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复兴之后

  王先生调到养病房之后,开始写材料翻供,前后写了有好几个月之久。等翻供翻完了,他就写材料给政府进忠言,并且希望被采纳。

  从一九六零年二月到南所,四年多来王先生实际上没有参加过多少劳动。起初,只是一般性的学习,没有具体内容。等到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九篇文章《九评》出来之来,他们就念《九评》,这才有些实际东西可谈了。王先生因为耳聋,没有办法跟人家一起学习,政府就让他看报自学。到九、十月时,王太太开始劳动,参加陈善理大夫她们那些犯人的打毛衣组,一直到一九六四年底。

  王先生的忠言进行差不多时,就有别的犯人调到养病房来和他同住。从这时起,政府就叫他们做些轻微劳动——修塑料凉鞋,就是把机器上压出来的塑料鞋的毛边,用小刀刮干净。调进来的人中有鸣放时期的大右派葛佩琦,还有一个姓杨的青年人,自称是长老会医院女传道杨恒锦的侄孙,并说是在王先生教会受浸的,但王先生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就是这个年轻人,有一天小声对王先生说:「那边那个大屋子是反省号(即禁闭号)。关在那里的人,一天就给两碗粥喝,直到饿死为止。」

  王先生修了几天凉鞋以后,心里想:「不对,修凉鞋这个工作是犯人干的事,我已经翻了我的案,我不是犯人了,怎么能干这个事?」于是他拒绝去干。监狱的干部张干事来对他说:「我们监狱是执行机关,不能决定事情。法院判你什么罪,我们就照着法院判决的执行。所以你跟我们讲理没用,我们不能同你讲理,你可以写材料给法院。」于是他就写了。有没有用呢?当然没用。他不服气,监狱的邢科长就把他喊了去,问他说:

  「你怎么不劳动?你怕劳动?」

  「我不怕劳动,我很喜欢劳动。」王先生说,「在外边时我一直就是劳动的,但叫我以犯人的名义劳动我不干,因为我没有犯罪。」

  邢科长看他态度倔强,就对他说:「你不劳动,我强迫你劳动。」

  「我等着你强迫吧!」王先生回答。

  过了一两天,王先生又被喊到办公室去,好几个干部都在那里,从他们的服装看,都是高级干部。其中有一位问他说:

  「你为什么不劳动?」

  「我没有犯罪,我坐监完全是为了信仰的缘故。」王先生说,「我可劳动,但不能跟犯人一块儿劳动。」

  「你不劳动,就把你禁闭起来!」邢科长说。

  「禁闭就禁闭,禁闭也禁闭不出个什么结果来。」

  于是邢科长喊了一个犯人,拿着他的东西,把他从谈话室送到反省号里去了。

  反省号是个阴森的地方。前面是一条通道,通道旁是一排用木头造的房屋,每间屋子只关一个犯人,又窄又小,犯人关在里面,既不能走,也不能动。屋子的窗子都用木板钉上。昏暗的电灯装在天花板上,高高的,没有人够得着,因为怕犯人触电自杀。每天早晨有人把马桶拿出去,倒掉再送回来,大小便都在里面。关禁闭的人整天就在屋里呆着,不能出来。王先生因为听说过反省号的情况,知道反省号的人早晚得饿死,他就想:「好,我就活活饿死吗!」谁知并不是那样,还给送饭来了,是从门上的窗口递进来的。

  当天夜里他躺在炕上,想起孔子说的一句话:「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意思是说,要在检查自己的过错上多下功夫,而少去怪罪别人。他就觉得他用那种强硬的态度跟邢科长讲话,是太不对了。第二天早晨他想写材料,就向干部要纸和笔,但人家不给他。他想那就算了,只好不承认了。到了晚上,另一位干部到禁闭室来,问他说:

  「你要纸的?」

  「是的,我要纸。」

  第二天他们给了他一些纸,也借给他一瓶墨水和一枝蘸水钢笔。王先生就写:

  「那天我对邢科长说话的态度太凶恶了,这是我不对。我在外头跟人说话,都没有那样凶过,何况在监里对政府干部呢?那是我的错。」这么一服软,他们对他的态度就改变了。那天正好是元宵节,他们还端了一大碗元宵给他吃,但是没立刻放他出来,而是要看他的表现如何。

