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王明道先生被捕了

　　八月七日晚间祷告会散了以后，王先生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见写字台上放着好几封信，就坐下来在南窗前的灯下看信。因为天气特别热，他就脱了小褂，赤背坐在那里，王太太也站在他身后看信。这时已经十二点钟了，王太太忽然听见房顶上有声音；就对王先生说，「我去看看。」她刚走到小客厅门口，政府的公安人员正要进来，一碰见她，马上把她铐起来，叫她坐在小客厅的沙发上，不许动，也不许出声。这时王先生还在聚精会神地看信，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外面所发生的事。突然他听见后面有人大吼一声：

　　「不许动！」

　　他站起来回头一看，只见在离他四、五尺远的地方，一个公安人员手里举着一把手枪，指头扳着枪栓对准他，就像马上要开枪似的。他心中一惊，登时两腿发软，往床上一坐。另外一个公安人员手里拿着逮捕证走过来,叫他在上面签字，然后把他铐起来，问他说：

　　「街门的钥匙在哪里？」王先生这才知道他们不是从门进来的，而是跳墙进来的，就回答说：

　　「在门房看门的人那里。」

　　那人听了这话就出去了。另外一个人见王先生赤着背，带着手铐没法穿衣服，就拿起他的小褂往他头上一搭，结果碰掉了他的眼镜，就这样把他从房间带到院子里。一会儿从街门进来三十多个人，有拿枪的，有徒手的，还有几个女公安人员，都站在他的四围。王先生是深度近视眼，不戴眼镜，一尺以外的东西都看不清楚，所以他从里屋出来，经过小客厅时，没有看到王太太，心里很是不安。到了院子里，他看见本地段派出所的户籍警站在旁边，就问他说：

　　「我妻子在哪里？」

　　「她也被捕了。」

　　王先生一听说妻子被捕，心里就慌乱起来。他万万没有想到她会被捕，因为他认为反对三自会的是他，而不是她；而且即使反对三自会，那也不构成犯罪。所以他对周围的公安人员说：

　　「我是守法的公民，你们为什么逮捕我？」

　　两个公安人员立时捂住他的嘴，推他往门口走，他感到很气愤。出于生来那个倔强的性格，他就喊：「逮人了，救命啊！」故意叫人听见，知道这里发生不法的事了。以示抗议。这是公安人员执行逮捕任务时禁忌的事，所以话刚出口，他们马上用小褂整个蒙住他的头，把他推上汽车开走了。

　　就在这时，北京城的上空乌去密布，雷电交加，滂沱大雨裂天而降。雨一直下到八日夜，几乎没停，这是北京市八月罕见的现象。更不寻常的是，北京郊区竟全然无雨，直到八日清晨才下了点儿蒙蒙细雨。天也为神儿女们遭遇的表示了忿怒和悲哀。

　　王先生被带走之后，紧跟着把王太太也带走了。她当时穿着一件短袖衬衫和衬裙，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脚上穿的一双新布鞋，是一位姐妹亲手做了送给她的。她见外面大雨倾盆，舍不得这双新鞋，就把鞋子脱下来，放在胳肢窝里。公安人员送给她一把雨伞，她就光着脚丫，淌着雨水走出去了。

　　除了王先生夫妇外，当天夜里被捕的还有教会同工石天民、迟张荷静；执事张丽峰；青年人史昌林、章师训、凌云峰等；以及在东大地布道所被捕的彭鸿亮，在西城麻线胡同教会被捕的王长新，在香山被捕的陈善理，在长春被捕的孙振陆，和在广州被捕的凌向高等。加上七日白天在北医和协和两校批斗大会上被捕的在内，第一批被捕的大约有二十人。

　　北京城里一片阴森恐怖。

第十八章　开始作囚犯

　　捕人的汽车开到一个地方就停了。他们把小褂从王先生头上拿下来，他才看见那是草岚子胡同看守所。进监以后；他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里面只有一张能睡四、五个人的木板炕。

