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获释之后

　　出监刚刚两三天，派出所就打电话来，说公安局的人叫王先生夫妇去屯绢胡同谈话。此后他们差不多每两个礼拜就要去一次。每次去，政府干部都是十分热情地招待他们，让他们坐在沙发上，给他们预备热茶，摆上瓜子、花生和糖果等等。两位干部一边一个陪着他们，其中一位是专门负责跟他们谈话的，每次他都在。如果当时不在，一个电话过去，他马上就到。他一趟又一趟地跟他们谈，说话相当和气，态度也十分温柔，而且从各方面替他们着想，对他们的照顾真可谓无微不至。所盼望的无非是他们赶快出来，参加三自会，可是事实上这件事他们办不到。他们在监里的时候，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但出监以后，看见许多信徒仍是那样单纯，那样爱主，持守当日所传给他们的真理之道，并且盼望王先生没有变，仍旧走主的道路，这个「三自」他们如何参加得了？但又不敢说出口，苦就苦在这里。

　　一些已经参加「三自」的人，看见王先生出来了，迫不及待地找机会立功，讨政府的欢喜：

　　毕小姐九月三十日下午做了一翻规劝回到香山之后，又从香山写信给王先生，由她和她的同工联合署名，对他在青年会所做的假检讨倍加赞扬：「你念的检讨为神人所共悦。」王先生看了以后怒不可遏，立刻把它摔在地上了。

　　过了几天，基督徒会堂的两位信徒去看王先生，一位是生懿新小姐，一位是柳晓津弟兄。他们对王先生说：「吴耀宗是虔诚的基督徒，热心事奉主，你不应该反对他。」王先生听了，简直都要气疯了。吴耀宗明明是假先知，他们却夸奖他是虔诚的基督徒，热心事奉主，王先生怎么受得了？但那时他不敢说一句批评吴耀宗的话，因为一批评，马上又得进监。所以他就趴下来，跪在他们面前求他们说：「我的贤侄、贤侄女，你们饶了我吧！别再往下说了，我给你们磕头了。」他就跪在楼上那个水泥地板上给他们磕了三个头。两个人自觉无趣，也只好住口了。

　　又过了些日子，上海一位佟弟兄到北京去看王先生。此人原是王明道的狂热拥护者，在上海愚园路有个聚会的地方，他们那个教会什么都向北京基督徒会堂看齐：诗本用基督徒会堂的赞美诗，名字也叫基督徒会堂，与王先生的关系非常好。后来他参加了「三自」，并且当了吴耀宗先生的助手，帮他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这次他来看王先生时说，「吴耀宗是很谦和的。」王先生一听马上火起来了，从那以后佟弟兄再也不去了。

　　另外一方面，基督徒会堂也有一些神的余民，坚决拒绝与三自会发生任何关系：

　　王先生进监以后，基督徒会堂参加了「三自」。黄小同姐妹写信去声明退出该教会，从此再也没进那个教会的大门。王先生夫妇获释时，她已经搬了家。当时她正在病中，听说他们住在会堂，就托知心朋友朱姐妹去探望，说黄小同愿意见见他们。当然他们也很愿意见见她，因为那时他们的确很迷惘。王先生已经答应政府参加「三自」，但这条路怎么走法？实在不好走，所以他们就去了。走到南小街，见一个人站在那里，是熟人，但又不太熟，看样子像是监视他们的。他们到了黄小同姐妹家，她就对他们说：「教会参加『三自』，就是淫妇。」同时还把她写给基督徒会堂、声明退出该教会的信读给他们听。这时他们才看出，无论如何不能参加三自会，在这件事上再也不能往前迈一步了。

　　王笃恩弟兄是一个敬爱王先生的人，他没有进监。当他听到王先生获释的消息时，马上打电话去。王太太接的电话，证实这件事，他就去了。王先生把他带到楼上，跟他谈话，一边说，一边哭。他坐在那里听，心里难过极了。可不知怎么的，他一滴眼泪也掉不出来，只听王先生一直说自己太失败了，悔恨自己。

　　尤一波弟兄出监比王先生晚一个多月。他出监后的第一个礼拜天，他的妻子对他说：「叔叔出来了，咱们去看看他。」他们看见王先生好像顶懊悔的样子，不肯说话。因为他老是坐着，腿都肿了，没有下楼去参加聚会。做完礼拜后，他们再上楼去看他，他只说了一句话：「我真对不起你们！」王先生知道，这些年轻人都因为他的缘故被捕的，他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王先生获释后不久，在长春被捕的孙振陆弟兄也出来了。他回到北京，从火车站打电话到会堂，得知王先生确是已经出来了，就雇了一辆三轮车，直接到会堂去见王先生。谈了一些时候，再带着行李乘原车回山老胡同家里去。

