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微仆

　　北京位于多风多沙的华北大平原，是「北方的京城」。在这座城市的高墙之内，住着满清慈禧太后，她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统治着自己那庞大的帝国。南京则是「南方的京城」，坐落在长江流域的青山绿野之间，向来是华东地区的政治中心。在满清政府被推翻之后的五十年间，历届政府都建都于南京。这座城市位于长江南岸距江口约三百多公里，高高的城墙随地势起伏而筑，把这座大城围在墙内，城墙开有九个城门，城门之上建有城楼。在城楼上可以看见自城门进出的车水马龙，有背着货的苦力，轧轧作响的独轮车跑得飞快的人力车，破旧不堪的马车，还有锃亮的小轿车。每种车辆都勾勒出古老城墙在那个年代所历经的几许沧桑。

　　我出生在南京，在姐妹中排行第七，因此别人称我为「七小姐」。谁也不曾想到，我将会亲眼目睹南京脱下满清黄袍，穿上民国制服，然后改成日本军装，随即又穿回民国的装束。

　　我父亲当年做江苏藩台时，坐着绿呢大轿出入城门。与此同时就在这城墙之外，拓荒宣教士们住在一艘小船上，等着找到可以落脚之处。之后追随他们脚踪而来的宣教士络绎不绝。教堂、学校神学院、大学、医院以及宣教士住所开始遍布全城，这是他们热心事奉的事实证明。在这些地方，周围居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社会风气也改善了，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事奉在属灵上的持久果效。1911年，革命党人从南京周边的山坡水地将城包围住，赶走了满洲人，并为国父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铺平了道路。十六年后，蒋介石同样通过这些城门进驻南京，并在此立都。距此仅十年之后，日本部队于1937年炸开城墙一角，进入南京烧杀奸掠，大肆屠戮。过了八年，日本人战败投降，蒋介石再度入驻南京城门之内。

　　我的家在王府大街，里面情形我至今仍记得一清二楚！家里有多个厅堂、庭院、住宅和花园，就像一座围在高墙之内的大迷宫。大门富丽堂皇，两侧各有一个石狮，进了大门，又是嵌着铜环的重重朱门，在这些门的两边，排放着几个供跟班们坐的长凳。再进去就是大院，院子尽头是一个大厅，里面摆放着精雕细琢的红木桌椅，有几幅巨大的字画挂在墙上。再向前走，穿过厅堂的后门，又有一个大院，院子尽头又是一个大厅。不过，在这个院子的两边却各有一个像满月的圆形月门。从一道月门进去，有个金碧辉煌的厅堂，朱红镶金柱，雕花格子门，壁顶绘有精美的花纹，家具都是雕花紫檀木做成的。我的父亲就在这里会见客人。他若要结束与客人的会面，只需要端起茶杯，仆役们立刻就会吆喝：「送客。」

　　漫步在院宇厅堂之间，亭台楼阁令人赞叹不已。这边是个带凉亭的花园，园中满了玫瑰；那边有座藏书楼，我的哥哥们正在念书。接下来，我们就会走到一个水池旁，池里有假山，池边有垂柳，孩子们在那里玩耍，观看池中鸳鸯戏水。在池子后面有一个绘有彩纹的戏台，每逢喜庆大事，我们便找戏班在这里唱戏。戏台边是一个莲池，池面上有水榭看台，我们会坐在看台上喝茶、嗑瓜子儿。在墙上所设的门形状各不相同，有月牙形、叶形、扇形，还有花瓶形的门。墙上所嵌的窗子也设计得别出心裁。园中满是花树和各样奇花异草。

　　倘若所穿的是另一道月门，便走到我们全家人住的屋宅前了。大多数屋宅是由七个房间组成的一列屋子，安着花格子门。每列屋子都得要经过当中的一个房间才能进屋，这个房间就是饭厅。饭厅前部有一个方桌，周围摆着几个小凳子，孩子们就在这里用早餐。饭厅两边是卧室，房里的床全上了漆，方架雕花，镶着珍珠母，床上整齐地叠放着鲜艳亮丽的被子。

　　这些厅堂和花园都有各自的名字，如宗祠堂、紫藤阁、玉兰书斋、白鹤塔、翠竹苑、花狐亭等。

　　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庭吧。

　　在我年幼之时，家中还有八个子女尚未婚配。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仆人专门伺候，其中一个是贴身侍从，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贴身侍从都要跟着。小孩子有奶妈照料，奶妈至少要带孩子三年，与那孩子的生母无异。我的奶妈照料了我十六年，因此我们俩非常亲昵。

　　中国孩子自幼要学的一项重要礼仪，就是说话要守礼，对长者尤其要恭敬有加。我们见面寒暄不是说「早安」、「晚安」或「再见」，而是称呼对方的辈份排行，如「父亲」、「母亲」、「大哥」、「二哥」「六妹」「大伯」「二嫂」等。我们从来不准直喊人家的名字。因为直呼其名会被视为无礼之举。于是，为了练习称谓，我不得不见了猫称「猫妹」，见了狗叫「狗弟」，见了马喊「马兄」。我的父亲为儿子们请了两位男老师，为女儿们请了两位女老师，一位教音乐。一位教女红。父亲还想让我们通晓中国历史，于是特地请了两位讲历史的先生教我们。

　　女孩子满了六岁就要缠足。父亲虽不赞成这样做，母亲却注重实际，知道社会上仍旧认为名门淑女要裹了小脚才能嫁得出去。她命令我缠足，见我痛得眼泪直流，于心不忍，到了晚上便替我解开缠脚布，并轻轻帮我按摩，所以我的脚没有伤，而我的姐姐们，她们都缠足，脚裹得越来越小。过年的时候，母亲不准我穿红绣鞋，指着我的脚说：「看你两只脚，大得像船一样！你一辈子都别想嫁出去，只配穿黑鞋。」

　　我的哥哥当中有八个已婚，他们的妻小全都和我们住在一起，不过他们住在各自的屋宅中，各有各的仆役随从。至于已经出嫁的姐姐们，自然是住在夫家。我还有二十多个堂亲，是我叔伯们的子女，也和我们一道住。每个嫂嫂和堂嫂都有自己的贴身丫鬟帮她们梳头穿衣，服侍她们的一切饮食起居。

　　我家的厨房有一个总厨长，有十五个人给他打下手，各院膳食全由他们烹饪，不过各家用膳则是在各自的屋宅内。所有仆役全住在府内指定的房间里，因此，这些厨子们还要负责喂饱他们。负责管理花园的是一位总园务，有好些花匠帮他做事。还有一个屋宅特设给裁缝师傅们住，全家上下的衣服都由他们缝纫。另外，还有很多轿夫和马夫。到了晚上，有两个更夫打更巡夜。我们家还出钱雇了两个贼头赶贼。他们在深夜跃上屋顶，吹口哨警告其他贼偷不得近屋，却常常吓到我们。所有仆役全由几个管家负责管理，这些管家都各有各的手下，还有一个账房先生经管银钱支付。母亲则统管一切——要照顾儿子、女儿、媳妇、侄媳妇、孙子、孙女，还要管理所有男女仆役。管家们有事，必须要向她禀报，然后再把她的命令传达下去。她得要督理家中规矩，并使这个大家庭井然有序。她的治家秘诀就是：要求所有人谨守礼节，绝对服从家规，不过在各家内部事务上则放权，由各家主自己负责处理。

　　每日早晨用过早膳之后，所有儿女、媳妇和侄子、侄女都要到我父母的住处请安。他们只消喊声「父亲！母亲！」即可，若没有什么吩咐，就各自回房了。

　　父亲身材高大瘦削，总是威严持重。每天傍晚，他都坐着绿呢大轿回来，仆役们会穿着号衣，排队列在大门两侧，将灯笼高高举起。在他下轿的时候，有一个侍从会走在前面给他开道，边入内院边喊：「大人驾到！」我们做子女的听到这个信号，就立刻在厅里按序排立，向他请安，他总是点点头，算是答礼。然后，侍妾小玉就会走上前去，替父亲脱下绣花官袍，并为他换上便袍。除了在这些正式场合之外，我们做子女的很少能见到他。

　　那一天是农历二月十二日，中国老百姓正在过花朝节，普天同庆万花生辰，各处树木大小枝头都缠满了红布条。红布条在微风中轻轻舞动，喜气洋洋地将生日祝福送给初放的花儿们。

　　我父亲却在总督衙门忙着批阅公文，没时间去庆贺佳节。这时，听差进来向他报告：「恭喜大人！又添了一位千金，母女平安。」

　　「又是个女的！」我父亲叹了一口气，「一共十八个孩子了，太多！实在太多！」

　　「太多」便成了我的乳名。我的出生虽然并没给父母带来多少欢喜，他们却也没有忽视我，照例向亲友送红蛋报喜。在我满月的那一天，亲友们就带着绣花帽子、童鞋、围兜等礼物到我家来吃满月酒，酒席上特备了一大碗鸡汤面。这面条是长寿的象征，中国人在生辰筵席上总是会摆上一碗的。

　　我父母虽然认为十八个子女已经太多，可没多久，我又有一个妹妹呱呱落地。他们给她起了个乳名叫「满堂」。在她之后，又生了个妹妹，这已经是第二十个了，所以她的乳名就成了「多余」。我的姐妹们都很好看，只有我相貌平平。不过，唯独我这个「太多」离开深闺，进入教会学校念书，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有幸写成此书献给各位读者。

　　我老家在杭州，坐落在华中靠海之处。蔡家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先人坟墓也安葬于此。杭州是中国名胜之地，云英绕山，西湖如画，有古寺高塔掩映其间，还有湍急的钱塘江潮水，自城南横扫而来，涌入狭长的杭州湾，在湾口与春秋二季的海潮相遇，激荡而成一片怒潮，潮水倒涌入江内，远达数里，江岸皆为潮水所没，这一奇观被称为钱塘潮。杭州的确美不胜收，所以有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我祖父生于十九世纪初期，当时中国还在满清帝王的统治之下。他中举之后，又通过了京试，朝廷就派他做广东这一南方重要省份的抚台（注：抚台是对巡抚的尊称。巡抚是清朝的从二品官员，是仅次于总督的封疆大吏，总管一省的军政、民政）。于是，他告别了自己在杭州的妻子、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远离家乡，只身南下，到任不久便不幸染疾逝世。我祖母听到这一噩耗之后，痛不欲生，接连几天像木雕一样呆坐不语。无论儿子们如何劝慰，她总是不吃不睡，不言不语，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自己前面那一块地。现在，她自己无依无靠，下面却有六子一女要她抚养。

　　祖母素来养尊处优，现在却要日夜不分地操劳起来。她不得不遣散仆役，卖掉房屋，将细软衣裳典当出去，全家都得过喝稀粥吃咸菜的日子。不过，她决心不辞一切劳苦，供儿子们念书，要把书香门第之风传扬下去。

　　我父亲在叔伯中排行第二，他常常给我们讲自己幼年时所过的贫苦生活。每当我哥哥们抱怨功课太辛苦的时候，他便会反诘他们说：「你们以为我是怎样求学的呢？我们没有老师，连所需的课本也没有。我要冒着大风雪，走上好几里路才能向别人借到一本书，而且还要答应在几天之后一定送还。然后，我和你们的叔伯们在辛苦工作一整天之后，围坐在桌前，借着桌上一盏小油灯的微弱灯光赶着抄写那本借来的书，饿了就抓一把篮子里剩下来的冷饭吃。到了冬天，我们的手冻得连笔都拿不住。你们才不知道什么叫做辛苦呢！」

　　尽管如此，这个家还是维持了下来。父亲和叔伯们自修苦研，大的教小的，到了弱冠之年，就预备好了要像祖父和曾祖父一样参加科举考试，进而踏上仕途。唯有姑母，因为是个女子，就没有让她读书，只让她学着操持家务而已。

　　我父亲和伯父在杭州中了秀才之后，便一起去南京应试举人。到了指定的那一天，兄弟两个一同进了考场。他们俩都穿着蓝布长袍和黑马褂，头发编成光洁的辫子，戴着黑瓜皮帽，各自带了一个考篮，里面装有水果、笔墨和一副碗筷。

　　考场入口处张灯结彩，大门边的两个公差粗略地搜了一下这两个年轻人的身，看有没有夹带小抄或书籍。之后，他们进到了一个露天的大院子里，已有很多考生和公差在那里，有的站着，有的走动。考场中间有一座高大的阁楼，四围成列考棚中的情形可一览无余，每列考棚有一百间左右的考房，考房正对着狭长的走道，前面是敞开着的，并无任何遮风挡雨的物件。

　　两兄弟非常紧张，他们形影不离，相互壮胆，但不久后便被拆散到单间考房中去，各自把考篮放在了各自的考房中。考房只有电话亭一般大小，每个单间有一块窄窄的木板当坐凳，墙上有一个放灯的壁龛，钉着一只挂考篮的钉子，另有一块木板当桌子用。

　　不久，考官们就把考生召集到大院子里点名，并发给每个考生一卷纸。考生只能用这卷纸答题，因此每个人都会小心翼翼地把纸卷放在衣袋里。天色渐暗的时候，考官们便到各街门前举行隆重的关门封门仪式，这表明考试即将开始。在三昼三夜之内，任何人因任何缘故都不得出入考场。

　　有位考官会从那座高大的阁楼上走出来，打锣把所有的考生都召集到大院子里。大家抬起头，见他一边摇旗，一边高声喊叫道：「喂！亡灵幽鬼哪！这些考生站在这里，你们可要看仔细了！若有谁曾经得罪了你们，现在就可以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啦！」那些紧张的考生们信有邪灵，吓得瑟瑟发抖，有的怕得几乎要晕厥过去。不久锣又响了，考生们这才回到各自的考房中去。

　　有个公差打着个大灯笼，灯笼两边写着考试题目，缓缓地从每个考房前走过，让每个考生都能清楚地看到题目。在这三昼夜中。考生们不能躺下睡觉，也不能与任何人交谈。一个公差会在走道上来回巡查，预防考生作弊。

　　吃饭的时候到了，锣声响起，每个考生都拿起自己的碗筷走到大院里去，那里有大锅大锅热气腾腾的白粥，各人按己所需把粥盛在碗里，「呼噜呼噜」大口喝完，然后各回各房。考生们长期备考，心里焦虑不堪，再加上注意力集中的时间过长，因此每次考试都会有几个考生经受不起这样的折磨，死在考场上，他们的尸体全都会通过墙边的一道暗门运送出去。

　　应试文章写完之后，每个考生便将自己的姓名写在考卷附袋内的纸上，密封好之后就把考卷交给考官。这时大门才会打开，考生离开大院，个个精疲力竭，什么话都不愿说，只想赶紧找个地方躺上几个小时。这种考试制度十分公正，考生必须熟读四书五经才能做得出考题。考官们会批阅每篇文章，根据文章本身的优劣来判定高下。分数最高的考生往往会得到官职。这种科举制度已在中国实行了有一千多年。

　　一天，有个报信的拿着报帖来见我祖母，报帖上通告，我父亲已经高中了！祖母手头没有钱来赏这个报喜信的人，于是就拿自己最好的一件外衣到邻舍那里押点钱来打赏。祖母和父亲都十分欢喜，可伯父很失望，回到自己房间里大哭起来。不久，又来了一个报信的，报帖上通告，我伯父也高中了。于是祖母又拿了件外衣到邻舍押钱，打赏给第二个报喜信的人。全家人都坐下来庆祝这件大喜事。大家虽然穿着破旧衣服，心里却是无比自豪。

　　家里每个孩子最后都在朝廷里居高位。大伯父做了直隶藩台（注：藩台是对布政使的尊称。布政使是清朝的从二品官员，主管一省的财赋及人事）住在天津。父亲做了江苏藩台，住在南京，不久后就升为制台（注：制台是对总督的尊称。总督是清朝的正二品官员，是最高级别的地方长官，总管一省或二三省的军政大事），并兼任很多重要职位。三叔在京城做了高官（京畿道尹），四叔做了保定知府，五叔做了扬州知府，六叔在湖北省做了襄阳知府。而那位素来不起眼的姑母，后来嫁了皇帝的太傅，他的官阶可比家里其他所有人都高！这就是苦境中结出的甜美果实！

　　多年以后，我的父亲成了南京考场的主考官。那时他常常穿着锦袍，头戴后缀孔雀翎毛、顶珠丹红的帽子（只有最高官阶的人才能戴这样的帽子），坐着八人抬的绿色大轿出行，还有穿着号衣骑着马的人前呼后拥地跟着。

　　父亲非常同情穷苦人，为他们做了很多事情。在考试期间，一天晚上，他想看看下面情况如何，于是脱下官袍，换上公差的衣服就下了阁楼。在黑漆漆的大院子里，他听到有人在呜咽，然后发现有一个考生蜷在石阶上伤心欲绝地哭泣，便问：「怎么回事？你是什么人？」

　　那人边哭边说：「在下姓洪，是无锡人，家母守寡，家境贫寒无力送我赶考，后来有几个朋友凑了些钱，借给我应考。可我写好的文章从衣袋里滑了出来，掉进粪池里去了！天哪，我没了卷子。失去了应试机会，又不敢回去告诉家母，她会伤心透顶的，现在我只有死路一条了」我父亲非常同情他，干是对他说：「我还有一卷不用的试卷，可以送你，这样你就可以重新答题了。你在这里等一等就好。」不一会儿父亲就拿了试卷过来，那考生抬头看他的脸，认出他就是主考官，立刻向他磕头，说：「大人！您的大恩大德在下没齿难忘！您可救了家母和我两条命啊！」

　　在中举之后，父亲联了一段奇怪的姻缘。在中国，男女年幼之时，常常就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把婚事定下，而未婚的男女双方可能根本素未谋面。有时，父母们甚至还会指腹为婚。我父亲年纪轻轻就和一个他从没见过面的少女订了婚，女家远在北京。那时还没有邮政局，接连几年都没有收到她的消息，于是祖母催他进京完婚，并把妻子带回家。

　　父亲长途跋涉几个月，到了北京之后才惊讶地发现，她早在两年前就过世了，在那儿等着他的是她的棺柩！根据中国传统，她仍是他的正室，因此他必须得把她的棺柩带回杭州，并在蔡家坟山里下葬。第一个妻子既然已经过世，他就得要续弦，于是就娶了一位杭州女子，可那女子在为他生下七个孩子之后，也早逝了。在她过世之后，他再次进京，娶了一位自己深爱的美丽少女。这就是我母亲，她不仅美丽，而且还很能干，是他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她身材颀长，容貌秀丽，皮肤如象牙一般细致光滑，乌黑的头发梳得光洁整齐，挽了个髻搭在颈项上，戴着金玉的妆饰。她为父亲生养了十五个孩子。她要伺候丈夫，又要照顾儿女，还要主持这样大的一个家庭，责任实在过于繁重，于是就劝我父亲纳妾，好分担一些家务。后来这个侍妾也给他生了两个孩子。这样偌大的一个家，哪怕在大家庭较为普遍的中国，也可算是较为少见的了。

　　父亲任过几个官阶很高的职位，派驻过好些地方，后来他去了南京，1870-1910年间就定居在那里。

　　消息像燎原的野火一样，传遍了宾州的乡镇：李曼小姐带了一个中国人回来住！

　　真的！当我从那广大无边、多彩多姿的中国，初到宾州乐园镇来住的时候，确实觉得自己好像多年前我在上海买的那只火鸡一样惹人注意。因为火鸡在南京很少见到。我听说美国人有个特殊风俗。喜欢在感恩节的时候吃火鸡，于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买到了一只，准备送给我最敬爱的宣教士李曼牧师全家。我抱着这只放在笼子里的珍品，从上海搭火车到南京去。同车的人都挤过来，要看看这只怪禽。「它吃什么？」我不得不红着脸承认，我也不知道。很可惜一到南京，有人喂它麦乳精，结果李曼家还未来得及把它烹制成精美的大餐，它就夭折了。

