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微仆

　　几个礼拜以后，威尔逊总统号邮轮抵达旧金山，中途只在夏威夷停留了一下，李曼小姐和我两人，拖着又累又病的身躯，坐上了横跨美国的火车。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我们在黎明的微光中到达宾州。车上的工人把我们和行李一股脑儿地送出了车箱，留放在又冷又长的月台上。火车立刻开走，我们站在雪花飞舞的站台上发抖。有一列长得不可思议的石阶，通往上面的车站，我俩都不敢想象自己爬得上去。没办法，只好坐在两只小箱上等候、祷告，求上帝拯救。

　　我回想到 1920 年，我陪李曼小姐回国度假的情形，与今日真是天壤之别。李曼小姐难得有一次假期，我又从来没到过美国，所以她请我陪她一道回国。那时，长老会差会总部趁机请我到美国各地去证道。我的行程，包括许多著名的礼拜堂、圣经学院、长老会的年会、慕迪圣经学校、新心监狱，也会见过哈定总统，他还招待我们俩参观白宫呢！三年之久，我饱尝了热烈的欢迎，也亲眼看到美国各地的基督教工作范围之广，对他们非常佩服。我们住过富人之广厦，也住过普通人的平屋。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有人来欢迎，都有主内兄弟姐妹照顾。当时，我们也在乐园镇的李曼家，享受了许多宝贵的时光。那个假期中，我们在李曼的老家，发现有两个「玛丽」，另外一个是一位堂妹，于是，在中国生长的这位宣教士，就冠以「中国玛丽」的名称，以资识别。这个名字，适合极了，因为李曼小姐实在是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

　　现在，二十多年以后，我俩却像一堆被抛弃的货物似的，积留在铁轨旁，过了许久，才有两个人推着两张轮椅出现了。我们以为一定是给我们两人一人一张的，所以很高兴地向着他们蹒跚地走去，谁知他们把我放在一张轮椅上，另外一张却堆上行李，大概他们看看情形不对，不能又推轮椅又提行李，又以为这位美国女士至少看起来还走得动。可怜的中国玛丽，衰弱地跟在我身边，跌跌撞撞地又要扶住我、又要保持她自己的平衡。我照常昏眩得要命，一不小心就可能滚出椅外。那两个人把我们和携带的行李，推进推出地坐了两次电梯，才终于到达行李室。随即他们又消失了，我简直要昏倒过去。一位好朋友曾经约好七点钟来接我们的，我微弱地说：「等到那个时候，我们两人都会死掉，要不要叫计程车呢？」坐了十英里的车子，我们来到宾州乐园镇的李曼村。我们看见这座古老的大屋，灯火通明，欢迎我们。通往房子的车路，堆满了雪，中国玛丽的妹妹露西和堂妹玛丽站在门口等我们。露西亲热地吻我们，堂妹玛丽兴奋得大哭：「欢迎你们到乐园镇来！」

　　我们看见屋子里，摆满了李曼家多年收集的古董家俱，后面的老式大厨房，仍然保存着烧菜的大炉子。可是我太累了，不能再多看，她们把我放在一张高背的古老床上。我请她们把窗帘放下，躺在那儿真舒服！「乐园」对于我是象征式的，却又是名符其实的地方！我们逃难的日子过去了，艰苦停止了，我们终于可以安息了。忽然有一丝丝不安闪过脑际：也许我们事奉主的生活真的就此完毕了，在这个遥远的角落，我们还能为主做什么呢？

　　这幢棕色的大房子座落在乐园镇上已经二百年了，虽受风雨剥损，却仍很牢固。这里属于宾州的兰卡斯脱郡，素有美国的「花园地」之称，土壤肥沃，山峦起伏。这幢房子和四周相连的田地，是李曼的祖父买下的，原来的业主就是在独立战争享誉的瑞诺威廉将军。李曼的曾祖父也鼓励他的亲戚朋友，在这里造房子，开发，政府大为称许，因此称之为李曼村。

　　现在林肯公路（又名30号公路）通过我们门前。在扩建这条公路的时候，把我们的园地削掉了一大块，前面的院子没有了，刚刚剩下屋前的走廊。啊！我多么怀念屋前那些美丽的苹果树！当我们第一次回美国旅行时，每次我们回家，远远的就看见摇摆的树枝和红色的苹果，好像在向我们招手欢迎。现在我们的房子，日夜暴露在轰隆声中。那些巨型的大卡车、拖车、疾速飞驰的汽车、摩托车，从一个山头驶到另一个山头，永不停止，永无宁静。

　　我们隔壁是村中的商店，房子是红砖造的，我们后面有一个木料厂。离开我们屋后一百码的地方，是宾州铁路的一个货车站。一长列一长列的货运车，常常咣哨咣哨地滚过，现在，高速的客运车飞驰过宾州主线的闪亮轨道上，再也不像上一代那样，停歇在李曼村的小站上了。我们周围全是茂盛起伏的田园，点缀着一小组一小组的农舍：住房、马店、谷仓，全白得发亮。绿得像翠玉的田间有波浪式的玉蜀黍，涟漪式的麦穗和宽叶的烟草。天边是一道长满丛林的山脊，围绕着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

　　 这儿是门诺会（Mennonite）的地区，他们的妇女都穿着一样的服装。有玫瑰色的双颊，带着白色的小帽。这儿也住着阿米什（Amish）的人，男的都穿黑色的衣服，蓄着胡子、沉着脸。女的都戴着帽子、穿长裙子，孩子也都打扮得像小大人一样，各色齐全、连帽子也不缺少。到今天，你还可以常常看到他们经过我们门口，还可以听到他们马车的「得得」声，甚至在那车辆拥挤的第30号公路上，他们的马车照样怡然自得地行驶着。这两个宗派的人都安静、祥和、保守。他们的农庄就是他们的橱窗。他们仍然谨守着先祖的传统，过简单的生活，勤劳地工作。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果园中买到许多新鲜的水果，从菜园里买到各种菜蔬，从他们特种的牛群中买到浓美的牛奶。烘好的糕饼送上门来，还有许多家园的产品堆积在小店里。我们真像住在伊甸园中，中国的战争和痛苦都远隔在天边外。可是我们的心还留在中国，跟那些与我们同在主里相爱的人在一起。我常常想念那些留在国内的亲戚朋友们，好像铁屑片紧跟着磁铁一样。

　　我们到后不久，中国的伍医生来了一封航空信，我急急地打开了，里面有一张图画，画着一个插了蜡烛的生日蛋糕，旁边有一个人跪着读圣经，这是什么意思？还好，里面还有一封信，说：

「亲爱的蔡小姐：

　　与你道别以后，我回到家里，立刻打开圣经。照你所说的，我求圣灵亲自做我的老师，于是我开始读。我一直读下去，读下去，真是读得废寝忘食。现在我每天都读，一天没有间断过，上帝真是听了你和李曼小姐的祷告，我要谢谢你们的耐心。现在我读了圣经，知道我是个罪人，唯一到天堂去的路就是相信主耶稣。我要告诉你，我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图画中的那个人就是我，跪在那儿读圣经，这也就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我知道，也许我永远没有去美国看你的机会，你也不可能回中国来。但是正如你在我们分别时所说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堂相见！」

　　啊！但愿上帝继续帮助我，无论得时不得时，得便不得便，高兴不高兴，都向人传讲耶稣。我总要撒种，让上帝自己按祂的时候，照祂的旨意收成。

　　一年以后，我又收到一封哥哥的信，是他托人转来的，他就是从前反对我最厉害的那个哥哥。他曾撕破我的圣经和赞美诗，骂我叛教——叛离佛教。他反对基督最久，很少有比他更硬的人。可是，当他看见在1947年，上帝怎样奇妙地引领我经过长期疾病的折磨，又看见我毫无怨言地面对一切，圣灵就开始在他心中动工。这封信重述他怎样召集我们全家人，向他们宣布：「从七妹的久病和她无比的勇气能忍受着这长期的折磨，我知道宇宙中一定有一位真神。所以，我求祂赦免我的罪，我决定跟从祂，接受祂做我的永远的救主。」

　　战争又蔓延到上海来了，而且这次情形更糟。上次日本人的侵略虽然可怕，那还是外来威胁，可是这次是内战，其危险性或许就更大。中国人都心内惶惶，我们也考虑别离中国去美国。朋友们有办法的，大多数都逃掉了，李曼小姐也订了好几次去美国的船票，但每次都因我的健康情形太差而取消。我久病衰弱，旅行根本就是件不可能的事。「干妈，你走吧！」我对她说，「记得日本人把你送进集中营的事吗？现在政局改变，可能又会发生同样的情形，还可能更厉害呢！我是中国人，无论如何总会有办法。」「不行！」她非常坚决地说，「我死也要跟你在一起！」

　　一天，有人来敲门。一位英俊勇敢的青年说要见我。他随即冲了进来说：「我是负有特别使命来的，我们要你加入我们这一行。」「你没有看见我又老又瘦又病吗？」我回答，「加入什么一行也无用呀！」他抽出一大叠的书报杂志来：「这不是你的名字？」推到我面前来指给我看。那些文章，都是我以前写的。「我们要你留在这里，替我们一行写作。我会再来看你。」

　　他走了，可是第二天，另外一个人来了，提出同样的要求。第三天又换了一个。我把这件事通知亲友们，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赶快走吧，到李曼家。我们宁愿看你掉在海里，也不愿你落在人手中。」

　　我迫切地祷告，求上帝给我智慧，我想，我一个人不要紧，但我不愿留在这儿危害我的亲友们。于是我跟李曼小姐商量，可不可以先去美国领事馆申请护照，然后才去订船票。一个朋友有一架豪华轿车，愿意送我们去领事馆，我们要去问问看可不可以带个佣人去，不然的话，我怎能在美国生活呢？

　　六十多岁的李曼小姐，倒比平时更有精神地走上领事馆的石阶。我心里想:她比我强壮，她会比我更有多的岁月服事主，所以如果我陪她去就是不能做什么也没有关系，她可以在美国继续事奉主。李曼小姐出来的时候，对我说，领事馆绝对不答应她带佣人去，我们只好回去了。她又加上一句:「你总是说没有佣人根本别谈到美国的事，所以我们不能去了。」

