各样礼仪条例，并且有相当多的人跟从他们（徒 21:20）。当安提阿的代表来到耶路撒冷，要与教会的长老们谈论有关割礼的事情时，很明显，这群法利赛人的信徒知道代表来的原因，因此他们就提出强制行割礼和守律法上的仪文的要求。显而易见，在使徒和长老们面前，这一派热心律法的人，代表了会众中一部分很强烈的看法（徒15:5-6）。他们已经习惯了提出他们的看法，并且也习惯了人们听从他们的意见。

　　但是，这位如今已经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的雅各，他对此事持何态度？就在不久以前当希律王迫害某些教会的时候（徒 12:1），尽管约翰的兄弟雅各被处死，彼得自己也被送进监牢，但教会的领袖雅各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些事都能取悦犹太人（徒 12:2）。很明显，雅各和他的跟随者在广大的群众中有受人尊重的地位，且超越彼得等人。彼得遵从神给他的异象，要和外邦人调和在一起，这做法便冒犯了犹太人，触动了他们的敏感之处而丧失「民心」。相反，雅各则一直严格持守律法的细节。当然，雅各仍相信福音的根基乃是信靠基督，并且也不会幻想遵守律法仪文乃是救恩的必要条件。然而，他的态度对着那些极端分子就成了一种安抚。虽然他内心不同意他们，但他并未反对。所以就难怪那些去到安提阿和加拉太的教师们，相信他们所教导的乃是受到耶路撒冷会众以及雅各本人的支持。

　　当然雅各本人并不是一个老顽固，他因他的牺牲、恩慈和温和的品德而著称于世。后人称他为「公正的雅各」。从他在处理割礼事情上，可以看出他是十分务实的。不过这些令人羡慕的品格，合在一起反而有他的缺点。他之所以是一个卓越的维持和睦的人，乃是因为他总是能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问题，并且能仁慈地尊重执著双方的意见。当然，他知道遵守割礼和一些仪文并非救恩的必要条件，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那些遵守的人也并非没有得救。如果他们信靠基督，他们也是属于基督的人，何必要与他们为敌呢？雅各的弱点也可能就是他太过注重维持和睦，以致于忽略了正面宣讲福音真理的责任。只有真理才能给人带来真实持久的自由。

　　我们切勿低估这种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妥协所造成的影响力，并且这种妥协本身又是有何等可悲的弱点。他真正的根源，乃是对于基督的目的不够了解。无论圣灵怎样地工作来表明外邦人要同享神的计划，无论耶路撒冷的信徒怎样赞成这种理论，在他们心中，始终无法除去基督是特别为了犹太人的看法。如果外邦人想要得着基督救赎工作的好处，就一定要先改奉犹太教以获得这种特权。当然类似的态度在历史上都曾出现过。一些传统的信念甚至迷信，无论是多么的不合理，却一直存在。在世界上有一些地方，有许多关于饮食的迷信，他们认为有一些时节不宜吃某类食物，或是不能和另一类食物一同进食否则会患病。如果你企图除去这种无基础的迷信，你就会发现有多困难。无论一个人是多么地有智慧，无论你给他的解释是多么地合理，可是他还是会认为他的传统观念有道理。耶路撒冷教会不能体会基督工作的范围，所以他们虽然接纳外邦人世界的教会是属神的看法，但是他们还是坚持一些不同的标准。有人会说，如果神没有把祂工作的中心从耶路撒冷转移到安提阿的话，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其实就是雅各带领下的传统派，只限于犹太教的一分支而已。经司提反、巴拿巴和保罗他们的异象及服事，才把传统派试图让耶路撒冷当做众教会的中心改变过来，教会才有自由，圣灵也才可以自由地在其中工作。

　　从彼得和保罗他们俩人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派在耶路撒冷教会的势力，而不幸的是，这股势力十分顽强。神用一种使人相当惊讶的方式向彼得启示，外邦人与犹太人是同为福音的后嗣。彼得这位正统的遵守律法的犹太人，一开始对着这异象还想反抗，后来就顺服了神的话。当他向着耶路撒冷的弟兄们述说他的经历时，他们也无法不接纳神所说的，并「把荣耀归给神」（徒11:l-18）。但是后来在安提阿，这位坚强的彼得，却因着从犹大地来的犹太化教师们的压力，而放弃了他的立场。在那些教师来到以前，他能够自由地与外邦信徒交往，并一同进食，但是后来他就与外邦信徒分开，只和犹太人进食。事实上，围绕着彼得，一个小型犹太宗派正在形成，甚至巴拿巴也被引入歧途。实在是令人惊讶，像彼得这样一个老练的信徒，居然会被一些算不了什么的小弟兄，就引离了神显明给他的启示！当然这些小弟兄是雅各的人，而在彼得的眼中，耶路撒冷教会还是有着超越的地位和权柄。

　　保罗毫不保留地责备彼得。虽然彼得与耶路撒冷教会有着紧密的关系，也具有超越的权力，但保罗并未因此被吓倒。无论使用什么标准去衡量，彼得的所作所为都不能解释为合理的。事实上他所做的客观上否认了福音（加2:11-17）。彼得似乎也能够接纳这样的提醒，以后再也没有这样不合宜的姑息迁就。

　　然而保罗自己也受到试炼。就是在他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之时，他和众教会所选派的弟兄们，一同把周济贫穷会众的款项带去耶路撒冷。有人劝告保罗不要违背犹太教的规矩，因为他在外邦人中间的服事已经引起犹太人对他的反感。

　　保罗以及同行之人受到非常仁慈的招待。翌日他们就和长老们一同交通，保罗因圣灵所成就的工作大为感动，便述说了神藉着他在外邦人中的服事和显明祂的作为。长老们说：「真是太好了，赞美主！弟兄，请看！在耶路撒冷有成千上万的弟兄们为律法热心。」长老们也告诉他，因为一些关于他的流言蜚语所引起众人的反感。「你为何不藉此表明给众人看，你和其他犹太人是一样的呢？」刚好也有一个好机会，有四位耶路撒冷的弟兄曾许愿短期做拿细耳人，正要去殿里还愿，保罗可以和他们一同去参加洁净之礼，藉此向心系传统的教会，以及希伯来的大众，表明他并未放弃他原先的忠贞。保罗同意了这样的计划。他应该这样做吗？如果他这样做是对的，为什么神却不尊重这一步路呢？因为这次计划是完全地失败了；非但没有减少大家的怀疑，反倒引起了大骚动（徒21:17-32）。

　　一般写传记的人都是隐恶扬善的，但是圣经却是完全忠实地把人的真相表明出来。使徒们的优点和失败也一同忠实地记录下来。保罗此次耶路撒冷之行，他是犯了错误。当然人都有后知之明，但是保罗这次的错误却是成了后人的前车之鉴。我们可以同情他当时左右为难的情形。在耶路撒冷，他来到曾经责难他的信徒们中间，如今有机会能减少一些嫌恶。他自己身为犹太人，又热爱他们，他怎能不略为示意，不但为自己，更可能为主赢取一些好感呢？当时长老们所言合理，他们对此深为关注，态度又和善，谁能抵抗雅各呢？他能熔化石心，而保罗却不是铁石心肠的人，难怪保罗在此会妥协。

　　从保罗和彼得的经历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耶路撒冷的教会为了与犹太人和好，以致模糊了教会乃是属天子民的集合，与天然的族类无关的异象。没错，在为了割礼一事的讨论上，导致的结论是相当合理的（徒15:23-29；21:25）。他们承认外邦人无须履行犹太人的仪文规条，然而在清楚地宣告对于基督信心的果效的同时，我们却看见耶路撒冷会众，每日生活中所显出的矛盾。事实上他们也不接纳，唯一能把在基督里的人联合在一起的就是圣灵所赐的新生命这个重要观点。我们能否称耶路撒冷的教会是第一个基督教的宗派呢？他们在属灵的生活上添加了一些礼仪的规条。

　　其次，彼得的经历，尤其表明这样一种几乎不自觉地把耶路撒冷看做一个中心，不再是健康属灵的关系，更是一种奉承卑屈的心态。彼得如此看重耶路撒冷，以致于他违背了自己的良心，以及神所给他清楚的异象。如果以彼得的成熟老练都会丧失属灵的准确判断，而不能胜过属地错误的忠贞，我们又能期望其他普通的信徒如何呢？主所设立的标准是不同的。一群信徒无论人数怎样少，无论是在哪里聚会，都是主圣灵的居所。只要他们顺服主，就必知道王的心思，「因为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 18:20）。我们主这个应许是信实的。例如在安提阿，当弟兄们事奉主的时候（徒 13:2），主的旨意就清楚地向他们显明。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毫无疑问，耶路撒冷教会自认为他们在其他教会上有权柄。当彼得和保罗为了他们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服事，行右手相交之礼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弟兄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他们要记念穷人，当然这里所说的穷人就是我们前文中所提到的耶路撒冷会众中长期在贫穷里的人（加2:7-10）。保罗说，这正是他心中的负担。我们知道保罗后来一直忠于这一个负担。不过我们怀疑保罗和耶路撒冷弟兄们对于记念穷人的认识是否一致。对保罗而言，这乃是一个属灵的责任，是在所有信徒中间有爱，交通和关怀的表征。但是对耶路撒冷弟兄们而言，几乎可以断言，他们认为这正如四散在各地的犹太人对圣殿有义务奉献一样，他们也有权接受其他教会的奉献。

　　我们也对这些在安提阿和加拉太一带，掀起大风波的犹太教师们所持的态度有疑问。他们是否认为因为他们来自耶路撒冷，所以他们的信息就特别有份量？我们知道他们越过从耶路撒冷信上所写的有关割礼的教训，但单靠此点并不足以解释他们的教导所带来的困难。我们必须记得耶路撒冷的长老虽然不同意他们的教义，但是他们依然与这些得雅各授权派遣的教师来往（徒15:24；加2:12）。唯一可以完全满足其间情况的解释，就是这些耶路撒冷的教师带着权柄和高人一等的感觉出去。这种感觉当然不是属灵的感觉，乃是属律法的感觉，因为在他们心中，耶路撒冷是一切的中心。这样的倾向在当时并未继续广传，那是因为安提阿教会的能力。事实上，神已经把工作的中心从耶路撒冷转至安提阿。

　　若要猜测耶路撒冷，在那时如果能成功地驾驭着其它教会生命发展的权威，将会发生甚么事情，是没有意义的。但不难发现耶路撒冷强烈遵行律法的态度，而缺乏一份对外邦人真实由衷的接纳，将会产生甚么困难。虽然雅各和长老们致安提阿及其它教会的信，是可堪赞赏及再确认的。但耶路撒冷教会必须有更实际的行动来支持他们信上所写的立场。这样才有可能；使那些以耶路撒冷为马首是胆的众教会中，产生长久的影响力；否则耶路撒冷教会自相矛盾的作法，差不多（无可避免地）深化基督教群体的差异，且最终形成广泛的分裂。

　　总结我们的观察：为何神用安提阿取代耶路撒冷，成为使徒时代伟大宣教工作的中心，这里，有三点对教会生命构成危机以及使属灵工作受阻的原因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一、在实际上拒绝承认灵里的生命乃是团契相交唯一且不可或缺的基础。属灵的生命也绝不仅仅是承认基督，必须包括因承认所带下的属天的改变。圣洁的生活与属灵的生命不可分割；在日常生活中荣耀基督，与公开承认并且顺服他也是相联的，除此之外，对相交条件再不应该有别的要求了。

　　二、人类所有的天性的倾向，皆以人而非以神为中心。很难过份强调相交在教会生活中的重要。重生基本上就是进入一个相交的生命。神定规要藉着在教会里，彼此依赖的相交，来明白神的心意。相交的目的是使我们能看见神的手，并且使我们更多地依靠神。当教会不再依靠神自己、反倒依靠神的恩赐，相交也就落到依赖人或是英雄崇拜而成了网罗。

　　三、中央集权的倾向。这会导致抵挡基督的主权的行使。只有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祂乃是藉着圣灵活泼的与祂的百姓同在。唯独基督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神授予教会权柄，在世界上来代表神，但是任何一个或是一群人，都无权向着教会代表神，因为基督亲自居住在教会之中。正是由于大公教会的权柄，会使人不再直接依靠神，它会使属灵的生命无法健康地成长，而且会使人对属灵真理产生机械式的态度，以致将信心缩小成只遵守的仪文。

　　观察教会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三方面的倾向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当神的灵在祂工作中受到人所加的限制之时，就转移到一个更自由的地方去启示基督更丰满的目的。

哥林多教会的教训

　　若我们再简短地看一下新约时代另外两个教会所遭遇的困难，我们就能更清楚撒旦所使用的阴谋手段，来削弱教会见证的活力。除了耶路撒冷教会以外，圣经中对在哥林多以及以弗所的教会的记载远远超过其它教会。我们不但有保罗写给这个教会的三封书信，我们还有神的灵传递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息，它记录在启示录第二章中。

　　哥林多的教会遭到不道德和意见纷争的侵入。哥林多人的头脑大都用在生意上（当他们不是沉迷在肉体的放纵里的时候）。这个城市与附近理智派的雅典是死对头，许多居民都是半个哲学家。无疑这种环境，是教会中为许多鸡毛蒜皮之事争执的根源。但是这些现象，不过是一种更基本的罪恶的症状而已。哥林多人装作哲学家，来提高自我的重要地位，以至于事实上否认基督是主。这是为什么保罗在写给他们的第一封信中，并不是痛斥他们的愚昧，乃是藉着高举基督，盼望藉此能使他们为自己的可怜和无知感到羞愧，不再注目于泥沼而能看见神的荣耀。保罗在头十节中至少有六次称呼基督为主。保罗问候的书信在神的手中用于重建哥林多人的观念，恢复他们对主最初的爱心。他们的教训告诉我们：即使是专心于真理的本身，如果在教会中使得我们不再着重基督是主，那么我们就可能成为神子民中，潜在破坏祂旨意的人。

以弗所教会的教训

　　以弗所教会的功课在本质上也是一样的。保罗在他的信中称呼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这一个简单的称呼就显示出教会的本质和目的，乃在于他们是对主谦卑的人。以弗所教会在属灵的成长和成熟上是极为卓越的。在启示录中，主称赞他们劳碌、忍耐且有分辨能力。纵然如此，如果少了对基督忠诚的心，就会使得这个教会对神无益。他们所深知的真理，可能会导致骄傲和自满，他们劳苦的能力很可能出自肉体，否认了主真正作头的地位，拦阻了圣灵的流通，甚至会使教会遭到神的弃绝。

　　骄傲或是自满，乃是否认神应有的地位的一种基本罪恶。在不同的外表上看来，或许是可称赞的，例如：藉着属人的组织来维持教会的功用，保护他免于错误；依靠某人或是人的阶层；乔装的谦卑和相交；对某个真理执著并要求每一个人都接受这个真理，否则就不能进行相交。所有这一切都是否认了基督是主，把祂从祂子民中应有的宝座上赶下来，这些是在历代中皆成了极大的属灵争战。多少时候，仇敌似乎已经成功，人仿佛已经得胜。但当基督是主，这样的麦子埋在地里好像已经死去，圣灵却又能神奇地使他发芽成长，带来更丰盛的收获。

圣经没有给教会治理留下死板的制度

　　早期教会采用何种形式来治理呢？圣经在此事上是否有清楚的交代？新约圣经的确为使徒时代各地会众订有一些生活秩序的原则。正如我们已经提及，这些基本的规则，很多是由犹太人会堂的规矩推演出来的。会堂和教会中最重要的职份就是长老。对于长老的人选，他们行事为人的标准，有着十分严格而清楚写明的规矩。可是对于推选长老的细则和他们在聚会中的权责，则没有记载。这正是神的智慧：不留下任何死板的程序。教会不是靠组织而成立的，乃是靠圣灵工作而产生；教会不是机械式的巧妙设计，乃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教会的生命就是依靠每一个肢体的自动及自发，而这正是死板制度所反对的。

早期教会的长老

　　在新约圣经中，监督（Episkopos）和长老（Presbuteros）这两个希腊字是指着同一个职份，而且可以互相交替使用。比如在米利都，保罗请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劝勉他们并称他们为圣灵所立照管羊群的监督（徒20:17；28）。当保罗写信给提多的时候，告诉他要在革哩底各城设立长老，他们的特质就是适合作监督的人（多1:5-7）。

　　保罗在提摩太和提多书信中，列举了这些资格。长老必须是只有一个妻子的丈夫；一个关心别人好处而不是追求个人的地位或利益的人；一个有着稳重及无可指责品格的人；一个把基督徒标准彰显在有好的规矩，善于管教，有纪律，其家庭又是敬畏神的人；一个成熟、有属灵经历，既能关怀又会教导主子民的弟兄（提前3:1-7；多1:6-9）。在长老资格中「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有时被解释为早期教会中有一些人若有多妻，就不可以担任有权柄的地位。不过，保罗可能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在同一封书信中，当他讲到在当时教会中有关寡妇登册之事时，使用了相同的字眼，他明说「只作一个丈夫的妇人」。没有人会真正相信早期教会中的姊妹会有多个丈夫，虽然保罗所接触到的社会有少许地方有多妻制，但是在希腊罗马的世界中，多夫制是罕见的。一个在信主以前娶了两个妻子的人，在信靠基督以后，如果没有把这些问题解决，当然是不准许在聚会中担任长老之职。可是，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可能有更广的应用范围。保罗在此乃是禁止任何一个再婚，并且前妻仍然存活的人在教会中负责。在保罗的时代，外邦人中道德的败坏风气泛滥成灾，婚约好像没有任何持久的责任。

　　另外，一个有关长老的重要条件，就是这个弟兄必须有一个凡事端庄顺服的家庭，而且他能够好好地照管自己的家庭。保罗对于今日常被忽略的事实，做了一个很合理的说法：「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提前 3:5）一个人的家是基督生命彰显的地方，如果他不认知这重要的责任，不能按着神的标准来管理他的家，我们只能承认他最多只能算是对属灵事物的新手，自然他就不够资格担任长老。

　　认为设立长老是使徒的特权是没有圣经根据的。新约中，设立长老的记载均不足以成为以后世代设立长老的模式。圣经只有一次对由使徒们设立长老的详细记载，那就是当保罗和巴拿巴由特庇回程在路司得、以哥念和安提阿这几个城中所行的。当时保罗和巴拿巴均以传福音的角色服事（徒4:20-23）。许多年以后，保罗写信给提多，要他在革哩底的「各城设立长老」（多1:5），保罗这吩咐是对是错，还是很有争论性的问题。因为在教会历史中，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是否确实执行了这一个吩咐。我们对于在革哩底的众教会一无所知。事实上，到底有没有教会的成立也是疑问，即使有一些聚会，也没有任何的发展。圣经中对于在耶路撒冷、以弗所和腓立比教会的众长老如何产生并没有一点暗示，倒是在哥林多和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中，长老们是被众人所认出而非经过正式设立的（林前16:15-16；帖前5:12-14）。

　　圣经强调长老们乃是被圣灵所设立（徒20:17，28），他们的生活和行为，被全会众中属灵的人公认是神圣选择的记号。把选择直接归给按着圣经的标准由圣灵来定规，一方面可避免一些自命属灵的人占有权柄，另一方面也可免得神的工作堕入属人的判断。

早期教会的执事

　　保罗在写给腓立比的书信中说：「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腓1:1）这一节圣经和使徒行传第六章所提在耶路撒冷分别设立执事的事情，是圣经中清楚提出，在这两个早期教会中有执事的职份。执事这个职份的目的，可以从耶路撒冷所设立的执事们所负的责任上看出一点眉目。主要还是以执行教会中一般日常事务性的工作，比如周济教会中一些圣徒生活上的需要。

　　虽然无法确定是否所有的教会都设有执事，不过，执事却不像长老在教会那样属于永久性的职份。保罗和巴拿巴在路司得、以哥念和比西底的安提阿设立长老的时候就没有另提设立执事，甚至在保罗写给提多的书信上，关于在革哩底建立教会秩序，也没有提到执事。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执事是为了一个特定的需要而设立的。所以只要有需要存在，那么执事也就继续存在。圣经肯定地表明，为着教会的需要，所有的职份不一定是永久性的。因此，执事的职份是视需要拟定的，而不是教会秩序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更不是单单由一个人来应付各样不同的需要，而应当是根据各人所得的恩赐，各尽其责。在耶路撒冷教会早期历史中，主要的问题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所设立的执事们，也就都是说希利尼话的人。他们明显是最合适处理那个问题的一批人。因此，也就遵循人尽其才的原则设立他们为执事。如果要说这些执事乃是全耶路撒冷教会永久性的职份，那便十分牵强。如果执事事实上是教会永久性秩序的一部分，那么，至少就应该有几位是说希伯来语的人担任才合理。因为在当时耶路撒冷信徒中，说希伯来语的弟兄是占大多数，而且较说希利尼语的信徒更有势力（参考徒6:3-6）。在这种情况下，不大可能找不到一个有恩赐的弟兄来代表说希伯来语的众人。

　　值得注意的是执事资格的要求。除了在「善于教导」这点外，在他们各人的生活和对神的虔诚各方面等，没有一点此长老的资格宽松。这绝不是因为他们是在属灵较低的阶层，所以就托付他们较多世俗的事务，更不是他们没有能力负担较高的职责。他们乃是一批「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徒 6:3）。而且他们中间至少有两位是非常卓越的教师，就是司提反和腓利。在早期教会中，在每一项服事神的事上，都要求服事的人是向神完全降服的人。

早期教会的洗礼

　　在新约时代的教会中，一个信徒公开的标记就是受浸。路加告诉我们：「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徒 2:41）每个信徒在受洗之前，似乎只需要公开并简单地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在腓利给埃提阿伯的太监施浸以前，太监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徒 8:37）。不错，这节圣经在一些版本中被省略了。但是这却是对着真实发生经过的一个非常可信的描述。其它相似的记载如：有关亚拿尼亚给保罗施浸以前也说「求告祂的名受洗」（徒 22:16）。

