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基督囚徒

第三十四章　荫营十年

　　一九六八年四月，大同劳改煤矿的一大批犯人调到了荫营。大同在山西省的北部，荫营在山西省的中部。荫营是阳泉县的一个小镇，距离阳泉火车站二、三十里路。王先生就是与这批犯人乘坐七等火车到荫营的，詹汝耕也在其中。

　　詹汝耕在大同参加「九人斗争团」斗争王明道立了大功，已经减刑。到荫营之后，他又继续争取在王先生身上立功。一天，他们在院子里开控诉会，有一百多人参加。詹汝耕单独出来控诉王明道，没有提王先生的名字，也没有提史家胡同或基督徒会堂，可是大家都知道那指的是谁。他说：

　　「在北京有一个教会，他们的教会有暖气设备，这是一个大资本家捐的。」这样就把王明道跟大资本家李子超先生连在一起了。有一天他和王先生在大工房里摘白菜，没有第三者在场，他对王先生说：「咱们传道人，可不就是凭着两片嘴皮吃饭么？」王先生认为他说错了，他不应该把王先生拉到他们一起，而应当说，「我们这些当牧师的（指像詹汝耕一样靠当牧师吃饭的人），可不就是凭着两片嘴皮吃饭么？」王先生在谈到这件事时说：「他是为吃饭而传道，我是有神的使命而传道，两者岂可同日而语？」

　　荫营劳改队的最高领导是科长，其次是教导员，下面还有指导员。在犯人当中，一个队有一个值星员，是从犯人当中挑选出来的，领导上叫他管理本队的事，要紧的事去找干部，一般的事就由他来处理。

　　王先生在十八队。他们旁边那个队的监房里有一个犯人，可能因为值星员待他太厉害了，他就起了杀人的意念，准备用炉子上的铁火盖来打死那个值星员。铁盖的上面连接着一个长柄，那个柄是活的。拿着柄可以掀也可以盖，却不能打人。一打，盖子就转。一天夜里他趁大家都睡着了，拿起铁盖柄就朝值星员头上打去。一打，盖子就转起来，结果没打成，却碰着值星员的头。他一醒过来，立时就叫起来：「杀人了！」大家都被叫醒，连隔壁王先生他们那个队的人也都醒了。值星员打电话到队长的房间说：「这里发生杀人的事情了！」队长开了门进来，就把那人铐起来带走了。

　　有一天，王先生队里的值星员对他说：

　　「我们队里新换了一个指导员，你写点材料跟他谈谈吧！」

　　「我没有什么可写的。」王先生因为过去写材料为刘少奇等辨护，戴了好几个月的手铐，吃了许多苦头，到荫营之后他就不再写什么了。

　　「你写写吧！」值星员说。其实这是指导员的意思，要知道王先生的思想如何。于是他就写了，越写越没有顾忌。有时指导员也找他谈话，所以他和指导员很熟。有一次天铎给爸爸寄来一个大扁盒子，装满了罐头。指导员想那一定是花了很多的钱，就问他说：「你儿子挣多少钱啊？」其实这些营养品并不是高价买的，而是天铎夫妇二人把他们每月发的肉票省下来，买了罐头给父母寄去的。

　　有天指导员拿了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毛主席题的两首词。其中一首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不许放屁！」指导员问王先生说：

　　「你看过这张报纸吗？」

　　「看过。」

　　「你有什么感想？」

　　「我看了一次，就不想再看了。」王先生说，「诗词里哪有用『放屁』这种话的？多难听啊！我不喜欢看这种难听的话。」

　　这时王先生的灵性几乎完全恢复了他以前的光景，不过不能跪着祷告，像在家里时一样。他祷告都是在躺下以后，而且不能出声。就连谢饭的祷告，在监里也是不许可的。

　　有一天，大同的邢干事到荫营来了，走进王先生他们住的那个房间。一个大同斗争过王先生的兵痞犯人说：「王明道，你看谁来了？」意思是说，斗争你的人来了。王先生一点也不怕他，因为知道他不可能再斗争人了。但那个兵痞不久却得了中风，早晨还在院子里跟人说笑，下午就有人告诉王先生说，他已经被抬到医院去了。

