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微仆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三自革新会」（以下简称三自会）停止了活动。似乎从他们的角度看起来，三自会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没有必要再活动了，但是在文革期间，却也暴露出一点三自会的真面目来。有一位李储文牧师，是上海三自会的领导人之一。文化大革命当中，红卫兵小将把李储文牧师揪出来，加以批判、斗争，把他打得很厉害。后来他实在忍不住了，就向这些红卫兵提出一个请求，要他们去国务院问问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红卫兵去了有关单位一打听，果然，他不是牧师，而是被派到基督教里面从事政治工作的。文革以后，这位李储文牧师不能再做牧师了，据说他先在上海政府部门工作，后来被派到香港的新华社做副社长。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新华社就相当于代表中国政府驻香港的办事处。从这里就可以说明三自会的实质。

我对文革后三自会演变的回忆

　　文化大革命期间，三自会完全停止了活动；1970年代初中国的家庭教会复兴了，1976年后三自会又开始恢复活动，并且要求信徒到三自会的礼拜堂去聚会。实际上他们的基本目的就是让信徒不要在家庭教会中聚会，不仅如此，他们还禁止家庭教会的聚会。1980年2月25日三自会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在这个扩大会议当中，他们：

• 肯定三自会的伟大功绩。（这一「肯定」实在让人痛心！）
• 决定限量重印圣经，但是数量有限。
• 印刷少量的赞美诗歌。
• 出版少量的参考书籍。
• 恢复三自会的刊物「天风」。
• 三自会的神学院开始复课。（可能觉得如果没有三自会的神学院，将来三自礼拜堂里面的讲道人该从哪里培植呢，也许三自会的神学院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 1980年10月成立「中国基督教协会」，实际上就是三自会的另一名字，就是一套人马两个名称。因为中国基督教协会的领导人几乎都是由三自会的领导人兼任的。

　　这时多数家庭教会信徒都已认清了三自会的实质，再也不肯加入到三自会中去了。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负一轭；真信的和假信的，很难共处。然而，1980年代大量的慕道者涌进三自会的礼拜堂。因为家庭教会既被禁止，当然是不公开的，所以有些人想要找教会，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学生想要了解基督教是怎么回事（例如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很想去了解一下圣诞的庆祝活动情况），他们就只有去到属于三自会的公开的礼拜堂。这些慕道友，本来就不明白真理，更无法分辨真信主的人和假信派有什么区别，这也就造成了一个现象，就是表面看来三自礼拜堂的人数也不少。

　　后来三自会可能是为了信徒不致流失（转入家庭教会），便请老年传道人传讲纯正道理。我认识一些被三自会请去传道的传道人，他们基于各种原因，答应到三自会的礼拜堂里去讲道。这些原因是：

　　第一，委曲求全。家庭聚会既被禁止，就委曲求全地到三自会的礼拜堂里去讲道。有一个弟兄比我年长一些，他是不得已参加到三自会里面去的。有一段时间他对我很关心地说：「你要是不参加三自会，不传讲福音，还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你既不参加三自会，又要传福音，特别是在家庭教会中你还要讲道，这是相当危险的。」我当时很感谢这个老大哥的提醒和他对我的关爱。但我在神面前觉得我应当坚持，三自会我没有办法参加，但是福音我也不能不传。

　　第二，为了在讲台上传讲纯正的道。有些信仰纯正的人，或许觉得如果自己不去三自会的礼拜堂讲道，那讲台上就全是假信派的人传讲不合主教导的话。那样还不如他们去讲纯正的道理。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去是和假信的人争讲台的。

　　第三，便于传道。还有一些人愿意到三自会里面去，不是为了争讲台的工作，而是为了有三自会的招牌，便于外出传福音。当时在天津，有十几位和我年龄相近的人，他们每个月开会一次，每次开会，祷告完了以后，就讨论这个月有哪些外地的福音点应该去传福音，随后每个人分配到一个福音点去讲道。所以，这些人加入三自会，乃是为了便于传福音。

　　这样的弟兄姊妹，据我所知道的还不少。当三自会的领导人的作为不合真理时，他们也敢于和这些三自会的领导人争论。我们应该说，这些可爱的弟兄姊妹们是冒着危险为真道竭力争辩的。不过，我虽然也尊重某些进入三自会的、信仰纯正的弟兄姊妹们，但从三自会成立伊始，神就没有让我参加进去。

　　还有些原属新神学派的三自会领导人为了笼络信徒，改讲纯正道理。当他们看见只有讲纯正道理时才能被信徒接受，而他们讲社会福音派的道理就不受欢迎，就不得不改讲基要真理。我知道天津有一位三自会的刘牧师，他就是「顺应民情」，改讲纯正真道的。他讲得还挺感动人，甚至于他在台上说：「像我这样的罪人，主为我流血舍命，拯救了我，这就是主的救恩。」所以有人就说：「哎呀，现在人家刘牧师得救了。」可是有些人，觉得未必，他讲是这样讲，你看他将来做是怎么做；可能讲台下所做的，和讲台上所讲的，并不完全一样。感谢主，后来让我弄清楚了这件事情，原来这位刘牧师，虽然一再地讲自己是如何蒙主宝血的拯救，但当三自会分住房的时候，听说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好处，不惜激烈地与人争执，和他台上所讲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大陆，新神学派几乎一度消失了。据我所知，1995年左右，三自会已不敢再讲新神学派的道理，因为讲完了以后，信徒就会认出他是个假传道，他所讲的不是纯正的道理。丁光训先生曾经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名为《谈谈怎样读圣经》。内容似乎很属灵，信仰似乎很纯正，但是没过多久，丁先生就又改变了方向。当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先生提出「要积极引导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的时候，丁先生马上就提出来：1）要更新传统神学；2）要淡化世界末日；3）要以「因爱称义」代替「因信称义」。他再也不提《谈谈怎样读圣经》了。

　　而丁光训先生的追随者立即加以呼应，引申丁先生的新论点说：有些不信神的人，例如像雷锋这样的好人，你怎么能忍心说他不能上天堂呢？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来，丁光训到底是神的仆人，还是一位政治人物。

　　我个人认为，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愿意他治下的民众、团体、机构顺着领导人走，适应领导人的意愿；但是，如果是神忠心的仆人，就应当按着神的教导讲明神的真理。地上的领导人可以有这样的号召、那样的要求，但是我们应当坚持「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如果国家领导人提出一个要求，传道人就马上跟着应和，那么，如果领导人提倡同性恋，作为传道人难道也就提倡同性恋吗？

　　三自会的礼拜堂中一度展开学习「丁光训文集」的活动。在学习当中，任何不赞同丁光训的人，都会受到各种打击排斥。三自会中许多的真信徒，多人或者被迫、或者自动退去。三自会所领导的金陵神学院有三个研究生被开除了。因为当时丁光训号召在神学院里开会的时候唱政治歌曲、革命歌曲，来表示爱国；但是这三个研究生说，在其他的活动中可以唱爱国歌曲、革命歌曲，但是在与信仰有关的聚会中，不适宜唱这种歌曲。他们因此就被开除了。开除了他们三位以后，又有另外三个本科生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他们赞同那三个被开除的同学的信仰持守，这三个本科生就自动退学了，后来在家庭教会中服侍。[1]丁光训自己指派的一个接班人季泰，当时负责教务的工作，也是因为金陵神学院这种不符合圣经的做法，而退出了金陵神学院。

• [1]这三个本科生当时是冒着极大的风险这样做的。我有幸后来得以直接或间接地和他们当中的人有些认识。他们现在在家庭教会的服侍很蒙主恩。

　　先前我们提到过，燕京协和神学院的院长曾一度要求所有神学生参加五教联合的联欢会，引起了燕京协和神学院的三个神学生很多的困惑。这三个学生毕业以后曾经一度到三自会中工作，但是他们后来都先后退出了三自会。

　　在云南圣经学院，一些老师和同学因为意见不合，使工作长期处于瘫痪状态，当然这里面有新神学派的干扰。

　　天津三自会曾经送给佛教会主办的餐馆一个玻璃镜框，作为祝贺开张的礼物。镜框里面写有祝贺佛教餐馆生意兴隆之类的话，落款是「天津市基督教三自会全体会众」。这个镜框被三自会礼拜堂的两个信徒看见了，他们说：我们基督徒怎么能给佛教的餐馆祝贺呢？而且落款写的是全体会众，我们这些会众怎么不知道？他们就去质问当时三自会的每一位领导人，并且要求送匾的那个人停止工作，说这个人讲道，我们不听，这个人带领圣餐，我们不参加。后来，那个力主送牌匾的人只好停止了工作。但是不久宗教事务处介入处理，最后在他们的劝解甚或施加压力之下，那个已经停止了工作的人，不仅恢复了工作，而且最后竟然被提升为天津市三自会的高级领导人。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三自会的领导人走的是什么路线了。

　　所以，「三自会」为政治服务的实质，以及其领导的核心基调：宁可听从人也不听从神，从未改变过。讲台上，他们或许会请一些人讲纯正的道理，三自会机构里的中青年人，有些也许是真心传讲纯正的道理；但是三自会的核心领导人物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是宁可听从人也不能听从神，这一点是不可能改变的，否则他们很难成为领导。

三自会的实质

　　许多海外不同地区的弟兄姊妹到三自礼拜堂参加聚会之后，和我谈过他们的感受，觉得三自礼拜堂看起来很兴旺。关于这一点，我想和大家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如果信徒可以自由选择在三自会的礼拜堂聚会，或是在家庭教会聚会，两者都是合法的，我能很肯定地说，三自会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人参加。

　　第二，三自会的礼拜堂聚会人数众多，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因为在有几千万人口的北京，只有十个左右的合法的三自礼拜堂。在两千万人里，即使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参加三自礼拜堂的聚会，十个礼拜堂里就会形成拥挤不堪、座无虚席的场面。上海也是同样情形。反观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人口仅四百万，其中只有几十万左右的华人，但是却有六七十个华人礼拜堂。相比之下，当然海外信徒会惊叹三自礼拜堂聚会时热闹的场面，但如果稍微一推算，真相立即大白。大量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海外的人大概很少知道，即使知道，也不很详细。实际上，家庭教会的信徒人数是远远超过了三自礼拜堂的。

※从三自会的机关报《天风》来看三自会的实质

　　《天风》过去的一些论调，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出三自会是怎么回事：

　　（1）他们认为三自革新运动带来了中国教会的复兴。这真不知道是根据什么而得出的结论。真是很想请问一下三自会的领导人和《天风》报的负责人，既然三自运动给中国教会带来了复兴，请你们公开一下：文化大革命以前，1966年春天，全国还剩下几个能公开聚会的三自礼拜堂？这些礼拜堂里总共还有几个信徒？我绝不是有意难为你们，神知道，此时此刻，我是含着泪写的。其实这一问题老年信徒都能回答，我只是希望，你们会想到你们给中国教会造成的巨大摧残和伤害而为此忧伤痛悔。你们当然都应该知道保罗本来是残害过教会的人，但是后来成了被神重用的人，愿神的大爱也同样临到你们，同得天上的永世大恩！

　　（2）《天风》报曾经不加批判地转载过一篇主张「重新改编圣经」的文章。

　　如果天风报和三自会并不赞同所转载的文章的论点，他们至少应该加上按语，表明三自会并不赞同该文的论点；但是天风报没有这么做，而是把这篇主张「重新改编圣经」的文章全文照登，没有加以任何的评论。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三自的实质是要将信徒导向何处，他们意欲何为？

　　但是感谢神，神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信徒预备了神忠心的仆人们，例如王明道先生等人。因为他们不顾性命大声疾呼，神就带着他的儿女们走过了这么一段不平常的道路。现在，遍地都是罪恶，遍地都是危险的福音战场，求主在中青年的弟兄姊妹当中兴起今天的王明道来，多为主使用。

※从三自会的领导人来看三自会的实质

　　三自会领导人的地位绝对不是依照信徒公认而推选出来的，从来没有这样的程序，所以他们根本不能代表中国的教会，更不能代表广大的信徒。家庭教会的人数，早已超过了三自会的人数，可是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尽管不认同丁光训这些人，但没有说话的余地。如果三自会的领导人没有政治支持的话，很难有这样高的位置、这样高的薪水。如果按照宪法信仰自由、聚会自由、选举自由，我们真不知道现在这些三自会的领导人还能不能继续下去。

　　（1）从既往历史来看，这些三自会的领导人，从外部攻击神忠心的仆人，正是在他们的控诉、批判和所谓的「揭发检举」之下，许多神忠心的仆人被逮捕，下到监狱，甚至于在监狱里面死去。另一方面，这些三自会的领导人也从内部瓦解神的教会，否定主的救恩。否定主的救恩就等于否定信仰的全部，那么信的和不信的就完全一样了。在这一点上信仰纯正的人一定要坚决反对。

　　（2）这些三自会的领导人见风使舵、随机应变，没有真理原则。一位原三自会在西南地区姓孙的所谓牧师[2]，他公开说过，他能有各种不同的讲法：对于信仰纯正的人，有一种讲解圣经的方法；如果在青年会、在社会福音派，他可以有另外的讲法。这样一个人，后来竟成为昆明三自会相当重要的负责人。他的一些作为，使得许多主的仆人使女被关押，甚至长期劳动改造，在劳役中殉道。

• [2]这位孙先生后来的结局可为警戒。有一天他过生日，很远的亲属都从外地到他的家里去庆贺。那时他家住在昆明一个最大的礼拜堂的二层楼上，当天晚上楼梯突然着火了，结果除了他的一个儿子（被认为是家中唯一与父亲不同的人，那天恰巧因为交通故障没有及时赶来），一家老小都在那场火灾中死去了。而同在那个礼拜堂的二层楼住的另一家人则安全无事。所以有好多人认为，这是神的警戒。

　　（3）他们趋炎附势，作威作福，绝对没有吃苦的心志。我没有听说过三自会的领导人曾经为主的缘故吃过苦，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9:23）我们想想，当许多人因为他们的控诉，因为他们所谓的「检举揭发」而被下在监狱里吃苦、劳改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真正的基督徒是心灵相通、痛痒相关、彼此相爱的，而这一些人他们哪有一点点基督徒应有的感情和心态呢？

　　（4）他们排除异己，唯利是图。他们打压一切防碍他们做官享福的人，甚至于同样都是新神学派、社会福音派的人，彼此之间也有矛盾，有利害关系。这样唯利是图的人总是难以完全团结在一起，有共同的领受。当他们学习丁光训文集的时候，陆续地，有一些人就被丁光训辞退了，也有一些人，在研读了丁光训的讲解、说法以后，便自动离开了类似金陵神学院、三自会这样的机构和组织。对于那些和他们看法不同，或被认为挡住了他们晋升的官道、挡住他们的仕途的人，他们都要清除出去。

　　对于这些三自会的领导人，我们信仰纯正的人，要为他们祷告，甚至要为他们祝福。这是因为圣经里教导我们：对于逼迫你的人要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罗12:14）。所以我们可以指责这些人的罪恶、罪行，但是我们还要为这些人的灵魂祷告，求神怜悯拯救他们。

　　1988年4月，全球著名的布道家葛培理先生很想调和三自会与家庭教会和平相处，彼此合作，但实际上并没能实现他的期望。1988年十月间，我曾到上海看望王明道先生。我亲耳听到王先生说，葛培理没来中国以前曾经托人带信给王先生，说希望趁着三自会邀请他来中国的时候，去拜访王明道先生。王先生当即向带信人表示：如果葛培理先生想来见他，希望在没见三自会的领导人以前来谈话，谈话以后，葛培理先生随便愿意去看望谁，就去看望谁；但是如果他先去看望了三自会的领导人，就不必再来见王先生了。然而，葛培理还是先去会见了丁光训，并且在北京崇文门三自礼拜堂里讲了道以后，才来到上海去拜访王明道先生。那时王先生夫妇二人都已双目失明了。葛培理先生进门以后，王先生也不好请他出去，只好坐下谈话。但是王先生为人很正直，先是直言点明葛培理先生既然先去看望了三自会的领导人，就没有必要违背王先生的约定再来见他了。接着，他便批评葛培理先生：「您应该知道，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负一轭，真信的和假信的怎么能掺杂在一起呢？」但是在葛培理先生的自传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他曾经和王先生谈过话，这些重要的谈话内容，竟只字未提！

　　自那以后，葛培理先生特意和中国政府说他要看望中国的家庭教会，结果中国政府就指定他去访问北京袁相忱先生那里的家庭聚会。葛培理先生与袁相忱先生见面时，谈自己的信仰、个人的领受还可以，一谈到三自会，袁相忱先生就不愿意多谈。后来葛培理先生的儿子葛福临，也想做这一方面的努力，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也是毫无果效。

　　从这些事情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家庭教会已经有清楚的认识，为主的缘故持守真理，哪怕是冒着危险也不愿意妥协。家庭教会现在还是独立于三自会之外，而且家庭教会越来越蒙恩，人数越来越多，并且在主的真道上越来越有长进，我们真应当感谢神。

　　面对新神学派（以及其衍生品「三自会」）的搅扰残害，几代神的忠心仆人们，为了持守真理，曾经作出了美好的见证：

• 1920年代，神拣选了王明道、宋尚节等人斥罪宣道；（王明道先生前后坐监二十三年，出狱后继续指责「三自」的搅扰，直到离世。）
• 1930年代，神坚立了王明道、栾腓利等人抗罪护道；
• 1940年代，神托付了赵君影、计志文等人胜罪证道；
• 1950年代，神重用了俞成华、张谷泉、文沐灵、杜忠三、陈善理等人拒罪殉道；
• 1960年代，神使用了刘景文、郑惠端、汪纯懿等人拒罪行道；
• 1970年代，神使用了袁相忱、谢模善、杨心斐等人恕罪卫道；
• 1980年代，神选召了更多的后来人弃罪传道。

我个人对三自会的看法

　　下文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也很愿意爱主的弟兄姊妹给予指正。

　　第一，三自会不是教会。三自会刚开始的时候，它的领导人也明确地说三自会只是一个领导革新运动的组织机构，这一个组织机构本身不是教会。直到如今，我也没有听说三自会修正过这个说法。所以，三自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组织；它并不是教会，而只是一个「领导」教会的组织机构。有的人参加三自会是表明他们认同三自会的目标和看法，有的人却是万不得已的。后来在三自会以外又成立了一个「基督教协会」，实际上这两个组织机构本身都不是教会。

　　第二，三自会的创始领导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从三自会创始，其最核心的领导人吴耀宗、丁光训，从他们的书面写作或书面言论上看，就是反圣经的假信徒。后来某些领导人所讲的、所写的还看不出明显曲解圣经的地方，但却也没有听说过哪一位领导人认真严正地批评过吴耀宗、丁光训他们显然违反圣经的论说。

　　第三，虽然三自礼拜堂里还是有很多爱主的真信徒，但我是绝不会进入到这个信仰混杂的组织里去的。

　　第四，当习俗、法令不背主道时，为主的缘故顺服人的制度（彼前2:13）；习俗、法令不合主道时，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信和不信的（当然包括假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参林后6:14）。真正的信徒绝不能和假信徒混在一起。当年为了这个缘故，不少的信徒宁愿受批判、坐监牢、被劳动改造，付上一切的代价，也不愿参加到三自会里面去，有些弟兄姊妹甚至宁愿死在监狱里面，仍然向主忠贞不屈。他们的事迹见证，可歌可泣！

　　文化大革命以后，信徒持续地增长。1980年代有更多的人坚持在家里面聚会，那时我听说在东北辽东一带有一个两千人的家庭教会，这两千人分散在不同的地点聚会。我还和那里的负责人通过几次信，心里想：又一位老弟兄被主重用了。

　　有一天他们当中有两位弟兄，亲自到天津来和我交谈他们的境况。我就问他们：「那位负责的老弟兄身体好吗？」

　　他们笑着说；「什么老弟兄，他才三十多岁！」

　　我当时很惊讶：「三十多岁的人怎么能带领两千人的教会？」

　　他们说：「因为他的母亲很爱主，有些老年弟兄姊妹又肯加以协助，而且这位负责的弟兄又很谦卑，所以那里的福音非常兴旺。」

　　现在海内外献身传道的华人弟兄姊妹日益增多，神已经装备了许多的中青年的同工，其中许多人的学历、资历、经历、能力都超过了我们这一代的人。此外，家庭教会的培训事工逐渐成熟，形成体系，走向正规；配合需要的文字工作也越来越丰富，1980年代以各类小册子为主，到了1990年代以后，各样圣经的注释，赞美的诗歌，甚至定期出版的刊物，都能在国内见到，帮助信徒灵命的增长。我们为此应当感谢我们的父神。下面是我对当年复兴状况的简要回忆。

压力之下神加能力

　　1971年8月，部分传道人从劳改队当中被叫出来了。据说当时有一些外宾从海外到中国来，和政府或者有关部门有一些联系，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基督徒，就关心中国还有没有基督徒，希望能和他们见见面。政府的有关负责人员找不到基督徒，只好从劳改队里叫出几个人来，再给他们修饰一下，刮刮胡子，洗洗脸，换衣服，就派去接待外宾。可能政府觉得从外交的角度来看，基督徒完全消失对于国家的外事活动恐怕不是太有利。

　　到了1972年，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外国侨民就在北京进行圣诞活动，甚至有了大型的聚会了。一些三自会的礼拜堂在1979年4月9日重新恢复了聚会。大概有些领导人看到，如果三自礼拜堂不恢复聚会，在家里聚会的人就越来越多，家庭教会也就会越来越大。文化大革命期间，见不到基督徒，三自会也就停止活动，现在基督徒又出来了，所以三自会也恢复活动了。

　　海外的信徒及传道人开始到国内来旅游。他们名义上是来旅游，实际上是要看望国内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也由海外带来一些圣经、属灵书籍。因此，1981年，政府借着报纸作了一些反弹。报纸连续报导外国的反动势力侵入大陆教会、内外勾结这样威吓的话，这是当时的形势。1984年的时候报纸指责海外福音广播工作，确实广播工作对于中国的信徒或者当时不信主的人都有影响，所以报纸上有这样的批评。

　　1986年4月，上海宗教局邀请家庭教会的负责人和三自会的负责人共同开会，但是开会过程中，家庭教会的人逐渐部分退席，那个会等于没有开。当时上海宗教局召开的这样一个会，家庭教会的人竟然敢半途退席，说明家庭教会的领导人、负责人，敢于持守在主面前，灵里面逐渐刚强了。

　　1987年各地的三自教会都要求传道人必须要有传道证，但只有三自会的人才有传道证，这样就禁止了自由传道。并且，实行了「三定」，三定就是定地点、定人、定教堂，不准传道人外出到别的教堂去讲道。我对这种事体会很深。1987年我被平反以后，1988年我和妻子就到安徽一带去看望信徒，传讲福音。到了一个地方，有一个教会再三约我多留一天去那里讲道，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第二天，我准备去他家里讲道之前，忽然有人来问我有没有传道证，我说我没有传道证。马上那个教会的带领人就害怕了，把三自会的一个青年人请来讲道，让我在那个敬拜中为他们祷告。我说你们自己祷告好了，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三自会的人讲道的聚会。所以那天我是在自己的屋子里安静祷告的。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法治比较平稳了。但是，那个时候传福音还是可能被捕、被传讯、被罚款。家庭教会建立起初，官方就误解家庭教会是聚众非法集会。自己的亲戚朋友在家里一起聚会还可以，但不许超过20人，超过20人就是非法聚会。一方面，有些官方人士认为家庭教会不参加三自会，可能和海外有什么勾结或者有秘密的关系。福音是从欧美传到中国来的，当然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有很多西方宣道士，尤其是新中国和美国政治看法不一样，和美国是对立的，既然存在两大阵营，中国当局警惕美国有什么企图，甚至于怕美国想要利用中国的教会，我觉得这样的警惕也是难免的。另一方面，当时一些执政者认为家庭教会是不安定的因素，因为三自会接受政府的领导，而家庭教会就未必。在新政府成立之初，无神论一统天下，而这些传道人竟然可以舍弃名利、前途也不要，别人很难想象这是为主的缘故背十字架，为主的缘故舍弃一切；不信主的人，特别是政界的人，认为一定另有企图，别有目的。

