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爱国。美国人爱看球赛。这两件事实的关系，表现在球赛前全体肃立唱国歌（通常是一人独唱）。唱完了，开始打球，以下的节目与前无关。赛球的球员，看赛球的观众，都不会比不在场的人更爱国；即使多参加几场，也不会进步。

　　记得许多年前，从《信仰与生活》季刊的文章看到这个突出的妙喻，是说到许多讲台的问题：讲员上场读一段或一节圣经，然后，开始他的登台说教，从始至终，不再跟经文发生关系。想想看，当时华人教会的讲员，确实是如此情形。那时，赵中辉牧师主编并翻译的《信仰与生活》在台湾发行，所面对的教会景況，是有布道而沒有神学。对沒有神学的讲道的恰当描述是：讲员读读圣经，讲他的个人见证，加上大量的故事、笑话。那样，听的人在会后与会前并不感觉有什么不同。

　　福音传到中国以后，基督教为文字事工的前驱，报纸、杂志影响社会思想、领导维新。后来教会刊物中，有福音和造就性的，有主日学和青少年教育，惟独缺少神学教育文字。因此，许多年来的工场情況，是有布道而沒有神学。

　　到了二十一世界，许多华人教会的讲台仍然是有布道而沒有神学。仍然有一些人的神学作品，不是不通，就是叫人看不懂。而赵中辉手中出去的东西，总是叫人在信仰上得造就。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信仰与生活》季刊，虽然沒能成为普遍发行的刊物，所出版的那些书，也沒有成为什么畅销书，但那并不是意外，正是该有的现象；不过，不仅对神学界，对华人信徒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赵中辉生于1916年农历8月2日，家乡是辽宁省开原县中固镇。幼年时因父亲纳妾导致家庭分裂，他与母亲和最小的哥哥一起生活。家人虽然通过当地的宣教士接触到了福音，但只有母亲一人是基督徒。当时东北陷于混乱之中，土匪四起。家长以为还是让子女早完成婚嫁好。所以中学还未毕业，就于1932年3月4日与李玉珍女士结婚。

　　1935年，焦维真姊妹（1888-1971年）来东北，在东北营口圣经学院举办第一届东北基督徒培灵会，讲员是王明道先生。在聚会的第二天晚上，赵中辉在睡前祷告时，蒙圣灵光照，过去所犯的罪如同电影一幕幕呈现在脑海中，于是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求主宝血洁净。赵中辉重生得救后，蒙神呼召，愿意把一生奉献给主，为主作工。于是入读营口教会培真中学，后于1936年入读东北营口圣经学院（圣经神道院）。

　　赵中辉在二十岁作圣经学院新生的时候，长子得恩已经出生了。先后育有五男五女。男得恩、天恩、享恩、鸿恩、伟恩；女旭光、瑞光、恩光、爱光、淑光。现代的人心，多变易迁，到了有名声，有地位，或有利可图的时候，就把结钻营，跳到不同的工作，或不工作。赵中辉在这样的环境中默默地工作，工作了超过漫长的半个世纪。他夫妇的美满婚姻，维持了七十多年。现代人趋利忘义，随时换「事奉」岗位；随时换婚姻伴侶，就像换外衣一样，赵家不仅是今之古人，简直仿佛是神迹。

　　赵中辉的神学思想起初是阿米念派，后受时代论神学的影响，最终接受了改革宗信仰，从此一生就在改革宗范围工作。他只是改革宗翻译社的同工，却不是属于宗派体系的宣教士，一切生活费用全则全凭信心，靠圣徒奉献。这样奇特而恒久的关系，是因为神安排了三位异族知己、伟大的同工：魏司道（Johannes Geerhardus Vos，1903-1983年）、伯特讷（Loraine Boettner，1901-1990年）、包义森（Samuel E. Boyle，1905-2002年）。这三人仿佛是神所预备「三股合成的绳子」（传道书4:12），不仅长期忠实维系改革宗翻译社事工，也把赵中辉全家，拉到太平洋彼岸的美国。

　　爱尔兰宣教士康慕恩（James McCommon）牧师为了造就维护纯正信仰的传道人，于1930年创办了营口圣经学院，这是东北教会开办的第一间神学院。首任院长是山东华北神学院第一屆毕业的韩凤冈牧师，因为他灵命丰富，各地不同教会的学生纷纷来校就读。1936年，赵入学的时候，同班的学生有三十二人，在当时，可算是很多了。1932年三月九日，日本支持的满洲国成立。康慕恩牧师继任院长，当时学校主要是教导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

