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基督徒会堂被掳

　　八月七日夜，北京基督徒会堂经历了一次大变动。住在那里的传道人和信徒全部被捕入狱，北京市公安人员进驻其中，成为那里的主人。平常进出的侧门紧紧关闭，不许信徒们进去，只有临街的大门，聚会时还照常开放。到了这个时候，教会已经名存实亡，基督徒会堂被掳了。

　　公安人员进驻以后，大会堂朝后院的一排玻璃窗，全部用牛皮纸糊得严严的，不许人往里面窥探。政府公安人员在里面进行彻底的搜查，甚至连小会堂后面男女厕所的水泥地都敲开，还把抽水马桶也挖出来检查，唯恐里面藏有枪枝弹药，或是谍报装置，结果一无所获。不过他们也发现了一些东西，虽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却也与王先生的声誉有关。他们在小会堂楼上的办公室里发现一双小箱子，箱子没有上锁，里面有好几万块钱。这笔钱是生懿新姐妹的叔叔汇到王先生的《灵食季刊》银行帐户上，为他儿子和女儿读书用的。王先生把这笔钱取出来以后交给生姐妹，她就放在一个小箱子里，搁在小会堂的楼上了。此外在王先生的《灵食季刊》银行帐户上还有过一个大笔款项的进出，这笔钱是东北任振方老先生去兰州做生意赚的，汇到那个银行帐户上，预备在北京买房子的。这两笔钱被发现以后，就传出话来说，王明道有大笔存款。以致后来杨绍唐牧师还在《天风》周刊上发表谈话说：

　　「以往我对于王明道也是很钦佩的，……但，现在从被揭发的材料来看，他反对新中国，反对人民政府的法令和措施，即使在生活方面，也并非诚实无伪。他曾对信徒们讲到他自己的生活是靠着信心的，银行内没有存款，但，现在知道他存的钱竟有数万元之多。」这些话王先生后来看见了，心里非常难过，因为连老朋友也不相信他，反而相信那些揭发和控诉的材料。公安人员驻扎在基督徒会堂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个期间，王先生私人装的电话他们照样打，王先生订的报纸杂志他们照样看，费用则是从各处寄给王先生的汇款中支付。他们把这些都花光了，还宣扬他有大笔存款，他感到很委屈。

　　八月八日一早，王先生被捕的消息就传开了。尤一波弟兄原订八日上午在南河沿协和礼堂与黄少府、史昌林两位弟兄会面，讨论有关当年夏季学生灵修会的事。他到了那里，见没有人，就在里面等。过不多时，住在协和礼堂后院的学生会辅导员寇淑珍姐妹进来了，对他说：

　　「昨夜王先生被捕了。」

　　「有这事吗？」尤问。

　　「是的。」

　　这时尤弟兄发现原傅作义将军的参谋长黎应福先生（他原是公安部的地下工作者）在那里，坐在礼拜堂的一个角落里读经祷告。他立刻警惕起来，随即离开那里往史家胡同去。到了会堂一看，前后门都关了，他就去灯市口高老太太家。她见到他，就把她从女儿王洁泉太太（住在基督徒会堂旁边）那里听来的消息告诉了他，劝他不要再到会堂去；并说李殿安弟兄到会堂去，被公安人员盘问了好半天才放出来。尤弟兄离开高老太太家，又去麻线胡同董姐那里。董姐对他说：

　　「我们祷告吧！现在牧人被击打，羊群都分散了。」

　　他们一同祷告，然后他就出来。一出来，发现后面有人跟着他。这人三十来岁，挎着一个菜篮，像是卖糖果的。他回忆起好几次他上陈以和弟兄家去时，都遇见这个人在门口站着。那天他一出来，又看见他，知道自己被盯上了。于是骑上自行车，哪儿也不去了，直奔回家。

　　回到家里，他对妻子说：「我恐怕回不来了。你若是找不到我，就上李老先生家里去问。」随后他把一本圣经和牙刷、牙膏、肥皂等放在书包里就走了。他先到李再生先生家，然后他们分头通知西城的一些弟兄姐妹，到演乐胡同李老先生家会齐，再一同到会堂去开礼拜一晚上的祷告会，迫切为王先生祷告。

