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氏女校

　　1909年3月29日，刘景文女士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棋盘街长老会大院，她的父亲刘德森原来是江阴南长老会牧师，后来调往浙江德清县长老会工作。刘景文幼年受教于杭州宏道学校差派去德清任教的老师，当时大约只有十来个学生。十岁时，她到了杭州，进入圣公会所办的冯氏女校（Mary Vaughan High School）读书。

　　冯氏女校是英国女宣教士玛丽·沃恩（Mary Vaughan）创办的基督教学校，刘景文在这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学习英语、又学习了弹钢琴。刘景文极有音乐天赋，据说因校中只有一架钢琴，而学生们都住在学校里，要弹的人很多，所以她每天只能练习两个小时。虽然没有足够充裕的时间练琴，但她却用心去学，所以琴艺非常出色。到她晚年的时候，虽然在狱中有二十多年没有碰过钢琴，又双目失明，但仍能非常熟练地演奏百首以上的赞美诗，并且能随意变调。她的记忆和娴熟的弹奏技巧，实在令人叹服。

　　钢琴对刘景文的一生和事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她在钢琴上的造诣，后来对她丈夫王明道先生的事奉给予了很大的帮助。王明道先生所创办的基督徒会堂没有唱诗班，只有一人司琴，这个人就是刘景文。而且正是这司琴的事奉，成了她和王明道二人婚姻的媒介。

　　有一位新西兰的女宣教士Miss Wood 对她的影响非常深远。1919年前后的中国十分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生活环境也十分恶劣，贫苦人的子女得不到良好教育。但Miss Wood 在那些贫苦的孩子中间做宣教的工作，举办主日学。刘景文晚年的时候，还很清楚地回忆起Miss Wood 的爱心叫她深受感动。当时贫民的孩子都很肮脏，卫生条件非常差，身上、头上都长了疮，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但是Miss Wood 却在他们中间，非常安详地坐在一边，看着那些孩子嬉戏玩耍。这位宣教士的爱心行为，对刘景文的一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她日后也成为一位非常有爱心的人。

　　刘景文在学校读书是完全免费的。她在晚年回忆往事时说：「我在冯氏女校读书及吃饭都没有花过钱。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真不讲理，从来也不问问学费，饭费该怎么付，仿佛一切得来都是理所当然，没有一种感恩的心。现在回想起来，非常亏欠。」

父亲的熏陶

　　刘德森牧师从浙江德清县调往杭州耶稣堂工作时，生活十分清苦，每月七元菲薄的收入不敷家用。当时刘景文的二哥正在湖南湘雅医学院读书，家中支出日增。为了弥补支出的不足，刘景文的母亲还要制作鸭绒被子，以增加收入。以后，她又教了其他经济困难的妇女学这门手艺。

　　刘德森牧师夫妇是信仰虔诚、品行极好的信徒，刘景文女士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出生长大，成为一个贤淑的女子，容貌秀丽、气质清逸。

　　她父亲对她一生起了非常大的鼓励作用。刘牧师是一位庄严，德高望重的牧师，对基督福音的信仰纯正笃实，有几件事情叫刘景文毕生难忘。

　　当刘景文十二岁那年，在学校举办了一项有奖智力竞赛活动。有的题目对参赛者有年龄限制，超过了某一年龄的界限就不能参赛。刘景文去参赛赢得了奖品，非常高兴。父亲就问她：「你今年几岁了？」她说：「十二岁。」她父亲就说：「你可知道，这比赛是为几岁的儿童预备的？」接着就语重心长的对她说：「每当你看到这个奖品的时候，你就当受到责备。」从那以后，刘景文就立志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1923年，她读初中二年级，那年她14岁。她所在的学校请她父亲在学校的校庆感恩聚会中，给全校讲道。她父亲就讲了神伟大的救恩，主耶稣替人挂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的事实。当他讲到约翰福音十九章，特别是第五节的后半句「你们看这个人」这句话的时候，哽咽得讲不下去了，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这情形，在她父亲的身上是从来没发生过的，所以在刘景文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台下听的人多有低头流泪的，这时，听众的心灵里真是看见了这个人——主耶稣。祂在彼拉多前受审，被那些同族的人戏弄、鞭打、辱骂，以致头戴荆棘冠冕，手足被钉，都是为了自己这个罪人。许多人听后，就认罪接受主耶稣作他们的救主。正像哥林多前书12:3所说的：「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刘景文就是当时许多得救的人当中的一个。以后，这段经文陪伴了她一生。从此她走上了跟随主的道路，并至死忠心地接受了从神手里给她的一切。