　　1938年，来自美国改革宗长老会的宣教士魏司道博士来校执教系统神学，他是著名改革宗神学家魏司坚（Geerhardus Johannes Vos，1862-1949年，又译霍志恒）的儿子。魏司道博士的改革宗神学和他谦卑爱人的品格，深刻地影响了赵中辉的一生。从此，赵中辉的神学立场由阿米念神学和时代论神学转变为改革宗神学，在魏司道博士门下受教，立了良好的信仰根基。在其自传神恩浩大中写道：

魏司道牧师教我们最后一年〔1938年〕的系统神学…我神学思想上有了极大的转变。…根据改革宗的立场乃是重生在先，相信在后。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常在课堂或私人谈话中彼此辩论。魏牧师学问渊博，父亲又是有名的神学教授，以他神学的资历来教我们，可说是驾轻就熟，又加上他为人谦虛并有爱心，所以我在课后时常到他家中与他长谈，所谈的题目，多半是时代派与改革宗信仰之间的差异。谈话时魏牧师常引经据典，不厌其烦的为我解答各项疑问，我们师生之间，因而培养了很深的友谊。（页38）

　　1940年，因为英日关系转变，学院与满洲国文教省也有困难。康院长回英国。因为美日关系较好，魏司道牧师接任了院长。原在黑龙江省青冈县「北大荒」开荒布道的赵中辉，应魏司道院长之召，到营口，作魏的中文秘书，协助他的工作，主要的是帮助整理讲义。魏介绍伯特纳著的《基督教预定论 The Reformed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给赵，他看后对真理有深入的认识，即写信给伯特纳，表示深愿翻译成中文。得其回信同意，并寄来所著《圣经的默示 The Inspiration of the Scriptures》，嘱他先译关乎圣经真理根基的启示论。从此二人开始了神交。赵将二书先后翻译为中文。

　　1941年春，学院复校才半年，文教部即下令结束。魏司道牧师于3月15日离开了他事奉了十多年的东北，返回美国坎萨斯州，任一个小教会的牧师。赵中辉受托作解散后的负责人。那年12月八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次年夏，赵中辉代表学院，把所管理的全部财产，移交给一位日本牧师石川四郎接收。以后的时间，他在营口附近的大石桥长老教会担任副牧师，直至1945年8月世界大战结束。

　　1946年至1947年，他考取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翻译工作。继在沈阳的中学并基督教青年会教英文。在这期间，断续地与魏司道和伯特纳联系，想去美国读神学院。但因为沒有大学毕业的入学资格，只有程度差的「信心神学院」接受他。

　　偌大的家庭怎么办？正在他预备撇妻离雏单身赴美的时候，他到上海江湾中华神学院去，副院长甘霖（Dr. Albert Greene）知道他的安排，直言责备他，说是长期与家庭分离，是不合圣经真理的。并且说：「我们现在应该祷告，求神让你的家人来相聚。」曾在营口神学院教他腓立比书的焦维真教士也这样说。适改革宗的安笃思牧师（Egbert Andrews）介绍，信义会总部有飞机去沈阳，接载他全家到上海。安顿下家小，他只身到苏北如皋的教会牧会。在那里，他工作了只约半年的时间。包义森牧师就找上了他。

　　包义森博士在战前就来过中国，在广州传道，并与中山大学的数学教授韩家礼先生合作把梅钦（Gresham J. Machen，1881-1937年）的《基督教与新神学 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译为中文。因战爭被迫回国的时候，他也把译稿带在身边，视为珍宝；他并且时时以维护信仰的事为念，立心组合翻译神学著作为中文的文字宣道事工。《基督教与新神学》经赵中辉校对后，于1951年在香港出版。

　　1947年，包义森再度东来，在华南地区传道。他曾见到伯特纳博士，伯特纳介绍只有通信交契的赵中辉给他。包写信邀约赵中辉到广州同工。这样，进入赵家的生命里，给他们一家属灵和物质上的帮助。他们的交情，持续了半个世纪，达三代之久，很难想出有同样的史例。包义森牧师对赵家真是亲如家人。改革宗翻译社的成立，也是得力于包义森的筹维推动。

　　1949年3月15日，包义森发出一封长信，介绍改革宗信仰的重要，并推介赵中辉和翻译社。那年，赵中辉在广州创办《改革主义信仰》双月刊杂志，分送到广州市以及内地各省，甚至包括东北，沈阳，营口等地，并开始翻译改革宗信仰书籍。同年10月，杂志更名为《信仰与生活》。包家和赵家，先后迁往香港的离岛长洲。