　　「等一下，」我说，「既然我们到了这里，我跟你一道去见领事，总有好无坏吧！」于是李曼小姐、佣人、朋友把我扶出汽车，又扶进了电梯。办公室的小姐说：「你真聪明，趁能走的时候快走。可是你得先去见医生，他才是决定你能不能走的人。」

　　我遇见过许许多多的医生，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美国医生，拉着长脸，不停地嚼口香糖。候诊室里大约有三十个人。每个人都大声跟他吵，质问他为什么不许他们去美国，他毫不在乎，还是猛吃口香糖。轮到我了，他要我躺在一张又高又硬的桌子上，头上一盏强烈的灯光照下来，简直使我受不了。

　　「你的头发怎么搞成这样？」他大声咆哮，我不能撒谎，老老实实告诉他，是为患疟疾发高烧，烧掉了头发，「为什么你的皮肤这么黄？」我告诉他，这是长期吃抗疟疾药的缘故。他再仔细检查我。「你左手的食指和右手的大姆指的指甲里，都有霉菌。你先去找外科医生，把指甲连根拔出来，再来看我。」

　　李曼小姐吓了一跳，想跟他辩驳，我摇摇手，用中国话对她说，这种时候最好别作声。我们立即去见伍医生，就是那位仍未信主的外科医生，我们的好朋友。他很客气地告诉我，照着规矩是应该到医院里去施行这种手术的，不过为了我，他愿意在我房间里替我动手术。那时刚好有三个信主的朋友来看我，在我接受手术的时间，他们跟李曼小姐到她房里去同心为我流泪祷告。把指甲拔出来那种惨痛，我无法形容，简直是受刑！

　　第二天，我们又回到领事馆，通过了体格检验，领事便批准了我的入境证。天哪！没想到有那么多张文件要签！回到家来，天都黑了，我们也累死了，到睡觉的时候，我双手开始剧痛起来，显然是签字签得手指的绷带松掉了，墨水渗进了伤口里。佣人小汪，整夜陪着我，可是我痛得一分钟也不能睡。李曼小姐的房里有电话，直通我的房间，但我不愿吵醒她。天快亮的时候，她进来看我，我告诉她整夜都没睡。她看了我的手，脸色变得灰白。「赶快去请医生！」她说。

　　我的双手肿得又白又胖又满了脓，已经肿到手臂上差不多五寸那么高的地方了，医生来看到这种情形，脸色白得像纸，话都说不出声来：「蔡小姐，真对不起。」最后他说：「你马上得去医院，把手臂锯掉。」李曼小姐和我都呆了，说不出话来也哭不出声来。友人都骂医生这么大胆，以为他能在医院外做拔指甲这样的细巧而危险的手术，其实全是墨水渗入的缘故。

　　「蔡小姐，还有一个最后的办法。」伍医生说，「如果你愿意合作的话，我可以再开一次刀。如果毒素可以向下放出来，不再上升的话，就有救了。」我只好无力地同意了。毒素已经使我作呕、头晕、发热了，还有什么好说？第二次的开刀比第一次更可怕。李曼小姐只好再回房中去流泪，哀求主施恩帮助。医生再行手术，又把我的手指浸在浓浓的药液中。那种疼痛真无法忍受！「如果毒素不出来，我们就要急送到医院去！」他这样警告我。

　　我忠心的佣人苗妈，待我真像亲姐妹，她三日三夜扶住我的手，浸在脸盆里。在那三日三夜中，医生每日三个小时给我打一针盘尼西林。主再一次显出祂的神迹。最后我们看见肿毒渐渐退下去了。亲爱的苗妈，一句也没抱怨，一点也没有想到她自己的劳累，只顾扶住我的手，保持浸在药液中。过了几星期，我的手还未完全复原。那时，战争的消息越来越近了。

　　终于我们的护照弄好了，拖到这个时候，航行的美国轮船只剩下一艘。李曼小姐打电话给轮船公司的经理，他说：「李曼小姐，根本没机会！有三百个名字在候客单上呢！」她请他尽量想办法，而她自己呢——为这件事恳切祷告。

　　过不多久，电话响了。「李曼小姐，有两位乘客因病不能动身。」那经理报告，「我觉得应该给你们两位病人优先权，所以让你们跳过候客单那一道手续。不过我只能给你们六人一舱的船位。」「我会再祷告，请你尽量再想办法。」李曼小姐再请求说，「因为我们有病，不愿吵扰他人。如果你能给我们双人舱位，真感激不尽。」不可能，不可能！」经理喃喃地说。

　　上帝再次行了神迹——我们得到了一个双人舱位！

　　我们有许多信主的朋友不能离开，他们坚立在主的真道上，勇敢地忍受了，然后一个个被主接去！这些朋友当时都前来送我们上船。

　　那次的离别真不好受，因为我们知道，在地上再也不能跟他们见面了。苗妈十九岁就来我家，服事了我十八年，在我记忆中，她从来没对我说过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们要分别的时候，她说:「蔡小姐，我把你的枕头弄得舒服点，好吗？」她的声音都哽咽了。我也泪眼模糊地看着她，轻声说:「苗妈，从今以后又有谁来跟我把枕头弄得舒服点呢。」她的泪珠像豆粒一样大，滴在我手上。这个像亲生姐妹的女仆，也许今天还活着。我常常想念她，不知她是否逃脱了战祸，适应了变局？也不知她现在生活在何方？

　　三位医生护送我上船，伍医生是其中之一。他与我握手告别，眼眶也红了。「真舍不得你走。」他低声说。在这样亲友围集的场面中，我还有最后的机会跟他谈救恩吗？我决定无论如何要抓住机会不惜任何代价。

　　「这是我送给你的圣经，」我说，「希望你读的时候，上帝会亲自对你说话。你只要相信了主耶稣，我们总有一天会在天堂见面的。」这种话我不知跟他说过多少遍。他都不肯听，这最后一次的重复会有用吗？我只有再替他献上一次虔诚的祷告，然后跟他说再见。

　　船开了，李曼小姐和我勉强再随众人来到甲板上，向我们所爱的中国，作最后一次的道别，在眼泪中作最后一次的凝视！那天是1949年1月19 日，大多数人都以为我们就会这样静悄悄地消失，我们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希望。李曼小姐六十九岁了，我也已经五十九岁，两个又有病、又衰弱的人，还有什么前途呢？

　　李曼女士叫人去把我们原先的佣人小金和小苑找回来，并且尽其所能到处求医问药。但一年半过去了，我还是奄奄一息，大部分时间都昏迷不醒，因为在我骨头里的高烧没能止住。现在，医生们诊断，我的昏迷是因为烟酸缺乏症、痢疾和恶性疟疾综合发作而致。之所以在早先没有发现恶性疟疾，是因为这些病菌寄生在骨头和脑细胞里，并没有进入血液。痢疾和恶性疟疾有很多种，我所染的有好几种。在很多新的特效药中，只有一种能够让我退烧，那就是爱尔灵（Aralen）。我们如何才能得到这种药呢？这又是一个神迹。

　　一天，曼特医生（Dr.Mandel）过来给我做检查。他告诉李曼小姐：「换了别人，我会说三天之内她必定死，蔡小姐又另当别论。但我还不确定，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想法子把烧给退下来。」李曼小姐告诉他，黄先生是我一位中国朋友，对我的病情很关心。他看到了一瓶治疟疾的新药，是刚从美国带来的，于是就嘱咐那人先不要卖出去，可以等等，看我们是否需要。但李曼小姐不知道黄先生的地址，也没法子找到他。

　　在医生离开之后，李曼小姐忽然想起来，在她进集中营之前，为了避免她被遣送回国后失去联系，黄先生给她留过他的地址，并让她随身带着；而她为了安全，怕被日本人发现，就把地址分开写在圣经各页中。她找到地址之后，就上门去找黄先生，请他马上去把那瓶药拿去给曼特医生看。然后她给曼特医生打电话，请他不要出去，在家里等黄先生过来。在曼特医生等黄先生来那会儿，他妻子给他看一本杂志，上面有篇文章介绍一种治疟疾的新药。他正在读文章的时候，黄先生到了，手里拿的正是文章里介绍的特效药爱尔灵。据我们所知，这是上海唯一一瓶爱尔灵。服药之后，我的烧很快退了，危险度过，我又恢复了知觉，再次走出了死荫幽谷。尽管我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却仍不能独立行走，也还怕见光。除非神又行一个神迹，否则这些慢性病只能将其症状稍微缓解，靠人力却不能完全治好了。

　　这段时间，李曼小姐又是如何度过的呢？这再次显明了她坚定的信心和意志力，因为大部分时间里她都要躺在床上。她住在我的隔壁，这个阁楼上的房间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个直凳子，修补好的行李箱沿着墙摆放，墙上还有几个临时钉上去的搁板，一个帘子把房间分成两个部分，一半用来给佣人住并储存食物，我们所养的第二只白波斯猫照老样子睡在她身边。在床的另一头，是用行李箱搭起来的桌子，上面摆着电话、药瓶和一个小电炉。把自己、注音符号版圣经、电话地址簿还有其他东西都摆在床上，或者塞在床下，这样，她不用起身就可以拿得到。

　　她从早到晚都忙个不停。我们房里的电器老出毛病，她每天都要费尽口舌来让电工师傅派自己的学徒过来修修补补。男佣从菜场买菜回来，她得要与他对账，并计划好后面几天的饭菜，把米和油发给他。季先生是一位难民牧师，业余兼做木匠，常常在那里敲打新搁板，把行李箱改成家具。楼下的住户和隔壁邻居每天都向她抱怨很长时间。注射器要消毒，医生需要帮手，药物需要管理，而每个人吃饭的时间也不一样。她要一个一个地把那些忙得团团转的佣人们抓过来，鼓励他们读经祷告。学习注音符号的学生们常常就在那个房间里面和她一起工作。与此同时，她还要接电话，整栋房子就这一部电话，她要叫人去把那个听电话的人找来。