　　其实自从使徒时代，信徒就常常地被误会有反对政权的企图。所以有些执政者对基督徒的怀疑、不信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自己应当有所持守，也应当用自己的行为来说明我们的信守。

　　在小城市或者农村有些地方，因为在家中聚会，就一再地被捕、罚款。他们聚会的时候，忽然公安机关就包围起来，让弟兄姊妹一个一个地出去，每个人出去要交罚款五块或者十块；交不出罚款的，就不能出去，直到请人报信，家属送钱来之后才能出去。被逮捕的，往往是在那里讲道的人，或者是接待教会的家庭的一家之长，或是家属当中的一员。他们交的罚款更重，这样才能恢复自由，不然的话不能放出来。虽然这样，但很多人仍然坚持聚会，这个礼拜在这个人家里，下个礼拜可能在那个人家里。

　　后来有些人宁愿坐监也坚持不交罚款，这是为了杜绝一些人的贪婪。当时的公安部门找了一些人，秘密了解打听哪里有家庭聚会，举报后有奖金。罚款之后，不知道公安人员有没有劳动奖金，但报案的人肯定是有奖励的，于是就有人专门做这种调查、举报的事。家庭教会越来越容易被人发现。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被拘捕后宁愿长期被关押也不交罚款，而家庭教会也因此得到一段相对安宁的时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家庭教会弟兄姊妹的心志，也可以看到当时家庭教会的艰难。

　　后来也会因为听福音电台或散发、传抄福音单张而被拘捕。前面我曾提到过一位梁弟兄，就是因为传抄诗歌而入狱的。改革开放前后，也仍旧有批判、批斗的做法。有一个姊妹因为传抄了一些福音性的诗歌，曾被批判、批斗。当时让她站在那里，批判她的人就念她所抄写的诗，念一句，就批判她几句。后来那位姊妹说，当时她听着，就好像是自己平常没有注意的一些话，批判她的人又提醒她应当注意，应当在神面前坚定自己的意志。所以，他们在那里批判她，她心里却非常喜乐。她说自己是强忍着不笑出声来。怕万一笑出声会让他们发怒，受更重的刑罚。此外，有些信徒因为同样的原因遇到过类似的麻烦，只要被公安发现，就可能被追查追问。但是也有不少的人满不在意，该传福音，还是照传福音，该散发福音单张，还是继续散发。这种传福音的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

　　当年家庭教会虽然压力重重，但弟兄姊妹在压力之下增长了属灵的能力。1987年我在山东带领一个培训班，培训结束后和几位弟兄姊妹聊天，他们都是满面笑容。交谈之中，有一位弟兄忽然指着另一位弟兄说：「你笑什么？因为印福音书籍，你都被关起来了，你还笑什么？」我原曾听说这里有一位弟兄因为印刷了《认识真理》等类的福音书籍，被判坐监四年，因此对那位弟兄肃然起敬，就说：「原来是你，听说你被关了四年哪？」没想到那位弟兄，继续笑着说：「哎，没有四年，才三年半！」我觉得他说得竟是那么轻松。弟兄姊妹们，你们看，经过了压力，神加添了能力，这些经历苦难的弟兄姊妹们灵里面越发刚强了！

　　当年还有一种情况是常有极端的迷惑、异端的搅扰。有些人独树一帜特别侧重某一个真理，或者侧重某一个领受，讲道有时似是而非，但是在异端的边缘上，这样的一些道理也容易让人迷惑。1980年代末据王绍武弟兄估计，大概有二十几个异端，比如说东方闪电、三班仆人、被立王等等。（前几年我曾问他，目前大约有多少异端？他说很难统计了。）可是当时虽然属灵书籍很少，还有异端的搅扰，但信徒们坚持真道，既靠主胜过压力，又靠主抵制异端，福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兴旺、发展起来的。这实在是神的恩典。

各地教会多有复兴

　　（1）家庭教会更加兴旺了，乡村甚至出现了几千人的教会，例如安徽、浙江、河南、山东、东北等，当然这些地方的教会是分散在各个家庭里面聚会的，但是加起来总人数已经是上千人了。

　　浙江温州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山洞里面祷告，后来就在山洞里面聚会，渐渐地在家里聚会，信而归主的人就越来越多，而且不仅是温州本地，后来也传到全国和海外。1980年代初，最晚是1980年代中期，有两位温州的弟兄，到天津和我有一些交通。他们当中，有一个人亲耳听到过政府的工作人员所做的公开报告说：「原来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中国的基督徒一共是七十万，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人说中国的基督徒是消失了。现在可倒好，光温州这一个地区基督徒就有六十万！」我们谈到这里，只有说向神感恩。

　　再举个例子，比如河南的方城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复兴比较早的一个地方。刚开始是河南的西南地区复兴起来，后来逐渐影响到华北许多的地方。方城那里，不仅是传福音，而且原来的信徒还常集中在一起查经、培训。在1980年代初，有人曾经把他们培训的讲义拿给我看过，是用钢板、铁笔、蜡纸书写以后油印的。我看了以后觉得内容很好，很细致，很深刻，都是信徒在灵命上最需要的基本造就和栽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李天恩弟兄在那里培训、讲道的提纲。

　　1953年我离开云南的时候，禄劝县那里彝族的信徒是四千人。这四千人因为早期内地会的传道人在那里传扬福音，已经有了根基，后来我到那里去，神也把信主的人加添了一些。但经过了一些苦难后，到了1992或1993年，那里的弟兄姊妹和我通信说，当地的信徒已经是三万人了。

　　在2003年春天，我曾经到浙江温州一个家庭教会的主日崇拜中讲道。那个家庭教会是没有登记立案的，但是那个聚会的房间可以坐二百人左右。有一个用土建的讲台，我就站在讲台上讲。后来人越来越多，有人就靠着墙站着，后来墙边站满了人，就到讲台边上坐着，讲台的边上也坐满了，就到我的讲桌后面坐着。让我吃惊的是，那么大的房间，它靠着街道的门是开着的，讲台正好对着那个门，我很清楚地看见马路上人来人往。而且在我讲道的过程中，路过的人能听见我讲道的内容，甚至有人听着听着就走进来听了。这就是说，有一些家庭教会聚会的时候是敞着门聚会的，等于公开了，而且等于政府是默认了。

　　（2）1980年代家庭教会开始通过培训班培训青年人（前面所提到的河南方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起初是工人临时培训，进而形成系统地神学培训。在2001年，我曾经被约请到浙江的一个县城去开培训班，我没有想到在培训班没开之前，当地教会的负责人和我谈话，拿出一张课程表来说：「边老师，我们这个地方是系统地培训的，有些划了勾的课程是有人讲过的，就请您不要重复了，请您讲这些没有划勾的课程吧。」这就不像以前，不管你讲什么，只要来了能讲就行，听众就高兴得不得了。那一次我看到他们的培训班明显地走向了正规，幸亏我带的讲义比较多一些，那次给他们讲了教牧书信。中国的教会在那个时候明显地有了复兴的迹象。

　　（3）先是个人谈道，逐渐开会布道，福音逐渐遍及到全国，甚至远到了边疆。在1980年代福音刚刚传开的时候，先是在本地传福音，后来渐渐传向邻县，甚至于传向边疆海外。1990年代初期，大概是在春节期间，在山东的临沂地区有一次培灵会，天津的一个小弟兄参加了那个培灵会，他回来之后就和我说了一件事：在培灵会结束之后，当地的负责同工说：「今年我们需要有些弟兄姊妹到其他地方传扬福音，不是在临沂地区，是其他的邻县或者邻省，有多少人要去可以报名，教会给予一些支持，但主要是依靠自己。」当时报名的有几十人，负责同工就说：「这么多的人，我们教会难于支持，只能支持一半人出去。」就决定了这一半人去，另一半人不要去了。但另一半人就很有意见。后来负责同工没有办法，就说：「今年这一半人出去，明年你们另一半人再出去，可以不可以？」那次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2010年，另一个曾经参加过临沂培灵聚会的许弟兄和我说，当地负责的同工现在呼召，不是在邻县邻省布道了，必须是愿意去西藏、新疆的才可以报名。临沂这个地区是这样发展的，福音是这样外展的，其他地方可能也会是这样的。

　　再提一下张约瑟弟兄，在南京的时候我们就有时一起聚会、祷告。1949年我们在云南也一起服侍过。当年他一瘸一拐地走向西藏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系。他比我大十多岁，想必已经被主接去了。但是像这样当年去西藏的弟兄姊妹们大概不会想到，现在海内海外竟然有各种方式方法、组织团体去往西藏传道。这些弟兄姊妹，通过医疗、教学、经商、旅游等渠道到了西藏，广传福音。大约在2000年，我见到过一个藏族大学生写给一个传道人的信。这封信写得非常真诚，信上大意说：「感谢主，你能够把福音带给我们，我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说他原来有哪些罪），……我原来不认识神，现在我相信了独一无二的真神，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接着讲他是怎么对付罪的，现在心灵里面有什么样的成长、感受），……在我们的大学里，现在已经有十来个人常在一起聚会，形成了一个团契。」我一看这个大学生认罪悔改的过程，比海外好多受洗的人做的见证要深刻得多，对于自己的罪有深刻的认识，对于耶稣基督的爱有深刻的感受，那是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2001年，我在兰州遇到一个藏族女大学生。她是西藏人，后来毕业于青海某大学英语系，也就是说，她基本可以使用三种语言文字。那时她已经奉献了，她说不知道是不是神要她出来传道。还有一次，也是十多年前，在北京有一个特别的连续几天的聚会，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常问我关于西藏福音事工的问题，我觉得奇怪，就问她：「你为什么这么关心西藏的事呢？」那位姊妹说：「我就是西藏人。」我说：「完全看不出来了。你是怎么信主的呢？」她说：「一次我坐飞机的时候，我旁边座位的人和我谈话，说她是基督徒，把福音传给我，并且给了我一本圣经，叫我有时间就看圣经。后来又有别人给我传了福音，我就信了耶稣。」她和我谈话的时候，正在北京一个大学读硕士学位，我们一起参加的那个聚会的目的是培训已经传道的弟兄姊妹，也帮助一些奉献自己准备传道或者还不明确呼召的弟兄姊妹清楚神的旨意。前面的人在那里流泪撒种，早晚有一天，或前人或后人必会欢呼收割。

1980年代以后的蒙恩族群

　　1980年代，福音主要是在农村教会兴旺起来，信主的弟兄姊妹多是农民或者一般市民。1990年代以后，信主的群体就越来越多了。

※进城打工的农民工

　　在中国大陆，进城打工谋生的农民工越来越多了。前些年有位王弟兄专门做农民工的福音工作。这位王弟兄的父母和我，在1950年代，都曾被定为「王明道反革命集团」里的「反革命」。而且王弟兄在少年时期还曾和他的父母一起被送往贫困的农村去劳动改造。他的父母被「平反」后，全家移居美国。当王弟兄在辛辛那提读书的时候，和一位台湾的小姊妹建立了爱情关系。当那位小姊妹给她在台湾的父亲写信，告知她和王弟兄的感情后，想不到她的父亲竟然写信指责她说：「你那里有那么多的同学，为什么你偏偏找个『共匪』交朋友呢？」（弟兄姊妹，你听到这样的话，是想笑呢，还是想哭呢？）但是那位小姊妹，竟毅然和这个全家为主受过大苦的「共匪」结婚了！而且还陪着这个「共匪」到他以前受苦之地，去向「农民工」传福音、救灵魂！我看过他们制作的一个农民工聚会的光盘，聚会中有人演话剧，话剧后有短讲，短讲完了有呼召。那次从台下走到台上去决志信主的人大约是一百多个。那些年他们在农民工当中有话剧团，圣乐队，后来还建立了培训班，专门培训在农民工中间传扬福音的工人。

※残疾人、贫困人等弱势群体

　　有人专门到弱势群体中传扬福音，比如到艾滋病村去传扬福音。有些贫困地区，有人靠卖血来赚一点钱，因为针头不洁净，就沾染上艾滋病。那村子很贫困，卖血的人很多，一个人得了艾滋病，就又传染给别人，结果就成了一个艾滋病村。有些人就专门到艾滋病村里传福音。

　　有一个美国的姊妹Laura，她有托付，愿意到中国大陆贫困人当中传扬福音，她自己有特别负担，收养在街头流浪的孩子，把福音传给他们。后来这个姊妹和一个中国的赵弟兄结婚了，他们婚后就在各处收留流浪儿童把福音传给他们。感谢主，前些年很有成绩，甚至报纸也登出了他们所做的工作。有一年他们在广州收留了一个从上海离家私自逃到广州去的女学生。有一天这个女孩子无意中说：她是上海某个中学的学生。收留她的赵弟兄夫妇赶快通过她的学校和她的父母通了消息。她的父母听到这个从天上飞来的意外喜讯后，父亲便马上去往广州接女儿。他对赵弟兄夫妇二人千恩万谢。当他得知赵弟兄夫妇是基督徒，是无条件地收养流浪儿童的，这位父亲大受感动，听了福音后表示也要决志信主。

　　谢谢主，这些不辞劳苦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至今仍旧在默默地事奉神。

※专做少年工作的培训班

　　前些年有一对孪生的王姓姊妹，她们到中国大陆去培训儿童，教主日学，教唱诗，讲圣经故事等，把小孩子们带到主面前。现在她们所教的那些孩子们已经成长起来，而且对于教儿童、带领孩子信主也有感动有负担。感谢主，这对孪生姊妹现在在国内已经开办了主日学老师的「培训班」了！

※大中小学各级在校学生

　　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各级在校学生，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了。在浙江省某城市的一个区，从初中一年级到大学四年级信主的学生，「估计」已经接近一万人。因为在21世纪初的一个春节期间，他们组织过一个聚会，大约就有五千人参加。他们散会的时候，不便同时散去，是三五一群、隔开距离、零散地离开会场的。所以仅是散会，竟用去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有的大学原来只有一个团契，后来增加到两三个团契。我听说某些北方的大学里已经有十个左右的团契了。

※海内有成就的知识分子

　　海内有成就的一些知识分子不仅是信主了，也尽力传扬福音。其中有学者、有作家、有教授、还有工商业者、专家人士等等。2010年我曾经到中东去宣道，那次一同去的有六个弟兄姊妹，其中四个人有硕士学位，另有一位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再有一位是一个行政部门的业务主管人员。看来这也是神施恩典，在知识分子当中、有成就的中青年人当中，神选召了一些人出来，这些人逐渐地成长起来，为主作工了。

※海外学成归主的知识分子

　　海外学成归国的知识分子中信主的人很多，奉献传道的人很多。有的地方组成了海归教会，也有一些归国的知识分子分散在各处家庭教会当中聚会，还担当一些服侍。这也是空前的一件事。

※各界离退休人员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们应当感恩的，就是在各界离退休的「干部」当中，不但有些人信主了，而且有些人传道了。在浙江有一个老年人，他在大陆新政府成立以前，就加入了解放军，所以被称为「老干部」。这样的人有很高的待遇，他们退休叫离休，可以拿百分之百的工资并一些补助，当时还会定期组织他们出去免费观光旅游等等。但这一位离休的老干部信主了。他的老家在浙江省的农村，他离休后回老家，在那个村庄里传福音给别人，这件事让村党支部书记很不好办——这么一个老党员，老革命，现在竟然传福音！后来这个村党支部书记只好去找这位老弟兄，劝他说：「老同志你自己信耶稣就信吧，你就不要传给别人了。」那位老弟兄说：「我认为是对的，为什么不能向别人讲？」村党支部书记就没话说了。后来我知道这位老弟兄还是照样地讲，别人也对他没有办法。像这样信主的老干部，我还认识一位高弟兄，也是在大陆政权改变前参加了共产党的解放军。高弟兄信主后热心传道，他写了一首长诗《献给老年的朋友们》，意在向老年人传道。他把他的手稿拿给我看，要我给他改一下。我说：我不改了。我把他的亲笔手稿复印了几十份，赠给了一些老年朋友们。我觉得，他的手稿比我的讲稿可能会感动更多的人。

结语

　　当中国的教会在苦难当中经过水火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后来又有这么大的复兴。但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藉着患难，炼尽了我们心中的渣滓，又以祂的大能使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灵里的力量刚强了起来。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微小和不配，又使我们经历到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现在海内外的华人信徒日益增长。但是也各自承受着不同的压力。然而，历代的信徒都是在压力之下增长能力的。我们深信：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必如何！主再来以前必有患难，但是在患难中，慈爱的神必会增长我们的能力！

圣经中的家庭教会

　　教会建立初期，耶路撒冷圣城的教会曾经在多人的家里面聚会。从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看到，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一次传道三千人悔改；再有一次传道，悔改的男丁数目是五千人；后来，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这样加起来耶路撒冷的信徒总得有一万人以上。使徒行传2:46-47提到，他们在殿中且在家中聚会。「且在家中」原文的意思是「挨家挨户」聚会。当时的一个住家，若能容纳五十个人就不少了，一万多的信徒在家里面聚会，最少得有二百处家庭的聚会。

　　在使徒行传12:5中也提到，当彼得被希律捉拿起来的时候，关在监狱里面，教会为他切切地祷告。当彼得被天使救出监狱之后，他往哪里去呢？他想了想，就往马利亚家里去了。在使徒行传12:12说那里有许多人聚集祷告。前面说教会为他祷告，后来说有许多的人聚集为他祷告，可见那「许多聚集祷告的人」就是「教会」。他们在哪里聚会呢？当时的教会就在马利亚的家里面聚会，也就是说，马利亚的家里有家庭聚会，有教会的会众聚会。

　　在歌罗西书4:15中可以看到，老底嘉教会曾经在宁法的家里面聚会。在腓利门书2节中可以看到，保罗问在腓利门家里面的教会安，可见歌罗西的教会也是在腓利门家中聚会的。从哥林多前书16:19中可见以弗所教会曾经在亚居拉和百基拉的家里面聚会，而从罗马书16:3-5中可见罗马的教会也曾在他们的家里面聚会。

　　教会就是圣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就是在基督里蒙召做圣徒的（林前1:2），我们信主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就是教会。教会是信主的会众，聚会的房子绝不是教会。所以说，大陆家庭教会无意之中延续了使徒时代的家庭教会，但这实在是神的恩典。

大陆家庭教会的源起

　　大陆家庭教会的源起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以前。当时有些人为了方便而在家庭里聚会，比如1924年王明道先生起初就在北京甘雨胡同他自己的家里聚会，第二年成为一个正式的家庭聚会，并且形成了教会。以后在史家胡同买了房子，建立了基督徒会堂，他们的教会便在那里聚会。

　　1951年三自会成立后，教会就日益冷落。因为三自会的控诉，有一些人被批判，有的被逮捕。信徒软弱，教会聚会人数锐减。在1950年代中期，因为很多的教会都加入了三自会，有一些弟兄姊妹持守圣洁，只有在家里面聚会。

　　在1954年冬天，我也在天津自己的家里开始了一个家庭聚会。我给公安部门写了一个报告，等于是公开的通知，说我的母亲年纪太大，大哥又因大嫂去世，精神和身体不好，所以想要和一些邻居信主的人，礼拜日早晨在我的家里有主日崇拜，从十点到十二点。当时公安部门也没有说不许可，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聚会一段时间。王明道先生被捕以后，我就自动地把家里的聚会停下来了。我被捕以后，这就成为我的一个罪状，说我组织反革命家庭聚会。我说我在聚会以前写过书面的报告交给了当地的公安部门，他们不会把这么一个重要的报告扔掉，你一定能够查出来。那个审问我的人，冷冷地一笑，说不在于你报告不报告，因为你这个人是个反革命，所以在你家庭里面的聚会，就是反革命家庭聚会。你不报告，是反革命家庭聚会；你报告，也是反革命家庭聚会。

　　三反、五反政治运动时期，被捕的传道人或者是被劳动改造，或者是被送到五教联合的工厂里面做工。当时政府认为所有的宗教职业者，都是迷信职业者，是不劳而获的，必须加以改造。所以许多地方就设立了专门的工厂来改造教育这些人。前文提到的天津飞跃塑料厂，就是这样一个工厂。

　　牧人都已被监禁或劳动改造，信徒只好在家里聚会了。也曾有好多人到了三自会的礼拜堂，以后觉得得不到供应，也就只好在家里聚会。1950年代末三自会强迫许多教会大联合，这样的批判、联合，造成了混乱。末了，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几乎所有的礼拜堂都关闭或改作他用。文革中期以后，因为已经没有公众聚会的地方，很多虔诚的弟兄姊妹只有在家里聚会。起初聚会的就是自己的直系亲属，后来连亲戚也可以参加，慢慢地，有一些朋友也就参加了。人数不多，暗暗地聚会。唱诗的时候声音也很小，往往就是两个人小声唱诗，另外的人都是默默地用心灵来唱和。大家聚会时经常流泪认罪祷告，不但为自己认罪也是为万民求告，求主赦免我们这个世代的罪。虽然没有华丽的礼拜堂，不能大声唱诗，也没有固定的仪式，但觉得和神特别地亲近，弟兄姊妹之间也觉得特别亲切，而且有属灵的得着。我想大家向着神的心，神是悦纳的。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家庭聚会就一点一点地兴旺起来了。

艰难时期的聚会地点

　　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些被严重地监视注意的人，以及某些地区也很难在家庭里聚会，因此当时也出现了一些特别的聚会地点：

※山洞

　　1960年代末，就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两三年间，在温州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山洞里祷告。这个祷告会，是一个曾在北京恩典院进修过的老姊妹发起的，她在温州一直默默地事奉主。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位老年的姊妹也遭受到冲击和苦难，但是因为她很有爱心，平素群众关系很好，那些街坊邻居不好对她怎么样，所以慢慢地也就放松了。这个老姊妹就对几个二十岁左右的弟兄姊妹说，现在应当恢复祷告，应当很好地祷告。所以这几个年轻人就开始在山洞里祷告。

　　当时参加这个祷告会的一位吴秀聪姊妹（那时她只有十八九岁），1990年代亲自和我说过，当年她们都是在一个山洞里祷告，而且只能一两个人或两三个人分着去，不能四五个人成群结队地一起去，被通知去聚会的也是少数的人。但是，不久之后，慢慢地就有些爱主的人知道了她们的祷告聚会。有一个小弟兄就质问他们：「为什么你们去祷告，不叫着我去？」弟兄姊妹只好和他解释说：「因为那个山洞很小，人太多了不相宜，所以没有通知你。」那个小弟兄非常地难过，说：「不对，不是因为那个地方小，你们怕人多。你们是不信任我！」说到那里他更加难过。后来，那个小弟兄也一起参加了祷告。从那以后，祷告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处境稍微改善后，他们就不再在山洞里面聚会了，而是在信徒的家里，甚至是在一个比较大的房子里祷告聚会。

　　这是1960年代末在浙江温州，一些年轻人在一个老姊妹的帮助、带领、鼓励之下，在山洞里开始的祷告会。现在，温州各地都有教会，而在中国国内甚至海外也有很多温州人建立的教会。有人说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冷，我说，温州应当成为中国的安提阿。而温州地区的复兴，是从祷告开始的。