  他在禁闭号呆了大约四个月。到他快出禁闭号的时候,邢科长到他那里去,对他说:「我派两个人带你出去参观,你快换一身干净衣服。」他就换上第一次出监后做的那身新衣服,又穿上他的新皮革,到一个地方集合。到了那里,他看见一个熟人,是北京基督徒学生会的辅导员寇淑珍姐妹。王先生想:「她怎么也被抓进来了?她不是参加『三自』了吗?」原来王先生头一次出监时,她已被到基督徒会堂做女传道,曾积极劝信徒参加三自会和拥护三自会。在那个时候,任何一个传道人不全心全意地搞「三自」,还想保留自己的信仰,都为当权者所不容。寇淑珍恐怕就是这样被捕的。

  这次参观是政府为监狱犯人组织的一次活动。他们好几十个犯人乘一辆敞篷大汽车到沙滩,参观四川大地主刘文采收租院的模型和图书。他们看见有水牢,是刘文采为惩罚那些不交租的农民用的。带他们去的那个干部指着王先生对讲解员说:「这个人耳聋,你得大声跟他讲。」那个讲解员就等别人都走了以后,专门给他一个人讲,一样一样详细地解释收租院里的事情。

  看完收租院以后,他仍旧回到禁闭号去。没过几天,就叫他收拾东西,把他送到一个大监房去了。这里是他解放前去布道的地方,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和陈令雄先生等人当时都关在那里。他们因为认识了王先生,解放后都曾去过基督徒会堂聚会,听他讲道。

  一九六五年,王先生意识到政府有意放他出去,只要他肯争取。但他知道出去以后还是得参加三自会,倒不如呆在监狱的好,所以他没有走那条路。如果那时他真地被释放了,文化大革命一来,他所遭遇的恐怕比老舍先生还要惨。他遵行了神的旨意,神就用监狱保守了他的性命。

第三十一章 王太太在通县和北京监狱

  一九六三年夏王太太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后,仍旧留在南所,直到一九六五年初王先生放弃争取出监时为止。这时北京香山恩典院的负责人陈善理大夫已经判了无期徒刑,政府就把她们二人和另外一些判了刑的犯人,送到通县劳改所去。在那里她们二人被分配在糊盒组,陈大夫拿夹子夹月牙,王太太凿子凿。盒子糊好,王太太就拿出去晒,等干了以后,再把它们配成套,捆成一捆一捆地发出去。这个活儿加工费最大,本来是职工家属做的,等她们这批犯人来到,就叫她们做了。通县劳改所的环境很好,工作很舒服,伙食也比较好,厨子做的贴饼子味道非常好。不只如此,犯人还可以开条子买水果和糖等,什么吃的都可以买。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情况就不行了。

  基督徒会堂两位爱主的姐妹时魏素兰和李仁贞,是在她们以先到那里的。王太太和陈大夫到达通县后的第二天就是犯人的接见日。大家都有人可以接见:时魏素兰有她的丈夫、大儿子和二儿子夫妇,李仁贞有她的主内好友黎培珍,陈善理有她的两个儿子,唯有王太太没有可接见的。接见的人都必须向队长索取接见的条子,王太太想,「我为什么不要求接见呢?」于是她也去要了一张条子。

  那天早晨接见的时候,她们四个人排在一起准备接见。等到接见的人来了,她们就被带出去,隔着一张桌子与家属见面。大家一看见,彼此高兴极了,都笑起来。劳改所的队长实在弄不清楚,就问她们说:「你们都是谁接见谁呀?」

  王太太到达通县不久,收到她母亲刘老太太的信,内中附了一张明信片,正面的姓名和地址都揭掉了,只有背面的信还留着。小小的字写得密密麻麻的,她一看就知道是王先生写给老太太的。原来一九六四年刘老太太八十六岁时摔断了胯骨,十分痛苦,就写信给王先生,说受苦是与她有益,并说在主的手里她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她的意思是说,神不轻易叫祂的儿女受苦,叫他们受苦总是为他们的益处。信内还附了一张三十元的汇款单给他。

  王先生收到信后,就用明信片覆了一封信,上面说:

