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祂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但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但说：『撒但哪！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么？』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亚二1-5）
柴放在火中，过不了多少时间便被焚烧成了灰烬。一根柴从火中被抽出来未被焚烧，这是何等幸福的事！这根柴如果有知觉，它应当怎样感谢那把它从火中抽出来的人呢！先知撒加利亚看见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但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责备撒但，并且告诉他说，约书亚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撒迦利亚又看见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但神的使者却使他脱离罪孽，穿上华美的衣服，而且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从这段记载里，我们能看出来约书亚是一个遍体污秽的人。撒但与他作对的时候，意思是说，以他这样污秽的一个人还配站在神的使者面前作大祭司么？如果约书亚是一个圣洁无疵的人，撒但便没有理由可以与他作对。但现在约书亚那一身的罪孽便给撒但一个最好的理由，使他下手攻击他。神即斥责撒但，不容许撒但攻击他，并且对撒但说，「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么？」那意思是说，约书亚是我从罪恶的烈焰中抽出来的。我拯救了他，我拣选了他，我不容许你与他作对；他遍体污秽，但我能使他变为洁净：我要脱去他身上所穿污秽的衣服，而且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戴上洁净的冠冕。神接着也就这样作了。撒但再不能攻击约书亚了。
大祭司约书亚是神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当我回想我蒙神拯救、蒙神选召的经过的时候，便觉得这个名词「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用在我身上也正合适。我也是神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这根柴已经与其他的柴一同放在火里了，神却行了奇事，把这根柴从火中抽出来，使他没有和其他的柴一同化为灰烬。这是神奇妙的作为，这也是我极大的幸福！柴没有知觉，我却有知觉，我想到我所得的福分，真不能不欢欣雀跃；我想到神奇妙的作为，又不能不感激涕零。我不敢埋没神的恩惠和荣耀，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
我的出身是十分寒微的。大约很少有人像我的身世那样可怜。我不知道我的原籍是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我的祖父叫什么名字，作什么事业；我更不知道我原籍的家中还有没有什么人。因为父亲早去了世，母亲向来不问这些事。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名叫王子厚，他在壮年的时候来到北京，在美以美会所办的同仁医院中服务。那时西医才来到中国不久，除了西国的医士以外，中国根本没有西医，更没有医学校。我的父亲与另外两位先生就在西国医士手下连帮忙带学习，渐渐就作了教会医院中的中国医士。父亲在三十多岁才同母亲结婚。结婚以后生了我的长姊，以后又生了一个女孩，只有三岁左右便生病去了世。再后生了一个男孩，没有活多少时候也死了。母亲的第四个孩子也是男孩，因为难产死在母腹中。我是母亲所生的第五个孩子。母亲姓李，名文义，十几岁的时候便在北京伦敦会所立的女学校读书，那已经是七十年前的事了。
