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全国范围内的控诉大会
北京会议以后，上海的教会和基督教团体开始动起来了。在教堂内悬挂起鲜艳的大幅国旗，也在礼拜堂里举行反对武装日本、拥护和平公约的投票，在会议室的墙上挂了许多中国领袖像。全市各教会团体都在紧张地日夜开会，准备控诉。
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下午二时，上海市基督教界在慕尔堂召开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的传达大会。
刘良模先生在大会上传达「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的精神。他说，「这次会议使过去深受美帝的『超政治』思想麻醉的许多代表『大梦初醒，恍然大悟』。．．．具体事实都说明，中国基督徒将和其他各界人民一样，团结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周围，为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影响和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中华圣公会主教院主席主教陈见真在发言中指出，「控诉」乃是此次会议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进行控诉必须解决人思想上的问题，并且引证了与控诉毫不相干的两段圣经――路加福章六章四十五至四十七节和马太福章十八章十五至十八节，来解释基督徒进行控诉乃是为了爱国家爱神，是为了恨罪恶，并且使其他的人不再犯罪。
五月十九日《天风》周刊发表了刘良模先生的文章《怎样开好教会控诉会？》，他说：
「全国各地基督教教会和团体的当前中心工作之一便是要开好控诉会。
「控诉什么？我们要控诉潜藏在教会里面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的爪牙以及其他教会的败类。
「怎样开好教会控诉会？
「首先，我们必须去掉许多基督徒思想上的顾虑。有的基督徒以为他们应该『隐恶扬善』，不应该控诉，．．．有些基督徒觉得他们有些『控诉不起来』，那么应该多请基督教领袖与信徒代表参加全市控诉大会与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广大人民对帝国主义、匪特、恶霸们的愤怒与控诉，会激起基督徒对帝国主义与教会败类正义的愤怒与控诉。
「第二，必须先做好准备工作，每一个教会和全市性的教会联合会应该先组织一个控诉委员会。他们先研究要控诉谁，请谁来控诉。准备工作的第二步，是先在各教堂、各团体举行控诉小组会。在小组会里，尽量做到大家踊跃发言和控诉。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控诉最有力的几个人，请他们参加控诉大会。
「第三，怎样才是一个成功的控诉？卫理公会江长川会督在控诉教会败类陈文渊的时候说：』我决定以大义灭亲的精神来整顿我们的教会，对于陈文渊这样的分子，有一个除一个，有十个除十个，一定要彻底加以清洗！』这样的控诉给人很大的感动。
「第四，在全城或全市教会控诉大会进行的时候，会场空气要严肃，避免讲笑。控诉者程序的排列很重要，应该按照先紧张、后缓和、再紧张的程序来排列，才能把控诉大会开好。在控诉到很激动人的阶段，可以用鼓掌的方法来表示。
「在控诉大会整个筹备过程中，我们应该请当地的宗教事务所、人民政府、民主党派或其他有关以及有经验的方面来辅导。精彩的控诉词应记下来交给当地报纸发表，并寄到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委会去。」
六月十日，上海市各教会和基督教团体举行了一次空前的控诉大会。吴耀宗先生带头控诉说：
「美帝国主义派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其目的就是把基督教当作它侵略中国的政治工具，使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吴先生以最初派来中国的传教士裨治文、伯驾和解放前的司徒雷登为例来说明。接着他又说：
「美国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来，走遍全中国，伪装传扬福音，实际上他们是在进行情报间谍活动。」他以一九二二年来华的穆德和当时尚在中国的卓伟为例，说他们假借传道为名，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然后他又控诉中国的传道人说：
