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在悲剧之迷雾间

  悲剧一直在缠绕着教会的脚步,但是建立在基督耶稣这磐石上的教会原本就是设计用来对抗大灾难的。在英国,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君王亨利八世,他的天赋及私欲的追求给教会造成了许多悲剧。当马丁路德的作品传到英国时,这些在英国罗马教里的领袖门就感受到极大的危机,大主教吴斯理(Wolsey)觉得除非能够采取什么特别的手段,否则教皇在英国的权威将会被大大削弱。所以他就鼓励亨利八世——这位很有才气的君王,埋头进入图书馆里重新发挥他年轻时对学术的热忱。到了1521年,亨利就写出了一份反对路德的文件,这份文件赢得了教皇利奥十世(Leo X)的赞美,被封为“护卫信仰”的勇士。当他得到这一份殊荣,他就要证明他配得这样伟大的头衔,因此便决定要清除在英国各样所谓的异端。就在他成为“护卫信仰”的勇士的第九天,他就命令他的部下与在林肯(Lincoln)的主教合作,开始严格地对付那些彼此鼓励读神话的信徒。这些信徒有许多是楼拉运动(Lollard movement,另译罗拉得运动)所剩下的果子,他们大多是很单纯的人,然而这时却遭到无情的对付。有些人在死亡威胁之下就招供出他们的亲人或是其他基督徒朋友。他们如果不批斗别人,他们自己就会遭到羞辱。在这样的试炼下,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很英雄式地坚持原则。可是我们之中谁有资格去论断他们呢?有些人遭受到极为痛苦的折磨,并且殉道。

  约在主后1528年,也就是在逼迫以后没有几年的功夫,圣灵在艾赛斯(Essex)召集一些信徒依照圣经聚会。其中有人是出身贵族,有人是神职人员的家属,然而他们的聚集是单单因在基督里的关系。故此人们称他们为“在基督里的弟兄”。这些群体有最为著名的一些敬虔的人如科威对勒(Coverdale)和喇提美尔(Latimer),他们后来都成了英国教会的主教。他们的服事使得多人蒙福。不过这些聚集不久以后就有多人被捕。其它的人也就四散。主的子民的见证也就是这样在一个地方被压下去,却又会在其它的地方再显出来。

  按着圣经跟随神的信徒,他们的遭遇随着亨利国王的改变而改变。主后1534年,国会通过著名的至高法案,英国终于把教皇的统治赶出了英国,国王成了英国教会的领袖。这跟亨利自己在宗教上的认知并没有什么关系。亨利是一个极其自私的人,他和教廷的关系纯粹是建立在自私的动机上。这个改变在实质上称不上是改革,因为教会基本上是和以前一样,只不过以前是教皇为首,而今则是国王领头罢了。然而确实有一段时间允许圣经公开发行。这位国王,他把任何不肯接受他为教会元首的人都处以极刑,正如他以前把任何不承认教皇为教会元首的人处死一样。亨利这样做有他自己政治上的理由,他希望人们认为虽然他不同意教皇,可是他所做的都是一个好天主教徒。所以他再一次坚定许多天主教的教导,像圣体变质论(译注:这一论调的基本点是,如果你真的有信心,饼和杯则在祝祷后真的变成主的身体和血。)。他并且下令,任何人不得拒绝接受英国教会的信条,否则便予处刑,直至最高的火刑。除了特殊身份的人外,一般的大众不允许阅读圣经。这些恶毒的法律一直延续到亨利在主后1547年死时还没有改变。

门诺.赛门(MENNO SYMON,另译门诺.西门)

  闵斯特的悲剧对于弟兄们在德国的见证有很大的打击。但是主还是有祂的余民来持续教会的见证。神自己有祂自己所拣选的器皿,祂能够使用这些器皿来服事祂的子民。门诺·赛门于主后1492年生于荷兰,后来他在信徒中成了一个著名的教师。当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他被按立成为罗马教会的教士。虽然是一个神父,他却不知道圣经,当他望弥撒的时候,他就想知道,这饼和酒是否真的会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他决定要把新约完全读一遍。当他读过之后,他便立刻悟出主的桌子真正的意义。当他听到有一个人因为重新再受浸而被处死之时,他又回到圣经。他在圣经中找不到给婴儿施浸的训谕。

