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微仆

　　没有人能够长久地冲在浪尖，因为大浪很快就冲到顶，弄潮儿随后就会被压到浪底。我不久之后就经历了低潮期。我们在磨石街的屋宅太大，维护起来颇为不易，于是母亲就把这宅子给卖了，当时我正在美国。母亲搬到一所临近渔夫码头的屋子里住，这屋子较小，非常幽暗，我们的生活大不如前了。我们在日本收到一张母亲拍来的电报，她邀请李曼小姐住到我家去，因为她早几年就让我做了李曼小姐的义女。回到南京，马车把我们放在新家的门口，我发现我们住的地方只不过是进了大门右边的几间房而已，不禁大吃一惊。我是一个住惯了深宅大院的人，我们住的地方对我而言就和住大街上没什么区别。

　　母亲气色特别好，能与她和家人团聚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然而我自己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很多活动不得不全部取消。第二年我接到噩耗，亲爱的母亲忽然过世了。当时我正在牯岭休养。我离开家的时候她身体健康，精神也很好，十天以后，我忽然收到电报，说她已经过世了。我急忙赶回家办理丧事。根据她的遗愿，葬礼要照基督教的仪式，庄重而简朴，虽然有些家人反对这样做，我还是按照她的意思办了。她告诉我们，自己不想葬在苏州，因为她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也想与基督徒葬在一处。于是我们就将她葬在基督徒的墓地里，靠近李曼先生的墓牌。

　　我六姐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这次葬礼充满了平安与盼望，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在二十五年前嫁入南京一户巨富人家。她公公所任职分与我父亲相当，过世却很早，她丈夫也早逝，撇下她和三个孩子，永健三岁，光云二岁，永富只有六个月。那时家里有三个寡妇，六姐夫的祖母、六姐夫的母亲，还有六姐。于是永健就成了这个家族的大部分产业的继承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完全可以预料得到会有怎样的结果。永健从小就在这三个寡妇的溺爱中成长，长大了之后就完全不受她们管束了。永健成了一个横行霸道挥金如土的人。他对她们的眼泪和劝诫嗤之以鼻，如果不给他钱，他就在家里翻箱倒柜，拿了值钱的东西就走。他将大把的钱财挥霍在吃喝嫖赌之上。

　　有一天，他在赌局里输得很厉害，于是在凌晨回到家里，逼他奶奶要钱。她当时还没起床，于是他就恶狠狠地走过去，粗声说：

　　「把我那条珍珠项链拿来给我。我现在就要！」

　　他奶奶从睡梦中惊醒，喘着气说：「什么珍珠项链？」

　　「就是你说要在我娶媳妇的时候给我的那条。」他回答。

　　「那条珍珠项链！」她叫道，「那是价值连城的珠宝，是我们留着给你新娘子的。」

　　「我现在就要！到那时你们再拿些其他的东西送给她就好了。」他怒吼道，「赶快交出来！」

　　他这样地骄横，着实把她给气坏了，于是就回答说：「不行，你休想得到它！」

　　他冲上前来扇了她两记耳光，大叫道：「你给是不给？」他奶奶尖叫起来。六姐听到叫声就冲了进来，可永健用蛮力把她推了出去。厨子刚好从这里经过，听到尖叫声也冲进房间里来，手里还拿着一个水桶。他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于是把整个水桶连同里面的东西一起扔向永健，永健低头避过。这厨子怒火中烧，喊道：「我要为这个家除掉你这个恶棍！」就拿了一个大雕花椅子砸了过去，但永健再次闪开了去，然后落荒而逃。

　　永健离开了南京，去了无锡。这个家族在那里开了好几家大铺子。于是永健又去逼那些经理给钱。与此同时，他写信回家，威胁说要打断他弟弟的腿，使他弟弟变成一个废人，不再能做继承人。他甚至雇了杀手埋伏在永富上学的路上，要把永富打残，但是这个阴谋被发现了，于是他的弟弟就被藏了起来。六姐写信告诉无锡店铺里的经理，叫他们不要再给钱给永健了，同时还报了警，要警方把他捉拿归案。但是永健极为狡猾，再次逃脱。八哥想用计抓住他，于是就请他回家下盘棋，六姐则去叫警察来把屋子围住。永健如约而至，坐下来下棋，但很快就疑心有诈，就溜走了，又一次从他们那里脱身。

　　后来，永健去到一个店铺经理那里，用枪指着他说：「你如果不给我钱，我就打死你。」有几个店员猛地冲过来抓他，他被迫逃跑。可怜的六姐，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已经是一筹莫展。看来唯一的法子就是把他逮到并关在监狱里面。于是她就请警察这样办理。就这样，永健最终被捕入狱，他母亲登报声明，与他断绝母子关系。登报那天，六姐心里极其痛苦。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她带着光云和永富来到渔夫码头与我们同住。她吃斋念佛，但于事无补，并不能使她从这场灾难中解脱出来，因此，当我们给她讲在基督中得到平安的方法时，她比原先更加能够听得进去了。不过，在耐心的教导和解释了好几个月之后，她才接受了基督，同时不再吃斋了。随后，光云和永富也接受了基督，三个人一同受了洗。随着她受的试炼越多，就信得越深，她把永健交托给主，并为他恒切祷告。

　　永健写信叫我向他母亲说情，把他从监狱里保释出来。李曼小姐派人送了他一本圣经，于是他就从圣经里面引用了一些经文，表明自己已经悔改了。当我向家里人提议将他保释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反对这样做，说：「我们会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的。如果他给放了出来，你就得要负全部责任。」不过，我却想要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写信告诉他，如果他愿意到我家里来住，并答应要听我的话，我就给他作保。他同意了，于是我就将他保释了出来。

　　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做早祷，正读到《使徒行传》中彼得从监狱里获救的那个部分，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喧闹声，门砰地一声打开了，永健站在了我们面前。我看了看他，面黄肌瘦，头发长长的，眼里闪着怒光，就知道他还没有改变，仇恨还在他心里燃烧，而我自己的心则不住下沉，暗暗自问道：「他没有悔改！他骗了我！我该怎么办？」他母亲对他说话，可他浑然不理，只对我打了个招呼。我带他去我宅子里的一个房间，告诉他这个房间他可以用，然后清楚地告诉他，没得到我的允许就不准外出，外出只准坐我自己的人力车。

　　六姐和二嫂还有其他人都责备我。「你难道没有看见他一点也没有改吗？他骗了你。现在我们宅子养了只老虎，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永健在自己的房间里贴上了几条标语「老母该死！」「经理该死！」「要杀了我弟弟！」他在暴怒之下把门踢成了碎片。我试着与他交谈，可是他一点反应也没有，面带愠色地坐在那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地。他奶妈说：「在我见过的恶棍中，他是最坏的一个。如果这小子信了主，我们整个镇子的人都会信耶稣的。」我试着给他找点事做，并请他为我誊写一些福音单张，他去写了，但是还是像块石头一样顽固不化。

　　后来，他开始写作，写一些文章寄到一家报社去。他的文笔犀利流畅，于是那家报社付给他较为优厚的稿酬。这样一来，他就找到一些让自己忙上一阵子的事做了。两年之后，他去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并名列榜首。他开始有了变化，原先挥霍成性，现在却节俭起来；原先游手好闲，现在却勤奋上进；原先桀骜不驯，现在却平静安稳。在这些年里，他没有对自己的母亲说一句话，所以我们知道，他仍旧怀恨在心，还没有认罪。不过他母亲却从未中断过为他祷告。

　　在毕业之后，他去了杭州，要做一个研究，考察中国那一带各样的大学，就在那里染上了伤寒，送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他一连好几周躺在床上，越来越瘦，越来越虚弱，已经在死亡的边缘徘徊了。在这垂危之际，上帝听了他母亲的祷告，开了他的眼睛，让他看见，其实是他自己得罪了自己的母亲和弟弟，不是他们对不起他。他就像那个浪子一样，最后终于知道自己错了，并为自己那沉重的罪孽而痛心疾首。他请他母亲过去，当她到他面前弯下腰时，他看着她的脸，这是他多年以来第一次端详她的脸，他在这张脸上看到了自己所带来的痛苦，就失声痛哭起来。「母亲，你爱我关心我，可是我就像一只忘恩负义的狗，回头咬那只喂食的手，伤害了那个唯一爱我的人。你能原谅我吗？」

　　「你是我的儿，」她呜咽着说，「我当然可以原谅你，不过，你一定要请求耶稣也原谅你。只有耶稣能够将你所有的罪都洗干净，并洁净你的心灵。」

　　「是的，」他回答，「我的确想请耶稣饶恕我并做我的救主。你会为我祷告吗？」在她祷告的时候，眼泪顺着他瘦瘦的脸颊滴了下来。从那时起，他的身体就渐渐好转，但是奶妈不小心给他吃了些坏了的饭菜，他的病又发了。有一天，他请了一位牧师来给他施洗。几天后，永健对这个世界闭上了眼。但是，在进入天堂那天，他却要再度打开眼睛，看到主的荣面。

　　宽阔的太平洋横亘在我深爱的祖国东海岸和美丽的美国西海岸之间，它的波浪在这两个伟大国家的海岸上拍击。我是多么希望这「太平」洋能给两国带来上帝所要赐给它们的太平！我们两国人民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只有那些曾经飘洋过海的人，或是那些了解两国人民的人才能看到这些共同之处，并知道中美和平共处是维系世界和平的一根纽带。当我们从闭塞的时代走出来，要努力追赶上那旋转个不停的现代世界的时候，4.5亿同胞却陷入了动荡的政治混乱当中。我从未想到过中美两国会起冲突！尝试着去回顾那些导致冲突的政治决策失误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只有用一句中国人的话说：「这是天意。」因为上帝允许这事发生，这样我们就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悔改归向祂为世界各国的人们所预备的平安之中去，那平安就是十字架的平安。

　　一次，一个来自上海的中国学生向我问起美国的种种。我问：「你为什么想去美国呢？」他答道：「没有一个上海学生不想到美国去的。」这话可能有点夸张，但却也的确代表了在过去五十年间我那些同胞们的愿望。这一半是出于对那些来到中国的宣教士们的敬意，一半是要满足亲眼目睹美国在物质方面极大发展的愿望，或者是想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一个博士的头衔。1921年，李曼女士回美国休假，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她一道去。我们抵达夏威夷的时候，接到一个电报，是有些人对宣教事工感兴趣，想要邀请我在几个教会做巡回演讲。

　　我们所乘轮船经过金门时天色已晚，我第一眼所见的美国就是旧金山的万家灯火。我注意到，在轮船抛锚靠岸后，码头上没有大声叫喊的苦力拥在那里。海关对乘客行李检查时的井然有序，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中国的人很多，通常一个位子会有十几个人去抢，而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于是，一个名叫蔡苏娟的中国女孩初次来访，发现自己无论走到哪里，从出租车司机、售票员、火车服务员以及热情友好的基督徒身上，都可以看到真正的民主和仁爱。

　　金多娜小姐（Miss Donalbaina Cameron）和吴庭芳小姐来自旧金山华人长老会，她们过来接我们的船。多年来，几乎所有从中国来的船她们全都接过。她们带我们到了一间漂亮的公寓里，这公寓的主人去纽约了，于是就借来给我们短期居住。

