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深陷泥沼
经过几十次的审讯，到一九五六年春，王先生已经向政府承认了至少十二条罪状。在这许多的罪状中，除了反对三自会是事实以外，其余的全是谎言。「反对三自会」是他一进监就承认了的。「包庇反革命」是在审讯员的启发下交代的，本来不能构成他的犯罪，只是因为脑子一时没转过弯来也承认了。另外两样罪名—离间教徒与非教徒的关系和鼓励信徒与政府对立，是因为李处长否认曾经对他说过的那些话，他也只好承认那是自己的罪。
接下来，他又承认了「破坏三反运动」的罪。本来他是非常拥护三反运动的，只是因为在三反运动中确有说谎和欺骗的事，他曾向人说过这些事，就成了诬蔑三反运动。基督徒会堂有个信徒，从来没有贪污过一分钱，却被说成是个大贪污犯，关在一个极其窄小的房间里，只能坐着，不能躺下，日子一长都坐出痔疮来了。后来他实在忍受不住，就承认自己贪污了一个很大的数字，并且答应退款。出来以后，他不知如何是好，乃去请教王先生。承告以实事求是，向政府坦白翻案，他就这样作了。结果也没事，说明他确实没有贪污。王先生把这事讲给一些信徒听，大家纷纷议论，都说不该这样无故折磨的。这就构成了王先生诬蔑三反运动的罪。他还承认「破坏抗美援朝」和「破坏兵役法」的罪。抗美援朝时期，教会有个青年人问王先生：
「基督徒是否可以参军？」
王先生说：「基督徒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看法：有的认为可以当兵，保卫国家；有的认为既是基督徒，主说过『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那就不可拿刀去伤害别人，所以这些人就宁可坐监，也不当兵。我是主张基督徒不能参加战争。」这些话解放前他也讲过，但现在就是不能讲。他既然讲过这样的话，就得承认破坏抗美援朝和破坏兵役法。
还有，他承认「对吴耀宗先生进行人身攻击」和「反对基督徒自己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是罪。在他所写的为真道争辩的文章中曾提及吴先生是现代派（即不信派），是假先知，这就构成了人身攻击的罪。至于说三自爱国运动是基督徒自己发起的，王先生说那根本不符合事实，因为吴耀宗先生逝世后，上海曾给他开过一个追悼会。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张承宗先生致悼词时清清楚楚地说，吴耀宗先生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和教育下发起了三自运动。所以这个运动不是中国基督徒自己发起的，而是吴耀宗先生发起的，但这个话就是不能说。一说，就犯了「反对基督徒自己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的罪。甚至王先生在一九五一年所写的《基督徒与离婚》一书，因为书中说「基督徒不可离婚」，就构成了「破坏新婚姻法」的罪。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许多根本不是罪的罪名，他都一一扣在自己头上。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陷下去，愈陷愈深，怎么也起不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政府布置了一次特别审讯，叫他把自己交代的假罪行全部供认一遍，藉以提高他认罪的觉悟，并且教育那些敬爱王先生的人。
那天审讯室里阴森森的。从王先生念罪状时那个颤抖的声音，可知他内心是惊恐万状的，因为从他交代的十二条罪状看，解放以来的历次革命运动，几乎没有一个他不反对的，简直是「罪大恶极，反动透顶」。这样的人该受什么惩处，他自己当然很清楚。所以他心里惧怕，是可以想像的。
