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的骄傲

　　感谢主啊，在燕京的这一段，基本上还是蒙神保守的，经过了几件事情。但是我属灵的情况，每况愈下，以后我们这班，就不经过考试，全班转到协和（注：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中国最早设有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和护理本科教育的重点医科大学，与中国医学科学院为院校合一的管理体制）。从前是8，是7.5以上保送到协和。我平均是7，我总是文字式的回答，虽然答的对，但却只是7分。但是我们整个班都转到协和去了，转到协和以后，协和是军委系统，所以信仰的要求就不像从前在燕京那样，如果坚持信仰就要开除我们。还是有学生的聚会，是在生理楼，一个生理的助教，一个姓陆的助教，他也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到了那个地方，让我们对这个人间知识的天堂，更加的羡慕。属灵上又进入第二个下降期。因为这些教授，每人起码都懂两门外语，连说带写，都是精通，一个英文，一个德文。我们那个生理学教授，五个博士，因为他不满意他的婚姻，父母包办的婚姻，他跑到美国就不回来，念了五年得了一个博士，念了五年又得了一个博士，又连续念了五个五年，又得了五个博士，这个生理学教授，是五个博士学位。哎呀，他那个脑袋里头啊，就都跟那个书库一样，所以，那个教授知识丰富得不得了。弟兄姊妹啊，当你碰到这些大有智慧，大有学问的人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很渺小。在别的医学院面前，我们很高大，但是在我们的教授面前，我们就觉得很谦卑了。是在人面前谦卑，不是在神面前谦卑，这就是以后我时常软弱、跌倒的原因，已经在这里埋下了伏笔。

　　在那个时候，从我里面逐渐产生出来的骄傲的东西更可怕。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啊，协和的教育，在一年级的时候，它给你一个学科材料来培训，它让你回答问题。要是用表格的方式回答，给你一个分；若用图写的方式来回答，给你更高的分；要用言语来回答，答对了，比及格高一点，七分、八分。用表格方式回答，表明脑子比较清醒，得到较高分；图写的更好，这是最高的分。你的思想方法，你的分析能力，你的知识能力，完全让你表达无遗。它特别操练你的分析能力，操练你的思考能力，所以这种教育方式啊，比较合乎科学的。所以就是这样教育你，让你里面的骄傲情绪逐渐增长。那个时候一个祷告不如以前，一个聚会不像以前了，第三个骄傲的东西太厉害，所以整个属灵的情况是走下坡路。

　　可是我在属世的知识上面却越来越多。我们接过很多病人，特别是我们的那些教授在查房时，使我们五体投地，特别是那张孝骞教授，那个诊断，我们称之为「神了」。所以我们凡是协和医学院毕业的，头一个目标是谁，张孝骞！好多问题都诊断得很清楚。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那个时候，在别的医学院，送来一个病人，就是腹泻，让苏联专家各种治法都治不好。有个专家说，协和里面有个张孝骞教授。张孝骞到那一听，主治医生报告一下，他看病人，抓抓眼皮， 「Sprue」 ，中国就有两例，都是他治的，黑人，有色人，他会得这种腹泻，维生物B6缺乏的一个症状，就是腹泻。所以一给他吃维生素B6，他就好。所以，协和专家，连苏联专家都服气，说你们那里的专家比我们水平高得多。好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学术上的骄傲，不自而然的就增加了，那些教授们考试，划重点分就出来了。开个玩笑就把你考了，他不让你紧张，给你说个笑话。他突然问你一个问题，他不是考你书上的，他考你临时的反应。

　　所以，弟兄姊妹，我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协和的教育给我一个骄傲的东西，骄傲到什么程度呢，我连谦卑都是骄傲的。我不会干别的，就会骄傲了。确实这些对我以后做大夫，有很好的帮助，我们利用所有的知识，去很活地考虑，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在灵里，却是个极大的伤害，所以以后的失败，那是必然。

