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教区在古时候只有一般的地位(1—4)

1.尼西亚和以弗所大公会议对于罗马教区地位的教导

至于罗马首要教区的教导,在尼西亚会议之前,这教导没有记录。这会议决定罗马主教的权威在众主教之上,他在那时也被吩咐管理一切罗马近郊的教会。当这会议做这样的区分,划分各主教所统治的地区时,并没有将罗马主教设立在众主教之上,而是吩咐他做其中一位领袖。维多(Vitus)和文森提乌(Vincentius)当时做朱利乌(Julius)的代理人,朱利乌当时正统治罗马教会。当时这会议所分给他们的地位,在其他三个人的地位之下。那么请问:若当时这会议承认朱利乌是整个教会的元首,他的代理人为何被分在第四个位子呢?难道阿塔那修应该在这普世教会的会议做主席吗?难道这会议不应该与普世教会的教阶制度一致吗?据说在以弗所会议(Council of Ephesus)时,当时罗马的主教西莱斯廷(Celestine)欺骗了教会,将自己的教区设立在第一个位置之上。当他派自己的代表时,他吩咐原本就是主持大会的人——亚历山大的西利尔——成为他自己的代理人。这吩咐的目的难道不就是要将自己的名字摆在第一个位置上吗?因其他的代表照自己的位置投票,然而亚历山大的主教(西利尔)和西莱斯廷都以自己的名字投票。

在以弗所的第二次大会时,虽然利奥的使节在场,亚历山大的主教狄奥斯库若(Dioscorus)主持时却仿佛自己就是主席。对此我该说什么呢?天主教徒反驳说这是不正常的会议,因这会议定了弗拉维安(Flavian)那敬虔之人的罪,却判欧迪奇(Eutyches)无罪和接受他不敬虔的行为。然而当宗教会议召开时,监督们在他们自己中间分配代表的位置时,罗马的使节与其他教会的使节坐在一起,就仿佛是在参加一个神圣、合法的大会议。但他们却没有主张自己的教区应该有最高的地位,反而主张最高的地位该分给另一个教区。他们若相信最高的地位本来应该属于他们,他们绝不会这么做。因罗马的监督从来没有对为自己的地位争辩感到不好意思,甚至有时为这缘故以极为有害的争吵搅扰教会;但由于利奥承认他若坚持自己的使节获得最高的地位,是很不理智的要求,所以他就没有这么做。

2.卡尔西顿以及在君士坦丁堡的第五次大公会议

接下来是卡尔西顿会议(Council of Chalcedon)。在这会议中,根据皇帝的意思,罗马教会的代表被占据了首席。然而,就连利奥本身都虚情假意地承认这是与众不同的特权,因当他向皇帝马喜安(Marcian)和皇后布尔开利亚(Pulcheria)求这地位时,他并没有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反而根据主持以弗所会议的东方监督,将所有的一切弄得一团糟,并滥用自己的权威,才寻得这地位。既然他们当时需要一位认真的主席,且那些之前做主席的善辩、混乱之人已不适合再次担任这职分,他因其他人之前失败的短处及无能而要求将这职分转给他。他竟然把这地位当作自己的特权,且不按常理和正规的程序去寻求,这就证明他的这地位不是理所当然的。他只是声称需要新的主席,因为过去的主席当得不好,显然这种做法既无前例,也不应该保持,因为它只是根据当时急迫的需要做的决定。因此在卡尔西顿会议时,罗马主教之所以被分给最高的地位,并不是因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因为当时的教会会议迫切地需要一位认真、能干的主席,因为过去的主席因着从前放荡的行为,将自己排除在外了。

我所说的是,利奥的继承者却以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了。在他派自己的使节参加第五次大公会议(第二次君士坦丁堡会议,许多年之后的另一个教会会议)时,他并没有为最高的地位争辩,反而乐意让梅纳(Mennas)——君士坦丁堡的教长——做主席。同样在迦太基会议时(奥古斯丁所参加的一个会议),虽然他们刚好在争辩罗马主教的权威,并不是罗马教区的使节做主席,而是阿奎莱亚(Aquileia)当地的主教做主席。事实上,一个普世教会的阿奎莱亚会议曾经在意大利举行,但罗马的主教居然没有参加!最后由安波罗修做主席,因他当时对皇帝的影响力很大。在这次会议中,他们没有提到罗马主教,根据安波罗修当时的声誉,米兰教区比罗马教区更著名。

3.古代教会没有后来罗马监督高傲的称号

至于“大主教”以及其他天主教徒用来自夸的高傲称号,要判断是什么时候和怎样混入的并不困难。西普里安经常提到哥尼流,他称他为“弟兄”“监督同工”或“同工”。但当他写信给哥尼流的继承者司提反时,西普里安不但将他视为与自己和其他的信徒平等,甚至有时刻薄地对待他,有时斥责他的骄傲,又有时斥责他的无知。在西普里安的时代之后,我们知道整个非洲教会如何看待这事。因迦太基会议禁止在教会里称任何人为“至高的监督”或“大主教”,只允许称他们为“首要教区的监督”。然而根据古代教会的记录,当时罗马监督满足于“弟兄”这个称号。只要教会保持她原先纯洁的性质,他们之后出于自己的悖逆所捏造的高傲称号根本不存在。他们对于“大主教”以及“世上教会唯一的元首”的称号全然不知,即使当时的罗马监督胆敢将这样的称号赋予他自己,一些勇敢的人也不会接受这种愚蠢。耶柔米既然是罗马教会的长老,乐意宣告自己教会的尊荣,然而只要与事实和当时的风俗习惯一致,他这样做也算保持节制,他说:“若谈到权威,世界比任何的都市更大。你为何将都市所应得的尊荣归给我呢?你为何为几个自称为伟大的人辩护?虽然他们的宣称与教会法规相违背。不管监督属于哪一个教区,罗马、古比奥(Gubbio)、君士坦丁堡,或雷吉奥(Reggio),它们在地位上同等,并同有一样的职分。钱财所带来的权威,或贫困所带给人的卑贱光景,与监督的地位毫无关联。”