这次审讯，政府暗中录了音。审讯以后，就把录音带送到北京各个城区去，放给基督徒会堂的王明道骨干分子们听，然后叫大家发言，进行讨论。在西城区的讨论中，黄小同姐妹（注：黄炎培次女，1913-1996年，燕京大学肄业，在北京80中学担任英语教师）站起来说：「过去王明道是神忠心的仆人，他讲道完全按照圣经。如果他真的承认这十二条罪状，那他就不再是神忠心的仆人了。」别人听了，都希奇她怎么那么大胆，敢这样讲话。那是主加给她力量，她什么都不怕，她已经打好了小包袱，天天在家等着逮捕。好些天晚上睡觉，她都不脱衣服，准备随时跟着警察走。但神不允许的事，就是临不到她。
那天她发言之后，在场的负责人说：「我们欢迎黄小同先生讲心里话。」会后，共产党西城区委派了三个干部到她学校里去跟她谈话，劝她和王明道划清界限。一位干部说：
「王明道是反革命分子，你必须跟他划清界限。」
「不，」她强调说，「王明道是神忠心的仆人！」
「政府已经定他为反革命分子，你必须同他划清界限。」另一位干部说。
「一个人好不好，」她反驳说，「你要去问那些与他常在一起的人。我家就住在基督徒会堂的对面，基督徒会堂的每个聚会我都参加。还常同王先生谈话，他总是耐性地听。我问他什么问题，他都一一给我解答，而且态度是那么温柔，那么有耐心。我在街道做宣传工作时，曾有两次想批判信仰，都因听他讲道，信心又恢复了。他真是主忠心的仆人！」
他们三个人轮流地劝她，可是没能说服她。她是一个反对三自会非常激烈的人，一九五五年王先生夫妇进监后，基督徒会堂参加了三自会，她就写信声明退出该教会，因为她认为教会参加三自会，就沾染了污秽，就是淫妇。从这里我们看见，尽管王先生跌倒了，信徒们却因他所传讲的道站立得稳。他们跟从的不是王明道这个人，而是他所传讲的真理。
那次审讯过后，政府叫王先生写了一份材料：《立功赎罪计划》。那份材料交上去以后，政府认为逮捕王明道的使命已经完成，就准备释放他了。王明道先生出狱的日子指日可待。
第二十四章 释放王明道
王先生答应演戏传道以后，政府就开始考虑什么时候释放王明道了。但对王先生来讲，什么都是未知数：出监以后怎么办？是不是参加三自？不参加一定还得进监，参加了又怎么办？更重要的，王太太的意见如何？能不能和他意见一致，同走这条路？这都是他脑子里考虑的问题。到了五月份，审讯员授意叫他给王太太写封信，由他们转过去，他就写了这么一封信，大意说：「我已经向政府承认了我破坏三自爱国运动和诬蔑政府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希望你也有转变。」
王先生此时处于一个软弱和徬徨的状态，殷切希望从王太太得到一些帮助。可是她没有回信，当然叫他很失望。
八月廿七日，虽然尚未正式宣布，可事实上政府已经决定释放他们了。监狱的医生把王先生叫到院子里，对他说：
「从今天起，你可改吃病号饭。」
「我没有生病，为什么吃病号饭？」王先生不解地问。
「叫你吃，你就吃，不用问为什么。」
病号饭只吃米饭和馒头，不吃窝窝头，有时还吃大包子。这一下，生活上可真是一步登天了。
大约也在此时，政府给王太太换了房间，每天改吃特食，并且还给她订了一份报纸。监里的大夫对她说：
「你可以开条子，买些对你身体有帮助的东西。」于是她就开了一张条子，要买点铁蚕豆和葵瓜子。大夫看了她的条子说：
「这怎么行？你不会买些饼干、奶粉、苹果、梨……么？我可以给你买去。」她原没有想到还可以买这些东西。既然可以，她就照大夫所说的写上去了。
从前在家里时，王太太是不看报的，现在专门给她订了一份报，她就天天看报消遣。一年的二十四个节气就是在这时背熟的。还有，简体字刚刚发表出来，她就从第一个字抄到最末后一个字，一笔一划地写了两遍，她的书法在监狱里也进步了不少。当时她并不知道政府就要释放她，所以有时还检查检查自己的思想，看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没有？其实人家并没有要求她，只是她自己想到什么就写写罢了。
