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伦威尔时代的宗教自由

　　主后1642年，英国陷入内战，君主制度被推翻，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所领导的摄政政治起而代之。克伦威尔拒不接受罗马教皇，他亦反对在英国对人民的宗教敬拜有任何的限制。在他的统治之下，英国进入一个包容的时代，人们可以自由地讲道及传教。主后1660年，这个自由又因为君主制度的恢复而再次被剥夺。在那段自由的日子里，福音得以广传，属灵的生命也大大苏醒。

福克斯与贵格会强调圣灵内住，但却把教会也丢了

　　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是十七世纪许多非常著名的基督徒教师之一。主后1624年，他出生于萊斯特郡（Leicestershire）的一个名叫德雷顿（Drayton）的小村庄。他是一对敬虔的父母的儿子，父亲是个纺织工人，从小就很聪明伶俐。十九岁那年，他开始去寻找属灵的真实。因为许多基督徒的言行不一，使得他极其悲伤。在他追求的过程中，他对于宗教那繁杂的仪式、以及雅丽堂皇的教堂建筑极度反感，因为这些外面的东西掩盖了人们生活中的世俗化和属灵的空虚。尽管他求助于一些神职人员，然而却总是得不到安慰。主后1646年，他感觉到神对他说话，告诉他一切的需要都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得到满足。从此，他进入一个新的喜乐，与基督建立一种崭新的关系，于是他就决意献身将福音的亮光广传外地。

　　福克斯对他那个时代空虚的仪文主义的反应，带给他强烈的认知。他完全拒绝专业的传道人，也不同意任何的圣礼。他认为真正的圣礼都是里面的、属灵的，不需要外表的形式。基督徒不可发誓、亦不可参与战争。他们需要完全唾弃暴力。基督徒应该受苦并需要赦免他人。许多的人受福克斯的讲道所吸引，在各地兴起许多的聚会，人们称他们为「朋友们」。福克斯和他的朋友们毫无畏惧地担负起他们的使命，并将此运动推向新的层次。福克斯称教堂为「尖塔房子」（steeple house）（译注：在英文中尖塔和障碍是同一个字）。他有时会中途打断别人在教堂里的聚会，甚至干脆向他们讲起道来。我们不难想像，这样的行为把政府容忍的政策推到了极限。所以反对「朋友们」的势力，剧烈到几乎影响治安的地步。他们无论怎样受威胁、遭鞭打、下监狱，均无法阻止这个运动的发展。他们无视这样的艰难，热心地把神的话语传到欧洲、北美以及西印度。

　　待到王朝恢复以后，严格的宗教法律对于「朋友们」更加严厉。许多聚会在此时都转至地下聚集，但是「朋友们」仍公开地反抗权威，一点也不愿意在表面上顺服，所以多人被捕入狱，甚至死在狱中。另外一些人则受到巨额的罚款，使得他们倾家荡产。「朋友们」早就有一些越过大西洋，到了这个时候，在新的逼迫之下，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后来以他的名字给美国的一个州命名。威廉·佩恩爵士（Sir William Penn）和「朋友们」是一起的。人们后来称他们是「贵格会」（Quakers），主后1666年，他们大声疾呼地传扬他们的信仰，因此他们的名字便家喻户晓。佩恩爵士帮助了许多在家乡无法自由敬拜的人，横越大西洋去追求他们信仰的自由。主后1681年，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因为欠他父亲的债，就把在北美的一块地划给了他，这就是现在的宾夕法尼亚州。翌年，就建立了费城。（译注：费城就是兄弟朋友之谊的意思。）

　　这些「贵格会」并没有按照新约的意义来建立教会，然而，因为他们回到了圣经上一些基本原则，所以他们的见证是相当有能力的。福克斯非常强调神藉着内住的圣灵与他说话，当他独自一人在乡下读圣经的时候，他会觉得有一些经文好像会发光一样，使他能听见主的声音。他觉得，仿佛在使徒身上启示的能力也临到他。虽然是根据已经写下的圣经来启示，福克斯或许太过强调圣经的启示和内住圣灵启示的区别，但是，他对着圣灵内住的强调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圣经的能力绝不是单单凭理性才能显明的，而是要依靠圣灵的提醒才能显示出来。