4.大格列高利(Gregory the Great)拒绝“普世监督”(universal bi-shop)这称号

一直到格列高利的时代,教会才开始在“普世监督”这称号上产生争执,这争执是君士坦丁堡的约翰(John of Constantinople)之野心所造成的,因他希望自己做普世教会的监督。那个时候从来没有人有这样的野心。在这争执中,格列高利并没有埋怨约翰企图夺去他自己的权威,他所抗议的反而是亵渎了这称号,甚至预表敌基督,他说:“如若一位被称为‘普世监督’的人堕落,全教会就与他一同堕落。”又说:“如若我们的弟兄与监督同工,企图被称为独一无二的监督,并因此藐视其他的监督,这是极为悲惨、令人无法忍受的事。但他的这骄傲难道不就是表示敌基督的时代近了?他显然在模仿那位因弃绝与众天使交通,企图升到高云之上的那位堕落的天使!”他写信给亚历山大的优罗基乌(Eulogius of Alexandria)以及安提阿的阿纳斯塔修(Anastasius of Antioch)说:“我的前任都不愿意用这亵渎的称号。显然我们若将一位主教称为‘普世’,那么‘主教’这名称将从其他人的手中被夺去。然而一个基督徒若希望自己占上风而对其他弟兄的尊荣有丝毫的威胁,都是极为不妥当的事。允许人采用这称号简直是毁坏我们的信仰。”他说:“我们不但要保守信仰所带来的合而为一,同时也要弃绝一切的自高、自大,我肯定地说,任何称自己为‘普世监督’或希望别人这样称呼他的人,他的自高、自大都预表敌基督,因他这样自夸时把自己置于他人之上。”他以同样的立场写信给安提阿的阿纳斯塔修:“我说过,除非他除掉这迷信、骄傲的称号而弃绝自己的骄傲,否则他无法与我们和睦,因这是头一个背道者所捏造的称号。且我们若称一个人为‘普世的监督’,当这监督堕落时,整个教会将与他一同堕落,更不用说这也成为你自己的羞辱。”

他说卡尔西顿会议授予利奥这称号毫无根据,因为那时的会议没有这记录。且利奥本身既然在许多的信中弃绝当时尊荣君士坦丁堡的谕令,若这是真的,他不可能省略这一点,因他当时若弃绝这样的称号,会最充分地证明他自己的立场。且他既然是很爱面子的人,就不可能忽略任何称赞他的话。因此格列高利的这段话,即卡尔西顿会议这样称呼罗马教区是错误的。我略而不谈他一方面说这是教会圣洁会议的称呼,另一方面又称它为邪恶、亵渎、可憎恶、骄傲,甚至来自魔鬼,并且是敌基督本身所宣告的称号是何等荒谬。但他接着说他的前任拒绝这称号,免得其他的监督所应得的尊荣因此被夺去。他在别处说:“从来没有人渴慕过这样的称号,没有人想这样任意妄为地称呼自己,免得他在众监督中抢夺这尊荣,并同时夺去其他弟兄所应得的尊荣。”

罗马教区的权威不如皇帝和官员(5—10)

5.罗马教区之权柄的来源

我现在要讨论罗马监督宣称他在众教会之上所拥有的权柄。我知道在这事上曾经有许多不同的争辩,因为罗马教区从一开始就企图掌握众教会。这也是讨论他如何逐渐地获得这权柄的恰当时候。我现在不谈他不久以前自称拥有无限量的权柄。我们将在更妥当的时候讨论这一点。但我们现在先讨论这教区从古时候如何发展,到开始在其他教会之上掌握绝对的权柄,对我们较有益。

当东方教会在君士坦丁大帝的儿子康士坦丢和康士坦茨统治的时代被阿里乌党派所搅扰和分裂时,阿塔那修这位当时最伟大的正统信仰辩护者,在他的教区被放逐。这不幸的事迫使他来到罗马,借着罗马教区的权柄,他得以一面抵挡他一切的仇敌,一面坚固教区里敬虔的人。当时的监督朱利乌极为尊敬地迎接他,并且说服了西方的监督为他辩护。既然他教区的敬虔者当时迫切地需要外在的帮助,且他们认为罗马教会最能给予自己所需要的帮助,他们乐意尽量多多地增加罗马教区的权威。然而,当时的结果不过是众教会更看重与罗马教会彼此的交通,且认定被这教区革除会籍是极大的羞辱。

之后,邪恶的人也大大地增加罗马教会的权威,他们为了避免其他教区正当的惩戒而投靠罗马教区的保护。任何受自己的监督惩戒的长老,或任何被自己教区的会议所惩戒的监督,立刻向罗马上诉。且当时的罗马监督过于热衷于接受这些上诉,因他们认为到处管闲事对他们有极大的利益。当欧迪奇受君士坦丁堡的监督弗拉维安惩戒时,他向利奥埋怨说自己被恶待。利奥立刻轻率地开始支持他的恶行。他严厉地斥责弗拉维安,好像他毫无根据地定了一位无辜之人的罪,并出于自己的野心,在一段时间里支持了欧迪奇的恶行。

非洲经常发生同样的事。一个外人一旦受教会的惩戒,立刻就投靠罗马教区,并同时激烈地咒骂自己的同胞;此外,罗马教区总是乐意干预。这样鲁莽的行为迫使非洲的监督下令:任何向国外上诉的人将会被革除会籍。

6.当时罗马权威特殊的情况

我们现在要讨论当时的罗马教区所拥有的权柄如何。教会的权柄包括在四个不同的部分之下:监督的按立、举行会议、听上诉以及教会的惩戒。

古时的会议都吩咐监督受大主教教区的按立,当时罗马监督只负责他自己的地区。然而全意大利的监督渐渐地都开始来到罗马被按立。唯一的例外是大主教,因对他们而言,这是羞辱的事。但即使大主教被按立,罗马监督仍派它的一个长老去参加。格列高利的一封信记录了当时的这个习惯。然而,我并不认为这是很古老的规定,虽然他们当时为了荣誉和礼貌,差派自己的使节参加大主教在其他教区的按立,但之后这习惯渐渐地成为一个规定。无论如何,显然在古时候,罗马监督按立的权威局限于他自己的教区,这是尼西亚会议的法规。

大主教受按立时,会议同时也写了书信,但这信并没有表示罗马监督有任何特殊的权威。在受按立之后,大主教习惯在正式的仪式上宣告自己的信仰,这也包括大主教决定顺服教会圣洁会议的决定。他们这样见证自己的信仰,彼此认可对方。若罗马监督当时做主席,他就会被视为有更高的地位,但他之所以也负责在众主教面前宣告自己的信仰,这是表示他的顺服,而不是地位。格列高利写给阿纳斯塔修、君士坦丁堡的西里亚库斯(Cyriacus of Constantinople)和众主教的信也证明这当时的习惯。

7.彼此的劝勉

接下来有劝勉或斥责,就如当时的罗马监督劝诫和斥责别人,他们同样也受其他监督的劝诫和斥责。爱任纽严厉地斥责了维克多(Victor),因他在次要的事上以有害的争议轻率地搅扰教会。维克多毫不反对地听从。当时的监督都有被罗马监督(他们的弟兄)劝诫和惩戒的自由。相反地,他对他们有同样劝诫和斥责的自由。如果当时斯蒂芬(Stephen)统治高卢,难道西普里安不会说:“既然他们在你的权利之下,命令他们吧”?但他所说的话截然不同,他说:“我们彼此弟兄般的交通,迫使我们彼此劝诫。”而且这温柔的人,当他认为斯蒂芬变得过于骄傲时,用极为严厉的话斥责他。因此,从这一方面来看,当时的罗马监督也没有任何在其他教区之外的权柄。

