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以后，信徒持续地增长。1980年代有更多的人坚持在家里面聚会，那时我听说在东北辽东一带有一个两千人的家庭教会，这两千人分散在不同的地点聚会。我还和那里的负责人通过几次信，心里想：又一位老弟兄被主重用了。

　　有一天他们当中有两位弟兄，亲自到天津来和我交谈他们的境况。我就问他们：「那位负责的老弟兄身体好吗？」

　　他们笑着说；「什么老弟兄，他才三十多岁！」

　　我当时很惊讶：「三十多岁的人怎么能带领两千人的教会？」

　　他们说：「因为他的母亲很爱主，有些老年弟兄姊妹又肯加以协助，而且这位负责的弟兄又很谦卑，所以那里的福音非常兴旺。」

　　现在海内外献身传道的华人弟兄姊妹日益增多，神已经装备了许多的中青年的同工，其中许多人的学历、资历、经历、能力都超过了我们这一代的人。此外，家庭教会的培训事工逐渐成熟，形成体系，走向正规；配合需要的文字工作也越来越丰富，1980年代以各类小册子为主，到了1990年代以后，各样圣经的注释，赞美的诗歌，甚至定期出版的刊物，都能在国内见到，帮助信徒灵命的增长。我们为此应当感谢我们的父神。下面是我对当年复兴状况的简要回忆。

压力之下神加能力

　　1971年8月，部分传道人从劳改队当中被叫出来了。据说当时有一些外宾从海外到中国来，和政府或者有关部门有一些联系，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基督徒，就关心中国还有没有基督徒，希望能和他们见见面。政府的有关负责人员找不到基督徒，只好从劳改队里叫出几个人来，再给他们修饰一下，刮刮胡子，洗洗脸，换衣服，就派去接待外宾。可能政府觉得从外交的角度来看，基督徒完全消失对于国家的外事活动恐怕不是太有利。

　　到了1972年，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外国侨民就在北京进行圣诞活动，甚至有了大型的聚会了。一些三自会的礼拜堂在1979年4月9日重新恢复了聚会。大概有些领导人看到，如果三自礼拜堂不恢复聚会，在家里聚会的人就越来越多，家庭教会也就会越来越大。文化大革命期间，见不到基督徒，三自会也就停止活动，现在基督徒又出来了，所以三自会也恢复活动了。

　　海外的信徒及传道人开始到国内来旅游。他们名义上是来旅游，实际上是要看望国内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也由海外带来一些圣经、属灵书籍。因此，1981年，政府借着报纸作了一些反弹。报纸连续报导外国的反动势力侵入大陆教会、内外勾结这样威吓的话，这是当时的形势。1984年的时候报纸指责海外福音广播工作，确实广播工作对于中国的信徒或者当时不信主的人都有影响，所以报纸上有这样的批评。

　　1986年4月，上海宗教局邀请家庭教会的负责人和三自会的负责人共同开会，但是开会过程中，家庭教会的人逐渐部分退席，那个会等于没有开。当时上海宗教局召开的这样一个会，家庭教会的人竟然敢半途退席，说明家庭教会的领导人、负责人，敢于持守在主面前，灵里面逐渐刚强了。

　　1987年各地的三自教会都要求传道人必须要有传道证，但只有三自会的人才有传道证，这样就禁止了自由传道。并且，实行了「三定」，三定就是定地点、定人、定教堂，不准传道人外出到别的教堂去讲道。我对这种事体会很深。1987年我被平反以后，1988年我和妻子就到安徽一带去看望信徒，传讲福音。到了一个地方，有一个教会再三约我多留一天去那里讲道，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第二天，我准备去他家里讲道之前，忽然有人来问我有没有传道证，我说我没有传道证。马上那个教会的带领人就害怕了，把三自会的一个青年人请来讲道，让我在那个敬拜中为他们祷告。我说你们自己祷告好了，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三自会的人讲道的聚会。所以那天我是在自己的屋子里安静祷告的。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法治比较平稳了。但是，那个时候传福音还是可能被捕、被传讯、被罚款。家庭教会建立起初，官方就误解家庭教会是聚众非法集会。自己的亲戚朋友在家里一起聚会还可以，但不许超过20人，超过20人就是非法聚会。一方面，有些官方人士认为家庭教会不参加三自会，可能和海外有什么勾结或者有秘密的关系。福音是从欧美传到中国来的，当然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有很多西方宣道士，尤其是新中国和美国政治看法不一样，和美国是对立的，既然存在两大阵营，中国当局警惕美国有什么企图，甚至于怕美国想要利用中国的教会，我觉得这样的警惕也是难免的。另一方面，当时一些执政者认为家庭教会是不安定的因素，因为三自会接受政府的领导，而家庭教会就未必。在新政府成立之初，无神论一统天下，而这些传道人竟然可以舍弃名利、前途也不要，别人很难想象这是为主的缘故背十字架，为主的缘故舍弃一切；不信主的人，特别是政界的人，认为一定另有企图，别有目的。