　　现在这两位女士已经退休了，我想要在这里对她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因为她们从旧金山唐人街的网罗里救出了好几百个中国少女和儿童。在金多娜小姐小小的房间里，有一部电话机放在床边。她与警察有联系。不管有多晚，只要她接到警察同事的电话，都会跳起身来去找那个被拐的人，若有必要，还会上诉至法庭。我们在那里逗留期间，她接到了警察打来的一个电话，请她去找一个被拐到妓院里的中国少女。金多娜小姐到了那个地方，从救火梯爬到楼上，进了房间，拉住那个少女的手，要带她离开。这时，有一块活板忽然伸出来，把她们俩隔开了，她不得不松开手，两手空空地回去。不过法庭受理了这个案子，我们陪着金多娜小姐一起上法庭听审讯。她站在法官面前，脸如天使一般圣洁，指控中国妓院老板拐带人口，而那个辩护律师则像一只嚎叫的豺狼，竭力要证明那少女是在那里做合法的生意。

　　人人都叫金多娜小姐「妈妈」，叫吴小姐「姨姨」。很多少女对我们说：「妈妈和姨姨就像我们中国话说的那样，上刀山下火海，从狼巢虎穴中把我们给救了出来。」后来，大部分少女都出嫁了，分别住在美国各地，为基督做见证。

　　到了主日，我们去了一间华人教会，在那里，我们遇见了一个热心的个人工作者，「一个主的猎犬」。李曼小姐在谈话间提到与我们同乘一艘轮船来美国的一家中国人，说自己觉得很遗憾，没有机会和他们好好谈一谈。在做完礼拜之后，我们回到公寓。这公寓里面有各样现代便利的设施，可我们两人觉得自己就像在机械森林里迷路的两个孩子一般。李曼小姐离开美国已经有二十年了，我又是第一次出国，因此我们不会用现代的家电。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机械怪物就是自动电梯。我们不知该怎样操作。李曼小姐请我试试看，我则想劝她尝试，我们两个人都怕按错后会发生严重事故。我们无论上楼下楼都要爬四层楼梯！我们的朋友金多娜小姐和吴小姐当时并不在场，她们尽力在各方面照顾我们，却怎么也想不到我们无知到了什么程度。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我们俩都吓了一大跳。我说：「你去接听吧。」李曼小姐说：「不，还是你去听吧。」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不能确定我们是否能听得到电话，而且心里太紧张，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这里没有可喝的水，」我说，「你觉得我们可以去喝水龙头流出来的水吗？我们最好还是烧点开水吧。」于是我们就像在中国时一样烧开水喝，却不知道那里的自来水是可以放心直接饮用的。

　　吃饭的时候到了，我们刚刚坐下来要吃饭，忽然有人在外面急急地敲门，我们吓得跳了起来，开门后发现敲门的是我们那热心的「猎犬」朋友。「他们在这里！」她嚷道，「我在街上看到他们，就请他们上楼来见你们。这是你们在船上想要攀谈的那一家人吗？」在她身后站着一家子中国人，每个人都是一脸的迷惑，她用自己的热心而非机智，把自己遇到的这家人硬拉来拜访我们。这家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跟了过来。可他们根本就不是我们在船上遇到的那家人！我们请他们进屋坐坐，虽然开头介绍的方式未免有点怪，他们却很高兴能够遇到来自中国的朋友。他们是我在香港见过的富豪之一，听了我们的见证之后非常高兴，同时也很高兴在这里也可以找到基督徒朋友。所以，忠诚的「猎犬」的确为主把猎物给带来了。

　　我们在旧金山住的时候，听到很多关于一些风行一时的异端邪教的故事；但最让我难过的，就是听说在这座城市里有一座美国大佛寺。我们决定去亲眼看看这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还没进门，就闻到了香火味。进门之后，我们看到里面布置得和教堂一样，但在前面的坛上供着贴金的菩萨。他们没有丝帘，于是就把一条中式女绣花裙挂在神龛上！一个尼姑站在坛后，不住地击罄敲钟，与此同时，一个剃光头的美国人，披着橙红色的袈裟，向听众们解释，耶稣十二岁的时候，没有去耶路撒冷的圣殿，而是去了一座佛寺取经。在讲完之后，这些和尚们就开始收取捐款，用基督教的赞美诗音乐来唱佛教祷文，在结束之后，那个和尚念佛号给众人祝福。这在我看来是一种亵渎。用基督教的形式来敬拜一个偶像，真是畸形扭曲！我看了看那些听众，每个人脸上都显出愁苦的神情。

　　我们心里非常难受，于是就急急地离开了。我心中的悲痛真是难以用言语形容。走到外面的桥上，我看见两位女士走在我前面，一位又黑又矮，另一位又高又瘦。我认出她们是刚才的听众，就赶上前去，对那位高高的女士说：「请原谅，我是一个中国人，原本是拜菩萨的，因此，我可以告诉你们，要得到平安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主耶稣基督！我知道这可以，因为我就是这样才得到平安的。」

　　那位高个子女士低头望着我，泪水在她眼眶里打转。「啊！中国小姑娘，请告诉我哪里可以找到平安！我是马礼逊先生的亲戚，去了这周围所有的教会，我的心却从来没有平安过。」

　　「来，到我那里去，我们可以好好谈谈。」我说，「这是我的地址……」正当我拿出纸笔要写下来的时候，那个矮个子女士忽然愤怒地对我发起攻击，用力地在背后推了我一把，差点把我给推倒。「你这个中国小姑娘，别想改变我们的信仰！你自己已经被这些宣教士给骗了！」然后她就拉住那位高个子女士，用武力把她给带到街那边去了，留下我一人，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马礼逊先生的亲戚出现在旧金山的一个佛寺里！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马礼逊先生是更正教来中国传教的第一人，他所翻译的中文圣经是权威版本，然而他的亲戚在美国却找不到平安！马礼逊先生在轮船上，遇到一位船上职员以嘲笑的口吻对他说：「你要去让那些野蛮人改变信仰吗？」他回答道：「我不能，但是上帝能。」然而，现在却有人想要让他的亲戚倒过来信佛教。我再也没有遇见过那位女士，但这次经历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向上帝祈求，希望这位女士能够了解耶稣基督。得到内心的平安。

　　我在美国逗留期间，除了那个在桥上遇到的女教徒之外，每个人都对我非常和善，我如弄潮儿冲在浪尖，所见的一切都让我兴奋无比。在各个阶层的人身上，我都看到贯彻到行动的民主精神，基督教事工的范围极其广泛，真是随处可见。

　　在美国加州的帕萨迪纳市，最先来探望我们的是斯图尔德夫妇，他们邀请我们住在他们自己那朴实无华的家中，并亲自款待我们。

　　在底特律，我要在长老会成员大会做演讲，自己非常紧张，三天三夜几乎没吃进去什么。可当我登上讲台的时候，看到的不是一排排严肃得拉得老长的脸，而是一群面带微笑的听众，我的紧张就烟消云散了。

　　我在芝加哥的慕迪圣经学院做完演讲后，全体学生都站起来齐声唱《荣耀归于万主之主》，这一幕让我非常受鼓舞，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在纽约，我在新心监狱里对犯人们讲道，让我心深受安慰的是，和我见面的所有犯人都在听了我的见证之后表示愿意信耶稣。在散会之后，他们排好队，一个一个地过来和我握手，泪水滴在我的手上。很多人都对我说：「我会和你在天堂相会的。」

　　在马萨诸塞州的诺斯菲尔德，在慕迪先生家中，我给一群女工讲道，她们每个人都捐出了自己剥一小时玉米所得的工资，凑钱给我买了一架在乡村传道时可以用的手摇留声机。

　　在华盛顿，在与哈定总统握手时，我送给他一个墨砚，是中国皇帝赐给我父亲的。他非常地高兴，于是就停下来与我交谈，然后派了一位助理带我们参观白宫。

　　李曼家在宾夕法尼亚州。亨利·李曼博士是李曼小姐的叔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一个好榜样，对我很有帮助，我心里很感激他。他在宾州行医五十五年，每天早晨六点都准时起床，到自己的房间里祷告，从不间断。现在他眼睛虽然看不见了，却仍然非常平静安详。一次我对他表示同情，他却说：「这个世界充满了邪恶的事情，不看也罢。」

　　在火车或电车上，有我不认识的人把五美元的钞票塞到我手里说：「这是给你在中国宣教事工用的。」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好几次。

　　在宾州的西切斯特及其他地方，我给一群群的孩子们讲道，并送给他们每个人一枚中间有方孔的中国铜板。我告诉他们，可以把这枚铜板系在窗帘的绳子上，每天傍晚他们拉下窗帘的时候，在中国正是早晨，他们就可以为中国人祷告。很多年以后，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当年听道的这群孩子中有一位写信给一家报社，建议报社告诉美国孩子们，每当拉下窗帘的时候，就为中国人祷告。

　　宣教士们进入大城市的城门，建立起大规模的教堂、学校和医院，渐渐形成像我们在南京那样的大型社区。可他们所成就的还不止于此。中外宣教士一起去到穷乡僻野，完成了伟大的拓荒事工，那是一些还未开化的地方，人们的生活同自己几千年前祖先所过的日子并无太大差别。

　　我看见，这些宣教士骑着吃苦耐劳的蒙古马，穿过中国大西北的沙漠荒野之地，在沿途的驿站旅店停下来，把福音单张发给那些来自中亚偏远角落、会讲各种语言的旅客。我看见，他们坐在硬木板做的马车上，在北方沙尘滚滚的路上颠簸，要在日落之前赶到一个边远的城市。我看见，他们把双腿蜷曲起来，跨在任劳任怨的驴子身上，骑着驴走在险峻陡峭的山路上，而这只不过是为了要到一个需翻过四座山、经过四座镇子才能走到的小山村那儿去。我看见，他们坐在吱呀作响的独轮羊角车上，在灌满了水的稻田中间那条泥泞不堪的羊肠小道上穿行，有些时候，他们下车步行，让独轮车夫放松一下，自己也可以松松筋骨，和穿着蓝布衣服去赶集的农夫聊一会儿。

　　我看见，他们坐在蓬船里，沿着运河缓缓前行，从高高的拱桥下经过，在那里，镇上的妇女排成一排，在光滑的石头上捣洗衣裳。我看见，他们坐在茅草屋里和农家人交谈，任由猫、狗和小鸡在脚边走来走去，吃自己掉下来的食物碎屑。我看见，他们穿着厚厚的中式棉袄，在某个肮脏不堪的小旅店过夜，旁边站着一群好奇的乡下人。我看见，他们中午坐在茶馆里吃烧饼，周围满是好奇的小孩子，或者一个大声叫「洋鬼子」的暴徒就跟在他们身后，还投掷石头打他们。我看见，在偏僻小镇的一条小街上，有一个小小的教堂，他们就在那里教导目不识丁的乡下人。我看见，在那个小小教堂旁边的半中式平房里，住着一位宣教士的家眷，又或是住着两位单身的姊妹。宣教士们背起十字架，凭着信心寄居在异国他乡。

