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前夕

　　1955年夏，全国开始「肃反」，王明道先生和他领导的基督徒会堂成为三自会主要的攻击对象。王明道先生奋起为真道争辩，先后写出了《他们就是这样陷害耶稣》和《真理呢，毒素呢？》两篇文字，最后在1955年6月发表了《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三自会发动群众对王明道先生进行控诉揭发，基督徒会堂的信徒也在这场运动中成了「肃反」的重点，工作岗位的领导要他们站出来，交代王明道先生的问题，企图将信徒各个击破，从中找出破口，孤立王明道。

　　当时王明道先生在讲台上为真理而战，站在最前线，竭力为真道争辩，王太太在台下却做着王明道先生在讲台上做不来的工作。王太太与圣徒谈话中，常常用圣经的话来鼓励年轻的弟兄姊妹，用她自己谱的经文诗歌来勉励他们，为面对批判斗争的人及时送上所需用的圣灵宝剑。其中最有针对性的诗歌是源于路加福音21章14-15节：

　　「你们要立定心志，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诉，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敌不住，驳不倒，敌不住驳不倒的。」

　　还有一节经文诗歌是源于林后4章7-9节：

　　「你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是出于神（重句），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

　　这些经文诗歌给了弟兄姊妹极大的鼓舞和力量，因着他们背熟了这些诗歌，便能在患难逼迫中，勇敢无畏地捍卫真理。学校里有些年轻的姊妹，在斗争会上勇敢地说出「头可断，血可流，信仰不能批判」的豪言壮语，以致政府认为，各大院校里基督徒会堂的信徒在斗争会上所说的话都像统一了口径似的，幕后肯定有主使。他们哪里知道，这乃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他们都同感一灵，当然都说出同样的话语了。

第一次被捕

　　王太太已经有了为真理受苦的思想准备，在1955年8月7日深夜将近零时，公安人员爬墙进入基督徒会堂，王太太忽然听见房顶上有声音，要出去看看，刚走到小客厅门口，公安人员正要进来，碰见她就把她铐了起来。她当时显得很镇静，因她知道这件事早晚要发生。跟着公安人员进入王先生的屋里，王先生一看见公安人员手里拿着手枪对准他，显得有点慌张。因为王先生当时觉得，他们大概不敢抓他，所以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从这件事上来看，王太太的确是柔中有刚的人。随后，他们也把王太太一同带走了。

　　他们带王太太走的时候，她当时只穿着一件短袖衬衫和衬裙，脚上穿的是一双新布鞋，是一位姊妹亲手做了送给她的。当时天正下雨，她舍不得弄脏这双鞋，就脱下来夹在腋下，公安人员给她一把雨伞，她就光着脚，趟着雨水走了。

　　王明道先生和王太太被捕后，被关在北京草岚子胡同13号看守所。它的前身是国民党的刑警队，专关共产党人的地方；日伪时代是日本宪兵队专关抗日分子的处所；解放后便用来关押反革命分子。基督徒为了信仰被捕后也被关在这里，列在政治罪犯之中，这实在有点可笑。但现实确实如此。我们的主昔日怎样被犹太的祭司们「列在罪犯之中」，今日祂的门徒又岂能例外呢？