主后一千九百年，中国发生了一次极可痛、极可耻的事变。那年是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岁次庚子。慈禧太后因为听信一些无知的官吏的话，奖励义和团，仇杀外国人和基督徒，惹起一场大祸，结果联军入京，两宫西狩。次年七月，清政府与各国联军订立辛丑和约十二款。当乱事正炽的时候，全城的外国人都避入东交民巷使馆界内，北京各教会的信徒也随同逃到那里。父亲母亲带着他们的女儿——我的长姊——也和大家一同到那里避难。当时清兵与义和团包围使馆界，用枪炮向界内攻击。父亲有一次登上梯子，从墙上往外看视，下来以后告诉母亲说外面的义和团与官兵的数目极多，早晚会攻进使馆来，那时里面的人说不定要遭遇什么痛苦残杀，与其被人戕害，不如早日自尽。过了不久，有人通知母亲说，父亲在肃王府花园内自缢。母亲急忙走到那里，看见父亲的尸身趴在地上，颈上有一条印子，当时就草草将他埋葬在那里。那时我还未曾生出来。母亲和父亲结婚六七年便居了孀，那时她只有一个几岁的女孩，和一个尚未落生的胎儿。
1951年「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九种「义和团」一书中，北京美以美会汇文书院教习鹿完天先生亲笔所记「庚子北京事变纪略」一篇里，有关于父亲去世的两段记载：
「一点钟，角声又起。四面枪炮环攻甚急，约有两点钟之久，人不见面，枪火如电，两军赖之。四点钟，仆与同仁医院掌院曹君咏归对谈时，伦敦会教友，帮办同仁医院事务王子厚先生过内宫门向仆而言曰，『事急矣，我辈必死于今日矣，奈何！奈何！』仆与曹君正式对曰，『汝独不信天主乎？圣经曰：杀尔身体，不能杀尔灵魂。汝独忘之乎？且汝发此言，不但扰乱汝之神明，且适以煽惑他人之心。今而后尔其慎之，勿多言。』伊垂头丧气而走。」
「五点钟，忽报王子厚在西花园花神庙自缢殒命矣。仆亲谒往视，见伊立正垂手舌出口外，悬于门楣。即命人扶之而下，身已僵矣。遂送信与伊之家属，并医院掌阮曹君，同来看视。即时于该处掩埋。呜呼！王君子厚，精明强干，年富力强，今忽致此，是果天命，抑以人意乎？未可知也。此二十六日之大概情形也。」（本书《五十年来》是1950年9月初版的。1951年从「义和团」第二册第404及405两面中发现了这两段记载，才知道父亲去世的情形和日期，这次再版时特将这两段加入。鹿君在这段中所说的日期是阴历五月二十六日，阳历是六月二十二日）。
父亲死后不久，战事的情形日见严重，避难的人们已经由御河东面撤退到河西。阴历六月二十九日（阳历七月二十五日）母亲在避难的地方生了我。那时没有地方去请接生的人，给我接生的是我的外祖母。她看见我生下来是一个肥大的男孩，十分欢喜，当时她就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铁儿」。我年幼的时候大家便叫我「铁儿」、 「铁子」。我从前并不十分喜爱这个乳名，但及至我蒙召为神作工以后，读到神对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便开始了解这个乳名的伟大。我觉得我的外祖母给我起这个名字实在有神的美意。我落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一个月零三天。我生下来便是孤儿。我不但没有见过父亲，就连父亲的像片也没见过，因为那时候的人本来就很少照像，仅有的几张像片在乱事中也都遗失了。幼年丧父的孩子多是境遇艰苦，生下来就成孤儿的孩子当然更苦。但感谢神，我那时的苦正好给我造成今日的幸福与快乐。生活在艰苦中并不是不幸，生活在优良的境遇中有时正是最大的不幸呢！