　　当天夜里，他被喊到审讯室去。他还不知道那是审讯室，也不知道问他话的人是审讯员。他一进去就问那人说：

　　「我妻子也被捕了吗？」

　　「捕的是你，捕她干什么？」这是审讯员向他说的第一句谎言。那天夜里没有谈别的，只问了一些他个人的事，就如他的工作和家庭成员等等。他觉得这属于个人隐私，别人不得过问，所以就对审讯员说：

　　「我个人的事，没有告诉你的必要。」

　　「你现在不是公民，」审讯员严厉的说，「你是我们逮捕来的犯人！我们问你什么，你就得回答什么。」这时他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公民的身份，就按照所问的讲了一些。

　　从审讯室回到监房，他躺在炕上，直到天亮不能入睡。他心里想：「我为什么被捕？我犯过什么罪？我没有犯过一条国法，没有偷过一样东西，也没有做过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我被捕没有别的原因，完全是为了反对三自会。」于是他想，「如果我说三自会是正确的，是合理，他们就会放我出去了。」所以第二天早晨提审的时候，他一到审讯室就向审讯员说：

　　「我反对三自会，三自会是政府支持的，我反对三自会就是反对共产党。」此外他还说了一句谎言：「三自会是正确的，是合理的。」他以为这么一说，问题就解决了。其实他错了，说了第一句谎言，就得说第二句，第三句，第五句，第十句，第一百句……，而且越说越多，从这里起，他就开始说起谎来。

　　审讯员一听这话，觉得正是施加压力的好机会，于是把眼睛一瞪说：

　　「你还不交代你的问题！」

　　「叫我交代什么呀？」王先生不明白他的意思。

　　「你不是反对三自会吗？」审讯员问他

　　「反对三自会是信仰问题，与犯罪没有关系。」王先生说，「反对三自会，并没有犯一条国法啊！」

　　审讯员严厉地说：「反对三自会，就是犯罪！」

　　这句话可把给吓糊涂了，于是他就把反对三自会当成罪状，承认自己犯了罪。接着，审讯员问他：

　　「你们教会里都有哪些人工作？」

　　他说了好几个人，可就忘了梁立志，因为解放后梁在基督徒会堂仅仅工作了三个月就走了。审讯员追着问：

　　「还有吗？」

　　他想了想说：「没有了。」

　　审讯员看他想不起来，就提醒他说：「冀东的。」

　　一说冀东的，他立时就想起来了，说「梁立志！」

　　「你说说梁立志是怎么一回事？」

　　他就把梁立志先生的事讲了一番：

　　「起初他到我那儿去订《灵食季刊》，告诉我说他在丰润县美以美会工作。过了好多年，到日本快投降的时候，一天夜里他又到我那里去。我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从西安来。我问他怎么上西安去了？西安是自由区，北京是日本人占领地，他怎么能从西安来呢？他说他不满意老家那个环境，去西安找一个朋友，在那里加入了国民党，成为战干团的成员。我说：『你怎么可以加入国民党，做这种事？国民党是非官、非民、非军、非警，什么也不是，但什么都管。你应当赶快去脱离啊！』讲到十一点，我催他走，他说旅馆都住满了，没有地方可去，请求在我那里借住一夜，否则只有露宿街头。我因为怕他给日本人弄死，留他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就打发他走了。日本投降后，他又来了，说河北省党部派他去昌黎县当国民党的书记长。」这时审讯员插进来说：

　　「你知道县书记长是干什么的吗？那是国民党的重要干部！」

　　「他没有当成啊！」王先生说，「他们已经派了一个书记长去了。后来他脱离了国民党，要求在我们那儿工作，我因为正需要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就把他留下了，而且给他报了户口。」

