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余 民

  十九世纪是一个在各方面部有长足进展的时代,不仅在属灵的方面,而且在科学、社会以及经济发展上也是成绩斐然。在本世纪中我们看到上一个世纪所结出的果子,我们发现许多失丧已久属灵的真理已经恢复。我们都知道,属灵立场的丧失远比属灵立场的恢复容易,一生之久所努力的成果可以在一瞬之间毁于一旦,如果要恢复,可能要花上好几个世代。在前几章我们看到早期教会那种单纯属灵的光景怎样被庞大的组织所取代,其中大部分都丧失了属灵的活力。当然,那些盼望自己生活和见证能源于圣经的信徒们总是聚在一起,而他们的见证是不会消失的,这样的聚集的数目远比传统教会的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多得多。十九世纪中,我们看见在某些地区,有一些聚会再一次恢复早期教会的灵。

  主后1793年,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赴印度宣教,从而揭开了伟大宣教运动的序幕。现代宣教运动就是以这一年为起始点。很难想像教会历经如此漫长的岁月才意识到他对宣教的责任,这与早期教会极度热心宣教事工大相迳庭。

  从聂思多留(景教)的宣教到十六世纪耶稣会的宣教,整整一千年过去了,其间几乎没有任何宣教事工的扩展。一个真正认识福音的人,他的心愿就是要把基督传遍地球上每一个角落。聂思多留派的信徒凭着自己极度的热心和惊人的勇气,把他们当时那种混杂的信仰带到了世界各地。耶稣会的工作虽然远及日本,可是这些工作过于肤浅,他只能稍微改变人的外表,却无力改变人的内心。甚至改革宗亦没有多大差别。正统路德会对于宣教毫无贡献,而那些极端加尔文派的教导几乎禁止人自发去引人归主。这里我们引用一个人对威廉·克里所说的话,他充分地显明加尔文派的想法:“如果主要拯救那些异教徒,他并不需要你的帮助。”其实这种错误想法在今日还是相当的流行。所以宣教的发展主要就是靠着敬虔派以及独立教会来推动,到了十九世纪就他们的工作相当地有成果了。

牛津运动(THE OXFORD MOVENIENT)

  神时常使用一些教会完全偏离“神一次交付众圣徒的真道”来刺激祂的子民再一次新鲜地回到圣经的真理上来。在英国,神也用英国官方教会在一个宗教的机构中间来准备一个牛津运动。因着牛津运动或单张运动(Tractarians),带来了属灵分辨力的苏醒。

  主后1828年,那条令人厌恶的法律,即有关侵犯了罗马天主教徒就构成了犯法以及对非英国官方教会信徒权力的限制及规定都被废除,从此任何信徒,无论其背景如何,均可以经选举成为众议院的议员。这些非安立甘派的人也有权力在有关官方教会的事上进行投票表决,这样的发展使得教会的一些领导人再一次来反省教会的本质,以及思考采取何种方法以确保教会的体系不会被政府一再改变。于是就有一些人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社团。这个社团的成员大多是和牛津有关,因此就被称为牛津运动(The Oxford Movement)。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他后来成了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另外一位名为瑞查·赫雷·富迪(Richard Hurrell Froude)的,尽管他在三十三岁就去世,然而他的影响也是很大。还有约翰·歧布勒(John Keble)和艾德华.宝佛利.溥西(Edward Bouverie Pusey),他们较晚加入这个社团,后来当纽曼加入罗马天主教的时候,溥西就成了牛津运动的领导。这些人希望建立一套体系,使得官方教会能从远古的天主教会一脉相承下来。他们把他们的看法出版了一系列的文章,他们称之为“时代单张”。由此名而产生“单张运动”来。他们强调过去历史上的许多光荣的事迹,认为使徒藉着按手能够世代交替,将使徒的权柄代代相传下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许多被按手有权柄的人,他们的品格远比不上基督徒最基本的标准)。他们主张只有这些正统由使徒相传下来的人,才有资格分发饼杯,而神的救恩就是藉着饼杯圣礼一次一次地分给人们。他们也相信饼杯变质说,他们再一次堕落到许多改革宗所强烈反对的错误上。有许多的证据显明这一个英国官方教会的运动是趋向罗马化,可是溥西这位诚恳的人,却认为这一运动是回归到了原始基督教。