　　我终生的挚友和同工李曼小姐，用爱心把我带到美国来，就住在她乐园镇的家。那时我已经躺在病床上十九年了，正像那只火鸡困在笼中、根本不能逃出来一样，有如以下这首诗歌的情景：我是一只关在笼中的小鸟，远离青葱花草佳美田郊，为祢被囚，我心何等高兴，终日向祢歌唱吐露柔情。

　　因为我的主啊，这是出于祢的美意！到美国后，我才体会到美国宣教士跟我一道去中国乡下布道的心情。人人都对他们的金发蓝眼睛、白皮肤好奇，问东问西。通常只有我一个中国人陪着他们，因此有些乡下女人毫不客气地撩起我的袖子，要看看我的皮肤是不是真的跟他们一样的颜色。有时还问：「你是地道的中国人吗？」

　　我非常喜爱在美国的新朋友，可是我们需要彼此学习的地方非常多。他们会羞怯地排队进来看「中国女孩」，事实上当时我已经五十九岁了。他们又常常不知道怎样开口，在找不到话题来跟我聊天时，总是提出这个问题：「中国人吃什么？」

　　我尽量以最礼貌的态度回答他们，并述说我的童年。我的童年确实过得非常奢华。家中五打以上的仆婢听我们的使唤。所以我回答他们说：「在我的家乡，我们早上吃稀饭，配上馒头、咸板鸭、油鸡、炸油条，还有几种小菜，中午饭有一汤三荤三素，下午四点吃茶吃点心。两餐之间还有许多水果零食。晚餐是……」

　　我还没有说明正餐的山珍海味，他们已经睁大了眼睛，惊奇地说：「啊！我们还以为中国都是穷得只有米饭吃，住茅屋，指甲长长的，留辫子，缠小脚呢！」不错，美国的生活方式与中国的那个时代，大不相同。我生活在清朝末年一个官府之家，慈爱的上帝没让我预料到，我会大半生过「金鱼缸」式的生活：常常展览在人前，极少有独自安静的机会;而且我曾这样病弱无力，非受人照顾不可，而我幼年最怕这种抛头露面的生活。

　　记得小时候，我哥哥们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捉弄我这个「最平凡的小妹妹」。他们常嗤笑我长得跟我二十三个兄弟姐妹一点也不像。他们有的长得像父亲那样英俊，有的生得像母亲那样美丽。在亲友之间，母亲素有「北京美人」之称。因此他们常嗤笑我：「你不是我们的同胞妹妹，你一定是从茅屋捡来的！」他们这样使我变得又敏感又害羞。我常跑到奶妈那儿哭：「为什么妈妈的美丽一点儿也不传给我呢？」我怕见生人，就是碰上新年耍花灯那样热闹的场面，也只敢躲在奶妈背后，抓住她的围裙偷看人。如果要与生人同桌吃饭我的喉咙就像堵住了似的，什么也吞不下。

　　中国富人家的女孩子，十岁以下可以和兄弟们一同在家中念书。到了十多岁，女孩就分开，另请女教师教书、女红和音乐。这时候，我也就少受兄弟们的「骚扰」了。但到了过新年，大家聚在一起庆祝的时候，他们又故态复萌地捉弄我。过年的时候，在我们家后花园里父母听不到的地方，我们真是尽兴而玩，不受打扰。我们有十八天的庆祝，大吃、大玩、演戏、赌钱。哥哥们围着我跑，当着我的面两手击钹，笑我说：「看！看！你的脸盘这样圆！」我在镜子前照来照去，又着急，又伤心，想发明一种新发型，可以遮掉半边脸就好。于是我变得更加孤独了，整天不想见人。

　　再大些的时候，我开始念中国古书。我喜欢写字，毛笔在手就什么都忘记了。我也喜欢看书，什么书都看得津津有味。「书比人更能做我的好朋友！」我这样跟自己理论，书真是为我打开了另外一个天地。那时我有三个愿望。这三个愿望，当时我以为绝没有要求得过分。我对将来的梦想，是过一种安静的生活，因此三个愿望。都集中在这方面。第一，如果我有一间雅致的书房，里面放一张宽敞的书桌，一把舒适的椅子，一盏台灯，可以无止境地安静读书写字，那就满足了。谁知我的大半生却是在床上度过的！连最起码的需要都不能自己料理解决。毯子成了书桌。又因疾病损害了视力我必须用放大镜才能吃力地稍微看点书。室内的灯和窗户都要用黑布遮起来，因为我的眼睛对光特别敏感。这样差不多五十年来，我做了「暗室之后」。

　　我的第二个愿望是有一架漂亮的钢琴，不是为了表演，只是为了表达我心中涌出的诗歌。自从我脱离佛教归向基督以后，主耶稣将喜乐和谐带入我的生命中。我喜欢弹中国乐器的七弦琴，又跟宣教士学弹钢琴。可是差不多半个世纪以来，我的病不容我摸任何乐器，也不能听什么声音，别人很难听得见的声音，在我的耳膜上却像是敲响了一千片锣。门外公路上的货车声，像是瀑布在怒吼。初来美国的时候，许多个黑夜，我都用手指塞住耳朵，苦恼万分地想，如果他们要开得这么快，为什么不在白天开呢？每当疾病再度发作时，我总像听见几百个纺线机在我脑子里转动一样。

　　我的第三个愿望是拥有一间精美的图书室，里面整齐地摆列着我喜爱读的各种书籍，分门别类——方便我找得到。可是我珍藏的中西书籍，都因每次的逃难散失了。剩下的几本重要书卷、信件，就塞在床底下的纸盒里，只绑了不同颜色的彩带，以此识别。想当年，在那么养尊处优环境中长大的我，哪肯床底藏放东西，而现在若不想麻烦别人，就只能把最需要的东西藏在床底下，可以自己弯身去找。

　　我还有些简单的愿望，譬如在凉爽的树林中散步，在田野间跳跑，在清澈的溪水中赤足嬉戏，到书上念过的地方去爬山游历。我刚生病的时候才三十九岁，正是生命最旺盛、事奉主最热烈的年头。那时医生警告我说：「你可能要卧床三个礼拜。」我忍不住哭了，三个礼拜就差不多一个月了，我怎么受得了这么久的病？谁想到现在竟然躺了几乎半个世纪！

　　我早年的愿望差不多都没有实现，是不是上帝对我残忍呢？不！「祂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
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圣经《诗篇》84:11）我怪上帝不公道吗？不，「泥土岂可对抟弄它的说：『你作什么呢？』」（圣经《以赛亚书》45:9）在这么多年来的病痛中，我绝对不敢问上帝为什么叫我受这么大的苦，我只问祂：要我做什么？我可以学保罗见证说：「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圣经《腓立比书》4:11）我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事，都是上帝替我做的最好的选择，比我所有的愿望更能满足我的心。在祂所安排的事中，我决不失望。

　　1953年写完《暗室之后》以后，我以为我的生命就此完结，下一页无疑是我想望的「完」这个字，然后我要从暗室中回到天家，与我光明之主耶稣基督面对面相见。所以写《暗室之后》那首诗时，我想未完之路实在不长了。可是我的主有不同的计划，在宾州乐园镇，这个新舞台上，我生命的续集将要上演。

　　上帝从世界各地带领人到这个偏僻小镇来，而病弱的我，常常不知道该说什么来迎合他们灵性上的需要。但是圣灵总在我心里一次又一次地亲自供应话语，通过我这个软弱的器皿说出来。耶稣基督，我暗室中唯一的光，也是世上的光，继续不断地照亮那些来到我床边诸男女老幼的心，深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上帝！

神分享给人的给予之爱和需求之爱

　　神让我们分享祂自己的给予之爱，这种给予之爱与祂纳入我们天性中的给予之爱不同。我们天性中的给予之爱为对象谋求好处，从来不是单纯为了对象本身。它们偏爱那些自己能够给予的，或者自己最想得到的，或者符合自己为对象的生活预先规划的。但是，来自神的给予之爱——在人身上运行的大爱本身——则是完全无私的，并且渴望给所爱的人最好的东西。此外，天性中的给予之爱总是指向他发现具有某种内在可爱之处的对象——亲情、爱情或共同的观念吸引他去爱的人；要不就是知恩图报、值得一爱的人；或是其孤苦无助、能够打动他的人。但是，来自神的给予之爱，却使人能够爱那些本质上不可爱的人——麻风病人、罪犯、仇敌、白痴、脾气不好的人、自命不凡的人、冷嘲热讽的人。最后，神还通过一个极大的悖论，使人能够对神自己产生给予之爱。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人可以将任何不属于神的东西奉献给神；而它如果已经属于神，你又给了什么呢？但是，既然我们可以明显地向神隐瞒我们自己、我们的意志和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将它们给予神。本来是理所当然地属于祂、离开祂片刻都不能存在的东西，就像歌声属于歌手，神却让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拥有，以便我们能够自由地将它奉献给神。「我们的意志唯有属于祢，才属于我们自己。」（引自丁尼生的诗《In Memoriam A.H.H.》）正如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的，我们还有一种给予神的方式，每位接受我们衣食帮助的陌生人都是基督（马太福音25:31-46）。不管我们知道与否，这显然都是对神的给予之爱。大爱本身可以在那些对祂一无所知的人身上运行。比喻中的「绵羊」既不知道隐藏在他们探望的囚犯身上的神，也不知道探望之时隐藏在自己身上的神。我认为这整个比喻讲的是关于对异教徒的审判，因为在希腊文中，它首先提到主将召集「万民」到祂跟前，很可能指的是外邦人、而非犹太人（马太福音25:31-46）。

　　人人都会同意，这种给予之爱来自神的恩典，应该称作仁爱（charity，哥林多前书13:4 KJV版）。但是，我还必须加上一点，这点也许不太容易接受。在我看来，神还赐予了我们另外两份礼物：对祂自己超自然的需求之爱和对彼此超自然的需求之爱。前者指的不是对神的欣赏之爱，即对神的崇拜。关于那个更高的、实际上是最高的话题，我要说的很少，以后会有提及。我说的这种爱，它不奢想自己是无私的，表现出一种无尽的匮乏。就像河流为自己开拓了河道、一种神奇之酒在倒出时就为自己预备了酒杯一样，神将我们对祂的需求转变为对祂的需求之爱。更奇怪的是，祂在我们心中创造了一种超自然地接受仁爱的能力。鉴于需求是如此接近贪婪，而我们已经如此贪婪，以致于这似乎是一种奇怪的恩典。但我仍然认为事实就是如此。

神赐下对祂超自然的需求之爱

　　我们首先来看对神超自然的需求之爱，它来自恩典。当然，恩典不会创造需求，它早已在那里，正如数学家所说，需求是「已知条件」。人是受造物的事实，本身就决定了人有需求，这种需求又因为人的堕落无限地增加。恩典赋予我们的，是对这种需求彻底的承认、明智的认识和完全的接受——即使有所保留，至少也是愉快地接受。因为，若是没有恩典，我们的愿望和我们的需求就会发生冲突。

　　基督徒在信仰实践中所说的一切表示自己不配的话，在外界看来，就像一个谄媚者在暴君面前卑鄙虚伪的卑躬屈膝，或者充其量是中国绅士自我贬低为「敝人、愚兄」。然而，实际上它表达了不断的更新，因为不断需要努力打消对自己的误解、以及对自己与神关系的误解；即使在祷告时，我们的本性也不断地向我们推荐这种误解。我们一旦相信神爱我们，就会本能地相信，祂这样做不是因为祂是大爱，而是因为我们本质上是可爱的。异教徒毫不掩饰地顺从了这种冲动，他们认为，一个好人「深受众神的青睐」（引自柏拉图的《尤西弗罗篇》），是因为他是好人。基督徒则因为接受了更好的教导，所以采取了一种圆滑的方式。我们绝不会认为自己拥有什么值得神爱的美德。但是，我们的忏悔多么彻底！正如约翰·班扬在描述自己第一次虚假的皈依时所说的：「当时我想，英格兰没有人比我更讨神的喜悦了。」这一招失败后，我们就献上自己的谦卑，以为这会得到神的欣赏。祂肯定会喜欢这个吧？或者，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清楚而虚心地承认自己仍然缺乏谦卑。这样，在深处之下的深处、以微妙之中的微妙，仍然挥之不去地存在我们自己有吸引力的想法。我们是镜子，如果我们是明亮的，亮光完全来自照耀我们的太阳。承认这点很容易，但长期意识到它却几乎不可能。我们多少会有一点点天然的亮光吧？我们肯定不完全是受造物吧？

　　神的恩典让我们像孩童一样，全然、乐意地接受了自己的需求，为自己完全依靠神而快乐，从而代替了那种纠缠不清的需要、甚至是一种从不完全承认自己需求的需求之爱。我们变成了「快乐的乞丐」（引自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的《The Jolly Beggars or Love and Liberty》）。罪使人的需求增多，好人为这些罪感到难过，但对罪产生的新需求完全不感到抱歉，他一点也不为作为受造物所固有的清白需要而感到难过。因为一直以来，那种被我们的天性当作最后一件宝物紧抓不放的幻想，那种假装我们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或者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将神赋予我们的善保持片刻的错误想法，都让我们无法快乐。我们就像游泳的人，想要保持双脚或一只脚、甚至一只脚趾触地；而实际上，失去那个立足点，他就可以尽情地冲浪。放弃对自己固有的自由、力量和价值的最后要求，就会得到真正的自由、力量和价值。这些东西真的属于我们，只是因为神赐下它们，而我们也知道它们在另一种意义上不是「我们的」。这时，阿诺道斯（乔治·麦克唐纳小说《幻境》的主人公Anodos ）就摆脱了自我的影子。

神改变我们对彼此的需求之爱

　　但神也会改变我们对彼此的需求之爱，它需要同样的改变。在现实生活中，人人都不时地需要、有些人在大多数时候都需要他人的仁爱，这种爱是大爱本身在他人身上的体现，会去爱不可爱之人。这虽然是我们需要的一种爱，但却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我们希望因为我们的聪明、美丽、慷慨、正直、有用而被爱。一旦觉察到有人在向我们施以这种最高层次的爱，我们就会深感震惊。众所周知，居心叵测的人才会假装用仁爱来爱我们，因为他们知道这会伤害我们。你若对一个希望重温亲情、友情或爱情的人说：「作为基督徒，我饶恕你」，只是继续争吵的一种方式。说这种话的人当然是在撒谎，但是，如果真诚地说这话时不会伤人，就没有人会用假意说它来伤害对方。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从别人那里接受、并继续接受一种不取决于我们自己吸引力的爱是多么困难。假设你是一个男人，婚后不久便患上了不治之症，但却能活上好多年；你变得无用、无能、丑陋、恶心，依靠妻子的收入。你原本希望使家庭生活富裕，结果却使它日益贫困；甚至连神智也不健全，无法控制自己，不时会大发雷霆，提出各种各样必须满足的要求。假设你妻子的关心和怜悯是用之不竭的。你若能欣然接受这点，毫无怨恨地接受这一切、却无以回报，甚至没有令人生厌的、其实只是变相要求安慰和确据的自贬，那么，你所做的就超出了纯粹自然的需求之爱。毫无疑问，你妻子所做的也超出了自然的给予之爱，但这不是目前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比给予更难，或许也更有福。这个例子是极端的，但说明的问题却是普遍的。我们都在接受仁爱，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不能让人自然喜欢的地方，不喜欢它并没有错。只有可爱的东西才能自然地被爱，否则你就可以叫人们喜欢烂面包的味道、机械钻头的声音。尽管人人都有不可爱之处，有了仁爱，我们就可以得到宽恕、怜悯和爱；离开仁爱，别无他途。所有拥有好父母、好妻子、好丈夫或好儿女的人，都可以确信，自己有些时候、或者就某一特定性格或习惯而言，可能一直都在接受仁爱，自己被爱不是因为可爱，而是因为大爱本身在别人身上运行。

自然之爱被呼召成为大爱的道成肉身

　　就这样，我们一旦允许神进入心中，祂就不仅会改变给予之爱，还会改变需求之爱，不仅改变我们对祂的需求之爱，还会改变我们对彼此的需求之爱。当然，不仅如此。祂可能会执行在我们看来更可怕的任务，要求我们完全放弃某一种自然之爱。类似亚伯拉罕那样崇高而可怕的呼召，可能会迫使一个人背弃自己的族人、父家（创世记第12章）；爱情若指向一个被神禁止的对象，可能不得不被牺牲。在这类情况下，弃绝的过程虽然痛苦，但却不难理解；我们更容易忽视的是：这种自然之爱即使允许继续存在，也需要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神的爱不会用自己来代替自然之爱，好像我们不得不扔掉我们的银子来为金子腾出空间一样；而是自然之爱被呼召成为仁爱的形式，同时仍然保持它们原本的自然之爱。

　　在此，我们立即听到一种道成肉身的回声或韵律，或者说，看到了它的一种必然结果。对此我们不必感到惊讶，因为两者都是同一位作者。正如基督既是完美的神又是完美的人，自然之爱也被呼召成为完美的仁爱和完美的自然之爱。正如神成为人「是将人性带进神之中，而不是将神性转变为血肉之躯」（引自《亚他那修信经》），仁爱也不是退化为纯粹的自然之爱，而是纳入自然之爱，变成大爱本身和谐而顺服的工具。

　　大多数基督徒都明白其间的过程。除了罪以外，自然之爱的所有活动在恰当的时间，都可以变成快乐的、坦然的、感恩的需求之爱，或变成无私的、不强迫的给予之爱，这两者都是仁爱。没有任何东西太微不足道或太动物化，以致不能作这样的改变。一场游戏、一个玩笑、一起饮酒、闲聊、散步、维纳斯的行为，都可以成为我们宽恕别人或接受宽恕、安慰别人或与别人和好、「不求自己益处」的方式。这样，就在我们的本能、欲望和娱乐之中，大爱已经为自己预备了一个「肉身」。

转变的误解和机会

　　但是，我提到「在恰当的时间」，时间稍纵即逝。将一种自然之爱彻底地、稳妥地转变为仁爱的形式是一项如此艰巨的工作，也许没有一个堕落的人能做到完美。然而，自然之爱必须如此转变的法则，我想，是不可阻挡的。

　　这种转变的困难有一点在于，和往常一样，我们可能会转错方向。一个有点过于口头表现的基督徒圈子或家庭，掌握了这个原则之后，可能会在他们公开的行为、尤其在言语上，用精心的、繁琐的、尴尬的、无法忍受的表演，表现出自己已经实现了这种转变。这种人把每一件小事都当作具有明显属灵重要性的事情，并且对着彼此大声说出来；私下屈膝向神祷告时这样做，那是另一回事。他们总是不必要地祈求宽恕，或者令人难堪地宽恕别人。谁不想和那些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住在一起，让一顿饭、一夜的睡眠或一个笑话来化解怨气呢？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当中，真正的宽恕必须是最隐密的，甚至尽可能连自己都不察觉。我们的右手不应该知道我们的左手在做什么（马太福音6:3-4）。如果我们和孩子玩牌，「只是」为了逗他们开心，或者表明自己宽恕了他们，那么还远远不够。如果只能做到这点，那也没错。但是，如果更深入、更少刻意的仁爱把我们带入一种心态，让我们觉得与孩子们一起玩乐，是此时我们最喜欢的事情，那就更好了。