　　除了这些事情之外，还有其他事情要办。访客来来去去，一直没有断过。他们在旁边坐着静等，有时来的是一个人，有时来的是一群人。每批访客李曼小姐都要招待，招待时间几分钟或几个小时不等，时间长短要视访客需要而定。在客人走之前，李曼小姐总是和他们一起祷告。在来拜访她的人当中，有商人、难民、内地来的宣教士、中国老朋友、遇到麻烦事的邻居、刚到上海不久的人，来自中国各地的老师和学生。所有人她都欢迎，并且抓住一切机会来给人们解释注音符号的重要性。她会在深夜写些东西，但电话常常在这时候响起。有个孤独的外国人到了上海，想要找朋友聊天，却拨错了电话簿里的号码，打到她这里来了。她诚恳地在电话中把上帝安抚寂寞心灵的方式告诉了他们，在她的影响下，有好几个人去了教会做礼拜。

　　在我病重的时候，六哥常常来看望我。这些年来，他和他的家人都一直拒绝接受主，但现在他被我所遭受的痛苦打动了。一天，他没告诉我，自己就把家里所有的人都叫了过来。家人们聚在一起，不知道他要跟他们说什么。但很快他就说了出来。「我有件事要向大家宣布，」他说，「我去看了七妹很多次，想知道她如何能忍受得下所有这些痛苦。现在我知道了，她得到了使她能坚持下去的力量，而这力量的源泉只能来自于上帝。所以，我确定，无论如何，一定有上帝存在。我读了圣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现在，就在这里，我想告诉你们，我已经接受了基督做我的救主，请祂饶恕我的过犯，并发誓要跟随祂。」

　　就这样，那个撕碎我的圣经、在早年逼迫我的哥哥，终于悔改信主了。我全家老小总共有五十五人成了上帝的儿女，并公开表示信靠耶稣。我从没上过大学，也没去过神学院念神学，更不是教圣经的老师，我不过是上帝区区一只「猎犬」而已。我只是单单跟着主人的脚步，把祂的猎获物叼到祂脚前罢了。

　　校对注音符号需要花很长时间，是一件非常耗眼力的事情，而推广工作也需要耐心和毅力。李曼小姐因为自己不能出门，就不得不利用一切机会让所有来看她的人对此发生兴趣。来探访她的人数不断增多，这表明人们赞赏她的工作。不管自己有多疲倦，她对每一个来访的人都绝不造次或轻忽，这已经成了她的一条定例。在很多方面，她比中国人还中国化，她中文吐字清楚，成语应用得当，穿着中式衣裳，过着中式的生活。客人如果是在午餐时间来访，午餐就会延后，或者客人会受邀与她共用简单的中餐。这时，我们的厨子老颜会把烧好的菜放在桌上，菜碟上扣着盖子，并在每个人面前摆上一碗白米饭。有时候，李曼小姐在谈注音符号时过于专心，结果没有注意到饭菜摆上来了，又或忘了把菜碟上面的盖子揭开，直到那位可怜的客人扒了半碗干饭之后才想起来。老颜虽然心里着急，却因为怕失礼，也不敢跟她女主人说要把菜碟上的盖子揭开。

　　早在1941年，就在《启示录》的最后几章即将完工之际，李曼小姐几乎失明了，最后几章的校对工作变得异常艰难起来。当时她还得要说服圣经公会将各卷书合成一册，把注音符号版圣经整本整本地出售，他们考虑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肯这样做。在这事成就之后，她才感到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但那时她却已无法搭乘轮船回美国了。就在注音符号版圣经完成后不久，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人占领了上海租界。在一年之内，这些「敌国侨民」（这是日本人对那些与日本交战国家的国民的称呼）却还是有些许自由，可以在上海四处行走，但不准同中国大陆人一起回美国，这些人在1942年6月才首次搭乘交换战俘的轮船回美国。

　　1943年，很多地方设立了集中营，这些「敌国侨民」给赶进了集中营。然而那些上了年纪的和生病的人则缓一年入营。于是，李曼小姐到1944年6月才接到去集中营的传票。我们希望能在入营前五天内做好充分准备，所以不想让朋友们知道这件事，但大家还是听说了。于是，李曼小姐走前的最后几天里，访客源源不断，每天有四十到五十名客人来对我们表示同情，而与此同时，我不得不竭尽全力将她所需要的东西包扎整理好。李曼小姐没有对任何客人表示自己因为太疲倦或太忙而无法与他们交谈，一次也没有。

　　在她临行前一夜，最后一个客人留到一点钟才走，李曼小姐来到我的房间里祷告。我们的佣人小苑对李曼小姐忠心耿耿，却比较愚笨，将开我房间门锁的钥匙折断在锁里面，所以又花了一个小时来开门。

　　第二天清晨，访客又很早来访，李曼小姐房间里很快就挤满了人。迟些时候，林太太来看我，她是我的亲戚，也是我的朋友，是前清两广总督林则徐先生的孙女。林则徐先生1830年在广东将所有英国运来的鸦片付之一炬，后来这件事引发了鸦片战争。我自幼就认识她，那时，我们一起念佛经，而今，她已经是一个修为很高的佛教徒了。我常常劝她信主，而她则一直劝我重新皈依佛教。她有一床被子，几百个名僧曾对着这个被子念了几千遍的佛号，她保留着这床被子，要在死后放在棺材里，用来盖自己的身子，她相信这床被子很灵验，可以让她来世超生。她有几副念珠，全都磨得很光滑，证明她自己也念了成千上万次佛了，所以在佛教圈子里，她的道行是非常高的。当她进到我的房间，看到那些在李曼小姐房间进进出出的访客时，就惊讶地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告诉她，李曼小姐今天中午就得要搬到集中营住了，她吓呆了。

　　那天非常炎热，在中午时分，约有五十多位朋友在门口等着给李曼小姐送行。李曼小姐面带微笑走进我的房间，在祷告之后她向我道别。等到外面的人力车和自行车的声音全都消失之后，林太太不住地感叹：「没有哭!没有倒！只是笑了一下，做了一个祷告就走了！而她去的可是监狱！这样的事情我可从来没有见到过！」然后她站起身来，转过去对胡小姐说：「这是怎样的一种宗教啊！可以让李曼小姐和蔡小姐在这样的处境下还能微笑得出来！我可以只是在心里相信耶稣吗？」胡小姐是福州人，是林太太的同乡，她一向支持我们，就回答说：「你可以问问蔡小姐。」

　　我把《罗马书》第十章九到十节解释给她听：「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祂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林太太当时没有说什么，不过看上去若有所思。几个钟头之后，其他的朋友回来了，说他们看见李曼小姐上了等在那里接囚犯去集中营的那辆大卡车。这些朋友们还没有坐定，林太太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说：「朋友们，耶稣若能赐下这样大的力量，我愿意放弃佛教，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们很难断定她这个宣告是否是真正的悔改，所以就没有回答什么。

　　接下来整整一个月，我都没有听到她有什么消息，那时我搬到了另一个地方住，所以就请胡小姐去探望一下林太太，看她那天所做的宣告是否当真。林太太说：「整整一个月，我都在和上海这儿的方丈交涉，要把我的名字从佛教徒的登记册销掉，但他拒绝这样做。这段时间我们一直相执不下。待这件事情办妥之后，我就去基督教教会聚会。」

　　李曼小姐进集中营的五个月后，林太太受了洗，加入教会并定期去聚会。有一天，她摔倒后把腿给折了，但她一句怨言也没有，带着笑说：「也许主不希望我活动太多，要我在床上花时间读我的圣经。」

　　在林肯路上的集中营里，日本人将约二百五十名老弱病残关押了十四个月，非常残酷。当局曾经承诺，会有全套的医疗服务，但他们撒下了弥天大谎。当这些政治犯进了营地的大门后，里面什么也没有，只看见空荡荡的院子、空荡荡的房间还有那些残酷的士兵。有些政治犯是用担架抬进来的，有的腿瘸，有的长着恶疮，有的眼瞎，有的拄着拐杖踉踉跄跄地走进来，有些疼痛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他们待遇相同，全住进了同样的宿舍，瘸腿的人要照顾那些无依无靠的人，上了年纪的人要照看卧床不起的人，而他们每个人只得到一张床，其余的东西都是自己带来的。没有药，没有护士，也没有医生！在三天之内就有三个犯人死去，后来死去的人很多。事实上，若不是有五十位能干的年轻人从别的集中营调了过来，自愿承担起了照顾这些可怜的病号的繁重工作，他们全都会死掉。

　　集中营里不同国籍、不同宗教的人被赶到一处，既有硬心肠的罪人，也有赌鬼；既有信奉邪教的人，也有世故圆滑的人；既有宣教士，也有亵慢人；既有富人，也有穷人；既有老人，也有小孩。他们全都要面对这赤裸裸的残酷现实，所有的面具全都摘掉了。自私的人更加自私，而无私的人简直就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服侍其他人，抱怨的人继续抱怨，信奉邪教的人开始诅咒，而赌徒则照赌不误。但他们全都要集中力量去完成所分配下来的任务，并且共用药物；他们当中本是医生和护士的人去照看那些病得特别重的人。他们吃的食物是从仓库地板上扫出来的一点剩下来的干鱼和米粒，所以很多人患上了痢疾，而蚊蝇四处肆虐，带来了疟疾。李曼小姐坐在床上削土豆或者去洗脏米粒的时候，她身边那些赌徒们却一直都在斗牌。她肯定把我寄去给她的一些食物拿去跟别人分享，并且尽其所能地去帮助别人。她后来患上了痢疾和疟疾，在十四个月中体重减轻了约十八公斤。她的脊椎骨弯曲得更加厉害了，因此变矮了十二厘米还多。

　　至于我，几乎一贫如洗，所有的佣人全都离开了。老颜去世了，小金自己唯一的儿子也奄奄一息，所以她回去照看他。小苑则去投奔自己的婆婆。我在王家沙花园一座老房子的阁楼上租了一间房。我把这间房也遮成一个暗室，因为无法忍受光的刺激。而且我无法行走，却又需要到房间各处去，于是就学会了在地板上爬行。隔壁有一个基督徒教员，每天中午给我送来一餐热饭，其余的时候，我吃的是硬饼干和咸菜。

