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回河南传福音

　　一九七二年底，主引导我回到家乡河南。我本来没有意思回去，我的姐夫高允玖（注：原为河南方城聚会处的执事）给我写信说：「你回来吧！我们这里还有好几位青年人是奉献终身传福音的，你回来帮助帮助他们。」第一封信我不敢相信，城市没人敢信耶稣，他们还奉献终身，全世界传福音，怎么可能啊？我姊妹说：「你不要信他的话，他想把你骗回去，现在还有人传福音吗？还有人奉献终身吗？不可能。」我就没有回去。

　　过了一段日子，他又写封信给我，催我赶快回来，说：「他们很火热，主很祝福他们的工作，你回来一看就晓得了。」我就祷告，一祷告里面很有感动。再和姊妹商量，姊妹还有点不放心，我就说我再祷告，若有这样的福音工作，我帮助他们一起做，若没有工作，我再转回来。

　　那时在我们的城市中，根本看不到福音的工作，也看不到信徒的生活。我头一次被释放回到家中，很想和弟兄姊妹见见面，交通交通。有一位原来很同心的姊妹，也不敢到我家里来看我，我心里很是忧伤，所以她的家我也不能去，更不能随便看望任何信徒，很是灰心。有一天，我在大街上走，对面过来一位老姊妹，就是那位同心的姊妹，想和她谈谈话。到了跟前，她抬头看看我，把脸一扭，到另一边去了。我很伤心，心里想：是姊妹放弃信仰了吗？为什么故意躲着我呢？为什么不敢跟我讲话？后来我才明白，她身后有人跟着，我身后也有人跟着。若我们笑一笑，讲一句话，回去就遭批斗，我也安宁不了。因此，她无法跟我讲话。在这种情况下，我怎能不灰心呢？我就祷告主：「主啊！祢的福音在这块大地上还有没有前途？如果没有前途了，我求祢把我接去吧！」祷告了几天，有一天我在夜里祷告，忽然主叫我看见一个异象：我在爬一座小山，山顶上只有一棵松树，长得很高。当我从南边上到一半时，回头一看，山坡上密密麻麻跪的都是信徒，他们正在祷告。我没有停下，继续往上爬，到山顶，在松树下往北边一看，也有很多人在祷告。更希奇的是，在人群的后边还有我作官的内弟，也在人群中跪着祷告。我说：「主啊！这是在文化革命中，怎么可能有这个现象呢？」主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不然。」。后来我跟姊妹讲，姊妹不敢相信地说：「弟兄！是你想得太多了吧！若是想得太多，在睡觉中做梦还可以。」但我是在祷告中，主清楚地叫我看见的，这不是我想出来的。

　　过了不多久，姐夫又给我写一封信，催我赶紧回来。我就藉着这个异象又跟姊妹交通。姊妹说：「那你回去，但要记住，要谨慎小心！看不行赶快回来，万不要找麻烦！你姐夫什么也不管。他不管，我还要管哪！你已经十几年不在家，万一再回不来，你儿子还小，才两岁，需要人照料。」后来，我就向公安局请假，理由是回老家请亲戚中的医生给大女儿看关节炎。因为我们是反革命家属，在医院看病没有资格。那时看病先登记成份，一看你是反革命家属，没有权利享受医药待遇。借这个理由，批准我一个半月的假期，带着大女儿和小儿子回到家乡。

　　到了河南，我一看果然不错，有五、六位青年弟兄和几位老姊妹，仍然在为主传福音。怎么传呢？白天躲起来，夜里十点以后，找几个弟兄姊妹，到老信徒的家，三个五个、七个八个在一起祷告，一起轻声地背圣经，作个见证，讲一点道理。那几个青年人还不会讲道理，连圣经都没有，几个人才有一本小新约圣经，前面没有马太福音，后边没有启示录，外面用新华字典的外皮包着。他们轮流着看，爱如珍宝，小心隐藏，生怕丢掉了。外边没有人，就偷偷地看一看，一有人，赶紧放起来。这种情况下，福音怎么传呢？可是没有想到，就那样跑来跑去，弟兄姊妹越来越多起来了。