　　荫营的犯人都穿公家发的衣裳，上面印着红漆盖的两个大字「荫劳」。王先生初到荫营时，还没注意到，就那么穿着。有一次指导员作报告时说：「当然，公家发给你们的衣服都盖着印。你们自己的短裤或背心，凡是要穿的，也要拿出来盖印。」然后就有一个干部拿着油漆到他们的屋子里来盖印。王先生有两件衣服，是他自己的，不肯让他盖印。从这时起，他才注意到『荫劳』就是『荫营劳改犯』的意思，于是他写了一个报告给指导员说：「我不是犯人，我不能穿犯人的衣服。凡印上红字的地方，我就拿块布把它盖起来。」

　　有一天，大家都在院子里看下棋，王先生也站在那里。指导员指着王先生衣服上盖着的那块布说：

　　「你盖着这两个字不好。」

　　「我盖着好，」王先生说，「这叫作『实事求是』。是犯人，就要印『荫劳』；我不是犯人，就不应该印『荫劳』。」

　　「你不是犯人，你怎么在监里啊？」

　　「我是『坐监者』，像保罗、西拉、耶利米、米该雅一样。」王先生说，「那几个古人都坐过监的，我也像他们一样坐监。」

　　指导员没说什么，笑了笑。后来他就公开穿他自己那没有盖红印的衣服。

　　有一个犯人叫郑维的，在那边院里站着说：

　　「你用布盖上『荫劳』，不行。你不能上厕所。」

　　「我能上厕所，我现在必须去大便。」王先生说，「我已经写了报告向领导说过了。」

　　自此以后那个犯人也不管他了。在荫营，只有他一个始终穿没有盖红油漆字的衣服。已经印上字的，他就拿块布缝在字上面盖起来，冬天的衣服蓝布盖上，夏天的衣服用白布盖上，一直到他出监的日子。

　　一九七三年四月底，王太太十五年的刑期满了，她的儿子天铎去接她。他以为办了手续，就可以把她接出去了，殊不知刑满的犯人不能回家，还要继续留在那里工作。根据政府在那一时期的规定，凡刑期已满的人，不管判的是一年，还是几十年，一律都要在政府指定的一个监狱外边劳动，那就算是他的工作单位，每年给半个月的假期，可以回家探亲，所以王太太仍旧要留在邯郸。天铎去邯郸看过母亲以后，随即去荫营看望父亲，然后又回到母亲那里，跟她一块儿住了几天。

　　同年秋，王太太去上海，看望九十五岁的母亲刘老太太。临行时队长告诉她说：「九月十七日（中秋节）以前，你一定要回到这里。」那年中秋节是个礼拜天。礼拜天是她的假日，她本来想可以在上海多呆一天，过了中秋节再走，但是因为有队长的这一句话，她想她不可以随便用这一天，所以就在九月十六日回去了。幸亏她回去，不然问题就大了，因为过了礼拜天，到礼拜一（九月十八日），她们就要搬到石家庄去。如果她在上海用了这一天，她的东西一定收拾不完，那就会紧张得没办法。从这里她得到一个教训，还是守约的好。她在石家庄一直呆到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时。毛主席逝世后，她又被调到邢台唐庄镇（即清朝的顺德府）。一九七七年国家政策改变，刑满释放的人可以自由回家，她才回上海去。

　　天铎去荫营看望父亲共二次：一九七三年春是他自己去的，那是第一次。一九七四年，他带着妻子和女儿去看望父亲。一九七五年，他又陪着母亲去荫营看望父亲。

　　一九七四年一月，王太太的母亲刘老太太去世了，终年九十六岁，天铎写了一封信告诉父亲。二月初，信到了荫营。指导员看了以后，把王先生叫到办公室去，对他说：「人生总有一死。」他立刻就想到，可能是他岳母刘老太太去世了。指导员把信交给他，一看果然是的。他非常悲哀，因为刘老太太非常爱他。就跟爱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当时他没有哭，回到监房以后，看见被子呀，衣服呀，无论什么东西，凡是老太太给他做的，他就掉眼泪。

　　他刚从办公室出来，指导员就把他们屋里的值星员喊了去，叫他安慰安慰王先生，不要太难过，人总有一天要离开世界的。那个指导员真是体恤他。

　　第二天早晨，他坐在炕沿上，越想越难过，他就哭啊，哭啊，哭了很长时间。先还不敢出声，只是偷偷地哭 ，后来情不自禁，就放声大哭起来，一连哭了两、三天。后来他忽然想到复活的日子还能再见面，一下子就转过来了，再也不哭了，他的心从主得了安慰，也有了盼望，知道将来还要再相见。