  「收到姆妈的信,姆妈说受苦与您有益,我也说受苦与我有益。姆妈说您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我也是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万事都互相效力。」底下的半句「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不写了。他接着说:「我现在的心情与四十年前的时候一样。」这是指一九二五年秋他到南方去,第一次见到岳母的那个时候。从这封信可以知道他当时的灵性光景很好,那正是在他得了复兴以后。王太太当时并不确实知道王先生到底在什么地方,但猜想他仍旧在南所,因为南所的犯人只许写明信片,不许写信。

  时魏素兰姐妹和王太太虽然见了面,但彼此不能讲话。她们那里的院子很宽敞,有四五间房子那样大。有一天时太太在院子里洗衣服,王太太就哼一首赞美诗的调子。其实这个调子电台也常播送,不过不是为赞美神,而是为讥诮基督徒。王太太这么一哼,就有人去办公室汇报了,说她们用唱诗传递信息。于是队长把王太太叫到办公室去,问她是不是唱赞美诗了?王太太说:

  「我只哼哼调子,没有唱出词来,而且这个调子是谁都会唱的。」

  「你们唱歌都是怎么唱的?」队长说,「你唱给我听听。」

  那天她正好想着《颂主诗歌》第二零五首,她就唱给他听:

  「我将我罪归耶稣,祂乃天高圣洁,

  甘愿担当我罪刑,代我赎清罪孽。

  将我罪信靠耶稣,祂血洗净污秽,

  使我与雪同皎然,瑕疵无一不净。」

  这首诗里完全是说「我是罪人」的事,队长听了就没说话。

  王太太到通县的时候,郁芷芬姐妹在那里的一个小五金厂劳动教养。劳改所的院子是敞着的,进进出出比较随便。他一见到王太太,就小声问她说:

  「宋天婴在哪里?」

  王太太说:「我还没见到她。」

  这是她们第一次见面。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她站在王太太她们窗子后边的院子里吹口琴,吹各式各样赞美诗的调子,有《灵粮诗歌》上的,有《灵交诗歌》上的,不过她不断在转换调子,叫人听不出来那是赞美诗。可是王太太都听得懂。她足足吹了半个多小时,就是吹给王太太她们听的。一九六六年夏王太太她们调离通县时,她站在汽车下面看她们上汽车,显得顶难过的样子。

  王太太调到北京监狱,又见到萧语中和宋天婴两位姐妹,她才知道她们没有调走,仍在原处劳动。凌云峰弟兄也在那里,他在模具工场做塑料鞋。女犯人多半是用刀子刮鞋或摇尼龙袜,萧语中已经在里面做了小头头,负责收活儿的工作。王太太起初一两个月做临时性劳动,后来就跟语中在一起。有一天劳动时,她们二人并排坐着,语中小声跟王太太说话,这是她们头一次说话,给坐在她们背后的人看见了,就去报告队长。队长问王太太:

  「萧语中跟你说什么?」

  「她告诉我,她干活儿得了奖,得了一枝自来水笔。后来这枝笔丢了,她顶心疼,顶难过的。」王太太照实讲出来,队长听了也没说什么。

  一九六七至六八年间,王太太患高血压,影响到头部,不只头痛,而且眼睛睁不开,每天要吃一种绿色的降压片。后来犯人集体检查身体时,她问医生:

  「我血压高不高?」

  「高。」

  「不吃药行不行?」

  「行!」

  她听了扭头就跑,从那以后她的病就好了,血压一直也不高了。

  王太太在北京监狱呆了共三年,到一九六九年,才被送到邯郸去。对于王先生,政府原本抱有希望,但后来看他实在没有争取的表现,才在一九六六年秋,用六等火车(货车)把他们一批犯人送到大同劳改煤矿去了。

第三十二章 王先生在大同

  王先生等一行离开北京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因为他的耳朵越来越聋,别人说话他听不见,所以到了山西大同以后,他们就不要求他参加学习,而是叫他自己读报,看了什么就写写感想和体会。对于他认为不平的事,他常常加以评论。

  他生来有一个仗义执言的性格。从一九一九年他作学生时为「协和」与「汇文」的校名之争(见《五十年来》第二章廿七页),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坚持立场、决不妥协的人。走上传道的路以后,这种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他坚持真理,与社会和教会中的罪恶作斗争。但到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就行不通了,他为这个性格吃了不少苦头。