  这种安立甘和天主教混杂的牛津运动大受牧师传道人的欢迎,而一般的平信徒只是盲目地跟从。其实在新约时代的教会中间根本没有牧师传道和平信徒的区别。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信徒都要关注一些复杂的神学难题,可是只要在圣灵中有生命,并且尊重圣经是神的话,教会整体一定会对永恒的真理有着健康的关切。漠不关心是属灵死亡的病霉。在一个宗教系统中,若从来没有疑问,对真理漠不关心的态度就被视为正常,而这绝不是基督的教会所应有的现象。

  主后1839年,纽曼发表了他的第九十份文章,引发了极大的争论,从而导致官方教会下令禁止他以后再发表任何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纽曼对于英国教会基督教信仰的三十九条信条的解释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主张信条不仅是以原著者的观点来解释,也可以用天主教的观点来解释。这种看法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反感,他被打为耶稣会一派的人。牛津的主教亦反对这种自由心证的解释方式。主后1845年,纽曼正式加入罗马天主教,成百的传道牧师以及平信徒也跟随他的脚踪。

  纽曼和他的跟随者离去并不表示安立甘天主教的混杂就消失了,这种混杂是减轻了一些,但是在能干的溥西的领导下,数年后,这种混杂又死灰复燃,而且似乎更为恶化。直到今日,在英国官方教会之中,这一派的人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甚至把许多中古世纪错误的观念再一次带回来,当年像利得理(Ridley)和喇提美尔(Latimer)这样伟大的人曾经为了反抗那种错误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如今在英国官方教会,尽管三十九条信条在理论上还持守着,在此也再一次看出信仰无法藉着信条来维持。尽管每一个信条都是源于圣经,但是人的智慧总会想出迎合他们自己心意的方式来解释信条。要保持教会信仰的单纯,只有依靠神的灵在里面所赐生命的流。

  令人很迷惘的是,纽曼他自己早年还是受福音派的训练。他的兄弟法兰西斯·纽曼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人物。主后1832年,他去巴格达(Baghdad)加入安东尼·诺瑞斯·顾福(Anthony Norris Groves,另译葛若弗斯)的同王一起做宣教士,可是后来他居然成了唯理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基督徒弟兄们(CHRISTIAN BRETHREN)

  我们说过,十八世纪福音复兴的果子之一就是主的子民开始意识到他们在宣教上的责任。另一个果子就是更多重新发现基督徒合一和聚会的基础。许多被人称为独立教会的基督徒团体,他们原来持守根据与基督的关系而有的简单聚集,却不知不觉地陷入宗派的洪沟之中。到了牛津运动起来把英国官方教会带回到中古世纪各样的黑暗中时,神的子民开始警觉起来,他们也在各地开始重新思考教会真正的本质。

  当我们追溯历史的长河,看神在历世以来的工作之时,就会看到一些人的名字的出现,因为他们是被神特别使用,把教会带回到圣经原则的一些人。神成全祂旨意的器皿乃是祂的子民,所以很难在详细考察这些属灵工作时,能不提及一些人的名字。但是当我们提到神的这些大能的人的时候,我们切切不可忘却他们仅是神手中的器皿。神之灵的运动远大过任何一个在其中的人,如果有一群基督徒是如此完全依靠一个人的话,当那一个人离开的时候,这一群基督徒也就完了,这也就更显明他们的工作仅是出于人而非出于神。当然许多基督徒的团体都是因着他们中间有一些属神的人士运用组织天才而发展起来,可是教会却完全是在另外一个层次上。虽然教会要接纳任何一个神所差遣来有恩赐的仆人,好成全圣徒,但是教会必须坚定地站在与基督的关系这个地位上,单单以祂为元首。这才是为什么重生之人的聚会一直无法完全被消灭的原因。就是在历经最残忍迫害的年代,就是在任何一个稍微有能力的领导立刻被烧死的时代,教会的见证都无法被消灭。

