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年)是法国著名的神学家、牧师和律师,宗教改革时期最重要的改教家之一,在瑞士日内瓦实践改革。他27岁就一鸣惊人,但却一生敬虔、谦卑。神使用加尔文建立了完整、清晰的信仰体系,在关键时刻挽救了改教运动,引导教会回归真理。加尔文的思想,成为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改革宗(Reformed Church)、结盟宗(Huguenots)和清教徒(Puritan)的神学基础,今天大多数福音派教会的信仰和神学都源出于此。

《基督教要义》凝聚了加尔文思想的精华,倾注了他一生的心血,23年增订了五次,1559年最终版是1536年第一版篇幅的五倍。此书按照《使徒信经》的结构分为四卷,分别探讨圣父、圣子、圣灵和教会,构思恢弘、论述清晰、行文流畅、节奏明快,几乎每句话都包含着丰富的内涵,涵盖了所有的神学领域。《基督教要义》继承了大公教会的属灵洞见,并且全面系统化,有力地坚固了圣经的权威,阐明并捍卫了核心教义,使改教运动得以巩固、继续和深入。

本书的作者

1509年,约翰·加尔文出生于法国的努瓦永(Noyon)。这里是当地教区总教堂的所在地,他的父亲在天主教会任职,被贵族人士尊重。因此,加尔文虽然出身平民,却从小与贵族子弟一起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哲学和法律,1534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1535年,加尔文放弃既得利益、参与宗教改革,遭到法国政府的通缉,从此终生流亡国外。1536年,27岁的加尔文因出版《基督教要义》而一举成名。同年受聘于日内瓦做牧师,协助宗教改革,但1538年即遭市议会驱逐。1541年,他被请回日内瓦,此后虽然屡遭反对,但一直定居在日内瓦,组织日内瓦教会、建立日内瓦大学院。

在一些敌对者的传说中,加尔文是一个残酷对待异端的独裁者,冷酷无情地统治着不幸的日内瓦,似乎能在这个城市呼风唤雨。但实际上,加尔文只是一个寄居的难民,并没有政治权力,而是以神学和法律知识帮助日内瓦议会和教会制订法规和制度,只能坚定而柔和地劝人依法办事。当时日内瓦的人口分为三个等级:1、公民(Citoyen),本地出生,有投票权与被选权;2、居民(Bourgeois),有投票权,但不能进入小议会;3、寄居者(Habitant),没有投票权和被选权。加尔文和其他难民一样,都属于寄居者。1555年,日内瓦因经济危机而放宽了移民政策,加尔文才有机会于1559年成为居民,但直到去世都没有投票权。作为一位随时可能被解聘的牧师,加尔文的房子和家具都是市议会的。

但这位清贫、谦卑的加尔文,却是继马丁·路德之后最伟大的改教家。他对日内瓦的影响力并非根据正式的法律地位,而是根据属灵的权柄。神借着各种机会,把大批欧洲改教难民聚集到日内瓦,他们又把加尔文的思想传播到法国、荷兰、苏格兰、英格兰、匈牙利乃至欧洲各地。最终,加尔文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教会,波及整个欧洲的思想界,对政治、经济和科学领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接推动了西方社会进入现代,在许多方面塑造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态。

加尔文一生著作等身,包括《基督教要义》、圣经注释、圣经讲章和其他著述。其中《基督教要义》是他神学思想的系统阐述,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本书的书名和主旨

理解《基督教要义 Institutio Christianae Religionis》这个书名的含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本书的主旨。

“要义”的原文是“Institutio”,在当时的拉丁语境下,意思是“教导、指南、指导”,当时许多拉丁文作家都喜欢使用这个词作为书名。而“基督教”的原文是“Christianae Religionis”,在当时的拉丁语境下,既可以理解为“基督宗教”,也可以理解为“基督徒的敬虔生活”。加尔文在书中常把信徒称为“敬虔之人”。因此,《基督教要义》可以理解为“基督徒敬虔生活的指导书”,而这正是本书的主旨。

基督徒的敬虔生活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加尔文的主要著作是四十多卷圣经注释,在开始这个庞大的计划之前,他打算用一本导论来讨论圣经中的一些重要主题,使信徒在研读圣经时可以预先了解,他也不必在注释中展开大段讨论。因此,《基督教要义》相当于加尔文一系列圣经注释的导论,而此书的四卷结构,与他首先进行的《〈罗马书〉注释》密切相关。作为导论,加尔文很少大段引用经文。当他引用许多经文的时候,通常是因为论敌使用那些经文攻击他。加尔文坚持简单、字意的解经原则,拒绝利用寓意解经来证明教义。