　　当然，并不是这个宣告中所用的几个字有什么重要，宝贵的乃在这个宣告背后真实的经历。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从开始就提到对犹太人，和信奉犹太教的人而言，信靠主名，绝不是顺口说说，或是一些仪式上的重复而已。他们因着旧约圣经的启示，对神的信靠，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这样的信，要在基督里新造的人的生活中明显地证明出来，是一样的重要。以一个持续属灵的生活，来见证受浸在今日也应当是不可缺少的。毫无疑问，使徒们也会犯错，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中所记载西门的事就是一个例子。腓利很明显是被西门欺骗而给他施洗，然而，像这样的少数例外，更证明信而受洗的原则。腓利突然蒙召到旷野去（徒 8:26），是否有可能也是神对他在撒玛利亚末期服事不够明智的一种管教？是否神在说「腓利你还是暂时离开一阵子，我会在别处用着你」？

　　我们的主给祂门徒的大使命中，对跟随祂的人有清楚的要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太 28:19）大使命的目的，当然不是单纯地述说受浸的方程式（虽然现在施浸也是引用这节经文）。我们主的话不仅是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中敬畏神的人，而是包括了万民，就是那些从来没有接触到神圣启示的异教世界，他们也是必须增扩到那些以耶稣基督为主的犹太人和敬畏神的外邦人中。当一个人藉着神的恩典，经历到内心改变时，就会认识父神乃是世界的创造和管理者，并且知道藉着道成肉身向人显明祂大爱的那位基督。这就是基督所教导他们的。他们将会认识子是完全地表彰父神，使人因信能藉着神所成就的工作，得与神和好。他们也将认识圣灵，就是透过他在每天生活中，将神的标准应用出来的那一位；就是赐给他们恩典和能力，得以活出神儿女应有的生活的那一位；并且透过祂启示神的旨意，彰显神同在于他们中间的那一位。

　　我们在此并非主要关切浸礼的方式，而是在第二世纪初教会中，一份有关主教导他十二个门徒的记载的文件，就是《十二使徒遗训 Didache》，给我们看到早期教会对浸礼的强调。关于浸礼，他是这样说：「要在流动的河水中给人施浸使他们归入父、子、和圣灵的名下。如果找下到流动的河水，就是在其它水中也可以，最好是冷水；不过如果无法在冷水中施浸，那就用温水；如果实在找不到施浸的地方，那么就用水浇在他们头上三次，使他们归入父、子和圣灵的名下」。由此可见，浸礼见证的意义远比形式重要得多。

　　在此需要确认，圣经基本上是原则的指南。就此意义而言，也是无误的实行指南。但是圣经绝对不是一张列表的先例，要求人机械而盲目地顺从。只有当我们对于圣经中，所记载的任何一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有完全的了解以后，我们才有可能完全了解此事的应用及意义。否则我们很可能误入歧途。确实在使徒行传中，人一相信立刻就受浸。但是，今日当人们机械式地悔改、承认信仰，甚至可以正确地回答有关重生的问题时，如果在每日生活上却显不出任何的改变，就急促施浸，并不能用圣经的例子来支持这样的做法。这与圣经中的例子不能相提并论。

　　在使徒行传中所记载第一批受浸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已经提到，他们乃是生来的犹太人，或是有着属灵饥渴的外邦人。这样的外邦人跟犹太人的会堂有关联，他们都持有犹太人的观点，和对弥赛亚的盼望。他们乃是一批神奇妙预备好接受福音启示的人，藉着接受基督就是弥赛亚，也是主，他们就得以成全了他们多日的盼望，并且他们平日敬畏神的生活，一直是他们的见证。如果我们要把这些早期犹太人和敬畏神的外邦人的得救经历，跟今日一般人得救的经历相提并论的话，我们就有可能误解浸礼本身的重大意义。事实上，当腓利给行法术的西门施浸的时候，就犯了这样的错误，甚至在他们接受基督以前，他们就是属神的子民。他们进入一个新的启示，多于进入一个新生命中。今日，许多得救的经历，人们乃是从拒绝基督的工作、转变到接受基督的工作。他们最重要的乃是进入一个新生命，至于新的启示不过是其中的一部份，证明这种经历的实际，乃是持续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只有心里忠诚地向着基督而发出生命的光辉，浸礼的见证才有真正的意义。

早期教会的擘饼

　　教会生活的第二个表征的仪式——擘饼，这是我们主自己所设立的（路22:19-22）。简单地在一起领用饼和酒，对门徒而言，是一个他们藉着信靠基督，得以进入新约的记号。因与祂有了关系，不但带来神圣生命的倾入而得以与神联合，并且因着领受天上的生命，得以胜过那使神和人、人与人分离的罪恶，联合在教会中，成为一体。当门徒们参与这个简单的仪式，他们是要见证吃喝享受主，并且藉着恩惠的神迹，在一个神圣的大家庭中，彼此有共同的交通（约6:48-51，林前10:16-17）。

　　靠主的名受浸和擘饼，是信徒们在外表的两个特征。虽然在早期五旬节圣灵浇灌以后，基督的门徒自认为是犹太人中的一支，而且也被认可；但他们却开始在各人家中聚会擘饼（徒 2:46），而门徒们很可能已经在每周的第一日聚集纪念主。当保罗去特罗亚的时候，路加告诉我们「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讲到半夜」（徒 20:7），虽然没有明说，这节圣经却显示在每周主日，弟兄们按照此一方式聚会。

　　在以后的岁月中，受浸和擘饼的意义就一直是许多争论的中心。此事实是有其重要性。以后的世代，在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中间，他们对这两件表征性的事所持的态度，成了一个显著标准的衡量尺度，可以表明他们内在生命的属灵品质。不管他们的信心不过是一些迷信的形式主义，或者是相信遵守礼仪的功效，还是有那忍耐、永恒的品质，得以看见那位看不见的主。

教会对圣经的态度

　　早期教会对神圣的圣经是抱什么态度呢？他们在需要带领的事情上，最高的权威又是什么呢？当然，他们紧守着圣经中旧约的部份，他们引用经节来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就连基督自己，虽然拥有不次于旧约圣经的权威，在每一件事情上，均是高举圣经为最高的上诉法庭，并且宣告祂就是来自成全所有圣经的那一位。所以早期教会有一切的理由，满有信心地相信，他们乃是旧约圣经真正的后嗣，并接纳旧约乃是神的话。

　　基督的最初跟随者，他们把主所说的话加在旧约圣经之上：毕竟基督来，并不是仅仅作为神的发言人，而是道成肉身的弥赛亚（译注：道在原文是神的话），然后就是使徒们所说的话。主看为合宜，就将祂的权柄委派给祂门徒中的一些人，让他们凭此授权奉祂的名代理说话并行事。早期教会也就接纳使徒们的话语，当作神的带领。不过，这并不是没有挑战的（保罗就必须不只一次，为着他使徒的职份辩护）。但是一般而言，对使徒权柄的认知是相当的清楚。这类灵感所发的话语，都包括在使徒和先知这两类恩赐之中。在安提阿的教会中，对巴拿巴和保罗出去的引导，部份是来自先知的职事。早期，在同一教会中，藉着一个名叫亚迦布的先知，巴拿巴和保罗得引领前往犹太去，帮助那些遭受大饥荒的弟兄们（徒11:27-30）。后来，我们又看见亚迦布预言保罗将要在耶路撒冷受逼迫（徒21:10-12）。

　　使徒们偶尔也在有需要的时候，将他们的信息藉着书信，传给一些信徒的团体或是个人。有些书信就蒙保留下来，如保罗的十三封书信，无名氏所写的希伯来书，以及彼得、雅各、约翰和犹大所写的一般书信。随着这批曾经亲眼目睹我们主的生活，受死以及复活的人逐渐离世，需要对这一切的事情能够有一个永久性的记录，是不可避免的。最后，我们今日所看到的四福音，在当时的众教会中传阅，并且被众教会所接纳。路加把他的记载，延伸到我们称为使徒行传的历史中。最后，又有了约翰的启示录。实际上，几乎每一卷书都曾经有许多类似的赝品，然而在时间的潮流中，圣灵却把我们现在新约圣经的二十七卷书，神圣地在基督徒中建立起来。所以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订定圣经的正典并非什么大公会任意决定的。远在任何所谓的官方宣告以前，这六十六卷书早已被众教会所接纳。最后，在397年迦太基公会（Council of Carthage）对这件事所谓的定规，不过是确定一个在当时已经成立的事实。

　　教会和圣经是一同发展的。教会至终认知所写下的启示真理，乃是它的完全基础。圣经乃是神话语的发表，曾经一度由基督的嘴唇来述说，后来也藉着使徒来讲述。新约圣经包含了使徒职事的延续，以及在基督的启示之中，托付给保罗有关教会的奥秘（林前1:24-25）。以后也有一些特殊的人，被称为有使徒或是先知的职事，那不过都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在圣经成形和普遍被接纳的过渡时期中，确实需要有一些特殊的职事。但当圣经完成以后，这些特殊的使徒或是先知的职事就变成重复，正如在旧约时代的献祭仪式，在基督成全之后也就必须消失一样。正如林前第十三章十节所说：「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这个原则总是不变的。如今使徒和先知的功能仍然存在，不过，他们不再具体表现在人们的身上，乃是在圣经里面。

早期基督徒的行为标准

　　圣经中所启示基督的福音，其意义不单是除去一个人的罪，更是藉着圣灵的能力，拥有一个属天的生命。这个生命的道德要求，在任何一方面均远超过他人的标准。这种标准，在早期教会中，是谆谆教诲并且严格地保持，保罗在给哥林多人的书信中，就曾对有愧于基督徒的行为加以处理。如果背离了这种行为上的高标准，就是否认了福音，将导致从会众中被隔离的管教。只有经过明显品行上的改变，所证实的悔改才能恢复交通。

　　基督徒中间行为的标准，甚至在一些未被丑闻贩子所误导的异教徒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在罗马当局迫害基督徒的期间，有些官员不知道如何处置这些被控告，却找不出控告他们的证据的基督徒。从理论上而言，罗马当局的控告，包括了基督徒参与犯罪的行为，他们拒绝对皇帝表示尊重，并且加入被认为是叛乱的宗教仪式。当然有一些匪类因为基督徒和他们不同，就恨恶基督徒，并且造谣说基督徒是近亲相好、或是仪式化的食人族。这造成官方左右为难，一方面说基督徒的信仰是叛国的罪行，另一方面在基督徒的信仰中，又找不出任何违反法律的地方。官方是否应该假设，除非一个基督徒，肯藉着一些规定的仪式向权柄表示忠贞，同时也就是否认了他原有的信仰，否则他就被认定是有罪的呢？可是，在这广传的基督教中，有这样的要求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当未取得任何实质非法行为的证据以前，就宣判被告有罪，这在任何一个诚恳关心当局公正的官员心中，必定极为困窘。

　　这种为难的心态，和基督徒所表现卓越品德的标准，在罗马皇帝图拉真和比西尼亚省（Bithynia）的总督普林尼之间，于主后112年的通信中表露无遗。普林尼为着如何处置基督徒的问题询问皇帝的意见，他问道：「只因着承认这个名称就应该遭受刑罚，或是因着有这个名称（基督徒）而犯的罪行应该受罚？」他接着就提到他所收到的一封匿名信，在其上列举了许多的人名。经过审问这些人后，他发现其中有许多人，在多年前就否认了基督教信仰。然而极为有趣的是，有关他们对已经否认的信仰的记载：「但是这些人承认，如果他们有任何的错误，那不过就是他们在固定的一天，当天还没有亮之前聚集。念一些交互轮唱的诗歌，称基督是神，并且一同起誓不犯任何罪行，并且远避任何形式的偷窃，掠夺或是淫乱的行为，不破坏信心或是应该尊重的信任，然后他们各自回家，晚上他们再度相聚共进晚餐，而且他们所食用的也不过是一些平常的食物。」图拉真在给普林尼的答复中说：「实在没有一套固定的形式可以设立来处理他们，也不必将他们驱除……在你面前的匿名信大可不必在意。不管怎么说，这将是一个很糟的前例，在当今的时代没甚价值。」简单地说，基督徒之所以造成这些困扰，绝非他们的罪行，乃是他们良善的品德。

早期众教会的彼此独立和彼此相交

　　早期众教会虽然因基督徒团契而紧密团结，但是与任何形式的政府组织却无瓜葛。虽然没有一个教会比另一个教会更重要，但是一些存在较久，且在信心根基上较稳固的教会，很自然地就在其它教会有需要时，成了支援以及属灵建议的来源。在使徒行传中，传福音的模式，乃是先以战略性中心作为传福音的据点，然后再由据点向其四围发展。神藉着在一个地区来带动真理传播的教会，很自然就对祂所带出的初生教会，有着如同父母一般的关怀。相对地，也由较弱小的团体中接受应得的属灵上的尊重。不过，这绝对不是说一个教会就可以有主权操控另外一个教会。这只是单单地在圣灵发展各样关系中，同时有的团契关怀的一种表现而已。

　　我们读到最早谘询建议，是当安提阿教会打发代表，到耶路撒冷会晤使徒及长老们，商谈有关一些犹太教师所坚持外邦人信主以后，必须经由割礼才能得救这一件事情（徒15:1-35）。在路加的记载中，很明显，这个问题在安提阿引起相当的困惑。弟兄们单纯地期盼能获得一些较成熟的忠告，他们也希望求证，这些来访的教师所宣称的教导，是否拥有在耶路撒冷使徒们的授权（徒15:1，24）。这里看不出有任何迹象，就是他们会期盼由耶路撒冷发出什么权威性的宣告，然后就任意要求被当做是神圣的律法。如果耶路撒冷的教会觉得他们的地位该在教义上作专断，可以肯定他们早就尝试在像割礼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案。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虽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遵守犹太人这一个惯例，但在安提阿的信徒却不行割礼。可是当这件事在耶路撒冷长老们面前提出来时，而引致长时间连续的讨论，就显出他们以前未曾尝试寻找圣灵的心意。在此之前，没有对此问题做一深入之探讨，是因为在他们中间，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也没有为了要为别人立法而来探讨这个问题。

　　然而由耶路撒冷所发的信，毫无疑问是带着权威的味道。特别在那一个时期，这如果是使徒的宣告，使徒们所具有的地位使这种宣告变得合宜。可是，当这个割礼的问题发生的时候，安提阿的教会有使徒保罗在那里，他无疑地知道圣灵对这个问题的心意。这封信当然不是使徒的宣告，他乃是由耶路撒冷的教会（徒15:23）写给并传阅在安提阿，叙利亚和亚西利亚弟兄们的一封信，这信带着期待他们顺服的建议。当然这些本身是好的建议，他们也就服从这些建议。整个事件显示出耶路撒冷的教会，并不以为自己是在其它众教会之上的权威，然而当其它教会来谘商而给出建议时，是有要求不问因由的顺服那种味道。当然，如果任何建议都要求永远无异议地顺服，那建议就变成了命令。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即使在后来的教会历史中，当专制的主教制度建立了以后，各地的聚会依然保持其独立性。各教会可以随意在各项事情上谘询其它教会的意见，但是没有公认的规定说一个教会的宣告，就可以控制其它教会。也有不少人尝试要把他们自己在某一事情上的判断，加在所有的教会上。这种尝试更证明众教会并不承认，有任何一个主教或是母会是神的代言人。举一个在使徒后时代的例子便就够了：主后231年，俄利根（Origen）这位历代以来极有恩赐和属灵心思的教师，因着被亚历山大的主教底米丢（Demetrius）所嫉妒而遭逐出教会。底米丢寻求整个基督教世界来认可他的这个行动，期盼藉此削减俄利根的影响力。但是大部份教会都拒绝给他所期盼的支持。俄利根继续赢得他所教导的人们的尊敬，一直到主后254年他逝世为止。

　　在早期教会的历史中，信徒们有许多的机会彼此服事。从一开始就发展出一种互相有责任的感觉。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人们自愿地共同将各样资源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徒2:44—45）。第一批分别出来做特别服事的信徒，乃是那批负责分配慈善工作的执事。

　　这种责任感很快就不限于本地教会之中。一个教会也盼望能服事其它教会的需要。在耶路撒冷和犹太的众教会中，因为长期贫穷就成了其它教会关怀的对象。巴拿巴和扫罗曾受安提阿教会之托，带礼物给在耶路撒冷遭到严重饥荒的教会（徒11:29-30）。后来，保罗收集各地信徒为了耶路撒冷圣徒的需要而有的慷慨捐助（罗15:25-26；林前16:l-4）。虽然这次收集捐助并未达成保罗的一个盼望，就是加强众教会的外邦人与在耶路撒冷重视阶级出身的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不过，从这件事件可以看到，各教会中彼此相关的责任感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如果领受的人没有经历到应得的祝福，至少给予者一定经历到祝福和能力。

　　本地教会的行政，在新约圣经中是由长老们来负责，同时也有一些有恩赐的弟兄们，在各地教会中服事。保罗和一些使徒就是参与这样的服事。使徒行传对这种服事的功能有着清晰的说明。保罗在以弗所书中，列举建立教会的各样恩赐，诸如：使徒和先知的服事已经载在圣经的正典之中（如前文所述）。另外，有传福音、牧师和教师，靠着神给祂众仆人的能力，在各个世代服事（弗4:11）。各样的恩赐在本教会中，藉着长老来显明；在神各地子民之间，则藉着像保罗及其它这样的流动工人，来促进各教会的联系。他们并非什么大公教会的官方人士，乃是因着圣灵在他们身上的记号所带下的权柄，而蒙各地教会的接纳做基督的执事。他们服事的效果完全根据他们属灵的真实。他们并不拥有法律上的职位，因为职位乃会给人一种持续的地位，甚至在人对神的专一和属灵实际消失以后，这种职位依然存在。

早期信徒的称谓

　　末了，来谈谈早期信徒的称谓。使徒时代的教会一直恳求作一个无名氏，这种恳求一直延续至今，而且对这种恳求本身的研究，应该是历史研究上一个有趣的题目。这种恳求一再地被拒绝，历史中不会有人依然相信，主自己的名已经足够代表主的家庭。这似乎是一场打不赢的仗，但战事依然持续至今。

　　早期教会中的信徒，也用过几个不同的称谓来描述他们自己。在书信中最常用的是「圣徒」和「弟兄」。这些称谓，简要地说出他们乃有属天工作在他们心中，及联于神的家中。在希伯来的社会中，人们强加给他们的称呼是「拿撒勒人」，这无疑是因为他们是拿撒勒人耶稣的跟随者。路加在使徒行传中提到「门徒」，在安提阿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徒 11:26）。他们常提到耶稣是基督，基督这个名衔对犹太人而言意义丰富。但对外邦人而言，不过是一个听起来很奇怪，又没有什么意义的名称。所以外邦人就称他们「基督人」。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称呼：属于基督的人。属于主的人，除了简单的基督徒这个名称以外，还想要什么称呼呢？

使徒建立教会的经过

　　司提反的殉道，拉开了教会遭受大迫害的序幕。路加告诉我们：「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徒 8:1）在这场逼迫中扮演主角的，是大数的扫罗。他狂热于彻底消灭基督的追随者，因为他认为这些人是维持犹太秩序的一大威胁。于是他就从大祭司那里领取了授权书，打算到大马色去逮捕这些异端分子，把他们押解到耶路撒冷大公会的法庭（徒9:1-2）。当他将到大马色的时候，他自己反而被那一位（基督）所掳，而成了最热心的门徒（徒9:3-9）。

　　耶路撒冷的圣徒因司提反的殉道而来的逼迫，就开始四散到各地。有一些甚至远到腓尼基、居比路并安提阿，其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被圣灵引领在希利尼人（希腊人）中有了很好效果的服事（徒11:19-21）。在安提阿新设立的聚会，其中的能力就从使徒行传第十一章21至24节中多次重复「主」，这事实中看出来。在他们聚会中，「基督是主」成了他们的中心。我们必须记得这句「基督是主」，在早期教会中的意义，远超过今日顺口重复地说说。希腊文「Kurios—求瑞欧斯」翻译成英文「Lord-主」。这个字在七十士译本中就是耶和华——最高权威的代表，也是旧约中以色列神最常用的名字。所以千万不可忽略把这个头街加在基督身上的意义，它立刻就表明出在聚会中，主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地位是任何人均不可侵犯的。圣经也证明，基督有权使用这个称谓，保罗在腓立比书中，引用先知以赛亚书时就直接把「主」这个头衔加在基督身上（参考腓2:2及赛45:22-23）。承认基督是「主」，乃是救恩中重要的一部分。这种对主顺服的态度，也是全教会生活的根基，任何一个地方有主的地位，尽管他们的一些作法可能很幼稚，但主在那里就有工作的地方。相反，任何一个主没有地位的地方，就绝对不可能有真实的教会。

　　神在安提阿奇妙作为的消息，很快就传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于是他们就差遣巴拿巴去了解情况。巴拿巴是一个有属灵眼光的人，很快就看出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就专心参与在主的事工上培育信徒（徒11:22-24）。

　　保罗再次出现在安提阿。他信主以后，曾不惧怕地在大马色——就是在他原来要去迫害基督徒的城市传讲基督。但后来因知道有一批犹太人要来取他的性命，就逃离那城。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寻找和当地教会有交通。那时当地的教会在惧怕和不信任中接纳了他。多亏曾与保罗同时去大马色的巴拿巴，他推荐保罗为一位在主里的弟兄，并述说神藉着保罗所成就的一些事。然而当保罗的讲道再一次激怒了听众，他们想尽方法要杀他，不过这一次要来取他性命的听众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犹太的弟兄们，就送保罗下该撒利亚并打发他去大数。毫无疑问，能把这个闯祸的角色脱手，真是如释重负（徒9:22-30）。