　　记得有一次，我和李玛宝小姐一道下乡。所需用的一切，我们都得要随身携带，于是在头一天晚上，所有装备都拿了出来打包：换洗衣裳、鞋子、鞋套、便壶等厕所用具，还有一个脸盆、床单等和被子卷作一处，用一张黄色油布包好。还有一个火油炉、厨房用具、一个洗碗盆、几个水桶、几罐白糖，还带了牛奶、面包和茶叶，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大篮子里，然后用网兜兜住，免得东西掉出来。我们拿了几只小木箱充当桌椅，带了两张帆布床，一大卷赞美诗歌单、图画、几本圣经和一把吉他。我们雇了几辆人力车，把行李堆在车上，出到城门外，一直走到蓬船停泊的运河岸堤边。无论要做什么交易，讨价还价都是免不了的事。若要找到一艘非常干净的船并讲妥船价当天出发，单单了解船家的行规还不够，还得要加上耐心才行。

　　船夫和他的家人住在船尾，我们坐在船头。船妇在船后摇橹，船夫在船边撑船，很快船就离开了嘈杂的闹市，穿过那些拱桥，到了乡下空旷的田野边上。那时正值春耕时分，冬麦已经开始收割了。有些田里，农夫们赶着水牛，忙着耕地，在另一些田里，有人忙着修葺自己田地周围水沟的土坝，或是把运河或水塘里的淤泥堆在田里当肥料。

　　在我们那个地区，收割完冬麦之后，农夫们就忙着灌溉田地，开始种早稻。在运河堤岸上有一条窄窄的小路，乡下人会沿着这条路把自己田里的出产运到城里。驴子们驮着长长的米袋叮叮当当地向前走，农夫们则挑着满筐的蔬菜，摇摇摆摆地经过，还有独轮车，上面满满地堆放着当柴火烧的茅草，吱吱呀呀地在这条路上行进。沿途有白粉砖墙的房子，也有泥墙小茅屋，还有路边带着红墙的土地庙。这是一次长途旅行，不过空气清新怡人。我们经过了金黄芬芳的菜花地，还有散发着豆花甜香的田地。喜鹊和乌鸦都正忙着在高高的树上筑巢，百灵鸟则在我们头顶的蓝天上宛转歌唱。

　　到了黄昏时分，船已经离目的地很近了，我们看见一大群鸭子向我们游过来。我们要去的那个镇子就以这种鸭子而闻名四方。我们在溧水那里走过步桥上了岸，然后找来了几个挑夫为我们挑行李。有一群孩子给我们带路，来到一座在小街边上的小教堂面前，我们敲了敲门，门开了，陈长老和他妻子十分高兴地出来和我们打招呼。带来的东西暂放在一个空房间里，我们先坐下寒暄，陈长老点了一盏小油灯，陈长老的妻子则把茅草点燃了放进砖炉里，为我们做汤面当晚餐。

　　陈长老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穿着乡下粗布衣服，满脸都是皱纹，胡子拉碴，牙都快掉光了。他是一个努力做工的人，很爱主也爱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吃过饭，祷告后就上床睡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把随行物品打开，加以整理布置，因为那里没有任何家具。邻居们开始过来串门。那些乡下女人觉得我们那些小箱子叠成的桌椅真是妙极了，其中一个女人捏了捏李小姐的手臂，要看看她穿的是什么布料，还掀起李小姐的裙子，要仔细瞧瞧她穿的是什么内衣，她们看到什么都会惊叫起来，还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一切我们全都友好地忍受了下来，因为这些全都是她们表示友好的举动。石家是一个基督徒家庭，街尾一家杂货店就是他们家开的，他们叫自己的大女儿带了些鸡蛋过来送给我们。她带了两个乡下女孩一起过来，这两个女孩的脸蛋红扑扑的，刘海垂到眼部。她说：「给你们带了两个学生过来。」

　　我坐在一张长凳上，挨着一位老婆婆，她开始给我讲自己的烦心事，说了很长时间，故事也极为复杂，我耐心地听了下去。等她讲完之后，我说：「我听你讲完了，现在请你听我说吧！」于是我就开始给她讲耶稣。只有用这法子才能让她用心听我讲话。陈长老夫妇走了进来，说：「今天的聚会我们必须要到外面去请人参加才行。」陈长老给自己的驴套上鞍，要到较远的地方去发邀请，他的妻子在头上包了一块黑手帕，和我们一道出发，去请那些住得较近的人来。我们到了旁边街的一户人家门口，就停了下来，听到里面有搓麻将的声音，门忽然砰地关上了，把我们挡在外面。李小姐问：「她们为什么不想让我们进去？」我回答说：「她们在赌博，我们又带着书，如果让我们进去了，她们认为就会招来晦气，自己会输钱。」（在我们那一带的方言里，「书」和「输」的发音没有什么区别。）陈长老的妻子冲着我笑了笑。我们又到另一处请人，他们口里虽说「我们会来的，我们会来的」，我们却从他们说话的语气中知道这不过是敷衍我们而已。不过，到了第三户人家，我们得到了诚恳的接待。这户人家的男人们刚刚从田里回来，正用手擦脸上的汗水，他们坐下来和我们交谈，孩子们远远地看着我们，女人们煮了鸡蛋，端上来给我们吃。他们把去年一整年发生的事情都拿出来跟我们说。

　　我们发现，参加聚会的人里面有一位老朋友，她是戴师母，是一位洁净而有智慧的妇人。她在路上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散发福音单张真是好，」她这样起了头，「你还记得我们去年看望过的那位住在铜井的王太太吗？你给了她几张单张，教她唱《主耶稣，我向祢祈求》，嗯，今年我又去了那个地方，就到她家探访，看到她墙上贴满了福音单张，而且她也会读那些单张了。我问她：『你是从哪里学会认字的？』她说：『我儿子教我认的。他放学之后我就请他给我读这些单张，我就是这样学的。』 」

　　我们到了一间小茅屋面前，屋子很干净，用白粉例过。有一位中年妇人，一看到我们，就丢下手中的扫帚，冲了过来叫：「蔡小姐！李小姐！」她两只手握住我们的手，说：「一定是上帝差遣你们过来的。我的水牛病倒了，我看它是活不成了。你们能进来为它祷告吗？」我们没有笑她求我们做这件事，因为中国农民把水牛看得几近于神圣，他们把水牛称作是自己的「小祖宗」，在晚上，水牛是在他们自己家里睡的。对这位贫穷的妇人而言，这水牛就是她的命根子，没了牛，她就没法耕地。所以我们进了屋，为那只水牛祷告，然后它活了过来。

　　我们在黄昏时分回到那座教堂，人们开始聚集起来。我们坐在先到的人身边，试着教他们阅读小小福音单张。我坐在一个年轻的妈妈身旁，她抱着一个未断奶的婴孩，还有一个呀呀学语的孩子在拉她的外衣。她一边看孩子，一边听我说话，不过，我指出来的那些字她都跟着我重复念出来了，在我给她解释含义的时候她就点点头。最后，那个大孩子闹个没完，她只好站了起来，于是我也站了起来，跟着她和两个孩子在教堂里走来走去，继续教她认字，「虽是疲乏，还是追赶」！

　　李小姐个性率直，她看到那些让我们吃闭门羹的妇女，就对她们说：「你们如果不接受主耶稣并求祂赦免你们，祂在天堂也会给你们吃闭门羹的。」然后，她就拿出了自己的吉他，把赞美诗歌词挂了起来，我们就开始唱诗。唱诗吗？不，没有马上就开始唱。我们得要先逐字逐句地把歌词解释清楚，并一遍又一遍地唱给他们听，尽管有几位会唱的人在场帮我们，可每个人唱的音调和节奏都不一样。虽然音调不太和谐，美好的圣灵却弥补了音乐上的缺陷，我们知道，主喜悦这样的敬拜。

　　我站起来，开始讲道。我尽量用她们能听懂的语言和她们所熟悉的经历来讲，否则她们就会听不懂。如果我说了一个她们不懂的词，她们要么完全不知道我讲了些什么，要么就给那个词安上自己的理解。例如有一次，我讲道中用了圣经上「走廊」这个词，后来问一个妇女对所讲的有何感想，发现她以为我在说「走狼」！但是种子已经撒下了，年年都会结出自己的果实来。「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出饱满的子粒。」因为这些增长来自于主。

　　有些分明很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往往成了改变人们命运的关键；看上去纯属偶然的机会，却有可能让一个人做出重要决定；也许一句取笑的话，却使一个人发奋，反成了那人的终身事业。不过当一个基督徒回想自己当初种种之时，都会发现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发生的，没有什么不幸的事情会毁了自己的命定；上帝按照自己纯全的美意，已经为他做好了安排，通过一个又一个环境来预备好这个人，去完成上帝所要他去做的事。

　　激我去学英文的不过是一件小事而已，不仅微不足道，说来还让人觉得有些好笑。我年纪还小的时候，哥哥们就开始学英文了。他们像所有男孩子一样，喜欢炫耀自己的能力，而我作为一个小妹妹，自然就想跟他们学，于是他们就教我说「breakfast、dinner and supper」，可就这头几个单词，不管我怎样竭尽全力，就是咬不准音。所以他们就嘲笑我说：「走开吧，小妹妹，你是没指望啦！你的舌头太钝了。要说好英文得有伶牙俐齿才行。」

　　这件事给了我很大刺激，于是下决心要在英文上超过他们。这件事还促使我进到明德女子书院念书，让我在那儿接触基督教，而且在那值得纪念的一天，听到一位布道家的讲道，最终引导我信主。在1914-1920年间，这股对英文的热爱让我的脚步能遍及全中国。斯图尔德先生（Mr. Milton Steward）是一位百万富翁，也是一位谦卑的基督徒，在一天之内，他奉献了三百万美元来支持福音事工，这笔资金多半用在中国，用来请著名的基督教领袖在中国多个中心地带带领聚会。在这些福音聚会中，我特别蒙恩，担任翻译，负责为安汝慈小姐（Miss Ruth Paxson）、托马斯博士（Dr.Griffith Thomas）、特朗布尔博士（Dr.Charles Trumbull） 等人口译。由于他们讲道大多是针对基督徒，所以我常常在为非基督徒而预备的特别聚会上发言。在华北北戴河的海边聚会上，在华中牯岭的大山边，我们向中国基督教领袖讲道，我们给各个国立学校师生做演讲，同时也在大城市的教会大学和高中发表讲话。我们还给医院的护士做演讲，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各教会的教堂讲道。有时人太多，室内空间不够大，于是就在室外支起帐篷演讲。斯图尔德先生捐助巨款支持福音事工，他那天所做的决定造福了全世界，其影响力实在是难以估量。这笔资金使福音信息得到重视，使原本分散的宣教力量得以联结起来，使千百万人得以读到优秀的基督教文章，将福音大大地传开了。

　　当世界各国陷于混战之际，中国却安享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很多重要中心城市交通都较为现代，因此，我们可以自如地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我们坐火车从南京去北京，又从北京去到华西的汉口。我们也坐轮船从上海出发，然后沿着长江，逆着黄色水滩而上，经过许多水流低浅、礁石密布的河道，一路把很多漂亮的帆船甩在后面。青山终于映入了我们眼帘。这些青山延绵起伏，一直伸展到天际，越往西这些山就越高。我们的船在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这些通商口岸均有停泊。在汉口，我们换了一艘大汽船，载着我们穿过三峡的湍急水流，带我们进入中国西部。还有一次，我们乘了一艘海轮，从北方的天津出发，经过美丽的烟台、青岛，最后回到上海。有时我们会乘着海轮，在中国南海边的无数礁石岛中穿行，不时会经过黄色水流，那是某条河流的入海口，有一队一队的渔船在水上航行，就像一串感叹号，点缀在河道上。再往南去，山开始变得险峻起来，水则变成翠绿色，帆船的样式为之一变，然后我们的船就依次在福州、厦门、汕头和香港这些可爱的港口停泊。