　　有一天晚上，我姑妈带我到一个地方聚会，晚上没有月亮，不敢打手电筒，看不见。姑妈说：「你不要动，等我拉一下你的裤角，你就开始讲道。」我用很小的声音讲，甚至地上掉根针都能听得到。究竟有几个人听道，我也不晓得。但听到乡下人粗重的呼吸声，便知道人不少。聚会完了，我忽然想起抗日战争时，老师曾教我们看日本兵过公路，趴在地上，无论天多黑，人走路时会带出一点点的光线，能看到人的腿走路。于是我偷偷地跑到门口，趴在下边看有多少人。结果我大吃一惊，竟然有二百多弟兄姊妹。那是在不自由的时候啊！开放之后，这些弟兄姊妹成为福音的力量，到处为主传福音。

　　过了一段时间，假期到了，我不得不回去。我把大女儿送回去，还带两位弟兄同时到南方看一看，这是一九七三年的事情。过了一段日子，我又重新回来。这一次我没有请假，偷偷跑回来的。回来在家乡停了半年，白天不大走路，常常是天不亮走路，太阳一出来就赶紧躲起来。一共走了十三个县，大概有五个市。半年之后，圣灵开了福音的门，到处都有聚会，信耶稣的人也越来越多起来。不但老信徒刚强地站起来作见证，新信徒也天天加入教会。

　　慢慢灵性都复兴起来了，有地方有一百多人聚会的，就被当局发现了，抓了一些人。他们也没经验，结果一拷打、一审问，就把我交代出来了，说我回去活动了。因此，他们就发公函到上海，让公安局把我逮捕。

　　再次入狱后，我不晓得外边的情形如何？到底信仰自由不自由呢？在这样的压力下，谁敢相信神呢？我当初想，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到社会上去了，只能在监狱里边生活一辈子，我也很安心地在监狱里面和神交通。到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中旬，就是释放我的那一天，公安局局长问我一句话：「你估计一下，现在外边的信徒是多了，还是少了？」我说：「你们逼迫得这么厉害，还有多少人敢来信耶稣？」他哈哈一笑，说：「你把形势估计错了，老实告诉你，我也不隐瞒，你们的信徒不是少了，是大量、大量地增加了！」他一连用了两个大量；我说：「真的吗？」他说：「你出去就晓得了。」

　　我出来后一看，果然不错，信主的人非常多。我忽然想起神叫我看见的那个异象了。的确，满山都是祷告主的人，这话应验了。从南看，复兴了；从北看，也复兴了。更奇妙的是，过了些年，我那个当法院院长的内弟，官辞掉不做，也信了耶稣。

2、再次入狱

　　一九七三年六月，我回到上海没多久，又被公安局逮捕，再次入狱。但这一次不是按着正常途径逮捕我，而是用「绑架」的方式。

　　6月21日早晨，我在灵修祷告时，一跪下来，就有「饼要擘碎，玉瓶要打破」这两句话，一直在我脑子里出现，就感到可能还有十字架在前面等着自己。祷告完正准备吃早饭，居委会通知我去听电话，说是下乡办公室给我安排工作的。

　　我饭都没吃就去听电话，走出门口没多远，对面来了一个穿便服的人，一直向着我笑。我心里纳闷：「这是什么人？肯定不是弟兄，弟兄是不吸香烟的。我不认识他，他怎么对着我笑？」

　　那人走到我跟前∶「某某人，早饭吃过没有？要到哪里去？」

　　「听电话。」

　　「我陪你去。」

　　我感到很讨厌——我不认识这个人，怎么会陪我去听电话呢？

　　那个人还是跟着我走。走到街口，从对面又走来了两个人，也是带着笑容。我心里开始有点害怕。他们走到我旁边来，说∶「头低下来，不许说话！见到熟人也不许讲话；讲话就打死你！」

　　我就这样被挟持上车，带上手铐，一直到我看到「拘留所」三个字，我就知道自己再次失去自由了。

　　他们把我拉到审讯室。「某某人，你犯法了！」

　　「我不承认。你们不以逮捕令逮捕我，这是绑架，是违法的。」

　　「违法也好，绑架也好，终于把你抓来了。你不老实一点，你还要吃很多苦。」

　　就这样，我再次被关起来。家里的人不知道，还纳闷我为什么听电话听了那么久还不回来，就跑去问。看管电话机的人说，没有人来听电话；又去居民委员会问，这个人到哪里去了？「我们不晓得，只知道叫他去听电话，别的不知道。」