参军的问题

　　到协和了以后，我属灵的情况就是这样，因工作特别忙，我一直还是特别要强。一个非常聪明的同学，人家借了我的笔记看了看，考了个96分，我自己却只考了个86分，他就那么聪明，每天晚上打桥牌，第二天自由上课，到时把你的笔记拿来，我抄抄看看，一考就通过，脑子就这样好使。有几个同学特别聪明，结果都成右派了，其中那些极右的，他们就戴着手铐脚镣劳动了7年，结果有的同学骨头都磨出来了。他们到底犯什么罪呢？秦始皇焚书坑儒400人，我们是焚书坑儒60万。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在这个情况底下，我就给弟兄姊妹讲几个运动，讲运动来见证我的失败。

　　第一个我们所碰到的运动，不是「三反运动」（注：1951年底-1952年10月底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也不是「五反」运动（注：1952年1月-1952年10月底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临到我们身上的是，从「肃反」开始。一个是「肃反」（注：1955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各个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和合作社，都必须把接受人员的审查制度严格起来和健全起来，同时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一个是「反右」（注：中国共产党于1957年发起的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大型政治运动，给空前大量的人确定「右派」身份），一个是「文革」（注：1966年5月-1976年10月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学校特别照顾我，让我到监狱里，留学五年。留什么学，上犯罪学。

　　在「肃反」之前，对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参军不参军？

　　刚开始，我们的态度跟王镇牧师的态度一样，我们是赞成参军的。因为我们应当为主的缘故，顺服世间的制度。圣经上说不得杀人，那是指个人的仇杀说的，国家要求公民尽的义务，还是应当尽的。没有想到，上一级的那些姐姐们，她们是护医的，她们上七年，我们上八年，上七年就是高级护士了。她们对我们说：「弟兄姊妹们，一定态度一致，千万不要采取不同的看法，参军不参军，照王（明道）叔叔的意见，不参军！你要是愿意参军的话，就立时败坏我们整个的聚会。你们好好祷告！」所以，我们就好好祷告。

　　参军的问题，后来大家都采取一致了，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到（王明道）叔叔那里去了以后，我们那里有很多姊妹，她们经过祷告以后，觉得不应当参加。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大卫失去建造神殿的原因，是他使多人的血流在耶和华面前，所以侍奉神的人，神的儿女，流人血的事，神不喜欢，他们这话我就没法回答。

　　我那个时候就是念书，我们最出色的就是我们写的病历，70多年的病历，都存在那儿。因为有些特殊的病，要经过全院的讨论，你要把所有的教授的意见，都要写下来，并且参考许多的参考书，我们个别讨论的也要写下来，教授自己的意见，你也得写下来，要记一个特殊病人的话，要花差不多很多的时间，补充再补充，那是非常重要的病历。所以我们都忙这些事情上去了，到教会里面去很少了。宽街聚会处的问题找不着我，因我不是核心分子，可是协和的聚会遇到的问题，那就找我了，因我是主席。

参加三自的问题

　　第二个是不参加「三自」的问题。我们不是用祷告来求问，而是用思想来分析，我用世界的学问来思考分析应当不应当参加「三自」。假先知的一个原则，就是凭自己的心意来解决问题。那时我常和王叔叔吵架，后来我对王叔叔说，叔叔我向你认错，现在我觉得不应该参加。我因为参加「三自」给我父亲写信，8开的纸，12张，为什么不应当参加，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后来我又觉得应当参加，又给我爸爸写信，又是12张，甚至15张，一张，两张，三张，都写得很清楚，理由都很充足，但没有一个是神给的，都是自己脑瓜想出来的。