  恢复基督徒合一和聚会的基础是在十九世纪发生的,毫无疑问,这是近代最有影响力的事件之一,他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正如任何一个属灵的运动并不是在一个地方或是藉着一个人而进行,而是在各地方都有相当的属灵追寻。在苏格兰的北方,都肯·麦西生(Duncan Mathieson)、当诺·罗斯(Donald Ross)、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以及当诺·米罗(Donald Munro)是其中的一些同工。在都柏林(Dublin)、普里茅斯(Plymouth)、以及贝斯托(Bristol)也是我们下面要进行讨论的中心,另外在纽约(New York)、兰宫(Rangoon)、英属圭亚那(British Guiana)和南印度也有许多人为神所兴起而贡献在神的伟大事工上。主后1812年到1820年之间,在各地敬畏神的人有许多的书信来往,他们都希望能有一种在各地教会中信徒之间合乎圣经的相交。

  在都柏林,罗马天主教中有一位名叫艾德华·孔宁(Edward Cronin,另译克伦宁)的医生,他经历到在基督里的重生。在他早期基督徒的体验中,他感到神的子民合一真理的重要性,为了让这个真理完全显明出来,他就给自己订下一个原则,每次去参加不同的独立教会以及非官方教会所有主的桌子的聚会(擘饼聚会)。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这些团体都要求他认同他们中间的某一个团体才允许他擘饼的特权。可是他觉得他如果这样做就等于拒绝了其它一切的信徒,而且很有可能就步入派系之中。他就和另外一位朋友分享他的困窘,结果他们俩人都感到有神的引导,于是他们就开始在自己家中祷告和纪念主。很快就有人来加入这样的聚集,这些人中有约翰·贝利(JohnG.Bellett,另译柏勒或伯勒特)和安东尼·诺瑞斯·顾福。后来人数多了,他们就搬到都柏林一位哈希森(E.W.Hutchinson)弟兄一间较大的房子里聚会。顾福是一位牙科医生,他是厄克协特(Exeter)人,他在青少年的时候归主,很早就有做宣教士的心愿。重生以后,他开始在自己的专业上寻求发展,然而这位宣教士的心愿并没有因此改变。他的妻子却没有宣教的负担。他的妻子是一位极度热心爱主的基督徒,他们夫妇俩人完全把生命投入在为基督做见证上,他们在经济上并不拮据,然而他们自己却过着简朴的生活,将所剩下的钱财都用来服事主。顾福就把做宣教士的呼召交在神的手上。数年后,圣灵也感动他的妻子,她应神的呼召,为了福音能更远地广传而将自己献上。由于他们原来在英国官方教会聚会,顾福觉得应该寻求被按立而经由圣公会传道会差派到海外去。所以他就去都柏林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进修。就在这段时间,他在与一位律师约翰·贝利一同研读圣经时而有了新的看见,从而加入了在哈希森家中这一批信徒的聚会。

  同一个时期,在城里另外一区,也有一些少数的人,因为受到相同的限制,而开始自己聚集在一起。有一位后来成为刚够顿(Congleton)的贵族的约翰·柏尼尔( John Parnell,另译柏纽尔),就是在这里聚会的。经由神的带领,他们这两个聚会既知道了对方的存在,就合在一起而聚会仍在哈西森家中进行。神祝福这样的见证,人数日渐加增,直到在个人的家中已经容纳不下,于是他们就在一个交通方便的地方租一个聚会厅,主一直把人数加增给他们。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后来非常出名,并且富影响力的人约翰·尼尔森·达秘(John Nelson Darby,另译达尔比)。达秘是一个伦敦人,他却在爱尔兰任安立甘教会的副牧师。正如其它的弟兄一样,他的眼光一开启,就有了很大的转变,而离开了那些有组织的教会。从此他的那一份才智和属灵的恩赐就供应了在各地各方许多不同的聚会。他后来从都柏林迁回伦敦,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聚会处。他就以伦敦为基地,继续在各地的聚会中传讲主的话语。达秘所去过的地方之一是普里茅斯(Plymouth),这个地方在圣灵所带来新的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普里茅斯的聚会受到多位卓越教师的青睐。藉着他们的服事,聚会的质资和量是大幅度成长,他们人数曾长到八百多人。就是在这里,人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普里茅斯”弟兄会,尽管弟兄们从来不接受这个称呼。在普里茅斯聚会中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教师,那就是班杰明·威尔斯·牛顿(Benjamin Wills Newton)和达秘。他们俩人后来惹出了一场极为严重的争论,并且造成令人非常遗憾的分裂和见证的分散。