　　王太太最初被关在甲号监舍内的单间，她对面的两个监房是大号，每间关十几人，里面关着一位弟兄。一次，她对面监房内的犯人在斗争这位弟兄，要他交代问题。一般都是审讯员审问犯人，但有的犯人不怕审讯员，可以一问三不答，政府拿他没办法。于是，政府将特权下放到犯人中，让犯人斗犯人，用以夷治夷的方法，也是给他们立功的机会。这事交由号内的组长主持，发动众犯人向不交代的犯人斗争，方法有文的、也有武的，都由管理员示意组长执行。这位弟兄当时拒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坚持是信仰问题，于是遭到小组的犯人围斗。他们用「摇煤球」的方法来整这位弟兄，就是大伙围成一圈，被斗的人坐在当中，四面的人用拳头抵住他的头部，用力推压。弟兄受不了了，在炕上猛地站起来大声喊叫，以示反抗。王太太在对面的屋内听见了这喊声，听出是这位弟兄的声音，便写了一张条子交给管理员。条子大意是说，他们这样斗某某起不到效果，反而会引起他更不服。他们不能这样对待他。果然，这条子送出去后产生了效果。管理员进到这位弟兄所关的那个号内，叫犯人不要采取强硬的手段，要讲理，并说：「有犯人给你们提了意见，写了条子，说你们这样干不成。」他们这才停止了对弟兄的围斗。后来，这弟兄被释放出来，去看望王太太时，谈起了狱中这件事。王太太告诉他说：「我当时听见你大喊大叫，不忍听任他们这样折磨你，所以写了一张条子给管理员。」通过这件事，便可以看出她爱弟兄的心是多么的真挚迫切。她自己可以默默忍受许多的苦待，一声不发，可是若弟兄受无理的迫害，她就要仗义执言，甚至不顾自己的安危。

第一次获释

　　1956年9月30日，王太太从草岚子看守所获释。王先生是9月29日比她早一天释放的，获释的条件是答应政府出狱后带领教会参加三自会。并安排王先生于9月30日在青年会做检讨。他刚做完检讨，那边看守所就把王太太放出来了。这也是交换条件之一，王先生若不做公开的检讨，就不放王太太出来。政府深知王先生很爱他的妻子，知道他必会就范。

　　当王太太被放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她雇了一辆三轮车将他们二人的行李拉回家，王太太一进门，就直奔小会堂去弹琴，弹的是《基督徒诗歌》的第一首：

　　赞美上主我愿声高，声由心起直达云霄。
　　默思主性细察主工，赞美为始欢喜为终。

　　她在监里一直想唱这首诗歌，但始终憋着，不能出声歌唱。所以她暗地下了决心，一旦回家，就要弹唱这首诗歌，真是一个乐观的人。

　　王明道先生释放出来后，政府等待着他实践诺言、参加三自会。但王明道先生怎能参加呢？他在看守所承认的种种「罪状」，都是因为受不了同监的两人日夜轮番的恐吓、虐待、殴打，因软弱惧怕，就违心地「认了罪」。政府要的就是他认罪，不管是真是假，只要王明道答应参加三自会，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但王先生出来后，除了在青年会作了那份假检讨外，以后就什么都没有做。他在会堂住了六个来月，干脆搬回甘雨胡同自己的家，不再和基督徒会堂有任何接触。政府方面还是耐心的等着，希望王先生能完全地转变过来，参加三自会。但是王先生清楚地知道，这条路是走不下去的，所以他就一直地在回避。宗教事务处多次约请王先生，都是只请他一人。但每次他们请王先生到颐和园玩，王太太总是陪着他去，政府对此很不满意。他们对王太太说，我们是请他，你为什么老是陪着他呢？王太太说：「我不放心，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因为他的父亲是自杀死的，所以我怕他自杀。」王太太说这话是很有智慧的，因为王先生在第一次被捕以后，精神便瓦解了，那时确实可能走上他父亲曾走过的路，王太太的这个想法未尝没有道理。但这里面还有更深的含义，就是怕王太太不在身边的时候，他们会用恐吓的方法逼王先生参加三自会。所以王太太形影不离地老跟着王先生，以便在王先生关键时刻把握不住的时候，及时地拉他一把。王太太是个非常有智慧有胆识的女子，看事情看得很深远。所以，每当三自会或宗教事务处约请王先生去游玩，王太太必定在场，使他们对王先生预订进行的劝诱无从下手。因此，他们对王太太这样的做法十分反感，但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第二次入狱

　　王先生并没有按照当初对政府的承诺去参加三自会，政府岂能放过他们？等了一年，看他们实在不走这条路，政府就又下令逮捕他们。

　　1958年4月29日晚10时许，公安人员进入他们家，再度把他们夫妇逮捕走，先带走王先生，然后才把王太太也铐走。当时王太太的妈妈和儿子天铎都在家，他们眼看着自己的亲人又被抓走，心里是什么滋味也就可想而知了。