　　在将自然之爱转变为仁爱这项必要的工作中，我们最讨厌的经验恰恰会给我们极大的帮助。我们从来不缺乏需要将自然之爱转变为仁爱的机会。在所有的自然之爱中，我们都会遇到一些摩擦、烦恼，明确无误地表明自然之爱并不「足够」——如果我们被自我主义蒙蔽了双眼，就会荒谬地使用这些明确无误的证据。「瞧那小子，越来越像他爸了；如果孩子们能更争气一点，我就能更完美地爱他们。」可是，每个孩子都有惹人生气的时候，大多数孩子还常常令人生厌。「如果我的丈夫体贴一点，勤快一点，别大手大脚」……「如果我的妻子少一点情绪化，多一点理智，少一点奢侈」……「如果我父亲不那么讨厌地啰嗦，不那么抠门。」但在每个人身上，当然在我们自己身上，都有需要别人忍耐、宽容和宽恕的地方。我们有必要操练这些美德，首先迫使我们努力地——严格地说，是努力地让神把我们的爱转变为仁爱。这些烦恼、摩擦是有益的，缺少它们，自然之爱的转变是最困难的；当它们很多的时候，转变自然之爱的必要就显而易见了。当自然之爱达到尘世条件许可的最为满意、最不受阻碍的时候，想要超越它——或者在一切似乎已经如此完美的时候看到超越的必要——可能需要更加微妙的转变和更加敏锐的洞察力。也是从这个角度，「财主」进天国可能很难。（马太福音19章）

被大爱转变的自然之爱才能进入天国

　　然而，我相信这种转变是不可阻挡的。至少，自然之爱若要进入属天的生活，就必须作这种转变。其实，大多数人都相信自然之爱能够进入天国，我们可能希望身体的复活指的也是所谓「大身体」的复活，也就是地上生活的总体结构，连同各种情感和关系。但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不是神任意设立的，而是由天国自身的性质决定的：任何不属天的事物都不能进天国。「血肉之躯」，即纯粹的本性，并不能承受那个国度。人能够进天国，只是因为死而复活升天的基督「成形在他里面」。人类的爱难道不需要这样吗？只有大爱本身进入其中，人类的爱才能够上升到大爱本身。人类的爱只有以某种程度和方式与基督同死，才能与祂一起复活；其中的自然成分才能在年复一年或在突然的痛苦中降服于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尚会过去，「自然」这个名字本身就暗示着短暂。自然之爱只有在愿意自己被带入仁爱的永恒中时，至少，愿意在黑夜来临、没有人能够作工之前（约翰福音9:4）让这个过程在地上开始，才能盼望永恒。而这个过程总是不可避免地包括死亡，无一例外。在我对妻子或朋友的爱中，唯一永恒的成分是由大爱本身转变而来的存在。如果有这种存在，其他成分才能盼望借着祂从死里复活，正如我们的肉身所盼望的那样。因为，在所有的成分中，唯有这个成分才是圣洁的，唯有这个才是主。

　　神学家们有时候会问，我们是否在天国还「彼此相识」，以及在地上建立的特定爱的关系是否会继续具有任何意义。这样回答似乎是合理的：「这可能取决于它在地上已经、或正在成为什么样的爱。」因为，无论你爱一个人爱得多么强烈，如果不过是自然之爱，因为这个缘故，你在永恒世界当然不会有兴趣与他相见。这会不会就像你长大以后，遇到小学时仅仅因为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似乎是好朋友的人呢？如果没有其他的原因，如果他不是一个志同道合的人，现在对你而言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你们俩现在都不玩康克戏（一种儿童游戏conkers）了，你不再需要帮他做法语，他也不再需要帮你做数学。我想，在天国里，从未体现过大爱本身的爱，也像这种友谊一样无关紧要了。因为自然已经过去了，所有不永恒的东西都永远过时了。

　　但是，我决不能以这个来结尾，我不敢——更何况是因为我自己的渴望和恐惧促使我越发不敢（写此书时，路易斯的太太已处于癌症晚期，即将离世）——让任何丧亲和孤独的读者把与所爱的死者团聚确认为基督徒生活的目标。在心碎的人耳中，否认这个普遍的幻想，可能听起来刺耳和不真实，但必须否认。

　　圣奥古斯丁说：「祢为自己造了我们，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祢面前，就不会安宁。」（引自《忏悔录》）在站在圣坛前的那一刻，在四月的树林里半祷告、半默想时，我们很容易相信这点；在临终的床前，这听起来却像是嘲讽。但真正的嘲讽是，如果我们以那种方式，将我们的安慰寄托在希望——也许甚至借助降神会和召魂术——希望有一天能够再度拥有地上的挚爱、永不分离，而别无他想。人很容易相信，这种无止尽地延长尘世的幸福会带给人彻底的满足。

　　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我们会立刻得到一个尖锐的警告：有点不对劲。我们一旦企图利用对彼岸世界的信心达到这个目的，信心就会削弱。我一生中信心真正刚强的时刻，始终是神自己成为我思想中心的时刻。相信祂，必然就相信天国。但相反的过程——首先相信与挚爱团聚，然后为了团聚而相信天国，最后为了天国而相信神——这是行不通的。人当然可以去想象，但是，自我反省的人很快就会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只是自己在想象、只不过自己在编织幻想。头脑简单的人会发现，自己企图从中得到满足的幻想，既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安慰，也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滋养，最后只能通过可怜的自我催眠，也许再借助低俗的图画、诗歌、以及更糟糕的巫术。

　　经验告诉我们，向天国祈求尘世的安慰是徒劳的。天国只能给予天国的安慰，没有其他品种。尘世甚至连尘世的安慰也不能给予。从长远来看，尘世的安慰并不存在。

　　因为，除非我们整个的信仰是错误的，否则，在一个由纯粹的人类之爱构成的天国中，找到我们最终目的的梦想是不可能的。我们是为神而造的，地上的人之所以激起我们的爱，只是因为他们在某方面与神相似，彰显出神的美丽、慈爱、智慧或良善。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爱他们太多，而在于不太明白自己究竟在爱什么。神不是要求我们离弃他们，离弃自己如此熟悉、亲爱的人，去爱一位陌生的神。当我们看到神的面时，我们会发现自己一直都知道祂。祂一直参与、创造、支持和感动我们在地上经历的所有纯真之爱。这些经历中所有的真爱，即使是在地上，也都是来自神，而不是来自我们，来自我们也只是因为祂的缘故。在天国，没有背离尘世挚爱的痛苦和责任。首先，因为我们已经从肖像转向了真人，从溪流转向了泉源，从神所造的可爱的受造物转向了大爱本身；其次，因为我们会在神里面找到他们。通过爱神胜过爱他们，我们会比现在更爱他们。

　　但是，这一切都发生在遥远的「三位一体的国度」（引自C. S. 路易斯的好友Charles Williams的《亚瑟王研究》卷24），不是发生在流放之地、流泪谷中。在这里，只有失去和弃绝。就它对我们的影响而言，丧亲之痛的真正目的，也许就是要迫使我们失去和弃绝，然后，我们才会被迫努力去相信自己尚未感觉到的——神是我们真正的挚爱。所以从某些方面说，非信徒比我们更容易接受丧亲之痛。他可以冲着宇宙大发雷霆、破口大骂、挥舞拳头，如果他是天才，还可以写出像豪斯曼（Alfred Edward Housman，英国诗人）或哈代（Thomas Hardy，英国诗人）那样的诗。但是，当基督徒处于最低潮、举步最维艰的时候，却必须开始尝试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神赐下对祂超自然的欣赏之爱

　　「爱神容易吗？」一位老作家问道，他又回答说：「这很容易，对于那些爱神的人来说。」我已经将两种恩典归于仁爱的名下——对神和对彼此超自然的需求之爱。但神还能赐下第三种恩典。祂能在人的内心唤醒对祂超自然的欣赏之爱。在一切恩赐中，这是最令人向往的。一切人类和天使生命的真正核心，不在自然之爱中，甚至不在道德伦理中，而在对神超自然的欣赏之爱中。有了这个，一切皆有可能。

　　认识了这点，应当开始一本更好的书，结束我的这本。我不敢再继续了。是神、而不是我知道我是否品尝过这种爱。也许我只是在想象中品尝。像我这种人，想象力远远超过了顺服的能力，所以当受公正的惩罚。我们很容易想象那些远远超过自己曾经达到的境界，如果我们把这些想象描述出来，不但可以使别人、也会让自己，相信我们真的曾经去过那里。如果我只是想象它，那么连这种想象有时候都能使我们所渴望的其他对象显得像破碎的玩具和凋谢的花朵——是的，甚至包括平安、永无恐惧——那是不是更进一步的错觉呢？也许。或许对我们许多人而言，可以这么说，所有的经历都只是定义了一个缺口的形状，那就是我们对神的爱应该的样子。这并不够，但却有意义。如果我们不能「体验神的同在」（引自劳伦斯弟兄的书名《与神同在 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那就是体验神的不在，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麻木，直到我们感觉自己像是一个站在大瀑布旁却不闻其声的人、或是一个在故事中照镜子却找不到脸的人、或是一个在梦中伸手触摸有形之物却没有触觉的人。知道自己在做梦，就不再是完全沉睡。但是，要了解那个完全清醒的世界，你必须去找比我更好的人。

自然之爱需要意志和恩典的帮助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英国诗人）曾经写过一首诗，题目叫「爱就够了」，据说有人写了一个简短的诗评，只有两个字：「不够。」这就是本书的主题，自然之爱无法自给自足，纯粹的感觉若想保持甜蜜，需要有外力的帮助。这种外力，起初只是被模糊地描述为「修养与常识」，后来被揭示为善，最后被揭示为在一种特定关系中的整个基督徒生活。

　　这样说并非是要贬低自然之爱，而是要指出它们真正的荣耀在哪里。说一个花园不会筑篱笆、除杂草、修剪自己的果树、修理自己的草坪，并不是在贬低花园。花园是好的，但它的好不在这些方面。只有别人替它做了这些事情，它才能保持是座有别于荒野的花园。它真正的荣耀是截然不同的。花园需要不断的除草、修剪的事实，恰恰证明了这种荣耀。它生机盎然，光彩夺目，散发出天堂般的芬芳。夏日里，它每时每刻展现的多彩多姿，是人类永远无法创造、甚至凭自己无法想象的。你若想比较花园与园丁的贡献，只需要将花园中最普通的一株草与园丁的锄头、草耙、剪刀和除草剂摆放在一起。你在一边看到的是美丽、生机和多产，在另一边看到的却是死的、没有繁殖力的东西。同样，与爱的亲切相比，我们的「修养与常识」也显得暗淡、毫无生气。即使在花园的美丽达到极致时，园丁对这份美丽的贡献与大自然的贡献相比，在某种意义上说，仍然微不足道。没有大地的生机，没有天上降下的雨露、阳光和热量，园丁无能为力。即便竭尽全力，他也不过是在这里那里做了些增减，而那些力量和美丽却另有源头。但他的贡献虽小，却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同样不可或缺。神开辟伊甸园时，派亚当看守它，又将亚当置于自己的管理之下。神在开辟人性这座花园，让各种爱在其中生长、开花、结实时，祂派我们的意志去对其进行「修剪」。与这些爱相比，我们的意志干枯又冷漠。倘若神的恩典不像雨露、阳光那样降下，意志的工具就毫无意义，但是，它的辛勤劳动是不可或缺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起抑制的作用。如果说，这座花园还是乐园的时候，尚且需要意志的工作，那么更何况在土壤已经酸化，最糟糕的杂草看起来在上面茁壮成长的今天呢？但是上天禁止我们抱着道学先生和禁欲主义者的心态去工作。当我们砍伐和修剪时，心里非常清楚，我们砍剪的对象非常了不起，充满着理性的意志本身永远不能提供的辉煌和活力。释放这种辉煌，让它完全成为它努力成为的样子，用高大的树木代替灌木丛，用甜美的苹果代替沙果，这是我们的一部分目的。

自然之爱是对神之爱的竞争对手

　　但是，只是一部分目的，因为现在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我搁置已久的话题。迄今为止，本书几乎没有提到我们的自然之爱是对神之爱的竞争对手。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无法回避了。我之所以迟迟不谈，有两点原因。

　　一个原因前面已经有所暗示，对于大多数人，我们不需要从这个问题入手。这个问题很少在一开始就「切合我们的处境」（引自亨利·大卫·梭罗的散文《瓦尔登湖》）。对大多数人来说，真正的竞争最初是在自我与他人之间，还没有到他人与神之间。当一个人真正的困难是还做不到爱他人时，将超越尘世之爱的责任强加给他是很危险的。毫无疑问，减少对他人的爱，并想象这是因为我们正在学习更多地爱神，这是很容易的，而实际原因可能完全不同。我们可能只是把「人性的堕落误当作恩典的增加」。很多人发现恨自己的妻子或母亲并不十分困难。在一幕精彩的戏剧中，莫里亚克（Francois Mauriac，法国剧作家）描绘了其他的门徒都对耶稣那条奇怪的诫命（马太福音10:36-37）感到震惊和不解，出卖耶稣的犹大却不然，他轻而易举地就接受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在本书的前面部分强调这种竞争也为时过早。自然之爱很容易宣称自己是神，我们无须谈到竞争就可以予以驳斥。若是没有神的帮助，自然之爱甚至不能维持自身、实践自己的诺言，这就证明它们没有资格代替神。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小诸侯连在自己领地的王位都不能坐稳半载，自己境内的和平都不能维持半年，为什么还需要证明他不是合法的皇帝呢？自然之爱即便是为了自己的原因、保持自身的本质，也必须甘心处于次要的地位。它们真正的自由就在这个轭里，它们在「鞠躬时更高」（引自G· K· 切斯特顿的名言）。因为，当神在人的心中掌权时，虽然祂有时候必须彻底清除某些原有的权威，但往往也会让其他权威继续发挥作用，通过让其服从自己的权威，首次赋予它坚实的基础。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美国思想家）说过：「当半神离开时，众神就会到来。」这句格言非常可疑，最好说：「当神到来时（只有那时），半神才能存留。」若是任其自然，半神要么消失，要么变成恶魔。只有奉神之名，他们才能够安全、优美地「挥舞他们的小三叉戟」（引自约翰·弥尔顿的《酒神之假面舞会》）。「一切为了爱」这个反叛的口号，实际上是爱的死刑令，行刑日期暂时留空。

　　因为以上原因，竞争的问题被搁置已久，但现在必须加以讨论。在以往任何时代，除了19世纪，这个问题都会在任何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中出现。如果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需要有人提醒他们「爱是不够的」，老一辈的神学家则一直疾呼自然之爱可能太多了。他们考虑得更多的，不是我们对人的爱太少，而是我们对人的爱有偶像崇拜的危险。在每一位妻子、母亲、孩子和朋友身上，他们都看到了一个可能与神竞争的对手。当然，主耶稣也看到了（路加福音14:26）。

过度不是对人的爱太多、而是对神的爱太少

　　有一种方法可以防止我们对人过度的爱，但我发现自己一开始就必须予以拒绝。拒绝时，我的内心很不安，因为这种方法是我在一位伟大的圣徒和思想家的著作中读到的，而我从他那里获益良多、感激不尽。

　　圣奥古斯丁描述了他的朋友内布利提乌斯之死给他带来的悲伤，这些字句至今读来仍然催人泪下（《忏悔录》四卷十章）。随后，他总结出一个教训，这就是将一个人的心献给除神之外的任何事物的结果。所有的人都会逝去，不要让你的幸福取决于你可能失去的东西。你若希望爱带给你幸福，而非悲痛，就必须将它倾注在那位唯一永远不会逝去的良人身上。

　　这当然极其明智。不要将你的货物装在漏水的船只上，不要将太多的钱花在有一天你可能被赶出门的房屋上。没有人能比我更本能地回应这些精明的格言。我是一个安全第一的受造物，在所有反对爱的论据中，没有一个比「当心！这可能会使你受苦」更能吸引我的天性。

　　是的，这对我的天性和性格具有吸引力，但不符合我的良心。当我回应这个呼吁时，觉得自己与基督远隔一千英里。如果有什么事我可以确信无疑，那就是，祂的教导绝不是要确认我对安全投资和有限责任的先天偏好。我怀疑在我身上是否还有什么别的更不讨祂喜悦的了。谁能想象，一个人会出于谨慎、或者说因为更安全而爱神呢？甚至，有谁会将这点列入爱的理由呢？你会抱着这种心态去选择妻子、朋友、乃至一条狗吗？早在这样算计之前，一个人就已经远离了爱的世界，站在所有的爱之外。与此相比，无法无天的爱情、选择爱人过于幸福的爱情，更像大爱本身。

　　我认为，《忏悔录》中的这段话与其说反映了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不如说更是他成长过程中伟大的异教哲学的宿醉，它更接近于斯多葛派（Stoic）的「不动情」或新柏拉图派的神秘主义（neo-Platonic mysticism），而非仁爱（charity）。我们所追随的那位为耶路撒冷哀哭、为拉撒路的死悲伤；祂爱所有的人，但也在一种特别的意义上「爱」其中一位门徒。对我们而言，圣保罗比圣奥古斯丁更有权威。圣保罗从来没有说，如果以巴弗提去世了（腓立比书2:27），他不会像常人那样悲伤，他也丝毫不认为那样悲伤有何不当。

　　即使我们认为防止心碎的保险是人类最高的智慧，神自己预备了吗？显然没有。基督最终在十字架上喊道：「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27:46）

　　圣奥古斯丁建议的路线无法逃脱，其他路线也不行。不存在安全的投资。爱根本就是脆弱的。爱上任何东西，你的心肯定会被绞痛，甚至可能会被破碎。如果想确保它完好无损，你就不能把心交给任何人、甚至任何动物。要用各种爱好和小奢侈品把它小心地包裹起来，避免一切纠缠，把它安全地锁在你自私的棺木或灵柩里。但是，在那个安全、黑暗、静止、没有空气的棺材里，它将会改变。它不会被破碎，但会变得坚不可摧、油盐不进、无法拯救。悲剧的替代品，或者至少是悲剧风险的替代品，是咒诅。在天堂之外，唯一一处你可以完美远离爱的所有危险和烦恼的地方，就是地狱。

　　我相信，与最无法无天、没有节制的爱相比，不请自来、自我保护的无爱更加违背神的旨意。这就像把才能藏在餐巾纸里、把银子埋在地里一样，那位仆人对主人说「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马太福音25:14-30）。基督教导我们、为我们受苦，目的不是让我们变得更加关注自己的幸福，即便在自然之爱中也不是。一个人若是对地上看得见的挚爱都无法不计较得失，就更不可能对他看不见的神如此了。我们不是通过试图避免各种爱中固有的痛苦来接近神，而是通过接受它们、把它们献给神，抛开所有的防御盔甲。如果我们的心需要被破碎，如果神选择这样作为破碎的方式，那就这样吧。

爱神不是感觉、而是顺服

　　毫无疑问，一切自然之爱都可能过度。过度（Inordinate）的意思不是「不够谨慎」，也不是「太多」，这不是一个定量的术语。我们爱任何一个人，可能都不会单纯地「太多」，而是相对于我们的对神的爱太多。造成这种过度的，不是我们对这个人的爱太多，而是我们对神的爱太少。但是，即便这点，也需要多做一点解释。否则，我们就会困扰那些非常正确的人，因为他们对神的感觉不如对地上的爱人那样温暖。至少在我看来，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这样盼望，我们必须祈求被赐予这样的恩赐。但是，就我们基督徒的责任而言，我们爱神还是更爱地上的爱人「更多」的问题，并不是关于两种感觉的相对强弱。真正的问题是：当替代品出现时，你事奉谁、选择谁、把谁放在首位？你的意志最终顺服于谁？