  当时社会上正开展对刘少奇、彭德怀和吴晗等人的批判。如果他有意见放在心里,那也就算了。他却写材料交给领导,为这些人鸣不平。这怎么行呢?那时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带着夫人王光美去印尼和阿富汗等国访问。人家把国家元首夫人的尊荣归给王光美,江青就不服气,心想自己是毛主席夫人,当然高她一等,但不能出国,得不到这种尊荣,就叫人写文章,说王光美在雅加达卖尽了风骚。王先生觉得这个话说得太重,等于骂王光美是妓女,他就写材料说:「污辱国家元首,就等于污辱国家。」

  还有,彭德怀、吴晗被打成反党分子以后,他也为他们鸣不平,写材料说共产党讲话前后不一。他说:「没有搞彭德怀的时候,说他平易近人;等到搞他的时候,又说他是伪装的。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搞吴晗的时候,说他家里穷得念不起书,要跟胡适去借钱;现在搞他了,又说在他家门口停着好几个轿子,是个大财主。到底哪个话是真的?这就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甚至还批评共产党是世界上最没有信用的人。他说:「尽管你位高至国家主席,到要搞你的时候,就把你搞掉了,这个国家怎么得了?」他引论语《为政》篇的话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他写了不少这类的材料,为他们翻案,因为他看不惯那些不公平的事。为了这个缘故,大同劳改煤矿的领导邢干事就斗争他,说他为大反党分子辩护。

  他们斗争他时,有一个人故意问他:

  「你对江青有什么看法?」

  「江青嫉妒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他说,「王光美跟着刘少奇出国,受到隆重的接待;江青出不去,就说人家在印尼卖弄风骚,这简直等于骂她是娼妓。王光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夫人,怎么可以骂她为娼妓呢?」

  他这么一说,可惹了大祸,马上给他带上手铐,并且对他的斗争也加重了。手铐带了五个多月,吃饭、穿衣、睡觉,都得带着。有一次斗争时把他们急了,他甚至引证内地会青年宣教士斯坦夫妇解放前在安徽省旌德县被共产党抓到砍头的事,来说明共产党是反对神和反对基督教的。他这样直言不讳地批评共产党,当然为政府所不容。邢干事想改造他,他却对他说:「你不用想把我改造好,我改造不好了。」

  邢干事从犯人中选了九个人,专门斗争王明道。王先生称之为「九人斗争团」。斗争团中的主要成员包括给日本人当汉奸的王起和黎志远,给日本人做事的龚昌京,国民党空军少将吴某,以及北京某公会牧师詹汝耕等。王起是台湾的日本人,走遍华北,到处帮助日本人残害中国人,后来被中国政府逮捕了,他是斗争王先生最残酷的一个人。黎志远是远东半岛关东州的日本人,原是在满洲工科大学读书,差一年没毕业时被召到华北,残害中国人。龚昌京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曾在日本军队里当军官。他给王先生糊了一顶高帽子,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王明道。」他没有动手打过王先生,只是画漫画骂他:先画一个女人抱着小孩,在外国人面前屈膝求帮助,指的是王明道的母亲;又画了一个男人在树上吊死了,指的是王明道的父亲。空军少将吴某也是斗争王先生的积极分子,给王先生吃了不少苦头。詹汝耕是斗争团里最关键性的人物,他在日本人投降后、美国人回到中国时,被送到美国去读神学。在那里他发表了大量的反共言论,回国后又热心信起主来,帮助北京的基督徒学生工作。解放后,他在美国的活动给人晓得了,因而在一九五八年被捕,判处无期徒刑。他曾说他是为信仰受苦,其实不是,他是为反共。他既被判无期徒刑,必须立功赎罪,才有出监的可能,所以他就利用他的特殊条件卖主卖友。无论是此时在大同,还是后来在荫营,他都因斗争王明道而立了大功,屡次获得减刑,所以他获释比王先生早好多年。获释后,八十年代中期他还曾到国外来活动,到处宣扬他与王明道一同坐监。他说得不错,但只是少说了一句:他在监里是斗争王明道的幕后策划者,是残酷迫害王明道的元凶。