  门诺·赛门,不是别人向他传道,也不是受到那些他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弟兄们影响,而是圣经的力量从开始就在他灵魂中投下了亮光,尽管在这段时间他还是过着自我中心的生活,追求自我的满足和享受。当闵斯特那些先知的影响力波及荷兰时,他在讲道中言词激烈地指出他们的错误,然而他发现他的讲道并没有产生什么深远的果效。虽然人们称赞他正统的教导,可是闵斯特那些邪恶的道理还是吸引入走火入魔,进入极端里面。他发现,那些称赞他的人,并不是什么对属灵有兴趣的人,更严重的是他发现他自己的生活是何等地缺乏属灵的能力。他无法传讲他所非难的闵斯特教义。在极大的痛苦之中,他转向基督寻找恩典和洁净,他在十字架下找到了他的需要。从此他的讲道就有了新的感动力和权威。他传讲悔改的道及只有藉着信靠基督而得的新生命,他并且勇敢地讲到神给他明白受浸和饼杯的意义。他积极地寻找那些经历到圣灵重生的人,与他们一同交通。

  在他有了属灵经历一年之后,门诺遇见几位敬虔的人,他们对于四散的信徒的需要很有负担,那些信徒是与世界和宗派分别出来的,他们只愿意按照神的话语所有的亮光来聚集。他们对真理有极大的饥渴。他们恳求门诺把自己投入这样的服事之中。门诺觉得这是神的呼召,于是他在主后1537年便离开罗马教会,把他的年日投入到各处信徒的聚集中进行服事。离开罗马教会就是意味着从此告别他曾经享受过的各样被人欢迎的日子,而且开始被人称为是重浸派的邪说。豪华的生活,物质的安全感都不再拥有,常常伴随着他的却是被捕入狱的危险。但是他的服事却为基督结下了丰盛的果子。他全身投入坚固信徒,召集他们,在信心上建立他们,因为有许多信徒因被逼迫而流散了。最后他成了通缉犯,如果有人通报他的行踪,就可以得到重赏;反之,如果有人给他提供食宿,就要被处死。主后1543年,他从荷兰逃亡到芬森堡(Fresenburg),这是一位友好的德国贵族的管区,是许多受迫害信徒的避难所。门诺在那里继续他的服事,并且开始写作。他的作品流传甚广,对于那些毁谤弟兄们的谣言起了很大的澄清作用。主后1559年,他在芬森堡去世。

  那些受到门诺影响的会众,就被称为门诺会,以人名来称呼一个群体,这是当时很普遍的作法。但是这名字并不是他们自己所愿意的。今日的门诺会就是从中产生了。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初十六世纪那种简单使徒式的聚集和灵里的自由也逐渐被宗派的灵所取代了。

伊格那丢.老友拉(IGNATIUS LOYOLA,另译罗耀拉)

  在同一时期,反对神话语的力量也是加倍地厉害。正当神兴起那些能在福音上站立得稳的人的同时,有人也处心积虑地要把罗马教失去的人找回来。

  虽然我们对老友拉工作的果效会很伤心,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改革期间,他是扮演了一个极为出色的角色。主后1491年,老友拉出生于西班牙北方的一个贵族家庭,是斐迪南王宫廷里的一员。后来他在西班牙陆军担任军职,并以极度的勇敢而著名。在值三十岁的时候,他在战场上负伤,被迫结束他的军旅生涯。在他缓慢的康复期间,他研读主的生平,涉猎法兰西斯(Francis of Assisi)以及奥秘派的作品。他极度盼望能除去他身上所犯的罪。他向神呼求寻找救赎之道。在一段极大的内心挣扎之后,他发现了解脱之法。以前他是西班牙国王的军人,现在他决定要做圣母的军人。伤还没有完全恢复,他就急不及待赶到蒙撒勒特(Montserrat)的修道院去,在那里他把他的武器都挂放在圣母的祭坛上,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圣母和基督。他从蒙撒勒特经过非常困苦的旅程来到在曼热撒(Manresa)的多明尼加(Dominican)修道院,在那里他要求自己严谨地刻苦己心,这些操练为他日后所写“属灵的操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老友拉自己要求自己绝对严格地自我省察,每一分钟都要审察态度、心思意念和行为,并且追求透过这些达到属灵感觉的经历。从他这一切的经验中,就发展出日后耶稣会(Jesuit)的严格规矩,而耶稣会就成了反抗改革最有效的武器。

