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绪论中曾提到,本文中回忆中国大陆的教会历史,主要是回忆大陆基督徒会众以及某些传道人的经历,借此见微知著,诉说神这些年间在中国教会的作为,将荣耀归给神。这是本书的主要线索和主要意愿。在本书接近尾声的时候,也会集中梳理这六十年来安息主怀的大陆传道人和少许先在大陆奉献、后在海外传道的同工们的见证。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列举这些见证,并不是要高举哪一些人,而是借着这些见证人,看到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是「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林后4:7),不是这些瓦器能够做什么。

  因为上文中已经提到不少人的名字和片断的事迹,所以本章将根据过去的介绍有所删减、补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传道人都是我所认识或者曾经听说过其事迹的。在他们之外,当然还有许多默默服侍的、被主重用的前辈、同辈和其他圣徒,他们做的工作也许比那些在世上知名的人做得还要多,现在他们的名字和事迹是隐藏的,但将来见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回忆这些被神重用的仆人的时候,一方面要效法他们在神面前的心志,舍己、摆上,他们所做的工作让我们受到激励,另一方面我们自己要在神面前有一个心志,走一条荣耀主的圣名而隐藏自己的道路。

  每逢回忆这些神重用的仆人们的时候,就会想到神奇妙的作为。1900年义和团杀害了189个西方宣道士。但是,恰恰就在1900年,在血迹未干的中国大地上,王明道先生出生了!1901年,宋尚节博士和计志文牧师出生了!1903年,倪柝声弟兄出生了!1906年赵君影牧师出生了!以后不少被主重用的人们出生了!我们只能俯伏战兢地感恩赞美祂!

王明道先生

  王明道先生,1900年义和团之乱中,他出生于北京。原名「永盛」,起初曾想成为政治家;1914年重生,其后即决志奉献;1920年改名「明道」,准备接受呼召宣扬救恩。后来,王明道先生在保定一个教会所办的学校任教,他教课很好,学生喜欢他,拥护他,学校的老师也非常欣赏他,甚至校长想要保送王明道先生出国留学。1921年冬天,王明道先生觉得以前所受的点水礼不符合圣经,因为主耶稣是在约旦河里受洗的,而且圣经中明明提到,他从河里上来圣灵降在他身上。但当时王明道先生所在的教会学校主张点水洗礼,校方就对王先生说:我们本要保送你去外国留学,如果你一定要接受浸礼,我们只好请你辞职了,因为你和我们的信仰不完全一样,影响也不好,所以请你考虑一下这件事情。可是王明道先生坚持接受浸礼。那时正好是冬天,河水已经冻住了,那些为他施洗的人就把河里的冰砸出直径约有两米的一个洞,王先生就在冰河里接受了洗礼。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衣服上抖下来的不是水,而是一块块的冰。王明道先生有一个学生叫石天民,本来他还不想在那一次受洗,但当时看到那个情况以后,他很受感动,就跟着也在那里接受了浸礼,以后他成了王明道先生传道的一个助手。

  由于王明道先生坚持浸礼[1],不仅失去了出国留学的机会,而且被学校辞退,也失去了工作。亲人、朋友实在难以理解,其他人甚至觉得他头脑不太正常。他家里很贫困,母亲又是寡妇,他就只有在家里天天帮着母亲做清洁卫生工作。母亲做完饭,王先生洗碗、刷锅。王先生原以为他有神的呼召要出来传道,也为主坚持真理,付了很大的代价,是会被主大大使用的,哪想到为主做了这么大的牺牲以后,竟在天天洗碗、刷锅!有一次,他心里很烦躁,恨不得把碗摔掉。但是正在那个时候,神就感动他:在小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也不义。(参路16:10)刷碗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是现在是神要他做的一件工作,所以从那以后,他就尽心竭力地把碗刷好,把筷子洗好,把屋子里收拾干净。他刷碗不仅是刷里面,连外面和碗底也刷得干干净净,以后王先生习惯做任何事情都认认真真。