乱事平定以后，避难的人都从东交民巷出来。有些人回到自己的家里，还有些人已经无家可归。父亲在世的日子是在同仁医院服务，也住在医院里。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当然不能再回到医院，需要另觅居所。当时租到东城乾鱼胡同一所小房栖身。（这条胡同后来改名为甘雨胡同）。父亲已经去世，母亲虽然幼年在伦敦会的女校中读过几年书，但没有作事的能力，同时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和一个吃奶的男孩，当然更不能作什么事。幸好不久从教会方面领到清政府所发几百两银子的赔偿金，使用这笔钱维持生活。过了几年，因为我们的房主年终急等用钱，向母亲声明，打算把这所小房出卖，如果母亲不买，他使卖给别人。母亲因为手中还有一些钱，便把房子买下。当时这所房子只有南房五间，北房两间，还有北面四间棚子，是冬天养花用的，没有窗子和门，也没有隔断，只是有灰顶而已。又过了几年，母亲手中的钱越用越少，便把外院两间北房和两间南房出租，可以得一点租金，补助家中生活的钱用。这时候家中的生活逐渐艰苦起来。母亲带着我们姊弟二人，每日吃玉米面或其他粗粮度日。母亲又最不喜欢作饭。因此我们时常一天只吃一顿饭。饿极了的时候就在街上买几个烧饼充饥。母亲到年老的时候还常说，她宁可忍饥，也不愿意作饭。她又告诉我们说，我的二姐就是因为每日总不能按时吃饭饿得生了病而夭折的。可是母亲并不懒惰，她从早到晚总不肯闲坐片时。她喜欢洗衣服，喜欢作针线活，喜欢打扫屋子和院子，喜欢看报，惟一不喜欢作的事便是作饭。我在幼年的时候吃的饭本来不好，又不能按时候吃饱，当然身体会受到极大的亏损，屡次患病。所幸的是有几年外祖母和我们住在一处，时常替母亲照料我的饭食。母亲后来还对我说，你小的时候亏得外祖母常照应你，不然，恐怕也饿出毛病了呢！
四间房子的租金那时只有一圆几角钱，当然不够三口人的开支。过了几年，母亲接受别人的建议，把四间棚子加上隔断与门窗，成为四间小房子，也租出去，借此增加一些收入。过了几年，母亲又用手中余存的一点钱，在里院东面添盖了两间灰房，在外院西面添盖了一间灰房，也分租出去。这时全院的房子共有十四间，除了我们自己、和外祖母、姨母两家以外，院中尚有八家邻居。全院子的面积不过只有四分六厘大小，上面有十四间房，住了十家人，全院人口的总数常在三十名上下。收入的租金是增多了，但是困难也随着增加起来。我们常常遇到刁顽无理的邻舍，因为知道我们全家既没有势力，又没有成年的男子，便欺压我们，或是不交房租，或是聚众赌博，或是撒野骂街，或是作些暗昧不法的事。母亲既是房主，不干涉呢，惹出事来，房主要负责任；干涉呢，他们毫不服从。母亲的性情又急躁暴烈，同邻居交涉事件，说不上几句话，便气得不得了。因此只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受不了的时候就气得生病。想不租邻舍呢，除了租金又没有收入。租了邻舍呢，便受他们的难为。可怜的寡母孤儿，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度了多年的生活。我在幼年的时候不会了解母亲的爱，也不会体贴母亲，不过却知道帮助母亲过日子。自己年幼，不能作什么事；但看见一些穷人到街头倾倒垃圾的地方拾取碎煤，便也取了一个筐子或是簸箕，跑到本巷几家大公馆门外倾倒秽土的地方拾些碎煤，拿回家中去生火炉，这样便减少家中一笔买煤的开支。这种工作一直作了好几年之久，到我入学以后还继续这样作。早晨拾过碎煤以后，再拿着书包往学校去。直到十二岁住校读书的时候，才停止这件工作。每到冬季的时候，屋子里只生了一个煤油桶改制的火炉，连作饭带取暖。身上的衣服既单薄，还要在冰天雪地中到巷里去拾煤，手脚都冻得裂了大口子，疼痛得很，甚至一到冬天手都不能写字。
我在幼年的时候知识开得很早。会说话以后就喜欢读书。常常拿了一本书去问母亲那个字怎样读，这个字怎样讲。母亲未多教我念书，我却不断的问她。就这样问来问去，普通的书就都能读了。那时我所读的书有三字经、百家姓、十字文、名贤集、天路历程、续天路历程、正道启蒙、新旧约全书等，还有没有别的书，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这几本我却记得最清楚。那时候有一种画报，每日出一张，售铜元一枚，母亲订阅了一份。我也每日详细的看。并且自己也模仿着出一种画报，弄一张纸，画几个人，编造一段新闻。那时所订阅的画报到如今还存着几份，自己所出的画报却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我从幼年的时候不但喜欢读书，也喜欢常常思想，想到世上许多的问题。这许多问题中最使我感苦闷的就是「人活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人将来要往哪里去？