  在斗争王先生的这一任务上,他们是密切配合的。斗争中充当打手的是王起和黎志远。背地里出谋划策的则是詹汝耕。斗争都是在晚间举行。詹汝耕是只动嘴,不动手。他在那里形容,说传道人的心里就是喜欢吃好吃的,哪儿给钱多就上哪儿去。他的意思是叫王先生照着他所形容的去说、去写,承认自己就是那样的一个人。王起叫王先生跟着詹汝耕说,不说,他就用一根黑布带子栓在王先生的手铐上,拽着他,叫他使劲低着头,弯着腰,在斗争室里满处跑,一跑就是几个小时。黎志远是管揿王先生的头的,因为他个子高,力气大,一个晚上要揿几十次,像捣蒜一样,把王先生的头揿得都快要碰到地了。王先生的腰本来就有毛病,因为他年轻时有一次路经塘沽,闹水灾火车走不了,曾在露天地里睡过三、四夜,得了一个腰痛的病,弯不下腰去。现在他们这样拗他的腰,他痛得实在无法忍受。他们还揪着他的头用力往墙上撞,撞得他头昏眼黑。到了该睡觉的时候,王起就叫他写材料,并且还坐在旁边看着。写完了,不行,再写,一直写到深夜,必须王起点头说「行了」,这才放他回去睡觉。他们每晚这样斗争他有五个月之久。

  白天,他们把龚昌京糊的高帽子给王先生戴上,去游队示众(即带着他在那个劳改队里游行示众)。王先生带着手铐,不能用手去摘,就使劲摇头把帽子甩掉。甩掉了,龚昌京再拿起来给他扣上;再甩,再扣。在大同王先生实在是吃足了苦头,受尽了凌辱。

  王先生很能理解这些斗争他的人,他知道他们这样做是不得已的,因为他们只有这样做,才能立功赎罪,获得减刑。詹汝耕也是一样,实在可怜得很。

  五个月的斗争过去以后,白天别人都下矿劳动,他因为年老体弱,他们就不叫他下矿。他无事可做,就在监里学着缝缝自己的钮扣,有时也缝缝旧棉衣或棉被。有一次他把自己的被子拆洗了,却不会把它绗起来。人家教他绗被子要把线藏在棉花里面,结果他还是绗得里里外外都是大针脚。

  王先生在大同的时候,收到过一封从西德汉堡(Hamburg)寄来的信。寄信人是一位德国夫人,收信人的地址是北京市监狱(Pecking Municipal Prison)。信是用英文写的,王先生猜想一定是德国报纸上刊登了他们的事,她才知道他们在北京市监狱,因而把信寄到那里。这封信由北京转到大同劳改煤矿后,柳队长就拿着信去找王先生,对他说:

  「你看看这封信是怎么说的?」

  王先生看了以后就把信中的话翻译给他听:「我愿意知道你和你妻子的身体健康,请尽快覆我一信。」信里还附了两张「邮资已付」的邮票。队长说:

  「你可以回信给她,不过不能写外文,必得写中文。」

  「写中文,」王先生想,「那怎么写啊?Hanburg还可以写成『汉堡』,其他的地址、名称,怎么翻成中文呢?」所以他没有回信。过了几个月,队长又把那封信和邮票都要回去了,告诉他说:「犯人手里不能存有外文的东西。」王先生始终不知道那封信是谁写的。如果那封信还留在他手里的话,他出监时一定会给这位夫人回信。他十分珍视这种在基督里的情谊。

第三十三章 王太太在邯郸

  王太太从通县调到北京监狱时,王先生还在北京。可是不到一个月,这批犯人就都分散了。女犯们是山西的回山西,河南的回河南,安徽的回安徽,东北的回东北,各人都分配到自己的家乡所在地劳教。男犯则全部去大同,王先生可能就是跟这批男犯人一起到大同去的。王太太仍留在北京,直到一九六九年才与陈善理大夫等一同到邯郸去。

  到了邯郸,王太太的右眼出了问题,狱医诊断为急性青光眼发作,发给降眼压的药水,嘱咐每小时滴一次,此眼可望保全。按照监狱规定,眼药水不许个人保存,必须交给监号小组长管理,并且由她来给滴。但她嫌麻烦,不肯这样做,就对王太太说:「眼药水一般都是一天滴三次,你有什么资格一小时滴一次?」由于没有按时来滴,王太太的右眼球的眼压继续增高,压坏了眼底神经,这个眼睛就完全瞎了。