　　「你藏匿国民党特务！」审讯员严厉地说。

　　「我们户口本上有他的名字，怎么叫藏匿呢？」王先生说，「而且解放后反动党团登记时，他返回原藉去自首了。」

　　审讯员严肃的说：「他是书记长，是大反动派，你留着他，你敢保证他在你那里没有做过党部的活动吗？」

　　王先生说：「我不敢。」后来他想他应该说「我敢」，因为北京市公安局保证他没有容留梁立志在那里干政治活动。如果有的话，一定会把他传去问话，或者带到昌黎县去对质。梁立志先生从被捕到枪决，北京市公安局始终没有找王先生谈过一次话，这就证明梁立志没有在他那里干过什么政治活动。只是因为那天他整夜未睡，又被那枝手枪吓糊涂了，脑子一时没转过来，所以不敢说「我敢」。就是因为他不敢保证，所以他包藏国民党特务梁立志的罪名就成立了。到此为止，他已经承认了两项他根本没有犯过的罪。

　　王太太进监后，也立即提审。她到了审讯室，就坐在那里用两只手搓肢，因为她的脚还是湿的。审讯员问她：

　　「你为什么不交代？你害怕？」

　　「我不害怕。」

　　「那，你是诡辩。」

　　「我也不诡辩。」

　　「你不老实。」

　　「我没有不老实。」

　　她头上的发针因为进监时被收去了，两根小辫子就垂下来。发梢尖尖的，她不由自主地用手不停地绕她的发梢。

　　「你别玩那个！」审讯员说，「你上这儿干吗来了？」

　　「我是反革命。」

　　「反革命！什么事？」

　　「梁立志是国民党员，」王太太说，「我们劝他脱党，他脱了党，就把党员证扔在炉子里烧了。从那以后，他就一直跟我们在一起。解放后过了三个月，他回原籍去自首。这三个月住在我们那里，不就是包庇反革命吗？」她这是想给自己加上个罪名。

　　开头两次提审，审讯室门口有三个站岗的，那样子真是又怪又可怕。她想：「这些人怎么长得这么怪啊？」

　　审讯员问她：「你害怕不害怕？」

　　王太太说：「我不害怕。」

　　提审常常在夜里，刚刚躺下，铁门咔嚓一声开了：「提审！」每次她从监房出来，总是一边走，一边求天父给她当说的话。走到审讯室门口要喊一声：「报告！」这时她就求天父预备她的心，带领她说该说的话。有一次审讯员问她：

　　「王明道讲道，你讲不讲道？」

　　「我不会讲道，不过有的时候在我们妇女聚会里我也讲。」

　　「你怎么讲？你讲给我听听。」

　　在她被捕之前，她们妇女聚会正好查罗马书第二章，她就把这段话讲给审讯员听：「圣经上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常会批评别人，可自己多少时候还就犯这个毛病。不说别人的错时，自己还在犯;正说人家错时,自己倒犯起来了。」说了这话以后，她想：

　　「哎唷，坏了，他可能想我在假借机会说他了。」还好，审讯员没说什么。

　　对王太太的审讯没有接触到什么实质问题，政府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王先生身上，因为他们想只要王先生转变过来，王太太就跟着过来了，其实他们估计错了。

第十九章　在审讯中

　　到了九月，天渐渐凉了。王太太夜里没有被子盖，白天身上穿的仍旧是那件短袖衬衣和衬裙，而且仍旧光着脚，没有袜子穿。她向政府要求取衣服，政府答应了，就叫她开条子。开完以后，管理员对她说：「你给王明道也开一张，取他日常需要的东西。」她就又开了一张，取他的被子、褥子、衣服等，还给他要了一副眼镜，因为王先生被捕时戴的那副眼镜掉在地上摔坏了，现在要的这副原是备用的。王先生是高度近视眼，不戴眼镜跟人家讲话，连对方的脸都看不清，更不用说脸上的表情了。所以被捕后这一个月来，他感到非常不方便。

　　东西取来之后，管理员把王先生的那份直接送到他监房里去，并且对他说：「你老婆给你送东西来了！」老婆送东西来，当然说明老婆在家喽，王先生当时就信她还在家里。管理员所以这么说，是为了跟审讯员在审讯室所说的话一致：「捕的是你，捕她干什么？」显然，他们二人所说的跟派出所那位户藉警所说的互相矛盾。