※地穴

　　河南的一些地方，当年弟兄姊妹们曾在地穴里聚会。有一位姊妹亲自对我说过：挖地穴需要费很多的时间、精力和心力。有一个家庭决定在他的家里挖一个地穴作为聚会的场所。那家人先把房角的一个橱柜挪开，开始往下挖土（他们住的房子都是直接建在泥土上的）。挖出来的土又要想办法丢掉，不能留在自己家门口，也不能堆在村外，只有运到田野平铺在田间，才不会引人注意。挖土只能在晚上挖，还得趁天未亮时，将挖出来的土运出去。就这样，一铲一铲地挖，一筐一筐地把土偷偷送出去，经过很长的时间，终于把地穴挖好了。等到晚上聚会的时候，先用一个梯子下到地穴里，下去之后上面的人就把橱柜再放到墙角上把它盖起来。如果外面有人来了，就敲一敲橱柜，或者用别的暗号，下面唱诗、祷告的声音会马上停下来。

※地道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了便于作战，挖了一些地道。这些地道在抗战胜利以后并没有填封起来，也没有人使用，空在那里。在某一段时期，有一些弟兄姊妹就在地道里面举行两三天的聚会。他们住在地道里，吃在地道里，从早到晚地聚会。

　　这件事情在1980年代初期，被一个海外的基督徒知道了。他觉得这是个新闻，就在海外说了，甚至在海外的一个刊物上刊登出来。这个弟兄没有想到，这篇报导传回了中国。幸亏当时聚会的那些人有警觉性，及时从地道撤走了，所以当公安人员追查到地道的时候，看到的只是少许的碗筷，证实这里有人活动过而已。

※船上

　　还有些人是在船上聚会的，例如在较大的湖泊里面找一个大船，那个船可以住上十几个人，在船上可以有几天的聚会。

※海岛、荒山、森林、草原

　　那时的舟山群岛是一片荒岛，杳无人踪，所以弟兄姊妹就开船到荒岛上，几个或者是十几个人在那里禁食祷告一整天，甚至可以放声歌唱，大声祷告。现在的舟山群岛中，有的岛已经建立了比较大的礼拜堂聚会。当年那样的艰苦，现在却有那么多的人一起聚会，我们应当感谢赞美我们的父神。

　　南方有些弟兄姊妹上到没有人迹的荒山上，一起祷告唱诗。有时，他们带着一些干粮，在山上聚会一整天。如果山上有山洞，他们也会在山洞里过夜，这样可以在山上聚会两三天。

　　东北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在大森林的深处聚会一天。因为森林地带比较荒僻，从早到晚聚会，甚至于到深夜，也没有什么关系。

　　还有些弟兄姊妹在内蒙的大草原聚会。那里的草比人高，如果他们在野草里坐下，或跪在那里祷告，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所以在荒野的草丛当中也有过聚会。

※其他地点

　　也有一些其他的地点，不一定是普遍的，我亲自参加过的聚会地点有：

　　（1）一位南方的弟兄，在半山腰的竹林里（就在大马路旁边）盖了一所房子聚会，并且可以开培训班。那位弟兄说，南方的竹林大概是三年砍一次，我可以以保护竹林免遭偷砍为名，盖一所房子住在这里，实际是在这里聚会。感谢主，很安全，从来没有什么问题。

　　（2）在安徽的南部，有一段时间参加家庭聚会的人很多。到了主日崇拜的时候，他们也是分别在各个家庭里面聚会，后来每个月一次大家一起在集市聚会。农村五天一个集市[1]，不赶场的时候那个地方是个空地。礼拜六下午通知，礼拜日在某个集市上集合，几点到几点是主日崇拜，准时开会，准时散会。到了礼拜日早晨大家都来了，马上就唱诗，马上就聚会，聚会完了以后赶快就散去了，扩音的设备也很快撤走了。这个月在这个地方，下个月在另外一个地方。这样的聚会一直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 [1]集市就是所谓赶场，是农民定期聚集在一起买卖各样东西的临时市场。

　　（3）我在上海还参加过一次饭馆中的聚会。大概是2001年的时候，复旦大学的一个团契租了一个餐馆，那里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没有吃饭的客人，或者是那时停止营业。那天聚会有七八十个人，在那个餐馆里面甚至可以放声唱诗。证道后，大家是像在崇拜聚会结束时那样散会的。

　　（4）甚至还有人包租一个招待所，三天完全包下来，一百七八十个人就住在那个招待所里面连续两三天的聚会，后来也是平安无事。2001年我就曾在这样的一个招待所里聚会了几天，大蒙主恩！

　　（5）还有一些弟兄姊妹特意买凶宅，凶宅别人不敢买，他们就买下来在那里聚会。

　　（6）上个世纪末，海内很少电梯，所以一般最高的楼是六层楼，往往一座楼一层是四个单元。有的弟兄姊妹就把六楼的这四个单元都买下来或者租下来，对外说是教计算机或其他课程的学校，实际上是培训传道人的地方，一聚会就是一个礼拜。十多年来非常安全。我有幸在那里讲课两次，同蒙主恩。

　　（7）还有弟兄姊妹借用一些学校的教室，用开校友会的名义聚会。在门口有一个黑板，上面写着校友会在某某教室开会，去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就都知道了，当然其中确实也有几个校友，也算是校友开会。还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在学校的小礼堂、小饭厅聚会。有一次我被邀去讲道一天，会众约近一百人。讲到下午最后一堂还没讲完的时候，负责的弟兄慢慢地走到我的身边，态度安详地小声对我说，有人注意了我们的聚会，请您尽早结束讲道。感谢主，我靠主平静地用少许几句话结束了证道。负责的弟兄向会众说：谢谢主，今天的聚会就到此结束了，请大家一两个人、两三个人地离开，隔开距离，安静散会。

　　写到这里，顺便一提，有人说海内信仰不能够公开、不大自由，在海外信仰是能够公开自由的。但是我知道海内一个地方，在2011年的暑假期间，有些青年基督徒学生就留在学校散发福音单张，给还没有信主的学生传福音。仅仅一个暑假，就带领一百几十个人信主。听说前两年信主的人更多，一个暑假就有二百多人决志信主。海外有广大的禾场，有广大传扬福音的空间，但有多少弟兄姊妹肯于上街去散发福音单张？有多少弟兄姊妹肯于利用学校假期的时候传扬福音？在海外哪一个校区，能够在一个暑假带领一百几十个人信主？请弟兄姊妹原谅我说这样的话，我们既得了神儿子的位分，焉知不是为了今天呢？愿我们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多被神的爱激励，尽力向我们周边的人传扬福音。

　　但愿以上的见证事迹，能够激励今天海内海外的众多弟兄姊妹，不要忽略了主日的敬拜，也不要忘记我们平时应该参加聚会。圣经上说不要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现在聚会自由多了，但愿我们海内海外众多的弟兄姊妹珍惜这样的机会。请原谅我再重复说一下：教会是圣徒，教会不是礼拜堂，不是建筑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就是教会。所以如果有个华丽的礼拜堂，但是会众冷冷淡淡，还不如礼拜堂简陋而会众一团火热，彼此相爱，高举基督，传扬福音。即便聚会的地方不宽阔，不理想，即便在空场上聚会，我们也是教会，也是蒙恩的。求神多赐福我们的教会，也赐福每一位弟兄姊妹。

艰难时期属灵的供应

※圣经

　　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只剩下少许的残旧圣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找圣经更加困难。许多圣经被红卫兵烧毁，而有些信徒软弱了，不敢看圣经甚至不爱惜圣经，自己把圣经毁掉。但也有少数基督徒冒着危险暗暗地藏起圣经。有人把圣经藏在阁楼上，有人把圣经藏在天花板上面的暗室里，有人把砖地撬开（那时不是水泥地而是砖砌成的地），用隔水的油纸把圣经包好放进去。还有个别基督徒在田野埋存圣经，用防水的东西把圣经包好放在坛子里，再用当时的一种方法把坛子密封起来埋在田地里。在安徽省的无为县有个林大珍姊妹，我们通过信也见过面，这个姊妹就曾经把自己的圣经埋藏在田地里。后来红卫兵来找她。红卫兵问她：「你还信耶稣吗？」

　　她说：「我还信耶稣！」

　　红卫兵就拍着桌子威吓她：「你还敢信耶稣？你有圣经吗？」

　　她说：「我有。」

　　「你的圣经在哪里？」

　　「我的圣经埋起来了。」

　　「好大的胆子，你敢把圣经埋起来！埋在什么地方了？」

　　「这就不能告诉你了。」

　　红卫兵气急了：「好，你不把埋圣经的地方告诉我们，你就别想吃饭！」

　　他们把林大珍姊妹关在「牛棚」[2]里。一天过去了，红卫兵来找林大珍姊妹，就问：「你告诉不告诉我们，你的圣经埋在什么地方了？」

• [2]临时的监牢。

　　她说：「不能告诉你们。」

　　第二天，又问：「你告诉不告诉我们，你的圣经埋在什么地方了？」

　　林大珍姊妹仍是回答说：「不告诉。」

　　这样过了近十天，毕竟在农村，都有邻里之情，有些和林大珍姊妹感情不错的妇女和乡亲就劝这几个红卫兵：

　　「大家都在一个村庄，早晚都要见面，你们这样对待林大珍将来怎么好见面呢？」于是红卫兵就让她吃饭了。后来文化大革命后期，这件事过去了，林大珍姊妹就把她那本圣经从田地里挖出来，放在家里继续读圣经。

　　1988年，我被平反（就是取消了我的反政府罪名）以后，我和妻子耀轩姊妹去看望林大珍姊妹，就住在她的家里。第二天早晨我们各自读经，一会儿我就听见林大姐不时地问我的妻子：这个字怎么念？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起初我心里想，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知道，圣经知识也太少了。但是我马上就意识到，她手中的圣经就是她埋起来的那本圣经！她的圣经知识虽然较少，但是她的灵命可比我要丰盛得多！！当时我心中非常惭愧。在这里请原谅我提醒一些同工们：千万不要自以为圣经知识丰富而骄傲，将来见主的时候，也许我们会惭愧自己的灵命贫穷，甚至贫穷得还不如一位农村的识字很少的姊妹！！

　　文化大革命之后只剩下了极少的圣经，所以往往是几家基督徒读一本圣经，今天你们家读，明天我们家读，或者上午你们家读，下午我们家读。因此有些信徒索性把圣经拆成好几份，分成摩西五经、先知书、诗歌书、四福音书、保罗书信、其他书信和启示录等等，这样好几家人可以一起来读圣经了。那时弟兄姊妹虽然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患难过去了，但总担心再有类似的患难，所以不仅读圣经，而且背圣经，不仅是一个人背，而且是全家共同背诵几卷的圣经。有位夏威卿弟兄父子婆媳四人，就是共同把好几卷新约经文全部背诵了下来。后来有些地方开始培训工人，参加培训班的条件中有一条是需要有老弟兄姊妹介绍，但有些老弟兄姊妹确实对中年、青年的弟兄姊妹不十分了解，怎么办呢？有些培训班就定了这样的条件：必须要背诵下来全卷的以弗所书或全卷的腓立比书。在陕西北部窑洞里有一次这样的培训，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姊妹实在背不出来全部的以弗所书，她又很渴慕要参加，后来就在负责的弟兄面前哭，抹着眼泪要参加，哭到最后负责人只好让她参加了。那时弟兄姊妹就是这样热爱神的话，高举神的话，而且以是否能熟读、背诵圣经为标准来衡量爱主的心态。

　　那个时候，还有部分弟兄姊妹传抄各卷的圣经。因为纵使拆开圣经毕竟也只有少数弟兄姊妹才能看到，那时也没有复印机，想要更多的人看到圣经，只能传抄。有些弟兄姊妹是传抄一卷，比如说腓利门书，提摩太前后书，比较容易抄，用复写纸一次可以复写三四份，这样大家可以分着看。也有的人用油印，就是铁笔刻钢板、用蜡纸来印，印完以后就传给大家。我听说海外展览过当时用手抄的圣经，用复写纸复写的圣经，油印的圣经，看的人很受感动。

　　改革开放以后，海外的弟兄姊妹带来少许圣经，大家知道过海关不能多带，带两三本已经很不容易，听说有一次带的数量多，结果被阻截只好丢在海滩上了。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时候，我得到过一本海外带来的圣经。封面是艺术绘画，标题叫《活水》，但是打开以后是全部的约翰福音。我得到「活水」后，就分开来，给很多信主的弟兄姊妹的家人看，当时就觉得非常宝贵。感谢主，也有人有这样的智慧。

　　1995年，我刚刚到海外的时候，问过澳大利亚的弟兄姊妹：「咱们这里圣经多少钱一本哪？」他们说：「很便宜的，比起其他的书便宜多了，我家有好几本呢！」我就问了他们一句话：「你们知道，当年在大陆一本圣经是多少钱吗？」他们说不上来，觉得应该很贵重。我说：「当时在大陆圣经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是多少人，冒着危险甚至舍了生命才保留下来的。」我就劝勉海外的弟兄姊妹：「珍惜你的圣经、珍贵你的圣经吧，不要再把神的话当做平常！弟兄姊妹，你的圣经放在书架上是不是已经有灰尘了？如果这样的话，希望把它拿出来，擦拭干净，好好读神的话，不要到了一天你想读，却是没有办法读，没有圣经可读了。」我说这些话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主耶稣再来之前一定有很多的患难，世界末了一定有很多的难处，弟兄姊妹，让我们珍惜现在手边的圣经，热爱手边的圣经吧！

※属灵书籍

　　像《荒漠甘泉》《失乐园》《天路历程》这些属灵书籍，由于红卫兵不懂，就留存在一些弟兄姊妹的手中，成为宝贵的参考用书。除此之外，还有人油印属灵的文稿，例如：

　　（1）苗树滋老先生的「邮包短文」

　　苗树滋老先生在山东烟台成立过基督徒查经处，对圣经非常熟，很多都能够背下来。查经的时候，他让弟兄姊妹读经，他自己的圣经却摆在那里不看，弟兄姊妹读的时候，突然他说：「停一停，你再细看一下。」那弟兄一看，呀，读错了一个字。苗树滋老弟兄能够把圣经熟读到那个地步。文化大革命时期，苗树滋老弟兄被红卫兵赶出家门，赶去农村。当时是开批斗会，批斗会结束后打着他走，那些年轻的十七八岁的孩子打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左一个巴掌右一个巴掌，打完之后就让他带着很少的行李去农村了。后来有人问他：「你被打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苗树滋老弟兄说：「我心里面感谢主呀，我不配啊，我不配啊！」

　　问的人很惊讶：「您怎么会这么想呢？」

　　苗老弟兄说：「圣经当中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被逼迫，我有福了。但是我不配啊！」

　　苗树滋弟兄到了农村以后，想办法把一些山东的土产品，花生、黄豆、绿豆之类的东西，分寄给很多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收到的是很小的邮包，好像一本词典这么大的邮包，打开邮包一看，花生米或者黄豆、绿豆里面夹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几句感恩的经文，或者是劝勉我们的话语，或者是一首大家都能够唱的诗歌。这位老弟兄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和弟兄姊妹交通。感谢主，我吃过苗树滋老弟兄寄来的农产品，我也见到过他所写的经句。

　　（2）以巴弗的公开信

　　以巴弗弟兄原名吴维僔。他出监以后，从1980年代中期就用铁笔、钢板和蜡纸来写公开信。信的内容是系统地讲救恩，讲主的栽培，怎样在主的道路上过得胜的生活，等等。他把这些信寄给或转发给他所知道的弟兄姊妹。后来，有人也根据他的事迹出了书，来帮助弟兄姊妹。我所见到的他的公开信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字体都是倾斜而工整的。

　　（3）宋天真的手抄见证

　　还有，我所知道的，就是宋尚节的女儿宋天真姊妹用复写纸抄写一些经文，或是见证，赠送给其他的弟兄姊妹。我的妻子和宋天真姊妹是很要好的朋友，所以就从她那里得到了好多这样抄写的经文、讲道或见证。

　　（4）《怀念的心愿》

　　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我很想念、怀念过去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曾经和我在同一所学校，甚至同一间宿舍，或同一个福音工场服侍过，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不知道他们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到底在哪里。这些弟兄姊妹，有的有消息，有的没有消息。所以，我就默默为他们祷告。1980年代初在圣灵的感动中写下一首几百行的长诗，叫《怀念的心愿》。那首诗原来是手抄，后来就用复写纸来复写，再后来就通过打印社打字、印制成册。最后传到饶孝辑牧师手中，由校园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只是写作时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不得不特别慎重。许多动心的话、动人的事，遣词用句只能适可而止。所以不敢提起人名，对某些见证事迹表述得过于含蓄，回想起来，常觉亏欠。

　　（5）解经的传道卡片

　　一些弟兄姊妹的儿女看圣经的时候有些地方不容易看得明白，比如这里一个约翰，那里一个约翰，是不是同一个人？好几处提到马利亚，到底有几个马利亚？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妻子耀轩姊妹就按着我们所知道的，或者海外的弟兄姊妹给我们带来的少量参考书，用一个个的卡片介绍说明到底有几个约翰，有几个马利亚。那些东西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对当时那些青年的弟兄姊妹读约翰福音有很大的帮助，那些卡片我现在手边还存有一些。[3]

• [3]不久耀轩病体日益衰弱（仅在1987年间她便住在医院87天），因此编写工作便落到了我的身上。感谢神，1989年，我们夫妇以白云晓的笔名，得以在政府设立的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圣经新约人名词典》。以后在一些弟兄姊妹的同心协助下，又很快出版了《圣经旧约人名词典》《圣经新约地名词典》《圣经旧约地名词典》和《圣经语汇词典》。按当时的惯例，每本书作者必须立约包销五千到七千册，而且必须在出书一个半月内交付全部书款，出版社才给印书。起初我自己根本没有信心承担这么重的经济担子，谢谢神，从始至终都是耀轩毅然坚持凭信心由她出名签字和出版社订立合同的。由于神的恩典，这几万册书籍很快散送或销售到全国各地。神使我们这些一无所有的人，竟能没有一次失约迟误交付书款的日期。出版社的人们大为惊讶，他们说：自从他们出书以来，没有一个作者是主动按时去交款的。都是出版社在过了交款时期后，主动去找作者「请求」他们付款的。

　　（6）录音证道

　　那时候已经有了录音机。有一位为主坐过监的陈本伟弟兄，被释放之后继续服侍主，在1980年代中期或者更早一段时间，每个礼拜他都将自己的讲道录下来，再翻录给其他的弟兄姊妹。这样，一些没有人讲道的聚会或主日崇拜就可以听这些磁带。以上是当年国内的一些弟兄姊妹常做的几件事。

　　（7）海外的广播

　　在1980年代初，收音机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就有人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海外的福音广播，并且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因此听到了福音，甚至组成了教会。

　　我听到过一件发生在河北省中部的事。有两个亲姊妹由于脾气习惯不合，长时间不来往了，姐姐住在城里，妹妹住在农村。后来妹妹因为听到福音广播信主了，信主以后她就觉得应该与姐姐和好，所以特地到城里来看望姐姐。刚一见面，姐妹俩觉得既惊喜又难得。住下来后，妹妹向姐姐道歉，姐姐也向妹妹道歉。一起吃饭的时候，姐姐发现妹妹饭前常低头闭眼一会儿。几次之后，姐姐就问她：「你每次吃饭都低头闭眼睛干什么啊？」妹妹回答说：「既然姐姐这样问我，我就告诉你吧，我信耶稣了，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要感谢天父啊！」姐姐说：「哎呀，你信耶稣了，我也信耶稣了！你是怎么信耶稣的？」妹妹说：「我听福音广播信耶稣的。你是怎么信耶稣的？」姐姐说：「我是有人对我传了福音，有时候也听福音广播信耶稣的。」这是当时一些弟兄姊妹作的见证。

　　在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两位农村的姊妹从河北省中部来到天津我的家里，先是谈福音的道理，然后就约请我到她们村里的教会去讲道。那时候我还没有平反（就是还有「反政府罪名」），也要做一些文字工作，恐怕自己不能去，我就问她们：「既然你们那里建立了教会，为什么没有人能够讲道呢？」两个姊妹就笑了，她们就告诉我那里的福音是怎么传开的。原来有一位比较年长的姊妹，身体很不好，偶然听到了福音广播，她觉得很得益处，就继续听，后来就信耶稣了。信耶稣之后她把家里的偶像丢掉了，原来她的身体很不好，丢掉偶像之后身体竟好起来了。村里的街坊邻居们觉得奇怪，做了得罪菩萨的事，身体怎么反倒好了呢？那个姊妹就和她们说：「我听福音信耶稣了。」街坊们请她讲一讲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她就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我们信耶稣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天堂！街坊们问：「那怎么能够上天堂呢？」那个姊妹觉得讲不清楚，就说：「你要是想信的话，就和我一起来听广播吧。」于是那村里的一些妇女也开始听福音广播。

　　后来慢慢地信主的人就多了，土炕[4]坐不下了。没法来听广播的人就问那位姊妹说：「怎么办？」姊妹说：「你有没有收音机？」她说：「我有。」「你有就好了，你把它拿来我给你拨一拨电台，到了时间你在自己的家里听电台广播就行了。」

• [4]农村里都是用泥土垒起来当做床，叫土炕，土炕有半间屋子大。

　　所以，这个姊妹就是借着给人拨福音电台的方式传福音。那里信主的弟兄姊妹越来越多甚至于将近百人，他们看见天主教有教堂，就说：「天主教有教堂，我们这里为什么没有礼拜堂呢？我们向县政府申请一下，我们也盖一个礼拜堂。」他们就跑到县城里面申请盖礼拜堂。结果过几天公安人员来了，不是许可他们盖礼拜堂，而是问他们：「你们是怎么信耶稣的？」

　　他们就实话实说：「我们是因为听广播信耶稣的。」

　　公安人员说：「这个不行，收听海外的广播是违法的，不许听了！」

　　有些人信心软弱就退去了，但是信心坚定的照样听广播。由于这几个信心坚定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坚持真道，慢慢那里根基更稳固，弟兄姊妹在灵里更长进，人数就更多了。那时候她们就找我去讲道。但是我那时候实在不便去讲道，就推荐了其他人过去。我一直知道那个地方的教会是很蒙恩、很蒙福的。

　　神让中国的教会经历了一些苦难，但是经过水火，却进入丰盛之地。之前提到的陈善理老姊妹，原来是一位有名的大夫，后来奉献做了传道人。她在监狱里，意外地见到了一位姊妹，当时四外无人，陈大夫就小声地对那位姊妹说：「大患难以后，必定有大的复兴。」后来，陈善理大夫在监狱里面殉道被主接去了，和她谈话的那位姊妹以后被释放出来，把陈善理大夫所讲的这句话告诉了我的妻子。

　　下一节中，我会讲述中国家庭教会经过大患难之后的大复兴。这是神给我们的大恩典。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当时的基督徒被歧视，被批评，被斗争，被逮捕，被拘押，被劳动改造，被群众监督。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捕的人虽然关在监狱里不得自由，倒还衣食、起居有点起码的规律和保证。但是在监狱外边的圣徒们，由于当时遍地的红卫兵无法无天、无恶不作，不但衣食住行毫无保证，甚至性命都可能随时丢掉，倒像是没有被捕的反而比被捕的苦难更重！

　　这苦难甚至于波及到信徒的子女。比如说，王长新弟兄曾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捕，被释放以后，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又全家被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他的三个孩子也必须跟着一块儿去。我的二儿子和隔壁小孩有一次吵架，我见到就劝他们说：不要吵了。这时，那个小朋友的父亲出来了，满脸严肃，问是怎么回事。我说：小孩吵架，都是小事。没想到，他脸色一沉说：别看小孩子吵架，说小事，就是小事，说大事，也就是大事。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工人，他的儿子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后代，我是一个「反革命」，我的孩子是反革命分子的后代；反革命的孩子，竟敢跟工人阶级的儿子吵架，这就是有造反的心理。类似这样的情况太多太多了。

　　另外，我的大儿子在他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班主任带领着全班同学，对他，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孩子进行批判。这不是我个人独特的经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被斗争，受了伤甚至死于文化大革命当中的，也时有所闻。