本书最初写成的时候,法国对宗教改革一面严厉迫害、一面试图谈判,态度前后矛盾、举棋不定,而改教者们则盼望能有一个稳定而开放的宗教政策。因此在序言中,加尔文将本书作为改教者的信仰告白,献给法王法兰西斯一世,陈明宗教改革的基本信仰。

本书的重要主题

1. 认识神。加尔文在第一卷一开始就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智慧,也就是那真实与可靠的智慧,包含了两个部分:认识神和认识自己。”他指出:认识神是人认识自己的前提,而认识自己也能让人更加认识神。马丁·路德所关注的是作为救赎者的神,但加尔文不但关注神是救赎者,也关注神是创造者。只有认识神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知道他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对这个世界拥有主权,才能正确地理解教会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这个思想也成为科学起源超功利的动机,虽然科学的成果后来被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奠基者们的目的却并非为了征服或利用这个世界,而是借着研究这个世界,看到神的智慧和荣耀

2. 认识人。加尔文在第二卷一开始就指出,人的欲望、感受、理性和意志都已经全然败坏。与人本主义哲学家不同,加尔文从不讳言人性中的罪,他说:“几乎在每个时代,当有人以最动听的话语公开地赞美人性时,便会大受欢迎。然而,不论这叫人自我满足的赞美如何堂而皇之,却仍然只是自我陶醉罢了。”世俗的哲学家强调自由意志,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智在人性中居支配地位,意志有能力选择理智认为正确的决定,所以下意识地以为“应该就意味着能够”。但加尔文阐明了《罗马书》中的观点:人的意志实际上是被捆绑的,意志在理智之前就先行作出了选择,理智只是为意志的选择寻找理由。堕落之人的动念并不受理智控制,因此在这个层面上,人并没有自由意志,不能主动选择善。人的动念形成意愿以后,可以经过理智的计算与权衡,在不同的可能性之间自由做出选择,但实际上都是以个人为中心。加尔文所指人性的全然败坏,是指人的灵魂已经不能清楚地认识属天的事情,但神因着普遍恩典而赏赐的科学、艺术、政治、经济等才能,人并不可以忽略。

3. 预定论。加尔文的预定论广为人知,但我们要真正认识预定论,还必须了解他讨论这个问题的语境。加尔文在第三卷谈到预定论之前,先用了五章的篇幅论述基督徒敬虔生活的特征:操练舍己、背负十架、默想永世(第六至第十章),接着又用八章篇幅论述称义与恩典(第十一至第十八章),然后又论述了基督徒的自由(第十九章)。在这种语境之下看预定论的主题(第二十一至第二十四章),似乎有些逻辑矛盾。既然神已经预定,基督徒何必每天殷勤操练舍己、背负十架、默想永世呢?实际上,加尔文在论述了恩典、称义和基督徒的自由之后,才进入预定和拣选的主题,是为了强调神的怜悯与恩典。人的得救取决于神无条件的恩典,与人的行为与品德没有关系。基督徒的自由建立在神预定的基础上,信徒效法基督、过敬虔的生活,正是出于在自由中对神的渴慕,是被预定者对神白白恩典的回应。大公教会的传统是奥古斯丁的观点,即人自身在道德上是无力的,必须完全依靠神的恩典,但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家们却普遍接受了半伯拉纠主义的看法。加尔文回到奥古斯丁的立场,并且进一步教导双重的预定论,认为没被拣选之人的被弃绝,也是神的预定。

4. 预定论的影响。在历史上,预定论并没有像人所想象的那样,带来消极宿命的生活态度,反而成为积极行动的动力。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17世纪早期欧洲的经济精英都是加尔文主义者,因为加尔文的预定论和呼召观念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前提:资本主义精神。预定论认为:信徒不是因其行为而得救,但行为却是他们得救的结果和印证,重生生命的记号,必然会通过好行为表现出来,也就是努力工作、生活节俭、尽量施舍。另一方面,每个人今生都有神所呼召的生活方式,因此无论地位高低,都应在自己的岗位上忠心事奉。这样,所谓世俗的工作、包括做家庭主妇,都可以为神而做,而不是养家糊口或自我实现的手段。