  在邯郸,王太太吃了许多的苦。一九七零年,那里的劳改营正在抓典型,要把那些偷东西的,或是包庇拉拢的等等揪出来批斗,教育大家。那时犯人常常要调动,说走就走,行李多就不方便,所以干部叫大家尽量减轻行装,有人甚至把顶好的皮箱或手表都很便宜的卖掉了。王太太东西最多,衣服也多,她正想该怎么办时,就有人喊着说:「刘景文东西可多啦!」队长过来一看,就对她说:

  「哟,刘景文啊,你东西这么多,给你展览展览吧!」

  「哎哟,还展览呐?」她以为队长只是说说而已,谁知真的给她展览了,并且还进行了批斗。

  展览是在一个大席棚里举行的。棚里挂着一个大字条幅,上面写着:「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刘景文」。席棚拴满了绳子,把她所有的衣服都挂起来。她的旗袍原是剪断了的,她们又把它缝上,挂在那里展览,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的服装。她们还把她每一样东西都贴上标签: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把棉被说成是鸭绒被。

  批斗一开始,有人过来打她的脸。队长说:「不许随便打!」那人就没再打,只是批判。有好几个人站起来批判她,其中有两个是王太太熟识的主内姊妹。

  第一个是张馨安。她说:「刘景文还戴戒指呢!」王先生一九四八年在南京领会时,正逢他结婚二十周年纪念日,有人送他一只戒指,他回来之后就给了王太太。她很高兴地说:「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还没有给过我戒指。」她就把那只戒指戴在手上,一直戴到她被捕的时候,没想到这件事也成了批判的题目。

  另外一个是常丽德。她批判说:「相信耶稣是童贞女生的,哪儿有这个事?我跟我老头儿结了婚,我就不跟他在一块儿,看会不会生儿子?没有这个事!童女根本不会生孩子。」她又说:「王明道讲道时,眼睛一直盯着下面的献金箱。等会一完,就直奔那个箱子去了。」王太太心里说:「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你还会去聚会呀?」此外她还说:「刘景文大学毕业。」那意思是说她出身于有钱人的家庭,不然怎么念得起大学呢?其实王太太没有念过大学。后来她打趣地说:「大学的门我倒是都进去过。哪个学校的门我没进去过?可就是没念过大学。」尽管她那样说,王太太一点也不怪她,因为知道她曾患过精神病。常丽德是一九六零年左右为信仰被捕的,判了十三年,在这期间她放弃了信仰,到出监以后才恢复。她出监后不久,王太太的刑期也满了。听说她家在乡下,生活很困难,王太太就给她寄了二十块钱。有人对王太太说:「她说那样的话,你还给她寄钱?」王太太却不是那样的想法,而是仍旧以爱心待她。等王太太离开劳改农场以后,常丽德写了一封信给她,很恳切地承认自己放弃信仰的罪,没有多久她就离开了世界。

  下午开的批斗会,吃过晚饭以后接着学习。白天发言批斗她的一个天主教徒坐在她旁边,问她说:

  「刘景文,你说有耶稣吗?」

  「有啊!」她这么一说,就有两个人起来,啪地一下把她架了起来,别的人跟着上来,劈头盖脸地打呀,抓呀,拔头发呀,全都来了。问她话的那个天主教徒用脚踢她的两根肋骨,立刻那里就肿起来,痛极了,但她却不恨她们。

  她们打她的时候,她因为痛就大声尖叫,想叫守卫的人听见,知道里面在打人,也许会来干预,谁知他们一个也不来,因为那天晚上各个监房都在打人,专门打那些信神的人。她们打一半的时候,队长来了,说:

  「刘景文,你不要不到黄河心不死啊!」王太太朝他望了望,心想到那时再说了。原来前几天枪毙了一个叫张安泰的天主教徒,队长就拿这件事来吓唬她。后来王太太去看那个布告才知道,那人是因为跟那些刑期已满的人谈话,被认为有活动,才枪毙的。王太太想:「他有活动,我又没活动,与我有什么关系呀?我老实着呢!」她这样想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她严守监规:那时女犯都要轮流值夜班,有一天王太太值夜班时,在她们女犯所住的五间房后过道的厕所里,看见了萧语中。当时只有她们两个人在那里,她为了免犯监规,就没有跟她讲话,所以她相信她不会被枪毙。