　　我常和王明道先生辩论，我的理由说出来，叔叔没有话讲了，都说光了，不说话了。可是他有优点，他决不因为你是他的小辈，他不听你的，他把他的意见，也很诚实的告诉你。但是，叔叔看的是对的，因为他在参加不参加「华北基督教团」的时候，他就经过很厉害的祷告，如果没有神与他的同在，他就不敢大着胆，去见北京的那个日本人的武官。日本人说：我们佩服你，是因为你可以不参加。人家佩服那些为了自己的信仰，不怕死的人，人家都非常赞成。那时叔叔在那里祷告，一次一次，就是几个礼拜晚上一直在神的面前求问这个问题，神给他的话，就是不参加。所以，以后他就能面对最厉害的势力。但是那个时候，我只是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真理的问题，失败就失败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我已经有了回答那个辩论会的经历，为什么不禁食在神面前好好祷告呢？没有，这是我的失败。

　　在这个问题上头，个人都有个人的意见，我听听我爸爸的有道理，听听王明道先生的也有道理，再加上我自己看圣经，经过自己思考以后，我觉得应当参加。我写了一大篇，就拿去跟叔叔去辩论，叔叔辩论不过，他不吭气了。后来我在想，神的仆人不吭气了，自有他自己的道理，他并没有同意我的看法，一定我哪里有不对的地方，我拿回去再考虑后，觉得应该参加，就是这样行事，这不是靠圣灵行事的方法，这是念书的方法，研究世上学问的方法，不是求问神旨意的方法。我这个失败的情况，最关键在于不安下心来、仰望神的怜悯。

　　《箴言》3章，第5节到第7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一首诗非常好，「依靠耶和华的人，真有福，因祂是万物主，若要承受所应许的，必须坚定跟随主，要依靠主，专心依靠主，在一切事上要认定主，祂必指引你的路。」

　　面对复杂的环境，我们有一个可以胜过世人一切的智慧，就是专心仰望耶和华，认定祂，祂必指引你当行的路。不要依靠自己的智慧。当时，我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只用自己的知识分析来分析。

　　面对当时的环境，众教会的软弱都表现出来了。到底该不该参加三自，很少有一个教会，所有的同工，安静下来，禁食几天，神没有明确的回答，我们就不起来。我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有这样个别的人，我不知道，肯定有。但是整个教会在那里，整个所有的同工在那里，一同禁食在神的面前，我没有看见。有是有，肯定有，但是我没有见到。今后要碰到这一类的事情，弟兄姊妹啊，先别问人，也别看人，同工们跪在神的面前，专心仰望神，祂就必指引我们所当行的路。你不要看，哎呀，这个神的仆人这样做，那我们应当这样做；那个神的仆人那样做了，他更属灵，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更属灵的。那你就错了，你根据的是人，将来你交帐，你不是替他交帐，你不是姓王的仆人交帐，也不是跟姓杨的神的仆人交帐，而是交你自己的帐，神怎么带领你走这个路，是交你自己的帐。
那一段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将来面对大时代的变局时，一定要求神给光！

　　从这件事情，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接受我们那段教会失败的、被拆毁的、基本的教训，我就是可以做一个代表。所以，希望这节圣经大家把他记下，写下来，这是今天晚上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教训。所以，我们就坚持以后不参加，不参军，所以，这就成了我们那个聚会的一个大罪名，也是我 「肃反」以后被同学们跟了一年的原因。那时有两个同学跟着我，去厕所也跟着你，就跟犯人一样。

　　那时，我们中间有一个姊妹，她是我心目中我很尊重、也是很佩服的一个姊妹。她的属灵的工作最多，是学生会的灵修组组长，我们学校团契的灵修组组长，还有通县协和中学的学生团契，还有海淀学校的团契。她负责这么多，可是每一次考试她都是第一，她是学校中间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后来我一出监，没告诉她我住在哪里，头一个找我的，还是她，她居然把我住的地方找着了。我们两个就一块儿流着眼泪唱从前的那些诗歌，回想起我们在燕京的那个时候。这个姊妹现在还健在。

意外的喜讯

　　那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正当「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我们聚会的时候，突然有个姊妹说，弟兄姊妹们，报告给你们一个喜讯。