　　贵格会早期的见证，主要归功于他们对着主的话语是敞开心扉的，神能够藉着圣灵来见证基督，并且引领我们进入所有的真理（约15:26，16:13）。要记得福克斯的教导主要是「在内里的真理」（诗 51:6），与神的沟通绝不是在外表上遵循一些宗教仪式就能达到，乃是需要进行内心的交涌。另外一方面，神建立教会，乃是要藉着教会把内里的团契表现出来，向这个世界做见证。在基督里的生命不仅是摸到我们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而只有在教会里面，才有可能发展与圣徒之间的关系。当福克斯迫切地想要除去可耻空洞的宗教外表之时，他同时也把整个教会丢弃掉了，因为「朋友们」的聚会不注重所有重生的人相聚。毫无疑问，在那个时代，浸礼和主的桌子都已经堕落到只是一个形式的地步，然而这并不表示就应该把他们完全取消。他们能够蒙保守的因素，乃是在圣灵的能力中将主的话语活出来。如果缺少这个，即如贵格会那样，安静地等候圣灵说话，也是同样的可耻。只要神话语的权威被人尊重，就不可能会轻易地给人施浸，一定要有新生命的见证。同样地围绕在主的桌子，乃是见证我们内心与神深深的相交以及与其它信徒的交通。

　　福克斯的聚会是因着反应而形成的。我们不可否认，从某一角度来看，教会的见证和福音的工作又何尝不是对这个世界的罪恶而有的反应。然而，教会远远不仅是因为对世界有消极看法的反应、而联合成一群，教会乃是因为与基督有积极的相交、而联合的一群，教会是神荣耀的器皿，有着积极向上的目的。教会的能力来自极大属灵的异象，和与复活基督的相交。如果任何一个群体聚在一起，不是坚持这样的一个立场，他们至终将会无法实现神对祂子民的目的。

本仁约翰与《天路历程》

　　在这一段恐怖的迫害期间，英国出现了好几位像以撒·华兹（Isaac Watts）这样属神的人。我们永远会记得他给教会留下了许多的诗歌。本仁约翰（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所拥有的读者，恐怕仅次于圣经。本仁最主要的服事地区是在贝德福德（Bedford），在那里，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入狱十二年。他原来是一个教会的长老，后来成了那个教会的牧师。那是一个很早的浸信会。本仁不愿接受除基督徒以外任何的称呼。对他而言，受浸礼并不是彼此相交的先决条件。他坚决地不允许不同的判断在弟兄之间造成分裂。

拉巴迪家庭教会的失败尝试

　　与外面组织不同，教会属灵的承传，可以一直追溯到使徒时代。这脉络从未间断过。在任何一个时代里，主在祂的子民中总是会有一些见证。在另一方面，有一些运动只恢复到一部份圣经的原则。他们根据神圣真理去传讲和实行，他们的服事已成为了别人丰富的祝福。只是很可惜，他们属灵的生命和可被主使用的程度，常受到他们对组织错置了的忠贞所限制。当这样的运动影响了以后的世代，后来的人领受了更多属灵的亮光，最后的结果就是分别出来的教会见证，可以直接依靠神自由敬拜祂，并作见证。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那就是敬虔运动（Pietist movement）的影响，我们很快就会来探讨这一问题。

　　同样的原则也可以在稍有不同的层面上，由让·德·拉巴迪（Jean de Labadie）的生命中看得出来。在他自己的基督徒服事生涯中，几乎行遍了整个宗教世界。他一开始受到耶稣会的影响，最后走到独立教会的路上。非常遗憾的是，他最后几年的日子，在婚姻上的失败，给他自己以及他多有贡献的教会见证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主后1610年，让·德·拉巴迪在法国的波尔多（Bordeaux）出生。他所受的教育，就是为他日后成为耶稣会的成员而进行的。他的神学研究并没有予他属灵的满足，然而，阅读新约圣经却给他的灵魂带来许多启示。他被罗马教会按立成为神父，然而，他为着基督教圈子里众多的腐败现象感到心境极为沉重。在他个人追求圣经过程中，他认定只有回到使徒时代的原则，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所以他认为，他在罗马教会中的责任就是进行改革。让他脱离耶稣会不是一件易事，但他却染上了慢性疾病，这使得他不可能成为耶稣会的成员。他后来承认，这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当他离开波大斯的时候，得到大主教的允许，先在巴黎教导，后来到了亚眠（Amiens），有许多人聚集要听他讲解圣经，他把这些人组织成「亲兄弟」。他依然有罗马教会正式的授权，他们定期在不同的人的家中聚会、一同研读圣经。在这些聚会里，拉巴迪表明他渴望看到教会恢复到起初的光景。不出所料，像他这样的教导，遭到许多的迫害，最后他无可奈何地离开了他已经建立的服事。

　　在这段承受试探的期间，他接触到加尔文的教导。拉巴迪的信念一直是建立在他直接研读圣经所得到的结论的基础上。当他读加尔文的作品时，他发现在伟大的基本信心的教义上，他的看法与加尔文的作品完全吻合。他发现，改革宗的教会同样地也需要恢复到实行圣经的原则上。他企盼加入改革宗的教会，这样，他可以有自由得以传讲神单纯的话语。