5. 教会观。在宗教改革的时代,加尔文必须面对天主教和重洗派两种不同的教会观。为此,加尔文在第四卷首先强调了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的区别:通过强调无形教会,与天主教把教会等同于地上建制教会的观念相区别;通过强调有形教会,与重洗派把地上无建制的教会看作天上教会的观念相区别。加尔文认为,地上真教会的基本特征是:“我们在哪里看见神的道被纯正地传讲和听从,圣礼根据基督的吩咐被施行,我们就不可怀疑,那正是神的教会。”因此,有形教会并非完全由重生悔改之人所组成,其中也可能有不属于无形教会的挂名信徒。针对重洗派的教会观,加尔文也特别强调有形教会的组织秩序和不同职分的必要,他指出,教会秩序和不同职分的设立,是神的话语得以在教会中掌权的途径。圣灵的带领可以借着教会的秩序及传统体现出来,而当教会的秩序得到保证时,真理之圣灵的工作才能被充分地显明出来。

6. 政府观。《基督教要义》以给法国国王的信作为开始,以“政府”一章作为结束,把政治的主题变成神学的一部分。当时的反对者将宗教改革刻画为推翻政府的运动,所以陈述积极的政治观,对于为改教辩护、捍卫教义,是十分必要的。加尔文认为,教会负责属灵的国度,以属灵的教导及劝诫为主,没有以刀剑施行惩罚或管教的权柄;而国家则负责社会的秩序,以强制手段执行法律为主。教会不能逾越属于政府的事务,政府也不能干涉属于教会的事务。但政府与教会对于帮助信徒继续存留在基督的恩典中,都有重要的作用,彼此应当是互补的。加尔文把政府的功用与自然法、特别是十诫联系起来,认为政府有两个基本的功能。首先与十诫的第一块法版有关,政府应当“以促进宗教敬虔为首要义务”,不仅有责任保护教会的正当聚会,同时也有责任维护纯正教义。其次与第二块法版有关,政府有责任维护社会的公义、和平与秩序。对于重洗派来说,一个有罪的政府只可能有第二方面的责任,而不可能有第一方面的责任。而加尔文认为,政府的法律应当建立在神的话语基础上,至少与自然法不冲突。为此,教会、特别是牧师群体有教导官员、甚至协助立法的责任。反之,政府官员则有保护教会,甚至协助教会铲除异端的责任。

7. 民主体制。加尔文在教会所推行的民主选举,不但改变了教会的组织形态,也影响了近代西方民主体制的建立。加尔文认为,保罗和巴拿巴选立长老的方式是由这两位使徒提名、各教会的会友投票(徒14∶23),这是希腊人选举的方式。同样,罗马历史学家陈述召开大会的主席“选了”新的官署,其实是指负责收取并公布会众所投的票。而天主教对这节经文的解释是:那些教会的长老是两位使徒指定的。加尔文接受当时各种政府形态,但最喜欢的政体是“贵族政治,或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混合”,因为人全然败坏,所以需要多人共同统治和彼此纠正。在加尔文所在的日内瓦,无论是教会还是政府,都体现了这两个原则。加尔文反对暴力革命,并劝勉信徒,当政府顺服神时要合作,当政府逼迫信徒时要忍耐。但地方官员却有反抗暴君的义务,因为他们有神所赋予的责任,应当捍卫人民的自由,发挥合法的作用。1572年法国当局对胡格诺派的圣巴多罗买大屠杀之后,法国的加尔文主义者们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反抗理论: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反抗屠杀其公民的君王,因为这是每个人生来就被赋予的基本权利。正是这种在神学上对反抗暴君之正义性的阐述,后来演变为每个人拥有其天赋人权的政治概念。

本书的写作风格

《基督教要义》的论述方式,使那个时代的读者受到一股清新文风的冲击,尤其是法文版表述清晰,让当时没有受过学术训练(即拉丁文训练)的人也能读懂。他的这种论述风格,来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方法。人文主义的论辩(Rhetoric,亦可译为修辞、雄辩、教化等),是一种“感化的艺术”,而不是“逻辑的论证”。前者重视人是有情感的存在,后者则单纯把人看作理性化的存在。从语言的角度来看,这种方法从繁琐的教义回到圣经,从亚里士多德的思辨逻辑回到福音书中的日常语言,从理论的思辨变成处境化的对话,用“对人的关切”取代了经院哲学“对理论的关切”。