人死去以后还有什么没有？」我也问过一些人。他们给我的答案总是「人都要死」。至于死后如何，他们的解释便不一样了。有些人说「死了，死了拉倒。」（拉倒是北京土话，意思是完结无事，什么都没有了。）又说，「人死如灯灭」， 「气化清风肉化泥」。还有人说，「人死了以后灵魂要到阎王那里受审判。好人可以上天堂，坏人即被小鬼用铁链锁着，押到地狱里去，受种种的苦刑。」还有人说，「人死以后要照着他生前所行的转生为富人或穷人，转生为走兽或飞鸟，昆虫或水族。」在这些回答中我觉得第一种比较可信。但这部给我带来了极大的苦闷。「死了拉倒」，这怎么好呢？我想我现在家庭寒苦，身体羸弱，满希望将来境遇好转，能享点幸福，可是最多七八十年以后就要离开世界，那时「一死拉倒」，什么都没有了，都消灭了，那是多么苦阿！我不甘心这样「拉倒」。我要寻求一条生路。我必须趁着我还活着的时候解决这生命的问题。我不记得我开始想到这些事的时候确实是几岁，但我知道那是我未曾入学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总在我六岁至九岁之间。
我有一位舅父，是母亲的长兄。他是一位忠厚长者。他的头脑里装满了各种小说，各种故事。他每逢到我们家中来，我们就请他为我们讲故事。有一次我问他说，「舅父，有没有方法可以不死呢？」他回答我说，「有」。这个答案给我带来无限的希望与安慰。我请他告诉我怎样可以不死。他告诉我说，不死的方法乃是入山求道，远避红尘，舍弃名利，禁绝享受，在山洞里打坐，饮草叶上的露水，在山中挖掘灵芝草作食物吃下去。在山中修炼的日子一久，便可以渐渐成仙，那样就可以不死了。
我听见这个消息以后，乐得心花怒放。我恳求舅父带我入山修行。舅父对我说，入山求道需要弃绝世上一切的享受与名利，你舍得不要这些么？」我回答说，「我什么都舍得。我要脱离死。如果有什么方法可以使我不死，叫我作什么我都肯作。」但舅父却推诿搪塞，不肯带我入山。我渴望我快些长大成人，那时我自己可以入山求道。在那几年中我因为抱了这个希望，心中得了不少的安慰。
大约是在九岁的时候，母亲送我入了伦敦会所设立的萃文初等小学。在入学以前母亲给我起了一个学名叫「永盛」，取意是永久昌盛。我除了小时候的乳名以外，母亲还在我几岁的时候给我起过一个名字叫「德胜」。 「永盛」已经是我第三个名字了。萃文初等小学校址在崇文门内米市大街路东，伦敦会大门内。那时全校有三十多名学生，只有一位老师。还有老师的一个儿子，那时在医学校读书，我们称他为大师哥，并这位大师哥的一个朋友，他们二人也帮助老师教一些功课。那个小学半像私孰，半像学校，主要的是背诵四书五经，同时也有小学的算术、历史、地理、修身、国文，等等的课程。老师是徐质臣先生，年纪约有五十多岁，文学不错，管教学生相当的严厉，学生都很怕他。我一入学，老师便叫我念论语、背论语。过了不多日子，老师便特别赏识我，用心栽培我。他在我身上抱了很大的希望。我也真使他高兴，每次考试便取中第一名。这使老师更兴奋起来了，逢人便夸奖这个得意的学生。不料过了一年多，我竟因骄傲而不知用功读书，一味的喜好玩耍。老师因此发起急来，有一日叫我请我母亲到校中来。他当着我对我母亲说，「王太太，你这个儿子实在是一个聪明有希望的孩子，可是近来他竟不用心读书。我不能看着他这样荒废下去。现在我要加紧的管教他，你这作母亲的也要在家中督促他。我们两下一齐夹攻，一定要催促他上进。」我听见这些话，知道老师生了气，便再不敢不好好读书。我的这位严师成全了我。这样的严师今日到哪里去找呢？就是能找到了，又有几个学生肯服从他们呢？
读完了论语，又读孟子，接着便是大学、中庸。有别的年龄大些的学生读诗经和书经，老师却叫我读完了四书读左传。同时我们也念小学的各种教科书。两三年在小学肆业，老师在我身上费的心血真是不少。可叹两年以后我在高小上学的时候，听见这位恩师去世的消息，因为年幼不敢见生人，更不敢到办丧事的人家去，竟未曾赶到这位恩师的家中去送殡。到今日想起来还觉得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入学读了两年书，读到秦始皇与汉武帝求长生不老的药物都未曾得着，最后他们都没有免掉一死的记载，使我的心又感到极大的失望。我想以这两位帝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都不曾寻到长生不老的方法，我一个平民还有什么希望呢？我再问我的舅父，他承认他是诓哄我。他告诉我入山求道、成仙不死的说法不过是他同我说着玩而已，并不是真有这桩事实。我这时便再陷入苦闷当中。我怕死，但我知道迟早不免于死。我求长生，但我知道不会得到长生。我悲观，我失望，没有人给我带来安慰与喜乐！每逢读书或玩耍的时候也是兴高采烈，但一想到人生的归宿，就感觉苦痛万分。有一次读到一首古诗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觉得古人正说着了我的心事，心中便兴起无限的感触与悲伤。