　　可是，有一天他终于明白，他和罗马教会的神职人员的看法是不可能和好的。他也同样地发现，在罗马教会内想要提出改革亦不可能。拉巴迪并不是轻率地做出这样的结论。他二十五岁的时候被按立为神父，到主后1650年，就是他四十岁的时候，他已经在罗马教会中辛苦地工作了十五个年头。后来他改变方向，认定他可以在改革宗的教会中进行合乎圣经的改革，所以，他在蒙托邦（Montauban）加入了改革宗的教会。

　　拉巴迪后来在日内瓦及荷兰的米德尔堡（Middelburg）进行服事。他有能力的讲道大有功效，但是他最大的祝福，还是聚集一批人在他家中一同分享圣经。因着他在日内瓦的读经会，一个青年人名菲利普·雅各·施本尔（Philip Jakob Spener），得到他许多的帮助，后来成为敬虔运动的领袖之一。拉巴迪曾被米德尔堡的一些敬虔、且在基督徒的见证大有作为的热心人邀请去担任传道人，他对于那里的教会光景大失所望，他认为，他们与他从新约圣经中所认识的教会相去甚远。他并且发现，那些在米德尔堡邀请他的人和他对教会的看法全然不同。他们认为，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环境，教会领袖的目的就是引人认识救恩，然后带领得救的人实行信仰。可是拉巴迪从圣经中所看见的，乃是教会是一群重生的人藉着圣灵的工作联合在一起。无论如何，拉巴迪还是不断地推动他的改革工作。他带领教会学习即席的祷告方式，这在当时习惯了仪式的祷告是一个重新的恢复。他还鼓励弟兄彼此以圣经来建立对方。许多在米德尔堡以及外地的人，都对他的服事有很好的评价。但是也越来越明显，如果按照他所教导的去实行，整个教会系统的特点都要改变，对于这样激进改变的反对，是无可避免的。当反对的浪潮来临之时，不但苦毒而且凶猛异常。主后1669年，拉巴迪和他的同路人一同被米德尔堡的教会开除。

　　拉巴迪用了十五年的时间，热心地进行罗马教会的改革；随后的二十年，他把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全部投入在改革宗的教会。然而两者均遭失败。我们很难评论说，他在这样的工作上没有投入足够的时间。他现在已经年逾六十，他所得到的结论就是：在已经建立的教会系统内进行改革，是不可能的，只有分离出来，方有可能重建使徒的原则。

　　根据拉巴迪的信念，大约有三百余人在三位牧师及数位长老的带领下，开始了一个在米德尔堡的新聚会。只有那些在生活上显明他们已经重生的人，才可以成为会员。但是这个新教会无法不受干扰地进行她的见证。因为他们和改革宗教会的争执，米德尔堡的当局要求他们离开米德尔堡。他们迁移到附近的一个小城，可是那些逼迫还是紧随他们，当地的居民真诚朴实，可是不太属灵地决定要使用武力来保护他们。拉巴迪不愿意因为自己的缘故导致流血事件，他认为这是神的带领要他们去阿姆斯特丹，于是他便离开小城前往阿姆斯特丹。在那里，他与他的朋友有了许多的宗教自由。他们在那里重新开始工作，有着很好的祝福。他们根据圣经简单的立场聚集，渐渐在全国各地开始这样的聚会。许多人离开改革宗的教会，更多的人也在同情中受他们的影响。他们的影响给改革宗的教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改革宗的教会领袖要求政府来帮助，然而政府的答复是，各个团体应有自己的自由。

　　每一个要服事基督的人，都要进入一个激烈的属灵争战阶段。在神的话语里面，藉着内住圣灵的解释，就有完全无误的带领。但是有一些势力，或者是世界的、或者是来自撒旦的，他们的影响力就是很圆滑地将信徒的注意力从直而窄的路上转移到别的地方去。有的时候，教会的历史好像是人认为自己可以改良神所定下的原则的一个历史。拉巴迪在他后来的日子，不自不觉地陷入到这个罗网里。一个聚会不是完美基督徒的结合，乃是神的家，那些经过重生而有份于主的生命的人，虽然有许多软弱和限制，他们却在一起让生命长大。拉巴迪热切地希望主的子民完全成熟，要达到那样的目的，比较容易的方法就是教会的人住在一起，彼此可以亲密地认识对方，也能互相建立对基督更深的认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租了一个房子。

