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不是一般的社会团体组织，更不是基督徒聚会用的建筑物、礼拜堂。教会乃是蒙神恩召出来的一些人，这些人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救赎，重生得救，得有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这些有神生命的人，以基督为首形成了教会。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说：「……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人）。」（林前1:2）

　　所以文中回忆中国大陆的教会历史，主要是回忆大陆基督徒会众以及某些传道人的经历，借此见微知著，诉说神这些年间在中国教会的作为，将荣耀归给神。这是本书的主要线索和主要意愿。我无意也无暇去谈论社会时事，以及其他与教会无关的事件，然而在谈论教会历史的时候，很难避免涉及到当年的社会背景，比如说当年的宗教政策，「三自会」的搅扰等等；但是，凡是和教会历史没有关系的一些事情，我绝对不谈，也实在没时间去谈。

　　本书记述的，主要是从194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国信徒的经历，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那四十多年间中国教会的经历。（当然其间也难免会涉及到其他年代的事。）

忆述这段历史的困难

　　首先是当年海内外完全隔绝，另外，即或同在海内，由于信徒们通信、交谈不便，消息也不通畅。所以有些传说多有误差，甚至是完全错误。比如说，海外曾有误传，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像苏联刚刚成立后杀害东正教徒一样，杀害了许多基督徒。但其实新中国成立以后，基督徒被杀、被判死刑的很少，绝大多数最重的判无期徒刑。这是一个事实。上个世纪末，在温哥华有一个各教会的联合培灵会，由远东广播公司负责召开，邀请我分享主恩。远东广播公司的主席曾国雄牧师，在大会开始前按照惯例对讲员先作简短介绍，他说：「我们一起筹备今天的聚会的时候，有人提议请边云波弟兄担任讲员，当时就有两三个弟兄眼睛睁得很大，非常惊讶地说：『你们弄错了吧，这个人还活在世上吗？』」后来曾牧师讲了一句很幽默的话：「这个边云波到底是不是还活在世上，让他自己上台来说明好了。」

　　有一位施传清弟兄，1950年代初期来到昆明，我们一起服侍主。1952年昆明基督教联合会批判我去彝族地区传道破坏了土地改革运动，于是我在1953年离开了云南。那时和施弟兄还不时通信，1956年后我们相继被捕，便失去了联系。1984年的时候，施弟兄在山东烟台参加一个聚会，聚会中他教给弟兄姊妹们一首诗歌：诗篇第19篇。唱完之后，他很感慨地说：「这首诗歌当年是边云波弟兄教给我们唱的，现在大家一起唱，我就想起他来，可惜边大哥现在已经不在世上了。」一位姊妹就说：「什么不在世上了？我和他住在同一个城市里，前些时候才刚见过面！」结果施弟兄夫妇俩就直接从烟台来到我当时所在的天津，住了一个礼拜，我们两个在一起真是有说不完的话：述说这些年我们的经历，述说主的恩典，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像以上这类误传的事情，难免让人想到过去海内弟兄姊妹们的苦难经历。

　　第二个难处是，海内人士不肯讲当年的史实。当年海内的同工，在1950年代中期以后就不多讲彼此的工作和事奉，1960、1970年代更是这样。不是说不相信对方，不是说对方没有爱心，其实两人很同心、很相爱、灵里面很近。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惟恐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被公安叫去问：「某某人，你认不认识？你知道他做什么事情没有？」如果说：「某某人我倒是认识，但是他做了些什么，我不知道。」这样就比较好回答。但是如果说：「某某人我倒是认识，但是他做了些什么，我不能告诉你。」这样的回答就会招致很大的麻烦。在天津有一对夫妻，经常看顾我的妻子白耀轩姊妹，也很关心我在神面前的事奉，我们常常一起祷告，但是却很少谈起彼此具体的事工。1980年代初，有一天这对夫妻来找我们，说：「边大哥，我们要出去一个月，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我和耀轩就几乎是天天为他们祷告。祷告了一个多月后，他们两个人回来了，对我们说：「感谢主，我们回来了。谢谢主，也谢谢你们的祷告。」我说：「回来了，工作也挺好，就感谢主吧。」直到现在，几十年都过去了，我也不知道那时他们往哪里去了，事工挺好，好在什么地方。现在讲起来也许觉得很好笑，但深思起来，也是一些让人沉痛的事。