　　我很多次对主说：「这路太窄，我走不下去了。」但祂总是回答：「藏在我里面，我会带你走过去。」一个朋友见我境况窘迫，就用一种特别的法子来帮我。有一些尼姑也很需要帮助，苗太太是其中一位女居士，她同意和我立一个佛教中的契约。我如果答应在来世帮助她，她就答应在今生帮助我。她按照约定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帮我煮饭，并且陪伴着我，我们成了好朋友。她和我一起坐在暗室里面，她数她的念珠，我则自己灵修。不过她愿意学唱赞美诗，也愿意和我一起祷告。到了年底的时候，她和她女儿都接受了基督，上帝接纳她们在永生中做自己的女儿。就这样，我也履行了契约中自己所做的承诺。

　　一些外国朋友原先答应每个月给李曼小姐寄一个包裹，但不久以后就过来说，自己没钱买东西寄去给她了。那个月我只有两个小水果罐头和一些煤炭可寄。有营养又不会变质的食物在上海几乎没法子弄到，而且所有的银行账户都冻结了。我只好把自己的东西拿去卖，然后借高利贷来给她买些麦饼、大枣、花生酱和其他的生活用品。而牛奶则要到黑市才能买得到，每次从店里只能买一小听，出店的时候还要小心翼翼地藏在衣服里。全靠胡小姐和其他朋友帮忙，是她们到处去给我搜购东西。

　　有消息传出来，说日本人打算把那些政治犯全都饿死，于是在一个早晨，我祈求上帝能有五磅装的奶粉可以给李曼小姐寄去。几个小时以后，我们的朋友春山带了个电话口信过来：「柳弟兄是一个富商，他存有三罐五磅的奶粉。在他主日去做礼拜的时候，讲道人说，任何不做十一奉献或不去帮上帝那些需要帮助的儿女的人，都是在盗用主的钱。于是柳弟兄就让我带其中一罐过来给你，托你寄给李曼小姐。」

　　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时我真是如释重负，信心也增强了！这奶粉是上帝赐的，因为我靠着自己，无论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这些包裹救了她的命，也救了其他人的命，但这开销与其他开销一道，让我负上了三千美元的债务。

　　胜利的日子终于来临了！中国朋友们带着食品和礼物，成群结队地来到集中营。有一个人藏了些咖啡和罐装牛奶，于是设了个摊位，让那些从集中营里出来的囚犯们免费畅饮咖啡。一个女人给犯人们带来了烤鸡和烘焙土豆。蒋介石夫妇给每个囚犯送了些钱，其他人也想方设法来帮助这些刚从集中营里出来的人。我因为不能独自出行，就请一位女医生和我一起搭着人力车去看李曼小姐。我看到她变得又瘦又矮，真是大吃一惊。她告诉我，根据美国当局的要求，她还要在集中营里再呆一个月，之后她得回美国去，因为医生来检查了一下她的脊椎，告诉她以后再也不能提东西，也不能受大的颠簸震动，免得脊椎骨折断。

　　我回到家之后，访客络绎不绝，我一直到凌晨两点才睡觉。第二天，更多的访客来探望。结果，我第三天早晨起床的时候，浑身颤抖个不停。苗太太用手按住我，可我还是无法停止颤抖。最后，我昏倒在床上，一连四个月都人事不省。我病倒的消息传到了李曼小姐那里。幸而上帝给她开了路，让她能来看我。一位美国官员用自己的车送她去了美国领馆，她请求领事馆官员批准她离开营地，因为她在这附近就有一间自己的房，还有床睡，若要她再回营地，真是件难以忍受的事情。在她苦苦哀求之下，那天傍晚，医生批准她可以回来住三个星期，于是她一路缓缓地走到我住的地方，大约走了有三里路。她进来的时候我没有认出她来，把她叫成了「大哥」。就这样，她带着一根快断的脊椎骨回来，我昏迷在床，高烧不退。战争、通货膨胀还有集中营生活把人们的钱财消耗殆尽。她不名一文，我则背着三千美元的债务。但又有一个神迹发生了。有一个我只见了两面的朋友，过来问我现在近况如何。李曼小姐和他说了我的情况，他把一个小包放在李曼小姐的膝上，说：「这些钱我现在用不着。你先花着，以后方便的时候再还就行了。」

　　「请问你尊姓大名？」李曼小姐问，「你难道不要我们写一张收条吗？」

　　「蔡小姐认识我的，我也相信她。她是一个基督徒。」他说完就离开了。李曼小姐把那个小包打开一看，里面有三千一百美元。又可以有食物、医药和佣人了。债务也渐渐还清了。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希望！

　　我们逃难到上海后，一个酷热的八月天，想找出几件夏天的衣服来给李曼小姐换洗。「怎么回事？什么都没有，只有注音字母的圣经稿件？」我大叫起来。真是这样，翻遍了她的箱子就是找不到别的东西。李曼小姐就是这样的人，总是把上帝的工作放在自己的舒适之前。收拾行李的时候，她曾经叫佣人不要收拾她的日用衣物，先把圣经稿件收拾好以保安全。后来我们只好向苗妈借些衣服给她穿。

　　事实上，我们仓促离开的时候，根本没收拾行李，全是苗妈经手。不知为什么，苗妈把一个时钟放在行李中。那钟还是许多年前，李曼小姐的父亲在南京买的。钟很漂亮，也走得很准，一直都挂在李家。也许是佣人特别喜爱它，就把它偷塞在行李里。可是，经过这一场的旅途颠簸，钟居然不走了。不过，放在那儿也好，至少在李曼小姐入集中营的那段日子，这座旧时钟使我想起，我们还有一件共同拥有的东西。

　　一天，有个朋友来请我为一位中国教员祷告。说他一家五口穷得连饭都吃不饱。朋友说：「他修理钟表，补贴家用。」接着朋友又问我，有什么办法通知更多的人，让他多些钟表修理。我告诉朋友，如果这个人愿意到我家来，我就把我们那个旧钟给他修理。朋友说这个修钟的人不能来拿钟。可是我坚持说假如他要工作，一定得来看我。同时我也跟一些朋友提起这件事，也收集了相当多的钟表等他来取，我甚至答应替他出人力车费。

　　他终于来了，脸拉得长长的。请他坐下后，我就对他讲基督的救恩，他一句话也不答。他只要工作，对听耶稣毫无兴趣。我把朋友们的钟留下了一部分，没有全部给他，好让他下次还有机会来，李曼家的那个钟倒是先让他带回去了。

　　暑天的一个清晨，一位宣教士艾太太来看我，告诉我她正在等船回美国。我们正谈话的时候，我听见纱门外有极伤心的哀哭声。叫人出去看是什么事，不久，一位很漂亮的女士，像梨花带雨那样可爱，羞怯地走了进来。

　　「蔡小姐，我是那个修钟的妻子。」她说，「他害肺病，病得快死了。血一口一口的吐不止了。我们全家五口，只有一张破床，挤在一间小房间里，一个钱都没有。」

　　艾太太听见，马上给了她相当于十二元美金的钞票，而且答应她：「我会告诉我丈夫，叫他去看你的先生。」

　　艾先生真的去拜访这个修钟的人，但是他一提到耶稣的名字，病人就转过身去，脸对墙睡。艾先生把救恩的道理向他解释得很清楚，他却一点都不注意的样子。这位宣教士还是天天到那间充满肺痨菌，热得像烘炉的小房间去，将主耶稣奇妙的救恩讲给那垂死的病人听。我差人把这件事告诉石美玉医生。石医生是我的好朋友，她即刻叫她同工送钱去给这个不相识的病人。许多别的基督徒也为他祷告，愿意帮助他。

　　忠心的艾先生还是每天都去坐在他床边，讲耶稣给他听。突然有一天，这个病人翻过身来问：「你所说的那个美丽天堂，我可以进去吗？」「当然可以，」艾先生回答，「圣经里面的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凡相信的都可以得救。」

　　「我天天用背对着你，不理你。」病人说，「可是你总是不放过我。主耶稣终于怜悯我，开了我的心眼，现在我愿意接受祂。我不要穿门上挂的那件蓝色殓服，我要穿白衣上天堂，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洗清了我的罪。」

　　赞美主！虽然那时查理·李曼已经在天上，他的时钟仍旧说话，领人归主。

　　在我们患病或丧失亲人的时候，乌云会笼罩在家庭上空。然而，一种散发馨香之气的基督品格却会穿透乌云，照出金色光芒给那些活下来的人带来长久的祝福。我嫂嫂冠华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见证。

　　我们住在上海的时候，常常会见到八哥和他的家人。八哥的大儿子永愉娶了亮云，女儿永智是一个护士，小儿子永明则是一个大学生。八哥的妻子冠华个性阳光，活泼开朗，我们都很爱她。

　　在一个秋天的下午，冠华到我这里来，和我聊了一小会儿，然后她快乐地说了声再见，走进傍晚那灰蒙蒙的阴影中去。我们两个人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几天以后，她病倒了，被送到了医院。

　　在感恩节的时候，八哥来看我，尽管他竭力隐藏自己的心思，我还是知道，他已经意识到冠华快要离开人世了。那一整天，我的心不住地祷告，求上帝使冠华回天家这件事情成为她家人的祝福。那天下午，在医院里，北风把那个小房间的窗户玻璃吹得簌簌作响，在房间里，冠华所爱的家人们默然围在她的床前，关切地看着她一切细微的举动。在日落之时，冠华在病倒之后第一次睁开双眼，她握住亮云的手，另一只手指着天，喊道：「这地方太奇妙了！景色真美！你看得见吗？」

　　过了一会儿，她离开了我们，去了那个美丽的地方。在那里，天父迎接她回家。在她是全然的快乐，然而我哥哥失去了自己最好的伴侣，她的孩子们失去了慈母。他们常常想念她。永智告诉我：「第二天我醒过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摆在自己面前的白孝鞋和白孝衣！」