当时加尔文面对两种论述传统,一种是柏拉图-奥古斯丁的传统,一种是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的传统。加尔文更多地使用了柏拉图的方法,他的写作与其说是在构建一个理论体系,不如说是在与读者对话、在对话中感化读者。《基督教要义》好像是在与两种人进行对话:1、哲学家,包括当时的经院哲学家和古代的哲学家;2、敬虔的人,也就是所有想阅读或研究圣经的信徒。加尔文的修辞,首要目的不是语言的艺术性,而是感化(persuasion)读者,也就是直指人心、激发灵魂,点燃心灵之火,推动人的行动。为了达到感化的目的,加尔文采用了两种方式:因人施教(decorum)、刻意适应听众,以及寓意或形象表达(figure)。加尔文的说服力更多地不是出于逻辑推理,而是出自于他的情感。他的辩证通常使用形式逻辑三段论的省略式,让读者自己补上前提,使他们更容易被说服。

虽然这部《基督教要义》篇幅巨大,不少地方在现代读者看来有些冗长,但加尔文却自称文风简洁。的确,本书并没有空洞的废话,反而带着很强的紧迫感,有时甚至像在演讲。偶尔违背简洁原则的地方,往往是在称赞或斥责的时候,大量使用了感情色彩很浓的形容词和副词。但加尔文并非是用咒骂代替辩论,而是律师加强语气的习惯,典型的人文主义特征。

本书的影响

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所表达的思想,一方面为宗教改革建立了神学基础,另一方面也在欧洲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塑造了数代人的信念与行为。但加尔文并不是一位社会改革家,他在日内瓦唯一的身份就是牧师,除了每周四、五次的讲道之外,主要工作就是写圣经注释,追求如何用神的话语去教导信徒,指导他们过敬虔的生活。然而,他的思想却因着信徒生命的更新,在教会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着加尔文主义的产生,在西方社会进入现代的初期,基督教不但没有被世俗化,反而塑造并形成了社会文化。

加尔文所处的时代,与今天有着惊人相似之处。五百年前,人本主义兴起,欧洲面临重大社会变革,外忧内患、人心浮躁,传统崩析、社会混乱。而改教运动则外有逼迫、内有争论,失去明确方向,面临生死存亡。五百年后的今天,人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极致,后现代思潮和世俗化倾向席卷世界,各国都面临全球化的危机和变革,人心浮躁、社会动荡,边缘价值主流化、主流价值边缘化。而教会也是外有逼迫、内有纷争,各种异端纷纷兴起,解经原则混乱不堪。许多教会真理根基薄弱,被后现代主义掳走;许多信徒灵命肤浅,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有些人高举经历、轻视教义,有些人却空谈神学、忽视生命;有些人敬虔有余、真理不足,有些人却热衷争辩、不见谦卑;有些人严肃过头、爱心冷淡,有些人却热情过度、罔顾制度。更有少数人不学无术,却盲目自大,把反智当作属灵,对大公教会的属灵经验和教训惊人地无知,一面藐视传统、自诩高明,一面重蹈覆辙、白走弯路。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今日教会面临的诸多问题,答案都在神的话语里,并且已经被加尔文清晰、简洁地总结于《基督教要义》之中。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福音派领袖之一巴刻(J. I. Packer)曾说,他每次阅读此书,都会感到新奇与惊讶,因为他经常发现,那些似乎最近出现的异端,原来早已被加尔文深刻地批判过了。但由于《基督教要义》卷帙浩繁,长期以来,华人信徒只能阅读1955年出版的删节本。正当后现代思潮日益侵蚀教会之日,神及时兴起台北和北京的几位牧师、长老,终于在2017年宗教改革五百周年之际,完成了迄今最好的《基督教要义》中文全译本,让普通信徒也能一览全文。这部跨越时代、历久弥新的经典,可以帮助今日教会回归正确的信仰方向,应对各种后现代乱象;不但能澄清属灵的真理,更能坚固属灵的生命,帮助我们按照圣经操练敬虔、平衡的属灵生活,善用今生、盼望永恒,在这世代中作明光照耀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