　　据说这件事对他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一九七五年王太太由天铎陪同去荫营看他时，那里的一位主任告诉她说：「你母亲去世以后，他心里一直非常悲伤。政府本来预备给你们一个极在的宽大，让你们全家团聚，可是因为他一直哭，看见什么东西都要哭，这个机会就失去了。」王太太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但知在老太太去世之前，王先生曾去参观过大寨，回来以后总会写写感想，可能那时他的表现比较好，政府就考虑对他一家有一个宽大，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一哭，他们就改变了计划。

　　王先生在荫营是比较自由的，他不做什么事。天铎陆续给他寄了大约五百本书，有古书，也有简装书，他就整天看书，把眼睛都看坏了。政府干部对他很好，有时他们还借他的书看。神把他隐藏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可能比他生活在社会上还要安全些。

　　一九七五年，中国社会上展开了批林批孔运动，当然这股风也吹到了荫营。那里只许说孔子坏，不许说他好。有一次，四、五位干部在谈话室里，把王先生找去。他坐下以后，有一个干部问他说：

　　「你对孔子诛少正卯有什么看法？」

　　王先生说：「孔子诛少正卯诛得很好，就是当诛！人们说孔子残忍，把一个很知名的人士少正卯给杀了，其实不是孔子残忍，而是少正卯自己取死。这样坏的人，如果留着他，鲁国将来就要弄得不得了了。」他接着背了一段古书上的话：「孔子为鲁司寇，三月而诛少正卯。门人进而问曰：『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之大恶有五：盗窃不语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一有于人，即不免于君子之诛。今少正卯兼而有之，其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恃嫌激众，是小人之雄也，不可以不诛。』」

　　这些干部彼此看看，觉得这个犯人对史书怎么这样熟啊？之后又有三、四位干部，单独地找他谈批孔的问题。王先生说：「孔子批不得，批孔子的人自取羞辱。耶稣是我的救主，孔子是我的恩师，我不能批评他。」有一次开大会，好几千人都在广场。那天是星期天，不劳动，大家都去开会。台上有两个干部骂孔子是孔老二。那时不许人随便发言，如果许可的话，他当时就要说：「不能骂孔子。骂孔子是羞辱自己本国的圣人。」批孔以后，干部们对他就另眼看待，与前大不相同了。

　　政府干部对他不满意之处是他老写东西。他在荫营天天看报纸，看见什么，就要写感想，又要进忠言，又是提劝告。写得太多，干部没有时间看，叫他们实在为难。他们不交到上级去吧，不行；交上去吧，又怕上级说，「交来这些东西干吗？」所以他们一再叫他不要写，可是他还要写。一九七六年王太太跟一位亲戚去看他时，干部还请王太太劝劝他不要再写。王太太回去以后，特地写了信去，他还是不听。最后他们罚他，不卖纸给他。他就找出从前他在北京监狱买的几十张质量很好的纸张来写。那些纸是他留着给周总理进忠言的，谁知周总理死了，纸还留在那里，他就拿来写了一份《最后的忠言》：「请政府不用担心，我不会自杀，现在我心里快乐极了。我所以进最后的忠言，就是因为我认为政府必须改变现在的情况。如果再这样下去，不改变现在所走的路，就是敷衍、搪塞和欺骗，将来就不堪设想了。」

　　王太太一九七七年回到上海以后，每月都给王先生寄营养品。但到这年年底，他们不许家里给他寄了。七十七岁的老人，身体当然难以维持下去。他认为这是政府对他施加压力，叫他放弃信仰。所以他又写了一份报告给政府说：「我明白政府的意思，大概是藉此叫我挨饿，饿了好放弃信仰。办不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从这时起，他就准备饿死在监里了。

　　过了大约十个月，到一九七八年秋，有一天队里吃小米饭。因为小米饭硬，他的牙齿又不行，嚼不烂就咽下去，结果得了急性肠胃炎，一夜两次上吐下泻，第二天就起不来了。睡了一天，到傍晚的时候，他们用担架把他抬到医院去住院。过了两天，指导员去医院看他，问他说：