过了半个多月，到九月十四日，审讯员又提审王先生，对他说：
「你和刘景文都交代得很好，明天你们可以见见面。」他听了这话，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他又能见到老伴了，惧的是这就证明要释放他了。放了以后怎么办？他已经答应出监以后参加三自会。如果不参加，肯定还得进监。他一想到再进监，就十分害怕。
十五日，管理员把他喊到会客室，一会儿把王太太也带进来了，对他们说：
「你们两个人把罪行都交代了，政府对你们宽大，过几天你们就可以出去了。你们在这里见见，彼此谈谈，看出去以后做什么？」
两人见了面，说不出来是哭还是笑。王先生坐在椅子上，拉着她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王太太一见到他，就看见他脸上那个苦啊，苦的没法说，世上就没见过这么苦的人。她觉得他的思想就像树枝子相互叉住了一样，怎么也解不开。过了一会儿，王先生说：
「我对神的信仰出了问题了，我已经答应政府参加三自会了。」
「我们没有神怎么活着？参加三自，你这个性格不行的，你参加不了的。」王太太深深知道他这个人是没有办法参加「三自」的。
「那有什么办法？人家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得做什么。」
他们不敢多谈什么，怕被人听见，话就停到这里了。谈完以后，管理员把王太太喊去，问他们谈话的情况：
「怎么样？你们谈得怎么样？」
「他跟我说，他的信仰不行了，他还要参加『三自』。」王太太说，「我们一直是信靠主的，不信告主怎么能行啊？」
「他要参加『三自』了。」管理员说。
「他参加不了的，没有办法参加。」王太太说，「人家都能敷衍敷衍，试试看，他这个人的性格不行的。这可麻烦了！」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管理员紧跟着说。
「他怎么还能讲道呢？」王太太坚持说，「自己对神都信不及了，怎么能告诉人说神是千真万确的？」
「你们诗篇上不是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吗？这也可以讲嘛！」
「怎么能讲这个呀？」王太太惊讶地说，「共产党是不信神的，还能讲这个？」
「那有什么不能讲的？这是你们的信仰嘛！可以讲的。」管理员说。
共产党深深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了信仰，他讲什么都不起作用。只要一个人讲道里面没有圣灵的工作，共产党很放心，你只管讲好了，讲什么都没关系。他们谈完以后，她就回屋里去了。
过了两三天，王先生夫妇又有一次会面。王太太知道政府没有叫王先生开条子买东西，就把她买的奶粉装了一小茶杯带去。李所长怕里面藏了什么东西，还倒出来检查了一番，见没有什么，就交给他了。
他们二人正谈着的时候，管理员进来说：
「张荷静来看你们了。」
一会儿迟太太（张荷静）走进来，拉着王先生的手，坐在他的旁边，王先生哭了。过了一会儿，王先生问到她的女儿：
「菊华好吗？」
「菊华好。」
王先生一只手拉着王太太，一只手拉着迟太太，彼此谈了一些时候。迟太太临走前问他说：
「你要不要什么东西？」
王先生因为一年多来天天吃窝窝头，别的东西什么也吃不着，就说：「你到饽饽铺里（老北京称中国糕饼店为饽饽铺）给我买些点心来，也买几斤水果。」
迟太太走了之后不久，一位干部进来说：「刚才来的那位女客，叫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
又过了几天，审讯员提审王先生。对他说：「你和刘景文交代得都很好，政府放你们出监。」就在这个时候，监外也放出风来，说要释放王明道。宗教事务局局长还特地把北京市的牧师们请到局里去，对他们说：
「政府要释放王明道，你们有什么意见？」
「我们拥护政府的措施，欢迎他出来。」没有一个人反对。