　　保罗出境之后，教会在数目和能力上都有成长（徒 9:31）。在神的旨意中，保罗从大众的眼光中暂时消失，直到十四年后他才重现在耶路撒冷（加 2:1）。据我们所知，保罗一直留在大数，直到巴拿巴找他去安提阿作同工。我们有理由相信，保罗在当地会向外邦人传讲基督，但在这隐藏的十二年中，最主要还是神来服事他，为着面前伟大工作的需要而预备他。另一方面，在耶路撒冷的圣徒似乎对保罗并不关心；事实上，他们可能完全没有与他联络，否则巴拿巴就不会那么困难地在大数附近寻找他了（徒 11:25）。

　　在巴拿巴和保罗的服事下，安提阿的教会持续增长。他们成长的重要记号之一，就是对其它地区神子民所有的关心。当犹大的圣徒遭受饥荒的时候，安提阿的信徒在实际行动中，将他们的关心表达出来。当我们想起在安提阿的信徒，大多数都是外邦人的背景，而犹大地信徒多半是犹太人，这就更有意义了。

　　神使安提阿的教会从阶级和种族之间释放出来，他们不再受正式仪文律法的辖制，比犹太人的弟兄更看清楚在教会中的相交，单单是建立在与基督的关系上。在耶路撒冷的弟兄，就很难完全脱离犹太教各样礼仪上的传统。我们后来看见他们在外表上的固执，至终成为毁灭教会生活的开端。后来，早期的信徒就越来越无法继续与会堂保持关系。因为对要完全跟随基督的人而言，与过去宗教任何的妥协，就是否认了十字架本身，以及十字架在信徒生活中所带来的改变。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一开始就很自然地和会堂分开。他们的聚会，是一个与天然属地的考虑无关的属灵的团体，单单从路加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1节的记载，就显示出他们中间负责弟兄的背景是相当的不同。神把他们融合成了一个新人。

　　圣灵工作的中心，毫无疑问地从耶路撒冷转移到了安提阿，就是在安提阿圣灵透过圣徒的祷告和献身，分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宣教。当保罗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并没有像在安提阿那样地团契交通，这也是神要选安提阿成为伟大的使徒宣教工作的基地的缘故。

　　或许当耶路撒冷教会在多年前，断然把保罗送往大数的船上，是明智之举。但如果他们略知一点神将如何使用这位值得注意的人，他们将会对他至少有一些关怀，并且必定会在祷告中托住他。正如我们刚才看过，保罗离开耶路撒冷十四年的期间，耶路撒冷的教会连他在哪里都不清楚，当然也就不太可能为他代祷。从另一方面看，当保罗和巴拿巴带着安提阿众圣徒慷慨的捐助，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才受到当地长老右手相交之礼的接待，并且他们往外邦人中服事的提议也被接纳。但是在保罗写给加拉太人的书信中（加2:l—10），提到关于这一段事情的时候，很明显耶路撒冷的长老，并非如我们所期盼的那样全心全意地支持保罗，他们所表现的不过是对保罗的容忍，或许在耶路撒冷的长老有一丁点嫉妒？或许因为他们的需要是如此迫切，以致于无法拒绝从安提阿来的帮助，却又因民族的骄傲而有几分羞愧呢？

　　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至第十四章描述在彼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路司得和特庇诸城中教会是怎样建立起来。这些都是藉着保罗和巴拿巴，在罗马帝国里加拉太省的地方所设立的聚会，也就是后来保罗写加拉太书信的收信者。或许读者已经注意到使徒们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他们是先专心在罗马帝国大道附近的一些大城市及有影响力的中心。这不是偶然的一些活动，使徒们相信藉着在一些战略性地点培养忠心的见证人，真理才能快速地广传。事实上，这是圣灵的带领，印证在教会的快速增长上。

　　在彼西底的安提阿，要宣告福音最合理的场合就是会堂。会众包括了犹太人和「敬畏神的人」（徒 13:16）。就是在这一群对神圣事物有独特兴趣的人中，有人因着保罗按着惯例可以自由宣讲的信息而接受了福音（第43节）。然而主要还是在「敬畏神的人」中间有较好的接纳，会堂中还是有一些死硬粗野的犹太人反对。当第二个安息日，这些反对势力发现有一大批外邦人要来听保罗和巴拿巴的信息，圣经记载他们并非诚实地不能接受保罗所传讲的话，而是单单嫉妒（第45节）、种族的骄傲和过去的遗传，使得彼西底安提阿的会堂根深蒂固，无法接纳基督就是弥赛亚。因此基督徒就另外成立了一个分开的社区，这就更进一步地激怒了犹太人，「偷羊」在当时正如今日一样，都不是一件受欢迎的事，所以犹太人就教唆一些诚心却又易受骗的有名望的人，把保罗和巴拿巴赶出境外。

　　他们到了以哥念，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也大同小异，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有一些反对。但是问题的主要来源还是「那不顺从的犹太人」（徒 14:2）。会堂对于信徒要追求属灵的成长也关上了大门。此时，教会与会堂分离就不可避免了。保罗和巴拿巴离开以哥念，继续前往路司得和特庇，并在这些地方建立教会。圣经没有记载他们和组织的犹太人有任何的接触，如果有一些接触的话，相信跟他们在彼西底、安提阿以及以哥念的遭遇也不会有太大的差距。因为在路司得就有一些犹太人从彼西底、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犹太正统的维护者，不能容忍那些既有开放心志，又有属灵辨别能力的弟兄们来影响会堂的秩序。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立场而不择手段。那些跟随这位满有恩惠和真理的主的人，是无法抵抗的。

　　保罗和巴拿巴再回去探望在路司得、以哥念和特庇各地的圣徒，鼓励他们，并在各地设立长老。正如在以往许多世纪中，长老制度维系了会堂的稳定性。这制度并不是使徒任意加诸在各聚会中的，而是一个经过时间考验的印证，更重要的是有神圣的认可。

罗马教会形成的线索

　　现在，我们暂且放下保罗和巴拿巴不说，一同注视一下在罗马的教会。圣经对罗马教会的形成并没有明显的记载，不过有足够的蛛丝马迹，使我们对它的起源有一些了解。如果十字架和复活这样重大的事件，没有很快就对罗马有影响的话，那就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因为每条大路都可以通罗马，很难有什么在外面世界发生的事件，不在这帝国的中心产生微震。很有可能在五旬节去耶路撒冷的访客，是第一批把福音带到罗马去的人。路加在他所写的历史上记着「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大教的人」（徒 2:10）。事实上，这是唯一从波斯、弗欧罗以西来的访客。路加并没有告诉我们，那三千相信并受浸的信徒国籍上的细节。但无可置疑，一定有些是从罗马来的，他们可能是罗马大都会教会形成的核心分子。主后57年，保罗在从哥林多写给罗马的书信中，说他们是已经完全建立，并且感谢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罗 1:8）。

　　圣经对早期罗马教会中的两个人有相当的记载，他们就是亚居拉和百基拉。主后49年，当革老丢皇帝在罗马驱逐犹太人时，他们逃到了哥林多。亚居拉是在本都出生的犹太人（徒 18:2），不过他和他的妻子在来到哥林多之前，就已经是基督的跟随者。因为当他们一遇见使徒保罗，他们就在保罗的身上找到了一种至亲的灵，这远比他们做皮匠的本行、和保罗这位犹太教师偶然也从事的行业有更深的关系。事实上，亚居拉和百基拉并不是停留在初步的阶段，因为神就是用着他们，去带领那位在亚历山大有口才和学问的亚波罗，认识基督所显示的福音（徒18:24-26）。

　　在罗马教会的开始，很可能正如其他地方一样，是和犹太人的会堂有着密切关系的。亚居拉和百基拉很自然地和保罗在哥林多的会堂中同工，就显示出可能他们在罗马也是这样行的。当然在第二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存在有相当大且有影响力的犹太人社区，并有为数不少的会堂。罗马政府禁止任何未经正式法律核准的宗教行为，犹太教则是被认可的宗教之一。基督教在法律上，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所以基督教继续与犹太教有一些关系。虽然这种关系是朝不保夕，却让基督教分享在罗马人眼中所谓宗教的合法性。

　　许多世纪以前，对在其境内日益快速成长且有影响力的希伯来人，埃及的法老王感到需要采取一些手段来进行控制。罗马当局也面对类似的难题。他们偶而也会采取一些紧缩政策，甚至将犹太人从一些城市中赶出去，当然他们需要找一些借口来做这样的事。主后49年，犹太人有一股小规模持续性的动乱，威胁到罗马安定的局面。这促使革老丢皇帝采取一些严厉措施，公布禁止犹太人聚集、以进行公开的会堂敬拜，这也就相当于驱逐他们出境。

　　然而是什么造成这次内部的骚动呢？后世的作者告诉我们，是有一些被称「Chrestus」的人。我们只能推测「Chrestus」很可能就是指基督的教导，在罗马死硬的犹太正统分子对付传福音的人与使徒行传记载，使徒们在各城市中传福音时所遇到的敌对是相去无多的。我们也会注意到，在罗马后来也采取了与会堂分离的模式。当动乱平静后，亚居拉和百基拉回到罗马后，教会聚会的中心很明显，是在他们的家里。

　　腓立比的情况，是我们所能找到有关会堂接纳完整的基督教信息中，最接近的发展。不过要推出这样的结论是需要一些特殊的想像力。沿着爱琴海到亚得里亚（Adriatic）海岸，在巴尔干半岛上有一条伟大的罗马大道，在马其顿东北角甘基（Gangites）河畔上的腓立比就是座落在这条大道上。腓立比乃是此一地区的首要城市。在主前40年已成了罗马的殖民地。事实上，腓立比并未拥有一个正式的会堂。当地的犹太人社区并不够强大，因为要成立一个合法的会堂，至少需要十个犹太男子。不过，在腓立比却有一个大家所共知的聚会场所，成为敬拜和祈祷的地方。一些有信心的犹太女人和敬畏神的人经常聚会（徒16:12-14）。在这小群之中，最出众的是一位素来敬拜神的外邦女子（第14节），她的名字就是吕底亚。她的故乡推雅推喇是以紫色布匹著名的。她也就是以卖此为生。她和她的家人接受了保罗所传讲的信息，并且受浸。于是会堂的祷告会就成了教会的核心，神把得救的人加给他们。

　　保罗、西拉和提摩太由腓立比前往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一个会堂，保罗就按着他的习惯与犹太社区认同。有三个礼拜的时间，保罗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徒17:1-2）。基督的启示，被一些犹太人和大批敬虔的外邦人所接受。然而那些不信的犹太人，由于嫉妒使徒们讲道的成功，煽动了城中一些有理无理都喜爱闹事的市井匪类，造成公众的暴乱。这些死硬的犹太正统派，突然变成罗马帝国的保皇党。他们控告保罗叛变，说使徒煽动人们宣告耶稣是王。这些乱民本想把使徒们带到地方官员那里，所以就去包围收留使徒们的耶孙的家。既然找不到保罗和他的同工，就把耶孙以及一些其他的信徒，带到地方官员那里去控告他们。可怜的耶孙只好担保他的客人会奉公守法，然后尽快打发他们去庇哩亚。

　　到庇哩亚，那里的会堂很有礼貌地接纳使徒们。使徒们的信息也催促犹太人殷勤地查考圣经，有许多犹太人和希腊人主就因此相信。和平并没有维持很久，就被从帖撒罗尼迦赶来的一批犹太人所摧毁。那些犹太人生怕有太多的人，被基督教的异端所污染，（当然庇哩亚也有一些热昏了头的激进分子，要保卫他们的信仰），所以信徒们就护送保罗远走到雅典去（徒17:10-15）。

　　虽然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之行仿佛一场大风暴，所留下的信徒却有着令人赞叹而且快速的进展。这些信徒在会堂中，当然得不到什么同情或是团契，因为会堂已经是仇视他们的中心。在保罗写给他们的第一封信中，仍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们承受相当大的逼迫（帖前1:14，2:4等）。但这些信徒立即热切地广传他们新的信仰。保罗几周以后，从雅典写信给他们就说：「甚至你们作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帖前1:7-8）

　　我们也提过了革老丢皇帝在主后49年所下的命令，迫使犹太人离开罗马城。这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命令。有些犹太人也就临时在其它地方找一安身之所，也有一些就去了哥林多，其中就有亚居拉和百基拉。在哥林多的时候，亚居拉就是以作皮革为生。后来，当保罗来到这城市的时候，根据犹太教师的传统他需要支持他自己的费用，也就作同样的行业以维生。因此他们能够彼此相识，一同去参加会堂。因为保罗当时是个极负盛名的教师迦玛列的门生，他自己又是一个出色的学者，很自然在会堂中被邀请讲解圣经。他在那里自由地讲了好些礼拜，对一些听众而言有愈来愈多的启示，但对另一些听众所引起的反感则是日益加增。最后，当反对的势力强大的时候，保罗觉得就算和会堂有关联也不会带来任何用处。他也不需要去找一个聚会的场所，因为在会堂的隔壁就住着一位敬畏神的外邦人，他的名字是提多犹士都。他深受保罗所传的信息影响，在他家里就开始了基督徒社区的聚会，更从此不断地增长。

　　当「管会堂的基利司布和全家都信了主」（徒 18:8），犹太反对势力更加高涨。后来，他们就去向在亚该亚做方伯的迦流，控告保罗传讲一个未经法律认可的宗教。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控告，如果罪名成立的话，将导致罗马当局对基督教采取直接的行动。因为当时的法律，是不准许信奉那些未经政府核准的宗教。幸好迦流判定这些控告不过是犹太人内部的一些争执，也只会影响到犹太人，就把那些犹太人从公堂中撵出去（徒18:12-17）。

　　这事件使得保罗在奉派传福音的启示，与犹太社区之关系上有着重要的亮光。从自然的角度看，罗马政府对婴儿期的基督徒社区的认可，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若不是罗马认为教会值得保护，很可能就定此信仰为非法。从人的方面来说，这会使初信的信徒四处分散。这些信徒，并非坚强到可以承受官方这样的反对。当然这也是在哥林多的犹太人告官的最终目的。然而罗马当局一直认为基督教不过是犹太教中的一支派，所以享有犹太教的特权，只要教会继续躲在会堂的荫庇之下，就有安全。可是保罗并没有特别努力与会堂的当权派寻求和解，以获取会堂对教会的保护。他所传的信息是毫不妥协，至于在各会堂之间，他被人们形容为异端，他也毫不在乎。他也不恳求，或是采取外交口吻的托辞，来谋取他和他的跟随者能留在会堂中的特权。相反，他甚至有时在犹太人赶他之前就自动离去。保罗不与会堂所坚持的传统寻求和好，这种行动与态度招来敌视。他拒绝承认需要遵循律法的仪文，加上他公开地反对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所有根深蒂固的分别，这些做法都加深了会堂和教会之间的鸿沟。保罗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他不会不知道他所定意追求的政策，至终不但会使得犹太教和教会分离，同时也会在教会与会堂分离成为公开的事实以后，导致基督徒所享有罗马政府认可的地位相应终止，导致基督徒就只有两条路可走：或是承认自己的信仰，或是成为法律的逃犯。这正是保罗故意引导教会所要走的路线。若非如此，就无法确保他所领受的启示不会因此而妥协。

　　保罗与百基拉和亚居拉一同乘船，从哥林多前往叙利亚。到了以弗所，保罗进入到会堂和犹太人辩论。虽然犹太人请求他多留一些时日，他仍然坚持不延长这次的拜访。不过保罗答应他们，他以后会再来，百基拉和亚居拉就留在以弗所。不久以后，他们就遇见亚波罗。他是从由亚历山大来有口才和学问的犹太人（根据使徒行传第十八章25节亚波罗「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不过他只晓得约翰的洗礼。不久，他就接受神藉百基拉和亚居拉所带来更多的启示。以后，神使用他，不但建立圣徒，也说服犹太人相信弥赛亚所宣告的真理。

　　几个月后，保罗返回到以弗所，遇见大约有十二位信徒，他们仅仅接受了福音真理的一小部分。这些信徒很可能就是亚波罗以前服事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对福音的了解，与亚波罗还未接受进一步教训的时候非常接近（参考徒18:24-25；19:1-6）。但是这些信徒有开通的耳朵和受教的心，所以当他们听到了保罗的教导，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浸。这少数人就成了以弗所新教会的核心分子。保罗按着他的习惯，一连三个月，自由地在会堂中服事。后来，一些埋怨和反对就逐渐显明，以致保罗不能继续在会堂中教导。保罗也不试着抵挡这不可避免的趋势，教会必须在自由的基础上发展而不受过时的传统所妨碍。在当地，有一个名叫推雅推奴的教师，他很同情基督徒的处境。主也提供了另一个地点让信徒以及其它有兴趣的人聚集在他的教室里。在那里，不单可以自由、释放地传讲主的话，而这个小教会也就不断地在此成长。

教会必须在自由的根基上重新开始

　　在本章中，我们详细地查考了早期在使徒们服事下，所建立的一些大型教会，特别是那些后来保罗曾经写信给他们的教会。那些书信就成了今天圣经的一部分。在这段查考中，我们看见了教会与会堂关系发展过程的一幅清晰的图画，保罗一贯的做法，是在有会堂的地方，先在那里开始他的服事，然后被迫与会堂分离，教会必须在自由的根基上重新开始（前文也已足够地说明）。理论上，教会与会堂分离并非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事实上，会堂似乎在教导一个神圣设计的模式，如何从正统犹太教献祭的表号，转变到接受这位成全了所有表号的基督。但神渐进的启示，在会堂中却遭受拦阻，神所赐的亮光就被凝固，成了不能改变的传统。生命之流即遭阻塞。教会如果不愿意从此沉滞，就必须冲破各样的捆绑，另寻一条通道，让生命能往前流通。在教会历史的初期，我们看见一个工作的原则，而这原则在以后的世纪中不断地重演。

会堂与教会的相似之处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太 5:17），「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祂儿子晓谕我们」（来1:1-2）。圣经把基督的工作和旧约的关系建立起来，新约的启示不过是旧约的成全。所以，有关论述教会的出现和成长，也必须从教会的出生地——以色列国开始探讨。

　　许多世纪以来，圣殿和祭司的服事一直是犹太人生活的中心。但等到那位成全了万事的来到以后，旧约圣殿的秩序就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在犹太人中另有一个与圣殿并存的组织，那就是会堂。会堂在犹太人中颇具影响力，并且成了民族生活的中心。当主后70年，罗马人捣毁了圣殿，能够保全犹太人仍为一独特种族的，莫过于会堂的力量。它也是在早期教会生活中，联系教会与犹太教的主要因素。

　　会堂的确切起源不详，只能追溯到昔日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犹太人以会堂代替圣殿的敬拜。被掳归回以后，似乎是以斯拉维持了会堂的事奉。以斯拉是神兴起的一个人，以应付那一个时代的需要，把神的律法再一次带回到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地位。「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拉 7:10），尼希米记第八章对如何成就的过程有着详细的记载：「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尼 8:8）。这就是会堂最基本的服事——讲明神的话。以此为本之后，会堂就成为人们学习的中心，并且成为犹太人社区中执行公义的所在。从那时起直到现在，神的话就是会堂生活的中心。在每个会堂中间都放有一个柜子，里面存放着圣经。柜子旁边放着桌子，在桌子上宣读和讲解圣经。藉着这些，表明神的话是一切的中心。

　　以斯拉也是文士的创始人。文士是犹太教中积极反对我们的主的人，也是遭主指责的人。事实上，文士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解释律法，虽然他们成为一个团体，在会堂中却没有占一特权席位，但他们的服事就成了会堂的根基。明显地，有些文士在个别所在的会堂中居于领导的地位。我们的主曾提及他们如何爱慕席中的首位，就是在会堂中为长老们所特别分设的位子（太23:6）。因此，要认清基督对于文士功能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祂认为这是神所设立的一个组织，还是这不过是人在神的定规以外所建立的呢？祂对文士的评价相当清楚：「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太23:2-3）祂承认他们的功用是从神而来的托付。但祂同样指出，经过许多年月，文士已经以表面的字句代替精意。事实上，他们应该如同摩西在古时成为「人」和「神的话」中间的桥梁，这个功能，乃是主对着会堂这机构加上认可的印记。

　　基督和使徒无论往何处去，均常去会堂。他们享受会堂中自由服事的习俗。我们读到基督在拿撒勒「安息日，照祂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路 4:16），保罗和巴拿巴到了彼西底安提阿的会堂，经上记着会堂的领袖邀请他们的话：「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徒13:5），使徒们把握了这样的机会，把基督的所是和祂如何成全了旧约均一一陈明。

　　当我们想到当时的会堂在各地普遍的设立，而且他们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影响力的时候，我们便清楚看见圣灵为了建立早期的教会和广传福音，进行各样周全的预备。四散在各地的犹太人，均具有这种深广的独特使命感：在这个世界上要向异教徒传扬这位真神。这种使命感，使许多外邦人能够得到旧约的启示。这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主前三世纪将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就是我们今日所知道的七十士译本。希腊文在当时所有已知的世界中成了公用的语文，就连在基督那个时代，许多犹太人一般的生活中，希腊文也取代了希伯来文的地位。随着犹太人社区的形成，神的话也就在各个会堂中被传开了。当时仅在耶路撒冷一地，就有超过四百个会堂。雅各贴切地提到：「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徒15:21）。