　　「怎么样了？」

　　「他们现在给我输液，输了液就好一些了。」

　　干部看他身体太弱，就对他说：「你写信给你儿子吧！」

　　「我现在不写。」王先生说，「等我好了，出医院再写。我若死了，就……」

　　后来一位李医生把他叫到一个屋子里，对他说：「你把你的消息告诉你儿子吧！」他这才写了信，说他病得很厉害，差一点就不行了，现在住在医院里，但没有写患的什么病。王太太接到这封信后，就对天铎说：「不知他现在是死是活，无论如何总要去一趟。如果他还活着，那就让他保外就医，因为听说有这样的例子。如果他死在那里了，我们也可以知道。」

　　天铎到了那里，他的病情已经好转。大夫告诉天铎说，「他身体太亏了。」天铎就把身边带来的食物留下，并且告诉他还有好些食物留在阳泉的旅馆里。王先生明白天铎的意思是怕都带了来，而他却已经死了，就吃不着了。于是天铎回去，把那些东西取了来，交给荫营的干部，过不多时干部就给他送来了。有了这些食物，王先生的身体慢慢转过来，不久就出院了。

　　天铎在医院里当着胡队长的面，对爸爸说：「我问过队长为什么不许我给您寄东西。队长说，『全号有二十多个人，他一个有，别人都没有，人家看着难过。』」从这时起，没得许可天铎就不断给他寄吃的东西，而且总是不到一个月，另一包又寄到了。这样，王先生的身体就逐渐恢复过来。关于保外就医的问题，他们告诉天铎说，因为他是无期徒刑，没有资格保外就医。

　　到了这个时候，王先生就一无顾忌了。从前他不敢出声唱诗，现在他在院子里一边走，一边小声唱诗。干部从他面前走过，听见他唱诗，也不管他，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改造不好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发表后，全国各机关、各团体都进行传达。有一天值勤员说：「大家到院子里去听报告！」那时王先生病了一个多月刚好，而且正值隆冬，值勤员对他说：「外头太冷，你不用去了，等大家听完回来再传达给你吧！」他听见外面用扩音器广播，但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后来有人告诉他：「中美建交了！」他一听见这个消息，就为台湾的教会担心。当时他心里想：「坏了，台湾的教会也要成立三自会了。共产党所以不打台湾，就是因为在台湾有美国的空军和海军。这一建交，共产党打台湾就无所顾忌了。」

　　王先生所在的十八队在荫营劳改队的最后面。一天，王先生看见其他队里有二百多人出来到院子里，拿着裁衣服剩下的布条搓绳子，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们监号里有一个犯人是比较有学问的，对他说：「搓布绳子就意味着要大批放人。」王先生这才明白。

　　王先生夫妇第二次被捕时，天铎正在北京。返沪的时候，他把王先生几十年的日记和四个大照相簿都带到上海。政府叫他上交，他就交给政府了。不知怎的，这些东西又转到了大同。王先生他们那一批犯人从大同调往荫营时，行李都是交给政府统一运去的。及至第二天取行李时，王先生发现他的几十本日记用一根铁丝捆着，也放在行李堆里。这些日记和相本，干部说不能留在监号里，要存在库房里。后来到大批放人的时候，指导员对他说：

　　「你存的那些东西，用不着就烧了吧！」

　　「什么东西？」王先生问。

　　「那么日记，还有照相簿。」

　　「那些东西不能烧！」王先生严肃的说，「那是我的历史，我还要留着呢！」

　　「我不能决定。」指导员说，「我得请示上级，看是不是可以给你留着。」

　　过了几天，指导员告诉他：「我请示过了，上级说你的日记和照相本可以留着。」一九七九年底他出监时，指导员就把那些东西都还给了他，所以那些东西至今还在。

　　一九七九年二月下旬，王先生收到内侄女刘小玉姐妹写给他的一封信。当时他曾覆她一信，劝勉她和她的丈夫好好教育子女。因他自己过去深受说谎之害，所以就特别注重这一件事。他说：

　　「首要的是教导他们诚实，说实话，做真事。世上一切的坏事都与说谎言相关连……而且各种罪恶都以谎言为藏身之所……你和亚军要在一切大事小事上都给孩子做好榜样，身教比言教更为重要。做诚实的人有时会受损失，但损失最后还要变成利益，不是暂时的利益，而是永久的利益。一般人的眼光都是太短，只看眼前的利益，却不计后来的结果，最后还是自己害了自己。」从信中可以看出，虽然他身在狱中，却仍旧关怀晚辈们的灵命成长，并且用他亲身的经历，语重心长地教导他们走主的道路。