　　我说现在还有喜讯，可能有喜讯吗？结果这个姊妹说，我们经过一年的祷告，我们决定今天结婚。我们没有工作，连请弟兄姊妹吃糖的钱都没有，我们请弟兄姊妹给我们作一个祝福的祷告。这个就是我的弟兄。

　　这个弟兄一站起来，哎哟，完全是个土包子，他是农学院学农的，学制三年，我们同学是八年，一表人材，我们那时对别的学校谁都看不起，基本上都是本班同学，上一班和下一班结婚，都是这样，她竟找了一个这样的弟兄！那个弟兄穿的那个大衣是土布做的，染成蓝颜色的，里头是棉花的，一看就知道，穿成这样来看，他家是穷困的。他上农学院比不上我们，那时我们上大学，饭钱都是国家给出的，家里不要一分钱，来北上的车费，也是发的票，自己不花一分钱。那个时候国家特别需要建设人才，急速的培养建设人才，国家出钱。当时我就很受震动，我们为她做个祷告，以后我们的那个姊妹就结婚了，她就把她的被褥，放在自行车车架后，她用的书是一个大纸箱子，大书包放在车把上，包括自己的衣服，各方面常用的东西。结果我们的姊妹就给接走了，离开这个学校的宿舍，跑到他家里去了，一进他家门，他的妈妈看见，哎呀，真是感谢主啊，我的儿子娶了一个天使回来了了！

　　以后碰到这个姊妹，我就给她鞠了个大躬，因为她给所有的圣徒立了一个榜样。所以，无论我到哪里去，一碰到结婚的问题，我就把姊妹的这个例子提出来，勉励弟兄姊妹。

王明道

　　肃反的时候，批评我的还是次要的，最让我难受的是（王明道）叔叔这一关，很难过。我一直为他作见证，他是神的仆人，他不是反革命，但是有几件事让我回答不了，我不知道实际的情况，但是以后，我听说其他在他那里聚会的弟兄姊妹也说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真的。就是会堂有个圣道讲习班，让王恩庆弟兄，他是科学院社会学院的一个研究员。他用圣经批判马列主义，他说我们圣经比马列主义好的多，我听过这件事情。人家就问我，圣道讲习班，你知道吗？我说我听说过，但我没参加，不知道具体情况如何。他说，你们圣经上有没有，用圣经批判马列主义？我说，圣经上没有。他说，你要知道马列主义是推翻三座大山的法宝，是我们革命的命根子，你们以圣经来批判，应当不应当？圣经上有没有这样的教训？我说没有这样的教训。他说，王明道先生那里有这种情况，你说他是不是反革命？这是头一个。

　　第二个是周总理找他，说：吴耀宗的那个信仰，你说他是异端，我说他的信仰确实跟你们不一样，那么你出来，因为我们要治理这个国家，要跟各种思想之间有个桥梁，那么你作你们中间这一群基督徒的代表，可以不可以？对于这个提议，叔叔也反对。以后，我的外甥狠狠地批评我，说，你们这些人，真是没法干，让你们做你们也不干，你们不干，政府只好叫不信的、假信的去干，他们就欺负你。你们说左一个为主受苦，右一个为主受苦，我看你是活该！哎呀，把我说得没话说。

　　但是以后我认为，叔叔也是有道理的，他不参加一定有神的话，到最后我们就都不参加。但我们的决定是不是神来的？我们不知道。我们都是在观望，南边看看杨绍唐，北边看看王明道，就这么看来看去，聚会处就是很好的例子，三进三出。看看没有什么事儿，不参加没事，就不参加，退出；一看看有危险，就又参加了，结果越看越不行了，弟兄姊妹反对他，又退出了，一看环境不行，又参加了。弟兄姊妹，这些情况都不是正常的事儿。

　　没有耶和华的话，民就放肆，没有异象，民就放肆，这两句话，圣经上都有，「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撒上三1下）「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箴二十九18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国家里，无论做什么，一定要有神的话，这个教训对我也是真实的。