　　过了整整八个月，家人得不到任何消息。最后我在狱中生病了，才通知家属，准他们送点东西、衣服、草纸等日用品来。

　　这段牢狱生涯比起前一次有很大的差别。以前在矿山虽苦，后来调到农场，生活、劳动都改善不少；特别是后来当了组长，生活还算差强人意。但这次被捕，苦不堪言。饮食不良，再加上整天坐着不得活动，我的身体变得非常衰弱。有一段日子，我整个左边半身不遂，八个月不能动弹，医生都没有办法。

　　「主啊！这次坐牢要多久？」我向神求问。神没有回答。过了一年，我再次祷告，仍然没有从神来的感动。我心想，「这次刑期一定很长！」

　　我万万没想有到，因为我在河南传福音而被指控为「搞宗教活动，导致当地出现宗教狂热」，因而已被判了死刑！按照当局的意思，是要将我解往河南原籍处死；但我当时半身不遂，行动不便，所以当局就把我先送到专关政治犯的上海第一看守所，让我养养身体。上海的弟兄姐妹们获知我的情况后，出于爱心，偷偷地把肉、蛋弄碎，和面粉一起炒拌，作成丸药的模样送给我。我就靠着这些食品，解决营养不良的问题。

　　新牢房宽敞很多。八个人关在一间二、三十平方公尺的房子里，比起以前三十七人挤在十二平方公尺大的地方，吃、喝、拉、撒、睡全在一起，真是大得太多了。在这里，我参加牢房劳动，每天给犯人送送饭、扫扫地，有些活动，健康才得以渐渐恢复。我也遇见了几位因暗中聚会而被抓的弟兄，大家相见，虽无法多作交谈，但彼此心中很得激励和安慰。

　　一九七四年底，我被提出去审问，再次要我放弃信仰；放弃「反动立场」，就会得到从宽处理。我坚定地说我相信生命的主。

　　「什么生命？」

　　「耶稣是我的主。」

　　「耶稣在哪里？你把祂指给我看看！」

　　我放胆地说：「耶稣是不可以看见的，耶稣的事情、祂的作为——作在我身上的经历，这些是可以说的。」

　　「什么作为？」

　　「你要听吗？」

　　「我要听。」

　　我就从我的重生得救开始作见证，提到主耶稣怎样救了我，我受了怎样的锻炼，以后神怎样呼召我奉献一生给耶稣，生病蒙医治的见证，以及生活中、劳改队里等种种见证，都说了。就这样，我一共讲了三天半，第一天是一个人记录，后来就是一个人问，两个人记录。

　　最后他们对我说：「你不必再讲了，这就够你的材料了。你看，你的材料比你的圣经还要厚，已经够处理你了。我们会去进行调查，看看你说的是真是假？查出来，如果与事实不符，我们还要加你的罪。」我又再次被关起来。

　　我在上海关了两年，终于被送上法庭，受到三位审判员的审问：「你在牢里已有两年了，反省得怎么样？你的思想应该有认识了吧？你还信不信基督教啊？」

　　「我从来没有信基督教！」

　　「哈！哈！哈！」他们得意地笑了起来。「我们终于把你改造过来啦！」

　　「我从来没信过基督教！我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基督耶稣！」

　　他们三人脸色一沉，就说：「你在狡辩！」

　　「不是狡辩。基督教是宗教；基督耶稣是我的生命。」

　　「什么生命，什么宗教，不是一回事吗？」

　　我解释说：「这大不一样！在文革当中，礼拜堂关门了，牧师也改行了，好像没有基督教可信了，人往哪里信基督教？我所信的不是宗教，是有生命的；纵使没有教堂、没有牧师，但有耶稣基督在我心中、生命中。祂每天和我同在，谁也无法拿掉；就算你杀了我，我也不可能不相信祂！」