　　神让中国的弟兄姊妹经过那一段火的试炼是神的恩典，有神的美意。箴言17:3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惟有耶和华熬炼人心」，现在回想起来，我才觉得经过那一段火炼，神就是要把人熬炼成精金，才好为神所用。

更新的信心

※拆毁自义，炼净旧造

　　神炼净了的就是我们的老我、旧人旧造，并拆毁人一切的自义。人免不了有旧造当中的名、利、私欲、贪婪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个人的经历，当年我奉献的时候，自己觉得还挺单纯的。我放弃了去爱丁堡大学留学的机会，放弃了教授邀我合著论文的机会，把寡母弱弟交托给神，自己去边疆传道。那时候，我想在边疆建立一个聚会的地方，然后把福音传开，甚至原来有一个想法是死在那里，因为我身体不好，觉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也许自己过不了33岁。可是，如前所述，当面对一些类似这样的问题——是工作为先呢？是工人为主呢？是在神的真道上有所持守呢？还是为了工作可以放下一些原则呢？——旧我的渣子就显出来了。先前我曾不时暗暗地骄傲，认为有些年长的传道人各有失误，我还可以为主作些见证。实际上肉体当中没有良善，我被捕以后，很难靠主刚强得胜，很难靠着祷告将母亲交托。为了赶紧出来看母亲，审讯的时候虽然心里不同意，但政府怎么定罪名就怎么接受。我觉得这也是自己的一个失败。我想其他的人也经过这样的熬炼，我们常以为我们奉献得很完全了，但还是经不住一些试炼，甚至于试探，所以我说在那段熬炼当中炼净渣子。那段时间是神让我经历了软弱、失败，更深地看见自己内心里还有很多需要神怜悯的地方，需要圣灵的工作让自己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心意更新而变化。

　　后来我看到在提摩太前书1:15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其中「是」字是现在时态的，也就是说，保罗说自己「现在是罪魁」。他不仅是说自己以前逼迫、残害基督徒的时候是罪魁，而且是在自己已经被主用了一生、写了多少经卷、到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仍旧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想，这是他经过了多少千锤百炼才会认识到的。下面他接着说：然而，我蒙了主的怜悯，是主要在我这样的罪人身上显明他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荣耀归给神！——我觉得经过水火，可能有很多人会认识到自己的内心，认识到人的肉体之中毫无良善，因为这种缘故才更加仰望主，靠着主的怜悯工作。神也用了这样一些自觉软弱、无能、无力的人，才显明了祂的作为。

※回到主前，仰望依靠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灰心。1950年代我被捕以后，还能够靠着主和神亲近。劳动改造期间，主日的时候在田地做农活，我就一边锄地，一边看着天，心里面唱诗，祷告说：「主，我还是和普天之下的众圣徒一起敬拜神的，虽然见不着他们，但是在七日的第一日早晨我还是和众人一起敬拜神的。」那个时候是这样一种敬拜神的心情。

　　但是自从1950年代中期以后，十几年来好像越祷告信徒苦难越重，越祷告教会越发荒凉。那时我几乎丧失了信心。本来以赛亚说「耶和华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我说耶和华的耳朵就是发沉了，不然为什么我十多年的祷告神就是听不见呢？特别是在1966年八月底，大夫证明我因吐血可以休息一周，但是红卫兵仍然把我揪了去批判斗争。那天在危急忙乱中我是穿着制服短裤被带走的。他们叫我站在一张桌子上，要高举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的是「反革命传教士边云波」。边云波三个字是横写或是倒写的，名字上面打着红色的X号。红卫兵命令我把牌子举得最高最高，同时两腿站直，低头到最低最低。这种姿势任何人都难支持，何况一个吐着血的人！每当体力不支、膝盖不由自主地弯下来的时候，有个红卫兵就抡起一条木棍子，专打我的膝盖。每打一次我只好努力站直，但不久膝盖又弯了下来，就再被打直。后来两个膝盖鲜血直流，再打时腿实在直不起来了，我几乎要倒下去。这时主持批斗会的人宣布散会，叫人把我架到一个黑屋子里去。

　　神知道我没有恨那些苦待我的人，甚至能「求父赦免他们」。但是我向神有抱怨：为什么不把我留在监狱里？监狱里总还不至于受到这种毒打侮辱！很久以后我才渐渐想到：主耶稣受难前曾被彼拉多带出衙门，彼拉多向众人说：「看这个人！」（约19:5）那时主耶稣的头上是荆棘冠冕，脸上是唾液血迹，紫色的袍子包裹着满身的鞭伤血痕。「看这个人」四个字，使我再也不敢向神讲理了。

　　我虽然不敢再向神讲理，但是我没有信心，觉得很可能一直挂着个反革命的牌子劳动改造，一生就这样下去了。所以那期间我和妻子耀轩说：咱们离婚吧，这样好解除你的一些负担，也让孩子少受牵累；我甚至还想申请去边疆劳动早些死去。但耀轩责备我说：你这种想法符合圣经吗？谢谢主，神赐给我这么好的一位妻子，帮助我逐渐从软弱中走了出来。

　　1970年代初，我心灵里忽然响起了一首经文诗歌：「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必不离开你（赛54:10）。」就在那个时候，报载肯定要接班成为国家主席的林彪，竟突然叛国出逃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我真是看到世上的事情翻来覆去、千变万化，但是神的慈爱永不离开我。那时我回到主前，才发现没有向巴力屈膝的，还有七千人呢！此后灵里的力量就刚强起来了。

　　1970年代末，没有圣经，那时我就默默地思想过去所背下来的经文。文革刚刚过去，有了圣经了，我就用录音机录成磁带给信主的弟兄姊妹，让他们给家里的孩子们听。因为这些孩子经过了那一段的挫伤摧残，灵里比较软弱。就这样，我慢慢地重新开始了事奉。

更新的爱心

※活出主道

　　1980年代，信徒们逐渐地从几十年的恐怖、惧怕当中清醒了过来，觉得应当按照主的教导，抵制罪恶，活出神的道来。我觉得当年弟兄姊妹们的心灵光景，是跟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差不多的。就像彼得一样，主被兵丁带去之后，他怕得不得了，一个小女子问他，他都不敢承认主名；而五旬节后，他被捉拿，被监禁起来，甚至于恐吓他不许再奉拿撒勒人的名传讲福音，但他回来之后还是非常喜乐，与弟兄姊妹一起同声祷告，其后是照样传扬福音。

　　无论在监狱里，或监狱外，总有些人就用他们的生活行为来见证主的道，比如说王明道太太。和她同一牢房的人受了暗示，对她进行许多的虐待，尤其一个女杀人犯，特别厉害，抓住她的长头发把她往墙上撞，要她否认主名，或说诬蔑主道的话，王太太就是不肯，所以吃了很多的苦。那段时间以后，那个犯人忽然病倒了，别人都不管她，只有王太太以爱报恶，给她端水还喂她吃饭，甚至将别人探望自己时送的糕点也送给她吃。后来这位曾经苦待、迫害王太太的犯人受了感动，听到福音后也表示愿意信主。类似这样的见证还有许多。像袁相忱、谢模善、林献羔、杨心斐等人，在监狱里面不怕被虐待，并以爱心对待虐待他们的人，坚守真理，以行动护卫了真道。

　　监狱外面的弟兄姊妹，也遭受了很多红卫兵的逼迫和苦待，他们靠着主所加给的力量，本着神的爱来对待过去曾经苦待他们的那些人。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的秋天，红卫兵斗争北京的一位张庆生弟兄。红卫兵让他跪在地上，骂他，对他拳打脚踢。有个红卫兵竟从炉子上提来一壶滚开的热水往他的头上浇去。他的妻子在旁边看着实在忍不住了，就趴在张庆生弟兄的身上，用她自己的身体掩护他的头。张庆生的妻子本来就有心脏病，这时候病情危险，只好送到医院，但是没有办法医治，她就死去了。张庆生弟兄虽然活下来了，但满脸都是烫伤的疤痕。到了文化大革命末期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时间要清算文革当中一些违法犯罪活动，大家可以检举不法事件。有人就说：「张庆生，你的妻子是被开水烫死的，你现在可以说话了。」但是张庆生弟兄说：「人已经死了，当然，她是为了救我而死的，我也不是不爱自己的妻子，不过人死了，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按着圣经的教导，我们应当爱仇敌，应当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所以这件事情，我就不再提了。」

　　并且，弟兄姊妹在工作上也做了美好的见证。197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大家是吃大锅饭，有一句话说：「干不干，都吃饭。」所以大家上班也不准时去，下班也不准时走，迟到早退。工作时也是闲闲散散。唯独那些真正的基督徒，该几点上班，就几点去，该几点离开，才几点离开。不说闲话，不做闲事，不看闲书，专心工作。无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受了多少的难为，现在还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当时南开大学有位教授陈恩临弟兄说：现在有些单位里，真正工作的，只有那些无辜受了难为的基督徒！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时候，烟台的苗树滋老先生给尼克松总统写过一封信，那封信大概是这样说的：您到中国来访问，促进中美友好，我作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非常欢迎您，我知道美国有很多人都相信耶稣基督，是基督徒，您是基督徒吗？您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吗？您重生得救了没有？希望您做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当然，这封信没能到尼克松总统的手里，而是到了公安人员的手中。过了一段时间，公安人员就拿着这封信来找苗老先生。公安人员问他说：「你写过这么一封信吗？」

　　苗老先生说：「是，我是写过这么一封信。」

　　「你为什么写这么一封信？」

　　「尼克松总统到中国来促进中美友好，我作为一名中国的老百姓表示对他的欢迎啊。」

　　「你表示欢迎还可以，你和他传道干什么？你问他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重生得救的，你说这些话，觉得合适吗？」

　　「哦，这或许是不合适。」

　　我相信苗树滋老先生写这封信，其实不是给尼克松总统的，而是给公安人员的。或许他心里想，这封传福音的信，可能至少会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公安人员看到，而且当时以这样的方式传福音，是会给公安人员留下深刻印象的。感谢主，当年有一些人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传福音啊！

※寻找亡羊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许多弟兄姊妹在信仰上冷淡了下来，甚至外表看着跟不信的人没有差别。文革后期，有一些人被主的爱激励，就想到过去同蒙恩召的弟兄姊妹应当在去而不返之前归回羊圈，重新回到主面前，于是就去找以前一同热心聚会而后来竟冷淡下来的弟兄姊妹们。

　　和我相识多年的黄良裔兄，文革期间断了联系，文革还没有过去，他来看我。我现在还记得他围着围巾遮着半边脸来到我的家里。我说：「有什么事吗？」他说：「没有什么，就是看看你平安不平安。」那时候信徒之间彼此不敢多说什么，黄大哥说：「我不坐下了，我就看看你怎么样。」我们站在那里说了几句话，他就用手指着自己的心，问我说：「好吗？」我就往天上一指说：「好！」然后他说：「那就很好。」就那么几句话，也算是灵里很宝贵的交通了。因为当时你去看望人，是很困难的，有些人也不敢轻易地去看望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现在生活在比较安逸的环境当中，蒙了神多少的恩典，你去看望过需要安慰的弟兄姊妹们没有？

　　在北京有一位石大哥，我们以往常在一起祷告聚会，非常亲切。后来，经过了一段苦难，到了1980年代就有人说，这位石大哥已经变了，不可靠了，绝不能接近他。但是我和妻子耀轩姊妹为他祷告，左思右想，总觉得这位石大哥是我们的弟兄，这个弟兄是有主的生命的，应当去关心他。但是这个想法传出来以后，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纷纷地反对，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绝不能去看这个人。甚至有位姊妹，特意从北京到天津来劝我们说：「你们要是去看这个人，是自投罗网啊。」后来，我们就只好为这件事情祷告，再也不和其他弟兄姊妹讲了。但是，我们祷告来，祷告去，反复思想，总觉得应当去看看这位老大哥，也许我们不知道他本人经历了多少的辛酸路程呢。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到北京去看望这位大哥。

　　那天早晨，我们六点以前就赶到了天津火车站，坐上了第一班去北京的车，到了北京才不过是早晨八点。其他任何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没有去找，直接去找石大哥。费了很多的周折终于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在那里，谈了半天多，但别的事情可以谈，关于主的话石大哥是一句也不谈。快到晚饭的时候，我们就要告别了，临走以前，我拿出一本圣经来说：「石大哥，我就留下一本圣经，作为一个礼物，作为一个纪念，你有空的时候也可以看一看。」石大哥略停了一下说：「我不要。」我说：「为什么你不要呢？」他说：「你的石大嫂现在没有在家，她若是回来以后发现这本圣经，一定会马上把它烧掉的。」我说：「今天你说过，石大嫂还要好些天才会回来呢，这几天你也可以看一看，等她回来以后再说啊。」他说：「那我也不要，你还是把它拿回去吧。」我一次、两次、三次请他收下这本圣经，他就是不肯收下。后来我就说：「石大哥，我们这么多年没有见，为什么这本圣经你都不肯留下呢？」想不到他说：「我再三地不要，你再三地要把这本圣经留给我，让我觉得你是别有用心。」（「别有用心」就是觉得我好像是在试探他，在表面上表示关心他，实际上是要把他所讲的、所做的，对于接受圣经的表现，去向别人汇报！）当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了，我说：「石大哥，我只是想把这本圣经留给你作个纪念，我也希望我们这些年轻的时候一起读经、祷告、唱诗、敬拜的弟兄姊妹们，在年老的时候都归回羊圈，重新再蒙神的恩典；除此之外，别『无』用心。」当时，我就看到石大哥从挂着毛巾的架子上，拿了一条毛巾，遮在脸上，好像在擦汗，其实我知道，他是在擦眼泪。后来，他就说，你非要让我留下，好，我就留下吧。那本圣经就是这样留下的。

　　以后，我们再次去看他的时候，还是没有告诉别人。这样三四次的拜访之后，就谈得越来越多，谈到主的道，谈到我们如何回到主面前来。后来，很感谢主，石大哥回到主面前来，也和我们谈了一些知心话。最后几乎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接纳了石大哥。1988年底，王明道先生的夫人，那时她已经双目失明了，还亲手给石大哥织了一条毛裤，寄到天津交给我们，并且嘱咐说：「春节前务必要把它送交给你们的大哥。」那年年底我是痰中带着血，和妻子耀轩姊妹，从天津到北京，赶在春节前把毛裤给石大哥送去的。我对石大哥说：「这是一位失明的长辈特意给你织的毛裤，并且叫我们一定在春节前送给你的。」石大哥忍着泪说：「我知道这是谁织的……」

※亲密无间

　　1940年代末期，当年教会有一个大的复兴，但是宗派林立，彼此不合。甚至于彼此都是信主的人，在街头见面却形同路人。这是以前各宗派领导人制造的信徒之间的隔阂。19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的时候，弟兄姊妹只要看到对方还是信主的，靠主还可以站住，就觉得非常亲切，也不分哪个公会宗派，也不分大群小群。过去不讲话的、见面甚至理都不理的弟兄姊妹们，到了1970年代末，看见对方还能够坚守主名，不仅在路上看到很亲切，甚至于登门拜访；有时候抱着对方的肩膀，眼里都含着眼泪，泣不成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心灵里的感情非常地亲近。感谢主，经过文革这么一段患难和苦难，信主的弟兄姊妹亲密无间了！现在环境似乎好多了，没有那么多的困难和压力了，难道弟兄姊妹就不能在主内切实相爱、同心合意吗？难道非得有苦难的经历，非得有艰难的路程，非得再有一次文化大革命，然后才会想起来彼此相爱吗？求主光照我们、保守我们，若我有说重的地方，求主怜悯，也请饶恕我这个在你们中间的弟兄。

1955年以后，神的忠仆纷纷被捕

※「王明道反革命集团」[3]

　　在逮捕王先生以前，先是由吴耀宗等三自会的人批判王明道先生反对三自会，然后就说王先生反对三自会就是反对政府的领导。这样便由信仰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逮捕王先生的时候，和王先生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人，除了看门的冯起以外，全都被逮捕了。本来我是长期住在王先生那里的，但我因为大嫂病故当时正在天津料理家事，所以没有同时被捕。然而北京市内，和王先生几乎同时被捕的有王绍武、王长新、游约伯、吴以遵等数十人。以后全国各地，又有许多牧者、传道人（包括我个人在内），甚至是一般信徒被捕。在这些人被捕前后，几乎都是由那些「三自」人士批判、控诉、揭发他们的「罪行、罪恶」，然后政府就根据「三自」人士控诉的内容，对被控诉的人定罪、逮捕、判刑。所以让人们看起来并不是政府逼迫教会，而是「根据民意」才逮捕「罪犯」的。

　　这些「王明道反革命集团」里的人，有的和王先生根本没有来往、没有见过面。这些人，只因为赞同王明道先生的看法，就被定为反革命，或者受到一些难为。比如有一位刘扬芬老弟兄，他亲自和我说过，当时他在南方，有一次开会批判王明道先生，他觉得没有办法批判，所以就不发言，不说话。过了几天大家就问他：你对王明道是怎样的一个看法。当时，他毫无思想准备，仓促中说了一句话：王明道「弟兄」如何如何。话一出口，大家哗然：王明道已经是反革命分子了，你一上来就称他为王明道弟兄。就这么一句话，羣起而攻之，他就受了很大的难为。

• [3]反革命集团意为反政府集团。

※「倪柝声反革命集团」

　　继北京的王明道反革命集团之后，在上海又掀起控诉「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倪柝声先生因为经办了生化药厂，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定为不法资本家，被逮捕后判刑两年，1955年被定为反革命之后改为二十年的刑期。聚会处的一些同工被定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因此纷纷被捕，比如说南方的陈恪三，天津的夏希灵，还有初立鹏等很多的弟兄。

※甚至一些参加三自会的人

　　另外有些参加了三自会的人，也被捕了。例如昆明神召会的谷怀空牧师，虽然参加了三自会，到了肃清反革命的时候他却被捕了。

　　这样的批判、逮捕延续了数年。例如昆明的杜忠三、施传清等人是1957年被捕的，吴维僔（以巴弗）是在1950年代末期被捕的。前后被捕的人数无法统计，并有许多人殉道。例如俞成华弟兄（他曾翻译了《馨香的没药》和《与神同在》），在1956年肃清反革命时期，当众人批判他的时候，被主接去了。张谷泉弟兄，因为不肯妥协参加「三自会」和新神学派合作，在新疆被逮捕，1956年在监狱里被主接去。赵西门弟兄的妻子文沐灵姊妹，也是1950年代在新疆被捕，死在狱中。恩典院的创始人张周新、陈善理夫妇，1955年和王明道先生同时被捕，后来在狱中被主接去。还有一些人在监狱里，或监狱外，因为不肯参加新神学派所领导的三自会，都被加上反革命的罪名，加以迫害，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当时信徒面对的困境

※「五教合一」的活动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认为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都是宗教，所以倡导五教联合。1958年，天津成立了一个五教联合的飞跃塑料厂，促使所有的和尚、尼姑、道士、神父、阿訇、修女、牧师们等人，天天都要在一个车间里劳动，延续了多年，直到1966年后文化大革命时代，甚至发动了互相批判斗争，迫使各宗教的「宗教职业者」放弃信仰。1980年代初期，北京燕京协和神学院（和当年其他的神学院一样，都是三自会领导的神学院），要在北京举办一个五教的联欢会，而且院长要求所有的神学生都要参加那个联欢会。大多数的学生都随波逐流：院长叫去，那就去吧。但是有三个学生觉得心里不平安，不应该去，而这又是院长的命令，所以他们就问每一位燕京神学院的老师：我们到底是该去，还是不该去？但是没有一个老师敢回答，没有一个！这三位同学，都为此困惑，这是他们中的一位亲自和我说的。所以，神学生尚且如此困惑，一般的信徒当然就更加困惑、迷茫了。

※信徒难有交通

　　当时海内的信徒已经和海外的弟兄姊妹断绝了联系。但是同在海内的信徒，也很难和其他信徒有交通来往。有些信徒被逮捕、劳动改造，他们当然不容易和其他信徒谈话、沟通。但是在监狱外边的，即或在过去是很亲密的弟兄姊妹，彼此也不敢多讲什么话。那时，有些弟兄姊妹，本来和我很熟悉，但是我被捕释放以后，在街上见面都不敢说话。有一位老弟兄，过去曾经请我到他家里去吃过饭，我被捕释放以后，在一条很窄的小胡同里对面碰见了他。那条胡同窄的连三个人都不能并肩行走，他往我这边来，我往他那边去，但是他低着头，装作没有看见我，就这么擦肩而过。我一点也不怪那个老弟兄，我知道他有他的难处。这就是当年我们那些信徒们的处境。不过有时候能悄悄地说上一两句话，就会让人深受感动！

※「大联合」

　　1958年前后三自会实行「大联合」，削减礼拜堂约90%以上。这也是由吴耀宗、丁光训推动的。他们表面上说不能像以前那样宗派林立，一个城市里的各个教会要联合起来不再属于哪个公会宗派，实际上是借着这个大联合，消减了大约90%到95%的礼拜堂。例如上海在大联合以前，共有一百多个教会（甚至有人说接近二百个），但在大联合以后仅剩下了十六个礼拜堂（不是扩建的，只是原有的礼拜堂点）。又如天津，大联合以前约有几十个教会，大联合后只剩下了山西路、东门里、昆纬路三个礼拜堂。北京原来大约有几十个教会（有人说将近百十个），但大联合后只剩下了崇文门、宽街、珠市口、缸瓦市等不到十个礼拜堂点。这就是当时三自会所实行的「大联合」的所谓「成果」。

　　还不仅是这样，在所余无几的「联合礼拜堂」中，也很少有信徒再去听政治演讲式的「讲道」。丁光训的追随者曾说：像雷锋这样的好人，虽然不信主，你怎么忍心说他下地狱呢[2]？大家想一想，这句话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我们首先得弄清楚，他们所指的，不是雷锋一个人的问题，他们还有更深的用意：有些名人，例如高居在国家领导地位的那些人，他们不信耶稣，但你忍心说他们会下地狱吗？有一个小姊妹，她住得离我们很近，当时很多人都不敢上我们家里来，但是她的年龄和我的孩子差不多，所以有一段时间她就常上我家来玩。有一天，他们要搬家走了，我觉得应当去看一看她的父亲，她的父亲在三自会里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但却是重生得救的信徒。那天正好那个小姊妹也在那里，我就跟她说：我们信不信主是决定我们要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事，所以要好好地信主，好好地爱主啊。我以为这是很正常的和信主的人讲的话，没想到那位小姊妹的父亲却对我大加称赞。他对女儿说：「你要好好记住边叔叔的话，这些都是推心置腹的话，是别人都不敢说、不肯说的，就是在礼拜堂里你都听不见这些道理。」他好心好意地称赞我，我却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些话在礼拜堂里也听不见呢？他说：「你想一想，这些街道上的组织、区政府的组织、市政府的组织，哪一个组织的领导人是信主的呢？所以，在三自会里面，他们也不敢说不信主会下地狱，信主的人才能上天堂。」信主与否是关乎永生或永死的问题，而这么一句最简单、最根本的话，在三自会的礼拜堂里却是不敢讲的。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 [2]基督徒所说的「罪人」，并不是中国人从伦理道德来判断的「坏人」，而是指我们生来就是完全污秽的、得罪神的「罪人」。而且，就算是从道德性来看，我个人认为雷锋也不可能是完全没犯过错误的。另外，雷锋说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弟兄要像春天那样的温暖，而对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当时全国的人都要学雷锋，学生更要学雷锋。没有几年以后，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当时的红卫兵，学雷锋很积极，打死了多少人！？因为雷锋说，对阶级敌人要残酷无情，既然要残酷无情，那就把人往死里打。我曾经听说，有一个红卫兵的邻居，亲耳听到这位红卫兵说，他们去打一个他们所谓的资本家，打了一次没有打死，第二天，第三天，一再去打，还没有打死，这个红卫兵就说：这人为什么打不死呢？由此可见这些青年人的心到什么地方去了。而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雷锋一点责任也没有吗？