「美帝国主义在基督教教会与团休中又养了一批所谓『教会领袖』，来做他们的忠实走狗，像卫理公会的陈文渊、圣公会的朱友渔、青年会的梁小初，『属灵派』的赵世光、赵君影、顾仁恩等。这些美帝走狗以不同的方式与姿态在中国基督教教会与团体内，替他们的美国主义进行危害祖国、危害人民的活动。」其次他又控诉说：
「美帝国主义把基督教当作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工具，这个阴谋在中国起了更大的恶毒影响。美帝国主义利用了基督教内的『属灵派』，披上了极端神秘的宗教外衣，歪曲圣经，散布『超政治』、反共、反苏、反人民的有毒素的思想，企图挑拨离间全国千千万万虔诚的基督徒与我们的人民政府立起来。」他举出已经被捕的顾仁恩和项军为例，来说明美国利用『属灵派』进行反人民、反革命活动的阴谋。此外他还控诉美国利用基督教文字事业作为文化侵略的重要工具，特别提出美国「企图利用圣经作为麻醉人民、灌输奴化思想的工具」。最后他号召基督徒们「展开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运动」，积极拥护和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并且热烈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六一」号召，努力捐献，支援中朝战士。
除此以外，在大会上尚有卫理会会督江长川、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干事崔宪详等的控诉。最后大会通过了「庄严」的决议，用行动来爱国爱教，又一致通过了向毛主席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致敬电。最后全场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六月廿一日《天风》周刊发表社论《我们要控诉！》，提出六项控诉内容：
- 我们要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大量的传教士，像毕范宇这类帝国主义分子，披了宗教外衣，控制教会，破坏三自运动，从事间谍情报工作来侵略中国。
- 我们要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作为它通过基督教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并破坏我们爱国爱教的三自运动。
- 我们要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卫理公会等基督教大公会，勾结蒋匪帮，布置中外匪特分子如陈文渊、卓伟等在教会里面来侵略中国。
- 我们要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广学会等基督教出版机关，散布反共反苏、亲美崇美恐美毒素，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
- 我们要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以『民族自由』的开明面貌来散布改良主义、亲美崇美恐美毒素进行文化侵略。
- 我们要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属灵派，歪曲圣经，散布『超政治』和反共反苏的毒素，离间信徒与政府间的团结，破坏三自运动。」①
最后它号召全国的基督徒、教会和团体都来进行控诉。这是向全国教会发出的一纸要立即展开控诉运动的进军令。在此之后的三个月内，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类似的控诉大会，其中以上海、南京和青岛等地举行的比较成功。
- ①一九五一年六月廿一日《天风》第廿三期
第七章 北京基督徒会堂
在全国一片控诉声中，王明道先生主持的教会「北京基督徒会堂」文风不动，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当全国的教会都摧枯拉朽般地倒下去时，有一个地方能听到真理和神的话，信徒们自然就往那里去。所以基督徒会堂聚会的人数空前增加。人们心中的恐惧，因着听见神的话而得到力量和鼓舞，软弱变为刚强，争战显出勇敢。每个礼拜天聚会的时候，堂里、堂外、乃至院子和小房间里都挤满了人，一片兴旺气象。那时的基督徒会堂实在是黑暗中人的一盏指路明灯。