  • [1]当然,有些人觉得应该受浸礼或者说大水礼,就是整个身子由为他施洗的人帮助他全身都浸没在水里,然后从水里面再上来,表明与主同死、同埋葬、也一同复活。另外有一些人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只要点一点水在他头上象征一下,按手为他祝福,这就是受洗了。我个人是认同浸礼从不肯给人施行点水礼的。但我完全能和主张点水礼的人同工。我个人认为王先生并不是特意和学校作对、反对点水礼,他只是觉得自己该受浸礼,而不能为了出国留学而违背自己的领受而已。至于学校当局不能容忍他却是另外一件事了。

  1923年开始他外出传道,受到全国各地的邀请。1925年,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正规的聚会,时间固定,地点就在他的家里面,后来那些信徒购建了北京基督徒会堂。王明道先生1927年创办了《灵食季刊》,其中基本上都是王明道先生讲道后写下来的讲章。他的习惯是讲道前只准备讲道的提纲,讲完之后再一句一句写成讲章,然后在《灵食季刊》发表出来。《灵食季刊》后来发行到了全国甚至到了海外,例如东南亚、南洋一带。

  那时候王明道先生已经二十多岁了,但是他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姊妹。他先前曾应邀去杭州刘德森牧师带领的教会去讲道。讲道的时候,在台上看到一个很小的女孩子在弹琴,后来他才知道她是刘牧师的女儿,叫刘景文。以后他再去讲道,弹琴的还是刘景文女士,但已经长大不是小孩子了,王明道先生心里就有爱慕之心。后来他就和刘景文女士的父亲刘牧师吐露了自己的心意,经过几个人的印证,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1928年才和刘景文女士结婚。感谢主,我们都知道,没有王太太,王先生就难以在后来这样被主使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日本的统治区和当时国民政府所治理的区域才可以自由互通信息,那时我第一次听到王明道先生的见证。北京被日军占领时期,日本人要求所有的教会,不分宗派,真信的、假信的都混在一起,组建成一个他们所控制的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后来改名为基督教团)。但是,王明道先生冒着生命的危险,坚决不肯参加日本人控制的那种信仰混杂的组织。日本人就通知王明道先生到他们的办公室去谈话。当时大家都知道,被日本人叫去谈话,一语不合可能立时就被关押或者是枪毙。

  有些信徒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就在王先生和日本人约定谈话的前一天晚上去看望他,一起祷告。那天晚上,王先生说:「现在北京城里几乎所有的传道人,都已经参与到这个被日本人控制的基督教联合促进会里去了,他们进去之后心灵里面很苦,一方面心里受责备,深觉不应该和这些假信的人为伍,被他们所利用;但退出又很难,觉得没有这样的胆量。这么多神的仆人已经陷入到苦害当中,我要是再参加进去,还有谁为神作见证呢?」这不是一句骄傲的话,是一句爱主的话。他和弟兄姊妹说:「我不是不爱自己的妻子,也不是不爱自己的儿子,一旦我要被日本人抓起来或者是杀死,家里只留下寡妇、孤儿,我也并不是一点也不伤痛。但是,如果到了那个时候,就只有求主怜悯、求主保守了。」

  第二天,王先生心想这一去就未必能回来了,所以就骑着自行车,带着一些洗漱用具、换洗衣服等日用品,唱着「基督精兵前进齐向战场走」这首圣诗,去见日本人。到了那里,日本人先是很客气,称赞王先生在基督教当中很有名望等等,然后就邀请他加入基督教联合会。王先生断然拒绝不肯参加,那个日本人就脸色一沉,说:「你再考虑考虑。」王先生说:「我是经过考虑之后才做出的决定,也没有必要再多考虑了。」那个日本人当时没有说话,就一直看着王先生,看了很长的时间。王先生心想,这句话大概惹他生气,他要下令逮捕我了。可是过了一会,那个日本人走到他跟前,和他热情地握手,然后就让王先生离开了。后来,有人问这个管理宗教事务的日本人:「别人都参加基督教团,为什么王明道可以不参加呢?」他就说:「王明道和别人不一样!」从这句话看出他是比较佩服王先生的气节。

  后来1948年春天,我根据王先生去见日本人前夕和弟兄姊妹的交谈写了一首诗,叫《忠仆心语》,诗词是:

1)长夜已深,白昼将近,主路坎坷何艰辛!
伤心欲泪,痛心欲碎,欲言无语心低沉!