　　在希腊和罗马文化鼎盛时期，犹太人生活的方式，对许多人有着绝对的吸引力。希腊和罗马人均崇多神，又拜偶像。他们的神都是不重视道德的，而且他们许多宗教活动也是不道德的。那种对于性神的色情敬拜，在许多异教的庙宇中都有所发现。例如在哥林多的阿弗底亚庙，及在以弗所亚底米的庙中，均可见到。然而，犹太人的社区提供了一个全然相反的宗教，许多人在当时对于宗教的腐败深感痛心，也厌烦了那混合高调哲学性的混淆及异教的污秽，而转向一个似乎提供另一些不同的源头。当然，这个真理最基本能够做到的，是鼓励世人去过高尚的生活，如同他们在犹太人中所看到的。在犹太教中，他们学习到只有一位神，祂是圣洁的，并且祂期盼每一个跟随祂的人也要圣洁。这启示的确特别给了犹太这一个民族，但是其它民族，也可以藉着信奉犹太教而分享到这好处。

　　信奉犹太教者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公义的信奉者，另一类是入门的信奉者。公义的信奉者必须完全遵守割礼以及洗礼，并且要遵行犹太律例中一切的要求。这一类的人就能得着犹太人生来就有的所有特权（参考：出13:43-49；民15:14-16）。对于入门的信奉者所有的要求则松散得多。虽然他们没有受割礼，也可能没有受洗，更不遵守宗教仪式上和律例上许多的要求，但是他们却经常参加会堂的敬拜，也遵守犹太人认为律例上道德方面的要求。有些特别代表犹太人的礼仪，例如不吃某一些肉类，或在安息日不工作等。这些入门的信奉者，也有某种程度上的遵行。在使徒行传中，这些人被称为虔诚的人或是敬畏神的人（徒8:2，10:2，35；13:16，26；17:4，17；22:12），甚至那位来求耶稣医治他仆人的百夫长，也很可能是一个虔诚的人（路 7:5）。

　　就着目前的讨论，所需要注意的重点，是一个包括了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群体，他们拥有了神所给人启示的亮光，乃是圣灵为了宣告基督成就了的救恩所预备的。早期教会信徒，几乎完全由这个群体中出来。

　　我们现在必须简短地来看一下会堂的特点。如果会堂这个机构是属神的，那么为了这个机构的发展，其中的基本特点也必定有属神的智慧。我们已经说过，会堂在神的引领下发展很可能是藉着以斯拉开始的。当以斯拉从被掳归回后开始公开事奉的时候，他似乎是在十三位同伴之中居首位的（尼 8:4）。这可能就是圣经第一次记载会堂的长老，在新约里他们被称为「长老」或「管会堂的」（参考太16:2l，徒13:15，可5:22，徒4:5）。这些长老地位均等，但似乎有一位是发言人，例如睚鲁（就是我们的主使他女儿从死里复活的那位），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人（可5:22，35，38）。这样看来，似乎没有很准确的规定要有多少位长老。但是在后来的时期，却出现了这种情况：除非至少有十位监督，否则不可成立会堂。这群人负责在他们当中或以外，选定有足够能力的人，在安息日的敬拜中宣读及讲论圣经。正如我们的主在路加福音第四章16至22节中所记载的那样。第20节中也提到「执事」，其主要的职份就是保管圣经的书卷，同时通常也兼任校长，会堂的长老们也就形成了当地的公会。当然，地方性的公会，比起在耶路撒冷作为全犹太地最高民事与属灵法庭的大公会，就逊色多了。作长老的资格相当严格：必须已婚、超过三十岁、熟悉圣经和有敬虔的见证。很可能当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中，提及有关教会长老的资格，就是以此为根基的（提前3:1-7）。

　　会堂对于教会的成长，其重要性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上，会堂成了由前者纯粹预表圣殿过渡，到后者属灵真实之间的一道桥梁。在会堂与教会之间，有四个方面相似之处特别值得注意。

　　1．正如圣经是会堂生活的中心，我们的主——道在肉身显现，也是教会的中心。祂说「因为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 18:20）我们的主在这些话中建立的原则即为：祂永远是教会的头。

　　2．在会堂中虔诚的人（信奉犹太教外邦人）与犹太人的关系，较在圣殿里的秩序更为有生气。因为事实上，神的目的并非局限在一个民族中，而是包括全人类。教会的本质，就是基督以元首的身份，居住在一个又新又属灵的族类中，地上一切阻隔，都一次而且完全地除去（参考弗2:13-22）。

　　3．会堂和教会均由各位长老治理。当然单单由会堂中的长老制度，并不构成教会的样式。但这是神心意的一个重要显示，并且加上圣经里的多方支持，和使徒时代教会的执行。

　　4．会堂是敬拜和教导的中心，它的生活是对着外邦人一个有力的见证，并藉此带给许多非犹太人神圣启示的亮光。所以，教会的团契基本上也是为建立神的百姓，并且在世上做见证。新约圣经给予教会来完成神旨意的准则，是非常重要的。这无疑是历代以来，教会被魔鬼战略攻击的焦点。

固守宗教传统的会堂无法变成教会

　　就着犹太人会堂的背景，我们再一次来看教会成立的初期。

　　五旬节，耶路撒冷拥挤着许多的访客，包括罗马帝国内外来的犹太人和改信奉犹太教的人。他们按着传统，为着神所赐丰富的秋季收成来献上感谢。路加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讲述根据主对祂门徒的应许；圣灵显明，在祂百姓中建立基督的同在，在地上成立了属神的社区——教会。正当宣告基督成全了所有的律法和预言的时候，立刻加给教会约三千名「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祷告」的门徒（徒 2:42），（这些信徒立时就成为基督的见证），而且「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徒 2:47）。毫无疑问，其中许多人带着因为遇见基督而有的新生命和胆量，回到罗马帝国的僻远角落成为见证。以后的逼迫使得门徒愈发四散，更加速了生命之道的散布（徒8:4）。

　　早期福音的扩展，大多局限于罗马帝国的境内，就是路加在使徒行传中，对圣灵从巴勒斯坦，由耶路撒冷开始向罗马发展工作的记载。当然，在五旬节的群众中也提到一些范围更大的运动，例如有一些人是来自罗马版图以外的地区，「帕提亚人，玛代人，以拦人和住在米所波大米的人」（徒 2:9）。这些人都是住在幼发拉底河另一岸的帕提亚帝国境内。后来，有埃提阿伯女王干大基的手下（太监），由耶路撒冷回家的路上遇见了腓利，藉着思想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腓利从圣经中向他传讲基督，使他相信承认并且受浸（徒8:26-39）。无可置疑，像这样的人，或多或少促使福音在东方和南方广传。

　　那么使徒本身又是如何呢？从某些角度来看，我们很惊讶在五旬节以后，几位使徒的事业很少为人所知。对于彼得和雅各、约翰这对兄弟的一生，我们还可以从历史考据中组合起相当可信靠的图画来。可是其他使徒，除了围绕在他们名字四周许多的传说以外，我们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的。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会毫无作为地留在耶路撒冷，所以一般都假设他们是外出传福音，较可信的传统都说多马和巴多罗买与印度有关。很可能在神的安排下，印度就是藉着他们，第一次接触到福音。如今在印度的西南部卡诺拉州（Kerala）存在着如同古城般的基督徒社区。在主后180年，亚力山大学校的校长潘特纳（Pantaenus）去拜访印度的这一带时，发现基督教已经在当地生根，并且拥有希伯来文的马太福音，十字架的信息必然在非常早期就深入印度了。因此，我们不难想到，这样的服事是与这两位使徒有关的。若说与其他使徒有关的，可能性更不大了。

　　但那第一个教会在圣灵启示以后，依然留在耶路撒冷的人又如何呢？他们一方面仍然与传统的犹太教还有往来，另一方面他们在家中聚会，按着所吩咐他们的，擘饼纪念主耶稣，彼此交接，互相勉励，并且同心祷告（徒2:42，46；4:23-24等）。这个两面关系很快就受到严厉的冲击，至终导致教会与正统犹太教全面地分离。在这样不稳定的关系下，使徒们坚持继续传讲被犹太人所定罪的基督。但当时也有犹太人同情他们，而其中最有影响力，又有智慧的声音和警告是发自一位同情他们的迦玛列。他是一位法利赛人，也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律法师（徒5:34-40）。但这种对神的工作有保留和开放的建议，很快就被另一件事情所推翻。

　　在耶路撒冷有一位说希腊语的信徒名叫司提反。我们第一次遇见他，乃在他被指派为七位执事之一，去照顾教会中有一部分被忽略的人。不久，司提反很快在教导和讲道的恩赐上显明出来，他对福音在犹太人传统这方面有更独特和深刻的看见（徒 6:10）。当他在犹太人的一个会堂讲道时，激怒了热昏了头的正统犹太教徒，以致他被抓到大公会前，被指控亵渎神。

　　司提反讲章的大纲还保留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他的信息主要的负担在哪里呢？简单地说，是古老犹太献祭的制度乃命定要成为过去的，现今就是那时刻了。所有与圣殿有关的传统，都因着基督的显现而成为过去，并且新旧制度之间是无法调和的。生命与遗传不能并存，犹太教不能包含基督。它必须让位给基督，否则就在隔离中接受属灵的死亡。司提反指出，遗传不过是过渡性的，藉着暂时性的会幕或是圣殿固定的建筑，所代表的献祭牺牲制度都与神的意思不合（徒7:44-50）。不错，神的确尊重人在建造圣殿上的奉献，但这仍是人的意念（代上 17:1）；却不像会幕——根据神自己的命令而造的（出25:8）。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一位出色的迦玛列门生。他遵从师傅的教导，但在对包容跟随基督的门徒的一事上，他却不能遵从。这位门徒就是扫罗。他完全同意对司提反的判决：「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徒 7:60）（扫罗以后就是保罗）。他完全拒绝司提反提出的耶稣就是基督的主张，以及所有的律法和献祭都已经在基督里面成全了。他清楚地知道，如果司提反所说的是事实，那么他从小所热心的各样遗传就结束了。从大数扫罗未来服事的光中，在他默许司提反的定罪时，有一个觉悟，恐怕是当时许多门徒并未察觉的，就是这个新的运动——教会，将不受制于犹太教的界限中，分离是无可避免的。

　　理论上，会堂有可能变成教会。但事实上却未曾发生。无疑，会堂已经不再有圣殿献祭的仪式，而且又有以圣经为中心的生活。它确实可以不像圣殿要经过极端的改变，就「接纳基督乃神话语的成全」，但是，会堂的主要治理者既对正统忠贞，加上犹太教的遗传已经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使他们难以改变。神的灵必须移往他处，在一个更自由的根基上重新开始。我们在此就看见，在教会历史上一再重演的模式：当神的启示凝固成传统，受严格持守并藉着人的能力来维持的时候，它就成了真理最大的阻碍。圣灵的生命永远不能受到宗教传统辖制，神是远远大过人对祂的想法。教会这棵树，最好是在一片没有人有限思维的华丽篱笆缠绕之土地上成长。

作者序言

　　如今， 特别是在西方，存在着一种对所谓的「沟通  communication」的强烈要求。「我们必须沟通」，这是那些想成为知识传播者的呼声。不久前，我饶有兴趣地在一份知名刊物上读到一篇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 在文章的结尾，作者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 Why？」，这个熟悉的单音节英文单词，似乎让不少「沟通主义者」结结巴巴。当知识本身就是目的、实际上与生活的艺术分割的时候，就产生了这种严重的危险，

　　「从前所写的都是为我们的学习所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这是使徒保罗对罗马人所说的话（罗15:4）。旧约的历史为我们写下来，不只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更是为了我们可以从前人的经历中学习，这些教训将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并且指导我们属灵行程的进展。当今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神学或历史知识，而是我们所拥有的知识应该实际地应用于生活。

　　写出这样一本书的作者，对其他人欠了一大笔债，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只包含很少的真正原创，而大部分都是别人研究的成果。因此，以下各章并不自称包含任何对历史事件细节的新见解，它们很少包括任何一位熟悉教会历史一般进程的人所不熟悉的事。本书的目的是在二十世纪后期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阐明神在过去两千多年中所做的一切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如果我们同意我们可以从其他人的属灵经历中学到一些东西，那么我们肯定可以从过去的得胜和失败中学到很多东西。

　　读者有权判断接下来各章得出的结论是否合理。有些人可能不同意、甚至强烈反对作者的推论，但如果这本书能激发人们诚实地思考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并鼓励人们渴望学习和遵行神在历史中所说的话，那么这本书就达到了它的目的。

　　在寻求和追溯教会属灵运动的轨迹时，很明显，在本书的有限范围内，只能列举历代以来神的灵为实现神的旨意所用的部分方法。盼望这个简短的概览足以表明神圣的原则，这些原则在今天和教会初期同样重要。

　　任何打算从历史事实中吸取神学教训的研究，都必然会在术语上遇到困难。在纯圣经的语境中使用的术语意味着一件事，在历史的语境中却通常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本书主题的「教会」一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它的使用并不局限于其严格的圣经意义。书中尝试使用带有英文大写「C」的「教会」来表示高度组织化的、历史性的基督教，而带有小写「c」的「教会」通常用于其他用途。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完全解决了难题。 如果读者有时对为什么使用这种形式、而不是另一种形式感到困惑，这可能只是表明作者心中也有同样的困惑。但是，不管这个词使用了何种形式，上下文和特定的位置应该始终能使它的含义保持清晰。

　　结尾所附的简短书目，旨在鼓励那些可能会被后续章节激发去了解更多信息的人开始进一步的阅读。因此，列表中的书籍主要是易于获取和阅读的。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引用的经文都是修订版（RV）。

　　教会的历史记录了人对神话语的反应，显示了顺服和不顺服的结果。作者的祷告是，无论如何，盼望这本书能成为一些人走上更加顺服永活之道的途径。

约翰·甘乃迪
一九六四年三月于贡土尔（Guntur）

布鲁斯序

　　有人曾经说过：「『真正的教会』只能在那些从传统教会中分别出来的群体中找到——但是仅在他们刚刚分别出来的那一刻。」为什么说「在他们刚刚分别出来的那一刻」呢？因为，经过几年之后，那些因传统教会在信仰或行为上犯错而分别出来的群体，自己也开始展现出与传统教会一样令人难以忍受的现象。

　　教会历史比较偏重于基督教主流的发展，而忽视了一些被人认为不过是有「微小」贡献的人物或运动。这是很可惜的事；因为这些「微小」的贡献，经常包含了一些被当代主流教会所忽略的重要真理。在我自己的家乡苏格兰，从官方教会中分离出来的主要原因，经常是对原则的坚持。这些原则本来应该是官方教会所持守的信条，可惜反而却遭忽略。

　　甘乃迪先生将我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在一些经过了许多世纪、在传统教会以外坚持使徒信仰的基督徒团体身上，是一件非常好的事。特别是在基督教合一运动流行的时代，更有意义。因为一些与传统教会分别出来的群体，现在透过合一运动，找到了较宽广的相交范围。但是，另外也有人和传统教会及合一运动保持距离。他们并不以同样的热情，把这看待为「当代中最伟大的事件」。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是「奇特独居的子民」；甚至在某些地方，他们也成为了因着分别出来而遭受歧视的牺牲者。

　　这正指出了判别「真正教会」标准的重要性。像这样的一篇序文，并无意要挑起对这些观点的争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不论在主流教会的内部或外面，任何有神仆弥赛亚（祂是教会的主）的灵（心态）彰显的地方，在那里就能绝无谬误地认出祂真正的教会。

　　传统的教会并不常以这样的灵（心态）来对待分离出来的团体。他们经常打着基督旗号进行蔑视与镇压，而非采取理解与忍耐的心态。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分别出来的群体，他们自己在对待传统教会的态度上，也常显不出该有的灵（心态）。他们总有一种倾向去公开指责传统教会为虚假、背教以及敌基督。如果没有直率地认指传统教会为大巴比伦的淫妇，已经算是好的了。

　　从甘乃迪所撰写的教会历史中，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传统的教会需要小的群体来提醒她真正的任务、扮演令人讨厌的角色，而这些小群体也需要传统教会使得他们独特的见证得以定位，并生发意义。

　　与甘乃迪先生的书中后段所提到的一些运动有关的哈罗德.圣约翰（Harold St. John），曾经在一群与他志同道合的基督徒会议中说过：「我们曾否承认我们欠了传统教会无法计数的感激？我想起了罗马教会，她有血腥的罪恶，也有超越的圣徒，而且她在早期中古时代，曾经如磐石般地竖立。在无神论及异端攻击的日子里，多次地保全了基督教社会的架构。我想起在这一块土地上，官方教会几世纪以来在英格兰的乡村城市间保存住了活的信仰。感谢神，藉救世军弟兄们提醒我们关怀穷人；感谢神，藉贵格会的弟兄们曾倾倒出生命、财产以及怜悯，在许多黑暗的地方服事可怜的难民。难道批评弟兄之时，我们不应该把手放在嘴巴上吗？」

　　如果甘乃迪先生在挥舞着「见证的火炬」帮助读者们保持使徒信仰的纯正时，同时培养出一种宽容的爱心，那么他的书就成就了一个崇高的目的。为此，我乐观其成。

布鲁斯（F. F. Bruce，1910-1990年）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释经学教授，作者的同班同学
著有New Testament Documents: Are They Reliable?
该书被《今日基督教》杂志评为「塑造福音派的50本书」

滕近辉序

　　写历史有三条路线：一是根据官方资料来编述成历史，这一种史料自然是采用官方立场与观点。二是故意与官方资料相左，为要达成另一种目的。三是穷追历史真相，而作客观的研究。

　　显然，前两种的著作有其政治或其他动机，因而产生偏差与错误。但是事实上，第三种著作也可能有不自觉的偏差与错误的结论。大体而言，第三种是最有价值的。

　　本书有其历史上与属灵上的独立价值，值得一读，可以给予读者一种新颖的角度与思路，引起反省与深思。

　　本书指出两千年来，许多遭受官方教会压制的信徒团体，为何坚持圣经信仰与纯朴生活，为主作出刚强不屈的见证，成为历代的属灵火炬。

　　本书也指出：权力化、组织统一化、与礼仪化，是教会腐化、僵化、与外表化的基本原因。

　　本书又更深入地指出：一些为了抗拒上述三化而成立的团体，又不知不觉地走上权力统治的道路。举出了十九世纪英国弟兄会内讧例子，和宗教革命以后对敬虔派及重浸派等压制的例子。这些都是重要信息。

　　但是，当读者阅读本书的时候，也需要以更开阔的眼光来慎思明辨。略举数例如下。

　　一、本书认为在使徒行传里面，已经有权力的圈子——圈内路线与圈外路线，或称彼得雅各路线，或称耶路撒冷路线或安提阿路线。又过分强调其间的对立，认为使徒行传十五章所记载的首届大会，是彼得的胜利，订下了犹太教意味甚重的条例，要外邦信徒遵守（徒15:20-29）。事实上，那是众使徒们在圣灵带领之下的决定（徒15:28），把外邦信徒从割礼的要求之下释放出来，是福音信仰的大胜利。至于那些条例的订立的真正目的，是减少传福音的阻力，消除犹太人在心理上、文化上与宗教上对福音的抗拒力。使徒行传十五章廿一节道出了这一个用意。保罗绝不是在彼得派的压力之下而为提摩太行了割礼（徒16:3），乃是为了给福音建筑桥梁的缘故。这就是为什么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加6:15），他的重点是传福音救人，礼仪是次要的。

　　十九世纪的德国新派神学者包尔（Bau），就曾藉着保罗责备彼得一事而大做文章，建起一套理论、作为另释新约圣经的根据，影响了不少人对圣经的信仰。本书当然不是这样发挥，却也有过分强调之嫌。

　　二、本书有时过分注重权力压制与被压制之间的关系，而作出不太正确的结论。例如：作者对第二世纪的孟他努派的认识不正确，竟有称赞之意，认为他们是对教会组织化、形式化的反动性的一种复兴。但历史告诉我们，孟他努派自称是主耶稣所预言要来的「另一位保惠师」（约14:16），宣称：昔日上帝在基督身上显示祂为人子，现在上帝在祂身上显示祂为圣灵，它说：「我不是天使，也不是长老，我就是主上帝，我来了！」他们极端重视讲预言（强调所谓知识或是智慧的言语）。孟氏预言，基督即将降临在小亚细亚弗吕家境内的帕普撒（Papuza），在那里建立新耶路撒冷。它呼吁信徒放下一切，到那里聚集，过苦修、独身、禁食的生活。这是古代最早的极端、甚至异端灵恩运动。

　　三、本书着重教会主流历史之外的神的工作，这是很需要的一本书，使信徒扩大了眼界与思路，很有贡献。但是，如果本书也叙述到神在主流教会内的作为，那就更加完全了。神不是在主流教会中赐下历代的大复兴运动和普世传福音运动吗？主耶稣写信给小亚细亚的七教会（代表历世历代的众教会）；神在天主教（罗马教会）走错路的时候，赐下宗教革命——回到圣经的运动；神又在基督教圣公会权力化、仪式化的时候，赐下卫斯理复兴运动和后来圣公会内部的福音信仰运动（The Evangelical Wing – The Low Churches）；最近，美国卫斯理公会内部也产生恢复约翰·卫斯理路线的运动。在普世各地众华人教会（宗派和独立的）当中，不是以基本圣经信仰与灵性为主流吗？神不是在许多宗派和独立教会中赐下许多信仰纯正、灵性美好、忠心事奉的领袖吗？

　　感谢神，祂是宇宙之主，历史之主，教会之主！祂仍然高高坐在宝座上。

滕近辉
一九九六年三月于美国新泽西州

林三纲序

　　我们都愿承受主耶稣的托付：「在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但不一定深究这「见证」的意义。我们也盼望使徒保罗的心愿：「愿祂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早日成全，但不一定查问我们现今所在的教会是否符合神的心意。很可惜的，我们大多迷失于现实的光景中，只宝贵爱神的心情和事奉神的热诚，注重许多服事上的技巧与果效，不知不觉落到现时代的形式与礼仪中，并很少摆脱现状，回到圣经，来寻求究竟什么才是神的旨意。正如本书所说：「今日大部分基督教的服事，完全接受组织化的教会——就是『教会』这一观点，对于是否按神的话语来建立教会，则很少有人关注。」