　　天下着飘泼大雨，大家都是打着伞去的。到了会堂门口，看见路面上的水已经没过了大门的台阶。大门开着，里面的电灯通明，也不知是谁开的，他们都进去了。

　　那天晚上参加祷告会的有几十个人，有的并不是基督徒会堂的信徒。李再生先生主领聚会，他站起来说：

　　「今天我们要祷告，因为我们所信的是神。神不许可的事，绝对临不到我们，神既许可临到我们，我们只有祷告我们的主，没有任何可说的。我要求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要相信祂，别的都不要。神的仆人被捕了，那是神所许可的，我们今天所当做的就是祷告。」

　　祷告完了，李先生说：「我们最好派一个代表去问问，他们究竟为什么逮捕王先生？」于是选出尤一波弟兄为代表，陈以和弟兄愿意和他同去，他们二人就从前门出去，绕到后院的侧门去敲门，一位公安人员开了门，问他们：

　　「什么事？」

　　「到底王明道被捕是为什么缘故？」尤弟兄问，「他犯的什么法？你得跟我们说说。」

　　「你还不知道？」那个公安人员狠狠地反问他。「你们该知道，我们逮捕他就是因为他搞反革命活动。」

　　「什么反革命活动？」

　　那人没有回答，反而问他说：「你跟他什么关系？」

　　「我们就是这个教会的信徒，他是我们的传道人啊！」尤弟兄理直气壮地说。

　　「你甭问，你们还不知道吗？」

　　「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才来问的，」尤弟兄说，「我是弟兄姐妹们派为代表来问你们的。」

　　门里面有一个人对跟他讲话的那人说：「甭理他！甭理他！」说着就把那人拉进去，把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他们回到大会堂，雨一直在下，聚会的人都陆续散去，最后就剩下了他们二人和章纪勇、施亚军两位弟兄了，他们准备在那里过夜。过了一会儿，大约十点多钟，一个穿便衣的进来看了看，见他们在那里说话就走了。又过一会儿，一部吉普车载着两个警察开到大会堂门口，他们走进来问：

　　「你们在这里干吗？」

　　「我们聚会。」

　　「聚什么会？」

　　「我们为王明道先生祷告。」

　　「来，来，来！我是干面胡同派出所的。这里属这个派出所，你们几个都来。」

　　他们都去了。一到派出所，他们就被分开了，一人一个房间单独问话，叫他们交代问题，讲过去都干过什么。尤弟兄说：

　　「我没干什么，我是来北京上学的。……」

　　「还有呢！怎么不交代？」

　　「没有了。」

　　「你不老实！」

　　「你问我的历史问题，我都说了。」

　　「你若是抗拒，就要从严。」

　　过了一会儿，听见外面有吉普车响的声音，逮捕证送来了。一个走进来，把他和陈以和从南屋带到北屋，向他们宣布逮捕。他们签了字，戴上手铐，就被推上吉普车，送到草岚子胡同看守所去了。章纪勇和施亚军没有被捕，章交给群众管制。

　　八月九日，天津市的安梦华先生去北京看望王先生。他不知道北京所发生的事，下了火车就迳去基督徒会堂。一敲门，公安人员问他：

　　「你找谁呀？」

　　「我找王明道先生。」

　　「进来吧！」他们开了门让他进去，他一进去就给扣起来了。押了几天，后来把他解到天津去，判刑十年。

　　王先生的被捕深深刺痛了孩童的心。隔壁六岁的小惠仁，从小就常跟爸爸妈妈到会堂去玩，听王大爷给他们讲故事。当他知道大爷被捕，再也看不见大爷了，就站在他们家门外的小胡同口，对着会堂哭。他大声地哭，哭得很伤心，一连哭了好几天，谁也劝不住他。

　　北京教会的圣徒王善堂老大夫在王先生被捕前曾许过愿：「王先生若是被捕的话，我们一块儿去，因为我们都一样。」王先生被捕后，他未能实现自己的诺言，就决心留起胡子来，并说：「王明道什么时候放出来，我什么时候再刮脸。」这是羊和牧人生命上的联系。

