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以后，神的忠仆纷纷被捕

※「王明道反革命集团」[3]

　　在逮捕王先生以前，先是由吴耀宗等三自会的人批判王明道先生反对三自会，然后就说王先生反对三自会就是反对政府的领导。这样便由信仰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逮捕王先生的时候，和王先生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人，除了看门的冯起以外，全都被逮捕了。本来我是长期住在王先生那里的，但我因为大嫂病故当时正在天津料理家事，所以没有同时被捕。然而北京市内，和王先生几乎同时被捕的有王绍武、王长新、游约伯、吴以遵等数十人。以后全国各地，又有许多牧者、传道人（包括我个人在内），甚至是一般信徒被捕。在这些人被捕前后，几乎都是由那些「三自」人士批判、控诉、揭发他们的「罪行、罪恶」，然后政府就根据「三自」人士控诉的内容，对被控诉的人定罪、逮捕、判刑。所以让人们看起来并不是政府逼迫教会，而是「根据民意」才逮捕「罪犯」的。

　　这些「王明道反革命集团」里的人，有的和王先生根本没有来往、没有见过面。这些人，只因为赞同王明道先生的看法，就被定为反革命，或者受到一些难为。比如有一位刘扬芬老弟兄，他亲自和我说过，当时他在南方，有一次开会批判王明道先生，他觉得没有办法批判，所以就不发言，不说话。过了几天大家就问他：你对王明道是怎样的一个看法。当时，他毫无思想准备，仓促中说了一句话：王明道「弟兄」如何如何。话一出口，大家哗然：王明道已经是反革命分子了，你一上来就称他为王明道弟兄。就这么一句话，羣起而攻之，他就受了很大的难为。

  • [3]反革命集团意为反政府集团。

※「倪柝声反革命集团」

　　继北京的王明道反革命集团之后，在上海又掀起控诉「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倪柝声先生因为经办了生化药厂，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定为不法资本家，被逮捕后判刑两年，1955年被定为反革命之后改为二十年的刑期。聚会处的一些同工被定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因此纷纷被捕，比如说南方的陈恪三，天津的夏希灵，还有初立鹏等很多的弟兄。

※甚至一些参加三自会的人

　　另外有些参加了三自会的人，也被捕了。例如昆明神召会的谷怀空牧师，虽然参加了三自会，到了肃清反革命的时候他却被捕了。

　　这样的批判、逮捕延续了数年。例如昆明的杜忠三、施传清等人是1957年被捕的，吴维僔（以巴弗）是在1950年代末期被捕的。前后被捕的人数无法统计，并有许多人殉道。例如俞成华弟兄（他曾翻译了《馨香的没药》和《与神同在》），在1956年肃清反革命时期，当众人批判他的时候，被主接去了。张谷泉弟兄，因为不肯妥协参加「三自会」和新神学派合作，在新疆被逮捕，1956年在监狱里被主接去。赵西门弟兄的妻子文沐灵姊妹，也是1950年代在新疆被捕，死在狱中。恩典院的创始人张周新、陈善理夫妇，1955年和王明道先生同时被捕，后来在狱中被主接去。还有一些人在监狱里，或监狱外，因为不肯参加新神学派所领导的三自会，都被加上反革命的罪名，加以迫害，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当时信徒面对的困境

※「五教合一」的活动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认为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都是宗教，所以倡导五教联合。1958年，天津成立了一个五教联合的飞跃塑料厂，促使所有的和尚、尼姑、道士、神父、阿訇、修女、牧师们等人，天天都要在一个车间里劳动，延续了多年，直到1966年后文化大革命时代，甚至发动了互相批判斗争，迫使各宗教的「宗教职业者」放弃信仰。1980年代初期，北京燕京协和神学院（和当年其他的神学院一样，都是三自会领导的神学院），要在北京举办一个五教的联欢会，而且院长要求所有的神学生都要参加那个联欢会。大多数的学生都随波逐流：院长叫去，那就去吧。但是有三个学生觉得心里不平安，不应该去，而这又是院长的命令，所以他们就问每一位燕京神学院的老师：我们到底是该去，还是不该去？但是没有一个老师敢回答，没有一个！这三位同学，都为此困惑，这是他们中的一位亲自和我说的。所以，神学生尚且如此困惑，一般的信徒当然就更加困惑、迷茫了。

※信徒难有交通

　　当时海内的信徒已经和海外的弟兄姊妹断绝了联系。但是同在海内的信徒，也很难和其他信徒有交通来往。有些信徒被逮捕、劳动改造，他们当然不容易和其他信徒谈话、沟通。但是在监狱外边的，即或在过去是很亲密的弟兄姊妹，彼此也不敢多讲什么话。那时，有些弟兄姊妹，本来和我很熟悉，但是我被捕释放以后，在街上见面都不敢说话。有一位老弟兄，过去曾经请我到他家里去吃过饭，我被捕释放以后，在一条很窄的小胡同里对面碰见了他。那条胡同窄的连三个人都不能并肩行走，他往我这边来，我往他那边去，但是他低着头，装作没有看见我，就这么擦肩而过。我一点也不怪那个老弟兄，我知道他有他的难处。这就是当年我们那些信徒们的处境。不过有时候能悄悄地说上一两句话，就会让人深受感动！