2)举目四望,教会荒凉,何人肯学主榜样?
我主在天,耳闻目睹,心中怎能不悲伤?

3)追想昔日,我主在世,为救我等何所辞?
十字架上,血点滴滴,各各他山为我死!

4)我父我神,以利以利,身体灵魂交祢手!
福也苦也,或活或死,至终坚贞不低头!

5)环顾家室,泫然泪溢,肉体何尝不战栗?
苦难临头,求主加力,仰望十架志不移!

【副歌】

无故救我,无故爱我,焉知不是为现在。
多少主仆,陷入苦害,我不起来又何待?!

  1948年的夏天,我有机会见到王先生,就请他看一看这首诗是否有不妥的地方,他反复看了几遍以后说,「大体是这样的。」我说:「大体这样,就可以让别人来歌唱或者使用了?」王先生当时想了一下,就点头答应了。后来我以「一只小羊」为笔名,把这首诗寄给了苏佐扬牧师。经苏佐扬牧师谱曲,被发表在一些教会刊物上。

  1941年美国和日本开战以后,日本为了要炫耀日本皇军伟大的成就,要求所有的刊物和出版物都必须刊登四条政治标语。四条政治标语的主要内容就是歌颂日本皇军如何伟大,战功如何显赫。王先生那时早就创办了《灵食季刊》,这份刊物不仅被全国各地信徒传阅,也在海外南洋一带发行。王先生觉得绝对不能掺杂这种标语在《灵食季刊》里,在权衡当前情况之后,王先生第一个想法就是停刊,虽然他心里很难过,因为《灵食季刊》好像是他亲生、亲手抚养长大的一个孩子,现在终于茁壮了,却要面临停刊的命运,好像要他亲手扼杀儿子一样。王先生心里的争战非常剧烈。

  在《五十年来》里,他自己曾经叙述过,另外我也曾听知情人谈到过:那一夜,他祷告一会儿,思想一会儿,心灵里的争战非常激烈。他在院子里面站着想一想,再到一个小会堂里去跪下祷告。然后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想一想,再到大礼拜堂里面跪下大声祷告。这样想了一整夜,祷告了一整夜,最后他在神的光照中清楚了:如果为了维持「灵食季刊」的出版而刊登日本人要求的政治标语,这是向世界投降;如果为了逃避危险,而自己畏缩停刊,这也是变相地向世界投降!于是,王先生在神面前定了心志:坚决不登政治标语,同时照常发行《灵食季刊》!

  决定以后,第二天他就和王太太谈这件事。感谢主,他给了王先生这么好的一个师母。一般做师母的人,可能觉得那样太危险,就要拦阻了,但王太太却问王先生:「你清楚不清楚这是神的旨意?」

  王先生说:「我清楚这是神的旨意。」

  王太太又问:「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会有很大的危险?」

  王先生说:「我知道会有很大的危险。」

  王太太再问:「既然知道会有很大的危险,你准备好了没有?」

  王先生说:「我准备好了。」

  王太太说:「既是这样的话,你就按着神的带领,这样做吧。」

  王先生和王太太两人同心合意决定「灵食」季刊继续出版,继续发行,而同时又不理会日本统治者的命令,不登政治标语!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也是一个美好的感人见证。这一见证感动了许多人甘冒危难,坚守真道!我自己也曾因此很受激励。

  1953年到1955年,我离开昆明,来到北京,在王先生、王太太面前受教。我经常住在基督徒会堂里的那个小会堂的楼上,王先生、王太太的寝室在另外的一栋平房里面,他们各有自己的寝室。那段时间我经常一日三餐都是和他们同桌吃饭,这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受教机会。那时,因为王明道先生坚决不参加三自会,多次发表文章指责三自会的「犹大行径」,风声很紧,三自会的机关报《天风》公开点名批判王明道先生,论战相当激烈。