　　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赵家全部大小十多口，播迁多次，每次都是包殷勤招待安排，而且都亲自帮忙搬家。到上船的时候，他甩下衣服，动手搬运东西，仿佛是自己的兄弟。这样爱心的行动，不必自我宣传，外人看了也有感受。从广州，到香港长洲。包牧师不仅动手，还要动口：因为赵家都不懂广东话，包却精通；所以中国人之间讲话，洋人作翻译。在赵中辉著《神恩浩大——我和我一家的见证》，他自己有一段很生动的记载：

搬家那天，天下着小雨。包牧师把我们安置好以后就回家，告诉包师奶煮了一大锅饭，燉了一锅菜，他就连饭带菜从山上给我们送下来；而我们两家相隔遙远，从此就可看出包牧师的爱心是何等大。包牧师来时，因为两手端着东西沒办法打伞就淋着雨来，腰间还插着一把斧头，来给我们钉蚊帐。他走后〔房东〕邓先生就问：「他是你什么人？」我说：「他是我美国的同工包牧师。」
邓先生就说：「他以前来找房子时，说是为一个同工来香港住的。我从来沒见过一个外国人如此对待中国同工的，真是不得了，他太有爱心了。」（页125）

　　这样的友谊，外人也希奇，身受其惠的赵家大小，怎会不深刻在心上？

　　1950年7月，包义森先到了日本。同年12月，包义森牧师靠主排除一切入境的困难，在他安排下，赵家迁往日本。在日本，住在神戶市，与包义森和孔罗瑞教士（Miss Rose A. Huston）为邻，共同作教会工作，开荒布道；并从事编译期刊，出版书籍，在香港印刷。孔教士曾在齐齐哈尔传道，对赵家很为关爱。在这段时间，他帮助附近的华人教会讲道，也在那里的改革宗神学院修课。

　　1954年，赵中辉在日本被北美改革宗长老会正式按立为牧师。同年，进入关西大学修读英美文学。因为他始终着心去美国修读神学；而那时美国正规的神学院，必须具有大学毕业学位，才可申请入学。1956年6月获关西大学文学士学位后，到改革宗长老会神学院（Pittsburgh Reformed Presbyterian Seminary）进修一年。8月22日，自神戶登轮启航。9月12日，抵西雅图登岸。然后，乘火车南下，再由凤凰城搭火车而东，中途在欧马豪会晤向慕已久的伯特纳博士。

　　伯特纳住在郊外一座小山上，生活简朴，为人祥和谦卑。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但未曾牧会，因他不善辞令，不能公开演讲，就在肯塔基州一所基督教大学教书，并一生从事写作。妻子早就辞世，所以独居在母亲遗给他的小房里，却是欧美知名。他的书由一家基督教出版社代他出版，有时自己出资付印，售价较廉。他的书前面印有特別声明：

任何人都可从此书中采取资料，不必得到作者许可。因本人预备此书时，从各方面得到帮助，有的给予承诺，有的也沒有得到承诺。本书作者相信，在此所说的都是圣经真实的教训，所以本人的意图并非在限制用途，乃在推广。（神恩浩大，页160）

　　先从文字上的认识仰慕，而与伯特纳博士相交；到二人晤面，是在赵到美国，已经为十六年后的事。

　　1957年夏天，由神学院安排，赵中辉在美国各地改革宗长老会教会以及与改革宗长老会教会友善的教会中，介绍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的工作，行程遍及十四个州。某个主日在芝加哥改革宗长老会讲道，讲道后，在门口与会众握手道別。

头一位与我握手谈话的是一个高大绅士型的美国人，他头一句话就问我：「你家人都在匹茲堡吗？」
我说：「不，我家人都在日本，只有我一个人在此。」
接着，他又问：「你愿不愿意你全家都来美国呢？」
「当然愿意，但是现在困难重重。」
「你有什么困难吗？难道你的教会不替你申请吗？」
我说：「教会是能替我申请移民，问题在于旅费。」
然后他问：「你自己能预备多少呢？」
「我自己现在根本沒有什么预备。」
这时，后面排挤了很多要出来的会友。
他说：「对不起，我现在拦阻了许多人，等一下你与他们握手后，请你到停车处，我想和你谈一谈。」
我说：「好啊！」
与会众寒喧后，我就去停车处找他。他继续跟我谈：
「要接你家人来美国需要多少钱？」
「有朋友替我估计，大概需要五千元美金才能把家人从日本接来美国。」
他说：「我太太和我，在银行有一笔存款，我想我们能给你这五千块美金，帮助你家人来美国。」
我听了这话，好像作梦一般，不知是真还是假。我就对他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这么慷慨，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他说：「你也不用谢我，假如我在回家的路途中被车撞死，你这感谢也是徒然。我们只要感谢神就好了。你现在住在牧师家吗？」
「是的。」
「那明天早上九点我来接你到我住处谈一谈。」…
第二天，他果然九点就来了。而到此时我还不知道他姓啥名谁。…（页164,165）