　　那时面对叔叔的这两个问题，我没辙了。我只好说：他是个反革命！白天承认神的仆人是反革命，晚上心里疼得就象刀绞似的，抱着枕头哭，说：「主啊，我对不起祢，我说祢的仆人是反革命。」

站人民立场

　　当时我们有两个迷惑的东西。第一个，是有一句话影响我们，我们中间有人说，基督徒对所有的真理都要低头，只要是真理，基督徒都是低头的，我们向真理屈服。第二个，「要站人民立场」，因我们是人民，我们为这个问题讨论了很久，也让弟兄姊妹自己讨论。那时，他们把圣经给你们，让你们讨论圣经，你们看看你的圣经是不是跟我们的政策是反对的？我看出来好多政府对人民的要求，咱们的圣经都没有反对。官方说我们有《共同纲领》，信仰自由，你们愿意怎么信就怎么信，但是我们要求你们执行公民的任务，执行公民的责任，我们要求错了吗？你们让别人保卫，你就好意思让别人为你们舍命，让别的人为你们死，你们自己在保卫祖国就没有责任，你们做基督徒难道就没有良心，哎，就这么个理。教会对这个问题，差不多争论了半年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和主交通，跟主祷告。
我们应当接受教训，千万不要挨了打，还不知道为什么挨打，被神拆毁了，还不知道为什么拆毁，自己摔跟头，还不知为什么摔跟头，那可不行。一个人如果在同一块石头上摔好几个跟头，那就是愚拙的；聪明的人，摔一次跟头，他就得出好几个教训。特别是聪明的童女，她在一件事情上面，都回顾一下，她以往哪些地方得罪神，哪些地方离开属灵的原则，哪些是不该离开的。

　　所以，当时我们整个教会失去见证，失去神的同在是有道理的，是因为我们没有照神的话去做，不是神对不起我们，而是我们在关键的时候没有依靠我们的主，没有仰望我们的神，这是我最后要跟弟兄姊妹说的。所以，站人民立场到最后，站着什么程度呢，如果我要爱王明道，我就把一切完全不符合人民立场的东西完全涂抹掉，对他加以批判，让他自己知道他的错误，让他真正的改正，就这个思想。不是从圣经上看他为什么错。而是从政策上看，他有什么错。

　　「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应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面对这两句话，我们就有越过基督教训的地方，有违反彼此相爱的原则。你站人民立场，可以看人的一切错误，但你应当怎么样呢，不违反彼此相爱，你不能下定义，你不能定弟兄的罪，就是这样。当时，你不定弟兄的罪，肯定把你抓起来，抓起来就抓起来，我就不能定弟兄的罪，这是原则问题。

　　那时，我们接触的很多东西，是老一代的弟兄姊妹没有接触过的，所以我们很多问题，就得查很多圣经，那是从前很多弟兄姊妹没有查过的，所以我们就看得比较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回来，定神的老仆人的罪，定这些老弟兄姊妹的罪。因为你们当彼此相爱，担当他们的过犯，他们是错，但是别人说他是反革命，我们不参与，让我们写他们的材料，我们不能写，因为违反我们圣经上的原则。但是我们不能定我们弟兄的罪，这是要付代价的。

　　所以人把我们陷入到网罗里，肃反运动是从反胡风反起来的，站人民立场这么一个说法，就把弟兄姊妹绕进去了，把神的仆人也给绕进去了。以往，我们的信仰，人家都不过问，参军不参军，在整个国民党时期，没有非得要参加不可，有抓壮丁，那是在乡下抓，城市里没有这个事情。