8.举行会议的权柄

至于举行会议,每一位大主教都负责在固定的时候举行教区的会议,在这事上罗马监督没有任何的权柄。此外,唯有皇帝自己才有举行普世会议的权柄。当时若有任何监督企图这样行,不但其他教区之外的监督不会理他,甚至会造成很大的骚乱。因此,皇帝毫无偏袒地叫众监督参加。苏格拉底说朱利乌斥责了东方的监督,因他们没有叫他参加安提阿会议,尽管教会的法规禁止教会颁布任何谕令,除非先告知罗马监督,可是谁不知道,这些谕令必须看作对普世教会都有约束力?这也难怪,鉴于罗马教会传统悠久,城市巨大,教区威望很高,罗马监督不在的情况下通过任何涉及信仰的普世谕令都是不可能的,除非罗马监督确实拒绝出席!但这与统治整个教会彼此的关系如何呢?我们并不否认罗马监督是基要的监督之一,然而我们拒绝接受天主教现在所坚持的,即他的权柄主宰整个教会。

9.伪造的文件

第四种权柄是上诉的权柄。显然至高的权柄在于听上诉的教区。许多人经常向罗马监督上诉,且他自己也主动地接受这样的案子,然而当他超过自己的范围时,就受其他监督的嘲笑。关于东方和希腊的光景,我不十分清楚,然而当高卢的监督认为罗马监督企图压制他们时,他们很勇敢地抵挡他。

非洲就这事情争辩了很长一段时间,因当那些向国外上诉的人在米勒维会议(Council of Milevis,奥古斯丁也参加了这会议)被革除会籍时,罗马监督设法改变了这决定。他差派了使节来欺哄教会说,他在尼西亚会议时获得了这特权。这些使节带来了自己教会对尼西亚会议的记录。非洲人反对,并说当罗马监督替自己辩护时,教会不应当认为他自己的记录是可靠的、理所当然的。因此,这次会议决定向君士坦丁堡以及其他希腊的大都市要更为可靠的记录。结果他们发现罗马的记录与他们的截然不同。因此,他们当时批准拒绝给罗马监督至高权柄的谕令。在这丑闻中,罗马监督的无耻被揭发出来,他企图用萨底卡会议(Synod of Sardica)的记录取代尼西亚的记录,却公开、羞辱地被发现。

然而,那些在尼西亚会议记录上添加伪造信的人更邪恶、更厚颜无耻。这伪造信说某一位迦太基的监督斥责了他前任的傲慢,因为后者拒绝顺服使徒的教区。前者决定要顺服罗马教区,并且恳求他们的饶恕。由此可见,罗马教区的威严被建立在这样所谓古老的记录上。他们在古老的伪装底下,极其幼稚地撒谎,甚至连愚昧的人都能认得出来。这伪造信记载:“奥勒利乌(Aurelius)因充满魔鬼般的勇气与顽梗,违背了基督以及圣彼得,因此他应当受教会的咒诅。”奥古斯丁的立场呢?那些参加米勒维会议的教父们立场又如何?而我们为何需要费时、费力地反驳这伪造呢?连天主教徒(只要他们心里仍有任何的谦逊)都不可能对这记录不感到羞耻。格拉提安(Gratian)或出于恶毒或出于天真,指着非洲监督的谕令,即“一切向国外上诉的人必定被革除教籍”,加上了一个例外:“除非他们向罗马教区上诉。”我们该如何对付这些野兽?他们缺乏常识到他们企图把法规唯一所禁止的事当作例外!他们的会议之所以禁止向国外上诉,完全是为了禁止向罗马教区上诉!然而,这位优秀的解释者竟然把罗马教区当作例外!

10.君士坦丁、监督麦基亚德以及阿尔会议

然而,为了完全证明这重点,历史上的一个事件能清楚地显示在教会的古代,罗马监督统治的范围如何。卡撒奈迦的多纳徒(Donatus of Casae Nigrae)指控了凯其良努(Caecilian)——迦太基的监督。凯其良努被判有罪,虽然他没有正式上法庭。因当他发现众监督冤枉了他之后,他就拒绝出席。这案子最后上诉到皇帝君士坦丁那里。既然君士坦丁希望教会能做最后的判决,他就将这案子交给麦基亚德(Melchiades)——罗马的监督。但他同时也叫意大利、高卢以及西班牙的其他监督与他一同做判决。如果教会的案件都是直接向罗马教区上诉,那么为何麦基亚德允许皇帝吩咐其他教区的监督与阿尔勒监督一起合作呢?事实上,他为何听从皇帝的吩咐,而不是他自己做主呢?而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到最后凯其良努赢了,多纳徒邪恶的企图不成功;凯其良努上诉,君士坦丁将其交给阿尔勒监督审断,这监督负责决定罗马监督的判断是否正确。那么,若罗马教区有无可上诉的至高权柄,为何麦基亚德监督给他这样大的羞辱呢?当时又是谁做皇帝呢?是君士坦丁本人。然而,天主教徒夸耀这皇帝不但尽自己的力,甚至也几乎倾注他国度一切的财产,为要提高罗马教区的地位。可见当时的罗马监督没有天主教所归给他在众教会之上那至高的权柄,虽然那监督假冒为善地宣称这权柄是众教会同意他在所有的世代都拥有的。

第五和第六世纪教皇的立场:对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立场互相比较(11—16)

11.伪造和推翻的行为

我知道他们有多少信件、多少敕令以及教令,能证明他们的教区拥有这至高的权柄,且罗马监督极为高傲地宣称之。但就连最不聪明和没有学问的人都知道,这些文件大部分都肤浅到一看就知道它的来源。因为有什么理智的人会认为他们最有名的解经,即格拉提安所录阿纳克里图主张的解经,真的是阿纳克里图所主张的,即矶法是教会的“头”?为了替罗马教区辩护,今日许多天主教徒滥用许多格拉提安不加分辨地拼凑起来的胡言乱语攻击我们。他们居然在今日的明光底下,仍企图传扬他们在黑暗的时代中用来欺哄简单之人的谎言。然而我不打算费时费力地反驳他们,因为这么荒谬的话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我承认一些古代教皇的信存留到如今,且这些信以某些威严的称号称赞罗马教区,譬如利奥所写的一些信。但那个人对荣耀和权力异常着迷,就像他的学问和口才与众不同一样,然而,问题是当时的教会是否相信这样一位自夸者的见证?此外,当时有许多人反对他的野心,并抵挡他对权力的贪心。他曾经选择帖撒罗尼迦监督做他在希腊和其他附近教区的副主教,他在另一个时候则选择阿尔勒监督做他在高卢的副主教。他也指派希斯帕拉(Hispala)的霍尔密斯达(Hormisdas)监督做他在西班牙的代理人,然而他经常强调他所指派的人不许违背当地教区的主权。连利奥自己都宣称教区的特权之一是:若有任何的疑问,他们首先要请教当地的主教。因此,这些代理人被指派的一个条件是:不可妨碍主教的日常管辖权,也不可干涉主教审判上诉的权柄,或干涉教区会议对教会的管理。这难道不就表示他们没当地的主权吗?他们只负责帮助教区根据教会的法规和团契的性质解决争议。