　　像往常一样，我们的主自己的言辞往往比神学家更激烈，但也更容易承受。祂从来没有说，我们要提防地上的爱，以免受到伤害。但是，当它们阻止我们跟从祂的那一刻，祂就说了一些像鞭子一样劈啪作响的话，要把它们全都踩在脚下：「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路加福音14:26原文）。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恨」这个词呢？若是大爱本身命令我们去做平常意义上是恨的事——心怀怨恨、对他人的痛苦幸灾乐祸、以伤害他人为乐，这在字面上几乎就是自相矛盾。我认为，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与祂对彼得说「退我后边去吧」（马太福音16:21-23）时，「恨」彼得的意思相同。恨就是在心爱之人说出魔鬼的建议时，无论口气多么甜蜜、多么可怜，你都必须拒绝、反对、不让步。耶稣说，一个人若是试图事奉两个主人，他就会「恶」这个，「爱」那个。当然，这里谈论的不仅仅是厌恶和喜欢的感觉，而是他会坚持、同意为其中一位主人效劳，却不顾另一位主人。再看看神所说的「我爱雅各，而恨以扫」（玛拉基书1:2-3）。在实际的故事当中，神所谓的「恨」以扫是如何体现的呢？完全不是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我们当然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以扫的结局很悲惨，最终沦落为失散的灵魂。旧约无论在那个故事里还是在别处，都没有提到这类事。就我们所知，从任何一种通常的意义上看，以扫在地上的生活都比雅各幸福得多。是雅各经历了种种失望、羞辱、恐惧和丧亲之痛，而不是以扫。但是，雅各也拥有以扫所没有的：他是族长，延续着希伯来传统，传递着神的选召和祝福，成为主耶稣的祖先。看来，「爱」雅各的意思是接受雅各承担一项崇高而痛苦的使命；「恨」以扫意味着他被拒绝了。神认为他没有「达到标准」，不适合承担那个使命，所以「拒绝」了他。所以，当最亲近、最心爱的人妨碍了我们去顺服神的时候，作为最后一招，我们必须拒绝他们，或者不再把他们看为最亲近、最心爱的人。上天知道，这在他们看来足以像恨。此时我们不可凭着怜悯行事，我们必须对眼泪闭眼、对恳求耳聋。

　　我不会说这个责任很难，有些人觉得易如反掌，有些人则认为难如登天。对所有人来说，难的是知道何时应该表现出这种「恨」。我们的性格会欺骗我们。温顺的人——宠爱妻子的丈夫、逆来顺受的妻子、溺爱的父母、孝顺的子女——即使在这一刻已经来临时，也不太愿意相信。而独断专行的人，稍有恃强欺弱的倾向，就会动辄相信这一刻已经到来。所以，将自然之爱置于恰当的地位，以杜绝这种误会的出现，极为重要。

　　从一个低得多的层次上，我们可以看到如何能够做到这点。那位即将奔赴沙场的保王党诗人拉夫雷斯（Richard Lovelace）对他的爱人说：

　　亲爱的，倘若我不更爱荣誉，
　　我便不会如此爱你。

　　对于有些女人，这个借口毫无意义。荣誉只是男人谈论的傻话之一，是为诗人即将犯下的违反「爱的律法」的罪行提供借口，因而罪加一等。但拉夫雷斯可以放心地利用这个借口，因为他的爱人也是保王党人，像他一样，已经承认了荣誉对人的要求。他无须「恨」她、坚决反对她，因为他们认可同样的律法，早就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和理解。此刻在面临抉择时，他不需要转变她的观念、让她相信荣誉至上。当比荣誉更加重要的东西面临危险、需要我们付出时，这种事先的共识更为必要。当危机来临时，才告诉妻子、丈夫、母亲或朋友，自己对他们的爱一直暗地有所保留——必须在「神之下」或「在更高的大爱允许的范围内」，那就已经太迟了。他们应该事先得到警告；当然，不是直白地，而是通过一千次谈话的暗示、一百次关于小事的决定所透露的原则。实际上，你应该尽早让对方知道彼此在这个问题上的真正分歧，以阻止婚姻或友谊的产生。任何一种最好的爱都不是盲目的。奥利佛·埃尔顿（Oliver Elton，英国文学家）在谈到卡莱尔（Thomas Carlyle，苏格兰作家）和穆勒（James Mill，英国哲学家）时说，他们对正义的看法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对于任何真正的友谊来说」必然都是致命的。如果所爱之人的态度中暗含着「一切为了爱」，而且是名副其实的「一切」，那么他或她的爱就不值得拥有，因为这种爱与大爱本身之间没有正确的关系。

神赋予人天性中的给予之爱和需求之爱

　　这就将我引到了本书必须努力攀登的最后一道悬崖之下，我们必须尽量将人类的爱与大爱、也就是神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准确地描述出来。当然，这种准确只是就模型或象征而言，从长远来看，肯定是不准确的。即便在我们使用这种模型时，我们也需要其他模型予以纠正。我们当中最卑微的人，处于恩典之中时，也会对大爱本身有一些「由熟悉而生的认识」（引自伯特兰·罗素的话）、有一些「品尝」；但是，人即使在最圣洁、最智慧的时候，对终极存在也不可能有直接的「认识」，只有一些类比。虽然我们可以借助光看见其他事物，但我们却看不见光。同样，有关神的陈述，都是我们从神的光照使我们知道的对其他事物的认识中推断出来的。我之所以努力贬低人对神的认识，是因为接下来我要努力保持清晰、并且不过于唠叨，这可能会暗示我对自己的观点很自信，但事实并非如此。我若自信，就是疯子。请把下面的内容当作一个人的遐想、几乎是他的神话。如果其中有什么对你有用，请使用它；如果有什么没用，就不要再理会它。

　　神就是爱。还有，「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这就是爱了」（约翰壹书4:10）。我们的出发点不应该是神秘主义，而是受造物对神的爱，或是有些人在地上生活中对神所赐予的果实的美妙预尝。我们必须从真正的源头开始，以爱作为神的能量。这种原初的爱是给予之爱，在神里面，没有饥饿需要被满足，只有渴望给予的丰盛。神没有创造的必要，这条教义不是经院哲学干巴巴的推理，而是根本的。没有它，我们就很难不把神只看作一个「管理者」，一种功能或本性是「管理」宇宙的存在，站在学校校长或旅馆老板的地位上。但是对神而言，主宰宇宙并不是什么大事。在祂自身之中，在「三位一体的国度」（引自C. S. 路易斯的好友Charles Williams的《亚瑟王研究》卷24）里，祂是一个更大领域的主宰。我们必须始终把朱利安夫人（Julian of Norwich，英格兰奥秘神学家）的那个异象放在眼前，神在祂手中握着一个类似坚果的小东西，那坚果就是「祂创造的一切」。一无所缺的神用爱创造了纯粹不必要的受造物，为的是爱他们，使他们变得完美。在创造宇宙时，祂就已经预见——或者说是「看见」，因为对神而言不存在时间——在十字架周围成群飞舞、嗡嗡作响的苍蝇；皮开肉绽的脊背贴在参差不齐的木桩上；穿透了中枢神经的钉子；身体下垂时反复出现的窒息；以及为了呼吸、一次又一次挺直身体时，脊背和胳膊反复经历的锥心疼痛。如果我可以冒昧地借用生物学的比喻，我想说，神是一位故意制造自己的寄生虫的「寄主」，使我们成为可以利用祂、「占祂便宜」的人。这就是爱，是所有爱的发明者——大爱本身的图解。

　　神创造了人的天性，赋予我们给予之爱和需求之爱。给予之爱是祂自己的天然形像，因相似而与神接近。但是，这种接近未必是、也并非对于所有的人都是趋向的接近。慈爱的母亲、仁慈的君主或老师可能常常表现出与神的相似——不断地给予，但却无法更加接近神一步。需求之爱，据我所见，与大爱、即神自己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更确切地说，他们是相关的、对立的，当然，不是恶与善这种对立，而是果冻与果冻模子这两种形式间的对立。

　　但是，除了这些自然之爱外，神还可以赐给我们一份更好的礼物。鉴于我们的思维喜欢划分和分类，也可以更确切地说，赐给我们两份礼物。

男性在婚姻中的纸冠冕和荆棘冠冕

　　这种对完全投入的拒绝——严肃时仍不忘记她的轻浮——与维纳斯最强烈时在大多数恋人中唤起的某种特定的态度尤其相关。这种行为会使男人暂时变得极端专横，像征服者或掠夺者那样居于支配地位，而女人则相应地处于极端屈从、降服的地位。因此，有些行为呈现出粗鲁、甚至野蛮，「爱人的掐捏又痛苦、又令人神往。」理智的夫妻应该怎么想呢？基督徒夫妻可以允许这种现象吗？

　　我认为，它在一种条件下是无害有益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在此与前面提到的性「异教圣礼」有关。我们注意到，在友情中，每个参与者只代表他自己——一个偶然的个体。但是在这种爱的行动中，我们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我们还充当代表。意识到有一些比我们更古老、更不个人性的力量在我们身上运行，非但不会减少爱，反而使之更加丰富。在我们身上，世界上所有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所有攻击性和反应性的东西，都在一瞬间集中了。男人确实在扮演「天空父亲」，女人在扮演「大地母亲」的角色；男人扮演形式，女人扮演内容。但是，我们必须充分赋予「扮演」一词全面的含义。当然，双方都不是在伪君子的意义上「扮演角色」，而是从一个极端来说、类似于神秘剧或仪式，或者从另一个极端来说、类似于化装舞会或字谜游戏中扮演角色。

　　一个女人若将这种极度的降服视为纯粹出于自己，她将成为一个偶像崇拜者，将只应属于神的东西献给一个男人；一个男人若僭越了维纳斯暂时赋予他的那种主权，将它归为己有，他必定是浪荡公子中的浪荡公子，是个亵渎者。但是，不能被合法地赋予或主张的东西，却可以被合法地行使。在这场仪式或戏剧之外，男女双方是两个不朽的灵魂，两个生而自由的成年人，两位公民。我们若是认为，在婚姻中，因为男人在维纳斯行为中的支配地位得到绝对的认可和维护，所以他在整个婚姻生活中也很可能占支配地位，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情况更可能是相反。但是，在这场仪式或戏剧中，他们变成了没有平等关系的男神和女神，所以他们的关系是不对称的。

　　有人会觉得奇怪，我竟然会在那个通常被认为我们曾做过的最真实、最不掩饰、最坦诚的行为中找到仪式或化装舞会的元素。赤身裸体的我们不是真正的自己吗？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裸体 naked」这个词原本是过去分词，赤身裸体的人就是经历了裸体过程的人，也就是去壳（stripping）、削皮（peeling）的过程，这两个动词本来是用于坚果和水果的。在我们的祖先看来，赤身裸体的人不再是自然人，而是不正常的人；不是那个不穿衣服的人，而是那个由于某种原因脱了衣服的人。裸体强调了共同的人性，掩饰了个性。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任何人都可以在男浴室里观察到这一点。从这个角度说，当我们穿上衣服的时候，就「更像我们自己」了。由于裸体，恋人不再只是约翰和玛丽自己，他们更代表一般的男性和女性。你几乎可以说，他们是穿上裸体作为仪式的礼袍、或者游戏的服装。因为我们仍然必须防备以错误的方式严肃，尤其是当我们在爱情的篇章中参与异教圣礼的时候。「天空父亲」本身只是异教徒想象中的一个比宙斯更伟大、比男人更有阳刚的人物，生命有限的男人根本不是「天空父亲」，也不可能真正戴上他的王冠，只有一个锡纸做的仿制品。我这样说并非轻视。我喜欢仪式，喜欢私人剧院，甚至喜欢字谜游戏。纸做的王冠有其合法用途，在适当的时候还有严肃的用途。「如果想象力可以弥补它们」（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台词），它们并不比一切世俗的封号更加逊色。

　　在谈及异教圣礼时，我不敢不转到另外一面，以防将它与一个远为高深的奥秘混淆起来。正如大自然在这短暂的行为中为男人加冕一样，基督教的律法也在婚姻这种永久的关系中为他加冕，赋予、或者说强加于他某种「领导权 headship」。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加冕礼。正如我们很容易把自然的奥秘看得太严肃，我们也很容易把基督教的奥秘看得太不严肃。基督教作家、尤其是弥尔顿，有时候会沾沾自喜地谈论丈夫的领导权，令人不寒而栗。我们必须回到圣经。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对待教会那样，他应该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爱她，为她舍命，因为基督为教会舍己（以弗所书5:25）。因此，这种领导权不是最充分地体现于我们都想希望成为的那种丈夫，而是体现于他的婚姻最像受难的人。这种人的妻子得到的最多，付出的最少，最不配接受他的爱；而且，就她的本性而言，最不可爱。因为，教会除了新郎赋予她的一切外，没有任何美丽之处；新郎不是发现她可爱，而是使她变得可爱。我们不是在男人婚姻的幸福中，而是在它的不幸中，在好妻子的疾病痛苦、或坏妻子的过失中，在他不倦和从不炫耀的照料中，或他无尽的宽恕而非默认中，见证这个可怕的加冕仪式的基督化。正如基督从地上那个有缺陷、骄傲、狂热或不冷不热的教会身上，看到有朝一日会变得纯洁无瑕的新娘、并为之努力一样，像基督那样作头、神也不允许他以别的方法作头的丈夫也从不绝望。他像国王科菲图阿（传说中的非洲国王Cophetua，爱上了一位女乞丐）一样，二十年后仍然希望他爱上的女乞丐有朝一日能学会讲真话、爱清洁。

　　这并不是说，缔结这种痛苦的婚姻有什么美德或智慧。寻求无谓的殉道、故意追求迫害，都没有智慧或美德可言。然而，正如那些受迫害和殉道的基督徒最清楚地体现了主耶稣的榜样，这种可怕的婚姻一旦发生了，丈夫的领导权若是能够维持下去，也最像基督了。

　　最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也不必对男性在异教或基督教的奥秘中被授予的这种冠冕耿耿于怀，因为一个是纸的，另一个是荆棘的。真正的危险不在于丈夫们可能过于急切地抓住后者，而在于他们允许或强迫自己妻子篡夺它。

爱情的伟大和可怕之处

　　现在，我要从讨论维纳斯（Venus），也就是爱情中的肉欲成分，转向爱情整体，也就是厄洛斯（Eros）。在此，我们会看到同样的模式再度出现。正如爱情中的维纳斯并非真正以快乐为目标，厄洛斯也同样不是以幸福为目标。我们可能会认为他确实如此，但他在接受考验时，事实却证明并非如此。大家都知道，要想拆散一对恋人，靠竭力证明他们的婚姻不会幸福是徒劳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不会相信你，毫无疑问，他们往往不相信，但他们即使相信，也不会被劝阻。因为厄洛斯的标志是，当他在我们里面时，我们宁愿与所爱的人分享不快乐，也不愿以任何其他方式快乐。就算一对恋人成熟而有经验，知道破碎的心灵最终会愈合，也能够清楚地预见，只要铁下心肠熬过眼下分离的痛苦，往后十年几乎肯定比现在结婚要幸福，他们也依然不肯分离。但对于厄洛斯来说，这一切权衡算计都无关紧要，正如卢克莱修冷静、无情的判断与维纳斯无关一样。即使一个人非常清楚地看到，与心爱的人结婚不可能导致幸福，婚姻给他带来的只能是：照顾无法治愈的残疾人，一生穷困潦倒，颠沛流离，含羞忍辱，厄洛斯也始终毫不犹豫地说：「这样总比分开好。宁愿和她一起痛苦，也不愿没有她而快乐。如果我们的心能在一起破碎，那就让它们破碎。」如果我们内心的声音不这样说，那就不是爱情的声音。

　　这就是爱情的伟大和可怕之处。但是请注意，像前面提到的一样，这种伟大也有一种嬉戏的成分与之并存，厄洛斯和维纳斯一样，是无数笑话的主题。即便一对恋人的处境非常悲惨，任何旁观者都忍不住潸然泪下，他们自己在贫乏之中、在医院的病房里、在监狱探视的日子里，有时候也能意外地从自我解嘲中感受到一种快乐。这种快乐在旁观者、而非他们自己看来，真是可怜得难以忍受。我们若以为嘲笑一定是敌意的，那就大错特错了。除非有了孩子作为嘲笑的对象，否则，恋人之间总是互相嘲笑。

爱情会像神一样说话

　　危险的种子隐藏在爱情的伟大中。它一向以神的口气说话。它全然委身，它将幸福置之度外，它超越了对自我的关注——这些听起来仿佛是来自永恒世界的信息。

　　然而，就其本身而言，这不可能是神的声音。因为，尽管以那样伟大的口气说话，表现出那种自我超越的爱情仍然是既可能趋向善、也可能趋向恶。如果我们认为，比起导致忠实、成功的基督徒婚姻的爱情来，导致犯罪的爱情在品质上总是更低劣——更具动物性或相对微不足道，那就太肤浅了。导致残酷和谎言，甚至相约自杀或谋杀的爱，不太可能是飘忽不定的情欲或懒散的情绪。它很有可能是爱情，令人心碎的真诚，只要不放弃爱的对象，乐意作任何牺牲，具备了爱情的一切伟大之处。

　　历史上一直有一些学派，他们认为爱情的呼唤确实是超世俗的，其要求是绝对的，并极力为这种绝对性辩护。柏拉图会说，「坠入情网」是两个灵魂在尘世的相认，这两个灵魂先前在天上时，就已经被挑选出来，彼此配对，遇见所爱的人就是意识到「在出生之前我们就已经相爱」。作为一个神话来表达恋人的感受，这个说法的确很美妙，但是，若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就会面临一个令人尴尬的结果。我们将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天上那个已经被遗忘的生活中，事情的安排并不比地上更高明。因为，爱情可能让最不合适的人同负一轭，许多不幸的、以及可以预见不幸的婚姻，都是爱情的配对。

　　今天，更有可能为人们接受的理论，是所谓萧伯纳的浪漫主义（Shavian Romanticism），萧伯纳本人或许会称之为「元生物学的 metabiological」。根据这种理论，爱情的呼唤是生命力（élan vital or Life Force）、也就是「进化的欲望」的呼唤。生命力令一对伴侣如醉如痴，为的是替超人寻找父母或祖先。它既不考虑他们个人的幸福，也不考虑道德规范，因为它的目标是萧伯纳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这个物种未来的完美。但是，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很难说清楚我们是否、以及为什么应该遵从它。所有提供给我们的超人图片都没有吸引力，以至于人们很可能立即发誓独身，以避免生下他的风险。其次，这种理论必然会导致这样一个结论，即，这种生命力并不太明白它、他或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据我们所知，两个人之间爱情的存在或强度，并不能保证他们的后代特别令人满意，甚至根本不能保证他们会有后代。生出优秀儿女的配方，是畜牧意义上的两个好「血统」，而不是两个好恋人。无数个世纪以来，儿女的生育很少取决于双方的爱情，倒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别人安排的婚姻、奴隶制和强暴。在这漫长的世代中，生命力究竟在干什么呢？难道它刚刚想到了改良人种的好主意吗？

　　无论柏拉图式的还是萧伯纳式的爱情超越主义，都于基督徒无益。我们不是生命力的崇拜者，对前世也一无所知。当爱情像神一样说话的时候，我们不能无条件地服从它的声音，也不要无视或试图否认其中与神相似的品质。这种爱确实很像大爱本身，其中确实有因为相似而与神接近之处，但未必因此也必然有趋向的接近。爱情若在对神的爱和对世人的仁爱许可的范围内受到推崇，可能会成为我们接近神的途径。它的全然委身出于我们的本性，是我们对神和人应该怀有的爱的典范或榜样。正如在自然爱好者看来，大自然赋予荣耀一词以内涵，爱情也赋予仁爱一词以内涵。基督仿佛借助爱情对我们说：「你应该这样，以这种大度、不计代价，来爱我和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马太福音25:40）当然，我们对爱情的有条件推崇，会因情况而异。有些人必须彻底放弃、但不是鄙视爱情，其他人可以以爱情为动力和榜样，开始婚姻生活。在婚姻生活中，仅有爱情是永远不够的，它只有在不断受到更高原则的锤炼和巩固下，才能够生存下去。