　　然而冠华的声音并没有停下来。她继续在对自己的家人说话，不过，这次是通过她的遗愿而说的。她最后一个请求就是戴着自己的金十字架下葬，自己的圣经也要放在身边。这给永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他决定每天读经，并常常到我这儿来在床边给我读经。可是，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整座房子里那种空荡荡的感觉让他难以忍受，不再有母亲在那里招待他那些还不信主的朋友，不再有母亲给他们讲圣诞节的故事，不再有母亲端着茶和蛋糕过来给他们，不再有母亲给他们送礼物。永明是个精打细算的人，这时他想到了另一个得体的法子来庆祝这个节日。他把自己小心攒下来的钱拿去买了二十本圣经，打算送给自己那些还不信主的朋友，以此来纪念自己的母亲。随后，他把每个朋友的名字写在在圣经封面空白页上，并把圣经亲自送上门。

　　他有一个朋友名叫隐珍，对圣经格外有兴趣，于是他们就常在一起研读圣经，一读就是好几个小时，还一同祷告。后来，她也成了基督徒，不久之后，他们就订婚了。而今，他们已经结了婚，过上了幸福的家庭生活。

　　冠华遗言所流传下来的祝福还不止于此，因为在我生日那天，永明兴奋得满面红光，跑进我的房间，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七姑，猜猜那个老佣人老高今天跟我们说了些什么？」

　　「我猜不出来，你告诉我吧。」

　　她说：「太太在临终前面带微笑，说：『这地方太奇妙了！景色真美！你看得见吗？』她脸上的微笑和所说的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话成天在我耳边回响。她过去常常劝我信主，但我硬着心不相信，并且常常犯罪，我的拒绝让她很难过。现在我也想要去看看那美丽的地方。二十年了，我一直拒绝耶稣，但现在我相信了，并且愿意受洗。」

　　永明走后，一直在房里的小金对我说：「七小姐，我跟了你七年，心里已经信主很久了。现在我想在别人面前承认耶稣为自己的救主。我可以和老高一起受洗吗？」

　　不久之后，我们的洗衣妇小苑也听说了这个消息，她很热切地来到我跟前，说：「我相信耶稣，这你是知道的。我也想受洗。」

　　就这样，在一个下午，三个女佣在我床前接受了三个小时的教导，并一起为着即将到来的洗礼祷告。这三个妇人有极大的转变，我为此兴奋不已。她们充满了喜乐，有很多经历可讲，特别是老高，见证很多。她说，在吃饭之前自己有时会忘了做谢饭祷告，于是就请上帝原谅她，并帮助她每次都记着谢饭。她说：「现在他时时都提醒着我。」

　　还有一次，她说：「我现在要写封信给家里的老头子，告诉他我现在有多么开心，还要劝他也要相信。」又有一次，她说自己和邻居的一个女佣聊天并向她传福音，这个女佣便告诉自己的女主人说自己要信耶稣。但这女主人轻蔑地回答：「你晓得什么？你又不认字。」

　　「不是的，」老高回答道，「不一定要认字才能明白，因为圣经上说：『如果你心里相信，就必得救。』」

　　「我还告诉她，」老高继续说下去，「不要听人怎么说，要听上帝怎么说。他们嘲笑你也没关系，重要的是上帝是否高兴。你看，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祷告，上帝总是垂听的，连我们洗衣、烧饭、扫地的时候祷告，上帝也会听的。」

　　在我们难民区的乌云也被拨开了，光明驱散了黑暗。这些佣人们读起圣经来非常用心，她们天不亮就起来叫我们一起祷告。她们可以自己读注音符号版圣经，每当看到某个奇妙的新思想时，脸就会变得闪闪发光，高兴得气也喘不过来。她们每天早晨在菜场和老高碰面，并对她们遇到的人传讲福音。

　　然而，冠华临终遗嘱的祝福还没有完。她虽然已经过世，却仍旧在说话： 光贞是一个堂亲，年纪较大，守寡后在八哥家住了很多年，在这些年里她一直拒绝相信耶稣，而冠华临终时发生的这些事情却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受过教育，终于开始去读圣经了，在读了圣经之后，就找到了主，也请求受洗。

　　复活节到了，临时教堂（原先那座美丽的教堂已被炸毁）里挤满了饱经战乱之苦的难民。光贞和这三个女佣站在这群人当中，准备好接受洗礼。永明和永智领了圣餐，永愉和亮云的两个小女儿做了献礼。

　　这件事也给我带来了祝福。停下手头事工，在一个黑暗的房间中病恹恹地一躺就是二十年，这并不是一件易事。然而，我总会尽力提醒自己，我虽看不见光明，明亮的阳光在黑云背后却仍旧闪耀。

　　上海的租界夹在新旧城区之间，包括英租界、美租界、法租界、日租界、俄租界，后来还有了犹太人租界。这些外国人原先不过是零星地散布在众多中国人当中罢了，而今却因难民涌入，充斥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使上海的人口增加了三倍。爱国学生们深恨中国缺乏自治权，因此租界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尽管如此，由于这些地方受国际公约管制，较为安全，就成了有钱人的避难所。在1937-1941年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上海成了一个大难民营。

　　我们住在法租界，可那里没几个法国人，周围住的外国人大多是白俄，他们在俄国革命之后逃到这里，把这里变成了白俄区。霞飞路就在附近，那时候大家都把它叫做「罗宋大马路」，因为那一带俄国商铺林立，人行道上散步的也大多是俄国人。

　　我们搬到那里还不到一周，日本人就开始围攻上海了。在租界里尽管没有炸弹爆炸，中日军队却在这个区的两边相互开火。三个月后，上海沦陷，在这三个月间，子弹的呼啸声和大炮的轰炸声从未停过。

　　李曼小姐继续校对注音符号版圣经的工作。之前她把上海所有印刷仪器全都搬到了南京，在我们离开南京之后，她又把这些仪器移到了汉口圣书公会那里，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倘若这些印刷仪器留在了原先的上海办公室，或留在南京，就会被毁掉，李曼小姐的投资和心血也会付诸东流了。

　　同这栋房子的大部分住户一样，我们的女房东奥尔加小姐也是一个白俄人。我们刚到的那天下午，她出去打麻将了，所以是一个叫「伙计」的中国男佣带我们到所租的房间去。傍晚，奥尔加踏着高跟鞋，咯噔咯噔地走上楼来看我们。她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年轻女人，穿得非常时髦，她用蹩脚的英语说：「你们是新来的客人，李曼小姐和蔡小姐，是吗？看看我给你们带了一张床单和几个碟子。请你们用吧。」

　　「多谢你了。我猜你是我们的房东吧，请问尊姓大名？」

　　「得了，我叫奥尔加。你们想和我一起打麻将吗？」

　　「不，我们不打麻将。我们是基督徒。」

　　「不打麻将？干嘛不打？」说完，她一转身，又咯噔咯噔地下楼去了。

　　过了几天，她又来了。「请你们现在付房租给我吧！」

　　「我们搬进来的时候不是已经付过房租了吗？」

　　「不！不！不是这个月的租，是下个月的房租。我打麻将输了很多钱，请你们现在就把下个月的房租给我吧。」

　　就这样，奥尔加过来看我们，不是请我们打麻将，就是问我们借钱。其余时候，虽然我们看不见她，却可以听见她在楼底的呼喝声：「伙一伙计！过来这边！」或者「咪咪（她的狗），你在哪里？」她打麻将输了钱，就会听到玻璃杯、碟子和刀叉摔在地上的声音，还有狗的惨吠声，因为这狗被她痛打，一直被追打到大厅里去。奥尔加和所有的房客都吵架，只是没有跟我们吵过。我们常常听到猛力的关门声，还有怒骂及尖叫声，因为他们常常会打了起来。这些争吵和打斗使得警察几乎天天上门来查问。奥尔加和一个名叫尼尔斯的瑞典男人同居了7年，却仍旧没有结婚。尼尔斯白天在租界监狱上班。她向他发脾气的时候，就会摔碟子、杯子，把银器往地上砸。他们常常到外面去跳舞，凌晨才回来，大声唱着歌，喝得酩酊大醉，还没有进自己的房间就醉倒在外面，在楼梯上睡着了，我们的佣人早上下楼梯的时候会被他们给绊倒。

　　那位伙计英文说得不好，过去常上楼来向我诉苦，因为我是个中国人。「这个小姑娘把鞋袜都扔在地上，叫我拾起来。她有很多衣裳，却没有一件喜欢的。她把这些衣裳卷起来，就这样丢在衣柜里。」

　　奥尔加的母亲、姐姐还有侄子侄女从美国的阿瑟港来到上海，全都住在我房间下的那间房里。奥尔加常常和他们打架，揪住她侄女的头发不放，侄女尖叫起来，于是她母亲和侄子就跳起来压住奥尔加，于是桌子翻了，椅子倒了，奥尔加、侄子和侄女在地上也滚做了一团。

　　有一天，一个房客过生日，就请奥尔加和她一起打麻将。她们连打了四十八个小时的麻将，奥尔加输了两百美元。为了还债，她不得不把自己的房间也分租出去，这样，那个大衣箱就得要移走。在搬箱子的时候，她受了重伤，接连几个月都虚弱得几乎没有办法下地行走。一天，她上楼来看我们，坐在椅子上哼着告诉我们，医生说她必须要做一次手术，手术费很高。李曼小姐常常向她说起耶稣，这时就劝她自己给自己做祷告。于是奥尔加就走到自己的房间里，跪下来祷告：「亲爱的神，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淘气的女孩。请让我身体好起来，我答应你，以后再也不打麻将、不喝酒、不跳舞，再也不和别人吵架了。」她立刻觉得身体不再疼痛了。当晚，尼尔斯回到家，说他已经安排好了，要送她去医院治疗。

　　「不！不！尼尔斯，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身体已经好了。」

　　「胡说八道！医生说你要动手术才能好起来的。」

　　「尼尔斯，求你了，我不需要动手术。耶稣已经把我医好了。」她拒绝进医院，因为她的身体真的痊愈了。她急急地赶上楼来，不顾我们当时正在款待客人，迫不及待地将这个神迹告诉了我们。