  耶稣会的操练要求将个人的意志完全降服在群体的目的之下。这其实是罗马教会信仰的延伸,以加强母会的权力。耶稣会的每一个会员都有一位领导(听忏悔者),他必需发誓对领导绝对地顺服,除非领导的要求是犯罪性质的。他对领导应该毫无保留,就连内心深处的想法都要对领导坦白,从而领导可以带领他进入严厉的属灵操练以及争战之中。领导的头目就是“将军”,在他的属下中亦需指派一人来监督他。每一个人都由他的领导根据他的才干加以严格训练,分配做特别的工作。这样的训练一方面可以使每个人的呼召充分地发挥,另一方面又可以建立规矩,正如老友拉称之为耶稣的规矩,其实已经是一套非常惊人的系统。

  老友拉对着奥秘派的追求一开始使得神职人员非常怀疑,因为奥秘派注重个人直接与神交通而不需要透过神父,这是不合乎天主教会的看法的。他曾多次因此被捕,然而每次他都能向当局表明他的忠贞,从而得到释放。事实上,他所带领的系统根本上是违反奥秘派的教导,在耶稣会里,每一个人都必须完全降服在他的领导的权威之下,这样的制度不能鼓励人直接去越过他的上司和神有直接的交流。

  耶稣会是在主后1534年在巴黎开始的,因为老友拉本身缺乏学术上的教育,他深信为了成全神给他的呼召,他必须具有一个良好的教育,因此他回到西班牙的巴撒罗那,开始了他的基础教育。主后1528年,当加尔文离开巴黎大学之时,也就是老友拉进入巴黎大学之际。他在那里找到六位和他一样献身的朋友,于是他们就在主后1534年开始宣誓成立了耶稣会。六年后耶稣会取得教皇的认可,老友拉是第一任的将军,他一直在位,直至主后1556年,他去世。

  耶稣会的工作发展得十分迅速,他不只阻拦了更正教的发展,并且还收复了一些失去的地区。他们藉着优秀的学校,海外的宣教以及讲道,热心地推展各样的工作。耶稣会的故意论把罪的本质淡化:他们主张,只有当一个人在做一件事的时候,清楚地知道这是罪仍故意定意去做,这种行为才是真正的罪。这个教导使人在一些清楚明白的事情上有余地被欺骗(译注:以主观的感觉是否是罪取代神客观的绝对标准)。耶稣会的策略在罗马天主教内也引起许多的争议,许多时候他们的影响力控制了整个的国家,所以几乎每一个天主教的国家都曾经下令禁止耶稣会的活动。最后到了十八世纪,教皇亲自下令全面禁止耶稣会的工作。耶稣会就潜入地下工作了四十年,直到主后1814年庇乌七世教皇(Pius VII)下诏才重新恢复他们的地位。

  当初在巴黎和老友拉一同发起耶稣会的成员之中有一个名叫法兰西斯·张维尔(Francis Xavier,另译方济·沙勿略)的,他被派到东方担任宣教士,他在宣教上所表现出的精力就值得我们提一下他的事工。他在印度和日本工作了十年,他自称带领了成千上万的人信教,其实他的工作都是很表面的,而且他和外邦人遗传风俗的妥协简直无可救药,但是法兰西斯·张维尔的热心和自我牺牲是要让许多人感到羞愧。我们有更有价值的目标去献身努力,但却不及他的热心。