　　王太太进监后，第一次提讯时，那些过去负责与他们联络的干部便气冲冲地用手指着她说：「你这不识抬举的，你把教会弄得乌烟瘴气，你为什么说他父亲是自杀的。」王太太说：「他父亲本来就是自杀的。」因为王太太在监外时，曾拿这句话来搪塞他们，不让王先生独自一人外出，一定要陪着，致使他们不能对王先生进行个别的威胁劝诱，叫他们立下功劳，所以他们对王太太特别愤恨。由此看来，如果不是王太太常在王先生身边，王先生真可能会因为受不了他们的威迫劝诱，而持守不住。

　　王太太第二次被捕，还是被送到草岚子看守所。1959年11月，草岚子看守所的犯人都被迁到德胜门外功德林。1960年2月，又由功德林迁到半步桥看守所。1963年9月，王太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王明道先生则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北京狱中

　　判刑后，王太太仍留在北京市自新路半步桥看守所，直到1965年，调到北京通县小五金厂劳改。

　　她在半步桥看守所的时候，每周末政府组织犯人在院子里看电影，春夏天还可以，冬天就冻得受不了，可又不能不去看。王太太衣服不够，囚衣的对襟处钻风，特别冷，王太太就想法在出去看电影前，拿上一些草纸，看电影时塞在胸口前保暖。

　　1966年夏，她从通县小五金厂调到北京市第一监狱里的袜厂劳改，在那里有三年之久。

　　1962年，王太太儿子天铎结婚后的第三年，天铎夫妇利用暑假从上海到北京看望在狱中的父母，王太太和王先生当时都关在自新路半步桥看守所。这次是她儿子和儿媳第一次探监。这次接见是经过特殊允准的，不是每月一次按常规和犯人们的集体接见。

　　天铎夫妇进入监狱后，来到监狱的大院里，院子里没有桌子，没有椅子，他们就站着等候他们的父母出来。不久，管理员领着王明道先生走了过来。王明道先生见到儿子天铎，感情很是冲动，双手紧紧抱着儿子的头，凄然泪下。说他自己还好，只是惦记着王太太，不知道她的身体可好？王太太二十多岁生过严重的肺病，因此身体一直比较虚弱，想到她也在受苦，王先生更是放不下心。又惦记着岳母，便问岳母在上海生活的情况如何。王明道先生一向非常孝敬他岳母，并把老人看作是自己的母亲一样。由于感情冲动，他几乎没有注意到与儿子同来、过门不久的新儿媳妇。但是他儿媳妇很能理解公公的心情，知道他多年见不到一个亲人是什么滋味。多年后，王明道先生常喜欢对别人说：「我这个儿媳妇好，能在那样的环境条件下到监狱里看望作为罪人的公公，这不是一般妇道人家能做到的。」接见限定的时间到了，管理人员便把王明道先生带了回去。

　　又过了一会，一位女管理员带着王太太来了。王太太穿的还是家里带来的家常衣服，虽然破旧，但洗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她见到儿子天铎时很平静，并热情地跟儿媳妇打招呼说：「1950年我陪天铎到上海去工作报到时，到过你们家，见过你的父母和你。」又说，在监狱里听到他们结婚的消息非常高兴。在她儿媳妇眼中，王太太对她家和她是知根知底的。她儿媳的外祖父是天津的一位牧师，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王太太又问了她妈妈和丈夫的情况。在整个探望过程中，她的神情始终镇定自若，给她儿媳妇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做大事的人。

在河北服刑

　　1969年冬，监狱里配合当时文化大革命中的「战略大疏散」、「京城一片红」的革命口号，将一部分原籍是外省的犯人调回原籍服刑。也有一部分原是北京户籍的犯人，按当前形势的需要调离北京。王太太属于后者，便在这次大调动中调离了北京。

　　1969年冬，王太太从第一监狱调到河北省邯郸劳改农场，王太太最后服刑的地方是在河北邢台唐庄农场二大队妇女队，直至1973年4月底刑满。王明道先生则早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从第一监狱调到山西省大同煤矿，以后转移到阳泉荫营煤矿劳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