　　就这样，我有了到各处旅行的机会，中国当时有十八个省，我游历过的就有十一个，同时也对中国各个福音宣教中心的情况有了了解，看到了基督徒活动天地之宽广。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拓荒宣教的时代即将过去，中国教会成长起来了，开始召唤自己的牧者和带领人。第一代基督徒家庭的孩子们已长大成人，他们接受了全备的教育，做好了当领袖的准备，而学校输送到社会上的毕业生一年多过一年。有谁能完全估计得出中国传道宣教事工的果效？基督现在已经为众人知晓，各地都建起了教堂、学校、孤儿院、医院，学校的大门现在也为妇女敞开了。妇女和男子一样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人们意识到了女人缠小脚和吸食鸦片烟的弊端。病人得到医治，那些瞎子、聋子、哑子和麻风病人也得到了安慰，卫生知识得以普及，遭受饥荒的人们得到饭食，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得到照料。下一代接手宣教事工的中国人已经预备好了，建起了自己的教会。在上帝眼中，一个人的灵魂有无限价值，这也得到彰显。无论福音的光在哪里闪耀，哪里就开始变得开明起来，在社会发展上就比其他地方更加接近于现代文明。

　　而我不仅看到了普及教育的需要，还了解到中国方言众多造成了很多问题。北京话被选为中国官话，在北方，我听得出京腔的影响，而到了山东之后，方言中的鼻音就变得很重。南京话里多了一个较高的断顿音调，而其他的音调则较为低平。我们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来到上海，地方腔调就更高昂些，音节更简短，语速也快了很多。在我们周游福州、厦门、汕头和香港时，发现这些地方的方言有许多辅音和元音都变调了，音韵也很复杂。在广东话里，我们可以听出十一个音调，而普通话里只有四个声部而已。更有甚者，我们中国人相互之间都听不懂对方说的是什么，所以在一些地方还得要请个美国宣教士来给我们做翻译。单福建这一个省，方言种类就很多，过了一个山头就换一种语言，人们之间很难沟通。有的宣教士用发音字母（是用英文字母来拼写出中文发音）版本的圣经来教人们读经，这样一来，在那些地方，经常读经的基督徒比例极高，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厦门，似乎每个老太太都会带一本圣经到教会，自己也能独立查考经文。而在大部分内陆地区，只有一小群受过教育的人才会读经。发音字母虽好，却只能让那些不识字的人有机会按自己的方言读书。中国需要推广使用一种国家规定的全国通用发音系统，这一系统最终能让所有人都能学会说标准普通话，这样，那些目不识丁的人就能读也能写了。

　　在一些学员中心，我住学生宿舍，和学生们呆在一起，于是就有机会在她们当中做个人辅导。演讲通常是一天安排三场，在演讲之后，我让学生们有机会可以来与我单独面谈。女学生们在我门口排起队来，为有机会单独与我倾谈而耐心等待。有些时候，我一直忙到晚上一两点钟，常常累得连更衣上床睡觉的力气也没有了，干脆就平躺在硬地板上休息。这让我了解到个人辅导的重要性，也让我看到了年轻人对上帝话语的渴慕之心。

　　我们无论到哪一个城市，聚会以及食宿都由同一个圣公会委员会负责安排。他们常把我们安排在宣教士或中国基督徒的家中，这些屋主我们以前从未见过，有的连听也没听说过。聚会时间总是安排得满满当当，于是我们不得不一下船或火车就匆忙赶到会场去。有一次在汉口，我下了船就得赶到临时住处，随后要马不停蹄地冲到教会会场那里，忙乱间弄丢了临时住处的地址。不过，我还记得自己曾给那位带我去教会的人力车夫发过一张福音单张。在聚会结束之后，我不知道如何回到临时住处，正在左右为难之际，那位人力车夫跑了过来。他晃了晃手里的福音单张，问：「今晚你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发福音单张本身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而在那个晚上，我却发现这还可以带来额外的好处。

　　香港有很多富豪，他们吃的是佳肴美食，住的是华屋美宅，穿的是绫罗绸缎，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一天，几位小姐邀请我去她们家玩。她们的家全都在一座岛的山尖上，那里所住的全是巨富。她们让我从窗口眺望风景，于是我向下一看，只见峻峭的山边连着香港湾碧绿的海水，美丽的海面上点缀着小小帆船，来自世界各地的大轮船航行其上，对面则是九龙半岛，与大陆相连。

　　这些小姐们为了讨我的欢喜，不断地请我吃巧克力，说：「蔡小姐，吃点糖果吧。」

　　忽然一个念头在我脑中闪过，于是我马上说：「小姐们，你们为什么不用自己的钱为主做一些事呢？」

　　她们当中有一位回答说：「啊！蔡小姐，我们是乐意这样做的。但却不知从何入手？」

　　另一位小姐说：「我跟你说，你做我们的宣教士，我们愿意资助你。」

　　我回答说：「你们为什么不组织一个国内布道会，协助中国宣教士在中国传讲福音？」

　　这一次偶然的交谈，就像一根点燃了的火柴落在一堆干草里一般。这几位小姐当中有几位在1918年去了江西牯岭，在那里，她们组织了中国第一个国内布道会，并筹到了资金。一年之后，这一机构差遣了六位中国宣教士到云南传讲福音。

　　就这样，一句戏谑的话刺激了我，让我发奋努力，结果从家中的高墙之内走了出来，进入到为主事工的广阔天地中去。斯图尔德先生一个个人的决定，就使全世界的宣教事工得到百万美金的支持。和几位小姐不经意间的一席话，就像星星之火，点起了宣教的燎原火焰。然而，这些都不止是机会巧合而已，乃是上帝的工作，「用奥妙的方法来完成自己的奇妙带领」。

　　我在磨石街的那个家中，自己用一层楼，有卧室，还有一间朝着花园的书房。花园四围是高墙，沿着曲折的斜坡一直走，可以走到院子角落里的一个玻璃围住的高台上去。我坐在里面，低头就能看见自己园子里那些树的树冠，而且还能看到旁边大花园的花草树木，绵延至城墙那里的灰瓦屋顶也尽收眼底。即便在冬天，园中也有鲜花盛开。有一棵腊梅树，在下雪天里开了一树的黄色腊梅花。空气中溢满了腊梅的芬芳，我们把它叫做十二月腊梅，在园子里有很多这样的花树。天气暖和起来之后，鸟儿就很喜欢到我们的园中来。歌鸲嘴尖金黄，羽毛灰黑，是我园中的常驻歌唱家。在初夏，有时候我会被一阵宛转如音乐的鸣叫声唤醒，向外一看，只见一抹亮黄色在眼前闪过，便知道是黄鹂来我这里度假了。在收获季节的夜晚我会听到布谷鸟在头顶飞过时的声声叫唤，好像在告诉农夫们：「麦子熟啦，快快种稻！」这座看台可鸟瞰四围景色，也成了我的祷告室，我在这里度过了很多快乐时光。

　　一天早晨，我正在书房写字，女仆送来了几封信，其中有一封是从美国寄来的。这信封、笔迹和邮戳变得愈发珍贵起来，因为当我还在苏州念书的时候，就开始了这样的书信往来。我还记得那一天我们的校长贝厚德小姐（Miss Martha Pyle）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去。这位美国女士是我素来敬仰的老师，因此每当她派人叫我过去的时候，我心里总是感到很兴奋。那天，我的牧师也坐在办公室里，两个人都面带微笑，示意我坐下。牧师把一封信放在我手中，叫我看那封信。这是一封求爱信，是一位男子大学的年轻教授写来的。我见过这人，也认得他。每次在举办完一次独奏音乐会之后，我都会收到很多类似这样的求爱信，但还从未回过一封。我在读这封信的时候双颊绯红，读完之后便把这封信递回给牧师，一句话也没说。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蔡小姐，」我的牧师说，「你的校长和我一起商量了一下，觉得这个年轻人非常优秀。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教授，也是一个基督徒弟兄。我们劝你认真地考虑一下他的求婚。」

　　 「是的，的确如此，克丽丝缇娜（我的英文名），」我的校长接着说，「我知道这位年轻人是他自己家中唯一一个信主的人，也是那所大学教员中数一数二的青年。他的校长也给我写了一封信，请我替他牵线搭桥。我接到这个请求，心里再高兴不过了，因为你们两个我都很器重，觉得这桩婚姻将会非常理想。请你慎重考虑一下吧。」

　　显然，有很多原因让我对这位青年敬重有加，但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就没有回答他们，也没有给他回信。但这青年不断写信过来，这样一来，其他人也知道了。有些老师想要来劝我，但我还是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在我回南京之后，他继续给我写很多信，我的一位哥哥负责分管信件，这种信收得多了，就认出是同一个人的笔迹，于是开始好奇起来。

　　 有一天，在吃饭的时候，他问：「给你写那么多封信的那个朋友到底是谁啊？」我虽然想尽力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脸却变得绯红。「啊！啊！她脸红了！我一定要把这信仔细瞧瞧。这是一个男人的笔迹吧！」

　　母亲插了进来，说：「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这个人。你给他回信了吗？这人是谁？」

　　我被逼无奈，只好告诉他们关于那位年轻教授求婚的事情。「听起来这年轻人还是不错的。你是不是说他有二十一岁？」她问，「我觉得这婚事再好不过了。你为什么不给他回信呢？」

　　「她觉得不好意思回，」我哥哥说，「那我替她回信好了。」这样的飞鸿往来以后，我对他的尊重渐渐变为仰慕，再由仰慕转为爱慕，于是这位大学教授就成了我的心上人。我们同意，他在结婚之前先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于是我留在家中，而他则去了美国。在美国念书的最后一年，从来信中可以看出他在灵性上有改变。他本是一位很彻底的基督徒，现在却因所读的书籍而开始怀疑起圣经来。他在信中写道：「圣经里说耶稣是自童贞女而生，还行了许多神迹，但这一切不可能是真的，不过是像希腊神话一样的故事罢了。」还有一次，他讥讽神学院的学生说：「他们以为自己只要手里拿着一张福音单张，坐在安乐椅上就可以得救了。」当时我正在学一门函授的圣经课程，因此这些话深深地伤了我的心。我一再写信给他，想要告诉他圣经的每一页都是由圣灵的启示而来的，因此「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圣经《申命记》29:29）。但我的信并没有改变他的想法，而我也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我的母亲很为这婚事而高兴，于是就很热心地为我预备嫁妆。我根本无法向她倾诉自己那深藏于心的伤痛。

　　夜复一夜，我在自己的花园里来回踱步，或在那瞭望台上跪下为他祷告，我向上帝祈求：「他是一个基督徒，承认自己是上帝的孩子，然而他却不相信我主的神性。若我们在信仰上不能契合，又怎么能得到幸福呢？我该如何是好？我该如何是好呢？」