  1955年的8月8日,本是王明道先生夫妇的结婚纪念日。但是那一天王明道先生被逮捕了,王太太也被逮捕了,所有住在那院子里面的人,除了看门的冯起以外,全都被逮捕了。

  那时以前,我正好离开了北京,回到天津照顾我有病的大嫂。不久,我的大嫂在医院里去世了。她去世的当天,我大哥在法院里签了字破产还债。因为大哥一天之内连受两次刺激,一度心境很不正常,我不得不留下来,帮助他处理一些事务。因为我没在北京,所以没有和王先生同时被捕,但后来我在天津也被捕了。王先生夫妇第一次被释放出来时,我也被释放了。那时我还曾和他们通过信。我和耀轩姊妹的婚姻,就是1957年由王太太印证成婚的。

  王先生第一次被捕后,软弱了下来。1956年秋被释放后「自我批判反三自的错误」,但不久王先生就在王太太的帮助下,经过沉痛的挣扎后,声明「自我批判」是违心之举。

  1958年春,王明道先生夫妇二位一同到政府部门认罪——承认1956年所认的「反政府的罪」乃是谎言,是对政府的欺骗。实际上他内心深处,从来不觉得反对「三自」是反对政府;他也从来没有反对政府的思想和行为。这种「认罪」,被认为是对于过去所承认的罪行的翻案。因此不久王先生夫妇便再次被捕入狱。其后王太太被判刑15年,于1970年代中期被释放。王先生前后被关押了23年。

  1980年王明道先生被释放后定居上海,在上海武康路居所中聚会,主日崇拜讲道的时候,继续指责三自会的错误。

  1987年我也被平反。(就是解除了我的反政府、反革命的罪名。谢谢天父,我从来没有要求过给我平反,是检察院主动给我平反的。)平反以后,我得以和妻子白耀轩姊妹同去上海,再看望一下二十世纪神赐给中国的两位见证人。在他们的居所,和他们同住了十天,再一次受到了他们的教诲、勉励。

  1991年7月28日,王先生病逝于上海,后葬于苏州。他去世之前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昏迷中,那时我正病在天津的医院中,没有办法到上海来看望王先生,就打电话给王太太说:「请您和王先生说一声,我们不能到上海去,只能在天津为老人家祷告。」王太太说:「你这句话,我一定用原话、大声在他耳边说,但他能不能听见,就不敢说了,不过我一定把你们的话说给他!」

  后来我们听说王先生被主接去了。陈本伟弟兄事后给我写信说:「叔叔(就是王先生)在昏迷的那些天中,躺在床上被放到客厅中间,每到主日的时候,弟兄姊妹照常进行主日崇拜,围绕着叔叔的床大家唱诗、祷告、读圣经,然后就读一篇他自己的讲章。到了7月28日那个主日,大家唱诗之后要读经。当时聚会的弟兄姊妹每个人轮流读一节。在读到列王纪下第四章的时候,有人读到列王纪下4:8-9:『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当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人就看见叔叔面部的表情有一点特殊,呼吸急促起来。以后大家就停止读经为叔叔祷告,就在祷告的时候,叔叔走完了世间的道路,离开了世界到神那里去了。」

  有人评论王明道先生的一生,说他有软弱,也有亏欠。我觉得人都不完全,王先生也不是完全人;但是,我最尊敬佩服、受教获益最多的一位长辈就是王先生。(对我严中有爱、爱中有严,影响我最大的是王太太。)王先生是被主重用过的人,但也曾软弱过一段时间,而软弱的原因我个人觉得是王先生靠着过去在抗日战争时期得胜的经验,而忽视了个人在神面前应当有的灵命的追求。当我和王先生夫妇以及他的同工们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时候,我曾看到王先生个人读经、祷告的时间少了一些,和弟兄姊妹谈话、讲论的时间多了一些。所以,从中就看到,一个人无论曾怎样被主重用过,也不能忽视每天和神亲近,在神面前的读经、祷告、个人的灵修,不然的话,很容易软弱下去。这是我个人要在神面前警醒的,也是愿和众人一同勉励,好让我们在最后的一段路程上不至于失误。