　　所以，大多数信徒觉得与其去这样的礼拜堂，还不如自己在家里读圣经、祷告。有人形容三自会的礼拜堂主日的崇拜是「门可罗雀」。196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前）少许残存的联合礼拜堂也因无人登门而停止聚会，甚至有人说，那时候因为礼拜堂尽都关闭，所以三自会无公可办，也就停止工作了。但事实到底如何，只有三自会知道。

　　有人说，中国的教会是红卫兵摧毁的，我说绝不能完全怪红卫兵。1966年红卫兵的运动才刚刚开始，而1966年以前全国还有几间礼拜堂？每一间礼拜堂里，还有多少人在聚会？这件事只有三自会的领导人知道，希望他们能把这个数字公开，和大家讲清楚。

海外圣徒迫切为海内教会祷告

　　在1950年代海内教会遭遇大试炼、大逼迫的时候，许多海外各地的传道人和弟兄姊妹自发组成了中国的边疆祷告团。在香港、台湾，当时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常常为中国的教会祷告，为福音遍传中国的边疆传道人祷告，所以叫边疆祷告团。

　　海外圣徒迫切地为海内祷告，当然就帮助了海内很多人。我自己可以作见证，好几次我觉得大难就要临头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患难就过去了。后来我才知道，是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现在应当说，既要感谢神，也要感谢当年为我祷告的那些弟兄姊妹们。

　　有些海外的同工说，目前海外教会也都有祷告会。但是像以前那样火热的祷告和迫切的心志却少见了。这实在是一件可惜的事情。所以，我自己也感觉到，要有复兴，就一定要有祷告。就像大家都知道的：多有祷告，多有复兴；少有祷告，少有复兴；没有祷告，就没有复兴。现在海内也好，海外也好，疏忽祷告的教会，就很难看到复兴，顶多看到热闹。搞一个party（派对）、一个聚餐、一个联欢，大家在一起说说家常，说说世上的事，可以热热闹闹，但是灵里面真正的成长，一定要有祷告才会有真正的复兴。

短暂的信仰自由时期

　　1950年代初期，也就是中国新政权成立的初期。那时由于中国土地辽阔，各省、各地新政权的成立有先有后，所以各地教会的处境也略有先后的差异，但是各地教会的经历基本上是近似的。

　　中国的新政权成立后，先是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我曾听王明道先生说过，新政权刚成立的时侯，他从北京到天津去讲道，回北京的途中，他看到墙上用白粉刷写的政治标语「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他心想，这个新政权真好，是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他就照常地传道、聚会。

　　我个人也亲自经历过信仰自由的时期。昆明是1949年冬天建立了新政权的，但是1950年的六月间，我们十来位弟兄姊妹仍旧能在昆明的护国路上向路人传讲福音，并且建立了教会，可见信仰非常自由。1951年底，昆明各教会想联合举办一个圣诞聚会，大家要我负责组织。经由各教会年长同工们的推荐，我把各教会的青年弟兄姊妹代表集合起来，一起同心合意地为这个聚会祷告。那一年的圣诞聚会，我们请了三个少数民族的唱诗班（他们都是在民族学院上课的基督徒学生，有彝族的、苗族的、傈僳族的），加上圣经学院的一个唱诗班，这四个唱诗班在聚会的讲台上唱诗。他们唱一首诗，之后就有一位年青弟兄或姊妹短讲。短讲传道的七位弟兄姊妹来自各个不同的宗派。

　　神恩待那次圣诞聚会，有些信徒说，感人很深。但是也有人告诉我，当地的统战部长对那次圣诞聚会十分不满，只不过还未加干涉而已。

　　1952年初，我应武定地区禄劝县彝族弟兄姊妹的邀请，和两位教会的执事去那里领会讲道。如前文所述，那次大会约七百人，连续聚会一周，当时有一位解放军干部带着枪参加每次的聚会，但是聚会并没有被禁止。以后我们又在禄劝境内所经过的路上聚会讲道，都平安无事。只是在回昆明的路上，路过武定县城时被软禁了十几天。回到昆明后我便被诬陷，指控我去彝族地区传道破坏了当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当时有的弟兄劝我要作最坏的准备。然而，最后并没有立即逮捕我，并且我还可以既不参加政府领导的「三自会」，仍能继续在圣经学院教课。所以在1952年的时候，昆明教会的处境虽然越来越难了，但基本上还可以照常聚会。

1951年政府组建的「三自会」开始了控诉运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由政府支持、一些假信徒领导的「基督教联合会」，陆续在各地建立起来。1952年春天以后，各地的「基督教联合会」几乎都先后改组叫「三自会」。

　　成立三自会的会议不是由教会、传道人或信徒发起的，而是由政府召开的。「抗美援朝」（海外称为「韩战」）爆发后，西方宣道士被迫离华。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纷纷被政府接收。1951年4月16至21日，政府出面邀请全国知名传道人到北京举行「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

　　会议，很多知名传道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就住在北京的王明道先生，却并未参加这个会议。这次会议由吴耀宗主持，会后成立了「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反帝爱国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会议的19、20日进行了控诉会，成为后来全国控诉运动的样板。以后，「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反帝爱国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改称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但同时有人又称为「三自革新会」、「三自会」或简称「三自」。

　　1951年四月底三自会成立后，立即依靠政治力量在全国各地召开批判会[1]。五月初，在上海召开了一个万人大会批判帝国主义分子。先是控诉西方宣道士为帝国主义分子。后来紧接着，控诉中国的传道人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也是帝国主义分子。虽然那时还没有提太多中国人的名字，但是那个气势和氛围已经让人感觉到有点恐怖了。

　　三自会进而号召肃清「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传道人不敢多讲圣经，讲道成了政治宣传。那时还特别提到讲道要配合政治形势，如果当时的社会上、政治形势上有某个运动，讲道就得配合这个运动。所以当时讲道的人，往往是读一段圣经，再读一段报纸，然后再把它们联结起来，讲我们基督徒应当如何如何。例如，当年有所谓的「肃清反革命运动」、「反右派斗争运动」以及后来的「五讲四美」运动等等，都成为讲道的一部分。而且，后来讲稿也要事先得到有关领导人士的认同。

[1]不过像云南等地，由于新政权成立的较晚，还没能正式组建三自会。但「三自会」的前身「基督教联合会」，在昆明等地也已经初步组成了。只是西南一带的三自活动，比起全国来略晚了一些而已。

　　三自会批判了帝国主义分子之后，继而批判「旧三自」，就是1920年代西方宣道士所提出来的「自治、自养、自传」。吴耀宗等人认为「旧三自」还是受制于外国人的，称之为「假三自」，只有现在的「自立、自养、自传」才是真三自。吴耀宗等人以基督教内部人士的名义，逐渐向纯正信仰的人们展开了日益激烈的批判活动，以后就成了迫害基督徒的开路先锋。

「三自会」与新神学派

　　筹组全国三自会的领导人吴耀宗，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干事，该青年会名义上是属于基督教的一个组织。但是实际上，吴耀宗和绝大多数的青年会人士，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所信从的是实际上根本不信耶稣救恩的「新神学派(Modernism)」。

　　新神学派起源于十九世纪。不久就在各国流传。中国的留学生把它带回中国，而且也有新神学派的人到中国来宣讲他们的理念。「迎合世俗」是他们的主要动机和出发点。新神学派觉得讲罪恶、讲世界末日，不合世人的心理，因此他们拒绝讲救恩，拒绝讲天堂和地狱，称之为迷信。大多数新神学派的人都不讲永生的救恩，只偏重讲社会服务，所以有些人也称他们为「社会福音派」，有人甚至称他们为「假信派」。

　　今以吴耀宗所著的《黑暗与光明》一书为例，谈谈其中几处关键的、明显的「假信」的地方：

1. 明确地否定圣经：吴耀宗认为圣经不是一本一字不错的神的话语，而是一本难免有错的教科书。（所以，后来三自会的机关报《天风》上刊登过圣经可以改编的文章。）
2. 否定创世记：公开声称创世记是古时流传的神话故事。
3. 否定基督是童贞女马利亚所生：认为童贞女生子只是美丽的寓言。
4. 否定基督代赎的救恩：认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只是爱的象征。
5. 否定基督的复活：认为所谓基督的复活乃是精神不死。精神上伟大、有感召力而已。
6. 否定基督再临：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一天会毁灭，认为将来人人都会变好，品格都会提高。而大同世界的来到，就是所谓的耶稣基督再临时带来的天国。

　　从这些地方来看，吴耀宗否定了圣经，否定了救恩，否定了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为我们受死、复活以及再来，否定了人的灵魂将来就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永远的灭亡，一个是永远的与神同在。吴耀宗曾说世界大同就是天国的到来，若今天他还在世上，我们要追问他，甚至追问像丁光训这些他的追随者：你们看看现在遍地泛滥的罪恶，人心能变好吗？世界会变成大同世界吗？人能建立世上的天国吗？

※新神学派的危害极大

　　首先，使人不明救恩，把信仰当成哲理讲论，把真理当成学术研究。他们讲道，不是让信徒得灵粮，而是满堂的理论，近似于画饼充饥；用好听的言辞，再加上一些笑话、趣闻，使人哈哈一笑，看似幽默，实际上是对会众的一种欺骗。

　　其次，只讲社会服务，把教会的聚会当成娱乐活动的场合。1940年代末的青年会，名义上是基督教的组织，却带领着年轻的男女跳舞直到半夜，这种情况确实使当时的家长担心。而且新中国成立以前，有时在青年会里竟可以半公开性质地学习唯物论。

　　第三，他们迎合世人心理，使得所谓的基督教的聚会充满了世俗的罪恶。

　　有人说新神学派是撒但的工具，可以把人从礼拜堂里引向地狱，他们表面上打着信耶稣的招牌，实际上完全否定救恩。我也同意这一说法。1940年，因为在教会学校读书，我开始在天津、北京的一些新神学派的礼拜堂里做礼拜。大约有三年的时间，我从没有听过真正的福音，纵然听到一些高尚的道理，但对我的罪性根本没有触及。1943年我来到陕西洋县，去了内地会的一个礼拜堂做礼拜，第一次听到牧师讲罪、讲天堂地狱的时候，起初心里竟大有反感，根本不承认自己是罪人，而且认为这种讲法太迷信了！1944年春天，我甚至因为厌世而一度想投入汉江自杀，后来在内地会吴咏秋教士的帮助下，我认罪悔改，而且就是在汉江受洗的。从我个人的体会，我觉得新神学派或社会福音派实际上是十字架的仇敌，是救恩的仇敌。那年春天我若真的投河死去，肯定是灭亡之子！是从礼拜堂走向地狱去的！所以我认为新神学派、假信派，比起一般不信的人来，更能为撒但所利用。

　　新神学派兴起之后，在全世界引起了神学的论战。海外有纯正信仰的弟兄姊妹加以批评，在海内，1920年代的时候，神就拣选了许多神的仆人，例如王明道、宋尚节、倪柝声等人在讲道时从真理的角度对新神学派严加驳斥，并且持守圣经的教导，不愿与之不分彼此，免得鱼目混珠，使人困惑。如前文所述，抗战时期，王明道先生为了维护纯正的信仰，冒着生命危险，坚持不肯加入日本人利用、指派一些新神学派的人成立的基督教团。其他的一些少数人也跟随着王明道先生，支持他的看法，作出了美好的见证。

　　1940年代，赵君影、计志文等人用属灵的能力，战胜了新神学派的泛滥。在我的记忆当中，当时的青年基督徒多半都是信仰纯正的。在我所就读的中央大学里面，新神学派的青年会里没有多少人，就是他们以开跳舞会吸引同学，也没有多少人参加；他们放电影，也没有多少人去看。我们信仰纯正的弟兄姊妹，一次布道会就有一千五百人来参加，而青年会、社会福音派却组织不起多少人来。

　　1950年代，因为新神学派已经和政治联合，披上了「反帝爱国」、「三自革新」的外衣，所以是否参加「三自会」，就成了当时教会面对的一个大试炼。

当时教会的大试炼：是否参加「三自会」

※首先是爱国、爱主的困扰迷惑

　　如果不参加「三自爱国会」，是不是就表示不爱国了呢？有些教会对于这个问题是翻来覆去：有的加入三自会后，又退了出来；有的退出以后，又再加入进去。实际上，加入三自会不一定是真爱国；不加入三自会这样一个信仰混杂的组织，而从心灵里面按着神的教导为执政掌权的祷告，为神的缘故顺服执政掌权者，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提前2:1-2，罗13:1，多3:1-2，彼前2:13），这其实是很好的守法公民。不过，在人的某些制度、要求、风俗、习惯不符合神的教导时，就只有顺从神而不顺从人了（徒4:19）。然而就像使徒彼得、保罗一样，即或为持守真道而死，也丝毫没有一点反对当时政权的意图，同样的，我们认为，大陆许多为了持守主纯全的真道而死在监狱内外的殉道者，也没有一个是不爱国而叛国的人。

　　所以，必须讲清楚的是：纯正信仰的信徒反对三自会，绝不是反对政府！起初和新神学派的论战，早在新政府成立二十几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反对三自会其实就是反对新神学派，同时也反对政治干涉、政教合一，因为圣经明说唯有基督是教会的头。圣经上教训说，要为神的缘故，遵从人的一切制度，而且从心里愿意为执政掌权的祷告；即使有时政令、命令和许多措施对我们是一种难为，甚至是一种逼迫，圣经上也说要为逼迫你的人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罗12:14）。这样的基督徒怎么会反政府呢？当年有一个规定，从外地来的人到了北京超过三天以后就要报临时户口。虽然很麻烦，但我觉得这个不违背圣经，就这样遵守。王明道先生也是这样，全国各地的圣徒经常不断地住到他那里去看望他，不管别人知不知道，只要超过三天，他就主动地往公安部门报户口。

　　三自会政教合一，信仰混杂，很多领导人都是假信的，所以当时信仰真纯的弟兄姊妹才坚决不肯参加三自会，即或加上「反政府」、「反革命」的罪名被捕、被杀，都在所不惜。但这绝不是和政府「作对」。

※其次是属灵争战极为激烈

　　加入「三自会」之后传道就比较安全一些，不加入，传道的危险性会很大。许多传道人都是因为外面的压力加入了「三自会」。当年各教会对于是否可以参加「三自会」的前身「基督教联合会」，颇有争议。1951年倪柝声弟兄曾和一些聚会处的同工们谈话（那次的谈话有人用速记的方式笔录了下来，这份笔录的复印件我曾亲自读过）。他讲话的大意是：教会应当是纯净和圣洁的，不能有任何的搀杂，就是以圣经为我们信仰的守则，就像这个杯子里的水，应当是完全纯净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能搀杂；不过，这个杯子放在什么地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你可以把杯子放在一个碟子里面，也可以把杯子放在桌子上，或者放在一个垫子上，只要保持杯子里面的水是纯净的，把杯子放在什么地方是次要的。我当年一看到那篇讲话，我就想：糟糕了，大概聚会处要参加「基督教联合会」了。因为他的说法就是只要保持教会内部的信仰纯正就好了，即或参加到信仰混杂的基督教联合会里去也没有关系。果然没过多久，几乎全国所有的基督徒聚会处都同时参加了基督教联合会。这可以说完全是由于倪柝声先生的倡导。

　　当时，昆明基督徒聚会处的带领人陈恪三老弟兄对我非常关心爱护，我也很尊敬他，虽然他是我的一个长辈，但我们几乎无话不谈。然而，1951年倪先生的那次谈话以后，昆明基督徒聚会处突然参加了基督教联合会，事前我一点都不知道。当时昆明众教会中，聚会处的人数最多，大约一百八十多人。其次是我和同工们建立的教会，大约一百二十人。聚会处参加基督教联合会后，我们教会成了众矢之的。当时我压力很大，自以为加入基督教联合会就便于传福音，因此我和我们的教会也参加了基督教联合会。但1952年云南日报批判我传道影响了彝族地区「土地改革」的时候，我马上感到这是神对我的管教。我个人在那个时候得到的很痛的教训中，第一个就是：太注意外边的工作，而忽视神在自己心灵里面的工作，很可能会造成失败，让主的工作亏损。神看工人的持守高过工作的发展，而我却希望用人的方法保守工作，竟不惜让工人本身失误。我明明知道加入基督教联合会是和世俗联合，信的和不信的混杂在一起，这不讨神喜悦，但还是加入了进去。然而什么时候人看重工作过于所当遵守的真理，神就会为真理而不惜拆毁工作。因着主的怜悯保守我度过了那段艰险的时日。当昆明基督教联合会改建成三自会以后，我立即声明不去参加三自会的活动。虽然在人看这是相当危险的一步，但是我心里反而平安了下来。实际上在1952年以后，好多以前参加了三自会的聚会处的同工，以及其他的同工们，都相继退出了三自会。

　　1952年秋天当我声明不去三自会以后，昆明宗教事务处的负责人龚先生（或巩先生？）曾叫我去谈话。龚先生起初对我非常客气，称赞我受到一些信徒的尊重，所以希望我到三自会来「发挥一些作用」。

　　我说：「这些基督教联合会和三自会的领导人和我们广大信徒的信仰根本不同，所以他们曾用『基督教联合会』的名义登报说我影响了土地改革运动，跟着就发动群众批判斗争我，说我『破坏』了土地改革运动。我实在不便参加他们领导的三自会。」

　　龚先生说：「以后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

　　我说：「无论会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按照圣经的教导，真信的和假信的原不相配，是不能混杂在一起的。」

　　龚先生说：「你们可以按不同的信仰分组开会、学习、讨论。」

　　我说：「现在您说可以分组开会，万一您的工作有了调动，谁敢保证我不受他们的攻击呢？谁敢保证这些人不再随意诬陷人呢？」

　　龚先生忽然脸色一沉，严肃地说：「你这样固执地不肯参加三自会，对你不利！」

　　我暗自祷告，略停了一下，和气地说：「您一定调查了解过我传道前的经历。自从我谢绝出国留学而决志到边疆传道的时候，就没有考虑过『有利或者不利』的问题。」

　　龚先生似乎一时不知道再讲什么。我心中却忽然来了一点智慧，就问他说：「您是共产党员吧？」

　　他想不到我竟然问了这么个问题，茫然不解地说：「我当然是共产党员了。」

　　我说：「（那时）南斯拉夫的领导人铁托，也说他是个共产党员，但是国际共产党联盟组织早已认为他是个违背共产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把他开除共产国际联盟了，您能和铁托坐在一起谈论共产主义吗？」

　　他没想到我有这么一问，仓促间回答说：「我当然不能和他谈论共产主义。」但是他又机智地补充说：「可是我们和铁托仍旧有国际外交关系，还是可以一起开会的。按政府规定，政治学习是人人都要参加的，如果你在学校教课，你就不和你所说的新神学派的老师一起参加政治学习吗？」

　　我说：「当然会一起学习政治。如果他是个领导，我还要听从他的正确的命令指挥。但是如果谈到信仰问题，我绝不能对他们混乱圣经的言论默然不语！」

　　最后龚先生似乎向我施加压力说：「你回去再好好想想。」

　　我说：「我是经过深刻地反思以后，感到过去参加基督教联合会是违背圣经教导的错误，才在联合会改组为三自会的时候，决定不参加三自会的。」

　　龚先生言外有音地说：「你回去再好好想想吧！」

　　我从龚先生那里回来以后，确实曾在神前反复思想过自己有限的事奉经历。回想以往，自己对神、对人实在多有亏欠，也有失败和软弱；但是，我绝不能因为自己的软弱而去参加三自会寻求安全。后来我在被捕、释放后，也曾有过软弱。但神保守我始终没有参加到三自会里去。

　　我很尊敬贾玉铭老牧师、杨绍唐先生、倪柝声先生，他们后来加入三自会，我觉得非常可惜。我认为他们都是因为外面的压力加入三自会的。杨绍唐先生是被批判以后加入三自会的，倪柝声先生，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当年他开办了生化药厂而被定为资本家的压力而加入了三自会。贾玉铭老牧师起初不肯加入三自会，后来领导宗教事务工作的政府人员跟他讲了两个条件：第一，加入三自会以后，绝对不干涉他负责的灵修神学院，灵修院的建制和课程完全不变；第二，把他历年以来教课的大纲「圣经要义」[2]这本书印出来。为了这两点，他加入了三自会。灵修神学院加入三自会之后，贾玉铭老牧师的两个学生孙美芝和王颂灵退出了灵修神学院，退出以后两个人就被逮捕了。那时候属灵的争战就是这样的激烈。

• [2]《圣经要义》这部书不是逐字逐句地讲解各卷圣经，而是提纲挈领地解析经义。直到贾老牧师离世，那部书没有在海内出版，而是后来在海外出版的。

※王明道先生的卫道论争

　　王明道先生经常发出「先知之声」。1951年昆明的陈恪三老弟兄和我相继加入基督教联合会以后，有一天陈恪三老人突然拿着王明道先生出版的一份《灵食季刊》来找我。原来王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一个传道人，在神面前应当有所持守，不能「蝇营狗苟」。(意思是说：不能像苍蝇那样经营神的事工，不能像狗那样苟且偷生！)陈老弟兄说：「像我们这样的传道人是不是在蝇营狗苟呢？」我想，这是神藉着他的仆人王先生对许多传道人敲响的警钟。这句话到如今仍然掷地有声！

　　王先生在1950年代的初期有几篇重要的捍卫真道的文章，批驳假信派、三自会那些领导人的谬论。1953年，我被迫离开云南，来到北京，当王明道先生连续发表那几篇文章的时候，我正在他那里受教，也帮助老人家校对过几篇文稿。这些文章分别是：

　　（1）《真理呢？毒素呢？》

　　因为新神学派诬蔑纯正信仰的人所传的、所讲的是传播帝国主义的毒素。这样一来，有很多人就不敢传讲纯正的信仰了。但是什么是毒素，什么不是毒素，他们又不说，这就使得一些纯正信仰的人更害怕了，怕不知不觉就传讲了他们所谓的「毒素」。所以，王明道先生就写了《真理呢，毒素呢？》。在那篇文章里，他提到了新神学派的人所说的毒素正是圣经里面的基要真理，是基督徒基本的信仰。

　　（2）《以亲嘴为暗号卖主的犹大》

　　那时，我和王明道先生夫妇等人一日三餐都在一起用饭。一天早饭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开始吃了，而一向守时的王明道先生却来得很晚。大家都感觉很不寻常，就问他为什么来得这么晚。王明道先生笑着说，昨天晚上祷告的时候他想到了一个讲道的题目，是《以亲嘴为暗号卖主的犹大》，之后他就一直祷告，默想这个讲题，所以起床就晚了。这篇文章直接了当地指出新神学派的人实际上就是像犹大一样的人：犹大名义上信主、跟随主，后来却以和主亲嘴为暗号卖主；而他们自称是基督徒，如何和主亲近，实际上所说所做的却是卖主的行径。

　　（3）《我们是为了信仰》

　　新神学派所控制的三自会，把一切忠心向神的人都诬蔑为有政治性反革命的罪行，所以王明道先生在《我们是为了信仰》这一篇文章当中，就说明我们持守的是真理，驳斥了他们的诬陷，有理并有力地阐释了我们基督徒只是为了信仰。对于那些蓄意把政治和信仰混在一起的人，这篇论著本来是可以让他们无话可说了，但是就在王明道先生发表了这篇文章以后不久，1955年8月8日凌晨，正好是他和王太太结婚27周年的纪念日，他们二位一起被逮捕了。