　　以后我们就参与进去了，参与进去就明白很多问题，但不能因此去定弟兄的罪。世上开展这个政治运动，有他们的目的，但我们也有天国的政治责任，我们有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在基督耶稣的率领之下，除灭一切魔鬼的作为，这是我们最崇高的原则，任何的政治团体，任何的国家，不能做到这些事情，而作为基督徒，在基督率领之下，祂显现出来，就是为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约翰一书》第3章第8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我们就是在基督率领之下，除灭魔鬼作为的基督精兵，我们就是完成这个任务。

反右运动

　　后来还有一个反右运动，反右运动的时候，当时宣传的是：提意见，就是不纠辫子，不打棍子，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就是这样，特别强调这一点。可是我那个时候最忙，因为我是在放射治疗科，买了很多仪器，要做试验，忙极了。但他们非得让你提意见。结果，协和两个提的意见，我的意见是肃反的问题。我说，我们不是反革命，我们是因为信仰，我们的信仰面对很多理论上的挑战，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过，但你们却把这个当作敌我问题来解决，造成了我们和党之间的鸿沟，伤害了基督徒，也就伤害了特别是王明道先生，他跟蒋介石两回事啊。

　　那时候匈牙利事件发生了，王明道先生好心犯错误，他一辈子研究圣经，从来没有研究过政治，所以说他说的很多话和政治上相反。你们看他是反动的，他是为信仰的缘故，不是为政治，不是为反对共产党的统治而说这些话，不能相提并论。这是我头一个被封右派的原因。第一个为反革命分子王明道翻案，第二个就是为我们坚持信仰高于一切，所以这一切，就成了定罪的原因。

　　我看了很多大字报以后，觉得有各种意见，各式各样。结果弟兄姊妹说，大家提着这些意见，就完全把党当成对立面，我说不是这样，我就写了个劝架的大字报。我觉得我写得很好，但是圣灵拦阻我，不许写，我说我写的很好，我觉得我那些词儿，登《人民日报》都可以，非写不行。但是，主不许写，圣灵有拦阻，但是我非得要写。为什么呢？因为我特别想彰显自己，我想，你们不要看我们基督徒跟傻瓜似的，我们也会看问题。结果写出来，有好多同学去看。弟兄姊妹要签字，我就不许签，我说：因为圣灵不让我写，我就非写，将来非出事不行。我知道这件事情，还是写了。结果协和头一批右派，就是在上面签字的人，我就带头，成了右派，全校一千多人批判我。

　　还有一个倒霉的事情，我把250CC的白开水送到一个抗美援朝英雄的静脉注射的瓶子里去，哎呀，差点把我急死了。因为那时一种学说，现在落后了，就是赛理学说（Siliy theory） ，我们就要看看实际实验，教授做论文，我来负责，先倒500CC，还要倒250CC，那个护士就告诉我：「那是我给一个小孩子倒了250CC以后剩的，别浪费给它倒了。」我说真的呀，可是我看上面没标签啊，都是我自己倒的，我知道了，没问题，就倒进去了。之后突然病人就发高烧了，我说这一点没问题，就这么一个水的问题。我这么说，因为我看见一个刚从传染病院实习回来的一个女同学，她喝的水就放在上头。协和的规矩很厉害，不能带的东西，不能放上面，所以放上面的，大家都不怀疑。可她随便放，那是不行的，绝对不行。结果院长就一趟趟找我，说到底是谁，我说是这么个情况，他就去调查，那个护士很主动的说，……。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再把所有的教师都请来，调查我对病人的处理，我该处理我处理，处理完了，他们一看，处理不错，就放过我了。

　　所以啊，就是这样，一件事情碰着一件事情，倒霉加倒霉，所以立时让我离开，我就隔离起来，等候分配，右派，艰苦劳动。头一批还比较舒服，以后越来越苦。我们那个主任还把我找去了说，「你走了我真舍不得，但是没有办法，我们是不留犯错误的人，你以后出去好好改造吧」。所以我就走了，系里根本没法进去，所以就拿了一个月29块钱，拿了五年，当中经历很多很多痛苦的事情，感谢主，就是这29块钱，让我得了非常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