　　奥尔加遵守了诺言，因为她从那以后就成了一个全新的人。这栋房子终于有了安宁。她常常会上楼来读经祷告。她用一种像孩子似的简单方式来祷告：「天父，祢知道我可能会跌倒，祢扶我起来。」有一天，她读到《箴言》，心里非常感动，就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你这个懒情的小东西！去看看蚂蚁，它在整个夏天都工作，要为过冬做准备。』」于是她把自己丢在一边的衣裳从衣柜里拿出来，开始学习缝纫。

　　她去还自己欠下的赌债。她站在赌场走道那里，不敢进去，因为怕自己又被诱去赌博。不过，当她看到那些赌徒们一脸的贪婪和颤抖的双手时，心里忽然一片释然，就这样，她从原先这种奴役捆绑中被拯救出来了，她为着自己得到的新生命而赞美上帝。

　　现在，她想要帮助自己的男朋友，于是就请李曼小姐给他传讲福音。「请你好好教教他，我有了一颗新心，希望他也能改头换面。圣经里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我希望他能够去读。」

　　然而，这种新生活却没有让尼尔斯高兴起来。他说：「你说不跳舞、不吸烟、不喝酒！我成天在监狱里工作，现在倒好，你要把家里也要变成一个监狱了。」

　　然而，奥尔加学会了通过祷告来到上帝面前，于是她祷告道：「天父，我求祢了，我爱尼尔斯。我希望他能和我走同样的路。但祢若要让他离开我，那也可以。请祢把祢自己的旨意放在我们心里。」上帝听了她的祷告，因为有一天，尼尔斯放假，就带她去了教堂。他们在那里结婚了。

　　我们住的那栋房子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噪音。在楼下，一位受过教育的中国女子租了一间房。她的丈夫遗弃了她，于是她就试图在佛教中寻求安慰。每天早晨天蒙蒙亮的时候，她就会大声念佛经。大多数房客都会在晚上出去寻欢作乐，所以他们会抱怨她搅了他们早晨的睡眠。我们常跟她讲由基督而来的安慰，但是她一点兴趣也没有。最后，她有一天告诉我们，要到西部去找她的丈夫。几个月以后，我们收到了她寄来的一封信：

　　「蔡小姐和李曼小姐：

　　「虽然好久都没见到你们，心里却是常常想念。我离开上海之后就去找我的丈夫，在汉口被疑为间谍而下到狱中，坐了六个月的牢。我在狱中无事可干，就去读你们送给我的圣经，它给我带来了真正的平安。我越读就越觉得圣经很奇妙，于是就和其他囚犯一起分享圣经。那些看管监狱的人准许我给这些人读圣经。非常感谢你们送给我这样一份奇妙的礼物。」

　　在第二封信中，她告诉我们自己已经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并找到了丈夫。他们已经破镜重圆了。

　　在房客中还有一个犹太女人，是从欧洲来的难民，我们常常听见她的哭泣声。她所经受的惨事和心里的哀伤不仅压垮了她的身体，也让她的精神变得有些失常起来。她丈夫斥责她，而这只让她的情况更糟。她被送到精神医院，穿上了疯人拘束衣。过了一段时间，她从医院回来了，但不久后再次崩溃。任何关于基督的话她都听不进去，在逾越节时她来看我们，连我们房间里的一杯水也不愿喝。不久以后，她却开始读起我们送给她的那本圣经来，这些生命的话语抚慰了她的心灵，终于让她找到了平安与安详。后来，她得到一个去美国的机会，于是就把这本圣经带在身边，她写信告诉我们，说她继续每天读经并从圣经中得到安慰。

　　三只迷途的羔羊！一个俄国难民，一个中国难民，还有一个犹太难民！然而好牧人把她们全找了回来，并且带领她们安全地回到自己的羊圈里。

　　1927-1937年间，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在那些年里，南京人口从原先的两万人迅速上升到一百万人。内外的街道都加宽了，公共汽车也有了，很多市政设施如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来自全国和全世界的陌生人涌入了这个城市，而政府则热衷于统一中国，改革法律和教育制度，将其军队现代化，所有这些都是非常艰巨的工作。

　　不过，当时政府不仅有内忧，更有外患。在黄海海岸对面，有一个强国，知道若要实现自己的野心，中国在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当中国政府正尽力改革国民经济之际，日本人却趁机开始蚕食华北，一点点地将这块地方侵吞了下去，并在那些年里试探中国是否强盛到足以自卫的地步。因为中国看上去似乎还有能力自卫，所以日本当时就决定不去冒这个险。

　　在1937年夏，日本首先袭击了北方的北京，然后又突袭了位于中海岸的上海。政府被逼无奈，只好一面把日本人拦截在上海，一面把政府人员疏散到华西的一个山寨里去，然后让日本人进入内地，要把他们引入那如沼泽迷宫似的地带。所以，当日本军队从海岸登陆的时候，老百姓就向西逃跑。所有的政府官员及其家眷都接到撤离的命令，随着他们一起走的还有年轻人、有钱人、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而老弱病残以及妇女儿童则被留在后面。高等教育机构被转移到了几千公里之外，现代化的工厂则将设备拆卸了一件一件地通过陆路运走。南京像一个瓶颈，几百万狂乱的难民全都想拥进这个城市，在他们面前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留在这里，忍受被日本侵占压迫的恐怖，要么逃往内地，在内地崎岖的山路上长途跋涉。在所有想走的人当中，那几列火车、公共汽车还有轮船只能带走其中的百分之一。那大逃亡的景象真是难以描述，不过，我可以给你讲讲在那些日子里，上帝对自己儿女的一些奇妙眷顾，对离开的人和留下的人，上帝全都看顾。

　　史小姐和柳小姐是两个中国传道人。她们想坐火车去南京城南的乡下避难。她们到了火车站，只见车站里挤满了推推搡搡的人，所有人都想挤上一列已经坐满人的火车。她们发现有件行李落在了后面，史小姐就走回去找行李，可是没有找着。等她回到车站，火车已经开走了，柳小姐带着现金和其余行李乘火车离开了。史小姐站在那里，周围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她一边手拿着五块大洋，另一边手提着一个装着换洗衣服的小袋子。另一列火车开了过来，方向向南，可是这列火车已经挤满了人，而人们却还是去爬车窗，想要坐到列车顶上去。这列车看上去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正当她站在那里的时候，有一个陌生人问她：「你想在这火车上找个座位坐吗？」

　　「当然想的，」她说，「你可以帮我找一个座位吗？」

　　「跟我来。」这人回答道。他随后就把她带到了特别为政府官员预留的头等车厢那里去。她一开始非常兴奋，因为自己居然能有座位坐，但后来才知道这列火车在她要去的那个地方不停，会一直向前开，要开到一个陌生的镇子才停下来，在那里，所有人都要下车。就在这里，上帝也供应了她！ 在火车上有一家人租了一只蓬船，所以就邀她同行。当他们在第二个镇子分手之后，史小姐找到了一个自己曾经去过的教堂，于是就加入了另一群基督徒行进的队伍里去。就这样，她一点一点向西走，在西部，她成了家并找到了一份工作。

　　袁小姐也有类似的漂流经历，不过时间要更长一些。她带着自己的小布袋和几块大洋，从一个镇子走到另一个镇子。无论她走到哪里，都会找到小小的基督教教堂和宣教站，里面都有热心的基督徒来招待她，这些基督徒大多都是中国内地会成员。她晚上在铺着稻草的地板上睡觉，在井边洗簌，吃他们所提供的简单食物，并在传福音的聚会上讲道、带查经班，然后在接到日本人逼近的消息时候，就跟着新来的难民一起向西逃。这些难民有的坐蓬船，有的坐独轮车，有的骑着驴、有的步行，穿过了风景如画的中南部山区。内地的基督徒欢迎袁小姐的到来，并请她给路过的这些人讲道，就这样，她有了随时随地做用证的机会。抗日战争于1937年爆发，持续了八年，在这八年间，她周游了十个省份，除了沿途所受招待之外，并没有任何外在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她随处进道，教导和做见证，直到1945年战争束之后才回到南京。她告诉我们，直到那时，她才知道中国内地会，才对他们无私奉献以及在那些日子里对中国人的殷勤招待有所了解。

　　还有一位王老太太，她与家人在离南京城不远的乡下避难，他们在一个小村庄里租了一间屋子，是一排三幢屋子的当中一幢，成群结队的年轻妇女整天都躲在地下室，为要躲避日本散兵游勇那禽兽的情欲。有一天，她们看见有一个日本兵走了过来，于是女孩们全都躲了起来，而老太太们则在外面守望祷告。这个日本兵进了第一幢屋子，然后又出来了。正当他要踏入中间那幢屋子的时候，一只狗跳起来咬他，于是他就转过身把那只狗赶走。这样一来，中间那幢屋子他就没有去，径直进了第三幢屋。

　　陈老太太和她全家没钱雇车从南京逃走，只好呆在家里。几个日本兵进了他们的房子，看到有男人站在院子、他们就开枪把他们全打死，然后一走了之。陈老太太和她儿媳妇是唯一两个幸存者，被这场射杀吓坏了。两个无依无靠的女人怎能够活下去？她们惊恐万分，转身跳进井里自杀。正当她们在井水里挣扎的时候，又有一个日本兵走了进来，他听见有响声，就从井口向下看，对她们微笑了一下，让她们不要怕，然后放下一条绳子，把她们拉了上来，给了她们一些干衣服，还留下一些钱。她们想谢谢他，而他只说了句：「我是一个基督徒。」

　　正当战乱中的残暴四处肆虐之际，一位勇敢的美国女宣教士一次又一次地走上街头，把那些跪下来喊着求她救命的妇女们聚在一处，然后把她们带到金陵女子学院，一群英勇的朋友把美丽的校园变成了一个在美国国旗保护下的巨大难民营。她们保护着这些妇女不受蹂躏，长达五个月之久。这些日子里，几所由宣教士们运营的难民营收容了成千上万的难民。南京的妇女过去常说：「我们南京人是那个美国宣教士救的，我们觉得她就是耶稣自己。」

