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生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自1854年来华至卒,甘愿为华人倾其毕生于中国大地,播下福音种子。他对神的绝对顺服和信靠,为中国教会带来深远影响和丰盛的祝福。

戴德生因而成为近代宣教士的楷模,为主燃烧,为天国的拓展努力。

在戴德生写给家人的书信中,他对中国及基督的爱,表露无遗:“假如我有千镑英金,中国人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为了基督的缘故,我愿意舍弃一切。我们为神所作的,一点也不会过多。”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出生于英国约克郡(Yorkshire),父母都是敬畏神的人。父亲戴雅各更愿意将自己的儿子奉献到中国传道;只是戴德生的朋友却大多对信仰抱怀疑及鄙视态度,未重生之前,和他的朋友一样,随波逐流,接受他们的观点。然而,在他的母亲和妹妹逼切的祷告下,有一次在父亲的书房翻阅福音单张,在圣灵的光照下,不单接受救恩,并定意献身事奉主。信主之后,有一异象深深印在他的心灵-神要在中国使用他。

当时戴德生借阅了一本由麦都思所写的书《中国》,里面强调医疗传道的重要。因此决定习医,作为日后到中国宣教的预备。此外,亦开始户外运动,增强体力。为了有充份准备,他到赫尔市接受医学和手术训练,充当一名医师的助手。生活上也订下了两项目标:省吃俭用,及习惯刻苦的生活,好叫自己有更大能力帮助别人。他的心中充满喜乐,感受到更丰盛的属灵福气。

戴德生也着意学习信心操练的功课。他曾对自己说:“到了中国后,不能向人讨求任何东西,只能向神祈求”。故此离开英国前,必须学习单靠祷告的生活。

单凭信心

戴德生的雇主非常忙碌,时常忘记按时发放薪金,他却决定不直接提醒他,只祈求神让他记得,使自己因此而知道祷告已蒙垂听,而得到鼓励。有一次他在山穷水尽的时候,为着神的缘故,把所余无几的钱,全数送给一个穷人,挽救他垂危的妻儿。第二天,他收到一笔汇款,比他先前送出去的多几倍。这件事成为他日后遇上种种困难时的鼓励。在小事上对神忠心,必能增加属灵的经验和力量;遇到严重考验时,便可安然渡过。

习医完毕,戴德生加入了中华传道会。1853年9月19日启航前往上海。六个月的航行中,船遇着暴风及有触礁的危险。神藉此鼓励他,叫他将一切需要,藉祷告带到神面前。在每一个紧急关头,神都帮助他。

1854年3月,戴德生终于抵达上海,但所遇到的困难却始料不及。一股称为“红巾”的叛军,占据了上海,与政府军对抗。对一个身无长物的异乡人来说,前途可说是一片黑暗。

注目内地

以当时情况来说,到中国内地传福音是违反中英签署的条约,宣教士因而遇上不少困难。1854年秋天,戴德生在中文老师艾德根博士陪同下,完成了为时约一星期的旅程,深入内地。但由于言语不通,戴德生只可帮忙派发书册而已。

1855年春天,戴德生与英国教会宣教士卜尔顿牧师,联袂作另一次布道旅程,途中颇历艰险。他们到通州邻近的地方讲道,很多人劝他们不要进城,否则必会吃尽苦头。然而,他们心意已决,未传福音誓不离开。进到城中,要求进见县官,兵士们以最粗暴的态度对待他们。后来得到通州最大的官员接见,他们把这次行程说明,并简单介绍信仰,请求准许分发书册,那官员竟欣然同意。

同年,清军收复上海,戴德生就在这段时间放弃了西服,改穿中国服装。此时,太平军的势力正达颠峰,戴德生曾尝试与他们接触,希望能发挥一些基督徒的影响力,但最后放弃。那时,长老会的宾威廉牧师也像戴德生一样,要求会晤太平军,亦未有成功。在神的带领下,二人相识,并联袂到江苏以南、浙江以北一带,沿着内河,在各大小城镇传道。晚上则睡在小船内,虽常有危险,但转换了唐装,留了辫子,果然大得便利。

成立内地会

戴德生和宾牧师后来又一起往广东汕头传福音,很有果效。戴德生原以为神要他在此居留,神却要他折返宁波,因有更大的使命在前头。当时戴德生所属的差会负债,他的内心非常挣扎,决定写信向差会要求辞职。

离开差会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从此要单单倚靠神的供应,从事宣教工作。1859年,派克医生因事要返回英国,便将宁波医院和门诊部转交戴德生打理。他经过恳切祷告后,清楚神的旨意,是要他凭信心,挑起这个重任。医院和门诊部经常挤满病人,而派克医生所留下的经费只足够一个月的开支。有限的款项很快就用完了,而接济却始终不来。终于,他们开了最后一袋米,并且用得很快。然而,戴德生满有信心地说:“主帮助我们的时候近了!”全院职工和病人均拭目以待。果然,米未用完之前,一封信寄到,_面附着一张50英镑的支票。赠款的柏迦氏远在伦敦,一点不知道医院面临“断炊之苦”。神却感动他,供应医院及时之需。神的按时供应,使病人得到医治,同时鼓励他们接受真理。

良伴偕行

主又赐给他一位能与他同行的贤妻玛莉亚。他所爱的妻子不但是神所赐的宝贵礼物,更是多人的祝福。玛莉亚把生命也呈献给中国和爱她的人。她的一生与中国宣教工作有着密切关系,父亲撒母耳狄雅,是伦敦传道会最早到华的宣教士之一。1827年,狄雅先生已在马六甲和新加坡华人中间工作了16年。戴德生与玛莉亚结婚时,玛莉亚已在宁波居住了好几年,参与各种不同的宣教工作,后来给予戴德生许多宝贵的帮助。

1860年,戴德生感染疾病,身体衰弱,被迫卸下职务回英国休养,这个决定当时看来颇为痛苦,后来证实,神是藉此彰显祂的信实和慈爱,并要更多使用他。

身在英国,戴德生仍不忘在中国服侍,经过几个月的祷告,以及无数次失败,他深信要在中国内地宣教,需要成立一个特别的机构。在太太的帮忙下,他写了一本书名为《中国属灵的需要和呼求》。这本书当时极有影响力,感动人心。在他主持的培灵会中,很快便有年青人愿意献身到中国宣教。

1865年,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成立,不少已在工场的同工加入,他们的英国朋友亦十分支持中国事工,且毫无保留地奉献,使内地会一无所缺。同年5月26日,戴氏夫妇再次乘船前往中国,同行的还有16名宣教士。内地会的工作正式展开。

戴德生把一生献给中国,1905年6月3日在湖南长沙过世,葬于江苏镇江长江的旁边,与他的原配夫人玛莉亚同葬,而他的家庭,以至他的后代,也都奉献为神使用,可说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约书亚记24:15)最好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