　　其实自从使徒时代，信徒就常常地被误会有反对政权的企图。所以有些执政者对基督徒的怀疑、不信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自己应当有所持守，也应当用自己的行为来说明我们的信守。

　　在小城市或者农村有些地方，因为在家中聚会，就一再地被捕、罚款。他们聚会的时候，忽然公安机关就包围起来，让弟兄姊妹一个一个地出去，每个人出去要交罚款五块或者十块；交不出罚款的，就不能出去，直到请人报信，家属送钱来之后才能出去。被逮捕的，往往是在那里讲道的人，或者是接待教会的家庭的一家之长，或是家属当中的一员。他们交的罚款更重，这样才能恢复自由，不然的话不能放出来。虽然这样，但很多人仍然坚持聚会，这个礼拜在这个人家里，下个礼拜可能在那个人家里。

　　后来有些人宁愿坐监也坚持不交罚款，这是为了杜绝一些人的贪婪。当时的公安部门找了一些人，秘密了解打听哪里有家庭聚会，举报后有奖金。罚款之后，不知道公安人员有没有劳动奖金，但报案的人肯定是有奖励的，于是就有人专门做这种调查、举报的事。家庭教会越来越容易被人发现。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被拘捕后宁愿长期被关押也不交罚款，而家庭教会也因此得到一段相对安宁的时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家庭教会弟兄姊妹的心志，也可以看到当时家庭教会的艰难。

　　后来也会因为听福音电台或散发、传抄福音单张而被拘捕。前面我曾提到过一位梁弟兄，就是因为传抄诗歌而入狱的。改革开放前后，也仍旧有批判、批斗的做法。有一个姊妹因为传抄了一些福音性的诗歌，曾被批判、批斗。当时让她站在那里，批判她的人就念她所抄写的诗，念一句，就批判她几句。后来那位姊妹说，当时她听着，就好像是自己平常没有注意的一些话，批判她的人又提醒她应当注意，应当在神面前坚定自己的意志。所以，他们在那里批判她，她心里却非常喜乐。她说自己是强忍着不笑出声来。怕万一笑出声会让他们发怒，受更重的刑罚。此外，有些信徒因为同样的原因遇到过类似的麻烦，只要被公安发现，就可能被追查追问。但是也有不少的人满不在意，该传福音，还是照传福音，该散发福音单张，还是继续散发。这种传福音的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

　　当年家庭教会虽然压力重重，但弟兄姊妹在压力之下增长了属灵的能力。1987年我在山东带领一个培训班，培训结束后和几位弟兄姊妹聊天，他们都是满面笑容。交谈之中，有一位弟兄忽然指着另一位弟兄说：「你笑什么？因为印福音书籍，你都被关起来了，你还笑什么？」我原曾听说这里有一位弟兄因为印刷了《认识真理》等类的福音书籍，被判坐监四年，因此对那位弟兄肃然起敬，就说：「原来是你，听说你被关了四年哪？」没想到那位弟兄，继续笑着说：「哎，没有四年，才三年半！」我觉得他说得竟是那么轻松。弟兄姊妹们，你们看，经过了压力，神加添了能力，这些经历苦难的弟兄姊妹们灵里面越发刚强了！

　　当年还有一种情况是常有极端的迷惑、异端的搅扰。有些人独树一帜特别侧重某一个真理，或者侧重某一个领受，讲道有时似是而非，但是在异端的边缘上，这样的一些道理也容易让人迷惑。1980年代末据王绍武弟兄估计，大概有二十几个异端，比如说东方闪电、三班仆人、被立王等等。（前几年我曾问他，目前大约有多少异端？他说很难统计了。）可是当时虽然属灵书籍很少，还有异端的搅扰，但信徒们坚持真道，既靠主胜过压力，又靠主抵制异端，福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兴旺、发展起来的。这实在是神的恩典。