　　九月下旬，审讯员对王先生说：

　　「你写写刘景文的材料。」

　　王先生心里想，「她有什么材料可写的啊？」但又不能不写，于是就写了一句：「她也反对共产党。」他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他一进监，他们就说他反对共产党，所以他想每个进监的人必定都是反对共产党的。这时他对王太太的被捕与否，开始有些怀疑了。到了十月初，管理员给他送来一双冬天穿的旧皮鞋和一条新棉裤。放在炕上，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旧皮鞋是他每年冬天都穿的，那条新棉裤却是从未见过，他想一定是他被捕后，王太太在家里给他缝的。现在必是她也被捕了，同工迟太太给她送东西的时候，也把这两样东西给他带来了。从这以后，他就认定王太太也在监里。其实无论是迟太太或是王太太，她们都和他在同一天夜里被捕了。

　　审讯室的审讯员和监房的管理员是密切联系着的，而且同监犯人的所作所为，也多少都有管理员的授意或暗示的。他们掌握了王先生胆小的特点，从审讯室到监房都采取同一策略，就是千方百计地恐吓他。审讯员不好随便说的话，常常藉着监房犯人的口讲出来。而且他们说话的口径十分相似，以致王先生都分不清什么是政府的政策，什么是犯人的胡说。

　　在审讯室，审讯员向王先生交代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监房的犯人跟着就说：「你认的罪越多，出去的越快。把自己说的越坏，越说明你老实。……」而且还说：「你不认罪，审讯员一翻脸就把你拉出去枪毙，叫你死得很惨。……」他们就是这样昼夜地逼他、恐吓他，使他整天生活在恐惧中。

　　共产党有一整套很强的政治逻辑。你不接受则已，一旦接受了，就得跟着它往前跑。政治学习的目的就是帮助你接受这一套逻辑，并且把它贯彻到你的思想和行动中去。监号里的政治学习是在更加强大的压力下进行的，作为一个犯人，你只有唯唯诺诺，没有别的出路。

　　审讯一直进行下去，对王先生的审讯总计有几十次之多。一般地说，审讯员并不直接教给你讲什么和交代什么，而是诱导你往那条路上走，让你从自己口里，讲出政府要你讲的话来，并且按照政府的意思把问题交代出来。事实上你不这样交代也不行。

　　九月初旬，审讯员启发王先生交代一个问题，就是「在教徒与非教徒、以及教徒与政府之间制造对立。」王先生说：

　　「李处长跟我谈话时，劝我们基督徒不要老跟不信主的人那么格格不入。我说：『这不能怪基督徒啊，因为他们到处受人歧视。』李处长说，『这事我们也知道，以后我们要教导这些人不要歧视基督徒。』」

　　过了些日子，审讯员对王先生说：

　　「我见过李处长了，他没有说过那个话。」

　　李处长明明说过，哪年、哪月、哪个时间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审讯员竟说没有那么一回事！这可把王先生气昏了，他随即喊了一声：「天哪！」因为几天前审讯员跟他说过，「这里是法庭，不许你再提『神』字。」于是他就不敢再提「神」了。但他喊天，还是指着主神的。这件事又把他逼到一个地步，必得承认那是他自己的罪行。

　　在审讯室，只许你说政府要你说的话，不许你说真理，与政府意图相抵触。有一次审讯时，审判员提到控诉的问题，王先生说：

　　「圣经上从来就没有过控诉的事。」

　　审讯员没有办法反驳他，就诉诸恐吓：

　　「你还是保持你那个立场！？」

　　这句话的份量相当重，他害怕了，唯恐审讯员一变脸，就把他拉出去枪毙，于是认错说：

　　「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我说的话可能有些是不合适的。」

　　审讯员为了压他赶快交代问题，就尽量说些恐吓的话。他为了得释放，就一步步退却，把自己置于完全被动的地步。

　　王先生的失败始于八月七日之夜。七日的白天他还是那样刚强，那样勇敢，怎么一夜之间竟会失败下去，而且失败得这样惨，简直判若两人呢？一九九零年当他被问及此事时，他很坦白地说：