　　1940年代末期，有些弟兄姊妹靠着主的带领，没有教会的薪金，也没有任何团体资助，完全凭着信心到艰苦的边疆地区去传道；也有两个没有教会的固定支持、凭着信心集体去边疆布道的福音团体：一个是遍传福音团，一个是西北灵工团。

遍传福音团

　　遍传福音团是1940年代中期由戴永冕牧师倡导创建的。戴永冕牧师是戴德生先生的孙子，戴绍曾牧师的父亲，戴继忠牧师的祖父。

　　戴永冕牧师起初在河南开封创建了一所神学院，因为抗日战争的缘故，只好将神学院迁到了陕西凤翔，定名为西北圣经学院，仍是由戴永冕牧师担任院长。那时，中国的西部是一片福音的荒地，信主的人非常稀少。戴永冕牧师关切那里的福音工作，便常常带领大家为西部边疆祷告，为普世宣道、福音遍传祷告。据说，有一次，他在圣经学院的院子里画了一个中国西部的地图，请全体师生围着地图祷告。祷告结束后，他就说：你们谁在神面前有感动，有心为西部边疆哪个省祷告，甚或愿意到那里去传扬福音，就站到那个省份里去。2012年间，我曾见到戴继忠牧师（戴永冕牧师的孙子），问他当年是不是真有这样一件往事。他点头认同。当年的遍传福音团就是在这样的祷告中组成的。

　　遍传福音团的使命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他们曾在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传扬福音。原来他们曾想从青海去往新疆，但是到了青海的格尔木[1]，被当地的军政人员劝阻，又回到甘肃。以后他们从甘肃的兰州去往新疆。遍传福音团的团长马可，是西北圣经学院的一位中国老师。马可牧师后来写了一首团歌，其中有一句话就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几十年的风雨以后，马可牧师在重庆去世。

　　遍传福音团的成员有赵崇义、何恩证、戴彦中、韦苏西、路得等数十人。赵崇义是圣经学院的学生，他在祷告中心里有很深的感动，改名叫赵麦加（麦加是伊斯兰教的圣地），后来就决志要把福音传到麦加去，把福音传给信奉回教的穆斯林。当我第一次听说赵弟兄改名叫麦加，我心里就大受感动。我和他一直没有见过面，但在祷告的名册上常记念他。

　　戴彦中后来在新疆被捕，释放后无奈地回到自己的家乡。遍传福音团留在新疆的同工，只有赵麦加和他的妻子何恩证[2]。赵弟兄初到新疆的时候，在哈密曾受到西北灵工团的弟兄姊妹们的盛情接待。有一年圣诞节，西北灵工团的同工们庆祝圣诞，赵麦加弟兄还一同聚会，扮演圣诞老人。后来他到了中国最西边的城市喀什，2007年在喀什去世。赵麦加被主接去以后，就只剩下何恩证以及他们的子女，继续在新疆传扬福音。现今何恩证也被主接去了。

• [1]原来青海的铁路从省会西宁只通到格尔木，但是后来从格尔木修建了铁路，一直到西藏，看起来有神美好的意思。铁路修建完成后，从中国大陆到西藏去传福音，旅途就方便多了。
• [2]何恩证是西北圣经学院的一位女老师，后来成为赵麦加弟兄的妻子。

　　遍传福音团出版的刊物是《遍传福音报》，由马可牧师负责编辑，在重庆出版。按当时的情况估计，这份报刊发行量是比较有影响的。

　　我和遍传福音团的弟兄们直接联系较少。但他们的脚踪，对我影响很大。虽然他们有些人已经离开世界了，但是他们的事奉仍在激励现今的许多人。

西北灵工团

　　西北灵工团开始于1940年代的中期，但正式成立于1948年底。起初由山东潍县乐道院（灵修院）的同工和会众组成，正式组建则在新疆哈密。抗战时期，乐道院被日本人侵占，战争结束后，日本人把乐道院归还给中国的教会。乐道院后来改作灵修院，当时在灵修院负责的同工是李石瑛，后来华北神学院的一个老师张谷泉带了学生李道生等人来到乐道院，李石瑛年纪大了，就请张谷泉接任为灵修院的院长。在灵修院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齐心有一个祷告，祷告内容和遍传福音团几乎是一样的，就是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也是他们的使命。

　　西北灵工团中的一些人，从山东潍县辗转到了江苏徐州，再乘陇海铁路从徐州到兰州。当年从兰州前往新疆没有铁路，只有公路，弟兄姊妹们没有经济能力坐汽车，有些人就央求路上的货车司机，也给司机一些钱，顺便载他们一程。坐在敞篷的货车的货物上，一路颠簸，风又大，天气又冷，非常辛苦。而且不时又要下车换车，没有便车搭乘的时候，就徒步行走。这样断断续续地，他们分成了许多批，从宁夏等不同的路线终于都到达了新疆的哈密。在哈密全部聚集以后，他们就正式组成了西北灵工团。

　　虽然他们到新疆的时期并不很早，但是在大陆新政府成立前后，短短的几年时间，他们便把福音传遍了新疆天山南北地区。这些同工，从不诉苦，也不募捐，靠着神的恩典过日子。他们在新疆的生活很苦，弟兄姊妹如有馈赠，他们就接受，但是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绝不向人求告。这些人吃糠团、挖野菜来果腹，却将钱省下来盖会堂，好用来传扬福音。他们传道所到的地区，首先是在新疆哈密，后来又到了乌鲁木齐（原名迪化）、吐鲁番、七泉湖、石河子、阿克苏、富蕴县（新疆西北部接近苏联的边界）、喀什、疏勒（中国国土的最西边界靠近巴基斯坦）、和田、伊宁（后来改称为伊犁）、库尔勒、拜城、库车、温宿、阿图什等地[3]。如果从地图上看，在那个年代，他们在新疆已经把福音传的很广泛了。

• [3]这些地区，我原来并不记得。只是在1989-1993年，西北灵工团有人来信索要《圣经词典》，因此留下了以上的地址。

　　西北灵工团的负责人是张谷泉，组成西北灵工团后不久，1951年他便被捕，1956年死于狱中。他的妻子陈莲秀大姐去收取遗体和遗物的时候，在张谷泉弟兄的旧棉衣、棉被中拆出一些旧布，竟发现在这些旧布上有用针线当笔写出的诗词。其中有一首是「狱中思家」，另一首是「火炼」。后来许光导弟兄还为「火炼」谱了诗曲，被收入《颂赞诗歌》中。有人把「火炼」原诗略改动了几个词语，今录几段于下：

主啊，我愿跟祢，　走此十架窄路。
流泪、流汗、流血，受欺、受压、受辱，
赤身悬挂城外，　　不恋今世寸土。
只要同胞得救，　　灵魂也愿献出。

主啊，我愿像祢，　深爱我众仇敌。
纵或被欺被刺，　　仍然祝福不息。
受尽毁谤攻击，　　不改神的爱意。
主爱充满胸怀，　　随时自然流溢!

主啊，我愿随祢，　走完今生苦路。
因前头的喜乐，　　轻看暂时苦楚。
愿像麦种死透，　　籽粒百倍结出。
得见劳苦功效，　　便能心满意足。

　　西北灵工团的其他成员有陈莲秀、刘淑媛、张美英、李道生、李石瑛、赵西门、文沐灵、田佩瑾、刘德民、石新民、李元奎、唐远模、连生源等弟兄姊妹，连他们的家属约近一百人。1950年新疆新政权成立以后，西北灵工团的团员被捕的前后有二十多人，有四个人在监狱里先后殉道，他们是张谷泉、文沐灵、刘德民和孙信民。赵西门被监禁了二十年，以后又劳动改造数年。

　　西北灵工团出版的刊物是《西北灵工》，先后由张谷泉、赵西门负责编辑。《西北灵工》出版的时间不长，数量不多，但当时也感动了不少的人。

其他去往西南的传道者

　　1948年的秋天，我心里很清楚要去边疆传道了，十月底写出了《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那时我和另外五位青年圣徒所尊敬的吕冰之教士，年近四十岁，正在病中，她提出来要去云南传道，在云南建立一个「安提阿」，也好向少数民族传道。于是连我一共七个人，就往那里去了。我们到了云南后，发现内地会在那里已经撒下了福音的种子，一位英国的传道人张尔昌就是死在了少数民族地区，安葬在云南北部禄劝县的撒老坞。我们也见到许多从不同的地方被主带领来的弟兄姊妹。这些往西南去传道的弟兄姊妹们，或者是有个人的宗派背景，或者是凭着信心去的所谓「自由传道人」。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曾经有人说有个「西南布道团」，这种说法只是个人的想象、揣测。实际上从来没有「西南布道团」这么一个组织机构。

※当年去往西南边疆的团体

　　（1）中华传道会：中华传道会的杜忠三、苏传远等人在贵州花溪创建了黔光圣经学院。杜忠三牧师是贵州黔光圣经学院的主要负责人，因战乱后来到了昆明。1957年杜牧师被定罪去劳动改造，没有多久竟死于劳动改造中。

　　（2）内地会：内地会的储怀安牧师，青年时曾经跟随宋尚节博士传道。后来在昆明车家壁主持了昆明圣经学院。昆明圣经学院和灵光圣经学院合并了以后，改称云南圣经学院，储怀安担任院长。但不久他就离开了昆明，后来又移居美国，直到老年。

　　（3）神召会：神召会的谷怀空牧师在昆明倪家湾组建了灵光圣经学院。后来和昆明圣经学院合并为云南圣经学院后，谷牧师先是担任副院长，储怀安牧师走后，谷牧师成为院长。谷怀空牧师虽然参加了「三自会」，但1957年时也同样被捕。「文化大革命」以后被释放，继续作院长，不久即去世。

　　（4）信义会：杜信甫老牧师是信义会的一位传道人。他比我年长一代，却一直很谦卑，是一位隐藏自己默然放香的老传道人。虽然没有被捕，但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很多的折磨。

　　（5）聚会处：昆明聚会处的负责人是陈恪三（即陈若天）老弟兄、万绍祖、余道胜等人。万绍祖和余道胜是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两位弟兄，他们都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之后到昆明来传道。那时虽然我们领受不完全一样，看法也不尽相同，并且不属于同一个组织；但是我们灵里能够相通，能够推心置腹地谈论主的事工，而且互相邀请对方到自己负责的教会来讲道。这在当年的聚会处，实在是少有的。

※当年去往西南边疆的自由传道人

　　（1）张复生老人：他又名张丹溪，原是共产党老红军。信主后到处布道，1949年我曾和他在贵州长谈过。

　　（2）张约瑟弟兄：又名绛巴约瑟，原本是藏族人，但长期在沿海城市一带居住，虽然腿部受过伤，走路不便，但仍可过着比较平安的生活。1940年代末他去往云南传道，1950年代初更决志要步行去西藏传道。

　　（3）苏正杰（即苏保罗）弟兄和其他许多弟兄姊妹。他们现在多已被主接去了。当年还有各个圣经学院的学生们，也参与了当地或外地的福音工作。例如灵光圣经学院的学生晏大安，后来在缅甸北部建立了一些教会，并且还开办了神学院，这都是我们当年想不到的恩典。

　　（4）我们一行前往西南去传道的七个人中，最后留在云南当地的有四个人：吕冰之教士、张家群弟兄、施晋德弟兄和我。以后陆续有林有恩弟兄、施传清弟兄从上海来到昆明传道，那时由贵州来的汪惠弟兄，也加入到同工中来。

当年我在西南传道的一些经历

　　当年我们前往西南传道的七个人是共同出发的，却不属于哪一个组织，也没有建立一个团体。1949年初，我们到了贵阳，吕教士病倒了几个月后，到昆明去帮助大东门教会的工作。张家群弟兄和施晋德弟兄到云南沾益县，在当地建立教会。沾益在昆明的东边，曾有内地会的宣道士在那里传福音，所以当地有一些信徒，但是那时已没有传道人。他们就住在原先内地会的房子里工作，后来那里福音就传开了。因为云南吸鸦片烟的人很多，当地人把吸鸦片叫抽大烟，也叫「吹烟」，张家群弟兄还写了一首「吹烟歌」：「大家都请坐，请听吹烟歌，可怜我中国，胡涂人太多……」唱后他就讲抽大烟的种种害处，信耶稣的人怎么就能改变了，再请一个改变了的弟兄作见证，就这样他们建立了教会。但是没多久，当地政府就通知他们不许再聚会，而且禁止他们外出。他们一直被困在那个地方两年。后来张家群、施晋德弟兄就先后到昆明来和大家一起同工。

　　因为路费只能到贵阳，也因为我曾两次咳血，所以我在贵阳有一段时间的修整和事奉，做一些学生的福音事工。约在1949秋天，我来到昆明。神召会建立的昆明灵光圣经学院那时有一个培灵会，邀我去讲道。因为当时缺乏师资，讲道以后，谷怀空院长便留我在那里教课。我说我的信仰和神召会有些地方并不一样，院长说我可以按照自己的领受来讲。因为那里有很多学生是少数民族的人，有苗族的、彝族的、傈僳族的，我很喜欢他们，便答应了。我前后教过创世纪、辨惑学、诗篇选读等课。上课我是老师，下课我当学生。我曾向一位傈僳族的学生杨弟兄学过傈僳族话，他年纪比我大，我很想学好以后一起去傈僳族传道，可惜他因故提前退学了，我的傈僳族话就没再学下去。

　　在灵光圣经学院教课的同时，我也在昆明几个教会的主日崇拜讲道。当时昆明有内地会的教会，两个信义会的教会，神召会、五旬节会的教会，新神学派的锡安圣堂，还有聚会处的教会。我也在内地会创办的昆明圣经学院讲课。那时昆明的教会，一方面是荒凉，一方面是混乱。纸币几乎天天贬值，一天贬两次三次，早晨能买一袋面粉的钱，下午就不够了。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解放」，也不知道「解放」以后会怎么样。有些恐惧，也有些慌乱，有的人想离开往外逃，但是也有人抓住最后的时间传福音，抢救灵魂，就怕新政府成立以后不能传道了。

　　1949年冬天，当时国民政府领导云南的卢汉宣布「起义」。起义头一天晚上我们听见零零落落的枪声，也没感到奇怪，因为战乱时期这是免不了的。第二天，圣经学院照常上课，我正讲到一半，院长谷牧师推门进来说：「哎，给你们说一个消息，昨天晚上的枪响是卢汉和平起义了！咱们现在已经解放了！」说完后他就走了。我心里平静得很，因为我知道这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我就说：「好了，昨天晚上已经解放了，我们照样上课。」我就继续讲课。课程结束后，祷告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就有些激动，可能有点怕「解放」。

　　1950年6月10日，吕教士、我等十来个信徒向政府写了申请书，说我们是中国的基督徒，要在这里开始布道。政府没有批准也没有禁止。我们反正是报告上去了，就在护国路租房，开始在门前的街头布道。我们在门口用四块一尺半见方的木头板子，写了四个大字「来信耶稣」，往上面一挂。所以人们就叫我们「来信耶稣堂」。房间里的那些座位，有的是椅子，有的是板凳，有的是木板，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宽，有的窄，五花八门，都是弟兄姊妹从家里拿来奉献的。我们旁边不远处是摆摊卖旧货的早市，我们就买了一架旧风琴。屋里弹琴，大家一起唱诗，室内热情洋溢，门口有我们同心的弟兄姊妹招呼路人说：请您进来听听。那时候刚解放，大家也毫无拘束，有的人就进来坐一坐，唱一唱，听福音。起初就是十几个人，后来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不久就有几十个人了。

　　人多了，房子就显得小了，我们也觉得房租太贵，临街又太近，不够安静，所以就在威远街租了一间楼房，下面可以住人，上面可以聚会。我们的门口也没有挂牌子，到了聚会的时候大家就来了。我们继续对外传福音，不过只是个别地请人来了，不是到大街上、到门口拉人进来了。1950年的冬天，教会的人数就到了一百二十人。后来我们教会设立了执事，我写了一份提纲和弟兄姊妹们分享，名字大概叫「教会和教会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有关教会的真理：什么是教会，教会是怎样形成、组成的；长老和执事的条件与工作；各种聚会和各种服侍；等等。根据圣经的教导（提前3:13），我们先设立了几个试验执事，帮助事务工作，后来他们成为正式的执事。我们也经常祷告，求神带领、赐给一两位长老。

　　也是在1950年的冬天，我到了云南北部的黑彝族地区传道。内地会的宣道士原来在那里已经建立了教会。其中张尔昌牧师，最后病重时仍旧坚持不肯回国直到在滇北离世。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内地会离开，那里没有工人了。我去了以后，就和当地的彝族弟兄姊妹一起服侍。1951年我和一位圣经学院的学生，在昆明郊外的白彝族地区「花红园」传道，后来在那里建立了福音点。年终，我和教会的执事余老伯母等三人再次到了云南北部武定、禄劝地区的黑彝族当中，较长时间地巡回传道。我们在云南初期的工作就是开荒布道，后来发展了很多的事工。除了在城里威远街、郊区的马街建立了教会，在白彝族地区的花红园建立了福音点以外，在郊外的十八里铺也建有一个布道所。

　　教会的同工开始只有几个人，后来竟一度到了十几个人。1951年后，吕冰之教士一直长期卧病无法工作，杜忠三牧师便时常同心事奉。1951、1952两年，连续有焦源廉牧师的两位学生林有恩、施传清二位弟兄来到云南一同传道。从贵州来的汪惠弟兄，也放下世上的工作和我们同工，后来虽然没有长老的称谓，实际上大家都认同他在做长老的工作[4]。张家群弟兄结婚后也来昆明共同服侍。此外还有些圣经学院的学生例如李铣、刘卓德、阎大卫、王师母、阎姊妹等等多人，为了实习也成为我们同工团队的成员。所以有段时间我们无意中形成了一个十几位同工的群体。我们几乎每个月有一次祷告会，祷告后大家谈谈各处聚会的情况，看看各处弟兄姊妹有什么需要，就商讨下个月某位同工到某处去工作。但我们不像西北灵工团、遍传福音团那样，没有任何名称组织。我们都是凭信心生活，有弟兄要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只提供住处，也不负责生活费，只是本着爱心互相关切。那时我和汪惠弟兄、施传清弟兄、林有恩弟兄都还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一位姓蒋的年老姊妹帮我们做饭。我们每天坐着小板凳、围着个四方形的矮饭桌一同吃饭，吃的很简单，有时候吃的是豆渣饭，就是蒋姐在外面捡一些菜叶子，从豆腐坊里买一些甚至是要一些豆渣，混在一起煮饭，但大家觉得很香甜。其实那时候豆腐渣是喂猪的，有些豆腐坊想要扔豆渣，还得请人去扔，农民甚至不用花钱就把豆腐渣拿走。

• [4]实际上，他放下世上的工作后，成了执事会主席，担负起教会的事务管理工作，如同长老；一度代表教会应对外面的接洽、交往；同时负责教会的事物、文书、财务、购置、修缮等工作。

　　虽然当时我们过着那样贫困的生活，但是感谢神，我们从没有向任何人诉过苦、借过钱、欠过债。我们觉得生活上没有缺乏，灵里面也很饱足。

　　我觉得凭着信心生活，就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靠着天降吗哪而生活：今天吃完了，明天神又有赐给。好多的人，凭着信心传道，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我个人凭信心服侍主以来，虽然生活艰苦，但却从未缺乏。有时以蔬菜为粮，有时用盐水泡饭，有时以西红柿为主食，有两次在断炊前一两个小时又看见主奇妙的供给。物质上时有贫困，心灵中却常有喜乐。真是尝尝天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诗34:8）。那时候也写了一首诗歌，叫《靠吗哪》：

靠吗哪度旷野生涯，因主爱心被恩化。
今晚用尽明早降下，赖主怜从未缺乏。
素食淡饭虽无可夸，主恩典却是浩大！
故我高唱哈利路亚，直到工毕回天家。
故我高唱哈利路亚！直到工毕回天家！

　　1952年5月10日，云南日报在第一版上说我到黑彝族地区传道，影响了土地改革运动，受到了批判斗争。同工林有恩弟兄提醒我说：「给你登报绝不是小事，边大哥你要做最坏的准备。」当时对我的批判调门越来越高。甚至有位彝族的弟兄拿着一份书面材料来对我说：「彝族地区发动了群众揭发，这份材料说你传讲世界末日就要来到，吓得当地群众流泪痛哭。」

　　就在那种危险的形势下，在一次批判我的聚会中，和我同去彝族布道的余老伯母挺身而出说：「边弟兄去彝族传道我很清楚，因为我是和他一起去的。」当时大家都在和我「划清界限」，所以会众非常惊奇。余伯母跟着说：「是当地教会写信请我们去的，没去之前我们向昆明公安局申请了通行证明，去到彝族地区后，又主动向当地区政府报告说明我们是应邀而来的，并且向政府讲明了每次开会的时间和地点。以后每次开会都有一位跨带着手枪的解放军军官来参加。边弟兄从来没讲过世界末日。只是有一次讲到：耶稣吩咐彼得下网打鱼，一次打上来的鱼竟装满了两条船。边弟兄说可见那些鱼是遵主的命令，甘心自投罗网的。边弟兄讲到这里就说，那些鱼从神那里所得到的，只不过是喝点湖水、吃点杂草，然而一旦有神的呼召和需要，就奋不顾身自己选了一条死路。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生蒙了主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为主做了些什么？所以当时大约七百人跪下来祷告，哭成了一片。」最后余老伯母说：「如果边弟兄因此被定罪，我应当『和他同罪』。」

　　感谢主奇妙的保守，余伯母讲完了后，竟然有好几个老信徒说：「照你这么一讲，看来这个边云波还是个好人哪！」谢谢主，因着多少不知名的人为我祷告，（包括我后来才知道的、当年分布在海外各地的「边疆祷告团」的代祷），政府并没有立刻给我定罪。而且就在我被登报批判、屡遭审查的同时，同工们在昆明的「三义铺」买下一所房子[5]。这是一间两层高的楼房，有三个院子，正可以容纳一百二十人在那里聚会。当年我们几位同工生活、工作条件都很差，但是神却赐给我们一所房子，而且是在那么艰难的时刻。可见不是人有什么能力，完全是神的恩典！

• [5]那所房子的院落，距离三义铺大街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大门口需要一个圣徒聚会的标志。大家同心确定的名称是「基督徒三义铺聚会处」。虽然我们和昆明聚会处的弟兄们灵里很亲近，但是众教会都知道我们不属于「聚会处」的系统，而是和众教会都有属灵的交通的。

　　1953年，我的老母亲没有人看顾，连着给我写了十封信催我回去。那时我在昆明坚持不肯参加三自，当地宗教事务处已经叫我去谈过一次话，对我已经有所警告。我也怕自己一旦出事，必将影响当地教会，就离开昆明回到北方，在北京王明道先生处受教，也帮助老人家做点文字校对工作。1956年我被列入王明道先生的反革命集团而被捕。不久昆明的同工们在1957年也先后被捕。吕冰之教士被捕后监禁多年，释放后几乎一直是卧病在床、需人护理，前几年在年近百岁的时候离世。张家群弟兄经过文化大革命后，本来可以为主作工一些年，但不久竟去世了。杜忠三老牧师被捕后在劳动改造时被主接去。施晋德弟兄在云南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到了美国定居，现在年过八十，仍不时讲道。汪惠弟兄后来也在贵州的教会事奉。施传清弟兄、林有恩弟兄在1957年被捕，多年后被释放，现在仍在昆明传道。原先在三义铺聚会的弟兄姊妹们，分散在各个家庭中聚会。有人说，现在聚会的人们，有好多都是我们儿孙、甚至是重孙一代的人了。