　　在已过的三十年中，在台湾和纽约，得多次机会与本书作者约翰·甘乃迪促膝详谈，得知他对神的话语有深邃的领会。由于他在印度长年服事所遇到的艰难与困惑，促使他深切地寻求神对教会的心意，经过广泛地研究这两千年来教会中所发生的事迹，发现神确是在高天的宝座上，在诸多复杂、错综的环境中，仍引导并扶持一班人，作出明亮又刚强的见证。他们虽然不能算是完全，仍该算是火炬，照亮了当时的信徒。如今我们所处的情境，比以往更加复杂，我们更该以从前的火炬作为借镜，求圣灵开启圣经，以明白教会该走的道路。

林三纲
一九九六年美国纽约州

王国显序

　　记录在基督教中所发生的大事的历史书，虽不能说是很多，但也不能说是很少。只是记录下神在教会中做工的历史书，虽不能说是凤毛麟角，但确实是不多。《使徒行传》是最早的，它是圣灵亲自写下的一本，不单是记录了使徒时期的教会历史，也显明了让人明白怎样去领会神在教会中做工，叫人知道不是去看人在历史中做了什么，乃是看神在教会中怎样带领并管理，成就祂永远的计划。

　　教会历史所经过的路，是曲折并艰难的，因为教会的历史不是只有人与人的关系，乃是复合着人与神的关系，并人与撒但的关系，当然也就少不了神与撒但的关系。所以，教会的历史就是属灵争战的历史，神要建立祂的教会、来完成祂永远的旨意，而撒但也用尽各样的方法，使教会偏离神的旨意，不让神永远的计划可以成功——两千多年来的史实，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教会反复地偏离了主的见证，主也不住地挽回教会，使教会从偏离归回正道。

　　《见证的火炬》是少数记录神在教会中做工的历史书之一，并且所收集的资料是直到近代，所以更能使人看明神作工的路。虽然其中有一些事，如对教会组织的解说上有可商榷之处，但是瑕不掩瑜，因为对属灵的历史本身的记录，是非常明确的。志雄弟兄有负担把它译成中文，对清心爱慕主显现的中国基督徒来说，那是一项喜讯。

　　不留心神在教会中怎样做工，就不容易找到跟随主的道路，即使是一时找到了，也很快就会迷失。因为人是多注重人的工作，少留心神的计划，必然的结果，就是人所做的代替了神所要做的、掩盖了神所要得着的。属灵历史的真实与宝贵，不在乎人的评价，而在乎圣经真理的印证。历史显明了神话语的标准，神的话语确认了历史的属灵价值和意义。我们仰望神的怜悯，叫我们阅读教会的历史，不是在看历史故事，而是在其中寻找到讨神喜悦的道路。

王国显
一九九六年一月廿四日于美国旧金山

译者序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道书第一章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哥林多前书第十章11-12节

　　「（在世界的末了）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24节

　　当我们以福音派纯正的信仰、灵恩派超然的经历、或是奥秘派属灵深处的亮光为追求的目标之时，我们可能已经忽略了神永远的旨意。耶稣基督的见证到底在哪里？神在永世中所经营、所建造的到底是什么？这是有心追求的弟兄姐妹所当思考的重要课题。

　　教会的历史能帮助我们看见，神如何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恢复的工作。所以我们就不能单单以追求复兴为满足。对于历史的解释，我们并不一定要完全接受作者的看法，但是我们却应该好好地思想，神要的是什么？

　　在这两年翻译的日子里，实在令我们由内心深处敬拜这一位不放弃我们的主，祂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我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祷告，就是希望借着这本书，能在华人的教会中激起一点点的反思。或许在祂的恩典中，我们也能成为祂恢复工作的器皿之一。

　　整个翻译过程中，非常感谢滕近辉弟兄的指导、王国显弟兄的鼓励、仰文奎弟兄的电脑打字、梁淑德姊妹的润饰与校正，以及许多无名者的代祷。相信主必亲自报答。但愿荣耀、尊贵、赞美都归给至高无上的父神和在宝座上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刘志雄
一九九六年一月于美国新泽西州

　　美国人爱国。美国人爱看球赛。这两件事实的关系，表现在球赛前全体肃立唱国歌（通常是一人独唱）。唱完了，开始打球，以下的节目与前无关。赛球的球员，看赛球的观众，都不会比不在场的人更爱国；即使多参加几场，也不会进步。

　　记得许多年前，从《信仰与生活》季刊的文章看到这个突出的妙喻，是说到许多讲台的问题：讲员上场读一段或一节圣经，然后，开始他的登台说教，从始至终，不再跟经文发生关系。想想看，当时华人教会的讲员，确实是如此情形。那时，赵中辉牧师主编并翻译的《信仰与生活》在台湾发行，所面对的教会景況，是有布道而沒有神学。对沒有神学的讲道的恰当描述是：讲员读读圣经，讲他的个人见证，加上大量的故事、笑话。那样，听的人在会后与会前并不感觉有什么不同。

　　福音传到中国以后，基督教为文字事工的前驱，报纸、杂志影响社会思想、领导维新。后来教会刊物中，有福音和造就性的，有主日学和青少年教育，惟独缺少神学教育文字。因此，许多年来的工场情況，是有布道而沒有神学。

　　到了二十一世界，许多华人教会的讲台仍然是有布道而沒有神学。仍然有一些人的神学作品，不是不通，就是叫人看不懂。而赵中辉手中出去的东西，总是叫人在信仰上得造就。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信仰与生活》季刊，虽然沒能成为普遍发行的刊物，所出版的那些书，也沒有成为什么畅销书，但那并不是意外，正是该有的现象；不过，不仅对神学界，对华人信徒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赵中辉生于1916年农历8月2日，家乡是辽宁省开原县中固镇。幼年时因父亲纳妾导致家庭分裂，他与母亲和最小的哥哥一起生活。家人虽然通过当地的宣教士接触到了福音，但只有母亲一人是基督徒。当时东北陷于混乱之中，土匪四起。家长以为还是让子女早完成婚嫁好。所以中学还未毕业，就于1932年3月4日与李玉珍女士结婚。

　　1935年，焦维真姊妹（1888-1971年）来东北，在东北营口圣经学院举办第一届东北基督徒培灵会，讲员是王明道先生。在聚会的第二天晚上，赵中辉在睡前祷告时，蒙圣灵光照，过去所犯的罪如同电影一幕幕呈现在脑海中，于是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求主宝血洁净。赵中辉重生得救后，蒙神呼召，愿意把一生奉献给主，为主作工。于是入读营口教会培真中学，后于1936年入读东北营口圣经学院（圣经神道院）。

　　赵中辉在二十岁作圣经学院新生的时候，长子得恩已经出生了。先后育有五男五女。男得恩、天恩、享恩、鸿恩、伟恩；女旭光、瑞光、恩光、爱光、淑光。现代的人心，多变易迁，到了有名声，有地位，或有利可图的时候，就把结钻营，跳到不同的工作，或不工作。赵中辉在这样的环境中默默地工作，工作了超过漫长的半个世纪。他夫妇的美满婚姻，维持了七十多年。现代人趋利忘义，随时换「事奉」岗位；随时换婚姻伴侶，就像换外衣一样，赵家不仅是今之古人，简直仿佛是神迹。

　　赵中辉的神学思想起初是阿米念派，后受时代论神学的影响，最终接受了改革宗信仰，从此一生就在改革宗范围工作。他只是改革宗翻译社的同工，却不是属于宗派体系的宣教士，一切生活费用全则全凭信心，靠圣徒奉献。这样奇特而恒久的关系，是因为神安排了三位异族知己、伟大的同工：魏司道（Johannes Geerhardus Vos，1903-1983年）、伯特讷（Loraine Boettner，1901-1990年）、包义森（Samuel E. Boyle，1905-2002年）。这三人仿佛是神所预备「三股合成的绳子」（传道书4:12），不仅长期忠实维系改革宗翻译社事工，也把赵中辉全家，拉到太平洋彼岸的美国。

　　爱尔兰宣教士康慕恩（James McCommon）牧师为了造就维护纯正信仰的传道人，于1930年创办了营口圣经学院，这是东北教会开办的第一间神学院。首任院长是山东华北神学院第一屆毕业的韩凤冈牧师，因为他灵命丰富，各地不同教会的学生纷纷来校就读。1936年，赵入学的时候，同班的学生有三十二人，在当时，可算是很多了。1932年三月九日，日本支持的满洲国成立。康慕恩牧师继任院长，当时学校主要是教导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

　　1938年，来自美国改革宗长老会的宣教士魏司道博士来校执教系统神学，他是著名改革宗神学家魏司坚（Geerhardus Johannes Vos，1862-1949年，又译霍志恒）的儿子。魏司道博士的改革宗神学和他谦卑爱人的品格，深刻地影响了赵中辉的一生。从此，赵中辉的神学立场由阿米念神学和时代论神学转变为改革宗神学，在魏司道博士门下受教，立了良好的信仰根基。在其自传神恩浩大中写道：

魏司道牧师教我们最后一年〔1938年〕的系统神学…我神学思想上有了极大的转变。…根据改革宗的立场乃是重生在先，相信在后。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常在课堂或私人谈话中彼此辩论。魏牧师学问渊博，父亲又是有名的神学教授，以他神学的资历来教我们，可说是驾轻就熟，又加上他为人谦虛并有爱心，所以我在课后时常到他家中与他长谈，所谈的题目，多半是时代派与改革宗信仰之间的差异。谈话时魏牧师常引经据典，不厌其烦的为我解答各项疑问，我们师生之间，因而培养了很深的友谊。（页38）

　　1940年，因为英日关系转变，学院与满洲国文教省也有困难。康院长回英国。因为美日关系较好，魏司道牧师接任了院长。原在黑龙江省青冈县「北大荒」开荒布道的赵中辉，应魏司道院长之召，到营口，作魏的中文秘书，协助他的工作，主要的是帮助整理讲义。魏介绍伯特纳著的《基督教预定论 The Reformed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给赵，他看后对真理有深入的认识，即写信给伯特纳，表示深愿翻译成中文。得其回信同意，并寄来所著《圣经的默示 The Inspiration of the Scriptures》，嘱他先译关乎圣经真理根基的启示论。从此二人开始了神交。赵将二书先后翻译为中文。

　　1941年春，学院复校才半年，文教部即下令结束。魏司道牧师于3月15日离开了他事奉了十多年的东北，返回美国坎萨斯州，任一个小教会的牧师。赵中辉受托作解散后的负责人。那年12月八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次年夏，赵中辉代表学院，把所管理的全部财产，移交给一位日本牧师石川四郎接收。以后的时间，他在营口附近的大石桥长老教会担任副牧师，直至1945年8月世界大战结束。

　　1946年至1947年，他考取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翻译工作。继在沈阳的中学并基督教青年会教英文。在这期间，断续地与魏司道和伯特纳联系，想去美国读神学院。但因为沒有大学毕业的入学资格，只有程度差的「信心神学院」接受他。

　　偌大的家庭怎么办？正在他预备撇妻离雏单身赴美的时候，他到上海江湾中华神学院去，副院长甘霖（Dr. Albert Greene）知道他的安排，直言责备他，说是长期与家庭分离，是不合圣经真理的。并且说：「我们现在应该祷告，求神让你的家人来相聚。」曾在营口神学院教他腓立比书的焦维真教士也这样说。适改革宗的安笃思牧师（Egbert Andrews）介绍，信义会总部有飞机去沈阳，接载他全家到上海。安顿下家小，他只身到苏北如皋的教会牧会。在那里，他工作了只约半年的时间。包义森牧师就找上了他。

　　包义森博士在战前就来过中国，在广州传道，并与中山大学的数学教授韩家礼先生合作把梅钦（Gresham J. Machen，1881-1937年）的《基督教与新神学 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译为中文。因战爭被迫回国的时候，他也把译稿带在身边，视为珍宝；他并且时时以维护信仰的事为念，立心组合翻译神学著作为中文的文字宣道事工。《基督教与新神学》经赵中辉校对后，于1951年在香港出版。

　　1947年，包义森再度东来，在华南地区传道。他曾见到伯特纳博士，伯特纳介绍只有通信交契的赵中辉给他。包写信邀约赵中辉到广州同工。这样，进入赵家的生命里，给他们一家属灵和物质上的帮助。他们的交情，持续了半个世纪，达三代之久，很难想出有同样的史例。包义森牧师对赵家真是亲如家人。改革宗翻译社的成立，也是得力于包义森的筹维推动。

　　1949年3月15日，包义森发出一封长信，介绍改革宗信仰的重要，并推介赵中辉和翻译社。那年，赵中辉在广州创办《改革主义信仰》双月刊杂志，分送到广州市以及内地各省，甚至包括东北，沈阳，营口等地，并开始翻译改革宗信仰书籍。同年10月，杂志更名为《信仰与生活》。包家和赵家，先后迁往香港的离岛长洲。

　　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赵家全部大小十多口，播迁多次，每次都是包殷勤招待安排，而且都亲自帮忙搬家。到上船的时候，他甩下衣服，动手搬运东西，仿佛是自己的兄弟。这样爱心的行动，不必自我宣传，外人看了也有感受。从广州，到香港长洲。包牧师不仅动手，还要动口：因为赵家都不懂广东话，包却精通；所以中国人之间讲话，洋人作翻译。在赵中辉著《神恩浩大——我和我一家的见证》，他自己有一段很生动的记载：

搬家那天，天下着小雨。包牧师把我们安置好以后就回家，告诉包师奶煮了一大锅饭，燉了一锅菜，他就连饭带菜从山上给我们送下来；而我们两家相隔遙远，从此就可看出包牧师的爱心是何等大。包牧师来时，因为两手端着东西沒办法打伞就淋着雨来，腰间还插着一把斧头，来给我们钉蚊帐。他走后〔房东〕邓先生就问：「他是你什么人？」我说：「他是我美国的同工包牧师。」
邓先生就说：「他以前来找房子时，说是为一个同工来香港住的。我从来沒见过一个外国人如此对待中国同工的，真是不得了，他太有爱心了。」（页125）

　　这样的友谊，外人也希奇，身受其惠的赵家大小，怎会不深刻在心上？

　　1950年7月，包义森先到了日本。同年12月，包义森牧师靠主排除一切入境的困难，在他安排下，赵家迁往日本。在日本，住在神戶市，与包义森和孔罗瑞教士（Miss Rose A. Huston）为邻，共同作教会工作，开荒布道；并从事编译期刊，出版书籍，在香港印刷。孔教士曾在齐齐哈尔传道，对赵家很为关爱。在这段时间，他帮助附近的华人教会讲道，也在那里的改革宗神学院修课。

　　1954年，赵中辉在日本被北美改革宗长老会正式按立为牧师。同年，进入关西大学修读英美文学。因为他始终着心去美国修读神学；而那时美国正规的神学院，必须具有大学毕业学位，才可申请入学。1956年6月获关西大学文学士学位后，到改革宗长老会神学院（Pittsburgh Reformed Presbyterian Seminary）进修一年。8月22日，自神戶登轮启航。9月12日，抵西雅图登岸。然后，乘火车南下，再由凤凰城搭火车而东，中途在欧马豪会晤向慕已久的伯特纳博士。

　　伯特纳住在郊外一座小山上，生活简朴，为人祥和谦卑。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但未曾牧会，因他不善辞令，不能公开演讲，就在肯塔基州一所基督教大学教书，并一生从事写作。妻子早就辞世，所以独居在母亲遗给他的小房里，却是欧美知名。他的书由一家基督教出版社代他出版，有时自己出资付印，售价较廉。他的书前面印有特別声明：

任何人都可从此书中采取资料，不必得到作者许可。因本人预备此书时，从各方面得到帮助，有的给予承诺，有的也沒有得到承诺。本书作者相信，在此所说的都是圣经真实的教训，所以本人的意图并非在限制用途，乃在推广。（神恩浩大，页160）

　　先从文字上的认识仰慕，而与伯特纳博士相交；到二人晤面，是在赵到美国，已经为十六年后的事。

　　1957年夏天，由神学院安排，赵中辉在美国各地改革宗长老会教会以及与改革宗长老会教会友善的教会中，介绍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的工作，行程遍及十四个州。某个主日在芝加哥改革宗长老会讲道，讲道后，在门口与会众握手道別。

头一位与我握手谈话的是一个高大绅士型的美国人，他头一句话就问我：「你家人都在匹茲堡吗？」
我说：「不，我家人都在日本，只有我一个人在此。」
接着，他又问：「你愿不愿意你全家都来美国呢？」
「当然愿意，但是现在困难重重。」
「你有什么困难吗？难道你的教会不替你申请吗？」
我说：「教会是能替我申请移民，问题在于旅费。」
然后他问：「你自己能预备多少呢？」
「我自己现在根本沒有什么预备。」
这时，后面排挤了很多要出来的会友。
他说：「对不起，我现在拦阻了许多人，等一下你与他们握手后，请你到停车处，我想和你谈一谈。」
我说：「好啊！」
与会众寒喧后，我就去停车处找他。他继续跟我谈：
「要接你家人来美国需要多少钱？」
「有朋友替我估计，大概需要五千元美金才能把家人从日本接来美国。」
他说：「我太太和我，在银行有一笔存款，我想我们能给你这五千块美金，帮助你家人来美国。」
我听了这话，好像作梦一般，不知是真还是假。我就对他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这么慷慨，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他说：「你也不用谢我，假如我在回家的路途中被车撞死，你这感谢也是徒然。我们只要感谢神就好了。你现在住在牧师家吗？」
「是的。」
「那明天早上九点我来接你到我住处谈一谈。」…
第二天，他果然九点就来了。而到此时我还不知道他姓啥名谁。…（页164,165）

　　在车中交谈，知道他是奈迈尔（Frederick Nymyer）先生，是前芝加哥太阳报的经济版主编，现已退休，是六家大公司的董事。他家住在一幢很普通的红砖瓦房里。他吩咐祕书预备好了信托银行的信：「请拨款五千元给改革宗翻译社，用途是接赵中辉牧师全家来美国的路费使用。请翻译社不要做任何书面发表。」五千元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然后，二人同到餐馆午餐。

　　事实的情形，赵中辉家人来美的想法，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包义森写信告诉他：前此，国会通过的「难民救济法案」，允许在三年內209,000人移民，但条件限制极严，一年半过去了，只约1,000人合格入境。在高级专业资格外，还要求旅费，就业和一年的生活保证，另有紧急预备金，以备必要时遣送离美，总计一万多美元。

　　赵不是计较薪金的人，但一家人的旅费是少不得的，最低的生活费用也属实际需要；而凭信心工作的翻译社，所有极为有限，还不能筹措一半。因此，包义森信中说：作为朋友，在此情形下，如果赵另有他就，也能充分谅解。不过，在赵一方面，不仅別无工作，就算是有，他也不是因缺钱就离开的人。在这样困境中，神及时借奈迈尔及时供应，解決了一切困难。圣灵的能力感动，在人心中作工，就是这样。1957年秋，赵中辉转学至威敏斯德神学院完成学业。1958年10月，一家十一口由日本到了美国，与赵中辉重聚。

　　如果你推想，朋友相感，赵也有些好处，那不会错：他感念旧谊，始终忠诚于知己；但如果你把他想得太好，「好」到逢迎唯诺，出卖自己思想，那就错了。赵中辉只有一件事不会作，就是不会看风使舵。他的笔下沒有写过违心的话，绝不为了讨人喜悅而背真理。

　　赵中辉为人谦和浑厚，立身岳岳，绝不像时下一般小人，识不得几个字儿，就夸夸而言「学术」，好像是二千年前的文士复为苍生出；他绝不摆出一副神学家的面孔，而平易近人，不轻易谈什么神学，更很少搬弄什么原文。他在孩子还未出生的时候，就已经精擅英文；却除了翻译而外，总深藏不露。今天的「太监神学家」，「宗教买办」太多了，以致宗派的声音太大，而真理静默，市上听不见真理的声音。

　　赵中辉虽然一直与洋人同工，但绝不是卖身投靠。1968年，改革宗翻译社搬到台湾，《信仰与生活》季刊迁回台湾发行。蒙神的恩典，这信心工作的刊物，已经度过了三十年。赵中辉所翻译的书籍，除了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 、《圣经的默示》，以及与包森义牧师共同翻译的梅钦的《基督教与新神学》之外，还包括巴文克的《基督教神学》、华菲德的《加尔文与加尔文主义》、艾礼斯的《摩西五经》、巴刻的《传福音与神的主权》、加尔文的《罗马人书注释》（与宋华忠合译）、康恩的《现代神学论评》、伯克富的《基督教神学概论》、伯克富的《基督教教义史》、《历代教会信条精选》等等，以及第一本《英汉神学名词辞典》。这些书籍造就了许多圣徒，奠定了许多教会的改革宗神学基础，也拓展了整个中国教会的神学视野。

　　1977年，美国宾州的日內瓦大学（Geneva College）颁赠赵中辉荣誉博士学位，表扬他的成就。　赵中辉继续工作不辍。到1996年，年满八十岁，才告退休。《信仰与生活》季刊发行到2000年，改由中国福音会出版，终告停刊。

　　赵中辉一生译著之丰，在中国基督教出版界难有人能望其项背。他一生翻译、编写了85本神学书籍，22本福音护教小册，编译、出版180期的《信仰与生活》杂志，内容皆以讲道、神学、护教为主。这些默默无闻的工作，对华人教会和信徒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2005年5月26日，美国宾州非拉铁非城的威敏斯德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颁赠荣誉神学博士予赵中辉。