　　同年五月，小玉去荫营看望王先生，谈约一小时。因为有人在旁，他主要谈了一些生活琐事和健康情况，但也确曾提及一九六三年前他痛不欲生，但翻供之后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了。

　　同月，美国的生宪治医生本着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监中看望弟兄和长辈之心，带着他的儿子去山西荫营看望王先生。生医生是王先生好友、南宿县长老会生熙安牧师的长子，他称王先生为「叔叔」。虽然他们没能看到王先生，但他们盼望劳改所能由此知道王先生在海外有亲近的人，因而能放松看管，乃到释放。临行他们留下一封信，以及手套和手电筒等给他使用。

　　生医生父子这次去荫营是出人意外的，因为当时国内只有几个地方准许外国人去，荫营不在其内。原来他们的行程是由他弟弟生宪章弟兄办理的，告诉有关部门他们要去什么地方。他把「荫营」也写在行程上，结果竟然批准了，实在是神的恩典，不然是去不成的。

　　生医生走后，政府干部把王先生找到办公室去，问他说：

　　「你认识姓生的吗？」

　　「我认识。」王先生说，「姓生的只有一个，就是南宿县长老会的牧师生熙安。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四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同我认识。他的孩子们都叫我叔叔。」王先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问起姓生的来，因为那个管理员没有说为什么，所以他感到很纳闷儿。第二天又把他叫了去说：「昨天从美国来了一个姓生的和他的儿子。这是他们留给你的信，还有一副手套和一个手电筒。这个手电筒我们给你收着。」王先生这才知道生宪治去看过他了。过了几天，他们又把生医生留下的那封信要回去，说要到北京去了解一下他和生宪治到底是什么关系。过了十几天，又把信送回来说：「还给你这封信。」从这里王先生知道，不只在德国报纸上刊登了他坐监的事，美国报上也刊载了。其实他的事情在国外已经传得很广，释放王明道与否，对国际舆论有相当的影响。

　　在他快要出监的那个时期，他心情很好，并且用笔墨写下了他内心那种高尚的情操：

　　「先知成仁，使徒取义，受命传道，首重刚毅。熟读圣经，洞晓真理，坚贞不屈，顶天立地。」

第三十五章　被骗出监

　　无期徒刑的意思就是终身监禁，除非有显著的立功表现，不能减刑，更不能释放。可是王明道先生这个无期徒刑犯，没有一点立功表现，居然就释放了。他到底是不是因为真的有罪，才判的无期徒刑，那就可想而知了。王先生自己一直说：「我的事情是个大冤案，就跟岳飞的冤案差不多。」

　　中美建交后，中国闭关自守的时代结束了，中国已经进入国际大家庭，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国际舆论和行为准则的影响。伦敦保卫人权委员会打电报给二十多个国家，并且代表这些国家向中国政府提出意见，请中国释放一切政治犯。王先生不是政治犯，也不是刑事犯，而是信仰犯。在政府大批释放犯人的时候，也决定把这个信仰犯释放掉。谁知他这个犯人与众不同，他不肯糊里糊涂地走出来，正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监狱，禁卒奉命放他出监时的情况一样（徒十六章三十五至四十节）。政府干部遇到了一个麻烦，需要请他出监。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中旬，政府从山西荫营给王先生的儿子天铎发了一份电报：「见电速来接王明道。」天铎不知道那是政府发的，还以为是他爸爸自己发的呢。当时王太太正好去南京，不在上海。天铎就写了一封信去，说「爸爸来电报，叫我去接他，我现在就去了。」于是他与山西的一位亲戚联系好，相约同去接王先生。王太太收到信后，赶紧返回上海，天铎已经动身走了。

　　天铎到了荫营监狱，有人把他领到赵大队长那里，然后他们一起到中队长的屋子。这时王先生队里一个姓丁的值星员也把他从高处的十八队领到山下面的中队长屋里。王先生一进去，看见大队长，又看见天铎，感到很奇怪，就问天铎说：