各地教会多有复兴

　　（1）家庭教会更加兴旺了，乡村甚至出现了几千人的教会，例如安徽、浙江、河南、山东、东北等，当然这些地方的教会是分散在各个家庭里面聚会的，但是加起来总人数已经是上千人了。

　　浙江温州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山洞里面祷告，后来就在山洞里面聚会，渐渐地在家里聚会，信而归主的人就越来越多，而且不仅是温州本地，后来也传到全国和海外。1980年代初，最晚是1980年代中期，有两位温州的弟兄，到天津和我有一些交通。他们当中，有一个人亲耳听到过政府的工作人员所做的公开报告说：「原来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中国的基督徒一共是七十万，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人说中国的基督徒是消失了。现在可倒好，光温州这一个地区基督徒就有六十万！」我们谈到这里，只有说向神感恩。

　　再举个例子，比如河南的方城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复兴比较早的一个地方。刚开始是河南的西南地区复兴起来，后来逐渐影响到华北许多的地方。方城那里，不仅是传福音，而且原来的信徒还常集中在一起查经、培训。在1980年代初，有人曾经把他们培训的讲义拿给我看过，是用钢板、铁笔、蜡纸书写以后油印的。我看了以后觉得内容很好，很细致，很深刻，都是信徒在灵命上最需要的基本造就和栽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李天恩弟兄在那里培训、讲道的提纲。

　　1953年我离开云南的时候，禄劝县那里彝族的信徒是四千人。这四千人因为早期内地会的传道人在那里传扬福音，已经有了根基，后来我到那里去，神也把信主的人加添了一些。但经过了一些苦难后，到了1992或1993年，那里的弟兄姊妹和我通信说，当地的信徒已经是三万人了。

　　在2003年春天，我曾经到浙江温州一个家庭教会的主日崇拜中讲道。那个家庭教会是没有登记立案的，但是那个聚会的房间可以坐二百人左右。有一个用土建的讲台，我就站在讲台上讲。后来人越来越多，有人就靠着墙站着，后来墙边站满了人，就到讲台边上坐着，讲台的边上也坐满了，就到我的讲桌后面坐着。让我吃惊的是，那么大的房间，它靠着街道的门是开着的，讲台正好对着那个门，我很清楚地看见马路上人来人往。而且在我讲道的过程中，路过的人能听见我讲道的内容，甚至有人听着听着就走进来听了。这就是说，有一些家庭教会聚会的时候是敞着门聚会的，等于公开了，而且等于政府是默认了。

　　（2）1980年代家庭教会开始通过培训班培训青年人（前面所提到的河南方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起初是工人临时培训，进而形成系统地神学培训。在2001年，我曾经被约请到浙江的一个县城去开培训班，我没有想到在培训班没开之前，当地教会的负责人和我谈话，拿出一张课程表来说：「边老师，我们这个地方是系统地培训的，有些划了勾的课程是有人讲过的，就请您不要重复了，请您讲这些没有划勾的课程吧。」这就不像以前，不管你讲什么，只要来了能讲就行，听众就高兴得不得了。那一次我看到他们的培训班明显地走向了正规，幸亏我带的讲义比较多一些，那次给他们讲了教牧书信。中国的教会在那个时候明显地有了复兴的迹象。

　　（3）先是个人谈道，逐渐开会布道，福音逐渐遍及到全国，甚至远到了边疆。在1980年代福音刚刚传开的时候，先是在本地传福音，后来渐渐传向邻县，甚至于传向边疆海外。1990年代初期，大概是在春节期间，在山东的临沂地区有一次培灵会，天津的一个小弟兄参加了那个培灵会，他回来之后就和我说了一件事：在培灵会结束之后，当地的负责同工说：「今年我们需要有些弟兄姊妹到其他地方传扬福音，不是在临沂地区，是其他的邻县或者邻省，有多少人要去可以报名，教会给予一些支持，但主要是依靠自己。」当时报名的有几十人，负责同工就说：「这么多的人，我们教会难于支持，只能支持一半人出去。」就决定了这一半人去，另一半人不要去了。但另一半人就很有意见。后来负责同工没有办法，就说：「今年这一半人出去，明年你们另一半人再出去，可以不可以？」那次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2010年，另一个曾经参加过临沂培灵聚会的许弟兄和我说，当地负责的同工现在呼召，不是在邻县邻省布道了，必须是愿意去西藏、新疆的才可以报名。临沂这个地区是这样发展的，福音是这样外展的，其他地方可能也会是这样的。