　　1996年，我在圣地亚哥被邀去领一个聚会。那时由于刚刚从大陆到了美国，有些顾虑，有人在聚会前后想要跟我一起照相，我都尽量谢绝。但是，我没有想到上台讲道的时候，在讲台的前面有一个摄像机，有个弟兄在那里录像。我心里想，讲完以后，我一定要找到这个录像的人。结果，散会后我还没有来得及去找这位录像的弟兄，他却先找我来了。他第一句话就说：「哎呀，我可把你找着了！」我心里莫名其妙，心想，我还没找你，你怎么倒找我来了？他说：「你知道我过去的经历吗？」然后就述说他的一件往事。他是一个山东的弟兄，叫梁传踪，有段时间在山东曾抄写过《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抄完以后就送给别人。但是这样传来传去，公安人员发现了，就问梁弟兄：「你为什么写这种反动的诗？」他说：「这个诗不是我写的。」

　　「不是你写的，是谁写的？你这个诗是怎么来的？」

　　「是我借来的。」

　　「从谁那里借来的？」

　　梁弟兄就是不肯说从哪里借来的。所以公安人员就说：「你既然说不出是向谁借来的，那么肯定就是你自己写的了。」公安人员就把梁弟兄关起来了，而且还关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定的罪名是书写反动诗歌。梁弟兄说：「那段时候我就想，我非得找到写这首诗歌的人。结果找了多少年，也没有找到。现在我可把你给找到了。」现在我们想起来，也许觉得很可笑。但是，请大家想想，这位梁弟兄就是因为不肯说出从谁那里借来的诗，就因此走过了多少艰辛的路程，又经历了多少苦难的困境啊！

　　还有一件事。有位俞以勒姊妹（（传称余以勒，现已被主接去了），她曾几次到天津看望我们。有一次，她来到我们家，那时我正和来访的夏威卿弟兄夫妇谈一些问题，后来他们二位匆匆地走了，我才注意到俞姊妹和我妻子还站在那里谈话。我就说：「你们都说了半天话了，为什么不坐下谈？」俞姊妹说：「因为外边还有个弟兄呢！」当时天色已经很晚了，而且天气又特别冷，我就说：「你为什么不让他进来？怎么好让那位弟兄在外边冻着呢？」她说：「没有经过你们的同意，我怎么能让他进来呢？」我说：「快请他进来吧。」于是，俞姊妹就出去把那位弟兄带进来了。一开门，我一看，竟是王绍武弟兄。他在1950年代曾连续几年担任北京基督徒学生会的主席，几十年前我们就认识，王弟兄和我们比俞姊妹熟悉得多。当时我就对王弟兄说笑话：「你怎么这么老实？俞姊妹叫你在外边等着，你就在外边挨着冻等着？你该自己进来，让她在外边等着！」王弟兄说：「你看，我的嘴够严实的吧？」

　　为什么王弟兄宁肯在外面冻着，却不肯说明他和我们的关系？因为当年弟兄姊妹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尽量不谈自己和某人互相认识！1980年代初期，大陆的信徒还在这样的处境中生活。当年那些彼此相爱的肢体，即或住在同一个城市里，彼此都不敢多讲什么。弟兄姊妹们！珍惜你今天美好的处境，多多地爱主，多多地彼此相爱吧！