　　我这样一说，把他们气死了。「不要狡辩！你一天不放弃信仰，你一天是不会释放的。」

　　我很坦然地说：「是神许可你们把我关起来。若到了祂所定的时候，不但你们要释放我，还要请我出去呢！」我因着对神的认识，凭信心这样说。

　　审问员把手比作手枪，指着我说：「我拿这个请你」，意思是要枪毙我，所以要我回去好好考虑。

3、三次躲过死刑

　　一九七四年圣诞节的晚上，我被押解到河南老家。那夜对我来说，毕生难忘。我在公安人员的催逼下，背着沉重的背包赶车。我背得满身大汗，连棉袄都湿透了。火车到了河南省城时，我整个人已经虚弱不堪。火车刚停站，我就被推下车；因为两手都被手铐铐着，重心一个不稳，就结实地摔在月台上，满鼻子都是血。沉重的背包压在身上，我挣扎了好久，还是站不起来。公安人员勉强拉我起来，又急忙上路了。一直到了监牢里，手铐打开了，我才有机会擦掉冻在脸上的血。

　　这次和我同关的都是重刑犯——不是被判了死刑，就是无期徒刑。有的是天主教的主教、回教的阿訇和一些信奉道教的份子。我看见这些人的刑期，心里明白，自己的待遇可能和他们差不多。

　　关了半年后，我才被提审。这一次，在座的只有一位审判员和一位陪审员。他们告诉我，他们为了详细调查我的问题，曾经在我的老家里住了四个月，和我的继母、岳母都谈过话。所以，他们叫我一定要说实话。

　　「既然你们都调查过了，那么请问：我说的话怎么样？」

　　「我们核对过你的话，里头百分之七、八十是事实，我们不能否认。但是那些都是巧合，是碰巧发生的，与神无关。」

　　我提出许多辩驳的理由，他们都不接受。最后，他们要我回牢房好好接受思想改造。哪一天改好，哪一天才放我。以后又不闻不问地长期关押下去。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去世，接着「四人帮」倒台，中国的政局有了很大的改变。一九七七年三月，我的牢房里添了几个新犯人——原本显赫一时的地委书记、教育局长、宣传部长。这位地委书记偶然知道我的名字以后，就叫着：「上帝啊，我服气了！耶稣啊，我实在服气了，我真真服气了！」原来，他就是过去负责判我死刑的人。我从他的口中，才知道神三次保守我不死。

　　一九七五年元旦，「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下了一道秘密命令至各地方政府，表示要在三到五年之内，把人民中的「神」都送进博物馆里去；只有毛泽东和马列主义，才是人民所应该信仰的。为了积极执行这个命令，南阳地委决定处死我和另外两个基督徒，以收杀一儆百之效，因为我们「搞宗教活动，导致当地出现宗教狂热」。那段日子，很多人民公社都在抓信徒，家庭教会遭受迫害特别严重。

　　这位地委书记说：「是我把你从上海要回来的，因为你列在我们所要处决的名单上。」他告诉我，他们本来决定要在一九七五年国庆前将我处决，但是刚巧八月份河南发生水灾，各地灾情惨重，干部们忙于救灾，所以只好改定在第二年的春节时执行。

　　未料，次年元月八日周恩来去世，产生了一阵乱局。这一乱，又将执行死刑的日子延了下来。

　　以后又再决定在一九七六年国庆前执行，判决通告都印好了。但是接着而来的是9月9日毛泽东的去世，国家大乱，一些老革命家重新掌权，江青、张春桥等被捕；被指为「四人帮」体系份子的地委书记也因此下狱。

　　我听他这么一说，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自己曾多次求问主要被关几年，主都没有答复。我感谢神让我经过死荫的幽谷，却保守我未遭杀害。

　　其实，我之所以能死里逃生，并不是天灾救了我，而是神显出祂的威严、权柄，再一次显明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因为是神使用那次水灾，来拯救包括我在内的祂的三个仆人，也是神垂听了众多肢体恳切的祷告。

　　那是我姐妹在一九七六年回到河南去看望肢体时，他们给她见证了整个过程，我们才知道神是怎样保守了他的仆人们。

　　在我的家乡有位基督徒，是下中农成份，还当上了生产小队长。一九七五年八月，他到乡办开会，看到一张公告，上面是我和一位姓高、一位姓黄的人的名字。公告张贴在大街上，宣布要开公审大会，会后就执行枪决。