爱情本质上有成为宗教的倾向

　　但是，爱情一旦受到毫无保留的推崇和无条件的服从，就会变成恶魔。这种推崇和服从正是它所要求的。爱情对于我们的自身利益，会像天使一般忽视；但对于神或人的任何反对，也会像恶魔一般反叛。因此，正如一位诗人所说：

　　恋爱中的人不能被善良所感动，
　　反对让他们觉得自己像殉道者。

　　殉道这个词很恰当。多年前，我在著书论述中世纪情诗时，描述了其中奇特的、半虚幻的「爱情宗教」。当时我盲目地把这当作一种近乎纯文学现象。现在我有了更深的认识：爱情本质上就有成为宗教的倾向。在所有的爱中，到达巅峰的爱情最像神，因此也最容易要求我们去崇拜。就其本身而言，爱情总是倾向于将「恋爱」转变成宗教。

　　神学家们常常担心这种爱有偶像崇拜的危险。我想，他们是指恋人可能会把对方当作偶像来崇拜。在我看来，这并不是真正的危险，在婚姻中肯定不是。婚姻生活平淡舒适、实际又亲密，产生偶像崇拜是很荒谬的，爱情几乎总是藏在其中的亲情也是如此。我想，一个人只要曾经体验到那种对非受造物的渴望，哪怕是曾经梦想能够拥有这种渴望，即使在求爱中，他也不会认为心爱的人能够满足这种渴望。作为朝圣的同伴、即朋友，心爱的人拥有与你同样强烈的渴望，从这个意义上，他也许与那份渴望有关。你为此感到高兴，他也会对你有所帮助。但是，如果将他作为渴望的对象，恕我直言，那就太可笑了。在我看来，真正的危险不在于恋人会互相崇拜，而是他们会崇拜爱情本身。

　　我当然不是说他们会为厄洛斯筑坛，向他祷告。从大家对主耶稣的这句话——「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路加福音7:47）——的普遍误解中，你可以看到我所说的那种偶像崇拜。从上下文，尤其从前面债主的那个比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句话的意思是：「她爱我之深，证明我赦免她的罪之大。」主耶稣这句话中的「因为」，意思与「他不可能出去了，因为他的帽子还挂在大厅里」中的「因为」相同。帽子的出现不是他在房子里的原因，而是他在房子里的可能证据。但是，成千上万的人对这句话却另有理解。他们首先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想当然地假设她的罪是贞洁方面的，尽管据我们所知，她的罪可能是放高利贷、短斤缺两或虐待儿女。然后，他们就认为，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赦免了她的不贞，因为她爱得如此之深。」言下之意，伟大的爱情可以为它所导致的一切行为开脱罪责，进而几乎是认可，最后几乎是奉为神圣。

　　我们若责备恋人们的某项行为，他们会说：「是爱促使我们这样做的。」请注意语气。一个人说「我因为害怕做了这事」，或「我因为生气做了这事」，语气完全不同——他正在为他认为需要借口的事情提出一个借口。但恋人们很少这样。请注意，他们说「爱」这个词的时候是多么颤抖，又几乎是多么虔诚。他们与其说是在寻找借口，不如说是在诉诸权威；这种坦白几乎是一种炫耀，其中可能还有一种反抗的色彩。他们「感觉像在殉道」。在极端的情况下，他们的言语所表达的，其实是对爱神厄洛斯的忠诚，这种忠诚虽然遮遮掩掩，但却坚定不移。

　　弥尔顿诗歌中的大利拉（出卖以色列士师参孙的情妇）说：「在爱的律法中，这些理由一向被视为正当。」在爱的律法中，这是关键所在。「在爱中」，我们有自己的「律法」、自己的宗教、自己的神祇。当真正的爱情出现时，违抗它的命令感觉就像背道。而按照基督教的标准，真正的诱惑是用责任的声音说话的——准宗教的责任、对爱虔诚狂热的行为。爱情围绕恋人建立了自己的宗教。本杰明·康斯坦特（Benjamin Constant，瑞士小说家）注意到，爱情如何在数周或数月之内为恋人们创造了一个遥远得仿佛无法追忆的共同过去。就像圣经《诗篇》的作者们重温以色列的历史一样，他们不断地带着惊奇与崇敬之心重温它。这个过去其实就是爱情宗教的旧约，记载着自远古一直到他们首次知道彼此是恋人的那一刻，爱情对它所拣选的一对人的审判和怜悯。从那以后，它的新约就开始了，他们现在处在新的律法之下，活在爱情宗教相应的恩典之中。他们变成了新人，爱情之「灵」取代了一切律法，他们绝不可令其「担忧」。

　　在爱情宗教中，他们原本不敢从事的一切行为似乎都得到认可。我指的不单是、或者不主要是不贞洁，同样可以是对外界的不公正、不仁义。它们看起来像是对爱情的虔诚和热情的证明。两个人可能会抱着近乎献身的精神对彼此说：「我拂逆父母、抛弃孩子、欺骗配偶、背弃患难中的朋友，都是为了爱。」在爱的律法中，这些理由一向被视为正当，爱情的选民甚至可能在这种牺牲中慢慢感受到一种特定的美德。在爱的祭坛上，还有什么祭品比良心更贵重呢？

爱情的真实身分

　　爱情的声音似乎来自永恒的领域，而它自身却未必能够长久。这一直是个冷酷的笑话。众所周知，爱情在所有的爱中最短命，全世界都在抱怨爱情的善变。令人费解的是，这种变化无常却与它声称永恒交织在一起。既然相爱，就打算终生忠贞，也承诺终生忠贞。爱的誓言不请自来，无法阻止，男人开口发誓时差不多都说：「我会对你忠贞不渝。」这几个字并非出于虚伪，而是出于真心，任何经历都不能治愈他的这种错觉。我想，大家都听说过一些人，他们每隔几年就会恋爱一次，每次都真心地相信「这次是真正的爱情」，心灵不再漂泊，自己找到了真爱，对他或她会至死不渝。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爱情作出这种承诺是正确的。坠入情网的事件本身具有这样一种特性，使我们有理由拒绝接受爱情是短暂的。纵身一跃，爱情就翻越了我们的自我这堵厚重的高墙，使欲望本身变成无私的，将个人的幸福置之度外，而将另一个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生命的中心。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自发地履行了爱人如己的律法，虽然只是对一个人。这是一个榜样、一次预尝，如果我们让大爱本身在我们心中掌权，没有竞争对手，我们就一定能对所有的人都这样行。它甚至可以很好地为此做准备，只要「跳出」情网、脱离其中。如果我可以造一个丑陋的词，可以说是一种反救赎（disredemption）。爱情被迫承诺爱情本身无法做到的事情。

　　我们能够一辈子活在这种无私的自由之中吗？几乎一星期都不可能。即便在最好的恋人之间，这种崇高的境界也是时断时续的。正如信主之后会出现的那样，过去的自我很快就会证明，他并没有像他装得那么死。在两种情况下，他都可能被暂时击倒，但也会很快就重新站起来。如果不是用脚，至少是用胳膊肘；如果不是咆哮，至少会恢复以前粗暴的抱怨或乞求的哀鸣。而性爱也往往会滑回到纯粹的肉欲。

　　但这些失误不会毁掉两个「体面、理智」的人之间的婚姻。那些婚姻肯定会受到威胁、甚至有可能毁掉的夫妻，都是崇拜爱神厄洛斯的人，认为他拥有神祇的力量和信实。他们期望感情替他们尽一切应尽的义务，而且永远替他们尽义务。这种期望一旦落空，他们会将责任归咎于爱情，更多的时候是责备伴侣。其实，爱情在立下山盟海誓、让你偶尔一瞥其中的美景之后，便「完成了自己的分内工作」。他像教父一样立下誓言，实现誓言的任务则落到我们的头上。我们必须努力，使自己的日常生活与那偶尔的一瞥所见的美景日趋一致。当爱情不在时，我们必须承担起爱情的工作。这是所有好恋人都明白的，尽管那些不习惯深思或不善言辞的人只能用几句老生常谈来表达，如，「顺其自然」，「不要期望太多」，「实际一点」等等。所有好的基督徒恋人都知道，这个计划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只能借助谦卑、仁爱和神的恩典。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是整个基督徒的生活。

　　这样，爱情就像其他的爱一样，揭示了它的真实身分，只会更有力、更甜蜜、更可怕、显得更高雅，所以更引人注目。它并不能靠自己成为什么，但是，若想保持爱情的本色，它就必须有所作为。它需要帮助，因而也需要加以规范。若不服从神，爱情之神不是会死亡，就是变成魔鬼。如果它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死去，倒也罢了；但它很可能会活下去，无情地将两个相互折磨的人拴在一起。双方都因为爱恨交织而遍体鳞伤；都贪婪地想要获取，但却坚决拒绝给予；充满嫉妒、猜忌和怨恨；都力争占上风，决心要自由，但却不允许对方自由；靠「剧情」度日。读一读《安娜·卡列尼娜》，不要幻想这类事情只发生在俄国。恋人之间惯用的那种夸张——恨不得一口把对方「吞下」——可能非常接近事实，令人不寒而栗。

厄洛斯和维纳斯

　　我说的爱情指的当然是所谓「相爱」的那种状态，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是恋人们「陷入」的那种爱。我在前面谈及亲情时说过，人类对亲情的感受似乎与动物最接近，有些读者或许对此感到惊讶。现在有人可能要问：人类的性功能无疑也同样与动物接近？就人类的性行为总体而言，确实如此。但是，我要讨论的不是人类的性行为本身，性行为只有在作为「相爱」这种复杂状态的一部分时，才会进入我们的话题。毫无疑问，性体验在没有爱情、不「相爱」时也可能发生，而爱情还包括性活动之外的其他内容。如果你愿意，我想说，我探讨的不是人类与动物共有的，甚至不是全人类共有的性行为。我探讨的是在「爱」中发展起来的、人类特有的一种变体，我用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厄洛斯 Eros」来称呼它。爱情中的肉欲或动物性元素，我打算按古老的用法，用罗马神话中的爱神「维纳斯 Venus」来称呼它。我说的维纳斯不是深层心理学家探究的潜藏的、或经过升华的性，而是一目了然的、体验过的人都知道的性，通过最简单的观察即可证明。

　　无论是否存在爱情，都可能进行性行为。让我赶紧补充一下，我做出这种区分，只是为了限制我们的探究，没有任何道德含义。我完全不赞同这样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爱情的有无决定了性行为是否「纯洁」、高尚或正当。如果所有不处于爱情状态而同床共枕的人都是可鄙的，那么人人都来自道德败坏的祖先。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时代和社会占少数，我们大多数祖先年轻时就在毫无爱情的基础上与父母选择的对象成婚。可以说，他们的这种行为没有任何其他的「燃料」，只是出于单纯的动物欲望。他们做得很对：那些诚实的基督徒夫妇，顺服父母，相互偿还「婚姻的债务」，并以敬畏主的心生儿育女。相反，在崇高绚丽的爱情影响下发生的这种行为，虽然将感官的作用降低到了次要的地步，可能仍然是赤裸裸的通奸，可能破碎一位妻子的心、欺骗一位丈夫、背叛一位朋友、辜负盛情、抛弃子女。以感觉是否良好来区分罪与责任，从来都不能讨神喜悦。就像任何其他行为一样，这种行为的正当与否也有更实际、更明确的标准：信守诺言还是背弃诺言、公正还是不义、仁爱还是自私、顺服还是不顺服。我对爱情的探讨，在不作道德评判的基础上排除了纯粹的性行为，即没有爱情的性行为，因为它与我们探讨的目的无关。

爱情将需求之乐转变为欣赏之乐

　　对于进化论者来说，人类的爱情衍生于维纳斯，是古老的生物冲动在后期发展出的一种复杂的产物。但我们千万不要假设，在个人的意识中发生的事情也必定这样。也许，有些人开始时对女性只有纯粹的性欲，后来发展到「坠入情网」，但我怀疑这是否具有普遍性。很多时候，人对所爱的对象首先只是一种愉快的专注——对她整体普遍的、而不是特定方面的专注。一个处于这种状态下的男人，真的没空去想性，他忙着想一个人。她是一个女人的事实，远不如她是她自己的事实更加重要。他充满着渴望，但这种渴望也许不是性渴望。你若问他想要什么，真实的回答往往是：「继续想她。」他是爱的沉思者。当在稍后阶段明显的性元素苏醒时，除非受到科学理论的影响，他不会认为这一直是整件事的根源。他更可能会觉得，不断上涨的爱情潮水已经冲垮了许多沙堡，形成了许多岩石的岛屿，现在终于用胜利的第七波，淹没了他天性中的这一部分——潮水到来之前就存在于沙滩上的性欲小水洼。爱情就像一位侵略者进入他，逐个接管和重组一个被征服国家的机构，在触及他的性之前，可能已经接管了许多其他方面，无疑也会重组性。

　　没有人比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英国作家）更简洁、更准确地道出了这种重组的性质，他本人并不喜欢它，更喜欢原始状态下的性行为，不受爱情的污染。在小说《1984》中，那位可怕的男主角在与女主角发生关系之前，要求得到保证：「你喜欢做这事吗？我指的不只是和我，而是指这事本身。」直到对方回答说「我喜欢这事本身」，他才感到满意。比起《动物农场》中那些四足的角色，他是多么没有人性！这段简短的对话解释了爱情的重组：没有爱情的性欲想要的是「这事本身」，而爱情想要的是心爱的人。

　　「这事」是一种感官的快乐，也就是发生在自己肉体上的事。当我们说一个好色的男人徘徊街头、「想要一个女人」时，这种说法很不恰当。严格来说，他想要的恰恰不是女人，他想要的是一种快乐，而女人碰巧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他对这个女人的喜欢程度，可以通过他享受完快乐五分钟后对她的态度来衡量；一个人在抽完烟后，怎么会保留烟盒呢？爱情使男人真正想要的不是女人，而是一个具体的女人；恋人以某种不可思议、但却毋庸置疑的方式渴望爱人自己，而不是她能给予的快乐。世界上没有任何恋人寻求心爱的女人的拥抱，是因为他曾有意无意地作过计算，知道她的拥抱会比其他的女人更让自己快乐。如果他考虑了这个问题，他当然会希望如此；但若考虑了这个问题，就等于完全脱离了爱情的世界。就我所知，唯有卢克莱修（Lucretius，古罗马诗人和哲学家）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当时显然没有在谈恋爱。听听他的回答很有意思。这位严肃的酒色之徒认为，爱情实际上会妨碍性快感，感情是一种干扰，使他不能以冷静和批判的态度去品味性快乐。这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但是，「主啊，这些罗马人简直和禽兽一样！」（引自托比亚斯·斯摩莱特的《百富勤泡菜历险记》）。

　　读者会注意到，爱情就这样奇妙地将最典型的需求之乐转变为最大的欣赏之乐。需求之乐的本质在于，它让我们只看到对象与自己的需要、哪怕是暂时的需要相关的方面。但是在爱情中，需要越强烈，对象本身就越值得渴慕，其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她与恋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

　　倘若没有亲身经历，只借助逻辑推理，我们可能不敢想象，渴望一个人与渴望这人给予的快乐、温存或服务不同。这确实很难解释。恋人说他们想把彼此「吞下」，就是在极力表达他们的一部分渴望。弥尔顿（John Milton，英国诗人）进一步表达了这种渴望，他想象一种身体由光构成的类似天使的受造物，可以完全穿透彼此，而不是像我们这样只能拥抱。查尔斯·威廉姆斯（Charles Williams，英国诗人）说「爱你？我就是你」时，也表达了一点类似的含义。

　　没有爱情的性欲，就像其他欲望一样，只关系到我们自己；有了爱情，它就关系到爱的对象，几乎变成了一种感知方式、完全成了一种表达方式。它给人一种客观的感觉，仿佛是外在现实世界中的一件东西。所以，爱情虽然是一切快乐之王，但在巅峰时却总有视快乐为副产品的架势。考虑快乐，就会让我们回到自己，陷回到自己的神经系统里。它会扼杀爱情，正如将最美丽的山景移至视网膜和视觉神经中，会「扼杀」风景一样。说到底，这快乐究竟是谁的快乐？我们无法区分，因为爱情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消除给予与接受的差别。

不应该把维纳斯看得完全严肃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尽量只作描述，不作评价。但是，现在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道德问题，我绝不能隐瞒自己对它们的看法。以下是我个人的看法，绝非断言，当然可以被更好的人、更好的恋人、更好的基督徒指正。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今天很多思想幼稚的人也许仍然认为，爱情对灵性的危害几乎完全来自它里面的肉欲成分。维纳斯的成分降到最少，爱情就最「高贵」、最「纯洁」。以前的道德神学家无疑认为，我们在婚姻中必须防范的危险主要是对感官的投降，它会毁灭人的灵魂。但你会注意到，这并非圣经的方式。圣保罗虽然劝信徒不要结婚，但丝毫没有提到这点，倒是劝已婚者不要长期禁欲（哥林多前书7:5）。他担心的是信徒专注于婚姻，需要不断地「取悦」、即考虑伴侣，以及家庭生活的种种干扰。妨碍我们不间断地事奉神的，可能是婚姻本身，而不是婚床。圣保罗应该没错吧？根据我的经验，无论是否结婚，最让人分心的，是生活中那些实际的、需要慎重考虑的事务，甚至是极微小、极平凡的事务。对我而言，干扰祷告的往往不是激情或欲望，而是对下一小时的事需要作出的小小的决定，以及由此产生的隐隐的焦虑。它们笼罩在你的心头，像蚊虫一般，让你心烦意乱。婚姻对人最大的、永久的诱惑不是肉欲，坦率地说，是贪婪。我非常尊敬中世纪的那些导师。但是不要忘记，他们都是独身的修士，可能不知道爱情对性行为的影响，不知道爱情非但不会加剧，反而会削弱纯粹的欲望所带来的烦躁和上瘾的特性。爱情不是简单地通过满足它而做到这点。爱情在不减少渴望的同时，使禁欲更加容易。毫无疑问，恋人往往会专注于所爱的对象，这确实会妨碍灵性生活，但主要不是感官上的专注。

　　我相信，就整体而言，爱情给灵性带来的真正危险潜伏于别处，这点我会在后面谈到。眼下我想谈谈，目前在我看来尤其困扰着爱的行为的危险。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是与整个人类的意见相左，远非如此，而是与人类中一些最严肃的代言人有分歧。我相信，现在大家都被鼓励把维纳斯看得过于严肃，至少是抱着一种错误的严肃态度。我这一辈子不断看到人们将性荒谬、异常地严肃化。

　　一位作家告诉我们，维纳斯在整个婚姻生活中应该以「一种庄严神圣的韵律」反复出现。有一个年轻人非常欣赏一部小说，当我称之为「色情书籍」时，他真诚而困惑地说：「色情书籍？怎么可能？它对待整件事如此严肃。」听他的口气，仿佛一张长脸就是一种道德消毒剂。我们那些接受黑暗神灵的朋友「血柱 pillar of blood」学派，正在严肃地尝试恢复类似原始宗教中的生殖器崇拜。我们的广告以最色情的方式，用专注、热切、狂热的虔诚语言来描述性，但却很少有一丝快乐。心理学家一面告诉我们，夫妻之间完全的性协调无比重要，一面又告诉我们，这种协调绝不可能达到，弄得我们无所适从，以致于我敢相信，现在一些年轻夫妇会把弗洛伊德（性心理学创始人之一）、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Freiherr von Kraft-Ebing，性病理心理学家）、哈夫洛克·艾里斯（Havelock Ellis，从事性行为研究的医生）和史托普斯博士（Marie Stopes，英国节制生育的提倡者）的全集摊在床头来做这事。快乐的老浪子奥维德（Ovid，古罗马诗人）从来不会忽视一个鼹鼠丘（Molehill），但也不会把它变成一座山，他会更切中要害。人类对维纳斯的严肃化已经荒谬到一个阶段，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一阵老式的哄堂大笑。