共产党很知道王先生的为人。要想一下子把他打倒，恐怕还不那么容易。你说他是坏人，人家接受不下去，因为人人都知道王明道是好人，就连大街上卖小菜的都知道王明道是好人，怎么好轻易动他呢？再者，他这个教会也确是中国人自立的，与外国差会没有任何关系。如果硬要给他扣上一顶「帝国主义走狗」的帽子，一时也扣不上去。何况他还有沦陷时期与日本人斗争的光荣历史，政府也不好一笔抹杀。反之，如果能把这样一个人争取过来，让他领导教会，岂不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吗？所以这一时期政府对他的政策是容忍和等待，希望他改变态度。
顾仁恩先生在青岛被捕后，政府和「三自」方面的人也曾抬出王明道先生来，因为知道王先生是不赞成顾仁恩的为人的。有人曾去拜访王先生，请他发表谈话，王先生拒而不答。后来有人问他这是什么缘故？他说他不愿落井下石。平时人们吹捧顾仁恩，高举顾仁恩的时候，他对顾仁恩在说话和行事上的那些不诚实之处确曾予以指责。但到了这个时候，他就宁愿保持缄默了。
「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以后，北京基督教联合会主席、公理会牧师王梓仲曾托人去跟王明道先生接洽说：
「你们应该参加北京基督教联合会。」
「我们不参加，」王先生回答，「因为我们跟一般教会的信仰不相同。」
这位王梓仲牧师（后来做了北京三自会的主席）是一个根本不相信圣经的人。对于王梓仲牧师的信仰，王先生曾经讲过这么一段小小的故事。他说：
「有一次一位姓宁的老先生去找王梓仲，问到关乎圣经的问题。王梓仲说：『你信圣经不要全信。要挑着信，挑那些可信的信，那些不可信的就不要信。』这番话可把这位宁先生给说糊涂了。后来他来问我，我说：『你去买字典，如果卖书的人对你说：《先生，这个字典你可要挑着信。》那你还买不买呀？买字典就是因为有认识的字。对字典要挑着信，我怎么挑啊？』那人明白了，以后就再也不到王梓仲那里去了。」
一九五一年，北京基督徒聚会处负责人阎迦勒弟兄听了倪先生的话，参加了「三自」，并且还发表了一份由十人署名的通函，表示拥护三自会。王先生看了这份通函以后，心中为之叹息，同时也感到自己的处境颇为孤立。两天以后，聚会处一位弟兄去见王先生，讲到阎迦勒弟兄在聚会处发表的言论，使他心里极其痛苦。到六月下旬，聚会处的负责人又用诱劝和恐吓的办法对付他们教会中反对参加「三自」的人；并且嘱咐讲道的人，今后不得再提「黑暗世界」、「撒但」以及「天国」等名词。在此情况下，教会中不少弟兄姐妹就离开聚会处，到基督徒会堂去了。
阎迦勒弟兄原想基督徒会堂不参加「三自」，大概是存在不下去了。谁知政府并没有干预，而且王先生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他的教会人数却越来越少。看看这个形势，他想大概政府不会过问教会的事，于是他又不参加「三自」了。在这一时期，不论是北京聚会处或是上海聚会处，都不知道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
上海聚会处参加「三自」以后，一九五二年十月该教会长老张愚之弟兄到了北京。十月廿四由阎迦勒弟兄陪同去看王先生，谈了大约两个半小时。他对王先生说：
「倪先生也参加『三自』了。」
「他可以参加他的，我不管。我是决不参加。」王先生说：「从三自会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基督徒就完全失去了『信仰自由』。你要『信仰自由』么？可以，但是必须加入三自会。加入以后就把你化掉，化到无神那一边去了。他们不会逼着你叫你说无神，你自己就不敢提到神了。」
张愚之弟兄问王先生今天的教会该走怎样的道路？王先生回答说：「走使徒的道路。」那就是说，跟着使徒的脚踪走，效法他们那样勇敢刚强，那样不怕恐吓，那样不顾性命，那样至死忠心，那样不讨人的欢心，那样在任何阻力之下仍然传扬福音，那样只本着神的话教训人。然后王先生又告诉他，聚会处的错误必须悔改、自卑、求神怜悯，不可下埃及去求帮助。
张弟兄返沪之后，就在家里聚会，不再参加聚会处的聚会。王先生随后给他寄去两、三册《灵食季刊》，请他给他的同仁们看。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张愚之弟兄被捕。那个时代是一个到处打人、杀人、乱哄哄的时代，他很快就被枪毙了，听说他死的时候很勇敢。文化大革命过后，政府有意给他的家属几千块钱补偿金，但他的夫人拒绝接受，说：
「我的丈夫不是只值这几千块钱。」
第八章 与日俱增的压力