　　赵中辉认为，要拯救大陆百姓，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积极培养中国的神学家，因此积极鼓励次子赵天恩（1938-2004年）于1965年赴台教书，观察台湾神学教育的环境。赵天恩一生致力于中国的高等神学教育和宣教，先后创建了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75）、中国宣道神学院（1987）与中国的中福神学院（2001），曾任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第一任教务主任（1971）、道生神学院复校后的第一任院长（1988）、基督书院院长（1989）等。1978年，赵天恩重返中国，将改革宗神学带回中国，对中国家庭教会的成长过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本文原载于《翼报》，作者于中旻，编者有所补充）

　　宣信博士是解经家、作家、编辑、诗人、教师、牧师、传福音者、宣教士、组织家、领袖、具有医病恩赐者……从来未见过有这么多的属灵恩赐，集中于一人身上，像宣信一样。

　　史百克（Theodore Austin Sparks）经常这样说，在美国他所认识的众多传道人中，宣信博士可以说是最属灵、最有圣灵能力的。内地会总干事霍斯牧师（Rev. F. Frost）这样说： “宣信博士是属于整个基督教的，他的事奉超越了边界，他的影响力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

目录

第一章、童年的生活
第二章、在大学的日子
第三章、忠心事奉神
第四章、神的医治
第五章、离开十三街长老会
第六章、面向全世界
第七章、宣信的文字工作
第八章、宣信的诗歌
第九章、灵恩运动的冲击
第十章、始终是锡安主义者

第一章、童年的生活

　　一七七四年，宣信的家庭从苏格兰迁居到加拿大的爱德华王子岛（Prince Edward Island）。那一年宣信的祖父雅各·宣信（James Simpson）才五岁。雅各布·宣信长大了，就在岛上结了婚，生了三男四女。他的第四儿子小雅各（James Simpson，Junior）于一八三七年二月取了珍妮·格拉（Janet Clark）为妻。定居在爱德华王子岛的湾景镇（Bayview）。

　　小雅各夫妇的先辈一直持守苏格兰长老会的信仰。小雅各于十九岁悔改信主之后，就喜爱读圣经。他们夫妇共有五个儿女，宣信（Albert Benjamin Simpson）乃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一八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宣信一生下来，他母亲珍妮·宣信（Janet Clark Simpson）就把他奉献给神，至于将来宣信是做牧养工作或宣教工作，她就由神来定规。他母亲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宣信，恐怕影响他个人的决定，唯恐他不能行在神的旨意中。宣信出生才数星期，一八四八年初，适有加拿大首名往南太平洋（SouthSeas）宣教的约翰·格迪（John Geddie），在前往南太平洋新海布里地群岛（New Hebrides）途中；路经宣信的家乡，遂即为宣信施洗。约翰·格迪在祷告中，把神圣的宣教使命托付予宣信。二十一年后，约翰·格迪重逢宣信时，又一次提醒宣信当日的献身祷告。

　　后来爱德华王子岛经济衰退，雅各·布宣信举家搬迁到加拿大的内陆安大略省（Ontario）的漆咸市（Chatham）。他们在九英里外的市郊，买了木屋和农地。

　　宣信的母亲珍妮·宣信，很有诗人的气质，优雅、高贵，并富想象力。她在爱德华王子岛养尊处优，这时对加拿大农庄的艰苦生活，感到单调和乏味。有时这种刻板的生活，使她情绪低落。在宣信童年时，常在深夜，听到母亲的寝室传出母亲啜泣的声音，就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母亲床边跪下祷告，求神安慰他母亲悲观、失望的心绪。宣信母亲由于有诗人的气质，也就有作诗的天赋，她还经常诵读英国的古典诗集。宣信的作诗天才，可以说是从母亲遗传来的。

　　宣信的父亲雅各布·宣信，是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的长老，他坚信那些从苏格兰长老会秉承下来的信条和规例，并严格遵守那些非常严谨的清教徒（Puritans）规条。每逢主日，他们一家人就挤入马车里，急急地赶往九英里远的教堂作礼拜。有时主日遇有特别事情，赶不及到教堂作礼拜，一家人便聚集在客厅里，连续几小时读圣经，或者读一些属灵书籍，包括贝斯德（Richard Baxter）的《圣徒的安息》（Saint’s Rest）。

　　他父亲严格恪守主日，主日余下的时间，要一家人沉思默想。有一个主日，下午天气晴朗，宣信冒险溜出屋外，被他父亲看见，认为小宣信正享受不敬虔的自由。他父亲认为主日不适合打孩子，就在星期一早上，鞭打了宣信一顿。后来宣信的哥哥侯活·宣信（Howard Simpson），把宣信拉到一旁，传授宣信逃避鞭打的经验。个中秘诀是，鞭打那一天，比父亲早一点起床，点上蜡烛，念那大本的圣经，大声祈祷，表示有忧伤痛悔之心。宣信也就以不圣洁和不敬虔的假悔改，来敷衍父亲，来逃避鞭打。不过，这样严格的家庭教育，使他在潜移默化中，堆积了宗教的意识，虽然他当时并不认识神。后来宣信得了圣灵的光照，得着了新生命，一切的潜意识，都藉着新生命，成了真理。稍微长大，他逐渐地渴望有真实的属灵经历。到了十岁，他渴望成为神宝贵的器皿。在他十四岁那年，他经过了一段日子的考虑，决定攻读神学。影响他作出这决定的，是他阅读了太平洋的玻里尼西亚群岛（Polynesia）一位传教士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的传记，书中叙述约翰·威廉斯在欧罗孟哥（Euromango）殉道的经过。

　　有一天，宣信的父母把他和哥哥侯活叫来，父亲说，根据旧约圣经的教训，长子应该分别出来事奉神。那就是侯活将来出来作牧师，宣信和其他人留在农庄做工。全家在经济上支持侯活的事工。宣信虽然才十四岁，却大胆地向父亲提出，他有办法找出路，自费读神学，他不会增加父母的经济负担，他只要父母为他祝福。他的父亲雅各·宣信听了，静默了一段时间，实际上他因着两个儿子都愿献身事奉神，深受感动，他简单地和激动地对宣信说：“我的儿子愿神赐福予你？”

　　有一次宣信和一位同学，到河边摘野葡萄，不会游泳的宣信，跟同学一下水就沉没了。他不断在水中挣扎，永世的光景，恍惚展现在他眼前。他被人拉上来，放在岸边，不久就苏醒过来，他仿佛在渡过临终的一刻一样。这个被水淹没的惊险经历，唤醒宣信去关注灵魂的归宿问题。

　　宣信十五岁时，就不继续在家里受家庭教师教导，而是被父母送到离家九英里之遥的漆咸中学（Chatham High School）就读。换句话说，以宣信孱弱的体格，在任何天气下，每天都要来回走十八里路。在一个周末，情绪不稳定的宣信，徒步回家时，竟然迷失了路。突然间，他意识到自己绊倒在一排排印度教的坟墓间，他幼嫩的心灵被吓得毛骨悚然，精神大受刺激。等到他父亲在森林里找到他时，只见他已痴痴呆呆，失去常态。

　　遇溺、迷途，一连串的精神打击，加上沉重的功课，使他不胜负荷。一八五八年，在他十五岁时，他的精神崩溃，健康遂即垮下来。医生警告他一年内不能再看书，因他的神经系统已经受到挫伤，并有生命之虞。他经常有一种对死亡的恐怖，他为着死亡的随时到临而恐惧不安。有一天，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他已经支持不住，甚至对主耶稣也已经失去信心，他请求父亲到他床边为他祷告。在他父亲恳切祷告之后，神确是听了这位心灵破碎的父亲的祷告，宣信的健康也就逐步康复。

　　然而宣信并未得救，救恩并未临到他身上。一八五八年末宣信在一个书房里，找到一本书是十七世纪苏格兰一位清教徒华尔德·马歇尔（Walter Marshall）于一六九二年所著的《救恩的福音奥秘》（Gospel Mystery of Salvation），书中有一段话，为宣信开启了永生的门：

　　“你所能作的第一件美事，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除非你相信主耶稣，你所有的作为、祷告、眼泪，以及一切的立志都要归于徒然。相信主耶稣，就是相信祂照自己的话，此时此地，已经接受你已经拯救你，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你相信主耶稣时，就有永生了，你就得赦罪、称义了，你并且得着新心，有圣灵住在你的心中了。”

　　宣信立刻跪在主耶稣面前，相信主耶稣已经拯救他，得救的把握立刻从神那里临到他的心，就像大数的扫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受到了神的光照。

　　当他恢复健康后不久，他得到中学的文凭。他在十六岁那年，在一间只有一个课室的公立学校教书，学生有四十多人，四分之一的学生是成年人，宣信比他的学生年纪更小。他把薪水积下来作入大学的费用，并抽空读大学入学试的书本。他虽然得救才几个月，他的心中充满了喜乐。他觉得许多圣经的话语好像是对他个人说的。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九至十节带给他新的亮光：“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永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怜恤你的耶和华说的。”

　　宣信这期间读了杜德里奇(Philip Doddrige)著作的《魂里宗教意识的兴起和进展》（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Religionin the Soul）。读完这本书，宣信深受感动，决意向神立下誓约。

　　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九日，是宣信毕生难忘的日子，在这一日，他整天禁食祷告，他写成了一份九百多字的《庄严誓约》。誓约内容如下：

　　“哦，祢这永在全能的神，宇宙万有的主宰、祢创造了世界和我，祢是无所不在的。监察人心的主，此时此刻祢的眼目注视着我，并知悉我的心怀意念。如今我知道我没有属世的动机来到祢面前。但是，我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并不信任我的心；然而主祢知道，我有心一生永远奉献给祢。我原是一个罪魁，在祢面前如同畜类，惟独靠着主耶稣为中保。我如今来到祢施恩宝座前，立下这个誓约。诸天哪，我在主面前和我良心之前，作此庄严见证：我相信主耶稣，为我的救主、先知、祭司，及君王，神已使祂成为我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今我将自己完全奉献给祢；主啊，求祢为着祢自己的荣耀，收留我，使用我。主啊，当我受到试探引诱时，求祢纪念我。拯救人类的大元帅啊，求祢使我刚强。我依靠祢这位爱我的主，使我得胜有余。求主用圣灵加倍地充满我，并赐我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使我全然成圣，合乎主用。我乃是基督的精兵，我愿跟随羔羊而行。愿主保守我，忠心至死，直到主再来。主啊，无论我处于任何环境，若是合乎祢的旨意，求祢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愿祢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惟恐我在满足时不承认神，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惟恐我贫穷而去偷窃，以至羞辱亵渎我神的名。求主全能的圣灵终身保守我，奉主的名，立此永远的誓约，阿们。”

　　陶恕在他所著的《展翅》中，对宣信当时才十七岁，竟能写下这份动人的肺腑、感人至深的《庄严誓约》，感到惊讶。说明在宣信软弱的躯壳内，藏着一种钢铁般的意志力。在他心的深处，早就有了一个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主活着。这个生存的目的，就是推动宣信一生事奉神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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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在大学的日子

　　加拿大长老会的会友若打算奉献作牧师，必须得到教会长老们的一致同意，才可以进读神学课程。当年他们的先贤在苏格兰饱受逼迫，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现在更不能降低牧师的水准和素质，而令教会受到亏损。

　　一八六一年九月底，华克牧师（Rev. William Walker）向安大略省（Ontario）的长老会推荐他教会的长老雅各·宣信家中两个儿子——侯活和宣信——应获得进读神学课程的荣誉。

　　一八六一年十月一日，宣信和许多候补的教牧人员一同来到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镇（London）的长老会教务评议会（Presbytery）面前，接受评审。考核候补教牧人员的内容包括：他们的品格、他们的属灵经历、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学问、他们的呼召。

　　许多长老都好奇地想知道，一个年方十七岁的孩子，刚从农场出来，怎能站在古老的长老会讲台上受到评议会严格的评核，因为那些长老会的老前辈是最会听道的。结果宣信顺利通过考核，可以在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的诺斯学院（Knox College）攻读神学院课程。诺斯学院可算是美洲最好的一间神学院。

　　在多伦多大学就读期间，宣信到库克长老会（Cooke’s Presbyterian）的长老约翰·亨利（John Henry）家里打听有否可供住宿的空置房间时，遇到了约翰·亨利的长女玛嘉烈（Margaret Henry）。约翰·亨利会见宣信后，接待宣信兄弟，住在他们家里。宣信和玛嘉烈于是日日接触，他们互相倾慕，结为情侣。

　　宣信在大学时，在属灵方面有一段长期间在走下坡，他失去了起初的虔诚和属灵的甘美。事后他坦白承认，一直等到他蒙召出来事奉了十年，属灵情形才完全恢复过来。他的宗教生活大都是尽本份和尽责任而已，却很少有喜乐，与主也很少有密切的交通。他供称，他的心污秽不圣洁，他尚未学习到基督住在他心中的秘诀，和圣灵的浸的真理。

　　一八六三年九月一日，他重申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九日立下的《庄严誓约》，把自己重新奉献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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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忠心事奉神

　　一八六五年四月，宣信由诺斯学院毕业。六月间，他和几位神学毕业生在多伦多（Toronto）的长老会教务评议会（Presbytery）面前接受考核。四年前宣信在安大略省伦敦镇的一次评审，是评审他是否合资格入读诺斯学院，这次在安大略首府多伦多的另一次评审，是评审他是否合资格出任加拿大长老会的牧师。这次考试范围，包括希伯来文、希腊文、神学、教会历史、教会行政管理等。此外，应试的学生还要在评议会宣读一些论文和讲章。宣信在评审时表现良好，符合担任加拿大长老会牧师的资格。

　　这时候安大略省一个小镇丹达斯（Dundas）有一间小礼拜堂有意聘请宣信为牧师，宣信此时年仅二十一岁，自己也觉得在一间小教堂任职会保守他谦逊，更能虚心学习。另一方面，他又想在一间小教堂服事容易使他松懈，习惯了安逸舒适的生活。他决定接受更大的挑战，承担更重的责任，以便充分发挥神所给与他的恩赐。适巧这时候安大略省的咸美顿（Hamilton）的诺斯是老会礼拜堂（Knox Presbyterian Church）的欧文博士（Dr. Robert Irving）辞去牧师职位，宣信于是接受聘请，出任这间加拿大第二大长老会教堂的牧师。

　　一八六五年九月十日主日，宣信以应聘牧师的身份在诺斯教堂讲道。九月十二日星期二咸美顿长老会的众长老特别为宣信举行庄严隆重的典礼，正式按立宣信为牧师。当晚，宣信离开咸美顿，乘搭火车前往多伦多，翌日——九月十三日，宣信与他心爱的玛嘉烈结婚。

　　宣信实际年龄不足二十二岁，在这间闻名加拿大的教堂服事主，实非容易。他很注重在讲坛上的表现，他除了勤读圣经，又时常阅读先圣的属灵著作，来得着生命的供应，他并亲自落笔撰写讲章。可以容纳一千二百人的诺斯教堂，不久就挤满了会众。

　　宣信除了悉心讲道，还登门探望信徒。繁重的教会事务，使宣信过度劳累，所以一八六九年七月十三日，教会长老们决定给他两个月的假期去休假，以期早日恢复他的健康，但是宣信只同意接受一个月的假期。长远来说，加拿大寒冷的天气对宣信的身体不适合，他有意转换环境，对天气较暖和的美国去服事。

　　一八七三年十二月四日，宣信通知咸美顿长老会，他接受了美国肯塔基州（Kentucky）路易维尔（Louisville）的柴丝纳街长老会（Chestnut Street Church）的聘请。十二月十四日主日，宣信在诺斯长老会教堂作最后一次讲道，宣信讲到“今天就是救恩的日子”来勉励会众，并罗列了他八年来在那里事奉的成果，会众由二百九十七人，增至六百四十六人；主日学学生由一百八十名，增至四百五十九名，至少引领七百五十人归主，并清还教会债务八千美元。由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七三年，共收到奉献款达五万美元。宣信在诺斯长老会所作的工作，受到了会众一致的称赞，他事奉的成绩，是他灵性高深的明证，长老会的刊物这样评估他：“宣信在工作上，及他的口才、干才，和成就，是无人可以肩比的。”

　　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下旬，宣信正式就任肯塔基州的路易维尔的长老会最大教堂的牧师。他在柴丝纳街长老会的第一篇信息，就是马太福音十七章八节的经文：“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那天早上，他对会众这么说：“我无意以使徒自居，给你们新的启示。我到这里来，也不是要阐释什么新的道理。在我的眼目中，唯独是耶稣。”宣信日后根据这个亮光，写出了一首伟大的诗歌《惟独耶稣是我信息》（Jesusonly）。

　　宣信在柴丝纳街长老会的年薪是五千美元，在当时是一个可观的数目，神丰丰富富地供给他一切的需用，他们夫妇可以无牵挂地专心事奉神。安逸的生活并没有影响宣信的追求，他读了波尔门（William Boardman）的《更高的基督徒生活》（The Higher Christian Life），他渴望能够成圣，被圣灵充满进入更高的和更深的属灵经历。

　　路易维尔这个南北交界的城市，因着解放黑奴的问题，许多教堂意见分歧，无法同心。有的教堂支持南方；有的教堂支持北方。基督教的各教堂二十多年来感情破裂，一直未能弥合。宣信到任之后，觉得应该克服这个障碍，就不断为各教堂的团结，迫切祷告。他并且邀请路易维尔所有教堂的负责人和同工，到柴丝纳街长老会礼拜堂，一起跪下祷告向主倾心吐意，求主的爱感动他们，好除去他们多年来的间隔和歧见。他们的祷告蒙主垂听，一些礼拜堂的同工，已往互不往来，终于也握手言和了。

　　宣信清楚地认识到，除非教会复兴，这个数十年破裂的伤痕，实在难于完全地、彻底地弥合。一八七五年他建议邀请布道家惠特少校（Major Daniel W. Whittle）和歌唱家白力斯（Philip P．Bliss）到路易维尔城组织大型联合布道大会。白力斯除了独唱外。更是美国当时有名的圣诗作家，他所谱的不朽歌曲，许多首至今仍被各地教会广泛使用。惠特少校和白力斯用歌唱福音诗歌的形式来传福音，他们的诗歌打动了会众的心。特别是白力斯领诗时，白力斯的独唱，实在摸着了会众的心灵的深处。宣信觉得白力斯的心中，确是充满了主的爱。白力斯是撇下了一切，忠心地跟随主，一心一意传扬天国的福音。从白力斯传福音的果效，宣信学习到在传福音聚会中，诗歌占有很大的地位。宣信本人也很注重短歌，特别注重由个人来独唱福音的短歌。白力斯除了在福音诗歌的事奉上影响了宣信；在属灵生活方面，白力斯也有很深的经历。当宣信与白力斯接触时，宣信觉察到白力斯确实是被圣灵所充满。宣信感觉到在工作上，自己缺少圣灵的能力，也没有得着生命的丰满，他于是开始寻求圣灵的充满。对于这一次的属灵大转机，宣信这样作见证：“说到那一晚的经历，我有说不尽的感谢和赞美，因我在许多事上都犯错误。在一切事上，都不完全。我心中孤单痛苦，在这一个深夜里，我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完全地奉献给主，没有条件地顺服在主的脚前，我能大声唱说：

我今撇下所有事物，
甘背十架跟耶稣；
虽至贫寒多受委屈，
心唯爱主作门徒。

　　宣信从来没有这样的喜乐过，第二天早上，他请全体会众来和他分享这个喜乐，一起歌唱这首诗歌。宣信作见证说：“神悦纳我将生命献上当作圣殿，让祂的灵住在我里面，彰显出祂的荣耀与能力。神悦纳我那一晚的奉献，使用我作他贵重的器皿，作他无愧的工人，叫我一直活出祂的生命——完全的、同钉十字架的、专为主活着的生命。”

　　可惜的是，白力斯突然在这时候被主接去，这给宣信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悲痛。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腓力·白力斯和妻子鲁思·白力斯（LucyBliss）于一八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搭火车往芝加哥，途中，火车在俄亥俄州（Ohio）的阿叙特伯拉（Ashtabula）撞上桥梁，整列火车在烈火中焚烧。本来白力斯已经逃出列车，为了抢救妻子鲁思·白力斯返回火场，结果白力斯与他心爱的妻子鲁思一齐葬身火海。

　　白力斯的献身精神感动了宣信，他再接再励地在路易维尔传扬福音，许多人听了福音而重生得救，并将自己奉献给主。几个月来，已有一百七十五人加入教会。宣信接着在每主日晚上租下路易维尔城公共图书馆礼堂（Pubic Library Hall）来传福音。那个图书馆礼堂，可以容纳二千人。每主日晚的聚会都满座，许多人受感动蒙恩得救。后来公共图书馆不再租出礼堂给宣信传福音，宣信就改租玛高列戏院（Macauley’s Theatre）来传福音。单是一八七七年冬天，就有一千多人归向了基督。

　　在这段日子，宣信遇到一次灵性上的大危机，神光照他，他才彻底认识到自己的工作是何等的荒凉枯萎，他忽略了传福音给贫穷人。换句话说，他深知他真正的事奉还没有开始。经过了一整夜的痛悔反思，宣信立意把贵族化的柴丝纳街长老会的教堂向普罗大众打开，把柴丝纳街长老会变成路易维尔城传福音的中心。

　　一八七八年四月十八日，宣信再一次来到主面前，重申他于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九日向神立下的《庄严誓约》，这个誓约，宣信曾于一八六三年九月一日重复向神立誓证实。这次是宣信第三度向神坚定自己的《庄严誓约》，他又一次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彻底奉献给神。