　　第三个难处是，一些道听途说混淆甚至是扭曲了当年的史实。例如有两本书中都说：王明道先生在1954年的春天，曾经到北京的基督教青年会去接受三自会的批判，王先生坐在最后一排的座位上，两臂交叉，抱在胸前，抬头望着天花板，一言不发。批判者是慷慨激昂，有的姊妹在旁边流泪。这和事实离得太远了。1954年春节后，我有大半年的时间一直住在王先生那里，一日三餐我们都在一起吃。一方面我是在王先生那里受教，另一方面也帮助王先生做一些文字上的工作，从没有听说过这件事。王先生反对青年会，认为青年会是假信派，是新神学派，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全部的圣经，不相信主的救恩，更不相信主的再来，所以王先生从1920年代起就一直批评青年会的信仰，他怎么会到青年会接受那些人的批判呢？所以我说，除非他们是用手铐把他铐去，否则要他去青年会，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怕自己万一有错，曾问过北京好几个老年的、过去和王先生很熟的弟兄姊妹，大家都一致认为，让王先生去青年会是绝不可能的事。但是，两本书都写得清清楚楚。可见道听途说混淆了当年的史实。

　　关于以讹传讹扭曲了当年史实的事例很多，可以再说一件，也是关于王明道先生的事。王先生第一次被捕后，第二次被捕以前，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是彼得，但我不是犹大。」后来王先生被主接去了。有一次俞以勒姊妹在海外听到一位牧师在讲台上说：「连王明道这样的人都一度批判了信仰……」俞以勒姊妹听了觉得不对，就传给那位牧师一个纸条：「王明道先生并没有批判信仰，您这样在聚会中讲，是不是需要纠正一下？」没想到那位牧师看了纸条以后，很不以为然地说：「王明道先生明明说过，他是彼得，不是犹大！彼得不是曾经不认主、放弃信仰了吗？现在还有人写个条儿来，还在为这件事辩护。」当时俞以勒姊妹就觉得很难过，很痛心，甚至有些生气。后来，俞以勒姊妹就和另一位姊妹一同打电话给王太太，问她说：「婶儿，海外有人传说叔叔一度放弃了信仰，这件事您看该怎么说？」（那些年我们这些和王先生夫妇比较亲近的青年信徒，都称呼王先生为叔叔，按北京话称呼王太太为「婶儿」。）王太太说：「这件事你们知道，叔叔说话重，自己责备自己也很重。事实上是他曾经在监狱里面求告神，求神差派天使把他救出监狱，就好像当初神差派天使把彼得救出去一样。但是神没有垂听，他就信心软弱了：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呢？他一度信心软弱，这是有的，但是并没有放弃信仰。」这件事是俞以勒姊妹亲自和我说的。

　　第四个难处是，多人失忆甚至多人逝世，失去了当年的史实。不少大陆老传道人都已经离世归天而去了。例如张谷泉、袁相忱、汪纯懿、胡振庆、杜忠三、赵西门、文沐灵、郑惠端、王颂灵、陈莲秀、谢模善、赵麦加、杨心斐、林献羔、谷仰羔、翁则富、林淬锋、陈恩鸿等许多老人，都一个一个地离开了我们。另外，虽然有些老人还存留于世，但是却失去了记忆，例如陈本伟弟兄等人，也难于述说当年的历史了。

忆述这段历史的目的

　　这本书中所谈到的只能说是个人的见闻片断剪辑而已。我个人知道的有限，资料又不多。虽然有许多前代传道人的个人传记，但是个人传记总是以个人的见证为主要线索，个人与个人之间免不了总有一片空白，并不是完整的历史。所以，今天自己录音、录像，进而转换成为文字，实在是不得已的。不然我怕连自己这点见闻也都要归于尘土了。当然，也有些人已经写过一些很好的历史，比如说苏文峰牧师，但是1950年以后的历史他也很难找到资料。再有赵天恩牧师，以前也写过中国教会史，甚至有一段是1950年以后的教会史，但是其中多是当年宗教政策的一些条例。当年那些弟兄姊妹的经历，由于大家都不肯说，都不愿意谈论，就逐渐失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应当尽力抢救当年的史实。有些老年的同工们就建议所有老年的弟兄姊妹们，将自己直接、间接知道的有关当年真实史实的数据都记录下来。片断的也不要紧，不完整也没有关系，积少成多，或者用录音，或者用录像，或者是请人用文字代写，总要尽量把它留下来。但愿神兴起一些中青年同工们来，以1940年代末那些传道人宁愿丢弃荣誉、享受，甚至不惜性命的心志来抢救那一段的历史。求神保守、带领这些毫不为己、一心为主、肯于抢救教会历史的中青年同工们。