　　这种「家庭教会 house church」很早就遇到一些困难。拉巴迪一个最好的支持者看出这样的做法后面的危险。他怀疑这样的做法的圣经根据，所以他就拒绝加入「家庭教会」。在他离开拉巴迪后，写了一本书来解释他的立场。他指出，以像这样一个封闭的社区来取代按照新约圣经标准的教会，不是明智之举，而且会惹上许多邪恶的谣言。这本书出版以后，有一封匿名信以非常恶毒的方式攻击作者。后来发现这封信出自拉巴迪之手，自此，他的名誉和服事受到很大的打击。所有这些「家庭教会」日渐封闭，和外界越来越分离。悲剧就接二连三地发生。后来发现，虽然在成立所谓完善的伙伴的时候，已经采取了许多防范的措施，可是总会有一些会员的看法是和圣经有出入。当人们对这些问题提出质疑的时候，他们丝毫没有基督的灵，反倒以毁谤互相报复。阿姆斯特丹的居民对于这些家庭教会的反感到这样一个程度，甚至要求他们离开。在黑尔福德（Herford）有一位同情他们的人愿意接纳他们。可是当地的路德派对他们有强烈的反感，结果他们就无法有任何对外的服事，只能专注于他们中间自己的事。

　　拉巴迪在外界也许为人们所憎恨，可是在他们中间，他已早被高抬到好像使徒一样。人们紧紧地抓住他话语中的每一个字。他们觉得，直到他们被他的讲道摸着之前，他们从来没有经历到和神真正的沟通。这样的态度注定会引入误入歧途。他们开始凡物公用。在聚会中说方言，并且有许多激动奇异的表现。拉巴迪在主后1674年离世，「家庭教会」则继续存在。事实上还有一段时间有所增长。他们曾经打发出去两个宣教队，不过，他们对把人带到他们那种共同生活的独特经验中的兴趣，大过领人认识福音。后来整个「家庭聚会」终于还是崩溃。在实行共产上有太多的困难，所以他们后来也就放弃了那套作法，最后会员四散。「家庭教会」也就终于消声匿迹了。

　　让·德·拉巴迪的生活和经历，可以给我们许多很有价值的教训。在他三十五年忘我的劳苦之后，他得到无可避免的结论，那就是要把庞大的基督教宗教体系恢复到新约时代的原则和实行，是不可能的。从圣经中，他看出分别出来的真理，他就把他的精力投入在盼望神能兴起一些信徒的聚会，正如神在使徒行传里所做的那样。在这一点上，他是伟大属灵祝福的管道。在许多地区有教会被兴起，并且带动全体生命的长进。拉巴迪的失败在于，他认为在地上有可能保持一个小圈子，在里面可以有绝对的成熟和见证的纯洁。从真正的教会应该只是那些经由与基督有个人重生、而分享基督生命的人这点来讲，他与组织化的教会的分离是正确的。可是，如果限制教会只接纳那些所谓「属灵长成」的人加入家庭，那他不但错误，并且注定要失败的。他这种观念的错误，在他与他以前的同工发生分歧的时候，很讽刺地藉着他的反应表现出来：他无法在谦卑的灵中，接受对他所拥有的绝对权力而作的任何挑战。

　　「家庭教会」封闭的小圈子，也导致其它不属灵的态度和行为。拉巴迪所享有的尊重是远超过一个长老所应该有的，也超过信徒对那些神所使用、值得尊敬的器皿所应该有的高举，因此，他们无法像教会一样自由地向周围的世界做见证。他们的会员除了一些错误的生活方式以外，已经不能独立思考，而那些生活方式使得他们与他们原来应该做见证的对象更加隔绝。同时，他们共同生活的本质容易造成一种气氛，使他们更加过度浪费，这样也使他们许多的属灵精力被消耗，并且阻拦他们服事的果效。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功课，我们必须紧紧地跟随圣经所设立的规矩，并且在谦卑的灵里，才能真正地明白圣经的原则。

属灵低潮中兴起的敬虔主义之父施本尔

　　我们看到在十七世纪中叶，路德派和其它改革宗的教会都处于属灵的低潮，特别在路德派中间，主流的倾向就是理性上的正统、以及在外表上遵守圣礼和纯洁的教义，但是对于生活上的敬虔则几乎不予注意。路德虽然曾经教导过，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可是在各样的实践中，这一真理已经完全被遗忘了。平信徒的地位就是要被动，他们必须听从传讲给他们的正统教义，他们必须不加思考地全盘接受、并且领受教会的圣礼。这就是他们基督徒信仰全部的总和。在教会历史中，只有敬虔派反对这样的做法。