  也是在这段时期,在贝斯托有另外一些信徒,他们根据圣经与基督关系的立场开始在一起聚集,因而迅速增长。乔治·穆勒(George Muller)于主后1805年出生在普鲁士(Prussia),尽管没有真正重生,他却去念神学。在那里,他有机会在一个私人的家中参加哈勒(Halle)地区(就是敬虔派的中心)的查经聚会,圣灵在他的心中动工,他找到因信基督而有的平安。藉着殷勤的查考圣经,他对神的认识快速地增长,他最大的盼望就是能到犹太人中间去做宣教士,因此他就到英国去进修。在英国,他看到了顾福放弃优厚的待遇和事业,在没有任何属地的保障之下毅然前往米索波大尼(Mesopotamia)进行宣教。同时他也遇到他一生的好友亨利·凯克(Henry Craik,另译革拉克),也就是跟他一同在贝斯托的弟兄们分享生命的那位。尽管穆勒要做犹太人的宣教士这个愿望最终并未实现,但是藉着和凯克的交通,他对于教会的本质有了更深的了解。他愈寻找主,他的看见也就愈清楚。主后1830年,穆勒娶了顾福的妹妹,这是一位敬虔的女子,在以后的日子,她成了穆勒的重要助手。

  主后1832年,穆勒和凯克在贝斯托开始“毕士大”(Bethesda)的见证。这个聚会结出许多的果子。一开始只有八个人,但在圣灵祝福下,人数就加增,他们的工作和见证也日渐加增。他们没有任何的组织,就是简单地依靠主的带领,因为他们相信在主里面的合一。

  每当遇到问题时,他们就到圣经中去寻求答案。神就尊重他们的信心。他们最早的一批弟兄均是因信而受过浸的(译注:受洗的方式是浸水礼,而非点水)。当有人明显是具备属神的品格,却没有受过浸礼时,他们是否应该完全接纳这样的弟兄呢?像这样的问题,一开始,他们中是有一些意见分歧的,但是当他们一同寻找主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他们必须接纳任何一位主自己会接纳的弟兄。即使在看法上有分歧,或是属灵成熟度有差异,在他们中间再也没有为受浸的方式而辩论。

  长老之事也是另一迫使他们去详细考察神的话语的事件。他们看见长老们并不是藉着教会正式的投票而产生,更不是由某一个人来指派,必须是由圣灵设立的。他们蒙召的印记乃是神明显在他们劳苦中的祝福,以及他们具有圣经上所记载的资格,再加上教会一同承认他们是神特别分别出来的。教会就有责任在主里顺服长老们。在服事上,神亲自给人一些特别的恩赐和责任来成全教会,但是并不是长老们才有这样的恩赐,教会中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应该有机会来操练,好让神予每一个人的恩赐都能给教会带来祝福。乔治·穆勒有一特别的恩赐是在神的子民中少有的,那就是他满有恩慈,而且在各样属灵的信念中能保持一个平衡的态度。他深知当人们过分强调某一个真理的时候,就很可能遮盖了信仰其它方面的一些基本,而给教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译注:这包括教会的立场和灵恩)。就以浸礼为例,如果只和施浸的弟兄交通,那么使得肢体原有已经合一的表现立刻就变得下可能,因此也就否认了教会最基本的根基了。