12.教皇在格列高利一世时代的权柄

然而到了格列高利的时代,那古代的习惯已经大大地被改变了。因为罗马国家受震撼且被分裂了,高卢和西班牙不断地遭遇灾难,以利哩古被毁坏了,意大利受攻击,以及非洲发生不断的灾难,几乎也被毁坏。在这样严重的政治混乱中,为了保护基督教信仰,或至少拦阻这信仰完全被毁灭,各处的监督都与罗马监督建立了更亲密的关系。其结果是,不但罗马教区的地位被提高,它的权柄也被提高了。其实,我没有那么在乎这事情发生的理由。显然到了这时代,罗马教区的权柄比从前的时代更大。但这权柄与毫无限制的独裁权柄,即一个人能随意吩咐众教会的监督截然不同。但当时罗马教区被尊敬到它能靠自己的权威征服以及压制其他监督所无法控制之邪恶和顽梗的监督。格列高利经常认真地宣告他不但要求其他的监督交给他权柄,他同时也保守他们的权柄,他说:“当一位监督被野心诱惑时,我也不夺去他所应有的权柄,我反而在万事上想要尊荣我的弟兄。”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他以这话高傲地自夸他教区的首要性:“我不知道有哪个监督犯了错会不服罗马教区的权柄。”但他立刻加上:“若没有过错的问题,众监督根据谦卑的原则,都是平等的。”他接受处罚监督的权柄,却同时宣称:若众监督都尽本分,他的地位与他们同等。他宣称自己拥有这权柄,愿意的监督就将这权柄交给他;不愿意的则能不受处罚地抗议,且多半选择抗议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此外,他在这里的话是指拜占庭的大主教,在教区判他有罪之后弃绝了这决定。其他的主教将这事向皇帝报告,然后皇帝吩咐格列高利做法官。可见,格列高利在此没有违背他自己权柄的范围,且他给人的帮助是在皇帝的吩咐下给的。

13.在格列高利时代,罗马监督职分的限制

由此可见,罗马监督的整个权柄在于当特别需要补救时抵抗顽梗、放纵的监督,目的是帮助而不是拦阻其他的监督。因此,他所接受在其他监督之上的权柄,在其他的时候则交给别的监督,因他承认他愿意受众监督的管教。他在另一封信中请求阿奎莱亚的监督到罗马来,在他与其他监督教义的争议上替他辩护,然而罗马监督不是根据自己的权柄,而是根据皇帝的吩咐叫他来。他也不打算自己一个人做法官,反而答应为了解决这问题举行教会会议。由此可见,在这时代,罗马教区有它不得越过的一定限制,且罗马监督与其他的监督在地位上是同等的。

然而,在这样的光景下,格列高利感到非常不悦。因他再三地埋怨他在监督的职分下,比做监督以前更需要管理世俗的事。他在别处说:“这些行政上的重担压迫我,甚至我的心无法思念天上的事。我如波浪被许多问题之风吹动翻腾,且在休息一段时间之后,仍被不得平静的生活所搅扰;甚至我能诚实地说:‘海上的暴风雨将我吞吃掉了。’”你可以想象得到,若在今日发生,他会有怎样的反应!即使他当时无法担任牧师的职分,但他仍旧拥有这职分!他弃绝了世俗的行政,并承认他在皇帝的权柄下。除非有急迫的需要,他没有干涉其他教会的事。然而,既然他无法全时间地担任监督的职分,对他自己而言,他的生活就如迷宫一般。

14.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在地位上的争议

就如我们上面所说,君士坦丁堡监督与罗马正在争吵哪一个教区是首要教区,因为当宝座被设立在君士坦丁堡之后,那国度的威严似乎要求那教区的尊荣只低于罗马教区。事实上,在刚开始的时候,罗马作为国度的首都,就是它之后成为首要教区最大的因素。在格拉提安有一条依教皇卢修斯(Lucius)名义所颁布的敕令。他在这敕令中宣称:大主教所居住的都市,应当是那教区之前的政府决定的。另外还有一条教皇克莱门(Clement)所颁布的相似敕令。克莱门在这敕令中陈述:古时曾经在拥有大祭司的都市里设立族长。虽然这是荒谬的看法,但仍是真实发生的事。显然,当时为了故意不制造很大的变化,教区的组织与当时的政治有关,且大主教被指派在最有名望和权力的都市里。因此,杜林会议(Council of Turin)颁布谕令,决定重要的主教教区要设在各省中世俗政府权力最大的城市中。这会议同时也决定:若统治的权柄从一个都市移转到另一个都市,大主教的权柄也当移转到新的都市。当罗马帝国的首都移转到君士坦丁堡之后,罗马监督英诺森(Innocent)看到他都市古代的权柄越来越被削弱,他因此颁布了相反的法规,宣告大主教的权柄无须随从都市权柄的变化。然而教会决议的权威应当高过任何一个人的看法。所以我们应当不理会英诺森的这个决定。无论如何,他自己的决定本身,表示大主教的权柄是根据帝国暂时的城市排序所决定的。

15.利奥抗议君士坦丁堡的新地位

根据这古老的法规,君士坦丁堡的头一个会议颁布谕令:都市监督的权柄只低于罗马监督,因为君士坦丁堡等于是新的罗马。然而过了许多年之后,当卡尔西顿会议颁布了相似的谕令时,利奥强烈抗议。他不但将六百多监督所颁布的谕令视为虚无,同时也极为刻薄地指控他们从其他教区的手中,夺去他们交给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尊荣。这个人以这么次要的事情搅扰整个教会,难道不就是出于他自己的野心吗?他主张尼西亚会议曾经颁布的教令是不改变的,好像若一个教会的地位高于另一个教会的地位,基督教信仰会因此落在很大的危险中;或好像教区的位置本来就不是为了教会的组织而设立的,然而我们都知道教会的组织在不同的时代能接受,甚至要求一些变化。因此,利奥认为尼西亚会议交给亚历山大教区的尊荣,不应当移转到君士坦丁堡教区,此立场是站不住脚的。因常识告诉我们:这教令在别的时代能根据教会的需要被取消。为何他们没有抗议,虽然这是最关乎东方监督的事?普罗特里乌(Proterius)——亚历山大当时的大主教在场,他被任命取代狄奥斯库若,且另外还有一些监督没有抗议,虽然这谕令削弱了他们的尊荣。

愿意抗议的应该是他们,而不是利奥,因他的地位并没有被削弱。但当他们都一同默然不语地接受这命令,且唯有罗马监督才抗议时,他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他显然预见即将发生的事。随着罗马古时的光荣的消退,君士坦丁堡因不满足于位居第二,决定与罗马争论谁是首要教区。利奥的抗议最后没有成功,且会议的谕令被批准。他的继承者因此认输了,并且没有再表现这样的顽梗,因这会议也决定交给罗马监督第二个位置。