我年幼的时候所处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母亲中年居了孀，又只有我们这一女一子，自然是珍贵得像两个眼珠子一般，向来不舍得管教责罚，因此把我们这两个孩子放任得骄纵异常。及至母亲听说我们两个人读书的成续都非常良好，更加欢喜且高兴，也更不舍得管教了。请问，小孩子如果没有人管教，是多么危险的事呢？再说租住我们院中的那些邻居罢。五家人是住一间房子的，三家人是住两间房子的。其中有小贩，有车夫，有理发匠，有厨司务，有作听差的，有当兵的。这些人在经济方面最好的也不过仅能维持温饱。在知识方面最高的也不过仅能认识一些字，在道德一方面那简直就不用说了。说谎、骂街、赌博、吸烟、偷窃、吃私、闹殴、行淫，什么坏事都作。一个在大户公馆里作厨役的男子，每天晚间回家的时候筐子里装满了主人家中的米、面、油、肉。一个车夫带着三个儿子，一面拉车，一面作贼。一个中年的妇人每夜在她住的屋子里聚赌抽头。一个青年的女子每当她的丈夫不在家中的时候便招引一些不规矩的男子来，在她屋中说笑打闹。一个儿妇给她的婆母作饭，趁婆母看不见的时候故意把痰吐在锅里，以后把食物盛在碗里送给她的婆母吃。有两间屋子里曾住过一对夫妻，那个妻子非常可恶，动不动就罚她的丈夫在地上长跪。过了些年，在这两间屋子里住了另一对夫妻，那个丈夫却把他的妻子掐打得遍体鳞伤。一个少妇租了一间房子独居，每过几日就有一个衣冠整齐的男子来住一夜便走去，日久方知道是一个阔少勾搭上一个女仆作他的外家。另一个中年男子租了院中两间房子，平日总倒锁房门，只是每周同一个青年女子来住一两夜。他们告诉房东说，他们夫妻都在外面作事，只在星期日休息。过了不多时候，那个男人以诱奸罪被控，我们才晓得他是一个公司的职员，租房与他的表妹幽会，被他的舅父告发。二十多年来，我们这所小小的院落中住过各式各样的人，发生过各式各样的事。我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长大起来的。我们那个小院落差不多可以说是北京城下流社会的一个小小的模型。孟子的母亲为怕她的儿子薰染坏了，便好几次迁居。如果我的母亲也这样作，凡是不良的邻舍都不租进来，那样，我们的房子只好都空闲起来，我们一家人也只好都不吃饭了。
我年幼的时候也时常跑到外面去玩，不过不敢跑得太远，只在胡同里跑跑跳跳。有时向母亲索取一两个铜元，跑到东安市场杂耍场里去看小戏。回来以后便拿些黑墨或红颜色涂在脸上，拿了一把木制的刀在胡同里乱喊乱跳，并且常常在胡同内的地上辊来辊去。那时我们隔壁住了一家有钱的人，他们家中至少有二十多个仆人，两三辆四轮马车，五六匹高大的洋马。我就常同那些车夫在一处玩耍。那些人的嘴污秽不堪，什么坏话都说。他们看见我辊在地上，便大声叫「好！」我就更起劲的辊起来，常常一连辊十几转，直辗到力尽筋疲、遍身是土才罢休。院子中的邻舍是那种人，胡同中常接触的又是这种人。母亲不能管，也顾不得管，因为她需要在家中作衣服，洗衣服，作家中的事，乐得叫我出去玩耍，免得搅扰她作活计。在这样一种污秽恶劣的环境中长起来的孩子，还能希望他好得了么？
我十二岁那年的春天，从走读的初等小学升入高等小学，并且开始住在校中。在学业方面稍微进步了些，在品德上却更坏了许多。全校有三四十个学生，其中有几个比较好些的，但大多数的同学都是以大欺小，恃强凌弱；至于思想污浊，言行卑劣，更是极平凡极普遍的事。我从前在邻舍中间所见所闻都是那些未受教育的人所作的坏事所说的坏话。及至住校以后，我便开始看见听见那些受教育的人所作的坏事，所说的坏话了。有几个大同学待小同学像残暴的主人待买来的奴隶那样凶狠。有几个大同学表面对人很客气，待人的手段却毒辣异常。有一个大同学每逢在全校熄灯就寝、老师查过宿舍以后，便开始对小同学述说一些淫秽的事情，这些事是我在邻舍中间所未曾听见过的。我那时候的人生既没有信仰，又没有志向，当然就随波逐流的下去。如果不是神施行奇妙的拯救，我实在不能想像今日我要坏到什么地步了。