九月廿八日，就是王先生出监的前一天，管理员把他叫到院子里，对他说，「不给你插门了，你随便上院子里去活动活动，看看花去。」并且把他进监时戴的手表也还给了他。然后又派一个理发的人来给他理发和刮胡子，做好出监前的准备工作。
这天下午，公安局的张主任到草岚子胡同看守所来，在大客厅里同王先生见面。王先生当时心情很紧张，张主任问：
「你有精神病吗？」
「我本来没有，」他回答说，「现在精神不太正常。」
张主任很和气，叫一个干部倒了一碗热茶送到他跟前。政府干部们对王先生始终很好，希望他出来领导三自会。
当天晚上，有两个干部来叫王先生到新监东边的会客室去，写个简单的认罪材料。后来他知道，这两个干部一个叫李光，另一个卷头发的不知叫什么名字。他们跟他谈，叫他写。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前后若干次。他们先是叫他写：
「我是一个反革命分子，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然后又说，「不必写太多，就写『我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好了。」下面叫他写：「经过政府和同道的帮助，我思想上有了进步。」
「我坐监一年多，」王先生说，「没有见过一个同道，怎么能说『经过同道的帮助』呢？」
「你这样写好，这么写对你有利。」
王先生向来是只问是非，不问利害。这时候他只好听命，照样写上去了。接着又把他的罪行一样一样地写上去。最后他们叫他写：
「我还犯了许多的罪，今天来不及一一述说。」
「我犯过的罪都已经写在这里了。」王先生说。
「你这样写对你有利。」李光说，「将来如果有人再提出别的罪来，我们政府就说，他已经交代过了。」
那篇检讨从头到尾全是谎言，都是李光教他写的。改一次不行，还要改，从晚上九点多，一直写到夜里十二点。写完之后，他们看看时间已过午夜，就叫草岚子的工作人员到外边买了几份烧饼夹肉回来，也给王先生一份，王先生说不吃，他们说：「不用客气，太晚了，半夜里了。该饿了，吃吧！」王先生就吃了，到十二点过后才回到监房去。
第二天天刚亮，王先生就起床了，因为他们说今天要放他出去。八时许他洗完了脸，还没来得及收拾东西，那两位干部又来了，问他说：
「东西都收拾好了没有？」
「我刚起来，现在正在收拾，还没有收拾好呢！」
「你不用收拾了，就放在那儿吧！我们替你收拾。你的东西等刘景文回去时给你带回去。你就跟我们走吧！」
二人陪他出了新监，到外头院子。有一辆小轿车正停在那里，他们叫他上车。他一上去就问：
「审讯员不是说叫我们夫妻一同出监吗？为什么只我一个人走呢？」
其中一人说：「她还有手续没办完，一定叫你们回家过节（指十一国庆节）。」上了车，他们叫他坐在当中，两个人一个坐在他的左边，一个坐在他右边，然后车就开出去了。
草岚子胡同一出去，就是刘兰塑胡同。出了刘兰塑胡同，就是西安门大街。再出西安门，就是西四牌楼了。到了西四，往南拐再往西，这时就看见一幢房子。其中一人说：「这是政协礼堂。早先叫顺承王府，张学良从前就住在这里，现在把它改建成政协礼堂了。」王先生领会那个意思，是说他不久就要到这里来开会了。
以后又往南，再往西，到了一个地方，叫屯绢胡同，这里离西单已经不远了。从东口进去没多远，到路南的一个门口，车就停下来了。进了大门，才晓得那是公安局的一个办事的地方。门口不挂牌子，外人不知道那是什么机关。张主任一见到王先生就说：
「加拿大报纸上登载你和刘景文被捕的事，说刘景文死在监里了，你判了十五年徒刑。现在你们这一出来，谣言自然就熄灭了。」然后他指着两位干部里的一位说：
「他叫李光，以后你有什么事，找他接洽。」接着又对王先生说：「我叫他们二人陪你到市政府去见宗教事务局长。你同局长谈话时，他们二人就开车走了。谈完话以后，你就自己雇个车回史家胡同吧！」
到了宗教事务局，局长对他说：「今天下午两点钟，你到煤渣胡同一号，去见王梓仲牧师①。」