　　李再生先生听说王先生夫妇出来了，住在会堂，就又去给他们做饭。人家都害怕，他什么也不怕。有一天徐弘道先生来了，到会堂楼上去看王先生，李先生也跟着上去了，他当着徐先生的面说：「我真感谢主，他们俩进去了，我也跟着进去了。我回来了，他们也回来了。要不是这样的话，我就没有资格在这里给他们做饭。我是他们的一个安慰。」

　　甄品道先生夫妇听到王先生获释的消息后，十月初赶到北京去看他们。他的太太先去，看过以后当天就回去了。他是第二天去的，住在前门外一个同乡的家里，然后去会堂看王先生。但见王先生十分难过，半天不肯说一句话。此后有一天他再去看他时，陈荷生先生夫妇也在场，王先生就对他们说：「唉，我们都是一台戏啊！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这不是正演着了吗？」这么一说，话就谈不到正文上去了。对于参加不参加「三自」的问题，他始终回避不谈。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六日，王先生出狱才半个月，李再生和甄品道邀他去陶然亭公园游园。王太太因为还信得过他们，就答应了。这时翁立升也在场，想与之同去，他们又不好拒绝，所以就大家一起去了。朋友们原是想跟王先生单独出去谈谈，翁这么一来，就不好谈了。翁立升这个人大家都觉得不太可靠，他从前做过张学良将军的机要秘书，王先生被捕前他就常去会堂，现在王先生获释回来，他又来了。奇怪的是，当别人都不敢接近王先生时，翁立升却敢于和他过往如此之密，而且一直没出过问题，也没听说他受到政府的注意，看来他是有任务的。

　　在陶然亭，他们都劝说王先生登台讲道，可是王先生不能这样做，但不能明说，他的心情是极其矛盾和痛苦的。李再生觉得王先生对他不像从前那么坦诚，就问道：

　　「明道哥，你对我好像有点怀疑吧？」

　　王先生伸开右手，然后又手抚胸说：「我是满腹狐疑。」

　　坐在旁边的翁立升哈哈大笑起来：「世界上少有这样的人：人家怀疑你，你还就问；他怀疑你，他还就说出来。」

　　午饭时间，他们把带来的面包、酱肉和水果放在桌上，也把纸包着的一斤块糖摊开，放在桌上。四人边吃边谈，谈到陶然亭，又谈到陶然亭的「香冢」。王先生突然想到含冤就缢的香妃，就把块糖向四外推了推，在那张一尺见方的黄色包糖纸中间露出一块空白，他拿起钢笔，在那块空白处默书了「香冢」的碑文（注），然后又通读一边：

　　「浩浩愁，莽莽劫，短歌终，明月缺，戮戮孤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减，一缕香烟魂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王先生此时是藉诗文抒发内心的惆怅，言己之不敢言。但这首词很可能被汇报政府，成了定他「释放后喊冤叫屈」罪名的根据。

　　寻找各种机会去看王先生的人相当多。当然大家都害怕与王先生过从甚密会被逮捕，特别是那些刚刚释放的人，更是不敢多接近他。然而这些人彼此之间还是有来往的，逮捕并没有割断肢体间生命的联系，大家的心仍是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王先生出监以后，心里一直怕得要命，就像上刀山一样。可是王太太一点也不怕，总是很乐观。有一天王先生问王太太说：

　　「我怎么办呢？我不能演戏传道啊！」

　　「是啊！」王太太鼓励他，「你不应当害怕。」

　　他们每隔两个礼拜就要去屯绢胡同谈一次话，这件事对他们是个很大的负担和压力。政府干部每次都要问他们：「你们搞通了没有？」他们每次总是回答说：「还是没搞通，参加不了的。」但为什么搞不通呢？总得说出个理由来啊！那时三自会常常开会，每次开会都通知他们去参加，并且把开会的程序单寄给他们，内中包括某月某日要开会、下个礼拜天讲道该讲什么题目、念什么圣经和为什么事情祷告等等。王太太就根据这个程序单对他们说：