我的身体不好，力气又小，和同学们动手总是我吃亏的。但我会动嘴说他们，骂他们。别人因为我这样作，便动手打我，我既没有力量还手，便只有挨他们的打。但是他们的武力并不曾使我屈服。才住校的时候我在全校中年岁最小，班次也最低，在大同学的手下吃了不少苦头，受了不少委屈。但我的心和我的口却总是在那里反抗，从没有一日屈服。那时我也稍稍读到几本武侠小说，心中总羡慕能学到一身武艺，好在将来抑强扶弱，解救那些受欺压的人。记得有一次大同学领着，小同学随着，大家都把头发推成平头式。我却留着我的分头，坚决的不肯推短。又过了些日子，大同学又领首叫全校的同学都把头剃光。没有几天全校三四十个学生头发都剃得精光，只剩下我还留着长头发。他们大家劝说我，威吓我，一定叫我随着他们剃光。我始终不肯屈服。最后几个大同学向我发气说，「你不剃，我们会在你睡觉的时候用剪刀把你的头发剪得长短不齐，看你到那时候剃光不剃光。」我回答他们说，「好罢。你们谁敢这样作，我就用剪刀戳瞎他的眼睛。」结果我竟保守住我的长头发，没有人敢动它一下。过了不多些日子，一些剃光头发的同学又把头发养长了。那一场为头发而起的战争，我到底完全得了胜利。我从小就有一种特别的性情，凡事不愿意附和人，无论什么事，自己不看清楚了，绝不随着别人去作；但在看清楚以后，无论什么阻力也阻止不住我。我的身体软弱，但我的意志却不软弱。我曾抗拒过许多人，我也曾抗拒过神。许多人被我胜过了，神却胜过了我。这件事我以后要详细的述说。在我里面有两种极不同的个性，一个是保守性，一个是急进性，在一些事上我十分保守，在另一些事上我却积极的急进。我认为不可更改的事，无论如何不能有丝毫的更改。我认为应当更改的事，便要更改得干干净净，旧的连一丝一毫也不肯留下。为了这两种个性的存在，使我从小到大触犯过许多人，吃过许多苦头，同时也使我得到许多胜利和成功。
住校的学生平日是不许离校外出的，只有每星期六正午十二时到下午六时可以随便外出。每到那一天我一下了课便急忙跑回家中，母亲已经买来许多食物等待着我。吃过东西以后便跑到东安市场去玩，再回家吃过晚饭以后返校。因为吃的东西不但太多而且太杂，当夜肚子里便难过起来，次日便受一整天的苦。可是到下星期六回家还是照样的吃。母亲实在爱我，她自己不肯吃，不肯花，只是给儿子享受。她作得虽然不很得当，但她对儿子的爱即大得无比。我劝告作母亲的爱儿女要爱得适宜，不要弄得「爱之适以害之」。我更劝作子女的要明了父母的爱，记念父母的爱。我的母亲今日已经不在了。我仍想为她作一些事，使她得一些快乐，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写到这里我流泪，我哭泣，我想再回到几年前去，但是事实不许可了。你们有父母在的人，千万及早尽孝，不要等到有一日空空叹息着说，「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呀！
家中院子里的环境坏，学校内的环境也坏。家中没有人教导我怎样作人，学校中也没有。校中的老师只是督促着学生用功读书。虽然有修身这门功课，但我们也照国文那样念，并未曾将「身」修得稍好一些。只有一位老师很留意我们服装的整齐清洁，并我们谒见师长的时候当有的礼节。每日早餐以后，全校的学生都排队往礼拜堂去参加早晨礼拜。这位老师便在校门口一站，无论哪一个人脸洗得不干净，或是衣服的钮扣未曾扣好，都要受斥责的。我每到冬天因为手冻破了的缘故，很怕洗手洗脸。有一天早晨在校门口被那位老师看见了。他斥责我说，「永盛，你的脖子上的泥，快可以种麦子了。还不赶快回去洗洗。」（脖子是北京的土话，意思就是颈项。）我立时满面惭愧的回去，洗得干干净净，从那日以后每天必要好好洗脸、洗颈项。那位老师也教导我们无论走到那里遇见师长必要肃立鞠躬。直到现今我在路上遇见我从前的师长还是照样肃立鞠躬。我在幼年的时候所受的良好的训练只有这样一点。其他作人的种种功课，都是在十四岁信主以后才留心学习的。 我从小的时候就常由母亲带着到礼拜堂中去聚会。（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伦敦会的会友。）入学以后更是每日都有聚会。及至住校以后，聚会的机会更增加了。每星期聚会至少在十次以上。