  主后1545年,教皇保罗三世(Paul III)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召开了天特(Trent)会议,因为各方面都盼望天主教会能有一些改革。当时的皇帝查理五世也向教皇施加压力,因为他希望或许这样,可以使得他国内的路德派能与天主教重新和好。天特会议在主后1545年到1563年之间曾多次召开,特别到了后期,这些会议几乎都是受耶稣会的控制。他们对于基督教的观点坚决不让步。虽然呼求一些外表的改革,可是在罗马天主教基本的教义上是丝毫不放松。他们坚持只有拉丁文版的圣经才是正统的圣经,也只有教会(天主教)才有权解释圣经。遗传和圣经同样都是真理的来源,虽然没有给遗传一个清楚的定义,并且再一次强调教皇至高无上的权柄。每一方次当神拣选了一些器皿,好在一群单纯信靠神话语,又按照圣经形式聚集的人中间来栽培他们的信心,同时,另一次恶者所设计用来破坏合乎圣经的教会表现的计谋也是积极进行之中。

  在英国,自亨利八世死后的六年期间,政治气候是倾向改革开放,辖制的法令都被取消,许多曾经逃避迫害的人也回到自己的家乡,最引人注目的是官方教会也明文规定神职人员一年至少要讲四次道,并且要求神职人员检点自己的生活,不可以花天酒地,利用人同情心所捐献的款项来发财。至少在道德上这些都是来得太迟的改革。

  令人遗憾的是,主后1553年,当玛丽(Mary)登基之后,形势对基督教的发展就大为不利了。玛丽是一个狂热的罗马天主教徒,她一心想要完全削减任何改革的事物,任何讲道或是出版都要先经过她的审查,基督教中的领袖像利得理(Ridley),喇提美尔(Latimer),科威对勒(Coverdale),克蓝麦(Cranmer)以及其它人士都被捕入狱。玛丽并且和她的丈夫一起跪在教皇的代表面前,代表全国接受教皇至高无上的权柄,这是罗马再一次的大胜利。自此,又一场血腥的大迫害拉开了序幕,玛丽皇后也得到了“血腥玛丽”的称呼。这场血腥镇压直到主后1558年她死时还没有停止。世界上的人都忘不了科得理和喇提美尔两位殉道者,他们因为拒绝接收圣体变质说而被处死。当他们两位一同面对死亡的时候,喇提美尔对利得理所说的话仿佛预言一样,他说:“利得理老师,不要怕,要像个男子汉。藉着神的恩典,我们今日将会成为英国的火炬,是没有人能够使我们熄灭。”

  玛丽的残暴使一般的人民对于罗马教会的印象转坏,远远超过以前那些改革派的宣传。人民看到许多伟大而又善良的人,只是因为对一些真理持不同看法就被活活烧死。这造成举国民心尽失。幸好后来登基的女王伊丽莎白(Elizabeth)是一个比较包容的人。

  伊丽莎白也是环境造成她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因为罗马教会不承认她父亲亨利八世和俄罗冈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离婚,所以伊丽莎白只好投入基督教的阵营。直到如今,我们仍无法知晓她是否真的对宗教感兴趣。当她同父异母的姐姐在位的时候,她外表上只是罗马天主教徒。直到她登上王位之后,她才得到真正的解脱和快乐。自此,逼迫停止,流亡的人开始返回故乡。主后1559年通过了两个法案,一个是无上法案,他宣告女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另一个法案便是合一法案,他要求所有敬拜聚会都要按照英国官方教会的样板,其实那一套仪式是颇富有罗马天主教的味道。这个法案引起了那些清教徒的领袖极度的反感。清教徒这个名称是指那些人受到法国基督徒领袖休金诺(Hugenots,另译预格诺)所影响而持有像在瑞士、法国一带改革派的信仰。他们认为教会应该按照新约圣经的形式,任何在圣经中没有的榜样,例如跪下来领饼杯,都是他们所不接受的。他们恐怕会陷入罗马教敬拜圣物的错误之中。清教徒在全国许多方面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大多数都是博学之士。

  因为清教徒在各地的势力,使得伊丽莎白不能完全按照她的方式来行。她也知道清教徒是她最可靠的伙伴。有些好的顾问建议她帮助休金诺以及在苏格兰的改革运动。其实她自己对于日内瓦的神学并无好感,并且她对于在苏格兰带领圣经运动的约翰·劳克斯也是从内心的不欣赏。但是很幸运,她这样的大环境给愿意按照圣经聚集在主前的人一个新的机会。虽然还是有一些限制,并且也给他们预备了抵抗未来新的一种较少血腥的暴君制度——牧师制度或主教制度(Episcopalianism)。