上海市是三自运动的大本营。上海的控诉对全国起着一个带头和示范的作用。所以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上海开过控诉会后，各地都陆续开会，意在展开控诉。在控诉之前，各地大都根据刘良模《怎样开好教会控诉会》的指示，先开几天学习会，做好各样准备工作，然后还要经过排练，最后才正式登台控诉。但各地毕竟没有上海那点水平，因而怪态百出，常常起不到预期的作用，反而暴露了教会的种种黑幕。凡是控诉开得成功的城市，控诉后就成立三自会分会，由当地教会的『进步分子』和有名望的牧者们担任委员，并由宗教事务处透过三自分会学习班幕后指挥，对言论失常的牧师和传道人进行批判，并要他们作出『自我检讨』。这样一来，教会的指挥权就完全落在政府手中了。王先生看到此种情况，就勉励信徒刚强勇敢，谨慎言行，并且忠心工作。
北京基督教联合会也开过五天学习会，而且北京卫理公会还准备开控诉会。但北京的控诉会开得并不成功，因为有王明道先生的影响在，他们所要推行的控诉行不通。到十二月，政府就开始施加压力。在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北京基督教联合会的学习会上，市统战部一位姓王的干部讲话，历时达三小时之久，说教会必须一面倒，并且最后还点了王明道的名。
一九五二年二月，「三自」开始通过《天风》对王先生施加压力。在他二月廿一日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
「警察来借会堂开会，告以会堂不外借，系信仰问题。伊嘱予召集负责人讨论二三日后，再听信去。昌林示予以方送来之《天风》三零一号，谓北京基督教团体捐献运动报告中有『全市教会除王明道主持的基督徒会堂等少数教会外，都普遍发动了信徒捐献。』意在对予控诉，予则以为无异代予声明。」
这个运动是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发起的，要大家「努力捐献，支援中朝战士。」对一般信徒去参加此种活动王先生不加干预，但他自己却从不参与。
八月十日，北京「三自」方面的要人赵复三先生去王克忱先生家。王是基督徒会堂的元老，在北京贝满女中任教。赵先生问他能否参加三自学习班？又问基督徒会堂的执事都有哪此人？意在将教会的中坚分子拉进学习班，藉以孤立王明道。这是北京「三自」方面的新策略。
八月十五日，齐瑞亭先生自天津来，向王先生谈及天津教会的状况，说有人讲将来要用铁扫帚扫掉王明道，以此威胁并恫吓王先生。翌年五月，基督教联合会又立公约，规定任何教会均不得请王明道、王镇或杨襄城讲道。
除了以上所提的这些外面的压力之外，王先生还有教会内部的压力。有的弟兄看见共产党的某些优点，就撇下基督而就马列，提倡在教会里既要学圣经，又要学马列。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王恩庆弟兄①，这种思想在某些青年人中发生了影响，而且有人竟然放弃了信仰，加入共产党。在解放后新思潮的影响下，王先生的儿子从大学二年级起，信仰也有了动摇。他并不是完全不信，而是徘徊在信与不信二途之间。王先生因为教会工作的繁忙未暇顾及，直至一九五一年七月六日才得与儿子有一次长谈。经过两个小时的谈话，觉得父子之间的关系增进了许多。但从这时起，每逢想到儿子的信仰动摇，心中就感到忧苦。
一九五一年除夕，王先生跪在神的面前祈祷。在他一九五二年元旦的日记里这样写着：
「昨夕十一时四十五分跪而祈祷，念及自己多犯骄傲之罪，存心、说话、行事恒夺取神之荣耀，顿觉一己之败坏可憎，乃在神面前认罪求赦。又为铎儿代祷，求神使之恢复信心，勿入歧途。祷后心中得平安与力量。十二时许就卧，得明晨讲题：《今年且留着》。」
王先生爱子至深，儿子也十分孝父，而且行事为人都无愧于父亲的教训。他知道父亲心中的痛苦，所以一九五二年除夕他在上海工作时，还特地打电报给王恩庆弟兄说：「请安慰我父。」但王先生内心中的隐痛直到他离世归主的日子始终未尝消释。从王先生的亲笔日记和与他最亲近的朋友处得知，王先生一生受打击最大的事莫过于儿子的信仰问题。
- ①王恩庆毕业于北大哲学系，是基督徒会堂青年团契的成员，后来与宋尚节的次女宋天真结婚。王恩庆于一九四九年之前作为进步学生的代表秘密访问解放区，回来后信仰发生了很大变化。王明道的儿子王天铎十二岁受洗，青少年时代和王恩庆是好朋友，信仰也受其影响。王恩庆在去世之前，曾指着自己满满一屋子的书，对袁相忱的夫人梁惠珍说：「我岳父为主传道，我却没有学习他！我会五国外语，读了这么多的书，可都是没有价值的！我后悔莫及啊！」
第九章 圣道讲习班
从一九四九年三月起，基督徒会堂每礼拜四都有一个聚会，在小会堂举行，定名为「训练班」。第一次聚会只有二十几人参加，会上主要讲圣经真理，属「门徒训练」性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性质没有改变。一九五二年初，训练班以一个新的名称出现，叫「圣道学习班」，好像有了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学习班在一月十七日开班时，出席者五十人，会中首先是各人作自我介绍，然后由王先生讲《在财物上清廉》。到一九五三年初，「圣道学习班」改称「讲习班」，有见证和茶会，到会者三十二人。到一九五三年底，这个聚会才正式叫「圣道讲习班」，并且改为学校性质，每礼拜四统一上课，并不分组，暑期还放暑假。不能来上课的，一定要请假。