母亲的影响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换句话也可以这样说，有其母必有其女。刘景文的母亲对她的影响非常深远。她母亲具有忍耐各种患难的耐力、坚韧的意志、慈惠的心肠、同情和体恤的心怀、宽容的胸襟，无论处顺境或逆境都有一颗顺服的心。这些美德都能在刘景文身上看得到。

　　刘景文的母亲名叫张美云，是江苏省苏州人，生于1880年。自幼丧母，在继母面前生活。她嫁给刘德森牧师作继室的时候，才十八岁，而丈夫比她大十八岁。刘牧师前妻去世后，留下了两个孩子，一个七岁的弱智男孩和一个四岁的女孩。刘师母不但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女子，也是一个非常贤慧的妻子，她善待前妻留下来的儿女。前妻的大儿子智力不是很好，有时她也许对他严厉些，但是那都是为了他好的缘故，并不忌讳人家说她是后妈。她自己亲生的大儿子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她对他也是非常严厉，这给刘景文留下了非常好的榜样。

　　刘德森牧师是自由传道人，没有固定的收入，全凭信心生活。而刘师母要带两个仅比自己小十岁上下的孩子，还要帮助丈夫在教会事奉。结婚不久，她生了第一个男孩，以后又生了两个男孩和一个小女儿——刘景文，一共四个孩子。因为家里生活困难，她便常到富人家的田里去捡人家收割时所遗下的稻禾。她还教本村儿童读书识字，以自己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刘师母幼年因和教会有接触，受过初小教育，不缠足，不穿耳。

　　刘师母大儿子和女儿描述他们小的时候家里的光景时说：「我们住的房间不大，都在一个屋子里睡觉。但我从未见过母亲睡在床上是什么样子，因我睡的时候，她常是在油灯下纺纱织布，等天亮我醒来，她早已在操持家务了。」从刘师母给孙女讲的一些事情当中，说明她的父母都是信主的，自己也在结婚前就信了主。

　　刘师母是一个非常刚强的女子。尽管她丈夫前妻的女儿在事业上很有成就，女婿是常州医院的院长，经济很富裕，但是刘师母从来不向她要钱，宁可自己亲手操作，把鸭毛买回来，经过挑选加工做成被子卖给人家。就是用这么一点点的收入，来填补自己的大儿子刘崇恩在湖南湘雅医学院念书时所领奖学金的不足，直到他毕业。刘师母和丈夫在杭州所住的房子，也就是刘景文童年时住的，是她自己靠着辛劳积蓄起来的钱，跟人家合伙建造的，是中国旧式的房屋。前面有一个院子，院子里种了一棵无花果树。

　　刘师母和她继母、以及继母所生的弟弟妹妹都相处得很好。抗日战争爆发时，继母和其他亲戚都逃到上海避难，刘师母就把他们接待到自己家中住，和这些亲戚始终和睦相处。五十年代，刘师母的孙女回上海看望她，她还叫孙女陪她一起去看望后来迁到上海居住的亲戚，直到她离世前，和他们都有很好的交往。