  第二天晚上,她们继续打她,因为她会尖叫,所以犯人小组长秦素音就用手拼命提她颈项后面的那根筋,好让她叫不出来。这人是回民,因贪污被判劳改,她给王太太吃了好些苦头。她这样做了以后不久,劲部就患瘫疽(俗称「瘩背」),王太太仍以爱心待她。她刑满后在就业劳动的地方,因着王太太的见证信了耶稣。她回北京探亲期间,还去看过萧语平姊妹,与她一起祷告,在灵性上很有追求。

  她们正在斗争王太太的时候,坐在她后面的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天主教徒看着很难过,就凑到她跟前说:

  「你说,你快说:『没天主,没耶稣。』你说了,她们就不打你了。」王太太知道她的意思是,你心里只管信,但嘴里说没有耶稣,就可以不挨打了。王太太想:「怎么能说这个啊?」为这件事,她们组里还给那个天主教徒记了一功。那天是一九七零年二月十六日。

  她们这天晚上打过她以后,第二天白天又商量,用什么办法可以打得她更痛些。有人说拽头发最痛,于是那天晚上一个外号叫小辣椒的年轻女犯,心毒手狠,是个女流氓,上来使劲拽王太太的头发。有一个小组长过来,「砰」地一拳打在她的太阳穴上,一连痛了好几天。又有一个女犯曾经打死她自己女儿的,走过来没头没脑地朝着她的脸和鼻子就是一拳,幸好没有出血。她们使劲拽她的头发,她痛极了,不由把头往上伸一伸,好让头发松一点。她们看她往上伸,就在下面狠命地拧她的大腿。腿一痛就得往下缩,腿一缩,头又痛得厉害。她再往上伸,下面就再拧,她们就是这样又拽又拧地来回折磨她。王太太被打得身上多处暗伤,疼痛难忍,但她都默默地忍受下来,许多犯人看在眼里,都感到希奇。到她们刑满释放,送到监外劳动的地方时,和她同住的三个人(一个是与小叔子通奸谋害亲夫的黄增华,一个是与儿子拦路行劫的女强盗,另一个是贪污犯),问她为什么能忍受那么多的苦?她说是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并且把福音传给她们,黄增华就接受了主。

  王太太被她们毒打之后,给政府写了一张条子,上面说:「毛主席在一九二六年写的《湖南农民调查报告》上有十四条,其中一条是关于庙宇的事。他说:『我主张让农民他们自己去办……』意思是我们政府不去干涉,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毛主席一九五五年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里说:『在我们中间有好些人,他们不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这些人我们应该让他们不赞成,而且要给他们工作,因为这样的思想情况不是开几次会就可以解决的。』还有一个地方说:『孙中山先生也是与我们有不同世界观的人。』」最后她说:「毛主席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五五年写的都是一个意思,跟我们的写法一样,就是信仰自由。我不愿意挨那些打死自己孩子的人打。」

  她写好就交上去了。接着她又去找队长说:

  「她们商量好了,明天还要扒了我的衣服打。」

  「明天她们再不能打你了。」队长不许打了,等于是她们输了。她们就对王太太说:「我们有一个制度:你要是说有耶稣,那你就甭打饭;你要是说没有耶稣,你就可以打饭吃。」王太太一声不吭,心里想:「我不吃饭,我就要饿,越来越饿,到时候就死了。」于是她又去找队长说:

  「队长,她们今天说有一个制度:如果我说没有耶稣,我就可以打饭吃;如果我说有耶稣,就不让我打饭。我不知道这个制度是不是政府规定的?如果是政府规定的,我就不打饭了。我来就是说明这个。」

  「你打你的饭。」有了队长这句话,她打饭就没事了。陈善理大夫没去跟政府说,以为这就是政府规定的制度,真的一天没有打饭。她本来就有心脏病和高血压,再不吃饭,身体就更不好了。