16.君士坦丁堡斋戒者约翰(John the Faster)的傲慢,以及格列高利的谦卑

然而没过多久,在格列高利的时代统治君士坦丁堡教会的约翰,突然间宣称他是“普世的主教”。这时候格列高利为了忠心地保护他教区公正的地位,坚定地反对他。约翰的骄傲以及疯狂实在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他企图将罗马帝国的范围当作他自己教区的范围。虽然格列高利反对他,但却没有与他竞争这地位,反而说这是邪恶、亵渎以及可憎恶的称号,不管这称号属于谁。格列高利在别处甚至生亚历山大监督优罗基乌的气,因这监督也给了他类似的称号。他说:“你看,在你所写给我的这封信中,我虽然禁止你,但你仍旧给我这令人高傲的称号,即‘普世的教皇’,我请您之后不要再这么做,因当我们超过理智地称赞他人,我们就夺去自己所应得的,我并不想看到我弟兄的尊荣被剥夺而以此为荣。因为我的尊荣是普世教会的尊荣,且我弟兄的生命和活力也是我自己的尊荣。然而您若称我为‘普世的教皇’,这是从你自己的手中夺去你所归给我却自己应得的地位。”

格列高利这样做是公正、可尊荣的行为,然而约翰居然受到皇帝莫里斯(Maurice)的支持,到最后仍然是不可挽回的。且约翰的继承者西里亚库斯(Cyricus)也持同样的立场,且拒绝被说服这就是错误的。

借着掠夺者福卡斯(Phocas)以及丕平(Pepin),罗马的范围加倍地扩大,而且之后这范围被确认,这对教会极为有害(17—18)

17.教皇的至上权最后得以设立

到最后,福卡斯在莫里斯被刺杀之后,接续他做监督(我不知道他为何对罗马人更友善,大概是因他自己在罗马毫无争议地被加冕的关系)。福卡斯将格列高利从来没有寻求过的地位赐给卜尼法斯三世,即罗马在众教会之上的权柄。这就结束了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争议。

然而,皇帝给罗马的这福分,若之后的事情没有发生,对罗马教区毫无益处。以后希腊、全亚洲与罗马的相交断绝了,而且高卢对罗马监督的尊敬局限于照自己的方便顺服它。然而,自从丕平开始做皇帝以来,高卢在那时开始顺服罗马监督。因当时的罗马监督撒迦利亚帮助他背信和抢夺,推翻当时的皇帝,为了抢皇位,皇帝将高卢的众教会摆在罗马监督的权柄下作为奖赏。就如强盗习惯于分赃,同样这些君子们在君王被推翻之后,丕平可以统治罗马帝国,而撒迦利亚则成为众教会的监督的头,拥有属灵的权柄。

虽然教皇的权柄在刚开始的时候并不大(因这是完全新的现象),之后借着查理曼(Charlemagne)的权威,因同样的缘故加倍地增加。查理曼同样也靠教皇的帮助获得王位,所以他同样也欠教皇人情。

虽然最大的可能是所有的教会都已经开始堕落了,但在这时候我们确定:在高卢和德国,古时教会的样式已经毁坏了。巴黎宫廷的档案里还存有这些时期的简要记录,上面提到丕平、查理曼与罗马教皇的这些安排,我们以此能推论教会在那时候变质了。

18.教会继续堕落,一直到明谷的伯尔纳时代

从那个时候开始,随着教会的情形变得越来越糟,罗马教区的专制越来越根深蒂固。这一方面是因众监督的无知,另一方面则是因他们的懒惰。一个监督越来越违法地增加自己的权柄,然而其他的监督没有不顾一切地限制他,虽然他们应该这样做。这些监督虽然不缺乏勇气,却没有他们所应有的学问和知识,所以他们在教皇面前完全无能为力。到了伯尔纳的时代,罗马已经亵渎了神所分别为圣的一切。伯尔纳埋怨世界上野心勃勃者、贪心者、神职买卖者、亵渎者、淫乱者、乱伦者,以及其他类似的妖怪,都到罗马来,为了获得或保留出于使徒权柄的教会尊荣;他同样也埋怨教会充满欺哄、诡诈以及暴力。他也视那时代惩戒的方式(不管是教会的纪律或帝国的法律)是可憎恶和极不妥当的。他宣告教会充满有野心的人,且他们在抢钱之后就如在山洞里分赃的贼一样快乐。他说:“几乎没有人留意法官的话,他们反而留意他的手。而且他们有极好的理由这样做!因他的手忙着教皇的事。判人无罪的法官都被教会所贪污的钱买通。穷人被践踏在有钱人的脚底下,银子在泥巴里发亮,且人从各处来这里,好把它抢走;得手的不是穷人而是强壮人,或许是跑得快的人。这习惯或这治死人的行为,不是从你们开始的,然而,但愿能在你们这里结束。在这一切的邪恶正在进行时,你这牧师上来穿着昂贵的衣裳。我敢说这不是羊的牧场,而是邪灵的牧场。难道这是效法彼得和保罗的榜样吗?你们的法庭习惯接受东西,而不是造就好人。恶人在你们那里不受益;善良的人在那里堕落。”没有任何敬虔的人在听到他在此所提到的对诉讼的滥用而不感到惊讶。最后,他也讨论到罗马教区在篡夺权利上表现的贪婪无度。他的结论是:“我在此所说的是众教会一般的抱怨。他们呼叫说自己就如残缺的身体那般,几乎没有任何教会对罗马教区所给他们的打击不感到悲哀或害怕。也许你会问:‘什么打击?’修道院院长与监督被分开了,监督与大主教也被分开了,等等,难道你们能为这样的罪找借口吗?你的这行为证明你有十足的权柄,却没有充足的义行,你这样行因为你有权柄这样行,然而问题是你是否应当这样行?你被指派是为了彼此保守对方的尊荣和地位,并不是为了贪恋别人的地位。”

虽然有众多类似的例子,然而我指出这些的目的,一方面是要告诉读者们,到了这个时代,教会已经堕落到这悲惨的地步,另一方面是要他们明白,敬虔的人对这大灾难感到非常伤心和痛苦。