　　1934年夏天，刘牧师在杭州病逝。病危的时候，他唉声叹气的样子，好像有什么心事放不下来似的。刘师母就问他：「你还有什么心事放不下来呀？」刘牧师说：「我就怕你当我一断气的时候你就哇的一声哭出来。」她回答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不会哭的。」因为刘牧师深信自己所去的地方是一个佳美的地方，既然他是去佳美的地方，却恐怕他妻子在感情上忍受不了，所以才放不下心来。这件事对刘景文很有影响。王明道先生逝世的时候，刘景文也没有哭，就像她父亲去世的时候，她母亲没有哭一样。这对许多人来说，很难理解。

　　刘牧师去世后，刘师母和几位同心的肢体一起担负起教会的工作。1952年，她孙女有机会回到老家杭州和她同住了五个月，当时她已七十二岁了，还经常外出看望肢体。教会里有婆媳不和的、夫妇争吵的、妯娌相争的，都来找她，她就用圣经上的话劝导他们，并经常能直接指出他们的缺点、错误。她不会讲道，但和她谈心的人都能从她得到帮助，看到自己的毛病，然后心平气和地离去。

　　她常用自己的钱去帮助孤寡的人，也帮助经济困难的肢体学会谋生、自食其力。她孙女说，她亲眼见祖母教一位老寡妇磨豆浆，送到顾客家里，又指教一位弟兄学补鞋以谋生，还教两三位中年姊妹作鸭绒被出售、以维持生活。她从不在家里闲坐，更不轻易走进邻舍的家门。认识她的人为她作见证说，她为主做这些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

　　有一年，她孙女到杭州来看她，那是阳历三月一日，而阴历年期间她做的四碗年菜还在，她和孙女吃了十几天才吃完。那时她孙女是十八岁，这点菜她孙女几天就能吃完。然而看见祖母每天在锅里做饭时，就把这几碗菜放锅里热一热，吃时只用筷子夹一点菜就饭。她孙女看到这里，也就不忍心多吃了。

　　那时，刘师母在杭州的家中还接待着一位年已八十五岁的高老小姐和另一位王老小姐。她们都比她年长十几岁。她们俩原是信佛的，曾到尼姑庵削发为尼，并烙了手指头，以表示对菩萨的虔诚。后来听到福音，接受了救主，愿意离开尼姑庵。但二人家中却没有人愿意接待她们回家，她得知后，就把她们二人接到自己家中。起初她们还有一点积蓄，她们的家人偶尔几年来看一次，后来就没人过问了。刘师母住的院子里没有自来水，九户人家共用一口井，要自己从井里提水上来，倒在房内水缸里以供使用。每日三顿饭、洗脸、漱口，都是她一次一次端到她们房中，用后再一样一样地端出来清洗。大小便的时候，在屋里放一只可坐的木桶，每天清洁工来清洗一次。她家中没有佣人，每次外出工作时，都得先安顿好这两位老人。一个老年的寡妇独居也就够难的了，再要服事两个比自己更老、更软弱的人，若不是神的大爱，世界上哪会有这种事呢？1952年，听说王老小姐已去世了，1953年，高老小姐也无疾而终。

　　她孙女谈到祖母的时候说：「祖母工作完了，就到她称为『小间』的屋子里，在那里读经、祷告和写信。这屋子的面积约有三平方米，平时没有人进去。她若有空可以坐下来歇一歇的话，就拿起放鸭毛的口袋（是杭州小纺绸做的袋子，绸子滑，鸭毛不会粘在上面）和小铁罐等器具，开始整理鸭绒的工作了。杭州的夏夜非常热，无法入睡，她就灭了灯坐着，一面和我说话，一面手里不停地理鸭绒，直到天气稍凉，才放下手里的工作上床去睡。祖母说她年轻时，国内还没有看得起鸡毛鸭毛这东西，都把它当作垃圾扔掉。但她见到外国人所用的鸭绒又暖和又轻便，就把饭店和邻舍杀鸭后所弃掉的鸭毛捡回来，洗净、晾干，放在布袋里，有空时把细绒撕下、积攒做被，撕去绒的羽毛轴做枕头或坐垫。在我父母或叔叔姑姑、以及我们作孙辈的结婚的时候，她除了送他们一本圣经外，还送给我们一床她辛苦制成的鸭绒被。在生活极困难的时候，也会将自制的鸭绒被出卖，以维持生活所需。」