  “毕士大”的聚会因罗伯·克里福·戚卜门(Robert Cleaver Chapman,另译卓曼)的老练和神圣的供应中蒙受了极大的祝福。戚卜门多次去拜访贝斯托,他自己在班斯泰甫(Barnstaple)服事主的道有七十年之久,主后1902年他去世之时,享年九十九岁。戚卜门早年是攻读法律的,后来蒙神引领,就全心投入教导圣经。世界各地的人来寻求他属灵的帮助和建议,他自己也到各地旅行传讲福音,他的服事留下长远的祝福。

  乔治·穆勒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他所做的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在贝斯托开办孤儿院。他是因为看到一百年前在哈勒的奥格斯特·荷门·法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 Of Halle,另译富朗开)所做的工作而以此为榜样(请参考第十五章),法兰克开办的孤儿院从一开始就证实了神的信实,神能供应一切的需要。主后1836年,穆勒在贝斯托开始第一个孤儿院时只有二十六个孩子。从这样一个小小的开始,在凡事上依靠神自己的供应,神答应祷告的见证一直到今日还是成为多人的祝福(译注:他们不四处募捐筹款,单单以祷告依靠神)。

  只要有神子民的地方,相交生活一定会很快就建立起来,在苏格兰北方的弟兄们和毕士大的弟兄们开始有属灵的交流,同时也和普里茅斯以及都柏林的弟兄们开始交流。在组织上,他们彼此没有任何的关系,然而在神的大家庭中,他们有属灵的关系。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属灵上的亲密关系良好的相交就在真实而又恒久的根基上建立起来。

  魔鬼的势力则是极力想要摧残神的工作。不能忽略的事实就是,每当神的子民想要恢复到合乎圣经关于教会的观念以及以圣经为基础的聚会之时,那就一定会遭到火爆般的攻击。在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运动更是如此。一方面祝福如泉源般涌出,另一方面,极为可悲的争执和分裂也就开始了。这些年间,我们已经难以数算分裂有多少次,见证四分五裂,直到如今。第一次的分裂就是发生在普里茅斯的聚会中,他们曾经享受过神诸般的祝福,并有两位最有恩赐又是献身的人(即牛顿和达秘)。

  很久以来达秘和牛顿在圣经注释和教会行政上就持有不同的看法,这在普里茅斯的聚会中产生了十分危险的分门别类的灵。牛顿在聚会中的独裁控制,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这并不因为他不配受人尊敬,而是因为这种对聚会的独裁限制了那些尊重他的人属灵的亮光,因为他们对人的忠贞胜过了对主的忠贞。达秘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欧洲大陆度过。主后1845年,达秘回到普里茅斯,他决定要处理教会中他觉得存在的一些混乱。很难感觉他对教会行政的态度会比牛顿的态度好到哪里去,两个人都是一样的专横霸道。在一个主日的早上,聚会结束以后,达秘便公开宣布他要离开聚会,然后他就和一些支持他的人另外开始聚会。这只不过是两年后更大争执的序曲而已。

  有人把牛顿所带领的查经关于诗篇的一些笔记分发给一些朋友,其中一份就落到一位同情达秘的人手中,在这份笔记中他发现了牛顿关于基督受苦的教导。他觉得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而且认为这个错误是严重到需要以异端来对付的程度。牛顿是个才华出众的人,然而他与那些普通会发挥神话语的人一样有一些缺点。有的时候,他尽兴发挥以致离题,令人不知其所云。所以如果断章取义,那些要定罪他的人就完全有理由认为他是异端。在那些笔记中,他也没有去查证是否准确,而且许多地方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谁也不知,然而这些批评牛顿的人完全偏见地进行判定,他们要把牛顿的教导完全抹黑。

  牛顿的反应很是谦卑并且是满有恩慈的。他再一次肯定他关于基督的本体以及工作的信仰,并且承认他用的一些比喻可能引起错误的解说。他宣告,他并不同意那些从他的笔记中提出来的教义,他公开对在主的任何子民中所产生的属灵伤害道歉,并且收回那些造成困扰他所说的或是写的东西。他祈求主的赦免,并且祈求主来弥补任何邪恶的后果。牛顿的反应是在一篇叫做“申述及承认一些教义上的错误”的文章中阐述的,然而很可悲的是,这样完全的认错还是不能获得反对他的人的谅解。他们继续对他进行攻击,并且扭曲他申明的意思。达秘因为牛顿不承认所加给他的错误,宣布与牛顿以及普里茅斯的聚会断绝交通。