　　「像这样的程序，我们怎么能参加？他们是不信神的，他们用人的办法把下个礼拜该讲什么、祷告什么都安排好了。当然我们不敢说我们所讲的都是出于神，但至少有一个心愿，愿意听主的话，主叫讲什么就讲什么。他们都是这样事先安排好了，我们怎么做得来？譬如说他们祷告，我们闭眼不闭眼？没法闭眼呀！我们参加不了的。」

　　他们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往后退。同时因为他们两位都生病，所以一直没去参加。

　　王太太出监以前本来就有病，大约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有一天上午放风（即叫犯人排着队到监房外的院子里走动走动）回来觉得很热，喝了杯凉开水，下午就发起高烧起不来了，而且咳嗽得很厉害，夜里咳个不停，甚至门外守卫的都常常叫他小声点儿。出监以后，她一直病着，不能参加任何会议，这实在是神特别的保守。她对王先生看得很紧，他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就是怕他自杀。有一次在屯绢胡同，政府工作人员要带王先生一个人出去走走，王太太说：

　　「我现在身体不好，我不放心。」

　　「不要紧的，带他到公园走走，散散心，再给你送回来，还不行？」

　　「不行，」王太太顶和善的回答，「我实在不放心。」

　　他们一再说要带他去，她总是说：「我不放心，我怕他要自杀，因为他父亲是自杀死的，我怕他有这个根。说不定他一个想不开，就会自杀，所以我不敢撒手。」她还对他们说：「如果他自杀了，那会给政府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结果政府干部想带他出去走走的事始终没有去成。若是真的去了的话，他们一吓唬他，那就完了。所以王太太的病，也实在是主的恩典，神用这个病保守了这件事。

　　王先生这时的心情特别不好。最令他痛苦的，就是他心里的话不能跟人讲。王先生获释后，信徒都很高兴。他们想王先生出来了，那可好了，可以上台讲道了。但是怎么一直不上台讲道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不明白，王先生又不能跟他们说政府希望他参加「三自」，他却参加不了。他有好些话甚至都不能跟王太太说，王太太自己知道的事也不能跟别人讲，全都窝在心里，难过极了。所以他一想起来，就一阵阵地像发神经病似的：

　　有一天早晨起床之后，他把炉子上的一盆热水端起来，晃荡晃荡地就要往头上倒，虽然没倒成，但那个样子就像是要倒的样子。

　　那时甘雨胡同家里修房子，院子里有泡的石灰。他把石灰拿回来，就要放到嘴里尝尝。有一次都已经放到嘴里了，幸亏给李再生先生看见，从他嘴里抢出来。就这样，他的嘴还烧了好几天，里边的皮都烧破了。

　　在许多事上他都显得不正常。有时他爬到楼下去，跪在小客厅的门口，「嗷，嗷，嗷」地直喊。王太太在楼上病着，下不去，就听见他那样直喊，不说话，因为他心里实在憋得受不了。

　　到屯绢胡同去过几次之后，王先生也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他得的是荨麻诊，俗语称风疹块，因为他在街上吃了一些爆肚之类荤腥的东西。长期吃素的肚子，乍一吃荤受不了，加上心里的烦躁和懊恼，荨麻诊就发了。请了一位中医来看，说他是因心里郁闷，吃东西不合适引起的。平常的风疹块都是一块一块的，他却是全身一片一片大面积的，脸和耳朵都肿得很大，腿肿得很粗，甚至连肠胃和食道里都有，三天之久滴水不进，嘴里的气味大极了。一个多月不能下地，就坐在床上粘邮票解闷。他常常坐在那里，两、三个小时动也不动，也不说话。

　　那时「三自」还是常来通知他们去开会。他腿肿得都不能下地，当然就不能去，这也是天父的大恩典。原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辰先生去看过他，见他确是病了，就安慰他一番，劝他好好休养。屯绢胡同曾多次打电话叫他们去，他们实在去不了，也就算了。后来屯绢胡同还打电话来，问王先生好。

　　王太太的母亲刘老太太在上海，听说女儿、女婿出监，希望早些见到他们。当然他们也很想看看她老人家，所以屡次写信去，请她给他们在上海找房子，可是他们却不知道政府不许可他们离开北京。老太太找好了房子等他们去，却不见他们到来，就叫王先生的儿子天铎到北京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王太太认为这里可能也有政府的意图，因为政府是希望他们好好地走上那条「三自」的路，所以百般地忍耐，可以说用尽了苦心，但他们就是走不上去，政府也不明白到底为了什么。所以天铎的北京之行可能具有双重的使命。