王先生心里想：「王梓仲是个不信派。我去见他，而且是以一个犯人的身份去，我有什么脸见他啊？可是局长叫去，怎敢不去呢？」从那里出来以后，他就雇了一辆三轮车回史家胡同去了。
从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夜被捕，到一九五六年九月廿九日出监返来，一共是四百十九天。
基督徒会堂现在已经基本上恢复了原样。公安局的人几天前都撤走了，冯起回来仍旧做看门的，帮王先生烧饭的王大姐也回来了。那天是冯起给开的门，他一看见王先生就说：
「你回来了！我们早就听说你快出来了。」
王先生走进去，到了他原来住的屋子里。就看见王大姐。她说：
「我们老早听说你快出来了。李局长给三自会的牧师们作报告，说要释放你，问他们有什么意见？大家都说同意政府的决策。」以后王大姐又告诉他说，迟太太上她女儿那里去了。她叫冯起去给送个信儿，迟太太很快就来了，三个人一起吃的午饭。那时他心里痛苦极了，饭吃到嘴里，却不知道吃的是什么。
下午两点钟，王先生遵照局长的命令去见王梓仲牧师。到了煤渣胡同，王牧师已经在那里了。见了面，王牧师跟他拉拉手说：「哦，你出来了，很高兴。明天下午两点钟你到青年会去，念你写的那个检讨。」王先生心里说：「哎呀！我的神啊！我最反对青年会，他叫我到青年会去念！」实在不是个滋味儿。他曾发表过《现代基督教青年会的罪恶》一文反对青年会，并且从那里起，他就决定再不进青年会的门，无论在北京或是上海，都是这样。现在偏偏叫他到那里去，他心里十分作难，可又不敢不去，因为王主席的命令跟局长的命令一样，都是官事。不去，还得进监，只好硬着头皮去。
那天晚上，好几位信徒来看王先生，其中有一位就是顶爱他们夫妇的刘姐妹。她告诉王先生说：「你说话可要小心啊，现在人都变了。」王先生这才警觉到所处的环境复杂。她虽然没有提名，但王先生明白她所指的是谁。
被捕前王先生夫妇原住在楼下小会客室的套间里。回来时，原来卧室的东西都改了样，堆在一起了。所以就把王先生的铺盖搬到楼上大客厅去，又从迟太太屋里搬过一张大铁床来，铺得整整齐齐的。大客厅的门上还贴了一个红纸剪成的大双喜字。院子里摆着好几盆花，都是从别处借来的，表示欢迎王明道先生归来。
当天晚上，他一个人睡在那里，内心是羞愧难当，外面是进退维谷。此时之窘迫，可谓达于极点了。
- ①王梓仲原是公理会牧师，抗战期间作了日本扶持的『华北中华基督教团』负责人，1950年与吴耀宗等人成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人，并担任北京三自会主席，被袁相忱讥为『三朝元老』。这位先后依附美国人、日本人和共产党的『三朝元老』，在1957年到1958年的社会主义学习中，仍被定为右派分子。
第二十五章 悲惨的一日
九月三十日是礼拜日，上午快到十点半时，迟太太上楼去看王先生，对他说：
「聚会的人来了，你下去吧！」
「我不去。」王先生觉得自己没脸去见那些聚会的人，所以不肯下去。不久，大会堂里唱起诗来，他还是没有下去。一直到会都完了，迟太太又来告诉他说：
「你下去吧，外面有好些人等着你呢！」他这才下楼，在院子里见到徐信一老先生，他喊了一声「徐老师」！跟他拉拉手，就赶紧回楼上去了。跟其他的人，都没有说话。
下午二时许，迟太太又来对王先生说：「高老太太来了，她陪你上青年会去。」他就跟着她去了。
到了青年会，他们没走正门，是从南边的旁门进去的。上楼一进门就是一零三室，王梓仲牧师已经在那里等着呢！他领他们到一个连面胡子老头儿的面前，王先生看着有些面熟，但是想不起到底是谁了。高老太太说：「这是陈崇桂牧师。」其实王先生早就认识他，而且还在他家里住过十八天。但是现在因为他留了胡子，就认不出来了。经过介绍，王先生跟他拉拉手，但没说话。
跟着就开会了，到会的有一百多人，王梓仲牧师做主席。他先讲了几句话：「王明道先生回来了，现在他已经转变，赞成三自会，并且愿意参加了。我们大家欢迎他！」于是大家鼓掌。其实他哪里转变了？他只是外面变，里面一点没有变，他恨恶三自会仍旧像恨恶蛇蝎一样，并且仍然相信三自会的目的就是要从教会内部把中国教会彻底消灭掉。他的检讨是制造出来的，是假的，不是真的。