　　王先生很欣赏天津的元宵，每逢他去天津的时候，甄品道先生都要请他吃元宵。有时甄先生到北京来，也带些元宵来，大家一起吃。自从王先生进监，甄先生就再也不吃元宵了。有朋友请他吃，他说：「谢谢你，我不吃。我吃了心里难受。」

　　一九五五年王先生被捕后甄先生第一次去北京时，火车一拐过东便门，列车员就报告说：「各位旅客请注意，再过一段时间就到了伟大的首都北京了，很快你们就可以到家里跟你们的亲人团聚了。」听到这话，他的眼泪夺眶而出：「家没有了，我上哪儿去啊？从前每次下了火车，就直奔会堂去，因为那是我的家。现在呢？……」他禁不住泪如泉涌。

　　从天真烂漫的孩子的哭声，到白发苍苍的老人的决心，我们看到了群羊对牧人的深厚情谊。神仆人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八月十日（礼拜三）的晚上，基督徒会堂唯一没有被捕的传道人杨润民先生去找李再生先生。到了房门口，把他喊出去，在院子里偷偷的对他说：

　　「今天我来有点事跟你说，明天早晨八点钟，你跟我到宗教事务处去一趟。」

　　「为什么宗教事务处找我呀？」李先生不解地问，「我既不是基督徒会堂的传道人，又不是基督徒会堂的执事，我是一个普通的信徒，我不去。」

　　「处长让你陪我一块儿去。」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你告诉他，我既不是基督徒会堂的传道人，又不是基督徒会堂的执事，我不去，如果处长一定要我去，我告诉你，让他把小汽车开来。」李先生在八日晚主领那次祷告会的事可能给处长晓得了。杨是宗教事务处安排的王明道继承人，所以叫他来找李先生。既被拒绝，他只好走了。

　　八月十四日，王先生被捕后的第一个主日，人来的还是不少，大会堂里全坐满了。人们骑的脚踏车原来都放在会堂的后院里，现在后院进不去了，只好放在大门外。李再生先生和王宝方弟兄两人在门口看车。

　　那天杨润民先生上台了，他报告说：「上个星期天，王明道先生夫妇都被捕了。」话音刚落，全场大部分的人都哭了，有的人忍不住，就跑到东边的小胡同里放声大哭。大会堂朝着后院的一排窗户糊着牛皮纸，在阳光的照射下，人们能从里面看见公安人员的身影。他们在从牛皮纸的隙缝往里边看，想看看都有些什么人来聚会。

　　那天杨先生的讲题是：《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引的圣经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对于这天的讲道，大家反应不一。有人觉得还挺得安慰，有人听他讲「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认为他的意思是：你们信王明道，也当信我杨润民。

　　散会以后，秩序都乱了，各人走各人的。不少人流着眼泪离去。从那以后，许多人都不来了。

　　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

第二十二章　一个投案请求逮捕的人

　　八月八日晚上的祷告会完了以后，李再生先生回到家里，他的太太对他说：

　　「人家都进去了，你怎么还在外面呆着呀！」

　　「这个我没有办法。我想不在外头呆着，也进不去呀！」

　　从此她就老跟他叨唠：「你看，人家都进去了，就你在外头装蒜。你怕什么呀？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在家里眯着。」

　　李先生说：「好，那我就进去。」然后对小儿子说，「今天晚上我也不给你做饭了，咱们爷俩到『沙锅居』吃一顿，吃完了你回家，爸爸上派出所去，就不回来了。」

　　那天是派出所冯所长接待他。所长说：

　　「你有什么事？」

　　「我们北京市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听说吗？」李先生说，「王明道被捕了！王明道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也是什么样的。我就不等了，自己来了，你们看着把我安排安排吧！」

　　「好！」所长说，「李再生，你真是主动啊！我告诉你，我们认为你是爱国的基督徒。你要让我们安排你也可以，你得承认你诬蔑宪法。宪法上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嘛，如果你承认你诬蔑宪法，那我们今天就可以安排你。」