　　「解放后不久我曾去天津，看见在一片砖墙上用白漆写的四个大字——『宗教自由』。我说这就是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告诉全国信徒说：『不要害怕，信仰自由。』我很相信这话。从那时起，我就一直相信共产党不会干涉人的信仰，所以我才发表了那么多为信仰争辩的文章。

　　「我的失败也和一九四二年那场灵战的胜利有关。我想日本人那么厉害，势力那么大，我都始终没有屈服，我还怕什么？《东莱博议》上说：『天下之事胜于惧，而败于忽。惧者福之源也，忽者祸之门也。』我失败就失败在『忽』和『不惧』上。为什么呢？因为我跟日本人战斗了八年都没有失败，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忘记了我还是个人，我还有肉体呢！有人问我是日本人可怕，还是共产党可怕？我说：『还是日本人可怕，因为他们不会说中国话。共产党是中国人，我能跟他们讲理。』谁知共产党不跟我讲理，用一枝手枪就把我吓糊涂了。」

第二十章　与罪犯同处

　　王先生进监时，头两天关在一个单人房间里，第三天就调到一个三人房间，跟另外两个犯人住在一起。这两个犯人一个叫蒙光华，另一个叫黄克道。蒙是给日本人当皇协军的，帮助日本人打中国人。黄克道始终没有暴露过他的身份，谁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听他的口音知道他是东北人，而且他还认识潘阳教会的一些人。至于他为什么被捕？没有人敢问他，因为他很厉害，他一瞪眼睛连蒙光华都害怕。他的名字跟王先生的名字也实在凑巧，一个叫黄克道，一个叫王明道。顾名思义，黄克道是来克服王明道的。王先生怀疑他是政府公安人员，装作犯人来诱他的口供。四个多月之久，王先生就在这两个犯人的手下受尽了折磨和痛苦。

　　王先生刚调到那个三人房间，就问蒙光华说：

　　「这是在哪里？」

　　「这是在郊外。」蒙回答说。

　　王先生知道郊外没有天主堂，可是他却听见天主堂的钟声，他想郊外怎么听得见天主堂打钟的声音呢？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就在西什库天主堂附近。

　　黄、蒙二人看出王先生胆小的弱点，就故意吓唬他。蒙光华对王先生说：

　　「你可得老老实实地交代问题。若是抗拒的话，审讯员一翻脸，马上就进来两个人，把你的手往后一背，拉出去枪毙。」他还告诉王先生说，「有一种子弹，叫『四七子弹』，打到脑子里，活是活不成了，可死也一时死不了，得在血泊里痛苦地翻滚几个钟头，才能慢慢地死去。」王先生信以为真，觉得那太可怕了，比五马车裂的情况还要难受。其实哪里有这么回事？都是他们编造出来，故意吓唬他的。

　　晚上他们三人睡在一个炕上。王先生睡在中间，他们二人睡在他的两边。好几次黄克道睡到半夜，「啪，啪，啪」地狠命打王先生的嘴巴和脸。他被打醒了，就质问他：

　　「你为什么打我？」

　　「我做梦了，我梦见打人了。」其实他不是做梦，而是故意的。这种行为虽然不能说是政府人员授意的，但至少是默许的，因为不论做什么事，只要能起到一个作用，叫人交代问题，都是政府欢迎的。

　　王先生跟这两个犯人在一起时，整天就是听他们骂他。蒙光华的口里尽是说些污秽、淫乱的话。姓蒙的说，姓黄的听。有时两个人就唱：「叹人生啊，叹人生啊！」王先生实在难以忍受，心里痛苦极了。

　　有一天早晨，这两个人突然向王先生发了一个问题：

　　「你除了刘景文（即王太太）以外，还跟别的女人发生过关系没有？」

　　「没有。」

　　「你不可能没有。你传道三十年，到过二十几个省份，听你讲道的人成千上万，不可能没有年轻的女子追逐你。你一定有，不可能没跟别的女人发生过关系。你说吧，说了对你有好处。」他们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神父，交代了他同他生母发生关系，几天以后就出监了。他们劝他：