※「大联合」

　　1958年前后三自会实行「大联合」，削减礼拜堂约90%以上。这也是由吴耀宗、丁光训推动的。他们表面上说不能像以前那样宗派林立，一个城市里的各个教会要联合起来不再属于哪个公会宗派，实际上是借着这个大联合，消减了大约90%到95%的礼拜堂。例如上海在大联合以前，共有一百多个教会（甚至有人说接近二百个），但在大联合以后仅剩下了十六个礼拜堂（不是扩建的，只是原有的礼拜堂点）。又如天津，大联合以前约有几十个教会，大联合后只剩下了山西路、东门里、昆纬路三个礼拜堂。北京原来大约有几十个教会（有人说将近百十个），但大联合后只剩下了崇文门、宽街、珠市口、缸瓦市等不到十个礼拜堂点。这就是当时三自会所实行的「大联合」的所谓「成果」。

　　还不仅是这样，在所余无几的「联合礼拜堂」中，也很少有信徒再去听政治演讲式的「讲道」。丁光训的追随者曾说：像雷锋这样的好人，虽然不信主，你怎么忍心说他下地狱呢[2]？大家想一想，这句话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我们首先得弄清楚，他们所指的，不是雷锋一个人的问题，他们还有更深的用意：有些名人，例如高居在国家领导地位的那些人，他们不信耶稣，但你忍心说他们会下地狱吗？有一个小姊妹，她住得离我们很近，当时很多人都不敢上我们家里来，但是她的年龄和我的孩子差不多，所以有一段时间她就常上我家来玩。有一天，他们要搬家走了，我觉得应当去看一看她的父亲，她的父亲在三自会里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但却是重生得救的信徒。那天正好那个小姊妹也在那里，我就跟她说：我们信不信主是决定我们要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事，所以要好好地信主，好好地爱主啊。我以为这是很正常的和信主的人讲的话，没想到那位小姊妹的父亲却对我大加称赞。他对女儿说：「你要好好记住边叔叔的话，这些都是推心置腹的话，是别人都不敢说、不肯说的，就是在礼拜堂里你都听不见这些道理。」他好心好意地称赞我，我却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些话在礼拜堂里也听不见呢？他说：「你想一想，这些街道上的组织、区政府的组织、市政府的组织，哪一个组织的领导人是信主的呢？所以，在三自会里面，他们也不敢说不信主会下地狱，信主的人才能上天堂。」信主与否是关乎永生或永死的问题，而这么一句最简单、最根本的话，在三自会的礼拜堂里却是不敢讲的。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 [2]基督徒所说的「罪人」，并不是中国人从伦理道德来判断的「坏人」，而是指我们生来就是完全污秽的、得罪神的「罪人」。而且，就算是从道德性来看，我个人认为雷锋也不可能是完全没犯过错误的。另外，雷锋说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弟兄要像春天那样的温暖，而对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当时全国的人都要学雷锋，学生更要学雷锋。没有几年以后，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当时的红卫兵，学雷锋很积极，打死了多少人！？因为雷锋说，对阶级敌人要残酷无情，既然要残酷无情，那就把人往死里打。我曾经听说，有一个红卫兵的邻居，亲耳听到这位红卫兵说，他们去打一个他们所谓的资本家，打了一次没有打死，第二天，第三天，一再去打，还没有打死，这个红卫兵就说：这人为什么打不死呢？由此可见这些青年人的心到什么地方去了。而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雷锋一点责任也没有吗？

　　所以，大多数信徒觉得与其去这样的礼拜堂，还不如自己在家里读圣经、祷告。有人形容三自会的礼拜堂主日的崇拜是「门可罗雀」。196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前）少许残存的联合礼拜堂也因无人登门而停止聚会，甚至有人说，那时候因为礼拜堂尽都关闭，所以三自会无公可办，也就停止工作了。但事实到底如何，只有三自会知道。

　　有人说，中国的教会是红卫兵摧毁的，我说绝不能完全怪红卫兵。1966年红卫兵的运动才刚刚开始，而1966年以前全国还有几间礼拜堂？每一间礼拜堂里，还有多少人在聚会？这件事只有三自会的领导人知道，希望他们能把这个数字公开，和大家讲清楚。

海外圣徒迫切为海内教会祷告

　　在1950年代海内教会遭遇大试炼、大逼迫的时候，许多海外各地的传道人和弟兄姊妹自发组成了中国的边疆祷告团。在香港、台湾，当时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常常为中国的教会祷告，为福音遍传中国的边疆传道人祷告，所以叫边疆祷告团。

　　海外圣徒迫切地为海内祷告，当然就帮助了海内很多人。我自己可以作见证，好几次我觉得大难就要临头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患难就过去了。后来我才知道，是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现在应当说，既要感谢神，也要感谢当年为我祷告的那些弟兄姊妹们。

　　有些海外的同工说，目前海外教会也都有祷告会。但是像以前那样火热的祷告和迫切的心志却少见了。这实在是一件可惜的事情。所以，我自己也感觉到，要有复兴，就一定要有祷告。就像大家都知道的：多有祷告，多有复兴；少有祷告，少有复兴；没有祷告，就没有复兴。现在海内也好，海外也好，疏忽祷告的教会，就很难看到复兴，顶多看到热闹。搞一个party（派对）、一个聚餐、一个联欢，大家在一起说说家常，说说世上的事，可以热热闹闹，但是灵里面真正的成长，一定要有祷告才会有真正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