　　一八七八年中，有一天宣信到芝加哥（Chicago）探望朋友。在那一晚，他半夜从梦中惊醒，梦中的情景是这么逼真，使他全身颤抖不已。那时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和神圣的感觉，感受到至高的神既奇妙又庄严的权能。他仍清楚地记得刚才的梦境，记得在这个梦中所看见的异象。宣信记得自己，坐在一间很大的礼拜堂内。在宣信的四围，坐了密密麻麻的好几百万人，好像全世界的基督徒都聚集在教堂里。所有的人都向讲台上观望，只见讲台上坐着一大群的人，从他们的面貌和外形看出多半是中国人。会众一言不发，沉默地、缓慢地走过讲台，用手示意，来表达这些人内心的痛苦。显示他们渴望有人到中国传福音。这些中国人脸上所表露的痛苦和绝望，是宣信永远不会忘记的。宣信已往从来没有想过中国人，也从来没有谈论过中国人。当宣信醒来时，他被这个有关中国的异象所慑服。他受圣灵感动，整个人恐惧战兢，立刻屈膝跪下，答应主说：“主啊！是的，我愿意去中国，求祢差遣我，我愿意向中国人传福音。”

　　看到了有关中国人的异象之后，宣信这样述说：“好几个月的时光，我一直盼望主为我开路，我并尝试去找一扇敞开的门，但是路仍然不通，门总是关闭着。”

　　当宣信有意要辞掉美国教会牧师的职位，到远方的中国去，他立刻动笔写信给宣信夫人，把他坚决往中国的志向告诉她，且请她与他同心奉献给主，并要她作好准备，带着儿女们与他一同到中国作宣教工作。当时宣信夫人仍未看见这个往中国作宣教士的异象。她过惯柴丝纳街长老会教堂的舒适生活，她不甘心前往中国。这是她事后的笔供：“我当时对这种牺牲仍未有心理准备，我写信答复他说，他要去中国可以自己去，我则留下来打理家里的一切，和照顾孩子，我知道这样的话可以叫他暂时安心下来。”

　　可是宣信根本不能放下妻子和六个孩子不理。他一时无法抽身，前往中国，但是在宣信一生中，他念念不忘神给他的中国人的异象。他根据哥林多后书十章十六节。“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写了一首诗《到以外的地方》（The Regions Beyond）来抒发他的情怀，来表达他心中的愿望。

我必会前往那遥远之地，
那地方从来未听过福音的真理，
千万人至今仍不知神的慈爱，
我要尽速说出耶稣爱的故事。

　　一八七九年六月九日，宣信建议在路易维尔城兴建的福音会幕（Gospel Tabernacle），在当地百老汇街（Broadway street）落成。原来预算是六万五千美元，想不到规模太大，共花费了十万五千美元。这座能容纳二千五百人的堂皇会幕，结果使教会欠下一笔庞大的债务。福音会幕开始聚会之后，一直没有感恩的献堂聚会，因为宣信不肯将一个债务在身的教堂献给耶和华。这笔债务一直使宣信郁郁不乐。几年后倒是有一位当地长老奉献四万美元还清教堂债务，却把福音会幕改为他的名字的纪念堂。这件事羞辱了主的名，显然地神并不喜悦。结果两个月后，会幕被火烧毁，付之一炬。

　　一八七九年一月一日，这一天是宣信一生中最大的转机的纪念日，主在异象中指示他去作宣教工作，在这一天，神借着他在圣经中的话语，印证这个呼召，宣信用红笔重重圈住耶利米书三十九章十八节：“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因你倚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神再一次向宣信印证神把宣教工作托付给他。神指示宣信要他关怀异邦人的灵魂，要他为世人和正在沉沦中的异教徒劳苦、出代价，就像他自己深入他们的乡土一样。宣信意识到无论主是否要他亲自前往世界各地，他亦应该肩负这个世界性的宣教任务、为的是拯救世界各地失丧的罪人。鉴于路易维尔城并不是宣信可以展开普世宣道工作的地点，因此宣信于一八七九年十一月接受纽约市十三街长老会教堂（Thirteenth Street Presbyterian Church）的邀请，出任该纽约礼拜堂的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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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神的医治

　　宣信接受纽约市第十三街长老会的聘请，路易维尔城的柴丝纳街长老会，起初极力反对，接着竭力挽留。他的妻子玛嘉烈也非常激烈地反对。他们夫妻有许多欢乐的时刻，两人同心事奉主，互相支持，彼此勉励。但有时也会发生误会，间有磨擦和龃龉发生。这次玛嘉烈反对丈夫到纽约去，使夫妻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宣信原想拜托会友调停夫妻关系，却感到这样作会失去见证，就为自己和妻子恳切祷告，求神给他本人恩典，使他能继续体贴她、爱她、原谅她。过了一段日子，玛嘉烈顺服下来，夫妻的争执终于结束。

　　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十日，宣信一家登上夜车，前往纽约。十二月九日，他正式就职，任十三街长老会的牧师。他的第一篇讲章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七、八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者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一八八○年二月宣信主编的月刊《福音传遍各地》（The Gospelin All Lands）面世。宣信既要牧养教会又从事繁重的编辑工作，使他本已虚弱的身体，不胜负荷，终于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和气喘病。他曾服用各式各样的药物，包括草药和西药，又随身带着应急用的阿摩尼亚。宣信身体情况的严重，可从一位纽约名医的口中获得证实，该医生认为宣信剩下的年日已经可以数算。

　　最严重的还是宣信的精神衰弱。他的头脑过度烦恼，神经非常脆弱，以致他童年的忧郁症再度发作。传记作家陶恕在《展翅》中这样述说，“对神沉醉者，对神梦想者，和国度的奥秘派，都有这些特征，他们情绪的波幅异于常人。他们攀升到难以置信的高度；有时则被忧愁推低到谷底。有时像被掳的犹太人，坐在迦巴鲁河（River Chebar）的旁边感到惘然失落；或以他们孤寂的悲愁惊吓守更的人。”

　　在宣信接近崩溃的时候，他请假到美国纽约州东部的萨拉多加温泉（Saratoga Springs）休养。在养病期间，有一个主日下午，他听见四个黑人歌手合唱圣诗，他听到诗歌里两句歌词：“我的耶稣是万主之主，无人能像祂做工。”这样简单的话语，令他惊讶，感动了他，好像是天上来的声音。于是宣信接受耶稣为万主之主，并求主施展祂的作为。

　　一八八一年八月初，宣信举家前往美国缅因州（Maine）的古果园（Old Orchard）度假。恰好古利斯医生（Dr. Charles Cullis）也在古果园带领聚会。古利斯医生一面为病人祷告，一面为病人医病。古医生相信，神不止拯救人的灵魂，神也医治人的疾病。在古果园的聚会中，有二百多人见证他们如何蒙神医治，全因着他们信靠主的话，正如他们因信得救一样。宣信回到房中，跪在主脚前，他深信神的医治，是基督荣耀福音的一部分，要拯救、医治被罪恶、疾病捆绑的人。

　　几年前宣信在路易维尔任牧师时，目睹教会中有位年青的瘫痪病人得主医治，当时宣信大受感动。如今宣信由于缺少信心，反而不再依靠神，而是试遍各种药物，宣信这样反省：

　　“从前那位弟兄得蒙主医治，留给我一个极深的印象。不久之后，我决意接受耶稣为我个人的医生，我一直信靠主在医治我、刚强我，我就很希奇他确实一直保守我。后来，因为无人指引我，并且我过份地倚靠医生，因此我丢弃了专心信靠神的医治的信心。这几年来，我对神的医治这件事又徘徊在十字路口了。”

　　过后，他坐在海边的一块大石上，沉思神的医治这件事，沉思间他看见一些海草被海水冲上沙滩上，一会儿又有波浪把这些海草卷回浪涛中。他立刻站起来，把海草从浪花中夺过来，搁在海潮冲击不到的地方。这时候神的灵仿佛对宣信说：“你就是那些海草，你一直在挣扎，要走到安全的岸上，但无情的巨浪又把你卷回汹涌的大海中。但是我一直看着你，希望把你拾起，带你到安全的居所、可惜你一直不给我机会。”

　　在一个星期五下午，宣信走进古果园的松树林中，在那里他跪在松树的落叶上，向青天举起他的右手，他就这样地面对面向着神，立下三个信托神的医治的誓约：

一、他庄严地接受神的医治的真理，视之为神的话语及基督福音的一部分；
二、他接受主耶稣作他身体的生命；接受主耶稣作他的大医生，医治他一切的疾病；依靠主耶稣供给他一切的需要，直到他一生的工作终结，走完人生的路程；
三、他庄严应许，要用神的祝福，来荣耀神和帮助人。

　　所有这些誓约，他是恐惧战兢地向神表示诚心，直到那日他将见神的面。宣信同时向神许愿说，无论何时何地，当神呼召他，或者有人需要他，他都要为神的医治的真理作见证。

　　宣信在古果园得着神的医治之后，他认识到必须不断地与主联合，在基督里才是完全的，要时刻倚靠主的生命，支取主的力量为他的力量。有一天宣信在书房找稿件，房中一片黑暗，他把一瓶油倒在火炉里的灰烬上，顿时有了火，也发出了光，他于是找到了稿件。宣信说：“这真是一个好比方。有时我身体的力量像那一堆的灰烬，快烧完了，但是感谢主，我还有一瓶油——神的圣灵，祂能使死灰复燃。当圣灵把祂的丰盛倾倒在我疲乏的身体上，神的生命和力量来了，我就不困倦地做起工来了，我乃是这样地依靠主的生命和力量，继续地天天为主做工，直到一生的工作完毕才停止。”

　　宣信得到神的医治之后，就进一步地顺服所看见的另一亮光——受浸的真理。他虽然是纽约十三街长老会的牧师，却到纽约浸信会教堂受浸。

第五章、离开十三街长老会

　　过不了多久，宣信发现十三街教堂的长老们对传福音工作没有异象，有的长老们不满新会友参差不齐，背景悬殊，既有贫苦大众，又有显贵人物。十三街长老会对信徒是有选择性的，是要吸收那些富贵的、有身份的信徒，组成一个豪华的会所，而宣信所要的，是一个由税吏和罪人所组成的，不带着世俗眼光看人的教会。

　　有一次，十三街长老会要举行一个黄昏跳舞会，宣信认为这个舞会，不合圣徒的体统，他向长老们交涉，长老们答应取消那次舞会。晚上八时，宣信感到疲倦，就出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休息。宣信休息完刚走开几步，就听到音乐的声音，他有点怀疑，跑过去一看，见到年青人对他阳奉阴违，照着原来拟定的约会跳起舞来。宣信认为长老们、执事们不尊重他，他觉得今后无法和他们长期在一起服事主。

　　到了有一天，宣信要求长老们接纳他在意大利贫民区街头布道时所赢得的一百名新决志者，长老们竟加以拒绝。

　　一八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他向十三街长老会提出辞呈，毅然放弃了每年五千美元的收入。他的辞职不是草率的，乃是花了一个礼拜的祷告，和一番的深思熟虑。当他说出辞职的理由时，许多人垂下头，流下了眼泪。在十一月六日那天他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作他辞别的讲章：“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祂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他讲到他很关心纽约市区那些被传统教会忽略的人，他又表示他反对长老会一贯推行的婴孩洗礼，并说出他最近顺服圣经的真理，已经受了浸。

　　辞职后，宣信的生活困难，他失去了每年五千美元的高薪，但是他有信心神会眷顾他。他相信，只要他所作的合乎神的旨意，神会供应他一切的需用。

　　一八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宣信在第八街的苏格兰人俱乐部（Caledonian Club Hall）开始聚会，当日只有七个人参加。宣信指出纽约市的属灵需要，然后他要大家打开圣经，一起读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和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然后他们跪下祷告，说，“我们是几个软弱．贫穷的平常人，我们惟有专一倚靠圣灵的能力。主啊，我们赞美祢，因祢从未误事，祢常常垂听我们的祷告。直到如今，祢一直都帮助了我们。”

　　他们聚会了一段日子，有许多慕道者前来谈道，有许多未信的归向了基督。人数日增，场地不敷使用。一八八二年一月，他们迁往音乐学院的礼堂（Academy Music Hall），会众再度增加，被迫数度搬迁，直到一八八四年四月，才搬入较好的、新装修的第二十三街会幕（Twenty third Street Tabernacle）。

　　同是一八八二年宣信参照英国坚尼斯弟兄（H.Grattan Guiness）主持的东伦敦海内外差传学校（East London Institute for Home and Foreign Missions）开始在纽约筹办美国第一间圣经学校（New York Missionary Training College）。宣信肩负了更繁重的使命，对着这些综合性的事工。他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但是神的能力从宣信身上活出来，宣信作见证说：“每一次的呼吸，都是直接从那超然的源头支取能力，使我能应付我的工作。我肯定地相信，这纯粹是基督从我身上彰显祂的生命。”

　　一八八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四晚上，宣信在纽约的大歌剧院（Grand Opera Hall）讲到神的医治，宣信见证了神在他身上施行了奇妙的医治。

　　一八八三年初，宣信收到了一笔二千美元的奉献款，他用这笔款租了纽约市第三十四街三三一号，成立了信心及治疗之家（Home For Faith and Physical Healing）。宣信这样说到这间疗养院：“所有的病人，凡愿意运用信心实行靠主医治的人，都可收留在此疗养院住一个短时间，来接受主的话语，等候神祝福他们的身体和灵魂。”

　　一八八三年十月宣信在《话语·事工·世界》（The Word，The Work and The World）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著作《医治的福音》（The Gospel of Healing），让基督徒对神的医治有更正面的和更深入的认识。

　　一八八五年六月，宣信前往伦敦参加伯善大会（Bethshan Conference）这是一个追求圣洁和信心医病的国际性聚会与会者包括来自欧洲大陆、美洲、澳洲的爱主弟兄姐妹。主持大会的是很有属灵份量的波尔门（William Boardman）和贝斯特夫人（Mrs. Elizabeth Baxter）。（贝斯特夫人的丈夫贝斯特牧师（Rev. Michael Baxter）创办了伯善医疗所（Bethshan Healing Home）。在那一次聚会中，宣信作了个人得着神医治的见证。宣信所释放的医治的信息，带出新的亮光。同年伯善大会的刊物《祢是医治者》（The Healer）更摘录了宣信所著的《医治的福音》（Gospel of Healing）。

　　宣信在伯善大会结束后，就到英国的利物浦（Liverpool），参加另一个国际性的圣洁和医治聚会。

　　一八八五年底，宣信在美国纽约州西部的水牛城（Buffalo），主持一个神的医治的聚会。一位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沙尔门（John Salmon），在聚会时他的晚期肾病突然得着了神的医治。从此沙尔门成为宣信长达三十二年的同工。从一八八七年起，沙尔门任宣道会副主席，历二十五年之久。一八九一年，沙尔门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成立了伯大尼教堂（Bethany Chapel）。

　　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后，有一位多伦多年轻人，听了宣信向普世宣教的呼召，前往美国奈亚（Nyack）的宣教训练学院（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接受栽培和训练。这位年青人从宣教训练学院毕业后，回到故乡多伦多就是在沙尔门主持的伯大尼教堂被按立为牧师。按立牧师那天，宣信亲自由美国赶来观礼。这个年青牧师后来被宣信差派到中国，他就是翟辅民（Robert Alexander Jaff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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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面向全世界

　　一八八三年三月，宣信对海外宣教的负担进一步具体化，他成立了普世宣教联会（Missionary Union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普世宣教联会的主要目标，是把福音传遍全世界。宣信深信神的话语：“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太24:14）

　　在一八八三年三月份的《话语·事工·世界》（The Word，The Work and The World）刊物的社论中，宣信重申福音要传遍世界，是基督再来的必要条件。

　　普世宣教联会出版的刊物《话语·事工·世界》（The Word，The Work and The World），内容近似宣信于一八八○年所创办的刊物《福音传遍各地》（The Gospel in All Lands）。

　　一八八三年十月一日，宣信创办的宣教训练学院（Missionary Training College）正式成立，以培养宣教士，然后将他们输送到世界各地。学生都是福音会幕（Gospel Tabernacle）的会友。这一年福音会幕已被纽约市政府正式批准为合法的宗教团体。

　　一八八五年夏天，宣信前往英国，在英国他认识了普里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的传道人瓦利（Henry Varley），瓦利曾于一八七二年夏天，在爱尔兰的都伯林（Dublin），对美国布道家慕迪（Dwight Lyman Moody）说，“世界在等着看：神在一个彻底奉献给祂的人里面，能作什么？”瓦利这句话，对慕迪的一生，影响重大。宣信在英国，邀请瓦利到纽约二十二街会幕布道。瓦利在六个星期的传福音聚会中，带领许多人信主得救。在宣道会的初期历史中，得自一个弟兄会的领袖的帮助，实在是神奇妙的安排。

　　一八八六年八月，宣信应古果园营地协会（Old Orchard Camp Meeting Association）主席卢斯（Isaac Luce）的邀请，到美国缅因州的古果园营地聚会讲道。

　　在古果园聚会行将结束前一天，美国更正教的锡安主义者布莱斯敦（William Blackstone）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讲话，题目是《世界的需要和教会的工作》（The Need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k of the Church）。布莱斯敦呼召基督徒积极行动起来，把福音传遍全世界。

　　布莱斯敦的话对宣信带来了重大的冲击，特别是布莱斯敦向美洲的基督徒提出挑战，要他们牺牲安逸舒适的生活方式，深入世界各地去传扬福音。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份的《话语·事工·世界》反映了布莱斯敦的信息，这信息给宣信留下深刻的印象。并给宣信一生带来了重大的改变，是宣信推动的普世宣教运动历史上的里程碑。

　　一八八七年宣信号召所有的基督徒，不分宗派，都积极参与传福音的事奉和祷告。他呼召信徒们在这项普世传福音的事工上，同归于一。宣信为此宗旨，成立了基督徒联会（Christian Alliance），并亲任会长。在这之后，宣信又发起成立一个专责宣教事务的机构，即福音宣道联会（Evangelical Missionary Alliance）。 后来宣信又把福音宣道联会改名称为国际宣道联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Alliance）。

　　一八八九年《话语·事工·世界》月刊改称为《基督徒宣道周刊》（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Missionary Weekly），以加强基督徒联会（Christian Alliance）会员的联系和合一。一八八九年八月四日，宣信在《基督徒宣道周刊》上撰文：“教会历史上最大的运动，也许就是今天的基督的运动。在我们的时代里，复活、升天、登宝座的基督，乃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中心。基督是圣洁的源头，是医治的能力，是再来的君王。基督是工作的主、教会的头、教会全体的救主和元首。我们乐意拣选这个微小的刊物来宣传这四层福音的标准；我们不止高举祂的救恩、祂的圣洁、祂的医治，和祂的再来，我们乃是高举耶稣基督自己。我们永远的口号，乃是‘惟独基督’——高举祂的神格、祂的荣耀、祂的工作和祂的一切。”

　　宣信所注重的四重福音的信息，乃是高举基督为救赎主、使人成圣者、医治者、和再来的主。

　　一八八九年六月二十三日，福音会幕（Gospel Tabernacle）正式落成。聚会的场地经过了几次的搬迁，终于有了一所永久的会幕了。翌年，宣教训练学院搬到福音会幕隔邻，也跟着有了永久的校址。

　　一八九一年八月，在美国缅因州的古果园大会（Old Orchard Convention）再次举行。参加的人很多，许多人找不到位子坐，圣灵充满整个会场。宣信叙述当时的情况：“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奇妙的圣经浇灌，不少人为宣教工作热心地献上自己。信徒一个接着一个地站起来，要求有份于支持宣教士，这种奉献的方式。为宣教工作解决了经济问题。在古果园的树林中，宣信向二万会众读出路加福音十章二节：‘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祂的庄稼。’”

　　这一年，宣信得到了一个完全了解他的同工威尔逊博士（Dr. Henry Wilson）。威尔逊博士和宣信一样，原籍加拿大。威尔逊在纽约圣公会的圣佐治堂（St. George’s Episcopal Church）任牧师，后来威尔逊成为宣信的心腹，成为最接近宣信、最能影响宣信的人。

　　一八九二年初，宣信远涉重洋，抵达广州，然后深入广西视察，他没有违背他早年在梦中看到的中国人的异象，他细心了解传福音给中国人的实际需要。宣信到了华南之后，发现宣教士首先要解决的，是学习当地的方言。他认为传教士必须打破语言的隔阂，以便向当地人直接传扬福音。

　　宣信回到美国之后，就常常在宣教士被差派之前，再三叮嘱他们，到中国后，要用功学习华人语文。在中国，宣道会和内地会的宣教士，有一共同点，即都是超宗派和超地域的，都着重在乡村布道，都愿意深入穷乡僻壤，作开荒的工作。

　　一八九三年，宣信又到中国，在湖北、安徽一带视察。宣信回到美国后，遂即派送李大卫牧师（David Le Lacheur）为宣道会东亚区总监，把总部设在安徽省的芜湖。

　　一八九七年四月，宣信把美国国内的和国际的两个福音机构合并为一，即将基督徒联会(Christian Alliance)和国际宣道联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Alliance)合并,正式命名为宣道会(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宣信赞成把这两个宣教机构合并。他说：“这次合并正代表宣教运动的精神。我们是一群合而为一的基督徒，为着向全世界宣教，而做出努力。”

　　宣信被选为宣道会的会长兼总监；芬克牧师（Rev. Albert E. Funk）任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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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宣信的文字工作

　　正如前文所述，宣信在少年时代曾经精神崩溃、神经衰弱、头脑不太清楚、思想迟钝，但他谦卑地来到主的面前，求问主，求主恩待他，体恤他的软弱。主对宣信说：“我就是你的智慧。”主应许说：“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结果，神真的听了宣信的祷告，医治他的头脑，脱离一切的神经衰弱。文字工作成为他的乐趣和安息。神确是他的智慧。