从星期一至星期六，每天早晨男女两校的学生都到礼拜堂参加半小时的早礼拜。每星期三下午有一次祈祷会。星期日上午有主日学，大礼拜，下午有勉励会，晚间还有学校青年会的聚会。除此以外，每周还有三四堂的圣经课程。礼拜堂所有的聚会，全校的学生都必须参加。圣经课程与其他的课程一样的考试，一样的算分数。为了分数的缘故，学生们都死记所学的圣经，考试完毕便再不过问了。所学的也全是圣经中历史方面的记载，圣经中的真理是向来没有人过问的。聚会虽然都必须到，但并不考试所听的，因此学生们到礼拜堂去，有乘机预备功课的，有偷着看小说的，也有在礼拜堂里睡觉的。讲道的人所讲的根本也没有什么能力和兴趣，我们又心被油蒙，因此聚会便成了学生眼中最讨厌的事。开学的时候，每到聚会，总是坐得满满一堂，其中十分之七八以上都是学生。但一到暑假、年假，除了几十个老教友以外，学生们来聚会的可说是寥如晨星。我一直到十四岁的春季，从礼拜堂中不但什么也没有得着，而且看聚会是一件最令人头痛的事。
总起来说，我从开知识到十四岁的春天，一直就是混混沌沌的过生活，没有信仰，没有目标，没有希望，没有轨道。虽然也有思想，也求出路，但始终找不着一条光明的大道，也没有领路的人引领我。除了读书的成续良好并个性很倔强以外，在什么事上也没有与别人不同的地方。什么坏的意念也存过，什么坏的话语也说过。在行为一方面确是没有犯过什么明显的大罪，一个缘故是年岁还不，另一个原因是我生来就胆量小，不敢惹祸，面皮薄，最怕丢人。我的家境贫寒也与我有很大的好处，因为一切用得着花钱去犯的罪，我根本没有力量去犯。如果我再迟十年或二十年才悔改信主，那就难说会坏到什么程度了。
神在我的身上施行拯救是在我十四岁那年（1914）。那年春天，校中一位年长的同学来找我谈话。这位同学的品行与爱心早已在我的心中留下良好的印象，所以他来找我说话的时候，我很容易接受。他先领我认识神，又教导我怎样敬畏神，他也领导我祈祷，领导我读圣经，领导我每日自省，作日记。他最先送给我的一本书是谢洪来先生编的《修学一助》，我读了以后，得着很大的帮助，此后便继续购读谢先生所译旧的别种书籍。我的心境和人生在那几个月中有了极大的变化。我开始明白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责任。我开始恨恶一切的罪恶不义。我开始羡慕圣洁良善的人生。我对祈祷和读经发生了兴趣。我不满意于我自己那不像样子的人生。我对同学们所说的不好的话、所作的不好的事发生恨恶的心。我开始自动参加礼拜堂的聚会。我在那一年的「复活节」在伦敦会的礼拜堂里受了洗。受洗以后我认为我已经是一个正式的基督徒。我定意要作一个好基督徒。领我信主的那位同学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其中有一样就是每逢他看见我有错处必定很严厉的责备我，因此我非常的爱他，同时也非常的怕他。我在那一年暑假从高小毕了业，暑假后升入中学一年级，他是在中学四年级。我们又同学一年之久。到1915年他从中学毕了业，我们便分离了。（那时中学只有四年）。
我是在1914年春季改变了的。我极清楚的知道我的改变，但我不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我常常希奇自己怎么会在那一年那样彻底的改变了。那时候如同有人给我换了一颗心。那一年以前和那一年以后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以前我说各样的坏话，作各样的坏事，心中一点不觉得惭愧难过。但从那一年以后就完全两样了。每逢说了坏话，作了坏事，心中就痛苦自责。有不少次在夜静的时候，自己走到后院没有人的地方，解开衣服，自己用拳打自己的胸膛，直打到痛了以后，心中才觉得舒服一些。从那年以后，自己为自己的罪流过许多眼泪，发过许多叹息的声音，在神面前认过许多次的罪。多次立志，也多次失败。许多次倒下了再起来，起来了再倒下。有时胜过了试探，便喜乐高兴；有时为试探所胜，便懊丧悲伤。我知道自己不好，但我愿意好；我愿意好，我却好不了。那种经验真苦痛极了。从一方面说，自那一年起我有了信仰，有了作人的目标，有了向上的心志，不再糊糊涂涂的过日子，是一种良好的现象；从另一方面说，我心中不住的争战，我终日挣扎在善恶两种势力之下，又实在苦痛得很，似乎还不如从前混混沌沌的过生活更舒服些。