  另外有一件事,是我在1988年当面和王明道先生说的。王先生那时总想着要求平反,甚至双目失明了也想着请别人帮助写材料要求平反。有一次耀轩和我,我们夫妇二人单独和王先生、王太太谈话,我就劝他说:「叔叔啊,伸冤在主,主必报应,你何必自己伸冤呢?」王先生说:「我不是为自己伸冤,是因为我的缘故,有些人受了牵累,为主所付的代价、受的苦太多了,我连累的人也太多了!」我就劝王先生:「你说连累别人太多了,怎么叫连累呢?或许是别人连累了你呢!」我就把1955年春天的一件事和王先生说了。那时三自会批评王先生的口气越来越重,王太太曾经问我:「云波呀,你看叔叔这件事,将来会怎么样发展?」我说:「我认为没问题,因为香港大公报有一篇文章说『帝国主义造谣说王明道先生被枪毙了!实际上没有这件事情,是帝国主义在造谣』,而那篇文章在北京的报纸上转载了。北京的报纸转载就等于给叔叔打了保票,如果再对叔叔有什么政治上的难为,那不是等于自己把自己的话给否定了吗?」我当时说完后还觉得自己很有见解,但我看到王太太似乎不以为然,可是她却没有多说什么。对于这件事情,后来我心灵里面很受责备,我想自己的这番话若传到王先生耳中,也许会影响他疏忽大意,以致没有做好最坏、最充分的准备。我接着对王先生说:「像这件事情,就不能说你连累了我们,我们这些晚辈的人也连累了你。」我在被捕之后,曾主动向政府交代过我和王太太的这段谈话,我承认自己不参加三自会是受王先生的影响,但是我也说过,我们那样拥护、鼓舞王先生,对王先生也是有影响的。我还对王先生说:「有些人是因为听从神而同意叔叔的。你跟着神走,我们这些人也跟着神走,大家都由神负责,叔叔你负不了这个责任,也负不着这个责任;要是有些人不是跟着神走,是跟着人走,只因为叔叔德高望重所以跟着你走,那这些人是跟着人走的,受苦也是自己该受的,你也负不着责任!」当时我讲了这些话以后,王太太说:「云波说的这些话不是没有道理啊!」意思是劝他不要再要求平反了。

  因为当时觉得以后和王先生谈话的机会不一定很多了,我也说了自己的其他一些看法,我说:「从圣经中看,如果像士师记所记载的『树木要膏一树为王』(士9:8),众人高举一人,这样高举别人的众人没有好处,被高举的一人也不会因此得益处。当年我们这些晚辈,把叔叔看得太高了,叔叔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叔叔怎么做我们就跟着怎么做。那时其实我已经看到叔叔读经、祷告的时间相对减少了,我曾想着要和叔叔讲,但是我就是不敢,觉得自己是个晚辈,这样讲太不应该了,这样是不是我自己也应当在神面前负责呢?」

  王明道先生是被神重用的仆人,下面我们要继续介绍几位神的仆人也是被神所重用的。但被神重用的神的仆人都不一定是完全人,他们都有个人在神面前的亏欠,王明道先生、宋尚节博士的日记中就常常提到他们在神面前认罪。人就是人,如果众人高举一人,认为某一个人所说的完全都对,恐怕不太妥当。弟兄姊妹,我们应该高举神,高举基督,凡我们所做的都要荣耀神,荣耀基督。神重用过一些仆人,我们为他们感谢主,他们疏忽和失误的地方,但愿成为我们的警戒,把荣耀归给神;然而,虽然他们自己在神面前认罪,觉得自己不完全,但他们对我们仍是一种勉励,仍旧有许多许多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让我们从前人那里受到激励,更要跟着主的引领,跟着圣灵的感动,做成我们该做的工作,跟着主耶稣基督一同走十字架的道路。