　　在车中交谈，知道他是奈迈尔（Frederick Nymyer）先生，是前芝加哥太阳报的经济版主编，现已退休，是六家大公司的董事。他家住在一幢很普通的红砖瓦房里。他吩咐祕书预备好了信托银行的信：「请拨款五千元给改革宗翻译社，用途是接赵中辉牧师全家来美国的路费使用。请翻译社不要做任何书面发表。」五千元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然后，二人同到餐馆午餐。

　　事实的情形，赵中辉家人来美的想法，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包义森写信告诉他：前此，国会通过的「难民救济法案」，允许在三年內209,000人移民，但条件限制极严，一年半过去了，只约1,000人合格入境。在高级专业资格外，还要求旅费，就业和一年的生活保证，另有紧急预备金，以备必要时遣送离美，总计一万多美元。

　　赵不是计较薪金的人，但一家人的旅费是少不得的，最低的生活费用也属实际需要；而凭信心工作的翻译社，所有极为有限，还不能筹措一半。因此，包义森信中说：作为朋友，在此情形下，如果赵另有他就，也能充分谅解。不过，在赵一方面，不仅別无工作，就算是有，他也不是因缺钱就离开的人。在这样困境中，神及时借奈迈尔及时供应，解決了一切困难。圣灵的能力感动，在人心中作工，就是这样。1957年秋，赵中辉转学至威敏斯德神学院完成学业。1958年10月，一家十一口由日本到了美国，与赵中辉重聚。

　　如果你推想，朋友相感，赵也有些好处，那不会错：他感念旧谊，始终忠诚于知己；但如果你把他想得太好，「好」到逢迎唯诺，出卖自己思想，那就错了。赵中辉只有一件事不会作，就是不会看风使舵。他的笔下沒有写过违心的话，绝不为了讨人喜悅而背真理。

　　赵中辉为人谦和浑厚，立身岳岳，绝不像时下一般小人，识不得几个字儿，就夸夸而言「学术」，好像是二千年前的文士复为苍生出；他绝不摆出一副神学家的面孔，而平易近人，不轻易谈什么神学，更很少搬弄什么原文。他在孩子还未出生的时候，就已经精擅英文；却除了翻译而外，总深藏不露。今天的「太监神学家」，「宗教买办」太多了，以致宗派的声音太大，而真理静默，市上听不见真理的声音。

　　赵中辉虽然一直与洋人同工，但绝不是卖身投靠。1968年，改革宗翻译社搬到台湾，《信仰与生活》季刊迁回台湾发行。蒙神的恩典，这信心工作的刊物，已经度过了三十年。赵中辉所翻译的书籍，除了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 、《圣经的默示》，以及与包森义牧师共同翻译的梅钦的《基督教与新神学》之外，还包括巴文克的《基督教神学》、华菲德的《加尔文与加尔文主义》、艾礼斯的《摩西五经》、巴刻的《传福音与神的主权》、加尔文的《罗马人书注释》（与宋华忠合译）、康恩的《现代神学论评》、伯克富的《基督教神学概论》、伯克富的《基督教教义史》、《历代教会信条精选》等等，以及第一本《英汉神学名词辞典》。这些书籍造就了许多圣徒，奠定了许多教会的改革宗神学基础，也拓展了整个中国教会的神学视野。

　　1977年，美国宾州的日內瓦大学（Geneva College）颁赠赵中辉荣誉博士学位，表扬他的成就。　赵中辉继续工作不辍。到1996年，年满八十岁，才告退休。《信仰与生活》季刊发行到2000年，改由中国福音会出版，终告停刊。

　　赵中辉一生译著之丰，在中国基督教出版界难有人能望其项背。他一生翻译、编写了85本神学书籍，22本福音护教小册，编译、出版180期的《信仰与生活》杂志，内容皆以讲道、神学、护教为主。这些默默无闻的工作，对华人教会和信徒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2005年5月26日，美国宾州非拉铁非城的威敏斯德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颁赠荣誉神学博士予赵中辉。

　　赵中辉认为，要拯救大陆百姓，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积极培养中国的神学家，因此积极鼓励次子赵天恩（1938-2004年）于1965年赴台教书，观察台湾神学教育的环境。赵天恩一生致力于中国的高等神学教育和宣教，先后创建了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75）、中国宣道神学院（1987）与中国的中福神学院（2001），曾任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第一任教务主任（1971）、道生神学院复校后的第一任院长（1988）、基督书院院长（1989）等。1978年，赵天恩重返中国，将改革宗神学带回中国，对中国家庭教会的成长过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本文原载于《翼报》，作者于中旻，编者有所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