　　天铎到了北京，王先生就跟他谈谈，但他心里的痛苦还是不能跟他说。有一天，王先生坐在沙发椅子上，心里痛苦得无法忍受，就用两双手拼命地打自己嘴巴。天铎连忙过去，骑在爸爸腿上，握住他的双手说：

　　「爸爸，你有什么痛苦，跟我说说。」

　　「我没法儿跟你说，」王先生痛苦地说，「带到坟墓里去吧！」他知道天铎是个好孩子，但很单纯。他若跟天铎说了，天铎就得去汇报，说「我爸爸说他冤枉。」这样他就得再进监，因此他什么话都不敢跟儿子说。王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儿子，并且称赞他真好，但他始终没有一次对儿子讲过他在监里的事，他把所有的委屈都藏在心里。

　　因为心里很烦，有一天晚上王先生跟天铎说，「我们去看戏！」那时崇文门大街真光电影院正在演《杨乃武与小白菜》。他们看到一半，天铎到厕所去，这时王先生偷偷地哭了。他看到杨乃武有个姐姐，在北京王府里做事情，她去探望杨乃武时，得知弟弟的实情，就替他辩护，结果把案子给翻过来了。王先生就想：「杨乃武有个姐姐去看他，我姐姐死了，有谁来看我呀？」想到自己身世的凄凉，触景伤情，就哭起来了。

　　天铎本来是利用春节三天的假期，又请了几天假来看父母的。看见妈妈病得那样重，爸爸又这样痛苦，实在不忍心走，就连续请了好几次假，住了二十多天才回去。到上海之后写信给妈妈，说请爸爸写几个字给他寄去，王先生连一个字也没有写。那些日子他痛苦极了，天天想着自杀，一来觉得自己撒了那么多谎，没脸活着；二来又怕再次进监，倒不如干脆死了的好。

　　天铎回去以后，上海政府告诉刘老太太说，王明道和刘景文不能离开北京，于是她就自己到北京去了。

　　王先生出监时，基督徒会堂已经有了新的执事会。被捕释放的严金光、柳晓津和王恩庆都已经当上了执事。住在甘雨胡同廿九号院内的田稼丰也当了执事。王先生一回一回地跟他们商量，请求辞职，他们哪儿敢答应啊？所以事情就一直这样拖下来。到了一九五七年三月，王先生看实在辞不掉，就到宗教事务局去见李局长。王太太对局长说：

　　「他（指王先生）已经没有资格传道了。自己对神都靠不着了，还怎么能讲道？」

　　「那不要紧。你们教会只剩下一个人，政府不会怪你们；你们教会有二千个人聚会，政府也不会去过问。你们就去办那个教会好了。」局长的言下之意就是，只要你们参加「三自」就好了，教会办得怎么样，没有什么要紧。王太太认为，政府对王先生可能还另有使命，因为会堂的信徒刘太太有一次去看王先生时，曾安慰他说：「快快起来，将来有盼望，咱们好出国。」刘太太是老早就站到「三自」那个立场上去的人。这句话的意思很可能是希望王先生病好起来，政府有国外的任务派他去做。

　　王太太最后对李局长说：

　　「实在不行，一定要退下来。」

　　「我警告你们：」局长说，「不要走下坡路啊！走下坡路是危险的，将来有什么事，只能由你们自己负责任。」

　　「这个没有办法。」王太太说，「主要是他现在已经不能做传道人，再上台讲道了。」

　　这样就算辞退了。回来以后就收拾东西，准备搬到甘雨胡同去。四月七日，在他们搬离会堂的前一天，毕小姐又到会堂去看王先生。她说：

　　「明道哥，明道哥，现在北京各教会都争着请我去讲道，我简直忙得不得了。」王先生明白她的意思是说：你若是参加了三自会，请你的人一定更多，你就成了顶红的人了。王先生心里说：「你以为他们是尊重你吗？他们是利用你来鼓励我到各教会去讲道。」王先生睬也没睬她，第二天就从会堂搬出去了。从那天起，王先生再没有进过基督徒会堂的门。