之后教皇的宣称与格列高利一世

19.现代天主教对权威的宣称

c我们虽然今日承认罗马教皇拥有利奥和格列高利时代的教皇所拥有的地位和权柄,然而教皇本身如何看待这权柄呢?我现在所说的不是地上或政治上的权柄,我们在恰当的时候将讨论这事。我说的反而是他们所夸耀的属灵管理以及当时的情形彼此关系如何。他们索性把教皇定义为:他是地上教会的唯一的元首,也是普世的监督。然而,当教皇本身谈到自己的权柄时,他们自夸地宣告吩咐人的权柄在自己的手中,而其他人有顺服他们的必要性;他们甚至说众百姓应当接受他们的命令,就如接受彼得亲口说的话一般;他们也说教区的会议没有权威,因为他们没有教皇做主;罗马教区说他们能按立监督,并指派他到世上任何的教区;他们也能将那些在其他教区被按立的监督派到自己的教区来。有无数类似的话在格拉提安混乱的法规里,然而我在此不提,免得我的读者们感到太无聊。总而言之,他的意思是:罗马教皇的权柄延伸到教会的一切事上,不管是决定和解释教义、颁布法规、管理教会或施行惩戒。而且我也不打算费时费力地指出他们宣称自己的“圣职任命权”所给他们的一切特权。然而最不能接受的是,他们若滥用这无限的权柄,没有在他们之上的人能管他们,或勒住他们的私欲。他们说罗马之所以是首要教区,是因为无人能监督他们。不管是皇帝、君王、众监督,或众百姓,无人能监督他们。一个人若在万人之上而没有在一人之下,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专制。然而,假设他完全照自己的意思统治神的百姓,分散神的选民以及毁坏基督的国度,叫整个教会落在迷惑中,叫牧师的职分成为贼窝,那怎么办呢?即使他坏到极处,教皇仍然否认他对任何人负责任,这是他亲口所说的话:“除了教皇之外,神喜悦其他人的案子是由人做判决,然而就罗马教区的监督而论,则是由神自己判断。”以及“臣民的行为由我们自己做判决,然而唯有神自己才能审判我们。”

20.新的伪造支持他们不合理的宣称

为了让这样的法规更被人接受,他们以古代监督的名伪造文件,好欺哄人认为教会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法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上面已详细地指出古代教会会议给监督多大的权威。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新的捏造,他们甚至悖逆到假装君士坦丁堡监督阿纳斯塔修颁布了一条敕令,并且在这敕令中宣告,根据古代的法规,就连离罗马最遥远的教区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得到罗马教区的许可。但这敕令毫无根据,谁会相信正在与罗马监督在尊荣和地位上竞争的人,会突然决定要将这样大的权柄交给他?然而,主喜悦这些敌基督的人作恶到疯狂和心盲的地步,好让一切有理智的人,只要睁开眼睛,就能辨别出这些人的邪恶。然而,格列高利九世所找出来的文件,以及《克莱门文献》(Clementines)和《马丁的教令集》(Extravagants of Martin)记录了当时教皇的非常暴力,且有毫无制约的专制,如野蛮的君王一般。但天主教徒居然希望人因这样的文件接受教皇的权威!今日所被看作圣言的话来自这些文件,即教皇的无谬误,教皇在众教会会议之上,教皇是众教会的普世监督,也是地上教会至高的元首。我不愿提他们更为荒谬的话,这是他们学校愚昧的法规专家的胡说,且天主教的神学家们为了奉承他们的偶像,不但接受,甚至说称赞的话。

21.格列高利斥责了现代教皇所认定的法规

我不会竭尽己力严厉地攻击他们。为了反驳这不可思议的悖逆行为,也许别人会引用西普里安主持会议时,在众监督面前所说的话:“我们都不敢说自己是万监督之监督,或以专制的谬论迫使其他的同工跟随他。”或许别人会引用迦太基会议之后所颁布的法规反驳他们:“我们不允许任何人被称为众监督的元首。”也许别人会找出教会会议的见证、许多会议的教令、许多古时神学家们的话,好完全揭发罗马教皇的谬论!

然而这一切我略而不谈,免得我被视为对他们过于吹毛求疵。但我仍要请这些罗马教区的伟大支持者回答我,他们凭什么这样无耻地支持“普世监督”这称号,因为格列高利显然经常斥责这称号。我们若相信格列高利的见证,就必须提醒他们,当他们称教皇为普世监督时,他们就在证明他是敌基督,且格列高利也弃绝用“元首”这一词。格列高利在别处说:“彼得是主要的使徒;约翰、安得烈以及雅各是当时不同团体的主席,然而全教会的会友都在一位元首之下。事实上,在律法之前的圣徒、在律法之下的圣徒,以及在恩典之下的圣徒都组成主的身体,并因此被称为这身体的肢体。而且从来没有人希望被称为‘普世监督’。”

教皇自称命令众教会的权柄与格列高利在别处所说的话完全不一致。因为当亚历山大的监督优罗基乌说格列高利曾经“吩咐”他,格列高利的答复是:你不要在我面前用“吩咐”这一词,因我知道我是谁,也知道你是谁,在地位上你们是我的弟兄;在道德品格上你们反而是我的父亲。因此,我并没有吩咐你们,乃是指出了一些或许对教会有益处的事。

罗马监督无限扩大他权柄的范围,不但因此大大地伤害其他的监督,甚至也伤害众教会。他这样拆毁他们,是要在他们的碎片上建造自己的房屋。

他将自己摆在众教令之外,并且意欲用独裁的方式统治,甚至将自己的喜好视为教会的法规。这样的行为完全不妥当,并且与监督的职分极不相称,甚至是众教会无法接受的行为。这样的行为不但完全不敬虔,也极不人道。

22.现代天主教的腐败

为了避免不得不反驳他们的每一个谬论,我再次请求那些自称为罗马教区最忠心的支持者回答我,他们是否对为现代天主教辩护感到羞耻。因为现代的天主教比格列高利和伯尔纳时代的天主教要腐败百倍,尽管他们对当时的教会极为不悦。格列高利再三地埋怨他过于受到与教会没有直接关联的事所干扰,他感觉到自己在监督职分的伪装下,被诱惑再次归向世界,且他做监督时所必须管的世俗的事比他做平信徒时还要多,世俗的事搅扰他到他几乎无法思念天上的事,他如波浪被许多大问题的风吹动翻腾,也被今生如暴风般的患难所搅扰,甚至他能诚实地说:“我掉入了深海里。”他承认虽然他必须管理很多世俗的事,他仍然有机会证道,私下劝勉和管教会友、治理教会、辅导自己的同工,并劝他们更认真地担任自己的职分。除此之外,他还有写书的时间,但他仍将他的光景当作灾难,即在大海中即将被淹没的光景。若当时的教会治理可以比作大海,那现今天主教的治理算什么?那时候跟这时候难道有任何相似的地方吗?现在没有证道,没有人施行惩戒,没有人认真地帮助其他的教会,没有属灵的生活。简言之,只有世界。但他们却称赞这迷宫,仿佛以前没有比现在更好的光景。

当伯尔纳想到那时代教会里的恶行时,他有众多的埋怨,也经常为此光景叹息。他若能看到我们钢铁般刚硬,或如果可能,比钢铁更刚硬的时代,他将会如何呢?我们不但将众圣徒曾经斥责的事视为圣洁和属神的事,甚至不诚实地利用他们的见证为教皇的制度辩护(虽然他们对这制度完全陌生),难道不是很可怕的败坏吗?然而我承认,在伯尔纳的时代,一切的事物都败坏到与我们这时代差不了多少。然而,那些企图利用利奥和格列高利那时代的见证支持现代败坏的人是完全无耻的。这样做就如罗马人为了设立凯撒的君主政治,称赞罗马古时候的共和国;换句话说,他们借用对自由的称赞,好装饰自己的专制。

对这时代天主教的审问(23—30)

23.罗马有没有教会或监督的职分?