　　神让中国教会经过了水火进入了丰富。神这样大的恩典，我们不能不诉说。但是在谈论神的这些作为的时候，应当以荣耀神为唯一的目的。若是本书在忆述神自己作为的时候，不知不觉中竟然偷窃了神的荣耀，搀杂了个人的私念，一方面求神饶恕，同时也恳切地请弟兄姊妹们给予指正。这样强如见主的时候，受他的责备。

　　1940年代末期的中国教会有些混杂的现象，但是神带领中国信徒经过了流泪谷，却使这谷变为泉源之地。正如耶利米书1:10所说的，神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中国的教会确实是经历了这样的拆毁阶段，但是以后，神又重新建立、栽植了祂的工作。祂的道路真的高过了我们的道路，祂的意念也真的高过了我们的意念！箴言17:3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惟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在那段时间里，有许多中国的信徒虽然也仍旧持守着纯正的信仰，但是人毕竟是人，人心里总有杂念、杂质。神藉着烈火把这些人炼净了，就更便于神来使用，做成神让我们做的工作。中国教会的复兴，就是经过了水火，才进入了丰盛之地。

　　同时，我们讲述这段历史，也是盼望神的福音更加兴旺。现在神已经在中国教会做了一些复兴的工作，但是在教会复兴的时候，特别要防止在兴旺当中出现一些旧有的问题。我们应当警惕、警醒啊！神要是让中国的信徒，再经历一次苦难，那就实在不如我们自己警觉，在神面前常从心底省察，及时悔改，讨神喜悦，追求圣洁，让神好使用我们。

　　上个世纪末，在澳大利亚，一位西方的传道人写了一篇文章说：十九世纪是英国教会向普世宣道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教会向普世宣道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教会、中国的信徒向普世宣道的世纪。我当时看到那篇文章的时候很惊讶，当时中国教会困难很多，怎么能做出这样的工作？！后来，我在本世纪初又读了两篇文章，也是西方的传道人写的，都认为二十一世纪，神要使用中国的教会到普天下去传扬福音。后来，有些老年、中年的中国同工们，也逐渐看到既然神在中国的教会有这么大的恩典，也会有他的托付。所以，我们应当在神面前柔和谦卑，伏在神的面前仰望神的怜悯，战兢恐惧地看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何等大的事。

　　现在中国人已经不知不觉地往普天下去了，有人说「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非洲、南美洲、中东、很苦的地方，到处都有中国人。2010年，我曾和六位中青年弟兄姊妹，应邀从中国大陆到了中东的迪拜（Dubai，又译作杜拜），向那里的华人传扬福音。因为当地中国劳工的公司上层不许当地同工接触已信的工人弟兄，没有办法在屋子里面传福音，就只好到沙漠里面去聚会。当地弟兄们把车停到路边，大家扛着几十个绑在竹竿上的应急灯进入沙漠，把灯围成一圈，可以照亮几十人甚至近百人的聚会场地。那里是一片荒无人迹的沙漠，但是有中国人在那里唱诗、祷告、传福音、奉主的名聚会。所以现在「没有人的地方，也有中国人」。这的确是我们应当感恩的事！

　　前些年，有人说：「有月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泪；有日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汗。」后来神的仆人李秀全牧师在这句话上加了几个字：「希望将来有一天，有日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汗传道；有月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泪祷告。」我觉得这几个字加得很好。

　　但愿神察看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拣选中国的弟兄姊妹，也装备中国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在升天以前曾经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16:15）现在中国人已经遍及普天之下，求主装备、使用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听。求主使用中国的教会，使用许多中国的中青年弟兄姊妹，使这些弟兄姊妹能够完成主耶稣给我们的重大托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