　　至于我和李曼小姐，曾经在日本侵略阴谋的阴影下生活多年，这只老虎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只是不知道它何时会扑过来。我们就如往常那样生活，希望情况能够好转。李曼小姐在完成注音符号版圣经印刷的同时，还要尽力不让我担心。我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一位中国朋友来到我的房间里，告诉我关于大逃亡的事情，并催促我们去上海租界住，因为当时日本还没有对那里发起进攻。

　　我们决定打点好行装之后尽早出发。我们的印刷商汪先生在火车站足足花了三天的时间，才为我们成功地订到了一个头等车厢的位置。后来，好心的列车员让我们的三个女佣和我们一起留在这节车厢里，没有让她们去三等车厢坐。如果她们要坐三等车厢，就得要等下一列火车，而且肯定会在混乱中走失的。她们都是头脑简单的乡下人，从来没有坐过火车，其中有个女佣叫小金，整个晚上都在嘟哝着：「啊，我的妈呀！ 啊，我的妈呀！ 我们会怎样呢？我们这么多人，这个小房怎么能住得下？」

　　忽然，一个可怕的念头第一次在我脑中闪过，于是我问：「李曼小姐，我们在上海住在哪里呢？」

　　「亲爱的，我不知道。」她回答道，「主必预备。」 列车准点到站，我们刚到上海站，李曼小姐从车窗向外看，叫道：「喜铃在那里接我们！」喜铃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带着一个护士，旁边还放着一个轮椅。我们曾给喜铃发电报，请她来接我们，所以会期待她在那里接车，但我们不知道的是，那封电报她其实并没有收到。她在早晨做守望祷告的时候，受到感应，于是就下了楼来接这一趟列车。而且我们的列车门刚好停在她站的那个地方。我们穿过拥挤的人群又发生了一个神迹：在路旁，有两辆空出租车在那里等客。

　　「这里真是人山人海，所有人都想在上海找个地方住。」喜铃告诉我们，「今天就别白费功夫去找房了，你们最好先在医院找个病房住下。」但是医院的病房太小，我们五个人住不下，于是我们就打电话给八哥，请他帮我们找个地方住。

　　「现在上海连一平方空地都没有了！」他大声喊着说。

　　「那你就尽力而为吧。」我们催促道。于是他就叫他儿子永愉和媳妇亮云去给我们找个地方住。他们整个早晨在街上走来走去，却一处地方也没有找到。在中午的时候，他们又热又累，于是就到环龙路的一家俄国小餐厅坐下来吃饭。就在街对面就有一排砖房，正当他们吃饭的时候，一个俄国女人出现在他们面前，她在其中的一幢房子门上贴了一小块方片纸，那张纸只有名片那么大小。

　　「我们去看看贴的是什么吧！」亮云说，「也许是租房广告。」他们过到街对面，发现这的确是一张租房广告！他们碰巧看到了，而找房子的人满大街都是！当他们走到门口的时候，那个女人还在外面，于是她就带他们上楼看房，这个房间带着一个浴室，刚好合乎我们的需要！其他找房子的人跟了过来，于是亮云就留在那个房间里，保住这个机会，永愉则去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给你们找到了一间房，如果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就租不到了，」他说，「所以你们就按照这个地址尽快赶过来吧！」

　　就这样，在到上海七个小时后，我们就高高兴兴地搬进了这个在流亡中的新家。

　　在我长病不起的那段时间里，李曼小姐照看着我，她是否会因此就停下注音符号圣经的事工呢? 啊，那可没有！ 如果你认为她会停下来，就不够了解我这位名叫玛丽·李曼的义母了。在她看来，困难只不过是证明了她的工作极端重要而已，所以要沉着应对，而决心却是绝不会动摇的。她藉着恒切祷告、充满爱心的照顾以及坚强意志，帮助我从死荫幽谷中走出来；与此同时，她以同样的热心，投入到自己这项自愿接受的翻译任务当中去。很多人也许会把她想象成是一个精力充沛而健康强壮的女人。其实，她的脊椎受过伤，一直疼痛不止，身体也很虚弱，几乎很少出门。在照料我并满足我很多需要之后，她一有空就工作，工作时坐在一张躺椅上，把一张小桌子放在膝头，打字机就摆在旁边，常常工作到凌晨。这样，她处理了很多来往信件，并继续去做那无休无止、需要全神贯注的校对工作。她还培训了很多老师和学生来协助校对，并尽量把那些会对这项工作感兴趣的人争取过来。她教会佣人们阅读，并让她们作为成果演示给别人看。史特瑟斯小姐（Miss Helen Struthers）花了两年的时间来协助这部圣经的出版和发行工作。

　　李曼小姐得到了上海注音符号推广委员会的支持。和她想法一致的宣教士也想尽量用这种方法教普通老百姓认字，他们也支持她。不过，说来也怪，文人也好，文盲也罢，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接受这个大好机会，对这种方法根本没有信心，就连绝大多数传道人也和这些人抱同样观点。他们对汉字过于投入，对将拼写从本地方言变成北京话的可行性过于怀疑，而且很容易就被启用一个新系统时会遇到的困难吓倒了。很多人一开始学都很热情，可是，当他们看到人们反应冷淡之后，很快就停了下来。因为不识字的人认了几个字之后，就觉得非常自豪，因而会抵制一切新生事物，而注音符号看上去就像是一门外语，他们对此也就格外反感了。

　　西方人似乎较为容易接受这个，因为他们习惯了注音的拼写，然而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则绝难接受。中国人习惯于单用强记的办法来一个一个地认字，虽然说话是有抑扬顿挫，却无法辨别声调，只把那些同声调的字当成是不同的汉字辨认。他们的脑子忙着认字，就没有空去思考所读的内容，所以，内容稍微复杂些就往往被完全误解掉。事实上，这一计划推行起来困难重重，若没有政府强制性推广，单凭着个人努力是行不通的。不过，一个原本笨拙的妇人，若能在老师的循循善诱下跨过拼写这道门槛，那么，在福音单张或圣经中的亮光就会让她开始变得有智慧起来，她情感和推理方面的能力就将会被激发出来，她就能渐渐成为一个全新的人。一旦她意识到自己是在阅读中文（她们一开始误以为所学的是英文），意识到自己可以写信了的时候，一旦她能渐渐体会到上帝话语之美妙，她就会迷上圣经，并为着发现自己有这样的悟性而喜形于色。有个讲道人念错了个字，一位老婆婆纠正他说：「在我的这本圣经（注音符号版本的圣经）里，这个字是这样念的。」当然，她念对了，错的是他！

　　最先完工并付印的是《约拿书》，其余书卷也陆续印了出来。这样，我们就有了好几本教材，可以去教那些来我们教堂学习的乡下孩子。乡下人差不多全年都很忙，不过，在过完农历新年之后，他们就有时间学习了，那段时间我们的工作最辛苦。孩子们学得比大人快很多，在六周之内，这些孩子就能够很好地拼读书写了，于是我们便让他们带着书回家，嘱咐他们坚持念书，并试着去教别人。他们回家之后，对自己刚受的教育非常自豪，常常给我们寄卡片，上面写着注音符号。不久之后，这群孩子所在的乡村那里来了一个农夫，他笑容满面地过来拜访我们，还带了鸡蛋和炒米作为「谢礼」。他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这注音符号，」他一开始就说，「可真是个活宝贝。我的女儿名叫宝珠，今年在你们的速成班念书。她回到家之后，给我们念圣经，还开始记账！这可真让我们吃惊。这样一来，我们的邻居就常常过来串门，要听她念书。

　　「有人说：『这真神了，这个娃儿原先一个字也不识，现在居然可以读圣经了。有谁听说过这样的事？』还有人说：『也许她念得不对。我们去叫一个上过学的大男孩来试试她。』于是他们就把一个念过书的大男孩叫了过来，给了他一本圣经，然后叫宝珠读她自己的那本圣经。她每个字都念对了。那个男孩子念了5年书，还没有她读得好。现在，我们村里人只要遇到新字和难字，都拿过来问她，如果这字旁边有注音符号，她就能告诉他们这是什么字。所以他们都把她叫做『小字典』。」

　　漆匠和木匠的故事也很有趣。我们雇了一个人为我们漆房子。这个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一位勤劳的工人，可惜目不识丁。他第一天参加我们晨祷的时候，看到厨子、洗衣妇和拉车的苦力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本圣经，轮流读当日经文，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们就劝他也去学注音符号。他站在那里，满脸通红，耳根发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他是个结巴！不过他还是很想学。于是，就看见他在工余时间，坐在一块石头上，双手抓住一页纸，开始拼读「b-b-b-b啊，b，p-p-p啊，p，m-m-m啊， m，d-d-d啊d」，这真是不可思议。他不断地念叨着「b啊，p啊，m啊，d啊」，连站在梯子上刷漆的时候口里也念念有词，还在刷漆刷到一半的时候停下来，拿起书看看，找一些生字来念。

　　有一天他告诉我们，有些门的木头坏了，而且窗户也朽烂了，所以在上漆之前，我们得要找个木匠把这些修好才行。那木匠一到，漆匠就走上前去劝他学习注音符号。当木匠开口读这些音的时候，两个人都大笑起来。大家都围了上来，想知道什么事那么好笑。漆匠说：「他也是个结巴。」不过，口吃这个毛病不仅没有让他们两个人灰心，反而使这个结巴老师和结巴学生学得更加带劲。我们常常看到他们俩坐在树下的一块大石头上，各自手里拿着一本书，一边喝茶，一边津津有味地读书。

　　现在，政府开始全力推广注音符号了。所有的小学课本里面都标上了注音符号，连很多告示上都做了标注。有一个市长，下令要老百姓们到大众补习班里去学注音符号，但报名的人寥寥无几。他们说： 「我们太忙。」于是，这位市长就把老师安置在城门口，挨个考核入城的人，看他们是否会读注音符号，只有会读注音符号的人才能进城。问题解决了，所有补习班全部报满了，因为乡下人都得要进城来卖东西。