　　第五章已经提及，一八八○年二月宣信创办了《福音传遍各地》（The Gospel in All Lands）。这份基督教月刊于一八八一年五月曾报导了在中国的宣教工作。出版一份杂志，牵涉到各方面的事务，包括章的撰写，数据的搜集以及编抄、校对、封面设计等等。宣信自从出版了这本《福音传遍各地》，就积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主借着这本月刊锻炼了他。

　　到了一八八二年宣信创办《话语·事工·世界》（The Word，The Work and The World）这份属灵刊物时，刊物的属灵份量就明显加强了。陶恕（Aiden Wllson Tozer）这样评说：“不能否认的《话语·事工·世界》是有历史以来，最好的一本刊物。”

　　一八八九年一月宣信把《话语·事工·世界》改名为《基督徒宣道周刊》（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Missionary Weekly）。一八九七年再易名为《宣道周刊》（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Weekly）。

　　一九○二年，宣信又主编了另一个月刊《永活的真理》（Living Truths），这时候他的信息，显示了他的属灵生命，已经达到更高的和更成熟的阶段。

　　宣信的许多书籍，只有一小部分是他亲笔写的，大部分是他的讲道记录，经速记后整理、编写出来的。帮助宣信出版书籍的，有两位姐妹，她们是谢佩德（Louise Shepard）和比尔（Emma Beere）。

　　宣信的书籍很多，其中包括： 《耶稣的丰满》（The Fullness of Jesus）、《四十天显现的复活基督》(The Christ of the Forty Days)、《四重福音》(The Four-Fold Gospel)、《圣经中的基督》（Christ in the Bible）、《会幕中的基督》（Christ in the Tabernacle）、《医治的福音》（The Gospel of Healing）、《天国的福音》（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祈祷的生命》（The Life of Prayer）、《安静的能力》（The Power of Stillness）、《基督是生命》（The Christ Life）、《旧的信仰与新的福音》（The Old Faith and the New Gospels）、《使徒时代的教会》（The Apostolic Church）、《耶稣的名》（The Name of Jesus）、《未来时代的预兆》（Earnests of the Coming Age）、《更广阔的基督徒生活》（A Larger Christian Life）、《向基督学习》（In theSchool of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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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宣信的诗歌

　　宣信的诗歌，起先是为配合他的讲章作的。他把他的讲章的几个要点，分成诗歌的几节，或者让人独唱，或者让会众唱。结果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因为讲道只是讲员对会众讲，是单向的；而会众唱诗时，就直接参与了聚会，诗歌的词句，更深入唱诗者的脑海里。

　　宣信尝试创作了几首诗之后，就更有把握了。他开始对诗歌的曲调和旋律有独特的和精辟的建议，当然其中少不了要汲取领诗的贝格弟兄(J. H. Burk)或他女儿玛嘉烈（Margaret Simpson）等的宝贵意见。

　　在制作圣诗方面，卡特医生（Dr. R. Kelso Carter）对宣信的帮助是人所共知的。只是这位医生出身海军，多年在美国海军学院（Annapolis）任教，虽有诗歌的天赋，其诗歌的旋律都略为猛烈和狂暴。

　　值得称赞的是，在宣信的领导下，并在贝格、卡特、玛嘉烈和史蒂芬斯师母（May Agnew Stephens）等的齐心协助下，一九○五年出版了《基督徒生命圣诗》（Hymns of the Christian Life）。《基督徒生命圣诗》在一九○八的版本，收集了一百十七首宣信作的诗歌。

　　陶恕在《展翅》一书中，承认宣信的诗歌不够完美，另一方面，陶恕又认为，宣信的诗歌激励了许多人使他们燃起了宣教士的热诚和献身精神，而陶恕本人几乎每天都要跪下来吟唱宣信的圣诗。宣信的诗歌，有一特点，即是以基督为中心，说到基督是一切。

　　概括来说，宣信实在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所歌颂的，不是宣信自己，而是主耶稣基督，惟独基督是他诗歌的题目。在他一生中，共有一百八十一首诗歌是由他作曲或作词的。这些诗作，是宣信在基督里的经历的结晶品。一九八六年香港宣道出版社出版的《生命圣诗》（Hymns of Life），提供了二十二首宣信诗歌的译作，请读者查阅。本书因篇幅所限，不能一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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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灵恩运动的冲击

　　一八九七年四月，纽约的宣教训练学院搬迁到纽约州东部哈得逊河（Hudson River）畔的奈亚（Nyack）。宣信一家也随着搬迁到奈亚。

　　一九○○年十月十日，宣信邀请英国灵命很深的属灵伟人宾路易师母（Jessie Penn-Lewis）到纽约的福音会幕讲道，紧接着宣信又邀请宾路易师母在十月十三日主日下午再次在福音会幕释放主的信息。宾路易师母在纽约讲的中心信息是：“扫罗怎样失去他的王权？”宾路易师母讲到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九节，二十二至二十三节：

　　“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祂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为王。”

　　宾路易师母讲道时起初有点顾忌，唯恐触犯邀请她前来讲道的主人宣信，同时也怕会众经不起严厉的话语。想不到宣信虚怀若谷，接受主的忠仆的警戒和劝勉。

　　一九○○年十月二十日，宾路易师母在宣信夫妇的陪同下，前往哈得逊河畔的奈亚，在那里三人共进茶茗，彼此间有很敞开的属灵交通。用完茶点，宾路易师母到达奈亚山（Nyack Heights）的宣教训练学院，她有两天时间和学生们一起分享她从主所预受的恩惠。宾路易师母向学生们介绍了她的近作《面对面》（Face to Face）。这本书探讨了摩西的内在经历，述说了摩西如何面对面地亲近神。

　　在宣道会的历史中，灵恩运动曾带来了最严重的难处和最大的危机。

　　从一九○五年一月，至一九○六年四月，宣道会的刊物正面地评价了在英国韦尔斯的大复兴，以及圣灵在美国许多大城市施展的奇妙作为。

　　一九○六年，洛杉矶（Los Angeles）的亚苏沙街布道所（Azusa Street Mission）自从威廉·西摩（William J.Seymour）兴起了方言运动之后，那些在亚苏沙街经历圣灵的洗的信徒，就四出作见证，到各地鼓吹方言运动。

　　这样一来，各地的宣道会就出现了有关方言问题的争论。

　　一部分的灵恩派的宣道会成员认为说方言是圣灵浇灌的表征和证明。先是有麦坚尼弟兄（Claude A. McKinney）出来作见证，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有力证据。随后又有一位俄亥俄州（Ohio）的甘贝尔姐妹（Misslevy Campbell），把方言运动介绍到俄亥俄州的宣道会各分会。

　　一九○七年一月，甘贝尔姐妹前往俄亥俄州东北部的橡胶工业中心阿克朗（Akron）主领聚会，述说她自己的灵恩经历。结果在俄亥俄州北部城市克利夫兰（Cleveland）的宣道会监督克拉墨（W. A. Cramer），参加了那次由甘贝尔姐妹带领的聚会。克拉墨回到克利夫兰后，就追求圣灵的浇灌，并见证说神的能力临到他身上使他得着说方言的恩赐。

　　一九○七年二月，甘贝尔姐妹从阿克朗市来到克利夫兰市，一共在克利夫兰住了四个星期，整个克利夫兰的宣道会分会投入了灵恩运动的热潮。

　　在这种情况下，宣信就派遣了他最信的威尔逊博士（Dr.HenryWilson）到俄亥俄州。威尔逊原是圣公会的牧师，后来成为宣道会创办人之一。威尔逊博士自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八年，在纽约的福音会幕（NewYorkGospelTabernacle）任副牧师，作宣信的副手。到了一八九九年，威尔逊博士改任宣道会的工场监督，要到各地巡视宣道会的分会，深入了解各分会的实际情况，解决分会出现的问题和难处。

　　威尔逊到了俄亥俄州之后，经过与各地的宣道会分会负责人交谈之后，威尔逊认为灵恩运动某些方面稍为过火和偏激，就不支持和不赞同灵恩运动；另一方面威尔逊却承认神与俄亥俄州的弟兄姐妹同在，在复兴潮流中，看到神明显地参与其中。

　　宣信因此把灵恩运动做出如下的断案：一方面要求追求圣灵充满的人打开他们的心灵，让圣灵做工，保持属灵的鉴别力，和真实的内心圣洁；另一方面，宣信又警戒信徒，要注意撒但是说谎者，善于模仿神，善于假扮一些属灵的表彰。有些信徒盲目地、不计代价地追求属灵的恩赐，结果中了伪善的邪灵的诡计。

　　宣信强调，要辨认灵，不是要我们否定神的带领，不是我们怀疑神的作为。

　　宣信本人没有说方言的经历，也就没有办法将自己未曾经历过的道理拿出来讲给别人听。对宣信来说，这是一项新的属灵的挑战。他在追求圣洁、神的医治、受浸的问题上，一直态度认真，彻底地顺服神的亮光和话语。

　　一九○七年八月，宣信到古果园去，苦苦哀求神，让神的灵充满他，赐他说方言的恩赐。宣信感觉到圣灵的同在，有时心里火热，有时享受圣灵的安宁和喜乐，唯独没有得着说方言的恩赐。

　　身为宣道会的创办人，他不能不出面谈谈有关说方言的问题。他的结论是：说方言确是圣灵充满的一个证明，说方言确是圣灵的恩赐。不过，宣信强调，神是丰富的，神给教会的恩赐有各样，不尽相同，说方言不是圣灵充满的唯一证明，也不是必须有的证明。一切的恩赐归根结底就是要荣耀神，一切的恩赐完全是为着主耶稣。

　　宣信除了拒绝承认说方言是圣灵浇灌的唯一证明和根据，在神的医治上，宣信和一位苏格兰宣教士杜威（John Alexander Dowie）也在看法上出现了分歧。

　　杜威从澳洲到美国之后，除了神的医治，其它一无所睹，他认为注意别的方面将会分心，无法集中阐扬神的医治、社威要求宣信和他结合在一起，注中宣扬神的医治；宣信则注重四重福音，发扬基督的四方面的工作，即高举基督为救赎主、使人成圣者、医治者，和再来的主。宣信要在真理上取得平衡。

　　杜威生性粗暴和冲动，立刻与宣信翻脸，在美国许多大城市的聚会中，对宣信进行了人身攻击；但是宣信对杜威的攻击缄默不言，不为自己辩护。有一晚，杜威在美国的匹兹堡（Pittsburgh）召开大型聚会，准备在聚会上竭其全力对宣信进行攻讦和抨击，意料不到在聚会前一小时，杜威在晚饭时被鱼骨啃着喉咙。会众一直等候杜威出来讲道，但是杜威该晚一直未露面。接着杜威取消了一系列拟定好的讲道计划。从这件事，看出神是公义的，是轻慢不得的。

　　宣信和灵恩派分道扬镳，导致许多宣道会的牧师和同工，为了追随灵恩运动，脱离了宣道会，转而加入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单是俄亥俄州就有二十五位宣教士脱离了宣道会。 一九一四年，神召会在美国阿肯色州（Arkansas）的热泉（Hot Springs）成立，由于有了许多宣信多年培养出来的同上加入神召会的领导层，神召会迅速发展壮大，成为美国最大的灵恩派教会。

　　按下灵恩运动对宣道会的冲击不谈。宣信尽管忽然间失去了这么多长期信任的和忠心的同工。但是最使宣信心灵伤痛的，莫过于他最亲密的和最信赖的威尔逊博士，突然在一九○八年二月十三日逝世。

　　宣信在教会的历史上，他的影响力是超越了宗派的藩篱。他除了创办了宣道会，他的信息和亮光影响了神召会，他还是四方福音教会创办人麦弗森姐妹（Aimee Semple McPherson）的属灵启蒙大师。宣信于一九一九年逝世，三年后，一九二二年麦弗森姐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的奥克兰（Oakland）的复兴聚会中，根据以西结书一章一节至二十八节讲了一篇《以西结的异象》。说到主耶稣是救赎主、浸于圣灵者、医治者、再来的主。根据一些教会历史研究者的深入搜查资料。显示这四方福音是宣信四重福音的翻版。宣信是历史上第一个看到四重福音亮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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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始终是锡安主义者

　　宣信的一生中，一直希望基督的再来。宣信一直捉住时间，向世界各地传扬福音。宣信深信，当福音传遍各地时，基督就照着祂的应许再来。既要福音传遍各地，其中也就包括中国在内，加上宣信早年在芝加哥时，曾在梦中看见中国人的异象，因此他从未忽略来自中国的呼声。宣道会的外事部部长（Foreign Secretary）高乐弼医生（Dr.Robert H.Glover，）就曾在中国布道十多年。

　　另一方面，宣信更没有忽略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或阿拉伯人传福音。宣信坚信犹太人有朝一日会回到自己的家园，以色列肯定会复国，整个犹太民族至终会悔改信主耶稣。在这个信念上，宣信一直支持犹太人回到他们原来的家园巴勒斯坦，宣信一直是锡安主义者。宣信渴望基督的再来，连带着希望犹太人迅速回到圣地，以便整个犹太民族早日归向基督。宣信一直重视圣经中对末日的预言。

　　在对末日的预言方面，宣信深受两位弟兄的影响。一位是美国波士顿（Boston）的浸信会牧师哥顿（Adoniram J.Gordon），另一位就是前文述及的布莱斯敦（William Blackstone）。布莱斯敦于一八四一年出生在纽约州的亚当斯（Adams），是一个芝加哥的商人。布莱斯敦作见证说，他和雅各一样，有一次和神摔跤的经历。这次摔跤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叫他重视福音的工作。一八八六年布莱斯敦在古果园聚会上所释放信息《世界的需要和教会的工作》深深地感动了宣信，从而催促了宣道会的诞生。一八八八年，当俄国沙皇逼迫犹太人时，布莱斯敦普前往巴勒斯坦谋想对策，他从那时起开始问：“我们该为俄国犹太人作些什么？”

　　宣信本人也关注在巴勒斯坦的福音工作。正好在一八八九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洲（Pennsylvania）的匹兹堡（Pittsburgh）有一位康利弟兄（H.Conly），受感动奉献了五千美元，宣道会就用这笔奉献款，准备在耶路撒冷开展宣教工作。

　　一八九○年，宣信著作的《天国的福音》（The Gospel of Kingdom），特别强调犹太人归回巴勒斯坦是末世来临的重要预兆之一。

　　一八九一年三月五日，布莱斯敦写了一份“陈情书”(Memorial)，上呈美国总统哈利逊(Benjamin Harrison)，并获得四百十三个人的签名．在陈情书上签名的,除了宣信等教会的领袖外，还有美国当时的显贵包括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摩根（J.Pierpont Morgan）等。八月十八日，宣信在宣道周刊上，借着编者的话，发表了《锡安主义和犹太人》（Zionism and the Jews）撰文支持布莱斯敦。同年，在宣道会的支持下，有两位姐妹——路西（Lucy Dunn）和以利莎(Eliza Robertson)，开始在巴勒斯坦的伯大尼(Bethany)，展开了布道工作。

　　一八九三年，宣信亲临耶路撒冷视察，圣地的景色对宣信别有一番滋味，是书本上无法提供的。他在这次访问中，留下了一个甜美的回忆。他为此写了一首诗：“甜美的橄榄山，甜美的伯大尼，我的心时刻怀念你。/ Sweet Olivet，sweet Bethany，my heart shall of remember thee．”

　　宣信从耶路撒冷回来之后，宣道会加速了在巴勒斯坦的各项工作。首先在耶路撒冷成立一间男孩子的学校。一八九九年在孙特牧师（Rev.F.H.Senft）的主持下，又把宣道会设在雅法（Jaffa）的女校，搬迁到耶路撒冷。这时候耶路撒冷已成为宣道会在巴勒斯坦的主要据点，另外又在别是巴（Beersheba）、希伯仑（Hebron），爱因·格兰（Ein Karem）成立布道站。

　　一九○二年宣道会在美国爱阿华州（Iowa）的般尼（Boone）举行的宣道会年会上，通过了副会长鲁易斯（Ulysses Lewis）制定的会章(Constitution and Principles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鲁易斯是在美国乔治亚洲（Georgia）的亚特兰大（Atlanta）执业的律师，他目睹许多宣道会的同工相率加入灵恩派，宣道会白白地失去许多物业和会址，而整批会友随着会址的转手而流失，所以就在新会章加入了‘转移的条款’（reversion clause）。所谓转移的条款，即宣道会属下的分会的一切物业，以及所主办的所有学校和机构，当它们不再认同宣道会纽约总会的宗旨、不再与宣道会纽约总会发生关系时，必须依法转移给宣道会纽约总会。新会章公开后，当年的宣道会加拿大分会不很满意，因宣信成立宣道会时，坚称宣道会是一个超宗派的宣教团契，现在俨然是一个教会团体了。

　　宣道会虽然有了新的会章，不少宣道会的同工们仍继续有圣灵浇灌的经历，并且也说了方言。

　　一九一二年，宣信的忠心女同工德拉伯(Minie Tingley Draper)离开了宣道会。德拉伯姐妹曾在古果园聚会和宾夕法尼亚洲的岩石泉（Roky Springs）的特别聚会中，显出她在神的医治上的恩赐。同年，宣道会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Columbus）的牧师麦兰（David Wesley Myland），也同样因着认同灵恩派，而离开了宣信。更严重的是，宣信多年的同工沙尔门（John Salmon），担任宣道会副会长历二十五年之久，也逐渐倾向灵恩运动，沙尔门的妻子也有说方言的经历。沙尔门曾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伯大尼教堂，按立了后来在中国宣教的翟辅民牧师。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宣信另一位亲密的同工普励斯（Josephus Pulis）逝世。普励斯是一八八一年十一月在纽约十三街苏格兰人俱乐部开始聚会的七个人之一。这个七人聚会延续下去，导致宣道会的诞生。

　　普励斯的逝世，是威尔逊博士（Dr.Henry Wilson）逝世、大批同工离开之后，对宣信的另一项重大打击。这时宣信已年届七十岁，实在不堪刺激，他开始不修边幅，毫不遮掩内心的悲痛。同一辈的人逐个凋零，他不能不面对这个人生的现实。

　　一九一四年，宣信心里觉得宽慰的，是建筑了六年的耶路撒冷宣道会教堂终于竣工。宣信为巴勒斯坦的宣教工作不断地祷告，仰望神。

　　一九一七年美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本来英国军队与土耳其军队交火，美国可以置之度外，现在美国既已参战，宣道会纽约总部就不能不考虑到耶路撒冷三位美国女宣教士的安全，这三位女宣教士——贝斯特（M.Best）、巴特菲特（Mary Butterfield）和简摩（A.Gurmore）于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七日搭车离开耶路撒冷时，宣道会的同工们正在纽约的奈亚，召开年会。整个大会为这三位女同工的安全恳切祷告。

　　一九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英国的亚兰比将军（General Edmund Allenby）进攻土耳其军队在别是巴（Beersheba）的阵地，成功地撕破了土耳其军队的防线，并于十二月初夺取了耶路撒冷。英军攻克耶路撒冷的消息传到美国时，宣信正在芝加哥主领聚会，他立刻奔回酒店的房间。他欣喜万分，双膝跪在主的面前，祈求主施恩拯救犹太人的灵魂。接着宣信恢复平静，离开酒店，前往慕迪会幕（Moody tabernacle）讲道。宣信告诉会众，由于耶路撒冷脱离了异教徒的手，新的时代已经开始，基督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

　　对于一个老人，过份的忧郁，以及过份的狂喜，都不适宜。而对宣信，在长期间的心灵创伤之后，又突然过份地狂喜和兴奋，他终于中风瘫痪了。兼且他在童年时精神一度崩溃过，终于旧患复发。当弟兄妹妹们知道宣信精神衰弱、信心软弱时，纷纷专程访问他，与他一同祷告，甚至彻夜为他祷告。

　　一九一八年宣信的一位女同工蒙歌玛丽（Carrie Judd Montgomery）到奈亚去探望宣信时，宣信流露了对方言运动较宽容的态度。当蒙歌玛丽述及她的灵恩经历时，宣信细心聆听。蒙歌玛丽曾创办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的奥克兰（Oakland）的宣道会分会。一八九二年宣信曾在纽约的福音会幕将她的孩子分别为圣；正如一八四八年，约翰·格迪（John Geddie）将宣信分别为圣一样。

　　一九一八年，宣信由于岁数已大，不堪负担，终于心脏病复发。在这一年，他放弃了宣道会主席的职位，让贤给副手鲁易斯（Ulysses Lewis）。与此同时，他又放弃了他创办的宣道会出版社（Christian Alliance Publishing Co.），把股权转移给宣道会。

　　由于宣信已经力不从心，再也不能打理其它生意，事实上他也后悔自己这些年来，没有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徒6:4）。宣信的许多生意，包括房地产、代理、餐厅、发展公司等，几乎样样都亏本，顿使宣信欠下一身债。

　　宣道会的几位老同工，组成了一个特别委员会，靠着弟兄姐妹们的爱心，终于为宣信偿还了所有的债务。特别委员会还每月向宣信提供生活津贴，基本上解决了宣信一家的生计。

　　宣信知道他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就在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在纽约的一个祈祷会上，印证了雷保罗（Paul Radar）为他的继承人。

　　一九一九年五月宣道会总会的年会在美国的乔治亚州（Georgia）的托古亚瀑布（Toccoa Falls）举行，宣信因为身体不舒服，终于无法参加。在这次年会上，雷保罗被选为宣道会副会长。

　　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宣信与一些来自牙买加（Jamaica）的弟兄们谈话后，就为这些宣教士祷告。宣信一生最重大的使命就是宣教运动。

　　祷告完，宣信就失去知觉，十月二十九日宣信终于安息主怀。这个有异象传福音给中国人的传教士，一生不辱神的托付，“竭力在神面前得蒙神的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提后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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