  事情并不因此而告终。主后1848年,即第二年,两位在普里茅斯和牛顿一起聚会的弟兄前往贝斯托到毕士大的聚会,并且按着惯例参加当地的擘饼聚会。在毕士大的弟兄们对着普里茅斯的争论一直保持中立,他们与两边的信徒都有相交。因着这种态度,特别是他们知道这两位弟兄并不接纳所谓牛顿的错误之后,他们接纳了这两位弟兄。达秘对此非常不满,他认为这两位弟兄是来自教导谬论的聚会,所以就不应该在主的子民中被任何人接纳,因为他们和牛顿以及普里茅斯的相交就表示他们同意那些错误,那里来的人在一个聚会中会带来污染。

  达秘要求毕士大对普里茅斯的问题做一个全盘的检讨。毕士大起初拒绝这个要求,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争论与他们无关,他们认为没有权力去判断整个普里茅斯的聚会,然而来自达秘的压力一直加增,加上毕士大中间也有人认为应该来检讨这一个问题,所以最后他们就同意了。研究的结果是他们写了一封信,由十位长老签名,在信上要求任何人如果犯了牛顿所谓的错误,就不应该被任何团契接纳。所谓牛顿的教义在基本上是错误的,但是任何一个接受过牛顿教导的人并不应该立刻被拒绝,除非很清楚这个人明白、并且认同所谓的错误教导。达秘对这样的回答极度不满,他认为毕士大也与牛顿的错误同流合污,因此也应该一并处理,所以他要求各地的聚会不但要批判普里茅斯,并且也要批判毕士大。达秘不许人们接纳所有从毕士大出来的人,更不能与他们彼此交通。所以达秘摒弃在毕士大的教导,并且与所有不承认他们犯了错误的人断绝往来。

  很明显,这种态度引起许多人的反对,因为这摧毁了教会最基本的原则,信徒不能再因他们与基督的关系而单纯地合一,并且还要对毕士大定罪。达秘虽然有很大的个人魅力,但是也无法获得所有人的支持。但是他所获得的支持已经相当地惊人。因为他在欧洲大陆广为人知,甚至在其它世界各地,人们都很佩服他的才华。他推行的运动使一些信徒坐下来批判所谓的“毕士大问题”,定那些甚至从未谋面的弟兄的罪,说那些弟兄持有一些错误的观点(尽管那些弟兄自己并不接受那些错误的观点),更可笑的是,说这些观念是由一位他自己都不同意的人所教导的。甚至在百年之后,毕士大的问题还常被人提及。

  这样的灵无可避免地在往后的日子中导致更多的分裂,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形成一篇悲哀的历史让人们看到,有时候纵然有伟大属灵的亮光和热心,也常会受到心思狭窄和人的偏见所辖限。我们在此不想探讨那些无止无息的争论,不过有一些争论也是值得我们提及,他让我们知道像甚么样的事会在神的子民中引起这么大的分裂和争执。对于教义上一些奇特的观点就成了许多分裂的主要原因。比如说“圣灵的印记”,有人主张信徒在重生的时候就被印了,另外有人则认为是在“看见了复活的基督”的时候才受圣灵。一个信徒在神面前的地位以及他在神面前的光景是否有差异,也是争议的中心。与神和好,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还是我们的大祭司基督在天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呢?重生和接受永远的生命之间有分别吗?