　　再提一下张约瑟弟兄，在南京的时候我们就有时一起聚会、祷告。1949年我们在云南也一起服侍过。当年他一瘸一拐地走向西藏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系。他比我大十多岁，想必已经被主接去了。但是像这样当年去西藏的弟兄姊妹们大概不会想到，现在海内海外竟然有各种方式方法、组织团体去往西藏传道。这些弟兄姊妹，通过医疗、教学、经商、旅游等渠道到了西藏，广传福音。大约在2000年，我见到过一个藏族大学生写给一个传道人的信。这封信写得非常真诚，信上大意说：「感谢主，你能够把福音带给我们，我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说他原来有哪些罪），……我原来不认识神，现在我相信了独一无二的真神，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接着讲他是怎么对付罪的，现在心灵里面有什么样的成长、感受），……在我们的大学里，现在已经有十来个人常在一起聚会，形成了一个团契。」我一看这个大学生认罪悔改的过程，比海外好多受洗的人做的见证要深刻得多，对于自己的罪有深刻的认识，对于耶稣基督的爱有深刻的感受，那是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2001年，我在兰州遇到一个藏族女大学生。她是西藏人，后来毕业于青海某大学英语系，也就是说，她基本可以使用三种语言文字。那时她已经奉献了，她说不知道是不是神要她出来传道。还有一次，也是十多年前，在北京有一个特别的连续几天的聚会，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常问我关于西藏福音事工的问题，我觉得奇怪，就问她：「你为什么这么关心西藏的事呢？」那位姊妹说：「我就是西藏人。」我说：「完全看不出来了。你是怎么信主的呢？」她说：「一次我坐飞机的时候，我旁边座位的人和我谈话，说她是基督徒，把福音传给我，并且给了我一本圣经，叫我有时间就看圣经。后来又有别人给我传了福音，我就信了耶稣。」她和我谈话的时候，正在北京一个大学读硕士学位，我们一起参加的那个聚会的目的是培训已经传道的弟兄姊妹，也帮助一些奉献自己准备传道或者还不明确呼召的弟兄姊妹清楚神的旨意。前面的人在那里流泪撒种，早晚有一天，或前人或后人必会欢呼收割。

1980年代以后的蒙恩族群

　　1980年代，福音主要是在农村教会兴旺起来，信主的弟兄姊妹多是农民或者一般市民。1990年代以后，信主的群体就越来越多了。

※进城打工的农民工

　　在中国大陆，进城打工谋生的农民工越来越多了。前些年有位王弟兄专门做农民工的福音工作。这位王弟兄的父母和我，在1950年代，都曾被定为「王明道反革命集团」里的「反革命」。而且王弟兄在少年时期还曾和他的父母一起被送往贫困的农村去劳动改造。他的父母被「平反」后，全家移居美国。当王弟兄在辛辛那提读书的时候，和一位台湾的小姊妹建立了爱情关系。当那位小姊妹给她在台湾的父亲写信，告知她和王弟兄的感情后，想不到她的父亲竟然写信指责她说：「你那里有那么多的同学，为什么你偏偏找个『共匪』交朋友呢？」（弟兄姊妹，你听到这样的话，是想笑呢，还是想哭呢？）但是那位小姊妹，竟毅然和这个全家为主受过大苦的「共匪」结婚了！而且还陪着这个「共匪」到他以前受苦之地，去向「农民工」传福音、救灵魂！我看过他们制作的一个农民工聚会的光盘，聚会中有人演话剧，话剧后有短讲，短讲完了有呼召。那次从台下走到台上去决志信主的人大约是一百多个。那些年他们在农民工当中有话剧团，圣乐队，后来还建立了培训班，专门培训在农民工中间传扬福音的工人。

※残疾人、贫困人等弱势群体

　　有人专门到弱势群体中传扬福音，比如到艾滋病村去传扬福音。有些贫困地区，有人靠卖血来赚一点钱，因为针头不洁净，就沾染上艾滋病。那村子很贫困，卖血的人很多，一个人得了艾滋病，就又传染给别人，结果就成了一个艾滋病村。有些人就专门到艾滋病村里传福音。