最后,即使我们承认他们所说的这一切,当我们说罗马教会中不存在这样的特权时,当我们否认罗马存在支持这种特权的监督时,我们立刻遇到新的问题。假设这一切都是真的(虽然我们在上面已经证明是假的):基督亲口指派了彼得做整个教会的元首;基督也将他所赐给彼得的这尊荣专门摆在罗马教区里,这制度受古代教会的认可,并且这制度维持很长久的时间,也证明它的正统性;基督徒们从一开始都毫无例外地将这至高的权柄交给罗马教皇;他是众案件和众人的审判官,但不受任何人的审判。假设他们能宣称比这更多的特权,我只用一句话回答:除非罗马有教会和监督,否则这一切都毫无价值。他们必须向我承认这一点:自己若不是教会,就不可能是众教会之母;自己若不是监督,就不可能是众监督的元首。他们愿意宣称罗马是使徒教区吗?那么他们就当向我证明这是真实、合乎圣经的使徒教区。他们愿意宣称自己有至高的监督吗?那么他们只要证明他们拥有监督。他们又如何证明自己的教会有真教会丝毫的样式呢?他们的确说有一个,并一直称赞它。显然教会是以真教会的特征被认得,且“监督的职分”是某种特殊的职分。我在此所说的不是人而是治理本身,因为教会任何时候都必须有治理。他们的教会哪里有基督所设立的事工呢?我们当记得上面所说关于长老和监督职分的话。我们若考察他们的主教,他们必须有起码的监督资格。我也想知道教皇本身有什么监督当有的资格。监督职分的第一个责任是用神的道教导百姓,第二个责任是施行圣礼,第三个责任则是劝勉和鼓励、斥责犯罪的人以及执行惩戒。教皇尽了这三个本分吗?事实上,他甚至不愿意做做样子。那么我想知道他凭什么要求人将他视为监督,因他一点都不管监督所担任的职分。

24.背道

监督与君王截然不同,因为君王即使没有尽王所当尽的本分,他仍有君王的尊荣和称号。然而在考察监督时,我们必须留意基督的吩咐,因这是众教会一直听从的吩咐,那么请天主教徒帮我解决这难题。我否认他们的教皇是众监督的元首,因为他根本不是监督。他们必须证明他是监督,他才有被称为众监督元首的可能性。他不但没有监督的任何资格,反而在各方面与这资格相违背。然而我不晓得该从何说起。是从他的教义,还是从他的道德品格?我该说什么?该省略什么?我该在哪里结束?我至少可以说:既然这世代的世界充满众多邪恶、不敬虔的教义,充满各种不同的迷信,被众多的谬论弄瞎心眼,沉醉于极为可怕的偶像崇拜,没有任何的大罪恶不是源于罗马教区,或至少受罗马教区的支持。这就是为何罗马教皇暴力地攻击使人心苏醒的福音的教义,并且尽自己的力量抵挡福音;他们为何引诱众君王逼迫传福音的人,即他们知道基督的福音一旦得胜,他们的整个国度将立刻被击垮。利奥是残忍的;克莱门是流人血的;保禄是野蛮的。但这些人被驱使攻击真理,并不是因他们与生俱来的个性,而是因这是唯一保护自己权柄的方式。直到他们把基督赶走为止,他们无法得到安宁,所以他们在这世上极力地奋斗,就如为自己的信仰、自己的家庭,甚至自己的性命作战那般。那么在这样可怕背道的光景中,难道还有使徒教区吗?难道残酷逼迫传福音的人,公开地证明自己就是敌基督,这人能被称为基督的代理人吗?难道那以火和刀剑企图毁坏彼得所建立一切的人,能说是彼得的继承者吗?难道那位将教会与教会真正的头基督的联合斩断,并使基督的身体变为残缺的人,自己是教会的元首吗?罗马在古时候的确是众教会之母,然而当她变成敌基督的教区之后,就完全变质了。

25.敌基督的国度

有人认为我们既然称罗马教皇为“敌基督的”,就证明我们是毁谤和咒骂人的人。然而这样认为的人并不晓得他们在指控保罗采用毫不节制的言语,因我们是效法他的榜样,用他的话。为了避免有人指控我们邪恶地曲解保罗所指别人说的话,并恶劣地运用它们在教皇身上,我将简洁地证明保罗的这话所指的就是罗马教皇。保罗说敌基督的人将坐在神的圣殿里(帖后2:4)。圣灵在另一处经文中,在安提阿古(Antiochus)身上向我们e描述敌基督的样式。他说敌基督做王时将说许多自夸以及亵渎神的话(但7:25;启3:10,13:5)。我们以此推论这是在人的灵魂上,而不是在人身体上的专制,因这c权势抵挡基督属灵的国度。其次,保罗告诉我们这专制将不会除掉基督或教会的名义,而是将伪装基督的样式隐藏在教会的名义底下,就如在面具之下。从新约教会的一开始到如今一切的异端和旁门都属于敌基督的国度。然而,当保罗用这话预言将来的背道时(帖后2:3),他的意思是:当教会发生普世性的背道时,这可憎恶的国度同时将得以建立,虽然许多被分散的信徒将在真道的合一之下持守到底。保罗接着说,在他自己的时代,敌基督以那不法的隐意开始进行它的工作(帖后2:7),且它之后将公开地完成这工,他的这话告诉我们:这灾难不是一个人开始的,将来也不会只有一个人完成这工。他这样描述敌基督的人,即他将夺去神的尊荣,为了自己抢夺这尊荣(帖后2:4)。因此,当我们寻找敌基督时,这必须是我们最主要的考虑,特别是因这骄傲引致公然毁坏主的教会。既然罗马教皇无耻地将唯独属神和基督的权柄当作属于自己是显而易见的事,那么我们就应当毫不怀疑地相信他就是那可憎恶的统治者。

26.罗马天主教与合乎圣经的教会秩序截然不同

我现在向罗马天主教徒挑战,让他们利用古时候的教会抵挡我们,就如在这么大的一团糟中,他们企图保存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教区!优西比乌说:神为了伸冤,将耶路撒冷的教会移转到佩拉(Pella)。若这事曾经发生过一次,就能再一次地发生。因此,将罗马视为首要教区,好将基督最可恶的仇敌、福音最大的敌人、最严重荒废和毁坏教会的人、最残暴谋杀圣徒的人,当作基督的代理人、彼得的继承者、教会至高的监督,且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占有最古老的教区,这的确是完全荒谬和愚昧的事。我略而不谈教皇秘书处与那合乎圣经的教会秩序距离有多大,但这一件事情能夺去一切对这问题的疑惑。因为没有任何理智的人会将监督的职分局限于教令之下,更何况在一切诡诈和欺哄人之事的总部里,且他们将这些行为视为合乎圣经的教会秩序的证据!有人恰当地陈述过人所夸耀的罗马教会早就变成宫廷,且古时罗马教会所剩下的不过是这宫廷。我在此并不责备各人的恶行,而是证明罗马天主教本身与合乎圣经的教会秩序相违背。