  另外一个时常引起分裂的原因就是教会行政上的歧见。主后1881年,在一些弟兄们的中间进行了一段很长的辩论。那时在英国南方的耐迪(Ryde)有一个聚会中产生了问题。这些问题争了很久,甚至影响多人属灵的生命,因此一些弟兄们便拒绝参与这种有害的辩论,他们在耐迪另外自己聚会。这个时候,一位从英国伦敦肯宁童(Kennington)教会来的孔宁(Cronin)医生来到耐迪作客,他就和分离出来的弟兄们一同聚集擘饼。这样的事在肯宁童的聚会中引起长期的争执。最后他们判定孔宁这样做是错误的,加之孔宁又不肯悔改,于是他们便与他断绝来往。在阮姆斯给(Ramsgme)的聚会对这样的事有着出奇的兴趣。他们因着肯宁童的聚会在孔宁医生犯了这样明显的错误以后没有迅速地跟孔宁断绝来往,于是就认为他们也犯了错误,因此有一部分在阮姆斯给的弟兄们就宣布和整个肯宁童的聚会断绝来往。这个决定又造成阮姆斯给聚会的分裂。在肯宁童(Kennington)凯利(Kelly)的领导之下的聚会,则认为肯宁童并非犯错。这个消息传到了伦敦的公园街(Park Street)形成两派而分裂,诸如此类的的分裂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神的见证也就被许多大有恩赐的人一再破坏。

  这类破坏是造成这一段时期许多悲剧的根源,我们以后还要再来谈论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些弟兄们的聚集中,就是被称为“关闭弟兄会”的人中间(在今日世界许多地方仍有他们的踪迹),他们对于圣经的真理在许多的方面都有很多的亮光,是在今日许多教会中所缺乏的。他们出版了大批圣经注释方面的书籍,期望借此能够给人予属灵上很大的益处。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一些东西是太过钻牛角尖,如太过咬文嚼字,让人不知所云。我们为着“关闭弟兄会”的分裂的悲剧而伤痛,但千万不可将他们的见证一笔抹杀。在他们中间还是有一些具有伟大属灵亮光和敬虔品格的人,他们的作品影响世界许多地区,带出一些以基督生命为聚会基础的教会,并对世界各地教会有着极大的帮助。

  当普里茅斯的聚会开始了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一连串的争论和分裂之时,在毕士大、贝斯托、以及其它如班斯泰甫(Barnstaple)等地的那些受到戚卜门影响的聚会,他们还是站在他们一开始的立场上,接纳所有基督所接纳的人。这些聚会一直不断地增长,他们对世界各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跟“关闭弟兄会”一样,他们也出版了许多具有价值的文献。正如历史上任何一个属灵的运动一般,尽管有一些已堕落到宗派的中间,但是仍有一些聚会仍持守着见证。

  在这一些基督徒中间,有一些特征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就是他们持续地对圣经的忠诚。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唯理主义几乎渗透进入每一个基督教宗派,在各个神学院中传讲不信的道理,在各个所谓的基督教徒讲台上传讲人的道理。当时那些根据新约圣经简单的教会聚集原则而聚集的信徒,在他们中间却找不到唯理主义。神的话语不但得着属灵和理智的维护也得着经历的见证来维护神的话语。这种经历只出自神不变的真理。人因着与基督合一所带来的改变,才是应付各样错误最大的利器。当一个人知道他原来瞎眼,现在能看见,一切那些不信的争论都变得毫无价值如糠秕般可以丢弃。只要信徒是本着神圣本质的分享者而聚在一起的话,圣经在他们来说仍是神的话,仍是他们属灵的食物和饮料。

  在这批人中间,并不是只有少数人熟悉圣经,在每一个家庭的生活中以及每一个人日常的生活上,圣经的教训都是一切的指南。在这个运动中,见证是在每一个行业中均可表现出来的。他们强调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所以见证的责任就不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而是在生活每一个层面上表现出来。藉着安静但又持久的基督徒见证,带来难以估计属灵的祝福。同样各行各业都能为主所用。宣教的运动就大大兴旺传递世界各个角落。在都柏林、普里茅斯以及贝斯托所兴起的运动,所带来的影响力远远超过那些跟他们有特别联系的聚会,今日在世界各地都有相似的运动。

  从普里茅斯和毕士大所流出的两股不同的发展溪流,可以藉着考察与这一运动有关的两位伟大人物而进行了解,因此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来看一看达秘和顾福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