　　「你快交代吧，交代了对你有好处！」他们就是有这种办法来套供。然后又说：「我们不是为了自己。你出监又不能把我们带出去，我们是看你太痛苦了。你若交代了，几天以后就能出去。」

　　「没有，叫我怎么交代呢？」王先生说，「要交代，就必得讲出那个对象来。我诬赖人，人家能答应我吗？不要跟我拼命吗？中国女人最注重贞洁，我说她跟王明道发生过关系，她岂不能到监里来打我嘴巴？」

　　两个犯人每天从早到晚就是跟他谈这个问题，谈了很长一段时间，看他实在没有，才不再谈下去。

　　他们为什么那样积极地追问这种事呢？王先生第一次获释以后，从《天风》周刊发表的材料里晓得，当时教会一位很有名望的人，被捕后交代了他在这方面所犯的罪。他比王先生小两岁，他们想他能犯这种罪，为什么王明道不能？所以就天天逼着问他，想在这方面抓他的把柄。但王先生确实没有犯过这种罪，他们也只好作罢了。

　　王先生年轻时也确曾遇见过这样的试探，但感谢神，都得胜了。他特地讲了他的经历，勉励一切做主工的青年人，谨防魔鬼的陷阱。他说：

　　「第一次试探是：我在广州领会时，有一位传道的姐妹陪着几位年轻姐妹来看我。她介绍其中一位，说她新近死了丈夫。第二天这位姐妹在我吃饭的时候，拎着提盒送两样菜来给我吃，并且坐在那里跟我闲谈。过了几天，她又拎着提盒送两样菜来说：

　　「『请你尝尝我们广州人的口味！』

　　「『谢谢你，请你拿回去吧！』我说，『我这里的菜饭足够吃的。我告诉你：下次再来见我时，千万不要自己来，要找几位姐妹与你同来。你要谈什么，先把它写出来，不能随便谈，因为那没有意思。』

　　「当时我住的地方是个很大的院子，只有我和一个看门的住在那里。看门的在门房睡，我住在后面一座楼上，没有第三个人。我要是在那里犯罪，容易极了。可是感谢神，他保守我始终没有起那种恶念。

　　「第二次试探是：有一年夏天，我到蚌埠去领会。客栈的伙计拿着灯笼接客，上面写着：『某某客栈。』我叫了一个伙计，请他给我找一个单人房间。

　　「他把我送到那里时，门口站着一个女的。我对那个女人说：

　　「『请你出去好不好？我要关门。』

　　「『这么热的天，干吗关门？』她不肯走。

　　「『我不要人站在这儿，请你走吧！』我就把她赶走了。

　　「第三次试探是：有一回我在香港讲道，一位弟兄开车去接我，把我送到一个最大的酒店，是基督徒办的，那里不许伙计给客人叫娼妓。伙计不去叫，但娼妓自己来，这是他们商议好了的。那位弟兄把我送到三层楼上的一个房间后，就带我去澡房洗澡。我进去以后，就把门从里边锁上了。有一个女的，穿得很漂亮，先在我的房门口吹口琴，然后又跟到洗澡房，一直等到我洗完澡出来，她还在吹。我看见她了，却没有理她。回到房间以后，她又跟到我的房门口吹。没办法，我只好把灯关掉。她看看没有希望，这才走了。

　　「感谢神，这三次试探，他都保守了我，使我没有沾染污秽。」

　　一九五六年元旦，王先生进监快要五个月时，黄克道说：

　　「今天是元旦，我们大家来谈谈各人的思想。」

　　王先生说：「我进监四、五个月了，天天祷告神救我出去，可是到现在也没有效验。」

　　黄、蒙二人对他说：「好了，你信仰动摇了，你快写写你信仰摇动的经过吧！你这样一写，过不了几天就会提审。」

　　材料交上去以后，果然很快就提审了。从进监起，到那天为止，四个多月来审讯员审他时，总是叫他站着。可是那天不同了，审讯员叫他拉过一张椅子来，跟审讯员靠着炉子坐在一起。那时正是小寒时节，天气很冷。审讯员说：