当领我信主的那位同学还在校中的时候，他时常督责我，管束我，不许我说不好的话，不许我作非礼的事，我也很乐意接受他的督责管束。但到他毕业离校以后，我的景况就不同了。我的心仍是愿意作一个圣洁的人，我却管束不了我自己。我虽然屡屡自恨自责，但总没有很大的功效。我巴不得我的朋友再来管束我，事实却不可能了。感谢神，祂成全了我，祂藉着另外的一些人督责我，管束我，不过这些人不是我的朋友，乃是恨我、与我为敌的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我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校中收进几个有钱的新学生来。那几个学生中有人的父亲是作官吏的，有人的父亲是大商人。因此他们不但很会挥霍金钱，而且行为污浊放荡。他们的嘴整日的说些淫词秽语。他们的手中有大量诲淫的小说。其中有的人甚至患着性病。有些本来比较好些的同学也受了他们的坏影晌。我每次听见看见他们的恶言恶行，便心中痛苦激忿。但大家都是同学，谁也没有权柄管束谁。有一次我实在不能缄默了，便去见一位主任教员，（因为我们的校长住在通县，每周只来校中一两次，所以一切校中的事都归那位教员管理。）请他设法管束这几个坏学生。万没料到那位教员竟对我说，「为了维持校中的收入，对学生的品行不能十分认真，否则把那些坏学生都革除了，收不进学费来，学校如何能维持呢？」我听见这些话以后，气忿极了。我同那位教员大声争辩。（我因为热心信主的缘故，那时很有勇气。）我说，「与其开办这种误人子第的学校，倒不如干脆关了门。」我又说，「以信基督的人办教会的学校，竟这样放任学生为恶，真失了基督徒的体统。」没有想到正在这时候，有那几个坏学生中间的一个人也来见那位教员。他听见我在那里大声争辩，他并没有进门，却把我所说的话部听了去。他去报告了他们一伙的那几个同学。从此他们便恨我入骨，常想向我施行报复。他们尽力寻找我的错处。他们给我起各样的绰号。他们叫我「道学博士」，叫我「法利赛人」。只要我说了一句错话，或作了一件错事。他们便攻击我，指摘我，说，「基督徒也说这样的话么？道学博士也作我们这些税吏和罪人所作的事么？」他们对我极尽攻击侮辱之能事。我那时四面受敌，当然痛苦得很。不料神却藉着这些与我为敌的恶人把我管束得像笔杆一样的直。在我还未离开中学以前，因为迁移到新建的校舍，校长也从通县移入新建的房子，管理比从前认真得多。那几个坏学生有的受了惩罚，有的被革除，有的自己退了学。我的人生却因着那一度仇敌的攻击，渐渐的上了轨道，在中学毕业以前，已经成了一个很像样子的青年人。他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却藉着他们成全了我。神的作为真是奇妙阿！
我在那几年中，除了从领我信主的那位同学得着许多帮助以外，还从一位始终未曾见过面的良师得了许多帮助，那就是全国基督教青年协会书报部的干事谢洪赉先生。从我读了谢先生编的《修学一助》以后，我就竭力购买谢先生所编译的书。只要一听说谢先生有基么新书出版，便立时寄邮票到上海去购买。谢先生所译著的书对青年基督徒的信仰与品德都有极大的帮助。谢先生笃信圣经中的要道，而且十分注重青年基督徒的生活。谢先生所译著的书，意思和话语都极浅近，却十分合于实用。他所说的话都可以作青年人的针砭药石。从他的作品里能看出他的为人是怎样敬虔可爱。我从他得的帮助真无法估计。可惜我不但未曾与谢先生会过面，连一封信也没有写过。当谢先生因肺病逝世的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我好似失去了亲人那样惆怅了许多日子。当我在1925年6月到杭州的时候，在24日到西湖九里松去凭吊谢先生的坟墓，只看见了谢先生的墓碑。这位恩师毕生竟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学生。今日我这样注重实际的基督徒生活，大约也受到谢先生的影响不浅。可惜今日青年协会不但再不出版谢先生所编著的那一类的书籍，反倒出版许多毁坏青年人信仰的文字。三十几年的时期，青年协会的情形竟改变到这种地步。我追意那位从未晤面的良师，我叹息今日青年会的败坏。
1948年5月31日
基督、使命与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