掌声过后，王先生站起来，双手捧着那张纸，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地念那份检讨。这份检讨本来没有写题目，后来在《天风》周刊上发表时，编者给加了一个题目：《我的检讨》。
他念那篇检讨时就跟上刑一样，低着头，手直哆嗦。过去他无论是讲道，或是对人讲话，从来不写稿子，也从不低着头，总是仰着脸。但那天他抬不起头来，因为他觉得没脸见人。
念完了，王梓仲牧师带头给他鼓掌，大家也都鼓起掌来，他却羞愧得无地自容。这时，曾经控诉他给日本人献铜的单乐天牧师，兴高采烈、满面笑容地跑到前面来跟王先生会面，喜见王明道向三自会低头。原基督徒会堂的信徒田凤銮大夫走过去，搂着王先生说：「王先生，你可真进步了，现在你到青年会来念检讨了。」她这番夸奖，比打他两个嘴巴还要叫他难受。一九五六年九月三十日下午的这一幕，王先生认为是世界上最惨的一幕，比杀他头还要惨。
散会以后，王先生从青年会出来，毕咏琴小姐（注：北京香山灵修院院长，原本反对三自，王明道被捕后投靠三自，翌年把香山灵修院并入三自办的燕京协和神学院）一直追着他，对他说：
「明道兄，你赶快去报名参加三自会的学习。」
王先生说：「我命都顾不来呢，还参加三自会的学习？我不去！」
毕小姐仍旧跟着他。他说他要到甘雨胡同去看看，她也跟着到了甘雨胡同。王先生进去一看，院里的东房和西房都贴着封条，只有田稼丰先生住的那三间房子没贴封条。外院那两间书房也没贴封条，因为有公安局的两位干部住在那里，一直到王先生出监前几天才走。看过以后，他就回史家胡同去了。
毕小姐还是跟着他走。他们快要进史家胡同口的时候，遇见一个年轻人。他拉着王先生的手说：
「王先生，您出来了，很好！但是我们希望您出来了没有变。要是变了的话，我们宁愿您死在监牢里。」
王先生心里说：「阿们！对！对！我若是变了，还不如死在监牢里。」
毕小姐拉着他，叫他快走，说：「这个年轻人是谁呀？他怎么说这种反动的话啊？」
到了会堂，院子里已经有好些人等着他。那时夏天搭的凉棚还没有拆，天气不冷也不热，他们就坐在院子里谈。四点钟左右来了另一个年轻人。他参加过下午那个检讨会，轻轻地对王先生说：「我跟您上楼说几句话。」他们就上楼去了。他问王先生：
「您刚才念的那个检讨是您自己写的吗？」
王先生怎敢说不是？若说不是，马上可以把他再逮进去。所以他回答说：「字是我写的。」
这个年轻人就明白了，字是王先生写的，可意思不是王先生的意思，是公安局干部叫他写出来的。
时间的安排是如此的巧妙，王先生刚念完检讨，王太太就出了监门。她是天快黑的时候出来的，雇了一辆三轮车把他们两人的东西都拉回来了。当时天还下着小雨，东西都淋湿了。她一进门，就直奔小会堂去弹琴，唱一首赞美诗：
「赞美上主我愿声高，声由心起直达云霄。
默思主性细察主工，赞美为始欢喜为终。」
这首诗是她在监里时一直想唱的，但始终憋着不能放声歌唱。所以她暗暗下了决心，一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弹琴唱这首诗歌赞美神。她一直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弹完这首诗以后，她就上楼了，他们二人才能在一起自由谈话。王先生心里是又惭愧，又惧怕。惭愧的是自己失败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脸见人；惧怕的是处在这种境地，一不小心还得再进草岚子。
这天晚上，又有好几位姐妹上楼去看王先生，对他说：「王先生，今后可不要随便说话，现在人都变了。」想起昨晚刘姐妹对他说的话，他就越发小心。从这以后，他无论跟谁也不敢随便说什么话了。
生活在这样的境况中，无异置身人间地狱。
基督、使命与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