  在这些日子里挨打的不只王太太一个人,还有陈善理大夫,宋天婴姐妹,萧语中姐妹等。陈大夫在监号里,她们狠命地打她的嘴巴。英兰玉姐妹也是因为不肯说没有耶稣、没有神,她们就拼命地打她的牙齿。第二天早晨王太太起来去厕所,她看见宋天婴在厕所的那一头,面色灰白,头发凌乱,就像是刚被打过的样子。萧语中的腰本来就不好,她们却使劲地伤她的腰。

  在挨打时,王太太一直默想一首歌,就是由她配了曲的以赛亚书五十章五至七节那段话:

  「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我知道我必不至蒙羞。」

  这是她非常爱唱的一首歌,她在家里时唱,在监里也唱。她想这个以赛亚实在是好:拔胡须,打背,吐唾沫,他都动也不动。她觉得自己真是赶不上以赛亚。那些日子,她时常默默地唱这首歌,心里满得力量,也不害怕。

  张馨安看见她母亲陈大夫挨打,对政府的看法就有了改变,后来她恢复了她的信仰,并且有美好的见证。原来她刚进北京草岚子胡同看守所时,有一个去过恩典院的人也被抓进去,跟她关在一起。馨安就千方百计地体恤她,照顾她,有什么她能做的,她都愿意帮助她。那时馨安思想还没搞通,有时把自己心里的话都跟她说。谁知那人去检举揭发了,政府马上给她带上手铐和脚镣。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怎么受得了?他们又给她看许多的书,看了还要做思想汇报。在这种情况下她是非转不可的,她就表示放弃信仰。于是政府待她特别好,照顾她,让她们母女二人见面。见面时,馨安想把母亲的思想搞通,她妈妈坐在那里一声不吭。馨安说:「妈妈,你说话呀!」妈妈还是不吭声。她又说:「妈妈,你怎么不说话呀?」妈妈仍旧不吭声。母女二人已经好多年没有见面了,理该彼此谈谈,可是妈妈怎么也不说话。一九六九年春节,陈大夫跟王太太还都在北京监狱的时候,她们二人被分配在一个屋子里住。她悄悄地对王太太说:「我真生她的气啊!她真伤我的心啊!」王太太明白她的意思是说,她怎么会把主放下了呢?可是再想想,她一定是压力太重。所以妈妈是又原谅她,又生她的气,在这一点上陈大夫老是搞不通。

  自从她们都挨了打以后,王太太和陈大夫彼此更不敢说话了。何况又不住在一个监房,实在没有多少机会见面。王太太在北京草岚子和在邯郸时的同监犯人曾玉华,刑满后回家去探亲,返回农场时带来一个消息,说陈大夫的丈夫张周新先生去世了。原来张先生是在杭州的恩典院被捕的,一九五七年释放后回到北京,还曾去甘雨胡同看过王先生。据说后来又在天津被捕了,一九七零年前后死在狱中。王太太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想怎么能叫陈大夫知道这件事,但始终没有办法。后来还是陈大夫给她儿子们写信时,他们回信告诉她的。

  陈大夫身材较矮,生病以后个子越来越矮。每次洗了衣服要晾起来,总不够不到绳子,就常常抱怨自己:「怎么长得这么矮,长得这么矮!」在她患胸膜炎住进医院之前,有一天她洗了衣服没办法晾,正在发愁,看见王太太走过来,就对她说:「你给我晾吧!」王太太就帮她晾了。

  陈大夫长期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不能吃盐,也不能多吃粮食,只能吃少量的菜,身体越来越瘦。她很想吃点糖,常常说:「哎哟,给我点儿糖吃吧!给我点儿糖吃吧!」王太太还有些糖,但是不敢给她,因为给了就是包庇拉拢。后来陈大夫患胸膜炎,王太太也患胸膜炎,还有肺病,两人都住在医院的隔离病房里。一九七一年春节时,病人可以多买一些糖,王太太就想怎么能分给她一些,她就趁着陈大夫出去的时候,偷偷地把陈大夫的糖瓶子装满了。她想陈大夫不知道,这就不算包庇拉拢,不然就会惹出很大的麻烦来。肢体间的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没过多少时候,陈大夫的身体更加不行了。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她逝世的前一日,王太太进去看她。她闭着眼睛,王太太又不好跟她说话,只轻轻地喊了一声:「陈善理!」她的眼睛微微地动了动,没有睁开。第二天就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