　　「我看见你写的材料，我很高兴，我知道你的信仰已经摇动了。现在我对你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想杀了你；另一个意思，我看你是个人才，想叫你为政府做些工作。」

　　「我信仰已经摇动了，」王先生说，「还能为政府做什么工作呢？」

　　「还传道啊！」

　　「我信仰都摇动了，怎么能传道呢？」

　　「没关系啊，你可以用演戏的方法传道嘛！梅兰芳演杨贵妃时，明明是姓梅，上了台就姓杨了。明明是男的，上了台就变成女的了。」

　　「这个我可做不到。」王先生说，「演戏就得说谎，我一说谎，我就痛苦万分。」

　　「你痛苦是因为你不习惯说谎。你多说几句谎，就习惯了。」

　　审讯员看他不肯答应，就说：「你去吧！」

　　回到了监号，黄、蒙二人问他审讯的经过，他不肯说。过了一天，他才把经过的情况讲出来。黄克道听了以后就对他说：

　　「政府叫你演戏传道，你就演呗！」

　　「我不能演戏。」王先生说，「演戏就得伪装，伪装就得说谎。我一说谎，心里就痛苦。」

　　「你心里痛苦是因为你不习惯说谎。」黄克道劝他，「你多说几句，就不痛苦了。」

　　王先生接受不了，却又不敢反驳，因为他已经完全被他们掐在手里了。

　　由于不答应演戏传道，他回监房以后就好些日子不提审了。他心里挂念妻子：她是个南方人，只能吃米饭，不能吃窝窝头。在家里连吃饺子都吃不饱，必须吃碗米饭才行。在监里这样一天两顿窝窝头，怎么能活得下去？他担心她过不多久，就得饿死在监里。于是他写材料说，愿意接受审讯员的意思，用演戏的方法传道，结果没过几天就又提审了。

　　审讯员说：「很好，你演戏吧！」

　　怎么演呢？他一向是不看戏的。演戏就必得伪装，他怎么办得到呢？提审的时候，审讯员对他态度很好，因为觉得他是跟政府走一条路子了。其实他自己明白，他所以写材料说自己信仰摇动了，是因为他觉得神对他不公义、不慈爱，没有听他的祷告。至于他的思想，仍旧是原封未动：他并不怀疑神的存在，甚至当他嘴里说神是虚无缥渺的时候，心里仍旧笃信神是真实的，因为几十年的经历证明，神是千真万确的。

　　一月下旬，黄克道调走了。蒙光华见黄克道到吃饭的时候还没回来，就对王先生说：

　　「黄克道大概是枪毙了，你看，他到吃饭的时候还不回来。你可要小心，下次该轮到你了，你也快要死了。」

　　王先生听了，心里十分紧张。蒙又问王先生是在几号审讯室受审？王先生告诉了他，他就说：

　　「你犯过大罪！你杀过人吧？你赶快承认吧！」

　　「我哪里杀过人啊？」王先生说，「我连鸡都不敢杀，还敢杀人？」

　　五个多月的时间，他们就是这样翻来覆去地折腾他，吓得他连话都不敢说。

　　黄克道走了以后，就剩下他和蒙光华两个人了。因为没有第三者在，蒙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欺凌他。有一天蒙动手打他，把他打倒在地上。王先生说：

　　「你打我，我报告管理员。」

　　蒙就躺在地上，说：「你打我了，把我打倒了。你报告，我就说你把我打倒了。」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无赖。

　　王先生和这两个犯人同处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前后打过他好多次，黑夜白日受他们的摆布、恐吓和欺凌，终日心惊胆战，以致后来精神都有些失常。直到第二年七月初，蒙光华也调走了。这才结束了那段可怕的岁月。后来王先生被调到丁监，那里比原来的新监条件好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