　　帮他们搬家的是大秦哥。他不知道会堂的煤有一部分是迟太太的，以为各处堆的煤全是王先生的，所以就刮得光光的都搬走了。王太太觉得应当补偿给迟太太，就叫了几百斤煤球给她送去。她一看见这煤球就说：「我可不能接受你的东西！」意思就是跟王太太划清界限。从那时起，彼此几十年的同工，就再没有见过面。

　　注：「香冢」就是香妃的坟墓。香妃相传为回部某酋长妻，生而体有异香，号曰香妃。清高宗乾隆帝定回疆，生得香妃，纳为妃，宠冠后宫。妃复仇之念终不释。太后伺高宗出，召妃入慈宁宫，问曰汝终当何为？对曰死耳。既不得遂复仇之志，毋宁死。太后乃令引入他室，缢杀之。高宗回救不及，乃葬之于陶然亭，并立「香冢」碑。王先生所书即「香冢」之碑文。此碑在陶然亭约有二百年之久，一九五二年公园扩建，乃将「香冢」拆除。

第二十七章　重陷囹圄

　　王先生获释后基督徒会堂总共住了六个月零九天，就搬出去。从这天起，他就算彻底地脱离了这个教会，再也不跟它发生任何关系。他是准备隐姓埋名，了此一生。可是哪儿有这么简单？政府岂肯就此罢休？事实上他们从坚决辞退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播下了第二次被捕的种子。

　　李局长给他们严肃的警告，他们执意不从，政府也没有办法勉强。他们搬到甘雨胡同以后，就不再去屯绢胡同，政府也没有再叫他们去。那就算他们走下坡路，政府不理他们了。这时他们心里倒感到一点释放，但问题并没有解决。王先生心里很明白，政府放他出来，为的是叫他参加三自会，演戏传道。他不就范，二次进监是难免的，所以他心里那块石头还是没有落下去。他心里烦，总得找点儿事情做做。甘雨胡同房子的地面，原来都是砖地，他准备改成洋灰地，就把每个房间的地面分成两块或三块来做，先砸碎砖，然后拌沙子和洋灰，拌好了就一块一块地抹。抹好这块再抹那块，屋里的东西就这样搬过来又搬过去。地面做好了，再做清洁工作，他手里拿块抹布擦桌子上的东西，瓶呀，罐呀，一个挨着一个擦，手脚忙个不停。他勤快得很，可就是不说话。有人去看他，他也不说话。有时他出去看电影，王太太很不放心，因为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有时他回来得顶晚，王太太就老是揪着个心，日子很难过。

　　刘老太太来北京，原是准备看看他们就回去的，所以在会堂住时，就给她报的临时户口，后来她跟着他们一起搬到甘雨胡同去。日期到了，给她买好火车票就要南返时，她忽然头晕起来，没有走成。王太太就去派出所试试看，能不能把她的户口从上海迁到北京来。结果倒迁成功了，而且他们三个人的名字——王明道、刘景文、张美云（刘老太太），都上了选民榜，还发给选民证，可以选举了，这时王先生心里想大概他们的事情过去了。到了四月下旬，天铎出差到北京，说是有个实验要在北京农业大学做一个多月。他早晨骑着爸爸的自行车去上班，晚上回家来住。他这么一回来，王先生心里得了不少安慰，还说准备五一劳动节那天跟天铎上街去游行，谁知四月二十九日他就又被捕了。这真是「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其实这一切，王太太认为都是政府预先安排好的：天铎来，正是为了他们被捕后收拾那个残局。不然刘老太太一下子精神受不了，出个问题怎么办？政府是想得很周到的。王先生夫妇搬到甘雨胡同去，政府并没有立时逮捕，而是又等了一年多，看他们实在走不上这条路时，才下令逮捕的。

　　四月二十九日那天真奇怪，王太太踩着缝纫机做绵鞋，「啪」的一声一根针断了，换一根再踩，又断了，接连断了五六根针。晚上十点多钟，他们吃完饺子，老太太已经躺下了，忽然听见敲门的声音。那时街门已经上了锁，王先生走到门口去问：

　　「找谁呀？」

　　「找姓王的。」

　　「您是哪儿来的？」

　　「派出所的。」

　　「街门锁着呢，我去拿街门钥匙。」

　　于是王先生回去告诉老太太说：「姆妈，起来吧！逮我来了。」老太太立刻就起来了。

　　王太太出去开的街门，一会儿进来两个警察，看见王天铎在那里，就对他说：「工作证！」天铎把工作证拿给他们看，这时王先生想是他弄错了，原来是查户口的，不是来逮捕他的，他就坐下了。刚一坐下，进来一个人。谁呢？就是他第一次进监在草岚子胡同看守所审讯他的那个审讯员！王先生一看见他，立时就站起来，请他坐在椅子上，自己坐在他的对面。审讯员问过他的姓名以后，叫他在逮捕证上签字，拿出手铐，就把他铐上了。王先生问他：