本来各教会的门徒训练班和其他各种聚会一样，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重要性。但是基督徒会堂的这个聚会就不一样，政府把它看得非常重要。班里和班外的人政府分别对待：班里的人被定为「王明道骨干分子」，班外的人则被认为是一般信徒，不去过分追究。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从一九五四年起，这个聚会不是什么人都参加了，而是必须经过王先生审查合格方可。全教会只有几十个人参加，因此这个聚会就被认为是教会的核心和骨干，是所谓「内圈的人」。如果有人不是基督徒会堂的成员，或者是从外地来的，要求教会接纳，讲习班的人常奉派去跟他们谈话，了解他们，看他们是否真的有生命，然后向王先生汇报，所以这些人被认为是王明道的嫡系。
王先生办讲习班主要是训练大家读圣经，目的在于培养他们将为为主传福音。会上总是由王先生先讲一些，然后每个人都要发言。讲课的内容，除了查经以外，在一九五四至五五年间王先生还讲吴耀宗先生等三自领袖的事，和基督徒会堂为什么不参加「三自」，也讲在沦陷时期基督徒会堂为什么不参加日本人搞的「华北基督教团」。这些事是反复地讲，用来加深大家的印象，并坚定信仰的立场。
一九五四年后，形势越来越紧张，圣道讲习班的人也越来越多。取得教会信任的假弟兄趁机混入，作政府的耳目，而且后来还有派出所的公安人员来旁听。王先生此时感受的压力很大，因为他所讲的内容很多都是与「三自」针锋相对的。王先生说：「三自运动是反对神的人用来从教会内部消灭基督教的最有效手段。历世历代迫害基督教的人都没有想到过这样高明的办法，如今被发现了。」他认为这是撒但向教会的进攻，也是摆在教会面前的一场严肃的战斗。为了捍卫信仰，持守「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教会必须谨慎儆醒，勇敢战斗。从政府眼里看，基督徒会堂是一个顽固的反动堡垒，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圣道讲习班则是它的核心力量，当然必须严肃对待，不能等闲视之。
圣道讲习班除了有假弟兄混入外，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曹联璞弟兄曾公开对王先生讲：「我不信了。」这话使他十分伤心。王恩庆和曹联璞二人又倡议成立一个青年聚会，一面学圣经，一面学马列，聚会中采取政治挂帅。他们对待那些他们认为不爱国、或者不管为了什么原因不服从组织分配的人，总是予以指摘，使他们抬不起头来。同时他们还说：「教会应该参加全国基督教会议嘛！为什么不参加？」这两个人的工作等于是楔进教会内部的一根钉子，使王先生非常为难。此时王先生的处境可谓内外交困矣。
对于教会内部的压力日增，一九五四年秋末冬初的一个礼拜天下午晚餐聚会之后，王先生召集包括柳晓津、史昌林、王笃恩、孙振陆和王太太等十多个人，在史家胡同东口严金光弟兄住的房子里开了一个会。王先生在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说：「现在王恩庆和曹联璞认为教会里应该有政治理论的学习。他们提出要成立一个青年聚会，在小会堂里开会，既要学圣经，又要学马列。你们大家以为如何？是不是可以同意他们这样做？」
参加这次聚会的人都认为，各单位的工作人员已在自己的单位里学习马列，不必再到教会里来学。教会只能读圣经，不能开这样的聚会。如果他们非要这样做的话，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在这里就不能这样做。王、曹二人的意见被否决了。
这件事看来并不重要，但是从中可以看出，王先生对待面前的这场属灵的争战，与日伪时期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前的那场战斗中，王先生得到神清楚的指示后，就不再征求人的意见，不去求人的同情，只是单纯地倚靠神，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但这次的战斗，他就有些犹豫和惧怕，想要求助于人，给他以同情和支持。恐怕这也是后来他软弱失败的原因之一。
高贵林国语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