结语

　　在张谷泉弟兄写的西北灵工团的歌中，曾有「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诗句。前面已经提到，马可牧师所写的遍传福音团的团歌里，也有这样的诗句。当年，我所写的《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诗中也有一句诗词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大家好像是不谋而合，同被一灵所感，有「举目向西展望」的领受、祷告、托付和心志，定意装备自己，不仅要把福音传遍到中国的边疆，而且预备走出国门，将福音传到中国的西方；不仅是只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为止，而是要把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向普世宣道。今天希望有更多的中年、青年人，能传承这个继续向西把福音传向西方的异象，把福音遍传全世界的托付！正像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迎接主的再来！

　　在抗日战争以前，悔改信主的人多半是市民、农民，知识分子很少，虽然有些知识分子传道人像宋尚节博士等一时被主使用，但是信徒里很少见到大学生。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知识分子容易谈理论，理论谈不清，他就不容易接受，而西方宣道士有语言障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受传统文化影响，认为基督教是洋教，反对基督教的组织，将基督教当做知识而不是当做救恩来看待。当时教会学校虽然多，教育教学比较自主、自由、开放，但大多信仰不纯正，所以里面真正信主得救的人不多。比如燕京大学是一个新神学派的大学，我以前在燕京大学的附属高中部读书，虽然常做礼拜，也常聚会，也常有团契活动，但就是没听见过真正的救恩。到了19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因为沿海地区被日本侵占，所以很多的大学都往内地迁移，那个时候神做了一个奇妙的工作，在大学生当中拣选了一些人，也有一些学生陆续奉献传道，就有一个复兴。

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第一届夏令会

　　1945年8月，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第一届夏令会在重庆南山召开，来自陕西、甘肃、四川、贵州、广西、云南等地的大学生共153人出席。当时聚会的地点在重庆南山的圣光学校，有时也在贾玉铭牧师所主持的重庆灵修院灵修、聚会[1]。讲员有贾玉铭、赵君影、于力工、苏佐扬[2]、尹任先夫妇[3]。如此规模的基督徒大学生聚会，在中国教会史上是第一次。

• [1]当时灵修院的地点也在重庆南山，抗日战争期间贾玉铭老牧师主持灵修院的管理、教学等一切工作。
• [2]苏佐扬牧师从华北神学院毕业后，曾在重庆灵修院任教。
  
• [3]尹任先夫妇是圣光学校的创办人。尹夫人是那次大会中使多人受益的讲员之一。

　　筹办这次大会的人员有赵君影、于力工以及灵修学院的师生。但当时主要的筹备工作大多都是于力工牧师操办的。于力工牧师那时还没有被称为牧师，是一个青年传道人，我们叫他于大哥。他当年做筹备工作很辛苦，因为需要和很多大学联系，那时候同学们没有电话，想联系就必须通信或者面谈。而那些大学大多散布在重庆的各个郊区，距离市区大约都有几十华里，并且路途高低不平，没有什么公共汽车，通信往返可能要十几天；所以于力工大哥当年奔走于各个大学之间，非常地辛苦。这件事在他所写的《夜尽天明》中，说得很清楚。

　　这次大会之后许多人奉献传道，其中有：

　　（1）滕怀智：就是滕近辉牧师。我在1943年的时候就认识他。他年长我三岁，比我高两个年级，所以我们都叫他「怀智兄」。后来直到他去世前，我和他私人谈话时，还是习惯地称他为怀智兄。他在1943年已经在内地会宣道士孔保罗(Contento)夫妇的带领下，开始了公立学校的福音工作。

　　（2）张行松：复旦大学毕业，后来成为专职的传道人。他曾一度担任过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的代理总干事。

　　（3）翁则富：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奉献传道直到去世。

　　（4）陈让德：倪柝声弟兄的外甥，后来改名为陈终道。他在海外做了许多的工作，特别是文字工作，出了许多属灵的书籍，文革以后他的书帮助了大量的海内传道人。

　　（5）孙美芝：大家叫她孙大姐，她也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后来为了专心祈祷传道，就读于贾玉铭老牧师的灵修神学院。毕业之后，孙大姐负责灵修神学院的教务工作。灵修神学院加入三自后，她因为不肯参加三自而退出了灵修院，因此被捕。

　　大会后来决议成立「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简称「基督徒学联会」），由赵君影牧师任总干事，内地会的艾得理牧师和张行松弟兄都前后一度担任过代理总干事。其他的同工包括：于力工弟兄，郑惠瑞姊妹[4]，师道弘弟兄[5]，张学理弟兄[6]，吴永泉弟兄[7]，其他同工还有苏正贤弟兄等人。学联会出版的刊物是「基督徒箴言报」（在南京出版）。起初由师道弘弟兄负责，后来改由另一位弟兄徐超尘负责了较长的时间。

• [4]郑惠端：当时我们叫她郑姐，她比我们大几岁，为主到处奔走，在各个地区做了许多的学生工作。
• [5]师道弘弟兄在基督徒学联会中，除了做学生工作以外，还负责过文字工作。
• [6]张学理弟兄曾经一度担任学联会的干事，同时也到北京香山灵修院去进修过。
• [7]吴永泉弟兄：年纪稍微大一点，也做文字上的工作。第一次铅印《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就是他误以为我同意而出版的。

基督徒学生第一届夏令会之后的学生福音工作

　　这个大会，可以说是空前的，但并不是绝后的。会后，各个大学分别举办了布道会，展开福音工作，大学生信主、奉献者日益增多。我参加过中央大学的两个布道会，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我在其中的见闻和经历。

　　我那时在中央大学的分校团契里担任团契主席，本来我们团契有三个参加大会的名额，我理当去参加，可是我已经发现患有肺结核，恐怕长途跋涉自己体力不济，而且我心里面当时也不重视那个会，就将名额让给了另一位弟兄。他们三位代表我们团契参加夏令会回来以后，眼看着好像变了一个人。我心里既惭愧又羡慕，就和同工们商量，在我们这个分校也举行一个培灵布道会，也请赵君影牧师和于力工弟兄来培灵布道。于是，在大会以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我们中央大学的分校就举办了一次培灵布道大会。那次的培灵布道会，我们亲眼看到了神大大的恩典。许多人悔改信主，也有许多人把自己献上，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人说，我是在第一次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会上奉献的，这不太确切。我确实是受那个大会的影响，不过是在那个大会一个月以后才奉献的。）

　　1945年的春天，我发现自己得了肺结核，那时候的肺结核和现在的癌症差不多，没有特效药。发现的时候，已经是第二期了，一旦发展到第三期生命就会终止。那时我觉得神对我不公平，我心里说神啊，我这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让我得肺结核？那个时候我照常做礼拜，还是学生团契主席，有时还讲道；但我里面始终有这个矛盾、争战。在夏令会中，我得到了复兴，看到自己的罪。当时弟兄姊妹都是彻底地甚至痛哭流涕地认罪，祷告起来此起彼伏！赵牧师讲道的时候说：彼得三次不认主，他不认主以前是怎么失败的？是骄傲的心、夸大的口、远远地跟随主、打盹睡觉不能警醒，后来到末了就失败了。在主复活之后，马可福音16:7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为什么多了「和彼得」三个字？彼得也是主的门徒啊，加上「和彼得」这三个字岂不是多余的吗？去掉它岂不是更简明吗？不是的，因为彼得曾经软弱、失败过，让主伤了心。所以主耶稣特别提到了「和彼得」，乃是表明主的爱，表明主对这个失败、跌倒、软弱的彼得念念不忘，表明了主特意提着他的名字呼唤他回来的大爱。然后赵牧师就问：「哪些弟兄姊妹愿意像彼得，愿意在神面前接受神的爱，接受主的托付？」赵牧师接着讲，在海边主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是的，我爱你……」紧接着赵牧师就问我们：「谁愿意回到主面前来？请举手。」我是第一或第二个举手的。

　　我们这些举手的人到前面跪下祷告，哭声一片。三天的培灵会以后，我们每晚还自动分散到山坡上、树林子里、坟地旁边继续祷告，一直祷告到晚上12点、半夜，流泪认罪。那个时候，诚实地说，我根本不懂奉献的道理。但是，我就觉得主为我死了，我应该为主活着。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我的一切都是主的，主要我做什么，我就应该做什么。开完夏令会，在那个夏天我就奉献了。其实也没有人呼召我奉献，要是有，也就是像赵牧师说的：谁愿意像彼得那样，愿意随主带领、爱主更深？

　　那年秋天我明白了奉献的道理，清楚传道不能凭着自己的血气，一定要有神的呼召。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明确了主的呼召，也有属灵长辈和弟兄姊妹的印证，这样就出来传道了。

　　以后，我们中央大学的校本部，还有当时的重庆大学，在沙坪坝举行了一次几个大学的联合布道大会。在那个布道会当中，也看到了神的恩典。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大约有一千多人参加，而我们这些在大会现场服侍的基督徒学生，总共才几十个人，怎么能照顾这么多的会众呢？当时那些来参加聚会的同学，有的穿着背心短裤，有的叼着一支香烟，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会场，我们也管不了，也劝不住。所以在聚会以前，他们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会场乱成一团；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只有迫切地祷告。感谢主，等到正式聚会一开始，于力工大哥在没有钢琴或风琴伴奏的情况下，背着一个手风琴，一边拉琴一边教唱。那时没有银幕，讲台上也没办法显示歌词，于牧师所教唱的只是一两首很短、很简单的诗歌，他唱一句，大家学一句。几分钟后，会场的气氛就完全改变了。那些吸烟的、嘻笑的、不信主的人，他们的注意力似乎完全被抓住了，他们也不吸烟了，也不说笑了，都跟着他学唱他所教的诗歌。大约不到十分钟，大家都能背下来唱。当时于大哥教的一首诗歌是《Jesus will never fail》，诗歌的全部歌词是「Jesus will never fail, never fail, never fail. Jesus will never fail. No！No！No！」（「Jesus will never fail us」是「耶稣永不丢弃我们」或「耶稣永不会使我们失望」。）诗歌很简单，十几分钟诗歌唱完以后，原本喧喧嚷嚷的会场变得鸦雀无声，当赵君影牧师上去讲道的时候，台下的学生们已经静下心来聆听他四十五分钟的证道，我们看到圣灵大大地作工。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在布道会结束了几天之后，当我走在校园里，看见一位不信主的同学，腋下夹着书从我的对面走过来，嘴里正在唱着于大哥所教的那首诗歌：「Jesus will never fail, never fail, never fail……」他唱得是那么顺口，那么自然。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诗歌的力量。求主多多兴起能够创作诗歌、能够教唱诗歌的弟兄姊妹们来！关于教唱诗歌的方法，于力工牧师在《夜尽天明》里讲得很清楚，希望能够成为领唱诗歌的弟兄姊妹们的有力的参考。

第二届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会

　　1947年的夏天，七月底[8]，第二届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会在南京中山陵的遗族学校召开。（这次大会也叫「基督徒学联会第二届夏令会」，因为那时学联会已经成立了。）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代表共约四百人出席。这些学生代表是从全国各地前来聚会的，比如北京有很多基督徒学生，但只能派四个代表来参加，陕西省只能来两个代表，其他遥远的地方也只能派少数的代表来聚会。贾玉铭老牧师在这一届夏令会中仍作为讲员，他因为年老走路不便，就由他的一个学生蒋文惠姊妹扶到台上，他们一老一少还在台上合唱，大家心里都非常受感动。其他讲员有赵君影牧师、杨绍唐牧师、计志文牧师[9]、华福兰牧师[10]等人。由赵君影牧师、艾得理牧师、基督徒学联会的同工们以及南京中央大学团契的弟兄姊妹们来筹办。

　　当时的遗族学校是新建成的校舍，几乎是所空院落。房子虽然都建造齐全了，但是其中什么设备都没有。当时预计到会的会众是四百人。然而，开会必需的椅子、床铺、炊事用具、饭厅的桌椅和碗筷都没有，甚至连洗漱室、厕所都需要加以冲刷，添置必需的用具、用品。[11]我所在的中央大学的团契负责筹备夏令会，必须在二十天之内把所有开会需用的设施都准备齐全。当时期末考试刚刚考完，大家已经疲劳到了极点。因为那时学生考试作弊几乎是公开的，不信主的同学根本不需要怎么准备，到了考试的时候抄一抄，分数满高，而教授们出些难题、偏题也是常事；所以，我们这些信主的同学应付考试比别人辛苦得多，因为绝对不能作弊，只有在考试前充分准备，甚至熬夜准备。

• [8]我记得那时期末考试才考完，刚放暑假，夏令会必备的吃住、聚会、洗宿等场所的准备工作便开始了。而准备工作将近二十天，所以大会开始的时间大约是在七月底。
• [9]计志文牧师，少年时就读于伯特利中学，胜任英语实时口译。后来考入邮局工作，收入非常优厚。信主后不久奉献了自己，终身传道，讲道很有能力。曾经组建了伯特利布道团，宋尚节博士曾是布道团成员之一，伯特利布道团的脚踪，曾远到南洋一带。另外计牧师也组建了伯特利孤儿院。计牧师没有儿女，但是有人说，他属灵的儿女却到处可见。
• [10]华福兰牧师是当时内地会的负责人。那时内地会已经很重视学生的福音工作。许多内地会的宣道士都从侧面协助学联会的事工。
• [11]我记得一件趣事。我那时是大会的筹备同工之一，在开会的第一天，郑惠端大姐（那时她是学联会上海区的一个工作人员）带着上海的几个姊妹找我来了。她说：「姊妹们洗澡的地方没有帘子作隔断，就是那么一个大房间，姊妹们非常不习惯，能不能把淋浴的地方改装一下？」那时候我几乎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我心里想，你们大概不知道我们的难处，就跟郑大姐说了一个笑话，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请姊妹们自己准备一下好了。」她说：「姊妹有什么办法自己准备？」我说：「我们这儿也有钉子，也有铁丝，她们可以在淋浴室里钉上钉子拉起铁丝，用自己的床单隔起来，这样就行了。」郑惠端姊妹听了也笑了。当时的艰难情况可见一斑。

　　期末考试结束后第二天，我们大约二十个弟兄姊妹，借了一辆大卡车，开到了距离市中心约十几里的中山陵的遗族学校，开始了筹备工作。大家可以想象，要把这所空院落在极短的时间内准备成一个可以容纳四百人吃、住、聚会的地方，该有多么困难；更何况，那所遗族学校当年到市区又交通不便，运输桌椅、床铺困难当然就更大。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夜以继日地同心工作，大会开始前竟把一切都备置齐全了，真是神的恩典。我记得我们二十个人当中，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一两个同学跪在那里祷告，为大会和大家守望。另外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每天只能睡上四五个小时，日夜准备大会的生活需要，这次大会就是这样筹备起来的。

　　大会即将结束的时候，计志文牧师在台上流着泪地呼召说：现在中国由于内战，多少人流离失所，多少将亡的灵魂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上。神的家里需要大量的人出来传扬救恩，我计志文如果能分成四百个计志文的话，我一个也不留下，要完全交在神的手中，为主所用。他流着泪在上面呼召，下面的人流着泪把自己奉献给神。我记得在四百人当中，奉献为主而活的大约是三百人，后来其中又有些人被神呼召出来，专心祈祷传道。其中有些是多人所知的，例如：

　　（1）薛祚玉弟兄(后改名为薛玉光)：他比我大六岁，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同一间宿舍里。他的妻子史守善姊妹是中央大学教投影几何的史宣教授的女儿。薛弟兄六十二岁时，他们夫妇前往非洲宣道。

　　（2）焦源濂牧师：复旦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中华神学院深造，毕业后留校教课，他的学生成为多处的家庭教会的领袖。焦弟兄出国后，先后在波士顿、旧金山建立或牧养教会。

　　（3）查大卫弟兄：奉献以后不久，他到了台湾，由艾得理牧师带领一起开始了台湾的学生福音工作。后来查大卫弟兄到美国、大陆等地到处传扬福音。我还有幸和他在大陆见面叙谈过。

　　（4）张家群弟兄：他也是和我同在中央大学里的一位弟兄。张家群弟兄1948年毕业前，曾邀我和他一起禁食祷告三天，以便求神指示他毕业后的路程。他先是教课一段时间，后来决志去往云南专心祈祷传道。

　　这次大会的影响很大。1947年的夏天，内战激烈，政局剧变。那时的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已经进到了大别山。有人说，进到了大别山，等于一把刀插进了国民党的心脏，因为从大别山上向下俯视，南京就在眼前了。这些奉献自己的弟兄姊妹中，有些人在1948年时由神的带领离开大陆到了香港、新加坡等地，他们中间有些人又从南洋到了美国，在这些地方被主使用，带来了海外的复兴；而留在海内的那些奉献了的弟兄姊妹，经历了几十年的苦难，后来就成为家庭教会的带领人。当然，他们这些人都没有什么名衔称号，但是在震惊全世界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后，家庭教会的复兴都有当年这些奉献的人们参与。感谢神，是祂亲自预备了这么一批无名的传道人。

北京的「基督徒学生会」

　　首先需要说明一下，北京的「基督徒学生会」，有人误称为「北京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这绝对是误解。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就是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因为北京基督徒学生会既包括大学生也包括中学生。另有人说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和南京的「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有矛盾，这也是误解，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只是双方的领受不同和成员不同而已；实际上，在主里面这两个组织一直是彼此相爱的。

　　南京召开的第二届学联会的夏令会结束后，北京的学生代表张慕华、王世珍、石长龄、王长新四位弟兄姊妹回到北京，就筹办了北京基督徒学生第一届夏令聚会。那时因为我也回到天津看望我的家人，所以随后就到北京参加了这个夏令会。那时是1947年秋天，开学的前夕，大会在当年北京西郊的迦南孤儿院召开，有大中学生共一百余人出席。讲员有王明道先生、杨绍唐牧师、计志文牧师以及赖恩融（Rev. Leslie Lyall）牧师。赖恩融牧师是内地会的一位传道人。他总是从旁协助北京的基督徒学生工作，很少出面指导，很少让人知道他在帮助、策划和领导工作，是一位深深隐藏自己的传道人。但是，赖牧师做了许多工作。

　　北京基督徒学生第一届夏令聚会之后组成了「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学生会的组织除正副主席之外有灵修组、布道组[12]、文书组、文字组[13]、联络组[14]。后来就有北京基督徒学生会陆续举办的培灵会。第一次夏令会前后，王长新、陆敏如、宋天婴、王松龄(后改名为王颂灵)、王绍武、吴以遵等多人陆续奉献传道：

• [12]据学生会的第二届主席石长龄弟兄讲，布道组除主日外也在广场布道，一般在东单广场，谁有感动谁就站起来讲，但见不到什么果效。将近新中国成立前，东北的一部分逃亡学生到北京来，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就组织了一部分人到他们所在地布道，是不是真接受了很难讲，但种子是撒下去了。比较好的方式是在某个学校组织几天的布道会，例如在北洋大学工学院（后来的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学校礼堂连续开了三天以上的布道会。
• [13]文字组组织文章油印一份小报，叫《基督徒真理报》，后来改成墙报，贴在西总布胡同。一个月一期，学生只有每个主日才去看，利用的不是太好。
• [14]联络组是负责联络、沟通各校团契事工的。我的妻子白耀轩姊妹就曾一度担任过该组的组长。

　　（1）王长新弟兄：毕业于燕京大学，比他年纪小的，都称呼他长新大哥。北京学生会建立前，他做了很多工作。他大学还没毕业，就主编发行了《福音报》分赠到华北各地，甚至南方一些地区也有《福音报》的读者。他和妻子陆敏如姊妹都是同心奉献服侍主的。1953年陆敏如姊妹因病住在北京香山养病，长新弟兄就在香山灵修院听课，那时我也在香山养病。1954年春节我们还有一次感恩聚餐。1955年王明道先生被捕后，我们也先后被捕。被释放以后，长新兄夫妇住在南方，文化大革命中再次遭受诸般苦难，曾经全家被遣送到农村劳动。后来长新兄夫妇到了国外，负责一些教会工作，又应王明道先生的相邀和托付，写出了《又四十年》一书。这是继《五十年来》王先生的自传后，记述王先生后半生的一本非常珍贵的传记。长新兄老年抱病期间，更另外译出了劳伦斯的名著《操练与神同在》，帮助了许多的人。

　　（2）宋天婴姊妹：宋尚节博士的女儿，她奉献后便开始传道，后来为主的缘故被捕入狱多年。释放以后仍被强迫在监狱外面工作劳动。一生为主吃了很多的苦，但一直侍主不懈。

　　（3）王颂灵姊妹：王颂灵姊妹原名王松龄，她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清楚了神的呼召，就出来传道，后来贾玉铭老牧师把她的名字改为王颂灵。

　　（4）王绍武弟兄、吴以遵姊妹：1947年北京基督徒学生会成立以后，就选出了主席、副主席以及各项事工的负责人分担各种工作。由于同学们陆续毕业，负责人也多有更替。王绍武弟兄在担任学生会主席前，曾到北京香山灵修约一年。因神的带领，在大陆新政府成立初期，下山去担任了基督徒学生会的主席，这期间吴以遵姊妹担任过副主席的工作，两位弟兄姊妹在工作中虽然互相支持，但感情非常纯洁。王绍武弟兄最后连任了大约五年的主席，一直到1955年王明道先生被捕时，王绍武弟兄也同时被捕。北京基督徒学生会被政府定为反革命组织，指令解散，不少学生会的人也先后被捕，吴以遵姊妹也在其中。后来，被捕的弟兄姊妹先后被释放出来。绍武弟兄和以遵姊妹在神的引导和同心的肢体们的印证下结婚。婚后经常在山西和上海居住，带领自己家中的聚会，也帮助各地的家庭聚会。绍武弟兄夫妇后来定居在温哥华，出版了一些属灵书籍，也常到海内外帮助各地的教会。

　　1948年，在天津的基督徒学生仿效北京的基督徒学生会成立了天津基督徒学生会，有大学生也有中学生。后来保定的基督徒学生也组成了保定的基督徒学生会，同样也是包括了大学生和中学生。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帮助了天津、保定北方各地的基督徒学生会，但是这些聚会都是平等的、独立的，互相不干涉。北京的基督徒学生会，常常帮助北方各地的基督徒学生会，培养、造就出各地许多家庭教会的带领人。

　　关于北京基督徒学生会与北方其他各地的基督徒学生会的关系，北京学生会的第二届主席石长龄弟兄说：「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对待天津、唐山、青岛、济南等其他各地类似组织，只要是信仰相同就可以彼此联系。但是对于他们，并没有控制，只是灵里相通。1948年北京举行第三届灵修会时，请了天津的徐弘道[15]来领聚会，讲旧约雅歌，还请了天津基督徒圣会所[16]的一个执事担任小组长。那时我们在北京就谈到在天津开布道会的问题，他们也同意让我们去举行几天的布道会。布道会之后就成立了天津基督徒学生聚会。考虑到他们是初次建立这种组织，经过商议我们就同意请当时去天津的王世珍留在那里帮助他们（当时她是北京基督徒学生会的副主席），另外几个去的人是张锡焕、高淑贞、陈本伟和我。经过一段时间王世珍也回来了。以后，我们就再没有过问他们的工作，但是一直为他们祷告。后来听说，他们聚会的地点从圣会所收回了，就去了一个公会的福音堂，后来又去了一个大夫家里，那时是1954年了。」

• [15]原来是在北京基督徒会堂的传道人。
• [16]天津基督徒圣会所，是在宋尚节博士一次布道会后，由许多早信或初信的圣徒们建立的。天津基督徒圣会所的信仰和北京基督徒会堂的信仰几乎完全一致，又是王明道先生的同工徐弘道负责，而且还常请王明道先生去讲道。所以有人认为天津圣会所的领受，几乎和北京基督徒会堂是完全相同的。

　　「1954年4月左右天津基督徒学生会派一位宋立诗弟兄到北京来，他直接来找我，提出要求：当时他们要组织一次两天的退修会，在天津请不到人。因为他们有这个需要，我就去了，领了这两天的聚会。我们和外地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我们有什么比较重要的聚会就通知他们，愿意来就可以来；他们有什么需要提出要求，我们尽可能地帮助；他们不提出什么要求，我们不干涉什么。我们通知他们来参加北京的聚会（主要是灵修会），没有任何条件，都是凭信心，他们也是一样凭信心。」