　　有一个美国的姊妹Laura，她有托付，愿意到中国大陆贫困人当中传扬福音，她自己有特别负担，收养在街头流浪的孩子，把福音传给他们。后来这个姊妹和一个中国的赵弟兄结婚了，他们婚后就在各处收留流浪儿童把福音传给他们。感谢主，前些年很有成绩，甚至报纸也登出了他们所做的工作。有一年他们在广州收留了一个从上海离家私自逃到广州去的女学生。有一天这个女孩子无意中说：她是上海某个中学的学生。收留她的赵弟兄夫妇赶快通过她的学校和她的父母通了消息。她的父母听到这个从天上飞来的意外喜讯后，父亲便马上去往广州接女儿。他对赵弟兄夫妇二人千恩万谢。当他得知赵弟兄夫妇是基督徒，是无条件地收养流浪儿童的，这位父亲大受感动，听了福音后表示也要决志信主。

　　谢谢主，这些不辞劳苦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至今仍旧在默默地事奉神。

※专做少年工作的培训班

　　前些年有一对孪生的王姓姊妹，她们到中国大陆去培训儿童，教主日学，教唱诗，讲圣经故事等，把小孩子们带到主面前。现在她们所教的那些孩子们已经成长起来，而且对于教儿童、带领孩子信主也有感动有负担。感谢主，这对孪生姊妹现在在国内已经开办了主日学老师的「培训班」了！

※大中小学各级在校学生

　　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各级在校学生，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了。在浙江省某城市的一个区，从初中一年级到大学四年级信主的学生，「估计」已经接近一万人。因为在21世纪初的一个春节期间，他们组织过一个聚会，大约就有五千人参加。他们散会的时候，不便同时散去，是三五一群、隔开距离、零散地离开会场的。所以仅是散会，竟用去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有的大学原来只有一个团契，后来增加到两三个团契。我听说某些北方的大学里已经有十个左右的团契了。

※海内有成就的知识分子

　　海内有成就的一些知识分子不仅是信主了，也尽力传扬福音。其中有学者、有作家、有教授、还有工商业者、专家人士等等。2010年我曾经到中东去宣道，那次一同去的有六个弟兄姊妹，其中四个人有硕士学位，另有一位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再有一位是一个行政部门的业务主管人员。看来这也是神施恩典，在知识分子当中、有成就的中青年人当中，神选召了一些人出来，这些人逐渐地成长起来，为主作工了。

※海外学成归主的知识分子

　　海外学成归国的知识分子中信主的人很多，奉献传道的人很多。有的地方组成了海归教会，也有一些归国的知识分子分散在各处家庭教会当中聚会，还担当一些服侍。这也是空前的一件事。

※各界离退休人员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们应当感恩的，就是在各界离退休的「干部」当中，不但有些人信主了，而且有些人传道了。在浙江有一个老年人，他在大陆新政府成立以前，就加入了解放军，所以被称为「老干部」。这样的人有很高的待遇，他们退休叫离休，可以拿百分之百的工资并一些补助，当时还会定期组织他们出去免费观光旅游等等。但这一位离休的老干部信主了。他的老家在浙江省的农村，他离休后回老家，在那个村庄里传福音给别人，这件事让村党支部书记很不好办——这么一个老党员，老革命，现在竟然传福音！后来这个村党支部书记只好去找这位老弟兄，劝他说：「老同志你自己信耶稣就信吧，你就不要传给别人了。」那位老弟兄说：「我认为是对的，为什么不能向别人讲？」村党支部书记就没话说了。后来我知道这位老弟兄还是照样地讲，别人也对他没有办法。像这样信主的老干部，我还认识一位高弟兄，也是在大陆政权改变前参加了共产党的解放军。高弟兄信主后热心传道，他写了一首长诗《献给老年的朋友们》，意在向老年人传道。他把他的手稿拿给我看，要我给他改一下。我说：我不改了。我把他的亲笔手稿复印了几十份，赠给了一些老年朋友们。我觉得，他的手稿比我的讲稿可能会感动更多的人。

结语

　　当中国的教会在苦难当中经过水火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后来又有这么大的复兴。但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藉着患难，炼尽了我们心中的渣滓，又以祂的大能使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灵里的力量刚强了起来。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微小和不配，又使我们经历到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现在海内外的华人信徒日益增长。但是也各自承受着不同的压力。然而，历代的信徒都是在压力之下增长能力的。我们深信：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必如何！主再来以前必有患难，但是在患难中，慈爱的神必会增长我们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