  这段时期,在官方教会之外,开始了许多的聚会,一些敬虔的人和清教徒的传道人聚在一起研读并且传讲圣经。伊丽莎白决意要反对这些会众,她命令坎特布里的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艾蒙·格林道(Edmund Grindal,另译艾蒙· 格林达尔)去逼迫他们。格林道自己是同情清教徒的,因为良心的缘故,他拒绝执行女王的命令,后来就失去了他的地位。女王决定既然她是英国教会的领导,她就直接采取行动来对付清教徒。有些清教徒的传道人被处绞刑,这引起了人民对她的强烈不满。难道人们与神的关系一直都要受到政府的干预吗?有一些敬虔的清教徒,他们是反对和官方的教会分离的,他们多少受到加尔文官方教会观念的影响,他们甘心忍耐当时的教会,因为官方教会的规章一直在改善,可能将来不久改成合乎加尔文官方教会的政策。这是他们的理由。可是另外有些人,他们感到无限期地等待下去而不先去寻找顺服神的话是不不合理的,因为官方教会的观念根本不合乎圣经。

独立教会(INDEPENDENTS)

  独立教会在伦敦以及英国一些地区出现是在十六世纪的末期,后来因为罗伯·布朗尼(Robert Browne,另译罗伯·布饶恩)的影响,独立教会才大量出现。布朗尼是剑桥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了一个对官方教会忠贞的清教徒。在他大约三十岁的时候,他的看法有了一些改变。主后1581年,他和另外一个朋友决定在诺立赤(Norwich)市开始一个新的聚集。可是因为他的讲道,不久以后他和他大部分的会友都受到政府的逼迫。他们逃到荷兰的密得尔堡(Middleburg)。布朗尼在那里继续他的服事,并且写出一些作品。他定那些留在官方教会里的人的罪,并且把他从圣经中领略到的圣经的原则讲明出来。主后1583年,有两个人因为分发他的作品而被捕并被处以绞刑。布朗尼说明教会就是一些与基督有关系的人聚集在一起,每一个聚会都是独立的,他们自行设立他们的领导,他们虽然独立,却与所有重生的信徒有着属灵的联系。他回到英国以后,却受不了官方教会多方面的逼迫,最后在1585年就回到了官方教会,且留在那里直到主后1633年他死亡为止。

  在独立教会中另有两位出色的领袖一个是亨利·巴诺(Henry Barrowe,另译亨利·巴饶),另一个是约翰·格林物(John Greenwood,另译约翰·革林武得)。巴诺是一个律师,格林物是位神职人员,他两人均认定一个人如果认识了圣经的教导,而且保持良心平安,就一定要脱离官方教会。他们和一些在伦敦的信徒根据基督的生命在一起聚会。这些敬虔的人忍受无休止的迫害,很多人被捕入狱,甚至死在狱中。巴诺和格林物均被捕入狱,主后1593年被处绞刑。

斯密和罗宝森(SMYTH AND ROBINSON,另译斯弥特和鲁宾逊)

  十七世纪初叶,在干斯巴罗(Gainsborough)一带有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聚集,神给他们许多的祝福,不久他们在附近的斯克洛比(Scrooby)有了第二个聚集。这两个教会均足由约翰·斯密和约翰·罗宝森带领。他们两人原来都是官方教会中清教徒背景的传道人,因为认识了圣经对教会的教导而离开官方教会。

