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8年教宗庇护六世(Pope Pius VI,1775-1799年在位)下令将拿破仑革除教门,被法军抓走,次年逝于法国。1801年,实用主义者拿破仑与教宗庇护七世(Pope Pius VII,1800-1823年在位)签订和平协定,限制并利用天主教会,以恢复国内秩序。1809年再次囚禁庇护七世五年。
1804-1807年,从小受敬虔派的熏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1768-1834年)担任哈勒大学的牧师和神学教授,被称为「自由神学之父」。在此之前,哈勒大学早已放弃敬虔主义、接受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年)的理性主义,成为启蒙运动中心。
1848年,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引发欧洲民族之春(Spring of Nations)革命,包括意大利(天主教)革命、法国(天主教)二月革命、德意志(天主教和路德宗)革命、丹麦(路德宗)革命、奥地利(天主教)革命等等,造成了各国君主与贵族体制动荡。唯有英国和荷兰(改革宗)是少数几个能够进行有效改革、避免事态激化的国家。
1887年,加拿大人宣信(A. B. Simpson,1843-1919年)在美国创立基督徒联合会(The Christian Alliance),两年后成立福音宣道联合会(the Evangelical Missionary Alliance),分别应付国内和海外的需要。1897年合并成宣道会(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在还没有教会的地方宣教。
被称为「自由神学之父」的德国人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1768-1834年)出身于敬虔主义家庭,但却过份注重主观经历感觉,渐渐远离客观信仰真理。敬虔主义的摩拉维亚神学并不能解决他的怀疑。1787年,他进入已经放弃敬虔主义、接受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年)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中心哈勒大学,受到康德哲学、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逐渐成为不相信特殊启示、否定耶稣神性的自由主义者。
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特点:教义信仰变质,布道方法创新。伯拉纠主义者芬尼是第二次大觉醒的领导者,因此被人称为现代复兴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Revivalism)。他否定加尔文的预定论,加速了黑人教会的发展,导致南北分裂、废除奴隶制,也大大唤起了人们的传教热情。因为芬尼的布道方法获得外表的一时轰动成功,被二十世纪福音派人士捧为英雄。
芬尼的「新措施 New Measure」: 密集超过一周以上的每晚聚会,忧伤者在前排的焦虑座(Anxious Bench),召人到台前来祷告,鼓励人们上台作见证,高压式连串呼召,讲员直接提名为人祷告。根据纽黑文神学,人没有全然败坏,所以有能力改变自己,只要警告他们罪的刑罚何等严重,催促其立刻作出道德选择。芬尼认为关键就在于用什么方法来打动人心。此种利用群众心理、善用大型密集聚会、制造高压气氛、鼓动人本决志的布道方法,是新神学带来的新方法,造成当时教会中的新学派(New School),遭到以普林斯顿神学院为首的旧派(Old School)的反对。他们认为真正的复兴是像第一次大觉醒那样,不是芬尼追求的以人为本的神学与方法。
奋兴主义(Revivalism)并非真实的复兴(Revival):芬尼的「新措施 New Measure」成为今日布道家在布道会中使用的流行方法,认为只要方法对,复兴随时可以来。亚米念主义者葛培理的布道方式师承芬尼的奋兴主义,强烈呼召人举手决志、走到台前来。葛培理后来公开宣称:其他宗教里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也有得救上天堂的。
从芬尼到灵恩派:芬尼的奋兴运动承接了卫斯理的「完全成圣主义 Perfectionism」,强调人在今生可以达到完全成圣的地步。他的奋兴运动,使循道宗在南北战争以后发展出「圣洁运动 Holiness Movement」。鼓励人靠自己的努力追求圣洁,即「第二次祝福 Second Blessing」。后来圣洁运动中有一小部分人追求情绪感受过于真理,越来越极端,导致了循道会的分裂。这些人在20世纪初转化成「五旬节运动 Pentecostalism」,转而靠自己追求五旬节的经历,从此开启了「灵恩运动 Charismatic Mov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