　　一天，我注视着这封信，心里既满怀希望，又伤心痛苦，真是百感交集。他是否有可能最终改变了对上帝话语的看法？但当我打开信开始读的时候，我的心凉透了。他给我讲自己博士毕业典礼的种种，并说他是多么盼望能回到中国，回到我身边。然而对于那个我认为最重要的事，却没有提及自己的思想有任何转变。

　　我把信拿在手中，上了瞭望台，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我把信打开，放在上帝面前，就在那一刻，在那个地方，内心开始了一场极大的争战。我是该拒绝上帝而跟随自己的心上人，还是要拒绝我的心上人而跟随上帝？可我两者都无法放下，于是带着心中悬而未决的矛盾下了楼。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我内心仍是挣扎不已。

　　我是该拒绝上帝而跟随自己的心上人，还是要拒绝我的心上人而跟随上帝？我主或我心所爱？我心所爱或我主？

　　然后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天，我在看台上的时候，眼光落在了一幅在客西马尼园中之基督的画像上，就被圣灵充满。我明白祂遭受的痛苦，而我的伤痛祂也完全了解。下了看台，我开始能歌唱赞美了，但坐在打字机前，我的手指却一动也不能动。要割断这五年的感情，将我们一起做过的那些美梦一笔勾销，这样的信我怎么能下得了笔！但这是不得不做的事，于是主就给我加添力量，把这信写完了。这件事我从没后悔过。自从那天起，我救主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与主的相交是一年更比一年甘美甜蜜！

　　每年暑假，我们都会邀请来自七所女子学校的学生们一起共度假日。我工作当中有一部分是在一所女子师范学校授课，所教的学生有两百多位。我常常在课间与她们分享基督教义。72 个学生接受了耶稣，她们常来我家，也经常去教会查经。有一天，春山和梅山两姊妹来到我跟前，呜咽着对我说：「啊，七小姐，你读报了吗？报上有篇文章侮辱你。」（注：上海《申报》）

　　「我没有读，」我回答道，「报上怎么说？」

　　「报上说，国立女子师范学校请音乐老师，结果招来了一个基督教传道人，她要教所有的女学生大喊『上帝啊！上帝啊！』并要她们做基督徒，这引起了学生家长们强烈抗议。」

　　「这没什么，」我说，「为主的名受辱实在是极大的荣耀！」

　　师范学校里面有姓郎的三位堂姐妹，她们常来我家，喜欢唱《天堂是我家》。有一天，有三位陌生的太太站在我家门口，口口声声说要见我。她们没有等仆人通告就冲进客厅，三个人各拿出一粒花生米大小的鸦片烟丸子，说：「我们是郎家三姐妹的母亲。她们都是我们的独生女，我们现在送她们上学，是为了在我们老的时候她们可以给我们养老。你却教她们一天到晚都唱『天堂！天堂！』这样，在我们死了以后就没有人给我们烧纸钱，也没有人祭拜供养我们的在天之灵了。你一定要答应我们，不再让她们来这里，否则我们就吞了这鸦片丸子，死在你家里！」

　　中国人威胁自己敌人最绝的一招，就是以死相逼。我试着给她们讲道理，说：「我若开了个鞋店，当然要尽力把鞋卖给每个进店的人，是不是呢？但如果我走到街上拖着人进我的店买鞋，那就不对了，是不是呢？既然你们是那几个女学生的母亲，不准她们到这里来，那可是你们的责任！可如果她们自愿要来，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有责任劝她们信主，因为这是基督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是不准她们来的，可她们不听！我们为要亲自来你这里，得要把她们锁在房间里才行。不成，你一定要禁止她们来这里。」

　　「我不能这么做。」我回答道。

　　「那好，如果你不那么做，我们就不走了。」

　　「你们爱在这儿呆多久就呆多久好了，只要不嫌弃我们这里的粗茶淡饭就行。」我回答道。可她们还是在我面前吵闹，直到半夜两点才肯走。

　　第二天，那三个女学生过来看我，她们微笑着说：「你知道我们的母亲回家以后是怎么说的吗？」

　　「不知道，告诉我吧！」

　　「嗯，她们说：『幸亏我们是三个人去见那个蔡小姐，可以彼此打气。若是只有一个人去，那人一定会被她说服了去做基督徒呢！』」

　　就在攻击我的文章见报之时，学校从天津聘请了李小姐来担任教务长。她个子不高，容貌俏丽，精力充沛且颇有主见，只是她不信上帝。她收到学校聘书，在家正在写信接受聘任那当儿，他叔叔拿着一份报纸走进她的书房，指着那篇关于我的文章说：「读读这个！你最好还是不要去南京，恐怕你也要被哄着去信了基督教。」李小姐读过文章，手往桌上一拍，大声说：「叔叔别担心！就算全世界都信了基督教，（她拍了拍胸脯）我也绝不相信。」

　　她一到南京，就开始严厉苛待那些基督徒学生。有一天，春山和她的朋友愉钟急急地赶来，告诉我一个消息：「学校里来了一个魔鬼！你还记得那些你送给信主同学的皮面新约圣经吗？大家听说李小姐反对基督教，就把圣经掖藏在床垫下面。李小姐知道我们有圣经，就开始搜查宿舍，找出三十七本来。然后她叫人在院子里堆上一堆稻草，把我们所有人都召集到稻草堆前面。待火点燃之后，她将圣经撕碎，扔进熊熊火焰中去。烧完之后，她厉声说：『以后要是捉到哪个学生去蔡小姐家，就将她开除。』啊！七小姐！这个女人若不是一个真正的魔鬼，就是为主而战的将军。我们必须为她祷告，因为我们佩服她的能力，她的力量却让我们害怕，我们希望她能得救。」这两个学生很有爱心，希望为着主的缘故得着她。

　　我到学校之后，在门厅过道遇见了李小姐，就停步预备和她说话，她却板起脸，眼睛一低，与我擦身而过。我所教的家政班学生要办一次下午茶活动，于是我请助教去邀李小姐，并把她的座位就安排在我旁边。当我在李小姐身旁坐下之后，她看出这是有意安排的，就极为恼怒，脸也涨得通红。她转过身去，不愿和我说话。我们所面对的好像是一堵石墙，不过，我们还是把她的名字列在祷告单中，恳切地为她祷告。

　　在四旗杆那儿的宣教士们很关注女子师范学校的这些女学生，于是邀请她们到明德女子书院参加圣诞节活动。她们还小，于是就要由监护人李小姐带着过来，这就使李曼小姐有机会与李小姐见面，她邀请李小姐留下来吃饭，可李小姐冷冷地拒绝了所有邀请。然而，祷告并没有因此而停下来。一天，女学生们在李曼小姐家中祷告，正当大家在唱《我今为你祈求》时，外面来了一个人，恰恰就是李小姐。她很有礼貌，也加入到聚会中去了，当时大家一起念《腓立比书》。她仍旧很固执，可就在那天，一粒种子已落入她心中，并开始在那里渐渐扎下根来。

　　不久之后，南京瘟疫蔓延，所有学校一律停课。李小姐负责坐船护送一些学生回家，客船沿着运河逆流而上，慢慢离开了闹市。她看见两岸绿草如茵，麦田青青，这美丽的自然风光打动了她的心，在她心里有一个声音很清楚地说：「是谁创造了这一切美丽风光？你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你能解释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吗？要知道，若没有一个创造者，哪来这样奇妙的世界！」

　　「一个创造者，」李小姐想道，「那是基督徒的说法，也许世界上真有一位上帝，我要再读一读《腓立比书》。只是读读圣经而已，不会把我变成一个基督徒的。」于是她就开始偷偷地读圣经。她敏锐的头脑不再与自己饥渴的心灵对抗了。一天，她到我家拜访我，开口就问：「基督徒是不是必须要守主日？」我用耶稣的话回答她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上帝的国。」她拉着脸，忽然告辞而去，后来，她告诉我：「你的回答给我浇了一桶冷水，因为我在学校的工作要求我在主日上班。」

　　我受邀到北戴河参加聚会，还在那里聚会的时候，收到了愉钟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说：「李小姐已辞去师范学校的职位，做了一个基督徒。」

　　明德女子书院的校长随后很快就邀请她担任该校的教务长，于是李小姐、春山及愉钟与我们愉快地共事了几年。后来，她们加入了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本土小组，在这个小组里工作没有工资可拿，小组教导每个基督徒都要做传道工作，告诉基督徒这乃是他们的分内之事。这三个虔诚的姊妹负责管理该小组一切的文字工作，并在内部委员会事奉。这个小组在过去几年迅速发展了起来，成员遍布全中国及太平洋的各个岛屿。（注：这位李小姐就是李渊如姊妹，著名的女布道家，1918年信主，后来成为倪柝声弟兄最重要的文字同工。）

　　我们组织了一个探访队，要让南京城内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听到福音。我们访问了国立学校，邀请这些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们参加我们在家里所办的查经班，还邀请学生们到颜料坊福音堂去查经。有些大女孩在小时候没有机会上学，所以我们就开办了一个女子半日学校，招收了一百五十名这样的大女孩入学念书。开办这所学校本身就是一粒小小种子长成参天大树的有趣故事。

　　美国宾州西彻斯特的爱玛小姐（Miss Emma Strode）是我们的朋友，她给我们寄来两个大洋娃娃，那两个娃娃会眨眼睛，还会叫「妈妈」，在我们的街坊邻居那里很快就出了名。大人小孩都要来看娃娃。有一个女孩在看过娃娃之后，第二天就带了几个朋友过来，她羞怯地问：「你可以让我的朋友们也看看那两个会讲话的娃娃吗？她们想看看这是不是真的婴儿。」当我把娃娃拿出来之后，她们把手伸出来，热切地想要抱抱这娃娃。

　　「衣裳真漂亮！但不像我们的中国衣裳。」

　　「看看那眼睛！可以眨的。」

　　「看看那头发！那是真的呢！」

　　「听听这哭声！这是不是一个真的美国婴儿？」

　　很快，又来了一群人，之后来看的人络绎不绝，似乎要看这样奇娃娃的人会来个没完。这娃娃引起这样大的轰动，我们觉得有些好笑的同时，也开始寻思着要把她们的兴趣转移到更为有意义的地方，然后就忽然有了一个主意：我们可以开办一所学校，专门针对这帮从未念过书的大女孩子们。她们可以早晨做家务，下午到学校念书。

　　这所学校刚好能满足她们的需要，于是我们的教堂很快就坐满了一排排把用花手巾包好的书抱在怀里的女孩子，她们全都笑容满面。我们把这所学校称为「重生半日学校」。这些女孩子们学习圣经非常勤奋，开始努力地逐页地背诵起圣经来。

　　我们举办「得人会」，邀请大人们来教会。这些女孩子很热心地带自己父母和亲戚来参加这样的特别聚会。不久以后，这些家长和亲戚就成了我们教会的成员。几年以后，其他教会也开始纷纷仿效。在南京和各地也开办了很多的半日学校。有些女孩在学会认字之后，就到高一级的学校深造，有些女孩则成了传道人。因着这两个洋娃娃，一件极好的宣教事工得以成就，有谁能知道它们影响力之止境呢？