27.教皇的恶行和异端与他们的宣称形成强烈的对比

我们若谈到教皇本身,这些人是怎样的基督代理人是众所周知的事,朱利乌、利奥、克莱门以及保禄都必定被视为基督徒信仰的柱石和基督教最伟大的发言人,虽然他们对基督一切的认识不过是在路西安(Lucian)的学校里学来的。然而我为何只列举三或四个教皇的名字呢?好像我们对教皇以及众大主教从古时候到如今所相信的信仰有任何疑问!他们毫无分辨相信的隐秘神学的首要教条是:第一,没有神;第二,圣经一切对基督的教导都是谎言和欺哄人的事;第三,永世和最后复活的教义简直是神话。我承认这并不是他们每一个人的信仰,但这从很久以前就是一般教皇所相信的信仰,虽然这对一切认识罗马天主教的人是众所周知的事,然而天主教的神学家们仍夸耀说,教皇无谬误的教义是基督亲自给教皇的特权,因基督对彼得所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路22:32)他们在这极为可笑和无耻的事上能获得什么益处呢?他们只能在全世界人的面前证明他们已经坏到极处,以至于不惧怕神,又不尊重世人。

28.教皇若望二十二世的背道

然而假设我所指出的教皇的罪恶向人是隐藏的,因为他们没有在传道或他们的作品中将自己的罪报告出来,反而只在聚餐、在自己的房间里,或在他们宫廷的范围之内揭露自己的罪。然而,他们若希望人继续相信他们无谬误的这特权,他们至少必须在众教皇的名单上删掉教皇若望二十二世(John XXII)的名,因为他公开地教导人的灵魂是必死的,且与他的身体一同死亡直到复活之日。显然当时罗马教区的众主教都完全堕落了,因为没有任何的主教反对这极其愚昧的话。是巴黎学院敦促法国国王迫使他收回自己的主张。法国国王禁止他的国民与教皇若望有任何的来往,除非他立刻悔改,他也公开地宣告这法律。当时的一个人物约翰·杰尔森(Jean Gerson)见证在这命令之下教皇被迫公开地弃绝了自己的谬论。我举这一个例子就无须与我的对手继续争辩他们的宣称,即罗马教区以及他所有的教皇在信仰上是无谬误的,根据基督对彼得所说的话:“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路22:32)的确,教皇若望二十二世这可怕的背道使他从正统的信仰上堕落,这也毫无疑问地证明在监督的职分上接续彼得的人,不全都是神所认可的彼得。然而,这宣称幼稚到我们无须给他们答复,因他们若想将基督对彼得说的一切话都运用在彼得的众继承者身上,这就证明他们也都是撒旦,因主也曾对彼得说过:“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太16:23)我们将这话运用在他们身上,与他们将前者运用在自己身上是一样合理的。

29.教皇在道德上的堕落

我并不想与他们竞争做傻子。因此,我重新开始讨论我前面的话题。我们若将基督、圣灵以及教会局限于一个地方,以至于不管是谁在那里统治,即使他是魔鬼,他还是值得被称为基督的代理人以及教会的元首,全是因为这教区曾经是彼得自己的教区,这不但亵渎神和污辱基督,同时也很荒谬以及违背一般的常识!罗马教皇若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基督教信仰完全陌生,他就是基督教最大的仇敌。所以他们做罗马教区的监督,根本不证明自己是基督的代理人,就如被摆在神圣殿的偶像不能成为神一样(帖后2:4)。那么,我们若鉴察教皇的道德,我请众教皇自己回答,告诉我们他们拥有基督所要求监督的哪一个资格呢?首先,教皇不但纵容罗马放荡的生活方式,对之保持沉默,甚至点头赞许,这与监督的职分极不相称。因他们本当以严厉的惩戒勒住百姓的恶行。我同时不想对他们严厉到将别人的罪归在他们身上。但既因他们自己以及自己的家庭和几乎所有的主教、牧师,都出卖自己随从一切的邪恶、污秽不洁,以及各式各样的罪孽恶行,以至于他们像妖怪,不像人,这就彻底证明他们根本不是监督!然而他们不必害怕我会进一步地揭露他们的恶行。因为穿过这样污秽的泥潭令人难受,我也不想让人们纯洁的耳朵受罪。因我深信我已经充分地证明我的观点,即使罗马曾经是众教会的头,但它如今远不配被视为教会最小的肢体。

30.枢机主教

至于他们所说的枢机主教,我并不晓得他们如何突然间变成这么高贵的大人物。在格列高利的时代,这称呼唯独属于监督。因当格列高利提到大主教时,他指的不只是罗马教区的监督,也是众教会的监督。因此,简言之,大主教不过是监督。古代教会的神学家们都没有提到这称号。我反而发现他们之前的地位不如监督,如今却远超过监督。奥古斯丁的这话是众所周知的:“虽然根据教会里面的职分,监督的职分比长老的职分高,但在许多的事上,奥古斯丁远不如耶柔米。”这的确没有证明罗马教会的长老出人头地,反而证明众长老都在监督的地位之下。这秩序普遍被遵守,到迦太基会议时,虽然罗马教区有两个代表,一位监督以及一位长老(后者的地位被视为较低),最后,格列高利在罗马主持的另一个会议,当时的长老坐在最后面签名,执事则没有签名的特权。事实上,他们当时唯一的责任是要出席,并帮助监督教导和实行圣礼。但现在他们居然变成君王和皇帝的伙伴,且他们无疑与自己的头一起成长到他们已经到达了这尊荣的顶点。

那么,我也决定要稍微讨论这一点,好让我的读者们更能明白现代的罗马教区与古代的罗马教区截然不同,虽然他利用这教区古老的名誉为自己辩护。然而不管他们从前如何,既然他们如今在主的教会中没有任何真实和公正的职分,他们保留下来的只不过是这职分有名无实的躯壳而已。事实上,既然他们现今的光景与圣经所教导的刚好相反,那么格列高利经常描述的光景已经发生在他们身上,他说:“我哀哭呻吟,既然祭司的职分内里堕落了,其外表还能维持多久呢?”反而先知玛拉基所说的关于旧约祭司的话必定发生在他们身上:“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玛2:8—9)我现在劝众圣徒思考罗马教阶制度的顶端在神面前有多崇高,因为天主教徒以自己邪恶、无耻的心坚持神的真道也要向它屈服,虽然这真道是神圣的,应当受天上、地上,人和天使无限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