　　「我出来一年多，什么都没有做，你们为什么逮捕我？」

　　「明天到法庭上去说。」

　　两个警察走过来就把他带走了。临行前王先生过去亲了亲王太太，还想过去跟老太太亲亲，后来想这样不好，因为中国人不习惯女婿跟丈母娘亲，就连手都没有握，硬着心出去了。到了门口，看见一辆小汽车停在那里，他们把他推上汽车，一边坐一个，就押走了。

　　王先生被带走以后，他们怕老太太受不了，就把王太太从这个屋子带到靠街门的那间屋子，就是他们的卧房。天铎站在屋子中间的门槛上，亲眼看见他们把他母亲拷起来。王太太知道马上要把她带走，就说：

　　「我要跟妈妈说声再见！」

　　「不行！」他们说，「你不许喊！不许喊！」他们怕她喊了，给邻居听见，所以不准她出声。就这样她也被带走了，临行前没能再见妈妈一面。

　　第二天一早提审时，审讯员拿出一卷纸来，交给王先生说：

　　「你不是问我为什么逮捕你吗？你看看这个！」

　　王先生一看，原来是他出监以前写的《立功赎罪计划》，上面写着：「我出监以后，带领教会参加三自会。」看了这个材料以后他就说：

　　「我错了，我失信失言了。对朋友也不能失信失言，何况对政府？」

　　「对政府可跟对朋友不同，对政府失信失言是严重的事！」王先生知道那意思就是说，那是大罪。

　　王太太进监后第一次提审时，屯绢胡同那位专门负责跟他们谈话的干部就坐在那里。她一进去，那位干部气冲冲地对她说：

　　「你这个不识抬举的，你把教会弄得乌烟瘴气。你为什么说他父亲是自杀的？」他一边说，一边拿手指点着她。

　　「他父亲本来是自杀的，」王太太说，「所以我怕他自杀。」她在监外时，总是拿这个话来推托，以致这位干部大功不能告成。特别是她所说的「如果王明道自杀了，会给政府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那句话，真把他给气坏了。

　　王先生二次被捕后，那个老审讯员只审了一次，就换了人。在审讯口供笔录纸的左上角，有一个地方是填写「审讯员姓名」的。那位老审讯员审了几十次，始终不填写自己的名字，甚至连他姓什么，王先生都不知道。因为看见他留着一撮小胡子，所以王先生跟人谈起来，就称他为「小胡子审讯员」。等到换了新的审讯员，每次的口供笔录他都写上自己的名字：「高广智」。这人对王先生很客气，从来没有向他瞪过眼，也没有向他撒过谎。

　　一九五八年，监里的犯人已经可以天天看报了。有的报是贴在院子里的墙上，有的是送到各个监号去。送到监号的报纸有三种：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天津日报。各监号犯人是轮流着看，先看一种，然后再换一种。王先生进监不久，就在人民日报上看见，天主教的龚品梅主教判了无期徒刑。他最怕判无期徒刑，为了能判得轻一点，他就继续大量地撒谎，除了把先前认过的罪又重认一遍之外，还说「我出监以后要参加三自会」。

　　王先生二次进监，提审的次数有限，主要都是重述第一次被捕时交代过的假罪状。有一件事是比较新鲜的，就是审讯员问他：

　　「你去过外国大使馆请求避难吗？」

　　「我是中国人，我住在北京，我上哪个大使馆去请求避难呀？」王先生说，「这又不是在伦敦或者华盛顿。外国大使馆都在北京，在中国政权之下，他们能保护我吗？」不知他们从哪儿听了这么一个谣言就来问他，实际上他一生除了在很多年以前曾去荷兰大使馆看过葛迦先生老夫妻俩以外，从来没有去过别的大使馆。

　　王太太二次进监后基本上没有提审。有一次他们把她叫去，问她有关薄汀庭姐妹的一管手枪的事。这位姐妹是基督徒会堂的信徒，参加过抗美援朝，她说她把一管手枪存放在王太太那儿了，其实没有。另一次是为了王先生写给她的一封信。