  伊丽莎白统治的末期,对宗教统一的执行不是那么注重,可是到了主后1603年,当詹姆士一世(James I)上台后,形势开始骤转直下。主后1607年,在干斯巴罗和斯克洛比的信徒在忍受许多逼迫之后就决定逃到荷兰去,在阿姆斯特丹,这个教会成了不幸的争议中心,后来导致分裂。约翰·罗宝森以及一些其它的人对于这样的事情极为痛心,于是他们就决定再移民到里登(Leyden)去。他们在那里的聚集很蒙主的祝福。罗宝森是一个满了恩惠和异象的人,后来阿姆斯特丹和里登的一些信徒有机会再回到英国。就在伦敦建立不同的独立教会,这些教会后来分为两派,一派称为“一般浸信会”,他们抱持亚美尼亚(Arminian)的神学观念;另一派则被称为“特殊浸信会”,他们抱持加尔文的神学立场。这在教会历史上只是一个新的发展,新的宗派开始因为教义而结合在一起,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就是当初在里登的这一批清教徒,他们后来写下了英国和美国历史上重要的一页。这些客旅在主后1620年乘搭“五月花”号渡轮来到美国大陆新世界。从此开始了伟大的清教徒移民潮。第一批清教徒在他们的长老威廉·布鲁斯特(William Brewster)带领下,来到新英格兰的普里茅斯(Plymouth),开始建立第一个殖民地。在这里,人们可以按照神在圣经中教导人的方式来自由地敬拜上帝。约翰·罗宝森留在里登传讲圣经,这样的教导成为教会生活的根基。他曾这样说过:

  “我在神和众天使面前呼吁,你们不可跟随我超过你们跟随主耶稣基督。如果神使用其他的仆人向你们宣讲真理,请你们如同接受我的教导一样地去接受别的仆人所有的教导。我深信神在圣经中还有许多的真理要告诉我们。我对改革教会的情形相当的痛心,因为这些教会都不能越过神所给他们仆人所看见的。路德会的人不能越过路德所看见的,神所启示给加尔文的那一部份,就对于路德的人而言,他们是宁死也不接受的。同样加尔文派也死守着神伟大仆人所遗留的,可是伟大仆人是不会看到神的完全,这实在是令人痛心的一件事情。”

  约翰·罗宝森说到教会生活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教会必须有能力和自由不断地去追求对圣经有更多的认识。他同时也指出宗派的门户之见也都是由于人们只坚持圣经真理的一部分。一个宗派看到一些真理,他们的工作可能是好的,但是因为他们无法看到真理的全部,他们也不愿意去寻找真理的其它部份,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弱点和限制。没有一个教会能够完全明白真理的全部,只有在永世中我们才能得着完全。但是教会要知道自己的有限,不断地追求更多的认识主自己。教会属灵上的成长是教会生命最重要的因素。

  当反对统一教会日渐发展的时候,也就是下同国家的基督徒团体反对官方教会而出来另外聚会的时候。宗派的思想也同时随之发展。虽然我们可以说派别在教会最早期就有了,可是到了十七世纪,宗派的形式和早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也能够了解它发展的理由。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过教会属灵运动的历史,有两件事乃是值得我们再三强调的。第一,教会的根基乃在那些藉着圣灵重生的工作而悔改依靠基督的人领受了新的生命后彼此的交接。第二,无论是个人还是教会,属灵生命的发展都必需根据神向人透过圣经所说的话。神的话就是教会生存和成长的食物。神的话也是神在祂子民中彰显祂自己的方式。透过神的话,基督的生命和主权就成了新约教会两大标志。当这两样被其它的任何人或事限制的时候,教会就逐渐离开圣经的原则,最终进入迷惑的光景中。

  在教会中,对基督为主最大的威胁就是对人的忠诚。很可能是一个伟大属灵的人,但是只要是人就可能夺取人们原来只应给神的顺服和依靠。在改革运动之中,先是罗马皇帝,后是罗马教会给教会的迫害,就保守了教会免除这一方面的危险。神的子民竭力争取看圣经的权力跟天主教尽力防止人们看圣经说明圣经对于神子民的聚会是何等的重要。不仅是所有伟大属灵的领袖都强调这一点,而且每当他们鼓励人读圣经就使他们自己成为被逼迫的对象。往往是今天教导圣经,明天入狱,后天被处火刑。如果教会那时依靠人的领导,教会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漫长的世纪中,教会经历了许多残暴的迫害,教会能够更多地直接从主的话语中藉着不同的仆人来学习认识主,教会的存在就更坚固。无论是路德派或是慈运理派,属灵运动的衰退都是当教会强大到一个地步,可以自己应付外来的逼迫,他们就开始对于人的忠贞越过藉着圣经直接对主的忠贞。