　　「那个我不承认。」

　　「不承认，你就回去吧！」

　　八月十三日（礼拜六），他妻子的工作单位北大医学院派人来问他：

　　「你李再生究竟跟王明道是个什么关系？」

　　「就是信仰关系！」他说，「除了这个关系以外，什么别的关系也没有。」

　　第二天是星期天，上午他去做礼拜，晚上就被捕了。人家来逮捕他的时候，他心里不知从哪儿来的那股乐，总是乐。把他押上汽车他乐，把他拉到草岚子胡同看守所他还是乐。他们训斥他：「你严肃点！」他控制不住自己，就是乐，而且乐个不停。最后他们对他说：「去！蹲在那个旮旯，脸冲墙！」他就蹲在那里。这时他才想起来人所说的「蹲监狱」，原来一进监狱，就得先蹲着，这倒怪逗乐儿的。过了一些时候，他们看他不笑了，这才喊他：「起来！」然后摘下他的手铐，把他送到丁监去。

　　夜里他睡不着觉，躺在床上想：「这倒怪有意思的。这会我就到家了，这就行了。」他们说他调皮，其实不是调皮，他这个人的性情就是这样。譬如说，人家不许犯人趴在监号门上从小窗口往外看，他不自觉地就去看，一看，外边的警卫就喊：「下来，站着！」罚他脸冲墙站着。为这样的事他挨过好几次罚。

　　监号里的组长问梁立志的事：

　　「你知道梁立志枪毙了？」

　　「知道。」

　　「他怎么被枪毙了？」

　　「因为他信耶稣呗！」

　　「他是特务。」

　　「他那会儿是特务，后来不干了。上国民党党部送钥匙，还是我给送去的。」

　　那个组长听了就不说什么了。后来他心情稍微舒畅些，就想：「你们这群人能跟我相比？我是因为信耶稣进来的，我没有犯罪。」

　　在审讯室，审讯员问他说：

　　「你反对三自爱国运动？」

　　「我反对。」

　　「你知道反对三自爱国运动是什么罪吗？」

　　「反对三自爱国运动，有什么罪？」

　　「没罪？反对三自爱国运动就是反革命！」

　　反对三自爱国运动就是反革命，就是犯罪。这是审讯员亲口说的，是他亲耳听见，亲身经历的。监号里的组长也是这样说，并且拿出圣经来念给他听：「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

　　「你说得对呀！」李先生说，「但是有一件事，就是违背我的信仰我不干。」他们很生气，但也无话可说。

　　李先生没有念过多少书，说起话来就像个大老粗。但他是粗中有细，细中有粗。抗战时期，他在冀东是个大商人，开很多的店，也很有钱。他就用他的店铺掩护共产党的地下党，也用钱支持他们，因此他是一个对党有功的人。后来他信了主，把生意都收拾掉，来到北京，认识了王明道先生，从此就在他面前受教。李先生烧得一手好菜，常到会堂去，住在那里给王先生烧饭。解放后人家叫他出来做官，主不许，他就甘心在会堂里做些卑微的事，他是最接近王先生的人之一。

　　犯人每次提审时，都有一个解放军在后面跟着。他们对他很客气，因为他身体不好，所以允许他慢慢地走。他回到监号里就说：

　　「嗳，我这个甜爸爸啊，越养越娇。现在你看，我出去怕狗咬了我，后头还跟着一个背盒子炮的。」

　　他们听了就斥责他：「你怎么这样诬蔑政府呀！」可他们并没有对他怎么样，因为他实在没有什么犯罪之可言。

　　吃饭的时候，他要闭上眼睛谢恩，他们不许，他就绝食。过了两天，管理员来跟他说：

　　「这个不行，你不能违反制度。该吃饭就得吃饭，有问题解决问题。关于谢饭 这个问题，不闭眼睛不是照样可以谢吗？何必非搞形式主义不可呢？」从这时候起，他就睁着眼睛谢饭。