　　王先生夫妇二次进监后，都住在新监。王太太被分配在一九五七年首次被捕的宋天婴和萧语中两位姐妹那个监房。李仁贞姐妹，郭孙蕙青姐妹和二次被捕的陈善理大夫，都不和她们在同一个监房，但在同一个看守所里。新监在草岚子胡同看守所的后院，是新建起来的，比较讲究，也比较清洁。王先生还是住在老地方——新监三号。一九五九初他们还没有离开新监以前，王先生曾写信给王太太，通过审讯员转。当然这是审讯员的意思，因为上一次把他们放出去，参加三自会没成功，是由于王太太从中作梗，否则也许就进了三自会了，所以这回要做做她的工作。那天审讯员提审说：

　　「王明道给你一封信。」他只说，却不拿出信来。

　　「你给我看看吧！」

　　「不给你看。」

　　「你给我看看得了！」

　　「不给你看。」

　　「你给我看看得了！」王太太央求他。

　　「不给你看。」

　　经过再三央求，这才给她看了。信上说：「我还是想出去工作。我对圣经上的一些问题有新的看见。譬如说像当兵啦，从前看是有矛盾的，现在对那些问题的解释我另有看法，我有了转变。」王先生那时心里很痛苦，迫切希望能从王太太那里得到一点同情。但她没有回答，因为她没有办法回答。

　　一九五九年春，他们搬到另外一个院子，那叫丁监（即东院），是个四合院，在那里他们开始参加劳动。女犯人有的做猫身子，有的做猫脑袋。给猫身子装上脑袋以后，男犯人就装猫眼睛，女犯人再画猫嘴上的胡子。王先生是负责在猫的玻璃眼睛上描眼珠子的，王太太则是坐在炕上打毛衣。起初王太太并不知道王先生也在那里，有一天她同监号的犯人曾玉华偷偷地跟他说：「王明道也来了。」当时她一愣，想他干吗到这里来？她就忘了他也是犯人了。后来他从窗缝里看见了他，只能偷看一眼，不能老盯着看，因为还有别的犯人，被他们知道了那就不得了。那里男犯人常在她们窗外放风，所以王太太就常有机会偷看到他。有一次她们女犯出去放茅（即集体去厕所），王太太看见王先生在窗台的外边晾猫眼睛。还有一次王先生腹泻，她听见打饭的人大声喊：「王明道拉肚子，吃软食！」她就知道他身体不好了。

　　那时犯人可以给家里写信，要些鱼肝油丸和食母生。王太太身体不好，王先生身体也不好，怎么向家里说呢？不能在信上说知道他的事啊！她动了个脑筋，就写道：「安宝身体也软弱，也需要吃点。」安宝是王太太二哥下面的一个已经去世的哥哥，与王先生同年，有时她们家就拿王先生当安宝。只要一说安宝，老太太就知道指的是谁了。后来老太太回信说：「你有一份，安宝也有一份。你放心吧！」

　　他们在丁监时，王先生也看见过王太太。有一次，他们两人走了个对面，但是谁也不能跟谁说一句话。

　　一九五九年九月，他们都调到乙监。王太太调到那里时，曾玉华已经先调到那里了。有一天，又是她告诉王太太说：「王明道在后边小过道那里放风呢！」从缝里一看果然是的，她看见他那张脸太愁苦了。

　　在乙监呆了一两个月。到十一月自然灾害（大饥荒）开始时，整个草岚子的犯人都搬到功德林看守所去，草岚子改作别用。功德林在得胜门外，原是一个道教的庙宇，后来改建成一所监狱。这个监狱的结构很象蜘蛛网，中间是一个办公室，四通八达，可以通到各个监房。朝鲜战争时抓到的美国战俘都是送到那里去，里面有很好的沐浴设备，还有英文书给那些战俘们看。

　　在功德林不提审，也不劳动，他们在那里过的冬。那年天气最冷，吃的也最差。住了大约三个月，到一九六零年二月春节前夕，就调到北京市自新路看守所（简称南所）去了。

　　南所在北京监狱的旁边，彼此只是一墙之隔，有门可以进出。南所一般是已经结了案的犯人等候判决的地方，一经判决，立即送往北京监狱或其他劳改单位服刑。可是无论是王先生或是王太太，都在南所呆了五、六年之久。归根结底，政府并没有意思要关他们一辈子，还是希望他们能有转变，出去参加三自会，为政府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