  印刷术的发明,启蒙运动和改革运动,在一般人的心中带出了新的、更深入的神学觉醒。改革运动带进了小册子的时代。每一个关于真理新的一方面的探讨,都可以成为一本新册子的主题。这些研究的出版对于人们属灵思想起了很大的影响。不见得这些影响都是负面的,也有健康和正面的影响。但是正如任何新的进步和新的事物都会免不了有些内在的危机。并不是新的东西有什么不好,而是他们可能占了过分重要的地位。例如一个小孩有了一个新的玩具,他可能就不想吃饭或是读书,而只想玩玩具。一个人有了一部汽车,可能变成车子的奴隶,甚至连一步路也不想自己走,结果他的健康反而受损。在属灵的世界里我们是很容易以眼见来取代信心的。以我们所明白一点关乎主的方式,取代主自己,换一句话说,我们以教义来建立教会,而不再以基督来建立教会。在改革运动以后,这种危险更为巨大。我们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可以把基督教的真理系统化,或是把某一些真理过分地强调。

  现在可能是一个好的时机来谈一谈雅哥巴士·亚美尼亚(Jacobus Arminius)这位德国伟大的神学家,他的名字成了一派反对约翰·加尔文系统神学的代表。加尔文派和亚美尼亚派之间各种不同形式的争论一直至今日仍是许多分裂纠纷的源头。亚美尼亚生于主后1560年,他在里登大学受教育,最后他成为神学教授。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众人都承认他温柔的品格,他的个性不喜爱争战,但是他的信仰却把他引进一场思想的大战中,他因此感到十分的沮丧。

  加尔文和亚美尼亚思想中的问题就是出在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上。虽然这并不是个新的问题,许多世纪以前奥古斯丁和伯拉纠(Pelaguis)就为此大有辩论(参第六章),但这个问题对每一个伟大的头脑却都是一个挑战。亚美尼亚自己原是受到加尔文的影响,他被要求写一篇文章为加尔文的立场进行辩护。为了写这样的文章,他有机会再把圣经好好地重读一遍,他所得到的结论就是他所以为对的看法是无法从圣经中找到维护的根据。加尔文认为基督仅为选民死,亚美尼亚则认为基督是为所有的人而死,只是单单相信的人才能享受基督代死的好处。亚美尼亚不接受绝对的预定论。他主张神的预定是基于神的预知。亚美尼亚否定加尔文所提出不可抗拒的恩典这种观念,他教导虽然在救恩这件事上需要恩典的工作,因为人自己无法做任何良善的事,但是人可以拒绝恩典,其实就是有人接受了恩典,也有可能无法保持而失去所得着的。亚美尼亚自己并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可惜他的看法以及加尔文的看法都被他们的跟随者发展到极端。如果他们两人今日还活着的话,很可能加尔文不是今日的加尔文派的人,亚美尼亚也不会是今日的亚美尼亚派。

  我们看见逼迫并不因改革运动而消逝,也不是说更正教的教会系统就会比天主教系统在对付异己的态度上会有更多的包容。许多年以后人们才接受宗教自由乃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的观念。只要反对者仍然受到处罚,大众人民对于这种处罚的反感就会日益加增,整个的形势就会更多同情独立教会的成立。虽然有苦难和逼迫,反对官方统一的运动也就有着力点来发展。当教会从官方教会的辖制下得到新的自由的同时,教会也进入教义上的争论之中。加尔文和亚美尼亚等人的著作更是火上添油。这种发展就形成了一些基督徒因认同某一种教义而聚集在一起。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最早期的独立教会,他们的根基则稳固得多。他们基本上反对官方教会,因为官产教会不允许教会单纯地以属灵的合一相聚。他们认为信徒和基督的关系使得他们相聚在一起。至于对于属灵事物的看法在属灵交通上乃是次要。可惜这种秩序改变了。教会乃是根据相同教义的认同而聚集,只要教义上有分歧,教会就会分裂,这样的做法一定导致属灵生活的衰弱,宗派主义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教会的立场就失去了,不过主永远都有办法另外选召一些余民来维护主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