　　「你干吗来了？」

　　「我来接爸爸回去。」

　　「我不回去。」王先生说，「你回去告诉妈妈，我在这儿顶好。」

　　没等天铎再开口，大队长就说：「你儿子来接你到上海去，你就跟他走吧！」

　　「我不走，」王先生说，「我的事情还没弄清楚呢！我没犯罪，我在这里押了二十多年，完全是为了信仰。」

　　「不必追究这些事情了。」大队长劝他，「你走吧！监狱不是个好地方。」

　　「我坐了二十多年的监，还不知道监狱不是个好地方？」王先生说，「不过我已经习惯了。文天祥的《正气歌》里说：『嗟哉沮如场，为我安乐国。』我现在已经把监狱看作我的安乐国了，我不走。」

　　「你走吧！」大队长又劝他，「别在这儿住下去了。」

　　「要我走也可以，」王先生说，「政府必须承认三件事：承认逮捕我逮捕错了，判我刑判错了，关押了我二十多年也关错了，而且以书面证明，不然我不出监！」

　　这个证明，让他们怎么出啊？谈了一个上午没有结果。王队长说：

　　「大家回去吃午饭了。」

　　然后对王先生说：「你也回去吧！我们都去吃饭。」

　　又对天铎说：「你也吃饭去吧！下午再谈。」

　　下午两点钟，他们又把王先生叫到那个谈话室里。这回不是大队长了，而是换了中队长。中队长和天铎都劝他快点离开监狱，到上海去，他还是坚持不走。最后，父亲怕儿子接不走他太难过，就答应说：

　　「我可以同你一块儿回去。」

　　「爸爸快点回号里去收拾东西吧！」天铎高兴地催他。

　　「我有好些东西呢！」王先生觉得有些急促。

　　「今天晚上我来接您到招待所去住。」天铎说。

　　于是王先生赶紧回去收拾东西。他还有好些吃的东西，就分别给了两个姓陈的犯人，都是身体不好的。又把他的书都拿出来，放在炕上说：「你们谁要，谁拿去，我带不了这么许多东西。」其实天铎带了好几个大提包，就是预备装那些书的，但他不知道，竟都送给别人了。

　　傍晚时分，有一个人来告诉王先生说：「你儿子今天不来了，明天才来呢。你在这儿再住一夜吧！」他就又住下了。

　　第二天早晨，他把天铎带来的衣服换上，站在院子里等。政府干部也知道他准备走了，就让那个姓丁的值星员又把他领到荫营一个新盖的监狱办公室，天铎和同去的亲戚也在那里。一位李干事拿出一张纸来对他说：

　　「你看看这张纸上写的。你要是同意这上面的话，就签个字。」

　　王先生一看，原来是「山西省高等法院释放证」。上面写着：

　　「押犯王明道，因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改判一年，提前释放。」

　　「你拿着这个，」李干事说，「现在就可以跟你儿子回上海去。」

　　「我不签字，」王先生说，「我也不走。说我是反革命罪犯，我不承认。我没有犯罪，是政府逮　　捕我逮捕错了，判我刑判错了，关押我也关错了。政府必须把我的事情弄清楚，不然我不出监，我就在这儿住下去了。」然后他告诉天铎说：「你回上海去吧，我不出监。」

　　同去的亲戚看王先生怎么也不肯走，就安慰他说：「您心里怎么平安，就怎么办吧！」他们就走了。临行时把煮好了预备在路上吃的二十多个鸡蛋都留给他了。

　　天铎回到上海，妈妈问他：

　　「怎么着？」

　　「爸爸这个倔呀！」天铎就把原委说了一遍。

　　接着王先生又来了一封信说：「不见我的亲笔信，千万不要再来接我，我不回去。」信里还有一句话：「撒谎是一切犯罪的根源。」这是因为他受撒谎这个罪的苦受得太厉害了，所以凡是不符合事实的事，他都不肯承认。

　　过了一个月零十四天，即十二月二十九日，荫营监狱的干部又把王先生叫到中队长的办公室去，有李干事和胡大队长两个人在那里。李干事问王先生：「受浸和受洗有什么分别？」

　　一谈这个问题，王先生就高兴起来了。他跟他们讲：「受浸是浸在水里，受洗是后来天主教改的，不下水，只有头上点一点水，把原来那个意义改掉了。」他越谈越起劲，谈了很长的时候，大约有一个钟头。