　　我喜欢到医院做探访工作，并且发现，去医院时最好带点鲜花、水果、酥饼，还要随身带把梳子，带几张明信片和几支铅笔。这是因为我看到很多病人在我们看望她们的时候，都闭上眼睛，脸也别了过去，表明自己不愿听我们讲基督。我若看到一个发热的病人，就会问： 「你要我替你梳梳头吗？」病人会惊讶地睁开眼，眼中流露出感激的神情。这些礼物，移去了种种障碍。有些时候，我看到病人中有乡下女人，就会问她想不想写封信给自己的家人。这通常会让她非常高兴，于是我就坐在她身边，请她一边说，我一边写，写完以后，再将信念一遍给她听。到了下个星期，我常常有机会替她念家人的回信。通过这样的方式，人们就被基督给得着了。

　　史威廉夫人（Mrs William Stewart）是纽约圣经书院（Biblical  Seminary of New York）创办者怀特博士（Dr.  W. W.  White）的妹妹，她开放自己的家庭，办了一个查经班，邀请政府要员太太们参加。在这群太太当中，有一位是省长太太。她是北方人，衣着很土气，梳的发髻既费事、又不好看。在许多贵妇人当中，她就像一只丑小鸭一样。她请我到自己家去，我刚坐定，她就把自己的仆人叫到我跟前，说：「告诉我的女仆，怎样才能帮我把头发梳得合体些。」做完这个之后，她第二个请求就是：「我不识字，也没有受过教育，但你可以教我织毛衣吗？啊，还有，我还想学钢琴！」她迫切地想要让自己的言行举止得体大方，于是我就尽己所能地帮助她，她对自己的进步感到非常自豪。我看着这个「丑小鸭」变成了一只「天鹅」，也感到非常高兴。一天，她在自己家里宴请十二位传道人，饭后向大家宣布说：「现在我要给大家弹首曲子。」她坐下来，把《耶稣爱我》弹了三遍，然后把脸转向客人们，说：「耶稣爱我，现在我也要爱耶稣。」

　　有一个礼拜天的下午，我们的姊妹会还未开始，八十多岁的夏老太太便招呼我坐在她旁边。「我有点事要告诉你，」她说，「我家里人都过世了，只留下我一个人来照顾一所大宅子。我难以维生，但上帝看顾了我。在去年，有一天，我看到自己其中的一个空园子里长出了一株绿油油的植物。我仔细一看，觉得像是菊花佬，是一种我最喜欢吃的菜，但还不能确定，于是就叫了我的邻居来认，最终确定了它就是菊花佬。我自言自语地说：『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没有种过这种菜，以前也没有看到过这里有，一定是鸟儿把这粒种子叼过来的，这菜就在石头缝里长出来了。我想，是上帝让这只鸟儿来帮我的。』所以我就给它浇水，还把底下的石头移开，并时常给它松土施肥。它长得很快，并在园中蔓延开来。过了一阵子，我采了一小篮叶子去拿给一个邻居看。她问：『这些菊花叶子你是从哪里采到的？』我说：『上帝把种子撒在我的园子里，而我给它浇浇水，就长出来了。』她说：『我愿意出两角钱买这篮菜。』我拿了钱很高兴，回来又去栽培这菜。这菜长啊长，最后整个园子都长满了。整个夏天，每个傍晚我都要给它们浇水，并用锄头松土。我把所有种的全卖掉了，猜猜看，这一年我挣了多少钱？」

　　「我可猜不出来。」我回答说。

　　「二十块大洋！想想看吧！既然上帝给了我这么多，我就要把其中的十分之一奉献回给祂。」她拿出两块大洋，奉献给了教会。所以，种子落在好土里，繁生增长，所结的果子，有的是三十倍，有的是六十倍，也有结出百倍的。

　　我是中国最早一批高中毕业的女学生，当时女子从高中毕业的非常稀少，因此我得到了很多工作机会。母校的校长请我做副校长，另有一个传道人请我做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秘书长；苏州市长邀请我在浙江省各个城市巡回推广女子教育。但我有一个志愿，比这些职位都重要，那就是回家，带我家人信主，让他们也进入那驱散我黑暗抑郁的平安与喜乐中去。许多朋友听了，都极力反对，说我应该服务全中国，不要拘泥于一个地方。但我心里很清楚，自己应该谢绝一切邀请回南京。回到南京之后，我打电话给李曼小姐，问：「你愿意让我在福音工作上协助你吗？」她极为惊讶，因为她自己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但随即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的请求，同意我住在家里，在家里开展工作。

　　当时母亲是一家之主。她若能接受耶稣，余下的人都会跟着她信主的。可惜每当我给她传讲福音时，她总是不愿听，冷酷地拒绝我一切请求。我一再地敦促她信主，但她只是漠然回答说：「要我信你那个耶稣，除非我死了，进了棺材，钉上棺材盖，否则是绝没有那一天的。」

　　不过，母亲喜欢听音乐，这成为了她接受基督的楔子。有一天，她听见我唱《耶稣领我》，说：「这曲子真美妙！再唱一遍给我听。」于是我又唱了一遍，又教她唱这首歌，只是没有给她讲解歌词。

　　母亲还喜欢听故事，这也成了我给她传福音的机会。她不识字，常常会对我说：「讲个故事给我听吧。」于是我就给她讲圣经故事，只是没告诉她这是基督教的故事，所以她很喜欢听。

　　最后一个打开母亲心门的楔子，是她的鸦片烟瘾。在革命军占领南京，清政府被推翻之后，中华民国成立了，颁布了一项新法令。禁止吸食鸦片，并对吸鸦片烟的人予以处罚。母亲怕犯法，就想自己试着戒烟，但总也戒不掉。我告诉她，南京有一家女子医院，里面有医生可以帮她戒烟，最后终于把她给说动了。

　　戒鸦片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要好几个月才能戒掉。李曼小姐送花给母亲，还带了些她可以吃的食物，母亲非常感激；我们每晚都为她祷告，这点也很让她感动。有一天，她对我说：「如果你那个耶稣能让我戒掉这个毛病，我就信祂。」

　　「不要说『若是耶稣能』，只要相信祂能！」我说。

　　那天晚上，她看到一个异象，耶稣就站在她面前，用他的荣光遮盖她。这成了母亲得胜的秘诀。她渐渐把鸦片戒掉了，饮食也恢复了正常。

　　回家那天，母亲已经成了一个全新的人，浑身上下洋溢着喜乐。她立刻与过去一刀两断，以此来表明自己已经归主了。母亲到家里的堂庙去，对那些偶像们说：「你们骗了我这么多年，从今以后，我不再受你们的骗了！」说完，她把那些偶像一个一个地推倒砸烂，把它们全部踩得粉碎方才作罢。不过，有一个金装的观音菩萨却被放在了一边，没有挨砸。这尊观音头上戴着珍珠头饰，五脏镶珍珠，心是纯金做的，我们蔡家人一百多年来一直在拜它。后来，李曼小姐来探望我们，我母亲就把这尊观音像送给了她。「这是送给你当纪念品的。我曾经拜菩萨，你帮助我转而归向耶稣，你拿着这观音像，就可以见证蔡家的偶像都被砸碎了。」

　　八哥当时在上海工作。他一听到母亲信了耶稣，鸦片烟也戒了，就和嫂子一道赶回家来决志信主。在颜坊街有一个小教堂，是李曼先生建的。母亲、八哥八嫂、二哥二嫂，还有两位表兄就在那里一同受洗。

　　从此以后，母亲和我成了永远不会分离的伙伴和同工。她开了一个家庭祷告会，邀请邻居们参加。她这样地纡尊降贵，真是闻所未闻，所以大家都愿意来，很想看看我们的宅子。我记得有一位陆太太，总是按时来聚会。她和丈夫两人经营一家小杂货店，多年来一直很恩爱。一天，她流着泪来我家，因为她丈夫带了一个小老婆来家里住，这实在让她难以忍受，气得直想自杀。

　　母亲说：「为什么不求耶稣来帮你呢？」她很惊讶地问：「耶稣怎么能帮我呢？」

　　「可以恳求耶稣让这个『小老婆』离开你丈夫。来，我们一起为这件事祷告吧。」

　　不久之后，在一次晚祷会上，陆太太又来了，她脸上带着喜乐的微笑，心里因为有好消息而格外兴奋。「你们猜猜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小老婆昨天逃走了，拿走了我丈夫所有的钱，连他的衣裳也偷走了！他火冒三丈，发誓不再见她了。只有我知道，是耶稣回应了我们的祷告。」

　　在这事之后，陆先生开始到我们教会聚会，他成了一位热心的基督徒，后来做了教会执事。

　　母亲这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为自己不能读圣经而很难过，于是就叫小孙子永愉拿着他的图画书过来，教她认字。就这样，这个老太太和小老师一起学习，后来她居然能通读圣经的新约部分了。

　　现在，母亲非常乐意接待传道人。第一位受邀来到我家的是李曼小姐，我还记得她来的那一天，带了一只非常大的母鸡下了轿。这是她送给母亲的礼物。母亲很高兴，因为这母鸡每天生一个双黄蛋！安汝慈老师（Miss Ruth Paxson）是母亲喜爱的另一位客人。她说一口带着京味儿的普通话，曾为母亲做禁食祷告，求上帝加给母亲力量戒去鸦片烟瘾。此外，所来许多客人当中，有朗登老师（Miss Alice Longdon），她是我的钢琴老师，很有爱心，后来嫁给了史密斯牧师（Rev. Wesley Smith）；还有明美丽老师（Miss Mary Culler White），她也是我的好朋友，是一位谦卑而坚忍的传道人。她在苏州周边地区为中国妇女所做的事工，有着颇为深远的影响。她们两位都是在我学生时代给我很大帮助的老师。李玛宝小姐（Miss Mabel Lee）常带着自己的吉他过来，把我家戏称为「大宅子教会」。董先生（Mr. Drummond）则非常受我哥哥弟弟以及仆人们的欢迎，因为他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很多属灵方面的问题；他在南京做宣教事工，从一开始起就饱受暴乱、战争以及政权更迭之苦，我们所历尽的沧桑，他都亲身体验过。

　　我母亲往年用来拜菩萨的香火钱，现在都用来事奉主。有一年，母亲把给自己做寿的钱拿出一半捐给了英国慕勒孤儿院（Mueller Orphan Homes)，另一半则奉献给了安琪小姐（Miss Ruth Angel）在纽约的犹太宣教事工。

　　在母亲信主之后，我就开始去参加很多大小聚会，或讲道，或口译，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不过圣灵仍在我家中运行，不仅在我家人当中运行，也在那些仆人心中动工。一个女仆在洗衣时，忽然觉得自己的心灵也需要洁净，就跑到我母亲跟前跪下，喊着说：「主耶稣，请洗净我心里一切的罪！」有一个名叫双喜的丫环，无论怎样劝她信主，她都无动于衷。但有一次地震，窗棂给震得哐啷作响，她害怕地伏在地上，大叫道：「耶稣，救我！」我最小一个妹妹的丈夫是一个法官，我们信主的时候，他曾对我们冷嘲热讽，可是有一天他到母亲跟前，对她说：「我要去滕县神学院学做传道人，七姐肯为我代为安排吗？」这令母亲非常惊讶。我照他的意思做了，于是他就到那里进修去了。