宋尚节博士

  1901年,宋尚节博士生于福建。宋尚节博士的父亲是一位传道人,他13岁的时候就跟随他的父亲到福建一些村镇里去传扬福音。他17岁的时候,有一次因为父亲临时不能讲道,就代替父亲登台证道,讲得很不错,所以大家就称赞他是「小牧师」。1920年,宋尚节先生19岁时到美国攻读化学,1923年大学毕业,那时他心里就有神的呼召,要进神学院来进一步深造。到1926年宋尚节先生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后,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2]。那个神学院课堂上所讲的,并不能满足他心中的饥渴,从教师那里也几乎一无所得。但他自己毫无杂念地在神前追求,因着洁净的心志,灵里面大得复兴。那时他在神学院里读经、祷告非常勤奋,而且到处诉说主的恩典,随时见证神的作为。

  • [2]这所神学院是在1836年由长老会创办,多数教师倾向自由神学。

  但他所进的这个纽约协和神学院的信仰不太纯正。而神学院的院长并不认为他们自己的信仰有问题,却认为宋尚节博士的神经有了问题。所以这位神学院的院长竟把自己的神学生,从神学院送到了疯人院里去了。这看起来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但却让我们认识到新神学派所起的「作用」,辨识新神学派是何等重要,而服侍主所走的路程又是何等艰难。

  宋尚节博士在疯人院里面读了四十遍圣经后,1927年就坐着轮船回国了。因为宋尚节博士用很短的时间读到博士学位,美国政府曾表彰他,登了报,并且给了他一个奖章;但他在所乘的轮船临近中国大陆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奖章、奖状、和一些荣誉纪念品,都丢到太平洋里面去了。只留下了一张文凭拿给他的父亲。

  宋尚节博士回来之后,每次讲道以前,经常有几个小时的祷告。讲道期间,大声疾呼,嫉恶如仇,大有属灵的权柄和能力。他在1928-1940年间走遍全国,而且去到南洋各地传道,各地教会大得复兴。往往几天聚会结束的时候,不但广大信徒流泪认罪悔改,而且一些传道人也在神、在人面前认罪悔改,传道人和传道人之间流着泪彼此认罪、请求对方饶恕。有些地方牧师、长老、执事过去长期面和心不和,彼此伤害、也让神的事工受到伤害,在宋尚节博士的几天培灵会后,竟然大家能长时间地痛哭、流泪、祷告、代求,甚至难于停息下来。但愿神兴起今天的宋尚节来,让我们今天再次出现这种复兴的景象。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的祷告不再是打空气、走过场、摆个形式、做个样子。但愿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蒙神悦纳,让我们会倒空自己,对付自己的罪恶,在神的亮光当中认罪悔改。求神复兴我们,也复兴我们所有的同工、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会彼此相爱,共同蒙恩,一起兴旺神的教会。王明道先生、宋尚节博士都是在讲台上指责罪恶,让人认罪悔改,心灵里面能够圣洁,好让神在人的心灵里做更深的工作的。他们都息了世上的劳苦,归回天家去了。求主兴起今天的王明道和宋尚节来!

  宋尚节博士不顾自己,到处奔波疾呼,十几年后,他终于病倒了。1940-1944年间他在北京香山养病,1944年就离开了世界。原来是安葬在香山,后来由他的外孙王天声牧师把他的遗体移葬到了福建原籍。宋尚节博士的日记由他的女儿宋天真姊妹整理出版叫《灵历集光》,后来再版的时候改名叫《失而复得的日记》。到现在他的日记仍在说话。

杨绍唐牧师

  一位内地会的宣道士赖恩融牧师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中国教会的三巨人》,三巨人中的一位就是杨绍唐牧师。杨绍唐牧师1898年出生于山西翼城。他12岁时进入基督教中学,25岁时到山东滕县华北神学院读书,当时华北神学院是很被神使用的一个神学院。1925年,他27岁时神学毕业回到山西传道。如前文所述,后来建立了灵工团。

  抗日战争时期,因为山西南部已经被日军侵占,有些工作在农村很困难,所以杨绍唐牧师就住在北京,也就是那段时间和王明道先生熟悉起来。杨绍唐牧师比王明道先生大两岁,所以王明道先生在见到杨绍唐牧师的时候总是叫他「绍唐兄」。1946年,杨绍唐牧师来到南京黄泥岗泰东神学院任教,当时神学院的院长张学恭牧师是他华北神学院的同学,他们在那里就一起同工,并且建立了黄泥岗教会。杨绍唐牧师便在那里牧会。