　　李干事说：「你讲的很有道理。」他们先把老人说得高兴起来，然后再谈别的事情就好谈。接着李干事对他说：

　　「你说你不出监，我们不能强迫你出监。不过监外边有三间房，你可以去那边住着，过不了多少日子，北京法院会有人来，同你谈清楚你的事情。你一出监，你就恢复自由了，你愿意上哪里去，就可以上哪儿去。」他信以为真，想只要北京有人来，他就能把事情谈清楚了，所以答应说：

　　「我可以出监。」并说，「我回去收拾我的东西。」

　　「不用你收拾了，」胡队长说，「已经有人帮你把东西收拾好了。」

　　「那我也得去看看。」于是有一个犯人来扶着王先生上去，回到他自己的队里。那里有八十一层台阶，他没有力气上去，必须有人扶着他才行。

　　到了十八队，他一进大门，就看见他的东西都已经捆好了，有的是纸盒，有的是包袱，三件行李都在大门里边放着呢！一个犯人说：「我先同你去那个地方，过一会儿再把这些东西给你送去。」于是他陪着王先生走出监狱的门：头一道是内监的门。走过这个门，要正式出去，还得过第二道。那里有岗楼，守卫的士兵拿着枪监视出入的人。他们还没有到第二道门就拐了弯。过了一个山坡，就把他送到那个叫作「三间房」的地方。事情都是预先安排好的，所以凡是见着他们的，都让他们过去。

　　离「三间房」几尺远的方，还有两间房，那里面住着两个出监后留用的职工，他们负责照顾住在「三间房」的人。那五间房的周围有铁丝网围着，铁丝网的大门不关。王先生到那里不久，陪他出来的人就把东西都给他送来了。他一脚迈出监狱的大门，荫营干部的任务就完成了。

　　「三间房」不是监狱，而是刑满释放的人暂住的地方。那里 有炉子，有案板，有擀面杖，也有刀，可以自己做饭，但是王先生的眼睛坏了，不敢摸刀，害怕会把手划破，虽然他可以到食堂去买饭吃，但要跑半里多路，还要过马路。他眼睛看不见路，自己走，弄不好就会给汽车撞死或撞伤。还有一个问题，他以前生过一场大病，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出院后腿就不能蹲了，一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在监狱的厕所里，有几个特制的木头箱子，他可以坐在上面大便。到了监外，就没有这个设备了。所谓厕所，就是在地上挖个大坑，四面用席围起来，坑上架一块木板。像他这样年纪的人站在上面，一不小心就会掉在粪坑里。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发觉上当了，后悔不该出监，但是已经回不去了，他中计了。

　　他问那两位照顾「三间房」的人该怎么办？他们告诉他可以买点江米（即糯米）熬江米粥喝。他就托他们买了十斤江米，整天喝白粥，连咸菜也没有，怎么生活得下去呀？

　　一九七九年除夕，住在「三间房」的人都出去看电影了，就剩下王先生和一个湖南人。那个湖南人对他说：

　　「今天大家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在这里，我劝你别在这里住下去了。这里已经不是监狱了，你八十岁的人，一旦病了怎么办？人家不能送你去监狱医院，你只能去上海。上海离这里好几千里路，你怎么去啊？你还是赶快写信叫你儿子把你接回去吧！不然你病了，一点办法也没有。」他觉得这人说的话有道理，就接受了。第二天早晨他写了一个明信片，共十二个字：「天铎：决定赴沪，望速来接。爸爸。」然后托那两个负责管理「三间房」的人用挂号信寄到上海。他们回来之后，紧跟着指导员和大队长就进来了，说：

　　「你决定回上海了？」

　　「我决定了。」

　　「那很好。」大队长说，「听说你把一些书都送给同监的犯人了，你还有书不预备带走的吗？我们可以取几本吗？」

　　「可以。」王先生说，「有一部《史记》共十本，我一定要留着；还有一部《三国志》我也要保留。其余的你们随便挑，要什么，你们就可以取。」

　　他们二人各拿了一些。临走时还说：

　　「你走的时候，我们若是没有工夫，就不来送你了。」

　　「不要客气。」王先生说。

　　释放王明道用的是一个计。放他出来，他不走，非要政府认错，政府怎么认啊？所以就只好想个办法把他骗出来。他们明明知道他离开监狱后生活不下去，就故意诱他出来。只要他上了这个圈套，就得乖乖地回上海，这叫不了了之。所以王先生说：

　　「我不是放出来的，我是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