　　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刚从华北开会回来，和家人坐在一起吃炖菜。他们告诉我，一个表妹忽然间中了邪，提了一桶水到宗祠堂去洗我们祖宗的牌位，在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看来，这是极具侮辱性的举动。足有两个星期，她不吃家人送来的饭食，却吃自己在水沟里找到的蛆虫，所以她哥哥只好用锁链把她捆在一个房间里。正说到这里，院子里就传来一阵嘡啷嘡啷的链子响。我的家人们跳了起来，连忙赶到院子里去。我端详着表妹的脸，她的样子很可怕，整个脸都扭曲了，又黄又瘦，长长的头发披散在肩膀上。夏天晚上那么热，可她还穿着棉衣棉鞋。

　　她不住地喊叫：「七姐的耶稣救我！七姐的耶稣救我！」我得要马上应对，就对她说：「你若求耶稣，祂就一定能救你，但你要听话。坐下！」她乖乖地坐了下来，我给她递了一碗炖菜，说：「吃这个。」她一声不响地接过碗，把这碗炖菜吃了。然后我又递了一碗给她，她吃了。这时其余的家人也回来了，大家都围在旁边看着她。我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这个邪灵离开你。」她立刻仆倒在地，头被桌子磕了一下。那些让她有挣断铁链之力的邪灵离开了她。我们把她抬回房间，从那日起，她就完全恢复了正常。后来，她进了德爱伦小姐（Miss Dresser）办的圣经学校。

　　我这个表妹病好后不久，她哥哥染了伤寒，已经是奄奄一息，由学校遣送回家。我也病倒了，发热不止。我睡在自己的床上，读到耶稣对那即将死亡的强盗所说的话：「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似乎听到一个声音说：「你为什么不去向你表弟传福音呢？这也许是他最后的机会了。」我想了很多不去的理由，但表弟的影子一直萦绕在心头。最后，我终于起了床，走到他的房间去。他病得十分厉害，却还认得我。我对他说：「表弟，你难道不想接受主耶稣吗？」他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喘息着说：「我正有此意。你能派人去请一位牧师给我施洗吗？」

　　牧师来给表弟施洗，惊讶地发现，他问的所有问题表弟都答出来了。我把丫环双喜叫来，要她从现在开始去照顾表弟。在她看护他的时候，表弟睁开眼，大叫道：「我看见了！我看见了！真美啊！但那个门是关的，我进不去！啊，门为什么是关的？我想进去！」

　　「耐心一点，」双喜很有智慧地回答，「也许开门的时候还没有到呢。」

　　「没错，」表弟回答道，「我的确还有点事没有做。去请我的家人过来，我有话要对他们说。」于是他哥哥和嫂子都来了，站在他床边。表弟定睛看着他们，说：「我恳求你们接受基督。就在刚才，我看见了天堂，那里真是美极了，我想要进去，可门是关着的。现在我又看见天堂，门终于开了。」他脸上忽现光辉，阖眼而逝。

　　大多数人都会被这样的见证给打动，但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种子也有落在石头上的时候。据我所知，直至今日，表弟的哥哥嫂嫂心里仍旧刚硬，对基督的呼召充耳不闻。不过，双喜嫁给了一个基督徒，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一同为基督而活。

　　火车终于「咔嚓」一声停在上海车站。我们在火车急停的震荡中，快乐万分。「赶快雇人力车！」哥哥们大声命令。几分钟之内，我们就坐上车，十分安心地往五姐家中赶去。母亲仍然坐在我膝上，佣人们仍然跟行李堆在一起。我们到五姐家敲门时，差不多午夜了，事先我们根本没有通知她。

　　下火车的时候，我们曾经瞄过一眼报纸，大标题上是「南京城南一片焦土，市民同归于尽」。现在我们听见五姐家里传出办丧事似的大哭大嚎声，鼻子里又闻到烧香的气味。我们忽然明白过来，也许他们正在为我们悲伤呢！在烧纸钱纸箱，为我们预备「黄泉路上」的「需用」呢！

　　来开门的佣人看见我们，脸上吓得发青。她顾不得开门就跑掉了，我们留在又湿又冷的夜空中发抖，继续打门。五姐看见我们，惊奇得不得了，快乐得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放了。我把母亲交给她照顾，但因为她家里早有许多逃难的亲友，已经很挤了，我们其余的人只好再去找旅馆住。等到天快黎明，我终于走进一间睡房时，几乎昏倒在地板上。过了许久，家人听见外面小贩的叫声，买了一碗馄饨进来给我吃，才叫醒了我，我狼吞虎咽地吃了又睡。在半睡状态中，我听见家人的低语声：「七妹一直那样背着母亲，真不知道她从哪儿来的力气、勇气和智慧？」我相信这次的逃难，才真正在母亲的心田里撒下种子，使她明白基督的大爱与权能。后来，我们回到南京家里，母亲就到贵格会医院去戒鸦片瘾。玛丽·李曼小姐为她禁食祷告，求上帝释放她。经过两周的挣扎以后，有一天，母亲注视李曼小姐的脸，突然发觉她脸上照耀出奇妙的爱之光辉。母亲发出一身大汗，就这样，在那一刻，鸦片瘾戒掉了。母亲从医院回来以后，对儿女们说：「是耶稣听了李曼小姐的祷告，医好我的。」她又强调：「现在我只期望，我所有的儿孙都和我一同敬拜这位活神。」除了我一个哥哥在母亲悔改前已秘密信主外，在以后的年日中，我家有五十五人陆续接受基督。也就在那个时候，我选了「Christiana」做我的英文名字，是因为读了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受感动而改的。

　　母亲在查理·李曼牧师建的礼拜堂受洗，我家有七人当天跟她一道受洗。母亲人很聪明，但是像当时一般中国妇女一样，不识字，信主以后，她孙子「晤主」教她读一本有图画的大字本新约圣经，夏天的时候，甚至四周的邻居都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邻居们都奇怪，母亲信主前是不多说话的，现在居然常常向她们做见证。

　　有一天，李曼小姐和我正在祷告亭中查考圣经的时候，母亲来对她说：「李曼小姐，你领我们一家人信耶稣找到真神，我实在不知道该怎样谢谢你才好。我把七女儿送给你做主里的女儿，你愿意接受吗？」从那时起，我就叫李曼小姐干妈，开始了我们优美的属灵关系。

　　李曼小姐常常默默地忍受着身体的痛苦。她三岁大的时候，从楼上跌下来，骨头受了伤，所以要站在讲台上讲道，对她是一件吃力的事。况且，她从主得的恩赐是深沉安静的那种。她的工作在幕后：为人祷告、对个人证道、思考属灵的话语，从中得到启示与亮光。她在中国各地领会、旅行的时候，要平躺下来让人抬着走才行。因此，当我们合作共同事奉主的时候，上帝便为她预备我做站讲台的事奉。我一向怕这种事情，但她总是推我到前面去，又帮助我学习忘记自己，让主使用。「可是，干妈，我不要，我不要嘛！」我常常这样推却。

　　「假设你有一支笔写不出字来，你是不是就不写字了呢？」她慈样地劝勉我，「当然不会！你会换一支笔，对不对？你不肯做上帝要你做的工，也不能改变上帝的计划，上帝会换一个器皿，你却丢失了机会。」

　　记得我在毕业典礼致词时，我的的确确吓病了。但是听众每一句都听得鼓掌，弄得我真不好意思。讲完了，他们鼓掌得更厉害，要我一次一次出来鞠躬答谢，我真怕随时会昏倒下去。害得一位老师要去拿镇静神经的药水来给我喝。事后，市长又请我去喝茶，还对我鞠躬呢！更加难为情了，我不过是一位女学生啊！他说要安排我到中国各大城市去，当众演讲妇女教育的重要，但是我拒绝了，我说我还在念书呢！毕业以后，许多职位等着我。诸如：在母校当副校长啦，做女青年会的总干事啦，为推行妇女教育去各地演讲啦。并不是我比别人好到哪儿去，实在是当时没有几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女性。正合中国一句成语：「山中无大树，茅草也为尊。」然而我生命中的「新君王」，没有呼召我接受这些当时人看为重要的高职，却要我为祂做见证。我到过中国大多数的省份，在各种聚会退修会中讲道或传译。许多次与有名的传道人同工，像安汝慈教士等。与安教士同工而成为朋友，是使我特别快乐的事。安教士是著名的布道家和作家，我替她传译过差不多有三百次。她讲英文有名地快，没有人赶得上。但上帝让我们好像同一个心思，同感一灵地释放信息。我也将她那本著名的《活水江河》一书译成中文。选译了她的祷告集与讲道集。这样，上帝开始使用我为祂工作。

　　一天清早，我们从泰安府动身到泰山去。上山的石阶很宽很长，一共有六千七百级。山路两旁是石雕的巨形洞，洞壁上刻着孔子《四书》里的名言。山路一直很陡，我们经过半天门、一天门，以后到了南天门。山顶最高峰处有一座庙，我从那儿往下看，世界那么小，真如孔子说「登泰山而小天下」了。蜿蜒的黄河细得像一条线。泰山的高度是海拔1545米，其周围有一百公里之宽。

　　游玩泰山以后，我们要坐一种骡车，才能到孔子七十六世孙住的地方。一路上盗贼很多，所以还要请两个荷枪的保护我们。终于，我们到达了那座皇宫似的建筑物中，我们听见钟鼓齐鸣，有人朗声宣告，孔子的世孙驾到。他真正像个王，不但不要向政府纳税，还抽当地人民的税。他穿着锦绣黄袍，坐在宝座上，侍从替他握住叼在口中的长水烟管。我们站在他面前，鞠躬施礼。

　　「请坐。」他挥挥手说。看见我一个中国女孩跟几个美国人在一 起，有些惊奇，于是挑我出来问好。那时我才二十来岁，没有见惯大场面，真羞怯得要命。等他知道我是受过教育的，就邀请我留 下：「我愿意你教我的女儿。」我真是受宠若惊，但是我回答说：「真是万分对不起，大人！家母老弱多病，我一定要在身边照应她。如果她身体好些，我极愿效劳。」我们在孔庙的大成殿旁走廊上午餐后，再走了大约十八英里，到达曲阜。孔子的坟墓就在附近。到了那里一看，真奇怪，成千成百的墓碑上都刻着「孔」字。我问向导，到底哪一座是真正孔子的坟墓呢？他耸了耸肩：「谁知道，小姐，谁知道。」我想起旧约圣经上的话说，坟墓不再被记念（参圣经《诗篇》88:5）。孔夫子这么一位名人，埋在哪里都没有人知道，名又有什么用？蔡苏娟是谁又有什么关系？我心里想。我人生的目的只是为完成主所要我做的工作，然而我的主说，祂知道祂自己的羊的名字——对于祂，我是宝贵的。世界上的人对我如何，毫无价值可言，因为过了一两代以后，我们的地方都不被人记念了。

　　我把母亲从她厢房中拉出来，她缠过的小脚走不快，仓促惊惶之间又扭伤了脚踝。

　　「娟儿！我走不动了，脚好痛！你走吧！别管我！要不然大家都走不及，要给他们抓到杀掉的。你去吧 ！ 我老了，没用了。」

　　「不行，妈！ 我爱你，我舍不得你，天父也舍不得你。」接着我在心中默默地祷告，「亲爱的主啊！我凭着刚才所读过的应许向祢祈求，求祢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祢应许过：灾难不得临近你。亲爱的主耶稣，拯救我们脱离这场灾难！」