  1948年,杨绍唐牧师不仅在南京泰东神学院任教,也应邀在上海中华神学院任教。那时就两边跑,南京半个月,上海半个月。有些年轻的弟兄姊妹觉得杨绍唐牧师在事工上花的时间太多,在神面前安静、祷告、隐藏、领受的时间可能就相对减少了,也许会让自己的灵命受亏损,也让教会受亏损。当时有人有过这样的担心,包括我个人在内。我觉得我们应该在神的光照中看重工人自己比工作更重,有些弟兄姊妹往往把工作看得很重,要怎样开展工作,要怎样传扬福音,这当然很好,但更要紧的是工人本身在神面前要有长进,要有领受,工人本身应当有丰盛的生命,工人本身没有丰盛的生命怎么能让信徒得到丰盛的生命?没有丰盛的生命,就算人数再多,教会在神面前也不能讨神的喜悦。

  后来杨绍唐牧师在南京黄泥岗教会受到了主张「三自」的人的批判,批判他的竟是他培养过的一些信徒。受到批判以后,杨绍唐牧师在南京停留的时间就很少了。他长期住在上海,后来就加入了三自会,这件事情大家都认为很可惜。1954年杨牧师到北京参加三自会议,结束之后就到北京的史家胡同43号基督徒会堂看望王先生。那时我正住在王先生那里,我记得那天王先生对于杨牧师还是非常尊重、非常客气,我很少见到王先生对于参加三自会的人还那样尊重、有礼貌。王先生和杨牧师两个人谈话的时候我没有在场,但是我相信,对于加入三自会的问题,作为神的仆人、同工,比杨牧师小两岁的王先生一定会直言相劝;然而很可惜,可能没有什么果效。

  1955年王明道先生被捕,全国各地都批判王先生,杨绍唐牧师也参与了对王先生的批判。从一些文字记载看到杨牧师批判王先生时是这样说的:「在教会里面也有些反革命分子,很可惜,我政治学习不够好,竟和这样一些人还来往很近,可见我政治嗅觉不够,这是我自己应该要检查的。」这件事情令人对于杨绍唐牧师就有了看法。

  杨牧师虽然加入了三自会,甚至有一段时间是三自会的副秘书长,但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是被红卫兵强迫扫街道。有一天下雪,他扫地的时候身体不适倒地,再也没有起来。有人说,如果杨绍唐牧师不走晚年的这段道路,宁肯在工作上不要做这么多,不要这么铺张,在神面前多有持守,恐怕会更好地保持自己的晚节。所以这也警戒我们,不要贪图工作,却忘记了敬畏工作的神。

倪柝声弟兄

  倪弟兄原名倪述祖,1903年出生于福建的一个基督徒家庭。虽然他在信主的家庭当中成长,但在17岁以前他并不是一个基督徒。倪述祖17岁的时候,他母亲的生命有一个大复兴,因为与神更加亲近,就向自己的儿子认错道歉,请儿子原谅她。这件事情感动了倪述祖,他自己也就认罪悔改而且对付自己的罪,以后就成为比较热心的基督徒。从中可知,父母教养儿女不要仅是口头上的教训,只讲些圣经上的道理、知识,更要做儿女的榜样,这对于儿女会是很大的帮助。

  1928年,倪述祖改名为倪柝声,这一年他在上海哈同路建立了「基督徒聚会处」,以后发展到了全国各地。同年,他出版了《属灵人》一书,这本书引起很多人的注意,虽然有些弟兄姊妹对其中的一些说法不是完全赞同,但这本书还是帮助了不少人。

  不久,倪柝声弟兄发表了《工作的再思》,有些弟兄姊妹觉得非常可贵,但另有一些弟兄姊妹难以认同。1933年后,倪柝声弟兄多次去到欧美等地讲道。倪柝声弟兄的英文名字叫Watchman,意为守夜的人。他的英语相当好,可以用英语讲道,他的一些著作也被译成英语,所以在使用英语的教会和信徒中比较知名。倪柝声弟兄的讲道也吸引了国内各个宗派的信徒,因此许多人就离开自己教会的主日崇拜而到聚会处听倪柝声弟兄讲道,这样更造成了倪柝声弟兄及聚会处和其他教会间的隔阂。