　　这位基督徒小队长的心猛跳，开会时心不在焉。中午散会后，就回去通知其他的基督徒：「不得了，我到乡办去开会，看到叔叔、高叔、黄叔三人的名字被贴上，第三天就要开公审大会，就要枪毙他们了！」

　　他就挨家挨户去，只要是信耶稣的，就告诉他们，因为这三位都是河南主要的传道人，是他们非常敬重的神的仆人。他们互相通知每一位信耶稣的。很快的，一个下午都通知到了。他们一起禁食祷告，下午、晚上、通宵，一直到第二天早晨都禁食祷告。到下午时，他们得不到神的答应，心都慌了、急了，因为明天就要行刑了，怎么办？

　　后来他们就想用人的办法。一些老姊妹说：「我们把自己的身体铺在路上，看他们是否会从我们身体上压过去！」又有一些说：「我们去抢人！」那天下午，有的急得哭，有的则像颠狂似的在院子里狂叫：「主耶稣！祢听见了没有？我们从昨天祷告到现在，你听见没有？我们要神的仆人，我们需要呀！……」他们还祷告说，如果一个换十个，他们也愿意。

　　他们这样在院子里哭泣祷告，一直到下午四点钟，天就变阴了。上午天气还很好，现在隆隆雷声响了，他们就到屋里去祷告，一会儿就下起雨来，雨势之大像是倒下来似的！下了一个多小时后，雨就涨到一、二尺高，还引起山洪暴发。

　　那时肢体们祷告说：「主啊！祢听祷告！下吧，下吧！下到他们不能开公审大会。」当水开始溢进屋子里，他们就背着老人、小孩往山上跑。大雨从下午四点开始，一直到晚上九时才停。

　　因为水退不去，房屋倒塌，灾情严重，所以第二天就不能开公审大会，他们都去救灾了！当地的肢体存着感恩的心说：「这真是神的威严、权柄！」这次伏牛山水灾延误了公审大会，后来因为周恩来逝世、毛泽东逝世，一年之内倒了两棵大树，政治局势产生大变动，使主的三个仆人因此得以存留下来了。

4、重获自由

　　那位教育局长重生得救之后，对我说：「你会被释放的。」

　　我说：「我并不指望这个，神有他的美意。」

　　他说：「不，你会被释放的。你在这里有六年半的时间，是为了我的缘故。现在我已经蒙恩得救了，你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呢？」

　　他这么一说，倒提醒我了。这六年半的时间，原来是神派我来向这里的犯人传福音的。如果我在外边，就没有办法和这些犯人们接触了。比如这位教育局长被关在这里，如果不是我在这里，他即使信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人能接近他。我就说：「主啊，我真是不配！只要有一个灵魂能得救，不要说是六年半，十年半也是值得的！」

　　一九七九年五月一日是个晴朗的好天气，我和其他犯人们一起在院子里放风。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一面走动，一面仰脸望天。忽然之间，云彩中仿佛有声音说：「雅各为了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我大受感动，立刻向神回应：「阿们！阿们！」然后我泪流满面地问主说：「主啊，难道七年就可以结束吗？」我屈指一算，今年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了，重获自由的日子应该不远了！

　　三个月后，通知来了——我被无罪释放！离监的时候，副监狱长拿着我的行李，一路上对我说：「某某人啊，我看你这个人不简单！你看起来好像很柔和，但实际上意志坚强得很啊！你是外柔内刚！」

　　我们进到办公室里，看到审判官及监狱长已经在里面。他们让我坐好以后，审判官站起来，拿着一张纸宣布说：「我代表省人民政府和法院，向你宣布：对你进行无罪释放。」

　　他们两人就跟我握手，说：「某某人，你现在恢复人民身份了。我们已经给你买好了票，送你上火车回上海家中去。」

　　这件事让我们看见，主权不在他们手中。当初他们说是要用手枪「请」我的，现在却是帮我买好火车票，送我上车，让我坐火车回上海家中。权柄在神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