　　家人都逃过墙那边去了，只剩下我抱着母亲。她痛得缩成一团，我家的狗「大发」又跟着我们大吠大叫。我对狗下命令：「大发，别叫！」还好，它乖乖地听话了。要不然它一直跟着我们，说不定就会让人发现我们匿藏的地方。这时，枪声越来越近了，我听见枪柄敲铁栅、脚踢大门的声音。

　　当时上帝给我急智与超常的体力。虽然我个子才五尺三寸，还能把母亲背在背上，跌跌撞撞地冲入后门，冲到佣人住的院子里，子弹在头上飞，母亲快昏过去了，搭在我背上好重。隔墙已传来兵士的呼酒唤茶与佣人们的小心伺候声。

　　我踢开佣人院子里的后门，急急在楼梯底下找到一个黑暗的角落，同时又安慰母亲，叫她别哭，免得我们被人发现。我这个一向难以伺候，一丝灰尘、一点不舒服都受不了的人，居然全身污泥地卷缩在楼梯底下。经年累积的蜘蛛网垂挂在木楔间，各种各样的蜘妹在我头发脸面上擦过。我用手捂住嘴巴，禁止自己吓得叫出来，阵阵霉气夹着坟墓般的阴冷侵袭我们的肺腑。我坐在泥土上，把母亲抱在膝间，「妈！妈！」我轻声向她耳语，「耶稣会保佑我们，祂应许过的。」

　　当时虽然我信主不久，但我明白主给了我很大的职分，要我为他做见证，他决不会这样丢弃我的。我一边牙齿打战，一边祷告：「主啊！保佑我好为祢做见证，我现在死了就没用了。」兵丁酒醉饭饱后，更加胆大妄为。他们翻箱倒柜搜寻财物，又逼佣人供出我们一家匿藏的地方。几个兵丁摇摇晃晃地搜到我们躲藏的院子，幸好母亲已呈昏迷状态，不知道我们在千钧一发之际。当沉重的脚步来到数寸距离之外时，我只有屏着呼吸，更加迫切地祷告，再抓紧上帝那天早晨藉着诗篇给我的宝贵应许：「因祂要为你吩咐祂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圣经《诗篇》91:11）

　　沉重的军靴声走远了，我们蜷缩在楼梯底下虽然只有几个钟头，却像永恒那样悠久。

　　忽然一阵尖锐的警报声划过空中，母亲惊醒了。忘记自己身在何方，她紧紧抓住我，指甲掐入我肉中，哭了起来，我随即听见兵丁顿足诅咒，不情愿地彼此呼告，这是回营的信号。

　　不久，枪炮声渐渐消失了，整个院子里又恢复了安静。我们还一直蜷缩在楼梯底下，等佣人们清理整顿好兵丁留下来的一片混乱。最后，我终于伸直了身子，两条腿因蜷在湿地太久而麻木了。母亲的脚踝肿得双倍那么大，我扶她出来的时候，她放声痛哭。我再把她背上，她虚弱得发抖，我也双腿软得像橡皮一样，慢慢拖过那弯弯曲曲的小径，回到正宅去。

　　我的兄弟姐妹也在警报驱走兵丁后，从匿藏的地方爬了出来。他们伤心得很，以为会看见母亲吊在大厅里被兵丁凌辱了。等他们看见我背着母亲进来时，都跑上来扶着我们，流出宽慰喜乐的眼泪。

　　「是上帝救了我们，」我无力地轻语，「赶快去抹掉妈头上脸上的蜘蛛丝，给她换衣服、泡脚吧！」

　　后来我坐下来，用毯子包住身体，女佣替我摩擦双足、舒活血液的时候，哥哥们又来详细问我主拯救我们的情形。我看得出来，他们有些不好意思，就对他们说：「哥哥们，只有独一永活的真神能救我们脱离苦难，能给我们平安。」我在他们的眼中，首次看到罕有的温柔与信心的火花，那时我就知道，不久好牧人要把我更多的家人带进祂羊圈里了。

　　因为抢劫的事不断发生，人家劝我们离开危险的南京，逃到上海去。一对年老忠心的佣人答应替我们看家。可是该带什么、该留下什么呢？这是每个难民必须面对的痛苦抉择——那就是说，如果他逃难以前有时间抉择的话，他要做回不来的打算。我因为财宝在天上，所以不必像我家人那样伤心欲绝地去左思右想。

　　起程的时候，哥哥们说：「妹妹，你看起来太像有钱的人了，人家会打你抢你的。他们怎么知道你身上有没有财物？为什么你不化装？」

　　我就去借了女佣的粗布短衣、布鞋穿上。女佣又说：「小姐你的脸太白，头发也太时髦。」我把头发扎成一个脑后髻，她跑到外面去打了一盆泡了鲜核桃皮的水来，说：「呐！搽些在脸上，脸就会黑些了。」

　　我们一走出大门，就融入了人潮，身不由己地推挤着往前走。哭呀、喊呀，推来挤去，大家都平等了，都是挣扎逃生的一份子。陪我们逃难的佣人，有的担着财物，有的推着载满了东西的独轮车。

　　我对一个哥哥说：「你有力，你在我们面前开路，让我再来背妈。」挤到火车站，我们几百个人又一齐挤进那窄小的车门。火车里面真是挤得水泄不通，行李堆满了通道，空气中充斥着人的汗臭味。我看见两个女人挤在一个座位上，还向她们求：「求你们让一个小角给我妈靠靠吧！她受了伤，不能站。」出于同情和怜悯的心，她们果然挤得更紧些，让我可以把母亲放下来，挤在安全的角落里。那时母亲还吸鸦片，她痛得厉害的时候，我没法，只好给她鸦片丸子吞。

　　虽然我打扮成一个穷苦的女佣，连母亲看见都吓了一跳，可是我的心中仍充满喜乐，知道我还是「君王的女儿」，耶稣是管理我生命的主。这种喜乐一定很自然地流露了出来，因为有一位先生走过来，好奇地注视着我说：「你是信耶稣的吗？」「是的。」我毫不迟疑她回答。母亲看着我，问：「娟儿，讲给我听，到底你打了什么手势，让一个陌生人认出你是属耶稣的呢？」我只能以微笑回答。

　　南京明德女子学校，实际上是美国宣教士查理·李曼夫人（Lucy Leaman）理想的实现。她少女时代，曾在华南的真光女子学校任教，因此她了解基督教女校的重要性。中国女孩子很少念书，她们也没兴趣念书。李曼夫人登了好几个月的广告，用尽方法「招诱」学生入学，竟一个也招不到。后来第一个学生，还得校方付钱给她才肯来上学！

　　当时决不敢梦想，到李曼夫人女儿的那一代，竟有一千六百多个学生注册。明德竟成为女校的先锋，以后南京城里接连开了十多个类似的学校。

　　你不难想象得到，1906年当我坐着轿子，穿着入时的服装，抵达校门时，引起多大的骚动！

　　「我要报名念英文、弹钢琴！」我用适合我身份的口吻，神气十足地宣布，但在那间宁静的教会学校里，听起来多不合宜。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李曼小姐的情形。她是查理·李曼夫妇的女儿，又高又瘦，穿一件朴素的旗袍。我那时才十六岁，她却是二十六岁的校长。她安祥的态度与声音，及时给予我内在的平安、美感与力量，正是我有生以来所想望、所寻求的。在上帝奇妙的安排下，我俩以后共同生活、共同服事主五十八年之久。

　　李曼小姐知道我是谁以后，不敢接受我做住读生，过「粗茶淡饭还要做家务」的苦生活，只接受我做走读生，还要母亲亲自来说明许可我入学，才让我注册。这种要求，对母亲来说，是有些失身份的行动，但母亲终于不情愿地答应了，我也开始上学了。

　　跟一群普通女孩混杂在课室里，对于我是一个新奇的生活方式。可是我急于要冲入外面的天地里，也管不得这么多了。记得第一次参加崇拜聚会的时候，我觉得莫名奇妙，心中暗想：「说我们在做礼拜，但是我看不到神像，只看见一个人站在讲台上演讲。」

　　我也听不懂那些古里古怪的神学术语，脑子里就胡思乱想。等下又跟两旁的同学低声说话，李曼小姐轻轻地告诉我：「我们正在敬拜一位看不见的上帝，请你不要讲话。」讲道的时候，我常常闷极了，只好偷带侦探小说去看。

　　可是，对知识的渴望成为我得救的门径。为了要多学些英文，我开始参加查经班，也顾不得答应过父亲的那些话了，「我随时可以退出的」，我对自己申辩。然而有一天，在早祷会中，我听到一位著名的美国传道戈登先生（Samuel Dickey Gordon，1859-1936年）讲「耶稣——世上的光」，我那瞎了般的灵眼被打开了，在主的光照中，我看见了自己罪污败坏的情形，而上帝藉着基督的十字架，为我预备了救恩。我跑进寝室，打开心门来接受了祂，平安、喜乐、光明立即充满了我的心中。

　　那时我父亲虽已去世，家中其余的人却笃信佛教，他们嘲笑我，恐吓我，把我软禁在家。可是我的主从不使我失望，逐渐地，他们坚硬的心一个个溶化了，上帝终于听了我的祷告。

　　一天，当我在自己的花园里散步的时候，我想：在我们这座宫殿式的家园里，生活是多么恬静、愉快、安全！我缓慢地一步步爬上我私人用的那座亭楼，窗外的景色引起了我的注意。远处的南京城楼，是烟还是雾遮盖了半边天，我看见桌上的圣经正翻在诗篇九十一篇二节：「祂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是我所依靠的。」

　　我早上刚刚背熟了这篇诗篇，现在那些本来好像空洞的应许，竟一个个活生生地展现在面前似的，是上帝在准备我接受什么吗？我的视线再跟踪着那一抹烟雾，烟越来越大了，而且由灰色转变成黑色，还夹着红色的火光。我的心开始砰砰地跳起来了。难道打来打去打不完的军阀们，又打到南京来了？

　　许多人早已逃到上海租界避难去了，我家里也有些人搬了去。可是还有几个哥哥和他们的家眷，都不愿意离开这座舒适豪华的园宅。母亲和我也留下来了，碰碰运气，希望情形不会如想象中那么糟。我再俯视花园，树上、天空中，凝结着一片沉重奇特的寂静。

　　远处的枪声开始震动我亭楼的玻璃窗了。女佣人在大力敲门：「七小姐！快跑！兵来了！城南已经被散兵占去了，子弹在满天飞！」她脚软得跪在地上：「他们快到我们这条街上来抢来了！」

　　真的，我听得见附近的民房、街上都有枪声了。一个男佣人跑上楼来，慌慌张张地说：”他们到每一家，专找老爷太太们，找到了吊捆起来打，逼他们把贵重的东西都拿出来，你一定得逃！」

　　第三个佣人又哭哭啼啼地来了：「他们来了，就在门口，现在正用枪射我们的铁门呢！」

　　我们全家大小急急地涌进一道暗门，去躲起来。孩子吓得尖叫，女人急得痛哭，男人低声叫大家安静，免得被士兵发现。这时，再宝贵的财富也没有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