  1942年,倪柝声弟兄出任生化药厂董事长。有一个记载说,因为倪柝声弟兄看到聚会处一些专心祈祷传道的同工们在生活上有缺乏、有困难,所以他就主持了生化药厂的工作,给这些同工们一个名义,算是销售员,这样就可以给他们工资供应他们的生活了。不过有些人觉得这并不适宜,我也感到没有必要。因为当时聚会处的很多弟兄姊妹都是知识分子,职业不错,他们的收入可能比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更好些,奉献可能也更多些,这样聚会处的同工们绝不会有什么大的缺乏;而且任何服侍主的人都应该仰望神,依靠神,就像「遍传福音团」、「西北灵工团」,还有往西南传道的弟兄姊妹,都是凭着信心没有工资,靠着主生活,也没有听说哪一个挨饿,哪一个有很大的缺乏。所以有人就认为倪柝声弟兄担任生化药厂董事长这件事情没有必要,甚至是走错了一步。据说1947年倪弟兄公开承认卷入药厂是一个错误。

  1947-1949年,倪柝声弟兄在全国传讲「交出来」(完全奉献)的道理,很多人献出了大量财物。他本人也把自己的财物奉献了出来。当然也有人说,这三年因为看到解放军快要胜利了,个人的财物很难保留,所以很多人完全奉献了,但是把财物奉献出来总是难得的事情。另外也有人说这个「交出来」不仅是奉献财物那么简单,是聚会处从「安提阿路线」向「耶路撒冷路线」转变,有集权、集钱的意思。我们不知详情,也不宜妄加评论。但是在1948年,我亲眼见到上海聚会处的两千多弟兄姊妹们,能身穿白衣,衣服上印着传福音的语句,列队在上海大街上游行,喊着口号布道,这是当年海内外很少见到的。直到1951年时(新中国成立后),在昆明聚会处门口,聚会处的弟兄们仍穿白衣散发福音单张。有些弟兄姊妹对于倪柝声弟兄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当然,个人的看法评论不同,这是很自然的,但是至少这样传扬福音、为主献上不是简单的事情,若是全国各地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热心传道,又将是何等大的一个复兴?所以我认为,那些时日聚会处弟兄姊妹传福音的心志,实在是我们应该尊重甚至是值得效法的。

  1950年,全国基督徒聚会处的信徒共约七万人(当时政府统计全国信徒总数是70-100万人)。1951年倪柝声弟兄带领全国的聚会处都加入了三自会,但到了1952年他还是被捕了,罪名是「非法资本家」。「三反、五反运动」[3]中,因为倪柝声弟兄曾担任生化药厂的董事长,判刑两年。在那以后,很多的聚会处退出了三自。1955年,上海聚会处的一些同工们被定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倪柝声弟兄被加刑到20年。1972年倪弟兄刑满时去世,有人说是释放后在劳动中去世的,但另有说法是释放前在狱中殉道的。

  • [3]「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开始的一场政治运动。「三反」是指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指在私营企业中进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1970年代教会复兴之后,聚会处的弟兄姊妹和其他教会的许多弟兄姊妹逐渐亲密,真感谢主!我个人认为,纯正信仰的内部,各个不同的家庭教会之间,看法和领受有不同的地方是难免的,普天之下这么多的圣徒,人的智能又这么有限,很难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里每一节圣经、每一个词句都是千篇一律同样的理解。我们都在主的宝血之下,领受了主的生命,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应该是一家人;在地上我们是一家人,将来到天上彼此相见,我们更是一家人。虽然聚会的地方不一样,各个聚会的地方也有个人特别的领受,只要不超乎纯正信仰范围以外,不到异端的地步,我们就应该彼此尊重,彼此相爱,同心合意传扬福音,迎接主的再来,这岂不是比我们争论一些枝节问题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