　　刘师母谈到刘牧师的前妻留下的两个孩子时，说到许多艰难的经历。但她没有流泪，只是爱他们，替他们设身处地地去想。抚养他们比抚养正常的孩子要吃力得多，但她靠着主，事情都容易过去了。

　　她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又生了第二个男孩子名安宝。这孩子特别乖，但患有严重的骨结核，不能走路，整天坐在一架极简陋的木推车里，没有尝过同龄儿童所享有的一切乐趣。这孩子三岁时，她又生了最后一个小儿子。安宝得知有了弟弟，就把自己仅有的一件破玩具用手绢包住给了妈妈，并说：「把这个给弟弟吧，我大了不玩了。」刘师母因为要照顾的孩子多，所以十分忙碌，但安宝总是乖乖地坐在木车里。这孩子在五岁左右就被主接去了，每当想起这个孩子，刘师母就流泪不止，以后几年中间，没有人能安慰她这一颗慈母的心。直到有一天，神对她说话了：「是我把他接到我那里去了，你为什么伤心呢？ 」她对人说：「真奇妙啊！道理我都明白，但神亲自对我一说这句话，我的心立刻得了安慰，再不为他流泪了。」

　　1953年，大儿子回到上海工作，她就从杭州到上海与大儿子、三儿子、大女儿相聚了。每日三餐是和大儿子夫妇同吃，因住的房子小，休息就到她丈夫前妻所留下的大女儿那里，和她同住一室。

　　1955年8月，她在北京的小女儿刘景文和女婿王明道失去了自由，住处被封，因未判刑、不准接见，音信全无。但她心里十分清楚，这是神的儿女为真道极力争辩的必然结果。她信心坚固，除了祷告之外，别无可做的。

　　1956年9月30日，小女儿和女婿被免于起诉释放，回到北京原住处。于是她便去北京与小女儿和女婿作伴，住在一起。在这期间，王明道先生由于灵里争战很激烈，甚至一度曾痛不欲生，刘师母极希望他刚强起来，向神悔改、重新事奉。她陪着小女儿、女婿，度过了这一段极受煎熬的日子。

　　1958年4月底，神允许一些人当着她的面，再度把王明道先生逮捕走了，接着又从另一间屋子里把她女儿带走了。她当时已是七十八岁高龄的人，然而靠着得胜有余的主，她安安静静、顺服地从主手中接过了这一苦杯，独自回上海去了。之后，每当她提起这些事，总是说：「天父全晓得的，这些人噢！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事情，怎么好啊！」一面说，一面摇头叹息。

　　1963年，刘师母的女婿王明道被判无期徒刑，小女儿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这对她的打击会有多么大啊！但她还是照常读经、祷告、看望肢体，安静地生活在主面前，使周围的亲人和肢体都得了安慰和力量。小女儿和女婿判刑后，就可以和家属通信了，她就按时给女儿、女婿写信，安慰勉励他们爱主。有时候只准写一张明信片，但在短短的几行字里，也使收信人得到了安慰。

　　60年代末，刘师母三儿子病故，大儿子也在1972年5月底病逝。三个儿子都在她之前被主接去了。两个儿媳妇都还没有信主，孙子们又和她不在一起生活，从人的角度来看，她真是既孤单、又凄凉。

