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中国的教会几乎都是由西方的宣道士建立的。面对今天中国教会的复兴，我们很难忘记马礼逊是怎样到中国来传道的，也很难忘记像戴德生这样一些神的忠仆们为了中国的教会又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有一次，我在一个有五六百美国信徒的聚会上，问是否有人知道「Elijah Bridgman」（裨治文，1801-1861），当时没有一个人表示知道。当下我说，Bridgman是第一位到中国去传道的美国宣道士。又有一次，在一个有几百位加拿大信徒的聚会上，我用英语问他们是否有人知道「Mackay」（马偕，1844-1901），当时没有一个加拿大人举手，倒是有一两个中国弟兄举手，他们是从台湾来的，而马偕是第一位到台湾及大陆去传道的加拿大人。当年那些宣道士，都是受尽了千辛万苦在中国开荒布道，所以，我们想到中国教会现在的复兴，不能忘记过去那许多开荒布道的西方宣道士，更不能忘记1900年在义和团事件当中殉道的一百八十九位西方的宣道士。正如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

长江的洪峰啊，
你漂走了多少宣道士的汗水。
黄河的沃土啊，
你埋葬了多少殉道者的血泪。
青海湖滨的霞光啊，
你照耀过多少牧羊人的心扉。
天山雪岩的巨石啊，
你竖立了多少撒种人的墓碑！
前一代的工人，
已经归回天家安睡。
求主兴起，
这一代的弟兄姊妹！

　　在抗日战争之前，有些西方宣道士，逐渐感到难于带领华人教会。这也确实有些具体的原因：

难于牧养信徒

　　有人逐渐感到能「牧」，但是不能「养」。这也有些实际的困难。例如：

　　（1）言语不通

　　有一个真实的笑话。一位西方的宣道士到中国来，学了些中国话但是并不熟练。一天，他到一个村子里看望一位农民信徒。他一敲门，农民信徒养的狗先出来了。那只狗是一只看家狗，所以看见一个生人，还是个外国人，就马上在他的腿上咬了一口。这时，那位农民信徒出来了，狗却跑了。这位宣道士痛得不得了，一直抚摸着他腿上被狗咬的地方。农民信徒就问他：「你怎么了？」他说：「你的狗，你的狗……」农民信徒说：「我的狗怎么啦？」宣道士因为不会说「咬了一口」这四个字，就只好用他所能想到的、近似「咬了一口」的话说：「你的狗在我的腿上吃饭。」

　　这件事是滕近辉牧师亲口对我讲的。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个笑话，但我在华盛顿DC见到一位生为光老弟兄，他说这是一件真事。当年生弟兄的父亲在安徽苏北那一带传道，认识这位被狗咬的西方宣道士。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当年西方宣道士的工作是何等艰难！语言有这样的障碍，带领人信主已经够困难，牧养信徒、解决信徒的属灵问题就更困难了。除了语言不通的困难以外，还有一点，就是文化不同。

　　（2）文化不同

　　东西文化的不同，也让西方的宣道士难以牧养、带领中国信徒。例如西方的习惯是「女士优先（lady first）」，但是过去中国的习惯是「重男轻女」。所以当年西方宣道士夫妇要和中国的信徒夫妇一同出入家门，都常会有笑话。

　　又如中国北方人早晨第一次见面打招呼，常是不分场合、地点，总爱问对方：「吃饭了吗？」有一次，一位西方宣道士清早从厕所里出来，正好遇见一位中国信徒要进厕所。这位中国信徒很礼貌地问他：「你吃完饭了吗？」那位西方宣道士知道中国人的习惯，想礼貌地回问这位中国信徒，但是他的中国话又确实很差，他就说：「我没有吃，你吃吧？」据说，这也是个真实的笑话。

难于治理教会

　　西方的宣道士也能管理教会的一些事务，但是总是有一定的局限，也可以说，能治不能理。这也是由于文化、习惯上的不同。并且当年的中国信徒惯于依赖宣道士，大多数难得有机会被培养起来，而宣道士不善适应中国信徒的情况也不少。

　　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和受恩教士就带领出来一些中国传道人，其中比较知名的就有一位是倪柝声。中国内地会的艾得理，也是一位西方的宣道士，但是他带领了相当多的中国大学生成为传道人；戴绍曾，虽然是一位西方的宣道士，但是他对于中国的生活习惯很熟悉，也带出了一些中国的传道人。

难于解决困惑

　　请西方的宣道士解答一些信仰上的问题，总是因为语言的障碍而解决不了。比如说关于「新神学派」的问题。新神学派兴起于德国，后来传到美国，又称为自由派，他们不信圣经，不信主的救恩，不信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只讲耶稣的精神伟大。对这样的问题，中国的传道人来辨析比较容易，而西方的宣道士解说一些细节问题、讲解神学信仰上的不同看法，就比较困难。

　　上述种种困难使得西方宣道士对信徒了解不深，对民情了解不透。甚至有的西方宣道士做了错事，比如把一些假信徒当成真信徒。这些所谓的「信徒」明明是为了谋求某种利益来讨好他，但他竟误以为是很热心的基督徒，以至于后来这个假基督徒触犯了法律，宣道士竟然到政府衙门里去保他。（当年西方的宣道士，在一个短暂时期里，还有一点点特权。）这样就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也是后来引起「义和团」事件的起因之一。

提出中国教会应「自治，自养，自传」

　　由于当年有些西方宣道士感到难于治理中国的教会，所以约在上世纪初，西方的宣道士们在聚集开会的时候，就逐渐提出中国教会应该「自治，自养，自传」。[1]

　　当年有一些宗派，看到应该让中国的信徒来治理、牧养中国的教会，在经济上也应当靠着中国信徒自己的奉献负担教会的费用实现自养，以至于能够独立，不用借助西方宣道士的帮助，由中国信徒来传讲福音；所以某些宗派就提议一律改称为中华基督教会。（比如说，长老会在中国是一个比较大的宗派，聚会门口挂的牌子，不再是长老会，而是「中华基督教会」。）

  • [1]但是后来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些「三自会」的领导人，新神学派或者说「假信派」的人，甚至一度说以前西方宣道士提倡的三自是「假三自」，现在的「自立，自养，自传」才是「真三自」。关于这一说法，我认为三十年代前后所谓的「三自」确实并不彻底，但这些新神学派的「三自」却实实在在是骗人的「假三自」，而下文提到的一些中国传道人建立的教会，以及后来各地大多数的「家庭教会」，倒是实实在在的真「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