　　对此，有人可能会说：可是，这事确实是严肃的。没错，而且四倍严肃。首先，在神学上，它是身体在婚姻中的参与，而神选择婚姻作为人与祂合一的神秘象征。第二，这可谓是一种非基督教的、异教的、自然的圣礼，是人对自然生命力和繁衍力的参与，表现「天空父亲 Sky-Father」与「大地母亲 Earth-Mother」的联姻。第三，在道德层面，它所涉及的义务和为人父母与祖先的不可估量的重要性。最后，它有时候，但不是总是表明，双方对彼此的感情付出是非常严肃的。

　　但是，饮食也是一件严肃的事。神学方面，它是圣餐的载体；道德方面，我们有责任向饥饿的人提供饮食；社交方面，餐桌自古就是人类聊天的地方；医学方面，所有消化不良的人都知道其严肃性。然而，我们不会带上蓝皮书（比喻参考指南）去吃饭，在餐厅的举止也不会像在教堂那样。最有可能这样做的人不是圣徒，而是美食家。此外，动物一向对食物很严肃。

　　我们不可以对维纳斯完全严肃。实际上，完全的严肃必然会戕害人性。世界上的每一种语言和文学中都充满了关于性的笑话，这绝非无缘无故。也许它们当中许多都无聊乏味或令人恶心，几乎所有都很陈腐，但我们必须坚持认为，从长远来看，它们体现的对于维纳斯的态度，对基督徒生活的危害远远小于虔诚的庄严。我们千万不要试图在肉身中寻找绝对，把嬉戏和欢笑逐出婚床之外，你可能会招来一位假女神。她比希腊人的阿芙洛狄忒（希腊神话中的爱神，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更虚假，因为即使希腊人在崇拜她时，也没忘记她是「爱笑的」。大多数人相信，维纳斯是个半喜剧性的神灵，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爱情二重奏根本不必像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主人公）那样，非得唱得那般扣人心弦、地老天荒、令人心碎；我们要常常像帕帕基诺和帕帕基娜（莫扎特歌剧《魔笛》中的一对情侣）那样欢快地歌唱。

　　维纳斯只是偶尔表现为严肃，倘若我们对这种严肃信以为真，就会遭到她可怕的报复。报复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最滑稽的，托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英国作家兼医生）对此作了说明，虽然他并不打算说得那么滑稽。他说，维纳斯的服务是「一个聪明人一生中所做的最愚蠢的行为，当他想到自己做出多么奇怪和不值得的愚蠢行为时，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打击他冷却下来的想象了」。但是，如果他一开始就以不那么严肃的态度去做那件事，他就不会遭受这种「打击」；倘若他的想象没有被误导，它的冷却也不会带来如此的反感。但是，维纳斯还有另外一种更糟糕的报复。

　　她本身就是一个爱嘲弄、爱恶作剧的神灵，与其说像神明，不如说更像精灵，总是拿我们开玩笑。当所有的外部环境都最适合她的服务时，她会让恋人双方或其中一方完全不适应它；而当一切公开的行动都无法进行，甚至连交换眼神都不可能时——比如在火车上、商店里和没完没了的宴会上——她却全力攻击他们。一个小时以后，当时间和地点都合适时，她却已经神秘地撤退了，也许只从一方那里撤退。这给那些将她奉若神明的人带来多少痛苦啊——多少怨恨、自怜和怀疑，多少受伤的虚荣心，多少今天时兴谈论的「挫折感」！但聪明的恋人却会一笑了之，因为这些都是游戏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擒拿摔跤 catch-as-catch-can」的游戏，无论是躲闪、翻滚还是正面碰撞，都应当被视为嬉戏。

　　像其他欲望一样，肉体的欲望毫不掩饰地显露了它与尘世的联系，如天气、健康、饮食、循环、消化等因素。像爱情这样如此崇高、如此明显超越的感情，竟然与肉体的欲望不协调地捆绑在一起，这不由地令我想到这是神对人类开的一个玩笑。在爱情中，我们有时候似乎飘飘欲仙，这时维纳斯会突然抖动绳索，让我们想起自己不过是只被拴紧的气球。它不断地证明了这一真理，即我们是混合的受造物，是理性的动物，一方面近似天使，另一方面又近似禽兽。不能开玩笑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无法接受神开的玩笑就更糟糕了。我敢保证，神开的玩笑需要我们付出代价，但也会使我们受益无穷。这点谁会怀疑呢？

身体是我们的驴兄弟

　　人类对自己的身体有三种看法。第一种是禁欲的柏拉图主义者和费希尔（John Fisher，英国主教）这类的基督徒，他们称身体为灵魂的牢笼或「坟墓」，费希尔这样的基督徒视之为「一袋粪」、虫子的食物，污秽可耻，只会给坏人带来诱惑、给好人带来羞辱。第二种是很少懂希腊语的新柏拉图主义者、裸体主义者和「黑暗神灵」的受害者，他们认为身体是光荣的。第三种是圣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天主教方济各会的创始人），把身体称为我们的「驴兄弟 Brother Ass」。这三种看法可能都有道理，对此我不太确信，但我接受的是圣方济各的观点。

　　称身体为「驴」是非常恰当的，因为每个正常人都不会去敬畏或憎恨一头驴子。它是一种有用、结实、懒惰、固执、耐心、可爱和惹人发怒的牲口；有时该受大棒，有时配赏胡萝卜；它的美丽既可悲又可笑。身体也是如此。直到我们认识到它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之一是扮演小丑，我们才能忍受它。在某些理论将它们复杂化之前，世界上的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知道这一点。我们有身体的事实，是最古老的笑话。爱情就像死亡、绘画和医学研究一样，有时可能会让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身体。错误在于得出这样的结论：爱情始终要求我们如此，并且永远废除了这个笑话。事实并非如此。从我们认识的那些幸福恋人的脸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只要他们的爱情不太短暂，否则在爱情的身体语言里，恋人们都能反复体会到喜剧、游戏、甚至小丑的元素。身体若不这样，就会让我们感到沮丧。用它来演奏爱情的音乐就太笨拙了，除非它的笨拙可以让人感觉到它的整体体验增加了它自己怪诞的魅力——就像一个次要的情节或插科打诨的反面具（antimasque），通过恣意的打闹，来模仿灵魂以更庄严的形式演出的内容。因此，在古老的喜剧中，男女主角的抒情爱情，立刻会被小丑试金石和乡村姑娘奥德蕾（莎士比亚《皆大欢喜》中的角色）之间、或者男仆和女仆之间更朴实的事情来模仿和证实。没有最低者，最高者便站立不住。有时候，肉体自身确实有很高的诗意，但是，恕我直言，它也有不可抹灭的固执、荒谬、不那么诗意的元素。如果它在某个场合没有让自己被感觉到，那么在另一个场合会的。将它作为喜剧的调剂坦坦荡荡地安放在爱情的戏剧里，远胜于假装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因为我们确实需要这种调剂。肉体既有诗意的一面，也有非诗意的一面；维纳斯既有她的严肃，也有她的轻浮；既有庄重的激情，也有熊熊的欲火。快乐被推到极致，会像痛苦一样使人崩溃。双方对合一的渴望只能以肉体为媒介，而肉体——彼此排斥的身体——又使得合一永远无法实现，所以就有了形而上追求的伟大性。多情和悲伤同样可以让人流泪，然而，维纳斯并非总是对自己的对象「紧追不舍」，而她有时候会这样做的事实，正是我们应该对她的态度中始终保留一丝戏谑的原因。当自然的事物看起来最神圣时，恶魔就在拐角之处。

友情的耳聋是双面刃

　　我们首先来探讨掌权者对下属之间的友情的疑虑。我认为，他们的疑虑是有原因的，对这个原因的思考会让我们有一点重要的发现。如前所述，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什么？你也是？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友情在那一刻就诞生了。但是，这样发现的共同爱好、理想、观点未必都是好的。艺术、哲学、宗教、道德的发展很可能从这一刻开始，但是，酷刑、自相残杀、以人献祭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对这一刻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大多数人年轻时无疑都有所体会：当我们第一次遇到一个人也喜欢自己最爱的诗人，那种感觉很美好。以前几乎无法理解的作品，现在变得清晰起来；以前羞于启齿的事情，现在可以坦率地承认。但是，初次遇见一个和自己怀有同样不为人知的邪念的人，我们也会同样感到欣喜；这种邪念也变得清晰和明确，我们也不再为之羞愧。甚至现在，无论到了怎样的年纪，我们都深知共同的仇恨和怨愤所产生的危险魅力。对于学院里唯一一位和你一样看出副院长缺点的人，你很难不高兴地把他称为朋友。

　　独自置身于一群没有共识的同伴当中，我只能胆怯地持有某些观点和标准，一半羞于公开承认，一半也怀疑它们是否最终正确。当我回到朋友当中，不出半小时，甚至不出十分钟，这些同样的观点和标准就会再次变得毋庸置疑。当我置身这个小圈子时，它的意见胜过了一千个外人。随着友情的加强，即使朋友远隔千里，小圈子的意见仍然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因为我们都希望被自己的同侪、被那些「合我们心意」的人评判。只有他们真正了解我们的思想，也只有他们才能根据我们完全认可的标准来判断它；他们是我们真正渴望的赞美，真正害怕的责备。早期那些小小的基督徒群体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是因为他们只看重「弟兄们」的爱，毫不在意周围异教社会的看法。但是，由罪犯、狂热分子、变态者分别组成的小圈子，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幸存下来。他们常常对外部的意见置若罔闻，将其视为「不理解」的局外人，「守旧者」、「资产阶级」、「建制派」，是傲慢、假道学和喋喋不休的骗子。

　　因此，掌权者对于友情的不悦就不难理解了。每一份真正的友情都是一种脱离，甚至反叛。这种反叛可能是严肃的思想家对于流行的哗众取宠的反叛，也可能是追求时尚者对于公认的理性的反叛；可能是真正的艺术家对于流行的粗俗艺术的反叛，也可能是欺世盗名之徒对于文明品味的反叛；可能是好人对于社会弊病的反叛，也可能是坏人对于社会正义的反叛。无论哪类反叛，都不受掌权者的欢迎。在每一群朋友当中，都有一种内部的「舆论」左右着其成员，使之不受整个社会舆论的影响。因此，每一群朋友都是潜在的抵抗力量。拥有真正朋友的人不大容易受人控制或「受骗上当」，好的掌权者很难对他进行纠正，坏的掌权者也很难使之变坏。因此，如果我们的掌权者通过强力，或通过「团结」的宣传，或通过不显眼的手段，取缔了隐私和自由的闲暇时间，从而成功地营造了一个人人都是伙伴、但却没有朋友的社会，他们将会消除某些危险，同时也使我们失去了防止被彻底奴役的最有力的保障。

　　但是，友情的危险性是完全真实的。正如古人所见，友情可以是美德的学校，但古人没有看到，友情也可以是罪恶的学校。它具有两面性，可以使好人变得更好，也可以使坏人变得更坏。详细说明这一点将是浪费时间。我们关心的不是去阐述坏友情的坏处，而是要意识到好友情中可能存在的危险。这种爱就像其他自然之爱一样，有沾染某种疾病的先天倾向。

　　很明显，所有的友情，无论是好的、坏的、还是无关痛痒的，都具有脱离群体、至少在有些事情上对外部世界的声音漠不关心或充耳不闻的特点。即使友情的共同基础只不过是集邮这种小小的爱好，这个圈子也理所当然、不可避免地忽略了数百万认为它很愚蠢的人，以及数千名只是浅尝辄止的人的观点。气象学的创始人理所当然、不可避免地忽略了数百万将风暴归因于巫术的人的观点。这里不存在冒犯的问题。正如我知道自己应该成为高尔夫球手、数学家或赛车手圈子的局外人，同样，我也有权将他们视为我的圈子的局外人。话不投机的人应该减少碰面，志趣相投的人应该常常聚首。

　　危险在于，这种对外界意见的部分漠不关心或充耳不闻，尽管是合理的、必要的，但有可能导致全面的漠不关心或充耳不闻。最突出的例子不是在朋友圈中，而是在神权或贵族阶级里。我们知道主耶稣时代的祭司对平民的看法。傅华萨的《闻见录》（Jean Froissart百年战争历史文献）中看到骑士对「局外人」农夫既没有同情，也没有怜悯，但这种可悲的冷漠却与一种良好的品质密切相关。他们之间确实有很高的勇气、慷慨、礼貌、荣誉，这个标准在那些谨小慎微、斤斤计较的农民看来简直就是愚蠢。在维护这个标准时，骑士毫不理会、也必须毫不理会农夫的观点，对他们的看法「不屑一顾」。倘若他们顾及了农夫的看法，我们今天的标准就会比现在粗俗、低劣。但是，「不屑一顾」逐渐成了一个阶级的习惯；在应该忽视的时候忽视农夫的声音，很容易导致在农夫呼求正义和怜悯的时候也忽视他们的声音。原本高尚、必要的局部耳聋，助长了傲慢和残忍的全面耳聋。

　　当然，朋友圈不可能像一个有权势的社会阶级那样压迫外部世界，但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它也具有同样的危险。它可以在一般或贬义的意义，把那些完全是圈外人的人视为「局外人」。这样，就像贵族阶级一样，它可以在自己周围建立一个任何声音都无法穿越的真空地带。一开始，文学圈或艺术圈不理会普通人对于文学或艺术的看法，也许是正确的。逐渐地，可能会发展到对普通人的一切观念都不屑一顾，比如他们应该付账单、剪指甲和举止文明。因此，不论这个圈子具有怎样的缺点，这些缺点都是不可克服的，而任何圈子都有缺点。不但如此，这种局部的、合理的耳聋是基于某种优越性，即使只是对邮票的优越知识，但这种优越感会发展成全面耳聋。于是，这个团体会鄙视并忽略在它之外的人，实际上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类似阶级的东西。一个小圈子，就是一个自封的贵族阶级。

友情会产生集体的骄傲

　　我在前面说过，在良好的友情当中，每个成员在其他人面前往往感到谦卑，认为他们很出色，自己很幸运与他们为伍。但不幸的是，这个「他们」，换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因此，从个人的谦卑到集体的骄傲，转变是非常容易的。

　　我指的不是所谓社交的或势利的骄傲——为认识杰出人物，并为别人知道自己认识杰出人物而自鸣得意。那是另一回事。势利小人希望依附于某个团体，是因为该团体已经被视为精英；朋友们则因为已经相互依附，所以才会逐渐产生把自己视为精英的危险。我们只是寻求合己心意的人，为了交朋友而交朋友，然后才对我们已经成为贵族的感觉感到震惊或欣喜。我们当然不会称自己的圈子为贵族阶级，每一位了解友情的读者，可能都会竭力否认自己的圈子曾经犯过这种荒唐的错误。我也是这么感觉的。但是在这类事情上，我们最好不要从自己讲起。不管我们自己的情况如何，我想，我们都已经在我们是局外人的圈子里发现了这种倾向。

　　我曾经参加某个会议，会上，两位显然是好朋友的牧师开始谈论神之外的「非受造的能量」。我问他们：如果《尼西亚信经》称神为「创造天地的，并造有形无形的万物的主」是正确的，除神之外，怎么可能有非受造物呢？他们的回答是相视大笑。我并不反对他们笑，但也希望他们能用语言给我一个回答。这种笑并非讽刺，也不会让人不愉快，表达的意思类似于美国人说：「瞧他逗不逗？」也像一个爱磨人的孩子提出一种从未被问过的问题，逗得大人开心大笑一样。你很难想象，这笑声是何等地毫无恶意，却又如何清楚地表明，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一向活在一个比其他人更高的层次里，他们置身于我们当中，如同骑士置身于农民、大人置身于孩子当中。他们很可能有答案，只是因为知道我太无知，不能明白。哪怕他们只说一句：「这恐怕一时难以解释清楚」，我也不会认为他们怀有友情的那种骄傲。他们的眼神和笑声才是重点，从中流露出一种肉眼可见、肉耳可听、理所当然、不加掩饰的集体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几乎完全没有冒犯性，也没有明显的伤害别人或沾沾自喜之意。他们都是很友好的年轻人，但这恰恰突显了他们的奥运精神。这种优越感是如此地稳固，以致到了能够宽容别人、彬彬有礼、无须突显自己的地步。

　　这种集体优越感并非总是表现为奥运精神，也就是冷静、宽容；它也可能表现为泰坦式的，不安、好战而且痛苦。有一次，当我在一个本科生社团发表演讲后，学生们非常恰当地展开了讨论。一位表情像啮齿动物一样紧张的年轻人对我非常不客气，以致我不得不说：「你瞧，先生，在过去五分钟里，你已经两次称我为骗子。如果你不能在不那样的情况下讨论问题，我必须离开。」我预计他会作出如下两种反应：勃然大怒，加倍侮辱，或者面红耳赤，向我道歉。令人惊讶的是，他什么反应都没有。他脸上那种习惯性的不适表情没有任何改变，除了不再直接说我撒谎以外，他的表现和先前没有任何区别。我碰到的是一幅铁幕，他早已作好准备，不与我这样的人发生任何真正的个人关系，不论这种关系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几乎可以肯定，在这背后有一个泰坦式的圈子——自封的圣殿骑士团（十字军时代的武装僧侣，保护去耶路撒冷的朝圣者），永远全副武装，准备捍卫处于危急之中的巴风特（圣殿骑士团末期被指控敬拜偶像Baphomet）。我们——从他们的角度看，是他们——根本不是作为人而存在。我们是标本，代表不同的年龄组、类型、观点或兴趣的标本，应该予以灭绝。你打掉他们的一把武器，他们又冷静地拿起另一把。他们根本不是在普通的、人际的意义上与我们相遇，他们只是在执行任务——用我曾经听过的比喻来说，是喷洒杀虫剂。

　　那两位友好的年轻牧师和那位不友好的啮齿动物，知识水平都很高，爱德华时代那班赫赫有名、愚蠢到称自己为「精英」的朋友也是如此。但是，一群极其平凡的人组成的朋友圈，同样可以产生集体优越感，然后以更粗暴的方式炫耀。我们都见过学校里的「老生」故意在新生面前攀谈，或者部队里的正规兵故意在「临时兵」面前攀谈；有时候，在酒吧或火车车厢里，粗俗的朋友彼此之间故意高声说笑，让陌生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都是为了炫耀。这些人的谈话非常亲密和神秘，以便被人偷听。他们要清楚地告诉每一位局外人，他不在这个圈子里。其实，这种友情除了排外的事实，几乎没有任何「内容」。每个成员在与局外人交谈时，都喜欢用教名或绰号称呼其他成员，因为这样一来，局外人就不知道他指的究竟是谁。我以前认识一个人，手段更加巧妙。他开门见山地提起他的朋友，仿佛人人都知道，也理应知道他们是谁似的。他的开场白往往是：「正如理查德·巴登曾经告诉我的……」我们当时都很年轻，从来不敢承认自己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他给人的感觉仿佛是：显然，稍有头脸的人都知道理查德·巴登是谁，「不知道他，就证明自己是无名小卒」。过了很久，我们才慢慢意识到，其他人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事实上，我现在怀疑，他提到的所谓理查德·巴登、赫西凯·克伦威尔、爱利诺·弗斯特，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人物。但是，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确彻底给唬住了。