　　我们先前提及的菲利普·雅各·施本尔（Philip Jakob Spener），就是一群受到让·德·拉巴迪在日内瓦所带领的圣经研读影响的年轻人中间的一位。他同时也受到英国清教徒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和本仁约翰的作品的影响，这些在他正确理解圣经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主后1635年，施本尔出生于阿尔萨斯（Alsace），他早年的学生时代是在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度过的。过了而立之年，他被任命为法兰克福路德教会的主任牧师。对纪律和改革有着很深的负担。但是，无奈主要的权柄还是在政府手中，以致于他无法进行他认为必须要有的改变。主后1670年，他开始了在他家中的查经班。他们进行祷告，互相建造，并且鼓励其它教会有这种教会中的教会，藉此能够恢复到使徒一般的聚会，好让圣洁的生活有所长进。他特别强调，真正基督徒的信仰一定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反映出来，藉着重生的经历进入成长的过程。信徒不是在属灵上被动，而是有责任在信心中彼此建立。他们过着简朴的生活，远离世俗的享乐。施本尔把正式的信条和传统的重要性降至最小，以便能够直接回到圣经的权威里面。他强调属灵经历绝对的重要性。他说过，如果哪里有在圣灵中的生命，在理性上解经的差异就会自动消失。他的作品引起许多的争执，并被指控为异端，因为他的教导对于当时那种毫无生气的纯理性的正统路德派，是有毁坏性的。

　　在那些受到他的生命所影响的群体中，施本尔把圣经带回到一个应该有的地位，以喂养和教导那些在圣经中寻找引导的人。根据他们所领受的亮光，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从路德派中分离出来。所以施本尔的教会（他还是在路德派的教会中）中有一些人就退出路德派，施本尔在这个时候就提出抗议，他自己还是不能按照他的教导完全地去实行。主后1686年，他搬迁至德累斯顿（Dresden），在那里担任法庭的牧师，后来又到了柏林。他于主后1705年去世。

富朗开建立敬虔派中心哈勒大学

　　主后1663年，奥古斯特·赫尔曼·富朗开（August Hermann Francke）出生在吕贝克（Lubeck）。当他在莱比锡大学做一个年轻的讲师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小小查经班中的一员。虽然开始仅为一种学术上的追求，然而这在他里面唤醒了一个渴望能追求更深的属灵实际。主后1687年，当他还在研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一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这节圣经就给予他经历新生命的剧变。后来他在德累斯顿跟施本尔一同度过一段时光。施本尔对他的想法有很大的影响。富朗开直截的讲道、坚持重生的经历和敬虔的生活，给许多人带来了祝福，但是同时也被归划为敬虔派的人，就从许多职位上被赶下台。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在新成立的哈勒（Halle）大学担任教授。由主后1698年，他成为神学系的教授，他属灵的影响力主导了这个大学，后来成为敬虔派的中心。富朗开死于主后1727年。

　　富朗开在哈勒的服事，有两方面值得我们一提，因为这些影响远远超过他在世的年月，并且也远及哈勒这一个地区之外。第一是对宣教的异象和责任。罗马教会在宣教上的进展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正规基督教却忽略了在这方面的义务。因着富朗开自己属灵的深度和洞见，使他对主的负担在基督徒服事的层面上，成了许多传统的基督教想都没有想过的事。主后1705年，第一批哈勒的基督徒宣教士去了印度，那就是巴多罗买‧齐根巴里（Bartholomew Zeigenbalg）和亨利·浦桥（Henry Plutchau）。他们在南印度十二年的服事期间，把新约圣经翻译成泰米尔语（Tamil）。在许多由哈勒派去印度的宣教士中，最出名的可能是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施瓦茨（Christian Friedrich Schwartz）。主后1750年他离世归主，但是施瓦茨虽然死了，却仍旧在印度服事神（译注：正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说，亚伯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这些宣教士都是受到敬虔派的影响，他们服事的果子一直留到今日。施瓦茨所领来归主的一个人，他的后代，今日在印度成为一个非常强的见证聚会的根基。

　　富朗开的服事第二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在他所建立的学校。在他向哈勒一带的人传福音之时，因着同情当地穷人的光景，他决定开始建立学校。这是他所建立许多机构的第一个，其中包括最著名的「孤儿之家」。这些机构完全是藉着他所有的一丁点经费开始的，可是他从不向人要求捐款，他就是单单地依靠信实的神。当富朗开过世的时候，孤儿之家还有一百三十四个小孩，总共有两干两百个孩子曾在他的学校里受过教育。其中有一个就是日后成为摩拉维亚弟兄会的领袖——尼古劳斯·路德维希·辛生道夫男爵（Nicolas Ludwig, Count Zinzendo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