　　1972年6月初，她孙女回上海奔父丧时，希望祖母和她一起去北方住一段时间。她对孙女说：「你哪有那么多大米烧饭给我吃呢？我还是在这里好！你放心去吧！有天父呢！」当时，北方农村大米是很难有的，但她当然不是因为大米的缘故。她十分爱这个孙女，但她也惦念着所有在上海和在杭州的孙子、外孙，尤其放不下她丈夫前妻的大女儿。大女儿此时也八十多岁了，丈夫早亡，虽有儿女十个，而能有力量照顾她的却不多。大女儿当时患有老年精神分裂症，生活起居都需要刘师母照顾，用主的话来帮助、提醒她。因着这种种原因，刘师母的孙女就不再劝她和自己同行了。在孙女要动身北上的前两天，她问孙女：「你有几件绒线衫？」孙女说：「有一件。」当时有一件绒衣就很不错了，但刘师母把自己仅有的两件毛衣中的一件深蓝色的给了孙女，这是她大媳妇几年前给他织的，还很新。她孙女不忍拿她的，请她留下、多一件替换的。她却说：「你知道这是我给你的呀！我的一件绿色的，穿到死也穿不坏的，你拿去吧！我除了贴身衣物之外，只留下几十块钱火葬费就行了。」说的时候高高兴兴的，谁料到，这竟是她最后和孙女的话别呢？她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亲友和儿孙儿媳中也有人给她些钱、布料、毛线等等，但几乎不见她穿用什么，不久就都分送给有需要的人了。

　　刘师母的孙女说，她虽然没有给孙女或别的人讲过道，但却是每天都在行道。她的信心和好行为，是影响她孙女一生重大的因素。刘师母无论遇到什么事，都立刻思念到主的话，谁若是在她身边，她就随时和谁分享，总是用信靠顺服的心来领受从神手里所给予她的一切，在任何境遇中都能平静安稳地度过。她孙女眼见祖母因着信靠神，能有如此伟大非凡的人生，就增加了信心，后来在各种遭遇中，因为神的应许、又有祖母的榜样，就深信神也能把她带领过来。

　　刘师母一生中送别了丈夫和四个孩子，唯一在身边的大女儿还是个病人，最爱的小女儿却在捆锁中不得相见，真可以说是「幼年丧母、中年丧偶、老年丧子」，人生三大悲剧都集于她一身了。在世人看来，那真是无法承受的，但爱我们的父神使她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并靠着得胜有余的主，使她终能成为一位荣归天府的基督战士。

　　1973年夏天，刘师母小女儿刘景文刑满释放后，在监狱外监督劳动。当刘景文得到第一次探亲假时，就回上海看她妈妈，共享主恩。假期满了，小女儿要回农场，分别的时候，小女儿坐在三轮车上，母亲站在门口，母女俩高高兴兴笑着互相招手说：「再会！再会！」是的，这蒙神所爱的一家人，现已在天上乐园里相会了！

　　1974年初，刘师母九十四岁那年被主接去，临去时穿的是她平日所穿的旧衣服，帽子是外孙媳妇蔚芷在她火化前，把自己戴在头上的毛线帽摘下来给她戴上的。在她的遗物中，除了一本常用的串珠圣经以外，没有一件像样的衣物，但她在基督里，却是何等的丰富！

　　刘景文姊妹晚年的时候，样子十分像她母亲，而且是出奇地像。有一次，服事他们的弟兄给她拍了一张在花园里独自坐在轮椅上的照片。那弟兄想，她家里人多，就多冲印了几张给她的侄女、侄儿寄去。她的大侄子看到照片以后说，哎，这是好婆的照片呢。（好婆是南方人对祖母的一种称呼）但是好婆在那时候还没有彩色的照片呀！她儿子天铎看了照片，也是这么想，唉，这是外婆的照片嘛！这就是说，刘景文在晚年的时候极像她的母亲，真是惟妙惟肖，像得逼真，以至于自己的侄子、自己的儿子看到她的照片，都认不出是他姑母或母亲的照片。她们的容貌这样像，贤淑的品德，对丈夫和弟兄姊妹的那种爱心，也是同样地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