　　这样，我们可以在许多朋友圈中发现友情的骄傲，无论这种骄傲是奥运式的、泰坦式的，还是纯粹粗俗的。假设自己所在的圈子不存在这种危险，未免过于轻率；因为我们自己当然都是最后才意识到它的。这种骄傲的危险与友情确实几乎不可拆分。友情一定是排他的。从清白的、必要的排他行为到排外精神，只有轻而易举的一步，进一步还会发展成堕落的排外乐趣。一旦开此阀门，下滑的斜坡将会迅速变得更加陡峭。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变成叛逆的泰坦或普通的无赖，但有可能成为「精英」，这从某些方面看来更糟。最初将我们聚集在一起的共同愿景可能会逐渐消失。我们将成为一个为了成为小圈子而存在的小圈子，一个自封的、因而是荒谬的贵族阶级，沐浴在集体自我认可的月光之下。

　　有时候，这种小圈子开始涉足实践领域。一些与该圈子最初的共同兴趣不大相关的人，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靠谱」，被招募了进来。这种明智的扩充，使得该圈子成为地方上的一股势力。逐渐地，其成员身份具有了政治意义，尽管所涉及的政治也许只限于一个军团、一个学院或一个教会内部。他们把操纵各个委员会、为靠谱的人谋取职位、联合起来对付穷人，当作其主要的工作。那些一度聚会谈论神或诗歌的人，现在聚会谈论牧师职位或生活。对于他们，这种结局很公平。神对亚当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世记3:19）在这样一个已经缩小为一个野蛮人联盟的圈子里，友情也退回到它的母体——纯粹实际的伙伴关系。他们现在和原始的猎人部落一样。事实上，猎人正是他们的本性，但不是我最尊敬的那种猎人。

友情需要谦卑的保护

　　普罗大众永远不会完全正确，也永远不会完全错误。他们无可救药地错误认为，每一份友情的存在，都是为了享受从自负和优越感而来的快乐；我相信，他们也错误地认为，每一份友情都沉溺于这些快乐。但是，他们认为友情天生就会面临骄傲的危险，则似乎是正确的。正因为友情是最灵性的爱，所以，困扰它的危险也是灵性的。如果你愿意，我想说，友情甚至是天使般的爱。但是，如果人要毫无风险地吃天使的面包，就需要谦卑的三重保护。

　　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大胆地猜测一下，为什么圣经很少用友情来比喻最高级的爱。事实上，友情已经太灵性了，不能成为属灵事物的良好象征。没有最低者，最高者便站立不住。神可以安全地将自己描述为我们的父亲和丈夫，因为只有疯子才会认为，祂在身体上是我们的父亲，或者，祂与教会缔结的婚姻不是象征意义的。但是，如果用友情来比喻，我们就有可能误将符号当作所象征的事物，友情中固有的危险就会更加严重。由于友情确实表现出与属天生命相似的接近，用它作比喻，可能会鼓励我们进一步把这种接近误当作趋向的接近。

　　因此，友情就像其他自然之爱一样，无法拯救自己。实际上，因为它是灵性的，因此将面对一个更微妙的敌人，所以，要想永葆美好，就需要更加全心全意地祈求神的保护。想一想，友情的正道是多么狭窄。一方面，它不可以变成所谓的「孤芳自赏的团伙」；另一方面，若不充满相互钦佩的欣赏之爱，它就根本不是友情。因为除非我们的生活陷入悲惨的贫乏地步，否则我们的友情就必须像《天路历程》（约翰·班扬的寓言小说）中的女基督徒和她的同伴那样：

　　她们彼此一看，大为惊异，因为她们都看不见自己的荣耀，却看得见对方的荣耀。因此，现在她们开始互相看重对方胜过自己：一个说，你比我更美；另一个说，你比我漂亮。

　　从长远来看，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们安全地品尝这种美妙的体验，班扬在上述引文的同一个段落里提到这点。那是在解释者的家里，在她们沐浴、盖印、换上「白衣」之后，她们才这样彼此看待。如果我们记得沐浴、盖印和更衣，我们就安全了。友情共同的基础越高，就越有必要记住这点，尤其是在明确的信仰友情中，忘记它将是致命的。

　　因为在我们看来，我们这四五个人已经选择了彼此，每个人都独具慧眼，发现了其他人身上的内在美，喜欢去喜爱一种自愿的高贵；我们已经凭借天生的能力超越了其他人。其他的爱不会引起这样的幻想。显然，亲情需要双方有亲属关系，或者至少关系接近，而这些从来都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至于爱情，全世界有一半的情歌和情诗会告诉你，爱上这个人是你命中注定；就像一道霹雳，并非你的选择；因为「或爱或恨，我们无从左右」。说它源于丘比特之箭也好，源于基因也好，总之不是我们自己。然而，友情中不存在这些，我们认为是自己选择了彼此。其实，如果我们的出生日期相差几年；某些房子之间的距离再多几英里；选择某所大学而不是另一所大学；被分配到不同的军团；初次邂逅时谈及或没有谈及某个话题——这些偶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使友情与我们无缘。但是，对于基督徒而言，严格来说不存在偶然。一位秘密的司仪一直在那里工作。基督曾经对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约翰福音15:16），也可以真实地对每一群基督徒朋友说：「不是你们选择了彼此，是我为你们选择了彼此。」友情不是对我们在择友上的鉴赏力和高品味的奖赏，它是神向每个人展示所有其他人之美的工具。他们并不比其他许多人更美，但通过友情，神打开了我们我们看他们的眼睛。像所有的美一样，他们的美也是来自神；然后，在良好的友情中，通过友情被神加增。因此，友情不但是神用来展示他人之美的工具，也是祂创造美的工具。在这场盛宴中，祂摆设筵席，祂选择嘉宾。我们可以大胆地希望，有时候也是祂、并且总是应该是祂，来主持招待。我们不要喧宾夺主。

　　这并不是说，在享受这场盛宴时，我们应该始终保持严肃。「创造了开怀大笑的神」不允许这样。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某些事情是严肃的，但仍然保持能力和意志，像对待游戏一样轻松处之。这是生活中一个艰难而令人愉快的微妙之处。对此，下一章将有机会作更多的探讨。现在，我只会引用邓巴（William Dunbar，苏格兰诗人）完美平衡的建议作为本章的结束：

　　人要取悦你的创造者，快乐逍遥，
　　但别给这个世界一颗樱桃。

友情并非必需品

　　我已经强调了友情「非必需品」的特点，这当然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

　　有人可能会反驳我说，友情对于社会具有实用价值。每一种文明的宗教都是从一小群朋友开始的；当几位志趣相投的希腊人聚集在一起，谈论数字、线条和角度的时候，数学便真正诞生了；今天的英国皇家协会最初只是几位绅士在闲暇时碰面，讨论他们、而不是其他大多数人感兴趣的话题；今天所谓的「浪漫主义运动」，前身是华兹华斯先生和柯勒律治先生不断地——至少柯勒律治先生是如此——谈论他们个人的秘密愿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共产主义、牛津运动、循道主义、废奴运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的。

　　这种反驳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几乎每位读者可能都会认为，以上这些运动有些对社会有益，有些对社会有害。上述例证如果被全部认可，充其量只是表明，友情既可能造福社会，也可能危及社会。即便造福社会，它具有的生存价值也不及我们所说的「文明价值」。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它不是有助于社会生存，而是有助于提高社会的生活质量。生存价值和文明价值，在有些时期、有些情况下是一致的，但并非永远如此。无论如何，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的是，友情若是结出了可供社会使用的果实，那一定是偶然的副产品。为了社会目的设计的宗教，例如罗马帝国的皇帝崇拜，现代人把基督教当为「拯救文明」的手段来「推销」，并没有多大作用。那些不关心「世界」的一小圈朋友，才是真正改变世界的人。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的数学既实用、又有社会效益，追求的是为农业和魔法服务；希腊人的数学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只是朋友们闲暇时的消遣；但在今天，希腊人的数学对我们却更加重要。

　　还有人可能会说，对个人而言，友情极其有用，也许为生存所必需。他们可能会引用一大堆证词，如，「没有兄弟，腹背受敌」，「朋友比兄弟更亲近」等等。但我们如此说的时候，朋友指的其实是「盟友」。在日常生活中，朋友的意思不止于此，或者说，应该不止于此。毫无疑问，在需要联盟时，朋友会证明自己也是盟友，会在我们贫困时接济我们，生病时照料我们，在敌人中间为我们挺身而出，为我们的孤儿寡母竭尽所能。但是，这类的善举并不是友情的本质，对这些善举的需要几乎成为友情的障碍。它们从一个角度说与友情有关，从另一个角度说无关。有关是因为，在需要时不肯伸手相助的，就是假朋友；无关是因为，恩人的角色对于朋友总是偶然的，甚至有点格格不入。恩人的角色几乎令人尴尬，因为友情中根本不存在亲情中那种需要被人需要的成分。朋友若需要我们接济、借贷或夜间看护，我们会为他遭遇这类的事情而难过。现在，既然难关已过，看在上天的份上，让我们忘记这一切，回到我们真正想在一起做和谈论的事情上去吧。甚至感激之情也不能丰富这种爱，「别客气」这句客套话，在此表达了我们真实的思想。完美的友情的标志，不是在危急关头有朋友相助——朋友当然会相助，但在给予帮助之后，对于友情根本不会产生任何改变，反而只是一种分心、一种反常。朋友相聚，时光苦短，将时间用于帮助，简直是一种可怕的浪费。也许我们只有几个小时的畅谈时间，可是天哪，竟然有二十分钟必须花在事务上！

　　我们之所以感到惋惜，是因为我们根本不想知道朋友的私事。友情与爱情不同，它一点也不好奇。不了解对方的职业、婚姻状况，你照样可以与之为友，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事实的问题 unconcerning things, matters of fact」（引自约翰·多恩的诗歌《Of the Progress of the Soul》）与真正的重点——你和我看到同样的真相了吗？——有什么相干呢？在真正的朋友圈中，每个人都只是他自己，只代表他自己。没有人会在意他人的家庭、职业、收入、阶级、种族或过去。当然，这些情况大部分你最终会在无意中慢慢知道。它们会在举例、打比方当中，或者作为一桩轶闻趣事的根据，一点点地被透露出来。但是，他们透露这些，绝非是为了让你了解这些事情本身。这就是友情的王者风范。我们见面时，彼此都像独立国家的主权诸侯，出访在外、立场中立，不受自己背景的约束。这种爱在本质上不仅忽略了我们的身体，也忽略了我们所代表的一切，包括家庭、工作、过去、社会关系。在家里，我们不但是彼得或珍妮，还有一般性的角色：丈夫或妻子、兄弟或姐妹，领导、同事或下属；在朋友之间则不然，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赤裸的思想。爱情要求赤裸的身体，友情要求赤裸的人格。

　　因此，如果你不会误解的话，我会说这种爱具有强烈的任意性和不负责任性。我没有义务成为任何人的朋友，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人有义务成为我的朋友，友情中没有任何的要求，没有需要的阴影。友情并不是必要的，就像哲学、艺术和宇宙本身一样。宇宙并不是必要的，是因为神不是非得创造它不可。友情没有生存的价值，相反，它是赋予生存以价值的事物之一。

友情与欣赏之爱

　　当我说朋友肩并肩时，是为了指出它与恋人面对面之间必要的对比。除了这点对比之外，我不希望在你的脑海中永远留下肩并肩的印象。将朋友连结在一起的那份共同的追求或愿景，并没有让他们沉醉到始终对彼此无知或相忘的地步，相反，这是他们彼此相爱、彼此了解的媒介。人最了解的是自己的「同伴」，共同的旅程中每一步都在考验他的本质，我们彻底明白这些考验的含义，因为我们自己也在经历这些考验。因此，随着他一次又一次地战胜考验，我们对他的信赖、尊重和钦佩也逐渐升华成一种异常坚定、知根知底的欣赏之爱。如果一开始，我们注意的更多是他本人，而不是友情的「内容」，我们就不会如此了解或爱他。如果你像盯着情妇一样凝视他的双眸，你就不会发现他是个战士、诗人、哲学家或基督徒。要了解这些，你最好与他一起作战、读诗、辩论、祷告。

　　我认为，在完美的友情中，这种欣赏之爱往往是如此地强烈、根深蒂固，以致每位成员在其他人面前都暗自深感自己的渺小。有时候，尤其是当全体成员相聚一堂，每个人都把其他人身上最出色、最睿智、最滑稽的一面引发出来时，他会纳闷，自己何以置身于如此优秀的人物当中，他会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在这样的团队中度过沙漠。当四、五个朋友在一天疲惫的远足后到达旅馆，穿上拖鞋，伸展双腿舒服地烤着火，饮料伸手可及，大家海阔天空地闲聊，任由思想驰骋于宇宙内外，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要求或责任，都是自由之人、平等之身，仿佛一小时前刚刚相识，同时又有岁月沉淀下来的亲情笼罩着我们，这真可谓是黄金聚会。这是生活——自然的生活——赐予我们的最好礼物。谁能配得上它呢？

异性之间有友情吗

　　根据以上所说，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在大多数时期、大多数社会里，友情只存在于男人和男人之间，或女人和女人之间。异性可能在亲情和爱情中相遇，但不会在这种爱中，因为他们之间很少存在共同的活动所形成的伙伴关系，而这种伙伴关系正是友情的母体。在只有男人受过教育、而女人没有受过教育的地方，在一种性别工作、另一种却无所事事的地方，或者两性从事完全不同的工作的地方，异性之间通常没有共同的东西让他们结为朋友。但我们很容易看出，异性之间不能产生友情，正是由于缺乏这种共同的东西，而非由于各自的本性。因为，只要他们能够成为伙伴，他们也会变成朋友。因此，在像我所从事的这种男女并肩工作的职业中，在宣教士、作家、艺术家中，异性之间的友情很普遍。可以肯定的是，一方表现出的友情，很可能会被另一方误解为爱情，导致痛苦和尴尬的结果；或者双方都以友情开始，最后却以爱情告终。但是，说一物可能被误当作另一物，或转变成另一物，并不是否认两者的差异，反而是暗示了其差异。否则，我们就不应该说「转变成」或「误当作」。

　　从一个方面说，我们这个社会很不幸。在一个男人和女人从来都没有共同工作、或者共同受教育的世界里，人们可能会相处得很好。在那里，男人之间彼此、而且只能彼此寻求友情，他们非常享受其中。我希望女人也能平等地享受她们的女性朋友。同样，在一个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有充分的共同基础建立友情的社会，可能也会相处得很好。但是，我们现在却两头不靠。孕育友情需要的共同基础、即母体，存在于某些群体的两性之间，但不存在于其他群体中。在很多郊外的住宅区，这种基础的缺乏非常明显。在一个富裕的社区里，男人毕生赚钱，至少有一部分女人利用闲暇陶冶情操，爱上了文学或音乐。在这些地方，男人置身于女人当中，犹如野蛮人置身于文明人当中。在另一个社区里，你会看到相反的情况。男女确实都「上学」了，但是，男人会继续接受更加严格的教育，成为医生、律师、牧师、建筑师、工程师或作家，女人与他们的差别，就如同孩子与大人的差别。在这两种社区，异性之间都根本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友情。这种状况虽然很可悲，但是，如果双方都予以承认、接受，倒也无妨。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问题是：处于这种境地的男女，他们常常听到一些传言，说在某些快乐的群体中，男女之间没有这种鸿沟；他们偶尔也能一瞥这样的群体；他们还被平等主义的观念所困扰，认为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的事情，对于所有的人也应该、因而也必定可能。因此，他们拒绝安于现状。于是，一方面，我们看到女教师型的妻子。她们「有教养」，总是极力将丈夫「提升到自己的水平」，拖着他去音乐会，想让他学会跳莫里斯舞（morris-dancing，英国乡村一种由经过特别挑选和训练的几组男子跳的礼仪性质的民间舞蹈），邀请「有教养」的人到家中作客。这种做法对男人造成的损害往往小得可怜，因为中年男性有着巨大的消极抵抗和放纵的力量——可惜女人不知道这点——他们说：「女人总是喜欢追求时尚。」但是，如果男人有文化、女人没有，而所有的女人、以及许多男人都断然拒绝承认这一事实，那么，情形就要令人痛苦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看到一种善良的、礼貌的、煞费苦心的和可怜的伪装：用律师的术语来说，女人被「视为」男性圈子中的正式成员。在头脑简单的人看来，她们像男人一样抽烟、喝酒，这个事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证明了她们确实是其中的一员。不允许存在清一色的男性聚会，男人在哪里聚集，女人也必须到哪里。男人已经学会了成天与各种思想打交道，知道何谓讨论、举例和证明。女人如果仅仅拥有从学校学到的知识，结婚后立刻就把学校传授的一点「文化」丢得一干二净，只阅读女性杂志，通常的谈话几乎无一例外是叙述性的，她就不可能真正融入男性圈子。她可以在空间上和物理上身处同一个房间里，可是结果如何呢？如果这些男人毫无体贴之心，他们的谈话她全然不懂，就只能从头至尾百无聊赖地默默坐在那里。如果这些男人有较高的教养，他们会尽量让她参与进来，向她作一些解释，极力纠正她与话题无关的错误观点，使之多少有点意义。但是，这些努力很快就化为失败。为了礼貌起见，原本是一场真正的讨论，结果只好有意被淡化，流于闲聊、说笑话、谈论轶闻趣事。他们带她来分享的东西，恰恰因为她的到来而遭到破坏。她永远也无法真正进入这个圈子，因为一旦她进入了，这个圈子就不再是它本身——正如当你抵达地平线时，它就不再是地平线了。通过学会喝酒、抽烟，也许还会讲一些低俗的故事，现代女性并没有为此而比她的祖母更接近男人一英寸。但是，她的祖母要快乐得多，也更现实。祖母留在家里，和其他女人谈论真正属于女性的话题，可能还显得魅力十足、通情达理，甚至机智幽默。她或许也能这样，或许和夜晚的聚会被她破坏的那些男人一样聪明，甚至比他们更聪明。但是，她真正的兴趣与他们不同，追求兴趣的方式也不同。当我们假装对自己不关心的事情感兴趣时，都会表现得像个傻瓜。

　　这种女人的大量涌现，有助于解释现代人对友情的贬低。她们常常能大获全胜，使男性的伙伴关系、男性的友谊在整个社区消失。在她们生活的小天地里，没完没了、喋喋不休的「快活」，取代了思想的交流。当女人在场时，她们遇到的所有男人都像女人一样说话。

　　这种对友情的毁灭常常是无意识的。然而，有一类更激进的女性在预谋它。我曾经听见一位女人说：「永远不要让两个男人坐到一起，否则，他们就会聊起一个话题，一点也没趣。」她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千方百计地说话，说得越多越好，让声音不绝于耳。但是，绝不要有任何话题，绝不可有任何实质性内容。

　　这种轻率的女性——活泼、有成就、「迷人」、令人难以忍受的无聊——寻求的只是每个晚上的消遣，使聚会自行「瓦解」。但是，有意识地反对友情的战争则可能在更深的层次进行。有些女人怀着憎恨、嫉妒、惧怕，把友情视为爱情、尤其是亲情的大敌。她们有一百种技巧可以破坏她丈夫的友谊：与他的朋友争吵，或者更妙地与朋友的妻子争吵，嘲讽、阻拦、撒谎。她没有意识到，在被她成功地与朋友隔绝之后，这位丈夫已经没有多少价值。她已经将他阉割了。渐渐地，她自己也会为他感到羞耻，也不记得他的生活有多大部分存在于她监视不到的地方。新的友情将会萌芽，但这次是秘密的。他若不是很快又有了其他秘密，算是她幸运，幸运得都不配享受。