对中央大学学生团契工作的简要回忆

　　从1945年到1948年，我断续担任过中央大学当时的团契主席等工作。当时团契信主学生的人数最多时约有百人，一般奉献的有二三十人，后来多人软弱，传道至终的有七人。中大团契的弟兄姊妹主要在南京黄泥岗教会主日崇拜，有段时间翁则富弟兄担任了南京黄泥岗教会的执事，但团契的工作没有哪一个教会固定支持。中大团契会不定期地单独或和其他院校团契联合举行培灵会或布道会。我印象中有一段时间，团契每周七天每晚都有半小时的交通祷告会；也有段时间，每主日对教职员工子女在主日举办主日学；还有一段时间，每周末到医院去帮助病人的生活问题，同时向他们传扬福音；有一段时间还特别组织了工友们的福音聚会。从1947年秋季开始每主日在本校有主日崇拜，大多请当时的牧者来讲道，团契的弟兄姊妹常常带着慕道朋友参加校内的主日聚会。团契弟兄姊妹热心于福音，对于他们所在教会的属灵气氛也有所促进。

　　团契选举同工的时候，大多是请大家先各自祷告一段时间，后由上一届的负责同工提出下一届的同工名单，交全体成员讨论、祷告。最后由全体成员通过。几乎每次上届同工会的提名，都会被全体通过。一般负责同工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就逐渐把一些工作交付低年级的同学帮助或协助。大多数的同工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

　　教授史宣夫妇都是很爱主的老人，二人一直帮助团契，几乎近似带职事奉的牧人。当年中央大学分校的团契就经常在史教授的家里聚会。我个人认为，要长期做好学生福音工作，最好发现、培养在校的教职员工成为同工，因为学生流动性太大。一年级刚入学或刚信主不便工作；二三年级刚能担负些工作，便马上要准备毕业论文或找工作了。而本校教职员工是较能长期在校的。

结语

　　1940年代抗战时期，反教会的「非基运动」几乎消失。在学联会成立前，有些公立学校已经有了基督徒学生组织。神藉着当时地上的苦难，使人们羡慕、追求主内的平安，同时由于战争和死亡而看到人生的短暂和空虚，因而感悟到应当追求永生。

　　我自己信主前，在中学时期，面对当时中国的内忧外患，原本和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也有所谓救国救民、改良社会的抱负。1942年春天，日本侵占了我国沿海一带。我在天津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在日本的铁蹄之下，加入了一个秘密的抗日组织「抗战建国会」。1943年春天，被一个当了汉奸的同学袁业恒发现了。危急之中，在3月12日，我18岁的生日那天，仓惶离家出逃。本来逃走前，天津抗战建国会的负责人对我说：只要到了国民政府统治区，随便向任何一处的国民政府自我介绍：「我是天津李静介绍来的」，就可以衣食工作无虑。但是我绝没有想到，当我逃离日本侵占区、庆欣进入自己冒死宣传的美好的抗战大后方时，我所见到的第二位站岗的「抗日军士」，竟说我见了军人不摘下眼镜来表示敬意，定要罚我12元法币（当时通用的货币，可买两个馒头）。我顿时如同冷水浇头，以后便下了决心，即或再困苦，也不以「李静」的名义求助。那一年我忍饥两天，前后步行了两千华里，到了陜西南部的洋县读高中。1944年春天我感到人生苦难重重，甚至一度想到自杀。辛亏当地一位内地会的吴咏秋教士将真正的福音传给我，那时我才明白：世上本来就有苦难罪恶，我自己本来自以为义，其实我内心的骄傲、自私、贪婪、虚谎都是罪，而许多的苦痛都是从自己的罪里生发出来的！因此我认罪悔改，归向了神，但是灵命很弱。高中毕业前，我原本的想法是科技救国。但后来又觉得民众愚昧，应当是教育救国。最后感到教育要受政治支配，所以1944年高中毕业报考了中央大学的政治系。进入中央大学后，由于自己的名利思想，又很想成名成家，所以一面上课，一面昼夜写作一个文学作品，累积了几万字。1945年春天，我积劳成疾，发现了第二期的肺结核。起初我还抱怨神，后来不仅认识到是自己贪爱名利的罪害了自己，因而认罪悔改、奉献了自己；而且更感悟到人若不重生，世上的教育、政治都不可能带给人真正的平安喜乐，更不会解决人们永远死亡的问题。当年奉献以后，到了二年级的时候便转入教育系，为的是便于以后的福音工作。那时我已经切实感到人的罪性若不改变，再怎么好的教育，也不过仅是外貌和表面的良善装饰，而悔改信主是唯一、彻底拯救人的途径。那时被神的爱深深吸引，更明确了神的呼召，就奉献传道了。我想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归主奉献的经历，也许与我的这段心路历程会有相似之处。

　　有个小姊妹曾经问我，在当时知识分子一片救国的呼声中，信主的学生怎么响应「人格救国」的社会福音？如何回应当时的学潮？这个问题我也想简单讲一下。那时信仰纯正的团契人数较多，而社会福音（新神学派）的青年会相较之下，相当冷清。部分青年会中甚至有学习唯物论的活动。学联会和我所在的中央大学团契有被当时基督教青年会的人士质疑和攻击的情况，但似乎无效。当时信仰纯正的基督徒，绝大多数不太注意青年会的活动，也不大理睬什么主义。新中国成立前，大约1947年后，才有些人信仰出现摇摆状况。有些信徒参加了学生游行运动，但大多数信仰有根基的人，不大理会学潮。只有1948年解放大军渡江前后，有些信徒动荡较大。

　　基督徒学联会中，有些个别的基督徒大学生，确实参加过共产党暗中领导的、1947年5月20日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大游行运动（简称「五二O」三反运动）。这个运动我个人没有参加，但我多日、多次到医院去看望一个素不相识的、由浙江来的被军警打伤的学生，曾向他传过福音。中央大学有几个基督徒同学参加了游行，被杨绍唐先生叫去谈话，认为他们不应参与类似的活动，使这些同学大为不满。我则安慰他们不要因此失去信仰、信心。我个人的领受是：只有基督是教会的头，除祂以外，绝不许另有一个头。在任何历史时期，一旦教会若屈从于政治来「领导」，教会必然败坏。但是在任何历史时期，基督徒个人，要为神的缘故顺服执政掌权的，顺服人的制度。只是当人的规章制度违背圣经教导的时候，顺从神而不顺从人乃是理所当然的。同时我也认为，只要不违背基要真理，基督徒的政治见解，可以、也难免各有不同。正如同彼此相爱的亲兄亲弟也不会饮食爱好完全相同。所以我把圣徒间的政治分歧看得很轻微、清淡。对于爱主很深的人们来说，绝不会因为政治见解不同而争吵到不可开交的地步。正如同相爱很深的亲兄弟二人，绝不会因为争论或吃煮鸡蛋或吃炒鸡蛋而分家的。

　　但是那个时候，的的确确教会太忽视穷人的工作了，「吃教的」传道人根本就不做这类工作，而有些我觉得很属灵的、我所尊敬佩服的传道人，他们也走上层路线。那时候，传道人去贫民窟传道的寥寥无几。在《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里有句话：「有些人把教会当成有钱人的享乐，多少的贫穷人却是没有福音可听。」那时有些人受绊跌就是因为看到教会里的这些情况，觉得教会的信仰是错的，马列主义是对的，甚至因此错误地放弃了信仰参加革命。

　　圣经里说贫穷的人有福音可听，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当年我传福音给贫穷人的时候，却因此受到很多的怀疑，说我「左倾得出奇」。现在我觉得新兴的一代中青年传道人，仍旧要接近贫苦大众，接近劳工。（当然，有些人虽然富足但是灵里却贫穷，例如税吏长撒该一类的人，我们都要关怀他们，传福音给他们。）所以，贫困的农村、艰苦的边疆、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甚至是中东、非洲的艰苦地带，我们都要去。我想这是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也是他教导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所要做的。耶稣基督在世上对法利赛人、有权势的人是加以斥责，而对于那些瞎眼的、瘸腿的、贫穷的、要饭的，主耶稣基督是满有怜悯，圣经记载了那么多主对于贫穷人的关心、关怀。我们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有人破产传道

　　前面已经提到过，耶稣家庭的敬奠瀛先生和他的同工董恒新、左顺真、陈碧玺等人以及绝大部分加入「家庭」的人，都是甘心破产传道的。此外，还有些人虽然不是明显的「破产」，但是他们也都是把自己所有的完全献给神。例如文沐灵姊妹，她是清朝贵族的后代，但是却撇下一切，在1949年初，陪同自己的丈夫赵西门由南京出发到新疆去传道。那时由于战乱，火车断断续续，最远只能通到兰州，他们有车就坐车，没有车就步行，最后一直到了中国最西部的喀什。类似这样的传道者，真是不胜枚举。

有人放弃前程

　　（1）王载先生：他早期在国民政府部门有一份很优厚的工作，后来蒙召传道，竟把工作辞掉，凭着信心过艰辛的生活，甚至有一段时间就在街上摇着铃传道。他一面摇着铃，一面唱赞美诗歌，有些小孩子就跟着他走，到了一个宽阔、合适的地方，他就停下来，小孩子们跟着他学唱诗，他教一句，孩子们学一句。渐渐地，有些过路的人会围过来观看，这时候王载先生就把握机会，向那些围观的路人们传讲福音。

　　（2）陈恪三先生（即陈若天）：他是我尊敬的一位长者，在二十六岁的时候已经是国民政府的一名旅长，并且还兼任一个城市的公安局长。后来，他被主的爱激励，回应了神的呼召，放弃了人看为年轻有为的职业，成为一位被人轻视的传道人。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曾经两次被捕入狱，但他的脚踪却留下了美好的见证。

　　（3）刘淑媛、张美英姊妹：大约1946年冬天的时候，我曾经在南京泰东神学院听过她们作见证。她们是西北灵工团的成员，从山东出来，前往新疆去传道。当时她们的一身装束完全和农民一样，别人还以为她们是从山东逃难出来的难民。后来我才知道，她们一位是齐鲁大学的毕业生，一位是护士。

　　（4）翁则富弟兄：毕业于中央大学英语系，在大学时代就很爱主，本来有出国留学的机会，但是却宁愿留在国内，在灵修神学院学习，后来专职传道。

有人抛开荣誉

　　（1）赵西门弟兄：他原名赵海震，本是一个报社的编辑，而且还曾经编写过电影剧本，也是一个作家。后来他听到神的呼召，要他出来祈祷传道，他想到彼得原来的名字是西门，就改名叫赵西门，后来就到边疆传道去了。

　　（2）杨心斐姊妹：她曾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成绩非常优秀，毕业的时候名列第一。她本可以在世上有很好的成就，但是这位姊妹就是要祈祷传道，并因为传道的缘故被囚禁了多年。

有人割舍爱情

　　在中国的新政府成立前后，因为时局的急剧变化，很多人的思想也在迅速变化。这样原来已经建立了爱情关系的青年信徒，也有些人面临着对信仰和爱情的取舍问题。有些人随着世俗滑下去了，但是更有些弟兄姊妹却宁愿割舍爱情而坚持传道。例如：

　　（1）焦源濂弟兄：焦弟兄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团契里有一个他认为很可爱的姊妹，两个人已经建立了爱情的关系。但是到了1948年，焦源濂牧师清楚主的呼召，已上了神学院，他的女朋友却被当时的社会潮流所影响，走上了追求世界通达的道路，离主越来越远，甚至于要放弃信仰。那时，焦源濂牧师很难过，本来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很好，而现在却很难走在一起。他们甚至流着泪地彼此劝告，流着泪地提醒对方应当如何考虑各自的前途和归宿，但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焦源濂牧师决定向对方提出最后的决断：如果她愿意回到神的面前，那么马上就可以在主的道上重新和好；如果她不肯回头，他们的关系就只好从此「一刀两断」。「一刀两断」这四个字是焦源濂牧师曾经在讲台上讲过的原话。焦牧师为了忠于神的事工，甘心和女朋友断绝关系而坚持传道。后来，焦牧师成了一位被神使用的神的仆人。

　　（2）还有一位弟兄，在没信主以前，有位彼此敬爱的女同学。这位弟兄信主以后，也一度和这位不信主的女朋友疏远了来往。后来，这位弟兄奉献传道了，有一段时间肺结核病情很重，生活贫困，以致过去的同学好友们对他多有不解，甚至还轻视、讥笑。就在这种贫病交加、众叛亲离的时候，想不到他过去的那位女朋友，忽然从兰州给他来了一封信说：听说你病情较重，生活较难，对你非常惦念。很希望你到我这里来养病。这里牛奶便宜，有益你的营养，气候宜人，有益你的病情。近在我身边，也好随时照顾你。只是希望你不要再热心地传道了，免得病情加重，也免得有人讥笑你。当这位弟兄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心里确实争战十分激烈。一方面，这位女朋友竟然甘冒一生陪伴一个肺结核病人的艰辛处境，对他如此示爱，他觉得实在是难得的幸事，甚至深感欣慰；但是，跟着他就想到，自己已经是被主的宝血买赎来的人，而且又蒙主呼召终生去传扬主的救恩，绝不能因为这样的感情就离开服侍主的道路，也不能犹疑不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更不能含糊其辞使自己敬重的人怀有悬念。因此他经过祷告，就坚定而诚恳地谢绝了那位女朋友的邀请，他们的关系也就这样断开了。但是，这个弟兄后来不仅蒙主赐给他一个爱主的配偶，身体也多蒙主的保守，竟能事奉神直到老年。

　　像这样的事例很多，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应当放下一切应当放下的，也应当追求我们所应当追求的。让我们也像古代、现代的见证人一样，能够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有人甘走窄路

　　还有一些人，是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宁愿在十架窄路上奔走的。例如：

　　（1）赵君影牧师：赵君影牧师大学毕业以后，放弃了个人前途，宁肯在贫困中传道。那时他不要教会的薪金，完全凭着信心仰望神的供给，不求人的帮助，仅只接受信徒们甘心自愿的奉献、馈赠，但他从来不向人诉苦。赵君影牧师的子女很多，他的儿子说，他们全家有段时间一日三餐都是喝稀饭，这样生活度日。还不仅是如此，由于当年一般世人都看不起传道人，所以他的父亲对于赵牧师传道，觉得是给他丢了脸，有极大的反感。他曾经向赵牧师下「最后通牒」说：「你若再传道，就断绝父子关系！」但是赵牧师忍着伤痛，仍是继续传道。

　　（2）张谷泉弟兄：他本来是华北神学院的教师，1940年代中期和他的学生李道生等弟兄参加了山东潍县的乐道院。不久乐道院改为灵修院，张谷泉弟兄被大家推举为灵修院的负责人。如果他们安于现状，当年也可清闲一时，但是他们被主的爱所激励，逐渐心有所感，要到新疆，甚至是新疆以西的阿拉伯地区去传扬福音。他们的领受就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大约是1946年底，或者是1947年初，我在南京听过他一次见证性的讲道。高高的身材，简朴的服装，通俗的语言，却感人很深。我到如今还记得他当年的身影，也记得有一两次，他是含着泪谈到去往中国西部，甚至是去往中国以西的地方传道的。

　　我和张谷泉弟兄只见过这一面，但是和别人谈起他的时候，总是不自主地称呼他张大哥。他和他的同工们没有一个人「劝」过我到边疆去传道，但是他们的脚踪却成了无声的召唤，催促着我，加入到无名传道者的行列之中。

　　张谷泉弟兄曾经写过一些诗歌，语言朴实无华，却感人很深。后来他和许多同工陆续步行到了新疆的哈密，建立了西北灵工团。西北灵工团的弟兄姊妹们，连同他们的子女，大约一百多人，后来又传扬福音，散布在新疆各地，终生安家在西部边疆。

　　此外，还有些人全家西迁，例如聚会处的王之肖，他们一家迁往当年新疆的迪化（现今的乌鲁木齐），几十年来一直住在那里。

　　还有许多青年在大有可为的时候，把如花似锦的前程放下，将自己完全献上传道，大大地为主所用。例如，于力工牧师、滕近辉牧师、王永信牧师、陈终道弟兄、王长新弟兄、陆敏如姊妹、俞崇恩弟兄、林三纲弟兄、胡恩德弟兄、王国显弟兄、李天恩弟兄、张志江弟兄、曾约安弟兄、黄存信弟兄、卞巂年姊妹，赵约翰（王英）弟兄、史瑾姊妹等。他们的事迹，在他们的证道和写作或有关的见证中多有讲述，愿神、人和天使都记念他们。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0年代末那段时期，当中国大陆教会将面临大苦难、大试炼的时候，神使中国教会有一个较大的复兴，这真是神的恩典。当年的复兴情况，有人说是中国教会历史上少有的，我觉得这个说法并不过分。我们对神的作为，除了谢恩，就应当知恩、感恩、报恩。

山东等地的复兴祷告蒙神悦纳

　　早在抗日战争（1937年）之前，复兴的烈火就燃遍了山东，也带来了其他地区的复兴。当年山东的复兴祷告聚会，既不像现在某些教会不冷不热地作文章似的祷告；也不像某些教会高声歌唱大声祷告，甚至手舞足蹈，外表上喜气洋洋，却看不出他们在世人当中的见证。当年山东的复兴祷告聚会，是先彻底认罪，即便很小的罪都在神面前承认出来，若必要也在人面前认罪。这些弟兄姊妹们先在神面前求主的宝血洁净自己、被神看为圣洁，然后他们的祷告又很恳挚迫切，许多人为了将要丧亡的灵魂，常是情不自禁地流泪祷告。这些人的祷告，无形中先复兴了自己，而神必会将手洁心清的祷告的人和祷告的事一同悦纳。因此那样的祷告不仅带来了山东的复兴，也带来了全国各地的复兴。

知识分子的火热奉献影响全国

　　1945年，我休学一年到陕西洋县去传道。那年夏天，两位西北圣经学院的学生在暑假期间出来到各处传道实习，路过洋县，我们便短期在一起同工。这两位弟兄看到那里的学生聚会后说：「我们总是听说学生福音事工复兴了，却没有见到。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这么小的一个县城里，一般的信徒只有二十几个，另外竟能亲眼看见好几十个学生在聚会。」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神所做的工作，不分地方大小，不分地域，在大城市小城镇里都看见了他的作为。关于当年学生福音事工的复兴，会在以后的章节中详细叙述。

掀起了去往边疆传道的热潮

　　1940年代末期，有些人不仅奉献、响应主的呼召要以祈祷传道为业，还要往边疆去传道，往艰苦的地方、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去传扬福音；所以，就有往边疆传道的一个热潮兴起来了。那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天晚上跪下来，拿着一本代祷名册为这些往边疆传道的弟兄姊妹们祷告。

　　当时我有一个到英国留学的机会。有一位内地会的宣道士孔保罗师母（Mrs. Contento），她和她先生都在陕西城固的西北联合大学英语系教课。因为她任教的大学跟我传道的地方洋县很近，所以我们常常见面。1946年春天，她主动推荐我和滕怀智弟兄到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去，先读英国文学，然后再在那里读神学。（滕怀智弟兄1947年因主引导出国留学后，回到香港为主重用，就是滕近辉牧师。）我当年想不到孔师母会突然提出这一建议，感到很突然，就对她说这是件大事，我不能马上决定，只能先为这件事情祷告。后来我才知道，孔保罗夫人是爱丁堡大学校友基金会的理事，她有权推荐留学生，也有权审批奖学金，对我而言，这确实是个出国留学的机会。起初我也祷告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我每晚都按照去边疆的传道人的代祷名册，跪下来一个一个地为他们提名祷告，我觉得自己也几乎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员，就把去英国的事完全忘了。1947年夏天，第二届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会刚结束，我在上海内地会又巧遇孔保罗师母，谈了几句话，她就又问起我：「你去英国的事，祷告的怎么样了？」我当时不好意思说自己把这件事忘了，就只好对她说：「依照现在的时局，我不知道中国的教会还有多长的时间可以传福音（当时的政治、社会形势变化很快），我觉得自己该留在中国国内抢时间传福音，所以爱丁堡我就不去了。」她当时的表情有些惊奇。实际上，我是被许多无名的传道者，被那些不怕苦难、完全献身的人所激励、带动起来的，只是她不太了解而已。

出现许多感人的诗歌

　　从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在当时面对或经历苦难的岁月中，是神自己感动了一些人，写出了一些鼓舞人、激励人的诗歌。其中一些诗歌的歌词将作为本书的附录之一，供大家参阅。这些诗歌是：

1. 《起来，我们走吧！》
2. 《主啊，我心爱祢！》
3. 《举目向西展望》
4. 《靠吗哪度旷野生涯》
5. 《忠仆心语》
6. 《神家忠仆》
7. 《狱中思家》
8. 《西北之灵工》
9. 《漫漫十架归去路》
10. 《旷野虽黑不能永是夜》
11. 《今日我心》
12. 《灵修院院歌》
13. 《天国之大使》
14. 《十架归路》
15. 《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

面对苦难，多人作了献身的准备

　　那时候中国大陆存在着不少「吃饼得饱」的传道人，他们在社会上找不到合适的职业，混不下去了，就在西方传道人面前表示热心殷勤。西方的传道人不明真相，就帮助他们去上神学。上神学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有吃、有住、有零用钱，毕业后不但有职业、有薪酬，还有受人尊敬的牧师名衔，真是有益无害、有得无失。但是这样的传道人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提前6:5），「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腓3:19）。这样的人怎么能传福音？怎么会爱护羊群？怎么会走十字架的道路？当时不信主的人都能看出他们的实质，称呼他们是「吃教的人」。由于这些假信徒、假传道的混淆，甚至一度连真信徒也被人称为「吃教」的。就我所知，当年有些献身的弟兄姊妹们，已经预感到只要政局一变，真正忠心向主的人不仅要面对执政者的重压，可能还要面对一些吃教的「该亚法」般的人物，他们为了保全自己，就可能伤害他人。所以在1948年问世的《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一诗中，就有两句诗词提醒献身事主的人，要充分准备「不顾希律的逼迫，不顾祭司们的杀害」。事实证明，后来在1950年代，成立「基督教三自会」前后，那些冲在前面逼迫信徒、伤害教会的，正是这些吃教的人。

　　但是当年那些献身的人，明知有苦难，却甘向苦路行。因为这条十字架的窄路，即或再苦，我们的主却为我们的缘故早已在这条路上走过了！当年许多年轻的信徒，甘愿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把各样的东西：荣誉、前途、家产、不信主的恋人……全都放下，甚至于把自己的性命都摆在祭坛上，置生死于不顾。我个人觉得，这一方面是因为主救恩的激励，就如同圣经所教导的：主为我们死了，我们就应当为主活着；另外，像神的老仆人，例如王明道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把性命都能摆上，确实是对多人的激励。当时我们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就想：如果王明道先生把性命都能摆上，我们还有什么不能献上呢？在今天的世代，也还是这样，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是属灵的争战一点也没有止息。一方面，神用他的恩召呼唤我们，主耶稣基督用他舍命的救恩、流血的大爱激励我们为主而活；另一方面，撒但的引诱、搅扰和化装的欺骗，一时也没有停息，千方百计地拦阻我们与神亲近。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属灵的眼睛明亮起来，看到主为我们死了，我们就应当为主活着，正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但愿感动前一代人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们这一代的弟兄姊妹，像主耶稣被卖的那天夜里所说的话：「起来，我们走吧！」（约14:31）

　　下一节就列举一些在当年的复兴盛况中摆上自己甘走窄路的弟兄姊妹的事迹，不是为要荣耀人，而是见证神的恩典，也愿能激励现在为主而活的弟兄姊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