　　审讯员审讯犯人，总是动不动就拍桌子、瞪眼睛：「枪毙你！」他也不害怕。他向主说：「主啊，是的。材料就是这么多，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要枪毙就枪毙吧！」

　　有一天监号里的犯人逼着他骂共产党，并说不骂共产党不是真坦白。逼紧了，他就跟他们发火：「我在外边或许会骂共产党，到了里边还来骂共产党？你们是这样，我可不是这样。你们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这时他把他跟地下党的关系拿出来，当然他们要向上反映了。后来被他救过的那个地下党员到监狱去，隔着窗子看他，看清楚了，证明是他，政府就准备释放他。

　　八月三十一日晚上，就是他入监刚半个多月的时候，他们就想释放他，叫他出去给政府作见证，讲政府的宽大政策。他非常清楚他们的意思，但他不肯，因为他想出去还不如死在里面的好。

　　他原是一个有肺病的人，入监后又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说死就能死。他们把他调到肺病人的监号去，那里有两间屋子，住六个人，床铺也不用叠，成天就那么靠在床上，倒顶舒服的，而且吃病号饭，不吃窝窝头。连家里送的荤菜、沙锅，都准许端进去。就这样他在里边呆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第二年七月初，管理员喊他到办公室去说：

　　「你准备准备，今天下午放你回家。」当时他里面有一个意思：「神不让我出去，我出不去。」他不知道这是圣灵告诉他的，回到监房，就跟没事一样，果然那天下午没有放他出去。到了中旬，管理员又把他找了去，问他说：

　　「上次说放你出去，没有放你，你有什么想法？」

　　「我没有什么想法。」他说，「我在这里多呆一天，必有一天的好处。」

　　「上次我们手续没办好，把事情耽误了。今天下午放你出去。」

　　「好！」他就回监号了。里面还是那个意思：「神不让我出去，我还是出不去。」果然那天还是没有放他出去。

　　到了下旬，他有个想法：「我要是在七月廿五日出去，那多好啊！」七月廿五日是王明道先生的生日，是个纪念日。有了这个意思以后，他就盼着这天出去。到了那天，从早晨等到下午三点半，一点儿消息也没有。他想：「算了，没指望了。」到了四点来钟，当啷一声门打开了：

　　「李再生，收拾东西！」他还以为要调号呢，管理员又叮嘱了一句，「把东西都收拾好，不要遗漏什么啊！」他把东西收拾了一个大包袱，往肩上一背，就出了监房。到了办公室，他们给他理发，还用刀子刮脸。管理员说：

　　「嗨，李再生，你胖了，你知道吗？」

　　「那，咋不胖啊？」他说，「不胖，对不起政府嘛！我一天到晚尽吃好的，吃了没事干，那，还能不胖？」

　　「好了，」管理员说，「你总算不错，胖子，你回去吧！」

　　「那我就谢谢了。」他说完了，背起包袱就走。出了大门，他放声歌唱：「昔日所唱诗歌我愿仍高唱，荣耀归神，哈利路亚！……」一边走，一边唱，一直唱到北大医院门口，雇了个三轮车，把他拉到家里。

　　一到家里，就倒土扫街，什么活儿都干。一个姓李的街坊对他说：

　　「我坐了三个月的监，回来躺了半年。你坐了一年的监，回来若无其事。」

　　「那怎么说呢？」他说，「我再想找这样的好事都没有了：吃饭不花饭钱，住店不花店钱，还有公费医疗。你们哪，真是想不开。跟你说实在的，我还没呆够呢！」

　　回来以后，事情倒是不胜其烦。今天来个电话，找他去问问这个；明天又来电话，找他去问问那个。有一天他嫌烦了，把小包一背，就上监狱去了。到了门口，他就想要进去，门警拦住他说：

　　「你干什么？」

　　「我要回来，在里头呆着啊！」他说，「我在外头呆着不如在里头轻省。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这儿一趟那儿一趟，叫我干这干那，我没工夫，我不干。」

　　老管理员出来说：「嗳，现在你没条件了。」

　　「不行，我没呆够，我要回来。」

　　从那以后，再没有人来找他的麻烦了。