　　当然，所有这些都是愚蠢的女人。明智的女人如果愿意，一定能够提高自己，使自己有资格进入讨论和思想交流的天地；倘若没有资格，就决不会尝试进入或破坏那个天地。她们另有更重要的鱼要炸。在有两性参加的聚会上，她们会被吸引到房间的另一头，谈论女人的话题。就此而言，她们不需要男人，就像男人不需要女人一样。只有不识趣的人才会寸步不离挂在异性身上。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女人常常嘲笑我们男人，这是应该的。两性之间如果没有任何真正的共同活动，只能在亲情和爱情中相遇，不能成为朋友。一方常常意识到对方的可笑，这是健康的，事实上一向是正常的。正如我们对孩子或动物的欣赏一样，异性若没有有时觉得对方可笑，就没有真正地欣赏过对方。两性都是如此。人性是个悲喜剧（tragi-comica），但性别的划分，使彼此都能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经常逃避的笑话、以及悲情。

友情的高度灵性并不等于大爱

　　我在前面提醒过，本章的任务主要是重建友情的地位。我希望以上几页已经清楚地说明，为什么古人认为友情几乎能使人超越人性，至少对于我来说不足为怪。友情是高度灵性的，它不为本能所左右，除了爱本身自愿承当的责任外，不受任何责任的约束，几乎没有任何嫉妒，也彻底不存在需要被人需要。在人类的想象中，天使之间的爱可能就是如此。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在此，我们发现了一种自然之爱，这爱就是大爱本身？

　　不要着急下这种结论。我们首先要意识到，「灵性的 spiritual」这个词具有多种含义。在新约的许多经文中，这个词的意思是「与圣灵有关」。在这些经文中，「属灵的 spiritual」东西，根据其定义，就是善的。但是，当「灵性的 spiritual」只用来表示与「肉体的、本能的、动物性的」对立时，灵性的东西未必就是善的。宇宙中既存在灵性的恶，也存在灵性的善，既有圣洁的天使，也有堕落的天使。人最严重的罪是灵性上的罪。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友情是灵性的，就是意味着它本身是圣洁、没有瑕疵。有三个重要的事实仍然需要考虑。

　　第一个事实前面已经提到，即，掌权者对下属之间的亲密友谊往往感到不放心。这种不放心可能没有道理，也可能不无根据。

　　第二是大众对一切密友圈子所持的态度。对这类圈子，他们的称呼或多或少都带有贬义：最好的称呼是「一群」；一个圈子倘若不被冠以「一伙」、「一帮」、「一小撮」、「一个孤芳自赏的团伙」，就算走运。那些终其一生只知道亲情、伙伴关系和爱情的人，认为朋友是一群「自以为是、不屑与普通人为伍的傻瓜」。这当然是出自嫉妒，但是，嫉妒总是提出她所能想到最真实、或最接近真实的指控。这种指控更加伤人，因而必须加以考虑。

　　最后，我们必须注意到，圣经在描述神与人之间的爱时，很少用友情作比喻。友情并没有被完全忽略，但是，圣经在寻找最高之爱的象征时，更多是撇开这种看似天使般的关系，深入到最自然、最本能的关系。神是「父」的形象取自亲情，基督是「教会的新郎」的形象则取自爱情。

为什么友情在现代不受重视

　　在谈论亲情或爱情时，我们总是不会缺少现成的听众，两者的美和重要性一直被人们反复强调，几乎到了夸大的地步。即使「拆穿家」在有意识地反对这种颂扬的传统时，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受到了这一传统的影响。但是，很少现代人认为，友情是一种可以与亲情和爱情比拟的爱，甚至可以算得上是一种爱。我不记得在《回忆录 Memoriam》（英国十九世纪诗人丁尼生Lord Alfred Tennyson的长诗）之后有什么诗歌或小说歌颂过友情。现代文学中，类似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的男女主角）、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前者为罗马统帅，后者为埃及女王）、罗密欧与朱莉叶的爱情有无数的翻版，但是，像大卫与约拿单、皮拉德斯与俄瑞斯忒斯（荷马史诗中的人物）、罗兰与奥利佛（两人均为查理曼大帝的将军）、艾米斯与艾迈尔（英国十三世纪传奇故事中的人物）这样的友情却没有。在古人看来，友情是最令人愉悦、最具人性的爱，是生命的冠冕、培养美德的学校。相比之下，现代社会对它却不够重视。当然，我们承认，男人除了妻子和家庭之外，还需要几位「朋友」。但是，那种承认的语调本身，以及被承认者称为「友谊」的那种交情，都清楚地表明，我们所谈论的，与亚里士多德用希腊文「Philia」表达的美德「友情」，以及西塞罗用拉丁文「Amicitia」撰书论述的「友情」，几乎毫不相干。今天，「友谊」只是一个边缘化的东西，并非人生宴席中的一道主菜，乃是一种消遣，用来填补时间的空隙。这种情况是如何出现的呢？

　　第一个答案、也是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因为很少有人体验过它，所以也很少有人看重它。人们之所以一生都可能没有体验过它，根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友情与其他的爱如此鲜明地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友情是最不自然的爱，因为它最不本能、最不与生俱来、最不生物、最不合群、最不必要；我这样说并无贬义。它最不容易引起神经的兴奋，不会使语调变化，不会加快脉搏，也不会让面容改色。它本质上是个人之间的事，两个人一旦成为朋友，就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群体。没有爱情，我们谁也不会出生；没有亲情，我们谁也不能长大；但我们可以在没有友情的情况下生存和繁衍。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人类不需要友情。一个集体、群体或社区甚至可能不喜欢、不信任它，掌权者们经常如此。无论是校长还是宗教团体的领袖、上校还是船长，当他们看到自己的下属三三两两地产生亲密牢固的友谊时，都会感到不安。

　　友情这种所谓「不自然」的特点，足以解释为什么它在古代和中世纪受到推崇，到了当代却逐渐遭到轻视。那些时代最根深蒂固的思想是苦行和出世，对于天性、情感和肉体，人们或者心存畏惧，认为它们是对灵魂的威胁；或者予以鄙视，认为它们代表人类地位的堕落。因此，这种看起来最独立于、甚至最轻视纯粹天性的爱，便不可避免地最受珍视。亲情和爱情太明显地与我们的神经连在一起，太明显地与动物共享。你可以感觉到它们牵动你的五脏六腑，让你心神不宁。但在友情之中，在那个由自由选择的关系构成的光明、宁静、理性的世界里，你摆脱了这一切。在所有的爱中，唯有这种爱似乎将你提升到神明或天使的层次。

　　但是，中世纪之后，浪漫主义兴起，「感伤喜剧 tearful comedy」（法国18世纪感伤主义戏剧，将催人泪下的背景与大团圆的结局融合在一起）风靡一时，「回归自然」及崇尚情感之风盛行。随之而来的是感情的滥觞，这种倾向虽然经常遭到批驳，但却从那时一直延续至今。最后是对本能——血液中的「黑暗神灵」——的崇尚，其崇拜者可能无法建立男性之间的友谊。在这个新的时代，曾经使友情备受推崇的种种优点，现在都成为它的缺陷。它没有足够的悲喜交加、信物呢喃去取悦感伤主义者，也没有足够的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来吸引原始主义者。它看起来苍白瘦削，是一种素食的爱，而不是更为有机的爱。

　　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导致了友情的不受重视。现在，许多人认为，人的生命仅仅是一种高级复杂的动物生命，所有不能提供动物起源和生存价值证书的行为都是值得怀疑的。在这方面，友情的证书不是很理想。此外，认为集体高于个人的观点必然会贬低友情，因为友情是人在个体性最强时建立的关系。友情就像孤独一样，确实会把人从集体的「团结」中抽离出来。更危险的是，它让人三三两两地离开。因为友情具有选择性，只是少数人的事情，某些形式的民主情感自然会对它怀有敌意。说「这些人是我的朋友」，意味着「那些人不是」。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一个人若像我一样，认为古人对友情的评价是正确的，在论述友情时，他就必然会将笔墨放在重建友情的地位上。

反驳「友情实际上都是同性恋」

　　有破才有立，我首先必须去从事一点非常讨厌的「拆除」的工作。在我们这个时代，实在有必要反驳「每一份坚定而认真的友情实际上都是同性恋」的理论。

　　在此，「实际上」这个危险的字眼很关键。如果说每一份友情都是有意识的、明确的同性恋，显然是错误的。因此，那些聪明人就藏在一个不那么明显的指控里，说它「实际上」是不知不觉的、暗地里的、在某些匹克威克（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的主人公，天真善良、不谙世事）意义上的同性恋。这一点虽然无法证明，当然也永远无法反驳。那些聪明人一点也不会因为在两个朋友的行为上找不到同性恋的正面证据而尴尬，反而一本正经地说：「这正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于是，缺乏证据本身就被视为证据，正如没有烟雾证明火被精心地隐藏起来一样。如果确实有火，这样说没错，但我们首先必须证明火的存在。否则，我们的论证就如同一个人说：「如果那把椅子上躺着一只隐形猫，椅子看上去就是空的；现在，椅子看上去确实是空的，所以椅子上躺着一只隐形猫。」

　　隐形猫的信念，从逻辑上也许无法反驳，但它却向我们透露了很多有关相信者的信息。那些认为友情不是一种独立的爱，只是变相的爱情或爱情花絮的人，暴露了他们从来都没有朋友的事实。我们其他的人都知道，虽然我们可以对一个人同时产生爱情和友情，但在某些方面，没有什么比爱情更不像友情了。恋人们总是谈论他们的爱情，朋友们几乎从不谈论他们的友情；恋人们通常面对面，沉浸在彼此之中；朋友们则肩并肩，专注于某些共同的兴趣。最重要的是，爱情只要持续，就必须只存在于两者之间；但友情却远远不限于两者，只有两个人的友情甚至不是最好的，这里面的原因很重要。

　　兰姆（Charles Lamb，英国散文家）曾经说过，假定三个朋友甲、乙、丙当中，甲去世了，那么，乙不仅失去了甲，还失去了「丙身上甲的成分」；同样，丙也不仅失去了甲，还失去了「乙身上甲的成分」。在我的每位朋友身上都有一些东西，只有另外一位朋友才能将其充分地引发出来；仅凭我自己，并不足以让他展示全貌，还需要有其他的灯光来呈现他的各个方面。既然查尔斯（Charles Williams，英国作家，路易斯的挚友）已经去世，我就再也看不到罗纳德（J.R.R.Tolkien，《指环王》作者，路易斯的挚友）对查尔斯所独有的笑话的反应了。我不但没有因为查尔斯的去世而更多地拥有、「独占」罗纳德，反而拥有得更少了。所以说，在所有的爱中，真正的友情嫉妒心最小。只要新来者有资格成为真正的朋友，两个朋友就乐意有第三方加入，三个朋友又乐意有第四方加入。然后，他们就像但丁著作中那些幸福的人一样，说：「啊，来了一位会增加我们的爱的人。」因为在这种爱中，「分享不是夺走」（引自珀西·雪莱的抒情长诗《心之灵 Epipsychidion》）。诚然，除了缺乏志同道合的人，还有一些实际的考虑，如聚会场所的大小，讲话能否听见等问题，会限制朋友圈子的扩大。但在这些限制的范围内，随着与我们分享的人的数量增加，我们对每位朋友的拥有不是减少，而是增多。在这一点上，友情展示了它与天国本身光荣的「相似的接近」。在天国里，不计其数的蒙福者增加了每个人从神那里享受的祝福；因为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看神，无疑也会将这种独特的异象传达给其他所有人。一位老作家说，这就是为什么先知以赛亚异象中的撒拉弗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以赛亚书6:3）。我们之间越是以这种方式彼此分享天粮，我们所有的人越会拥有的越多。

　　因此，在我看来，每一份友情都是同性恋的理论毫无根据。这并不是说友情和不正常的爱情从未有过交织，某些文化在某些时期似乎有玷污友情的倾向。我认为，在以前好战的社会，它尤其容易潜入成熟的勇士与其年轻的副手或侍从的关系之中。无疑，这与行军作战途中身边没有女人有关。在我们认为需要、或者可以断定一种关系是否掺杂着同性恋时，显然应该以证据——如果有的话——而不是以先入为主的理论为指导。亲吻、流泪和拥抱本身并不是同性恋的证据，否则含义就太滑稽了。赫罗斯加拥抱贝奥武甫（英雄史诗《贝奥武甫》中的人物），约翰逊拥抱鲍斯韦尔（Samuel Johnson和朋友James Boswell，都是英国作家），塔西佗（Gaius Cornelius Tacitus，古罗马历史学家）的作品中那些胡子拉茬、身经百战的百夫长在军团解散时相互拥抱、祈求对方给予最后的亲吻……他们都是同性恋吗？如果你连这个都能相信，你就可以相信任何事情了。纵观历史，我们需要作出特别解释的，不是先辈们公开表达友情的这些举动，而是我们的社会缺乏这些举动；不合时宜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

伙伴关系是友情的母体

　　我说过，在所有的爱中，友情是最不符合生物学的。没有它，个人和社区照样可以生存。但是，有一样东西对于社会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虽然不是友情，但却是友情的母体，常常与友情相混淆。

　　在早期的社区里，男人们作为猎人、战士的互相合作，如同生育和抚养后代一样必不可少，不喜爱前者的部落与不喜爱后者的部落一样注定会灭亡。早在有历史记载以前，我们男人就从女人中分离出来，聚集在一起，从事自己的工作。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喜欢做自己必须做的事，有助于生存。我们不但必须做这些事，还必须谈论这些事——制订狩猎和作战计划，事后分析总结，以供将来使用。我们更喜欢后者。我们嘲笑或惩罚懦夫和笨蛋，赞扬超级明星，陶醉于技术细节：「他早该料到，那种风向他绝不可能追上那头野兽」……「知道吗？我的箭头比较轻，所以射中了」……「我一向都说——」……「我是这样扎下去的，明白了吗？就像握这根棍子这样」……实际上，我们所谈论的都是本行。我们非常享受彼此为伍：我们这群勇士、猎手，因着共同的技能、共同的危险艰辛、圈内的玩笑而紧密结合在一起，远离那些妇女和儿童。正如有人所说的，旧石器时代的男人肩上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棍棒，但他肯定有一个其他类型的棍棒，因为「棍棒 club」和「社团 club」在英语里是同一个词。这个社团可能是他宗教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的小说《泰皮》中的那些野人，他们一辈子每晚都要去那个神圣的吸烟社团，在那里感到「异常地舒适」。

　　这时候，女人们在做些什么？我不知道。身为男人，我从未窥探过良善女神（古罗马女神Bona Dea，保佑土地肥沃和妇女生育）的秘密。她们当然也经常举行一些谢绝男士参加的活动。在妇女从事农业的社会，她们一定也和男人一样，有一些共同的技能、辛劳和成就。然而，她们的世界也许从来没有像男人的世界那样男性化，儿童、也许还有一些年老的男性和她们在一起。这只是我的猜测，我只能从男性的线索中追溯史前的友情。

　　这种在每天都看到对方经受考验的男人之间相互合作、谈论本行、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快乐，在生物学上是有价值的。如果你愿意，可以将这种现象归结于人类「群居的本能」，但我认为这是舍近求远。大家对这种现象的认识已经远远超出了对本能的理解，这种现象此刻就在许多病房、酒吧、休息室、餐厅、高尔夫俱乐部中发生。我更愿意称之为「伙伴关系 Companionship」或「交际关系Clubbableness」。

　　然而，这种伙伴关系只是友情的母体。它常常被称为友谊，很多人所说的「朋友 friends」，其实只是指他们的「同伴 companions」。但这不是我所定义的友情。我这样说，绝不是贬低这种纯粹的交际关系；正如人们从金子里区分银子，并不是为了贬低银子。

友情是怎样产生的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伴发现，他们都拥有别人所没有的某种洞见、兴趣、甚至爱好，并且在那一刻之前，各人都认为这是自己独有的财富或负担，这时，友情就从纯粹的伙伴关系中产生了。典型的开场白是：「什么？你也是？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我们可以想象，在早期的猎手、战士中，只有一个人——也许百年一遇、甚至千年一遇——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看到鹿不但可以食用，而且还很美丽；发现狩猎不但生存必需，还是一种乐趣；梦想神明可能不但强大，而且还很神圣。但是，只要这些独具慧眼的人在有生之年没有发现志同道合的人，我怀疑他们的洞察不会产生任何结果，艺术、体育或灵性的宗教都不会诞生。当两个这样的人发现了彼此，无论是用艰涩困难、嗑磕巴巴的语言，还是用我们看来惊人简练的表达分享彼此的洞见时，友情就诞生了。他们立刻在一个巨大的孤独中站在一起，与外界有了天渊之隔。

　　恋人们寻求隐私。朋友们也会发现这种孤独感，不管自己希望与否，他们都与群体之间隔着一道屏障。但他们很乐意减少这种隔绝，前两个结交的人会很高兴找到第三个。

　　在我们这个时代，友情也以同样的方式产生。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共同的活动以及产生友情的伙伴关系，往往不是狩猎、作战这类的体力活动，而可能是共同的宗教、共同的研究、共同的职业，甚至共同的消遣。所有分享它的人都将成为我们的同伴，但分享更多东西的一两个、两三个人则成为我们的朋友。正如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美国散文家）所说，在这种爱中，「你爱我吗？」的意思就是「你和我看到同样的真相了吗？」或者至少是，「你关心同样的真相吗？」若有人认同我们的观点，认为某些别人不以为然的问题至关重要，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至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不必与我们相同。

　　请注意，在这点上，友情在更加个人、而非社会必要性的层面再现了它的母体伙伴关系的特征。伙伴关系存在于一起做某事的人之间，如狩猎、学习、绘画或任何别的事。朋友也会在一起做一些事情，但这些事会更加内在、更少广泛分享、更不容易定义。仍然是猎人，对象却是非物质的猎物；仍然在合作，工作却是世人不考虑或尚未考虑之事；仍然是旅伴，踏上的却是另外一种旅程。所以，我们把恋人描绘成面对面，却把朋友描绘成肩并肩、直视前方。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只是「想要朋友」的可怜人永远无法交到朋友的原因。拥有朋友的条件是：我们应该想要除了朋友之外的其他东西。对于「你和我看到同样的真相了吗？」你的真实回答如果是：「我什么也没看到，我不在乎这个真相，我只想要朋友。」那就不会产生友情，虽然亲情当然可能。因为没有作为友情的内容，而友情必须有具体的内容，哪怕只是对多米诺骨牌或白老鼠的热情。一无所有的人无法分享任何东西，足不出户的人不可能拥有同路人。

友情和爱情的共存

　　发现彼此一起行走同一条幽径的两个人若是异性，他们之间的友情很容易在半小时内发展成爱情。实际上，除非他们不喜欢彼此的外表，或者双方或其中一方已经另有所爱，否则，这样的结果几乎可以肯定迟早会出现。反过来，爱情也可能让恋人之间产生友情。但这并没有抹杀两种爱之间的区别，反而使它们的区别更加明显。如果对方起初只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逐渐或突然变成你的恋人，你肯定不希望与第三方分享爱情，但却不会嫉妒分享友情。如果你发现自己所爱的人能够自发地与你的朋友建立真正深厚的友情，感到不但我们两人在爱情中连结，我们三五个人还是在同一条路上追求的旅行者，有着共同的憧憬，这对于爱情实在是一个极大的丰富。

　　友情和爱情的共存还可以帮助一些现代人认识到，友情确实是一种爱，甚至和爱情一样伟大。假设你幸运地「爱上了」你的朋友，并且与之结婚。再假设有两种未来让你自由选择：「要么，你们俩不再是恋人，但却永远共同寻求同一位神、同样的美、同样的真理；或者，失去这一切，但在有生之年保持爱情中的狂喜、激情、新鲜感和狂野的欲望。请选择你喜欢的。」我们应该选择哪种呢？哪种选择不会使我们后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