　　在1937年6月，教育局在南京召开了一次会议，来自全国各地近一百名代表将会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培训，一起学习如何教老百姓认注音符号。普及教育部部长知道李曼小姐做过的事，就请她送几个学生过来给这些代表们做演示。李曼小姐就与我们的一位中国老朋友袁小姐取得了联系。这位小姐在南京城南30公里左右的村子里传福音，她把自己的积蓄奉献出来建了一座小教堂，并且亲自和泥水匠们一起来建堂。她正在教一帮男女孩子们读注音符号。这些孩子们整天都要干活，在山上挖野菜、拉车、放牛、砍柴等，每天傍晚，在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才能过来上半个小时的注音符号课。袁小姐接到信，就雇了两辆马车，跟学生们说，他们可以和她一起进城。这些学生们挤进了车里，打扮和平常没有什么区别，男孩子手里拿着一本书，女孩子用黑帕子把头包住，书放在篮子里。这些孩子觉得进城是一件极为好玩的事情，睁大了眼睛要来看首都的各样奇妙事物。李曼小姐出来迎接他们，把他们领到了教育部富丽堂皇的大门里面。

　　他们进了大礼堂之后，眼睛睁得更大了，前排座位上坐着很多教育家，不过这些孩子初生牛犊不怕虎，出色地通过了所有测试。代表们受邀来考考这群孩子们，于是其中一位代表走上前来，拿起一本他们带来的书，随手翻了一页，叫一个孩子朗读出来。这个孩子开口就读，非常成功。另一位代表自己带了一本有注音符号的书，就拿出来给一个男孩读。虽然这男孩之前没有看过这本书，却能将里面的内容朗读出来。第三个代表指了指墙上的标语，请一个女孩来念，她也念出来了。这次演示给这群教育家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把注音符号权威赵元任博士准备的一套注音符号纪录片作为奖励，赠送给李曼小姐，还请我们预备一篇关于注音符号价值的演讲稿，要在中央广播电台播放。那时，我的身体刚好恢复了一些，于是就口述了这篇演讲稿，后来又通过口述，出版了几本关于注音符号重要性的小册子。

　　我是在贵族化的学校念书，每项科目都用英文教授，老师也都是美国人，有的住校专任，有的是附近一所大学的教授太太。记得有一次，一位上帝重用的宣教士明美丽小姐，带我们几个「较高等」的学生到她游行布道的船上去各地举行布道会。我们平时佣人伺候惯了，连自己都不知道怎样照顾，更别说做普通家事了。所以我们都袖手旁观地坐在那里，看她煮呀、洗呀、清理呀，甚至倒脏桶也由她。她真像佣人那样，等我们吃完了就用我们的盘子吃。她确是为主舍己感人的宣教士！

　　以后的年日中，我常常与这位亲爱的宣教士一同祷告，一同工作至深夜，将她的信息译成中文。我一向深深佩服宣教士，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离乡背井，许多人甚至为了上帝，为了我的同胞，牺牲他们的生命。

　　毕业后，我在中国政府办的省立第一女子师范任音乐、家政等科目的教员。课余我常向学生传福音，结果二百多名学生中有七十二名接受了基督。她们常常来我家，也来我们教会查经班。这时，报纸开始攻击我了，骂我：「这个音乐教师原来是传教的，教学生呼求上帝呀，上帝呀，唱天堂是我家。引起了家长们的震怒。」真的，许多学生实在为了信主受到家庭的逼迫，但他们在试炼中站住了，忠心到底。现在有些也住在美国，常来看我呢！

　　与我一起出去旅行布道的宣教士，多半对基督徒讲道，我就常常对非基督徒证道。我们到过许多大城市，对公立学校、教会大学、中学的师生，对医院的护士、普通老百姓，讲过无数次的道。有时人数多得无处容纳，要搭帐篷，我常住进学生宿舍，只为了要接近她们。

　　有时，一天讲完三次道以后，我还要忙到深夜，接见慕道的人，个别谈道。我们也到过许多穷乡僻壤，过简单的物质生活。我们坐过火车、轮船，也坐过轿子、独轮车、人力车、帆船。我们遭遇过许多反对和试炼，但主是我们的先锋，在各式各样的人中，预备了无数的心田，接受他自己的救恩。

　　最后，我终于放弃了许多高职位的机会，与我最亲爱的同工李曼小姐一道事奉主。上帝在我们的共同事奉中，赐给我们深挚的友爱与和谐。我因此也可以继续住在自己家里，要不然，没有基督徒可能进到我们家里来。因为当时门第观念太深了。许多年后，我取笑李曼小姐，说她并没有正式邀请过我与她同工。是真的，我毛遂自荐时，她总是静静地说：「愿主耶稣引导你。」每次我征求她的意见，问她做什么好的时候，她总是用同样的这几句话回答我，从不表示她自己的看法。我必得供认，初信主的时候，真被她这句话激恼了。我心里想：「为什么她不把这句话印出来呢？每次回信给我的时候，夹上一份不就得了。」

　　可是，她的回答多么正确，在人生路途上的许多抉择中，我们都应当直接从上帝那儿得指示。我们可以请教属灵的长者，或者和主内的兄弟姐妹商量，但在最后的决断上，应该是上帝直接对我们的心灵说话。

　　李曼小姐和我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在疾病、战争生死关头和几乎没法解决的困难处境中彼此照顾。当我刚刚开始与她在南京同工时，引起了一大堆的疑问。苏州的校长贝小姐和安汝慈小姐，还有别的宣教士，一个一个专程地来问她，为什么留住我，不让我做全国性的事奉：「南京只是一个地区呀！」她们这样责问她。

　　但是，李曼小姐实在没有「留住」我，是主自己领我俩在一起事奉他。所以从这件事情又看出来，她是多么有智慧，常常用那句话回答我–「愿主耶稣引导你」！

　　1903年初，李曼小姐开始了她的杰作，一连十一年六个月才完成。原来她坚信大多数是文盲的中国人，应该有一本比汉字更简化的圣经阅读。那时中国政府已经正式采用了注音符号，于是她动手把中文新旧约圣经全本每行汉字旁边都加上注音符号。这真是一项千古不朽的杰作。

　　李曼小姐可以说是最没资格，又最有资格从事这项伟大事工的人。她经济拮据，办公的地方局促，校对员是义务的，又只有一位铸字匠铸这种符号的字模。那时她已因健康关系退休了，身体虚弱，又周身疼痛不止，她的目标似乎不可能达到。而且不但没有人同情她，还有许多想不到的人士反对她。然而，她有高深的中文造诣，钢铁般的意志，无限的信心，深信这是上帝呼召她的工作。这本注音符号的中文圣经又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拦阻，在三十多年后才正式问世。

　　1931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我醒过来，觉得眼睛刺痛得好厉害，房子好像在打转，额头发烧，全身僵硬。就这样九死一生地躺了十七天，不能吃也不能动。以后的八个月，喉头只能出一点咕噜声。一年半之久，眼睛都睁不开。我病得这么厉害，李曼小姐只好放下她白天的注音工作，整天来服侍我。仅剩下在三更半夜，累极了的她才有时间做校对工作。

　　六个不同国籍的医生，被请来看我的病，都异口同声地宣布无望。一位最著名的中医也被请来看我（我们还要付他一大笔钱，如果他在出诊中被人绑架的话），他握住我的手说：「你好像一盏灯，油干灯尽了，最多只能活三天。」我的家人为此替我做了殓服，买了棺材。可是，上帝的大能藉着李曼小姐的祷告、信心及勇气，带我经过了死荫的幽谷（在以后的年日中，又经过了许多类似的幽谷）。

　　1937年，正当李曼小姐的注音工作做得颇有起色时，日本侵略中国了。但是她并没有停工。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她也不肯跟其他宣教士一道调遣返国，为的是想完成她的注音圣经工作。因而，她被关在日本集中营里两年，跟别的残废病弱的外国人关在一起。我呢，在那整整两年之中，也一直被困在病床上，患着不治之症，骨髓里藏着许多疟原虫。那年的圣诞前夕，我还活着，真是使大家惊奇不已。有一位医生公开对他的家人说：「我留意蔡小姐的病状很久了，从她的病我知道，一定有位真神。现在我们母子俩决定相信耶稣，并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上帝也奇妙地救了我家看门的。他在我家三十五年，我父亲做官时，他总管我家门口、花园、庭院等处的安全职责。当他听见我的病没有希望时，跑去见牧师说：「我也要去蔡小姐去的地方。」于是牧师指教他怎么信主，领他得救。他接着受了洗，几个月后就被主接去。

　　有一次，当我濒临死亡边缘的时候，我看见天堂的异象，也听见美妙的歌声。我想：我的时候到了，多么隆重的欢迎！可是我似乎听见有声音说：「不，不是正式的欢迎，只是预演而已！」

　　我的病症，经过十六年漫长痛苦的日子，才得到正确的诊断，那时已经太迟了，来不及治疗了。疟疾连带许多附属的症状，使我永远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行动自如地服事主了。人的耳朵里面有三个半规管，是保持人体平衡的，我耳朵里面所有半规管都分开了，所以我的平衡系统也完全被破坏了。我走起路来就像个螃蟹，前摇后摆地，没人扶住就要摔倒下去。我的眼睛受不了光，在窗帘低垂、灯光密罩的暗室里，还要戴上深黑的眼镜。

　　到美国来以后，有一天一位耳鼻喉专家到我房里来，高声说：「蔡小姐，我知道你是个难民，而我是个专家，你是请不起我的。不过为了好奇心的缘故，我愿意好好检查你一次，要查出你不能走路的原因来。」

　　他把房间弄黑了，将我仔细检查一番，等他终于停下来的时候，我真是得了解救似的，感谢主。然后他指着天说：「蔡小姐，只有那位天上的医生可以使你再行走。当然你知道，每个耳朵有三个半规管，保持身体平衡，你两耳的半规管都分开了，因此你今生永远不能走路了。」他并不知道致使耳朵半规管分开的原因。我要求他替我动手术。可是他只微笑着说：「我说过了，只有天上的医生能使你再走路。」这是1950年以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